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也把自己要回国的打算告诉了导师约里奥。听了学生的要求,身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约里奥满意地说:“要是我,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钱三强又去向约里奥的夫人话别。约里奥-居里夫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俩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吧!”导师的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 原子能反应堆。<br>命运多舛,终迎来科学春天<br>1978年3月1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述。大会闭幕式上,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 《科学的春天》。<br>那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等几乎所有的著名科学家都出席了。<br>然而他们同时代的一些人却未能挺过“十年浩劫”。赵九章是和钱学森同一批的清华大学留学生,1935年他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菲克尔。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机构。赵九章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对现实,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就叫:自杀!<br>姚桐斌亦是第三代海归的杰出代表,却也是“两弹一星”功臣中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科学家,时年仅46岁。他和赵九章被批斗致死后,周恩来要军管会开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名单报上去后,周恩来说:“名单上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所以,钱学森每每忆及此事,都情不自禁地说:“如果没有周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段谈话引自国防科工委的《双星辉映 伉俪情深 钱学森和夫人的故事》)<br>1983年,在小平同志亲自批示下,钱伟长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格罗斯曼与爱因斯坦(图源:ETH-Bibliothek Zürich/Bildarchiv)<br>在这里我们看到伟大科学家们在自己的学识尚未完美时的奋斗经验,锲而不舍的精神。从沃森和爱因斯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点:<br>1. 年轻人要有充实的基础知识。一但碰到重要问题时,能有足够的工具来解决它。即使工具不够,也懂得找合适的学者合作。 克里克是沃森的合作者,格罗斯曼是爱因斯坦的合作者。他们的知识是互补的。<br>2. 做学问要有热情,有了热情才能够专注。重要的成果往往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才能够完成。<br>3. 找到正确的方向,做重要的问题。决定后便勇往直前,义无反顾。<br>这三件事情可以说是显而易见,但真正实行时,却不见得人人能够做到,这是什么原因呢?<br>我们逐点来讨论。<br>一、所谓充实的基本知识是多方面的。以本人为例,我是研究几何的。年轻时喜欢数学的严谨性,从数理逻辑中看到数学的真和美,虽然我并没有研究这门学问,我却知道它在何处发挥作用。但是我本人没有掌握到数理逻辑的基本技巧,即使我从前斯坦福的同事保罗·寇恩(Paul Cohen)和现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休·伍丁(Hugh Woodin)都是伟大的数理逻辑学者,我欣赏他们的工作,自己却始终是一个门外汉,没有办法去做这方面有意义的硏究工作。<br>本世纪人类的知识突飞猛进,跨学科的知识更是如此。事实上,大部分创新的科学都是透过不同学科的融合,擦出火花来完成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数学家,一个叫赫尔曼·魏尔(Hermann Weyl),另一个叫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他们学富五车,在不同的领域上都有伟大的贡献,我的导师陈省身的工作主要受益于 Weil,Weil 在世时,有一次和我闲谈,就指出任何一个伟大学者,必须精通两门以上的学问。<br>(左)赫尔曼·魏尔(图源:wikipedia)(右)安德烈·韦伊(图源:IAS)<br>很多人都同意这看法,但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有能力融合不同学科的学者,其能力和知识水平都要跟这些不同学科的专家相若,即使在某方面的知识跟不上,他也能理解问题的困难所在,找合适的专家求教,正如沃森找到克里克和爱因斯坦找到格罗斯曼帮忙一样。当然,满足这些条件的科学家实在不多。<br>中国有不少专家只注重科学的应用,而不愿意在基本科学下功夫,这是十分肤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