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那么多废话,终于可以总结了。纵观上述内容(“一口通商”、“行商制度”、“关于其他的限制性措施”),我们发现它们都还是有那个目的(我就不废话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可以为了舍弃掉经济利益而追求自身统治利益,又体现出为了统治利益而消极地去阻绝中外人民的接触,这种本质上的特点不正好是“闭关锁国”吗?<br>关于闭关锁国政策的时间始末:<br>鄙人认为闭关锁国政策的起始时间不应是一个固定时间,不仅仅是难以靠政策内容去进行判断,也是难以通过政策的性质去进行判断。因为我们始终能看到清朝的对外政策是变化的,而用单一的“闭关锁国”一词去判断就很有问题。不过嘛,我们还是能清楚一个大概的时间:始于乾隆(18世纪)终于1842年。<br>关于海禁与闭关锁国的区别:<br>海禁政策虽然同闭关锁国政策一样都有相同的根本目的: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br>但是他们在政策内容、性质、实行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br>①在内容上,海禁政策只是关于海事的限制性政策,是单一对海上贸易而言的。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关于海上贸易,还有关于陆路贸易、传教与科技等方面的限制性措施,可以说闭关锁国包含有海禁。<br>②在性质上,明朝和清朝前期的海禁都没有像后来的闭关锁国那样,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舍弃经济利益,最大化地去限制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的直接接触。闭关锁国政策体现出对中外人民的更大限制。<br>③在实行上,海禁政策具有一种不连续性,时断时接。闭关锁国政策则体现出一种更长的持续,特别是从康雍禁教、乾隆限定西洋商人只许在广州贸易可以看出。而且,闭关锁国政策打出了一套组合拳。<br>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已不同于之前的海禁政策了,它显得更具有“限制性”,更加地稳定持续,且在更多方面表现出来。从本质上来看,此时的清政府已放弃自身的海上贸易利益和政治实力的长远发展,采取一种消极保守地防御措施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置经济利益于不顾。这种极具限制性的对外政策,是从海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船新版本。<br>结束了吗?<br>其实我一直觉得把“闭关锁国”一词套用在清朝身上是不合适的,因为从词意来看就本身不对,我们就只能采取另外一种词意去进行解释或看待。<br>以下给出一些说明:<br>从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具体内容来看,其本身并没有“闭关”或“开放”等名称的政策。如果将“海禁”等同于“闭关”,正如吴建雍所指出的,就会
紫禁城内的斗争与宣战　编辑　本条目　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1900年5月30日,赵舒翘、何乃莹上奏清廷,建议招抚义和团:“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29]进入6月之后,义和团拆毁铁路、焚烧车站、攻击教堂、杀死教民、威胁在华外国人生命安全,局势越来越危急。虽然张之洞、刘坤一及其他主和派大臣频繁提醒,一味姑息拳民不加剿灭必然导致列强以保护传教士为由而出兵中国,虽然慈禧也知道不剿办义和团意味着严重的国际介入,但她仍坚持之前对义和团的怀柔政策。[65][66]　6月4日,奏请招抚义和团的何乃莹由顺天府尹升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29]。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反对戊戌变法、力主废黜光绪帝、主张招抚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50]。　6月6日,慈禧召集大臣讨论清廷的政策,“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67]恽毓鼎在6月6日记载:“五月初十日,知太后圣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68]同日,清廷颁布上谕说:“饬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29]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一决定让外国公使格外不安。　6月14日,刚毅上奏:　义和团其幼稚者,年不过十岁上下。奴才在马上讯其练拳意欲何为?供称原为保护身家。讯其聚众欲作何事?供称近被教民欺压,是以集团报复。但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肝心。凡此之类,闻直隶、山东各州县,无处无之,蚩蚩之众,诛不胜诛。因聂士成派队在高碑店驻扎,拳民等误为洋兵,遂相抗拒,经该军饬人晓谕,该民等跪迎,聂军出其不意,轰毙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结仇甚深。该军进剿,殊形孟浪。[69]6月16日,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刚回京不久的刚毅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6月18日,庚子被祸五大臣之一的袁昶奏折说:　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兹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