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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以儒亡”谈起

作者：陈晓宁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9年第09期

[摘要]关于金代女真族汉化的程度在金朝灭亡中起到何种作用，有多大影响，史学界说法不一，笔者从女真族入住中原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变化做以简要分析，以期说明女真族在汉化的同时连其腐败的东西也一并接收过来，导致了本民族特色的消失，最终导致了金朝的灭亡。

[关键词]金以儒亡女真汉化

作者简介：陈晓宁（1981-）女，蒙古族，辽宁新民人，沈阳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学。

公元1247年，时为藩王的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回答说：“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从元朝实行的政策以及有元一代蒙古族的发展状况来看，张德辉显然是误解了忽必烈的意思，忽必烈所云的“金以儒亡”应该是指金代女真族汉化的程度太深，以致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导致金代的灭亡。而绝非是说金代在官员的任用上选任汉官所致。

对于金代女真族汉化的程度，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截然相反，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认为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保持了其本民族的特色，始终没有被汉民族所同化；而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则认为历史上曾入主汉地的少数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被先进的汉文明所同化，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亦未逃脱。

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等，无一例外的要受到先进的汉族文化的影响。但其影响的程度亦即汉化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是更多的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还是在更深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试对女真汉化的程度加以论述，从中亦可看到它给金朝带来的影响。

在我国历史上，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接触中，无论是汉化还是胡化，都是民族融合的一部分，其区别就是在此过程中，谁占主导地位，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

说：“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对于金朝的汉化程度，古人已有评述，清代史学家赵翼说：“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

女真人征服汉人的过程，同时也是两族人民融合的过程。女真人以武力征服汉族后，也曾试图在文化上同化汉人，因而大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金天会元年（1127）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这项政策遭到了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1150年，海陵王上台后，停止了此项政策，“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女真统治者企图同化汉族的政策遭到了失败，同时他们又被汉族文化所吸引，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首先，政治制度的汉化。金朝建立时，其权力核心是部落联盟制下的“勃极烈”制度。进入燕云地区后，女真原有的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承袭了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中央政府是勃极烈制与辽官制度并行，地方政权上则是州县与猛安谋克共存。熙宗即位后，对两种官制并行的状况进行了改革。天眷元年（1138年），正式颁行新的官制，废除了女真原有的勃极烈制度，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经过熙宗的改革，女真原有的官制除猛安谋克外，荡然无存。新行的官制揉和了辽宋两朝的官制且自成一体，突破了辽朝分设南、北面官的双轨官制。标志着金朝政治体制的一体化。同年还制定了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之制，为起用大批汉官开辟了道路。

天眷元年的改革，使金朝在政治制度上一举超过了辽朝，而且可以与宋朝媲美了。政治制度的汉化，是女真汉化的重要一步。

其次，经济、文化的合流。金灭亡北宋后，“虑中国怀二三之心”，几次大规模的以军事部落移民的方式将女真人迁到中原各地，人数达到几百万。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汉人与女真人交错杂居的局面，促进了两族人民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民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女真族在建国时，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迁入中原后，其与封建生产方式相比，落后性暴露无遗，女真人纷纷采用了先进的租佃制，“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猛安谋克中许多女真人“骄纵奢侈，不事耕稼”，把自己的牛具税地出租给汉民，亲王、公主、大臣冒认的官田，也由汉民耕种了，“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垄无一苗者。”这种租佃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标志着女真族原来的奴隶制成分的下降和中原封建制成分的上升。特别是熙宗时实行“计口授田”制后，封建关系在女真内部普遍发展起来，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与汉人基本上已无二致。

此外，在思想文化上，女真人的汉化则更为明显，女真人对灿烂的汉文化十分敬仰。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女真人，都以学习汉文化为荣。汉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是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统治，金初，辽朝进士为金朝制定了一套君臣上下的朝仪礼制。熙宗即位后，

于天眷三年（1140年）立孔子庙于上京。翌年，熙宗“亲祭孔子庙”，“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女真人学习汉族文化之风，日盛一日。就整个女真上层社会而言，至金中后期，接受汉文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刘祁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最典型的例子是完颜璹，是世宗之孙，史称其潜心学问，“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至于一般女真民众，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可见女真社会的汉化趋势已难以遏制。

第三，风俗习惯的转化。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融合，又进一步促使风俗习惯的汉化，从而使女真族的民族特征逐步消失了。明昌五年（1194年），章宗问夹古清臣：“‘胡里改路风俗如何？’对曰：‘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

女真族的婚姻制度也逐渐汉化。在金代建国前金朝初期，女真族还保留着原始的婚姻残余，“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随着女真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汉化，女真族的婚姻旧俗逐渐淘汰，而采用了汉族的婚姻制度。1190年公布官民婚聘财礼法令，1200年定本国婚聘礼制，1205年又定本朝婚礼。女真族的婚姻制度与汉族也基本一致了。

由上述可知金朝的汉化程度之深。女真族汉化过程，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是向文明的发展，而且金朝末年的政治尚属清明。那么何以汉化会导致金朝走向灭亡呢？从上面的叙述可知汉化后的女真族的转变如何之大。下面我们看看女真汉化后关系金国命运的变化。

十二世纪初的女真人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仅用了十二年的时间便亡辽灭宋。建立了强大的金朝。《金史·兵志》记载，“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作为新兴的马上民族，女真人天生具有尚武精神。然而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女真就失去了昔日的勇锐，到海陵末年，女真人在其擅长的骑射方面已不如宋人。大定十年（1170年），宋使来贺皇帝生辰，世宗“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纔中其七”。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选侍卫亲军，“其中多不能弓矢”。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他们昔日英勇善战的性格，特别是经济的汉化，使得以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猛安谋克也走上了破坏的道路，作为金朝主要军事力量的猛安谋克军的衰败，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女真人本以狩猎和农耕为生，生活质朴。女真“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但当他们入主中原后，原来的生活方式很快发生了变化。陈规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同样，在金源内地的女真人也染上了懒惰奢靡之风。世宗至上京，“闻宗室子弟往往不事生业，宗尹奏曰：‘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女真的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他们耽于享乐的生活作风，从而使一度生机勃勃的民族最终走向衰落。

由上可知，“金以儒亡”并非毫无根据，重要的是对“儒”字的理解，我们解释这句话时要将之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这样即可知道这句话准确的概括了金代灭亡的重要原因。即女真族的汉化时不加鉴别的汉化，在吸取进步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其腐败的东西，同时放弃了本民族的特色文化，最终导致了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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