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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作家王鲁彦和他的故乡作者：王殊来源：《文化交流》2011年第03期

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组织编辑的《王鲁彦文集》（五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了王鲁彦的大部分作品，这是这位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乡土文学作家去世60多年后，作品首次得到较为完整的整理出版。

他的一生留下了11部短篇小说集，1部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4部散文集，还用世界语翻译了11部外国文学作品，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柚子》、中篇小说《乡下》、长篇小说《野火》等。

在王鲁彦的作品中，他以朴实而冷隽的笔触，描绘出那个时代浙东农村的社会生活画卷，饱含着对社会矛盾的焦虑和对人民的同情。王鲁彦富于个性的乡土写实，赢得了鲁迅、茅盾等“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肯定，鲁迅称他为“乡土文学的作家”，茅盾专门写了《王鲁彦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称其为“乡土写实流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

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主办，宁波市文联和北仑区委、区政府承办的“王鲁彦作品研讨会”在王鲁彦的家乡北仑举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王鲁彦先生的子女等数十人济济一堂，共同缅怀和纪念这位乡土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

一

三个月前，我于出差途中顺路经过王鲁彦的故乡。在这个名叫大碶的浙东小镇下车时，小镇的车水马龙让我恍若隔世。沿路商铺林立，喧嚣叫卖之声不绝于耳。等我辗转找到镇文化馆时，不禁眼前一亮。这是一幢崭新的民族风格的小楼，它似乎远远隔开了那些无孔不入的商业气息。镇文化馆的老虞热情引我到鲁彦纪念室。这里陈列着鲁彦的著作、纪念集以及一些珍贵的照片。纪念室的内侧，便是文化馆附属的图书室。到这里来借书的人们，匆匆走过作家王鲁彦的展览架，也许还会瞥一眼新创作的鲁彦石膏小像。这其间又有多少人能够真切地了解这位故乡的作家，并了解鲁彦笔下那些对故乡眷恋缠绵的文字？

大碶并不仅仅只有商业的繁华。老虞跟我介绍说，这幢文化馆的房子，就是一位侨胞捐资修建的。而鲁彦就读的小学，也是由当年的乡绅集资而成。说话间，我们便坐一位大碶乡人的黄包车来到了王隘村委会。这是当年“一本学堂”的所在此。虽敝旧破败，却依然可辨主体建筑的原貌。沉静安详，仿佛还散发着当年的乡土味。

一路前往鲁彦的出生地杨家桥村，一样地商铺林立，已经分不清是城镇还是乡村。我们三转四转，眼前是一顶旧式的古桥，桥下的小河水已经很浅，在杨家桥村，老虞经过询问才得知，1902年，王鲁彦就出生在这个村子的一户店员家庭。他原名锡成，又名衡，鲁彦是他的笔名。后来他成了著名作家，王鲁彦也就成了他的姓名。鲁彦父母移居到前新屋“德馨堂”居住。1933年，鲁彦父亲病故之后，一家人全都离开了故乡。故园遂被荒废。如今，故居原址上建有一幢三层小楼。小巷如迷宫般曲折离奇，无数的历史重叠掩映。

正在鲁彦故居旧址感慨不已的当儿，老虞已经问得，鲁彦的侄子王明岳家就住在后面。我们欣然前往。王明岳家是一所旧式大宅院。午后的阳光斜斜照在老人的脸上，他用浓重的乡音回忆起与堂叔唯一的一次会面。那是鲁彦最后一次回到家乡。王明岳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只知道这位曾在北大读书的叔叔不但喜欢读书，自己也写过不少书。王明岳并不知道，正是这次的回乡小住，看到乡村的衰颓破败，和掩藏在这残破之下的反抗因子，鲁彦才起了创作长篇三部曲的念头。这就是《野火》《春草》与《疾风》，因在抗战的烽火中，三部曲中唯一完稿的《野火》后来改名为《愤怒的乡村》出版，这是鲁彦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

二

乡土是一种文学的根系。

1917年，15岁的少年鲁彦随父到上海，入三菱洋行当小伙计。那时宁波人在上海讨生活的，为数不少，号称宁波帮。当年鲁彦走的应当就是水路，跨过杭州湾，便到了华洋杂处的大上海。从杨家桥到王隘的小学校，鲁彦一路走到了现代大都市。

循着父辈的道路，王锡成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商人。然而，1919年底，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王锡成给他一心向往的北大工读互助团写了一封信。信中热切地要求：“能容许他入团，来过那理想的快乐的生活。”收到工读互助团的复信后，王锡成立刻决然北上。

“理想的快乐的生活”其实相当艰苦，他在北大门口摆饭摊，替北大学生洗衣以维持生活，一面还坚持到北京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只有在听鲁迅文学课程的日子里，才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因为他是那样敬仰鲁迅。1926年冬，上海北新书店与开明书店先后出版了他的处女集《柚子》和译作《犹太小说集》。在《柚子》中收有11个短篇，颇受文坛注意，鲁迅后来从集子中选了《灯》和《柚子》两篇，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在“序言”中指出：“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

1928年，鲁彦由人间书屋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黄金》。在该书出版前，《黄金》单篇在《小说月报》首发不久，茅盾写了《王鲁彦论》，对鲁彦近年的创作热情地作了肯定，认为“《黄金》思想技术都好，在现代文坛上似乎尚不多见”。

30年代，鲁彦发表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一阶段是鲁彦创作的旺盛时期。

三

鲁彦夫人覃英是这样忆念鲁彦的：“我原来在长沙女师读书，但鲁彦来女师任教时我已在毕业班，所以并不认识。我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捕，出狱后在长沙呆不下去，就到南京中央大学读中文系，这时才同鲁彦相识。鲁彦从南京出走到上海时，便相约到上海，在上海结婚。”

“这样，我们就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一条弄堂里赁屋住了下来。很巧，丁玲和胡也频是我们的邻居，大家很快熟了起来。他们当时正在办《红黑》杂志。接着，我们又同巴金、沈从文等文化人陆续结识。在上海这一阶段，我一度到刘海粟办的艺术学校学习音乐，鲁彦还是笔耕度日。鲁彦这时的作品，思想更加冷峻深刻，艺术手法也渐趋成熟，这当然使人高兴。但是，贫穷仍然紧紧追随着我们。”

1930年秋，由于生活所迫，鲁彦从上海到了厦门。经巴金介绍，鲁彦为华侨办的厦门《民众日报》编副刊，同时在厦大兼课，教授中国文学。

次年，又飘泊到泉州。鲁彦在泉州中学教书，覃英在华南女中教书。当时泉州聚集了不少文化人，如巴金、翻译家丽尼，还有一些朝鲜革命者。

覃英还回忆起在上海时，鲁彦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她说：“鲁彦一直十分敬仰鲁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鲁迅是他的导师，鲁彦许多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意境明显受了鲁迅的影响。鲁迅病重时，鲁彦曾去探望。鲁彦沉痛悼念鲁迅的文章，发表在《中流》上，题为《活在人类的心里》。”

抗战时期，鲁彦先后到长沙、武汉，与郭沫若、廖沫沙等一起为抗日救国奔走工作。1942年开始，他在桂林创办了大型刊物《文艺杂志》，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使杂志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在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

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鲁彦受尽折磨，一家老小啼饥号寒，使其病情急剧加重，1944年8月20日逝于桂林医院。

鲁彦病逝时，日军已开始进攻桂林，桂林文协早已疏散。但为料理鲁彦后事，他们又冒着危险重聚桂林。邵荃麟、曾敏之、端木蕻良、司马文森等四出奔走，在报上刊登讣告，撰写悼文，发起募捐，求助遗孤。经过一番努力，文艺界的同志终于在那年8月底的战火中为鲁彦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欧阳予倩主持，参加者有200多人，邵荃麟代表全国文协致悼词。桂林文协同人在《悼鲁彦先生》一文中称赞鲁彦“不仅是一位清醒的作家，而且还是一名不懈的战士”。会后，桂林文协在七星岩买下墓地一方，为鲁彦营葬，墓碑上刻着：“作家王鲁彦之墓。”那浅葬的坟墓，背山面田，环境清幽。

据覃英说，“得知鲁彦病逝，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十分关注，亲自发来唁电，安慰家属，叮嘱要‘善抚遗孤’，并请冯雪峰同志转送我们抚恤费伪法币1万元。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安排要都匀、昆明、贵阳等地负责护送文化人的执行站把我们接往重庆。周恩来同志对一个作家的家属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时隔几十年，我仍怀着深深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