跨国企业如果在“非G7”国家或地区享受低于15%的企业税率,美国政府有权向该企业追缴其中差额。因此,最可能落入追税境地的跨国企业大致有两种:一是至今仍将利润配置于境外避税天堂,如以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等地作为企业总部的跨国企业;二是在中国内地、东南亚设厂投资,在当地享受大幅税收优惠的跨国企业。它们也可能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法令通过后,被要求补缴至国际标准。如果要继续吸引这些跨国企业在中国内地投资,可能需要考虑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br>笔者认为,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跨国企业可以利用业务调整来避免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实施。根据G7如今所言,设定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只针对边际利润10%以上的盈利。以电商巨头亚马逊为例。亚马逊一向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将利润再投资以壮大市场占有率。它在2020年的利润率仅为6.3%,低于征税门槛。亚马逊过去20年的扩张及股价走势,已经证明投资者也接受这种将发展置于盈利之上的经营模式。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严格限制,中国内地、香港地区的跨国企业未来或可调整业务,将亏钱的业务与盈利的分支做对冲,以避免达到边际利润超过10%。<br>第二种做法是,中国内地、香港地区的跨国企业可以把资金用于科研,或者收购亏损但有发展前景的中小型公司,类似微软收购Nuance那样,既可以扩大公司规模,也会少交一些税。跨国企业如果有这种做法,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税务部门未来可能出现税收减少的情况,这值得关注。(作者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近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在意大利威尼斯闭幕,并发布公报称,G20财长与央行行长已就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框架达成历史性协议,支持跨国企业利润重新分配、设置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等措施,并呼吁更多国家未来加入磋商。<br>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际税收体系改革的核心是设立全球最低公司税率,主要但不限于是企业所得税税率,达到避免国家税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税收流失。从全球视野上看,这项政策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质是有利于发达国家、贸易进出口大国、大宗商品生产国,可以有效保证这些国家的基本税收利益和产业竞争优势。<br>此前,在经合组织(OECD)协调下,就该国际税收框架改革正式形成了双支柱方案,并已得到132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支持。OECD预计,通过双支柱国际税收改革框架,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利润的征税权将转移至市场辖区。与此同时,如果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不低于15%,全球每年将新增约1500亿美元税收。<br>张依群认为,从对我国企业的影响看是有利有弊。利在于实行最低公司税率相等于变相减税,可以促进企业加快升级发展,提高技术水平和内生发展动力。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水平、效益质量、综合竞争力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将会促进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内需经济发展,我国在国际税收上的话语权会得到进一步提高。<br>“弊在于我国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承受的税收压力可能会增大,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税收收入结构将会出现较大调整,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和企业利润空间将会被税收所代替,部分行业产品出口会受到抑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转型阶段,技术型的高端产业发展步伐正在加快,依托技术优势的企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设立最低公司税率对我国未来发展总体看是有益的。”张依群分析。<br>普华永道亚太区转让定价服务主管合伙人原遵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建议企业尽早开展现有商业模式下,全球税制改革方案对集团税负的评估。对于‘走出去’企业在建立全球架构时,要充分考虑双支柱的潜在影响。对于双支柱的分析不应仅停留在税务层面,还需从全球运营架构的角度进行持续且动态变化的分析与研讨。尤其是对于那些‘走出去’较早且发展较好的企业、以及采用大量跨境关联服务费和特许权使用费安排的企业,更需要尽早评估相关影响。”<br>原遵华表示,中国企业还应加强对国别报告申报内容质量的把控,重点分析国别数据中呈现出的所得税方面的风险指标。很多“走出去”的跨国企业已经或即将在国内或最终控股企业所在地申报国别报告。建议企业借助这一过程对于集团所得税相关的风险指标及双支柱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并进行必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