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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时候,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洋务新政确实给中衰的清朝注入了一股活力,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洋务新政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路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愿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愿意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因而洋务新政在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也潜伏着深刻危机。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孙中山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书李鸿章,提出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br>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文本看,孙中山那时确实没有超越洋务新政的思想框架,他虽然意识到了洋务新政可能蕴涵着相当问题,但并不清晰问题的性质。然而经过北上拜谒李鸿章受挫,孙中山逐渐明朗了中国问题之所在。<br>孙中山在这次北上中,确实没有见到李鸿章,李鸿章确实在忙于中日战争的排兵布局,因为根据时间推算,孙中山来的时间有点不太巧,大约半个月后,中日两国就在朝鲜半岛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李鸿章就是中国军方最主要的负责人。不过,李鸿章的门下对孙中山好像并没有过于冷淡,根据相关史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人不止一次与孙中山见面,对于孙中山请求要办的事情,也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予以办妥,由罗丰禄代孙中山向总理衙门领取了一本以农桑会的名义出国考察农业的护照。孙中山离开天津的时候,公平地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br>离开天津后,孙中山和他的好友陆皓东一路观光考察经北京,至武汉,然后顺流而下到上海,从那里漂洋过海至檀香山。他此行目的,就是考察农业。<br>还在国内的时候,孙中山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中日战争的真实情形并不清楚。根据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记述,浙江农村到了1900年也就是甲午战争五六年之后还以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小日本受到了大清国的严厉打击。孙中山在国内大约也应该是这样的认识,这是环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