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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紧货币政策下的充分就业策略作者：黄早水来源：《经济师》2008年第08期

摘要：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在旧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完全转变之前，我国就业问题的缓解主要得益于GDP的快速增长。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解决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他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也许是一剂良方，但在就业方面会带来一些负面和消极的影响。针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特点，积极做出应对准备是必须的也是紧迫的。

关键词：劳动力就业紧缩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8）08-049-02

当前，经济界对我国的经济运行主张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而国家管理层在2008年年初也确定了今后的从紧货币政策方针。货币政策是一项金融政策，然而其对其他经济要素或指标的运行产生着重要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投资的增长，从而带动GDP的快速增长，对我国实现充分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这一政策链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劳动力就业形势。理清货币政策与就业的关系，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是当前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特点

1.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和安置。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保持着充裕的劳动力资源。据预测，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约在1700万人左右，到2007年下降到约1400万人，2008年以后将下降到1000万人以下。如果分别按照75.05%、74.80%、74.60%、74.45%和74.35%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给增量为1003万人、827万人、558万人、462万人和358万人。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1000万个，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500万个以上，矛盾非常尖锐。在农村，现有劳动力4.97亿人，除去已经转移就业的2亿多人，以及农村需要务农的1.8亿人，尚有1.2亿的富余劳动力。

2.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抚养比上升。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1.0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9%。对于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四川、重庆、安徽、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人口抚养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增加了人口抚养比，必然会带来人口红利的减少或消失。在改革期间，人口抚养比（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7%。同样逻辑，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个百分点。

3.劳动力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近年来，在珠三角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有许多地区和企业招不到足量的劳工，而劳动力市场上却有大量的劳动力在寻找工作。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我国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从人口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了劳动力供给，符合企业35岁以下用工标准的劳动力明显不足。从短期来看，新增加或转移的劳动力暂时无法适应产业升级后的用工需求，暂时出现结构性短缺。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民工工资长期偏低，导致劳动力回流或流动到相对收入较高的地区，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前提受到挑战。

4.知识性失业。每年有大量的具备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但由于教育供需脱节，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在短时期内不能就业。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2万人，预计将有100万人左右不能在年内实现初次就业。今后还将逐年增加，预计“十一五”时期高校毕业生累计将达到2570多万人，是“十五”时期的2倍多。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初、高中毕业生将要进入就业领域和劳动力市场。

二、从紧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加剧就业形势

1.从紧货币政策的运用及目标。从2007年初开始，央行连续10次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累计提高了5.5个百分点，加上10月23日开始面向各类金融机构推出的特种存款，央行“锁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资金在2万亿元以上。另外，央行票据（包括定向票据）全年净发行超过万亿元之上。这样粗略算来，全年的货币政策操作，至少“对冲”了3万亿元以上的基础货币供应。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从紧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投资增长，缓解流动性过剩，防止需求过旺和经济过热，从而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2.投资、GDP与劳动力需求的关系。宏观经济理论表明，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定自主投资增加1个单位，那么均衡国民收入将增加。在简单的生产函数中，X=f（L，K），假设在资本利用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资本K的投入，必然会增加对劳动力L的需求。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我国GDP实现了平均每年9.7%的增长。我国GDP的增长主要是靠贸易和投资推动的。这种粗放型增长是以生产要素的增量投入为驱动。也就是说，GDP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假定非农部门的GDP是就业岗位的来源，可以根据现有统计体系中GDP和非农就业统计来计算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就业弹性。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虽有波动，但并没有表现出递减的趋势。除了个别年份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不足0.1以外，其他时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来，则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动。

3.紧缩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假定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取得预期目标，那么信贷规模将缩小，投资增长率将降低，以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降低GDP的增速，从而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有限的投资被用于新的产业上，则会增加结构性失业。两种紧缩性效应将加剧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

三、主动调整，积极应对的充分就业措施

在今后几年甚至若干年里，虽然劳动力增量会逐年减少，但总量还处在增长之中。现有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要从完善劳动力市场方面进行就业“填容”和从发展经济方面进行就业“扩容”。

1.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在我国目前的失业率构成中，2/3以上的因素是摩擦性和结构性的自然失业率。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提高政府和社会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培训等服务的能力，搭建更为顺畅的劳动力市场交流平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主动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使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更高的水平，提高就业率。加强高校教育的社会需求导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把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放在优先发展地位。

2.消除劳动力转移的体制障碍。劳动力转移主要是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而言的。目前，我国农村仍有1.2亿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富余。这部分剩余劳动力主要以劳动时间的形式存在，也就说农业劳动生产率尚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一旦生产率提高，还将有部分劳动力富余。在农村仍然剩余的劳动力中，一半以上年龄超过了40岁，转移相对困难。但并不能说就不用解决，只能是采取不同的对策而已。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激励，消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对农民工的性别和年龄歧视，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体系建设，使劳动力在流动时无后顾之忧。提高工资率，实行最低工资保护制，避免劳动力回流或不愿意转移，造成隐性失业。低效率的隐性失业对经济的损害更大，并易引起其他社会问题。

3.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第一产业很难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就业弹性的改变有赖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第二产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比例偏低，今后的重点还是在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靠消费带动，因此，要大力提高消费水平。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公共消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增加就业岗位。在产业政策上，着重考虑服务行业并暂缓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大规模的摒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