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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两国共产党在接班人问题上的共性经验探究作者：于天来源：《新一代》2013年第12期

摘要：培养和选拔党的接班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中国和越南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越两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关于接班人问题的经验。本文总结归纳出其中两个相似的有益经验——推进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并对其进行梳理和探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接班人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3）-12-0321-02

中国和越南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两国的执政党均是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两国共产党都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党深刻的认识到，培养选拔党的接班人的问题事关重大，若处理不当，会引发国家政治局势的动乱，政策失去连续性，党内的争斗等后果，最终导致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损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通过艰苦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关于培养选拔接班人较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两国的有益经验存在共通之处，这些有益经验需要我们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工作中继续坚持和发扬，也值得其他社会主义执政党借鉴。

一、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标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十分注重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把青年看作祖国的未来，他积极主张要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以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曾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1953年毛泽东在谈到选拔青年干部时指出，“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这些论断充分的反映出他对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要求。但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影响了我党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进程，直到邓小平率先垂范的推进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改革，建立了离退休制度，干部队伍开始逐步向年轻化过渡。关于“年轻化”的标准，邓小平强调过多次。他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实现了全退，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在邓小平的带动下，一大批老干部为了党的事业主动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从而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成为党纪，从十二大起明确写入党章。江泽民同样坚持干部“年轻化”的标准，他指出：“选拔中青年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坚决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等陈旧落后的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越南共产党在实践中也开始逐步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选拔。终身制也曾是越南很长一段时期的干部任用惯例，越南的党政机构在过去虽然也规定干部的退休年龄为60岁，但实际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般不犯重大错误都要干到生命的终结。这就造成了干部年龄老化、干部管理不畅的问题。越南最终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是从越共的第三位总书记长征开始的。在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上，长征决定不再担任总书记，而提名熟悉市场经济、年富力强的阮文灵担任总书记。当选的17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82名是新人。越共七大上，阮文灵从大局出发，毅然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经过七大的调整，原来的12名政治局委员只有5人连任，有8人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的9名成员中，有5人是新当选的；在146名中央委员中，有83人是新人。至此，可以说越南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从干部终身制到任期制的转变。1996年，越共八大提出了干部队伍的梯队建设问题，规定今后凡年龄在55岁以上者不能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越共十一大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年龄在60岁左右，充分体现了年轻化的要求。越共通过对领导班子的全面调整，把一批年轻和具有务实精神的干部推上领导岗位，从而为国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保障——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中、越共产党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都走过弯路。毛泽东晚年因个人专断作风的增长，完全以个人意志为标准选择接班人。邓小平通过对毛泽东失误的客观分析，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他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在1980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深刻的认识到建立民主制度对于科学公正的选拔接班人的重要性，并着力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一是建立集体领导的制度，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专门就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做出了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和处理，……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二是建立集体交接班制度。为解决集体交接班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中央顾问委员会等形式实现了新老干部的顺利交接，逐步实现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集体交接班。三是建立了一套权力监督制度，以明确党的领导干部要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不许搞特权。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把制度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决不能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制度建设保证了党的十六大实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交接班。

下面来看越南的情况。据资料显示，越南劳动党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在晚年因权力逐渐被削弱，党内的实际权力被黎笋掌控。既使胡志明对黎笋的种种作为不满，也因其身患重病无力顾及。黎笋大权在握后，便立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并对以武元甲将军为首的“亲华”派实行打击排挤，对越共的高级领导进行清洗。由于黎笋的独断专行，导致了越南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中越两国关系由胡志明时期的“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转而破裂乃至敌对。经过对失误的反思，尤其是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以来，越南共产党在接班人的选拔上经过一系列的制度革新已基本实现了民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越南共产党积极实行集体领导制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议事规则，并制定出一系列相关的工作制度，以明确党内各个部门和个人的职责。越南共产党规定，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必须处理好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的关系。党委会对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讨论，讨论通过后分工到各中央委员。第二，越南共产党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党的最高领导人一般由两名候选人经公开投票角逐产生。选举前，要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直接实施监督。第三，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越共规定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此外，越共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

不难看出，在建立党内民主制度以保障权力平稳交接的努力中，中越两国共产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建立起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度等等。随着党内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接班人的培养选拔将不断向着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迈进，两党对于接班人问题的处理将越来越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