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ex:586	《对外传播》	从芦山地震看社会化媒体传播的新变化
从芦山地震看社会化媒体传播的新变化作者：寇佳婵来源：《对外传播》2013年第06期

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兴盛以来，在社会舆论的形成、引爆和导向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传统媒体之外，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舆论场。政府、企业、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也在微博、微信平台上获取信息、传播组织声音，并有意识地开始了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公共关系管理的尝试。

芦山地震是在社会化媒体高度普及后发生的第一个举国关注的重大自然灾害。无论是相比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汶川地震，还是社会化媒体发展早期的“7·23事故”，芦山地震中的社会化媒体都表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本文总结梳理四点主要变化：

官方微博及时发声，发挥碎片信息优化作用

4月20日8点02分，四川雅安发生地震。仅仅一分钟后，8点03分，中国地震台网官方微博@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即发布了自动测定消息，测到8点0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附近发生5.9级地震，8点14分正式发布，更正测定结果为7.0级。

8点06分，成都晚报官方微博发布“地震了？吓死了！”，是第一家非正式发出地震消息的媒体微博。8点08分，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四川雅安5.9级地震的消息，是第一家正式发布地震消息的全国性媒体。

在随后的2小时内，全国多家主流媒体、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国际救援队等机构的官方微博均发出了地震相关消息。雅安市新闻办官方微博@熊猫首都-生态雅安于9点37分发出了市委组织应急救援的微博，随后坚持不断滚动发布，并将手写的市抗震救援公告作为附图发布，充分利用了社会化媒体的“现场”特点。

官方微博在时效性上的突出表现说明，政府、企业、媒体等组织机构已将应急状态下的社会化媒体传播纳入到组织应急管理的常规流程中，并熟练应用。

另一方面，官方微博的发布在权威性、可靠性上都远优于普通个体发布的信息。官方微博在时效性、多样化、发布内容上的进步对社会化媒体的“碎片式”信息起到了过滤和优化作用。

多种媒体互动传播，民间救助信息快速流动

芦山地震发生后，谷歌、百度、360等搜索引擎相继迅速推出网上“寻人”页面、报平安入口，新浪、腾讯等也借助微博、微信平台推出了各种“微寻人”账号。网民在关注这些信息的同时，使用“分享”、“转发”、“群聊”等社会化媒体功能，打通不同媒体平台，使信息快速流动。借助于社会化媒体的重要特性——连通性，发布于单一媒体的救助信息得以于短时间内在多种媒体间扩散传播。

腾迅“芦山地震救助”微信公众号，是于芦山地震当天开通的微平台，用于发布震区最新情况、实用救援信息，收集网友寻人和报平安咨讯。截至4月23日下午2点，该公众号已有254，462个微友，共收到网友信息608，733条。其中寻亲信息800多条，经核实通过微信平台已经找到亲友的97人。收到灾区求助信息28条，经核实真实信息18条，并已直接转送前方救援组织。除此之外，数十个带有“雅安”、“芦山”、“寻人”、“祈福”等字眼的微博微信帐号，也在芦山地震中共同发挥作用。

社会公众自发性地开通微博微信帐号，进行救援呼吁甚至互助寻人的热潮，也凸显出了民间信息自发传播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数据辨析与组织协调。因此，尽管社会化媒体的连通性促进了信息流动，我们也只能认为信息形成了“快速”流动，而无法完成“高效”流动。

由于缺少官方参与和统一协调部署，自发建设的寻人平台一方面形成了应急状态下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海量寻人信息只能靠网友自发核实、求证。如果政府能够协调相关部门统一建设官方平台，统一管理数据库，安排公安部门负责查证寻人数据真伪，则会大大提高信息过滤的效率，有机会使更多真实的求助信息得到及时反馈。

新型舆论压力形成，学习理性引导应对

碎片信息带来的片面真实、情绪化传播以及对他人的道德审判，一直是网络舆论场中的天然“负能量”。尤其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民众的情绪远远大于事实传递，很容易形成新型网络舆论压力，对政府、企业、媒体甚至个人进行道德审判。

在汶川地震中，互联网上晒出的企业捐款榜和网友对王石捐款的集体质疑，就已经初步显示出网络舆论压力的影响。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微博、微信平台，更进一步深化了压力漩涡。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官方微博，即使从地震发生开始就坚持不断地发布工作信息，还是得到了600多页评论的“滚”字和“鄙视”符号。

对于政府而言，传统的、不做变通的新闻发布方式也极易引发网络舆论危机。4月20日四川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议按照惯例逐个介绍领导，10分钟没谈一句灾情，出席官员着笔挺西装，一开场便遭到意见领袖、专家学者与网民的广泛质疑与谴责。长期从事新闻发布研究的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董关鹏在个人微博上发表评论称，“非典十年了，汶川地震五年了，新闻发布这么多年了……在四川省和雅安市，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表现依旧生涩、笨拙，央视采访地方党政一把手时所答非所问，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召开的是‘通稿朗诵’大会……当地新闻发布工作没有什么进步也就罢了，惟希望具体救治工作比当年更细致、更科学、更人性化。”

相对于地方政府机构，许多长期注重公共关系管理的企业则有了逐渐成熟的应对表现。在网络救助情绪膨胀的同时，许多来自灾区的信息表明，当地救援物资已经充足，此时再收取捐助物资则会由于分发人力的不足造成资源浪费。面对舆论与事实错位，许多大型企业在做援助决策时借助公共关系团队的帮助，做到了充分了解灾情，理性分析舆论，既没有盲从于舆论压力，也维护了企业的公众形象。

网民媒体素养增强，引发新闻伦理讨论

有人将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特点总结为“速度诚可贵，真相价更高”。网络谣言如同一个顽固的毒瘤，从社会化媒体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它。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出于各种目的的谣言层出不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社会化媒体的健康发展。然而，值得关注和庆幸的是，社会化媒体使用者的媒体素养日渐成熟，对于信息的甄别、分辨能力也逐渐增强。

芦山地震中的谣言特点与一般网络谣言大同小异。既有意图攫取利益的吸费电话号码“寻人”谣言，也有误传的“生命三角区”科技类谣言；有个人为吸引眼球炮制的“志愿者迷路”闹剧，也有媒体为出名故意将汶川、日本地震图片用作芦山地震现场图片。

与此前突发事件中的谣言传播特点不同的是，以前只是@点子正、@辟谣联盟等少数账号的辟谣行为现在逐渐普及化。本次地震中的谣言很快就得到了网民和官方媒体的澄清。在地震发生后3天内，就有网民在博客上发布总结了18条地震谣言。《人民日报》等传统媒体也及时发布了地震中的谣言汇总等澄清信息。

网民、媒体对于谣言辨析的积极性和求证能力的提高，为有价值的真实信息赢取了生存空间。另一个虽然微小，却非常值得一提的积极变化，是网民和新闻传播业界对于新闻伦理和专业性的讨论。

虽然社会化媒体参与者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但并不是每个发布者都是专业的新闻人。在芦山地震中，传统媒体工作者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信息发布，他们的媒体身份、进入现场的优势和专业化的发布都是社会化媒体的重要信息源。

然而，本次灾难传播中，也产生了由一些媒体工作者的专业性缺失带来的新闻伦理问题。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能够在灾难传播过程中，将带有鲜明情感色彩的信息剥离出来，形成更有价值的信息。而本次地震报道中，记者个人秀，人文关怀缺失，提问水平低劣，甚至媒体工作者的实名认证微博发布谣言等现象，引发了普通网民对传统媒体工作者的质疑和挑战。在新闻传播界则开展了针对新闻伦理和专业性的讨论。中山大学传播学者@张志安在微博上提出记者赴灾区十六条守则。@媒介评弹4月20日地震当天也发布长微博思考，“地震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学会冷静？”

网民的媒体素养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正是社会化媒体传播生态和由此形成的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