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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赢利型经纪”及其抑治

作者：罗峰来源：《消费导刊》2011年第09期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湖北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也在全省全面铺开，农村的改革大势已经俨然成为了广袤土地上的一股洪流。湖北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正是在农村社会激烈转型、农村改革全面推进的这种大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一

Z市B村位于上百里洲，辖6个村民小组，664户，人口2685人，劳力1920人，计税面积3665.27亩，2004年人均纯收入1890元。本村村委会选举工作自9月21日进入准备阶段始，按照相关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

该村五组共有109户，389位村民。2005年10月18号是本村推选村民代表的日子。推举村民代表以小组为单位，按分配名额采取等额秘密写票、公开唱票、得票多者当选的方式产生新一届村民代表。带着对农村选举的好奇与莫名的期盼，等待着选举会议的开始。上午八点三十分左右来至五组会场。所谓会场，其实就是一条穿村公路、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吵吵嚷嚷、人头攒动的人群。站在桌后的是一个中等个儿胖乎乎的中年男子，他脚穿拖鞋，浅蓝色内衣外套着脏兮兮的深青色西服。据介绍，这就是五组组长刘三(化名)。

此时，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汉手持两张已经撕破的信纸(借条)向刘三讨债。刘说：这个是跟我哥借的，谁跟你借的你跟谁要!为什么跟我要?老汉：可你哥出去打工了!刘三：那也别跟我要!老汉又拿出另一张，满红耳赤地说：这张可是你签的字，是你借的钱，为什么还不还?刘三：我现在没钱!老汉：什么当官的，当官就了不起了?刘三：就了不起!怎么着?

……

说着就吵骂了起来。老汉被镇驻村干部拉到一边，之后老汉愤愤地离开。

老汉刚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C上前对刘三说：别人的税费都退了，为什么我们组的还没退?怎么当的官?当官就了不起了?

刘三不屑地说：我能当上，有些人想当还当不上呢!

C：有些人当上官，可什么也不懂，素质太差!

其妻也上前助阵。

吵闹声余音未落，另一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上前对刘三吵骂起来，起先还谈及税费与当官的问题，后来纯粹是人身攻击式的大骂，言辞不堪入耳，最后逐渐向前凑，脸对脸对骂，若不是乡镇干部拉架，肯定是一场恶战。紧张的气氛令人心惊胆战，心想：这下应该平息了吧!还没完全从刚才的吵闹声中回过神来，刚才还在一边打毛衣的三十岁左右、烫着卷发、穿着入时的妇女也上前吵闹，大抵是关于本组的收费问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乡镇干部的协调下，事态才逐渐趋于平静。随着刘三一声“开会了!”推选村民代表的会议才真正开始。

事件的整个过程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群众攻击的共同目标是村民小组组长刘三；第二，群众一直在旁边观战，只有乡镇干部劝架；第三，村民言辞激烈，刘三也是反唇相讥，互不相让；第四，村民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官”与税费的问题。

应当说，税改前后的土地纠纷及派生的税费纠纷层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由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得不到根本保证，湖北省因此率先进行了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旨在保障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权利。这一系列改革都是在转型期社会，政府针对农村的实际问题采取的主动应对措施，对重塑基层政权、保护农民权益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意义。

立足现实而不是立足于已有的理论模式已经逐步成为学界的一个基本立场。面对选举情景，很多研究者会产生“中国民主何以进程缓慢”的困顿。在上述事件中，推举村民代表的会场成为群情激愤的发泄场所，而不是讨论问题如何解决，人身攻击式的污言秽语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农村选举对农民意味着什么?在村民的心目中，组长也是一个“官”，而做“官”就要为民做主，否则就应该被唾弃。据本组村民介绍，刘三的“劣迹”可概括为两点：第一，本身素质太差。一是文化水平低，小学没毕业，基本的法规政策都不懂；二是道德水平低，从刚才的污言秽语中可见一斑。第二，乱收费，有贪污行为。上次组里要统一安装电表和电表盒，每户收了200元，而安装一块电表只要135元，并且最后安装时，还是四五户合用一个电表盒，村民认为剩下的钱都被刘三贪污了，到现在也不退还。

可为什么刘三上届是村委会成员、本届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和本组组长呢?当推选村民代表的结果出来之后，更是令人不解：刘三得31票，以本组第二名的身份当选本届村民代表。既然是众矢之的，又何以连续当选?当问及其他村民时，其解释是：第一，在选举前，刘三到处说好话拉选票。第二，亲戚朋友的支持，兄弟三个，家族势力较大。第三，利用职务之便拉关系。比如税改前，与刘三关系好的人，在土地实有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少报地亩数，以便少缴税费。本组在程序上合法有效的村民代表选举并未让人释然，选举背后的玄机却发人深省。这令人不禁联想起杜赞奇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研究中所概括的“赢利型经纪”，这种现象的再现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新时期新问题的集中表现。据乡镇干部与村民反映，“现在素质高的人不想当‘村官’，而素质差的人拼命想当‘村官’!”这又与三十年代有名望的乡绅退出乡村政权有惊人的相似，可是其背后的复杂原因却是迥异的。

二

杜赞奇的“国家经纪”理论是建构在“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框架之中的。国家经纪，即指国家与乡村社会这两个“交易”双方之间的代理人，他为双方的交易服务，并从中获利。国家经纪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赢利型经纪，以获得实际利益为目的，视职权为谋私利的工具；另一类是保护型经纪，大致以地方自保为目的，经纪人在交易中获得的主要是象征权威。在传统社会中担任保护型经纪人的，主要是宗族领袖、乡村宗教首领以及其他有威望的地方精英，通过当地人熟悉、认可的习俗(即“文化”的形式)，来树立自己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因而既能得到国家政权的允许，也能得到乡村社会一般民众的承认。所以说，这种经纪模式包容于文化网络之中。相反，赢利型经纪则倾向于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和掠夺，“由于赢利型国家经纪视其职权为谋利的手段，故其不能被视为正统权威之母体的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杜赞奇，2003)“国家经纪”理论为解释乡村权力格局与底层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二十世纪之后，国家政权为了最大限度的汲取农业剩余，保护型经纪难以为继，赢利型经纪则趁虚而入。“国家政权的强化不断地压迫原乡村政权，使后者陷入困境，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保护特征，那些赢利型国家经纪纷纷钻入村政权，以窃取国家转让给村庄的部分权力。这首先表现在摊款的分配、征收以及契税征收过程之中，当村庄将牙帖转让给求利之徒以后这种‘病毒’又传染进牙税征收之中。最后，在田地清查之时，是原乡村领袖与村庄政权结构彻底分离。”(杜赞奇，2003)利用赢利型经纪来征收赋税在两个方面导致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第一，大批赢利型经纪从征收赋税中渔利，削弱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并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提取能力。第二，赢利型经纪对乡村暴力与掠夺的统治方式危及到正常的乡村秩序，国家与乡村之间的良性中介不复存在。也就是说，由于赢利型经纪的大量增生，乡村政权不但在财政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内卷化了。

当前，我们所看到的“赢利型经纪”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根源，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有不同：其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乡村政权被高度官僚化，受到国家政权的挤压是不可避免的。村民自治的施行客观上使乡村政权出现了一种“逆官僚化”的倾向，但是其力度是有限的。乡村精英在乡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双重合法性难以维持；其二，转型期特有的社会“断裂”的危机。转型期的社会多变易变，国家政策的非连续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问题复杂化。乡村债务是最典型的例子。税费时代，寅吃卯粮司空见惯，新债还旧账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但是免征农业税政策的实施切断了这个链条，村民尾欠无力追缴，乡村债务难以化解，因此出现了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多重矛盾与冲突。乡村精英无法在如此复杂的困境中协调；其三，社会资源分布呈现“弥散性”的特点。政府垄断资源逐渐减少，社会发展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农民谋生之路也随之多元化，做生意、外出打工都可以为乡村精英创造新的生存与发展之机。与“费力不讨好”的“村官”相比，其优势显而易见。其四，所谓“素质低下”的人，则不顾及自身的威望，而只是想借“村官”之位谋得一己之利，乡村精英的退出又为他们进入乡村政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农村社会激烈转型的今天，极少数地方出现了所谓“赢利型经纪”，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危及到了乡村政权的合法性、侵害了部分农民的正当权利，不利于农村三个文明建设，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落实与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建设。

三

“赢利型经纪”的出现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对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坚决抑制“赢利型经纪”的再生及其造成的危害。

第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上交与免征农业税的关节点上，之前的土地纠纷，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税费尾欠与乡村债务，是引发乡村各方面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些问题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反而会在不断地累积与交错中进一步复杂化。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是乡村政权正常运转、吸纳乡村精英、整合乡村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前提。

第二，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增强基层政权的合法性。由于上述历史问题交织并生，基层政权与村民关系紧张化，转型期社会的多变性又会催化异生出新的矛盾，因此增强乡村政权的合法性迫在眉睫，“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delegitimation)力量冲倒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杜赞奇，2003)虽然当前的问题与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所研究的20世纪初中国的状况大有不同，但是重塑乡村政权的合法性却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