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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生产发展探析法权模式演进

作者：张海琳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29期

摘要法权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产生不同的法权关系,并推动法权模式演进。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法权模式依次历经未开化型、单一型和复合型三种形态。

关键词法权关系社会生产法权模式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008-02

一、法权概念的界定

“法权”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若干年来,关于法权自何而来问题的研究,更是贯穿法学界的一个难题。古典法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无奈向神秘的理性精神寻求灵丹妙药,把法权渊源归结为“天赋人权”;西方自然法学家归结为自然法或客观法的要求;黑格尔归结为“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马克思早期思想受黑格尔影响,和其他自然法学家一样,把法律看作是“自由的定在”,从而也把法权看成是理念与自由精神的产物。但是,脱离具体历史和一定社会生产基础的法权,能够实现吗?为什么会有自然法?自然法的法权渊源又何在?1843年,经过认真研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法的关系正象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就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当代,我国知名学者童之伟教授主张:“法权,是从法学角度认知的、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它以某些社会或国家中归属已定之全部财产为物质承担者,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法律权利和权力。‘法权’中的‘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法权关系和客观法则’”。由此,明确法权关系是由法律确认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客观社会生产是密切相联的,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只有充分认识了法权关系产生的客观基础,才能深刻认识一定社会的法权现象、把握其发展规律,从而稳健地、正确地推动社会的法权现象发展。

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从而决定政治、法律等社会上层建筑。法权正是这样的结果。纵观人类历史每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更新并外化出一种契合时代的法权模式。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改变外壳的程度,这种权利和一切以它为根据的交易的物质源泉,即一种有经济上和历史上的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产生的源泉,就会

消失。”探究法权的真正渊源不在于“天赋人权”,也不能从黑格尔所描绘的“大厦之顶”的国家与理念中去寻找,而要按照马克思指出的,从社会生产历史进程中寻找。

二、法权模式的演进

马克思指出,法权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历史范畴的产物。“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而且,“每种生产方式都产生了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回顾历史,人类社会法权现象依次经历了未开化型、单一型和复合型三种模式。《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刻诠释了法权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法权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变革导致一定的经济关系变化,继而引起法权关系的变更,最终导致法权模式更迭变化。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沿着自然法的线索勇于深入研究,不断超越他人和突破自我,最终科学地揭示与论证了法权的本质,从而实现其由新理性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转变。

(一)原始群体化生产与未开化型的法权模式

追溯到原始社会,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原始人通过群体协作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形成以血缘氏族关系为纽带,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分配产品为特征的原始社会制度,产生“由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人的行为:“第一,无权利与义务之分的社会行为;第二,以相互义务为中心的社会行为;第三,交换产品和维护生命、身体等天然所有物的社会行为”。因此,那时候人们之间的权利关系并不明显,亦缺乏必要的观念。正如恩格斯指出:“在氏族制度内部,权利和义务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亲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在这个阶段,“法权”本身可以说处于未开化的混沌状态,“法权”概念因社会现实基础的缺失,不能够抽象到理性高度,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权范畴,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但在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法权”在原始社会关系中孕育着萌芽。

(二)个体小商品生产与单一型的法权模式

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原始社会瓦解后,进入阶级社会。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个体小商品生产逐渐取代了原始的群体化生产,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崩溃,开始产生新的社社会关系,上层建筑范围中的“法权”于是洞开,真正的法权理念开始产生,权利与权力开始分离,为单一型法权模式的生成与进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准备。在权利问题上,学界一般认为具有三种形态:天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天然权利”指人的自然状态所赋予他的一种权利,他自主地决定自己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人之为人所拥有的权利。”“道德权利”指:“关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法律权利”则是对天然权利和道德权利的法律确认,有范围和限度。

当物一旦被人占有,便有了一种先占事实获得现代民法意义上的先占权,但由于当时物质资料匮乏,私欲的产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为了“定纷止争”,用于约(下转第69页)(上接第8页)束彼此的法权于是产生。正如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是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这种私权的产生,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在法律领域的反映。

冲突一开始由私人间自行了结,但由于私人救济常常不能实现,于是呼唤第三方来加以解决。逐渐,国家获得了凌驾于双方、多方甚至整个社会之上的最高公共权力,又通过建立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构行使权利,产生了立法、执法、司法等公权。因此,传统公权也是人们基于物质利益关系,为了解决权利冲突而让渡产生的。

所以,个体小商品生产条件下,无论传统私权还是公权,法权模式都是单一的,统一为对既得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是既得利益关系在法权领域的体现和反映。当然,尽管在个体小生产时代亦有增量利益存在(如物权的孳息),但因为并不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不可能,亦无法在法权上有所反映。

(三)社会化大生产与复合型的法权模式

人类文明进入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创举在于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关系领域首次出现新旧两种利益关系并存的格局:一是传统的既得利益关系;二是现代的增量利益关系。体现在法的领域,法权内涵开始裂变和分化,传统法权和现代法权对立统一,两种法权模式共存。从此,法权模式开始了从单一型向复合型的发展。两种法权关系的存在既导致了新旧法权模式的对立:在私法领域,私权与经济权利的对立;在公法领域,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对立。也使得新旧法权模式和谐统一于:现存社会需要的,并在各自的领域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

三、研究法权模式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法权的历史性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方式的变化总是走在前面,而后才会有新的法律和规则的产生;只有当客观社会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人们的法权要求才能最终上升为成熟和理性的法律形式。法权受“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的规律的限制。这是法权领域永恒的规律。这对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权现象,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现代法权存在与发展的根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律建设,只有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千变万化的形势,适应日新月异的法权的要求,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良法”,才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否则,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必将与时代的节奏脱节,与法权的要求脱节,从而沦为“恶法”,被歷史无情地淘汰。

参考文献:[1]童之伟.法权与宪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夏勇.人权概念起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林哲.权利的法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8][美]J·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