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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朗格卢瓦：恋影成痴作者：不小可来源：《财富堂》2015年第03期

亨利·朗格卢瓦（HenriLanglois），了解三分的人知道他是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创始人、一部会走路的电影百科全书。了解五分的人知道他曾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被特吕弗誉为“世界上最好的馆长”。了解七分的人可能还曾在巴黎以他名字命名的广场上驻足，或去巴黎蒙巴纳斯公墓瞻仰过他的墓··而在与他共事多年的亲友们眼里，亨利却好像一个一直活在青春期里的小男孩，自打童年闯进了电影迷宫之后，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一个胶片疯子

世界上最伟大的法国电影资料馆，往前倒推80年，还只是个私人俱乐部。1935年，朗格卢瓦像如今在“朋友圈”里建立群分组一样，组织了个名叫“电影圈”的私人协会，在自己和朋友家里放电影。次年他获得一笔私人赞助，正式成立了“电影资料馆”，收藏的胶片拷贝从最初的10罐慢慢扩大到百罐、千罐——连家里的浴缸都被用来储存胶片。

在那个胶片还以易燃硝酸基片为主材料的年代，销毁一罐胶片有五花八门的理由：容易着火、防盗版、无力储存、价值不高……而朗格卢瓦却像疯狂收集玩具的孩子一样，想尽一切办法将它们全都招致麾下。

正如他的一位友人所说：“你不知道一部烂片何时会彰显它真正的价值——如果你想研究中产阶级的家居陈设，就要去看色情片，因为色情片一般都用当代家具。”word/media/image1.jpeg

为了胶片，朗格卢瓦也像孩子对待自己心爱的玩具一般吝啬，甚至还会耍无赖——有一次他借来让·维果（JeanVigo）的原创摄影剧本，没还。人家问他要，他借口说找不到，催急了索性给对方送去一张废纸，上面写着：“维果不属于你。”但是当别人问他借《黄金时代》（L’aged’or，1930）的拷贝，他却不肯，反问对方：“你去问卢浮宫借《蒙娜丽莎》看看，会借给你吗？”

到二战前夕，朗格鲁瓦已经收集了5万部电影，宣称达到世界最大、体系最完整。很快，纳粹铁蹄踏临巴黎，下令销毁所有1937年前的电影拷贝。朗格卢瓦和他的工作人员带着几万部拷贝东躲西藏，藏在朋友的城堡、花园里，一旦抓到就会被以同谋罪论处。深夜里，他的朋友提着煤油灯，穿行在极易燃烧的胶片堆里，一部一部清点检查。

战后，朗格卢瓦的“同谋者”们很不理解，“冒着这么大风险藏在我们家的片子，为什么片名是‘一个小男孩在公园散步’？”其实朗格卢瓦是给很多电影改了一个看起来“无害”的名字，而“男孩在公园散步”很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战舰波将金号》。

即使后来到了破产的边缘，他还是一有点钱就去买片子。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去洛杉矶买片子，朋友问他回程也是一起走吗？他说：“我已经把回程的机票卖掉了，反正领事馆会把我遣返的。”

一个呼朋唤友的少数派

除了孩子式的收藏癖，朗格卢瓦还有他自己对于电影的韬略和野心——他为电影资料馆提出的收藏理念是：“全世界的电影、电影的全世界”。

和如今的电影资料馆多展映名导作品赚门票钱不同，朗格卢瓦对资料馆的放映有着强烈的个人观点——1914年出生的他，受毕加索等人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影响很深，喜欢惊世骇俗的天才。他常说：“如果我们一直给观众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快他们就会失去艺术的品位。”在他看来，“一种艺术需要天才去打破规矩，电影界就是缺少有魔力的破坏分子。”

所以，当一个年轻人带着刚拍好的处女作来找朗格卢瓦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撤下原定的希区柯克《精神病人》，改放年轻人的作品，尽管他本人非常欣赏希区柯克，但他会说：“希区柯克在哪里都看得到，应该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在保护了无数胶片之后，电影资料馆又成了自由艺术家们的天堂。新导演和经典导演被朗格卢瓦放在平等的位置——这就像新画家的画被卢浮宫接纳，还挂在毕加索边上——如此神奇的鼓舞，为电影资料馆吸引来一大批“有魔力的破坏分子”：侯麦、里维特、戈达尔、夏布洛尔、特吕弗……你会看到，后来著名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分子”都在那儿。就像特吕弗说的：“我们都是电影资料馆的孩子。”word/media/image2.jpeg

据影评人辛西娅·克莱尼尔（CynthiaCrenier）回忆：“那时，朗格鲁瓦最喜欢以电影周的方式策划活动，每晚3部，一次7天。一个影痴只要坚持每晚看足3部电影，两三个月下来，就可以全面掌握德、俄、美、日、英、法、印度等国家从早期默片到最当代的电影史。”

同一天里，朗格卢瓦选的几部电影可能表面看起来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在他眼里，这几部电影绝对有关，或者是一位导演对另一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是一位对另一位作了致敬……他在排片的同时也在做电影评论员，将自己的电影观融入排片表。他的慧眼识英雄，使电影资料馆成为伯格曼、黑泽明首次在欧洲公映作品之处。

最让人怀念的，还是当年资料馆那种自由的放映气氛：看电影允许抽烟，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允许的。放猫王的电影，底下会有脱衣舞女郎上台热舞，大家一起叫好……什么奇葩的事儿都有，这就是电影资料馆，一个生动的生活据点，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同道中人——有人说，年轻人想拍电影，只要去资料馆放映厅就能组到一个拍摄团队了。

哺育了那么多电影人的朗格卢瓦本人，却有点小迷信：他相信摄影机会带来坏运气，所以一生只拍了一部电影《地铁》，其余时间都在专心当他的馆长。

一个诗意的少年

法国导演雅克·里夏（JacquesRichard）也是“资料馆的孩子”之一。1973年，他进入电影资料馆，成为朗格卢瓦的助手。他的到来和很多孩子们有着同样的理由：爱看电影，买不起电影票。word/media/image3.jpeg

雅克第一眼看到的资料馆掌门人，像童话一样不真实：“很胖，胖得像条龙。他老婆更胖，一直弓着腰坐在那儿，简直像要折成两半。楼下还有个工程师，自愿给资料馆做活，整天穿着个白外套在那儿刷墙……”

“朗格卢瓦好像一直活在青春期里，眼神很单纯，对日常生活充满了诗意的想象。”雅克说，“他24小时都在跟人讨论电影电影电影，电影就像他的宗教信仰。他还喜欢欣赏美丽的女人，喜欢诗歌，也喜欢美丽的男人——我不是说他同性恋，他很神奇，喜欢跟年轻的男孩子躲在电影院的一个角落里，不是干龌龊的事，是在写诗。他老婆看见了就非常不爽，要跟他发脾气。有一次资料馆开会，等朗格卢瓦等了一天他都没来，后来他说：‘妈的！我老婆把我裤子藏起来了！’”

有这样一对活宝夫妇当老板，可想而知电影资料馆在“经营”上有多么随性。两人都不领工资，到了午夜，点一点当天的票钱，放进一个信封，就带着出去吃一顿大餐。雅克没钱付资料馆水电费的时候去找朗格卢瓦的老婆要：“她头发很长，又不喜欢洗澡，宁肯涂很多香水，耳朵不大好，敲门也听不见，走到她面前笃笃笃敲桌子，大声说：‘找你有事！’她才抬起头来，也很大声地说：‘借钱？不可能！电影资料馆是没有钱的！’我说要不我私人问你借吧？她说：‘哦？私人？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然后就从那个资料馆的信封里掏出钱来给我……”word/media/image4.jpeg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中饱私囊，知道的人却明白，他们是把一家一当都砸给了资料馆。朗格卢瓦的妻子叫玛丽·米尔森（MaryMeerson），年轻时非常漂亮，毕加索、马蒂斯都画过她的肖像。资料馆没钱的时候，玛丽就靠卖画补贴，一张张全都卖了出去。

雅克·里夏去给朗格卢瓦当助手的时候，电影资料馆已经经历了1968年著名的“朗格卢瓦事件”——曾经帮助资料馆搬到夏悠宫新址的法国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逐渐不能忍受朗格卢瓦不受政府约束的管理方式，以“管理不善、账目混乱”为由开除了他的馆长职务。但此举很快成为文化界的丑闻，震撼了国际电影人。

奥逊·威尔斯、卓别林等众多国际知名导演发来电报声援，新浪潮的导演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夏布洛尔还被警察逮捕……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闻名世界的巴黎“五月风暴”。越来越多的公民走上街头，打出“去他妈的戴高乐党文化部”、“不要电影警察”的条幅。连当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也因此停办。word/media/image5.jpeg

迫于舆论压力，当局不得不撤回解雇令，恢复了朗格卢瓦的职务。但很快也停止了对资料馆的资助。资料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工作人员从75个锐减到15个，靠很多学生不计报酬地做义工，才得以维持。

为了挣钱，朗格卢瓦受邀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电影课，每个月一次，薪酬都贴给了资料馆。但是年事已高，加上肥胖，一次次的法国飞美国再转机加拿大，极大消耗了他的体力，也最终导致了他的心肌梗塞。

1977年1月，62岁的朗格卢瓦因心梗去世。像戈达尔的电影片名一样，他《筋疲力尽》，死时身无分文，公寓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

一个孤独的反叛者

朗格卢瓦曾说：“经营一家电影资料馆就像经营猪舍一样，要忍受各种噪音。”尽管他一向坚持“无政治”的立场，但政治终于还是找上了门。

资料馆受限遇挫的年代，他把重心转向“朗格卢瓦电影博物馆”——其实就在夏悠宫电影资料馆一个光线昏暗的地下室。在那里朗格卢瓦设计了一个电影长廊，并不只是按历史时间先后排列，而是像介绍绘画一样，演示各种不同类型电影在各个国家兼容并蓄的传承和发展，各个国家的电影仿佛在他的陈列中达成了一种对话。

博物馆里陈列着很多重要的展品，像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大齿轮、希区柯克《精神病人》里的骷髅头、费里尼的漫画手稿、电影《飘》里斯嘉丽的裙子——但是朗格卢瓦并没有在外面加上玻璃罩，也没加任何注解文字，因为他觉得展品最重要是与观众交流，他希望观众去看，去摸，去发散自己的想象力，即使文盲也没关系。

不幸的是，在他死后，政府官员像老虎一样扑了过来，很快接管了资料馆，清空了老艺术家们，取而代之以学院派的官僚。1991年，老电影人们老的老死的死，文化部委派了一个听话的乖宝宝多米尼克·巴依尼（DominiquePaini）当馆长，资料馆也搬出了夏悠宫。

一个时代就此告终。这之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再也不能同日而语。想当年，如果一部戏只有两个人进场看，郎格鲁瓦会说：“这两个人就是未来的特吕弗、戈达尔。”现在如果只有两个人进场，工作人员恨不得把他们揪出去。

“电影资料馆应该是一个冒风险的地方，可惜附庸风雅的左岸知识分子们，他们只懂得欣赏1930年的惊世骇俗，不喜欢当代的惊世骇俗。”雅克说。1988年，他与人合作创办了亨利·朗格鲁瓦协会，并让人将朗格鲁瓦的墓搬到了蒙巴纳斯公墓，在一个全玻璃的纪念碑上贴满了250张见证电影史的照片。2004年，他采访朗格卢瓦生前近百位友人的纪录片《亨利·朗格鲁瓦：电光魅影》在戛纳电影节首映，马丁·斯科塞斯特地写信给他，向这部重要的纪念作品致敬。

1997年，雅克亲眼见证了朗格卢瓦的第二次“死亡”——他晚年倾力建设的电影博物馆，起了一场无名火，火灾报告至今没有对外公布。“火灾并不严重，博物馆在地下室，只有大约3厘米的积水，对藏品并没有威胁。但是多米尼克以火灾为借口，彻底收起了藏品，再也没有按照原来的方式展出。这是官僚们对朗格卢瓦的第二次谋杀。”

幸运的是，就像预感到这次劫数一样，在博物馆火灾前一个月，法国导演让·鲁什（JeanRouch）神奇地将里面的展品一一拍了一遍，做成了个纪录片。朗格卢瓦为胶片忙了一辈子，最终他的心血得以保留在胶片里，完全应和了他生前说过的：“生者和死者的影像是共存的，这就是电影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