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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桃姐》看小成本文艺电影的成功路径作者：汪暮荣来源：《电影评介》2013年第15期word/media/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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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桃姐》剧照电影《桃姐》是导演许鞍华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桃姐是人名，即电影女主角，原名钟春桃，原籍台山，自幼家贫，出生不久即被人收养，养父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杀，其母无能力再照顾桃姐，辗转之下将桃姐安排到梁家当佣人，自十三岁起先后照顾梁家四代人共六十多年。电影《桃姐》主要是叙述桃姐生命中最后的两年与梁家少爷罗杰（Roger）之间的故事。该电影是第6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当中斩获无数奖项，是许鞍华导演最为重要的代表作。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重大题材平易化

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大多有很深远的寄托，2008年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和2009年的《天水围的夜与雾》集中精力聚焦于位于香港边缘地区及边缘人群活，运用纪录——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与二元对立的时空组织的叙事范式，对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和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以冷峻的目光与深邃的洞察力透视全球化/本土化进程中的香港社会，追溯港人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与文化记忆，以及在全球化时代的“流徙不安”。（《许鞍华说许鞍华》，邝保威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24页）这种电影创作不仅在于以影片平实地透视现实生活，更重要的是挖掘出生活背后隐藏的信息。对社会中各个阶层中最为底层、处在角落里的人物生存状态进行关照成为他作品最显见的主题，而人之情感则成为丰满这些关于存在的影像最有力的元素。透过影片看到导演重视本土文化、意图通过时空想象重建文化身份的努力最终用作品来表达香港的主体性焦虑与重建及其和空间建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显示出了导演许鞍华的人文情怀与悲悯意识。

这种源自生活的人物与主题的电影并非许鞍华一个人所察觉到，整个世界的电影越来越朝着这个方向进发。2010年卡梅隆带着《阿凡达》横空出世，他不仅收获了全球近25亿美元的票房业绩，更是在全球掀起了3D潮。然而在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评选中，《阿凡达》仅获得“最佳视觉”、“最佳摄影”及“最佳艺术指导”三个奖项，而《拆弹部队》擒获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极有分量的六项大奖。相比炫技的《阿凡达》，《拆弹部队》从人性的角度，探讨战争与人的关系，更具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两部电影的取材都很重大，一个凭借最为先进的3D技术来表现，另一个则以一个简单的故事切入、对人性的深刻关注、对情感的朴实表达同样也满足了观众们的审美需求，并最终在艺术成就上超过了《阿凡达》，《拆弹部队》做到了重大题材的平易化。

再看电影《姚姐》散文叙事是老套的，单线的。但是整体的电影质量并不平庸，首先取决于它的取材，唤醒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与反思。任何一部文艺作品，如果没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是很难在大众的见仁见智的各色审美观的考验下存活的。社会的老龄化，紧迫的压力压在年轻人与老年人的身上，一个社会在这个问题的关注层度直接关系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节奏的日益加紧，年轻人的生存环境日益变得远离安逸，充斥着机遇与竞争，裹挟着高收入与身心高度透支，年轻人没有时间用在老年人身上。老年人怎么办？养老问题怎么办？谁来供养日益增多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慰藉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个主题太过于重大，应该如何表现是一个需要大思考的问题。导演并未取大场面，大制作，只是选取一对平凡的主仆之间的小事作为故事，剧情里没有尖锐的二元对立关系，没有深沉的情感纠葛，也没有任何一个震撼心灵的大场面，把所有的东西进行了平易化的处理，一部作品唤醒了整个社会的集体反思，《桃姐》以一个小的故事，做到了大的影响，是很难能可贵的。

·中国电影评论汪暮荣：从电影《桃姐》看小成本文艺电影的成功路径二、纪录风格与剧情风格杂糅化

苏联电影导演罗姆曾说过：“摄影机不是从假定性的视角来观察事件，而是带着对待事件的鲜明态度参加到事件本身中来的。”（[苏]M·罗姆：《当代电影剧作的语言》，张由今译，载《世界电影》1982年2期，24页）电影对情绪的克制和纪实的追求，在镜头语言上也可见一斑。在很多可以将观众的感情调动起来的时刻，镜头没有选择推上去给一个极富表现力的特写，而是按兵不动停留在原状，甚至干脆离开了对主角表情的记录。这种刻意的压抑情绪，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态度。按兵不动和故意压抑，也是一种鲜明的态度。导演都没有用视听语言去强化，而是一如既往地、安静地讲述着，自然的光线、稳定的镜头，就是为了完整地记录一个过程，呈现出生活的质感。基于此，在很多观众明明可以沉浸下去的段落，却被硬生生地抽离开来，而由间离感带来的思考应该会更有助于对真实的把握。影片对镜头语言采取尽量白描的做法。

与当前主流商业电影一味追求好莱坞化的运动镜头、快速剪辑、电脑特效相比，本片静止的镜头、沉稳的剪辑和毫无特效的纪实风格从感官上的确不能带来很强烈的感受。这一点就足以让很多导演望而却步，从而纷纷效法好莱坞电影。贾樟柯曾经说：“中国电影和严肃的当代思考之间越来越脱节，显得处理当代生活的能力极差，而电影本该是一门特别当代的艺术。”（徐百柯：《中国电影毛病在哪——贾樟柯访谈》，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26日）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当下国产电影创作中存在的某种问题，许鞍华的电影可能就应该属于这种“当代的艺术”，起码《桃姐》属于此类。对于《桃姐》的当代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去考察。比如，电影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边缘人物，但这些边缘人物背后却代表着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不可否认，边缘人物形象在当下国产电影中似乎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身份包括从农村到城市的各个层面。不过，从影像表达的结果来看，许多这类影片中的“边缘人物”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民众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似乎只存于这些影像的世界中。

对于真实性问题，有人曾这样论述：“我们指责导演恐怕不是由于他的虚构，因为导演的艺术就在于虚构，而仅仅由于他已不能掌握虚构的分寸，成了虚构的受害者，因而难以对现实有任何新的开掘。”（《电影是什么》，[法]安德烈·巴赞著，崔君衍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27页）安德烈·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中对导演在作品中对于现实的选择和把握所做的这个判断恐怕会令很多电影创作者和批评者感到芒刺在背。他说：“真实性与电影这门艺术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真实都是无法逾越的一个关键词。”（《电影是什么》，前揭，276页）

和电影《桃姐》类似的一个电影《马背上的法庭》，取材于真实的新闻，被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评价为“又像纪录片，又像故事片”，最终捧回了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桃姐》的成功，还在于，打破了原有的文艺片的“文艺腔”，也不仅仅纪实。超越DV的纪实感之后，生活化的语言加之幽默的语调，剧情风格也杂糅进去，不急不慢的叙事节奏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视听语言生活化

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现代化的大都市香港，种种社会乱象，种种畸形人际关系，种种善恶美丑，鱼龙混杂。日渐增多的丧失独立生存能力的老年人，敷衍塞责的政府，混乱的老年人疗养市场，推卸赡养老人责任的儿女，市井的纷乱，治安的无序，以及底层小人物的人性复杂（如坚叔）……在已过天命之年的女导演的镜头之下，并没有丝毫怨怒与讽刺。相反，运用了大量人性化的处理方式，贴近人物的叙事方式，接近地气的镜头视角，满含体温的真挚对白，把一个原本凄凉的故事讲述得温暖人心，直指肺腑。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把视听语言做到了生活化。

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特别谈到了红色外套的情感作用：“一件红外套却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因为事实上外套可以是任何颜色的。不过红色最适于用来满足各种纯粹的艺术需要，因为只有在艺术中，它才能不带任何物质目的地被使用。画家必须考虑的不仅是红色外套自身的内涵，还得考虑穿衣者与它的关系，以及与整幅画面的关系。现假定这幅画表现出悲哀的效果，红色外套的人物是哀伤因素的中心——或者通过把此人安排在画面中心，或者通过其表情、姿势、色彩等等，那么这红色就会给人极度不调和的感觉，它能使画面的幽暗部分尤其是主要人物明显突出，使用本身内涵悲哀的色彩反倒会减弱整幅画面的戏剧效果……”（《论艺术的精神》，[俄]瓦·康定斯基著，査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61页）色彩，一种沉默而又最富有感染力的视觉语言，日益被电影导演们所重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影片在色彩语言的运用上不断的在发展创新，挖掘着色彩表现的无限潜力。电影《桃姐》里运用的色彩很简单，值得注意的两点：从罗杰（Roger）同学口里得知桃姐经常穿一身黑裤子白上衣，一眼就被人认出是佣人，而影片着重描绘的颜色是罗杰（Roger）的深蓝色上衣。颜色是一种象征，被一眼认出是佣人的桃姐，在老年院里也被人说是佣人，心情极其不快。在一个物质追求几乎没有，精神生活贫瘠荒芜的垂暮老人身上，一个“佣人”的帽子扣在她头上一辈子她都无怨无悔，最怕的是，她会在被人发现身份后在老人院里在各种鄙夷的目光中了此一生。对她来说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有尊严的死去，内心满足的离开。而罗杰（Roger）的深蓝色上衣一再被人误以为是蓝领（修空调的，或者开出租的）并且他人对他的态度极其不好，一旦得知他的身份，态度又急转弯，这种社会真实场景被导演幽默化的处理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通过整部影片可以发现，它们既没有有效地推进叙事、营造戏剧性的功能，也缺乏完善或突出人物性格，或者推进人物关系的能力，或可将之称为多意的闲笔。现实生活虽然存在戏剧性，但是在每一次动作或者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之后我们都无法料想到它们在未来潜在着怎样的影响或牵连着怎样的线索，或者也有很大可能是毫无意义毫无影响的。我们认为，影片中的这些闲笔正在某种程度上将银幕与现实联通，将银幕上的人物与我们的生活联通，因为这些闲笔的存在更加现实和日常感。《桃姐》中几个闲笔均来自生活，看到拍婚纱照的场景桃姐和罗杰（Roger）讨论婚姻，看完电影《空城计》（电影剧情中安排的一个电影）的首映式后桃姐和罗杰（Roger）讨论当下娱乐圈的怪像，都是用生活化的语言，达到了很好的戏剧效果。

结语

电影《桃姐》是小成本文艺电影成功的典范，它成功有三条宝贵的经验：重大题材平易化，纪录风格与剧情风格杂糅化，视听语言生活化。这将会给小成本文艺电影指出一条成功的路径。它虽然是小电影但是精神寄托很大，《桃姐》最大的精神寄托在于对好人的一种尊敬，给好人以尊严，这是这部电影的精神意义所指，艺术价值所在。电影里，老人院里老人诸多，生命形态各异，生活状况大多差不多。选取姚姐来反映老人的情况，就反映了电影的用心，一个孤寡老人，一个老佣人，在自己丧失劳动能力以后没有去处，虽然政府会给以救济，但是，最终依然是梁家送终。罗杰（Roger）是其中典型代表，这是一个善意的化身，电影是透过他来反映如何让给好人以尊严的。桃姐从来不计较回报，一生付出，让罗杰（Roger）最终认定为自己的干妈。在一个物质追求几乎没有，精神生活贫瘠荒芜的垂暮老人身上，一个“佣人”的帽子扣在她头上一辈子她都无怨无悔，最怕的是，她会在被人发现身份后在老人院里在各种鄙夷的目光中了此一生。对她来说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有尊严的死去，内心满足的离开。罗杰（Roger），一个受善意驱使的雇主之一，是善意的代表，在桃姐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不断给她精神慰藉，电影是借助他来完成精神寄托的。桃姐乐于分享，为人善良，不计回报，打动了身边每个人，也打动了观众。坚叔这个角色的出现，是为了在最后一刻再次提醒观众，好人是值得尊敬的，好人就应该这样光荣的离开这个世界，并且被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