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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竹枝词看上海交通的近代化作者：王富盛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03期

摘要：竹枝词是形成于我国唐朝中期的一种文学体裁，其丰富的社会风土人情内容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可补正史之不足，亦有“以诗证史”之功效。上海竹枝词有众多关于近代上海交通工具、道路建设和交通法规的转型实录，同时也反映了交通变化对上海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上海民众对西方文明的抉择过程，深度解读其史料价值，对竹枝词的研究和晚清以来上海交通变迁的探讨均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竹枝词上海交通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1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3-97-101

竹枝词是形成于中唐时期的一种文学体裁，繁盛至今，因其源于民歌且贴近生活，故有着唐中期以降历朝历代丰富的社会变迁记录，除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外，对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均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尤其对历史学而言是正史的补充，可以“以诗证史”。晚清，随着西风东渐，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窗口之一，社会巨变，交通亦因此呈现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上海竹枝词对此有诸多关注。学界目前尚未有论著对竹枝词所反映的上海交通的近代转型进行解读，实属遗憾，本文以顾炳权主编的《中华竹枝词全编（上海卷）》为研究对象，拟对此做一探究，着眼于上海交通的近代化及其对民众生活产生的影响，以期对竹枝词本身社会史史料的挖掘与近代上海交通的变迁的研究做出微小的补充，抛砖引玉。

一、交通工具的近代化

交通的变革首先体现在交通工具的革新，晚清民国时期上海交通经历了从马车等传统交通工具到汽车、电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上百年的漫长转型。马车、驴车、牛车、羊车等牲口拉车可谓传统中国人除步行之外所能具备的全部出行工具了，直至晚清民国时期仍然在民众生活中尚存。上海因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繁华起来的城市之一，光绪年问即有“风流从古属章台，沪渎繁华特地开。处处垂杨堪系马，问郎何日得归来？”的风华之颂，而清人李默庵的“香尘油壁合从容，底事驰驱振辔冲。寄语行人须仔细，车如流水马如龙”则更是对上海车水马龙繁盛社会风貌的真实写照。清代署名为“浙西惜红生”的作者在其《沪上竹枝词》里描绘到：“辘轳声里任盘旋，车马如云夕照天。漫说冶游春日好，衣香人影自年年”。反映出当时人春游时乘的还是马车，但此时的马车也因有了西方文明的渗透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西方人不但带来了新式的交通工具，对于中国本土的马车也饶有兴致，颇为奇特的新现象是西洋马车有用来出租的，用花加以装扮。“四点钟敲日影斜，千家妆就貌如花。相邀彩伴无他乐，不坐龙船坐马车”，惹得路人留足观赏。“一段洋烟插口斜，墨晶眼镜避尘沙。同游欲博如花笑，亲手拉缰坐马车”，更成了时人的一种时尚。

交通工具的初步转型始于19世纪70年代，由法国人米拉从日本引入上海的黄包车，当时的上海人又称其为洋车、东洋车、人力车。“双轮左右并安排，两柄朝前拽上街。稳坐车中篷罩首，东洋名字唤同侪”，这种车因为轻灵便捷，在当时深受上海民众喜欢，“东洋车子最轻灵，经过长亭即短亭。人坐便趋飞鸟捷，双轮迅可逐流星”。后来盛行于沪，拉黄包车的人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职业人群，搭乘者也直呼“东洋”了：“一辆轻车人力拖，街衢来往疾如梭。几方照会悬厢后，人以东洋两字呼”。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上海还曾出现过一种新式的黄包车即“脚踏黄包车”，只是“一部黄包车子前，有人双脚踏轮盘。虽然翻得新花样，但是行来没几年”。与此黄包车出现几乎的同一时期，在人力车层次阶段，上海交通工具的近代化还体现在自行车的出现，“清同治七年（1861年）11月，上海首次由欧洲运来几辆自行车”，这是自行车在上海的最初亮相。自行车又称脚踏车、自由车，其实是黄包车的改进。当时著名的编辑与作家包天笑对此有过描述：“香宾佳酿醉流霞，闲向天街踏月华。夜静人稀归去也，倩郎扶上自由车。”而且因“脚踏车而最自如，飘然来去似凌虚”，颇受女性欢迎。“群雄粥粥竞纷华，独有英雄健美夸。十里商场用武地，双双驰骋自由车”。成了一种时尚，常有两人合坐，在市中游转，“压压盈头外国花，靓妆西女面笼纱。一声铃响双轮迅，穿过人丛脚踏车”。

进一步的发展则在机动车逐渐代替了人力车，其表现则是汽车、电车与火车的慢慢普及。随着近代上海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汽车、电车始现于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租界，“昔日人惟赛马车，而今更把汽车夸。六元一点钟时短，但出风头不厌奢”。而民众对此新鲜事物难免新奇：“汽车远远有声来，吩咐途人早避开。惹得乡愚齐注目，这般机巧费疑猜”。当然对于新式的交通工具的出现，上海市民也有一个由排斥到接受和赞誉的心理抉择过程。汽车、电车刚进入上海民众生活时，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恐怖，以至于将其比作“市虎”，且看下面三首竹枝词：

汽车来往疾如风，苦煞行人在路中。

撞着身时丧性命，岂徒折骨痛无穷。

班荆道左莫延俄，此日春申市虎多。

生死关头争顷刻，电车刚过汽车过。

铁线纵横铁轨铺，几如地网与天罗。

电车初试人都怕，说是将来肇祸多。

但在进一步认知后则更多的是对现代先进文明的赞誉：“有轮无马亦飞行，机器开车制亦精。时止时弯真便捷，呼人让路气球鸣”。对于电车“人坐车中称稳便，儿童指点陆行舟”，路政总工程局还“拆毁城垣大力陈，填濠筑路一番新。电车行驶通租界，市政经营仗市民”。可见电车是受到上海民众欢迎的。

铁路最早见于上海是1876年由上海怡和洋行英商修建的淞沪铁路。随着铁路的建设，火车也在上海出现，成为了一种新的交通工具，竹枝词对此有所记录。原来上海与南京之间的路程，走陆路需要“一日两夜”，走水路则需“一日一夜”，水路旅程达八百余里，洋务派代表人物、晚清著名政治家、商人盛宣怀筹借外款修筑的沪宁铁路于1908年通车后，两地“只需半日行程”，原来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火车当日达吴淞，女伴邀游兴致浓。今日司空都见惯，沪宁来去也从容”。成了平常，大大方便了民众出行的同时，也有利于两地的经贸等方面的交流。当时上海的老百姓对于能有火车可乘还是甚为欢心的，“来往吴淞有火车，客多争坐语声哗。浓烟一路冲天起，汽笛频鸣在转叉”。

二、道路建设的近代化

近代上海市政建设的起点是路政总工程局的成立，“总工程局初成立，筑路公安次第行。最是官民能合作，沪江市政具雏形”。传统中国修路近乎纯属人力，而清末时的上海则出现了“修路机器车”，清代署名“颐安主人”的作者在其《沪江商业市景词》里描述道：“捕房修路费工程，备用机车滚地平。洒水铺沙锹戽助，砑成坚实畅人行”，有了修路机器车了，上海的马路“街衢坦荡胜瀛洲”。庚申年（1920年），上海县人李显谟主持出资修筑了沪闵南拓长途汽车公路。“汽车沪闵筑长途，创办邑人李显谟。一小时中全路达，交通便利是良图”，当时人绝口称赞。“洋场马路阔而平，南市前经仿筑成。新筑蒲滩外马路，电灯巡捕一章程”。道光丙申（1836年）进士孔继鑅也曾称赞：“波斯巧饰列奇观，百货交通市语欢。街道宽平城十面，人无土著士无官”，可见当时上海道路的宽阔，因此也可以“今朝马路皆开阔，来往何妨两面同”，难怪外地人或乡下人到了上海市区，常常出现叶仲钧在其《上海鳞爪竹枝词》里所反映的：“徘徊马路胆慌张”，进而“坐来车子团团转，毕竟仍回老地方”的窘境。此外，上海还出现了“梨木铺街”的奇观。“我闻犹大灭于英，剩有哈同做大亨。梨木铺街平且美，半条马路亨豪名”，除了租界道路有此景象之外，“南京路上地真平，马路全教木筑成。两面水门汀又阔，尽堪安步当车行”，市民商业街亦有此现象。

上海有不夜城之称始于晚清，“沪上真同不夜城，电灯争比月华明”，电灯的使用对此起着关键的作用。近世上海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来，城市道路两旁“马路高悬电气灯，车来车往去似腾”，往往于树竿置灯，通电“竿灯千盏路西东，火自能来夺化工。不必焚膏夸继晷，夜行常在明月中”、，民众的夜间出行时“棋盘街道各纵横，马路条条认最清。不怕夜游忘秉烛，汽灯如炬彻宵明”，有了路灯则不至于迷路。

道路卫生工作也是上海交通步入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传统中国社会，道路往往因马车飞过而尘土飞扬，国人道路卫生意识也欠缺。上海“车如流水马如龙，卷地黄尘扑面风。郎自南来侬北往，衣香人影太匆匆”，有时“不妨有女咏同车，双马奔驰遍水涯。怪底红颜日憔悴，疯狂扑面尽黄沙”，但自开埠通商后，法、英等租界设有工部局专管街道的洒扫等事，“局名工部创西人，告示频张劝我民。注重卫生街道洁，随时洒扫去纤尘”。为此晚清秀才辰桥感叹到：“法英租界最清新，扫净街衢信认真。好个章程工部局，马车过处洒飞尘”，每日两次，于各马路用马车载水，车后有机器，随过随洒，“飞沙漠漠日炎炎，白帕还防汗雨沾。车过忽成清净界，看他洒遍水帘纤”，可见其效果是显著的，不但“不使红尘十丈飞”，而且“路上红尘半点无”，只是“可惜中间难瞎走，马车撞到就翻身”。

近世上海还出现了专门收集、处理街道垃圾的“垃圾马车”，“街前垃圾屡盈堆，日雇工人打扫来。也是马车装载去，储船移弃远方回”，对于街道清洁而言起着重要的作用，“半车瓦砾半车灰，装罢南头又北来。此例最佳诚可法，平平王道净尘埃”，实应倡导。

三、交通法规的近代化

交通法规对晚清以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双马轮车夹小车，终朝辘轳起沙尘”马路上常常混乱不堪，沙尘漫天。随着近代文明的东来，上海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气息，对此竹枝词中有所描述，“通衢车马往来纷，难免其间冲突生。欲保安全维秩序，认明红绿两边灯”，是对现代社会红绿灯规则的介绍。对于行车速度和车载人数均有规定，不能“雷轰电掣疾流星”，因为“车行太快本违章，竭力奔驰易溜缰”；自行车则不允许载人：“人力车从马路穿，捕房注意到安全。章程拟定单人坐，倘不遵行就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