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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脉”角度细读《老王》

作者：朱芬李彬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8年第07期

杨绛先生的《老王》一文，是中学课本里面的经典之作。文章最后一句引人瞩目：“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目前所见的各级各类的公开课，其教学思路大多围绕此句展开，这样做看似高明，但由此展开的教学路径——把作者的情感和所描写的事件简单对接，无形中忽略了作者在客观对象呈现中蕴含的文化心理特质以及描写所依托的空间结构关系；遮蔽了隐性的作者内在心理，从而没能真正把握此文独到的意脉变化。

意脉，是指文章内部的情感贯穿全文，使文本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个概念。在《老王》中，作者的感情是克制、理性的，要想深层次的把作者的隐性情感揭示出来，就必须细读文本，在看似平淡的语言中细细梳理文本的意脉，沿波讨源，才能真正理解“愧怍”之情。

文章前四段，依次交代了老王三轮车夫的职业，“田螺眼”的生理缺陷，“塌败的小屋”的居住条件。老王是善人、孤者、残疾人、自食其力者，却不被尊重，不被照顾，无法养活自己。“他蹬，我坐”决定了双方的身份，“时空是人存在的基本范畴，也是理解小说人物活动的基本依托。不论是对时间还是空间，尽管我们主观上会认定其为‘自然事实’或者‘客观属性’，但究其根本，其意义是因人物活动而被赋予的。”[1]从结构叙事学角度来看，有形的物质空间中，隐然存在着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纠葛。“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我们夫妇”是“散步经过”，而非专程看望，只是老王居所的远望者与旁观者，没有走进也不会走进老王所谓的“家”，“我们”与“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塌败的小屋”的空间距离感其实就是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我们”和老王仅仅是一种“雇佣”关系。乘客自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双方的地位差异决定了“我”对穷人、病人、苦人（被人侮辱）的老王有一种悲悯情怀。“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老王的疾病固然可悲，但是无端的闲言碎语却更加让人窒息，精神的痛苦远远大于身体的不幸。

“我”觉得老王是可怜的，这是意脉发展的第一步。

老王与他的同行比较起来，“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并且提出给我们家送冰“车费减半”，虽然“我们”没有同意，但是足见他是一个“老实”人。一些人认为“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而老王童叟无欺，是足以值得我们信赖的“业务合作伙伴”。“老实人”固然有，但是“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两相对照，人品就见出了高下。

“我”觉得老王是可信的，这是意脉发展的第二步。

文革的到来彻底打破了原来那种高层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经济陷入了困顿，人格受到侮辱。别人都是对“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落井下石，而此时的老王与众不同。曾经被“我”同情的老王，如今反倒来帮助“我们”，甚至悄悄地问：“你还有钱吗？”“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是老王对杨绛一家人的敬意，“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是隐隐的同情与不安。老王活着的时候，时时刻刻都应该是经济上的贫困者，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杨绛一家人最困难的时候热情相助，这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经济宽裕时的助人为乐，这种精神境界让作者为之震撼。这个情节与后文送香油、鸡蛋有着本质的不同，这里是善良，那里是感恩。

“我”觉得老王是可敬的，这是意脉发展的第三步。

叙事性作品中的空间对人物交往具有或分隔或阻挡或交融的作用，也常常会把不同空间中的人物安排在同一空间中，进一步表现他们或疏离或亲密或对峙等复杂关系。比如《红楼梦》的“宝玉挨打”一节中，“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接出来，只见贾母扶着丫头，喘吁吁的走来”。对贾政来说，“连忙迎接出来”不仅仅是合乎礼仪的问题，更是一种空间的间隔（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挡驾）。贾政痛打宝玉，房内是父子关系；迎接贾母，向贾母赔笑解释，房外是母子关系。一道墙隔着两个空间，有形的是建筑的阻碍，无形的是心理阻隔。在《老王》中，“我们”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有一段时间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但总的来说还是高高在上，而老王是挣扎在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是在尘土里讨生活的人，两人本属两个不可交融的空间，机缘巧合使二者产生了交集。

最后一次相见，是在“我”家里。老王不请自到，“直着脚往里走”，老王似乎走进“我家”，只是“站着等我”。“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告诉我们，他们之间还是属于两个空间。“我”与老王之间的那道“门槛”的空间距离感其实就是人物之间的情感距离，这个距离并没有因珍贵的香油和鸡蛋而改变。老王最后的告别，并没有获得“我”的接纳。“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老王，不属于这个空间。“我”让他带走他的一切，“我”和老王仅仅是一种熟人关系，“我”对老王还停留在“可怜”那样一个感情层面。当这种曾经的美好人性，随着岁月的沉淀愈发显得珍稀可贵，多年后，作者慢慢发现当初自己的轻慢和忽略，不由得深深地自责。意脉经过了之前种种曲折的衍变，最终归到了“愧怍”这个终点，意脉的曲线达到了最高点。

“我”对老王是“可愧”（愧怍）的，这是意脉发展的终点。

《老王》的意脉是复杂而多变的，对于学生而言，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对意脉的梳理，可以让学们掌握文章清晰的情感节奏，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作者最真实而真挚的情感。那么，文章的主旨便在梳理文本的意脉的过程中得到还原。细读《老王》，我们发现，“我”和老王的交往处所基本上发生在这样几个地方：三轮车上，老王“破破落落的大院”，送冰到的“我”家，医院门口，送香油到的“我”家。三轮车，属于“业务往来”；远处的老王的大院子，是因为“我”散步路过；医院门口，是公共场合；在“我”家里，送冰属于“业务往来”，送香油到“我”家虽是私人交往，但是老王的感恩并未被我完全接受，我还是以“就免得托人捎了”为

借口给了他钱。老王以自己朴素的思维方式，将杨绛一家对他的同情心理解为家人般的亲情，真心实意地做着一切他自己以为该做的事。可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与杨绛一家毕竟属于不同的阶层，二者之间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尽管机缘巧合，使得他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杨绛交流，可这样的交流也只能停滞在物质与金钱交换的表层。心灵的隔膜，是他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打破的。老王的“家”在哪儿？也许真的就没有“家”。没有“家”的人，终究是虚空的。

《老王》著于1984年，那时候杨绛一家三人都还健在，社会地位得到恢复，尽享人伦之乐。杨绛用智慧温情的文字，淡淡叙述了老王的故事，让我们掩卷之余，回味那些字里行间的深情与沉重，思考人性与世界，耐人咀嚼。文革那个年代匮乏的不仅仅是物质，更是温暖而珍贵的人性光芒。作者多年后的“不安”，是她不停地拷问着自己的灵魂，终于顿然了悟：自己既往与老王之间的点点滴滴，是那样的不公平；自己对老王“钱”的回报与老王对自己“心”的付出及高贵人性相比，廉价的人道主义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半价送冰、免费送人、临终送香油和鸡蛋，点点滴滴中都映照出老王这个底层人善良的光辉，自己却“拿钱去侮辱他”。这于她而言，无疑是一种耿耿于怀的拷问与不安，怎么能不“愧怍”呢？

注释：

[1]詹丹.语文教学与文本解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