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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住房待遇高低评说作者：刘慧勇来源：《西部论丛》2009年第07期

早就存在的我国公务员住房待遇问题，近日被业内专家郑重提出(参见5月27日《经济参考报》)，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这是一件好事。如能认真对待，深入研究，则有望推进我国住房体制改革，让包括低层公务员在内的广大民众，都得到实惠。

与“国民待遇”相比，公务员住房属于特种职业的专项待遇

在剖析公务员住房是否享受超国民待遇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国民待遇的标准；否则，无以衡量超或不超。实事求是地说，国民待遇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应有的”。

现实的国民待遇，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讲到经济层面，则十分复杂，不仅城乡有差别，工农不一致，各行各业相差悬殊，即使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如今也已千差万别，难寻统一标准。具体说到住房，古今中外仅发现针对少数行业与特定人群、按行政级别提出的面积标准，因而实际上并不存在广泛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国民住房待遇。

至于应有的国民待遇，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按现有生产力水平，用21世纪的眼光看，在大中城市公共场所安装饮水龙头、普遍为城乡中小学生开通免费校车等，都属于应有的国民待遇。具体到住房领域，尽管国民待遇一词未必贴切，譬如说“农民住房待遇”，听起来会让人觉得怪怪的，但与“应有”二字相符的“宜居、环保、节能”标准，则确有必要明确提出。

公务员住房，可以讲待遇，但这属于特种职业的专项待遇，专项待遇往往需要区分等级。既然划分等级，其性质便不属于国民待遇，因为国民是不应该被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公务员住房待遇的标准，首先应当宜居，其次还应当考虑国家形象与社会示范作用，既不可过高，也不宜偏低。在和谐社会中，民众会以父老情怀看待公务员整体，既不允许他们挥霍浪费，又不愿见他们居住简陋，矮化国家形象，挫抑民族志气。国人观察思考此问题，需要睁大双眼，敞开胸襟，高瞻远瞩，理性战胜情绪。公务员现有住房待遇有高有低

从职位高低、收入多少和住房面积大小等方面综合衡量，我国公务员并非无差别整体，而是可以划分为高低不等的多个层次。即使单纯考察住房待遇一项，不同地方、不同机关、不同层次的公务员之间，差别也十分明显。不加区分，笼统评说公务员住房是否享受超国民待遇，难免脱离现实，有失公允。

不可否认，除了个别官员贪污受贿高档住房(不能算作待遇)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地方或部门领导，通过各种不正当途径与手段，程度不同地为本单位公务员小团体谋求了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住房待遇。但这毕竟是少数，估计充其量不超四成，因为多数单位负责人都不会为小团体而犯大错误。

事实上，绝大多数近年刚人机关的年轻公务员，如果仅用自己每月所得货币房贴，即使升到科长、处长，也很难租到宜居住房。不少年轻公务员的确已经贷款买房了，但其中多数人的首付款，是靠父母帮助，或是向亲朋暂借的。基于上述事实应当说，我国未获福利分房公务员们的国民待遇，实际上是由各级财政与父母亲朋共同提供的。

在未获福利分房的公务员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农村。父母辛勤耕耘、节衣缩食，供他们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历经层层考试当上公务员，紧接着的燃眉之急，就是要为他们筹款买房。从这个角度说，已免农业税的中国农民，正在为国家公务员住房能够享受国民待遇，心甘情愿地默默特殊贡献着。福利分租单位房，是是非非对半开

业内专家严肃提醒国人高度警惕公务员住房超国民待遇，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针对如下事实：“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或明或暗的‘福利分房’正在卷土重来”。

“福利分房”的基本含义，特指我国过去曾经长期实行的“福利租房”，不是讲产权房买卖价格的贵与贱。1998年年底全面推开的住房货币化改革，明确否定这种住房实物福利，原则上禁止住房租赁，只许买卖。十年过去了，如今卷土重来的，显然并非原来意义上的“福利分房”，而是其新形势下的变种。

福利原本不是贬义词，如果前边不加超、后面无主义，倒也不坏。和谐社会不能没有福利，关键在度，力求适当。现在看来，在—定范围内。福利租房，大有必要，彻底否定，弊端甚多。既然已经明确市区政府有义务为本辖区的低收入居民提供廉租房，那么，比照此理，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用人单位也就有责任为低收入职工提供福利性廉租房。

进一步说，由于住房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必要劳动价值内理应包含房租，政府非但不该禁止用人单位向其雇员提供住房实物保障，反而应当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对辖区内既不发放市场化货币房租、又不给职工提供廉租房的用人单位问责。

为防止一些单位多分房，而禁止所有单位提供住房实物保障，如同防止一些单位多分钱而禁止所有单位发放货币工资一样，都是因噎废食的办法。其实，借鉴对多分钱者限薪的方法，对多分钱房者限房，也就可以了。由于钱无影、房有形，限房比限薪更容易操作。

总而言之，“福利分房”的是是非非，并未最后定论。在应不应当彻底取消、坚决禁止用人单位给职工租房的问题上，1998年实行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很可能对一半，错一半。已经过去的不必说它，如今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才能稳妥地把已被实践证明确实错了的那一半，尽快矫正过来。

宜居城市应让上班族就近居住

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城镇住房布局问题，不可忽视职工就近居住的重要性。从宜居角度说，如同住房面积一样，上下班距离远近，也是一项硬指标。就近居住不仅节约时间、减少疲劳、优化人生，而且有利交通，节省能源，减轻污染。如果能够就近居住的人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职工都疲于奔波，肯定算不上宜居城市。

当然，由于家庭成员很难都在相临单位工作，要使城市全体职工都就近居住，并不现实，但不能因此就完全忽视就近居住问题。以人为本的正确方针，应当是尽力而为，客观上能争取到多高的就近居住比率，就要尽可能争取之。相信在普及网络办公之前总有一天，会把就近居住比率列入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为提高城市宜居性，市政府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让眼前的土地收入小利。谋长远的城市优化宏图，采取优先供地、合作建房、免税购房和减免单位廉租房物业税等手段，切实鼓励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用人单位，尽可能就近向职工提供廉租房。国家为支持大中城市转变卖地筹资路径，顺利实现上述宏图，应当修改《预算-法》第28条，赋予市政府或市人大在一定比率之内的发债自主权。

为达到既鼓励职工就近租住没有个人产权的本单位廉租房，同时又促使单位廉租房适时周转的双重目的，可考虑采取大龄初次购房免税并适当降低物业税等优惠措施。如果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全城35或40岁以下上班族，大多能够就近租住本单位的廉租房，那么，不仅城市交通状况将大为改观，市民闲暇时间增多，住房保障率显著提高，追求大户型的社会风气有所遏制，恐怕连人们的房产观念也将发生微妙变化。

单位建房不解禁，垄断局面难打开

鼓励用人单位就近向职工提供廉租房，首先需要解决房源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理说，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所有用人单位，都可以通过购买、租赁和修建等途径，获得自己的廉租房房源。禁止单位建设职工住房，并非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下，不违法的事情，任何人(包括政府)都无权禁止。以一些单位可能利用职权为职工建福利房的“或许”有理由，原则禁止单位建设职工住房，很难通过正常立法程序而确定为严肃的法律。而任何规章制度，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都是不可靠的。

解除单位建房禁令，增加住房建设主体，让用人单位在租赁与购买途径之外，还可通过自建、合建与委托代建等方式获得廉租房房源，有助于打破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对房地产建设市场的联合垄断，从而大量增加住房供给总量，大幅度降低房价。这当然是垄断受益者不愿意看到，更不可能赞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