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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瓶史》看袁宏道的审美转变

作者：肖敏来源：《艺术科技》2013年第05期

摘要：《瓶史》是袁宏道1599年在北京生活时所做，那一年袁宏道32岁，正是人生的鼎盛时期，考察他的思想历程，北京生活时期亦是他艺术思想发生明显转变的时期，品观这一时期袁宏道的所做、所行、所写，对于窥研袁宏道这一明代文学风流都是颇具意味的。

关键词：袁宏道；怡情悦性；自我形象观照

插花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它源于佛教的供花，始于南北朝，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朝。明代以前，有关瓶花艺术的著述，所见不多。有唐·罗虬《花九锡》，宋·陶谷《清异录》、温革《分门琐碎录》、林洪《山家清供》、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元·吴怿《种艺必用》以及伪托苏轼《格物粗谈》等等，大都是短短几行，且偏重于花材的处理；入明，高濂有《瓶花三说》，较袁宏道的《瓶史》成书至少要早八年，张谦德著《瓶花谱》，成书也比《瓶史》为早，但袁宏道在《瓶史》一书中却将插花的技艺与花艺的审美欣赏融为一炉，开创了插花艺术的新天地。可以说《瓶史》十二篇，既是插花艺术的瑰宝，也是优美的散文。

袁宏道（1568～1610），明代公安县人。字中郎，号石公。举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令，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万历二十六年（1598），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年四十有三。《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袁宏道年少而通慧，“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公安县志》）袁宏道与兄长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他们反对王世贞等前后七子拟古之作，主张妙语，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学者多舍王而从三袁。文学史上称之为“公安派”。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影响所及，蔚成风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亦有一定的贡献。

袁宏道主张独杼性灵并对当时的官场现实深感不满，三次出仕致仕，向往舒展本性，自然闲适的生活。浮沉之际，他将情怀寄托于山水花木，《瓶史》正是袁宏道追求闲情逸趣生活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故袁宏道在书的小引中如是说道：“夫幽人韵士，摒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于山水花竹”。

袁宏道！于山水花竹，潜心专研瓶花艺术首先是早年的狷介狂傲之性此时已化为对山水精神的崇拜和对清净淡泊的文士情怀的回归，所谓“打倒自家身子，安心与世俗人一样”。[1]借山水花木怡情悦性是对古之文士审美的一种传承。屈原在《九章·哀郢》中说：“心不怡之长久

兮，忧与愁其相接”。汉徐干在《中论·治学》中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性理，圣人之上务上”。可见，古人是很重视怡情悦性，也很懂怡情悦性的，袁宏道也有这样的因子。作为公安派的领袖，袁中郎热爱生活，也善于生活，有能力领悟人生的实质。对于名士袁宏道而言，压抑生命呼唤的最大困扰是仕宦。袁宏道在他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有过三次入仕经历。第一次是他二十八岁时任吴县（今江苏苏州）知县，任职期间听政敏决，公庭鲜事，但他不愿到处向人低头，于是一连给上司送去了七份辞呈，很快就返乡去过他那自由自在的生活了。第二次是他三十一岁起担任顺天府（治所在今北京）教授、国子监助教和礼部主事，很快也是请假回乡了。第三次是在三十九岁时开始做吏部郎官，不到两年又以病辞归。他做官颇有政绩，能锐意进取，剔除积弊，又能清廉自持，但是却不愿为官。在他的《瓶史》一文中就有对孜孜于名利的生活的鄙弃，他说：“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但他自己也深知做官的不易，在他任吴县县令时写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沈广乘》）。他对朋友诉说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2]他希望满怀生命的热情，不想受浮名虚利的束缚，希望最大限度的享受生命。他说幽人韵士们住深山，濯清泉，“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他们的生活恬静、旷达，既无心机计算，又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余平生企羡而不可必得者也”。但现实却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进退谋仕，“为卑官所绊”，仕途的羁绊使得他无法纵情自然，所以只能“仅有栽花莳竹可以自乐”了。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袁宏道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徒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袁宏道认为，这样做，省却扦插、浇水之劳苦，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算“一大快事”。在这里我们明确的看到的是一个宁静淡泊的袁中郎，他不再狂狼无忌，恬不知耻的寻取五大快活，而是把人生的愉悦转向了瓶花。瓶花是一种造型艺术，将切好的花装入瓶内，就产生了一场花与人的对话。切花是有生命的，但离开了枝头的它们的生命也是残缺的，而插花的瓶是无生命的，如何将这残缺的生命装入无生命的瓶中，从而赋予它另一次完满丰盈的生命历程，看是小道的瓶花，有着很高的艺术要求，当中显现的不仅是袁宏道的插花技艺，还有他的审美意向：“和”。袁宏道早期主张“独杼性灵”，舒张个性，说写情不能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说“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3]“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审美思想是被挤到了边缘的。但是在《瓶史》一书中袁宏道却精心布置，小心调和，处处显现着情与理的统一，如在《容器》章中选择花瓶的时候其高低大小要求与居室面积相协调而不能特立独出；《洗沐》章指出浇花时花和人要相得益彰；在《使令》一章中又详论花卉搭配，譬之名婢仆相，其指导思想便是调和；《宜称》章中说插花的艺术处理手法强调要使瓶花的造型趋向和谐一致，并与环境想协调；在如何欣赏瓶花的认识中，中郎提出的三种赏花的情形的高下之分更是极力推崇清淡平和之境，在这文中“和”竟然是须臾不可离了。《瓶史》中对和的推崇与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回归传统的袁宏道。

袁宏道以公安派领袖，为文提倡“性灵、趣、新奇”而称道于世。所谓“性灵”，即“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又说其弟中道写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关于“趣”，他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叙陈正甫会心集》）。而“新奇”是说文章“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在他这些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形成的过程中，他与李贽的会面起到了激荡砥砺的作用，王学左派的思想在他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在其诸如《自为墓志铭》等作品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现。但袁宏道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

的，袁宏道的狂禅思想主要集中在其任吴县知县和漫游吴越的两年间，但在万历二十六年他去北京之后，袁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思想从王学左派转向了右派，从“狂禅”转向了“净土”。袁中道记曰：“逾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吾修犹两"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皛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夫智尊则法天，礼卑而象地，有足无，与有眼无足者等。遂一矫而主修眼，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4]《瓶史》写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正是袁宏道入京后思想转变完成之时，其转变了的思想在这篇文章的创作中也必有展现。狂禅时期的袁宏道在文章中所展现的多是狷狂孤傲之性，至于声色犬马之好也直言不讳，甚至颇为自得。但是在《瓶史》中我们却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袁中郎。整篇《瓶史》，从构思上看，作者虽然将花和美女相联系，但没有以爱美人之心爱花的想法来写作，而是表明：“夫幽人韵士，摒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于山水花竹”。当作者以赞赏的语气说出“摒绝声色”之时，一种新的文艺思想、审美思想就在文章中展现出来了。我们在《瓶史》中看到了“淡、质、韵”。文章小引中就说高人隐士处于不争之地，把一切都让与世人，这是自己十分羡慕的。这是一种对于名利的淡泊，对于俗世欲望的淡泊。论花目，他认为择花宁缺毋滥，“与其滥竽充数，胡乱插供，不如用几枝竹柏替代的好”；宜称篇中说道“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摒俗篇中所列之物都是天然质朴，无有雕琢炫目富贵之物；清赏篇中说：“茗赏者上也，诗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若夫内酒越茶及一切庸秽凡俗之语，此花神之深恶痛斥者，宁可闭口枯坐，勿遭花恼可也”。纵观《瓶史》，文字之中的意象清淡、质朴、平和，文字之外的作者则以淡泊明志。他自己说到：“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灸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5]从性灵到淡、质、韵，袁宏道追求的是一种文学与心灵的自适。在这场转变中，袁宏道反叛的并不是性灵本身，而是对追求模式的反思。《桑武进》一书云：“弟学道遇魔，堕落傍生趣者也”，他自己还说若是不放弃从前的学说“亦将为无忌惮之小人矣”。公安派提倡性灵、趣、新奇固然是反对拟古派的陈旧僵硬，但矫枉过正，当袁宏道将“恬不知耻”说的理直气壮的时候，危机就已经开始，“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荡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6]这样的危机，袁宏道认为只有“淡、质、韵”，才能求得“大解脱”。《瓶史》作为袁宏道思想转变之初的作品，恰如其时的展现了作者的自我形象观照，给后学者一方宝贵的探视空间。

参考文献：

[1]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58.[2]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05）：242.[3]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88.[4]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58.[5]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03.[6]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作者简介：肖敏，女，江西南昌人，供职于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明清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