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机关指控:
2013年上半年,被告人周某得知滁州市琅琊山管委会准备上马数字化景区项目的消息后,向被告人惠某、梁某和金某(另案处理)透露,欲从该项目中赚点钱。被告人周某安排被告人惠某、梁某出面找公司来投标,并以承诺帮助该公司运作中标该项目为条件,向中标公司收取“居间报酬”。随后,被告人惠某、梁某以滁州思密达咨询有限公司名义与浙江深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书面协议:由思密达公司(即周某、惠某、梁某等人)运作帮助浙江深大公司中标该项目,浙江深大公司按照中标合同金额的18%支付思密达公司居间报酬。周某以“琅琊山管委会领导”的身份出现并向林某表示其能够帮助浙江深大公司中标。同时被告人周某利用与经办该项目招标事务的胡某的私人关系较好,多次从胡某处打听该项目招标的信息、细节、情报,及时透露给浙江深大公司,并且从胡某处复印了招标文件并让被告人惠某、梁某泄露给了浙江深大公司,使浙江深大公司在公开招标中获取了竞争优势。另外被告人周某私下对胡某说过时任琅琊山管委会党委书记张某1对浙江深大公司比较满意和浙江深大公司实力雄厚等话语,暗示胡某在履行职责时倾向于浙江深大公司。
此外,被告人周某与时任琅琊山管委会党委书记张某1关系较好。被告人周某曾在张某1面前说过浙江深大公司实力雄厚等话语,并且许诺张某1儿子张某2:如果浙江深大公司中标该项目,他会让浙江深大公司把该项目的LED显示屏工程交给张2某做。张某2将此事告知了张某1,张某1最终没有反对琅琊山管委会具体负责招标工作的王某、胡某在制作招标文件时倾向于浙江深大公司。被告人周某在该项目招投标前,曾经与张某1、王某一起去贵州参加了旅交会,并在旅交会上积极向张某1推荐浙江深大公司的产品。张某1从旅交会回来后,向分管该项目的琅琊山管委会副主任李某说了浙江深大公司的产品很好等话语。后李某指示王某、胡某把浙江深大公司的优势条件写入了招标文件,为浙江深大公司量身定做了招标文件,张某1默许了胡某等人的行为,使得浙江深大公司在投标中获得了竞争性优势,最终中标了该项目。
事后,浙江深大公司于2013年7月24日支付给思密达公司第一笔“居间报酬”120371.58元,被告人周某、惠某、梁某拿到钱后,支付给浙江深大公司业务员林某1万元钱作回扣,剩下的11万多元钱,被告人周某、惠某、梁某和金某每人分2万元钱。另外,被告人周某以要打点琅琊山管委会领导为由多分了3万元钱,但实际上被告人周某并未将钱付给相关领导。
后来,浙江深大公司要被告人惠某、周某等人提供增值税发票才给他们支付“居间报酬”。被告人周某找到滁州龙某得商贸公司为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浙江深大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将第二笔“居间报酬”228095元打到了龙某得商贸公司账户上。龙某得公司扣除代开发票税费38777元后,被告人周某从该公司实际提取现金189318元,分给被告人惠某、梁某每人6万元,自己留下69318元。因为金某后期没有参与这件事,被告人周某等人没再分钱给他。最终被告人周某等人实际收取浙江深大公司好处费348466.58元,其中:被告人周某分得119318元,被告人惠某分得80371.58元、被告人梁某分得8万元、金某分得2万元、支付浙江深大公司业务员林某1万元回扣、付给滁州龙某得公司代开发票税费38777元。
在浙江深大公司中标琅琊山数字化景区项目后,按照被告人周某同浙江深大公司事先约定,由张某2承接了该项目工程内的LED显示屏工程,总造价约30万元。项目完工后,被告人周某以浙江深大公司业务员要回扣为由向张某2要了48000元钱,张某2用他妻子边某的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汇了48000元到被告人周某提供的账户上(被告人周某向张某2提供了其同事卓某的中国银行账户),被告人周某从银行将这48000元钱取出后并未付给浙江深大公司业务员,将钱据为己有,实际上浙江深大公司业务员并没有索要过回扣,也不知道此事。
案发后,被告人周某、惠某、梁某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退出了各自的违法所得。
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被告人惠某、梁某利用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他人钱财,其行为构成××;被告人周某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较大,构成诈骗罪,应当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