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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的衰落和君子人格的丧失作者：启程来源：《检察风云》2012年第02期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这“四维”之中，“耻”字是个重点。

小规模的、低层次的操控比赛，可以理解成是个体的贪婪与狡诈；但整体的、自上而下的对黑哨的容忍、默许甚至参与，则必然要追溯到体制的层面。呼唤社会整体的好转，归根究底，人们就必须要打起精神，从自身开始，勉力重建有尊严、有意义的精神世界。

日前著名主持人韩乔生接受中新社的采访，直言中国足球处于亚洲三流水平。他对2011年在沈阳举行的中国足球出线十周年纪念活动表达出了强烈的不屑。韩乔生认为，在世界杯赛场上从未踢进一球，这样的出线并无光彩可言。2011年12月下旬，在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国体育界第一大案、足坛“世纪审判”正在开庭，原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秘书长张建强受贿案正在审理。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金哨”裁判陆俊受贿案也正在开庭。场外围观的球迷们纷纷表示，中国足球对不起球迷。中国足球怎么了？竞技体育精神何以沦落至此？

但是也有球迷对足球领域的腐败表示出一定程度的谅解。据《时代周报》报道，2011年12月21日，等待在法院门前的一位球迷说：“整个社会都这样，又不仅仅是他们，况且，他们才受贿多少钱？昨天我刚刚看到的一个新闻，一个企业领导集体受贿4.2亿元，仅仅其中一个老总就收了2.2亿元。比他们严重得多。”这位球迷的话实在耐人寻味。中国足球的发展显然受制于社会生态的整体水平，竞技体育精神也是社会精神生态的整体结构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世纪审判”之际，忽然想起孔子的一句话：“听讼，吾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是说，听诉讼审理案件，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是让诉讼不必发生。很多新闻报道中提到：陆俊“业务过硬”，曾经意气风发；张建强“实在、仗义”，能力很强。那么，是他们慢慢堕落，一直在小心掩饰自己的罪行？还是人们的职业伦理在潜规则泛滥的大链条中已经整体败坏甚至触底，而他们其实并未严重低于道德水平的平均数？张建强的一句话，既是忏悔，也是怨辞：“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孔子说的“无讼”绝不是司法系统对触犯法纪的行为不予追究，而是在内心的源头预防犯罪，就像《大戴礼记》所说：“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信于微眇，使民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这里面有几个美好的关键词：“绝恶”、“起信”、“从善远罪”。假如生活在一个美好社会，“有道德、有规范、有制度、有制约、有监督”，这些曾经全身心热爱竞技体育的风云人物是否会有另一种命运呢？那位球迷对“整个社会”的慨叹虽无统计数据支持，却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朴素经验和沉痛观感，是否值得有识之士深自省思呢？

中国足球的长期委靡不振，深层原因众说纷纭。曾经有人将其归咎于国民体质水平的积弱。可是，“文革”结束后数十年间，公共营养条件的改善和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并未在足球运动的水准与成绩方面有直接的、对应性的体现。那么，竞技体育精神的要害究竟何在？我认为，在基本体质条件能够满足的基础上，竞技体育水平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整体心态。否则，就算一时侥幸可以在赛场上取得短暂的胜利，也终究难以持久稳定地得以发挥。体能背后更神秘也更巨大的能量是“心能”。其实，无论是足球水平的低迷，还是职业道德的沦丧，深层原因是统一的。在内心的源头，原本有强大而纯净的能量，那是对自我的珍视，对规则的敬畏，对生命力量的信任和对善良风俗的信仰。很久以前，我们曾经是善良、积极而强大的。否则中华文明也不可能创造出举世公认的成就。而当一个民族的整体“心能”水平降低，它的竞技体育水平又怎能不是自卑、猥琐甚至虚假欺骗的呢？

央视《新闻调查》中说，中国足坛的“扫黑、打假、反赌”行动是因为“假、赌、黑……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生存前提”。所谓“生存前提”就是说没有这个虚假黑暗的“前提”，这个行业就将无法存在下去。今日之世，有着一个不光彩的“生存前提”的行业肯定不止足球一种。春秋时代的中国人，就像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所言，还是“文武兼备”的。那时的“士”，擅长竞技，体能强健，心态开放，有高度的尊严和荣誉感。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射御”之学就不是文学而是不折不扣的武功。可惜，中国人本来完整而丰富的心理本体在漫长的专制政治中被摧折多年，“极左”年代的极端思潮又彻底毁灭了中国人的心理本体，在阵痛不断的社会转型期，重建心理本体是所有中国人共同面临的艰难任务。最终也只有强大的心理本体的支撑，才能拯救今日低迷的竞技体育和体育道德。

在央视的《新闻调查》中是这样评论足球“世纪审判”的：“单纯追究一个或几个（足协）副主席的行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关键在于机制和体制。”这自然就让人联想起案件被告人之一张建强的那句话：“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他的五个“没有”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规范”和“制度”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制约”和“监督”则是有生命的行为，“道德”是内在的，需要透过外在的行动把它实现出来。我同意这种“单纯追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规范”和“制度”的完成，必须要有内在的心理本体的支撑。否则，君不见南勇、谢亚龙也都曾经有过大刀阔斧推进“规范”和“制度”的长篇言论和实际行动？为什么那些言论和行动最终失败甚至成为笑柄呢？很简单，他们在镜头前仍对自己的种种受贿和操纵赛事的犯罪行为感到习以为常，他们在内心里并不觉得那些行为是可耻的，是令人不安的，是亵渎职业和伤害社会的。所以“规范”和“制度”都只是漂亮话，只是人人都说但人人都不信的说辞而已。

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这“四维”之中，“耻”字是个重点。其他“三维”不张，这个人就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人，颇有沦为禽兽的心灵痛苦。这就是春秋时代“君子”心理本体结构当中最重要的耻感。知耻不是为了具体的现实利益，也不是为了什么漫无边际的空洞说教，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和高贵。那时候，一个人受命而不能完成兑现，获得宽恕之后，他还会追求自我惩罚。为什么？就是为的保持这份高贵的人性。所以，一个“君子”的幸福不是肉体愉悦那么肤浅，否则，苟且最幸福。今天我们常常面对一个矛盾，调子唱得高，觉得没必要；调子降下来吧，又弄成这样。什么能够真正促成“无讼”的实现，让那几位足协的副主席们可以预防犯罪，不必最后走到“阶下囚”这一天？我相信，笃信人性力量的孔子“听讼”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悲悯，所以才说那样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还需要重建“君子”心理本体吗？

君子的高贵，最忌也最恨收买。被收买的高贵失去了威仪、坦荡、英雄的气概，只剩下一面用来招摇唬人的幡。赌球，只是球类体育消遣功能的一种表现，但消遣绝不是体育精神的核心内容。体育是为了展现人体的完美与生命的力量而存在，把体育当做捞钱的手段无疑是对体育精神的玷污与亵渎。小规模的、低层次的操控比赛，可以理解成是个体的贪婪与狡诈；但整体的、自上而下的对黑哨的容忍、默许甚至参与，则必然要追溯到体制的层面；那么体制上的严重漏洞与错误，又该如何解释、如何对待？监督人性中“恶”的一面，是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的重要手段，正因为有这种监督，才会有这终结中国足球混乱不堪局面的“世纪审判”。

但监督与惩戒恶，并不能建立起善。善的根扎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呼唤社会整体的好转，归根究底，人们就必须要打起精神，从自身开始，勉力重建有尊严、有意义的精神世界。在文章结尾，重新回到《大戴礼记》中那几个美好的关键词：“绝恶”、“起信”、“从善远罪”。送给今天站在审判庭上的足球裁判和体育官员们，或许为时已晚，那么就送给现在位居显位的裁判和要员，送给各界领导，送给我们自己，为了一个有未来的中国，把这些词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