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即身份权,其客体是亲属间的身份利益;物权的客体是物以及法律规定作为物权客体的权利;债权的客体是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作品、专利、商标等智慧成果;继承权的客体是遗产;而人格权的客体与这些民事权利所保护的民事利益都不同,而是人格利益。这是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相异的根本所在,因而才形成了不同的民事权利类型,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并列在一起,构成了民法的全部内容。 正因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而不是人格,因而对人格权除了要在《宪法》中规定以外,还必须在民法中予以规定;正因为人格权的客体人格利益的属性是民事利益,与其他民事权利具有质的同一性,因而应当与其他民事权利构成统一的民事权利的类型体系,都应当在民法分则中予以规范;正因为作为人格权的客体是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而不是其他民事利益,与其他民事权利类型所保护的民事利益又具有质的差别性,因而在民法分则中应当与其他民事权利类型一样,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独立的人格权编。如果将人格权的客体认定为人格,或者在此问题上模糊了人格与人格利益的区别,就会做出相反的判断,得出学者所说的“不靠谱的说法”。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原创作品拒绝任何形式删改,看法新闻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权利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种社会阶段中,社会生产与交往方式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道德共同体”及其价值信念体系,人们达成了尊重与保护他人合法利益的契约,根据这种承诺与契约,人们认为所有人拥有了某些特定的权利;对生活于这种信念传统中的人来说,权利是不证自明、毋庸置疑的,以至于被认为是“来源于人类的直觉”;在西方社会的宗教传统中,权利被认为“是神送给人的礼物”,因而极大地提升了权利所具有的不可侵犯的崇高感。因此,当四种不同解释融人同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叙事话语时,就会发现对权利根据的各种解释并不是真正对立的,而是从不同角度看到了权利之本质与起源的不同侧面;而且不容质疑的是,它们都以人作为权利的主体,以人类社会作为权利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