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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梭《社会契约论》看我国宪政体制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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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珊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5期

摘要：宪法与宪政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是在私权至上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那么，可不可以在新的时代，新兴的国度诸如我国建立起一种新的宪政模式？这种新的宪政模式既要有公权的权威，又要有私权的保障；既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又有民主自由的发挥。本文即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宪政社会契约人民主权

作者简介：王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9-005-02

《社会契约论》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论着作。在该书中，作者说明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着力探讨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下实现社会平等问题，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试图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来取代历史上以牺牲人的自由和平等为代价的社会契约。该书在我国流传及其广泛，影响也颇为深远。目前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宪政体制的建立便是以该理论为基础之一的。

一、何为宪政

何为宪政，学术界有很多的定义。西方学者当中关于宪政概念的阐述相当丰富，有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来界定的，有的从立宪政体所包含的要素来阐释宪政的，还有从制度上做出的安排来说明宪政的，有以宪法对政府权限的制约来阐明宪政，有以宪政蕴涵的法治要义来解释宪政，还有从宽泛的多视角认识宪政的。综合起来笔者认为：在西方学者眼中，宪政就是控制政府权力。宪法是一种社会契约，宪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控制政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政府是掌握权力的机构，人民最可能遭到侵害的还是来自于政府，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来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他们担心政府利用这些权力侵犯公民的权益，所以要用宪法来控制政府，以达到最终保护自己的目的。宪法是怎么产生的？究其根本就是来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综合他们的认识，西方学者眼中的宪政主要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要素：第一，宪法为宪政之基础；第二，宪政本身内含着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双重制度安排。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制约政府权力；第三，宪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在这其中“控制政府学说”则无疑是西方宪政最核心的内容。

关于我国学者对宪政的定义。对我国学者定义宪政有很大影响的当属是毛泽东对宪政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当家作主，他只能采取一定的选举制度，委托少部分人来行使这个权力。尽管我国学者对宪政的认识与西方学者比起来有诸多不同，但也普遍将民主、民主政治视为宪政的内涵要素。比较中外学者关于宪政的定义，笔者认为其中存在着重要差别。这些差别主要体现在于西方学者并不赋予宪政本身过多的内涵，而我国学者则使宪政承载了众多的内容，如民主政治、法治、人权保障、自由等。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差异根本上是来源于宪政历程的历史差异。西方宪政在产生之初就是作为控制国家绝对权力的工具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宪政居于最高层次，在宪政的下面，没有绝对的权力可言。只有首先确立这样的框架，才能真正的实现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自由、法治、人权、民主。然而在我国宪政建设的实践中，民主屡遭破坏、法治屡遭践踏、人权屡遭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宪政并不必然与民主政治相联系，它的天然孪生物反而应该是法治。因为只有在宪政存在的前提下，自由、人权才易于得到保障，民主更易于生成和发展。

二、我国宪政的历史

宪政的核心是宪法，没有宪法，自然谈不上宪政。仅有以宪法为主体的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一个国家并不能自然而然的走向宪政。只有宪法为“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并且得到有效实施，才可能有效地推动一国的宪政建设。宪法的本质精神，一是人民享有最高权力；二是政府受命于宪法，亦即“保障民权，限制政府”。我国古代是没有宪法的，宪法的出现最早还是在晚清。从晚清至今，我国虽然已经有过好多部宪法了，但是我国法治和宪治至今仍任重道远。我国自近代以来，在清末、辛亥革命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些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都有制宪修宪的活动，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也都分别有着自己代表性的制宪成果。自1954年宪法制定以来，前后有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的产生，名义上都是对前一部宪法的修改，实质上则是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

三、卢梭《社会契约论》对我国宪政体制建设的影响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它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所表述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特权，成为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一个多世纪后，卢梭被国人视为是西方近代最伟大的自由倡导者。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说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正是在卢梭社会契约的思想指引下，我国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一）我国宪政体制建设的必要性

第一，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之一便是要求我国的法治建设与国际接轨，实现真正的法治。尤其是我国当下正面临着改革的攻坚阶段和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不断凸现，要想真正彻底的解

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首要的问题即是建立起我国的宪政体制。将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真正摆在核心的位置。

第二，是实现我国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具体来说，政治文明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政治的民主化、政治的法治化、政治的责任化、政治的人道化和理性化、政治的公开化等内容。这里的每一个内容无不与宪政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无不可以通过宪政建设得以实现。

第三，是宪法真正实现平民化和社会化的必然要求。纵观我国的宪政历史，我们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定出了很多部的宪法性文件，然而现实的情况也告诉我们，光有一部制定完好的宪法是不够的，是不能起到根本法应该起到的作用的。有了一部好的宪法，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使用。正基于此，宪政体制的建立才变得如此迫在眉睫。

（二）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宪政体制

第一，高度重视对宪法的监督实施，切实发挥宪法的实际功用。这一条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却也是贯彻实施最不到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自1982年宪法实施至今，我们很多民众竟然没有宪法可以具体实施的理念。虽然大家都知道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然大家对宪法的认识也仅仅只是止于此。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违宪的事情时也极少会有人想到拿起宪法这一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多的是将其束之高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在于我们只认为宪法是最高法根本大法，却没有把最高性落在实处。即没有认识到宪法首先是法律，想普通法律一样具有规范性、可操作性、可诉性以及强制性。被其根本大法的外衣蒙蔽了双眼。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涉及到我国公民权利方面，宪法化、法律化进程比较缓慢。在我国的诸多立法方面，涉及到具体的民事权利、经济权利甚至刑事权利的法律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然而与隐私权、环境权等一些公民权利相关的问题出现时，却未能及时立宪。比如在宪法当中虽然很早就有关于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一些规定，但相应的部门法却一直未能及时出台。这一现象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如果公民的诸如此类权利受到侵犯则无法直接适用于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在我国宪法远离司法实践的情况下，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还无法得到具体法律的切实保护。第三方面的原因在于，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完善，违宪审查机制尚未真正启动。违宪审查制度是指根据宪法规定，拥有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一切法律、法令、命令和处分是否符合宪法；审查和裁决一切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司法行为、行政行为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规定，以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在我国的宪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迄今尚未撤销一例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等；一方面违宪应该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然而对此却没有有效的司法追究和救济机制。此外，在我国宪法监督的实践过程中，违宪审查也的确存在着客观的困难。这也无不与我国人大代表人员众多，会议期间议程繁多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完善宪政体制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平台和最核心的制度，也是我国宪政建设最核心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下，

如果脱离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政建设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究其原因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蕴涵的人民主权原则、公民权利保障原则、人民监督原则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原则都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当下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要切实保障选民和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选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都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其次，全面落实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再次，注重完善议事制度，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的效率和水平。要根据近些年的经验，借鉴国外有益的做法，保障会议通过的法律的科学性；进一步提高人大会议的开放程度，为实现公民的知政权提供条件。最后，进一步改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增加熟悉法律、经济等方面知识的专业人员，在逐步实现常委会组成人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

第三，摆正和理顺共产党的领导权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理所应该也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活动。毫无疑问，这一点已然成为了我国宪政生活的现实。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伴随着我国社会已然进入了高科技信息化全球经济的时代，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纳入到新时期的宪政体制建设当中已经变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只有理顺、摆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更大程度的发挥全国各族人民选举产生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权利，更好的启动各党派相互监督的机制，更好的行使对司法的监督，最终才能真正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