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战场:国共争夺的主要战场。国军原打算派到东北8个军,一度去了7个,28万。其中有国军最精锐的远征军新一军、新六军,但后来又派了2个军,共9个军,超过原来计划一个军。共产党也派出了自己的精锐部队,共产党原来还打算叶飞,杨勇,陈赓三个纵队去东北,但后来没有去成,最终去了11.6 万部队。因此,共产党实际比原计划少派了3个纵队到东北,而国军比原来多派了一个军到东北。国军与解放军的兵力对比大约为3比1 [17] 。中原战场:国共双方的主要战场之一,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开始大约有兵力30万,国民党中原集团虽然不断变化,但基本力量是白崇禧集团和蒋介石嫡系。早期是郑州绥靖公署(15个整编师)和武汉行营(8个师),但这些国军大部分并没有参战。他们主要是对付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另一部分加入华北与徐向前斗,一部分曾经加入华东,中后期形成了白崇禧集团。由于这个战场大,敌人的机动力量少,杂牌多,部队战斗力不强,刘邓在早期占了一些便宜,但中期由于挺进大别山,国军从华东调集部队,集中33个旅对付刘邓,中野吃了大亏,力量消耗严重。由于二野三野一直避免与广西军作战,白崇禧集团的核心战斗力基本保存完好,靠刘邓的力量是不能战胜白崇禧集团的,中原白崇禧集团的覆灭最终主要是靠四野南下 [17-18] 。
"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br>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br>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用心既狠且辣。<br>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基础的增进:<br>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