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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现代化与日本国民性变迁作者：任子扬来源：《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01期

【摘要】日本作为亚洲最早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在西方的影响下采取了强有力的现代化政策，社会与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社会现代化趋势的发展，对其国民性的形成与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作为社会变迁中的基本因素，现代制度的运行依赖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中最有价值的目标，日本独特的现代化特质塑造出其特有的国民性。从社会与人的现代性研究入手能够更清楚地审视日本近代化历程中国民性的变迁，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国民性格的重塑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人的现代化;日本;国民性形成;变迁

一、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艾利克斯·英格尔斯（AlexInkeles）对人的现代性研究中的阐述，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人的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人的现代品质的形成相应地会与其所处社会的社会制度、科技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还指出，涉及一个特定个体的行为集合构成的个人系统，取决于一个相对持久的群体共有的行为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其实，关于人的某种行为应属于个人系统还是社会系统通常很难确定，人最终的决定必定会带有一定的个人主观色彩。人的主观行为也会由其当下社会共享的社会规范所主宰。因而一个社会的变迁会给一个人的倾向、价值观念、认知能力、情感特征等方面带来改变。实践证明，当一个个体越置于现代化制度中，他的心理上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一个社会成员的塑造与培养是由社会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完成的，社会能够良性运行必然离不开人具备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知识与能力素质。所以，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教育水平的好坏对人能否完成现代性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社会的现代化有两个基本层面，即现代制度和现代人，现代人具有开放性特征，能够尊重和考虑多方意见，接纳新信息，吸收新元素，乐于接受社会变迁。而且现代人还表现出很强的时间观念，在生活中趋向目的性和计划性，重视学习专门技术，教育资源获得手段多种多样，能理性地对人和事物进行分析，从而对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持有积极态度。类似于以上现代人特性的产生是由现代制度所决定的，人在现代社会结构条件下，达到逐步适应并较好地实现人的社会化。另外，一个国家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与方向，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也会使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的现代性有所差别。

日本社会的现代化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体制转型，分别是19世纪的明治维新和20世纪的战后改革。日本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作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全面西化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维新后20多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日本社会现代化之路有其特殊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资本主义的成立背后隐藏着新教禁欲的伦理。日本并非基督教社会，但学者在研究日本历史的过程中试图找出能够取代新教的东西。另有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全心全意地工作的“勤劳哲学”诞生了资本主义劳动伦理。还有学者将极端的世俗性和个人主义放置于日本现代化内部探索后表示，尽管日本是亚洲型农耕社会，但它在受血缘和地缘的束缚上极其宽松，日本的权力腐败问题极为罕见，日本人重视国家、社会、政府胜过重视私人关系，这种现象加强了现代组织的统治力，所以建设一个新型现代、合理的官僚体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并非难事。

二战后，日本随着高速经济成长期的到来，时代变迁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变革，日本社会国民意识随之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如少子高龄化社会带来的家庭成员数减少，高学历化社会到来，第三产业人群的不断增长与全年劳动总时间的减少，全球化以及商业时代的迅猛趋势使国民生活各个层面产生变化，特别是基本价值观在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的改变尤为突显。

历史实践经验表明：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两个层面的整体变迁过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导动力，社会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所以，社会现代化归根结底还是有赖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实质是要求人的价值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日本伴随着国家的大变革，日本人的现代化转型步入正轨。而对日本人的现代化转型的讨论和认识实际上是围绕国民性问题展开的。

二、日本国民性的持续和改变

“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文化、社会心理及行为方式的特征的总和。所谓“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把人的共通本性抽取出来后剩下的东西。

早在明治初期，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出版了《文明论概略》一书，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代知识分子，提倡“脱亚入欧”。他认为日本人缺乏集体讨论进行众议的习惯，并从教育国民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揭示出日本人相互之间细腻的交往心理。他还看到当时日本权力的不平衡渗透于人际交往之中，由此他提出了存在于日本人身上阻碍社会进步的上下意识和内外意识。

日本明治时代国文学者芳贺矢一认为日本人有注重现实世界，热爱亲近大自然，乐观且自尊心强，喜爱简朴单调，细致精巧，爱好清洁，重礼节以及温和宽容等特点。芳贺对国民性的总结展示出了日本人的长处，同时，他还向自己提问国民性会如何变化，是否该变化，并将这些长处结晶后归结为武士道。

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对日本人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其著作《武士道》中他举出了义、勇、仁、礼、诚、名等武士道中包含的道德条目。关于武士道在日本人性格形成过程产生的影响中，他从社会的角度提及武士虽然摆出超然于民众的态度，但还是树立了道义的标准，并作为自己的模范来指挥民众，他认为武士道中存在对内以及对外的指导。对外是福利主义，谋求社会的安定幸福，对内是纯粹道德，强调为了道德而履行道德。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在《菊与刀》中表达出日本人存在的矛盾现象，并展示出日本社会是由年龄、性别、家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不同而组织起来的拥有上下之分的阶层制社会，还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与等级关系相结合的精神至上的各个项目，分析了日本人“重视名誉”“集团性”“恩”“义”等国民性特征的酿成。

从以上几部代表性著作可以看出，从锁国之前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关于日本人的国民性进行简单归纳后发现其主要特性有：遵循事理，强烈的荣誉感，彬彬有礼，好奇心强，存在上下身份之差，拥有集团性，形式主义强烈，缺乏自由。战后到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日本人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对待自然的态度，等级化的人际关系，直观式理解和他律性。将二战前后的不同时期主要特性进行对比，集团性，形式主义和缺乏自由从其本质上来看是他律性，而等级化的人际关系与他律性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人特性。

通过观察，时代变迁并未使日本人的核心特性有所改变，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文明开化的思想潮流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氛围，极大地影响了国民性人格的形成。日本政府的决策也使得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变迁。于是，不变的部分成为了核心，广义的文化整体得以持续，从而与文化相协调的人的特性才得以延续。

经历过二战洗礼的日本，制定了新宪法，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蓬勃高涨，一切制度的重建对其国民性格的改变有所作用，国家产生变化也取决于当时整个国家所谓民主主义的全新理念，人们在这种理念下，各在其位，各尽其分。并且在家族主义和共同体意识下衍生出了“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念。而理解其国民性中强大的名誉感也是解释这一行为的关键所在。

三、结语

研究日本近代化以来国民性的变迁，离不开对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探索，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迅猛，特别是在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日本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确立了个体的归属所在，个体通过履行义务，进而明确了属于自己的社会权利，因此，社会的现代化便成为了一种人人都在构建的个体的现代化。并且，个体归属感的确立不仅仅是某种现实的实体存在，更是一种情感归属的依托。立足于“集团主义”，日本国民在意识层面逐渐形成了“自由与平等”的观念，这也折射到其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