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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民说》谈“立人”与“立国”之关系作者：宋晓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04期

内容摘要: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大力倡导“新民”说,由此掀起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历久不衰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使人的现代化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今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透过一个世纪的历史烟云,重新审视一代启蒙思想家的“人学”思想,它的内涵与要义、缘起与旨归、价值与局限无疑会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与未来发展提供诸多启示,也提出了极具历史意义的时代命题。

关键词:梁启超人学思想新民说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自称“新民子”,大力倡导“新民”说,系统阐述了对国民、国家、权利、自由、民主、道德、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提出了全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铸就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并由此掀起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历久不衰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使人的现代化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今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透过一个世纪的历史烟云,重新审视一代启蒙思想家的“人学”思想,它永久的价值与无法忽略的局限无疑会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与未来发展提供诸多启示。

一.内涵与要义

“新民”本是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强调的是人的道德修养及其不断革新对于儒家所崇扬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等核心价值理念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取于儒家经典的“新民”显然与此不同: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本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1]

以上文字至少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关于“新民”概念必须从两个意义上加以理解。当“新”字做动词时,“新民”就是“国民的革新”;当“新”做形容词时,“新民”就是“新的国民”。二是“新民”的途径或方略:一方面要吸收我华夏民族在道德、学术、风俗等方面固有的高尚美好之精神特质,激发扬厉使之更加高尚完美;另一方面,就是要兼采中西文化之精华,既要创化传统,亦要有世界性的开阔胸襟和广阔视野。新民者,乃是中西两大文明相激、相荡、相合、相引而形成的具有20世纪现代民族之魂的新型国民。

那么,这种新的国民应该具备怎样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呢?

美籍学者张灏先生将梁氏的“新民”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1.公德与私德,2.民族主义和国民理想,3.竞争和进步,4.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5.权利和自由,6.社会功利和经济增长。[2]简而言之,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之“新民”必须崇尚公德,追求自由,积极竞争和进步,养成民族主义和国民观念,具有冒险、尚武精神。

二.缘起与旨归

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梁启超从内治与外交两个方面阐述了“新民”的必要性、紧迫性。从内治方面看,国民的文明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盛衰,民为国之根本:“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病,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1]只要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自然随之出现。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自变法以来十余年,而成效甚微,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新民”。

这种国民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与严复如出一辙。严复认为:“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既然生物机体的性质取决于细胞的性质,那么,社会群体的面目则是由社会成员的面目所决定的。严复强调,凡“天下之物”,其“聚之形法性情,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者。就是说,整体、群体的性质、特征,是由分子、个体的性质、特征所决定的。就一国而言,其“贫富强弱治乱”,完全取决于该国民众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4]西方所以富强,是因为其民德智体三者皆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民众德智体三者皆劣。中国欲求在激列的生存竞争中图存振兴,就应立即着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才是治本之策,舍此而图它,只是治标而已,终将无成。而严复的观点直接导源于英国近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所谓社会有机体论,简言之即是以生物学来解释社会,将社会简单视同生物机体。

从外交方面看,即从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目前在世界格局的地位而言,如前所述,中国不幸处在西方民族帝国主义扩张的漩涡的中心,所有的西方列强都在中国寻求自己的势力实力空间,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被宰割的危险,再不付诸努力,必将亡国灭种。中国要救亡图存,单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须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御强敌。总之必须实行民族主义,培养国民的爱国精神、参政意识。欲养成国民的民族主义精神的途径只有“新民”——“舍新民末由”。所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梁氏对中国贫弱根源的分析虽说面面俱到,但重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全体民众的诸般“劣根性”乃是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在“政府造人民”与“人民造政府”之间,他强调的是后者。所以他又说:“国之亡也,非当局诸人遂能亡之也,国民亡之而已。”既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弱点、缺点是导致中国衰微的总因,因此,中国欲图强振兴,就必须首先从改造国民性、提高全民素质入手,“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用严复的话说就是要开民智力、新民德,鼓民力——舍此,别无良方。所以,“新民”一事,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新民”是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走向强大的必要途径和手段。一旦人人成为新民,即可由个体的自强而达到中华民族群体的强盛。总之,提高全民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造就一代新人,乃是改造、振兴中国的根本途径。“新民”的最终目标指向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

三.价值与局限

近代以来,在众多探寻民族振兴的华夏精英中,梁启超凭借着思想的内窥力,将眼光深入到物质技术和政治制度背后的历史主体——人——的精神世界,从而发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急切呼声,并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历久不衰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使人的现代化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课题。

现代化的社会要靠现代化的人去创造。处于蒙昧状态,安于旧秩序,全无现代意识、不合现代要求的人,是不可能有变革社会的要求的,更谈不上实现社会变革。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自身解放的要求并实现自身解放。不论是破坏旧世界还是创造新世界,都要靠觉醒中的一代新人。因此,中国的社会变革、振兴和现代化,最终都有赖于人的现代化。自《新民说》出,提高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重大任务受到中国思想界的普遍关注,改造“国民性”问题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历久不衰的热门话题。梁启超直接开启了五四思想启蒙的大幕,为“五四”“人的发现”奠定基础,是鲁迅“立人”思想的直接渊源。如果说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已蒙胧地想像出现代人的特征,那么到五四前后,陈独秀则把“新青年”应具备的“现代人”特征和盘托出,那就是:自主的而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5]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对现代人意识的精当概括。这种概括与梁氏在《新民说》中倡导的那些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可以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倡导的自由、进取、爱国、竞争等“新民”人格理想经过五四运动,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价值体系的重要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当然,《新民说》以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为理论依据,以富国强民为终极目标,提出的强国之道自有其局限之处。社会有机论强调社会成员素质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国民重视人自身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它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简单视同生物有机体,否认人类社会特殊的本质和规律,而用生物规律取代和说明社会规律,其简单粗燥是不言而喻的。以此作为指导来诊断中国的致弱之源和“救亡之道的哲学基础和立论依据,就难以得出科学结论。梁的“新民”理论充满矛盾,究竟是“政府造人民”还是“人民造政府”?他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强调“造成今日之国民者”是“昔日之政术”与政府,“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污吏戮之,异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则饥戮之,寒戮之,夭戮之,疠戮之,刑狱戮之,盗贼戮之,干戈戮之。”[1]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的是“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树之甘者其果恒甘,树之苦者其果恒苦”。最终,因受改良主义立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他过分、孤立强调国民素质之于与政治体制的重要性,进而将国民素质视为政治腐败、政府恶劣之因,而将“恶劣政府”视为果,最终倒因为果。这种思想势必使人们轻忽社会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反帝反封的革命激情。回避、忽视社会变革,实际上等于说可以在旧的经济基础、现存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文集(上)[M].夏晓虹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2]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09-190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

[4]严复:原强修订稿[A].严复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