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ex:458	《红楼梦》	从《红楼梦》探析清旗人女性出阁前后的家庭地位
从《红楼梦》探析清旗人女性出阁前后的家庭地位作者：王雅维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20期

摘要：《红楼梦》（1）是一部以八旗贵族家庭为原型的作品，其中体现出了清旗人女性出阁前后的家庭地位的不同，即未字姑娘为尊，已婚媳妇地位低下。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既与八旗组织严格的婚嫁制度有关，也与满洲古老的买卖婚及劳役婚等风俗有关。

关键词：《红楼梦》;旗人女性;家庭地位

一部《红楼梦》，不仅道尽了曹雪芹的“辛酸泪”，也创造了一门学问——红学。它涉及曹学、版本学以及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整体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部分还是一种“内化”研究，即仅就“红学”谈“红学”，这样对真正读懂《红楼梦》是存在局限性的。实际上，作为一部完成于清朝统治下的作品，“红学”的研究离不开“满学”，周汝昌先生早有如此论断：“不懂满学，即看不懂《红楼梦》”（2），可以说这为红学与满学的交叉研究开辟了道路，但从大的学术环境或知识分子群体的认知来看，《红楼梦》中的满学因素仍旧被忽视，而它被默认为一部汉文经典小说的传统记忆根深蒂固。也正因此，笔者在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有颇多不解之处。本文欲在弄清《红楼梦》的创作背景的情况下，通过分析清代女性出阁前后的家庭地位的不同，试窥探当时女性群体的一角。

一、《红楼梦》的创作背景

一部作品，除了反映作者个人的生命历程外，还与他所生存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所以谈《红楼梦》的创作背景，自然是两个层面的。

其一是曹雪芹家世生平，曹雪芹的祖先曹世选任官于沈阳，归附后金后，其旗籍随着清初的数次换旗不断变化，最终定于正白旗下，成为内务府皇属包衣，长期接触满洲的文化风俗。康熙二年（1663），曹玺首任江南织造，至雍正五年（1727）曹頫被抄家败落，曹家在江南祖孙三代先后共历六十余年，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使得江南浓厚的汉文化氛围对曹氏家族的文化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曹家成为满汉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曹家被抄之后，全家迁回北京时曹雪芹尚年幼，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红楼梦》亦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其二是时代背景。《红楼梦》问世于十八世纪中叶，时清朝已久，文化建构相对稳定，满汉文化交融。清朝立国的一个根本性制度是八旗制度，入关后，八旗兵以驻扎京师为主，在北京有各自的镇守与居住区域，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旗人为中心的聚居区，进而形成了其特殊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圈。它使得清入关之前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但并不意味着满汉文化的绝对隔离，圈内外的碰撞与交融缓慢的进行着，产生了独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北京旗人文化。

北京旗人文化以八旗贵族生活为主要内容，八旗贵族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首先，他们掌握着最为重要的权力，同时爵位可世袭。再者，清初的圈地中，满洲贵族分拨了大量的庄园土地，成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政治上的特权与经济上的优待使得八旗贵族有条件去追求一种高雅而有闲的文化生活，它既包含满洲文化如狩猎活动等，也兼具汉文化的特色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等。从《红楼梦》宁荣二府的发迹与世爵、经济来源以及生活中的点滴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其重点书写对象贾府就是八旗贵族家庭的一个缩影。

二、《红楼梦》中所体现的旗人女性的家庭地位

《红楼梦》既是一部以八旗贵族家庭为原型的作品，而且记述的女子不计其数，由此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旗人女性问题，本文选取旗人女性出阁前后家庭地位的不同作为探讨对象。

在第三回中，林黛玉初进贾府，晚间吃饭时有这样一段描写：“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左第二，惜春坐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3）”

这样的描写并非孤例，第四十四回又有类似的场景：“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姊妹三个人一桌，刘姥姥傍着贾母一桌。（4）”而凤姐、李纨两人在旁侍奉，等众人吃罢后，“这里收拾过残桌，又放了一桌。刘姥姥看着李纨与凤姐儿对坐着吃饭，叹道：‘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5）”

此二例均为用餐之时的描写，恰好体现了旗人三类女性的家庭地位，即以贾母、王夫人为代表的婆婆，以黛玉、宝钗、迎春等为代表的未出阁的姑娘及以王熙凤、李纨为代表的儿媳。据《清稗类钞》记载：“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位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匝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6），这段话将清代旗人女性的三种角色的家庭地位生动的描述出来，即婆婆地位最高，未出阁的小姑地位次之，而儿媳只能站在一旁侍奉，待大家吃过之后方能进食，这也就是刘姥姥口中所说的“礼出大家”。

旗人未字姑娘，无论是“女儿”的身份还是“小姑”的身份，在娘家都会受到父母兄嫂格外宠爱和尊重，她们不用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也没有繁冗的礼节规范约束，生活轻松无忧无虑，正如大观园中的各位姑娘。而儿媳则不然，她们不仅要端庄恭谨，恪守礼节家规，而且要进行繁重的家务劳作，谨小慎微地侍奉公婆。凤姐便是如此，表面看起来是贾府的“顶梁柱”，手握当家大权，然而那实际上不过是作为儿媳妇应当操持的本分，她的体面不是权力所给予的，而是事事办的周全。当稍有差池，便尽失人心，甚至连丫头都控制不了，第一一〇回写道：“凤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气，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处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气;要和王夫人说，怎奈邢夫人挑唆。这些丫头们见邢夫人等不助着凤姐的威风，更加作践起他来。”（7）这段描写将旗人儿媳在婆家的处境地位描写的淋漓尽致。

那么清代旗人女性出阁前后在家庭中的地位为何会如此悬殊呢？首先，这应与八旗组织严格控制女子婚嫁的做法有关。在清朝前期的百余年间，八旗女子必须要参加每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而被选中“記名”的女子，日后有可能被指配给亲王阿哥做福晋，甚至成为皇帝的妃子，因此，姑娘的婚嫁是与家族命运休戚相关的，在未出阁之前便备受宠爱与尊重。其次，满洲古老的婚姻习俗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买卖婚、劳役婚等古老的婚俗使得姑娘在出嫁时可以给娘家带来厚重的娉礼;相反，婆家娶媳则使家中耗资巨大，这或许是姑娘在娘家受尊宠而出嫁后到婆家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8）最后，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女性一身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婆家度过的，她们始终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

三、结语

《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具有虚构的一面，但终究抹不去它的时代印记，我们在虚实之间捕捉着曹雪芹生存的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试图探索历史的多重面貌。抛开对《红楼梦》的传统认知，将其置于满汉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我们会看到一部不一样的《红楼梦》，看到那个时代很细致的东西。

注释：

本文所用《红楼梦》为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发行的，其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秋月定本）》（简称庚辰本）。

周汝昌：《满学与红学》，《满族研究》，1992年第1期。

（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46、47页。

（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535页。

（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536页。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2212页。

（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1481页。

李晶：《清代满族女性家庭地位特点的人类学阐释》，《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