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ex:1200	《科技经济市场》	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风险的理论机制浅析
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风险的理论机制浅析

作者：孟凡辉来源：《科技经济市场》2011年第10期

摘要：公共服务私人供给风险的出现，是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化的产物，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有较多的原因探讨。文章以理论界较为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理论为基础展开分析，从理论的角度阐明公共服务私人供给风险出现的原因，为公共服务私人供给风险的控制制度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公共服务；私人供给；风险；理论分析

市场失灵找政府，政府失灵找市场，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一直就是一个二律背反问题，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协调路径。在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推动下，部分公共服务的市场供给成为主流，但是在这种主流的背后存在着较多的风险。公共服务私人供给风险的出现，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有较多的因素。笔者以理论界较为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理论为基础展开分析，而这三个理论又是相互融合，层层递进的。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基础，正是由于政府官员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才使公共服务私人供给的过程中寻租机会得以滋生，在寻租的过程中，公共服务供给的让渡者——政府与公共服务的承担者——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从而产生了动态博弈，鉴于目前我国政府监管制度、执行硬约束制度等还不完善，无疑更增大了公共服务私人供给的风险。下面就三种理论与公共服务私人供给风险之间的关联做简要的陈述。

1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把政治决策的分析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是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延伸。所谓公共选择，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决策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选择，即政府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认为:“个人的行为天生要使效用最大化，一直到他们遇到抑制为止，倘若真的要做分析，其作用的具体的论点必须放在效用技能上。个人必须要像预计或期望那样，追求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即狭义的以纯财富状况衡量自己的利益。”因此，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组织与官僚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没有控制政府成本的激励，只会扩大自己的预算；并且由于政府机构缺乏竞争和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政府机构的自我膨胀以及政府监督信息不完备，导致了政府失败。因此，为了补救政府失败，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必须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对准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降低行政成本，改善官僚体制的运转效率，提高市场效益，让公众在不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之间进行选择；同时，由于政府行为遵循着理性“经济人”模式，所以在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为了约束政府，缩小的政府权力边界和减少政

府预算，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加强法律监督与民主监督，对政府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让公共服务的供给最大限度地接近公众的实际价值偏好。所以，公共选择理论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和具体运用，它是解决公共物品提供低效率的较好途径。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公共选择理论也不例外。它在为公共服务的私人供给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也为私人供给风险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众所周知，公共选择理论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就是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他们追求的同样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在公共服务私人供给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这就为公共服务的私人供给者提供了寻租的机会，反过来，私人供给者会把寻租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最终受损的是公众利益，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公众的不满，甚至引发群体性冲突的社会风险。

2寻租理论

“租”又称“租金”或“经济租金”，在经济学中指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报酬补偿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部分。其概念首先由安.奥.克鲁格在1974年提出，不过戈登·塔洛克在1967年已经对租金理论进行了阐述。他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集中讨论了由政府活动对经济活动数量的限制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布坎南把寻租定义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寻求财富与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他还把寻租描述为某种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寻租人所做的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所产生的不是社会剩余而是社会浪费。在公共服务私人供给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或某个小集团谋利益，背离公共服务改革的初衷，这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寻租。广义的寻租泛指社会中各种非生产性要素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或者说是各种维护既得利益的活动。狭义的寻租则指政府官员动用行政权力追求既得利益的活动。这种行为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政府寻租行为有以下四种：

（1）价格管制。政府对价格实行管制是人为的调整资源的配置方式，从而调整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报酬的份额。寻租者向政府官员行贿，使政府对价格的调整对自己有利，就可以安全攫取大量租金，这也导致政府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寻租。

（2）发放特许权。政府通过对某些产品发放特别生产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可以使获得特许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凭借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利润。这为政府官员寻租创造了条件。

（3）政府采购。政府采购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缺乏竞争机制，就有可能被某些拥有特殊权势的公司所垄断，与不够廉洁的政府官员相勾结，就有可能通过虚报成本或者降低质量等手段达到官商共同寻租的目的。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寻租活动给社会带来许多风险。主要包括：第一，扭曲资源配置，浪费资源降低经济效率。第二，寻租活动的资源给社会创造价值，却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道德观念。第三，寻租活动促使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恶化。针

对公共服务市场化中政府寻租活动的产生，应用反寻租策略，使寻租者的成本高于其私人收益，具体机理如下：

如果以W和B表示契约收入和寻租活动带来的额外收入，那么寻租者的私人受益为W+B。若寻租活动受到查处的概率为P（0＜P＜1）,那么寻租的前提是：（1-P）（W+B）>W，则反寻租的条件为：W>（1-P）（W+B）。

如果寻租活动受到查处，不仅额外的收益要被剥夺，还会使寻租者降职减薪，那么寻租者的收益还应包括被查处后的薪水。用W0表示降薪前的薪水，用W1表示降薪后的薪水。那么反寻租的条件修改为：W0>（1-P）（W0+B）+W1P。

如果寻租活动受到查处后，不仅额外收益被没收，降职减薪，还要受到罚款或监禁，寻租人也会名誉丧失，受到谴责，那么寻租人还要减去被查处后的相应惩罚损失。若以M表示惩罚损失，那么反寻租条件为：W0>（1-P）（W0+B）+W1P-MP，可将其变形为：（W0-W1）+M>B（1/P-1）。从变形式可以看出：右边为寻租诱因，它是按照一定概率计算的寻租者的收益。取决于查处概率和额外收益的大小；左边是寻租活动受到查处后的私人成本，由薪水的损失和惩罚损失两部分构成。如果受到查处后寻租人减薪后的薪水很少甚至失去工作，那么他的成本就等于降职前的工资加上惩罚损失。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反寻租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大惩罚力度，使寻租者的成本价高；二是要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职责和处罚力度，提高对寻租行为发现的概率；三是建立激励性薪水制度，加大寻租活动的机会成本，减少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机会。

3“委托-代理”动态博弈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的建立源于股份制管理体制的研究，思考如何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使经营层的策略和行为能够较好的兼容自身利益和股东利益。但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即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采取了什么样的经营策略和行为。或者说委托人获取信息的成本巨大，失去了进行观察的意愿和动力。理性的代理人很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谋取自身利益，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依照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服务私人供给的供给过程中，政府是委托人，企业是代理人，政府与企业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二者之间的博弈可以看作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因此在公共服务私人供给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产生一系列风险。委托人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委托方，是行为的影响方，代理人企业是公共服务的代理方，是行为人。在委托人政府对代理人企业监督不力或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即使委托人可以获知代理人的信息，但获取的成本巨大，政府对企业的博弈策略可以选择采取检查和不检查。在政府和企业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假定：

（1）对企业而言，面临着来自政府的两个约束，一是参与约束，即企业严格执行政府市场化方案得到的期望收益不能小于不严格执行时的成本或“虚假执行”时的收益。如果严格执行

方案时的收益小于不执行或“虚假执行”时的收益，则企业会选择退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参与。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如果政府不能观察到企业的策略和行为，在政府没有给出其他激励的情况下，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会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又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公共服务的私人供给就会背离改革时的初衷，产生一系列风险。

（2）根据现实情况和模型需要，对政府的可能行为方式做出两种假定：检查与不检查。对企业可采取的行为也做出两种假定：严格执行和虚假执行市场化的方案。政府和企业的每个行为组合都是一种“纳什均衡”状态，背后都涉及一定的获得利益和成本付出。具体设定如下：

R1（Revenue）：企业严格执行市场化方案时政府获得的收益；R2：企业严格执行市场化方式的收益；R3：企业虚假执行方案时的收益。C1（Cost）：政府检查企业行为时的成本支付C2：企业严格执行市场化方案时的成本；C3：企业虚假执行时的成本；C4:企业虚假执行时被发现的成本。P（Probability）：企业虚假执行市场化方案时被发现的概率。依据上述假定可以列出有关政府和企业策略选择的收益矩阵：

政府企业收益矩阵

在这博弈矩阵中，当政府不能有效鉴别企业发生的行为时，企业虚假执行被发现成本为0，即P为0，C4为0。要使企业执行政府决策，就要使企业虚假执行时的成本大于严格执行时的成本，即C3>C2。如果政府不能有效鉴别企业行为，即P为0，且严格执行的成本大于虚假执行时的成本，即C2>C3，企业参与约束条件不能满足，企业就会选择退出。具体而言，如果企业严格执行，政府的最好策略是不检查。如果企业不严格执行，政府的最优策略是检查。如果不检查，企业会选择获取收益最大化的虚假执行。假设政府存在成本检查且具有较高的鉴别能力即P为1，则企业只有严格执行既定方案。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核查成本是巨大的，政府不愿意花费巨大成本进行收集信息和鉴别企业行为，且政府的实际监督能力也不是一查即准的，此时理性的政府会选择不检查，即政府“理性无知”的局面。而在政府不检查的条件下，企业的理性选择是虚假不执。因此，在政府与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既能获利又消耗较少成本的策略，这种不合作博弈反复进行下去，就不可避免会产生公共服务私人供给风险的出现。

参考文献：

[1]金太军.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7（11）.

[2]林海湘.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风险与防范[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3]高培勇.公共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4]黄恒学.公共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