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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版首尔之春，尹锡悦式紧急戒严：现代韩国史上最大政治闹剧

当地时间12月3日，韩国总统尹锡悦3日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发表紧急谈话，宣布实施紧急戒严。

讲话中，尹锡悦列举民主党政府近期在国会同政权的系列纷争，宣称颁布的戒严令是为了“铲除反国家势力，尽快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必要举动，他形容此次戒严将“重建并保护正在跌入万国深渊的自由大韩民国”。

很快，韩国政府宣布了戒严司令官任命，公布了一号戒严令，韩军首尔防卫司令部（首警司）的部队则进入首尔及国会区域，疑似707特种部队的精锐力量（佩戴高性能夜视仪）亦在国会议事堂展开，并和前来抗议的韩国民众发生了推搡（几乎是民众一边倒地推搡不还手的军人）。

这场在现代韩国社会似乎永远不会发生的活剧，竟再次重演。

更加戏剧化的是，在尹锡悦宣布戒严令后的不到四个小时，韩国在野党议员就纷纷通过肉身翻墙、强冲议场等形式冲进国会，全票通过要求结束戒严令的决议——根据韩国宪法规定，国会要求解严时，尹锡悦不应拒绝。青瓦台与国会，可谓已是全面决裂。

“釜马事态”结束40余年后，历经第四共和国军人独裁、第五共和国新军部执政，进入第六共和国“文民政权”的现代韩国社会，竟然再次出现“紧急戒严令”这般充满历史记忆并引发国民不快回忆的举措行为，究竟是处于什么原因发生，在国会要求解严的情况下又将如何收场？

由于事件仍在快速发展，就先和大家聊聊目前韩国发生这一切的起因、经过和事件的可能走向。

在尹锡悦今天晚间的演说中，大致表明了发布戒严令的理由，即在野党——民主党及关联政党通过持续的“立法独裁”，在各种政策、人事任命、预算设置上横加阻碍乃至肆意弹劾，严重影响了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行，已经形成了“反国家势力”乃至“亲北（朝鲜）势力”，这其实从一定角度上展现了尹熙悦政权目前面临的巨大困境。

众所周知，作为韩国保守派领导者的尹锡悦政府，自当选之日起，就体现了民意的高度分裂，其获得的选票同对手李在明相差甚至不到1%，且在国会内持续处于“跛脚”状态。

韩国总统支持率本就常会在选举后因施政原因而持续走低，受近年来国际国内突发事件的持续影响，尹锡悦政权支持率已在今年的11月8日暴跌至17%，施政好评率仅23%，而差评率高达68%。在一系列困局影响下，4月的国会选举后，进一步加剧了“朝小野大”的局面。

用尹锡悦的原话来说，这一局面导致了民主党在国会内的弹劾风暴，迄今为止，对现任政府就职以来的22名政府官员进行了弹劾，并仍在对去年6月第22届国会就职以来的第10名政府官员进行弹劾。

考虑到韩国国会在政治体制中拥有立法权、财政审查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国政监察与调查权在内各类权力的重要国家机关，没有国会支持的尹锡悦政权无疑是极难开展行政的。

更雪上加霜的是，为防止朴正熙式独裁的再次出现，当前韩国宪法取消了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这使得尹锡悦，在面临国会坚决反对议案、预算或人事任命时，除了诉诸舆论讨伐、对国民讲话施加道德压力外，常规手段上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但作为一名从上任之初就极其抽象的总统，尹锡悦显然没有坐以待毙。

而他回应“立法独裁”的手段，则是诉诸韩国宪法中规定的、只有总统才有权发布的戒严令。

根据韩国宪法第77条规定，总统在“遇战争、事变或类似国家非常状态，要动用兵力以应付军事需要或维护公共秩序时”可宣布戒严令，并“依法对有关法令制度、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政府或法院许可权，采取特别措施”，是韩国宪法赋予总统在危急时刻临机处置国内极端不稳时的最终工具之一。

但问题是，尹熙悦试图通过发布特别戒严令的方式打破僵局的行为，既缺乏采取相关行为的事实紧迫性，又打破了韩国民主化以来的某些特定底线，甚至在具体操作上也漏洞百出，将宪法赋予总统的“大杀器”，变成了随意用出的“小道具”，极大影响了韩国国家机器的严肃性和国际威望。

先说事实紧迫性。

根据韩国宪法，总统颁布的戒严令按严重程度可分为“非常戒严”和“紧急戒严”两类。

宣布“紧急戒严”时，通场面临着因战争、叛乱、大规模事态等巨大危机。作为参考，韩国上一次宣布“紧急戒严”是在朴正熙总统遇刺身亡的1979-1981年，而在历史上，引发紧急戒严令的事态一般仅在类似釜马民主抗争（1979年）、10月维新（1972年）、6·3抗争（1964年）、5·16军事政变（1961年）、4·19革命（1960年）、韩国战争（1950年）、丽水·顺天事件（1948年）、济州4·3（1948年）等严重事态时才会发布。

而从韩国政治操作来看，作为民主化后的“文民政权”，“坚守民主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历届政府必然强调的基本政治理念。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体制教育、暴力机关教育和公民娱乐内容，“文民社会”的理念，早已深入韩国至少三代人的内心。

因此，即便当前两党双方在政见、立场上存在差异，甚至使用法律武器、舆论压力乃至行政手段击垮搞臭对手，甚至导致了“韩国总统无善终”的网络段子产生，但从根本上用“发布戒严令”对付反对党的举动，依然远远突破政党政治手段的底线。

考虑到尹锡悦还在宣布戒严令的讲话中大肆攻击民主党是“亲北共产主义势力”，这种原始而纯粹的魔怔反共意识形态，也远远超出现代韩国社会认知底线——历史上，以反共为名而大肆镇压韩国民主运动的事件，几乎横扫大韩民国初生后的四十年之历史，是极其令社会所厌恶的“政治帽子”。

至于现实操作上讲，这次戒严令也堪称闹剧。

在宣布戒严令后，韩国政府很快宣布了戒严司令官，并发表了戒严司令部布告（第一号），禁止国会、地方议会、政党的活动和政治结社、集会、示威等一切政治活动，似乎想阻止反对派通过强闯国会的宣布戒严令无效，进而逐渐收拾局势。

然而，当今的韩国早已不是80年代初的“第五共和国”，国民政治意识大幅提高，军队行动严格听令，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展的直播社会，“首尔无限制格斗大赛”的奇景并未呈现，反而是民主党议员纷纷直播翻墙跳进国会议事堂，执行警戒的707特种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且收到国会宣布戒严令无效消息后立刻撤离，让整个事态发展蒙上了更加抽象的一幕。

而作为代价被牺牲的，或许只有那些摸不着头脑的韩国公务员，以及外汇市场上损失惨重的汇客了。

由于事态发展过于突然，韩国政府除军队外的各部门均未接到戒严令发布的提前通知，各单位不得不要求高级领导深夜留守单位应对事态变化，连第二天学校是否上学都无法确定；而国际汇率上，受尹锡悦采取断然措施的影响，韩元短时间出现大幅波动，对美元贬值超过10%；在国际互联网上，更是再次充满对韩国的嘲笑，让韩国突然沦为了世界笑柄。

一言以蔽之，尹锡悦宣布戒严的这一突发事件，可以大致被认为是场抽象的闹剧。

然而，当太阳再次升起，尹锡悦是否会不顾宪法要求，强行不执行国会已表决的“戒严无效”决议？韩军各部是否会严格听从上级命令，坚持政治中立，不干涉和侵犯国家政治？外部各国是否会因韩国发生的局势变化，对韩国政府，特别是尹熙悦政权的可靠性产生新的质疑，并最终影响对韩乃至对半岛政策？

事态后续将如何发展，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不过，这次事件也依然让我们带来系列思考：

尹锡悦未来入狱概率大幅增加，民主党会否在下次大选中大获全胜，横扫韩国政坛再次实现政权统一；还是韩国会比利时化，出现政治大解体？

第六共和国为了预防强人而设置的“绝对权衡”，能否一定确保各政治势力在底线和规则范围内良性博弈？

“立法独裁”的提法虽然可笑，但又是否是执政党面临的现实困境？

面临民意高度分裂、个体高度原子化的后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代议制政治，又是否能够持续代表民意？

相信这些问题，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示出真实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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