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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瓒高逸境界之管窥

作者：张浩男来源：《收藏与投资》2021年第02期

摘要：中国画有能、妙、神、逸四品之说，最上等便是逸品。中国绘画史上被列为逸品的画作不少，但倪瓒作为一名绘画大师，他的作品中有着比逸品更进一步的“高逸”境界。“高逸”境界的产生有时代背景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倪瓒的个人气质在其中发挥着作用，“高逸”表现在倪瓒身上就是那种高洁不落俗的气质与画作融合后产生的超凡境界。本文从倪瓒“高逸”境界的角度出发，一窥倪瓒这位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师。

关键词：倪瓒；高逸；山水画

一、高逸境界的成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十三世纪初期，蒙古族开始在马背上征服天下。1271年，忽必烈一统中国，定国号为元。元朝在中华文化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完全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元朝的民族关系相当复杂，以游牧文化为背景的统治阶级与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贯穿了整个元朝，造成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退避心态。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

元朝的大一统，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游牧民族对汉族的完全统治，从文化角度来看，是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一次不彻底的征服。以游牧文化为背景的蒙古族的特点是崇尚武力、个性张扬、放浪不羁。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汉人，自古以来就有一套完整的伦理规范，在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浸染之下，形成了重礼仪文明、讲究规则、不喜张扬的性格。

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下，为了维系统治，蒙古族便通过一些措施来限制汉人，其中最知名的是“四等人制”。“四等人制”一词最早是民国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提出的，是一种民族歧视政策。蒙古人作为统治阶级位列第一，地位最高，余下是色目人、汉人、南人三个等级。这四等人的政治待遇有所区别，尤其表现在任职、科举、刑律等方面。如在官吏任用方面，统治阶级启用部分汉族地主担任官员﹐但又要防止数量﹑文化水平和统治经验都超过蒙古族的汉人官吏占据高位。因此，实际的情况是，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实权多数掌握在蒙古人﹑色目人手中。

（二）仕途无望，文人的整体退避

元朝根据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将人分为十类。“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文中所说的“九儒十丐”，实际上反映出当时的士人地位低下，竟只比乞丐高一个等级。

元朝虽然许多制度延续了宋朝，但迟迟没有恢复科举制度。元朝从整体来看奉行的是重武轻文的政策，元初科举政策被取消，以读书博功名的儒生失去了入仕机会，一朝金榜题名的梦想也化为泡影。古往今来，读书人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科举政策的取消对儒生来说不啻当头一棒。元中后期虽然重启科举政策，但形同虚设，实际录取名额极少，许多士人就此产生了隐退的想法。到了元后期，元政府陷入危险的局面，一方面，不断升级的农民起义活动使元政府加大镇压汉民的力度，另一方面，混乱的局势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使文人士大夫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他们的思想也变得愈加复杂。

二、人物生平及其情思

（一）倪瓒的生平

明代评论家提出了“元四家”的说法。“元四家”之中，个人艺术面貌最突出的就是倪瓒。倪瓒初名倪珽，字泰宇，别字元镇，号幻霞子等，1301年于江苏无锡望族之家出生。少年时期的倪瓒家境优裕，生活平静舒适，他的《述怀》（《清閟阁集》卷一）概括叙述了这一时期的生活状况：“励志务为学，守义思居贞。闭户读书史，出门求友生。放笔作词赋，览时多论评。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那个时候，读书、交友、作诗、评论就是他的主要活动。他自幼丧父，由兄长倪昭奎抚养长大。之后倪昭奎出家入道教，成为江南茅山道派中的显赫人物，家产便交给倪瓒打理。倪瓒天赋异禀，年轻时便与道教高士来往，深得张雨等人的欣赏。

倪瓒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俗”，他追求的就是与俗相对的“清”。从某种角度来看，倪瓒“俗”“清”观念的形成受文人精神的影响极大。倪瓒此生都在不遗余力地避“俗”。1351年，江南多地的蝗灾、水患和元政府苛捐杂税，使得全国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于是，倪瓒在1352年将妻子安置在亲友陆玄素家，独自过起了流浪生活。史书上称他财散离家，实际上更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他负担不起各类苛捐杂税，只得离家暂避。

居无定所的倪瓒此时生活发生巨变，便乘舟在太湖附近游弋。有时于好友家借住，有时寓于古庙，更多时候是以舟为家。他的生活环境虽清贫困苦，但精神上怡然自得，一直保持自己高尚的情操。倪瓒常与一些道士、僧友一起切磋画艺诗词，探讨佛理道学。明初，朱元璋曾召倪瓒进京任职，遭倪瓒拒绝。面对元末农民起义的威胁，他放弃庞大家业，选择泊居太湖之上。从此类事件中能看出，倪瓒对“俗”极端不喜。这种生活方式使倪瓒过上了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却也使他在元末明初的动乱中得以保全自身，保证了他在艺术上的极大成功，后人也因此特别欣赏他的远见和他看待身外物时不落俗的态度。

（二）“迂”中见逸

许多名人艺术家都有自身的怪癖。如齐白石小气，米柜子整天锁着，钥匙随身携带；傅抱石善饮，没有好酒就没有好画；克林姆特喜欢用金子作画；安迪·沃霍尔爱搜集罐头等。

如果说上述画家的一些怪癖一部分是为了艺术创作而主动寻求或者刻意为之，倪瓒的怪癖就是那种自然生发、带着天然质朴本性，不自觉地有利于艺术创作。倪瓚秉性古怪，有“懒瓒”“倪迂”之称，实际上这种“迂”是一种对凡尘俗世的不妥协，这种“迂”是一种逸，逸出人世间，高逸出有限的人间宇宙。

清初文学家张岱在其《夜航船》中记载了一则有关倪瓒的清閟阁故事：倪云林所居，有清閟阁、云林堂。其清閟阁尤胜，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书名画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尝有夷人入贡，道经无锡，闻云林名，欲见之，以沉香百斤为贽，云林令人绐云：“适往惠山饮泉。”翌日再至，又辞以出探梅花。夷人不得一见，徘徊其家。倪密令开云林堂使登焉，东设古玉器，西设古鼎彝尊罍，夷人方惊顾，问其家人曰：“闻有清閟阁，可一观否？”家人曰：“此阁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夷人望阁再拜而去。

这则故事中的倪瓒无愧于“倪迂”之称，也的确能看出他的“逸”。

三、高逸于画作中的体现

倪瓒的出现，使文人画最重视的艺术家的人品有了新的典范和标准。将画品与人品联系在一起，是元朝绘画成为宋画之后又一高峰的思想基础。早在苏轼的那个时代，就有少部分画家覺察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这少部分画家未在技法上达到成熟。元朝艺术家的百年努力，使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倪瓒的绘画作为文人画的代表，表现出一种“高逸”的思想。“高逸”表现在倪瓒身上，就是那种高洁傲岸、不落俗的气质与其位列逸品的画作融合后产生的超凡境界。

倪瓒的山水画在他五十岁左右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六君子图》（图一）可以说是他高逸境界的代表作（此图纸本设色，作于1345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画是倪瓒应好友卢山甫之邀，于灯下挥笔而成。画面构图是倪瓒作品中常出现的“一河两岸”，近景、中景、远景三段式构图，这种山水画的经典图式风格始于倪瓒。画面构图分三部分，近景是临江坡岸，上有六株瘦竹；中景是一湾止水，风平浪静，不见帆影；远景是一带远山，用干笔皴擦而成。这幅画明显带有“阔远”的特点（宋代韩拙在《山水纯元集》中提出了“三远法”：阔远、幽远、迷远，用以表述山水空间三种不同的视觉现象）。此画题记写道：“大痴老师见之，必大笑也（黄公望号大痴道人）。”黄公望之所以大笑，正是因为他领会到了倪瓒此画的奥妙，也读懂了倪瓒此人。竹子有“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特点，古人将竹子列为“四君子”之一，正是因为竹子的特点与人极其相似。中景的一湾止水也如倪瓒心境一般，不受凡尘俗事干扰，心如止水，思如高竹，逸出人世间，忘却凡尘事。佛家有“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大痴的笑与倪瓒的关系也大抵如此。

倪瓒另有一幅作品名为《渔庄秋霁图》（图二），画中有一句倪瓒本人的题诗：江城风雨歇，笔研晚生凉。另有一句：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仔细看画，诗中所提的秋山翠绿和湖水波荡是完全不见的，画面只有萧瑟之感。同样的“一河两岸”、三段式构图，画面前景是五株疏竹，中景是平淡的湖面，远景是一带远山。总体来看，画面无生气，竹中无飞鸟，水中无游船，山上不见绿痕，笔法幽微，画面简洁，且不难发现画中山石多为干笔皴擦而成。繁华落尽的画面荡去了喧嚣，不是秋天的渔庄景致而是倪瓒本人的心境。它以疏放的构图和笔致形成山石荒寒、林木萧瑟的格调。董其昌在画上题跋有言：“倪迂蚤年书胜于画，晚年书法颓然自放，不类欧柳，而画学特深诣，一变董巨，自立门庭，真所谓逸品，在神妙之上者。此《渔庄

秋霁图》，尤其晚年合作者也。”从董其昌的笔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倪瓒的画的确达到了逸品的程度，这幅画是倪瓒晚年的作品，他晚年的画风虽然仍保持着“高逸”的特点，却附上了一点寂寞。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倪瓒所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指出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导致文人的整体性退避，这是其“高逸”境界的外部成因，倪瓒的个人生平及情思是其内部成因。最后从他的画作出发，一窥倪瓒特有的“高逸”境界，粗略了解了倪瓒这位中国绘画艺术史上的大师。

作者简介

张浩男，1996年生，男，浙江丽水人，东北石油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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