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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喜福会》看华裔家庭的文化困境作者：辜佳丽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27期

摘要：通过对《喜福会》中华裔家庭“植入”欧美文化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进行话语分析，展现基督教与儒教传统观念之间的话语冲突，从而揭示中美两种异质文化话语间潜在的分歧。西方话语聚焦于外在于家庭的东西，那就等于打破了中国传统话语的封闭性，追求一个运动的过程；而中国传统话语则力图维持家庭的封闭性，以一种威权的话语方式来维持一种静止。中国传统话语的核心是家庭观，也是教育观与婚姻观的统摄与总结。作品中的中西话语冲突令家庭成员的言行与思维都因冲突而震撼人心。

关键词：话语冲突；话语分析；异质文明；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辜佳丽（1992-），女，汉族，籍贯：四川成都，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方向：当代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2

在20世纪70年代，话语分析为各种不同流派的教诲提供了一个竞技之所，包括欧洲大陆的文本语言学，英国、澳大利的功能语言学和系统语言学，美国认知语言学，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本身就是交叉学科的符号学和认知科学等。这些学科的交汇迫使我们从多种角度去思考话语，譬如语言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文学的、历史学的、意识形态的角度等。如此一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进行话语分析，也是当今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领域。从中西文明的异质性角度来分析英语世界中的华裔家庭的话语冲突，通过一个充满张力、冲突、矛盾的话语集合，来表现话语的内在作用和力量结构。

作为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TheJoyLuckClub）一发表，便大获成功，曾联续八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喜福会》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描绘了中西文化话语的强烈冲突。本文从话语冲突的新角度，探讨《喜福会》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小说描写了四位母亲抛却国难家仇，离开战火纷飞的旧中国，来到美国建立新的家庭以及和他们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女儿们的教育、婚姻、家庭等问题。相比与某些以小说文本语言、情节故事和人物性格为探讨对象的研究，我们认为这无疑是忽略了这两代人背后的异质文明话语的冲突问题。简单的将两代人的家庭观对立起来研究，结果会是：某一强势文明湮没另一弱势文明从而造成单向阐发，亦或是简单的比附。因此，我们需要在一个带着中国传统观念的且“植入1”了鲜明的美国文化特色的特殊话语冲突语境下研究这两种异质文明话语的冲击，进而深化这两套文化话语之间的了解，促进文化间的整合。

读完《喜福会》，我们最为直接感觉应当是对小说中四对母女彼此之间强烈的话语冲突，作者无论是从文本语言或是情节安排上，无处不体现母女之间令人震撼的言语的碰撞与思维的激荡。正如小说第一篇章中“中秋之夜”的母亲映映·圣克莱尔所说，“我真想对她说：我们彼此失散了，她和我，我们互相间见不到、听不到，互不了解。2”这句话实则形象的描写出了中美文化间明显的异质性，表达的是母亲对家庭中两种不同文明冲突的无奈与困惑。

小说中母女两代人的冲突在宏观上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婚姻观念，在微观上则体现在话语言说风格上。又或者说，我们认为话语冲突不仅仅是在语言和谈话层面上，语言和谈话的冲突只是话语冲突的外在形式，而这一冲突的实质则是两种异质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的不同。因此，我们将从透过话语冲突的形式来探讨这两代人的所代表的异质文明间深刻的话语冲突。

基于对文本的梳理和分析，我们看到，在华裔家庭这一特殊语境中的中美文明之间强烈的话语冲突。通过对话语冲突的本质的剖析，试图找到华裔家庭中两种异质文明的对话方式，为华裔家庭的文化困境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以对等为前提对话

《喜福会》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将华裔家庭面对的这两种异质文明，“看做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3”，在这个层面上，中美文化的家庭教育观念、婚姻观念等在平等的层面上交流与对话（尽管对话的形式更多的是激烈的冲突）。小说正是因为有着中国母亲的教育威权（有些时候甚至有些教育独裁）的话语方式，又有着面对威权压抑的女儿们的“反抗”，才使得小说的彰显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里的文化独立性是指，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异质文明对话之前，首先要做的应当是确立自己文化的话语系统，同时，在对话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自己的话语系统。我们支持并积极倡导文化间的优长互补，但文化之间的优长互补绝对不同于一味的放弃本土的言说方式和话语系统转而完全借用、搬用其他文明的话语系统。当然这一独立性是就异质文化双方而言的，既然有对话双方就会有话语权的选择，既然有选择就会有高下，既然有高下就会容易产生文化话语霸权，因此，这就要求在强势文化充分尊重、保护弱势文化的话语权，同时，弱势文明也应该主动“言说”，积极传递自身文化的“声音”。这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遭遇异质文明的对话过程中才不会出现人云亦云的困窘的境地。

正确的文化定位是开展平等对话的首要基础和必要前提。这就要求在华裔家庭这一特殊的异质文化语境中，中国家庭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家庭观要与美国家庭文化中的平等、自由、独立的家庭观，这二者要各自确立文化自身的话语系统，即不以压倒对方话语为目的，也不以依附对方话语为妥协，即在保持文化本身的独立性、特殊性的基础上展开文化间的平等对话。

二、尊重文化的异质性，以双向性阐发为方法对话

华裔家庭父母与儿女间的异质文明话语的对话中，在我们承认双方文化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的之后，我们还必须充分意识到并充分尊重双方文化的异质性，“要防止在对异质性的研究中无意识地偷偷将异质性篡改为同质性。4”

在《喜福会》中的这些华裔家庭应当是中美异质文明话语冲突最为显著的语境，同时还夹杂在母女两代人之间，这使得文化对话的困难有增加了一层，这就像小说中的女儿精美所说，“妈妈虽然是用英语说，但是我还是感到，我们用的是两种语言来对话。真的，我用英语发问，她用中文回答我，反正个人讲个人的。我们常常这样。5”因此，我们看到在华裔家庭中的两种文化之间无论是在语言形式还是在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上，想要做到真正的对话的对等地位，都是有困难的。

许露丝婚姻的失败无疑是最深刻的例子，露丝是一个深受中国式家庭观、婚姻观影响的人，在与美籍丈夫相处的生活中，她一味的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导致最后发展为丈夫的抱怨“什么事情要指望你来做决定，等于白搭！6”。我们看到，美国家庭文化中原本的平等对话变成了丈夫强势话语的“一家独白”7（当然，就小说情节而言，我们还要认识到形成这种“强势话语”的局面并不是丈夫主观的意愿或目的）。由此，我们看到，在华裔家庭的异质文明对话中，一味的放弃话语权或者是不平等的话语权，带来的最后结果只能是对话的失败。所以，我们要充分意识到父母与儿女双方文化的异质性，在充分尊重对方文化异质性的基础上，平等对话，只有这样华裔家庭中的异质文明对话才能有效的展开。

在一点上，叶威廉先生的论述则是相当精妙的，他在关于中西比较文学寻求“共相”的基础时谈到：“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和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8这一观点不仅表达了异质文明交流间要消除文化强权、话语霸权的情况，而且还进一步的说明了要充分尊重对话双方文化的异质性，然后再异质性之后探究其文化内层的差异根源，从而采用促进文化的了解与整合。

三、重视文化互识，以互补为目的对话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喜福会》这一文本中的话语冲突语境格外特殊，“华裔”告诉我们两种异质文明的遭遇必然带来激烈的碰撞，然而，“家庭”一词，又将这样的话语冲突用血缘伦理纽结在一起。似乎是作者有意安排这样一个语境，那么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答案是，互识与互补。体现的是，作者作为第一代华裔女儿清晰、深切地感受两套不同的文化话语的激烈冲突，并迫切地希望建立一个关于华裔家庭中异质文明话语的对话框架。

作者所期望的，是通过唤起人们对异质文明冲突的充分意识，从而促进异质文明的对话，小说中这四对母女从最初的言语形式、思维方式上的强烈冲突发展到最后对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的理解和行为习惯的融合，母女间“对话”的成功，即是对这种异质文明对话模框架最有力的证明。

这华裔家庭的异质文明对话中，要始终以确保文化的双向性阐释，这无疑是跨异质文明话语对话中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如果说，文化间的独立性是对话的前提，异质性是对话时的关注重点，那么文化间的双向性阐发就是对话的最基本的，也是确实可行的路径。《喜福会》同时站在母亲们和女儿们的两个视角，对中美异质文明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既有母亲们对中国传统家庭观的讲述，也有女儿们对美国式家庭观的分析，又有从母亲、女儿的角度来阐发自己眼中的对方的话语系统，因此，小说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双向的且是多角度的异质文明对话框架。

太多的话语理论力图揭穿现存话语服务于权力的实质并唤起我们对此的意识。然而，话语分析的最高目标，是通过话语分析，帮助揭示交际的权力结构并重新使之平衡。由此我们看到，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异质文明的“交锋”，不应该简单的只追求文化表层的共性，而是应该在充分强调和尊重文化独立性、异质性的基础之上，双向阐发，优长互补，求同存异，相信这样的对话方式可以为华裔家庭这一特殊语境下的异质文明对话提供和新的参考模式。在这样三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华裔家庭亲子话语中，中美两种异质文明必然后可以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注释：

[1]两种异质文化遭遇必然会带来激烈的冲突，然而，这里选择“植入”一词，不是要否定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而是就文化相遇的目的来讲，是在尊重彼此的异质性，增加了解从而促进文化的进一步整合。

[2][美]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55页。

[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第5页。

[4]曹顺庆著，《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3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