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农民战争的推动,迫使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统治者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此外还与政治的革新、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对外政策等因素有关。<br><img><br><h2>主要原因</h2><br>1、隋亡的鉴戒使唐太宗善于体察民情,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明智地实行舒缓刑罚、宽政安民、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日趋安定、生产逐渐恢复。<br>2、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欲使治国方略顺利地进行,关键在于广招贤才,知人善任,因而用人不论资历出身,不计亲疏恩怨,凡有治国安邦之术,都委以重任。<br>3、唐太宗还能居安思危,时时以长治久安为念。他经常鼓励臣下敢言直谏,指出皇帝的过错,自己也能虚心纳谏,勇于改过。<br>4、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常为后人称道:他既重视加强国防,平息边患,又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与边地少数民族来往交流,和平相处。<br>比如他接受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和亲要求,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往吐蕃,增进了汉蕃两族的友谊,在历史上传为佳话。他对各族俊才一视同仁,都予以信任重用。太宗的真诚相待,使边地各族纷纷归附,结果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成就了唐文化的繁荣与恢弘,也促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日臻巩固。
董卓专权时,大肆残害百姓,人民创造歌谣《董逃》和《千里草》。《千里草》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卓’字拆开),不得生。”这些民谣使独夫民贼万分恐惧,董卓为了禁绝民谣的流传,杀死数千人。<br>历代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则更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隋末农民起义时,起义军对隋王朝发布的征讨檄文历数了专制统治者的十大罪状。“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68]指斥统治者的罪恶罄竹难书。<br>方朝晖说到“选择”的问题,似乎当时的人们有自由选择良好政体的权利。这显然是以现代人的观念安插在古人身上。在专制君主的严酷统治下,人民连自身命运都由统治者操纵,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选择。况且,选择也需要有可供选择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选择是基于对古代社会多种政体的分析,孟德斯鸠的研究对象则更为广泛。而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对内封闭、对外排斥的状态,当然不可能了解世界上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体、截然不同的可能。<br>人民对专制统治的服从只是出于无奈,因为他们无力对抗这个庞大的暴力机器。另外,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也是迫使人民顺从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代的“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被统治者当作牛马一样地奴役,人民也被看作是牲口。《管子》中有《牧民篇》,又在《七法篇》中明确指出:“养人如养六畜。”《汉书?食货志》中说:“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淮南子?览冥篇》:“牧民者,犹畜兽也。”值得注意的是,民自己也认同这种低下、屈辱的地位。西汉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文学”多次提到“畜民”和“牧民”,“畜民”就是将百姓当作牲畜一样地养,“牧民”指统治、管理百姓就像牧人饲养和驱使牲畜。西汉富民卜式也曾以他养羊的经验为例,对汉武帝大讲“牧民之道”。[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