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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治反对派的起起伏伏

作者：那传林来源：《世界知识》2015年第07期

2015年2月27日，曾经在叶利钦时代担任俄罗斯副总理（1997年3月17日至1998年8月28日）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被杀害。作为俄罗斯政治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涅姆佐夫的突然离去让人们在2011年～2012年俄罗斯国内抗议示威高潮退去后再次关注俄罗斯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反对派现状。

没有执政党，但却有“政权党”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分为体制内反对派和体制外反对派，这是俄罗斯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1993年颁布的宪法第83条规定，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名，经国家杜马同意任命，而不是由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的党进行组阁。虽然俄罗斯没有执政党，但在国家杜马却存在着“政权党”——支持总统的党。1993年以来先后出现的“政权党”有“俄罗斯选择”、“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团结”党、“统一俄罗斯”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同时国家杜马中更有叶利钦总统的政治反对派——以俄罗斯共产党为首的左翼政党，以及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始终批评叶利钦私有化政策和车臣战争的“亚博卢集团”党（亦称“苹果”党）。20世纪90年代是政治反对派最活跃的时期，杜马中的多数是体制内的政治反对派。

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为了打造新的国家杜马格局以对抗体制内的政治反对派——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2001年7月12日，支持普京政策的中派“团结和祖国”政党联盟产生，之后跨地区运动“全俄罗斯”又加入其中，并于2001年12月1日成功地合并为

“全俄罗斯统一和祖国”党，即“统一俄罗斯”党。在2003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成为第一大党，至此杜马中的多数不再是政治反对派。2007年，“统一俄罗斯”党更是在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超过2/3的315席，“政权党”成了“优势党”，一党独大。体制内的政治反对派俄罗斯共产党只获得了57个席位，而“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自2003年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后因没有达到所需票数而未能进入国家杜马，从而被排除在体制外。

体制外的反对派：共同反对普京

200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说明，普京2000年执政以来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战略选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固有的经济结构问题，受到包括政治反对派在内的各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指责。

体制外的政治反对派出现在普京2000年就任总统之后。其来源复杂，政见不一。既有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前世界棋王卡斯帕罗夫、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前总理卡西亚诺夫、2000年～2005年担任普京总统经济顾问的伊拉里奥诺夫，也有民主主义者克雷洛夫、社会民主主义者古德科夫和左翼人士乌达利佐夫，包括既是新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律师纳瓦利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团结”运动领导人雅辛。除了共同反对普京，这些不同政治理念的反对派之间并没有相同的政治纲领和方针。他们认为，普京2000年上台后采取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改变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已不再拥有叶利钦时代政治上的自由，原有的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模式已经改变。

这些体制外的反对派既可以粗略地分为激进的反对派（左翼人士、民族主义者）和温和的反对派（自由主义者），也可以按照他们对普京的态度进一步细分：

1.“影响”派：代表人物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克谢尼亚·索布恰克、记者帕尔霍缅科、社会活动家卡茨等人。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在不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对普京施加影响，寻求纠错，推行地方自治。他们最大的目标是以现有的精英取代普京。部分商界精英和自由主义媒体支持他们。

2.“革命”派：代表人物是纳瓦利内等人。他们认为与普京互动或参与选举毫无意义，倾向于不惜以任何方式、甚至暴力方式彻底改变现状和执政者。部分商界精英支持他们。

3.“圆桌会议”派：代表人物是卡斯帕罗夫、雅辛、涅姆佐夫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他们主张采取波兰社会变迁的“圆桌会议”方式，逐渐过渡到议会制共和制，确保激进市场改革与和平的宪政改革。他们认为普京完全逆转了叶利钦时期的改革措施。

4.“修正”派：代表人物是左翼人士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支持议会制共和制的想法，致力于对叶利钦时期的改革进行修正，认为普京继续了叶利钦的改革但有偏差。强烈支持加入到集会中去，以敦促现政权做出改变。

5.“实践”派：代表人物是环保运动领导人奇里科娃等人。他们希望普京能够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发展人权、改革地方选举方式。

为了共同反对普京，体制外的政治反对派2008年开始走向联合，12月13日成立了“团结”运动。除了卡斯帕罗夫、雅辛等著名反对派人士，今年2月遇刺的涅姆佐夫当时也是“团结”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团结”运动提出了被视为俄罗斯体制外政治反对派政治纲领的四个目标：俄罗斯政治生活“去普京化”，强调人民权利，与贪污腐败犯罪行为做斗争，提倡生活的欧洲标准。12月21日，“团结”运动举行了第一次反对普京的游行活动。2010年3月10日，“团结”运动还拟就了《普京应该下台》的请愿书，并征集俄罗斯民众的签名。

“团结”运动在俄罗斯经济危机、反对“统一俄罗斯”党的腐败以及2011年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反对舞弊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壮大，公开表达政见，甚至举行游行示威，打出“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等口号，反对普京的“政治垄断”、“威权模式”和“权力固化”，号召民众走上街头并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支持诚实的选举”集会。同时，无法进入国家杜马的各种政治反对派以此为契机再次进行联合，协调抗议行动并同当局展开对话，2012年10月通过选举组成“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在当选的45名委员会成员中，纳瓦利内得票最多。

普京的积极应对

面对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挑战和巨大压力，为了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2012年3月再次当选总统后，普京首先对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内容包括：

1.修改《政党法》中对注册政党的最低人数限制。2012年4月2日，俄罗斯关于简化政党注册手续的新《政党法》生效。该法特别规定从2013年1月1日起，政党注册的最低人数从4万人减少到500人。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的政党从2011年底的7个增长到2015年2月5日的77个。

2.恢复国家杜马的混合选举制。2014年2月14日，国家杜马最终审议通过了新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将原来只有党派参加的比例制选举制度恢复为多数—比例相结合的混合制选举制度，从而为小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选并进而使其所在政党进入国家杜马敞开了大门。

3.普京还在俄罗斯地方领导人选举中建立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2012年4月25日国家杜马通过了直选州长的法律。政党制度和地方领导人选举制度改革后，截至2015年3月15日，83个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中已有10名无党派人士，一名共产党人，一名自由民主党人。

其次，普京针对体制外的政治反对派可能得到的西方支持，在2012年7月20日签署修改后的《非政府组织法》。根据该法，接收海外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将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接受海外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需主动向俄司法部申请列入特别名

单，并在出版物和网络媒体上特别注明。这些组织必须一年两次提交活动情况报告，并接受年度财务审计。此类组织如违反法律，将被处以30万至100万卢布的行政罚款。违反刑法者最高可被监禁四年。部分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指责该法压制“民主”，表示将联合抵制。但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2/3的俄罗斯公民支持这一最初由“统一俄罗斯”党议员提出的法案。2012年6月，普京又签署了颇有争议的《集会法》，大大提高了针对游行、集会过程中违规现象的处罚力度。7月13日，国家杜马三读通过恢复刑法中诽谤罪条款的修订案：大大提高了对传播虚假信息、损害他人名誉和尊严、诽谤他人行为的罚款力度，罚款额高达50万～500万卢布。

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普京把体制外的政治反对派纳入既定的政治体制内，让他们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政治活动，事实上削弱了体制外政治反对派的影响，巩固了先前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成果，保持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政治反对派的前景

虽然今天的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数量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仍然会在体制内外存在并发挥作用。

首先，体制内的政治反对派——俄罗斯共产党将在国家杜马中长期存在，支持它的不仅是赞同俄共观点的人，还有不喜欢“政权党”的人，如“公正俄罗斯”党从先前的“政权党”和普京的支持者转变为反对者。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共产党的席位从2007年的57席跃升为92席，“公正俄罗斯”党现有席位64席，而“亚博卢集团”党和右翼力量联盟已经连续三次没有能够通过选举进入国家杜马，如果它们不能在2016年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席位，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从国家杜马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削弱政治反对派的力量。

其次，乌克兰危机爆发特别是受到欧美制裁后，虽然体制外政治反对派继续活动，但俄罗斯宪法已经确立了宪政制度的基石，体制外政治反对派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的政治格局与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

第三，俄罗斯已经有了基本的政治文明，执政者不会强力打压反对派，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政权党”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政治反对派，那么政治反对派就一定会在“政权党”内部产生，这对克里姆林宫才是更大的威胁。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