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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
作者：老谭

　　诸葛亮在人们心中，其智能几乎被神话，在 《后出师表》中更是愿意为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形象经过《三国演义》的精彩讲述，已经深植人心。
　　《三国志》里评价诸葛亮是“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罚”、“恶无纤而不贬”。他制定的《蜀科》等一系列法令、律例不仅要治民，而且要治官。据蓝锡麟考证，在被诸葛亮削职、放逐、杀头或授意杀头的文武官员中，大多各具才干，只是对他不那么必恭必敬罢了。有许多有才能的新臣，如来敏等，都是因事或言违忤了诸葛亮而遭遇不测。在刘备托孤时，为诸葛亮特地设置了政治对手李严，诸葛亮趁其羽翼未丰时，及时把李严“扫地出门”了。
　　这样的考证是否真实可信？据了解，蓝锡麟在著该书时，严格考察了《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晋书》等与三国人物相关的文字，循史沟沉。虽然取名为“扯”，但只是“评说”的意思，并不是瞎扯、乱扯。
　　对诸葛亮人物形象的考证，来自《三国志》、《诸葛亮传》、《李严传》、《蜀记》等史书。对此，蓝锡麟说：“鲁迅也有评价，‘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我只把已被神话的诸葛亮请下神坛，还原一个人间政治家的本色。


前言：着意放言三国史
　　中国人熟悉自己国家演进的历史，普泛度之高，莫过于三国。那都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一部“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学诚语）的明代章回小说，上承唐宋民间说唱，下启当今影视作品，竟然让三国人物、三国故事多向度地深入人心，不仅近乎妇孺皆知，而且遍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
　　但《三国演义》毕竟不是史学著述，其间“尊刘贬曹”的意识指向姑且不论，单从精彩文字来看，诸如鞭督邮、斩华雄、借东风、设空城之类，多数也属于要么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要么无中生有、笔下生花的艺术虚构，尽可欣赏，当不得真。要解读三国历史，史料依据主要还在史学专籍《三国志》，包括晋人陈寿（233—297）的“志”和宋人裴松之（372—451）的“注”，所谓“陈志裴注”。同时，还需要参酌其他相关史籍，如《后汉书》、《晋书》和《资治通鉴》。
　　《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于《史记》、《汉书》之后，位列“二十四史”之第三。清乾隆四年（1739），定《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史”为正史，给予“私家不得虚增”的尊崇。与官订正史相对，其他的历史记载通称逸史；其中私家编撰的史书，通称野史，又称作稗史。正史与逸史，包含野史（稗史）之间，历来都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专制皇权的伐断并不能够都阻遏。“陈志裴注”便彰显了这一铁则。陈寿写“志”，即对魏、吴两国官修的《魏书》、《吴书》，以及魏人鱼豢私撰的《魏略》有所参考取用。裴松之作“注”，所引公、私史著书目更多达210余种，除去诠释、评论文字也有150余种，补阙判疑，“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语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兹可见，不薄逸史爱正史，重视陈“志”兼裴“注”，当成为解读三国历史的必由之路。
　　那是不是说，“陈志裴注”以及其他相关史籍业已为三国历史盖棺定论，毋庸后人置喙了呢？显然不是。就文字载籍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等同于特定时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原史。原史总是客观存在，即时生灭，不可重复，而一旦转换成为载籍记叙评述，无论怎样迫近于本原形态，总会打上主观烙印，变得生息不已，可以反复演绎。“陈志裴注”以“良史”著称，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当代史，超越不了这一法则。其长其短，其得其失，前修时彦已多有指陈，轮不着我来重加月旦。我只想从中引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而今而后，后之来者无论谁何，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都可以站在当代视角重新审视三国历史，重新评论三国历史，而不必拘泥既有的表述。这其间，诚然会有正说、戏说之分，真说、伪说之别，但在演绎形态上定会无日或已，难定一尊。你喜欢也行，不喜欢也行，唯独不允许注定了不行。诸如此类，无以名之，姑且笼统称为诠史。
　　同其他所有纪传体的正史一样，《三国志》以人系事，分别立传。同一事分别见于不同人的传文当中，详略深浅随分而安，常需要交相参阅，抽丝理绪，才能观揽本末原委。陈寿由蜀入魏，写“志”时身为晋臣，述三国史以魏为正统，而又对蜀心有所念，取舍扬抑之间难免时有曲笔。个人经见受到限制，遗漏或偏颇，亦在所不免。裴松之后来超脱，博采群书，于补阙判疑之外还有惩妄论辩，对传存三国史事的确是非同寻常。但其间率略、繁芜之处不少，后人据以读史，也需要小心识别。加上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艺作品的影响，自古及今，史学与文学相混，真像与偶像并存，解读三国历史，更须循史求真。这就要求重新审视的时候，要从“陈志裴注”以及相关史籍中，有字处读出无，无字处读出有，有无相生间读出历史奥秘来。而重新评说的关节所在，主要在于正本清源，洗却曹操脸上的白粉，摘掉刘备头顶的光环，替诸葛亮祛除墨泼的妖气，将关云长请下人为的圣坛，让东吴英杰重现雄姿英发，许司马父子共与光影流连。
　　这样的归纳是否完全切当，我不敢妄断，然而自信有些道理。
　　摸索出这些道理，经历了少年时期熟读《三国演义》，中年至今又涉足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人生旅程。历之既久而情有所钟，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我是四川南充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我的乡先贤（东汉末年巴西郡安汉县，即现今的四川省南充市），我对先贤由衷仰慕。晋惠帝元康七年（297）陈寿辞世，享年65岁，今年我恰好也活到65岁了，该作点事情寄寓仰慕之情了。于是沉潜用功，重新通读了《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选读了《后汉书》和《晋书》中部分与三国人物相关的文字，进而将多年摸索出的道理梳理成文，作为个人重新诠释三国历史的思路大纲，循之写出《三国十八扯》。
　　扯，这里的意思就是评说。《汉语大字典》解释：“谈话，多指漫无边际的谈话。”通常所谓闲扯、瞎扯、乱扯，扯白、扯淡、扯谎之类用场，或多或少含有贬义。但揆诸本原，漫无边际的谈话只是不受樊篱羁缚而已，并不一定都不正经。在我老家四川南充一带的川北民间，以前就把民间说唱称为“十八扯”，相当宽容活泛。我将个人诠史命名《三国十八扯》，就以之为依归，并不打算瞎扯淡（如果有人认为我是瞎扯淡，我会尊重他的批评权，同时也要尊重自己的话语权，一笑了之，不予答辩）。我不屑戏说，又不会趣说，只想不拘陈说，畅抒己意，扯出一些自期可以成立之说。川北民间的“十八扯”并不一定总有十八题或十八段，而我说三国确实选定了十八个话题，不求包罗无遗，只求见从己出，这是与之不一样的。
　　是不是如此，谁读谁知道。
　　2006年8月8日于淡水轩


第一章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直接导致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秦、汉大一统格局终被三国鼎立所取代。“苍天”的“死”与“黄天”的“立”，都不是宿命，而是若干偶然聚合成的必然。
　　历来讲三国历史，都先讲黄巾起义。《三国志》开篇，《魏书·武帝纪》承题便写道：“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开宗明义地交代清楚，曹操登上历史舞台，起步就靠参与了镇压黄巾起义。由史学到文学，《三国演义》第一回回目也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并且是从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聚众首事，顺势引出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金兰结拜。与曹、刘一样，后来割据东吴的开启人物孙坚，亦凭征讨黄巾起家。可以说，举凡三国形成之前、形成之初际会风云的弄涛儿们，莫不与黄巾起义存在着牵连关系，否则未必能够出头。假若未曾发生过黄巾起义，中国历史的演变进程上会不会冒出一个三国时期，不妨打个问号。
　　黄巾起义爆发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时为干支甲子年，公元184年。较之于秦朝末年临危自救，振臂一呼，仓促起事的陈胜、吴广起义，新莽年间啸聚山林，结境以逞，依附刘氏的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的有组织，有计划，有舆论，明显别开先河，堪称历代农民起义里程碑式的第一次。早在起义前的十余年间，巨鹿（今属黄巾）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直接导致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秦、汉大一统格局终被三国鼎立所取代。“苍天”的“死”与“黄天”的“立”，都不是宿命，而是若干偶然聚合成的必然。
　　（河北）人张角便在冀州（今河北及河南北部）传播道教，号称“太平道”。利用这一个宗教组织形式，他分遣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化教天下”，同时“符水咒说以疗病”（见《后汉书·皇甫嵩传》）。许多人将他信奉若神，信徒达到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包括今山东、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张角把各地信徒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大小方都设渠帅统领，由他统揽指挥。又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令徒众广为散布，竟至神不知，鬼不觉，连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也让“太平道”徒用白土写上了“甲子”二字。荆州大方马元义还多次往来京师，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作为内应，约定三月三日内外同时举事。但由于弟子唐周叛变泄密，马元义被车裂于洛阳，千余徒众也遭杀害，张角只好决定提前到二月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诸方一时俱起，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起义军上下都头著黄巾，以作为标志，东汉官方谓之“黄巾贼”或者“蛾贼”。
　　这其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张角提出的口号。毛泽东有一段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张角来看，说他当时已经具备自觉的阶段斗争意识，适用这段名言的后一句，无疑过分拔高了。但“苍天”明指东汉政权，“黄天”确喻张角一方，一“死”一“立”的对举之间，已经成为一个以推翻现存政权为终极目标的舆论纲领和革命宣言。若拿先前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所谓“彼可取而代之”，刘邦所谓“大丈夫当如此也”之类的个人抱负宣泄来作比较，这一舆论纲领和革命宣言显然已经触及古往今来阶级之间生死斗争的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尚属于破天荒第一次。唯其如此，黄巾起义的勃然而兴，势若燎原，对于东汉统治势力所造成的震慑和冲击，从一开始就超过了四百年前陈胜、吴广起义之对于嬴秦政权，两百年前绿林、赤眉起义之对于新莽政权所造成的震慑和冲击。也唯其如此，原本阶级内部矛盾深沉、争斗残酷的东汉统治势力不同阶层、不同派系迅速纠合拢来，极力镇压威胁他们共同利益的黄巾部众。
　　仅就舆论造势的策略选择而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天命”内涵，就具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功效。“天命”说不始于汉，但自从汉代秦兴以降，刘姓汉室最高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们硬将“天命”推向极致。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反复伸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从西汉后期哀、平年间到东汉时期，汉儒们盛行“谶纬”之学，更附会先秦阴阳家的“五行”学说，用“五德终始”解释王朝更替。
　　“五德”即“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者流行而更转，顺则相生，递则相克，如是则各各为用，以成其道而已。”（《三命通会》卷一）相生的次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次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先前西汉以秦为水德，自己为土德，解释为汉取代秦就是土德克水德。西汉末年改为用相生之说，把短祚的秦去掉不算，以周为木德，自己为火德，解释为继周灭秦就是木德生火德。张角提出的口号没有直接套用“五德”相生或者相克，而是混用了“五行”（水、火、木、金、土）与“五色”（青、赤、黄、白、黑）以及“五帝”（东方苍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之间的交错对应关系，暗取“水生木”的相生之义，赋予自己以代汉而立的“天命”合理性。尽管这样的牵强凑合比“汉德”的变来变去更难以自圆，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天命”思想就是统治思想，用统治思想之矛攻统治思想之盾必然更具颠覆性。而且既然是舆论造势，要的就是简洁明快，煽惑人心，哪管那么多细枝末节？
　　时隔1800多年，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扫描那段历史，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张角作出的“苍天已死”的形势研判，十分切合东汉王朝的日暮途穷。虽然“岁在甲子”，并没有实现“天下大吉”，名义上的刘姓汉室政权在灵帝刘宏之后，还经历了少帝刘辩、献帝刘协，苟延残喘了36年，直至公元220年才被曹魏政权所正式取代，但自称“天命”所归的刘姓皇帝早已经成为行尸走肉，他们所代表的政权早已经沦于名存实亡。汉王朝死亡的丧钟的确由黄巾起义所敲响，但在丧钟敲响之前，政治腐败和人祸天灾早已经为它掘好坟墓。
　　东汉政权与西汉政权尽管都姓刘，宗法血缘前后相继，政治基础却不完全一样。在前的西汉开国之君刘邦，以及他的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人都出身社会下层，经由夺取政权而跻身地主阶级，根本利益转换确有一个过程，对自耕农的剥削较之秦代真的有所减轻。西汉前期70余年间，“与民休息”，出现了无为而治局面，社会相对承平。继后的东汉“中兴”之主刘秀，以及他的“中兴”元勋邓晨、李通、邓禹、寇恂等人则不是“世吏二千石”，便是“乡闾著姓”，全都属于豪强大地主阶层，因而给东汉政权打下了始终代表豪强大地主阶层利益的鲜明胎记。一直以来，豪强大族依势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社会上兼并现象空前严重。如仲长统《昌言》所述，各地的豪强大族不仅拥有大田庄，农、林、牧、副形成高度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形态，而且把掌控社会经济命脉的触爪伸进城市，达到了“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的程度。例如济南王刘康，田土多达800顷，奴仆多达1400人，政治上、经济上都俨然一方霸主。即便不做官，豪强大地主们也“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不少豪强大族还建立私家武装，纠集一部分宗族、宾客和佃农、雇农结为“部曲”，在大田庄里“警设守备”，平时为封建经济保驾护航，一旦发生非常之变，就迅即转为割据武力。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又因各自为政而相当分散，对东汉政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刃是在维护它，一刃又会伤害它。少数人愈尊愈富，必然导致多数人愈贱愈贫，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另一极中，大量自耕农土地被兼并，地位亦随之下降，或降为佃农、雇农，或沦为奴隶；庶族小地主日子也不好过，随时可能变成横被“大鱼”吞食的“小鱼”。
　　这就积聚成了不可化解的社会矛盾，不仅广大农民极端仇恨豪强大地主，而且庶族小地主也与豪强大地主存在不共戴天的利害冲突，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对于豪强大地主势力的恣肆坐大，东汉最高统治者曾经力图加以控制，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都曾采取措施强化专制皇权。除了不给“中兴”元勋以实职实权，并且剥夺他们的兵柄之外，在中央政府一级，还让位极人臣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权力虚化，把实际权力运作转移到中朝尚书台。尚书台设秩禄千石的尚书令和六百石的尚书仆射，令、仆以下设六朝尚书分掌庶政，由皇帝遴选亲信臣僚“录尚书事”，意在便于直接指挥。这样做，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一度稳定了东汉王朝统治秩序。但从和帝刘肇起，这一政治策略就走向反面，变成外戚、宦官交替倾斗专权。刘肇10岁即位，其母窦太后临朝称制，任用窦宪为侍中，窦氏家族把持朝政，连其家奴也敢于横行京师。和帝永元四年（92），靠宦官郑众率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预政封侯，揭开了宦官专权序幕。安帝刘祜时，先是邓太后及其兄弟邓骘掌权，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合谋除掉邓氏势力，又是李闰、江京与阎皇后的兄弟阎昱裹在一起，宦官与外戚共同掌权。延光四年（125）宦官孙程等19人杀掉阎昱，拥立11岁的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孙程等19人皆封侯，不但可以在朝为官，还可以养子袭爵。顺帝稍长大，相继拜其后之父梁商，以及梁商之子梁冀为大将军，用外戚势力钳制宦官势力。刘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帝刘炳、质帝刘缵和桓帝刘志，专权近20年，亲戚、党羽“威行内外”。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翦除梁氏势力，抄没梁冀的家产价值30多亿钱，竟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赋税收入的一半。单超、具瑗、左悺、徐璜等五个宦官因功封侯，世称“五侯”，从此朝政大权主要落到了宦官手里。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梁冀传》），贪残暴虐超过外戚。到灵帝刘宏时期（168—189），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等10个宦官号称“十常侍”，朋比为奸，无恶不作，灵帝竟事张让如“阿父”，赵忠如“阿母”。外戚、宦官实际上代替刘姓汉室掌控东汉皇权，长达百年之久，这在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演变史上堪称一道独一无二的另类风景。尤其是宦官势力恶性膨胀（后来明代的魏忠贤阉党在程度上虽有过之，体制性和延续性却有所未及），极大地损害了东汉统治阶级内部其他势力集团的切身利益，从而也加剧了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黄巾起义爆发于灵帝年间毫不足怪。
　　在统治阶级内部，切身利益遭到损害相对最大的一个阶层，是官僚士大夫及其后备军太学生。适应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东汉的官僚队伍相当庞大，甚至产生了诸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世代在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的世家望族。最高学府太学里，太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顺帝时即已增加到三万多人。宦官把持朝政，既阻碍了不少官僚的升迁，又堵塞了众多太学生的仕进，官僚中的“清议”派便时常议论朝政，抨击宦官，太学渐至成为“清议”的中心。他们既坐而论道，也起而振行，司隶校尉李膺严惩不法宦官及其党羽，致使“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官省”（《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传》）。宦官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延熹九年（166）指使党羽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怂恿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国收捕“党人”，牵连下狱者多达200余人。第二年虽然赦免出狱，但终身禁锢乡里，不得复仕，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党锢”事件。灵帝12岁继位以后，建宁元年（168）太傅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合作，起用李膺以及其他同被禁锢的名士，共谋诛杀宦官，结果反而被宦官矫诏捕杀，宗亲、宾客遭收系残杀，门生、故吏亦免官禁锢。第二年又捕杜密、李膺等百余“党人”入狱，全都横死狱中，还对张俭大肆追捕。
　　三年后，逐捕“党人”和太学生千余人，均遭死、徙、废、禁。到熹平五年（176），灵帝还诏令州郡，举凡“党人”的嫡亲、近戚和门生、故吏一概免官禁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二次“党锢”事件。两次“党锢”事件的继踵发生，标志着东汉统治集团内部以宦官势力为一方，以官僚士大夫阶层（时或联合外戚）为另一方的利害冲突，已经达到冰炭水火、你死我活的剧烈程度，刘姓汉室已经毫无能力调和或缓解。物之腐败必然见于自身的肌体，东汉政权正是这样由腐而败，自我覆亡走向历史坟墓的。黄巾起义爆发后，大批“党人”获得解禁，但他们已经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同一切腐败政权一样，东汉末年，朝廷上下贪渎枉法，横征暴敛，卖官买官，成了体制性痼疾。特别是灵帝刘宏，由侯而帝之后，竟把“天子”之位当作积聚“私藏”的便道，在西园开建一个“万金堂”，将国库积贮转化为私有。并且给朝廷内外各级官爵开出了明码实价，公开进行拍卖。朝廷内的“三公”之职开价1000万钱，“九卿”和“关内侯”开价500万钱；朝廷外的地方官比京官更好搜括民众，价码相应定得更高些，“二千石”卖2000万钱，“四百石”卖400万钱。这种“官价”还可以上下浮动，如名士崔烈出任“三公”之一的司徒，只付出半价500万钱，而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曹操之父）取代崔烈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就比定价高出十倍，付出一亿钱。一般是现钱交易，暂时凑不够钱的则可以赊欠，待到任职后加倍支付。对那些没有花钱买官的地方官，又换了一个法子，以助军饷、修宫室为名，要求他们向西园缴纳多则数千万钱，少则数百万钱。所有这些钱都先输中署，名之为“导行费”。聚敛的“私藏”挥霍无方，灵帝又在后宫仿建商品街，命令采女乔装贩卖，并互相盗窃争斗，他本人也着商贾服饮宴作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买官者趋之若鹜，投入的成本骇人听闻。按东汉俸例，大小官员都按月受俸，半钱半谷。在殇帝延平年间（106），相当于现今“省部级”的“二千石”官员的月俸为钱6500百，米36斛（一斛十斗）；相当于现今“县处级”的“四百石”官员的月俸为钱2500，米15斛。如果灵帝年间官员没有“加薪水”，那就意味着，买一个“二千石”的官要投入等于3076个月“二千石”月钱的买官费，买一个“四百石”
　　的官要投入等于1600个月“四百石”月钱的买官费，比现今的滥官污吏买官的投入成本高得多了。“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各种买官者及其靠山、党羽势必变本加厉地敲榨盘剥黎民百姓，“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让黎民百姓为他们“埋单”。贪浊之风甚嚣尘上，连中常侍吕强也看不过，一再上疏示警：“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但灵帝哪里听得进去？待黄巾事起，吕强反被同为中常侍的赵忠、夏恽等诬为“贪秽”，被迫自杀。
　　同卖官买官适成鲜明对照，东汉末年还实行了一个“三互法”，导致官员选用艰难，一些州、县的守、令较长时间虚悬若缺。
　　据《后汉书·蔡邕传》所述，最初议定“三互法”，是为了消减日甚一日的“州郡相党，人情比周”，即地方势力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因之而规定，凡有婚姻关系的家族人士，以及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冀州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幽、冀二州为东汉军力主要基础，州、县的官员欠缺不补，非但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对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者有所制约或扼制，反而会加剧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造成实力空耗，地方不稳定。黄巾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就出在冀州，冀州地区的黄巾军一举义便活捉了刘氏宗室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杀掉了幽州刺使郭勋，多少可算东汉政权自食“三互法”的恶果。所以蔡邕曾上疏切谏，不要“坐设三互，自生留阂”，“当越禁取能，以救时敝”。时在灵帝建宁四年（171），比黄巾起义只早13年，16岁的灵帝根本置若罔闻。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中有一段评论：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碍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对这段评论稍加引申，就不难得出两点认知。其一为，像东汉末年那样，玩弄法制花招以阻遏腐败定势，连限制官员籍属的“三互法”也出笼了，实不过是“国将亡”的病重乱投医而已，纵能自欺亦难尽欺天下人。其二为，真正的以法治国，必须始终坚持“执其本”，不能临时侥幸“执其末”，东汉政权待到“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才来乱用强心剂，根本不可能避免自取灭亡之灾，何况“三互法”并非好法令。张角作出“苍天已死”的形势研判，实可谓切中肯綮，石破天惊。
　　东汉政权越走向灭亡，整个统治阶级———上自皇帝、皇室、外戚、宦官集团，下至豪强地主、地方官吏———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越趋向苛酷，黎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身家性命毫无保障。到桓帝年间，苛捐杂税变着法子地增加，例如“田税”一亩加十钱，“口赋”（人头税之一种）从七岁始征改为一岁始征，搜括几至敲骨吸髓。灵帝时，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担任沛相，贪暴无已，杀人都“磔尸车上”，游行示众，夏天尸体腐烂了，还“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五年间杀了万余人。又废弛水利，导致了水灾、旱灾频繁发生，桓灵之际全国大的水灾就有13次，占到整个东汉时期大水灾的二分之一，大的旱灾也有6次，占到整个东汉时期大旱灾的三分之一。虫灾、蝗灾、风灾、雹灾和地震灾害亦连年不断，人、畜疠疫交替发生，全国到处出现“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凄惨境况，甚至落到人吃人。失去生计的农民辗转流亡，在桓帝永兴元年（153），流民竟达数十万户之众。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基本群众主要是流民，他们流离失所，走投无路，只好选择暴动造反来一博命运。从安帝永初三年（109）到灵帝中平元年（184）的近80年间，仅据史籍有记载的，以流民为基干的农民起义就将近百次。当时流传一首民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民谣就是民心，就是民意，集中表现出起义民众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拼命气概。从东海到西凉，从冀北到岭南，从几百人、几千人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流民暴动此起彼伏，有的还与羌人、蛮人的反汉斗争相互呼应，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令东汉政权穷于应付。起义首领或自称“将军”、“皇帝”，或披上宗教外衣自称“真人”、“黑帝”、“黄帝”，表明他们已经不屑于步新莽年间绿林、赤眉的后尘，要依托一个刘姓宗室来作号召，而是立志要革刘姓汉室的命，夺取政权改朝换代了。黄巾起义正是这些起义的继续和发展，“黄天当立”的舆论精蕴，同样也是这些起义终极目标的概括和升华。
　　黄巾起义于中平元年（184）二月爆发，迅即以7州28郡同时俱起之势，形成了燎原大火。除了张角、张宝、张梁兄弟直接领导的巨鹿黄巾外，其中势力强大的，还有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己领导的东郡黄巾。各部黄巾兵锋所向，杀郡守，虏宗室，烧官府，略聚邑，直指东汉都城洛阳。灵帝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聚兵屯守洛阳都亭，并设函各、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施力、小平津、孟津八关都尉以拱卫京师。又解除“党锢”，赦免“党人”，整合统治阶级内部的多种势力，然后“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率军开赴各地讨伐黄巾军。在共同利害面前，原先长期争斗不已的多种势力暂时协同，“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后汉书·孝灵帝纪》），豪强地方武装也向起义军挥动屠刀。黄巾起义军奋勇作战，多次打败东汉政府军，一度把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城内，卢植、朱儁所部也一再溃逃。只可惜，以流民为基干的起义军将士缺乏军事素养，或依草结营而被火攻突袭，或麻痹大意而遭偷袭重创，或分散作战而致被围失利，经过大半年殊死搏杀，终被各个击破。当年十一月，随着张角病逝，张梁、张宝先后战死，其他起义军首领或被俘，或投降，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东汉王朝改元中平，皇甫嵩、朱儁等人因功封侯、增邑、拜将，甚至有歌谣称颂：“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来魏、蜀、吴三国的开启人物也因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而崭露头角，曹操由骑都尉而迁为济南相，刘备得任安喜尉，孙坚则拜为别部司马。
　　张角宣传的“黄天当立”，并没有如其预期，实现“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而，黄巾起义军主力各部相继失败，并不意味着这次起义已经全部烟消云散，归于沉寂，更不意味着“苍天”并未“死”，“黄天”不“当立”。史籍记载得明白，还在起义军主力攻击方炽的时候，当年七月，道教另一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巴郡人张修也在汉中发动起义，东汉官方称之为“米贼”。与张修同入汉中的张鲁后来自号“师君”，建立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保据汉中达20多年，直至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方为曹操所灭。黄巾主力失败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以常山人张燕（张飞燕）所部最为壮大，“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后汉书·朱儁传》）至中平五年（188），各地起义军重新相继以“黄巾”为号，活跃于西河、汝南、青徐、益州等地，连江南地区也有波及。直到初平四年（193），张燕“黑山军”以及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高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部才被时任冀州牧的袁绍剿灭，余众被袁绍收编，使袁绍成了拥众数十万的最大割据势力。而在此前一年，青州黄巾军也因中了曹操埋伏，遭致失败，曹操因而获得降卒三十余万，取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继续扩张的依靠力量。
　　从农民起义战士，到割据武装部从，角色的转换固然包含性质的转换，却至少能体现两点：一、大规模的持续性的黄巾起义，直接冲击了风雨飘摇的东汉政权，加速了这个腐朽政权的最终解体；二、流离失所的农民被迫成为打仗卖命的士兵，无论归属哪一种政治势力，他们都是实现改朝换代，促进历史变动的根本群众基础，黄巾起义充分起了组织作用。更重要的是，“黄天当立”的舆论诉求起自社会底层，影响社会上下各个阶级和阶层，连董卓、袁绍、袁术、刘表那样的政治势力代表人物都不再把刘姓汉室当作“天命”所在的玩意儿，认为可以把玩于股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了，足见那“苍天”的确“已死”了，代之的“黄天”的确“当立”了。尽管这“黄天”不是张角等人，不是董卓、袁绍之流，而是镇压黄巾之时犹自混迹军旅中、下层的曹操、刘备、孙坚家族后来所建立的魏、蜀、吴三国，黄巾起义的终极目标终究是以异化的历史形态达到了。个例深寓共性，当一个专制政权已经腐朽没落，连普通民众都相信它“苍天已死”的时候，它必死无疑就注定了，无非是来早与来迟而已。由什么力量充当“黄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力量或早或迟总会出现。这其间决然没有什么宿命存在，而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交相为用，共同造就了历史的必然。


第二章 天下健者，岂唯董公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浑如走马灯，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强者恒强”。三国前期风云变幻，董卓、袁绍者流都曾经貌似强大，不可一世，但到头来却被风吹雨打而去，谁知后笑是何人。
　　按改朝换代定三国时期，当从220年算起。那一年，为东汉最末一个傀儡皇帝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十月禅位于魏，刘协去当山阳公，曹丕改元为黄初元年。从当年曹丕称帝，到265年司马炎废陈留王曹奂建立西晋政权，曹姓魏国存续45年。
　　第二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到263年后主刘禅投降曹魏，这个偏霸之国存续了43年，在三国中命祚最短。而孙权于222年称王，229年称帝，孙姓吴国直到280年末帝孙皓投降西晋才告灭亡，存续期达59年，在三国中命祚最长。如果以265年西晋代魏算作三国的截止年代，三国只有45年。如果以280年西晋灭吴算作三国的终结年代，三国也只不过60年。然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历史，一般认为三分鼎立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190年关东起兵到207年北征乌桓的群雄纷争阶段，也是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逐步生成阶段；208年赤壁之战到229年孙权称帝，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正式形成阶段；其后的51年，才是三国对峙到逐步消亡阶段。所以三国历史从190年算起，到280年结束，整整有90年（也可虚算两头，计为91年）。其中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是董卓。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出身武将世家。他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双手都能开弓，骑射百发百中。世居羌汉杂居之地，弱冠之年便游历羌中，结交羌族豪强，既养成了羌胡人的粗犷豪勇，又积蓄着汉族官僚的诡诈心机和权势欲望。自青年从军，“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屡建军功，从下级军官凉州兵马掾一直升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爆发之初，被任命为东中郎将，率部到河北、山东一带参与镇压，兵败被免职。但不久，西凉地区边章、韩遂率数万羌胡铁骑反叛朝廷，威逼长安，董卓旋被重新起用。六路汉军中，五路均遭败绩，唯董卓一路全师而还，他一跃而成为西北战场上耀眼的将星。中平五年（188），韩遂率十万羌胡铁骑再度东进，包围了军事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朝廷任命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联兵征讨。陈仓之战中，这个西凉悍将拥兵自重、养敌纵敌的政治野心开始暴露出来，引起了东汉朝廷的不安。中平六年（189）灵帝下诏，升任董卓为少府（九卿之一），要他把军队交割给皇甫嵩。董卓识破了这一明升暗降、褫夺兵柄的把戏，就以“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牵挽臣车，使不得行”为借口，拒不奉诏。上书中还说，“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用恐生兵变威胁当朝。同年灵帝病危，又“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更明确地上书回答说，士卒大小“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只听从我一人指挥，我要将他们一同带到并州。（均见《后汉书·董卓传》）他公然蔑视刘姓皇权，非但未交出军队，而且没有去并州赴任，反倒“驻兵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以观时变”。黄巾起义所鼓吹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然没有把舆论变为现实，却让地方豪强打破了“天命”敬畏，滋长起了不臣之心。这一个董卓，就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变成了东汉末年由蔑视刘姓皇权，进而发展为操纵东汉政权的第一个吃蟹者。
　　机会总青睐有准备的人，很快地，董卓的机会便从天而降了。
　　189年灵帝刘宏病死，大将军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刘辩时年14岁，称少帝，其母何太后（何进之妹）临朝，改元为光熹。何进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把持朝政，迅即与以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摆开决战架势。在此前一年，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统领禁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等七校尉统归他指挥，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受其领属，这就加剧了宦官、外戚两股势力的权力角逐。灵帝一死，蹇硕便与赵忠、宋典等商量，打算要捕诛何进，泄密后反被何进先诛杀。为尽除宦官，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多召四方猛将领兵入洛阳，胁迫何太后允许他们清除政敌。当时曹操说，治宦官之罪“当诛元凶，一狱吏足矣”，“欲尽诛之”必招祸败，何进置若罔闻。光熹元年（189）七月，何进召董卓率军到京师助其成功，董卓大喜过望，立即领轻骑三千，向洛阳兼程进发。董卓所部还没有赶到，何进已被宦官张让、段珪等设伏杀于宫中。何的部将虎贲中郎将袁术等领兵攻打宫门，张让、段珪急忙挟持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向小平津逃跑，张让于途中被迫投河自杀。袁绍、袁术等引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杀死，共杀掉两千多人，有的无须者也冤枉被杀，洛阳城中一片火海。董卓未及入城，赶紧引兵向北，终于在北邙阪下遇到少帝一行。随从的官员要董卓“却兵”，董卓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与刘辩说话，十四岁的小皇帝语不成声，辞不达意。掉头与刘协问答，九岁的陈留王倒是一五一十，将祸乱由起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当即对刘协另眼相看，又以刘协生母王美人系被何皇后鸩杀，后由董太后收养，自己与董太后攀得上一个同族，遂产生了废留之意。当时虽未说，过后很快便付诸实行，翻开了他政治生涯新的一页。
　　当是时，董卓除了抢有迎奉皇帝之功的政治砝码，并不占据实力优势。随他抵达洛阳的部众，只有三千轻骑，既比不过袁绍接掌了原先“西园八校尉”指挥权的京城禁军，也超不过同应何进之召赶来的济北相鲍信的山东兵、执金吾丁原的并州兵，何况丁原麾下还有悍勇过人的骁将吕布。要改变这种不利态势，便要充分发挥权谋诡诈的政治诀窍，而这方面，袁绍、鲍信、丁原无一可以企及。董卓认准其他人还来不及辨其虚实，入京第一手，就玩起了瞒天过海的鬼把戏。每天深更半夜，他的部众便潜出城外，次日一早又旌旗飘扬，战鼓雷动，浩浩荡荡开进城里，造成了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的假象。如此一连十几天，朝野上下全都摸不着头脑，误以为他兵马众多。鲍信对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不如乘其士卒疲劳，袭击胜之。袁绍怕董卓兵力强盛，下不了决心，鲍信只好引兵而去。董卓又使出离间分化之招，收买吕布，杀掉了丁原，先前守卫京城的并州部队全部转到他旗下。何进的一些家兵，也相继投靠董卓。至此，只剩下一个袁绍，董卓认为可以施行废立计划了，便对袁绍宣明己志：“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指刘协）似可，今欲立之，为能胜史侯（指刘辩）否？人有小智大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对刘氏二子，均不称王称帝而称侯，并且对“欲立”的刘协也怀疑其“小智大痴”，表示权且让他试当一回皇帝，骄狂自专之霸气简直溢于言表。袁绍委婉地说：“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董卓立即翻脸，按剑叱责袁绍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卓刀为不利乎！”公然威胁要杀掉袁绍。镇住了袁绍，也就镇住了满朝公卿，董卓搞的是“擒贼先擒王”。袁绍自然不能够当场服软，于是勃然变色道：“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意思就是说，普天下之大，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豪杰不计其数，难道只有你董公刀才利吗？一边说，一边拔出了佩刀，横刀一揖，扬长而去。（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脱身之后，袁绍赶紧逃离了关中是非之地，董卓于是吞并了西园禁军，独霸洛阳，进入了为所欲为的境界。
　　古今论者中，有人怀疑这一段董、袁较量，拷问袁绍怎么能、怎么敢当面抗争。他们不太了解，从袁绍方面看，至少三个因素使他能为敢为。其一，袁家一门四世三公，势倾天下。袁绍的高祖袁安、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叔父袁逢都官至司徒、司空，叔父袁隗更两任司徒，光熹元年（189）正以太傅之尊，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为董卓所面对的东汉中央最高官员。袁绍如此之树大根深，根红苗壮，决然非鲍信、丁原所可比拟。其二，袁绍任中军校尉之前，官至虎贲中郎将，两个职位都是“比二千石”武官，相当于现今“正军职”将领。按汉代官仪，将军不常置，“皆主征伐，事讫皆罢”。通常位比“三公”的将军，第一是大将军（有的位在“三公”之上），其次骠骑将军，其次车骑将军，其次卫将军；位比“九卿”的将军，为前、后、左、右将军。中郎将和校尉冠名不一，却是常置，担当京师内外典卫的重任。在蹇硕死后，“西园八校尉”尚存七校尉，袁绍由位居第二升至位居第一，实际上是禁军总指挥，确有实力背后支撑，所以他有恃无恐。其三，袁绍其人姿貌壮健，性好游侠，重名声，爱死士，决不肯轻易人前充软蛋。对于行武出身的边将董卓，他保持着心理优越感，心想要是当初没有我向何进进言，你这个武夫只配在边塞嚼羊肉泡馍，哪能出人头地，跻身中央？我老袁也是“健者”，你老董岂能独专？所以他能，他敢。而从董卓方面看，立足刚稳而羽翼未丰，对于袁绍还有兵权，袁隗还在位上，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暂时还不能不有所忌惮。假若袁绍这一横揖而去之后，选择的是立即引禁军决一死战，很难料双方鹿死谁手。只不过历史从来不会附庸假若，袁绍选择的是赶紧逃往关东，这就给董卓独揽朝纲、祸乱西京扫除了障碍，提供了方便。
　　董卓随之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演出了一系列自西汉开国400年来，地方军阀入主中央，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暴虐活剧。第一手，于当年九月会集百僚，径直宣布要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敢沮大议”者“以军法从事”。公卿以下莫不被他震懵了，是也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尚书卢植凭着老资格，勉强说了几句不当废立的话，就差点被杀，结果免官归隐上谷。位极人臣的太傅袁隗不但“如议”，而且不耻扮演帮凶的角色，在崇德殿上解除刘辩的玺绶奉给刘协，并扶刘辩下殿北向称臣。九岁的刘协上台，是为献帝，改元为永汉。这个事实上的“儿皇帝”先受制于董卓，后受制于曹操，一直当到曹魏代汉，其在位充当任人玩弄的傀儡之日，刘姓汉室的“苍天”实际上已经“死”硬了。第二手，鸩杀何太后，清除何氏家族势力。这就拔掉了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以及“清流”名士们所依附的政治旗帜。加上先前二袁已诛除宦官，至此，贯穿东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戚、宦官两大势力交替专权的局面宣告土崩瓦解，而代之以军阀专权，割据纷争。第三手，把朝政大权高度集中到自己一人手里。改元之始，董卓就自封太尉，晋爵郿侯，握住了军权。随即又作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公”均在其下，形同摆设。从他被何进征召，到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大权在握者，只用了93天。就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专擅自恣，从心所欲而言，后之曹操实为“小巫”。第四手，外示宽柔“以从人望”，进一步平反“党锢”冤狱，起用了一批“党人”名士如蔡邕、荀爽、陈纪、韩融担任朝官（如果不应召就以“我能族人”相威胁），外放了一批朝官重臣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改任牧守，妄图让内外官僚莫不仰其鼻息，认同为董氏之官，而非汉室之官。甚至对袁氏兄弟和曹操也不计前嫌，拜袁绍为勃海太守，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颇有点“海纳百川”之概。第五手，巩固关中作根本。董卓不仅招抚了西凉豪强韩遂、马腾，而且收服了关中地区潜在的政敌左将军皇甫嵩和东兆尹盖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后院”。加上在朝中自任太尉，朱儁为副，当初镇压黄巾起义最大的两位“功臣”都在其节制之下，满朝文武谁敢仰视？董卓于是“威震天下，所愿无极”，对宾客说：“我相贵无上也！”代汉之志可触可摸。只因为关东联兵讨董卓事起太急，他才没有来得及黄袍加身，另立“黄天”。
　　作为一个深受羌胡文化熏染的关西军阀，董卓比之于后之曹操，又有他野蛮性、掠夺性、破坏性的另一面沉疴痼疾，注定他变不成成熟的政治家。杀人夺权，痛快淋漓，不愧为在实质上最终确定刘姓汉室“苍天已死”的清道夫，却不会稳定人心，恢复秩序，注定他虽有另立“黄天”的政治野心，但很快就充当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掘墓人。东汉将近200年皇业积聚，京师贵戚宅第相望，财贿殷实，本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可资更图发展的雄厚物质条件，他竟全然不知珍惜。进入洛阳后，他就放纵他的西凉军大肆烧杀抢掠，谓之“搜牢”。按《后汉书·董卓传》引李贤注，“搜牢”就是“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连帝后陵寝、公卿冢墓也不放过，公然发掘，掠取其随葬珍宝。西凉军都如饿虎一般凶残，随处奸淫妇女，就连宫中的公主和侍女都不能幸免。董卓还下令，将看社戏的民众尽行屠杀，男人割下头来计军功，女人掳回军中作营妓。又下令椎破秦时所铸铜人、钟，毁坏汉时所铸五铢钱，更铸为小钱，直接导致物价腾飞，一斛谷价涨至数十万，居民基本生计蒙受巨大的损失。
　　搜刮得来的钱财珍宝，都运往郿县，他在那里修筑了巨坞，高厚均为七丈，与长安城等，号称“万岁坞”。郿坞屯集了30年军粮，23万斤黄金，八九万斤白银，还有积如丘山的锦绮纨素和珍宝奇玩，董卓自诩为“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后汉书·董卓传》）。如此大掠夺，大破坏，必然造成天怒人怨。董卓自以为得计，殊不知种种暴行，累累血债，已经使他变成了天下公敌，反董联盟很快形成。
　　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陕西潼关或函谷关以东）地区拥有部属军队的州郡长官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联合兴兵讨伐董卓。联军总数达数十万众，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在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西南），从北面威逼洛阳；豫州刺史孔伷驻在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行奋武将军曹操驻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从东面威逼洛阳；后将军袁术以及长沙太守孙坚，从南面包抄洛阳。方其时，黄巾起义军余部十余万人，也进入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呈现可能卡断洛阳西路的进军态势。面临四面合围之虞，颇富军事经验的董卓尚能应对，决计迁都长安以化解合围险情，并且凭借着崤函险固和关中富庶以与联军对决。他挟持献帝西迁长安，把朝政委托给司徒王允暂时处置，自己则回到洛阳坐镇指挥，布置构建了一个三面环形防线，摆出决战决胜之势。同时也作了丢失洛阳的另一手准备，下令烧毁宫廷、官署和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民宅，洗劫粮食财物，强迫数百万官属、民众一并西迁，来了一个“三光”（烧光、抢光、迁光），不给联军任何遗留。又毒杀废帝刘辩，收斩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尽屠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在京亲眷五十余人，连尺口婴儿也不放过，以打击联军在朝势力。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西迁路上“积尸盈路”，“二百里内家室荡尽，无复鸡犬”，古都洛阳的建筑、文物遭到极大残毁。曹操后来在《薤露》一诗中如实写道：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一个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非常时期，就这样地开始了。
　　讨董联军三条战线中，以东线人马最多，本来可以乘势挺进。
　　然而，“军合力不齐”的各路军阀畏惧西凉军的悍勇善战，不敢领先发动进攻。当时曹操刚逃出洛阳未久，所募部众只有5000人，虽顶着个“行奋武将军”名号，毕竟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将军，只是代理而已，在联军中人微言轻。他看不下去，慷慨建言：“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却无人加以响应。曹操只好率领所部孤军独进，在荥阳遭遇董卓部将徐荣，血战失利，士卒死伤甚众，连其本人也为流矢所中，所乘战马同样受了伤。幸而从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才得以趁夜遁走，保全性命。回到酸枣时，发现联军将领正置酒高会，根本没有作战欲望，不禁大失所望。曹操责备他们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军耻之！”仍然无人加以理睬。曹操万般无奈，只好与夏侯惇等赶到扬州募兵，然后到北线的河内郡去投奔袁绍。其后不久，酸枣一带的粮食全被十几万东线大军吃光，联军随即土崩瓦解，各路军阀都带着本部人马返回各自的地盘去了。东线不战而自行瓦解，无异于助了董卓一臂之力。董卓以疑兵佯渡平阴渡（今河南孟津东北），自己亲率精兵秘密疾进，从小平津（今河南平县北）北岸猛击王匡所部的侧后，造成王匡全军覆没。于是乎，联军三条战线，只剩下南线一条战线。
　　南线的联军首领虽是袁术，坚决率军讨董的关键人物却是孙坚。先前中平三年（186），孙坚随司空、行车骑将军张温出兵西凉讨伐边章、韩遂时，曾与董卓同僚，即已发现董卓轻上无礼，沮军疑众，应召稽留，建议张温即斩董卓，未得采纳。这一次参与讨董，他立即率军进至鲁阳，接受袁术指挥，袁术遂表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首战在梁（今河南汝阳西南）东遭遇徐荣所部，失利受创，只带数十骑溃围而出。但他毫不气馁，迅即收拾残部，重整军容，在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大破董卓麾下胡轸、吕布所属5000人马，斩其都督华雄（《三国演义》移花接木，将斩华雄之功记到关羽头上），取得了联军第一场胜利。当时有人离间，对袁术说“坚若得洛，不可复制”，袁术疑忌孙坚，不肯补给军粮。孙坚星夜驰见袁术，以刀划地，痛切陈言道：“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袁术理亏难对，才调拨了军粮。董卓惮畏孙坚的勇猛豪壮，派部将李傕往见孙坚，提仪和亲，诱以只要开出孙氏子弟的名单，可以任选刺史、郡守之类的官职。孙坚严辞拒绝，厉声表态：“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随之继续率军进击，与董卓亲自率领的西凉军短兵相接，大破其悍将吕布，收复帝都洛阳，取得了联军第二场大捷。董卓仓皇地退往长安，对其部下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
　　一个孙坚便让董卓心生畏惧，如果联军能合力西进，将董卓集团彻底消灭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孰料袁绍却置讨董大局于不顾，竟然趁火打劫，就在孙坚攻占洛阳的当口，委派周昂为豫州刺史，袭扰孙坚的后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前有勍敌，后有强兵，孙坚万般无奈，慨然兴叹道：“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只好撤军。时在初平二年（191）四月，一场历时15个月的关东联军讨董战争，就这样凄然地结束了。
　　其始也勃焉，其终也忽焉，这次联军讨董形同一出闹剧。不过，排除其间人为闹剧的掺杂成分，毕竟颇有几个历史可视点，合起来就不容忽视。第一点，联军虽然没有达到维护刘姓汉室的预设目标，但通过这次联合行动，特别是以孙坚攻克洛阳为制胜标志，终究阻遏住了董卓挟天子以制天下的政治势头，而代之以其他军阀拥兵自雄的分庭抗礼。从此，董卓集团只能在关中地区横行折腾，直到灭亡，关东地区及荆、吴等地的割据势力也在各自占据的地盘上逞强称霸，另行生灭，全国再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权力中心。东汉中央专制集权不复存在了，自秦、汉以降四百余年，这还是第一次。第二点，这一变异过程中，董卓既是关东军阀讨伐的对象，又是其中不少人物破除“天命”敬畏，自作换“天”美梦的老师。袁氏兄弟学得最快。身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在讨董战争结束前三个月的初平二年正月，就极力运作另立刘姓皇帝，图谋由自己掌控，以与董卓分极抗衡。这种“董卓第二”的作法，受到曹操等实力人物的坚决抵制，连他打算拥立称帝的刘姓宗室旁支、幽州牧刘虞本人也不干，才没有作成。他的堂弟袁术更进了一步，在夺得孙坚从洛阳得到的传国玉玺以后，就自己作起了皇帝梦，比他的同姓后人袁世凯早了1700余年。既有人走出了第一步，就有人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三国乱世于是拉开大幕了。第三点，所有参与讨董的人，从当时地位、当时声势来看，无一不是袁绍曾对董卓说过的所谓“天下健者”之一。然而，时势造就英雄，时势也检验英雄，时势尤其如大浪淘沙，无情地对大英雄小英雄、真英雄伪英雄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15个月的讨董战争，无疑就是一个造就英雄、检验英雄、筛选英雄的铁血过程，从中脱颖而出的两个明星不是袁绍和袁术，而是曹操和孙坚。其后从割据纷争演变为三分对峙，魏、蜀、吴三家曹执牛耳，孙氏后人位处第二，这就是历史预演。讲三国历史，起点定在190年关东联军讨董，从这三个视角看全都顺理成章。
　　董卓靠袁绍帮忙（尽管并非通谋合构），逃脱了联军惩罚，却没有逃脱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他的穷凶极恶，倒行逆施，导致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将他最终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力量正从他的集团内部聚合。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说动了董卓义子、中郎将吕布，制订了诛董计谋。当时献帝有疾新愈，百官会集未央殿表示祝贺，董卓自然装模作样要出面主持。吕布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和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装成宫中卫士，守候在北掖门内。董卓乘车而入，李肃突施袭击，一戟刺伤他的臂膀。董卓掉下车，掉头大声喊：“吕布何在？”吕布挺身道：“有诏讨贼臣！”董卓大骂：“庸狗！敢如是邪？”吕布将他杀死后，又连杀三人，余众皆不敢动。一宣布讨贼诏书，人们都高呼“万岁”。紧接着，董氏宗族无分长幼都被杀掉，不少阿附董卓的人也相继地下狱死。郿坞抄没，积聚的金银珠玉、锦绮奇玩堆崇如山，贪残的董卓再也不能占有。其尸体暴陈街市，被点天灯，插入肚脐的蜡炬“光明达旦，如是积日”，素来肥胖的董卓油脂溢流于遍地。袁氏门生为袁隗、袁基等人改葬，把董卓残尸收集起来焚烧一尽，扬灰设祭。长安城里到处都是燃放鞭炮、歌舞狂欢的士民男女，许多人卖掉珠玉、衣装酤酒相庆，热闹持续达四五天。遥想当年的沸腾景象，足堪比拟者，或者只有1976年10月现代中国人比肩欢庆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刊镌于竹书，永昭于天下，足以警示古往今来的一切国贼民贼，无论其得势时何等地不可一世，一旦失势被执，都将难有好下场。纵然不至于都像董卓一样被点天灯，焚尸扬灰，遗世的名声也会注定有似于斯。
　　诛除董卓后，苟延残喘的东汉政权极其需要顺应人心，收拾残局。然而，王允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客，吕布更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武夫，并不懂得化敌为友，共济时艰。相反地，他们肆意诛杀异己，连受胁迫依附董卓的名儒蔡邕也不放过。董卓部下的悍将李傕、郭氾等人将兵数万，杀掠无度，在董卓死后各怀惊恐，遣使乞求赦免，王允一口拒绝。于是乎，李傕采纳讨虏校尉贾诩的建议，串连郭氾、张济、樊稠等一干西凉悍将，打出了“为董公报仇”的旗号，杀向长安“以死决之”。一路上收集西凉兵勇，比至长安城下，已拥有强兵劲卒十余万人。当年六月攻进城内，纵兵虏掠，杀死的士民多达万余人，吕布仓皇逃跑了，王允不久即受戮。
　　李、郭、张、樊“四人帮”皆为将军，共秉朝政，献帝刘协由董卓一人的傀儡变成了这个“四人帮”的傀儡。这个“四人帮”较之董卓，野蛮性、掠夺性和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王允是并州人，就迁怒于并州人，把军中的并州人男女老少凡数百口全部斩首。西汉四百年间积聚珍藏在古都长安的简策帛书，不是被焚毁，就是被西凉兵改制成了帷布囊袋，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四人帮”内部，以及他们与其他西凉军阀之间，还不时地交相攻杀，激烈火并。仅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兴平元年（194）韩遂、马腾率众攻长安，李傕派郭氾、樊稠领兵对决，战而胜之，即“斩首万余级”。韩遂使用离间计，阵前与樊稠“骈马笑语”，引发李、樊互相猜疑。当时的长安城中，西凉兵“白日虏掠”，“侵暴百姓”，李、郭、樊“三分城内，各备其界”，出现了“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第二年，李傕派人刺杀樊稠，引起了李傕、郭氾两部“理兵相攻”。李傕“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把刘协夫妇扣在自己军营当中，又纵兵抄掠宫人什物，转移御府金帛、乘舆、器服，“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郭氾也不甘落后，扣留了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十余人作为人质。“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质诸垂2000年中国封建历史，如此荒唐事前后均未有。李、郭连月相攻，死者又逾万数。这样的混乱举不胜举，直到郭氾为其部将所杀，张济死于攻穰（今河南邓县）战事中，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为关东将领董承、河东将领杨奉、徐晃等护送到洛阳，才姑算了结。献帝西迁时的“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李、郭相攻之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历史第一章，就是由这些拥兵自雄的军阀们，用刀与火蘸着鲜血写出来的。
　　同一时段内，关中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董卓集团无从染指，傀儡“天子”的号令同样形近于虚设，那里的军阀们也争斗得不亦乐乎。大致地勾画一下，在建安元年（196）之前，各地区的主要武装割据势力分布如次：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南阳，后又占据扬州（今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以北）；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东南部及河南南部）；
　　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北部）；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大部及云南北部）；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搅和其间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军政大员，如韩馥、张绣之属，大多风光一时，未成气候。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所说，他们“务相兼并，以自强大”，敌友关系变幻莫测，生灭状态消长不一。
　　当过关东联军盟主的袁绍势力发展迅猛，地广人多，摆出一副当今河北舍我其谁的雄略架势，俨然“天下健者”之魁首。公孙瓒也是一个非凡人物，打败韩馥，取代刘虞，与袁氏兄弟、特别是与袁绍又勾结又争斗，连年征战不断。曹操的实力开初既不如袁绍，又不及公孙瓒，然而擅长因势乘便，稳步扩张，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强者。而在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只捞到个高唐县令当的刘备，则凭着投靠昔日的老同学公孙瓒，在平原相任上开始崭露头角，以后又得到徐州的陶谦的提携，由豫州刺史而代领徐州，一跃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袁绍、公孙瓒志得意满，睥睨群雄之日，怎么也未曾料到，十年内外的风云变幻，他们相继成为匆促的历史过客，而曹操、刘备几经颠踬，反倒在最后笑得最好。
　　当年袁绍冲撞董卓所说的“天下健者，岂唯董公”，从联军讨董到群雄割据得到了验证。自命不凡的“健者”，或者盟友、对手眼里的“健者”，几年之间，凡数十计，的确远非董卓一人。但诸多“健者”当中，究竟哪些是雄才大略，一代英雄，哪些是胆大心野，亡命争锋，哪些又是际会风云，随波逐流，差别其实不小。甚至如孔融，尽管出身名门，身为大儒，又膺方面重任，却连参加割据博弈的资格也不具备。造成这样的悬殊差异，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终究在于军事实力。封建宗法性的专制集权政体，说到底，从来就以军事实力为主要支撑。当中央政权能有效地掌控军事实力的时候（如东汉时期要么以外戚为大将军，要么由宦官领军、监军，都为着这一政治营构），大一统的局面就至少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一旦皇权崩溃，所谓的“天子”形同虚设，什么人手里能有效地掌控多大一部分军事实力，也就有效地在大体相应大的地盘上称王称霸了，割据纷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也要靠军事实力，而非什么有“王者兴”。
　　《三国演义》开篇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表述。但它见其表而未见其本，没有揭开封建专制历史演替的奥秘，落入了宿命泥淖。其实，这一奥秘早已为国人破译，现代精英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草根版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即是对其妇孺能解的直白解释。回到三国时期去，历数董卓、袁绍、曹操、孙坚、刘备……哪一个“健者”不是靠着军事实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其角色的？


第三章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资质如斯的人曹操并非唯一。但这一评语与他个人黏合若一，形同名牌，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理清头绪的了。综合观察其一生，政治功业、个人才干与政治道德、个人品行严重悖反，只适宜各算各，不必强行作“七三开”或“六四开”。
　　三国群雄竞起，无人能及曹操，由后事寻绎便一目了然。曹操本人在生之日并没有称帝，而是如现代史学家翦伯赞描述的那样，把黄袍当成衬衫穿在里面，名为一人之下，实据九五之尊。魏武帝之称，乃是曹丕代汉以后，于黄初元年（220）十一月所上的尊号。其先其后的改朝换代，开国帝王都要对祖、考追奉尊号，被追尊帝号的人代不乏人，唯独曹操能以尊号魏武帝名世，连当今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遣词缅怀“魏武挥鞭”，足见他的政治功业罕与伦比。曹操又是一个卓越军事家，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上，无不位居当世第一。春秋晚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历经战国、秦汉后人的增益，东汉初年已达八十二篇之杂。
　　曹操加以梳理、整合，重新编为十三篇，为其作注和作序，成为现在《孙子十家注》（宋人吉天保编）的重要内容。他生平指挥大小战役近五十次，胜多而败少，经典战例彪炳史传。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三大战役，除他身后的夷陵之战而外，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他唱的主角。尽管未能敉平割据，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毕竟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替后来西晋一统天下开辟了道路，文治武功引领三国一代风骚，较之唐宗宋祖并不稍逊多少。而文采方面，则非但秦皇汉武，抑且历代帝王无人可望项背。泱泱中华文学史上，前有“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后有“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蔚为美谈。曹操个人的诗歌成就容或不及他的两个儿子，也不好与“三苏”作纵向比较，然而，开建安诗风，立建安风骨，那种领袖群伦的导引作用别的人无法代替。在中国，文学的繁荣从来就离不开最高权力者的重视，秦汉以降应推曹操开了先河。
　　在书法、音乐、围棋领域，曹操的水平也颇不俗，堪称多才多艺。后世的戏曲给他涂上满脸白粉，再加一对三角眼，委实既丑化又矮化了他。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汉末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桓帝永寿元年（155）生。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历事顺、冲、质、桓四帝，灵帝时位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好进达贤能，名士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等人都靠他引荐而位至公卿。曹嵩本为夏侯氏之子，在本门中是曹操后来部将夏侯惇的叔父，过继才改姓曹。凭着曹腾养子的身份进入官场，初为司隶校尉，灵帝时擢任大司农、大鸿胪，又花一亿钱买官，代崔烈为太尉。宦官一般是被官僚士大夫看不起的，但曹腾的作派有别于多数宦官，曹嵩又跻身“三公”之列，曹家的地位比较特殊，势力也相当大。曹操生长在这样一个依附于宦官势力的新兴大官僚、大地主豪强大族的家庭里面，从小就养成了机警，有权术，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不受礼俗约束的习性。他叔父见他酷嗜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担心他不能光耀曹氏家业，争列名门，多次提醒曹嵩注意。曹操讨厌他叔父告状，一次在路上遇见叔父，故意装作中了恶风。他叔父去对曹嵩说了，曹嵩急呼曹操来见，曹操却口貌如常。曹嵩问：“叔父言汝中风，已差（痊愈）乎？”曹操说：“初（原本）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诬告）耳！”从此曹嵩不再相信他叔父的话，曹操得计，就更加恣意妄为。这样的人品行状，用当今的话说，简直就是一个豪门出身的不良少年。然而，宦官之孙加公卿之子，又是当时社会“血统”天然高贵，仕途自然亨通的“高干子弟”，曹操年二十就顺理成章地“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相当于现今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不久又“迁顿丘令，征拜议郎”，成为了当时的县处级政府官员。
　　不过，这只是一面，曹操还有另一面，对于他后来成为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另一面。一是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之为《接要》。后来他会打仗，并且能注《孙子兵法》，直接得益于这种博学多识，融会贯通。二是他勤学武艺，才武绝人，达到莫之能害的高超境界。据《异同杂语》记述，年轻的时候，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张让家室，被张让发现后，“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后来他在军旅生涯中，多次亲冒矢石，身临险境，都能够临危不惧，化险为夷，无不以此作为根基。这两样，都说明曹操虽为“高干子弟”，恶习甚多，却有别于那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纨绔子弟，确有真才识，真本事。由之进到三，曹操一旦当了官，还敢于把自己的真才识和真本事派上用场。他一就任洛阳北部尉，就在衙门左右悬挂了十几根五色棒，明令宣称凡是违犯禁令者，一律要用五色棒打死，豪强权贵概莫能外。宦官蹇硕的叔父不信曹操真敢如此，违禁夜行，结果真被棒杀了，于是杀一儆百，“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此外犹有四，按照东汉末年的风气，名士品评十分重要，曹操也注意与名士交往。许多名士仍然瞧不起曹操，唯有梁国桥玄、南阳何顒赏识他，桥玄甚至于当面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表示“愿以妻子为托”。又把他介绍给另一名士许劭。许劭每个月初一要对一些人物进行评价，时人称为“月旦评”，谁得到许劭赞赏谁就会提高声望。曹操问许劭“我何如人”，许劭不答，既而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闻言大笑。这一笑表明曹操认可了，
　　他的一生也证明，许劭确实有知人之明。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说者容易，做者艰难。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已经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刘表等地方割据军阀势力，基本平定了北方地区，他颁了一通《让县自明本志令》。那一年他五十五岁，从举孝廉到做丞相已走过了三十五度人生春秋，他将这三十五年分划出三个阶段，大略回顾，表明心志。第一阶段为青年时期，志向就是“欲作一郡守，好作政教”。为此他结交名士，“建立名誉”，在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任上做了一些“除残去秽，平心选举”的事情。因之而“为豪强所忿”，告病去官，“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而“泥水自蔽”，相当不“如意”。第二阶段从担任典军校尉开始，由青及壮，“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最大心愿就是“封侯，作征西将军”，博得身后墓碑上能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所以他参加联军讨董，先后两次募兵都不过数千而已，体现出了“本志有限”。第三阶段从初平三年（192）领兖州牧，破青州黄巾军起，经历了消灭二袁、吞并荆州、“遂平天下”的系列胜利，是他最为辉煌的中年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为宰相，人臣之望已极，意望已过矣”。倘若加上他人生最后十年，亦即自命“周文王”，而把取代刘姓汉室的最后一道工序留给次子曹丕的十年，他的政治简历和自我鉴定便真实而清晰地展示出来了。他毫不讳言，“今孤言此，若为自大”，其实就是要把话说透，让别的人再也无从嚼舌根。秦汉以下的两千余年，历代有作为、有气量的封建政治家并不太少，其间不畏流言、不惮自剖的非凡人物亦难尽数，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襟怀坦荡，无所避饰。唯其如此，就连他随之而道出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凭借无可辩驳之真威势逼人。
　　这通《让县自明本志令》，当然有其现实针对性，那就是有人在背后议论他“有不逊之志”。当时的曹操，是不是已经存心代汉自立，难以一言遽定。一方面，“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疑似董卓第二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无论怎样把献帝刘协玩弄于股掌间，曹操毕竟没有走出篡逆的一步，甚至延后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孙权上书称臣，对他“称说天命”，他还认定“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历史未然之事不宜强加于人。他最终的态度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那么，早于这一表态近十年，曹操一口否认自己“有不逊之志”，未必就是虚伪。一切政治野心家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伴随实力、权势的增长，逐步地聚生、膨胀起来的，对曹操也当如是观。他举出齐桓、晋文“兵势强大，犹能奉事周室”，乐毅、蒙恬尽管受冤仍不敢背叛，周公“金滕”藏书以自明心迹等五桩前事，表明了自己也要“以大事小”，“见信”于人。没有史料足以证明，曹操这些话纯属自我粉饰，而不是他的“肝鬲之要”。与此相一致，他又明确地表示，决不能够交出兵权，退就侯国。为什么？他一语道破：“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用当今的话演绎，就是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铁则，决不会徒“慕虚名而处实祸”，“为子孙计”，为“国家倾危”计，他都必须牢牢地掌握住“枪杆子”，依仗军事实力而立于不败之地。他甘愿让还封给他的阳夏、柘、苦三县二万户食邑，只留武平一县万户食邑“以分损谤议”，但“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这一条底线决不退让。
　　把曹操置于三国分峙确立前的乱世总体格局当中，用政治眼光进行考量，应该坦率地承认，他的所言所行非但没有错，而且相当难能可贵。比起历代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虚伪政治家来，诚信与卑琐真有云泥之别。
　　曹操也有政治家们难免的通病，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也说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话，言不由衷的假话。他概括描述既往功业，说是“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大体上合乎实际。可是又说“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就太无根基了。汉室小皇帝早就不过傀儡而已，在董卓手里是玩，在曹操手里也是玩，哪有什么“主命”需要他去“不辱”？汉室的“苍天”早就“死”了，还有什么“天”在“助汉室”？如果把“天”解释为客观条件，或者政治机遇，倒是对曹操确有所助。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政治机遇，就是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在董承、杨奉、徐晃等人护送之下逃回故都洛阳，需要寻求一个具备军事实力的人物给予辅佐。当其逃往河东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提出建议：“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袁绍却听了郭图、淳于琼等人的话，认为“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当下正是自强以逞的好时机，“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错失了这一天赐良机。袁绍错失了，曹操却抓住了，他通过好友议郎董昭给杨奉带信，表示愿意“有无相通，长短相济”。
　　杨奉上表献帝，当年六月封曹操为建德将军，不久又迁为镇东将军，袭父爵为费亭侯。董承也拉拢曹操，同年七月暗中召曹操“至洛阳，卫京都”，献帝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开始参与朝政。到九月，曹操把献帝迁到许县，以许（后改许昌）为都，改元建安，自己受任大将军，晋爵武平侯，揭开了总揽朝政的序幕。但机遇之类的“天”只是客观因素，从根本上说，靠的还是主观因素，不是“非人力也”。主观因素既包括曹操个人的雄才大略，文韬武略，又包括曹操集团的人才云集，“各因其器”，战略得当，政策得宜。撇开套话、假话的浮沫，澄清出原史，果真如陈寿所评价他的“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初平三年（192），曹操代刘岱任兖州牧之时。东汉所置的兖州，辖陈留、东郡、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东平八郡，治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曹操已拥有割据一方的巩固的根据地。名士毛玠接受征辟，出任治中从事，建言提出：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曹操敬纳其言。从此，“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两大政略，成为曹操始终不渝的“经远之虑”，也可以说是他“树基建本”，以成“霸王之业”的总路线、总方针。早在当年底，他便通过董昭向控制长安的李傕、郭氾“致殷勤”，表示“心存王室”。四年后终于天成人愿，献帝东还，他立即采纳谋士荀彧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演出了赶赴洛阳、奉迎天子、改都许县、改元建安的历史连续剧，抢得了在政治上假借天子发号司令的主动权，而为袁绍之流所望尘莫及。定都许县伊始，他便下达《置屯田令》，强调提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效法秦始皇、汉武帝，雷厉风行地推行屯田制，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军中郎将，负责经办屯田事宜。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前者始于建安元年（196），后者则始于建安十八年（213）。民屯把连年战乱所造成的大量流民和黄巾余众按照军事组织形式加以编制，每五六十人为一屯，由屯田司马直接管理。屯田民称为屯田客，使用官牛耕种的收成六四分成，使用私牛耕种的收成五五分成。流民的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对中原地区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曹操集团更获得了“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的大好处。后来推演到军屯，主要置于邻近吴、蜀的前沿地带，田兵“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晋书·安平献王传》），“戎甲未卷”而“且耕且守”，也使曹操集团前沿军粮丰足，供给方便。较之于“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曹操。
　　曹操既重物，更重人，广延人才以为己用。早在联军讨董时，袁绍问他：“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他就明确地说过“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话。最初倚仗的主要将领，除了族弟曹仁、曹洪，同乡远祖本家兄弟夏侯惇、夏侯渊而外，还从豪强地主武装中召募到了李典、典韦、吕虔、许禇等一干猛将，从降卒、士兵中提拔起了于禁、乐进等力战勇将。以后历次征进中，又从敌对阵营吸纳了徐晃、张辽、臧霸、张郃、文聘、庞德等众多将帅人才，大多智勇双全，能够独当一面。帐下智囊团尤其了得，从初平二年（191）荀彧来归，次年程昱应辟，同任为军司马起，到建安四年（199）刘晔、贾诩投入止，这四人加上荀攸、钟繇、董昭、郭嘉共八人形成了曹操的智囊团核心。此外，毛玠、华歆、王朗、蒋济、何夔、徐奕、赵俨、袁涣、凉茂、司马朗等智计之士，也在这一阶段加入了曹操集团。延至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魏公，设置公国掾属，先后效力于曹操集团的智计之士多达80余人，不仅是袁绍集团、刘表集团，而且连刘备集团、孙权集团也都不可向迩。在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已经做到了天下土地三分有其二，天下人才三分有其二。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实行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方针，坚持搞“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他曾三次颁发《求贤令》，公开表明不仅要用“放在民间”的“至德之人”，而且要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计”的能人。就连先前在袁绍帐下，替袁绍撰檄骂过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曹操也“爱其才而不咎”，辟之为司空军谋祭酒，使其得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七子”的另一重要人物王粲曾经颂扬曹操：“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这些话虽有面谀之嫌，但用以评价曹操，实在并不过分。
　　具备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优势，又有众多人才辅助，到建安五年（200），曹操已消灭吕布、袁术，收降张绣，赶走了刘备，占据了黄河以南大片地区，成为与黄河以北的袁绍相抗衡的唯一重要力量。而袁绍也已消灭了公孙瓒，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做起了皇帝梦。两相比较，河北的袁绍地广人众，兵多粮足，军事态势上处于上风。曹操十分明白，袁绍必“将进军攻许”，此前一年便问计于荀彧、郭嘉。荀彧、郭嘉分析对比了袁绍五短，曹操五长，坚定了曹操对抗决心。他鼓励部属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头一年即在官渡（今河南中牟西北）布军设防，势欲“扼其喉而不得进”。建安五年二月至十月，袁、曹官渡之战持续了九个月，基本进程果不出曹操所料。第一阶段展开于二至六月之间，曹军主动收缩退却，在运动当中寻机歼敌。袁军先锋颜良与刘备所部二月渡河，围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四月，曹军佯兵延津（今河南延津北），曹操亲领徐晃、张辽、关羽等轻骑奔袭白马，关羽斩杀颜良。其后袁军大将文丑与刘备追击曹军，文丑又在白马山中计被斩。至六月，于禁、乐进西渡黄河袭击袁军后方，焚其堡聚二十余屯。第二阶段展开于七至九月之间，双方相持于官渡一带，互有胜负。其间曹操曾打算退军，听了荀彧的“用奇”之说，贾诩的“决机”之说，才勉强稳住阵脚。相持到十月，进入决战的第三阶段，袁绍仍然有取胜的可能。但他拒不采纳谋士沮授、许攸的合理建设，又一次丧失大好时机。许攸改投曹操，劝曹操偷袭乌巢，烧毁袁军的粮营，曹操立即照计行事，大获成功。袁军上下军心动摇，大将张郃、高览投降了曹操，曹军乘势全面反攻，一举消灭了袁军主力七万多人。袁绍惨败后，只带了八百余人仓皇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积郁成疾，于建安七年（202）五月吐血而死。其子袁谭、袁尚互相攻杀，被曹操各个击破。曹操于建安十年（205）杀掉袁谭，十一年（206）灭掉高干，十二年（207）又远征三郡乌桓，逼使辽东公孙康杀死袁绍另外二子袁尚、袁熙，彻底清除了袁氏残余势力，完全兼并了青、冀、幽、并四州，从而宣告北方基本蔽覆在了他的旗帜之下。三国当中最大的一国，从此奠定基本格局，官渡之战对之具有决定性作用。
　　这次战役中，曹操及其智囊所采取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声东击西，运动歼敌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创造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决胜战例，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段华彩的乐章。
　　官渡之战中，曹操嗜杀的残忍本性展现无余。袁绍、袁谭父子惨败后，只带了八百余人渡过黄河逃往老巢。曹军追赶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袁部余众投降者，曹操下令全部坑杀，前后达七万余人。这种惨无人道的杀降暴行，与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汉高祖元年（前206）楚人项羽坑杀秦军降卒20余万人，虽有人数多少的差别，在视人命如蚁蝼上却相承一脉，别无二致。曹操较之于他的前辈，非唯有行，抑且诉之于法令规定。大约早在初平四年（193）征讨陶谦的时候，他就号令军中：“围而后降者不赦。”当时曹操据有兖州，其父曹嵩先前在琅邪避难，他要把曹嵩迎到兖州。曹嵩财宝甚丰，随行辎重车达百余辆，徐州牧陶谦派遣都尉张闿率二百骑护送。殊不知张闿见利忘义，途中杀人劫财，然后逃命到淮南去了。曹操迁怒于陶谦，兴兵替父报仇，从初平四年到兴平元年（194），连破彭城、傅阳、取虑、睢陵、夏丘五城，“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不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后汉书·陶谦传》）。陶谦为之忧恚而死，死前遗命，将州牧职位托让给刘备。陶谦部将曹豹与刘备屯兵郯东，曹操又引军击破，“所过多所残戮”。建安三年（198）东征吕布，也如法炮制，纵兵“屠彭城”。以后曹仁屠宛，于禁杀降，西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都是按照曹操这个“围而后降者不赦”法令办的。直到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期间，田银、苏伯等在河间造反，将军贾信率兵讨平，又要援“旧法”杀降，辅佐曹丕留守许都的程昱才出面谏阻：“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臣以为不可诛也。”曹丕转达于曹操，曹操接受了，这一执行了十九年的法令才寿终正寝。无论在政治、军事功业上曹操如何出类拔萃，如何推进了荡平割据，趋向统一，这样践踏人性良知，肆意滥杀无辜，都是一大不容避讳和不可宽宥的恶滥污迹。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的生命，特别是无辜民众的生命，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决然不是一件小事，再大的功勋也不能掩抑暴虐罪过。
　　在官渡之战以后八年，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引军南下东进，争夺荆州，进逼东吴，引发了赤壁之战。此前一年春二月，曹操颁布丁酉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于是大封功臣，奖励阵亡将士遗孤，在邺城人工开凿玄武湖训练水师，从政治上、军事上为平定江南作动员和准备。至当年七月，曹操采纳荀彧“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之计，亲率三十万大军进攻荆州，刘表次子刘琮归降。当时依附刘表的刘备从新野（今属河南）退到樊城（今湖北襄樊），又逃往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在当阳（今属湖北）长阪坡被曹军打得妻离子散，只好带领着残部东奔江夏（今湖北武昌西北）投奔刘表长子刘琦，刘琦将他安置在樊口（今湖北鄂州）驻扎。曹操收编了荆州水军，即致书孙权，威胁“今致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意欲逼迫时年二十六岁的孙权也步刘琮的后尘。
　　但孙权无愧孙坚之子，他拒绝了张昭等人畏敌投降的建议，而采纳了鲁肃一人联合刘备“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方略。东吴名将周瑜也面见孙权，力陈曹军尽管号称八十万，实际不足三十万，且“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更加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适逢刘备派遣诸葛亮来吴，表达了联合抗曹意向，一个联合战线迅即组合起来。
　　孙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与刘备、关羽、张飞所部约二千人在江夏会合。周瑜挥师西进，与曹军一部遭遇，“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从十月开始，周瑜的水军列营于江南赤壁（在今湖北蒲圻），曹操的水军集中在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县），形成了对峙局面。曹军中北方人多，不习水战，遂将战船连起来减少颠簸，却给吴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十二月吴将黄盖诈降，趁曹军不备施行火攻，火势从水寨漫延到陆营，曹军一片大乱。周瑜乘势大举进攻，曹操带领着残兵败将，经华容（今湖北监利东北）逃向江陵（今属湖北）。周瑜与刘备会合，水陆并进，一直追击到南郡。曹操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则回归北方去了。至此，比官渡之战更为历代国人所熟悉的赤壁之战遂告结束，曹操南下东进以实现统一的“悉定”天下之志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就作战规模、持续时间和死伤人数而言，赤壁之战远不及官渡之战，但值得历史记述之处却远在其上。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同样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曹操一方由官渡之战的胜利者变成了赤壁之战的失败者。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胜败易势，按照周瑜当初面见孙权作的分析，主要在于有四条“用兵之患”，“操皆冒行之”。周瑜指出的“用兵之患”是：①北土尚未平定，曹操在关西尚有马超、韩遂等后患；②“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北方将士之所长，人数的优势暗藏战力的劣势；③“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战线拉得太长，供应跟不上；④北方将士“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后来作战态势的消长，无不逐一验证，说明曹操的失败战前即已积聚诸多内外因素。但决定性的内部因素，并不是这四条，而是曹操本人的战略失误。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当中所总结的那样，既往的角逐征伐中，曹操挟天子而粉碎四面之敌，决胜的要道就在善于利用群雄互相诛灭，不能团结。
　　而这一次，劲敌只剩孙权、刘备两家了，如果让他们自寻干戈，那么他们不是内部崩溃，就是为曹所灭，曹操却让他们合了起来，与己争锋。
　　王夫之所说是有依据的。孙权原本已经在作争夺荆州的准备，刘备则如同丧家之犬，缺少一块立足之地，曹操如果利用他们之间对于荆州各怀鬼胎的固有矛盾，先分化瓦解，再各个击破，平定江南的目标未必注定达不到。然而，还没有消灭刘备，就忙着威胁孙权，客观上促成孙、刘的联合，给自己招来致败的祸根。恰似诸葛亮预期的那样，“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赤壁之战成为确立三国分峙的决定之战。如今从后人角度加以反思，曹操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战略失误，源于他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既骄傲自大了，又过分急于事功。骄傲自大则盲目轻敌，急于事功则轻躁冒进，结果遭到惩罚，不仅直接导致了赤壁鏖兵的大败亏输，而且严重阻滞了悉定天下的宏图大业。对于曹操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挫折，而对于中华大一统民族国家的发展来说，也应当视为一个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赤壁之战结束后不久，曹操又给孙权写过一封信，公然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获此虚名”。当时曹操军中确实疫病大起，决定了一败之后，全面退军，但说成“烧船自退”，终究是在自我解嘲。另一方面，这封信也透露出一点消息，那就是曹操集团并未因为赤壁之败大伤元气；相反地，曹操从中汲取了血的教训，及时作出战略调整，重新实行区别对待，各个击破。在东线，从建安十四年（209）七月开始，他就派水军入驻淮南，委张辽、乐进、李典镇守合肥（今属安徽），并在苟陂、茄陂屯田。在建安十七年（212）至二十四年（219）的八年间，曹、孙两方在合肥、庐江（今安徽庐山西南）、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一带六次作战，曹方取得五胜一负的战绩。在南线，曹操自赤壁溃退之初，便派族弟曹仁镇守襄阳、樊城。原先刘表治下荆州所辖的七郡，曹操占据南阳郡和南郡北部，孙权占据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其余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名义上是刘备向孙权“借”的，实际上由刘备所占据，形成了三分对峙局面。
　　曹操把主要的突破口放到了西线，于建安十六年（211）派钟繇、夏侯渊率军讨伐汉中张鲁。曹军入汉中必经关中，关中的马超、韩遂等人联兵反叛，十部人马齐集潼关，曹操又派曹仁督军西征。当年七月，曹操亲临潼关前线作战。至九月，曹操取得了渭南大捷，关中大部分地区都归到了他的旗帜下。战事几经反复，到建安十九年（214）十月，曹军夏侯渊、张郃等部已经荡平河西地区，韩遂兵败被部下所杀，马超逃到益州投降了刘备。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亲率大军征讨汉中张鲁，七月抵达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十一月张鲁归降。曹军张郃乘胜攻击到三巴，在岩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被蜀将张飞击退。这之前的七月间，时任丞相主薄的司马懿曾进言曹操，不失时机地进兵益州，消灭刘备集团。曹操说：“人苦未足，既得陇，复望蜀邪？”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已得陇而不望蜀，表明了他重视刘备这一个敌手，不愿意重蹈昔日轻敌冒进的覆辙，是否因而错失了灭刘良机，很难说。不过从战略成果上看，荡平河西和占据汉中，曹操又一次品尝了胜利。到建安二十四年（219），盘踞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的地方割据势力都向曹操送“质”归附，终于实现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浑然一统，较之四分五裂是个明显改观。
　　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担任丞相，十八年（213）五月受封魏公，二十一年（216）晋爵魏王，二十五年（220）正月病逝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临终留下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
　　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明确宣示要丧事从简，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据裴注所引《魏书》记载，他为公为王以后，后宫里一直坚持实行宫人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了就补纳再用，茵蓐之物备取温而已，无有缘饰。历次征战中，攻城拔邑掠得的靡丽之物，悉数赏赐给有功人员，功绩宜赏的不吝千金，无功望施的分毫不给，各地进献的财宝也与群下共享之。
　　他认为“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预先备制了终亡衣服，合计不过“四箧而已”。又据《傅子》和《曹瞒传》说，汉末王公“以幅巾为雅”，袁绍之徒“皆著缣巾”，而曹操则“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不赶这个排场，别出心裁地仿照古代男子田猎战伐所戴的一种叫做“皮弁”的戎装便帽，减少其四角，另外创制出一种称为“帢”的简易便帽。日常接待宾客，他就只戴帢帽，每每在“戏弄言诵，尽无所隐”之际，欢悦大笑而忘乎其形，将头俯到了杯盘碗盏当中，让肴膳汤汁沾污了帢帽巾帻。从日常聚会到生老病死，曹操都这样“简易随时”，既反映出他这一个政治家对于尚俭特别重视和身体力行，决不是刻意作秀，又折射出他这一个政治家还是个性情中人，决不因地位显赫而掩抑自己通脱、佻易的个人天性。
　　综观曹操的一生行状，他的多重性格组合显示为优劣交相错构，正反对比强烈。他讲情义，但又翻脸不认人，自我标榜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前者表现在不忘桥玄赏识之恩，建安七年（202）遣使以太牢祭祀桥玄，为死难将士亲戚之后授田给牛，置学设教，对毕谌、魏种等一度背叛者原情宽宥，量才重用，对刘备、关羽都放过一马，杀陈宫前许诺照应其家室老小等事情上。后者则见于误杀吕伯奢全家，非但不悔，反而说出那样天理难容的话。以后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了，以“我”划线，凶残好杀的邪恶本质也越来越宣泄出来，无论是政敌、异己，还是不再顺心顺眼者，剥夺生命从来都不心慈手软。建安五年（200）杀董承，董承之女为献帝贵人，时有身孕，他也逼索诛杀不贷。当时伏后看不过，给其父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到建安十九年（214）此事泄露出来，曹操又杀伏后及其所生二皇子，并且株连杀死其兄弟、宗族一百余人，惊得献帝也对臣下哀叹“我亦不知命在何时”。荀彧曾是他的智囊核心之一，仅止由于对他加九锡不满，就被他逼死。孔融、杨修、崔琰、边让等人的言论触犯了他，同样招致了杀身、灭族之祸。至于为报父仇而屠城，发展为明令屠城、杀降，虽然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三国时期也不限于他与董卓，但就杀人之多、历时之久而言，曹操堪称三国时期屠夫之冠。
　　百代以下回头看曹操嗜杀成性，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各式各样以“我”为中心，不择手段地诛杀政敌、诛杀异己、诛杀不再顺心顺眼者，甚至于滥杀无辜的政治权势者其实无不奉行“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法则，只不过曹操既敢行之也敢言之罢了，也不能因之而无视和小视曹操这些恶行劣迹。更何况，曹操的杀人，还在持法峻刻的前提下，与他个人特有的诈伪奸险结合起来，有时还具某种欺骗性。所谓割发代首，即是一个显例。借仓官人头以“厌众”，假棒杀宠姬以警众，也是两出骗人把戏。后世贪渎滥污的权贵显宦，多会以妻妾、小蜜、秘书、下属作掩罪的代用品，如果不是无师自通，就是从曹操这里取得了诈伪“真经”。曹操之所以在后世的戏曲舞台上和民众心目中成为一个大伪的不二典型，除了政治上“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之外，更加深长的文化根须，正在这些行状当中。
　　历史地评价曹操其人，同评价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一样，有必要区分其历史作用和个人品行。这二者密切关联，互相渗透，只讲其一不讲其二是不行的。但二者毕竟不是同一层级上的两个范畴，作为政治家，其在历史进退上所起的推进作用或阻退作用是第一位的，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所示现的道德品质无论优劣高下，都只能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一、第二既不能颠倒次序，也不能混淆性质。对政治家作历史评价，不管个人好恶如何，都必须把第一位的放在第一位，把第二位的放在第二位，才可能做到八九不离十。据此考察陈寿所评：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应该承认，对曹操的污行劣迹虽有所隐讳，但认定他在三国群雄中的“明略最优”，堪称“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既是到位的，也是中肯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对于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评价可谓苛严，但他断然肯定“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无疑正是着眼于曹操置身于三国乱世所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而不是连他的污行劣迹都一并包容了。政治功业、个人才干与政治道德、个人品行严重悖反，聚集一身，古往今来他决非独自一人，然而的确是极具代表性。评价这种人，适宜各算各，不必强行作“七三开”或“六四开”。


第四章 从卖草鞋到做皇帝
　　三国群雄中，唯独刘备出身微贱，由早年贩履织席到晚年乘羽葆盖车，与曹操、孙权鼎立而名世。
　　俗称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史家多把他当作宽厚仁德的样本，全都失于偏颇。其实他是一个伪善人和两面派，最擅长搞实用主义，骨子里浸透刘邦那种“高祖之风”。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曹操置身于三国群雄之间，面对的各种风云人物可谓多矣，没有几个人他看得上眼。唯独对刘备，他曾青梅煮酒，从容言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时在建安四年（199），刘备暂栖许都，寄身曹操樊篱之下。
　　刘备正在吃饮食，猛一闻言，惊吓得连筷子都掉到地上。千幸万幸适逢雷震，赶紧对曹操解释：“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
　　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极乖巧地掩饰过去。刘备对曹操，同样也视为勍敌。后来建安十六年（211）将入蜀时，他对庞统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这些话表明，刘备与曹操对抗，是把“每与操反”当作既定策略，“宽”、“仁”、“忠”都是这一策略的基本构件，所以他与曹操形成两种类型。
　　刘备字玄德，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生于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比曹操晚生六年。从家谱上看，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第八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具有刘姓皇室血统。但他家这一支系，早在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由于刘胜之子刘贞“坐酎金失侯”，就走向败落了，祖父刘雄、父亲刘弘都只做过县级小官。父亲早死后，刘备成为孤儿，更沦落到跟随寡母“贩履织席为业”的境地，体验到了底层生活。尽管如此，皇室血统的少年刘备贫不丧志，曾在舍旁一株高五丈余、形如伞盖的桑树下与同宗诸小儿做游戏，以树为喻说：“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同宗刘元起从小看其大，认为“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便在刘备十五岁那年，资助刘备与己子刘德然一起求学，拜在涿郡大儒卢植的门下。辽西汉子公孙瓒也在同门求学，与刘备意气相投，刘备事之如兄。求学岁月里，青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不期然间与青年曹操颇相近似。然而，体貌和心性却又与曹操大相径庭。他身高七尺五寸，魏尺一尺合今0.242米，七尺五寸约为1.815米，算得上高大魁伟；加之“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很有些异相。日常“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阴鸷藏于城府，也能不怒自威。加之“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俨然成了团伙“老大”。中山郡（在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富商张世平、苏双来到涿郡贩马，“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刘备得到了第一桶政治献金，就用来招合徒众，开始建立武装力量。
　　黄巾起义爆发那一年，刘备二十四岁，他与结义兄弟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关羽、同郡人张飞一起拉起一支乡勇，投入到涿郡校尉邹靖麾下，参与征讨黄巾。作战中有功，受任安喜（今河北定县东）尉，尽管只是一个相当于今县公安局长的芝麻官，终究以之为契机，登上了汉末逐鹿中原的政治舞台。只不过开始便不顺畅，大规模的黄巾起义一度走向低潮后，东汉王朝决定裁减一些官员，毫无根基的刘备自然在裁减之列。负责考察裁减官员的督邮（郡级监察主官，相当于今地级市人事局长兼监察局长）到达安喜县，住在传舍里，刘备登门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硬让刘备吃了闭门羹。年轻气盛的刘备岂甘受辱，一怒之下就率领吏卒冲入传舍，把督邮拉下床绑起来，拖到外面，缚于树上，挥动鞭子痛打了一顿，然后将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弃官扬长而去。
　　《三国演义》将“怒鞭督邮”转接到张飞头上，究其实，这种一怒之下不管不顾的豪举，正合乎刘备豪侠的本性。只不过随着政治历练日积月累，他将“喜怒不形于色”修炼得炉火纯青，轻易不再震怒而已。
　　那以后，刘备自知名微而众寡，又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只好尽量委曲求全，依附军阀势力求得寄身之地。先后担任下密（今山东昌邑县东）丞、高唐（今山东禹城东南）尉等县属小官以后，打黄巾余部受挫，只得去投奔做了中郎将的昔日同窗好友公孙瓒，在其麾下当了个别部司马（相当于今团级参谋）。东奔西突，仰人鼻息，刘备总没有自己的地盘。一直到献帝初平四年（193），曹操为报父仇而东征陶谦，时任徐州牧陶谦向时任青州刺史田楷告急，田楷为公孙瓒所署，公孙瓒委刘备任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相，随田楷救援陶谦，他的政治生涯才意外地得到了一次转机。刘备当时部下只有千余人，加上田楷的人马，都不是曹操的对手，几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幸好吕布偷袭曹操的“后院”兖州，曹操被迫撤军，徐州才得以保全。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给了他4000丹杨兵，让他屯驻在小沛（汉代沛县别称，今属江苏），他便脱离了公孙瓒。次年陶谦病死，刘备又代领徐州牧，生平第一次据有一州之地，步入了汉末军阀行列。这一步，刘备足足走了10年，他该作一个政治家了。然而，意外得到徐州的刘备，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露出一股政治暴发户所特有的冲劲。他既不懂得利用皇室宗亲身份，争取摸到“皇帝牌”，又不晓得利用徐州固有的军事地理优越地位，招贤纳士，保境安民以培固根基，而是仗恃关羽、张飞之勇，与同样缺乏政治家眼光的袁术、吕布争衡于徐州、豫州之间。建安元年（196）六月，袁术攻刘备以争徐州，刘备留张飞镇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亲率主力与袁军在盱眙、淮阴地区（今属江苏）一带对峙。当时吕布被曹操打败，投靠刘备，寄居在徐州，袁术写信劝吕布偷袭下邳，许诺资给军粮作酬报。吕布果然引军东下，攻占下邳，张飞逃掉了，刘备妻子及将吏家口全都成了吕布俘虏。刘备与袁军再战失利，“饥饿困踧，吏士相食”，只好向吕布“请降”。适逢袁术说话不算话，运粮不继，吕布与之翻脸，把妻子还给刘备，让刘备重任豫州刺史，屯军小沛，一起与袁术对抗。同年九月，袁术派纪灵率步骑三万进攻刘备，刘备赶紧向吕布求救。吕布亲率步骑千余人赶往下邳，在城西南邀刘备、纪灵共饮，当着双方面说：
　　“玄德，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约定辕门射戟，“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结果一箭射中戟支，促成双方罢兵。刘备在小沛扩充军备，发展到一万多人，引起吕布不安，吕布又派兵打败了刘备。走投无路的刘备只好逃往许都，投奔曹操，曹操给了他一个“豫州牧”的虚衔。曹操增益了刘备兵力，让他东击吕布，刘备仍然被吕布部将高顺打败，妻子第二次成为吕布的俘虏。直到建安三年（198）曹操亲自东征，擒杀吕布，刘备才复得妻子。这四年，刘备的政治地位是提高了，但在军事上屡战屡败，屡次被迫屈身投靠自己的敌人，日子过得并不风光。
　　从战争学会战争，从政治学会政治，四年的“学费”也没有白交，挫折和屈辱成为刘备的一笔财富，使他玩弄权术心机的本领日益娴熟起来。吕布被擒后，被缚上白门楼见曹操，对曹操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布，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矣。”曹操动了心，但又犹疑未决。吕布即对刘备说：
　　“玄德，卿为坐客，我为执虏，不能一言以相宽乎？”一贯“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却对曹操说：“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一句话就断送了吕布性命。吕布死到临头，方才明白：
　　“是儿最叵信者！”翻译成现代白话，吕布说的是“这小子是个最不讲信义的人”。匹夫之勇的吕布只晓得自己救过刘备，因而斥责刘备“最不讲信义”，却不懂得政治家刘备最看重的乃是根本利害，杀他吕布既给自己除掉了一个对手，又削弱了更大对手曹操可能因为收降吕布而增强的力量，对于刘备最有利。
　　曹操自不会放心刘备，留下部将车胄作徐州刺史，带着刘备回了许都。在许都，两个政治家都是阳一套，阴一套，展开权术心机角力。曹操表面上对待刘备极其亲厚，表举他任左将军，拜关羽、张飞为中郎将，并且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实则除了青梅煮酒论英雄面对面地进行试探，还派人暗中监视。刘备对此心知肚明，除了闻雷失箸、随机应变的上佳表演而外，尤其厉行韬光养晦，低调自保。他闭门谢客，成天在后院种菜，大作平庸自安之秀。暗地里，刘备却加入了董承等人谋杀曹操的“衣带诏”小集团，时刻准备伺机一博。捱到建安四年（199）冬，袁绍欲袭许都，袁术打算经徐州北上依附袁绍，刘备窥见了曹操忌讳二袁合流的心思，趁机请缨阻击袁术。曹操同意了，刘备立马离开许都，摆脱了曹操控制。及至曹操后悔，已经鞭长莫及。刘备一到徐州，就打出了奉“衣带诏”以讨“国贼”的政治旗号，杀掉车胄，与袁绍建立南北呼应关系。尽管由于实力不济，二占徐州并没有站稳脚跟，但从此与曹操公开决裂，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治夙敌，毕竟提升了刘备的形象。
　　当是时，袁、曹之间的官渡之战即将爆发，曹操先要扫清侧翼。建安五年（200）正月，“衣带诏”谋泄，董承等人均被夷三族，随即率军进攻刘备。刘备一战即败，连忙弃众逃跑，经青州北投袁绍，他的妻子和关羽等人都被曹操俘获。官渡之战开始后，袁绍先派刘备同颜良一起担任先锋，二月围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四月颜良被关羽斩杀，刘备落荒而逃。其后随文丑追击曹军，文丑又中计被杀，刘备也只全得性命。适逢汝南（郡治在今河南息县）黄巾余部刘辟等叛曹应袁，袁绍改派刘备率兵与刘辟会合，改掠许下以扰乱曹操后方，关羽乘间回到了刘备身边。刘备被曹仁打败，再去见袁绍，已经意识到袁绍不是曹操对手，“阴欲离绍”，便建议袁绍让他去“南连荆州牧刘表”。名为袁绍找援手，实为自己金蝉脱壳，避免与袁绍死在同一船上。刘备到汝南，收编了黄巾余部龚都等，部众聚集数千人。曹操派蔡阳进攻刘备，刘备杀死了蔡阳。官渡之战一结束，曹操便率军亲征刘备，刘备自知不是对手，舍弃了汝南逃往荆州，投靠刘表。刘表虽“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今河南新县）”，却也“疑其心，阴御之”。
　　在新野一住六七年，刘备如蛟龙困于涸泽，好不凄凉。至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他仍然寄人篱下。回忆自二十四岁起兵，南征北战二十多年，从县吏混到州牧，两占徐州又两失徐州，妻子三次被虏，自己反复仰承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人鼻息，到如今四十七岁，“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禁不住“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这六七年，确是刘备政治生涯的一个低谷，足以使他英雄气短。但同样是这七年，又给了刘备一个间隙期和缓冲期，使他在东奔西跑、逃命要紧之余，可以相对从容地进行自我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改弦更张，重新崛起。其间最大的收益，一是收揽人心，二是网罗人才，“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尤其是三顾茅庐，寻访到了良辅诸葛亮，从根本上大幅度提升了战略谋划的档次，终于抓住赤壁之战的绝佳良机，开拓出了新的局面。
　　刘备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辅佐，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无疑是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事件。他对诸葛亮自陈心迹，既表达了“欲信大义于天下”之“志”，又倾诉了“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之苦，明确地求问“计将安出”。自认“智术短浅”，问以“计将安出”，表明困踬新野的刘备经过反思，已经找到自己既往二十多年“猖獗”不已的症结所在，当是一个了不起的自我突破。而诸葛亮对症下药强调的关键，也正是克敌制胜，以弱为强，“非唯天时，抑亦人谋”。无论古往今来，这八个字一概适用，而在当时那个“豪杰并起”的乱世当中，“人谋”尤其起着决定性作用。
　　诸葛亮分析形势，从政治、军事、外交、内政四个方面，替刘备谋划“霸业可成”之“计”。政治上主张，充分利用“帝室之胄”的正统牌，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号召天下。军事上建言，“跨有荆、益，保其岩阻”以为战略根据地，待今后“天下有变”再行两路北伐。外交上和内政上，则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总方针。若能这样做，刘备便有了与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相对立的政治纲领，更方便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以争取人心，也能够实现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原逐鹿的“争锋”，求得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建功立业之地。刘备如鱼得水，欣然采纳，从而实现了战略思想和行动路线的根本性突破。后来蜀汉政权建立起来了，虽有反复，也一直以之为基本国策。
　　把认识上的突破转化为事实上的突破，对刘备来说，还有一个曲折甚至痛苦的过程。首当其冲的一大考验，就是要不要从刘姓宗亲的手里，顺势夺取荆州？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亲自率军南下，“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刘备率众逃跑经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还有人建议，劫持刘琮及荆州吏士，一起南到江陵。刘备却不忍心这样做，他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硬是放弃了一次可以一试的机会。非但如此，他还收容了众多荆州人士，带领着他们一起南逃。“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左右又有人说，拖累这么重，“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他仍然坚持道：“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及至曹操率精骑五千，急追到当阳长坂，他才“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
　　这两个举动，历来被誉为“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习凿齿语），当作大仁大德的诠注。但穷本溯源，固然没有根据说他纯全是假仁假义，也难以否认属于妇人之仁。既忠于刘表之托，那么，从已降曹的刘琮手里夺回荆州，就是伸张了忠人之托的仁者之义。顺势夺得荆州，践行诸葛亮隆中对策，更是政治家们通行的王者之义，霸业之举。刘备当时未必就绝无此心，但较之于初出茅庐，尚未曾与曹操较量过的诸葛亮，他显然更唯实，明白单凭自己掌握的那点军队（后来与周瑜会合时只有两千人，当时也不会多出多少），纵然从刘琮手里白拣到了荆州这块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也吃不进嘴里，很容易就被曹操夺去。倒不如避实就虚，敌不过先跑，尽可能地保存实力，顺便作些仁德秀，沽取一点美誉还要实惠些。这从他在当阳长坂被曹军追上，弃众逃生连妻子都不顾了，以及后来从刘璋手里夺得益州，可以得到间接的证实。
　　刘备敢于放弃那种胜算太小、风险太大的机会，却善于抓住突然而至、失不再来、真正有利于自己的机会。逃到夏口（今湖北武昌）后，适逢孙权派鲁肃来给刘表吊丧，鲁肃建议刘备与孙权“崇连和之好，共济世业”，他立即接受了这个求之不得的建议，“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结同盟誓”。这在刘备一生中，确是一个少有的明智决断，表现出了政治智慧。由此衍生出孙、刘结盟，赤壁一战，造成时势大逆转，刘备不仅绝处逢生，而且成了三方瓜分荆州的最大赢家，占有了荆州七郡中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在刘琦死后被拥立为荆州牧。
　　这一次，再也不像昔日在徐州那样轻躁妄动，而是施展出了政治太极功夫，着力地营建巩固势力圈。最出色的莫过三手。一是做出谦恭的姿态，于建安十五年（210）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
　　拜见孙权，表达“绸缪恩纪”的意思“借”得荆州。他还完成了一次政治联姻，时年五十岁的老男人刘备，做了时年二十九岁的少壮派孙权的妹夫，双方都假借婚姻纽带“固好”，维持一段相安无事。
　　加之曹操赤壁战后主攻方向在西线，刘备集团就得到了站稳脚跟，扩充实力，以图发展的难得机遇。二是采纳殷观的意见，以“新据诸郡，未可兴动”为由，婉拒孙权“欲共取蜀”的要求，实际上单方准备尽将蜀地据为己有。这一“进退之计”，使得刘备集团坐“收吴、蜀之利”，将主动权拿到手里。三是趁机广纳人才。庞统、黄忠、伊籍、马良、陈震、廖立、刘封、魏延、杨仪、霍竣、向朗等一班谋士武将，都是在荆州期间归附于刘备的。继诸葛亮之后，众多杰出人才集聚到刘备营垒当中，从根本上扭转了刘备中原逐鹿数年，辅佐力量只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勇将，一手较硬一手特软的不利局面。在那个“人谋”常起决定作用，“人谋”出自人才，实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的乱世当中，这一个扭转，对于刘备的政治功业无疑具有里程碑价值。
　　又一大机遇出在建安十六年（211）。那一年，曹操派钟繇等人率军进攻汉中讨伐张鲁，益州牧刘璋闻讯相当恐惧，听信别驾从事张松的说辞，邀请刘备入蜀讨张鲁。刘璋派军议校尉法正率四千人到荆州去迎接刘备，先后送给刘备的军资“以巨亿计”。他不知道，张松和法正已暗通刘备，正干着卖主求荣的勾当。刘备自然不放过这一天赐良机，迅即留下诸葛亮、关羽驻守荆州，亲自带领庞统率卒数万人入益州，溯长江、嘉陵江而上到达涪城（今四川绵阳），与刘璋相会。法正、庞统劝刘备趁着欢会袭取刘璋，刘备说“此大事也，未可仓卒”。二刘欢宴百余日，刘璋给刘备“车甲器械资货甚盛”，把自己的白水军拨给刘备指挥，让刘备拥兵三万余人，自己才回成都。殊不知刘备并不进讨汉中，军到葭萌（今四川广元）就驻扎下来，“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第二年，曹操进攻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援，刘备便以必须救援孙权为借口，要求刘璋再给他“万兵及资实”。刘璋只给了他四千兵，其余给其半。碰巧张松暗通刘备的事暴露了，刘璋收斩张松，并下令关戌诸将文书不再“关通”（通报）刘备。于是刘备“大怒”，撕破了先前欢会笑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师南下，攻破涪城、绵竹（今四川德阳），进围雒城（今四川广汉）。与之同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率军西进，溯长江而上攻占白帝（今重庆奉节）、江州（今重庆渝中）、江阳（今四川泸州），进逼成都。战事相持一年多，至建安十九年（214）夏，刘璋终于出城投降。刘备把刘璋迁往南郡公安（今属湖北），自领益州牧。从此，刘备占据了益州以及荆州大部（原有四郡，加上从孙吴“借”得的南郡），俨然成为与曹操、孙权分峙鼎立的“三足”之一。在与刘璋周旋的三年多中，他的老谋深算，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直至取而代之而后快，几近出神入化。综观其一生，蚕食鲸吞益州堪称得意之作，当年曹操引他为英雄同侪终于得到了验证。刘璋投降之日，是否对自己引狼入室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史书上从来讳莫如深，但今之视古犹如后之视今，并不难作出判断。
　　从进入益州，到主宰益州，刘备在政治上所恪守的纲领便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所谓“众心”，固然包含着“民心”，但主要是“官心”或“士心”。封建集权专制体制在汉代已经相当完备，官僚士大夫已经成为这一体制最恒常的支撑力量，所以，帝王、君主或独裁者都懂得要“收”官僚士大夫之“心”，连董卓都要强迫蔡邕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刘备自然更有一套。刚占领成都，他就“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让他们分享胜利果实。接着便分封官职，“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陈寿列名举述，大体如实地概括出了封官情况，但也掩盖了一个易被忽视的关节。那就是，述之有名者凡15人，其中关羽、张飞、糜竺、简雍都是早在刘备起家初期即已追随左右的亲信元老，马超独为出身军阀世家的新归附者，荆州旧部只有诸葛亮一人，另外九个“显任”者均属益州新臣。诸葛亮担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前一职务相当于今之总参谋长，是在荆州就有的；后一职务的“署××××事”例为摄官，即代理、试充某种官职，“左将军”本为刘备在许都时所受官职，“署左将军府事”相当于今之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重要却不是最高。而法正“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才是刘备最“信爱”的人，诸葛亮对之常避忌三分。许靖则凭着资格老，虚誉高，担任左将军长史（相当于今之中央秘书长）、
　　领镇军将军，常“清谈不倦”，“诸葛亮皆为之拜”。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出征汉中，出主意的是法正，“从行”的也是法正。二十四年（219）刘备进位汉中王，领衔上表的是马超和许靖，诸葛亮名列第五；两年后刘备称帝，领衔劝进的是许靖和糜竺，诸葛亮名列第三。在历来的封建集权专制体制中，官僚的排位次序神圣不可侵犯，这两个位序足以表明，当时的诸葛亮一直位在许靖之后。
　　刘备在成都所重用的权势群体是以法正、许靖为代表的益州新臣，充分说明他这“强龙”就是要靠“地头蛇”，就是要“收”买“地头蛇”的“官心”、“士心”为己用。他在成都第二次政治联姻，也是听法正的话，将刘姓宗室兄弟、刘焉之子刘瑁的寡妻（其父吴壹也是益州新臣之一）纳为夫人，后为王后和皇后，亦即身后与他“合葬惠陵”的穆皇后。如此这般地用“地头蛇”和纳新夫人，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把依靠重心向着益州新臣倾斜，使这位占领者迅速树立起了“恩德”形象，换取到了蜀中官僚士大夫的集群式“归心”，对平稳过渡提供了保证。但对荆州旧部的相对冷落，也导致了新、旧之间的潜在矛盾（后来诸葛亮与李严的权力之争即为其显例），赵云、廖立等旧臣长期得不到重用，以至蜀汉后期缺乏杰出人才，“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行”。刘备奉行的实用主义用人政策虽有其合理性，从长远看有得有失，但得小于失。
　　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称王称帝前后的刘备也是有得有失，但得小于失，并且失严重地大于得。建安二十年（215），孙权遣使向刘备讨还荆州，刘备回答“须（等到）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气得孙权斥为“猾虏乃敢挟诈”。一怒之下，孙权派吕蒙袭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双方联合后第一次开启战端。刘备立即还以颜色，引兵五万下公安，欲夺回三郡。适逢曹操攻取了汉中，刘备担心曹军趁机进攻益州，只得换一张面孔，重新“与权连和”。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三郡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则西属刘备。这一次外交失信耍赖，暴露了刘备多年以来成功掩饰住的“猾虏”“挟诈”劣性，孙刘联盟脆而不坚他应承担主要责任。继之以武力相争，也未能保全荆州江南三郡，脸也丢了，地也失了，到头来还得装笑以求和。脆弱的联盟固然勉强维持下来，但裂隙既经撕开，注定无法弥补，为后来关羽尽失荆州埋下了祸根。
　　东线的这一失地损失，刘备当作苦酒吞了，建安二十二年（218）
　　才从北线找补回来。当年采纳法正的建议，向汉中进兵。次年春从阳平关南渡沔水，黄忠在定军山斩夏侯渊，一战而大破曹军。曹操亲自引军来战，刘备“敛众据险，终不交锋”。相持到夏天，曹军攻不能克，“亡者日多”，只好选择了撤退北还，刘备“遂有汉中”。全部占据巴蜀、汉中之地，再加上荆州三郡，基本实现了十二年前隆中对策所规划的“跨有荆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功业路线图终于呈现在刘备眼前，刘备恍若登临顶峰。那一年，他五十八岁，志得意满地进位汉中王，圆了少儿时期“乘羽葆盖车”的英雄美梦。可怜他并没有意识到，由于他给关羽埋下了败亡的祸根，他的政治功业很快便会从顶峰向低谷坠落。
　　就在刘备当上汉中王的那一年，刚拜为前将军、假节钺的关羽丢失了荆州，而且丧身传首。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拒听赵云等人的谏阻，决定东征报仇。蜀汉章武元年（221）秋七月，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刘备亲自率部东征，不赞成他这样做的诸葛亮、赵云等人一概留置不用。孙权遣使请和，他也盛怒不许，当年鞭督邮那个刘备重新现身了。蜀汉军队将近八万人，声势虽然浩大，行动却很迟缓，前后迁延五个月，章武二年（222）正月才抵达秭归（今属湖北）。孙吴军队只有五万人，在陆逊指挥下，主动实施战略后撤，一口气退了五六百里，在“国之关限”的夷陵（今湖北宜昌东）重兵布防，把“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轳千里，前驱不过百舰”的三峡崎岖地带让给了蜀军。刘备连营七百里，行军纵队拉成了长条，水、陆南北分割，主力到三月才进至猇亭（今湖北宜都北）。陆逊坚壁不战，双方相持对垒。拖到闰六月，被阻于山林中的蜀军受酷热煎熬，将士疲劳沮丧，陆逊乘机施行火攻，连破蜀军四十多座营寨，蜀军大将张南、冯习等阵亡，杜路、刘宁等投降。刘备乘夜色仓皇逃跑，从秭归一直逃到鱼复（今重庆奉节东），才得到赵云、马忠接应安顿下来。这一战，蜀军折损大半，“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飘流，塞江而下”，元气大伤，荆州完全落入了孙吴之手。幸亏同年十二月曹魏攻吴，孙权担心两面受敌，遣使来讲和，中断三年的孙刘联盟才得以修复。这场决定三国鼎立最终形成的夷陵之战，以孙吴大获全胜告终，也宣告了刘备其人以空前惨败结束军事生涯。
　　刘备遭此惨败，心理和生理全面崩溃，他将鱼复改名为永安，窝在永安度过最后一段时光。章武二年（222）八月，他把辅汉将军李严召到永安城，拜为尚书令，着手安排后事。次年春染上痢疾，既而转染他症，遂一病不起。苟延残喘到章武三年（223）二月，又将丞相诸葛亮召来，并于四月向诸葛亮、李严托孤，完成了生平最后的一桩政治大事；其间的本末，我将在《一片疑云留永安》当中详述和考辨，这里姑不展开。夏四月癸巳，亦即四月二十四日，刘备病逝于永安宫中，时年六十三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
　　“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惠陵今存成都武侯祠侧的南郊公园，规模不算大，前无门阙、石制之类，寝殿颇为简仄，墓碑刻于“大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经过后人培修无疑。
　　一千多年来，人们都相信刘备以及甘夫人、穆皇后都合葬在惠陵，不像曹操墓有“疑冢”之说。但自从1961年郭沫若在奉节考察时提出，刘备死时正值酷暑，当时没有甲醛、水晶冰棺之类的设备，尸体无法完好地运回成都，惠陵当是一个衣冠冢以后，刘备实葬奉节之说便出来了。20世纪60年代，奉节修县委办公楼时，工地曾经挖出一个大洞，修出城公路时又在那里挖出了一条一米宽的土槽，一些文物界人士推测就是刘备墓的墓道。1982年安徽物理探测所应邀前往探测，测出县委办公楼附近夔州宾馆的地下有十八米深的地洞，并且有金属反应，推测可能是铁墓门或金属随葬品。还有一本奉节县的“刘氏族谱”，指认刘备墓的确在奉节。因此，刘备是葬在成都，还是葬在奉节，两说之争各有其依据，相关资料在奉节县白帝城博物馆辟有专室加以陈列。文物界内外不少的人建议，趁三峡工程之机，对上述地址作考古发掘，以便探明真相。非常遗憾，2006年9月25日，奉节老县城基本被全淹，所谓“刘备墓遗址”自兹将沉入水底，真正成为了千古之谜。
　　陈寿评刘备，拿他同两个人进行了比较，从中引出褒贬。一是同刘邦相比，说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在两汉、三国的刘姓帝王中，刘备确实与刘邦在待人接物上近乎出于同一模具，最有高祖之风。但也有不同，四百年前的刘邦颇多市井流氓之气，四百年后的刘备则更具政客权诈之气。吕布死到临头才看透他“最叵信”，孙权一再被他耍赖才斥为“猾虏”，更多的古今人注意不到他的权诈之气，正说明他精于掩诈，大伪似真，千古一绝。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其实是冤枉了罗贯中，忽略了罗贯中在思想上政治上与陈寿保持着高度一致，《三国志》里的刘备，原本就是那么一个“似伪”而且真伪、大伪的角色。陈寿推崇备至的“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一事，恰好就是刘备“似伪”而且真伪、大伪的样板。即便对隆中对策，他也是在困阨之际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表示全盘接受，全力施行；一旦兼并了益州，地盘大了，底气足了之后，他就不再恪守“结好孙权”的既定方针，对诸葛亮也不再是如鱼得水、言听计从了。这其间，既包含权诈之气，又表现出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所以隆中对策的既定目标只能够部分实现。由兹决定了第二个比较，同曹操相比，陈寿说他“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十分公正允当。最精到的是八个字：
　　“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这才是刘备最可贵的政治品质和人格魅力，虽百代而下，无论是叱咤风云、旋转乾坤的时代英雄，还是寄身平凡、锐意进取的基层众生，都可以从中汲取到精神营养。


第五章 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比曹操晚生二十七年，比刘备晚生二十一年，却是三人当中唯一一个贯穿了三国历史三个时期的开国领袖。
　　他十八岁便继承父兄志业，大半生雄武蹈厉，任才尚计，纵横捭阖，屈身忍辱，终能自擅江表，成就鼎峙局面。晚年称帝后，又宠信奸佞，枉杀忠良，留下了覆国根枝。“生子当如孙仲谋”，哪些“当如”，哪些不“当如”，委实值得百代详审。
　　赤壁之战烟消云散五年后，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再一次亲自率军进攻东吴，兵至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孙权也亲自率军到交战一线迎战。那一年，曹操58岁，孙权31岁，两位年龄相差27岁的风云人物第一次在战场正面对垒。曹军先出击，作油船夜攻水中沙洲。孙权派水军围攻，俘获曹军3000余人，对方溺水而死者“亦数千人”。于是孙权转为主动的进攻，数次挑战，曹军都“坚守不出”。孙权便亲自乘坐大船来观曹军营寨，曹操令“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孙权临危不乱，“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一场乱箭战，被《三国演义》移花接木，添枝加叶，改造成了诸葛亮“草船借箭”，实际上孙权才有此作为。
　　其后，他又亲乘轻便船从濡须口进入曹军水寨，企图引曹军出战。
　　曹营将领请战，曹操不许，令严密戒备，弓弩不得妄发。孙权船行五六里，回转船头时还奏响了军乐，公然挑战，气概鹰扬。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情不自禁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双方“相拒月余”，孙权写信对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有一纸附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居然对曹操开展心理战。曹操听懂了弦外之音，不愿重蹈赤壁覆辙，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下令撤军而去。这一次较量，凸显出了孙权的后生可畏，曹操当是口服心服。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182），为孙坚次子。在《三国志》里，《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说，他诞生时就“方颐大口，目有精光”，使孙坚“异之，以为有贵象”。孙坚死后，长兄孙策“起事江东，权常随从”。他“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矣”。15岁任阳羡长，既而又“郡察孝廉，州举茂才，行奉义校尉”。时人刘琬称赞他在四兄弟中特别突出，不仅“形貌奇伟，骨体不恒”，而且“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在长兄身边“参同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孙策本“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出自真心地看好这个二弟，请会宾客的时候常对孙权说：“此诸君，汝之将也。”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临终前把张昭等人召到面前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叫孙权佩上印绶，殷切寄言：“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
　　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当天夜里他就死了，时年26岁。而孙权，时年只有18岁，便承担父兄遗业。尔后半个多世纪实践证明，孙策对孙权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孙权也没有辜负乃兄的临终遗命。
　　18岁匆促上台，接手统领一个军事割据集团，孙权的驾驭能力面临严竣考验。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人和处于突出位置。
　　原先跟过孙坚、孙策的江东英豪，以及北方来的宾旅寄寓之士，多少有些看不起这个毛头小子，因而“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好在“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处于中坚地位的“老人”（资格老，而非一定年纪老）还甘愿保驾护航，维持住了大局稳定。客观上，中原地区的曹操正与袁绍打过官渡之战，还在继续争夺北方一统控制权，不大抽得出手来向江东地区用兵。孙权足下的江东六郡，西北部还隔着刘表统治的荆州，曹操纵然决意用兵，也颇近于劳师袭远。所以孙策刚死时，尽管动过因丧伐吴的念头，却最终采纳了孙策旧部、时任朝中侍御史的张纮“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的意见，反而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这样的天时、地利，也给孙权带来了改善人和态势的难得机遇，让他比较从容地度过难关。孙权抓住了这种机遇，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委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军，很快使“寄寓之士，得用自安”。他又不失时机地“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或经人推荐，或闻讯自来，诸如鲁肃、诸葛瑾等都投到孙权麾下，受到礼用，他网罗的人才比孙策时更多了。
　　于是进一步分兵遣将，讨伐“不从命”者，庐江太守李术成为第一个讨伐对象。李术本是孙策用的人，孙策一死，他不服孙权，反而声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孙权大怒，一面上表曹操，历数李术的罪过，请曹操不要救援，一面举兵围攻李术所据守的皖城（今安徽潜山）。一攻破“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颇显曹操似的嗜杀烈风。怀柔与杀伐并举，孙权的雄主风范很快展现出来，领袖地位得以确立。
　　孙权占有的江东六郡，指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庐江，在汉末属于扬州刺史部，地域包括今之上海、浙江西北部、江西大部和安徽、江苏的南部，大约为后来吴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六郡属县多深山险地，长期都被山越人占据。所谓山越，即秦汉时期说的百越，是已半汉化的少数民族。山越人依循血缘关系群居，拥“宗帅”自立，组成若干“宗部”、“宗伍”，大者数万家，小者数千户，凭山踞险对抗官府，拒绝纳税服役。面对长期积聚起来的民族矛盾，孙权先实行“镇抚”政策，收效不大。建安八年（203）孙权西征黄祖，已围夏口（今湖北武汉），由于丹阳、豫章、庐陵三郡的山越人重新暴动，被迫放弃指日可待的军事胜利，回军镇压。他派征虏中郎将吕范平鄱阳（今江西波阳），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相继告捷。随即委任建昌都尉太史慈领海昏（今江西永修），别部司马韩当为乐安长，周泰为宜春（今江西庐陵）长，吕蒙为广德（今安徽广德）长，让他们镇抚那些山越人多、难以治理的县。韩当在乐安“山越畏服”，周泰在宜春“食其征赋”，逐步见到成效。又派南部都尉贺齐率军征剿不服镇抚的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莆城）、南平（今福建南平）等县的山越人，“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建安十年（205），重派贺齐讨平上饶（今属江西）的山越人，并且分置建平县（今属福建）。三年间剿抚并用，暂时削弱了山越人的反抗，孙权既稳定了后方，又扩大了地盘。
　　内部人和，后方稳定，地盘扩大后，孙权便积极西进，征讨江夏太守黄祖。其所以选定黄祖作为首攻目标，一是为了报父仇，因为献帝初平三年（192）孙坚“征荆州，击刘表”时，“为祖军士所射杀”。二是黄祖部将甘宁投奔孙权后，建言夺取荆州以“渐规（窥）巴蜀”，而夺取荆州当“先取黄祖”，并且宜于抢在曹操南下前起兵。这个意见与鲁肃不谋而合，孙权从战略发展出发，决计打败黄祖。建安十二年（207）亲自率军“西征黄祖”，因母亲病故，只是“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208）再次亲自率军西征，吕蒙、凌统、董袭等将领锐不可当，攻克江夏（今湖北武汉），“遂屠其城”。黄祖突围而逃，被骑士冯刚“追枭其首”，孙吴军队“虏其男女数万口”。这一次又屠城，与八年前在皖城同出一辙，表明孙权在本性上与曹操一样残忍，把私敌、政敌与无辜民众混在一块，不惜滥施杀戮。但撇开这一劣迹，仅从他的战略眼光、决策能力、军事才干看，的确与刘表儿子有云泥之别。占领江夏后，孙权尚未来得及继续西进，曹操就率军南下夺取荆州，并且窥视江东了，孙权又面临更大的考验。
　　赤壁之战前后的孙权，才26岁，却表现得相当出色。当年五十三岁的曹操气焰正炽，全然没有把子侄辈的孙权放在眼里，以为恐吓一下便会望风归服。他给这个毛头小子写了一封信，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张昭等人多劝“迎之”。独鲁肃不言，待“权起更衣”，“追于宇下”，劝其“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孙权当即表示：“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他接受鲁肃建议，从鄱阳召还周瑜，一起确定了抗击曹操的方略。孙权当众表明了“与老贼势不两立”的态度，并且拔刀砍座前奏案说道：“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有拒有纳的主见，不屈不挠的气概，决战决胜的意志，在三国众多风云人物中，称得上罕有匹敌。适逢时年47岁的刘备，派诸葛亮来洽谈联合抗曹事宜，孙权慨然拍板结成军事联盟。于是派“（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尽管他没有亲临西线战场抗曹，但决策拍板，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如果他像刘琮一样地“束手”迎曹，无论是鲁肃、周瑜，还是刘备、诸葛亮，全都拿他没办法，“鼎足之形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孙、刘联军能够在赤壁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了，甚至于三国历史也将无从出现了。非唯此也，而且他还“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今均属安徽）”，在东线发动军事策应。五年后曹操与他在濡须口正面对垒，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喟叹，分明已经另眼相看，把他视作了比刘备更强的一个纷争敌手。
　　古往今来，任何政治、军事结盟都是暂时从权的谋略选择，不可能牢不可破，存续期间也注定时起波折，乃至发生冲突、破裂。
　　孙、刘联盟自不例外，又有联合，又有斗争。赤壁之战后，刘备上表请准孙权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也承认了刘备领荆州牧的地位，并“进妹固好”，双方的联盟进入“蜜月期”。但夺取荆州、“渐规（窥）巴蜀”已是孙吴既定方针，孙权将南郡借给刘备，只是为了构成犄角之势，共同抗御曹操。他曾遣使去试探刘备，提出要共取巴蜀，却被刘备以“宗室被攻，而不能自救，无面目以立于天下”为借口拒绝了，于是明白了文的一手达不到目的。改用武的一手，派兵向西推进，刘备又部署关羽、张飞等率军阻拦，仍然难以企及巴蜀。其后刘备自己“西图璋”，留关羽镇守荆州，孙权气不忿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取代刘璋，占据益州后，他派诸葛瑾出使讨还荆州诸郡，刘备不答应，竟说：“吾方图凉州（今甘肃、宁夏一带，汉末治所在今甘肃清水县北），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对刘备借地不还，充当“老赖”，孙权怒斥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拖延时间）”。于是委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意欲强行接管，又被关羽赶了回来。一而再，再而三受骗受辱，孙权不得不兵戎相见，派吕蒙、鲁肃率众分头进军，自驻陆口（今湖北蒲圻）节度诸军，很快攻占了三郡。刘备慌忙从成都引兵东下公安（今属湖北），又令关羽进至益阳（今属湖南），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迫近决战。恰值曹操领兵入汉中，刘备害怕益州有失，违心地遣使求和。孙权也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令诸葛瑾回报，双方才“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百代以下平心而论，孙刘相比较，孙权更有战略家气度，更顾联合抗曹大局，而刘备则器宇太狭小，不讲诚信。后来孙、刘联盟一度破裂，终至引发了夷陵之战，主要责任当在刘备和他的拜把兄弟关羽。
　　对曹操一方，孙权一直审时度势，实行又抗争、又隐忍的两手策略。继建安十八年（213）濡须口之战以后，十九年（214）他曾两度亲冒矢石，率军北进。第一次亲征皖城，以吕蒙、甘宁为将督众攻城，一举攻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取得小胜。第二次亲征合肥，未能攻下，撤军路上与部将凌统、甘宁反被“魏将张辽所袭”，差点当了俘虏。幸亏凌统、甘宁等“以死捍权”，近侍谷利又紧随马后，著鞭“以助马势”，骏马越过津桥，他才免去厄运。二十一年（216）冬曹操复攻濡须，次年春孙权即派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借以换得喘息机会。
　　二十四年（219）十月，还遣使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劝其称帝，曹操哂之为“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同年十二月袭取荆州，俘获关羽、关平父子，又向曹操献关羽人头，同时进献贡奉。曹操遂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这样卑躬称臣，目的就是进一步换取曹操欢心，以便减少北方压力，让他能够放开手足去“尽取荆州”，并且得到曹操承认。这决不是真心臣服，而是一种能屈能伸的权谋，终于让他在建安八年（203）首次西征黄祖的十六年后，有效地占领了朝思暮想的整个荆州，成倍地扩张了孙策开辟的割据领土。以小屈换大伸，表明在“与天下争衡”方面，他比乃兄更有能耐。
　　不仅对父执辈的曹操如此，而且对同一辈的曹丕，孙权也能忍辱谋国。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次年刘备也称帝，孙权却不肯跟风称帝。相反地，他告诫部属：“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并提出“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的问题，要求部属务必以国之“危辱”为大，己之“遗名”为小，切实做到“且深警戒，务崇其大”。身教重于言教，他在以身垂范。所以曹丕一称帝，他就遣使“称藩”，将原先被关羽俘获、后来转到东吴的曹魏宿将于禁一并遣还。曹丕封他为吴王，东吴君臣以为“不应受魏封”，他宽解道：“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尔，复何损邪？”遣使称谢，曹丕又趁机索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奇珍异物，东吴群臣认为“非礼也，宜勿与”，他也照给不误。他把“彼所求者”比作“瓦石”，把“江表元元”比作“爱子”，问大家“方有事于西北”之际，难道不应该借用“瓦石”，代替人“欲击”之的“爱子之头”吗？看得出，对于大是与小非，大得与小失，孙权把握得相当准确，原则性和灵活性哪一样都不缺少。这样果如所愿，迷惑了曹魏政权，避免了两面受敌，使他得以全力对付蜀汉入侵，为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获全胜提供了政治保证。
　　然而，孙权的卑躬称臣，也有他的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那就是决不能让曹魏政权卡住脖子，弄得全然没有动弹余地。他“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集中表现在“任子”事件上。所谓“任子”，就是人质，让王子作人质。孙权打败刘备后不久，“魏乃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一旦王太子孙登作了人质，曹魏政权就随时可以拿他性命进行要挟，孙吴从此将无宁日，因而孙权“辞让不受”。曹丕恼羞成怒，遂于魏黄初三年（222）九月三路出兵，直逼洞口（在今安徽和县）、濡须和南郡，孙权赶紧调兵遣将分头抵御。但那时东吴境内“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他又不得不“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其“卑辞”甚至写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治在今广东番禺），以终余年”。曹丕却毫无缓解余地，回书威胁说：
　　“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孙权被逼到死角，只好撕破脸改元黄武，“临江拒守”。
　　双方军队水、陆交战，互有胜败，打到十一月仍未决胜负。孙权当机立断，于十二月派遣太中夫郑泉前往永安城，向刘备求和。次年四月刘备死，又“遣立信都尉冯熙聘于蜀，吊备丧”，重新恢复了中断五年的孙、刘联盟。此前一个月，吴将朱桓击败了魏将曹仁，“魏军皆退”。如此反复地斗智斗力，孙权终于由被动转为主动，安然立于不败之地。“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224）乃绝”。陈寿评赞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可以说当之无愧。
　　在灵活运用军事、外交手段，逐步开疆拓宇的同时，孙权与曹操相似，相当重视发展生产，以足食强兵。自建安七年、八年（202、203）以降，他便推行屯田制度，设置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系列职官进行管理。东吴屯田也分军屯、民屯两种，屯田兵耕战结合，屯田民专事耕种，免除徭役。屯田区域分布于大江南北，各个屯田基地规模大小不等，例如皖城的屯田兵有数千家，而毗陵（今江苏武进）的屯田民则达数万口。江东田多土少，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优于北方。黄武五年（226）陆逊的驻防地域谷少，上表请孙权诏令诸将增广农亩，拓广屯田。孙权答复说：“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父子“亲自受田”耕种，并将驾车的牛改用作耕牛，非唯当世独一份，抑且古今罕见。同时还下令“宽息”，以减轻由于“军兴日久，民离农畔”造成的困难，有利于屯民乐业。类似的减赋、免赋令，黄龙三年（231）、赤乌三年（240）又下达过，的确不是偶一作秀。还注意兴修水利，例如黄龙二年（230）筑东兴堤，遏巢湖水，赤乌十三年（250）开凿堂邑涂塘（今江苏六合互梁堰）。又开凿几条运河，既沟通了内河航运，也方便灌溉。所以在孙权统治期间，东吴境内的农业生产运行比较良好，西对蜀、北对魏大仗小仗时断时续，都能得到比较充足的军粮供应，向东南方向拓展领土也能赖以得到支撑。自嘉禾六年（237）抚越将军诸葛恪平定山越，到赤乌五年（242）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征讨珠崖、儋耳（今海南岛），东吴领土覆盖了当今中国华东、华南地区，总面积约相当于四个当年的江东六郡。
　　广积粮，大拓土，缓称帝，同样建都今之南京的孙权虽未提出这个口号，事实上成了元末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老师。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他尽管也可跟风，却“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黄武二年（223）四月，“群臣劝即尊号”，他仍“不许”。他对群臣袒露心迹说，西有刘备，北有曹丕，过早称帝会促使曹魏“速发”，造成“与西俱至，二处受敌”的局面，希望大家理解他的“低屈之趣”。其后不久刘备就死了，魏黄初七年（226）曹丕也死了，蜀汉的二世皇帝刘禅和曹魏的二世皇帝曹叡不仅年轻得多，而且平庸无能，孙权俨然变成了三国君主“老大”。
　　在吴、蜀联盟业已恢复的背景下，诸葛亮在公元228、229年的两年内三次北伐，魏、蜀两国忙于攻守，自顾不暇，东吴解除了“二处受敌”的潜在威胁。至此才水到渠成，孙权于公元229年四月“即皇帝位”，改元黄龙。当年五月，蜀汉派卫尉陈震充当特使，来祝贺孙权“践位”，孙权当即表态，灭魏以后“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蜀，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并且缔结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双方则“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这在我国历史上，当是第一个正式互不侵犯条约，现实意义不容低估。它标志着，魏、蜀、吴三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敌、我、友相对分明的新阶段，孙权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大局的改变，客观上导致了孙权心理态势、行为方式的改变，“存不忘亡、安必虑危”逐渐成为过去时，“老大”自居、好大喜功逐渐成为现在时，突出反映在两件事情上。其一为，黄龙二年（230），即其称帝第二年，时年四十八岁的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之台湾省，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孙权的主观愿望，显然在于效法秦始皇，兴师动众有所过之。但“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仅）得夷洲数千人还”。这也是歪打正着，在中华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第一次有大陆人到达了台湾岛，并带回了数千当时台湾土著民。其二为，嘉禾元年（232）十月，本属魏的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臣，并献貂马。孙权大喜过望，旋于次年正月诏封公孙渊为燕王，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三月又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为特命全权代表，“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自丞相顾雍以下，举朝大臣“皆谏”，以为公孙渊称臣之举不可相信，“宠待太厚”了，“权终不听”。果不其然，公孙渊将张弥等人都杀了，“送其首于魏”讨好，随去的兵士、资财全占为己有。孙权闻之大怒道：“朕年六十（虚岁实为五十二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打算亲自乘船渡海征讨公孙渊，幸得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方才忍气作罢。《吴主传》注者裴松之严厉抨击孙权“愎谏违众”，这件事做得“非唯暗塞，实为无道”，点中了死穴。
　　从主观上看，孙权的本性原本就是多重组合，只不过称帝以前居安思危，处存虑亡，将刚愎、暴虐、猜疑的恶劣根性时常掩抑着而已。建安九年（204）以“人言卿欲反”的莫须有之罪，杀掉时年29岁，“正色立朝，清议峻厉”的名士沈友，赤壁之战前拒绝接受张昭等人的降曹意见，斫案以示决绝，以及用兵两次“屠城”，都透露出他实有曹操之负面。时移势易，自充“老大”，自然霸气尽显，封建帝王多会有的“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就会任其泛滥无余。他在皇权独尊下实行特务统治，设置校事、察战两职，任用奸佞亲信以监视文武官员。校事吕壹秉“性苛惨，用法深刻”，仗恃孙权的恩眷宠信“渐作威福”，竟至“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使“无罪无辜，横受大刑”，连丞相顾雍都遭无故举罪而软禁起来，江夏太守刁嘉被诬几至受诛。太子孙登屡次进谏，孙权都拒不采纳，“大臣由是莫敢言”。文武官员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上大将军陆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潘濬甚至想假借宴会袭杀吕壹。尽管吕壹终因陷害左将军朱据，恶行败露伏诛，孙权终不肯废除特务职事。处死吕壹后，孙权作出引咎自责的姿态，派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向他们“问时事所当损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功臣宿将都推说“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陆逊、潘濬“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对此，孙权非但不深自反省，反而下诏责备诸臣未能如管仲谏诤齐桓公那样地对他。奸佞受宠，特务横行，造成了忠良缄口，无辜遭罪，以前那种君臣和谐、上下同心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东吴盛极时已寓伏衰亡。
　　比特务统治，诬陷忠良更严重的，是皇权独断，株连清洗。封建专制政体从来都靠血缘宗法关系作维系，皇权继承人立嫡以长，就是这条纽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任意违反，难免乱象丛生。孙权222年称王、229年称帝的时候，都遵循皇权礼法，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和皇太子。孙登于赤乌五年（242）早逝，次子孙虑更先之亡故，他便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
　　这样做也维持了长少之序，原本无可厚非，但他偏爱孙霸，竟让鲁王与太子同处一宫，同等待遇，就人为地制造出了宫廷矛盾。一部分大臣认为“礼秩宜异”，他又轻率地诏令二子分宫，各置僚属。孙霸觊觎皇太子位份，私下里拉帮结派，培植死党。循礼还是循私，拥长还是拥少，朝内朝外的文官武将分成了两派。眼看孙霸谋夺太子位的野心越来越昭然，拥长派的时任丞相陆逊、太常顾谭、太子太傅吾粲等多次陈述长少之义，力主礼不可夺。孙权却听信拥少派的全寄、杨竺“譖诉日兴”，将吾粲下狱诛杀，将顾谭流放到僻远的交州（今广东番禺）。
　　长少争斗愈演愈烈，使孙权深感“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他就产生了“改嗣之规”。赤乌九年（246），不问是非曲直，先幽闭了太子孙和。拥长派的朱据、屈晃、陈正、陈象等上书“固谏不止”，“权大怒，族株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还派宦官去责备陆逊，致令功勋卓著的陆逊忧愤成疾而死。到赤乌十三年（250），进一步废除太子孙和，群臣由于进谏遭到诛杀或流放的多达数十人，“众咸冤之”。同时又将孙霸赐死，拥少派的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也以“阴共附霸，图危太子”治罪，寄、安、奇尽诛，“流竺尸于江”。然后改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孙亮当时才十岁，“童孺而无贤辅，其替位不终，必然之势也”。继承人这样换来换去，亲生儿子或废或杀，株连诛、放的大臣好几十个，致令吴国大伤元气，都是孙权仗恃皇权独断专行惹的祸。所以裴松之拿晚年孙权与袁绍、刘表进行比较，抨击他“既以（已）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
　　废孙和、杀孙霸、立孙亮两年后，太元二年（252）夏四月，孙权死，时年71岁。死后28年间，吴国经历了孙亮、孙休、孙皓三个后嗣之主，于公元280年被西晋所灭，三国分峙的历史由兹划上了句号。纵观孙权的一生行状，早年、中年不愧为一代雄略之主，韬略和功业仅次于曹操，刘备不能比并；晚年则是一个昏暴帝王，昏过了袁绍，暴过了曹操，刘备没有他这样的毛病。假若曹操晚于他，未必还会兴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南宋词人辛弃疾一再讴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生子当如孙仲谋”，也只是敬佩他“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有感于赵氏小朝廷的无作为而发。撇开“生子”的寄托，只看孙权的一生，判若两人实为一人，岂止是封建帝王才可以引为鉴戒？扯远了，不说他。


第六章 隆中一对，天下三分
　　三国分峙和纷争，“人谋”得失起着决定性作用。最高的“人谋”是战略策划，诸葛亮隆中对策，就是追求“鼎足之形”的一个战略策划范本。但实现“人谋”必须落到“人为”，而“人为”总会包括主、客观的诸多因素，任何一种异动都会导致变故。诸葛亮本人践行隆中对策，并未做到完美无缺，当是毋庸避讳的“人为”失范。
　　《三国志》为三国人物作纪立传，纪传主人公合计437人，除称王称帝者曹操、曹丕、曹叡、刘焉、刘备、刘禅、孙权七人而外，将相公卿中只有蜀汉诸葛亮和东吴陆逊二人单列一传（附及子孙、他人），异常明显地卓尔不群。《诸葛亮传》中，主要记述了他的隆中对策、使吴联孙、北伐曹魏三大平生行事，兼及其他零星事迹。
　　这三大平生行事贯穿一条主线，隆中对策是他初登政治舞台所作的战略策划，借他的用语当叫做“人谋”；而使吴联孙和北伐曹魏，则是他践行这一“人谋”所为的两大实事，可以对应套用称为两大“人为”。陈寿的评语，将他誉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主要就着眼于这三大行事。
　　诸葛亮字孔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于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黄巾起义爆发那一年他只有4岁。15岁的时候（195年），跟随叔父诸葛玄迁徙荆州；两年后诸葛玄死，17岁的他便结庐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过起了“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活。这期间，他一面潜心读书，努力通悉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一面四处游学，结识了颍川（今河南中、南部）石广元、徐元直，汝南（今河南上蔡一带）孟公威等名士。石、徐、孟三人读书务求精熟，诸葛亮却“独观其大略”，透露出卓荦不凡的个性。他身高八尺（约合今1.86米），平素好为《梁父吟》，经常自比为管仲、乐毅，当时人大多并不认同，唯有徐元直和博陵（今河北蠡县南）崔州平相信他不是吹牛皮。他还得到了老一辈的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徽的赏识，庞德公将他比作“卧龙”；沔南（今湖北沔阳）名士黄承彦也看中了他，主动招他作女婿。后来他在《出师表》里追述青年时期的这段人生历程，概括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究其实，“苟全性命于乱世”确是实情，“不求闻达于诸侯”则有点口是心非。一个经常自比为管仲、乐毅的人，哪里能够像庞德公、司马徽那样，长久耐得住隐居的寂寞？在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学的时候，诸葛亮就时不时地“抱膝长啸”，并对三人说：
　　“卿诸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而三人“问其所志”，他却“笑而不答”。那三人犹自能当相当现今省级、地级的高官，他岂不能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尔后孟公威思念乡里，打算北归谋求进步，诸葛亮批评他说：“中国饶（多的是）士大夫，遨游（飞黄腾达）何必故乡邪？”裴松之一眼看透，此言“为公威计者可也”，如果“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裴松之引用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话，道破诸葛亮“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
　　他要“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必不甘于“沉翳”。他如果“委质魏氏，展其器能”，定非陈群、司马懿之类人物“所能颉颃”，何况其余的人。他并不担心“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而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选择。裴松之认为，诸葛亮“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东汉政权己风雨飘摇，注定覆灭了，不值得去知不可为而为之，勉力收拾烂摊子，跟着殉葬；二、曹操是篡汉国贼，自己要忠于汉室正统，不应该为区区名利去投顺于国贼；三、要等待出现汉室宗亲人杰，辅佐其效法光武中兴，实现汉王朝又一次兴灭继绝。这就是诸葛亮抱定的志趣，他这位“卧龙”，一直都在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经徐庶（元直）推荐，刘备三顾茅庐，来请他出山。其时为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隐居隆中，已经有10年之久，年届27岁。而刘备时年已届47岁，从河北狼狈逃窜到荆州来依附刘表，也已经有8年之久。刘表让他屯驻在新野（今河南新县），表面上照顾同姓宗亲，实际上让他看守北大门。在新野小城一住六七年，骑马征战惯了的刘备髀里肉生，经常为“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悲伤得慨然流涕。好在有时间进行反思，痛感多年无所成就，就因为身边虽有虎将关羽、张飞、赵云跟着东拼西杀，却没有高明谋士出谋划策，从而滋生了求贤的渴望。一方面求贤若渴，一方面“待时凤翔”，自然容易一拍即合。但诸葛亮仍然要慎投明主，硬是摆足了架子进行试探，让刘备一再枉顾，两人才坐到一起。刘备恳切地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
　　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就定下了“计将安出”的主题词，诸葛亮的回答，便成了著名的《隆中对》。
　　诸葛亮的隆中对策，首先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统理论，对全局战略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并特别强调“人谋”的重要。所谓“人谋”，意谓政治、军事斗争中当事人的谋略，最高层级为战略谋划。他从董卓以来军阀竞起、列强纷争的“当代史”切入主题，举刘备曾经搅和其间、至“今”记忆犹新的曹操与袁绍逐鹿中原，“遂能克绍，以弱为强”作为论据，提出了“非唯天时，抑亦人谋”的中心论点。借用现代话语，“天时”涵纳了诸般客观条件，“人谋”则是战略谋划为主导的主观能动性建构。两者相比较，“人谋”更具决定性作用。当时的那个当“今”天下，曹操“已拥百万之众”，军事实力俨然处于霸主的地位，又“挟天子而令诸侯”，政治优势也独一无二，所以诸葛亮认为“此诚不可与争锋”。而“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天时、地利和人和也有独家优势，所以诸葛亮认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这无异于告诉刘备，既定的形势十分严峻，向北“争锋”或向东“图”地都是办不到和不可取的，唯一可能的有利选择仅存在于荆州、益州。
　　他进而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缘政治的要冲地位罕与伦比，历来都是“用武之地”。但“其主不能守”，人不和造成了地难尽其利，“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就看刘备是否“有意”夺到手里。益州的地利也很明显，军事上是“险塞”，经济条件上更有“沃野千里”，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但其主“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内外上下的人际现状都有利于刘备攫为己有，也看其是否“有意”。条分缕析，明白无误，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对照鲜明，天下大势恍若摆到了刘备目前。
　　分析全局性战略形势只是“人谋”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刘备更渴求弄醒豁的，在于如何适应形势，规划出一套图谋进取的可行性方案。因而接下来，诸葛亮就整体推出了他的对策，是为“隆中对策”。他建议刘备充分利用自己“帝室之胄”的正统身份，抢夺政治优势话语权，以期“信义著于四海”。以之为依凭，第一步在政治上“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军事上壮大自己的实力，不失时机地夺取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一旦“跨有荆、益”，就要千方百计地“保其岩阻”，用好地利，同时在外交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政上“修政理”，力求本固基牢。第三步，才是捕捉形势变化的有利时机，待到“天下有变”，从荆州、益州兵出两路挥师北伐。如果这样三步走，就“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如此实在而又诱人的战略策划，刘备当是第一次听到，浑如拨云见青天，当即便通盘接受下来。从此，刘备集团实现了战略思想和行动路线的根本性突破，蜀汉政权建立以后也大体以之作为基本国策。
　　诸葛亮的《隆中对》，大致描绘出了曹、刘、孙三家纷争，魏、蜀、吴三国鼎峙的三国历史基本走向和总体格局，对刘备集团绝处逢生尤其具有转折性的战略意义。在对策当年，北方霸主曹操正集中优势力量北伐乌桓，扫灭袁绍的残余势力；江东孙权刚巩固了六郡根据地，正准备西征黄祖，夺取荆州；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都还依仗地利形胜，俨然一方偏霸之主；汉中的张鲁，西凉的韩遂、马超也都各占一方，韩遂、马超尤有东进争雄之势；唯有刘备势孤力薄，寄人篱下。三分趋向，并未显形，甚至假设性都还不存在。诸葛亮既对天下大势了若指掌，决不可能不顾及这些。但他正是通过眼光独到的多方比较，看出了促成天下三分的可能性，从而选择合乎他的“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志趣的刘备作为“明君”，经由隆中对策，迈出了施展才干、匡济天下的第一步。可以说，除了诸多错综复杂、与时俱变的“天时”条件交相发生作用而外，他的构划隆中对策的“人谋”，以及后来践行隆中对策的“人为”，在促进天下三分的历史合力中充当了主导动力。
　　古今中外的历史进程诡异多变，个别杰出人物的促导作用不可否认，诸葛亮之于三国历史进程便起了促导作用。唐人杜甫诗谓“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凌霄一羽毛”，估价自是拔得过高了，但在三国时期的政治家群里，像他这样卓越的战略理论家和战略实践家的确屈指可数。
　　屈指可数不等于数不出来，东吴的鲁肃即是一个，促成天下三分同样功不可没，甚或略有过之。早在隆中对策前八年，鲁肃初次见孙权，就已明确反对孙权追求“桓文（偏霸）之功”，积极鼓吹孙权建立“高帝（一统）之业”。他分析道：“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无自嫌。
　　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当时的刘备正从河北逃往荆州，故未入鲁肃法眼。他给孙权提供的战略策划，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占领荆州，第二步雄踞整个长江统域，第三步“图天下”。与《隆中对》相比较，第一、三两步极为相似，第二步则明显不同，是南北对峙而不是三分天下。鲁肃200年构划南北对峙，与诸葛亮207年构划三分天下，都从自身服务的集团本位出发，把一统天下当作终极目标，而以南北对峙或者三分天下作为争取实现终极目标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环节，共同实质都在追求国家统一和历史前进，迥然异于其先、其时、其后那些偏安性的中分天下和偏霸性的裂土割据。到208年孙吴集团西征黄祖之际，鲁肃和周瑜、甘宁等人意见一致，都想夺取荆州，渐窥巴蜀。鲁肃更高于他人之处在于，他善于因时应变，实事求是地调整战略，当年刘表一死，曹操南下，他就率先提出“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创新战略方针。这一见深虑远的机变“人谋”，获得孙权的采纳，他又主动要求，出使荆州，“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这才引出了诸葛亮使吴联孙。如果没有鲁肃这位建立孙、刘抗曹联盟的创意人和推动者，隆中对策就还难以找到现实突破口，三分之势未必能够较快形成。
　　诸葛亮的精明处在于，充分重视鲁肃建议的突破价值，及时抓住送上门的、稍纵即逝的转运良机，主动向刘备提出“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并膺命使吴。方其时，孙权拥军在柴桑，已收到了曹操声称“会猎于吴”那封恐吓信，或降或战尚在犹豫未决之间，诸葛亮出使并不轻松，甚至还有危险。万一孙权选择了降曹，他就可能自投罗网，变成孙权进献曹操的一件礼物。这是他第一次办外交，既要不失风度，还要避免坏的可能性，争取好的可能性，他表现出了大智大勇。
　　针对孙权的心理疑结，诸葛亮也如曹操一样，打起了心理战。
　　开门见山就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把孙、刘、曹三方定位在同一平台上。进而分析三方形势，首先肯定了“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无异于暗示孙权正处于“威震”之列。其次说刘备，避而不谈兵弱力微、仓皇逃命、走投无路，径直说成仅止由于“英雄无所用武”，才暂时“遁逃至此”，给促进结盟预留了地步。然后他重点放在孙权身上，要其“量力而处之”：要么“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早与之绝”，要么“案兵束甲，北面而事”。这些话暗藏机锋，刘备未作后一种选择，所以彰显“英雄”本色，那么孙权你呢？
　　最后不露声色地批评孙权，“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击中了对方心理要害。由此掌握了对话主动权，孙权果然循着他的话题指向问：“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见孙权入彀，诸葛亮引而不发，进一步激将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无异于刺激孙权，你若选择降曹，非唯赶不上刘备“英雄”盖世，抑且及不得田横“守义不辱”。孙权怎么能甘心当狗熊？当即慷慨表明态度：“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于是乎，对话第一个回合，就取得了满意效果，既激成孙权决计联刘抗曹，又让他知道了刘备是其唯一可供选择的和相互地位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
　　进入对话第二个回合，孙权承认了刘备的战略合作伙伴地位，又提出“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的疑问。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结盟抗曹的可行性，诸葛亮必须正面回答，让孙权切实放心。接着孙权的话茬，他首先摆出刘备集团的军事实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运用数字说服人，实际有无那么多一时也难以核查。其次说曹操集团，尽管声势浩大，气焰逼人，但一是“远来疲弊”，已成“强弩之末”，犯了兵法大忌；二是“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将士众多的优势难敌“不习水战”的劣势；三是“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人和根基也十分脆弱。这就告诉了孙权，貌似强大的来犯之敌实际是纸老虎，并不可怕。然后给孙权集团打气鼓劲，信心十足地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并且作出前景预测：“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隆中对策谋划的就是“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孙权也有先前的鲁肃献策垫底，共同追求、共同利益很容易达致共同语言，一听诸葛亮说“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自然“大悦”。再加上周瑜归来，所作的形势分析和军事分析更给孙权吃了定心丸，对是否联刘抗曹握有最终决定权的孙权终于下定了决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诸葛亮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对结成孙、刘联盟，并力抗御曹操，夺取赤壁之战的胜利，作出了他个人的突出贡献。
　　如果说，在隆中纵论天下，提出一整套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规划，崭露出了诸葛亮的政治家、战略思想家的眼光、智慧和才识，那么这一次使吴联孙，就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显示出了他的外交家、战略实践家的胆识、锐敏和才干。隆中对策对于刘备集团绝处逢生具有的转折性战略意义，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和愿景上的，并且单属于刘备集团；而使吴联孙，则是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在政治上和前途上，对于刘备集团起死回生产生了转折性战略意义，并且影响到了盟友孙权集团和敌人曹操集团，对于最终形成三国也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只要承认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策划与鲁肃的南北对峙策划都不是满足割据分裂，而是寻求统一之路，就应当相应承认，诸葛亮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顺应历史大势，积极进取向上的杰出人物。像《三国演义》那样，硬让他未卜先知，舌战群儒，手摇鹅毛扇，披发借东风，反而妖化了和矮化了这位杰出人物，心欲扬之实则抑之。
　　赤壁之战至夷陵之战的15年间，正是三国鼎立之势最终形成，三方核心人物占据历史舞台演出系列活剧的主要历史阶段，波谲云诡的谋争力斗，使得孙、刘联盟反复遭受冲击。从《三国志》相关人物传的记载看，孙、刘双方都谋求占领荆州，以期在地缘政治上居于有利于己的地位，决定了彼此间又有联合又有斗争，有时候斗争还会很激烈，你死我活，互不相让。相比较而言，孙权集团最初把荆州南郡借给刘备集团，刘备进占益州以后又讨还荆州，略占得住理一些。而刘备一再耍赖，关羽一再耍横，孙权作为另一方的最高权力者，虽然气得大骂“猾虏”，牙根发痒，仍然比较克制忍让。倒是蜀汉最高权力者刘备，号称仁德信义行天下，却很有些乃祖刘邦言而无信、惯于耍赖的政治无赖遗风，不仅自己耍赖，而且纵容其兄弟般的二号人物关羽耍横。
　　对刘备耍赖，关羽耍横，诸葛亮要么当过帮手，要么缄默无视，不免反映出他这一位封建政治家的局限性。作为隆中对策的创意人，孙、刘联盟的促成者，在践行隆中既定路线的过程中，他本该把顾全联孙抗曹大局在有利双方的前提下放在第一位，把本集团的利益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放在第二位，但他并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这样做。更讲大局的是东吴鲁肃，不管孙权怎样责怪他，前之周瑜、后之吕蒙怎样力主夺荆州，他都始终尽力维护孙、刘联盟。后来演变为孙、刘火并，联盟破裂，荆州靠战争方式而非和平方式归属孙权集团，鲁肃已经去世了，在生的诸葛亮也不能左右，主要责任固然在刘备、关羽和孙权、吕蒙，但诸葛亮多少也有点责任。起码在《先主传》和《诸葛亮传》里，看不到任何一点他在荆州问题上坚持维护隆中路线的文字。失荆州前夕，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确曾有一点《隆中对》中“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影子。然而实践业已证明，那一次挥师北伐，并没有具备《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形势有利的充要条件，因而一方面北方宿敌未改，另一方面东南面盟友化敌，招致腹背受敌，连荆州命根子也丧失干净。荆州既失，关羽亦死，刘备悍然兴师伐吴，完全、彻底地置隆中路线不管不顾。当是时，连赵云等人也能犯颜强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当因众心，早图关中。”然而，业已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仍然选择了缄口不言。无论有多少其他因素使然（《一片疑云留永安》将就此略作探究），为贯彻隆中路线，他都不应该取这种态度。
　　结果夷陵之战蜀汉输得极惨，比曹操的赤壁失利惨得多，弄得来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一丝一毫实现《隆中对》预设的“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终极目标的可能性。后来孙、刘双方修复了联盟关系，蜀、吴之间再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各自才能“内修政理”，北抗曹魏，重新维持鼎立之势。正、反对比，足见孙、刘联盟之于隆中路线，犹如心脏一样重要。在此问题上，诸葛亮做得不及鲁肃好，实在不只是他个人的遗憾，而是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
　　章武三年（223）刘备死后，诸葛亮作为托孤重臣，统揽了蜀汉军政大权，“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蜀汉的元气大伤，他本该着重致力《隆中对》中说的“内修政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逐步恢复元气，以待“天下有变”。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办，而是选择了“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如果说，建兴三年（225）亲率三路军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北部），对于稳定后方确有必要，那么建兴五年（227）至建兴十三年（234）的“五出祁山”（《三国演义》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出兵抵御也算进来了），挥师北伐，就比关羽当年发动襄樊之战更缺“天下有变”依据了。这样做，很可能有其隐情，那就是刘备托孤给他开出了条件，他不得不兑现承诺（《一片疑云留永安》对此有具体探讨），但他也可以拖着不照办。可以拖却不肯拖，至少部分地表明，他认为可以挥师北伐了。其实那是“天时”既缺，“人谋”亦误，堪称诸葛亮主政用权的最大错误。因为从“天时”看，曹魏集团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仍为三国翘楚，北伐所向的关中地区又是易守难攻，而蜀汉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异常困难，连年用兵势必很快耗尽国力，穷兵黩武无异于自取失败。从“人谋”看，战略判断就误入迷途了，战术运用上又“虑多决少”（《晋书·宣帝纪》司马懿的话），不敢用奇，不愿重用能人（如魏延），反而误用亲信（如马谡），更导致了劳师动众，铩羽而归。其结果，对自己是“志决身歼军务劳”，五十四岁便病逝于军营了，对蜀汉是“运移汉祚终难复”，国力消耗太多，在他死后不足30年蜀国就灭亡了。
　　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诸葛亮，他的从政起点隆中对策非常高，三国人物除鲁肃外无人能及，称得上闪亮登场；而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大体上如其指划，连鲁肃也无可比拟，尤其显示战略策划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古及今，如此卓越的战略思想家，并不是历朝历代都能冒出一个的，因而备受百代景仰（当然还有他的忠诚）。在《三国志》里，战略策划被称为“人谋”（发明权也许真在诸葛亮），那是人的智慧的最高示现，因为总括全局，视通长远，而一般“智能之士”、“智计之士”纵然聪明，未必达得到同一层级。流被于后世，启发人们不要陶醉于“智能”、“智计”，为国家、民族计还应重视战略策划。
　　而任何“人谋”，都必须经由“人为”才能彰显、弘扬固有价值，“人为”不限于“人谋”创意人。诸葛亮作为隆中对策的创意人，不仅智慧超群，而且还能够付诸实践，这使他比某些会想、会说、会写而不会做的思想家胜过不止一筹。使吴联孙，则是他践行隆中对策的样板之作，典范之作，生平功业的巅峰之作。既付诸“人为”，就牵连到了方方面面，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总会交相发生作用，通盘接受而未充分领悟的刘备就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需要时遵行隆中路线，不合“圣聪”时就另搞一套了。诸葛亮本人，或者受其制约和影响，或者政治权要人物当久了发生形势误读、策略误判，或者二者乃至更多者兼而有之，后来也有些“人谋”自违，“人为”失范，终于走向“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点，该为之惋惜，也该引出历史性的经验教训。


第七章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三国时期英雄毕力，人才辈出，最杰出的人才接力出在东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大英才无不德才兼备，文武兼资，为东吴傲然立于三国鼎峙之间，雄视曹、刘而尽显风流。
　　陆逊尤其卓尔不凡，在三国的帝王将相中，德、才、能、绩综合评估当称第一人。而人才困窘之时，也就是东吴国运衰微之日，方之魏、蜀无不尽然。
　　是天意注定，还是历史巧合，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东吴参与两次，两次决胜都用了火攻。前一次公元208年，周瑜任吴军统帅，在赤壁之战中火烧曹军战船，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粉碎了曹操乘取荆州之势而吞并江东的计划。北宋元丰五年（1082）七月，著名文学家苏轼写了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极力歌赞周瑜。特别是下阕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八百多年前从容指挥火烧赤壁、歼灭强虏的周瑜形象，恍然若在目前，只觉英气逼人。后一次公元222年，陆逊任吴军统帅，在夷陵之战中火烧蜀军连营，同样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粉碎了刘备欲为关羽报仇而誓灭孙吴的美梦。尽管后人没有写出与苏词相颉颃的壮词歌赞其人其事，但将“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移用过来，显然同样地适用于陆逊。前有周瑜，后有陆逊，中间还有鲁肃、吕蒙，都是孙权所倚重的年轻统帅，儒雅统帅。曹操麾下的张辽、徐晃，刘备麾下的关羽、张飞，勇武虽然过之，综合素质均不能及。孙权称帝之初，曾经总结过他的建功立业之道，在于“用众力”和“用众智”，谓为“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他所用的“众力”和“众智”，固然包括了文臣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武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等人，但主要是周、鲁、吕、陆四位英才。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与孙策同年而小一个月，有总角之交，后来孙权“兄事之”。兴平二年（195）带兵迎孙策，孙策大喜说：“吾得卿，谐矣。”随攻扬州刺史刘繇的领地，连破横江、当利（均在今安徽和县东）、湖孰、江乘（均在今江苏句容北），进入曲阿（今江苏丹阳），协助孙策部众发展到了数万人，孙策要他“还镇丹阳（今安徽宣城）”。袁术“欲以瑜为将”，周瑜看出袁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今安徽桐城）长”，以便能“假涂东归”。在居巢，他结识了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鲁肃（172—217）。鲁肃字子敬，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以赈穷弊、结士人为务。周瑜请他助军资，他家有两仓粮食，每仓储米三万斛，当即赠与一仓米，二人结为知交。建安三年（198）周瑜重归孙策，鲁肃同行，不料祖母去世，只得扶祖母灵柩回东城去安葬。孙策委周瑜为中护军，领丹阳太守，一起攻破皖城，分纳二桥为妻。建安五年（200）孙策死，他“将兵赴丧”，从此留在了东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北归的鲁肃当时听了另一友人的建议，打算到巢湖投奔郑宝，周瑜立即写信去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道理，劝其投奔江东归孙权。又向孙权推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鲁肃来吴后，“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
　　从此，周、鲁同心共辅孙权，成为股肱。
　　赤壁之战前，周瑜常统兵在外打仗，屡建军功。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征江夏，讨黄祖，他任前部大督，对克敌制胜起了重要作用。而鲁肃常在孙权身边出谋划策，劝孙权放弃追求“桓文（偏霸）之功”，努力成就“高帝（一统）之业”。孙权虽然推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但也并没有介意张昭认为鲁肃“谦下不足”，“年少粗疏，未可用”的“訾毁”，反而“益贵重之”。待刘表一死，鲁肃又主动请命“吊表二子”、“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权“即遣肃行”。鲁肃不辱使命，便宜行事，经夏口，转南郡（治江陵，故城在今湖北江陵东北），一直赶到当阳长坂“径迎”刘备，“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见到诸葛亮，马上表明“我子瑜（亮兄诸葛瑾字）友也”，套上近乎，“即共定交”。刘备正自巴不得，即派诸葛亮为使，跟鲁肃前往东吴见孙权，结成孙、刘联盟。裴松之判言，“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一点儿也没有虚夸。这些事表明，周瑜与鲁肃作为知交，同为儒将，智勇双全并驾比肩，布伍用兵以周瑜为上，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战略眼光、运筹能力和应对水平却是鲁肃胜过一筹。
　　鲁肃回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复命，恰逢风云突变，曹操送来了“会猎于吴”的心理战书，东吴群臣响震失色。当年接受孙策托付遗命的元老重臣张昭等人，“皆劝权迎之”，亦即效法刘琮，降顺曹操，仅鲁肃“独不言”。待孙权起身更衣，他追到宇下，对孙权说：
　　“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他以己设喻，力陈“肃可迎操也，如将军不可也”的理由，恳请孙权“早定大计”。犹豫未决的孙权豁然开朗，慨叹“诸人持议，甚失孤望”，只有“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当时周瑜“受使至鄱阳（今江西波阳）”，鲁肃建议孙权速召还。周瑜一回到柴桑，即对孙权作了政治分析和军事分析，指出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孙权“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指出曹操有四大“用兵之患”，“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他主动请缨，“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多赖鲁肃和周瑜出以忠心，洞明形势，力挽狂澜，才促成了孙权下定联刘抗曹的决心。于是任周瑜为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以吴军为主，联合刘备的部队，共同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对这次胜利，裴松之也有评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我认为，平实一些说，当是军事指挥周瑜功第一，战略建言鲁肃功第一。
　　赤壁之战中和赤壁之战后，一些相关的故实，彰显出了周瑜和鲁肃各自的风采。孙权决计抗曹后，委派的统军都督实为两人，亦即周瑜为左督，程普为右督。在最早追随孙坚、孙策的将领中，“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周瑜人称“周郎”，时年三十四岁，老字辈的“程公”“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然而，小字辈的“周郎”却性度恢廓，“折节容下，终不与校”。程普终于感动了，“自敬服而亲重之”，并对他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演义》将周瑜矮化成为气量狭小的典型，让诸葛亮“三气”而死，简直是过分污辱斯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也得到了敌手的钦佩，据本传引《江表传》说，曹操在“瑜之破魏军”以后，表示输在周瑜手里，“孤不羞走”。而鲁肃胜后“先还”，孙权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大请诸将迎肃”，鲁肃“将入阁拜”，孙权又“起礼之”。孙权问鲁肃：“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鲁肃趋进答道“未也”，众皆愕然。及就坐，他才不紧不慢地举起鞭子解释：“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
　　孙权一听，抚掌欢笑。周瑜的气度宽宏，风流儒雅，才华横溢，鲁肃的思度宏远，心胸敞亮，志气高迈，殊非寻常人等可及。
　　赤壁之战后，周瑜任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驻节江陵。当时刘备在刘琦死后已领荆州牧，驻节公安，联合的双方实际上对峙。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到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建议趁刘备前来完成政治联姻，“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扣留在吴，从而与关羽、张飞分开。这样“各置一方”，再让他去对付关、张，那就“大事可定”。但孙权顾虑曹操重振实力，担心刘备难以“卒制”，没有采纳这一个方案。他又提出另一个方案，趁曹操赤壁“折衄”尚未缓过气来，让他和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后兼并汉中张鲁，结援西凉马超，然后留孙瑜镇蜀，他则回师前据襄阳，进逼曹操，“北方可图也”。孙权同意了，周瑜立即回江陵准备行装，不料路途中病逝于巴丘（今湖南岳阳），时年36岁。噩耗传到柴桑，孙权素服举哀，悲恸地说道：“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大有其今后“国有疑难我问谁”之慨。19年后称帝，仍在感慨“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对于三国前期东吴政权的交替、稳定、发展和巩固，周瑜起着砥柱中流的作用，他人无以替代。
　　徜若他未曾英年早逝，他所念念不忘的“取蜀”大计得以实行，那么孙、刘联盟能不能维系下去，三国分峙会不会终究成形，容当另是一说。
　　周瑜病困时，上疏孙权说，“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孙权即拜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周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但鲁肃与周瑜虽是多年至诚知交和亲密战友，战略眼光和斗争策略却有差异，他坚定地主张和维护孙、刘之间的战略结盟。他不赞成扣留刘备的意见，反而力劝孙权，把荆州南郡借给刘备，即所谓“借荆州”。他如此主张，实际上是从实际出发。因为赤壁之战后，孙权集团占有的荆州只有江北南郡、江夏两郡，江南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四郡都为刘备集团所控制，要拿过来双方势必会兵戎相见，坐让曹操集团渔利。倒不如把南郡暂借给刘备，把他推到直接面对襄阳曹军的一线，事实上变成一道隔离带，让吴军可以收缩西部防线，集中优势力量在东部图强。而且名曰“借”，今后一旦形势改变了或者条件适宜了，随时可以收回来。这样做，既维护了孙、刘联盟，又减轻了孙吴压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对孙吴最为有利。用鲁肃劝孙权的话来说，那就是“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尽管后来的事态反复表明，孙权并没有充分领悟鲁肃这一战略建言的深远意义，但当时是“即从之”了。曹操作为一个高出孙权，更高出刘备的战略家，当即就看出了其间的厉害，因而“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与当初刘备闻言失箸相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肃接任后，从江陵移师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陆溪口），“恩威大行”，扩充军备，部众从四千余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他治军严整，“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深得孙权赏识，升任汉昌太守、偏将军。建安十九年（214）跟随孙权攻破皖城（今安徽潜山），又升任横江将军。回镇陆口，防地与关羽留守荆州之地临界，免不了发生边界摩擦，鲁肃以大局为重，“常以欢好抚之”。但他并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老实有余，勇毅不足，在关羽面前流于怯懦，总被戏弄，而是临危有静气，处事不糊涂。
　　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已得益州，孙权派诸葛瑾出使成都，讨还荆州。刘备耍赖不答应，孙权怒不可遏，即派吕蒙出兵夺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自然输不起，亲自从成都赶到公安（今属湖北），督令关羽夺回三郡。孙权针锋相对，也亲自赶到陆口督战，令鲁肃屯兵益阳（今属湖南）抗击关羽。双方剑拔弩张，恶战一触即发。为了挽救行将破裂的孙、刘联盟，鲁肃表现出了政治家风度，主动邀请关羽会晤。诸将疑恐有变，纷纷劝阻。鲁肃胸有成竹地说：“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毅然决然出席会晤。他与关羽都驻兵马于百步开外，带单刀相会。关羽先发制人，说刘备乌林之役“戮力破魏”有功，“岂得徒劳无一块壤”，指责鲁肃“欲收地”。鲁肃义正辞严，指出刘备是“私独饰情，愆德隳好”，“贪而弃义，必为祸阶”，面斥关羽是“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反而“负恃强众以图力争”，必然不能得逞。
　　说得关羽哑口无言，不好动武。《三国演义》所写的“单刀赴会”，抬关羽而压鲁肃，不足为信。结果是这场仗未能打起来，双方讲和，割湘水为界，孙权占有江东四郡，刘备占有江西三郡。客观上固然有曹操攻汉中，刘备不得不退保益州的原因在，但鲁肃大义凛然，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鲁肃如此尽心竭力地维护孙、刘联盟，确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评，做到了“守之终身而不易”。
　　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病逝，时年四十六岁。孙权为他举哀，并且亲自送葬。诸葛亮也表示哀悼。吴国史志《吴书》评述说，“肃为人方正，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陈（阵），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本传中裴注照引，说明裴松之心目中的鲁肃，正是这样令人景仰。后来孙权对陆逊谈到他对周瑜、鲁肃、吕蒙三个人的评价，称鲁肃初次“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赤壁之战前鲁肃独言不可迎曹，“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来劝借荆州给刘备，“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孙权“忘其短而贵其长”，常将鲁肃比方为东汉初年的大功臣邓禹，可见倚重之深。直到称帝时，孙权还特别对公卿们提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
　　接替鲁肃出任东吴西部战线主帅的是吕蒙。吕蒙（178—219）
　　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人。与周瑜、鲁肃出身世族富家，自幼博学多识不同，他出身贫贱，粗野无文，十几岁便跟随姐夫邓当投到孙策麾下参与征战。那时他就有“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的英勇气概，孙策“奇之，引置左右”，邓当死后即任他为别部司马。
　　孙权统事后，“从讨丹阳，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领广德长”。建安十三年（208）跟随孙权西征黄祖，黄祖令都督陈就率领水军堵截，吕蒙作先锋奋勇争先，“亲枭就首”，大呼猛进，夺得首功。孙权论功行赏，擢升吕蒙为横野中郎将。实践中屡建军功，孙权倍加关爱，对他和蒋钦说“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推辞说：“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就用自己“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开益”，以及“（汉）光武（刘秀）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老而好学”作例子，苦口婆心地指导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吕蒙听进去了，从此“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从一介武夫变成了一位儒将。
　　鲁肃代周瑜前往陆口就任的时候，途经吕蒙驻地，“意尚轻蒙”。吕蒙问鲁肃“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鲁肃竟说“临时施宜”。吕蒙认为“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当即替鲁肃谋画了“五策”。鲁肃大为惊奇，“越席就之”，拊其背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日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特地拜见了吕蒙母亲，然后“结友而别”。后来孙权对陆逊评说吕蒙，还作出了“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高下之分。
　　从用兵打仗看，孙权所说确有依据。赤壁之战中，吕蒙协助周瑜、程普“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战功卓著。其后双方争夺南郡，周瑜派甘宁“前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东）”，曹仁分兵围攻夷陵，甘宁“困急”而求救。周瑜兵力不足，不少将领都反对分兵救援，吕蒙却建议留下凌统留守大营，保其“能十日守”，自己则随周瑜“解围释急”。又出险道设伏计，周瑜全部采纳了。结果取得了“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的完胜，因功擢升为偏将军。建安十六年（211）跟随孙权到东线抗御曹操，孙权打算在濡须口（今江苏无为）夹水设坞，不少将领都说“上岸击贼，洗脚入船，何用坞为”，只有吕蒙支持。他分析道：“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入水，其得入船乎？”孙权称“善”，遂得“备御甚精”。十八年（213）曹操率军来攻，相距月余不能下，只好退去。曹操委任朱光为庐江太守，在皖城（今安徽潜山）大开稻田，并且派间谍到鄱阳（今江西波阳）招诱内应。吕蒙对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于是有十九年（214）孙权亲征皖城之战。孙权问攻城方法，好多人主张作土山，吕蒙认为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援必至，不可图也”，必须“四面并攻”，速战速决。孙权依计攻皖，甘宁督攻在前，吕蒙精锐继之，拂晓发动进攻，食时即已破城。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生俘朱光及其参军董和，虏还部众达三万多人。曹操大将张辽引军来援时，半道得知皖城已失，只好退转去。在鲁肃逝世后，东吴将领不乏优秀者可以继任，但唯有吕蒙最能让孙权放心。
　　吕蒙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家，战略关注与周瑜接近，主要着眼于有利东吴的现实军事利益，而不像鲁肃那样，更加重视相对长远、相对全面的大局把握。鲁肃主持西线军务时，他就密陈过意见，认为关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应当“于（东吴）强壮时图之”。孙权曾打算北取徐州，他认为不妥，“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尤以此言为当”。因而他一继鲁肃担任汉昌太守，主持西线军务，便着手实施“取羽”计划。他深知关羽勇武骄矜，不宜力攻，便决定纵其骄气，伺其疏漏，准备智取。第一步，初到陆口时，表面上做出比鲁肃还鲁肃的友好姿态，“倍修恩厚”，麻痹关羽。第二步，关羽北上樊城与曹魏作战，“留兵将备公安、南郡”，他看穿了关羽是对自己不放心，害怕自己趁机进攻公安、南郡，便“以治疾为名”返回建业（今江苏南京），以进一步诱惑关羽放松军备。第三步，把兵不厌诈进行到底，在建业放出“病笃”的假消息，暗地里却向孙权建议，由当时尚不知名的陆逊代理他的职务，让关羽误以为吴中已无人可派。关羽果然上当，把留守兵力抽调樊城，造成了后方空虚。第四步，趁关羽在樊城获胜，一面让陆逊出面祝贺关羽，一面由自己潜至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率领精兵藏在大船中，摇橹的士兵全都穿着白色的商人服装，“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完成所谓“白衣渡江”。公安守将傅士仁、南郡守将糜芳望风投降，关羽还一无所闻。
　　第五步，入城后严明军纪，对关羽及其将士家属皆予抚慰，秋毫无犯。并让将士家属们给从征的亲人传信，让他们知道“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从而导致了“羽吏士无斗心”。终于俘获关羽父子，“荆州遂定”，实现了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垂三十年全取荆州的心愿。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全面彰显仁义之师，在整个三国历史时期别无二致。至此，三国鼎立格局也才最终确立，时在公元219年。
　　吕蒙居功至伟，孙权拜他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他原本真正有病，带病完取荆州后，封爵仪式尚未举行，就一病不起了。孙权把他迎接到公安，安置在内殿，千方百计治疗抢救，甚至于悬赏千金，招募“能愈蒙疾者”。孙权每天都隔着壁缝观察病情，见他稍能下食就高兴，顾左右言笑，病势稍一加重就忧闷，夜不能寐。一度有所好转，群臣交相庆贺。但终于不治，“年四十，遂卒于内殿”。临终前，吕蒙遗嘱把“所得金宝诸赐”全部上交府藏，没有留给三个儿子，丧事也是务求简约，表现出了上下五千年罕有能及的道德风范。陈寿评论他“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矣”，说得过于简略。
　　吕蒙早已推荐陆逊接替自己。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本名议，后称逊。他出身在江东一个世族大家。21岁时，被孙权召入幕府，历行东、西曹令史（相当于今秘书），出为海昌（今浙江余杭东南）屯田都尉，代理县令。那里土地贫瘠，又遇连年干旱，他开仓赈济贫民，劝督农桑，被县民称为“神君”（见《世说新语》引《吴书》）。当时会稽一带山越人暴动，陆逊召兵讨平，“所向皆服”，收集部曲两千余人。鄱阳（今江西波阳）地区的“贼帅”尤突作乱，他又去讨平。两次军事行动，初露军事才能，升任定威校尉。孙权把孙策女儿许配给他，从此他有了“国戚”身份，成为孙权心腹之一。他建议剿抚并用，收服山越人，“取其精锐”以利“图远”。孙权纳其策，用为帐下右部督。陆逊讨伐丹阳郡“贼帅”费栈，以少胜多，一战而建功，俘获的山越人“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还驻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举报他“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陆逊面见孙权，却称淳于式为“佳吏”。孙权说，人家告你状，你去称赞他，为什么？陆逊说淳于式之所以告我，是“意欲养民”，出发点是好的；我若挟私报复，就会扰乱圣听。孙权赞赏他“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更加信任了。
　　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为麻痹关羽，称病回到了建业。陆逊往见吕蒙，畅述己见：“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擒）制。下见至尊，宜为好计。”吕蒙正需要一个心气相通、见识一致的人出面代己，便向孙权推荐道：“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孙权原本就信任陆逊，如今又得吕蒙厚荐，当然是深信不疑，立即召见陆逊，拜为偏将军、右部督，让他到陆口代替吕蒙主持西线的军务。陆逊果然不负重托，“外自韬隐”做得来天衣无缝，让关羽读过他的卑辞颂扬书信之后，判定这个“书生疏迟”，小菜一碟，于是“意大定，无复所嫌”。关羽一调走留守部队，陆逊当即又“内察形便”，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取羽”良机，向孙权“陈其可禽（擒）之要”。于是才有了吕蒙“白衣渡江”，陆逊与其同为前部，连克公安、南郡。陆逊领军乘胜前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关羽军无斗志，不敢南下收复失地，只好向西逃跑。十一月逃至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被吴军包围，被迫竖起假降之旗。关羽带领十余骑突围，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所部土崩瓦解。陆逊挥师西进，一直打到秭归（今属湖北），斩获招纳夷、汉兵将“凡数万计”。第一次出任将帅，便取得了周瑜、鲁肃未能完成的全占荆州大胜，陆逊升任为右护军、镇西将军，晋封娄侯。
　　两年后爆发吴、蜀夷陵之战，陆逊受命任大都督，假节，率五万人抗御刘备。刘备十万大军压境，势不可当，陆逊采取了敌进我退的办法，主动让出不利于作战的三峡地带。公元222年正月，蜀军连营数百里，前锋推进到夷陵，多次平地挑战，山谷设伏，陆逊都不中套应战。随军将领多是孙策旧将，或为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陆逊案剑宣布：面对强敌“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得犯矣！”
　　显示驭军有方，当威必威。又上疏孙权，说明夷陵为“国之关限”，必能保全；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这一次看似强大，实“不足为虑”，恳请孙权“不以为念”。双方相持了半年之久，陆逊看准蜀军已“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方才果断地决定敌疲我打，以火攻破敌，速战速决。当年六月实施火攻，烧毁蜀军四十余营，斩蜀将张南、冯习及五溪蛮首领沙摩柯，降蜀将杜路、刘宁，蜀军死者数万，连刘备本人也差点儿当了俘虏。这一仗打得比赤壁之战还要漂亮，作为中国历代战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之一，陆逊的名字与之一起镌刻于青史。
　　夷陵之战大奏凯歌后，孙权加拜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为江陵侯，位秩之高已经超过先前周瑜、鲁肃、吕蒙。那一年他39岁，当时应该算人到中年，而不是《三国演义》所谓“孺子”。
　　人到中年而重任在肩，陆逊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对待和处理破裂了的孙、刘联盟，以有利于北抗曹魏。刘备逃到永安住下来，东吴宿将重臣徐盛、潘璋、宋谦等人交章上表，“竞言备必可禽（擒），乞复攻之”。孙权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和朱然、骆统一致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力主放刘备一马，把进至巫峡的吴军撤回来。曹丕果然于222年九月三路南征，如果吴军未及时终止对蜀战事，撤回西进军队，势必三方受敌，难以收拾。
　　得知曹丕南下，不甘惨败的刘备迅即致书陆逊：“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陆逊回书答道：“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一信打消了刘备趁火打劫的妄想。
　　第二年四月刘备死后，刘禅即位，诸葛亮秉政，重新实行“与权连和”的老方针。举凡时事所宜，孙权都委托陆逊直接与诸葛亮沟通；还特别刻了一枚孙权印章放在陆逊那里，每次给刘禅、诸葛亮写信，都先送陆逊斟酌“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这一切表明，陆逊走上三国历史主剧场的年岁虽然较周、鲁、吕为晚，但他却后来居上，兼有三人之长，而少三人之短，是三国中、后期一位眼光、魄力、才干、功业、修养决不亚于蜀汉诸葛亮，甚或有所过之的卓越战略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陆逊坐镇荆州20余年，西联蜀，北抗魏，成就了孙、刘联盟的最佳时期，吴、蜀之间再也没有兵戎相见。而北向用兵，他还有两次出色表现。一次在孙吴黄武七年（228），魏国大司马曹休率领十万大军入皖，陆逊任吴军大都督迎战。陆逊自为中路，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在夹石（今安徽怀宁、桐城间）大破魏军，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凯旋班师途经武昌时，孙权诏令用御盖以覆陆逊，荣耀莫比。第二年，又拜陆逊为上大将军、右都护，尊显莫比。另一次在孙吴嘉禾三年（234），孙权大举三路伐魏，他自率主力担任中路围合肥，孙韶、张承为东路略广陵，陆逊、诸葛瑾为西路攻襄阳。魏明帝曹叡亲自遣军迎敌，魏军大出，吴军中、东路不敌而退。只有西路独进，有被魏军包围的危险，诸葛瑾相当紧张。陆逊却镇定自若，一边派士兵去种萝卜和大豆，一边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令魏军不辨虚实，不敢贸然围攻。
　　他让诸葛瑾秘密地准备好了舟船，自己又率军佯攻襄阳，“敌素惮逊，遽还赴城”，他才不慌不忙地整理部伍，登船而去，敌军也不敢出城来追赶。回军的路上，还顺便攻击了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等处的魏军，“斩首获生凡千余人”。有勇有谋，超越众人之上。曹魏方面慑于陆逊的声威，再不敢大举入侵荆州，荆州赖以相对安定。
　　陆逊虽然常年领军驻节在外，但他总不忘保国安民，对吴国政事也很关心。称帝以后的孙权逐渐热衷峻法严刑，他逆鳞上疏批评：“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他主张效法汉初刘邦，轻法便民，用黄老无为之术治理国家，与民休养生息。他强调“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建议孙权“兴利改作”，轻徭薄赋，“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他身为将帅，还认为好战有害，“治乱讨逆”固然“须兵为威”，更当注重“农桑衣食，民之本业”，宜于尽量少动干戈。对孙权劳师动众，征夷州，图辽东，他都明确表示不赞成，指其违悖“当须民力，以济时务”。对孙权在朝廷内实行特务统治，重用吕壹之类的奸佞，任其诬害忠良，他也忧心如焚。这些言和行，不但周瑜、鲁肃、吕蒙未曾有，而且方之蜀汉诸葛亮，乃至前前后后历代称美的治世良臣，也是了不起的。其中不少的仁政建议，孙权采纳了，推动了吴国相较于魏、蜀两国，一段时期内相对宽仁。如王夫之所说：“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苟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见《读通鉴论》卷十）所以赤乌七年（244），孙权让陆逊代顾雍为相，下诏奖谕他为“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然而，有些意见也得罪了这位独裁帝王，龙颜一变就是另一种遭际。由于孙权在太子问题上不讲礼法，陆逊三番四次上疏建言“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孙权竟然翻脸不认人，“累遣中使责让逊”。公忠体国而横遭“责让”，陆逊为相还不足一年，就“愤恚致卒”了。时年63岁，“家无余财”，足见清正。
　　这样一位卓越的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在生时尊荣超过周瑜、鲁肃、吕蒙，临死时却比周瑜、鲁肃、吕蒙凄凉，十足以宣示后人，封建专制皇权桎梏下的杰出人才是难以维护独立人格，让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的，甚至生存权利也是握在独裁帝王手里的。陈寿撰述《三国志》，三国前期、中期、后期的帝王、将相、人杰、奇才多矣，除三曹（曹操、曹丕、曹叡）、三刘（刘焉、刘备、刘禅）、一孙（孙权）单列纪传而外，只给诸葛亮和陆逊两人单独立传，并且只称陆逊一人为“社稷之臣”，可见何等仰慕他的瑰伟人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才、能、绩综合评估当称三国第一人的人，也逃不出封建专制皇权扼杀的命运，千古之下，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自陆逊屈辱而死之后，曾经坐断东南、睥睨曹刘的孙吴集团，尽管也出过陆逊之子陆抗那样的杰出儒将，但已是江河日下，再也没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那种时之俊杰、国之栋梁的人才接力，再也避免不了国运之衰微的必然归宿。相比较而言，吴国还是稍好一些的，所以最后亡国。魏国的三曹一代不如一代，曹氏旗号下的文臣武将也是这样，所以终究易帜司马氏。蜀汉诸葛亮之后，只有一个降将姜维算得上一流人才，其余的人纵不昏暗、贪残，也是二流、三流，所以最先亡国。有人说，三国归根结底是“人谋”竞争，窃谓“人谋”出自人才，因而归根结底，当是人才竞争。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大英才身上，特别是陆逊身上，引出的史鉴难道仅止于当时国家的兴亡吗？


第八章 生前“万人敌”，身后“武圣人”
　　三国时期勇将蜂起，关羽和张飞都以“万人敌”著称，关羽尤其绝伦逸群。但他并没有更多过人之处，算不上卓越的军事家，并且毛病、过错不少，身首异处以后竟与孔子并列，成为文、武两大“圣人”。
　　考其历史流变，族群、宗教、皇权、帮会四大社会元素使然，此关羽已不是彼关羽，彼关羽虽死此关羽却不会死去。
　　中国历史上，极为个别的出类拔萃专门人才曾被尊称为“圣”，例如“医圣”张仲景，“棋圣”严子卿，“诗圣”杜甫，“茶圣”陆羽。然而，最高层级的“圣人”是孔子，他作为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创始人，在其身后儒学被尊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大背景下，荣膺“大成至圣先师”的殊荣，至今仍有国际性深远影响。他的再传弟子孟子，则被尊为“亚圣”。与这些文化巨人大不一样，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关羽，身后也被尊为“圣人”，并且以其“武圣人”独尊地位，与“文圣人”孔子一般高，足以令人惊叹莫名。
　　关羽（公元？—219）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年轻时爱管闲事，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拔刀挺身相助。因为杀了本县的县令及其妻弟，出逃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结识了当地人张飞。适逢同为涿郡人的刘备招兵买马，他便同张飞一起投奔了刘备，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刘备作了平原相，就让他俩当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三国志》本传说，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演义》演绎为“桃园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而到了稠人广坐场面，他俩又充当卫士角色，“侍立终日”，不讲待遇。开初那些年刘备名微众寡，势单力薄，在徐州被吕布打败而投曹操，他俩都追随左右，“不避艰险”。经过十几年周旋，直到建安四年（199）刘备脱离曹操，跑到徐州打出反曹旗号，关羽才第一次单独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代理太守职务。
　　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刘备惨败，丢下了关羽北投袁绍，关羽被曹军俘虏，带回许都。那时候曹操逐鹿中原，广罗人才，看中关羽的勇猛善战，极想把他收到麾下，便破格给了他一个偏将军头衔，礼遇十分优渥。但关羽不为所动，流露出了“无久留之意”，曹尝派张辽前去试探。关羽告诉张辽：“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如实回报曹操，曹操感叹道：“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当年二月，袁绍发兵十万南下与曹操决战，派大将颜良与刘备一起作先锋围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四月，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作先锋，反击袁军。两军遭遇，关羽望见颜良的麾盖，立即策马当先，“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白马解围之后，曹操即时上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而且重加赏赐。关羽实践了“立效以报曹公”的诺言，“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奔往袁军营中寻找刘备。曹军一些将领要求追杀他，曹操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这一段特殊经历，经过《三国演义》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浓墨重彩的铺陈渲染，就变成了预约三事、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会古城主臣聚义系列故事，其实好多故事原本是没有的。其中，封汉寿亭侯，也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般显赫。按东汉爵位制度，承秦爵二十等封列侯（原称“徹侯”，避汉武帝讳改），“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
　　（见《后汉书·百官志》）。亭侯是最低等级的侯爵（后诸葛亮为武乡侯，乡侯比亭侯也只高一等）；十里一亭，十亭为乡，亭侯受禄有限。但封为亭侯毕竟也不容易，曹操肯表封关羽亭侯，的确表现爱才心切。而关羽对于一切封赏既不心动，也不带走，一心一意忠于刘备，的确属于古人不可多得的忠义行为，值得后人称美。
　　回到刘备身边后，从脱离袁绍，依附刘表，直至赤壁之战的八年期间，关羽都没有见诸史籍的突出事迹。但他的忠义，定然加固了同刘备名为主臣、实如兄弟的特殊关系，即便在刘备请出诸葛亮，自诩如鱼得水后，他在刘备集团稳为二号人物的特殊地位也从来无人可以挑战。借孙、刘联盟之势，刘备成为赤壁之战的最大赢家，占领江南诸郡，封拜元勋，关羽位居第一拜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独自分兵坐镇江北。刘备西取益州，又“拜羽董督荆州事”；所谓“董督”就是统领，主管，诸葛亮实际作他的副手。军师中郎将庞统在蜀身亡，刘备急召军师将军诸葛亮带领张飞、赵云入蜀增援，于是，关羽更是位居方面，独当起了刘备集团一半基业。
　　位益尊，权益重，留下的人全都必须唯命是从，就使他先前并不十分显露的骄矜自大之气凸显出来，滋长成为骄傲狂妄，目中无人。建安十九年（214）马超向刘备“密书请降”，率军自汉中直抵成都，成都守军惊恐失措，十天后，刘璋便向刘备投降。刘备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认为他“旧非故人”，私心不悦，迅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明白关羽骄气凌人，也不好批评，只能进行精神贿赂，回信答称“孟起（马超的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汉初）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的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一向以美髯见称，号称“美髯公”，因而诸葛亮以“髯”字代称。关羽览信大喜，硬以为自己真是旷绝古今，独一个的超一流名将，得意忘形到把信拿给宾客传看，以满足虚荣心。究其实，他与张飞难分出高下，曹魏主要谋士之一的郭嘉早对曹操说过：“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
　　另一谋士刘晔也说过：“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陈寿评价他们，同样相提并论：“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关羽既缺乏自知之明，又为了抬高自己，贬低马超，竟连一同起事的“兄弟”张飞也不惜搭上，实在有悖于义。其后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有此前车之鉴，甚至担心关羽遥闻黄忠同列，“恐必不悦”，刘备只好说“吾当自解之”。可见除了刘备，无人再敢招惹关羽。
　　关羽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开始，就“董督”荆州，前后历时八年之久，毛病日益深沉。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当军事要冲，历来都是四战之地。魏、蜀、吴三方分峙局面渐趋形成，荆州更加成为三方必争的枢纽之地，关羽如何履行“董督”重责，无疑至关重要。按照“隆中对策”以来的既定方针，他理当尽力维护与东吴的睦邻友好，但一直以来，他都缺乏这种必不可少的战略认知，老是配合刘备耍赖，充当黑脸角色。幸亏当时东吴的西线主帅鲁肃坚定维护孙、刘联盟，软、硬两手运用适度，小冲突才没有演变成为大翻脸。即便如此，关羽还是不明智，悍然得罪了孙权。建安二十年（215）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后不久，孙权曾遣使面见关羽，提出让关羽女儿同自己儿子结婚，再搞一次政治联姻。当初刘备都可以上门迎娶孙夫人，这一次，关羽却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扬言“虎女岂能嫁犬子”，辱骂来聘的使者，拒绝许婚。孙权一壁头碰得鼻青脸肿，怒不可遏，自然加紧了夺取荆州的步伐，待吕蒙取代鲁肃主持军务，就演出了“白衣渡江”那幕活剧。其间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关羽如此得罪盟友，已经给他留下祸根，不仅遭到了丢失荆州、丧失性命的现实报应，而且导致孙、刘联盟一度破裂。
　　对盟友尚且如此蛮横无理，因小失大，对部属，对位居己下的同一集团中人，势必就更加不可一世，轻慢无度了。其结果，造成了他在集团内部人缘太差，一旦有事便抽底火。关羽攻襄樊，以及败走麦城时，几次要求近在上庸（今湖北竹山县）的刘备义子、副军将军刘封和宜都太守孟达“发兵自助”，刘封、孟达都“不承羽命”。吕蒙、陆逊袭取荆州时，素遭关羽轻侮的刘备妻弟、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傅士仁，也相继拱手投降，献出江陵、公安，断了关羽退路。众叛亲离到这种程度，也只能叫做“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民间述闻都说关羽“大意失荆州”，究其实，被吕蒙、陆逊麻痹，把原先留守江陵、公安后方的部队调往襄樊前线，使后防空虚，给了吕蒙“白衣渡江”可乘之机，大意确有一些，却决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骄狂自大，刚愎自用，外失盟友，内失人缘，自己播下了败亡恶果。
　　不过，是非功过不能互掩，关羽确实颇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就任前将军未久，他便抓住刘备占领汉中的有利时机，主动发兵进攻樊城，把曹魏大将曹仁围困在城内。当时曹操刚从汉中败退到长安，听说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将于禁率领七军驰援。时值大霖雨，连下十几天不断，引起汉水暴涨，决堤泛溢，将不及逃避的七军悉数淹没。于禁带着极少侥幸获生者避到高处，关羽乘大船赶到，迫使于禁俯首投降。曹魏勇将庞德力战不屈，船覆被俘，仍立而不跪，大骂拒降，被关羽杀掉。关羽趁水势，进一步把樊城围困得水泄不通，曹仁及其数千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关羽又派出一支部队，把魏将吕常据守的襄阳包围起来。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震华夏，曹操治下的梁、郏、陆浑（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郡县长吏相继反水，接受关羽的节制。曹操相当恐慌，拟议从许都迁徙到洛阳。幸得司马懿、蒋济等人献策，认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以派人去向孙权许诺“割江南”作为封地，换取孙权出兵“蹑其后”，达到“樊围自解”，才没有仓皇迁都。
　　曹魏的离间拉拢，正遇上孙吴方面吕蒙、陆逊已经着手袭取荆州，于是一拍即合，两面夹攻关羽。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不战而降，江陵、公安迅速落到孙吴手中，关羽背后已无依托。
　　正面襄樊战场上，曹魏名将徐晃率领的援军也赶到了，关羽不能克，只好求自保，“引军退还”。这一次北伐大仗，是关羽平生作为主帅，亲自策划、亲自指挥、亲自上阵打的第一次大仗，开局确实所向披靡，将他的威名推到了顶峰。只可惜，顶峰也是命运转捩点，一旦腹背受敌，后退无路，便跌落到谷底。当年十一月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与子关平一同被杀。英雄末路，比四百多年前的项羽败走乌江犹自不如，一生的结尾打上了一个悲剧句号。
　　关羽被俘遇难后，孙权把他的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下令厚葬。
　　刘备一听到噩耗，就“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谁也劝阻不住。
　　张飞自然要从征“伐吴”，“当率军万人，自阆中（今属四川省南充市所辖县级市）会江州（今重庆市中心城区）”。临到发兵前，“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也以悲情结局走完了生命历程。这些情况都说明，关羽之死影响巨大，牵连到了鼎峙纷争的三大集团。最大的影响在于宣告孙、刘联盟破裂，蜀、吴之间爆发了夷陵之战，三国历史进入另外一个格局。刘备战败之后死在永安城，虽然与关羽之死、张飞之死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但从历史风云变幻看，确可以看作社会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尽管如此，在刘备生前，并没有给予关羽任何一种超常哀荣。直到后主景耀三年（260）秋九月，即关羽身后41年，才被追谥为壮缪侯。同时受追谥的还有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关羽除了名列第一，没有任何特殊。其后20年，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历史结束，时年48岁的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编撰《三国志》，仍然只是将关羽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一传，而没有像对诸葛亮和陆逊那样单独列传。在总评里，还总是把关羽和张飞拉在一起说，既赞扬他俩“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并有国士之风”，又尖锐批评“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样的评语，在《三国志》中，充其量只能算中上档次。
　　身后开始受钦敬追捧，是在南北朝期间，距关羽之死已过300年。这300年中，取代三国实现一统的西晋王朝非常短暂，公元316年就被东汉以来入居内地的非汉民族推翻，司马氏后人司马睿向南逃跑，在三国时分属蜀、吴两国而版图略小的范围内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维持到420年，又被刘裕所取代，晋换为宋，是为南朝之始。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小王朝，由汉族军阀、世族相继主控，所占领土渐次缩小得不及三国东吴，苟延残喘至589年陈被隋灭，遂告终结。而在中原地区和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早在西晋未亡将亡时，氐族人李特已于303年建立成政权，匈奴人刘渊也于304年建立汉政权。从西晋末到刘宋初的130余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以及汉族不同分支、不同世系的人建立的割据政权多达20余个，其中的前、后二赵，前、后、西三秦，前、后、南、北四燕，前、后、南、北、西五凉以及成、夏政权实体，史称“五胡十六国”。分治纷争到439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是为北朝之始。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刘宋军队北伐，初胜终败，从此确立了北强南弱、北盛南衰的基本格局。历经东、西二魏和北齐、北周，延续到581年周禅于隋，北朝方告终结。自秦灭六国，汉代秦兴，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垂400多年，像这样的由好几个族群长时期割据分治，交错纷争，非唯前所未有，抑且连400余年后的“五代十国”也不好相提并论。
　　新现实矛盾万端，必不可免地会拷问当时人，促使他们作出反应。
　　南朝的统治阶层是汉族人，他们早就习惯了把其他民族视为夷、蛮、戎、狄的“非我族类”，当时统称作“胡”。历史性地看，并不宜过分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学过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民族平等，总是把汉族当成“中国”老大。他们以后的一千多年，汉族人老讲“五胡乱华”，甚至时至当今，一些号称尊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界人和官场中人，口头上会讲反对大汉族主义，骨子里仍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弹着那种老调。所以说，不宜过分责备南朝人。但他们积弱既久，有心驱“虏”，无力回天，便把“恢复中华”的精神诉求寄托于英雄崇拜，从距他们最近的三国历史寻找英雄。这样的精神寄托与正统观念掺合起来，他们由自认南朝政权才是汉族中央政权的正统承续，认定唯有蜀汉政权才是先前的同序正统，因而舍同在江东的东吴周瑜、陆逊于不顾，选中了蜀汉关羽、张飞作为英雄偶像。
　　那时候，主要着眼点多在“万人敌”，因而常将骁勇善战的关羽、张飞合在一起追捧，也有特别崇拜关羽一人的。据《宋书》、《南史》记载，诸如刘宋时的勇将薛彤、高进之，萧齐时的勇将桓历生、蔡道贵，都被人比作“关张”；而刘宋时的勇将安都单骑突入敌营斩叛将鲁爽，则被人比作关羽斩颜良，陈时名将萧摩诃更以“关羽再世”自我称许和为人称道。与此相映成趣，据《北史》等史籍记载，前秦的勇将王飞、邓羌，北魏的勇将杨大眼、薛延伯等，同样以关羽作比，并不认为“非我族类”。如此奇妙，似不可理解实可理解，就同尔后唐、宋、元、明、清1400余年一样，汉族统治阶层往往越衰弱时越推崇关羽，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却是入主中华后备加讲究推崇关羽，俨然成为一种中国传统特色。统治思想融入了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宋、元以降关羽就成了中华多民族所共认的第一名将。
　　与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几乎同时，都有民俗化选择的佛、道两大宗教，先后把关羽请进自己的教门供奉，佛教在其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关羽生前的福祸交集之地荆州江陵一带，神祠尤其昌盛。《宋书·陆法和传》记载，陆法和得到神灵相助，虏获任约，传说将神灵与关羽相连。唐人董侹撰《贞元重建庙记》，不仅认定这件事，而且还说在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佛教天台宗四祖智凯从天台山来到当阳玉泉山，坐禅于乔木之下，夜梦关羽显灵。传说智凯为弘扬佛法，在玉泉山修建显烈庙安置关羽，从此关羽护佑一方，成为佛寺护法伽蓝，《三国演义》所写的关羽玉泉山显灵即由传说演绎而成。民间还流传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之徒神秀，因为作偈输给了慧能，便于弘忍圆寂后另立禅宗北派，以与慧能的禅宗南派对立。神秀在当时玉泉山立庙，供关羽为护法伽蓝，声势大振。从此以后，禅宗和天台宗都争奉关羽，南北各地的佛寺宝刹多以关羽为护法神，历朝积代，达到了“中原有地皆修祠，故土无人不荐香”的地步。
　　道教尊奉关羽虽比佛教晚，但后来居上，层次更高。集中表现于，借用皇权来凸显关羽，把关羽抬到凡人难及的尊崇地位。唐、宋帝王都尊道，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李耳，即老子）……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唐大诏令集》），唐高宗李治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已开追尊非皇室人为王为帝之先河。宋代国势虚弱，先后受北方辽、金侵凌欺辱，政治上、精神上都有借古喻今，宣扬义勇的需要，皇权需求与宗教灵应结合起来，关羽竟成为不二人选。宋哲宗赵煦首封关羽为显灵王，宋徽宗赵佶又先后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神号和王号由兹附于关羽一体。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宋高宗赵构依样画葫芦，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宋孝宋赵昚则改封关羽为英济王。蒙古人入主中原，接受汉文化，同样要彰显义勇精神，元文宗图贴睦尔来了一个大凑合，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创下关羽王衔谥号的新高。明神宗朱翊钧更升了一级，万历十八年（1590）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自兹称“关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从兹称“关圣”。其间不动声色地发生一种微妙变化，就是“忠义”取代了“义勇”。其政治背景在于，当时明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皇权亟需“伏魔”、“护国”。而在道教体系中，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又称为荡魔真君，与华光大帝、赵公元帅、温琼元帅并称为“护法四元帅”。他既是武神，又是财神，还具备司命禄、佑科举、祛病除灾、驱邪避恶、诛伐逆乱、纠察冥司、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的法力，因而受到广泛膜拜。
　　清代满族帝王虽然不信奉道教，但从入关前开始，就从皇权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地认同集忠义节气于一体的关羽。清世祖福临与蒙古族诸汗结为兄弟，就明确地宣示：“亦如关羽之与刘备，服事唯谨也。”因此，顺治元年（1644）便将关羽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他们还认为，满族帝王入主中原多赖关圣帝君的神佑，应与孔子同样尊崇，故以孔子为“文圣”，关羽为“武圣”。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二年西巡途中，特意拜谒关羽祖籍山西解州关帝庙，题赐“义炳乾坤”匾额。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胤祯别出心裁，又追封关羽的远祖、祖父、父亲为公爵。自乾隆以降，历嘉庆、道光两代，关羽的谥封增加到了二十六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关圣大帝，显赫到了登封造极。帝号无以复加了，清文宗奕乃在咸丰五年（1855）追封关羽远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清承明制，祭关圣大帝列入国家祭典，连清廷皇宫也供奉着关羽神位。
　　族群、宗教与皇权三位一体，纠葛互动，深层的文化根基在于儒家思想。孔子宣仁讲义，孟子说得更为明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照孟子所说，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仁义”，二者既可合言，又各有其涵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或者“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就揭示了“仁”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精神诉求，“义”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行为趋向。
　　孟子还说，“仁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事亲”，“义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从兄”（《孟子·离娄章句上》）。自汉代“独尊儒术”，经汉儒改造过的儒术政治、人伦指导思想“三纲五常”，本源都在其间。用以看三国名将，实事求是地就“义”讲“义”，曹魏的张辽、徐晃，蜀汉的赵云、姜维，孙吴的周瑜、陆逊等人，都可以与关羽一较高下强弱；但他们没有“从兄”这一条，再加上魏、吴不算“正统”，所以都沾不上边。张飞虽然有“从兄”这一条，并且同属一个阵营，但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败走麦城不屈死那样的特殊经历，因而也归于淘汰之列。唯有关羽的毕生行为趋向，可以充当“义”的样板诠释符号，故尔他成了不二人选。与孔子相附，孔子主要是精神师表，诠释了“仁”，理所当然算“文圣人”；而关羽则被捧为行为楷模，诠释了“义”，顺理成章地罩上了“武圣人”光环。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核心主题一个是“文圣人”孔子代表的“仁”，一个是“武圣人”关羽代表的“义”，而且“武圣人”关羽及其代表的“义”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
　　其所以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从清代到民国，还不能忽视帮会的介入和作用。清初的不少前明遗民，抱着狭隘而又执著的族群偏见和正统观念，竭尽志力地追求“反清复明”，天地会和白莲教就是其中的两大帮会组织。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天地会又称“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亦称汉留，始倡者为郑成功等人”。其起源还有别的几种说法，历来众说纷纭，迄今还不能独取一说。但陶成章说的“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其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众基础相当深厚，历来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坏性却是可以相信的。其中的哥老会俗称“袍哥”，发端于四川，流布于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区，踪影遍及全国，颇能代表天地会的会规和习俗。
　　从清初到民末，袍哥组织扎根于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军阀政要、富绅巨贾，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依不同社会身份分别归属仁、义、礼、智、信五大堂口，以开山立堂、歃血盟誓、义结金兰的方式纠结为帮会。各个袍哥堂口共同供奉的主神，就是“武圣人”关羽。袍哥开山堂要烧三把半香，一把香表示效法春秋时期的羊角哀、左伯桃结为生死之交，二把香表示效法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把香表示效法北宋的梁山一百零八将，另外半把香表示对于隋末唐初的瓦岗寨结义英雄单雄信拒不投唐，临刑前只有秦叔宝一人到法场哭祭送别的追怀。开山立堂仪式开始后，正、副龙头大爷要率全堂哥弟望空遥拜，赞《迎圣令》：“恭迎圣驾，銮卫遥临；桃园千古，帝君一人。恭维圣帝，万世人杰；大义参天，于今为烈！”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各归位次，香长还要传《汉留道令》：“天下袍哥是一家，汉留大义总堪夸；结成异姓同胞日，香堂盛开棠棣花。”十分明显，袍哥崇拜关羽，高举的旗帜正写着“义”字。袍哥的“义”自然包含了忠义、仁义、节义，但精要在于侠义，亦即所谓“江湖义气”。这“江湖义气”，历来远不只是袍哥讲，而是天地会之类的帮会一概都讲。从清初到民末的两百多年间，帮会组织比宗教、皇权更具社会渗透性，因而“江湖义气”也更具民间亲和力，江湖“关圣人”并不完全等同庙堂“关圣人”。
　　生前“万人敌”的关羽，演变为身后“武圣人”的关羽，脉络大体上理清楚了。显而易见，由族群、宗教、皇权合力打造出来的“武圣人”关羽，尽管闪现着三国历史上的那一个具体的“万人敌”关羽的影子，但二者之间决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型与再现关系。同样是后来打造，庙堂版的“武圣人”关羽，也与江湖版的“武圣人”关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因为帮会对庙堂从来就是有即有离，相同的话语用辞涵义并不完全一致。族群也好，宗教也好，皇权也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那样热衷于打造“武圣人”关羽，把他神圣化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举世无匹的状态，排除其间固有的特殊利益成分，应该说，时至于今乃至于百代以后，诸如精忠报国、取义成仁、勇武刚毅、诚信劲节之类的道德行为激励，仍不失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在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基准线上，江湖与庙堂都可以保持心气相通。
　　然而，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多曾因袭传沿的那种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灌输臣民的是一套，放纵自身的是另一套的虚伪根性和丑恶作派，又常使“义”字旗号蒙尘或污损。一个殷鉴未远的史例，距今不过百把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避难，途经山西时，晋商“日德昌”商号承担起了全部费用，还送给他们不菲的旅资，事后慈禧赐匾“急公好义”嘉奖。但随之而来，清政府和地方官加重了对晋商的“公义”摊派、侵吞和私相勒索、占取，致使一部分晋商相继倒闭，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营银行“日升昌”商号。恶风流弊，非止一端。江湖版同样带着不少先天缺陷，迄今犹存的哥们义气就与侠肝义胆、见义勇为并不同一，拉帮结伙、恃强凌弱、掌红吃黑、逼良助恶更与帝王将相者流的类似行径出自一辙，充其量小巫见了大巫。对所有负面存在，关羽都不能担负责任，只能由崇拜“武圣人”的人善加鉴别。
　　有媒体宣称，“武圣人”崇拜传衍到当今，业已波及160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关帝庙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其中档次最高、规模最大者，在关羽的祖籍山西运城解州，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每年九月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节”，按照民间方式举行隆重祭祀。当地还打算，效法山东曲阜给“文圣人”孔子制作标准像，也给“武圣人”关羽制作标准像。我无法核实报道内容是否确切，也无心对于相关举措略陈刍见，我竭诚尊重信仰的自由。但就我所知，如今遍及城乡的关庙香火繁盛，不少人甚至把关羽塑像请进了商厦、酒楼、吧厅和私宅供奉起来，祈祷的主旨却大都是神佑招财进宝、走运升官，而不是什么忠义仁勇。我还从历史事实得出一个印象，即便在把关羽神圣化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大清王朝，“武圣人”也没有满足庙堂和江湖基本的愿望。因而我认为，把关羽请下“圣坛”，让他恢复三国时期那个“万人敌”关羽的真实形象，更有利于今人和后人学他什么，不学他什么。顺便提一句，孔子也一样。


第九章 文人自贱始无行
　　曹丕只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对于文人自贱却视若未见，因为他是封建帝王。其实在依附封建帝王、军阀权贵的文人当中，历来不乏人格自贱者，由效忠而帮闲，乃至帮忙、帮凶，露出奴性、俳优品相。三国时期的若干智计之士，即属于政治上的无行文人，比生活中无行更加令人厌恶。
　　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专门性的理论文章，一般都认为当数曹丕的《典论·论文》。该文破题就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且举出班固藐视傅毅作例证。他还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人相轻”事出有因。他能够理解，却不赞同文人“不自见之患”。在《与吴质书》中还写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又兼诗人、文学批评家，应该说，曹丕道出了人所未言，点中了搞文学的文人们的一处死穴，百代千秋仍然具备警示价值。不过他的主业毕竟是封建帝王，写诗、作论仅止为业余爱好而已，这些批评并不等于政治评价。而文人们历来只有一部分寄兴文学，按照孔、孟以来的“入世”传统，大多数文人，尤其是所谓“智计之士”，总会搅和到政治当中去，有些还变成了文人政治家（或者政客）。三国人物不乏其例。
　　先秦文人通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的王纲解纽，诸侯割据，战乱不断，与三国时期颇为相似。然而又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时候的“士”还是一个受尊重的社会阶层，诸子百家各宣其说，争鸣共存，“士”们多能坚守相对独立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诉求。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被封建皇权政治阉割过的儒、法、道学说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解说辞，赖以存身的“士”们也相应地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卫道士。不是靠立说扬名立万，而是凭做官求荣至显，顺理成章地变成“士”们的基本选择，于是形成了“士大夫”群体。“士大夫”群体再也不是先前那个社会阶层，而是逐步变成了一个不少成员业已人格去势的，总体结构常在趋时变异的，那样一个专制集权体制内的附庸性阶层。
　　这个阶层的人兼有双重身份：既是官僚文人，又是帮闲文人。
　　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既要遵从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明规则，恪守封建宗法正统的“三纲五常”，无条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潜规则，人身依附于君王主子，帮闲、帮忙乃至于帮凶。专制集权体制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污秽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确实追崇孔孟，能够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当多的“士大夫”和候备“士大夫”都难免人格异化，染上奴性、俳优病毒。魏明帝时期做过县令的李康，写过一篇《运命论》，把自贱文人称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击这类人“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却以辱为荣，“脉脉然自以为得”。文人自贱作为这种社会历史的恶性产物，连“治世”尚且不免屡见不鲜，到了三国这种“乱世”自然更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从三国前期到三国中期，贾诩的权谋智计，对于北方地区的军阀混战，甚至当时历史的走向，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先后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张绣和曹操，到曹丕称帝后官至太尉，爵封魏寿乡侯，活到77岁才寿终正寝。生前为张绣献计智胜曹操，其后又劝张绣审时度势，归顺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为曹操献计离间韩遂、马超，战而胜之，他的形势分析和谋略运用都极精明，堪称为奇才。但他这样地屡次易主，从必效忠，始终如一都是以“家与身俱全”作为利益准则，为之不惜让千万人头落地。
　　早在汉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诛，追随董卓的凉州将士惊惶恐惧，“校尉李傕、郭氾、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的特殊关头，时任讨虏校尉的贾诩即主动地阻止他们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一言而逆转大势，直接促成李、郭等铤而走险，收众十万，一个月后就攻陷长安，赶走吕布，杀掉王允，屠戮士民达万余人。接下来李、郭等人连年混战，荼毒长安，进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古都长安珍积400年的简策帛书也毁损殆尽。李傕等要给贾诩论功封侯，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推辞道：“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裴松之特为此事作注，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遭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贾诩为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帮主子的“命”，竟不惜帮凶助恶，主谋成恶，其残贼大罪真是令人发指，其人品卑贱真是无以复加！千百年以来，如此一言而祸国殃民，他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反面教员！
　　曹操集团的另外一个“智计之士”刘晔，也具备“佐世之才”。
　　他出身于刘姓皇室宗亲的一个分支，不仅擅谋略，还有几分豪气。
　　20多岁时，扬州地区的部曲首领郑宝、张多、许乾等人聚众割据，郑宝尤为霸道，打算胁迫刘晔出面倡导，“驱略百姓越赴江表”。适逢曹操派使者来到扬州，刘晔立即去拜谒使者，邀其来家作客。又邀来郑宝，乘其不备而杀之，然后诈言“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将郑宝随从全都吓走了。投靠曹操后，从司空仓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军长史兼领军，成为亲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征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曹操产生了“速还”之念，他却主张“不如致攻”。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一战而“汉中遂平”。
　　曹丕于黄初元年（220）称帝，封刘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分析蜀、吴形势，刘晔仍然头头是道，但又处处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内外皆说“不可”，他竟当起两面派来了。单独入朝见曹丕，他总说“可伐”；出与朝臣言，他又改说“不可伐”。中领军杨暨为“帝之亲臣”，持不可伐之议最坚决；他敬重刘晔，每次同刘晔交换意见，刘晔都讲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杨暨“切谏”反对伐蜀，曹丕责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说：“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于是曹丕召刘晔来对质，“帝问晔，终不言”。事后单独见曹丕，他说“伐国”是“大谋”，用兵是“诡道”，自己是为了保密才不说“可伐”的。单独见杨暨，又责备杨暨不懂钓“大鱼”要先“纵而随之”，等到“可制而后牵”的道理，宣称“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教训人家“不可不精思”。他这样巧舌“应变”，首鼠两端，终于引起他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的非议和抨击，也引起了曹丕的怀疑，试验了几次，就真相大白。刘晔降职大鸿胪，失意发狂，终竟“以忧死”。裴注引《傅子》批评他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
　　如今看，刘晔与贾诩大不一样，他是尽忠而帮闲、帮忙，帮得过了头，既养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学会做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自以为灵巧变通，其实挺愚蠢可笑的俳优，落入了人格分裂、丧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为他惋惜，我认为，可怜、可哂亦复可悲，难以一语了之。
　　如果说，贾诩出坏主意，刘晔做两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么，华歆作过恶事，就是自觉地为虎作伥。年轻时，他与邴原、管宁一起游学，三人结为朋友，时人称誉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述，华歆曾与管宁一起在园中锄菜，发现菜地有片金，管宁视之若瓦石，照旧挥锄不顾，他却拾起来掂了又掂，然后才掷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读书，偶有乘轩冕者从门外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停止读书跑出去伫足观望。由这两件小事情，管宁看出华歆希慕财宝和权势，便与他在席子上割划开来分坐，当面声明“子非吾友也”。成语“管宁割席”，即本于此。
　　华歆以后出仕为官，跟从过董卓、袁术、孙策、孙权，官渡之战时投效曹操，由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为侍中，一直做到尚书令，颇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给其父亲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事状泄密，曹操派时任尚书令的华歆为副手，随同御史大夫郗虑进宫去强迫汉献帝废除伏皇后。华歆带兵入后宫收伏皇后，伏皇后“闭户藏壁中”，出身文人的华歆竟抓住伏皇后的头发把她拖到外殿。当时傀儡皇帝刘协也在外殿，与郗虑同坐，恐惧不安。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足跣行，哭泣着对刘协说：“不能复相活邪？”刘协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掉头问郗虑：“郗公，天下宁有是邪？”结果是将伏皇后下于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两个皇子一并鸩杀。（事见《后汉书·皇后纪》）身为副手的华歆如此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无非是要挣表现，凸显自己比郗虑更能坚决贯彻曹操的“最高指示”，从而用伏皇后母子的鲜血进一步“染红”自己的“顶子”。果不其然，他在曹操、曹丕治下都官运亨通，进一步由御史大夫升任为相国、司徒，生封安乐乡侯，死谥敬侯，直活了75岁。如华歆之类文人，从来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追求现世安乐，并确认助纣为虐能有好报。
　　许攸另是一种文人。年轻时，他与袁绍、曹操相友善，算得上老朋友。汉初平年间（190—193），他随袁绍在冀州，常在坐中发表议论。建安四年（199）袁绍消灭公孙瓒领四州后，他与田丰、荀湛“为谋主”，成为这位老朋友的“智囊”之一。但“许攸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过度的欲求，他竟在次年官渡之战的紧急关头，自发性地背叛了厚待他十年之久的袁绍，改换门庭，投奔到另一位老朋友曹操的麾下。曹操一听说许攸来了，顾不得穿鞋，打着赤足就出门迎接，一见面就拍着巴掌眉开眼笑地说道：“子远（许攸的字），卿来，吾事济矣！”果然许攸带来一份极珍贵的“见面礼”，向曹操献计，派出轻兵偷袭乌巢，烧毁袁军囤积的军粮，“不过三日，袁氏自败”。曹操依计行事，迅速扭转了不利形势，最终取得官渡之战的重大胜利。
　　乌巢一役中，曹军俘获了袁军大将淳于仲简，割掉他的鼻子计功。曹操见到淳于仲简，问他“为何如是”，仲简答以“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操壮其言，“意欲不杀”。许攸却在旁边烧阴火，阴阳怪气地说道：“明旦鉴于镜，此益不忘人！”于是乎，一位老同事，就因此一言而被杀掉了。曹操进而打败袁绍，占据冀州后，许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每在席间，他总爱发人来疯，直呼曹操小名炫耀说：“阿瞒，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曹操当面给他留面子，答谓“汝言是也”，实已“内嫌之”。其后随同曹操出邺城东门，许攸顾谓左右说：“此家（曹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终于使曹操忍无可忍，将许攸收系下狱，诛杀无赦。曹操如何性忌，如何嗜杀，姑且置于不论，许攸身死口闭，确属咎由自取。他那样贪财，背友，叛主，夸功，辱人，实在把太多的“文人无行”积聚于一身，自古及今非常典型。
　　杨修也有相似之处。论文学才华，他在建安文人群体中虽非一流，亦颇知名。据裴注所引《典略》记载，“自魏太子（曹丕）已下，并争与交好”。曹植尤其对杨修爱重有加，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那篇著名的《与杨德祖（杨修的字）书》，就反映出把他引为“同好”的旨趣。而杨修的回信，虽然也文辞俊茂，对“建安七子”中人有所评论，但通篇流露出对曹植的谀美之意，文品和人品都差一筹。正因为如此，他不安心于做个作家（尽管当时没有作家协会，没有专业作家），而把聪明才智用于政治押宝。曹植的文学才情冠绝当世，诗、赋援笔立成，华彩在曹丕之上，曹操也有诗人气质，一度打算立曹植为太子。杨修时任丞相府主簿，相当于今之贴身秘书，窥探到了曹操的这一政治意向，便在同为文学朋友的曹氏兄弟之间作出了倾斜性选择，与丁仪、丁廙兄弟一起充当了曹植的“羽翼”。一方面，他仍然不忘敷衍曹丕，送给曹丕王髦剑什么的。另一方面，则尽心竭力地替曹植邀宠造势。曹操要召见子辈问事，杨修就帮曹植“豫作答教十余条”，使曹植总能抢先答对，博得欢心。殊不知次数多了，曹操不免“怪其捷”，推问出了真相。为考察曹丕和曹植的应对处事能力，有一次，曹操命二子各出邺城一门，又密令门吏不准开门。杨修预先教曹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于是曹植杀死了门吏得以出门，而曹丕却“不得出而还”。
　　杨修的政治投资多在曹植方面，引发曹丕的不满，于是用车载废簏，内藏朝歌长吴质，入府商量对策。杨修知道了，立即向曹操举报。曹丕害怕了，又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曹丕依计而行，杨修果然上当，再次去举报，查验却无人，“太祖由是疑焉”。曹操虽有诗人气质，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出牌总要讲政治规则，终究选中曹丕作继承人。杨修的宝押错了，却仍不懂得夹紧尾巴做人，反而在曹操眼皮底下卖弄小聪明，另搞政治投机。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曹操攻汉中不利，打算退兵，出的口令为“鸡肋”。官属不知其意，杨修却收拾行装，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殊不知聪明自误，惹怒曹操，新账、老账一起算，以惑乱军心、交构（结党营私）诸侯罪名将他处死。近因在露才扬己，犯了帮闲不能显得比主子高明之忌，远因和根子却在拥植抑丕，政治押宝押错了，到头来沦为政治牺牲品，诚然可悲，亦属自取。
　　杨修与孔融的好朋友祢衡，是一个另类文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年游历许都，有人建议他去认识名士陈群、司马朗，他狂傲地说“吾焉能从屠沽儿耶”。人又问他“荀文若、赵稚长云何”，他竟答以“文若可借面吊表，稚长可使监厨请客”，抓住荀仪容秀、赵肚腹大的生理特征，随口侮辱人格。他只瞧得起孔融和杨修，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当时祢衡年“始弱冠，而融年四十”，足见他何等不尊重人。好在孔融豁达爱才，多次向曹操举荐他。
　　曹操也爱才，欲见之，他却“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
　　曹操因之而怀忿，但因其才名，不欲杀之。听说祢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大会宾客，阅试音节”，当然也寓含羞辱的意思。祢衡去了就恶搞，不慌不忙地当着曹操的面脱光外衣内裤，祼身而立，再穿上鼓史衣裤，“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曹操仍然宽容，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事后连孔融也批评他，你祢衡该作一个大雅君子，“固当尔邪（怎能这么搞呢）”。孔融再向他转达曹操爱才之意，他答应去见，去了居然“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言语悖逆，吏请收治，曹操又一次容忍，对孔融说道：“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遂遣人骑送之。
　　到了荆州见刘表，祢衡老毛病不改，“坐而大号”。人问他为什么大哭，他说“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意谓在座者都实为“尸冢”。刘表先也包涵了，对他“甚礼宾之”，但他毫无感恩的情愫，“复侮慢于表”，导致刘表把他送到黄祖那里。在黄祖那里，祢衡对于“善待”照旧不领情，竟至当众骂黄祖为“死公”，终被杀死，时年二十六岁。这些行状详见《后汉书·文苑传》，《三国志》裴注附于《荀彧传》。《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铺写“祢正平祼衣骂贼”，把他树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正气英雄，未免失之误读、误导。祢衡的无行表现出了另外一种人格自贱，那就是目中唯“我”，狂悖无度，既愤世、傲世，又要挤进名利场、权势场中去混，兼具文化黑客和政治俳优的双重性，由肆意辱人而自辱、自毁，实在不足为训。
　　彭羕与祢衡既有相似处，又有明显不同。他“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没有几个人看得上眼。刘璋治蜀时期，由于狂傲得罪的人多，被众人谤毁，曾被髠（剃去头发）降为徒隶。刘备入蜀后，他“欲纳说先主，乃往见庞统”。庞统跟他素无交往，他一去就径直倒卧庞统床上，“又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经庞统、法正联名推荐，他得到刘备赏识，受命“宣传军事，指授诸将”。
　　刘备领益州牧，提拔他作治中从事。彭羕从社会底层一个徒隶之人，“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认为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多次在刘备面前加以贬抑。刘备也看出彭羕毛病深沉，有所疏远，外放他出任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太守。
　　彭羕对远离政治中心极不顺心，就去见马超，言谈间骂刘备“老革荒悖”。古代以革为兵，所以有“兵革”之称，骂“老革”就如同称“老兵油子”。又煽动马超谋反，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寄身于刘备篱下，常怀危惧，闻言大惊，默然不答，事后立即具表告发了。彭羕被捕下狱，在狱中写信给诸葛亮，奴颜婢膝地乞怜求饶。他把刘备以前厚待自己比喻为“分子（父亲恩惠分给儿子）之厚”，说自己“一朝狂悖”，“负我慈父，罪有百死”。又为自己对马超说的“内外之言”进行狡辩，说成本意在“共讨曹操”，栽诬马超为“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还极言吹捧诸葛亮为“当世伊、吕”，哀请其“明仆本心”，给条生路。前后对比，一朝得意时何等气势凌人，一旦失意时仍然胆大包天，既恶攻当今主子，又策反西凉降将，而下狱后丑态百出，判若两人，傲气荡然无存，媚骨斑然可见，分明另是一种无行文人典型。尽管被杀时年仅37岁，刘备、诸葛亮痛下杀手够严够狠，但他终究是自贱招祸，不值得怜悯。
　　彭羕的四川老乡张松，同样是个贱骨头，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这个人生得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识达精果，确有才干，一贯放荡不治节操。在刘璋治下，其兄张肃任广汉太守，他担任别驾从事，那是一个跟随州牧、刺史出行的重要职务，可见颇受信任。
　　刘璋曾派他出使拜见曹操，曹操瞧不起他的形容猥琐，不甚礼遇。
　　杨修把曹操所撰兵书拿给他看，他浏览一遍便能谙诵，认为是个异才，建议曹操辟用，未获采纳。张松进身失意，取道荆州回益州，不期然间受到了刘备殷勤款待。欢宴当中，刘备探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以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张松都逐一详细解答。他还画出一幅蜀中地图山川处所图送给刘备，使其尽知益州虚实，主动积极地叛主资敌，成为间谍。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兵征讨汉中，刘璋担心会顺道取蜀，内怀恐惧。张松献计说，刘备是“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并且“善用兵”，最好请刘备入蜀来帮忙。刘璋不晓得他已成为刘备间谍，依计而行之，结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刘备以曹操征吴，曹将乐进进犯荆州为借口，向刘璋索要“万兵及资实”，扬言欲“东行”。张松以为刘备真要回荆州，赶紧去信说：“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生怕刘备不取益州。张肃知道了，惧怕祸患株连自身，即向刘璋告发了。于是刘璋收斩张松，与刘备翻脸，刘备获得了取蜀由头。张松的背叛行径，固然谈不上卖“国”，但至少是出卖本集团的主权，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质十分恶劣。
　　无行文人如果掌握了军政大权，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钟会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团太傅钟繇的老幺儿，从小就敏慧夙成，及壮更博览群书，精练名理，才华出众，声誉鹊起。从正始年间（240—249）步入仕途，历任秘书郎、尚书、中书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职，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当年（254）受爵为关内侯。曹髦被诛后，他在政治上认清门庭，积极投靠司马氏，受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青睐。从正元二年（255）随司马师征讨反司马氏的母丘俭、文钦，“典知密事”，出谋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马昭献策，镇压反司马氏而造反的诸葛诞，他所受“亲待日隆”，被司马昭目为自己的“子房（张良）”，进封陈侯，官任太仆。但他宁放着九卿之位的太仆不当，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管记室事，犹如今之机要秘书。这其间，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司马氏打击反对派，由于他的点水或使坏，当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吕安都被当作“思想犯”，肉体被消灭。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部署三路伐蜀，钟会作为亲信，以镇西将军头衔都督关中诸军事（相当于今之总指挥），率十万余人充当主力，而邓艾、诸葛绪则各率三万人作偏师配合。进军途中，他向司马昭密告诸葛绪畏缩不前，导致诸葛绪被撤职治罪，其部三万人悉归自己麾下。邓艾灭蜀建立首功，他又与监军卫瓘、将军胡烈等人串通一气，诬告邓艾欲反，造成邓艾父子被逮捕，囚车押送回京，路上被杀。而钟会本人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很快与蜀汉降将姜维联手，图谋拥兵造反，割据一方。只可怜造反不成，被杀死于乱军中，时年40岁。在钟会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类文人的人品邪恶，诡计多端，助纣为虐，残人以逞，一旦军政大权在握，就演变成阴谋家、野心家的人性裂变。谬种流传，绵延未绝，“文革”殷鉴不远，康生、张春桥等辈都有钟会的心传，善良的人们能不警惕吗？
　　纵无“反骨”，亦有死罪三国时期，与人才迭出、竞显器能形成强烈反差，一些优秀人才却横被罪名，惨遭杀害。魏延之死是出了名的，田丰、崔琰、毛玠、孔融、刘封、邓艾之死同样地令人扼腕。其致祸根由，除了权势者个人因素而外，主要还在于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当中，“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因袭不变的“铁血法则”。
　　《三国演义》写魏延，第五十三回甫一出场，就被诸葛亮指认“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喝令斩之。幸得刘备阻止，魏延才保住性命，但仍受到诸葛亮的严厉警告：“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生异心，我好歹取汝首级！”到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果然让杨仪、姜维、马岱依计行事，斩杀了“日后反西川”的魏延。这个故事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传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敌。
　　数百年以来，多少人也被认为长着“反骨”，经权势者定为“叛逆”，加以贬谪、放逐、幽囚、杀害，至亲好友跟着遭难。多少人亦曾考镜史实，辩证原委，力图为魏延辨诬，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时下为止，虽盖棺犹无定论，见仁见智状态仍会延续下去。
　　细读《三国志》，所谓“反骨”云尔，于魏延、于诸葛亮均不存在，全属编造。魏延在荆州投效刘备，“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升任牙门将军。刘备当了汉中王，“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殊不知刘备却“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关羽镇荆州，魏延镇汉中，分别负责保卫东、北两道“国门”，可见何等倚重。刘备当时大会群臣，问询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从容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十分欣赏，在场众人也“咸壮其言”。后来的实践证明，魏延并非说大话，吹牛皮，谋略、武勇兼备，独当一面镇守住了“北大门”，比关羽更不负重任。因而刘备称帝，进拜他为镇北将军。后主建兴元年（223），又封他为都亭侯，尊荣胜过了当时还在世的赵云诸将。这十几年间，诸葛亮与他从无任何过节，决然无关乎什么“反骨”不“反骨”。
　　诸葛亮挥师北伐，魏延一直是重要将领，参与始终。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八年（230）魏延奉命攻入羌中（今甘肃南），大破魏将郭淮的部队，因功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这其间，魏延那种“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特出性格凸显出来，不经意间给他播下招祸种子。他“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他提议由他率领五千精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自率主力部队从斜谷杀入关中，预计不出二十天两军即可会合，“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但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亮却认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制而不许”。魏延因之而认为诸葛亮的胆子太小，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这就难免会得罪诸葛亮。
　　他的“性矜高”，更容易得罪奸邪小人，诸葛亮的亲信杨仪便是一个。诸葛亮病危之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魏延对这种安排极为不满，认为诸葛亮死了，“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不该“以一人死废天下事”，“吾自当率诸军击贼”。
　　退一万步说，纵然要退军，也不该“为杨仪所部勒”，自己只作个断后将领。于是待杨仪未发，他抢先率领所部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同时与杨仪互相指责为“叛逆”，上表给刘禅，弄得一天中“羽檄交至”。双方闹得发生了两军对垒，魏延手里没有丞相的临终遗命，占不住理，失去人心支持，只好与其子数人往汉中逃亡。杨仪派马岱追杀，斩之，“致首于仪”，杨仪居然“自踏”魏延的头颅，叱骂其“庸奴，复能作恶不”，并夷魏延三族。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魏延本人诚然有过错，但并不是反叛蜀汉。陈寿在其本传中特意写到，“原（推究）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不便背叛”而视为“叛逆”诛杀，并且株连三族，没有充分证据说是诸葛亮遗命主使，但一时的权势者杨仪恃权报复，借机杀人，当是确实无疑的。
　　类似于指人“脑后有反骨”，三国时期另有其事。建安九年（204）孙权在江东，已经取得初步讨平山越人的胜利，打算进一步用兵，扩大地盘。某一日大会僚属，座中的江东名士沈友，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意见，惹恼孙权，孙权当场就“令人扶出”，并说“人言卿欲反”。这沈友自幼聪颖，名士华歆称之为“沈郎”，赞叹“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且“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口辨十分敏捷。时人称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不愧为一个难得的英才。开初孙权礼聘沈友到麾下，听其“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听得“敛容敬焉”。沈友与周瑜、鲁肃一样，陈述过“荆州宜并之计”，孙权也采纳了。然而沈友不同于周瑜、鲁肃，更名士风流，独立特行，“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乃至于“为庸臣所譖，诬以谋反”。
　　孙权担心沈友“终不为己用”，便揪住会上发言批评那么一条小辫子，以“人言卿欲反”五字定罪，把沈友杀掉了。沈友时年29岁，裴注全文引《吴录》记载，不胜其惋惜。
　　沈友的遭遇，比魏延的遭遇更具典型性，也更带普遍性。在封建专制集权的社会结构当中，君临天下的帝王者流无论相对开明还是专断独裁，总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倘若像献帝刘协、后主刘禅那样沦为傀儡，也会有一个曹操或诸葛亮似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代行帝王权力。文武臣属只要不是董卓或曹操，就得遵守基本的封建君臣关系，以君为纲，怀着尊崇、敬畏、感戴的心情，把尽忠守分作为最高的政治准则。在帝王眼里，不管臣属是何等人才，一概工具、用具而已。用具、工具统称“器”，如《易·系辞上》所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帝王用人才历来讲究“用人如器”。古、今汉语都有“器重”这个词，词义为重视，其实就是从“器”的本义用具、工具引伸出来的。“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其实就是说刘备重视这个人才，把他视为一个颇为有用的人才工具。人才工具终究属于“器”，有用时或者喜欢时，可以当作宝贝；一旦无用了，不为己用了，或者不喜欢用了，随意闲置、抛弃或毁损，都在帝王一念之间。孙权对沈友正是这样做的，起先视之如宝贝，“礼聘”其人，“敬”重其言；一俟认定“不为己用”了，就听信谗言，“诬以谋反”，让其掉脑袋犹如割韮菜。“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铁血法则”：说你有“反骨”你就有“反骨”，没有也有；要你掉脑袋你必掉脑袋，不掉不行。这一条“铁血法则”贯穿历代封建王朝，因袭不变，非唯帝王们奉为天赋皇权，用得得心应手，抑且各级权势者也会逐层仿效，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施于不顺己意的人，就好比杨仪杀魏延那样。
　　将“铁血法则”加诸臣属，决非仅限于长了“反骨”一个由头，而是但凭权势者的“圣聪”独断。袁绍杀田丰，就不是因为后者对他怀有贰心，而是由于对他太忠，由忠而切谏，由谏而致祸。田丰其人为河北名士，天姿瑰杰，博览多识，权略多奇，“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接受袁绍“卑辞厚币”的礼聘，出任为别驾。他曾经献策，帮助袁绍讨平公孙瓒。建安五年（200）曹操攻袁绍，他又建议趁机袭击曹操的后方，“绍辞以子疾，不许”，痛惜失去了一次争霸中原的“难遇之机”。官渡之战前，袁绍要大举南下，田丰出来谏阻：“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不及也。”袁绍非但不接受，反而因为“丰恳谏”而“怒甚”，给其加上“沮众（扰乱军心，削弱斗志）”的罪名，“械系”于大牢。结果官渡一战，袁绍果然大败。有人对田丰说，你的分析都应验了，“君必见重”。田丰却说：
　　“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袁绍一回来，就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下令杀掉田丰。一个忠心耿耿的杰出人才，就只为主子袁绍“内多忌害”，猜疑将会为其“所笑”，成为刀下冤死之鬼。
　　与袁绍相比，曹操之重用人才，超出不止一个档次。然而，“用人如器”，器重时确实推重，损毁时毫不手软，崔琰便是一个极突出的例子。崔琰其人志节高雅，尚武事，习儒学，曾经师从汉末大儒郑玄治学。建安十年（205）曹操占领冀州后，将崔琰辟为别驾从事，对其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初次见面的崔琰对答道：“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险，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其正气凛然，直言批评，顿时使曹操“改容谢之”，在场“宾客皆伏失色”。十三年（208）曹操担任丞相，征崔琰为东曹椽（丞相属官，掌管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事务），当面夸奖道：“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为时表率）者矣！”十九年（214）曹操西征陇右，留曹丕镇邺，特命崔琰傅之。曹丕好田猎，常“变易服乘”外出打猎，崔琰就引经据典，正颜强谏，终于教曹丕认错改过。二十一年（216）曹操受封魏王，初建魏国，又拜崔琰为尚书（掌奏章事，位虽不高实权甚大）。一段时间内，曹操为立不立曹植为王太子而犹疑不决，下令以保密方式谈意见。只有崔琰把意见明写在笏板上，表态说：“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曹植是他兄长的女婿，他不荐曹植，却保曹丕，直令曹操“贵其公亮”，将他升为中尉（比二千石武职官员，主管治安）。
　　崔琰曾经向曹操推荐过一个人，叫杨训。其人才干虽不足，但清贞守道，获得曹操礼辟为官。曹操称魏王以后，杨训为感恩，发出表章“称赞功伐，褒述盛德”，颇有趋附拍马之嫌。此事本来与崔琰无关，殊不知有些人讥笑杨训“希世浮伪”，牵扯上崔琰，责备他“所举”不当。崔琰从杨训那里要来表章底稿，仔细看过，给杨训写信评说道：“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他的本意在于“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却不料惹翻了那些人，竟然诬告此信是在“傲世怨谤”。曹操或许正被杨训的马屁拍得高兴，一看崔琰此信并没有肯定表章内容，只说“省表（即看过表章了）”，只认为“事佳耳”，便抓住这三个字做文章。曹操火冒三丈地说，“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意谓崔琰勉强评为“事佳”也极其轻慢。
　　进而深文周纳，上纲上线，把“会当有变时”定性为“意指不逊”，大逆不道，不由分说地“罚琰为徒隶”。所谓“徒隶”，就是施以髡刑（剃去头发），令服贱役。过了些日子，曹操派人去察看，想了解崔琰屈服不屈服，告饶不告饶，却发现崔琰“辞色不挠”，照旧在“通宾客，门若市人”。于是乎一硬到底，将崔琰赐死。就是那么一封信，几个字，曹操就搞了一次“莫须有”式文字冤狱，把他曾经夸为“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的杰出人才的宝贵生命给剥夺了。这真应了一句俗话：“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屙尿淋。”当初夸崔琰，那是把他当作一个称心如意的工具在用；如今杀崔琰，则是将他视为一个废旧碍眼的用具在砸———全凭喜怒，因时而异。虽百代以下，嗅到从中散发出的铁腥气和血腥味，仍然难免毛骨悚然。
　　受到崔琰冤死牵连的，还有曹操集团的元老重臣毛玠。毛玠也是名士出身，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时，他就进献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两大政略，为曹操尔后半辈子明确“经远之虑”，确定“树基建本”，以成“霸王之业”的总路线和总方针，立下首倡之功。后来他与崔琰同为东曹掾，并典选举（亦即考察、举荐官员），“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当时叹服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再以后，他在奉公守职，清正廉洁，抚助孤贫，选立太子等一系列表现上，都以“雅亮公正，在官清恪”著称，曹操多次赞誉他“有古人之风”，“此古所谓国之司职，我之周昌也”。魏国初建时，毛玠即担任尚书仆射，仍主管选举事宜。那时候没有中组部长、人事部长，尚书仆射职之所司，就如同身兼今之两大部长。他在任内“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营造出一种“吏洁于上，俗移乎下”的良好风气。但仅止由于“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就惹得“太祖大怒，收玠付狱”。幸得桓阶、和洽等“进言救玠”，他才保全了一条性命，“免黜”而“卒于家”。究其实，“内不悦”连“思想罪”都算不上，充其量给他安个“情绪罪”。如此作践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用人如器”，权势者如曹操者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孤即真理，其奈孤何？
　　孔融另是一个类型。他是孔子二十世孙，幼有异才。年十余岁时，曾登门拜谒名士李膺，自告门者：“我，李君通家子孙也。”李膺一见孔融，便究问道：“高明父祖，尝与仆周旋乎？”他说：“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人皆奇之，赞为“异童子”。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听同坐者说过后，骤加评判道：“人小时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孔融应声回击：“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李膺大笑，面向他说：“高明长大，必为伟器。”16岁那年，他救助掩护反对宦官、避祸逃亡、遭受通缉的清流名士张俭，事泄后与兄长孔褒争担死责，因之而名震远近。经举荐，历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任北海相时38岁。
　　任上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事，做过一些实事。但在军阀割据，混战连年的漩流当中，他的长处无从发挥，短处却暴露无遗。
　　从任北海相到作青州刺史，“连年倾覆，事无所济”，夹在袁绍父子、公孙瓒、曹操之间漂来荡去，最后“仅以身免”。建安元年（196）追随曹操到了许都，任将作大臣，迁少府，位居九卿之列，方才过上安生日子。
　　作为曹操座上宾之一，孔融的文人迂腐秉性、辩给口才和幽默气质有增无减，不识时务也不自约束。他以“建安七子”的班首立名，按作家天性，与曹操“推平生之意”，时有狎侮。曹操制订禁酒令，他写信去调侃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故意唱反调。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城，让曹丕纳了袁熙之妻甄氏为妻，他又给曹操写信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曹操以为孔融的学问渊博，语出于书传所纪，自己没见到过，后来见了面，便请教出处。孔融答道：“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弄得曹操很没有面子。对于建都于许，是否杀太尉杨彪，孔融也发表过不合曹操意愿的意见。如裴注所引《汉纪》所说，“太祖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到建安十三年（208），终于“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列举了孔融四条“罪行”，定为“大逆不道，宜极重诛”（见《后汉书·孔融传》），将孔融下狱弃市，时年56岁。其二子年方8岁，也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死于满门抄斩。昨日座上宾，翻成今日阶下囚和刀下鬼，孔融诚然也有太不检点之责。但文人清狂，哪里就严重到了“大逆不道”？真是罗织罪名，肆意拔高，不该死也得死。所以千百年以来，夹着尾巴做人成了一道祖传政治防身术，谁若违背了，纵然形同孔融那样的一代著名作家，也会落得家破人亡。
　　不仅是曹操那种嗜杀之君如此施为，而且连刘备那种“仁德”之主也难超越，只不过程度有差异罢了。刘备在中原逐鹿当中败多胜少，妻妾子女三次当俘虏，先前的儿女一个都没有存活下来，阿斗是在荆州所得。在甘夫人生阿斗之前，人到中年的刘备害怕“继嗣”无人，收养了“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刘封作养子。
　　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时，刘封年20余岁，“有武艺，气力过人”。后随诸葛亮、张飞入蜀增援，“溯流西上，所在战克”，因功被封为副军中郎将。二十四年（219）刘封升职为副军将军，与孟达、申耽、申仪一起镇守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关羽围襄樊，连续招令刘封、孟达“发兵自助”，刘、孟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不承羽命”。其后关羽覆败，刘备开始“恨之”。再其后，刘封与孟达不和，孟达率部降魏。魏文帝曹丕派遣夏侯尚、徐晃率军配合孟达，向刘封发动进攻。孟达写信劝降，首先给刘封讲了“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的道理，接着指出刘备已“虑定于内，疑生于外”，“乱祸”必兴于“废立之间”，然后劝刘封“智贵免祸”，“早定良计”。刘封拒绝投降。申氏兄弟背叛了刘封，刘封只好“破走还成都”，受到刘备严厉斥责。“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抑，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备心领神会，立即下狠手，将刘封“赐死”。此时此际，刘封追悔莫及：“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当初收养子是为“继嗣”，如今杀养子亦为“继嗣”，刘封再有功，再守忠，也逃不脱工具作用发挥完了，便形同碍事废“器”，必须“除之”的下场。这其间，诸葛亮的点子和刘备的决策，都暗含着疑生“反骨”的因子，刘封纵然并无“反骨”，亦注定了死路一条。


第十章 纵无“反骨”，亦有死罪
　　最强烈也最集中地反映在三国后期的曹魏名将邓艾身上。邓艾（197—264）字士载，义阳郡棘阳县（今河南新野东北）人，出身贫贱，小时候替人当过放牛娃。从军后由于口吃，不能作干佐，当了一个稻田守丛草吏。由于在淮南屯田当中开渠、积粮、著论、建言有功，获得司马懿赏识，逐步升迁做到太守，并且参与军事行动。在对蜀汉姜维、东吴诸葛恪的屡次用兵当中，邓艾智勇双全，功绩卓著，魏嘉平元年（249）即已封侯为将，威震一方。到景元四年（263），他已受封邓侯，任征西将军。当时已经专擅曹魏军政大权的大将军司马昭布置三路军马大举伐蜀，指令邓艾率三万军马，从甘松、沓中方向攻姜维。按照司马昭本意，是要把灭蜀大功给予他的亲信钟会，所以钟会统兵十万，主攻汉中，而邓艾所部和另外一路诸葛绪所部都只是侧翼配合。但钟会久攻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不下，粮草难济，打算先后退一步。邓艾却主张抓住蜀汉军队薄弱环节，趁其剑阁、涪城（今四川绵阳东）难以双全兼顾，“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袭取涪城而直下成都。诸葛绪不肯协调作战，时年66岁的邓艾就断然地孤军独进，身先士卒，排难破险，奔袭700多里而直抵江油，逼使守将马邈投降。又攻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拒守的绵竹，力战而破之，乘胜进军雒城（今四川广汉北），于是成都在望。当年十一月，走投无路的后主刘禅遣使奉玺，“诣艾请降”。邓艾兵不血刃地进入成都，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60余人自缚双手，车载棺材，到邓艾军营门外投降。
　　邓艾替他们解去绳索，烧掉棺材，表示接受投降并宽宥他们。以此为标志，由刘备、诸葛亮等人艰苦创业，立国43年的蜀汉政权正式宣告灭亡，邓艾居功至伟。同年十二月，朝廷下诏褒奖他“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加封他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几曾想，功高盖世之日，也就是功高震主之时。邓艾出于公忠之心，建议司马昭“因平蜀之势以乘吴”，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给他，预作顺流伐吴的准备；同时“发使告以利害”，迫吴“归化”，争取“不战而定”。又建议暂时不把刘禅送到魏都洛阳，以免给人留下“流徙”印象，而是先封刘禅为扶风王，爵其子为公侯，以诱使吴主孙休“畏威怀德，望风而从”。他还不懂得，这样的军国大事如何处置，必须遵循“主先臣后”、“主倡臣和”（近人林彪私下总结）的潜规则，切不可臣先、抢先，主未倡而臣已倡，主有倡而臣不和，不经意间表现出比主高明。两条建议虽然都不错，但却抢了先，立刻使猜忌成性的司马昭对他倍增猜忌，指派监军卫瓘晓喻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只可惜邓艾仍不通窍，不但不赶紧向司马昭认错请罪，反而还上书辩解，引《春秋》之义说“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自己“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钟会、胡烈、师纂等奸佞之徒立即趁机构陷，诬指邓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司马昭也立即下手令，命监军卫瓘逮捕邓艾，槛车囚还。次年（264）正月间，钟会与姜维真的合谋造反，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追赶囚车，想迎邓艾回成都，卫瓘即派田续追杀邓艾；邓艾的儿子邓忠与他一起在绵竹西遇害，“余子在洛阳者悉诛”。可怜横刀勒马、功勋第一的邓大将军，竟如此落得“反逆”罪名，魂无归处。
　　邓艾死后第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起西晋王朝，建元泰始。为此而大赦天下，诏令中仍说：
　　“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只不过“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那些“求生遂为恶者”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准许“立后，令祭祀不绝”。泰始三年（267），议郎段灼主动上疏，为邓艾辨诬，明确认为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实属天大冤案。他强调指出，邓艾“功名以（已）成，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其“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至今令“天下民人为艾悼心痛恨”。因此他建议，西晋王朝“宜收尸丧，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绍封其孙，使阖棺定谥，死无余恨”。然而，杀邓艾的头号凶手就是司马炎的老子司马昭，儿子怎么会否定老子？封建专制帝王践行“铁血法则”的心传经典，历来就是不管你是怎样的功臣良将、英才逸杰，一概无非用“器”而已，孤家想把你怎么着就怎么着，孤家永远正确，你拿孤家怎么办？段灼的上疏说了还是白说，司马炎仍然不理不睬。又过了六年，他才假巴意思地下诏说：“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郎为郎中。”勉强承认了有功，“反逆”罪名照旧扣在邓艾头上，唯有公道存于民心。
　　三国帝王中，杀错了人、整错了人偶尔有点悔愧之意的，只有孙权一人而已。他晚年也与曹操相似，猜忌嗜杀，在朝廷内外实行特务统治。特务头子吕壹把持典校职司，在他纵容下诬害过不少忠良，左将军朱据即为受害者之一。朱据为人谦虚接士，轻财好施，禄赐虽丰厚而常不足用。有一回，朱据部曲应当收受三万缗，被王遂诈取了。吕壹怀疑是朱据本人实取，便严刑拷问当事人，把人打死了，朱据可怜死者无辜，厚棺敛葬。吕壹凭此就诬告朱据，说他厚葬是为了封口，掩盖自己收缗之实。孙权相信吕壹，多次责问朱据，弄得朱据百口莫辩，“藉草待罪”。数月后，经典军吏刘助发现为王遂所取，如实报告孙权，孙权才感悟道：“朱据见枉，况吏民乎？”可是到赤乌九年（246），时已升任骠骑将军的朱据卷入二宫构争，拥护太子，违忤孙权意旨，即被贬为新都郡丞，近似于从相当于现今军队三总部主官一下子降为县级芝麻官。而且人还未到任，赐死诏书就追赶到了，朱据死年50岁。
　　同样是为立太子的事，不但太子太傅吾粲“下狱死”，而且连东吴第一社稷之臣，时任丞相、上大将军的陆逊也被孙权派宦官多次“责让”，致令时年63岁的陆逊“愤恚”而死。（详见《生子当如孙仲谋》）到太元元年（251），行将就木的孙权才对陆逊之子陆抗说道：“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较之于其他帝王者流，孙权能作出这么一点自我批评，算得上难能可贵了。但人已死了，这么一点自我批评抵得过生命的价值吗？不去追究“用人如器”的伪善，“铁血法则”的残酷，而仅凭着帝王者流一星半点的解脱表白，就轻易地感恩戴德和粉饰淡忘，能对得住那么多的冤屈者吗？如果不摈弃那个专制体制，人才的价值，又怎能得到真正尊重和充分发挥？


第十一章 一片疑云留永安
　　古往今来，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遗留下一些难解的人事之谜。三国时期最大的待解之谜，不是貂蝉的身世，不是曹操的疑冢，不是赤壁之战是否借过东风，而是永安托孤那一段忠信佳话。整个儿托孤故事其实就是权谋博弈，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场特殊的博弈中，都发挥出了超一流水平，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蜀汉章武二年（222）六月，刘备在其悍然发动的讨吴战争中惨遭败绩，狼狈逃回到夔门内的鱼复（今重庆奉节东）才停下来。
　　他将鱼复改名永安，竟窝在那里，不肯回成都。章武三年（223）春，他染上痢疾，既而转杂他症，终至一病不起。当年二月将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永安，四月临终前，向诸葛亮和李严托孤，惨淡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这就是历史上极著名的永安托孤；因为新莽末年公孙述据蜀称帝期间，托名白龙献瑞而自号“白帝”，曾将鱼复城改称白帝城，所以永安托孤又被习称为白帝托孤。后来的民间述闻以及戏曲传唱，却将托孤本事改造了，变成刘备只向诸葛亮一人托孤，或者用赵云替换李严，变成所谓“文托卧龙，武托子龙”。但无论怎么改造，主题渲染只有一个，那就是刘备与诸葛亮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国事、家事尽行托付，形成一段忠信佳话传唱不衰。
　　然而，真是那样的吗？与诸葛亮一同领受托孤遗命的李严，自从刘备死后，当世就没有当过一天顾命大臣，后世又被长期掩没，鲜为人知，就构成了一个疑团。《三国志》的记述异常简略，另是一个疑团。《先主传》里仅止提到：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诸葛亮传》文字稍多，也只是说：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李严传》则写道：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参酌三传，刘备为什么要托孤给诸葛亮、李严两人？诸葛亮听了刘备哪些话，为什么会“涕泣”？李严既受命同“辅少主”，并且“统内外军事”，为什么事后并未当此重任，却“留镇永安”？疑团滚滚，聚合成云，简直叫人轻易看不透，异常费思量。连善于把诸如孙坚讨董卓时“枭其都督华雄”六个字敷演成为关羽“温酒斩华雄”洋洋洒洒一篇故事的《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写到此事，也笔墨收敛，迹近照抄《诸葛亮传》：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
　　“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罗贯中显然读出了陈寿的微言大义，才对诸葛亮的如此诚惶诚恐，悚惧失态，将“涕泣”作了传神发挥。要破解托孤疑云之谜，我认为，决不能忽视这样的细节。
　　其实，对于刘备话里暗藏的机锋，前贤早已经点破。裴松之注《三国志》，完成于刘宋永嘉六年（429），距刘备托孤只不过206年。他注托孤一事，只引用了晋人孙盛一段评语；而晋继魏立，孙盛与三国历史相去未远，所见所识当比他的前人、后人更加清醒。
　　他说的是：
　　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可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
　　孙盛的评语，首先指出了刘备那些话分明在试探，既违道义，亦非信顺，因而“乱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刘备那样做决不能表明“委付之诚”，对真正信托的“忠贤”根本不该有“若斯之诲”，对并非“忠贤”之徒说那种话适足以“启篡逆之塗（途）”，因而实属“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再其次“幸值”云云，从正反两面剖析后果，指斥刘备如此这般运用权谋，“不亦惑哉”。这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精当评语，裴松之显然引为同调，所以只引孙评作注。可叹千百年以降，治三国史、说三国事的人多矣，对这条裴注竟然视若未见，总把刘备当作仁德信义的标本，把诸葛亮当作忠贞节义的楷模，把托孤故事向着理想愿景演绎，以至将那片疑云幻化成了一片彩云。
　　孙盛的评语有事理依据吗？有。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践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道，陆续铲除八个异姓王之后，即已刑白马盟誓，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死后，吕后篡权，虽然封了吕姓王，对于这条约定仍不免心存忌惮，以之告诫吕产、吕禄。待吕后一死，周勃、灌婴等联手诛灭诸吕，废除诸吕所立的少帝，都以这条约定为旗帜而正名分，明确宣称“非刘氏，不当立”。
　　（《史记·吕后本纪》）汉武帝刘彻死后，身为外戚、官居大将军、大司马的霍光，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同领遗诏，辅佐八岁的太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昭帝。霍光统揽朝政大权，既没有封王，更没有代之。昭帝在位十三年，于元平元年（前74）早逝，没有子嗣，霍光就奏请皇太后同意，奉迎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进京，拟拥立为帝。但刘贺在主持刘弗陵丧事期间，暴露出了种种劣迹（远非刘禅那种“不才”），霍光又自承考察不细之责，奏请皇太后同意，由皇太后亲自出面在未央宫承明殿废掉了昌邑王。其后霍光与其他大臣郑重合议，选择流落民间的武帝曾孙、时年十八岁的刘询继位，是为宣帝。霍光领受武帝托孤之重任，辅昭立宣，确保了刘氏皇权，促成了“昭宣中兴”，成为西汉麒麟阁名臣之首。（《汉书·霍光传》）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受封安汉公犹自数四“固让”，博得了“谦恭”令誉；到孺子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他就撕去伪装，成为“摄皇帝”，安众侯刘崇立即认定他“必危刘氏，天下非之”，引众以攻之。刘崇虽因之而招致了“谋逆”之罪，但其反王莽之举说明，白马盟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深入人心。（《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八》）延及东汉近两百年间，托孤遗命亦不鲜见，擅权的外戚无人敢于异姓称王；直到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爵为魏王，才又一次破坏了这一条明规则。即便如此，建安二十五年（220）魏代汉兴，还上演了刘协三次奉玺禅让，曹丕三次上书辞让的政治谐戏，足见刘备确实毫无“托孤”之“诚”。所谓“辅之”、“自取”，貌似有两种选择，实只有一种选择。倘若诸葛亮稍一思维短路，就会落到“天下共击之”的篡逆境地，与王莽、曹操无异。清代康熙年间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现今的监察部副部长）的巫山人傅作楫，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永安宫》，三、四两句“嗣子不才君可取，老臣如此罪当诛”，就深得个中三昧。后来人傅作楫尚且一语中的，当事人诸葛亮能不一眼看穿？
　　刘备的话何等阴刻，何等险恶！他听得毛骨悚然，如临深渊，只好选择当场“涕泣”，“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甚至于“叩头流血”，发誓以死效忠。
　　刘备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效果。他喜怒不形于色，话语绵里藏刀（若是针，也是见血封喉的毒针），阴险权诈的风格异于曹操。这是他的政治品质，也是他的政治权谋。之所以要做得如此之诡异伪善，归根结底出自于他的政治考量，那就是要不惜手段地维护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这一个刘氏江山，使之能够二世、三世传承不衰。夷陵败后不回成都去，执意窝在远离蜀汉都城的鱼复，并且将鱼复改名为“永安”，奥秘正在其间。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就是要避开都城人事的繁琐喧嚣，挑选这样一个地处夔门之内，大江之滨，两百年前曾为同属偏霸之帝的公孙述白龙献瑞的形胜之地，耳目清静、心气平和地寻思谋划蜀汉政权永安之道。
　　当其初，他并没有大限将尽的不良预期，而是还想重振雄风，有所作为，甚而还打算再一次伐吴。攘外必先安内，他当时的主要着眼点，还在如何继续贯彻着重依靠“地头蛇”的既定方针，得心应手地驽驭归属他的两大利益集团。由于入蜀后最受信的法正已于建安二十五年（220）病故，益州新臣的另一代表人物许靖也于章武二年（222）去世，确定一个益州新臣利益集团的新掌门人，成为当时人事调整的重中之重。蛰居永安两个月之际，他便选中了辅汉将军李严，特意将其召到永安，委以尚书令重任。自东汉以来，朝内虽设三公，却事归尚书台，尚书令掌管枢要大权，实权常在三公之上。蜀汉官制因袭成例，刘备始称汉中王，第一任尚书令就给了法正；如今又给李严，无疑是要李严成为法正第二。殊不知天不假年，李严出任尚书令仅四个月，刘备就一病不起，逼使他不得不在临终前作出托孤的安排，于章武三年（223）二月把诸葛亮也召来永安。
　　既要重用李严，使其成为法正第二，为什么又不好事做到底，托孤就托给李严一人，还要加上个诸葛亮呢？隐匿未显的深层原因，仍然在于如何维护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这一个刘氏江山上。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专制王朝，皇权继承从来就是一个命脉攸关的重大课题，稍一不慎就有可能招致祸乱。对刘备来说，这个普遍性课题又具有特殊性。他从24岁投入戎马生涯，到当年63岁，已经闯荡天下四十年，颠沛流离，甘苦备尝。在逐鹿中原期间，他的妻妾儿女三次被敌方俘虏，重逢后又怎样了史书都没有记载。在《三国志》里，《后主传》称刘禅“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据以倒推转去，其生年应是建安十二年（207），即刘备败于长坂坡的前一年。《二主妃子传》又称，“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由之可以确认，刘备的原配夫人，继娶正室，以及她们所生的儿女，都在离乱中“数丧”无存了。而到益州后，纳宗亲刘瑁寡妻为后，穆皇后所生子鲁王刘永时年九岁，梁王刘理时年七岁，都可能成为皇位竞争者。按刘备本意，他要传位给刘禅；为此，他在三年前即已接受诸葛亮的建议，将生性“刚猛”，颇有战功，“易世之后终难制御”的养子刘封“赐死”。但如果他不在了，纵然刘惮当上了二世皇帝，也可能坐不稳。因为刘永、刘理的生母穆皇后健在，贵为皇太后，穆皇后之兄吴壹时任车骑将军，封县侯，极有可能外戚擅权。吴壹原本是刘璋姻亲，与益州新臣利益集团渊源甚深，如果只将刘禅托付给李严，吴壹、李严等一旦联手，轻则将刘禅弄成刘协似的傀儡，重则随时可能废掉。军事上不会打仗，政治上却会打仗的刘备，必然要为刘禅计深远，以防患于未然。要防患于未然，必然要营造出荆州旧部与益州新臣两大利益集团均衡配置，相互制约的有效机制。临终托孤，在蜀汉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人事再组合和权力再分配，历史性地成为刘备一生最后一件重大战略决策。荆州旧部中，关羽和张飞全都死了，领军人物非诸葛亮莫属。
　　自陈寿以降，几乎所有人都说刘备对诸葛亮信托无贰，其实就从《三国志》的记载看，对之便大可怀疑。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直到赤壁之战前后，困迫潦倒的刘备视诸葛亮的确如鱼得水，连关、张忌妒他也要制止。但自从有了庞统等人，麾下文武人才渐次增多了，这种独尊性就有所减弱，尽管仍然倚之为股肱，却已经是谋臣第一而不再唯一。一占据益州，用人权重偏到了益州新臣“地头蛇”方面，对诸葛亮的倚重度和信任度又进一步下降了，若干现实便是本质的外化。
　　从建安十九年（214）刘备领益州牧，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诸葛亮的地位和作用就一直不如法正。诸葛亮在荆州即已任军师将军，在益州又加了个“署左将军府事”（相当于今之中央办公厅主任），身边还有个益州新臣、掌军中郎将董和与他“并署”。其间“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充当了一个留守主任、后勤部长的次要角色，《先主传》和《诸葛亮传》都绝无一字提及他还有别的任何作为。法正则成了蜀汉第一政治明星，“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出征汉中，献策的和“从行”的都是法正。其人政治品质极坏，“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一些人找到诸葛亮，请他向刘备报告，抑制法正的威福，他也只好晓之以“法孝直为之（刘备）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刘备一当汉中王，又“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宠信备至；第二年，时年47岁的法正病故，刘备竟“为之流涕者累日”。另一个益州新臣，凭老资格做逍遥官的许靖，先任左将军长史（相当于今之中央秘书长），后为汉中王太傅（三公之首），也位在诸葛亮之上，诸葛亮章武元年（221）任丞相后“皆为之拜”。
　　诸葛亮是在法正死去一年以后，才升职为丞相，录尚书事的，并非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一直就位居刘备一人之下，凌驾众人之上。而且，当了丞相后，刘备决意要兴师伐吴，包括赵云在内的“群臣多谏”，谒诚劝阻，他也不赞成如此破坏联盟之举，却三缄其口不肯发表意见。如果刘备仍像以前那样倚重他和信任他，主臣之间亲密无间，他怎么会取这种态度？刘备从猇亭败退永安后，他才对人感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番话明确地透露出一个信息，诸葛亮心知肚明，入蜀之后“谋主”地位已由法正取代了，从来伴君如伴虎，他只能够明哲保身，夹紧尾巴做人。联系到这些前因变化来看，刘备用诡伪之辞对他进行试探，就毫不足怪了。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尤其大事不糊涂。法正当红时，彼此“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却决不与其争一日之短长，七八年间安心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如今法正不在了，刘备拔擢李严作尚书令，分明是给他另设置一个政治克星。作为三国时期杰出政治家之一，彼时彼际的诸葛亮，对刘备的处心积虑必定能洞若观火。他的忠贞品格不容随便颠覆，但他既不是天生的完人，也不是《三国演义》所异化的妖人，更不是民间述闻所美化的神人，而是一个置身政治漩流当中而足智足谋，颇善于从容应对的战略家和实干家。一直以来，要么踵武管仲、乐毅，要么效法王莽、曹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既然选择了前者，他就一方面必须审视大体，顾全大局，以身垂范，公忠体国，另一方面还要上对刘备及其后嗣，下对各种政治势力，在矛盾的涡漩和激流中顺势而为。刘备那番试探性的话，本身就有两面性，亦即既期望他做管仲、乐毅，又害怕他当王莽、曹操，人虽将死，言犹不善。刘备是在用权谋，诸葛亮也只能以权谋对权谋，委曲求全地顺着刘备的期望走，充分表现诚惶诚恐，誓死效忠，否则就必然会遭到“当诛”之祸。纵然是这样做了，刘备对他仍没有完全放心，不但让李严同他一起接受托孤遗命，还加封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把军事统帅权交给了李严。对此，诸葛亮也只能忍辱负重，全盘接受。
　　我说诸葛亮是在以权谋对权谋，决不是主观臆断，信口雌黄，而是依据托孤后事，从蛛丝马迹中寻取出了真相。《三国志·李严传》曲笔写到，“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是谁让李严“留镇永安”的？付之阙如。详情度理，决不会是刘备的旨意，因为李严既然“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就该与诸葛亮一道回到成都去，那样才能履任用权。排除了刘备，唯一可能的就只有诸葛亮，而不可能出自李严本人自愿。刘备临终硬给蜀汉统治集团高层“掺砂子”，把军事统帅权授给益州新臣的新掌门人李严，毫无疑问，是要削弱荆州旧部的领军人物诸葛亮所掌握的相权，以避免诸葛亮以后形成大权独揽。诸葛亮决不愿意再受“法正第二”制约，更何况李严武将出身，以后会不会变成“董卓第二”也很难逆料，所以一捱到刘备既逝之后，就不再投鼠忌器，而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趁着局面未定，动用实权先发制人，强迫李严就范。那时在永安，诸葛亮身边有赵云、向朗等荆州旧部将领支持，新进的李严却孤掌难鸣，收拾下来相当容易。诸葛亮一石二鸟，既压了李严的势，又破了刘备的招，终于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最大赢家。至于李严，尚未出头便被压住了，“留镇永安”将近四年，形同现今一个军分区司令，实际上被晾起来了。直到蜀汉建兴四年（266），始得“移屯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半岛及其周边）”，仍然远离权力中心。李严始为刘备意中人，既为刘备牺牲品，在这场意外卷入的权力斗争当中沦为最大输家，不仅他本人难以预料，而且连刘备也预料不到。
　　依照《三国志》提供的史料，永安托孤的后续斗争，竟然迁延了九年之久。李严这个人，素来就“以才干称”，应该说刘备并没有选错。早在建安十八年（213），他就在刘璋麾下担任护军，受命领兵在绵竹抗拒刘备，他却率众归顺了刘备。其后近十年，历任裨将军、犍为太守、兴业将军、辅汉将军，在地方上屡建军功。章武二年（222）八月，刘备突然把他召到永安去，委以尚书令重任，对他实属意外之宠。由地方而至中央，从官阶提升上看虽然尚有别于现今所谓“火箭干部”，毕竟招致了某些“中央大员”，特别是荆州旧部官员们的忌恨。侍中廖立就“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唯其如此，诸葛亮收拾李严，令其“留镇永安”，就具备了“组织基础”。但李严也是一个折而不挠的人，好不容易熬到“移屯江州”后，他并没有韬光养晦，而是力图有所作为。更筑江州大城，成为重庆历史上继秦代张仪江北嘴筑江州城后，改在渝中半岛上筑城之始。其间曾经筹划凿通浮图关，贯通两江（今长江、嘉陵江）水，被诸葛亮制止住了。又要求扩大江州都督管辖范围，还要求为其子李丰加封更大的官，诸葛亮均未同意。
　　但诸葛亮对李严也多次示好，通过后主刘禅，于建兴元年（223）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四年（226）转为前将军，八年（230）升迁为骠骑将军，并在给孟达的信里称赞李严“部分如流，趋舍罔滞”，领导能力非常强。李严投桃报李，同样示好于诸葛亮，写信劝其“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回信则说，“与足下相知久矣”，“今讨贼未效”，还不是“坐自贵大”的时候，待“灭魏”后“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见裴注引《诸葛亮集》）。表面上毫无芥蒂，实际上待下狠手。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令李严“催督运事”。至六月，“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诸葛亮只好退兵。如果双方果真是“相知久矣”，沟通说明“运粮不继”的客观原因，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然而，李严却趁机上表刘禅，谎称“军粮饶足”，诬告诸葛亮“军伪退”，有异志。诸葛亮随即还以颜色，老账新账一起算，也上表刘禅，历数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少，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的诸般罪过，终于将李严贬为庶人，“废徒梓潼郡（郡治在今四川省梓潼县）”。至此，那场政治斗争才以李严身败名裂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三年后李严病死在那里。
　　当年孙盛评永安托孤，引博弈设喻，批评刘备“乱孰甚焉”。其实刘备在用权谋，诸葛亮也在用权谋，用权谋就好比博弈中的布局投子。历来的政治家都要用权谋，都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进行权谋博弈，在同一政治目标下，不同权谋的布局投子固然确有忠奸善恶美丑之分，但主要的是高下优劣长短之别。刘备一心一意为着维护他那个刘氏江山，诸葛亮矢志不移效忠那个刘氏江山，他们的政治目标应该说是同一的，因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化解，共同找到利益平衡点。临终的刘备，集40年政治功力，在那场博弈中发挥出了超一流水平。他的一箭三雕宇宙流布局，主旨在于确保刘禅的皇权继承，如其所愿地平安实现了。为此既要控制住以诸葛亮为领军人物的荆州旧部利益集团，又要安抚住以李严为新掌门人、背后还有太后和外戚的益州新臣利益集团，这两大主旨实现的必要条件也基本上构成了———因此，死可以瞑目。
　　诸葛亮也是超一流高手，他的博弈仿佛意识流布局，先是以退为进、忍辱负重地成功应对刘备突然袭击的恶性试探，既则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地一石二鸟，仅在涕泣、咳唾间，便将托孤二人变作托孤一人。仅止牺牲了一个李严，未流一滴血，未杀一个人，刘备和诸葛亮就获得了双赢，蜀汉的皇权交替也赖之获得了平稳过渡，委实堪称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或许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善良的后人总将永安托孤当作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口头传，台上演，而忽略了它当年曾有的诡伪惑乱，烛光斧影。
　　然而，利只是一面，弊是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还是对于诸葛亮个人来说，那场政治斗争遗留的祸根都日益地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人事上的矛盾。直接当事者李严，仅是其间不会缺少的一个代表，两大利益集团无不涉足其间。前有法正的压抑，后有李严的威胁，对诸葛亮不能不会刺激至深。他担任丞相始于章武元年（221），永安托孤后，建兴元年（223）受封武乡侯，“开府治事”，随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裴注据《蜀记》引晋人郭冲说，“亮刑法竣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裴松之认为“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但郭冲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陈寿总评诸葛亮，早已指出他“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恶无纤而不贬”。他制定《蜀科》等一系列法令、律例，不仅要治民，而且也要治官。考察一下被他削职、放逐、杀头或者授意杀头的文武官员当中，除了一个亲信马谡是因为失街亭而挥泪斩之的以外，其余的功臣宿将无一不是各具才干，但对诸葛亮又不那么毕恭毕敬。
　　依照《三国志》本传中陈寿的评语，荆州旧部的大将魏延“以勇略任”，谋臣廖立“以才拔进”，益州新臣的李严、彭羕、来敏也都各自不凡，但都或因事、或因言违忤了诸葛亮而遭致不测。平心而论，这些人纵然确有某种过错，也没有大到非除之而后快那种地步，所以今人写剧欲为魏延平反。
　　诸葛亮治蜀十一年间，政由己出，“刑法竣急”的背后还搞了“以我划线”。他实际上害怕再出现法正，再出现李严，因而把对他个人的尊崇依附放在第一位，作为“贤”的评估标准；把才干特长放在第二位，作为“贤”的参考条件，另外搞了一条打着他的个人印记的，掺杂亲亲疏疏成分的“任人唯贤”路线。他在《出师表》中推荐的七个文武“贤才”，除张裔一人来自益州新臣，其他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陈震、蒋琬六人均为荆州旧部，而且这些人大多只能“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从来不敢“徇功妄动”。另外一些人，诸如谨小慎微的董和、言过其实的马谡、狷狭忌刻的杨仪也都充斥其间。相反地，不但上述那些分属两大利益集团的功臣良将先后遭致不测，而且就连一身是胆、敢于直谏的宿将赵云，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重用。如此这般的畸重畸轻，与刑法竣急搅缠不清，必不可免地会加剧“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蜀汉后期越来越人才匮乏，倘若不为尊者讳，应当承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千百年以来，多有人指出诸葛亮的知人善任不及刘备，同时又忽视了这样一些深层背景，未尝不是一憾。
　　另一大遗患出在国事上。魏、蜀、吴三分鼎峙局面既成，蜀汉最弱小，理当凭借巴蜀天险休生养息，励精图治，待到国富兵强再谋对外扩张。诸葛亮本人更如陈寿所评，“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本应趁大权在握，充分施展“理民之干”，努力把小而弱的蜀汉打造成小而强的蜀汉。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继建兴三年（225）三路南征，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之后，又于建兴五年（227）至十二年（234）的八年间“五出祁山”（《三国演义》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也算上了）。这五次挥师北伐，再加上一次北上抗敌，除去229年第三次北伐攻占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而外，其他均以失败或撤退告终。长线出击，粮运艰难，连年用兵，耗费靡繁，严重削弱了蜀汉民力和国力，实在得不偿失。诸葛亮本人，也因为军务劳顿，食少事烦，积劳成疾，于建兴十二年（234）八月病逝于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的军营内。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究竟由于什么？不排除诸葛亮从政久了，年纪大了，睿智明略不如从前了，对形势作出误判，盲目出兵以图建功。但更有可能，或者说是很大程度上，是由刘备托孤遗命逼出来的。根据何在？一是《出师表》写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请注意这个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请注意这个字）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二是《后出师表》写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更请注意这两个字）臣以讨贼也。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对勘两《表》，再明白不过，刘备临终交办的头等“大事”，不能狭隘地只解释为辅佐刘禅，而是集中在解决“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遗留问题，要诸葛亮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恄諟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纵或明知不可为，他也不得不为之，否则难免于政敌“托付不效”的攻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诸葛亮的人格道德关系并不大。
　　由此联想到，成都武侯祠清人赵藩所撰写的那副楹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其上联分明指向诸葛亮连年北伐，而下联分明关涉诸葛亮刑法竣急，有褒有贬，亦褒亦贬，颂扬和推崇之际，隐含多少惋惜和批评。设若诸葛亮九泉有灵，不知当作何感想？我姑且大胆揣测，除了公开严以律己，引咎自责，私下可能会对老伴说，根子还在永安托孤。是耶非耶，需要和可以“深思”的人，何止而今而后区区“治蜀者”？


第十二章 千古美女，貂蝉无觅处
　　貂蝉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但在史籍上无踪可觅，形象全然出自文艺作品虚构。三国时期确如其人的美女不少，置身男权中心社会的天罗地网之间，尤其在那种乱世动荡当中，鲜能逃避尤物、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的宿定命运。但她们又好像若干面镜子，照出了一些男人，乃至整个社会经常遮饰着的部分真实面孔。
　　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图：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人因图而显，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凌驾于历代其他美女之上，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为春秋时期越国苧萝（今浙江诸暨南）人，《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绝书》等史籍均有记载；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籍，以及《西京杂记》也有记载；杨贵妃小名玉环，道号太真，盛唐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新、旧《唐书》都记载于《后妃传》，连生年719年、卒年756年皆可按索。唯独貂蝉不一样，无论是《后汉书》还是《三国志》，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在当下中国，有人鼓吹她是陕北米脂人，指认为“米脂婆姨”的祖宗，不知作过什么DNA的鉴定。很可能，同前些年有人“考证”出了武大郎、潘金莲确有其人其迹一样，出自于发展旅游经济的所谓创新思维吧。
　　貂蝉其实是一个文艺作品虚构成型的美女形象。从唐代广泛流传三国故事，到宋代平话艺人喜欢说“三分”，再到元代盛行三国戏，民间述闻和文艺加工越来越丰富多彩。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行《全相三国志平话》，亘古第一次出现了貂蝉。《平话》里的貂蝉姓任，原是吕布妻子，夫妻失散多年。她流落到王允府中，在后花园焚香祈祷早日归乡，夫妻团聚时，偶被王允撞见。王允给貂蝉不少金珠绸缎，许诺让她与吕布相见，却又把她送给董卓。两天后吕布入见董卓，见到貂蝉，才知道董卓新妇竟是自己发妻，于是乘董卓醉卧如泥，一剑刺死了这个夺妻老贼。其后的元杂剧又有出《连环计》，貂蝉为忻州（今山西省忻县）木耳村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被汉灵帝选入宫中作宫女，掌貂蝉冠，因而叫做貂蝉。灵帝将貂蝉赐给大将丁原，丁原又将她赐给义子吕布，结为夫妻。黄巾乱起，二人阵间失散，貂蝉流落到王允府中。董卓专权以后，蔡邕向王允进献连环计，王允就借助貂蝉成就连环计，离间了董卓与吕布，并假借银台禅让诛杀董卓。明眼人不难看出，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九回前半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正是在《平话》和元杂剧相关故事的基础上调整人物身份和关系，增加情节波澜和细节，再创作而成的。其间的貂蝉，已变成了自幼选入王允府中的绝色歌伎，并且深明大义，为报王允多年视同亲女的养育之恩，甘愿牺牲自己而楔入董卓、吕布之间，从而力助王允成就了连环计。这以后，貂蝉成为吕布的妾，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有交代。但接下来的第二十回，只提及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貂蝉的后来命运如何，就付之阙如了。
　　罗贯中付之阙如，不是缘于疏漏，而是因为《三国志》一些文字令他为难。《吕布传》正文中记叙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个“侍婢”是不是貂蝉，私通前后的因果存亡，都呈现来无踪去无影的空缺。《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两次涉及吕布“妻”，而这个“妻”替他生的女儿要与袁术之子政治联姻，年龄起码有十三四岁了，“妻”则起码三十岁了，也与貂蝉合不上。而在《关羽传》里，裴注还引《蜀记》写道：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魏氏春秋》所说见《明帝纪》裴注，称秦妻姓杜，归从曹操后产遗腹子秦朗，曹操“甚爱之”，对宾客说“岂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魏明帝年间，秦朗官至骁骑将军，十分受宠信。这两段裴注可谓了得，事实依据于《蜀记》，又有《魏氏春秋》佐证，毋庸随意质疑。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定然是个绝色美女，轻易不求人的关羽才会“屡启于公”，“乞娶为妻”。曹操由于关羽的一反常态，“疑其有异色”，利用权势，抢先一步，派人把秦宜禄之妻“迎”来“看”了，立即“自留之”，全不顾关羽会作何反应。关羽果然“心不自安”，后来复归刘备，未尝与此无关。这场夺美戏，倘若只涉及曹操，小说家的生花妙笔自然可以纵情发挥。就像《三国演义》第十六回下半回“曹孟德败师淯水”，对曹操在宛城占有降将张绣的叔父张济之妻，连日“取乐，不想归期”，导致张绣举兵造反，火烧曹营，曹操只好狼狈逃窜，长子曹昂、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全都为之送命那样，至少要写上一回半回。然而，偏巧还涉及关羽，并且关羽是最先的意图占有者，如果写了，势必污损到关羽的光辉形象。宋、元那些说“三分”艺人却不管这些，硬说秦妻就是貂蝉；元杂剧更有一出《关羽月下斩貂蝉》，表现关羽被人夺爱，怒火冲天，干脆来了个大家占不成。罗贯中既要尊刘抑曹，特别是要美化关羽，就不能不为尊者讳，不去碰这个敏感话题。所以，艺术虚构出来的美女貂蝉，最终的结局连小说都无从稽考，更难强求与史籍记载对号入座了。
　　尽管如此，这一个貂蝉竟然鲜活起来，跻身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不但在小说里面光彩照人，而且在世人心中惊鸿时见。
　　这，究竟为什么？从艺术美学看，当然可以借典型形象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通行理论加以诠释。但在自古及今不乏人众的貂蝉拥趸群里，起作用的决然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对美女魅力的认同。在貂蝉以前，西施那样一个浣纱女，其所以能一个美女俨然胜过十万雄兵，凭的就是她那种沉鱼落雁之姿，迷住了吴王夫差，直令夫差神迷意乱地放了宿敌越王勾践一马，从而给了后者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重振旗鼓，反而灭掉吴国的绝妙转机。王昭君同样来自民间，香溪河水成就了她的天生丽质，但“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及至汉元帝刘奭将她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之际，才发现她“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大惊”失悔，“意欲留之”，已办不到了（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在貂蝉以后，“重色思倾国”的唐玄宗李隆基，其所以要不择手段地公开乱伦，从儿子寿王身边夺过杨玉环，将其封为贵妃后“从此君王不早朝”，也是缘于杨贵妃的绝色美艳足令“六宫粉黛无颜色”（见白居易《长恨歌》）。至于貂蝉，王允决计用她离间董卓和吕布，看中的就是董、吕“二人皆好色之徒”，而貂蝉那种闭月羞花之貌，正好让两个“好色之徒”坠入连环计。果不其然，吕布一见到貂蝉“艳妆而出”，就“惊问何人”；董卓一目睹貂蝉“惊鸿宛转掌中身”，“好花风袅一枝新”，就赞誉为“真神仙中人也”，纳为侍妾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回）。貂蝉的美的魅力，十足以与其先之西施、王昭君，其后之杨贵妃联翩颉颃，再加上《三国演义》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谁还会管她似有还无？
　　不过，美的魅力也者，是我用的现代语词。在中国古代，从有文字记载、文物考证可以确定的夏、商、周三代以降，整个社会无论怎样聚合分崩，改朝换代，都布满了男权中心的天罗地网。尤其是西汉年间“独尊儒术”以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更将一切话语权都集中到男人手里，除了个别因缘时会的权势女人确曾“偶尔露峥嵘”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女人，包括那些侥幸留影史籍的才女、烈女在内，实际上全是男人眼中之物。其间的美女，较之其他众多的寻常女人，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叫“尤物”。“尤物”
　　一词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本义是泛指各式各样特出的人物，但随着男权中心社会日益坚如磐石，这种泛指性就愈来愈模糊，终至衍化成专指绝色的美女。这样的专指本身就有中国特色，历来又重在“食、色，性也”所包含的女色，更是特色再加特色。“绝色”一词，说穿了就是绝品女色，足以达到“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外戚传》）的“移人”之效。在中国古代，品评女色的话语权与享受女色的专利权一而二，二而一，全由男人掌握，权力越大的男人，品评、享受女色的机会越多。那年月虽然不讲“三围”，不说“性感”，不搞“人造”，而是追逐天然生成的容貌、身姿、肤色美轮美奂，但已细化到了眉、眼、鼻、口、唇、齿、颈、腰、指、脚乃至头发、声音无一不求妙曼的超常境地，美女的入围门坎相当之高，决然不像当下中国只要不似歪瓜裂枣，模样、身段基本周正，一概廉价称为美女的泛美女化，绝品美色自然可遇而不可求。唯其如此，一旦遇到了绝品美色，有权的男人多会勃发好色本性，非欲猎取到手不可，不怕争得头破血流，董卓、吕布争夺貂蝉即沿此例。王允也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才用尤物貂蝉充当连结董、吕两环的扣，得以顺利施行连环计。《三国演义》硬给貂蝉奉上关心“国家大事”，宁可“万死不辞”的政治觉悟，未免太假正经了。
　　既做了尤物，貂蝉就逃避不了兼而充当男人们的猎物、礼物、私物，乃至于替物、弃物的宿定命运。在王允那里，她偶然成为一件政治猎物，身居“三公”高位的司徒王允不惜屈尊“叩头便拜”，赶紧把她猎取到手，作为政治礼物的备份。第一步，将这份政治礼物，贴上王允“小女”的名牌商标，包装起来送给好色之徒吕布。吕布一见就浑身发热，急欲收为房中私物，被套上了连环扣。第二步，王允又捧着同一政治礼物，向另一个好色之徒董卓施展性贿赂，董卓立即笑纳貂蝉为房中私物，也被套上了连环扣。就这么两步，这一个尤物就凭借着天生绝色，成为了王允连环计中不可多得的政治替物。一扣连两环，于是进入第三步，董卓和吕布为了争夺这个尤物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竟至演出了凤仪亭闹剧。由此引出第四步，连环计的总设计师王允进一步联络吕布，与之结盟，由吕布亲手杀掉了董卓。吕布成了夺美战的胜利者，收貂蝉作妾，如愿以偿地将其变成了房中私物。而彼时彼际，王允再也用不着貂蝉，貂蝉无异于总设计师的政治弃物。几年后，吕布命丧白门楼，她又充当了吕布的战争弃物，要么在战乱中被杀死，或被乱军糟践而死，要么被曹操“载回许都”，由吕家私物变为曹家私物。
　　这诚然是仅就《三国演义》说的，不能与西施、王昭君、杨贵妃们划上等号，当作历史上确曾发生的真人真事。但在三国时期那种乱世动荡中，类似命运的绝色美女不乏其人，最突出者莫如甄后。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记载，甄后为汉末中山无极（今属河北正定）人，灵帝光和五年（182）十二月出生于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幼年时有人给她看相，说“此女贵，乃不可言”。从小聪慧，“不好戏弄”。“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天生的秀外慧中。成年后作了袁绍三子袁熙的妻子，献帝建安七年（202）袁熙出任幽州刺史，她留在冀州侍奉婆母。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城，曹丕先入袁府，见一“被发垢面”的年轻妇人正在袁绍之妻刘后身后“垂涕”，问是什么人，刘后答以“是熙妻”。曹丕当即“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发现甄氏“姿貌绝伦”，大为惊叹。曹丕一离开，刘后便出了一口大气：“不忧死矣！”果如所料，曹操一听说曹丕看中甄氏，马上“遂为迎娶”，曹丕对于甄氏也“有宠”。十分明显，甄氏十几岁成为袁熙之妻，二十四岁又作曹丕之妾，并不是由于秀外慧中，而是因为天生尤物的“姿貌绝伦”。曹丕业已问明她是袁熙的妻子，明知袁熙当时还没死，但她作为战争胜利者，原属失败者的人、财、物全都成了他的战利品，把甄氏猎为私家“宠”物也就顺理成章。
　　甄氏被曹丕猎为私家“宠”物以后，替曹丕生下了后来继位成为魏明帝的儿子曹叡，以及女儿安乡公主。无论曹丕对她怎么样宠爱，她都始终小心谨慎，按照封建皇权道德，多次劝曹丕“广求淑媛，以丰继嗣”。曹丕的众多妾媵当中有个任氏，由于“性狷急，不婉顺”得罪了他，决意遣出。甄氏主动劝谕道：“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曹丕“不听”，“遂出”任氏。这件事表明，即便在受“宠”期间，甄氏也只是曹丕的众多私家“宠”物之一，说话没有多少分量。献帝延康元年（220）正月，曹丕即魏王位，没有将甄氏封为王后；六月南征，又把甄氏留在了邺城。《三国志》及《魏略》、《魏书》都回避了个中原因，如今据年算一算，当时甄氏38岁了，在曹丕眼里已近人老珠黄了，失去“宠”爱固属必然。这决不是我妄加揣测，她的本传里，后续记载便是明证。魏黄初元年（220）十月，也就是曹丕南征四个月后，魏代汉兴，曹丕“践阼”称帝。曹丕称帝后，原汉献帝、现山阳公刘协立即“奉二女以嫔于魏”，献上了一份政治厚礼；加之“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氏就“愈失意”。先前那样婉顺的甄氏，“愈失意”后不免“有怨言”。怨言传到曹丕耳朵里，“帝大怒，二年（221）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这一个天生尤物，在曹丕身边匆匆走过17年的人生历程，由战争猎物而私家宠物，而男权弃物，死年只不过39岁。生前并没有当成王后、皇后，身后才母以子贵，曹叡于太和元年（227）继曹丕皇位为明帝后，方才“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比一比貂蝉，甄后固然少了某种礼物、替物的遭际，荣华日子也稍长一些，但基本的命运轨迹并没有本质区别。
　　另一个显例是江东二乔。乔，《三国志》作“桥”。《周瑜传》记载，建安三年（198）周瑜投奔孙策，受任建威中郎将。“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是个“长壮有姿貌”的美男子。孙策与他同年，也人称孙郎，“亦英达夙成”，两人十几岁“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周瑜随孙策“攻皖（今安徽潜江县），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两个结义兄弟的青春美男子，同娶两个同胞姐妹的国色美少女为妻，不唯在三国时期，抑且贯穿古今，都是一段等闲难求的儿女佳话。但一个“得”字，一个“纳”字，多少寄寓着一些春秋笔法。
　　裴注引《江表传》说，“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一个“戏”字更见蹊跷。引文两处提到的桥公，一般认为即是《武帝纪》里那位赏识青年曹操的“梁国（汉代梁国属豫州刺史部，地在今河南商丘南）桥玄”，建安七年（202）曹操曾“遣使以太牢祀”。从孙策的话里看，桥玄于灵帝光和年间（178—184）病逝以后，他的两个女儿就幼年失祜，“流离”在民间，当时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岁了。所谓“得”，其实是俘获，两个尤物都是他的战争猎物，猎物自然可以“纳”为房中私物，根本不需要征询二桥的意见（尽管果有征询，二桥多会愿意）。把这件专断独裁的事，当作一桩善事、美事而用“戏”言调侃式地说出来，凸显出了孙策那种军阀式的男权得意之概。尽管相关的史籍当中，再也觅不到二桥后来踪迹，但孙策、周瑜先后英年早逝，她俩都作了寡妇，是可以推定的。唐代诗人杜牧诗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纯属一种历史假设。但如果假设得以成立，二乔就成了曹操赤壁之战的战争猎物，真不知他将何以对待二乔，何以报答“桥公”？如今撇开假设，只说实事，连昔日太尉、一代名士桥玄的两个女儿在三国乱世中也遭到了“流离”之苦，其他美女的命运岂非殊难想见？
　　并未遭受流离之苦，并且身在贵胄显宦家族的美女，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刘备两次政治联姻的女性一方，从本质上说，无不属于政治礼物。前一次娶孙夫人，刘备已经是一个年届半百的老男人，孙权时年二十九岁，他的妹妹最多也不过二十岁（否则早嫁人了），但孙权要与刘备“固好”，她就不得不谨遵兄命去当政治礼物。当然也不能排除，她还要替孙权监视刘备，俨然一个卧底，一个间谍替物。《三国演义》给她取名孙尚香，《三国志》里却无名无传，只在《法正传》和《赵云传》里附带提到一笔。这个美女堪称奇女子和女强人，“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与刘备成亲后，“侍婢百余人，皆亲持刀侍主”，使“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这样当然得不到刘备真心接纳，引军入蜀时就把她留在了荆州，还留下赵云“特任掌内事”加以节制。孙权终于明白联姻之策泡汤了，于是“大遣舟船迎妹”；孙夫人临行还想再博一把，“将后主还吴”，结果赵云与张飞“勒兵截江”，夺回了阿斗，只放孙夫人回去。孙夫人回吴，对孙、刘双方都无异于政治弃物，结局可悲可叹。后一次娶穆皇后，这位刘瑁的遗孀同样也是政治礼物，由法正、吴壹等串通一气送给了刘备。法正又献地，又献人，因而成了刘备入蜀后第一政治红人。吴壹献出了妹妹，也获得了官居车骑将军显任的实惠。好在被献者终于成为穆皇后，结局远比孙夫人强。
　　与貂蝉相似，这些三国美女又像若干面镜子，照出了一些男人，乃至整个社会经常遮饰着的部分真实面孔。秦宜禄妻杜氏那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曹操好色成性，同在宛城占有张济之妻一样，耽溺于美色就敢于置任何大事———例如战事胜败，例如人才收罗———于不管不顾，简直堪称色胆包天；而且照出了关羽也有凡人色心，并不像《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任凭何等美色皆能坐怀不乱。曹操且不论，这样的关羽反而更近人情，更加还原生活本真。甄氏那一面镜子，主要照出了曹丕不仅具有乃父之风，好色成性，而且不惜始乱之，终弃之，在后一点上，甚至连吕布犹自不及。其次也还照出了曹操另外一个品行，亦即用人才不管道德伦常，好女色同样不管道德伦常，因而会招来孔融讽刺。只可惜孔融过分拘泥诗礼传家，几曾懂得封建政治家非唯曹操，就连后来的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也不避乱伦，夺占弟妇以为己妇。曹丕称帝后，君臣易位的刘协“奉二女以嫔于魏”，全不顾自己建安十七年（212）七月曾聘曹操“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亦即未满十二岁者暂时先在家里养着）”，曹丕实为己之舅老倌；
　　身为刘协舅老倌的曹丕，对刘协奉上两个外甥女也照单全收，加以“爱幸”，都说明了他们从来都是一路的货色，只讲四季发情，舅老倌占有外甥女尚且小意思，占有别人的妻子，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与他们相比，穆皇后那一面镜子所照出的法正、吴壹，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也不能以偏概全，将三国风流人物一概视为既好色、又乱伦之徒。关羽就与曹操明显区别开来。刘备喜怒不形于色，乌龟有肉藏在肚皮内，娶穆皇后毕竟政治考量超过了女色惑乱，也与曹操颇不一样。孙策、周瑜两个青春美男子，虽然靠“得”而分别“纳”了大桥、小桥，孙策还曾“戏”言调侃过，但也不能怀疑对那两个国色美少女确有真爱。面对着女色勾引，最能够守正不苟，保持男子汉道德尊严的当推赵云。《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写到，刘备平定江南四郡后，任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取代原任太守赵范。赵范的寡嫂樊氏，“有国色，范欲以配云”。赵云拒绝道：“相与同姓，卿兄犹我兄。”坚决不肯答应。别的人又劝赵云收纳樊氏，赵云仍然坚持说，赵范是被迫投降，“心未可测”，更何况“天下女不少”，终究没有那样作为。“范果逃走，云无纤介”。倘若换成了曹氏父子，或者吕布之流，百分百如同当今那些美女、金钱、财宝一样都不能少的滥官污吏一样，早就将樊氏笑纳怀中了。另如诸葛亮，也是道德高尚，不羡女色的。《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说，沔南名士黄承彦选婿，看中了诸葛亮，对诸葛亮说“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诸葛亮同意娶这个丑女，“即载送之”，终身没有另娶。这与曹操在《武文世王公传》里具姓的皇后、夫人、昭仪、姬媵多达13人，还不包括他的前妻丁夫人、刘夫人，以及逢场作戏临时“取乐”的那些女人相对照，不啻有霄壤之别。所以，从功业看曹操，无疑是在诸葛亮之上，而从道德看曹操，则根本不能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美女作为一种百代永在的特殊镜子，留真功能确是不容小觑的，今之视古一如后之视今。
　　位尊权重的男人肆意猎取美女，享受美女，并非只发生在三国前期那些闯荡乱世的军阀贵胄身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同样乐此不疲，放纵无忌。在蜀汉，都乡侯、车骑将军刘琰本为刘氏“宗姓”，一贯生活侈靡，纵情声色，荒淫无行。他的妻子胡氏“有美色”，建兴十二年（234）正月循例入宫拜贺太后，不料遇见了更加荒淫无行的后主刘禅，将其留在宫中，“经月乃出”。论宗亲班辈，刘琰与刘禅当是远房叔侄关系，胡氏当是刘禅婶子。但天生尤物“美色”可餐，哪管什么叔婶侄儿，猎取到手就留在宫中“取乐”，“乐”够味了方才放行。当然扯了一块遮羞布，说是“太后令特留”，借穆太后掩人耳目。刘琰明知胡氏“与后主有私”，不敢惹刘禅，气都出在胡氏身上。心想你再“有美色”，也只能作我一人房中私物，如今竟然给我戴绿帽子，天生尤物多的是，岂能再留你？于是命令兵卒殴打胡氏，甚至用鞋底打胡氏的脸，“而后弃遣”。胡氏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既成了夫家弃物，就向皇帝“情夫”告状，于是“琰坐下狱”。奉诏审理的官员自然不好追究刘琰侮辱、体罚、弃遣当今皇上“情妇”的罪，以“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罪名处置他，居然作出了“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的荒唐结论，“琰竟弃市”。
　　这在中国以言代法的“法治”史上，其荒诞不经，或许堪称一个绝版。如今透过绝版看胡氏，她的尤物、私物、猎物、弃物特征历历在目；看刘琰，看刘禅，他俩形似“情敌”，实际是一丘之貉。
　　较之刘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孙权的孙子，吴国的末代皇帝孙皓。孙皓于元兴元年（264），由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拥立即皇帝位，时年23岁。当年八月，张布因拥立有功，升为骠骑将军，加侍中；他的一个女儿也被孙皓纳为美人，“有宠”。但“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阳兴和张布尤其“窃悔之”。有人密告给孙皓，当年十一月孙皓便“诛兴、布”。杀了张布后，竟问张美人：“汝父所在？”张答：“贼以（已）杀之。”孙皓当即“大怒”，“棒杀”了张美人。待怒气稍平，“好酒色”的孙皓又“思其颜色”，指派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侧”。还问左右说：“布复有女否？”左右告诉他，张布的大女嫁给了故卫尉冯朝的儿子冯纯。孙皓一听，立即派人“夺纯妻入宫，大有宠，拜为左夫人，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房宴”之不足，进而又令宫廷尚方用黄金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以千计，令宫娥彩女佩戴这些黄金饰品“以相扑”，为其“房宴”取乐助兴。相扑碰撞，往往导致黄金饰品“朝成夕败，辄出更作”，一些工匠便寻机偷盗，造成府藏为之空。
　　张夫人死后，孙皓将她“葬于苑中”，并且“大作冢”，命令工匠“刻柏作木人”，放到冢里“以为兵卫”，陪葬的金银珍玩更“不可称计”。孙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致使国人谣传他已经死了，以孙皓的名义复出的人并非他本人，而是“颜状似皓”的舅子何都。这在中国历代帝王的耽溺女色荒淫史上，恐怕称得上“天王”级的旷世绝版，唐代李隆基之于杨玉环简直可谓望尘莫及。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妃嫔传》，特引《江表传》详加记载，才让后人知道世间真有这等之人，这等之事。
　　陈寿撰述《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写了一段序文，值得后人注意。首先他引《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其次他以“二妃嫔妫，虞道克隆”和“任、姒配姬，周室用熙”作对照，提出了“废兴存亡，恒此之由”就在于能否做到“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然后才大发感慨：“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呜呼，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这些话，基本意思相当剀切，“男女正”，男女要和谐确是千古不可移易的，关乎“废兴存亡”的“天地之大义”，“唯色是崇，不本淑懿”确会导致“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自古及今，“有国有家者”均应当“永鉴”。但他并没有看出，天地间的男女关系既有生物性的一面，更有社会性的一面，决非单纯是《周易》讲的乾坤组合，自三代以降，男女之间就从没有平等过，从没有和谐过。
　　“男女正”的说教，基本的信众主要存在民间，存在也不纯粹；
　　至于那些掌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权力的治民者们，除了其中一部分确能道德自律以外，相当多人就从没有相信过。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无论是王允那样的正人君子，还是董卓、吕布、曹操、曹丕、刘禅、孙皓之类的权贵豪强，乃至历代伪道学们，心目中的女人无非是以“色”分级的灵肉之物，其中的绝色美女无非是品级最高，标名尤物罢了。尤物也是物，同其他女人一样，无不可以“肆意侈欲”，随应时间、地点、条件的转换而用之如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越是尤物越可能命运不堪。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即是这一社会历史定势的凄艳概括，“乱世”、“末世”中如此，“治世”、“盛世”中也好不了多少，充其量程度、形式有所差异而已。甚至于直至当今中国，不少男人仍然照不得三国美女那些镜子，否则丑恶嘴脸就会暴露无遗。有一句广告语“美食和美女，让味觉和视觉都放松”，就颇值得人们思索。
　　事实上，以美女为节点的女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历史问题。早在公元前12世纪，希腊半岛南部的阿开亚人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洛亚人，就曾为争夺斯巴达美女海伦，打了一场历时10年的部落战争，希腊人最终整个毁灭了特洛亚城。人类进入21世纪，文明程度总体上高得多了，但在非洲一些国家、地区和部落，女孩子仍然必须经受“割礼”，国王者流仍然可以每年“选妃”。即便文明领先的国家，女人有权当女王、总统、首相、总理、国务卿、CEO了，平民家庭出身的英国黛安娜王妃可以与查尔斯王储分庭抗礼，追求个人爱情自由，挑战世袭王权、男权了，曾被誉为“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世纪的蒙娜丽莎”，现年79岁的前意大利著名女星吉娜·洛罗布里吉达，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同小她34岁的西班亚房产商贾维尔·里高·里福尔斯结为伉俪了，仍然只是表明女性命运改善了，地位提高了，而决不是什么“男女都一样”。美国《财富》杂志评选2006年度全世界最有权力的31名风云人物，女人只有2人，一人为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另一人为与其丈夫比尔·盖茨并列的盖茨基金创办人之一梅琳达·盖茨，男女比例的过分悬殊即为一个铁证。
　　风行全球的“选美”活动五花八门，表面上仿佛是崇尚女性美，实际上骨子里都是男人在变相猎艳，满足意淫，而不是女人在主动比美。通常多由男人“选”出来的“美”，无论封“后”称“姐”，事后总有不少的美女沦为富豪巨贾、政要名流甚至黑帮头子的新妇、二奶或者小蜜，就证明了诸多“选美”在现代文明包装下的男权购“物”实质。前不久，据英国媒体披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国家剧院附近的公厕里，安装了一批外形酷似女人性感嘴唇的小便池，池内竟然还有一排雪白的牙齿和一条鲜红的舌头。制造商纽合德，以及设计“女人嘴唇小便池”的专家们，究竟将女性当作什么，难道还需要作分析吗？而所有这些，较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不乏后继之人，甚或后来居上，以及明娼、暗娼、“红灯区”广泛存在，国际间的贩卖性奴隶事件时有所闻，又都成了小焉者也。固然不容许以一当十，以偏概全，但只要不睁着眼睛说瞎话，谁能说，女性人格已经普遍得到充分尊重了呢？借全球“他山之石”，攻当今中国之“玉”，未尝没有必要。


第十三章 辱骂和恐吓也是战斗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辱骂和恐吓都可以当作心理战手段，用于军事对抗，也用于政治斗争，三国人物多有高手。某些辱骂和恐吓并无预谋，但只要出自敌对行动，也会凸显战斗色彩。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下半回写“武乡侯骂死王朗”，三国历史上没有这回事，又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今浙江嵊县）人，归顺曹操前曾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曹丕称帝拜为司空，曹叡即位升任司徒。在担任司空期间，他和时任司徒华歆、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都先后给蜀汉丞相诸葛亮写过信，劝其审时度势，上顺天命，下从人心，举蜀国之地降魏。诸葛亮不为所动，作《正议》一文驳斥劝降理由，表达了以弱胜强，统一天下的信念。这些事都记载于《诸葛亮集》，《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详加引述，以葆忠贞。那以后，王朗于太和二年（228）病逝于洛阳，生前从未参与过对蜀作战，更未在两军阵前与诸葛亮发生对骂。罗贯中仅就一点劝降影子，就把王朗移花接木到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事件当中，让他作魏军主帅曹真的军师，在祁山阵前劝诸葛亮“倒戈卸甲，以礼来降”，结果反被诸葛亮当场骂得又羞又怒，倒于马下而死。文学不等于历史，罗贯中如此虚构非但不足为怪，抑且活泛可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中还可以看出，辱骂俨若一种心理战手段，可以产生奇特作用。
　　《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即已强调“兵者，诡道也”，指出为“将”五要之一就在智计。第三篇《谋攻篇》又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些文字里，虽然并没有直接列举“诡道”智计，但像诸葛亮骂死王朗那种辱骂，分明合乎“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堪称一种“谋攻之法”。事实上，中外古今的军事对抗和政治斗争当中，不只是辱骂，还包括恐吓在内，都经常成为一种心理战的具形选择。其间也有一些猝发性的辱骂和恐吓，尽管沾不上“谋攻”的边，但只要出自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敌对行动，同样能见人见事，凸显出战斗色彩。这方面，三国人物多有高手，也多有好例，值得后人仔细咀嚼。
　　“建安七子”中有个陈琳，擅长写章表书记，曹丕《与吴质书》评价他的“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官渡之战前，他在袁绍麾下作幕僚，袁绍命他撰写檄文声讨曹操。这篇檄文被后人题作《为袁绍檄豫州》，收录于《文选》卷四十四，与后来唐初骆宾王撰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异曲同工，都以辱骂得痛快淋漓著称于世。就檄文性质而言，肯定是一篇遵命文章，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专利。但诚如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陈记室集题辞》中所说，陈琳“为袁本初草檄诋操，心诚轻之，奋其怒气，词若江河”，“后世即有善骂者，俱不及也”。其“善骂”表现在，从曹操祖父曹腾骂起，称其“与左悺、徐璜（汉末擅权宦官，左称‘左回天’，徐称‘徐卧虎’），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次骂操父曹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然后骂到曹操头上，指其“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这样查三代，骂三代，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以后，才洋洋洒洒，真真假假，或夸大其辞，无限上纲；或无中生有，肆意诋毁，历数曹操的桩桩罪行，斑斑劣迹。其宗旨，就是要给曹操政治上定性：“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从而“布告天下”，追随袁绍起兵讨贼，建立“非常之功”。借用当今的话说，这篇以“骂”名世的檄文，实质上是袁绍集团在官渡之战前公开发布的罪行榜、声讨书和动员令，兵马未动而先打宣传战，意欲在心理上先将曹操逼到死角。
　　据裴注引《典略》说，这篇檄文传到曹操手里时，他的头风痛老毛病正巧发作了，是卧在病榻上面读的。读罢居然翻身而起，兴奋地说：“此愈我病！”尽管这样的心理效应恰与袁绍期望相反，但檄文之骂对于曹操心理刺激之深之巨，殊非常人所能想象。其后经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进而占领冀州，陈琳归降曹操。曹操对陈琳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赶紧谢罪。幸好曹操这位政治家确有宽怀大度的一面，“爱其才而不咎”，留下他在身边担任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相当于现今的文字秘书。对这段“骂”的前后因果，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评论道：“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激然露骨。
　　敢矣撄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倘若转换为辱骂袁绍，陈琳不但本人必死，势必还会祸连于三族。
　　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后，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造司马氏的反，也使用了辱骂手段。时在正元二年（255）正月，有慧星长数十丈，起于吴、楚之分，划过西北方向的夜空。毌丘俭、文钦“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在仿造的太后诏令中，他们历数司马师的11条大罪，不乏恶语相加。如罪一“盛年在职，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罪二“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罪四“权势自在，无所领录”，罪五“有无君之心”，罪六“不顾大义”，罪八“不奉法度”，几乎将封建宗法纲常伦理固有的各项罪名都扣到司马师头上了，有的罪名还是从不同角度反复加重。不忠不孝就类于禽兽，在封建社会深入人心，虽然尚未明指司马师类于禽兽，但妇孺皆知其理，等于已经说了。到第十一罪，更由政治、品德牵扯到生理，抓住司马师新割眼瘤未愈，骂为“天不长（助长）恶，使目肿不成”，也够刻毒的了。其用意，仍同袁绍当年令陈琳草檄骂曹相似，就是要多向度地把司马师骂绝搞臭，从而广泛地造成舆论，以使自己从心理上尽可能地取得将吏士民的认同响应，而置对方于心理劣势，舆论劣势。这一场“谋攻”，一度部分奏效，母丘俭、文钦得以“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今安徽寿县），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拥众五六万插旗割据于一时一地。另一方面，司马师也承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压力，担心朝廷内外反对者甚多，万一用兵战败，将会难以收拾。犹豫再三方决计出兵，亲征淮南，以母丘俭被杀，文钦逃往东吴为最终结果，平定这场叛乱。
　　曹操也曾骂过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率军攻汉中，阳平（今陕西勉县西北）一战杀死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操闻讯极为震怒，亲自率军入汉中，直抵阳平关欲与刘备决战。刘备却驻军山头之上，凭借险峻地势，森严壁垒，拒不与曹操决出一个你死我活。刘备间或也挑逗一下，派遣养子、时任副军中郎将刘封出面挑战，重要将领都不出营。曹操气得不行，大声呵骂：“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所谓“黄须”，指他的四子曹彰。曹彰与其兄曹丕、曹植雅好文学不同，“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一向以卫青、霍去病作为榜样。此前一年（218）代郡乌桓人造反，曹彰以北中郎将职衔，代理骁骑将军，率部北征，所向皆破，北方悉平。曹操在长安召见凯旋而归的曹彰，曹彰不伐己功，功劳尽归诸将。由于曹彰的须发微黄，曹操持着他的黄须夸奖：“黄须儿竟大奇也！”如今抬出“黄须儿”，无非想从心理上刺激刘备，促其在曹彰到来以前就决战。殊不知骂了“卖履舍儿”，称了刘备的“爷爷”（自称“汝公”，犹如骂了刘备“孙子”），仍如400年前项羽骂刘邦一样，传承“高祖之风”的刘备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坚决不上当，坚持不应战。从三月围到五月，曹操心理上先拖垮了，决计撤军北还。正是在此背景下，他传出了“鸡肋”的口号，引发杨修自作聪明，抢先收拾行装，招致杀身之祸。很可能，当时曹操的心气不舒，也是杀杨修的一个偶然因素。
　　同在这一年，庞德骂关羽，另是一种情况。庞德原为西凉马腾、马超父子麾下的一员勇将，建安十六年（211）随马超逃到汉中，依附张鲁；二十年（215）曹操进入汉中，收降张鲁，庞德也随众归降。曹操素闻庞德骁勇，一来就拜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二十四年（219）关羽攻襄樊，庞德率领所部参战，驻守樊城南。他的堂兄庞柔在蜀中，樊城诸将颇疑之，他表明态度说：“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与关羽战场交锋，庞德一箭射伤了关羽额头。他常骑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曹军主将曹仁派他驻防到樊北十里，恰逢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平地水深五六丈，造成水淹七军之惨，庞德只好带领余众避水上堤。关羽引水军乘船攻击，乱箭从四面射向堤上，庞德被甲持弓，奋力抗击，从黎明一直力战到午后，矢尽又以短兵相接。他告勉将士：“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至最后身边只剩下将士三人，仍弯弓傅矢，乘小船欲投奔曹仁。不幸船翻被俘，兀自立而不跪。关羽对他说道：“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庞德怒目圆瞋，斥骂关羽道：“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终不屈被杀，与七军主将于禁跪地乞降，适成鲜明对照。方其时，骂声已经成为他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他就运用这一武器，壮烈地展开最后的斗争，直到杀身成仁。没有任何预谋，但却正气凛然，浩气长存。
　　吴质的骂也无预谋，从中凸显的本质，却与庞德的骂决意不可以相提并论。吴质其人，在建安时期跻身主流文人之间，以才学通博深得曹丕以及诸侯礼爱。他政治押宝押在曹丕身上，替曹丕出主意修理死对头杨修，送曹操出征独自痛哭流涕以博取眷爱，都使曹丕将其视为第一号心腹，多次写信全都写得情文并茂。曹丕一登上皇帝宝座，就破格提拔他任北中郎将，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黄初五年（224）吴质从任所入京朝见，曹丕特为破例，诏令上将军及特进以下官员都到吴质住所聚会，并拨出专款设置酒宴。酒酣耳热之际，吴质意欲尽欢，针对上将军曹真身体肥胖，中领军朱铄身体瘦弱，他故意召来倡优当场表演说肥瘦。曹真仗着是曹氏本亲，官职又尊显，生气地责问吴质：“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在座的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也批评吴质，曹真趁势拔刀瞋目，声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骂起座来。吴质怎么服得这个软，当即案剑责骂道：“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朱铄实在看不过，起身说：“陛下使吾等来乐卿尔，乃至此邪？”吴质掉头呵叱他：“朱铄，敢坏坐！”朱铄也是一个急性子，面子上过不去，旋转身就拔剑斩地，大家不欢而散。这其间，吴质比曹真更是恃势骄横，恶语伤人，连皇亲国戚、官高于他的曹真也没有放在眼里，当面辱骂人家是屠案上的肥肉。通过这样一场权贵高层内部的特殊战斗，可以让人看到吴质之类的无行文人一旦有了“最高”一人的权势作为冰山，将会怙威肆行到什么地步。然而就是这样的匪类，在专制帝王庇护之下却能固宠至尊，难道不值得后人深省吗？
　　吴质辱骂曹真表现出来的怙威肆行当中，显然含有恐吓的成分。辱骂不一定都是恐吓，恐吓也不一定都要用到辱骂，三国时期的第一个军阀董卓便习惯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文武官员进行恐吓，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初平元年（190）关东诸侯联兵讨董卓，他打算放弃洛阳，迁都长安。司徒杨彪以“迁都改制，天下大事，皆当因民之心，随时之宜”为由，发表了劝阻意见，董卓当即脸红筋胀地申斥道：“杨公欲沮国家计邪？……宫室官府，盖何足言？
　　百姓小民，保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这一番夹枪带棒的话，吓得在场的公卿臣僚莫不恐怖失色。太尉黄琬小心翼翼地恳请董卓“重思”，他当即“罢坐”，拂袖而去；并且当天就命令司隶官员参奏杨彪和黄琬，撤了两个人的职，致令无人再敢劝阻。如其意愿迁都长安后，董卓筑郿坞，召见文武百官。他预设帐幔聚众宴饮，席间突然传令带出数百名诱降来的北地俘虏，“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者之，未死，偃转（横七竖八倒在）杯案间”。如此凶残地杀人取乐，实则是威慑、警告众人，直吓得“会者皆战栗，亡失匕箸”，而董卓本人却饮食自若。在董卓一类擅权肆虐者的手里，恐吓既是战斗利器，又是驭人谋略，不管花样上如何变幻，意图达到的政治目标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心理上摧垮要对付的人，压迫其服服帖帖地畏从于己，以利自己随心所欲，倒行逆施。
　　当过董卓的“义子”，又因私通董卓的侍婢反叛董卓，杀死董卓的吕布，也曾凭借实力恐吓过别人。建安二年（197），反复无常的吕布先被曹操打败，逃跑到徐州投奔刘备。不久，袁术与刘备相攻，许诺送给他二十万斛军粮，他趁着刘备领军在外，偷袭下邳，打了守将张飞一个措手不及，把刘备老婆、孩子都俘虏了。袁术却以吕布未能捉住刘备为借口，不肯兑现许诺的军粮，吕布一气之下，又将刘备迎回来“遣屯小沛”，而自号徐州牧。袁术派大将纪灵率领三万步骑进攻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吕布便带了一千步兵、二百骑兵赴小沛调解。吕布的兵虽然少，但他久以“飞将”闻名，纪灵一听说他赶来了，即自“敛兵不敢复攻”。吕布在小沛城外安屯下来，邀纪灵和刘备都到他的军营，设宴促使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吕布对纪灵说：“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他叫人在营门正当中举一只戟，声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言罢弯弓搭箭，一射正中戟的小支，诸将皆惊，一迭连声地称赞“将军天威也”。第二天，邀集冲突双方再次欢会，然后就罢兵而去。这一出“辕门射戟”故事，表面上言辞温软，波澜不兴，骨子里却充满了恐吓意味。一则吕布素来称“飞将”，二来吕布当众显“天威”，三还加上是在吕布军营当中，纪灵倘若给脸不要脸，准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只好强赔笑脸，引军退去。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吕布当年恐吓人的手法和效果，无论于古今中外，均不少见。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亲自率军南下，轻取荆州，窥视江东，也对孙权先展开了心理战，派人送去了一封恐吓信。方其时，曹操53岁，打遍中原无敌手，全没有把26岁的孙权小子放在眼里，满心以为也会像刘琮一样，恐吓一下便会心惊胆裂，望风归降。他信里写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华丽的外交语言，每一句都包含着威慑力量。所谓“奉辞伐罪”，亮出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堂皇旗号，分明喻示孙权只有效法“刘琮束手”的一条出路。扬言有“八十万众”，虽属夸大炫耀之辞，但实有的大约30万人马，也确实比东吴当时能调集的几万人马强大得多了。“会猎”云云，暗藏着400年前刘邦打着会猎云梦的幌子，一举擒拿韩信的当朝典故，历史的经验教训彼此都决不会忘记。所以这封恐吓信一到，孙权“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一度在孙权集团高层引发出了强烈的心理地震。连张昭那样的孙氏“三朝元老”和顾命重臣，也劝孙权屈膝“迎之”，其他诸多大臣亦是“降”声一片，弄得孙权既犹豫，又失望。若不是鲁肃独抗大流，反对投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定大计，这一段历史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以恐吓为核心内容的这类心理战能够产生一定作用，因而当年曹操要用，百代以下的中外后人也爱不释手。
　　三国后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平定淮南之战，就是成功运用恐吓心理战，辅助军事行动克敌制胜的成功例证。先是正元二年（255）魏将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拥众造反，时任大将军专擅朝纲的司马师接受时任中书侍郎钟会，以及河南尹王肃、尚书傅嘏的谋略建议，“统中外军讨之”。当时母丘俭率其所部据守寿春（今安徽寿县），文钦率其所部在外为游兵，合计拥众五六万人。司马师亲自坐镇汝阳（今河南汝南）指挥主力部队，派监军王基统领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同时命令镇南将军诸葛诞统领豫州诸军，从北面进逼寿春；又令征东将军胡遵统领青、徐两州诸军，“出于谯（郡治在今安徽亳县）、宋（今山东、安徽、江苏接壤地带）之间，绝其归路”。这样至少三、四倍于叛军的优势兵力，构成了合围态势，他却“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母丘俭、文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心理上被扰乱了。
　　淮南将士的家乡多在北方，面对优势兵力的合围态势，心理尤其恐惧，导致“众心沮散，降者相属”，仅剩一些淮南新附农民兵还在为母丘俭、文钦卖命。这是军事实力和用兵谋略合构成的心理恐吓，部分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其效能不亚三五万将士。
　　司马师随之走出了第二步，派遣时任兖州刺史邓艾统领泰山诸军万余人挺进挑战，“示弱”诱敌，自己则率主力部队迅速跟进。文钦中计，夜袭邓艾，天明才发现重兵掩至了，赶紧落荒而逃，投奔东吴保命。当天母丘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途中同小弟母丘秀、孙儿母丘重一起被杀，不久传首京师，夷灭三族。
　　参与剿灭母丘俭、文钦叛乱的诸葛诞，与蜀汉诸葛亮、孙吴诸葛谨同为东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但三人分在三国，各奉一主，均居显位。因这次参与东征有功，升任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未久又进封高平侯，食邑3500户，转为征东大将军。但他眼见母丘俭等人累被夷灭，惧不自安，便倾出家财收结众心，厚养死士数千人。同时以筑城备寇为名，要求朝廷增兵10万给他守寿春，私心意图“保有淮南”。当时司马师已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对诸葛诞产生了疑心，于是采纳长史贾充的献策，于甘露二年（257）五月征调诸葛诞入京任职司空。把封疆大吏调入京城作官，既可能是提拔重用，又可能是削权闲置，甚至有夺命之险。
　　诸葛诞明白自己属于后一种类型，接诏“愈恐，遂反”。他聚众10余万人，夺扬州，据寿春，并派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幼子诸葛靓“至吴求救”。东吴积极响应，派大将全怿、全端、唐咨和降将文钦一起，率三万精兵进入寿春，并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当年六月，司马昭亲自统领中外诸军26万余众，布置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率部对寿春“四面合围”。诸将多希望强行攻城，速战速决，司马昭坚持认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令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所谓“以全策縻之”，亦即千方百计地困死他，震慑他，消耗他，削弱他，最终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26万余众的大军压境，“四面合围”大半年，“城中震惧，不知所为”。到甘露三年（258）正月，诸葛诞、文钦、唐咨率众突围，都被打回城中去，战场遗留的“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城内口粮耗竭，“降出者数万口”。文钦素来与诸葛诞有过节，至此又主张“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诸葛诞对他疑心加重，将其杀死。文钦之子文鸯、文虎逾城投降，司马昭不仅不杀，还封他们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这就使城内的人更想保命求活，加上日益饥困，诸葛诞、唐咨智力穷尽，走投无路。司马昭又用反间计，恐吓说“吴中怒（全）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逼使全怿、全端都率部投降。至二月“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诸葛诞也落得了与母丘俭同样的下场。半年恐吓，一朝全胜，淮南由是平定。
　　对于辱骂和恐吓，三国时人袁涣自有儒家后学的态度。刘备之任豫州刺史时，曾举袁涣为茂才。其后，袁涣避地江、淮间，曾先后为袁术和吕布所用。吕布与刘备翻脸的时候，要他代写一信去“詈辱”刘备，再三强之，他都不答应。吕布大怒，拔剑恐吓他说：
　　“为之则生，不为则死！”袁涣颜色不变，笑着回答吕布：“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一席话说得吕布自感惭愧，便没有再强迫他。吕布白门楼丧身之后，袁涣归顺曹操，历任沛南部都尉、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等职，“时人服其清”。曹丕听说他拒吕布之事，问他堂弟袁敏道：“涣勇怯何如？”袁敏回答：“涣貌似和柔，然其临大节，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如今看，袁涣对于吕布的恐吓，的确表现得威武不能屈，对于辱骂的理解也合儒学的道理———前一方面值得学习，后一方面也可借鉴。只不过尚须补充一点，那就是，无论古今中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皂隶草民，采用辱骂和恐吓手段进行战斗，决然不会都遵从儒家学说，因而决然不宜践行“本本主义”。


第十四章 司马懿之心难以捉摸
　　司马父子成为曹魏政权掘墓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而曹氏父子恰是促成者，历史仿佛在开玩笑。扫却玩笑的迷雾，看一看司马懿那一颗难以捉摸之心，比指一指司马昭那一颗路人皆知之心，对于后世人更具吸引力。那也是另外一种“黄天”代替“苍天”，无关乎宿命。
　　汉语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出于三国后期，事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在位的甘露五年（260），这个时年20岁的傀儡皇帝眼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面见，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其背景在于，嘉平六年（250）时任大将军司马师擅权废齐王曹芳，另立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时年14岁的曹髦继位，改元为正元。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同其兄一样专擅军政大权，儿皇帝曹髦无非一个摆设而已。到甘露五年，司马昭任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权势尊显已可与建安末年的曹操比拟，业已成年的曹髦于心不甘，意欲有所作为。王经劝阻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顺逆之理，非一日也”；倘若“欲出疾而更深之”，势必“祸殆不测”，因而“宜见重详”。曹髦不听，决计起事。王沈、王业向司马昭告密。于是乎，由中护军贾充、太子舍人成济出面，将曹髦杀于南阙之下。随即另立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奂为帝。那就是曹魏政权的末代皇帝魏元帝，在位仅六年，到咸熙二年（265）就禅让给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了。
　　正如王经对曹髦所说，司马氏“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溯流竟源，要追到司马懿。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一个累世二千石的地方豪族世家。其父司马防，东汉末年任尚书右丞，曾举荐曹操担任北部尉。曹操称魏王不久，特将司马防请到邺城，设宴欢饮。席间曹操问道：“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率尔回答说：“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大笑，对司马防引荐自己步入仕途的铭感之情，尽在如实对答和开怀大笑之中。有这层特殊关系，司马防本人以及其子司马朗（懿之兄）、侄司马芝（懿之堂兄）都先后投靠曹操，并得到重用。《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年轻时就“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被当世名士杨俊、崔琰誉为“非常之器”。陈寿为晋臣，撰《三国志》不敢犯讳给司马懿及子、孙立传，但在《崔琰传》里，也提到崔琰曾对司马朗说：“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司马懿早年曾在本郡作过郡吏，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任丞相后，时年30岁了才被辟为相府文学掾。在曹操身边，他得到迅速提升，“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见《晋书·宣帝纪》）东曹属主管人事，主簿综理相府庶务，都属贴身秘书性的亲重职务。
　　然而在曹操时期，或许智囊团的杰出之士太多了，司马懿虽然时有建言，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非常”之处。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为魏太子，曹操任命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那是一个掌管太子宫禁侍卫的重要职务，从此让他成为曹丕的“四友”之一（另三人为陈群、吴质、朱铄），仕途进入了关键转折点。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一死，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立即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转任丞相长史，相当于今之总理办公室主任，上了很大的几步台阶。
　　历来封建帝王将相身边的亲信，升宫致显都比别的人方便，司马懿在曹丕时期，自然进入了“进步”（当今中国官场术语）快车道。曹丕当丞相、魏王不久，又委任司马懿为督军御史中丞，那是一个临时设置的权要职务，相当于后来历代的监军加今之中央特派员，让他以“御史中丞”身份代表曹丕，行使监督领军将帅的重要权力。司马懿及时抓住邀宠效忠良机，凭新任要职联络一批朝廷大臣上表劝进，仅止过了17天，曹丕便接受汉朝末代皇帝刘协的“禅让”请求，实现父亲曹操的遗志，成为魏国开国皇帝。这样的翼戴之功，使他进一步博得曹丕信任，跻身成为当朝心腹重臣之一。黄初五年（224）曹丕出征东吴，即任用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留守许昌，代其统摄后方的行政和军事事务。到外地出巡，也让司马懿留守坐镇，俨然依为股肱。黄初七年（226）五月，时年40岁的魏文帝曹丕“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这四个临终顾命的辅政大臣，两人为曹氏宗亲，两人为当初魏太子的“四友”成员，都有最高军职大将军头衔，共同组成了曹丕身后的最高权力核心。时年48岁的司马懿效忠曹家父子18年，由相当于今县处级官员的相府文学掾起步，登上了相当于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官场巅峰，都仰赖曹家父子，特别是曹丕的眷顾栽培。曹丕无论如何料不到，这四个辅政大臣，唯有司马懿会对曹氏的皇权基业由辅到削。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懿决然不是一个天生的背叛者和野心家，他在接受顾命重任以后，为保曹魏天下，还是尽心竭力的。与此前相比，正是以辅政作为起点，他的建功立业进入辉煌时期。黄初七年（226）七月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职务统领禁军，八月即受命率兵去襄阳解围。当时吴将诸葛恪领军围攻襄阳，司马懿大军到达，业已退走。曹叡改任他为骠骑大将军，坐镇宛城（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县南），都督荆、豫二州军事，主持魏国南部战区的对吴作战。这是司马懿平生第一次出任战区最高指挥官，在宛城四年，虽然魏、吴两方只在淮南地区打过一仗，襄樊一线再没有大的军事冲突，但对他个人而言，不啻是从为政股肱到卫国干城的一次政治角色转换。有了统兵作战的历练和资本，对他后来呼风唤雨的腾挪施为，构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简单一点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关键转折点，从此他手里握有“枪杆子”，在那个乱世中，“枪”可以指挥“政”。没有这里的“枪”作底垫，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司马父子权倾朝野，直到司马炎以晋代魏。
　　坐镇宛城期间，司马懿终于一显“非常之器”，那就是智平孟达。孟达原是蜀汉的房陵（治在今湖北房山县）守将，黄初元年（220）献城降魏，魏文帝曹丕特意合并房陵、上庸、新城三郡为新城郡，任其为太守，率领旧部驻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形成蜀汉肘腋间的一颗钉子。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在新城倒也活得自在。但桓阶、夏侯尚相继先亡，曹丕又死了，朝中失去了依怙，这位降将就“心不自安”起来。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就多次写信策反，孟达也回信表态愿响应。与孟达一起降魏的申仪素与孟达有隙，秘密上表告发其“与蜀潜通”，曹叡还不相信。
　　司马懿派参军梁几去调查，劝孟达入朝，孟达惊惧不已，遂于太和元年（227）冬起兵叛魏，打算配合蜀军攻洛阳。诸葛亮去信提醒，要孟达提防司马懿从宛城来攻。孟达却按常理分析，宛城距洛阳800里，距上庸1200里，司马懿要上奏朝廷请准后才能出兵，往返加起来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兵抵新城，届时他已打到洛阳了，没有预作防备。殊不知司马懿审时度势，特事特办，不上奏朝廷就于次年（228）春果断出兵，并且倍道兼程，日行军150里，八天就包围上庸，直搞得孟达措手不及。围城强攻16天，孟达部将李辅、外甥邓贤等开门投降，孟达被擒授首。司马懿带着上万俘虏凯旋宛城，又趁申仪来祝捷，将其抓捕起来送往京城治罪。就这样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地平息了叛乱，也剥夺了蜀汉北伐一个可利用的援手。从中反映出，司马懿的确“聪哲明允，刚断英跱”，具备杰出政治家不可或缺的胆识和谋略，用兵打仗也能够出奇制胜。
　　太和四年（230）七月，司马懿奉诏，配合大司马曹真伐蜀，攻入蜀境，因雨退还。次年（231）曹真死，诸葛亮第四次兴师北伐，兵出祁山，司马懿临危受命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代替曹真主持西部战区的对蜀作战。曹叡诏令中说：“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以此为起点，展开了他与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力，前后历时四年。
　　面对诸葛亮这样一个军事指挥才能优于自己的国家敌人，司马懿不像对付孟达那样以奇制胜，而是调整成为稳沉持重的求实应变。第一次对垒，他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三月进攻陇西，意图在于抢割当地新熟的麦子，以解决蜀军补给线太长，军粮接续不上的难题，因而不必轻易交锋，只把作战重心放在阻挠蜀军抢割行动上，便可以迫使蜀军不战而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是魏国的民屯重点县，司马懿派遣部将费耀、戴凌率领精兵前去防守，自己则率车骑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领兵赶往祁山大营解围。诸葛亮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获悉魏军主力将至，立即分兵固守祁山的蜀军南围军营，自率主力转向上邽去抢割新麦。蜀军围住上邽魏军，同时抢割麦子，迫使司马懿不得不掉头赶来救援。救援的魏军赶到，使蜀军无法从容割麦，诸葛亮求战不得，也只好放弃下邽，转向卤城以求一逞。司马懿率军尾追到卤城，仍只扰不战，拒险固守。这样地跑来跑去，扰而不打，引起部将贾栩、魏平等不满，嘲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比他资格更老的宿将张郃也说：“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第一次主持西部战区战事的司马懿拗不过诸将“咸请战”，就硬着头皮打了一仗，结果损失“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于是重新采用扰敌固守策略。拖到六月份，蜀军拖得军疲粮尽，只好退回汉中去。第一次较量，司马懿在战斗中确是失败了，在战略上却是取得了成功。
　　第二次较量发生在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出斜谷（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屯兵渭水南岸五丈原（又称南原，在今陕西眉县西南），时在当年四月。按照计划，蜀军下一步行动将是渡过渭水，进占积石原（又称北原，在今陕西岐山县西面），通过占领南、北原两个战略高地，切断曹魏与陇西诸郡间的联系。司马懿采纳郭淮建议，由郭淮带兵抢先占据了积石原，逼使蜀军退到渭南。他本人亲率主力，扎营马冢山，隔武功水（又名斜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的石头河）与蜀军大营相对峙。诸葛亮劳师远征，利在速战，所以积极向魏军挑战。司马懿看准蜀军拖不起，就坚壁高垒，拒不应战，坚定不移地以拖为战。久经战事的诸葛亮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拖延战法，只好也不按常规出牌，遣使给司马懿送去巾帼妇人之饰，意在嘲弄戏辱，激其应战。司马懿偏不上当，一方面接受巾帼妇女之饰，另一方面只向来使探问诸葛亮“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来使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他由此得出结论：“亮体毙矣，其能久乎？”更加决意拖垮诸葛亮。部将不理解，认为他怯懦，强烈要求出战。司马懿吸取前一次的教训，在内部也搞拖延战法，故意上表请示裁处。曹叡明白其用心，下诏说：“但（只须）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代劳，全胜之道也。”借天子以制部属，司马懿再也无须听人唠叨，放心大胆地继续拖蜀军。拖到当年八月间，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营中，蜀军只好退回汉中。这一次，靠拖延而取得不战屈人之兵的效益，司马懿在战争史上创出一个独特战例。他的权谋和忍劲，也从中表现无遗。
　　诸葛亮死后，西线十余年间无战事，司马懿转往东线，主持了削平辽东公孙氏割据势力的重大战事。自汉末天下动荡以来，辽东太守公孙度、公孙康父子打着保境安民旗号，名义上归顺曹魏，实际上割据一方，传到公孙渊已历三代。公孙渊昏庸暴戾，野心膨胀，曾遣使表示拥护东吴孙权，又将东吴的使臣杀掉，财宝尽吞，在魏、吴间反复无常。到景初元年（237），公孙渊自称燕王，出兵封锁了与魏连结的边境地带。次年（238）春正月，曹叡诏令时任太尉的司马懿帅众讨辽东，行前问询：“度（估计）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司马懿说：“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今辽宁辽阳市），此为成禽耳。”又问：“然则三者何出？”又答：“唯明智审量彼我，乃预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悬远，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后守也。”曹叡问他“往还几日”，他说“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运筹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实际的战事果然大体上如其分析。
　　当年春天从洛阳出兵，六月进入辽东境，三战三捷，即将公孙渊围困在襄平。不料意外地遭遇大雨连绵三十日，辽水暴涨，军心动摇，部将中有人要求撤围迁营，朝廷中也有人主张见好就收，退兵回中原。司马懿一改对诸葛亮的用兵态度，坚持速战取胜，雨停后立即强攻襄平。时至八月，襄平城辽军粮尽，公孙渊窘急乞降，他拒绝了。公孙渊只好弃城逃跑，被追兵斩于城郊。城既破，司马懿下令屠城，“男子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斩之”，“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辽东悉平。这一仗，打出了司马懿另外的品性侧面：深谋远虑，审度明智，坚执果毅，凶狠残忍。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叡病死，九岁的养子曹芳成为继位人。当时司马懿刚从辽东回师河内，时年36岁的曹叡派遣宦官紧急召见，一进入卧内就执其手说：“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曹）爽辅太子。吾得见君，无所恨！”（请注意，对比刘备的永安托孤，是曹叡真正信任司马懿呢，还是刘备真正信任诸葛亮，二者差异立见黑白）又把同为养子的齐王曹芳、秦王曹询叫入卧内，让司马懿认清二人的面目，并且特别指着曹芳说：“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叫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以示亲昵。司马懿当场表态：“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意思很明确，当年先帝曹丕将你托孤给老臣，老臣如何不负重托，尽心竭力效忠于你，你都是看到了的，陛下你就放心吧。彼时彼际，不但曹叡料不到，而且司马懿也真不是心口不一，同样料不到两次托孤之后，对他本人和曹魏政权，会演生出大不一样的后果。
　　齐王曹芳即位后，改元为正始，晋封司马懿为太尉，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与同受顾命重托的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出身宗亲，靠血缘高贵而致显位，但才识平庸，颇有纨绔子弟习气。作为子侄辈，辅政之初对司马懿还能够“引身卑下”，“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但不久，两人分别为帮派领袖，就展开了权力之事。少壮派曹爽仗恃皇室权威，陆续把何晏、夏侯玄、邓飏、丁谧、诸葛诞、李胜、毕轨、桓范、文钦等人集聚到身边，形成了一个“皇室帮”。这些人多为曹氏皇室宗亲、姻亲和功臣后裔，或是庶族出身的新进显贵，在思想政治上崇尚黄老、刑名之术，轻视儒学礼法。而元老派司马懿则是军政权要，主管中书省的刘放、孙资早就是他的死党，出身豪门士族的元老重臣卢毓、傅嘏、王肃、何曾、孙礼等人也都与他关系深厚，长子司马师又以中护军的身份主管武职官吏的选举，背后还有郭太后支持，也形成了一个“权要帮”。这个“权要帮”在思想政治上崇尚儒学，推重礼法，维护门阀制度，抵制多引进新锐人才。两大帮派各有其集团性的特殊利益，水火不相容，度过托孤“蜜月期”势必就要争出个你死我活。
　　以曹爽为首的“皇室帮”，新锐进取性较强，主要采取进攻姿态。首先是争夺关键性的实权职务，刚辅政未久，便由曹爽之弟曹羲出面，奏请尊司马懿为大司马，而免去其录尚书事一职，让曹爽独自控制了尚书省。随后又罢了卢毓吏部尚书的官，而把何晏、丁谧、邓飏拉入尚书省，实际主持尚书省的日常政务。伴随矛盾公开和深化，“权要帮”的骨干成员刘放、孙资、傅嘏、何曾、孙礼等或被罢官，或被免职，或被迫告病引退，呈现出了瓦解的迹象。其次是积极网罗人才，扩充本帮的实力。他们奉行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由何晏主持选举文职官员，“内外之众职务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见《晋书·傅咸传》）；由夏侯玄“拔用武官”，也出现了“参戟牙门，无非俊杰”的良性景象。这对门阀制度无疑是强力冲击，因而司马懿恨得牙痒，斥为“败乱国典”，不论善恶一概视作“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其三是发动对蜀之战，试图借以提高曹爽的声威，让其在军队中凭功站稳脚跟。正始三年（242），夏侯玄、邓飏建议曹爽亲自挂帅，率军伐蜀；曹爽不顾司马懿以及其他元老宿将强烈反对，悍然领兵五万攻入了汉中。
　　其结果，被蜀将王平堵截于势兴山（在今陕西洋县北），进无可进而被迫退兵；退兵途中又遭到费祎伏击，损失了大量人马军资。虽然预期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此行此举，显然是对司马懿的军权挑战。此外，曹爽还于正始八年（247）奏请郭太后移居永宁宫，意在避免其干预朝政，削去司马懿在皇室内部的靠山。如此长达八九年，“皇室帮”步步进逼，几乎把司马懿逼到了边缘处。
　　面对“皇室帮”进逼，司马懿分析形势，本帮的力量既已削弱，就不能与之硬碰硬地正面冲撞，否则容易祸及于身。于是他采用韬晦谋略，主动地示弱退避，借以麻痹对方。先在选官用人问题上，还对夏侯玄说些不同意见，不听也就不管，仿佛无可奈何。既而称病，不再参预朝政。曹爽不放心，趁李胜出任荆州刺史之机，派其以辞行名义去拜望司马懿，伺机观察其真假实虚。司马懿当然对其意图洞若观火，就假戏真作，“示以羸形”。他让两个侍婢在身边搀扶侍候，披外衣，外衣掉落下来，要靠侍婢给他披上。口渴了，只以手指口，表示“求饮”；侍婢进羹汤，他自己不能持杯，全靠侍婢往他口里喂，以至汤水流出沾湿了胸襟。李胜告诉他，将回祖籍“本州”的荆州做官，请他善自珍摄。他喘了好久，才口齿不清地说：“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故意把荆州“听”成了并州。李胜纠正是荆州，他仍然“阳为昏谬”，说“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李胜再三解释是荆州，他才做出微有所悟的样子，声言：“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后必不更会。”还说“（司马）师、昭兄弟结君为友，不可相舍去”，似乎对司马兄弟一帮极为友善。
　　说罢流涕哽咽。李胜离去向曹爽报告，“太傅语言错误，口不摄杯，指南为北”，“患不可复济”，曹爽等人信以为真。以称病手段避祸蛰伏，伺机再起，历来是政坛权谋家的心传本领，但像司马懿戏演得这么好，这么以假乱真，这么迷惑住了敌手，并不太多见。
　　曹爽一帮人自以为司马懿为首的“权要帮”已经群龙无首，肢解离散，更加有恃无恐地专政谋私，为本集团攫取各种特殊利益。
　　何晏、邓飏、丁谧掌控尚书省，共同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以及汤沐地等处国有资产，将其侵吞为己有。凭仗权势“窃取官物”，向州郡索贿受贿，各级官员都望风依从，“莫敢忤旨”。廷尉卢毓与何晏个人之间素有矛盾，何晏等人就抓住卢毓一点小过，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派主管官员先收缴了卢毓印绶，然后才补办一个奏表表示合乎程序。何、邓、丁三人飞扬跋扈，时人谓之“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不少人都鄙薄“三狗”，仅只碍于他们背后有帮主曹爽支持，不敢招惹。而曹爽不但对“三狗”言无不从，倚为腹心，抑且自己放纵权势，奢靡无度，肆意淫乐。反正国有财产就是曹家财产，既已大权在握，岂能过期作废？他的饮食车服，比侔皇帝标准；宫廷府库的珍玩异宝，说是老子的就是老子的，充牣其家中。据《三国志》本传记载，他的“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伪造诏书，征选宫廷才人57人送邺台，令先帝婕妤“教习”其“为伎”。对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也擅自取用。专门修建了一处窟室，四周装饰得绮丽堂皇，美轮美奂，经常与何晏等人“会其中，纵酒作乐”。他们在“骄淫盈溢”，却不知死对头司马懿并未闲着，而是密令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待瞅准时机，就要“一朝而集”，实行反攻倒算（见《晋书·景帝纪》）。
　　时机终于给抓住了。嘉平元年（249）正月，曹爽兄弟三人率领着禁军，随同曹芳去洛阳南郊，拜谒曹叡的高平陵。司马懿乘机起事，派司马师率领死士先占领了武库，并亲自出马，率领部队屯驻于洛水浮桥，切断曹爽归路。同时奏请郭太后，以郭太后的名义下诏罢免曹爽兄弟。代拟的诏令中，历数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的滔天罪行，“敕主者及黄门令罢（曹）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军事和政治两手齐用，两手都硬，司马懿一复出便显示出他这个“老姜”实在够“辣”。曹爽“迫窘不知所为”，桓范建议他“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以图抗衡，其兄弟三人都犹豫不决。司马懿料定曹爽“弩马恋栈豆”，即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前去攻心，宣示可以指洛水为誓，只要他们罢兵归罪，就可以免除官职，“以侯还第”。曹爽同意罢兵，说“我不失作富家翁”。桓范哭道：“曹子丹（曹真的字）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
　　还真让桓范言中了。政治家发的誓，无非权谋应变而已，哪里都靠得住？司马懿装病装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熬到翻身之日，一旦扬眉吐气，就要利剑出鞘，怎会真正让你安心“以侯还第”，甚或日后东山再起？曹爽兄弟归第初，司马懿就像老猫戏弄爪下耗子一样，令洛阳县发800民众，由尉吏带领着在曹爽府第四周围住，并在其四角建起高楼，监视曹爽兄弟的一举一动。曹爽穷极无聊，持弹到后园，楼上人便高喊：“故大将军东南行！”曹爽摸不透司马懿的心意深浅，与两弟商量之后，给司马懿送去一封试探信，说家里粮食“数日乏匮”，乞盼接济“以继旦夕”。司马懿故作吃惊，回以“初不知乏粮，甚怀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盐豉、大豆”，还真送了去。曹爽兄弟“不达变数，即便喜欢，自谓不死”。殊不知喜犹未尽，司马懿戏弄够了，就使出夺命狠手了。随手拈出了一桩既往屁事，宦官张当曾经私下给曹爽送去张、何二位才人，供其淫乐，就给曹爽扣上了“谋图神器”、“大逆不道”的罪名。于是乎，曹爽、曹羲、曹训三兄弟，及其帮派骨干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加上宦官张当一网打尽，不仅本人掉脑袋，而且夷灭三族。两大帮派的权力之争，由此而画出句号，枭雄司马懿笑到了最后。
　　司马懿最终战胜曹爽，关键在搞成功了一场军事政变。这场军事政变，蓄谋如暗流微火，发动如迅雷疾风，干净利落，堪称完胜。在三国时期，王允、董承等人也曾策动过，或者部分成功了，或者完全失败了，无一能与司马懿相提并论。司马懿作为那个乱世的一大政治家，在曹魏集团内，论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总体上应与曹操不在同一档次，但若论耍阴谋，弄权术，搞政变，却为曹操所不及。曹操当年提携他，曹丕当年亲重他，显然都没有发现他有这样的特长。从30余岁到60余岁，司马懿也是效忠于曹氏的，若说他天生就是政变专家，未免失之太不公允。在弱肉强食的政治丛棘当中，政变还是逼出来的。而他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稳然不倒，除了曹丕、曹叡两次托孤的客观因素而外，他个人特别善于审时度势，特别长于隐忍后发，特别敢于凌轹用暴，以及他那阴鸷持重的品行定势，毕竟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在除掉曹爽的第二年，亦即魏嘉平三年（251）司马懿就病死了，但司马氏独断魏国乾纲，14年后以晋代魏的大势业已形成，不可逆转。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接力似地充当了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他的孙子司马炎只不过是仰承祖恩，坐享掘墓成果而已。


第十五章 从“中国”走向中国
　　三国时期的“中国”并非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国。魏、蜀、吴分峙割据，却都把一统天下当作立国目标，因而迥别于古往今来专事分裂的政治实体。三国历史特出的文化价值，不在提供了多少史鉴范本，而在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最终打造成型，阶段性地发挥出了超越秦、汉的催化作用。
　　读三国历史，总体性地会遇到两个潜在问题：其一为，孙、刘联合抗曹，假若实现了灭曹目标，相互之间又将如何？其二为，曹操东征乌桓，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孙权多次派兵镇压山越人，都关涉到民族问题，对之又该怎么看？这两个问题，都紧扣着中华民族国家的前世今生，因而还牵出了第三个问题：三国时期所说的“中国”，与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第一个问题诚然是假设。实际的历史演变早已彰然揭示，不是魏、蜀、吴，而是司马氏的晋结束三国纷争，实现天下一统。那个一统却相当短暂，就被更加四分五裂的南北朝另行取代，其间并未显示什么“合久必分”。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全都不是星相家或预言家，他们及其继承人在世之日，从来都未料到会是那种走向。
　　相反地，如今假设出来的问题，在孙、刘两方的的确确实际存在着。蜀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逝未久，诸葛亮派遣邓芝“修好于权”，孙权就作过试探：“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邓芝当即开诚布公地答道：“夫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孙权开怀大笑：“君之诚款，乃当尔邪！”这一番外交对答表明，一旦假设变成为现实，联合抗曹的两个战略合作伙伴就不再是合作关系，而是敌对关系，必然将兵戎相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同时意味着，孙、刘两方的裂土割据，决非他们分别立国的终极目标，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要一统天下。在这个终极目标上，他们的共同敌人曹魏方面，从来就是十分明确的。因此，曹、刘、孙都不同于袁术、刘表、公孙渊那样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专事分裂而不思统一。两种“分”，形似同而实迥异，根本区别就在是否依归于“合”。无论古往今来，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说，是否以追求“合”、维护“合”为终极目标，都是鉴别从政者和为政者的政治态度前进还是倒退的一条基准分界线。正因为如此，才不宜简单地着眼于三国分峙之形，认为是对秦、汉统一的悖逆和倒退。
　　如何看三国，无疑有多重审视维度，民族问题即为其一。现今由56个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和种族混合，逐步演进产生的。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里最大族群的汉族，亦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从远古到夏、商、周、秦的历次大规模民族冲突、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到西汉时期才杂交形成的。这其间以及尔后长时期内，汉族占据着黄河、长江之间开发程度相对最高的广袤土地，相继建立起了秦、汉那种睥睨天下的中央王朝，在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历史进程当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现今中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历来还居住着众多的其他民族。那些民族或部族也建立过若干自为地域中心、区域中心的国家形态或准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在相互之间，尤其与中央王朝之间，历来都保持着臣服、依附、冲突甚或敌对的错综复杂关系。魏、蜀、吴三国虽非中央王朝，却都承续着中央王朝衣钵，要面对和处理与各自周边的其他民族，乃至各自境内的少数民族的非恒定关系。无所正视或处理不善，就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国家安全，这就演生出了不少历史故事。
　　北方的曹魏国境线最长，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最复杂。其东的辽河以至黑龙江、鸭绿江流域，居住着乌桓（或作乌丸）、夫馀、挹娄、高句丽等民族和部族，乌桓势力较强，当时与鲜卑同称“东胡”。东汉末年，乌桓分化为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三大部族，辽西乌桓大人（领袖名号）蹋顿“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幽州的时候，蹋顿遣使见袁绍要求“和亲”，并派兵“助绍击瓒，破之”。袁绍死后，袁尚、袁熙率残部逃奔三郡乌桓，“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后汉书·乌桓传》）。乌桓势力坐大，对曹操南下以图荆州、江东形成后顾之忧，便采取征服政策，于建安十二年（207）亲自率军东征。大战于柳城（今辽东朝阳），“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继之以强迫迁徙分散政策，将降者“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旅居中国”，以加速其强制同化。还从中抽取骠壮将士补充兵力，“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从此，三郡乌桓兵成为曹魏军中的“天下名骑”。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徙入并州代郡的乌桓人造反，曹操派其四子曹彰率军征讨，“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北方悉平”。
　　长城以北的匈奴民族，先秦时期就是燕、赵等国的强大对手，西汉政权长期交替运用武力征讨和“和亲”安抚两手，与之周旋共存。东汉年间南匈奴内附，徙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即今宁夏、陕北、晋北一带。到东汉末年，并州境内的匈奴人有三万余落，十余万众，趁中原大乱不时进扰河内诸郡，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是那时候被掳掠去的。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打败了於扶罗单于率领的匈奴人。兴平二年（195）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曾出兵帮助袁绍逐鹿中原。一直到建安七年（202），曹操派钟繇率军讨平，呼厨泉单于才归附曹操。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吞灭袁绍的外甥高干，委任梁习作并州刺史，梁习剿抚兼用，加强了对南匈奴的控制。一是“礼召其豪右”，让其在地方政府供职，诱使他们脱离部众。二是强征身强力壮的匈奴人作“义从”、“勇力”，替曹魏出征打仗。三是安置“降附者万计”，“同于编户”，“勤劝农桑”，逐步习惯农耕生活。四是“稍移其家”，先后把上万口匈奴人迁往邺城，既扣作人质，又促其汉化。五是“其不从者，兴兵致讨”，前后“斩首千数”，形成威慑效应。到建安二十一年（216），连呼厨泉单于也在朝见时被扣留在邺城，而让左贤王去卑回去监领其部众。随后又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曹操将南匈奴切割为五部，每部各遴选一名匈奴贵族担任大帅，并派去一名汉人担任司马，实地监督。各部帅的家属统令聚居于晋阳（今属山西），侯王以下的部众一律降为编户齐民（见《晋书·北狄匈奴传》），强使融入汉人生活。到魏末，匈奴人部帅称都尉，连职官称号也改变了原有的符号。其实施结果，极大地淡化了匈奴民族的文化传统，加速了群体汉化的进程。
　　鲜卑族也是“东胡”一支，汉末逐渐取代匈奴的地位，成为北方塞外最大一个民族。曹魏政权对这个新兴强大民族，采取了既不同于对乌桓，又不同于对匈奴的两手并用政策，即分化利用和怀柔招抚。其部族大人如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多有矛盾，互有争斗，但依附曹魏之后，均加封为王，令他们一并接受汉官持节护乌桓校尉节制。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西征关中，河间郡的田银、苏伯趁机造反，时任乌桓校尉阎柔叫轲比能率部参与镇压，轲比能立即率领三千鲜卑骑兵投入战斗，帮助曹魏政权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轲比能启用汉人作为谋主，传习汉字，教作兵器，驾驭部众，使其部族日渐强盛，发展“控弦十余万骑”，于是尾大不掉，时叛时附。曹丕称帝后，任用田豫为乌桓校尉，田豫就扶弱抑强，纵容和支持步度根、素利与轲比能“三部争斗，更相攻击”，以期坐收渔人之利。后来幽州刺史王雄领乌桓校尉，于青龙三年（235）派勇士韩龙刺杀了轲比能，改立其弟统领部族。曹魏政权还注重汉化教育，雁门太守牵招的治下“庠序大兴”，从鲜卑等族中挑选有才识者入太学“还相教授”，收效相当显著。
　　西部的氐、羌民族，西汉时期也相当强大。氐人主要居住在武都（郡治在今甘肃徽县）、汧陇（今陕西千阳）一带；羌人主要居住在青海高原，东汉年间一部分内附，大多居住在凉州东部诸郡，史称“东羌”。再向西，在今新疆和帕米尔高原上，还分布着西域诸民族。当年董卓从一介行武升至将军，就凭借“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战功卓著。董卓依靠的西凉军中，也有许多氐、羌人，特别勇猛善战。另外两家西凉大军阀———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基干将士也多氐、羌人，所以屡次东向争锋，曹操讨平他们颇费了些工夫。建安十九年（214）曹操亲自率军西征，好不容易靠离间分化和武力征伐除掉韩遂、赶走马超后，即“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正始元年（240）齐王曹芳上台后，又命令雍州刺史郭淮，把三千余落氐人强行迁入关中。先武力征服，再强行迁徙，曹魏政权对于较近的羌、氐两族，采取的基本政策与对乌桓人相似，目的也一样。而对于较远的西域诸民族，则维持两汉既定格局，“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年不奉朝贡”。在今新疆和青海北部，乃至更大范围内，仍由西域长史驻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北楼兰遗址）领护西域诸国，并在高昌置戊己校尉屯田驻防。这就意味着，西汉逐步开拓的西北疆界，并没有因为三国分峙而分离出去。
　　蜀汉政权割据的益州地盘，统治中心为今之四川盆地，当时已称“天府之国”。盆地的周边却是险峻山地，虽有汉族人，但主要住民却是被称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东边的巴郡地区，包括今重庆市主城区和四川东北部嘉陵江、渠江流域部分地区，从夏、商、周、秦以来，便世居着濮、賨、苴、奴、夷、獽、蜒七个土著民族，统称“板楯蛮”（或谓只有賨人才称为“板楯蛮”，待考）。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入汉中时，“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护举巴夷、賨民来附”，即叛蜀附魏，曹操曾经象征性地“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护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时在刘备占据益州第二年，算是一次小波折，以后再未发生动荡。再向东南去，在益州与荆州的交接地带，即今渝东南、黔东北、湘西和鄂西地区，自古就是“百蛮”之地，主要是指巴蛮和荆蛮，统称“五溪蛮”；那一地区多属秦之武陵郡，故尔又称“武陵蛮”。章武二年（222）刘备伐吴，曾派马良“招纳五溪蛮夷，蛮夷帅皆受印号”，“咸相率响应”，表明他们已归附蜀汉，愿意为之出兵打仗。但夷陵一战蜀军惨败，包括“五溪蛮”首领沙摩柯等人在内，都充当了殉葬品。在益州以南，即今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和贵州西北部广大地区，史称“南中”，杂居着羌、叟、护、僚、濮等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夷”，依附程度就差些了。而在益州以西和以北，今之四川与甘肃、陕西接壤地带，少数民族也为氐、羌，合称“西夷”。早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便主张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当政，自然就把“和”、“抚”当成了既定政策，并且身体力行。
　　蜀后主建兴元年（223），“南中”夷人豪帅与汉族大姓勾结起来，反对蜀汉，为首的是牂柯郡（今贵州六盘水一带）太守朱褒，越隽郡（今四川西昌）夷王高定，建宁郡（今云南晋宁）大姓雍闿和夷王孟获。诸葛亮经过两年充分准备，于建兴三年（225）亲率大军南征，兵分三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所在战捷。听说孟获威望高，“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他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作战谋划，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他心服口服，称言“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蜀军会师于滇池，至七月“南中”悉平。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即其渠帅而用之”，实行地方自治，以夷制夷。这样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有利于夷、汉粗安。同时也采取了削弱夷帅、大姓势力的四项措施：一是徙“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充实蜀军的兵力；二是把“羸弱”分给八家大姓作部曲，设置五都尉加以统管；三是选拔其中的人才到蜀汉政权中做官，如夷王孟获后来随军北伐，官至御史中丞；四是派廉正干练的汉族官员承担和、抚重任，如李恢、马忠等人后来都得到了夷人信赖。在此基础上，努力促进“南中”的生产，借以充实军资。实行和、抚的直接效益，在于大略稳定了蜀汉的大后方，有利于投入北伐的运作。三年后（228）诸葛亮首出祁山，挥师北进，旌指陇右，得到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叛魏响应。其原因之一，就在当地的氐人、羌人听闻“南中”的和、抚事例，对比曹魏的征讨高压，转而倾心蜀汉。
　　当时的降将，后来成为蜀汉镇西大将军而继承北伐事业的姜维，便是西羌支系之一的姜族中的一位人杰，只不过汉化程度较高罢了。
　　孙吴政权占据的荆州、扬州、交州之地，涵盖了今之两湖、两广、赣、浙、闽、沪以及淮南、苏南，范围相当广。境内的少数民族，除了荆州西部的“武陵蛮”，主要是先秦“百越”后裔。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迁徙中原50万秦民到岭南与越人杂处，汉武帝平越，又在越人聚居区设置郡县以来，“百越”后裔日趋于部分汉化。江淮、浙闽地区的越人分作东越、闽越，统称“山越”，东汉年间已经半汉化。两广地区的越人分作南越、骆越，统称“南越”，汉化程度略次于“山越”，超过“武陵蛮”。其中的“武陵蛮”和“南越”都在边远地区，唯有“山越”在腹心地带，动向如何关系大局。长时期以来，山越人保持着氏族制遗俗，聚宗而居，“白首于林莽”，部伍称为“宗伍”，民众称为“宗民”、“宗部”，豪首称为“宗帅”、“大帅”。平时过着农耕为主的生活，不入平地，不进市邑，不输租税，不服徭役，颇具与世隔绝的色彩。也能用铜、铁制造兵器，加之“俗好武习战”，在汉末战乱中，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综合诸因素，史称他们为“山越”、“山夷”、“山民”、“山寇”、“山贼”，不一而足。
　　孙吴政权“立郡县以镇山越”，自始至终，都实行了高压征服加强制掠夺的政策，比曹魏政权硬的一手更加一以贯之。
　　从孙权主政初期开始，基本的策略便是分割、新置若干郡县，委派高级将领去担任郡县守令，先勒兵征讨压平，再驱略山越山民从军或者屯垦。先还试行过“镇抚”结合，收效不大，即改为武力高压，进剿征服为主，镇压住再用强制性手段肆行掠夺。建安年间的所作所为，《生子当如孙仲谋》一章业已大体罗列，毋庸赘述。当时黄盖“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贺齐讨平丹杨郡黟、歙两县山越人后，孙权将歙县分为始新、新定、黎阳、休阳、歙五县，加上黟县共六县，新设新都郡，由贺齐任太守，军政一体威临一郡。经孙权、孙亮、孙皓三世沿例分割、新置，原江东六郡变成了十四郡，即丹杨、吴、会稽、吴兴、新都、东阳、临海、建安、豫章、鄱阳、临川、安成、庐陵和庐陵南郡。郡县的增多，有利于切割山越固有结构，更有效地加以控制。举凡压服的地方，都强行解散了山越人原有的氏族性组织，迫使山民下山，强者补兵，弱者补户。凌统看准山越“人多”且“壮悍”，“可以威恩诱”，曾经“得精兵万余人”。黄盖也说过，“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山越人成为东吴军队主要兵力补充源之一。吴军士兵中，山越人占到一半左右，大有利于抗曹御蜀。驱略山越人下山屯田，还给东吴军队增加了军粮供给，或征或抢，无施不可。三国后期诸葛恪驻守丹杨，就对山越人围而不打，“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
　　山越人对于孙吴政权如此对待他们，自然是反抗不断，历年暴动波及江东诸郡，多达60余县。这也给孙吴政权造成压力，形成牵制，使其不得不长期两面作战，既要面对曹魏的进攻，又要面对山越的反抗。特别是与刘备集团争夺荆州，孙、刘联盟一度解体时期，这种压力和牵制作用更大。如陈寿评语所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好几年间不得不改抗曹为媚曹，向其称臣纳贡。夷陵之战后，孙、刘重新修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吴使张温对诸葛亮打开窗户说亮话：“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曹）丕”。足见讨平山越，对孙吴政权安定内部，确实处于头等大事的重要地位，这比补充兵员、掠取军粮更加关系命脉。这样的内政需求表明，民族矛盾并非单一的汉族压迫、镇服少数民族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不安内势必难以倾力攘外。
　　非唯此也，外部的头号敌人曹魏集团渗透策反，亦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颠覆危险。早在建安二年（197）曹操表封孙策讨逆将军、吴侯、领会稽太守，令其渡江北上进攻袁术的同时，就曾表封时任吴郡太守陈瑀为安东将军，令其趁孙策渡江偷袭会稽。当时陈瑀派遣都尉万演等携带官印30余纽，四处游说，挑起了山越豪首如丹杨的祖郎、焦几，乌程的严白虎等聚众造反，颇给孙策制造出一些麻烦。孙权继兄主政后，曹操又给山越豪首如鄱阳的尤突，丹杨的费栈等人送去印绶，继续麻烦不断。内部动荡加外部颠覆两重威胁交相作用，加大了孙吴政权镇压山越人的必要性和剧烈度，因而不宜只归为民族压迫。事实上，直到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以后，山越人方才基本顺服，从而使吴国社会相对稳定，更有实力与曹魏政权对抗。
　　魏、蜀、吴三国所施行的民族政策不尽相同，甚至差异明显，但都是从各自的国情实际出发，并且行之有效。相比较而言，蜀汉的和、抚为主比较温和，即时性地稳定大后方效果亦颇可观。不过，对“西南夷”的固有社会组织结构和风俗习惯基本上不触动，从历时性看，却阻滞和延缓了民族融合进程，远不及魏、吴对此促进作用大。这种状态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明、清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才完全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后话可资验证。孙吴的强硬政策当时最为彻底，尽管较之蜀汉，霸权性的压服和掠取过于血腥，却在客观上加快了山越人与汉族人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方面的沟通、交汇和同化。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能提速升级，不能说与此无关。曹魏的剿、抚两手交相并用，手法最灵活，内容也最丰实，剿和抚各兼有吴与蜀民族政策的长短、得失和功过。其间特别突出的地方，在于持续性地、大批量地强制迁徙北方各族与汉人杂处，既在当时有利于安定魏国边境，增强魏国国力，又长远性地推进了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北方民族，同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原汉族继秦、汉之后进一步融合。可以说，尔后不久出现“五胡十六国”局面，无论从正面看，从负面看，都是由此播种、生根、发芽、开花。
　　这其间，决不能回避战争，主要是三国汉族统治者所发动的具有征服性和掠夺性的战争。战争天生具备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恶的极端的形式，在介入的当下时空对于人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造成破坏和毁灭；另一方面，又是善的潜在的助手，它可以充当文明进步的暴力催生婆，在短时期内做出人们在和平常态下长时期才可能做到或难以做到的若干事情，从而促成历史的演进。在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逐渐生成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一个族群内部，还是若干族群之间，从来就未曾只有和平，没有战争。现今中华民族共认的人文先祖炎帝、黄帝两大部族之间，就曾进行过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先民之间相互攻杀得天昏地黑，血流漂杵。然后炎、黄两族合起来形成华夏民族，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又同共工或者蚩尤为首的“三苗”民族多次血战。尽管都只是神话传说而非信史，但与夏、商、周以降的战争史实相对勘，足以说明民族间的大规模冲突，包括大规模战争，历来就是民族大融合的不可或缺的暴力催生婆。
　　由此考察魏、蜀、吴三国那些民族战争，在不掩饰它们的霸权性、征服性和破坏性的前提下，理当毫不迟疑地承认，它们不但满足了当时三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起到了助推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逐渐生成的积极作用。
　　《三国志》里反复出现的“中国”，并非大中华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一个汉语语词和历史概念，所谓“中国”，蕴藏着多重涵义。《书·召诰》说的“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颖达释为“于地势正中”，即方位中央。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早期国家，以为居天下中央，因而称为中国，以与周边四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对。《礼·中庸》说的“声名洋溢乎中国”，就是指的中央之国。《汉书·陆贾传》写到，刘氏皇帝“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宣扬汉代的中央之国空前强大。从中传递出一个信息，这样的“中国”不是国号概念，而是地理概念。上自夏、商、周、秦、汉，下至唐、宋、元、明、清，分别有其国号，而又同为中央之国。英语CHINA，就是由“秦”译音而成的，足见欧美人更重国号之国，所以用秦国国号来统称历代中国。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历代的所有那些国号一概只是朝代符号，无论哪朝哪代由哪个民族为主所建立的中央王朝，无不代表中央之国。在这样一个历史大系统里，地理概念的中央之国浑如母体，国号概念的历代之国形同子体，源远流长，历数千年而传承不衰。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方才有了国号概念的现代中国，却丝毫不影响既成的大格局。正是基于这种系统同一性和历史承续性，尽管中央之国的地理认知早已淡化，“中国”仍然是联结和贯通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不可移易的标志性建构。魏、蜀、吴三国都隶属其间，却没有哪一个代表中央之国。
　　地理概念的中央之国和国号概念的历代各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决定了语词“中国”可以有别的涵义。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吴、越、巴、蜀之类四方之国相对，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也称中国。
　　《韩非子·孤愤》说的“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便是一个例证。后来又引申开去，以“中国”泛指中原地区；唐人陈子昂诗谓“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近人毛泽东词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都是沿此遣词。《三国志》里反复出现的“中国”，有的指中原地区各大集团（前期包括袁绍、袁术、公孙瓒在内，后特指曹魏），有的则泛指中原地区。按传统称谓，“中原”、“中土”、“中夏”、“诸夏”全都与这种“中国”异词同义，频繁见于三国人口。至于“中国”还个指京城，如《诗·大雅·民劳》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则不在《三国志》用例之列。
　　探讨和梳理“中国”的涵义，对于评价魏、蜀、吴三国分峙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具有关键性意义。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请命使吴，游说孙权结盟的时候，就以“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为前提，说出了“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那样的话。“与中国抗衡”，就是“与曹操并争天下”，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一统天下，建立起姓孙或者姓刘的中央之国。黄初元年（220）刘备将伐吴，孙权向曹魏政权卑词称臣，时任侍中刘晔替魏文帝曹丕分析形势说：“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
　　建议趁机先吞吴，“吴亡则蜀孤”，进一步再灭蜀。尽管当时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献策，坐视蜀、吴在夷陵火并，终让三国鼎立成形，但也说明了，曹魏集团从未改变一统天下，建立曹姓中央之国的终级目标。如前文所述，正是在这一个大同上，使魏、蜀、吴与专事分裂割据的袁术、刘表、公孙渊之流区别开来，表现出了致力统一的历史进步意愿。不能因为他们最终都在“分”的状态下结束历史活动，就忽视了“合”的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换言之，他们都是要从小“中国”走向大中国，这种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是应当肯定的。
　　或许魏、蜀、吴三国当时各自实施那些民族政策，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将会有利于民族大融合，但客观效果毕竟真是那样，这一历史促进作用最值得珍视。其中的孙吴政权之对山越，同化加速提级远胜于秦、汉时期，汉、越人民杂居共处，一起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开发，使其迈入了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的良性轨道。尤其在曹魏政权治下，规模大、持续久地内迁周边民族，加上长期战乱中汉族士民也在大量流徙，更在民族冲突的同时，强有力地推进了包括人种因素在内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
　　例如匈奴人，不仅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上在这一过程中由既往的游牧过渡到定居农耕或半农半牧，而且在政治文化、精神文化方面也远逾秦、汉时期，朝着汉化的方向演变。其中的屠各（休屠各、休屠）种族首领，甚而自认作两汉皇室之后而改姓刘；於扶罗单于的儿子就叫刘豹，魏末担任了五部帅之一的左部帅，其子刘渊后来在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自称汉王，还把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孝怀皇帝，把汉代三祖（刘邦、刘秀、刘备）五宗（刘恒、刘彻、刘询、刘庄、刘炟）供入宗庙。其他几族人大致相仿佛。匈奴、羯、鲜卑、氐、羌当时合称为“五胡”，加上賨人合称“六夷”。汉化或者半汉化过程由魏延及于西晋，这些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视作自己的土地，渐次萌生和迅速强化了“入主中原”意识，在三国结束（280年吴亡）仅23年之后氐人李特就开始建立成政权，揭开了所谓“五胡乱中华”的历史序幕。现在回头看，这不应该称作“乱”，而理当视为相关民族对于“中国”所应有的主权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正是三国民族政策在客观上促成的。
　　从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大视野看，公元3世纪初期至13世纪中期的1000余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演进特征极明显。如果说，先前的秦、汉大一统，主要构建了汉族为主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那么，从三国鼎立到宋、辽、金、西夏、于阗、大理、吐蕃的多民族政治实体分治并峙，就是在新的民族混合、交流和重组的大格局下，反反复复地合力打造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这其间，三国对于统一的东汉政权无疑构成强力反拨，随后只有西晋的短暂统一，就进入了汉族和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所共构的南北朝分立互动时期，在激烈而复杂的民族冲突中，推进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隋、唐的重新大一统，虽然由汉族地主阶级掌控政权，但杨氏、李氏皇室已掺杂了鲜卑血脉，所谓的“胡人”也能出将入相。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区，突厥、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实体，仍长期处于并存状态。应当毫不犹豫地承认，以三国为突破口和转折点，中华民族大融合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大一统的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的最终形成，是在这一个阶段之后，从13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历经元、明、清三个统一的中央王朝，由包括汉、蒙、藏、满等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取得的文明成果。因此，三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从“中国”走向中国的大进程中，充当了那样一个突破口和转折点，尽管为之付出的代价的确大了些。


第十六章 文学在乱世中飞扬
　　文学在治世不一定繁荣，在乱世却可能昌盛。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个人性、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固然要受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但归根结底，创作主体获得的自由程度起着决定作用。以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为标志的三国时期文学的飞扬蹈厉，即为乱世文学昌盛的一个样本。
　　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西晋灭吴实现短暂统一，百余年间的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直接导致了民生凋残、经济危殆、道德硗薄和风俗变异，不折不扣是个乱世。但在这个乱世中，就像军事领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彰显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响震古今一样，文学领域的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也以诗歌、骈文、辞赋、评论的同步昌盛彪炳史册。诗歌承续汉乐府民歌风韵，开辟出了文人五言体诗新阶段，五言体诗取代两汉辞赋而成为文坛主导形式，四言体诗、七言体诗、杂言体诗亦颇不俗。骈文同样承接东汉的排偶辞句、敷设辞藻、讲求声律、运用典故之风，更讲求内容充实，形式鲜活，为南北朝趋于极致铺垫了道路。辞赋成就虽然不及诗歌大，却追踪着东汉班固《竹扇赋》、班昭《针缕赋》、张衡《温泉赋》开启的小品时尚，致力于短小抒情，从而突破了两汉大赋定势，引领出六朝抒情小赋。评论的代表作为曹丕《典论·论文》，辅翼之作还有他和曹植、吴质、杨修等人批评当时作家、作品的一些书信，标志着文人专门性的文学评论的开端，对诗文创作振翅飞扬起到了激励作用。这一切，在秦始皇一统天下那样的治世，甚至在清康、雍、乾三代那样的盛世，都未曾出现过。
　　为什么三国乱世会出现文学飞扬？按照时人耳熟能详的文艺理论，很容易首先想到，是那个乱世的惨烈现实，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和题材。应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离开了生活源泉，文学创作注定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迄今光耀文学史册的三国作家，无一不是乱世生活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其中不少人还是三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方向把持人。没有初平元年（190）的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曹操就写不出《蒿里行》，如明人钟惺所评成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见《古诗归》）。没有“兴平中（194—195），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以及后来被曹操“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蔡琰就写不出《悲愤诗》二章以“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见《后汉书·列女传》）。没有从17岁起就避乱于荆州，依附刘表15年，王粲就写不出《登楼赋》。甚而至于，没有与兄长曹丕之间的太子权位之争，曹植就写不出《吁嗟篇》和《洛神赋》。例证可谓举不胜举。然而，倘若把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作用过度扩张，认为能够决定文学创作的价值品位，那就难免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的尴尬和困惑。比一比蜀汉，处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文学创作竟是荣枯两重天，便当以人为本地作出进一步考索。
　　三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欣欣向荣，历历可观，主要体现在曹魏阵营（东吴次之，人才和成果到西晋时期方才凸显出来）。在曹魏阵营，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开始，对文学创作主体的个人自由认同度都比较高，这是文学创作能否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因为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个人性的、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创作主体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写什么、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自由是什么？参考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诠释，自由就是不违心做事和不做违心事。他认为，只有人的意志处于自由状态下，道德观念才有意义。曹操其人从小就“任侠放荡”，意识和行为相当解放。大权在握后，他几度颁布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鼓吹“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就不但有利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广揽人才，而且有助于信其言者、望其风者冲破儒术的道德樊篱，在文学创作中趋向思想解放、题材解放和形式解放。曹丕的《典论·论文》进一步专谈文学，宣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由行文而博取“声名”，经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或准国家领导人如此倡导，自然成为了文学之士的价值取向。于是乎，如曹丕《典论·论文》所描述的那样，“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描述的那样，“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蔚然形成了自由创作、自由竞争的文场风气。一贯“任性而行，不自彫励”的曹植，政治上由争宠到受压，心志才情便更多地转移到了文学上，卓然领异于建安文场。
　　在曹氏父子翼下，聚集了被合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以及繁钦、应璩、吴质、杜挚、缪袭、邯郸惇、左延年等一班著名作家，堪称盛极一时。他们无不“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见《文心雕龙·明诗篇》），打造成为“建安风骨”。到曹髦、曹芳当政时期，乃至于魏末晋初，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自由表现形式不同，实质相似，引领着魏晋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
　　曹操既是政治、军事领袖，又是文场魁首。他的传世诗尽管只有20余首，但远祧《诗经》、《楚辞》，近承汉乐府民歌，直击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一统天下的理想抱负，的确做到了诗如其人，我笔写我心。尤其是五言诗，对把这种诗体从乐府民歌推向文人诗式，作出了突出贡献。《嵩里行》和《薤露》都“用乐府题，写汉末时事”，“以所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见方东树《昭昧詹言》）。
　　《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都写军旅生涯体验和感受，用比兴，用倒唱、顺唱对衬，客观伤时和主观伤怀悉皆痛切彻骨，真实感人，而且具有相当浓厚的汉乐府情味。四言诗当时业已式微，曹操旧瓶装新酒，借以抒怀言志，也为一时之冠。如《短歌行》为争取荀彧而作，活用《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四句，倾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衷情，诚朴的语词、吞吐的笔致寓入了丰沛的情愫、雄健的气势。《步出夏门行》第一首《观沧海》和第四首《龟虽寿》，前者描写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所见所感，后者畅述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所思所愿，既有“霸气”又有“菩萨气”（谭元春语，见《古诗归》），可谓四言绝响。陈祚明认为“曹孟德诗如摩云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采薇堂古诗选》），或许有过誉之嫌。不过无论怎么说，曹操以其积极趋时进取的自由心态从事诗歌创作，的确开了建安诗风。
　　曹丕一生只活了40岁，但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在皇帝作家中堪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的诗，气宇比乃翁曹操逊色，艺术成就却在其上。撇开他和曹植都凭着天潢贵胄身份，写过一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见《文心雕龙·明诗篇》）的酬唱诗不说，他的诗题旨归也有不少关涉出师盛况、统一大业、妇女不幸、游子心切的，写什么悉从己意。在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上，曹丕的过人之处在于，语言精雅，情调谐婉。沈德潜指出，“子桓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见《古诗源》）他承继了《古诗十九首》那种情调，而又赋予文士雅化的精醇娟丽，开了后世唯美诗风、婉约诗派的先河。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在汉诗诗体发展史上，尤为七言体诗的发轫佳作，精美浏亮，凄惋动人。曹丕的文学评论，比创作贡献更大。他的《典论·论文》，文学史界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专著的发端佳构。两样都是亘古第一人，两样都称佳，他的文学地位和影响自在不言中。
　　《典论·论文》的特出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曹丕明确地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是否真的那么了不起，姑且不管它。然而，把文学从先秦两汉一以贯之的六经附庸地位切割出来，肯定它的独立性、崇高性和不朽性，无论如何是破天荒的，解放性的，言了前人之未能言和未敢言。第二点，曹丕对不同文体的不同形式要求作出了点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尽管涉及的文体并非都属文学，但这种区分毕竟呼应了文学的独立性，揭示了文体的差异性，为文学未来的演进和发展指出了新方向。第三点，曹丕首倡了“文气”之说，主张“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的“文气”，就是创作主体个人才情性格见诸作品的个性显示。文学个性是文学自由的精魂所在，无论曹丕的说法如何粗砺，他终究是率先强调了重视文学个性，这一贡献丝毫不亚于上述两点，甚或有所过之。第四点，他不仅一般性地批评了“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现象，而且具体性地点评了“建安七子”的长短优劣，并且相当精当。这是积极的文学批评，也是自由的文学批评，他算作了一次示范。建安文学的实践证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批评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创作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轮齐动或两翼齐飞才能促进积极而自由的文学大业。
　　曹植的自然生命也不长，只活了41岁，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232）便悒郁而终了。但他的文学生命很长，不仅响震于当世，高标逸韵稳居建安文人之首，而且辉耀于千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长廊里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以曹丕当上皇帝那年（220）划界，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大致与曹丕相仿，贵公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自娱自乐，自由自在。大同当中不时流露出小异，一是如《赠徐干》所写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宣泄出了对于沉溺优裕生活，难以展示才华建功立业的苦闷。二是如《送应氏》所写的“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对于洛阳历经董卓之乱后近20年未得恢复，满目荒芜，产生了无限感慨。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成为魏文帝，兄弟关系从兹变成君臣关系，政治上争权沦为失败者的曹植从兹屡被贬爵徙封，极为失意。太和元年（227）曹叡即位后，这样的处境仍未改变，使他郁闷、愤激终身。愤怒原本就有助于出诗人，何况他“柔情丽质，不减文章，而肝肠气骨，时有块垒处，似为过之”（钟惺评语，见《古诗归》），后期诗文便充溢着渴望自由、反抗迫害、蔑视庸俗的思想情蕴，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懑情俗，一时无人可以企及。
　　钟嵘《诗品》曾说，曹植的五言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这样的类比毋宁有点过头，但曹植的诗歌佳作如《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吁嗟篇》、《弃妇篇》、《赠丁仪》、《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杂诗》、《七哀诗》等等，的确与《国风》异世同律，使时人攀仰莫及。诸如诗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志气，“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的怨气，“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的怒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的郁气，无不宣泄块垒，透见肝肠。而“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之类，语言之华采，音节之铿锵，篇章之宏肆，形象之奇警，果真如张戒所赞“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见《岁寒堂诗话》）。从屈原至陶潜七百余年间，若论创作个性之鲜明，主体自由之张扬，可以说曹植独步，三人各是一座高峰。
　　辞赋，曹植同样本色当行，雄姿鹰扬。他写过不少抒情小赋，情致和词采多如其诗，却不如《洛神赋》。如小序自述，这篇赋是“黄初三年（222），余朝京师，归济洛川（洛水）”，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通篇取法于战国时期宋玉的《神女赋》，结构布局、人物形貌和衣饰都有沿袭关系，形象描绘、情感意蕴和寄托却超越了《神女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望“皎若太阳升朝霞”，迫察“灼若芙蓉出渌波”的系列比喻，由静态到动态，由朦胧到显形，由远望到近赏，将洛神之美写得惊艳无比，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既而在人神际遇之间，进一步刻画洛神如何“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如何“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由外形而显内情，细致入微，精妙绝肖。似幻似真，瞬即消逝，自然切入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情蕴主旨，构建出一种使人怅惘的“遗情想象，顾望怀愁”。“怀愁”的深层，实质上寄寓着曹植的命运嗟叹：
　　理想的追求可望不可即。较之于宋玉以及诸多汉人大赋，《洛神赋》表达的个人情怀更真切，更可触可摸，更可思可鉴；将汉语的修辞功能和辞赋的抒情功能融合为一，发挥到极致，尤其胜过了那些前人，开通了魏晋南北朝抒情赋的勃兴之路。加上诗歌的杰出成就，完全可以说，曹植政治上理想受抑，对他固然是个不愿接受而又不可抗拒的人生灾难，但对中国文学则是一件幸事。幸就幸在，它让中国历史少了一个或许会像隋炀帝加李后主似的负一流皇帝，多了一个前追屈原、后引陶潜的超一流作家。
　　“建安七子”中，诗赋成就最高是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篇》认为：“仲宣（王粲的字）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他的《七哀诗》三首和《从军诗五首》，分别写乱离感受、羁旅生涯和军旅闻见，都自伤情多，苍凉悲慨。《杂诗》、《公宴诗》和《咏史诗》，也从多角度抒写了他的人生际遇、态度和情调。特别为人称道的，是他羁旅荆州期间写的《登楼赋》。这篇赋，与《七哀诗》第二首“羁旅终无极，忧思壮难任”背景相同，情致相通。由“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破题，首先描述了登楼所览，引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主题浩叹。其次叙写了怀乡深情，缠绵至切，归之于“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最后从眼中景、心中情提升到社会现实层面，既对“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的乱离尘世“意忉怛而憯恻”，更对“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西匿”的虚度光阴“心凄怆以感发”，从而表达出“冀王道之一平”的期盼。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的动乱势态、人民的安定希冀息息相连，写景与抒情、用典笔笔相扣，使《登楼赋》与《洛神赋》并为双璧，成为当世抒情赋的代表作。他当时所登之楼在今湖北当阳，而当阳、襄阳、江陵三地后世都有“仲宣楼”，足见这篇赋响及后世何等深远。
　　陈琳以章表书记见长，章表书记文体本身不属于文学，但赋与骈文形式，又使其可以跻身文学之林。从东汉中、后期始，文章就有了骈化趋向，建安文人慷慨任气，更加推波助澜。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等，都以散带骈，气势疏畅，发议纵横捭阖，悚人视听，抒情抑扬往复，悱恻动人。陈琳的诗歌成就不及曹氏兄弟，骈文水准却能够与之上下颉颃。他的《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等檄文书信，铺陈辞藻洋洋洒洒，夸张形势贲贲勃勃，指摘丑恶如金针刺穴，陈说利害如疾风掠地，堪称张力十足。如声讨曹操那篇著名檄文，一破题便骂曹氏三代，直令曹操一读，头痛疾立愈，折射出文本的刺激力之强。后来曹操收服陈琳时，责其“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矢在弦上，不可不发”，又反映出文气如虹，不可阻遏。而他从政治上数落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内容且不论，仅从行文的骈偶对称、铺张扬厉来看，已开六朝骈文之先河。同为“建安七子”的阮瑀也写过《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也写过《为刘荆州与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辞章风貌与陈琳檄文颇为近似，但委婉切致，雄健恣肆却不能及。
　　曹魏政权经曹丕、曹叡两代，于240年传到第三代曹芳继承，建元正始，尔后历曹髦、曹奂直到魏末，文学统属正始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以及应璩、应瑗、杜挚、何晏、左延年等人。曹芳当皇帝年仅八岁，两个顾命大臣曹爽和司马懿之间暗斗明争，持续七八年，终以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取胜作出了结，政治上陷入曹爽帮派的何晏也在夷灭三族之列。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司马氏实际掌控魏国军政大权，一方面大肆诛除异己，另一方面又高举名教旗帜作为政治号召，网罗人才以为己用。于是乎，文人势所必至地发生分裂：一部分文学之士，包括“竹林七贤”当中的山涛、向秀等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归附司马氏，成为当时的体制内作家，有的还活到西晋初年；另一部分文学之士则采取了不苟从态度，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对抗现存的政治秩序，成为当时的体制外作家，突出代表是阮籍和嵇康。恰如《文心雕龙·才略篇》所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既承继了一些建安文人慷慨任气的风骨，又加入正始以降崇道文人特有的批判精神，卓然成为当世之杰。就诗文成就、影响而言，体制外作家明显胜过体制内作家，俨然成为那一时期文学领域的最大特色。
　　阮籍是阮瑀的儿子。《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以酣饮致醉的放纵方式，掩饰对于司马氏的不屈从立场，对抗虚伪名教。毕生的五言诗作汇为《咏怀》八十二首，犹如他的人生随感录。这些随感大多寄寓他个人对人生的忧虑和对时世的讽刺，如钟嵘《诗品》所评的那样，“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诸如“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之感，时见于篇什之间，忧惧祸患的情绪了然纸上。“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的比兴意象，却又超出了个人忧患，曲笔勾划出苛酷危殆的时政氛围。“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时政令人生存维艰，这种“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状态，尤其具有普遍意义。但他决不肯沉沦，因而还对当时那些趋炎附势的名教者流“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的表里不一痛加讽刺。移之于散文《大人先生传》，阮籍的愤世嫉俗之情终究难以尽抑，而假托老庄之意，对于当时主流社会那种“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诱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的腐恶风气作了无情揭露和痛快鞭挞。阮籍这种人品和文品，不仅直接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界人和文学作品，而且遗及后世。
　　如果说阮籍可以算作规避性的韧的对立，那么，嵇康就应当视为碰撞性的硬的抗争。他比阮籍更崇尚老庄，同时又更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他的诗不及当时好多诗人，然而，他的文确如其人一样，峻切高迈，卓尔不群。他在《释私论》中宣扬，公与私之别就是真与伪之别，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忤大道，才能称为君子。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说，以好学而求利禄，只是统治者利诱的结果，并不合乎人性之自然。他的朋友山涛（字巨源）未能坚持归隐自然，40岁以后出仕作官，任尚书吏部郎时还想请嵇康出山，代替其先前所任职务，他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在这封绝交信里，明确宣示自己“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对于出仕作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的“甚不可者二”，一是他要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他要固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这两样都为“世教所不容”，“遇事便发”。这以前，他还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权势文人钟会，早就得罪当局。有了这封公开宣言与当局决不合流的信，果然使得“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不久便借故把他公开杀害了。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当局）弗许。”嵇康临刑不屈，顾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然后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就刑，时年四十岁，年当魏景元三年（262）。但《广陵散》绝，嵇康未绝，虽百代以下犹自有人望风追怀。
　　较之于曹魏阵营，另两个阵营的文学就显得不景气，或许都与最高统治者的不爱好、不重视、不提倡，以及治理的严法峻急密切相关。如蜀汉，诸葛亮个人如其本传所说，“言教书奏多可观”，前、后《出师表》历来也被视作文学性散文而入史入选，可见并不乏文学才华。然而综观其一生，他并没有像曹操那样，在军政主业之余也搞点文学辅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过来就是上无所好，下必忌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里，这条潜规则的正、反两个方面都成立，并且普遍存在。尽管《三国志》并未提到诸葛亮如何对待文学，但在他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治下，蜀汉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官修史书的施政实体，多少折射出了意识形态控制相当严；修史尚不准，个人自由度高的文学创作，自然难具备不可或缺的生态环境。再加上用法苛严，彭羕、来敏等都因言论不节获罪，那么，出现秦始皇独裁时期那种无文状态，也就势在必然，毫不足怪了。非无人也，是不能也，主体、客体相依相成，文学的自由发展毕竟需要起码的自由空间。以孙吴为例，与正始文学相对应的时期没有出现传闻后世的作家、作品，并非由于吴下无人，而是因为从孙权到孙皓，为政者们没有提供那样的自由空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和陆云，吴灭前已经投身社会，继父领兵，在文学上却没有能一骋骥足。吴亡后九年，晋太康十年（289）兄弟二人联袂北上进入洛阳，文才立即倾动京师，引出“二陆入洛，三张（张华、张载、张协）减价”之说。陆机还与潘岳并称“潘陆”，俨然一时之秀，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左思。前后对比，反差强烈，该给人多少深长的启示。


第十七章 “神医”在权杖下死去
　　曹操杀华佗，表明政治强权对于科学技术的戕残，可以从精神一直到肉体。纵然尚不是如此极端，在要求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要求科学技术服从于实用，也可能导致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扭曲和阻滞。
　　中国民间广为人知的第一“神医”，很可能不是先秦的扁鹊，而是三国的华佗。那也靠了《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上半回写“关云长刮骨疗毒”，替关羽刮骨疗毒的便是华佗。他“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又“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待华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关羽便大笑而起，对众将说道：“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华佗也称赞关羽：“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演义至此，罗贯中特地献上一首诗：“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唯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数百年间传唱不衰，华佗的“神医”之名，远逾于历代医学巨擘，杏林高手。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件事。关羽攻襄樊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此前大约十一年，华佗就已被曹操杀掉了。尽管如此，华佗确有其人，确有其技，《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把他的事迹列入《方技传》或《方术传》。
　　华佗字元化，又名旉，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生卒年不详，大约在2世纪中叶至3世纪初叶。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按摩莫不擅长。据两史本传记载，华佗在历年的从医实践中，认真吸纳前人成果，融入自身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凡治病用药，他精通药理，配伍处方“不过数种”，从不搞药物拼凑大包围。而且手一抓就准，用不着称量。凭针灸施治，也“不过数处”。如果“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如现代医学所指称的肿瘤、淤积之类，他就用自创方法实施手术治疗。他发明了麻沸散，让患者以酒服下，“醉无所觉”，然后“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这种中医中药麻醉术，自主创新于1700多年以前，不仅领先中华，而且领先世界，是他对中华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如果疾病病灶在肠胃，华佗也能够“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再敷上他特制的“神膏”，四五天之内伤口便会愈合，一个月左右病人就能完全康复。诸如此类在全身麻醉的状态下进行的肿瘤摘除、肠胃切除手术，当世非常了不起，迄今仍然不简单，因而医学界尊称华佗为“外科鼻祖”。
　　两史本传中，列举了华佗多方位的施治效例，有的甚或近乎神奇。广陵太守陈登得过一种病，成天胸膈阻闷，面色发赤，吃不下饮食。华佗望、闻、问、切后，断定他的肠道长了寄生虫，便给他配了汤药，服药后果然吐出不少虫来，随即病除人康。一位姓李的将军妻子患病，痛苦不堪，请华佗诊治。华佗诊断为妊娠期间身体受伤，胎儿没有生下来所致。李将军承认妻子确曾受伤，但又据实坚持说“胎儿去矣”，不肯相信。华佗说，从脉象可以断定，“胎未去也”。李将军依然不信，及至百余日后妻子病势加重了，才又请华佗来。华佗把脉后说：“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扎针用药后，李妻果然有了欲产不能的感觉。华佗又指出，这是由于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必须探手入产道取出。当场指导一个女人探取之，果然取出一个死胎，“但其色已黑”。还有两个府衙小官吏，一个叫倪寻，一个叫李延，“俱头痛发热，所苦正同”。华佗给他们诊治，却认定“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有人问为什么用药不一样，华佗解释“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倪、李分别服药后，次日一早即已健起如常了。东阳人陈叔山的小儿子“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求治于华佗，华佗诊断为“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用药四物女宛丸，十天即病除。诸如此类，堪称高明，现代的名医也很难达到。
　　华佗不只是医术全面精深，而且还十分重视健身养生，把体育运动与预防疾病结合起来。他在先秦以来前人“导引”术的基础上，发明了一套“五禽之戏”，用以“除疾，兼利蹄足”。其一为虎戏，四肢撑地，前后各踯躅三遍，再引腰忽前忽后，然后仰身向天，四肢返伏撑地，向前行七遍，向后行七遍。其二为熊戏，先正身仰躺，用双手抱膝抬头，再左捶地七遍，右捶地七遍，然后蹲在地上，用手左右推地各七遍。其三为鹿戏，其四为猿戏，其五为鸟戏，亦各有其法（参见《太上老君养生诀·五禽》）。其要领就在，模仿虎的扑动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转头颈，猿的伸脚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动作，连成一套活动全身关节、肌肉、筋脉的健身体操。他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这些话，说得唯物而辩证，既精辟又精彩，现代某些医学专家或体育专家，未必能在百字以内说明白。吴普照着他的方法坚持作“五禽之戏”，活到了九十余岁，仍然“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
　　曹操与华佗算是同乡，他有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相当痛苦，自然要找华佗诊治。华佗用针灸施治，时常是针到痛除，“随手而差（愈）”。但头风痛相当地顽固，治表难治里，不免反复发作。
　　华佗对曹操说：“此近（短时间内）难济，恒事（长期坚持）攻治，可延岁月。”曹操当时正逐鹿中原，不时率军出征作战，怎么能做到“恒事攻治”？他便仗恃手中的权柄，要让华佗留在他身边“专侍”，成为专职私人医生。华佗走南转北，普济众生惯了，又怎么能安于“专侍”？加上久离家乡，思归心切，便以回乡“取方”为由，提出告假“暂还”。回到家里后，又托辞妻子生病，需要照顾，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推迟返回曹操身边的期限。曹操多次写信去催，并命令郡县官员督促成行，华佗就是不肯再转来。曹操大怒，派人前往实地调查。行前规定了两手：“若妻信（果真）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如果有虚诈，立即“收送之”。结果一查就露馅，华佗被逮捕下狱，面临死罪。荀彧为他说情：“佗术实工，人命所县（悬），宜含（包涵）宥（宽恕）之。”曹操不同意，愤然道：“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华佗的生命于是被剥夺，其时大约在建安十三年（208）南征荆州之前。
　　华佗临死前，把他平生医学结晶的一卷书托付给狱吏，强调说：“此可以活人。”但狱吏知道他是曹操“钦点”的重犯，畏惧刑法苛严，遭株连而祸及己身，无论如何不敢接受。华佗也明白兹事体大，后果严重，便不勉强狱吏，带着无限遗憾而“索火烧之”。这一烧，华佗一生那么珍贵的医道医术、医方医案，竟然大都化作了灰烬，未能遗传下来。对中华医学，对中华文明，这是无可挽回的、异常重大的损失！损失的造成，不该怪华佗，而该怪滥用政治强权，从精神到肉体把华佗消灭的三国第一政治家曹操。
　　华佗被消灭以后，曹操的头痛未除，竟然还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耳！”居然倒打一耙，诬指华佗是“欲以自重”，故意“不为我断此根”。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你那些医道医术只能为“我”所用，为“我”服务，否则我就要把你从人间干净、彻底地一抹了之。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病重了，他才感叹“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但他的追悔，仅止限于“令此儿强死”，绝然未曾念及天下苍生。完全可以说，曹操一生杀了那么多的人，最不该杀的就是“神医”华佗，因为杀一华佗远不仅限于具体个人而已，他杀掉的还有一份中华医学的珍贵的成果。
　　幸而任何政治强权的毁灭力或破坏力总是有限的，与华佗同时的另一位医学泰斗张机，逃过了曹操或者别的政客、军阀的屠刀。张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大约生活于汉末和平元年（150）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间。从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九年（204），中原地区的战乱频仍，死人遍野，引发了瘟疫流行，张氏宗族200余人在不到十年间死去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死于伤寒发热。汉代及其以前所称的伤寒，并不限于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还包括了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在内的急性传染病，传染性和死亡率都相当高。自幼博览群书，精心研习医道的张机其人，在悲痛之余，进一步刻苦钻研《内经》、《阴阳大论》等古代医学典籍，积极吸纳东汉以前众多医家的医方医案，结合自己的从医实践，集中精力专攻伤寒病以及其他内科、外科、妇科杂病的病理、诊断、治疗和用药。积数年之功，到东汉末年终于撰成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涵纳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内容。流传到晋代，医学家王叔和又加以编辑整理，演变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是中华医学发展史上，在临床医学领域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巨大的一部经典名著。它系统地总结了迄张机本人为止，历代中医对于伤寒和杂病的诊断经验和治疗经验，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医理、医药体系。在辩证施治方面，张机归纳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阐明要首先分析确定是阴症还是阳症，再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再辨明寒热。还归纳出望色、闻声、问症、切脉“四诊”，强调要综合望、闻、问、切所得，构成辨明病症的诊断过程。处方用药，他十分重视针对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配伍方案和治疗方法。他所总结归纳的发汗、催吐、下泻、解毒等治疗方法，都已被后世中医奉为准绳。
　　除了内服方剂外，张机这部著作中，还介绍了针、灸、温熨、药摩、浸足乃至人工呼吸的具体方法，并且提倡要既重治疗，又重预防，养生有法，劳逸适度。自宋代以降，官办医学校将《伤寒杂病论》列为必读教材，中医学界将张机尊为“医圣”，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奉为“医经”。《伤寒杂病论》还传播至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时至当代，日本还有研究《伤寒论》的专业性团体。张机和华佗浑如双子星座，辉耀在三国时期弥漫着杀气的中原夜空，比当世诸多政客、军阀者流更令人怀想。
　　与医学研究并驾齐驱，数学研究也卓有成就。在两汉时期，数学研究不是纯理论研究，而是总与经济社会实际需要密切结合。
　　一是适应天象观测、天文历算的需要，在武帝年间，出现一部《周髀算经》，演绎盖天说，运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揭示了勾股定理。二是适应田亩算计、土地测量、粟米交换、比例分配、仓库体积、土方计算、赋税摊派的需要，在和帝年间，出现一部《九章算术》，展示了分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还提出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到曹魏景元四年（263），数学家刘徽注解《九章算术》，写成了《九章算术注》一书。他指出，《九章算术》中记载的古代按圆周率等于3的数值计算圆面积，得出的并不是圆面积，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面积。西汉刘歆计算出圆周率数值为3.1547，东汉张衡计算出圆周率数值为3.1622，仍不准确。刘徽把圆内接正六边形边数依次加倍，从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九十六边形直至一百九十二边形，求得的圆周率数值为3.1416，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圆周率的一项重要成果。他还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就越趋近于圆周，已暗合了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南北朝时期，祖冲之（429—500）计算出圆周率数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精确到七位数字，就是在刘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在1427年把圆周率数值推进到16位数字，比刘徽和祖冲之晚了1000年。
　　三国时期科学技术成就突出的另一领域，是机械制造。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马钧卓立于其间，最负盛名。马钧字德衡，出身贫寒，青少年时期未曾读过太多的书。他主要通过社会生产实践，精心钻研机械原理，经由多方面生产工艺上的自主创新，成为一个“巧思绝世”的机械制造家。在古代中国，丝织业发展很早，手工机械逐时改进。西汉时期陈宝光妻首创的一种织绫提花机，由120综（一综控制一组经线）、120蹑（连动操纵综的踏板）组成，要60天才能织成一匹绫，效率甚低。到三国初期，已改进到60蹑或50蹑，操作仍然不太方便。马钧进一步进行设备改革，减至12蹑，将织绫效率提高了四、五倍。农业生产离不开引水灌溉，马钧又在前人创制的用来吸水洒路的翻车基础上，改进发明了一种专司提水灌田的翻车，亦即传衍后世的龙骨水车。这种提水翻车结构极巧妙，链接的唧筒犹如龙骨相衔，能够连续不断地将水提上来，妇孺都可以操纵，效率数倍于当时其他的提水机具。传播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仍在广大农村普遍应用着。
　　民间机械制造家声名既响，引起了官方注意，给了他一个给事中官职。魏青龙三年（235）八月，在位皇帝曹叡下诏，命令马钧制造指南车。指南针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就应用于行军作战，指示方向。前人为之已曾造过司南车，史籍当中有记述，只是制作方法没有传存下来。马钧相信有其事，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却认为属于古人“记言之虚”，与他争论不休。甚至拿马钧的名字进行嘲讽，说什么“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马钧素来口吃，争不过他们，便回之以“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他运用差动齿轮机械的构造原理，凭实践说话，很快就造出了指南车。其形构为双轮单辕车，车上立着一个木人，车一启动，木人就会手指向南方；
　　依靠齿轮的引动作用，无论行车的方向怎样改变，木人所指始终向南。后来有人献给曹叡一套百戏塑型，形制十分精致美观，可惜不能动，只能作摆设。曹叡要马钧使之动起来。马钧就用木质材料雕凿制成原动轮，置于平地上，借助水力使轮旋转。又分别作出女乐舞象，可以让木人击鼓吹箫；作出山岳形状，可以让木人跳丸掷剑，攀绳倒立；作出百官行署，舂磨斗鸡等动作形象，真是千百变化，称为“水转百戏”。从此后，天下服其巧。
　　由民间厕身官场，马钧的天下“名巧”声誉大增，但同时，他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也遭到不少限制，权要不支持他就做不成。他见到据说是诸葛亮所改进的连弩，发现其“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认为可以再加以改进提高，使之连续发射的功能更强。他实际试验，用轮动机械连续性发射数十块砖瓦，已能飞到数百步远。于是进一步设想，依此原理而放大制作一种新型攻城武器———转发式发石机，预计可以一次性悬挂数十块大石，以机鼓轮引动发射，“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殊不知，这一设想却遭到尚书仆射裴秀嘲笑，以为他是异想天开。找到马钧辩难，马钧“口屈不对”，裴秀就到处说他的小话。文学家傅玄批评裴秀：“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刺，必已远矣”。那意思就是，你自己不懂技巧之事，却去攻讦马钧，必定谬以千里。傅玄又找到安乡侯曹羲，曹羲也像裴秀一样，不以为然。傅玄就苦口婆心地说：“今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不妨让他试一试，免得“以言抑人异能”，导致“不世之巧无由出”。曹羲领悟了，便去向其兄武安侯曹爽（就是那个与司马懿一起当过顾命大臣的人）推荐，殊不知曹爽一口就否定了。因曹爽这一否定，马钧的试验终成泡影，那种先进的攻城武器未能在三国时期出现。
　　对比一下造“水转百戏”和试制转发式发石机，成与不成，都决定于曹氏王侯的一念一言。傅玄为马钧未能获准试制转发式发石机痛惜不已，感慨系之地发过一通议论：“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张衡）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裴松之显然与傅玄同心相应，所以他在《三国志·方技传》无只言半语提及马钧的状况下，特别插入一段长达一千三百余字的补注，等于为马钧立传，并把傅玄的所行所言传播于世。
　　从中看得出，科学技术要“见用于时”，“有益于世”，从先秦的公输般、墨翟开始，就是一个好传统。那时候科学文化领域呈现百家争鸣局面，诸侯们的政治干预度较低，因而他们能够各擅所能，各逞其长。但自从秦始皇开创中央专制集权以后，独裁政治凌驾于科学文化之上，科技创新的自主可能性就大为降低了，以皇权利益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成为科学技术之毛必须依附的皮，服务于这种实用之外还得加上一个服从于这种实用。
　　而权大就是准则，皇权高于一切，帝王将相的政治权势实际上在强暴科学技术。帝王将相需要的，允许的，哪怕仅止是“水转百戏”，都赖之而生成了。帝王将相未上心的，不认可的，哪怕实用性强到转发式发石机，也极可能落得“不果试”的境遇。连有一官半职的张衡、马钧尚且如此，其他科技能人巧士的命运自可想见。
　　2000余年间，中国人决不比欧美人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人类文明的创新贡献也决不限于通常所说的“四大发明”，科学技术演进史却有不少扭曲和阻滞发生，根子正在其间。
　　诸葛亮就比马钧幸运得多了。他贵为丞相，在刘备死后统揽蜀汉军政大权，搞点科技小发明，小革新，自然容易心想事成。按照《三国志》本传所说，他“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连弩不是新发明，而是技术小革新，“损益”就是减一减，加一加，有所改进。蜀汉军队北伐所用的连弩取名“元戎”，以铁制箭，杆长八寸，一次能连续发射十支，就是改进而成的远程武器。1964年曾在四川郫县（今属成都）出土一件铜弩机，制作于蜀汉景耀四年（261），号称“十石弩”，弓张力达到260多公斤，要用脚踏机械才能够张开，在当时无疑相当精良了。马钧所谓“巧则巧矣，未尽善也”的连弩，大概就是这类“十石弩”，他说预期效率可以提高五倍。至于木牛流马，近人刘仙洲教授认为，木牛就是成都平原直到近现代仍在广泛使用的鸡公车（类似北方独轮小车，都靠手推）。
　　还有人说，流马也是一种木制运输工具，轮子多达四个。但据裴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曾分别就木牛和流马的形制、功能作过说明，如木牛“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勒牛御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形制如象”之类，似乎鸡公车对应不上。木牛流马载物重，能制动，意味着可能不单靠人推（人推不动“一岁粮”）人拉，还运用了杠杆原理或齿轮原理，以减轻人的体力负担。缺实证，姑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本传标明的“皆出其意”四字，包含着连弩和木牛流马是诸葛亮设计的，或者由他授意试制成功的两层意思，两种可能。无能是哪层意思，哪种可能，诸葛亮结合军事需求，注重改进远程武器和运输工具，都是难能可贵的。倘若马钧在他的麾下效力，定然能够发挥出更多聪明才智，做出更大贡献。
　　孙吴位居长江中下游，东南两部分濒临大海，壮大水军和发展经济都需要造船，因而造船业特别发达，造船的工艺技术水平也相当高。其造船基地分布在东南沿海，主要有侯官（今福建闽侯）、永宁（今浙江温州）、番禺（今广东广州）等处，设置典船都尉专门负责管理。一是造军舰，二是造商船，数量多，船体大，制造工艺相当先进。从细部看，两汉以来广泛使用的橹、舵、帆、锚，以及帆橹并用、风力与人力结合，都有长足的发展，适航性能和航行速度都走在当时世界前列。从大观看，最大的作战巨舰可载3000士兵，上下五层，雕镂彩饰，壮丽非凡。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约500吨以上）”（见《太平御览》卷二六九）。吴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一万余人，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从台州湾出海，沿海岸线航经今福州、泉州，再横渡台湾海峡，然后在今台湾省的台南、嘉义一带登陆，到达当时的夷洲，揭开了大陆人与台湾土著民沟通的历史新篇章。嘉禾二年（233），贺达又受命率众10000余人，驾船100余艘，穿东海、黄海、渤海北上，到达了当时的辽东和高句骊（今朝鲜）。赤乌五年（242），聂友和陆凯还受命率领30000将士，经南海远航到达珠崖、儋耳（今海南岛）。这都标志着，孙吴时期的造船术和航海术，都居当时世界一流。
　　孙吴的手工制造业也颇发达。武昌（今湖北鄂州）地区为冶铸业中心，主要生产兵器。据陶弘景《刀剑录》记载，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建康（今南京）以金银制造业闻名，孙皓曾“使尚方以金银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精妙绝伦。会稽（今浙江绍兴）的铜镜制造业冠盖一时，以高浮雕技术表现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的画像镜，称得上美轮美奂。最了不起的是青瓷制造业，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无论造型、釉色或烧制工艺，吴青瓷都标志着中华瓷走向成熟。1954年在南京市赵岗的吴赤乌十四年（251）墓出土的青瓷虎子（盛尿器皿），1958年在南京市北京路的吴甘露元年（265）墓出土的青瓷熊灯和一对青瓷卧羊，反映出当时的统治者们连某些日常生活用品，也换成了精美的青瓷制品。发展到唐代，今浙江绍兴、余姚烧制青瓷的窑称为“越窑”（绍兴、余姚为古越地），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其基础就是吴之青瓷。
　　在在都表明，三国时期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莫不服务于和服从于彼时彼际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特别是军国统治者的现实需求，得失生灭皆决于斯。对此既不宜全盘肯定，也不宜全盘否定。从好的一面来看，注重与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毕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源头和基本途径，不管帝王将相们主观意向是否及此，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终究赖以存活并且创建出了不少的辉煌。从坏的一面而言，帝王将相们无论政治上、军事上多么卓越，甚至高明得比诸葛亮还诸葛亮，只要是让科学技术局限在服务于，特别是服从于他们的皇权实用的框架以内，实用就难免畸重畸轻，有存有废，科学理论研究更难免相对薄弱。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遭到扭曲和阻滞，乃至连人也遭到毁灭，就注定将是不可避免的。华佗的遭遇，马钧的遭遇，无不令人扼腕叹息。更何况，如《三国志·方技传》和《后汉书·方术传》所示，在帝王将相以及汉儒者流的心目中，科学技术只不过是巫术、相术同类的方技、方术，根本就没有生产力地位。读史取鉴，不应当只记取长精神的层面，还应当记取存教训的层面。


第十八章 生命在恶运里挣扎
　　玄学，清谈，避世，放诞……由魏至晋衍为时尚。有消极成分，却不宜简单地归之为消极。当人的生命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杀戮危险，正面迎上去无异于送死的时候，人们徘徊，挣扎，极力寻求自保之途，何尝不也是一种珍惜生命的意识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绵延近百年，皇权争斗、民众造反、军阀混战、民族冲突持续性和大规模地交织着发生，加上灾异、瘟疫，造成当时中国人大量死亡的惨象。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无论在底层，在上层，各色人等几乎都在人祸、天灾共建的恶运里痛苦挣扎，极力寻求自保生命的可行途径。于是乎，以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而独树一帜的道家思想曼衍流播，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民间社会内，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道教流派应运产生，受到包括汉族和氐、羌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信奉和追从，前者的首领张鲁因之而得以在汉中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政教合一政权，维持达20余年，后者的首领张角也因之而得以聚集徒众，发动了黄巾起义，历10余年余波方息。与之相对应，官僚士大夫阶层以及文士阶层也发生了分化，其中一些人构建玄学，嗜好清谈，遁隐避世，纵形放诞，逐步衍生为一种时尚。纷异的现象仿佛互不相干，其实起点和旨归有同一性，合起来形成三国时期精神文化的一大特征。
　　玄学创始人是曹魏阵营的何晏和王弼。何晏（？—249）字平叔，南阳郡宛（今河南南阳）人，其祖父为东汉末年最后一个专权的外戚大将军何进。后随母进入曹家，被曹操收养，“见宠如公子”，曹丕蔑称为“假子”。正始年间“曲合于曹爽”，历任散骑侍郎、侍中、尚书，掌管官吏选举，权势炙手可热，成为曹爽帮派的骨干成员之一。权力之争失败后，他被司马懿如同猫玩老鼠一样，翻来覆去耍弄一场。司马懿先指派他负责查处曹爽一案，他“穷治党与，冀以获宥”，老上级、老同事一个都不放过，干得十分卖力。殊不知司马懿说，“凡有八族”，只追查七姓人还没有查尽。何晏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挑明了试探：“岂谓晏乎？”得到的答复只有两个字：“是也！”结果，何晏与曹爽、曹羲、曹训兄弟和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于正始十年（249）“皆伏诛，夷三族”。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经何晏推荐作过尚书郎。但他年纪轻，资历浅，官场游戏“雅非所长，益不留意”。曹爽、何晏被杀后，他遭株连而免职，当年秋天“遇疠疾亡”，时年24岁。
　　两个人的经历、人品不一样，但都爱谈玄，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同开魏晋玄学先河。
　　玄学的称号来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说。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说，把“道”认作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认为大道无形，不可言说。又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讲求清静无为，因顺自然，有所得于道就是有“德”。而“玄德深矣，远矣”，渺冥幽远，正是对“道”和“德”的一种形容。《庄子·天地篇》则说：“物得以生谓之德”；“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何晏、王弼摈弃汉儒用谶纬之说解释儒家经典的作法，引用老、庄的学说阐释《周易》，特别推崇《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书被当世人合称“三玄”。
　　何晏著《道德论》、《无名论》、《无为论》、《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从哲学角度提出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道者，无之称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大意就是说，“无”就是万物的本体，就是“道”。由此探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他们宣称“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名教起于自然，因而应因顺自然，清静无为。进一步切入社会领域，他们强调“道”为“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序）之母”，名教“本乎自然”就可以合“道”，所以治人者应当“无为”而治，治于人者应当“无为”而处。这种“无为”政治观，与西汉初期的黄老“无为”思想相比较，黄老“无为”思想着重讲的治世术，而玄学家们所讲的“无为”，侧重面为处世术。
　　在正始年间（240—249），宗尚玄学的官僚士大夫远不止何晏、王弼两人，曹爽帮派的夏侯玄、司马懿帮派的钟会等人都是玄学名家。他们践行“无为”处世术的方式之一，就是承续东汉时期名士清议的风气，常就一些哲学话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衍生成为“清谈”时尚。据《三国志·钟会传》裴注引述，每相处谈玄，何晏的文辞华彩超过王弼，而王弼的见解高迈却超过何晏。何晏曾说过圣人无喜怒哀乐，谈得相当精采，钟会时加称述。王弼持反对意见，申言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所以圣人能体冲和以通“无”，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五情同，所以圣人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以应物，只不过圣人的情应物而不累于物，与凡人有所区别罢了。这样的“清谈”，仿佛是在语词义理上各执一辞，其实颇能辨幽烛微，反拨谬误，探求真谛，并非言不及义，一无可取。但“清谈”也需要看对象，对不懂玄学，无心探讨哲理的人谈玄，有如对牛弹琴，枉费功夫。何晏很赏识王弼，曾赞叹为“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当黄门侍郎一职出缺的时候，他向曹爽推荐了王弼；曹爽却接受了丁谧的推荐，用王黎为黄门侍郎，只让王弼补员当了一个尚书郎。王弼到曹爽府上谢恩，曹爽屏除左右而单独接见了他，或许意在当面考察。结果，“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王弼始终未得到重用。
　　从言与行是否一致看“无为”处世，何晏和王弼与当时多数的玄学家一样，都有“知易行难”，言不副实的毛病。王弼“天才卓出”，却“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这还则罢了。但他偏又颇想在官场有所作为，把权位看得颇重。从私人交谊来说，他原本与王黎、荀融相友善；由于黄门侍郎事件，他认为是王黎夺了似该属于自己的高官肥缺，就翻脸忌恨王黎，并且与荀融也疏远了。
　　时年24岁便夭折辞世，无子，绝嗣，固然直接缘于遇疠疾夺命，间接原因未尝没有官场失意。而何晏作为曹爽帮派骨干成员之一，政治上滥用权力和生活上纵情腐败，都陷得相当深。他担任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曹爽作窟室“骄淫盈溢”，“数与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连他的妻子金乡公主都很担忧，对其母说“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何晏却得意忘形，一点儿不讲清静，不讲“无为”。他与夏侯玄名盛于时，司马师也相应酬，竟对人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夏侯玄的字）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司马师的字）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以“神”比况自己，自诩比夏侯玄、司马师更高迈，不惮人言，骄狂至极。终于落得人头落地、三族夷灭的可悲下场，不能够不说，与他明知身处乱世，当“无为”避祸，虽“清谈”言之却不肯约身行之有一定关系。在何晏、王弼离开历史舞台以后，魏晋玄学以反名教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代表人物一个是阮籍，一个是嵇康。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省）人，《三国志》概称其“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正始年间经太尉蒋济推荐，担任过尚书郎、曹爽参军，因病而回归乡里。曹爽被杀后，司马懿父子以其名高，用为从事中郎。但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听说步兵校尉出缺，而其“廚多美酒，营人善酿酒”，便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并如愿以偿，因此被后人称作“阮步兵”。实质上，他是吸取了王弼教训，看穿时世“多故”，官场凶险，借此“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另辟自保蹊径。他在《大人先生传》当中写到，“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把礼法之士比为裤中之虱，蔑视和对抗名教的意向深寓其间。然而，面对司马氏专权的现实政治和权要人物，他出言十分谨慎，“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谨小慎微犹自虑不足，更使酒任性，玩世不恭，尽可能地把真实的自我掩饰起来。实际上，阮籍“本有济世志”（见《晋书·阮籍传》），只不过看透司马氏以名教相标榜，大肆诛除异己，不肯拿性命一试屠刀罢了。他曾登上广武山，观楚、汉战场遗址，慨然感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抱负难伸溢于言表。又经常独自驾车，率意出行，不由径路，直到车前无路可通了，才放声恸哭一场，踽然返还。
　　这当中，浸透多少无奈和痛苦，真是只有天知地知其人自知。即便如此，也引起了礼法之士何曾等人的“深所仇疾”，仅只由于司马昭认为他未公开对抗，时予保护，阮籍才得“卒以寿终”。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曾经任职中散大夫，所以世称“嵇中散”。他“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在《养生论》中，嵇康历赞上古以来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的圣贤、隐逸、遁心、遁名者一百零九人，极力主张效法他们“清虚静态，少私寡欲”。在《声无哀乐论》中，他明确宣扬“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他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抨击“六经未必为太阳”。这表明，嵇康比阮籍更其“好言老庄”，并且性格上有“尚奇任侠”特征。与人相交往，也比较注意谨言慎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终无奈性格决定命运，不见喜愠之色，仍在无意间得罪了同为玄学家的司马氏亲信、官僚钟会。有一回，钟会慕名而去造访他，正巧遇上嵇康“箕踞而锻”（半跪锻打铁器），没有起身施礼迎见。嵇康只是问：“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钟会只是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一问一答，颇具谈玄风致，却使得钟会自此“深衔之”。后来，嵇康的两个朋友吕巽、吕安兄弟之间发生乱伦丑事，吕巽奸污了吕安妻子徐氏，反而诬吕安不孝，将其下狱囚禁。吕安请嵇康充当证人，替自己辩诬，嵇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吕巽是钟会党羽，又得宠于司马昭，钟会就“劝大将军（司马昭）因此除之，遂杀（吕）安及（嵇）康”。直接的死因是受吕安冤案牵连，而根子却在对名教的批评激烈，对司马氏的亲信钟会又不肯屈身周旋，正如隐士孙登曾经对他说的：“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
　　阮籍和嵇康结局不一样，但以他俩为代表，把魏晋玄学由清谈玄理推进到了反对名教新阶段。思想上如此，行为上亦有变化，由何晏、王弼那种学术上自树旗帜、政治上倾心依附的双重人格，变成了阮籍、嵇康似的学术上坚守主见、政治上坚持节操的单一人格。在司马氏专权主政，名教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他们的学术见识经由文字曲折或者激傲地表达出来，而保全政治节操只能选择遁隐避世，与世无争。只不过与传统的“隐逸”不太一样，他们的遁隐，属于“遁心”、“遁名”一类。阮籍最初被太尉蒋济强征为吏，不久就“谢病归”；再任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当权的时候，被征为参军，同样“因以疾辞，屏于田里”。
　　托病以辞官，成为阮籍遁隐避世的一个常用手段，屡试不爽，遗及后人。到了司马懿当权时期，辞官辞不了，就主动要求去当步兵校尉，由“屏于田里”改为“遗落”酣醉。并且始终守住底线，“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严防死守祸从口出。（见《晋书·阮籍传》）而嵇康作官时间更短，据“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他“与（嵇）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居宅旁“有一柳树甚茂”，每到夏天，就在柳树下锻打铁器，“以自赡给”，过着靠劳动糊口的日子。（见《晋书·嵇康传》）所以，阮籍和嵇康不仅把魏晋玄学推到了新阶段，而且也是魏晋时期不屈从于当世权势，以“遁心”、“遁名”作为特征，坚决实行遁隐避世的突出代表。
　　非唯此也，阮籍和嵇康还是当时放诞的典型。据《晋书》本传以及《世说新语》记述，这两位先贤，都有不少放诞逸行。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他生性至孝，母亲去世时，正在与人围棋，对手提议中止，他却“留与决赌”。下完棋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临葬前，又“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友人裴楷去吊唁，只见他“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如呆如痴。她嫂子归宁还家，竟不顾礼法禁忌相见与别，时人讥之，却坦然说：“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去买酒畅饮，醉了就“卧其侧”。另有一家的女儿颇具才色，尚未出嫁便死了，他“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不拘礼法，沉溺于酒色，实则遁隐着他假借《大人先生传》所寄托的“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的胸怀本趣。嵇康同样嗜酒，与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不同处在于，他还“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另有服石的嗜好。在汲郡（治在今河南汲县）山中，他遇到隐士王烈，王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嵇）康，皆凝而为石”。嗜酒，服石，好美色，都是正始以降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用荒诞无稽包裹自己，以求避免政治迫害的通用手段。阮籍和嵇康并非始作俑者，但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却超过了始作俑者何晏之流。
　　对阮籍、嵇康而言，遁隐避世可以说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诸葛亮当年避乱南阳，躬耕陇亩，只是暂隐一时的权宜之计，没有避世的长远打算，不能相提并论。真正遁隐避世的，《三国志》合为一传，记录了邴原、王烈、管宁、张臶和胡昭。邴原、王烈和管宁都是中原地区的人，年轻时都不应州、府辟命投身官场，黄巾事起后避乱辽东，短则十几年，长则终其身。这其间，邴原是一种类型。他一直有返回中原的意愿，只因孔融写信告诉他“乱阶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才在辽东乡间住了十几年。回归乡土后，邴原致力于“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与名儒郑玄并称为“邴、郑之学”。曹操任司空，聘请他担任东阁祭酒，他只好勉强应辟了。然而，“虽在军历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终不当事，又希（稀）会见”，连曹操也叹服其“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他与议郎张范相友善，时任东曹掾的崔琰评价他俩是“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净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任用邴原为从事。当时曹丕身贵位尊，“天下向慕，宾客如云”，唯独邴原“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举动”。有一次曹丕宴请宾客百数十人，设问说：“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说纷纭，邴原不发一言。曹丕硬要他表态，他勃然变色答道：“父也！”弄得曹丕也不好再与他辩难。他这样应对曹氏父子，表明你要我做官，我不得不应命做官，但做了官我也要我行我素，决不会给你效力，更不会给你当奴才，这叫隐于朝。
　　另外几个人则属隐于野。管宁在辽东“庐于山谷”，与乡民同地而居，同井而汲，一住就是30余年。他“坏堵筚门，偃息穷卷，饭鬻糊口，并日而食”，却“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尤其是“玄虚淡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经危蹈险”而“不易其节”。辽东太守公孙度与他对话，他“语惟经典，不及世事”。魏文帝黄初四年（223），明帝太和三年（229），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都以太中大夫职位诏请他入朝作官，他一概都“固辞不受”。自甘于贫贱，管宁终得以守志全身，活到84岁。王烈与管宁相似，也“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并且与当地土著居民相处极融洽，“东域之人，奉之若君”。公孙度让他当长史，曹操任他为丞相掾征事，他都不肯应命，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以78岁之龄寝疾。巨鹿人张臶和颖川人胡昭，“亦养志不仕”。张臶一生“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袁绍、高干、曹操历次征辟，都不从命。他“笃学隐居，不与时竞，以道乐身”，活了105岁，才于正始元年（240）与世长辞。临终前几天，还“援琴歌咏，作诗二篇”。胡昭同样推脱过袁绍、曹操的征辟，“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司马懿为布衣时，他曾私下里对司马懿有过救命之德，但“口终不言”，司马懿专权了仍不事声张，不邀报偿，时人誉为“天真高洁，老而弥笃”。嘉平二年（250）当局又公车特征，恰遇他辞世，终年89岁。这几位隐于野的高士，自觉、坚决、彻底、持久地与恶劣的政治和腐浊的官场划清了界线，保持了距离，不拖泥带水，不招是惹非，因而能够真正做到守志保身。从这一点看，非但邴原不及，就是阮籍、嵇康也略逊一筹。
　　至于放诞，嗜酒、服石、好美色之外，还有傅粉、纵欲、好田猎诸种表现。阮籍、嵇康一类的文人由于避世需要，染上了这一风气，而根子却在曹魏统治集团的上层。曹丕好田猎，曹爽纵欲到了淆乱宫廷的地步，此前章节已经涉及，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曹植如何。曹植的文学天赋及其造诣，谢灵运有“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的极端赞誉（见李瀚著《蒙求集注》），虽然过头了，毕竟反映出魏晋第一，毋庸置疑。而在性格和行为方面，这位文学天才则又是一个纨绔子弟，浪荡公子。在《三国志》本传中，就明确地定性为“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黄初二年（221）他被贬爵为安乡侯，固然由于监国谒者灌均迎合曹丕的旨意进行诬陷，他自己“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确也授人以柄。而在太子名分尚未确定时，有一次他接见文学名士邯郸淳，就尽显出放诞张狂。当时正逢天暑热，曹植让初次相见的邯郸淳先坐着，自己却去洗澡，傅粉。所谓傅粉，就是像倡优一样用粉涂成一张白脸（日本的艺伎可以作参照），当时的贵公子们以为时髦。然后科着头（不戴冠帽巾帻），用手拍打着半裸的身体，自鸣得意地跳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完了才问询来客：“邯郸生何如邪？”也不待人家作出反应，他就去更着衣帻，整理仪容，然后才与客人高谈阔论。他这些嗜好作为，浑如当今社会的某些贵胄公子、追风少年穿必进口名牌，言必夹杂外语，或染黄、白异发，或留披肩长发一样，不是出自于避世保身，而是借以炫耀身份，显示不同于凡俗。
　　跟何晏相比，曹植犹如小巫见大巫。何晏其人，不仅如鲁迅所说“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而且喜欢傅粉和服石，是正始年间官僚士大夫傅粉和服石的班首。他仗着母亲改嫁曹操为妾，自己因而成为曹操“假子”的特殊地位，娶金乡公主作为正妻并不满足，还十分好色，曹爽的淫乱多参与其间。又“性自喜”，爱描容打扮，“动静粉白不去手”，走起路来一扭二摇，“行步顾影”，唯恐自己的回头率不高，争得眼球不多。他和王弼、夏侯玄一帮玄学名流，都热衷服石，就像现今的“K粉族”成瘾。他们服的寒食散，多以矿石为基本成分；其中一种以石钟乳、石硫璜、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无机物矿石粉末组成，称作五食散，特别受到青睐。
　　各种寒食散均含毒素，丹药和酒服下后，身体就会忽冷忽热。药性一旦发作，浑身痛苦难言，精神进入恍恍惚惚的虚飘状态，使人暂时忘记了其他一切，仿佛超脱尘世之外。寒食散好似魏晋的“白粉”。何晏、王弼、夏侯玄等辈正始名士开了服石先河，延及两晋、南北朝，衍生成为官僚士大夫的一种时尚。这当中，借助药性而放浪形骸，暂除烦恼，无疑具备共通性，但究竟有多少人主要是麻醉自己以消极避世，有多少人如何晏等主要是寻求精神刺激，更加放纵自己，实在不宜一概而论。如嵇康服石，理当就与何晏等服石既有其同，又有其异。
　　究其实，何止于服石一项需要具体分析，玄学、清谈、避世、放诞……莫不如此。具体分析起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二是总体层面。从个体上看，在朝与在野，在朝得势与在朝失势，在野半隐与在野全隐，以及个人性格、资质、阅历、身世等等，每一个人都好比一片树叶，纵然大体相似，细析纹理也是有所差异的。何晏有别于王弼，阮籍有别于嵇康，邴原有别于管宁，诸如此类，莫不尽然。从总体上看，个体差异性却在摈弃之列，质地关联性更须当注意。为什么除了遁隐避世古已有之，玄学、清谈和放诞都始发于正始年间，而遁隐避世在那一时期也在加剧？毫无疑义，诚如众多史学论著业已诠释的那样，在那一时期，曹爽与司马懿两大帮派的权力之争异常酷烈，司马氏获胜以后运用杀戮手段铲除异己，搬弄名教纲常桎梏思想，交合在一起造成如斯种种。但只是归究这种政治因素，还解答不了何以玄学、清谈、放诞都牵连到老庄思想，所以尚需作更深层的文化基因探测。
　　从两汉直至三国，儒、道两家学说一直在交替式地乃至兼混式地产生精神影响，被汉儒先后以“天人感应”或谶纬之说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多数时候占主导地位，司马氏搬弄的名教纲常主要取自于儒。而不管其间存在多少同异正伪，孔孟倡扬的“仁者，人也”，都规定了人在社会结构里的“二人”关系定向，由兹才有“三纲五常”。这种“二人”关系定向，决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群伦主导的价值体系，积极性是尽人皆知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面，就是抑制甚或消解个体价值，引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否则就是不忠不孝那一套。鲁迅说的“吃人”，基因正在其中。老庄道家学说则与之有所对立，主张“万物得一以生”（《老子·法本第三十九》），“天地与我并生”（《庄子·大宗师》），比较重视“一人”，讲究个人要保身养生。魏晋玄学、清谈、放诞之类的表现形式不一，文化根须却全都伸向保身养生，同样毋庸置疑。如果全面讲以人为本，儒家的“二人”和道家的“一人”就应当兼收并蓄，而非只执一端。尤其在当时那种政治恐怖格局下，个体生命时刻遭到屠刀的威胁，依从名教正面迎上去无异送死，即使不死也是在恶运的阴霾里徘徊和挣扎，一部分人如此寻求自保的可能途径，应该视为珍惜生命的意识觉醒。即使扭曲，即使荒诞，总不宜无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一概斥之为消极、颓废。


后记：无心PK易中天
　　只正说，不戏说。循史以钩沉，见真而立论。我的《三国十八扯》，介乎张大可《三国十二帝》与《易中天品三国》之间，属于当代人解读三国史的另外一类文本，可以任人评说。
　　历时四个月，基本上按照个人预期，写完了这本《三国十八扯》。其间重庆主城的气温，高，高到了摄氏44度，低，则低到6度，真正堪称暑寒交替，秋光不多。公私事务，友朋交往，几番导致时停时续。但不管怎样，终究没有改弦更张，有始而无终。
　　作家王继是我的一个朋友，原先在武汉大学读书，与易中天也有师友之谊。听说我正在写这本书，电话上劝我趁早放弃，以免徒耗功夫。理由之一，易中天正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高价买断了《易中天品三国》的出版权，强强联手已经炒得很火了，要想赶上过于困难。之二，“三国热”已经“热”过头了，势将很快冷下来，不如另辟蹊径。我告诉他说，易中天以往的书我曾读过两本，他在《百家讲坛》亮相我也看过两场，的确见识独到，诉说精彩。但我并不是附其骥尾，在他品三国以前，我早已在为写这本书清理思路了。众人凑热闹炒起来的“热”，当然闹过了就会退火降温，可我决然自信不是凑热闹，并且断然不信解读三国历史会因任何人的某一著述而止息，所以我一定坚持写下去。
　　只正说，不戏说。循史以钩沉，见真而立论。我的《三国十八扯》，介乎张大可《三国十二帝》与《易中天品三国》之间，属于当代人解读三国史的另外一类文本，可以任人评说。
　　九月中旬王继到我家里来，我给他看了十八“扯”的预订标题。我说我的“扯”，确定是正说，不是戏说。每一“扯”都有一个文化视点，从标题就能看出我的视度，无论别人认同不认同，我都那样看，有的话题还没有人像我这样说过。他放弃了原先的意见，说你可以写下去，争取也上《百家讲坛》。既而建议道，出书的时候，就公开标明PK易中天。
　　我能够领会王继的创意，然而，不能接受他的建议。老实说，虽与易中天缘悭一面，但我尊重他把三国文化引出书斋，推向大众的胆识造诣，而不欣赏某些人士对他的指摘非难。不与他PK，只因为我扯三国与他品三国，文化诉求、叙述方式和文体选择都有所差异。我是力求循史以钩沉，见真而立论，决不把《三国志》等史籍跟《三国演义》搅混在一起来说人说事。凡所引述，宁可用文言原文（除《三国志》外都标明出处），也不改写为现代白话。改写并不难，但截头去尾、添字加词难免变味走形，不及原文经得品咂。纵然个别文言语句与现代表述存在间距，联系上下文，也不至于不知所云。整个文本以叙事为主，辅以纵横贯连，远近旁通，分析和点拨穿插其中，力图写成随笔体的散文系列。这些都与易中天品三国不同类，不同类就不宜比，不宜比也就无所谓PK。我不要PK。我欣赏共存。
　　由易中天我联想到了张大可。他也是一位大学教授，更是一位三国史专家。20年前，张大可主持编撰高等院校通用教材《新编历史文选》，我客串性地写过一点文字，与他有过接触。一别20年再未联系过，今年10月间忽然见到他的一本新著《三国十二帝》，恍若重遇其人。翻了翻，居然觉得就对三国史的把握度而言，我不及张大可那样“专业”，也不像易中天那样“业余”，大致若在张、易之间。如果这样的类比区分不算过度狂悖，那么我的《三国十八扯》就介乎《三国十二帝》与《易中天品三国》之间，也算当代人解读三国史的另外一类文本。
　　另外一类文本，自有另外一类优劣长短得失，一切都任读者评说。既写出来了，我唯有欣慰，没有遗憾，任何誉毁都会包涵，都求共存。此时此际，我仅止想说，十分追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那时的诸子百家，没有空调、电脑、高楼、汽车，没有职称、基金、奖项、靠山，也没有什么理论、权威的独尊樊篱，都能放心大胆地学因实立，见从己出，各张旗帜，标榜辩难，从而促成了哲学、史学、文学的皆大繁荣。我衷心期盼，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当代中国，不但能早日重现那种文明盛景，而且更加风光无限。
　　情系古今，言难尽意，仅以四句打油诗，收结我的十八扯：
　　着意放言三国史，无心PK易中天。
　　多元文化聚薪火，孔见犹期贻后传。
　　2006年12月12日于淡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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