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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作者：龙镇

内容简介：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在这段被后人称之为春秋战国的550年间，那些空前绝后的伟大人物和传世经典井喷似的涌现：
　　孔子述《论语》、孟子写《孟子》、老子写《道德经》、墨子写《墨子》、孙子写《孙子兵法》、鬼谷子写《鬼谷子》、韩非写《韩非子》……
　　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四书五经铸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五霸开创了谋略计策的典范，战国七雄构建了现今中国版图的框架。
　　如今200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没有走出过那个时代圣人先贤们的思想边界，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也与春秋战国丝丝相扣：
　　见面点头打招呼，是周礼作揖的简化；端午节吃的粽子，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包好；指导今日中国农耕安排的农历节气，同样始于春秋战国；甚至我们的姓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也来自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翻开本书，查看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源头，时不时茅塞顿开，时不时眼前一亮。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1


　　第一章 刚柔并济的政治斗争
　　【一个奸雄的诞生】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噩梦开始。
　　话说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郑国首都新郑的宫殿中，诞生了一位贵人。
　　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这位我们要说的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
　　关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左传》是这样记载：“庄公寤生。”——该书的作者左丘明，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鲁国的史官，以简约、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正是由于左氏过于简约的文风，令后人对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理解。
　　一种意见认为，寤乃是寐寤之意，所谓寤生，顾名思义，也就是梦中出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寤乃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是牾生，意思是生育的时候，婴儿的足先出，即世人俗称的逆产。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如何理解，总之，这孩子的出生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母亲大受惊吓，因而对他产生了厌恶，却是众所周知，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
　　有必要介绍一下贵人的家庭。
　　贵人的父亲姓姬，名掘突，是周平王的卿士、郑国的第二任君主，因为死后的谥号为“武”，历史上称之为郑武公。
　　郑国的领土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周王室的直领地），南边是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
　　仅仅在数十年前，郑国还不是一个国家。
　　郑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胞弟弟、周幽王的亲叔叔。周宣王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友被封为郑伯，因其为人正直，施行仁政，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周幽王即位之后，又任命友担任了王室的司徒，负责打理王室事务，管理王畿的百姓。但那个时候，友的领地还极其有限，仅仅是王畿内的一座小城和周边的一些农村。
　　《史记》当中提到了友的发家史：友担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sì），王室政治腐败，有些诸侯不服从王室的领导。于是友问史伯：“王室多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躲避灾难？”
　　史伯心里明白，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仔细考虑后，史伯很郑重地回答道：“恐怕只有雒邑（周朝的都城）以东、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区符合您的要求吧。”
　　接下来友和史伯的一番对话，堪称春秋版的“隆中对”。史伯分析说，雒邑以东、济水以南的那片地区靠近虢（guó）国、郐（kuài）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身为王室司徒，位高权重，百姓又拥戴您，您如果要求居住在那里，虢、郐两国国君见您在朝中当权，也会同意将土地分给您。那样的话，不用过多久，虢、郐两国的百姓就变成了您的百姓了。”
　　友听从了史伯的建议。他向周幽王请求，将自己领地上的百姓东迁至雒东。畏于他的权势，虢、郐两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池，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郑国。
　　不久之后，友的担心变成现实，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值得一提的是，友虽然早就准备好了逃生之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
　　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春秋时期。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
　　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侯（申国国君）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武姜”，那是因为她的娘家姓姜，又嫁给了郑武公姬掘突，按照当时的习惯，便以丈夫的谥号“武”加上娘家的姓“姜”来称呼她了。
　　在那个年代，这种政治联姻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
　　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朝中几位重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
　　春秋时期的人们，取名字不像后世那般讲究，既不看生辰八字，也不求富贵吉利，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甚至以被自己斩首的敌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听到武姜这么说，掘突仅仅是略为考虑了一下，便表示同意。
　　于是，寤生这个名字便被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的世子（国君的继承人，又被称为大子或太子）的名字了。
　　数年之后，寤生的同胞弟弟段诞生。生孩子是件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武姜的生产很顺利。
　　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
　　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没有必要分封领地。
　　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始终带有一种固执的厌恶；而对于小儿子段，她则体现出一种超出寻常的母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
　　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
　　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
　　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
　　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据传很多年前，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
　　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
　　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
　　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
　　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时常发表一些惊人的见解，连掘突都不得不点头赞赏。
　　除了相貌英俊，才思敏捷，段的武勇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诗经·郑风》中，有一首名为《大叔于田》的诗歌，记录了当年共叔段狩猎的飒爽英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cān）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tán）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
　　田就是狩猎，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习武备战的常用手段。这首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共叔段狩猎的盛大场景。从诗中可以看出，段是个武艺高强的人，长于弓箭，力能搏虎，曾经将打死的老虎亲自献给父亲。
　　然而，即便段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武姜多次以母亲的身份提出废长立幼的请求，掘突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嫡长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家业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段再优秀，只要寤生没犯什么错误，就不能被废除继承权。
　　因为掘突的坚持，寤生的政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在掘突死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
　　寤生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地名）封给段。
　　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掘突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
　　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发生的地点。
　　“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
　　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
　　“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
　　郑国的重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
　　大夫祭（zhài）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
　　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
　　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
　　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依我之见，您应当趁早妥善安排这件事，不能依着她的性子来。否则的话，事态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我郑国的安全，对您极为不利。”
　　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
　　堂下群情激奋，堂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至今。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
　　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段带着自己的随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
　　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
　　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
　　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
　　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
　　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
　　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
　　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
　　“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
　　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
　　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
　　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
　　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
　　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是时候了！
　　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
　　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
　　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
　　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
　　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
　　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
　　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
　　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
　　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
　　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
　　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
　　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
　　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
　　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
　　《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
　　“郑伯克段于鄢。”
　　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
　　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
　　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
　　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
　　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
　　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
　　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
　　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
　　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
　　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
　　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
　　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
　　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
　　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
　　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
　　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
　　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
　　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
　　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
　　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
　　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
　　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
　　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
　　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
　　【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
　　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
　　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
　　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
　　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
　　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
　　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
　　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
　　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
　　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
　　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
　　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
　　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
　　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
　　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
　　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
　　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
　　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
　　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
　　……
　　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
　　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
　　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
　　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
　　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
　　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
　　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
　　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
　　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
　　“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
　　“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
　　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
　　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
　　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
　　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
　　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
　　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
　　“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
　　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
　　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
　　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
　　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
　　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
　　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
　　“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
　　“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
　　“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
　　“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
　　“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
　　“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
　　“不许。”
　　“一定要辞。”
　　“仍然不许。”
　　“坚持要辞。”
　　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
　　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
　　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
　　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
　　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
　　“您……该不是开玩笑吧？”
　　“君无戏言。”
　　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
　　“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
　　“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
　　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
　　《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
　　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
　　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
　　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
　　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
　　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
　　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
　　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
　　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
　　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
　　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
　　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
　　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
　　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
　　【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
　　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
　　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
　　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
　　“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
　　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
　　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
　　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人》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
　　〖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
　　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
　　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
　　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
　　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
　　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
　　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
　　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
　　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
　　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
　　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人）：
　　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
　　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
　　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
　　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
　　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
　　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
　　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
　　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
　　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
　　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
　　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
　　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
　　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
　　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
　　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
　　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
　　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
　　“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
　　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
　　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
　　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
　　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
　　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
　　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
　　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
　　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
　　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
　　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
　　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
　　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
　　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
　　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
　　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人），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
　　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
　　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
　　《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好可怕的战果！
　　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
　　“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
　　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
　　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
　　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
　　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
　　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
　　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
　　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
　　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
　　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
　　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
　　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
　　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
　　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
　　“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
　　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
　　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
　　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
　　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
　　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
　　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
　　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
　　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
　　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
　　当然，这是后话。
　　【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
　　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
　　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
　　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
　　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
　　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
　　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
　　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
　　“公矢鱼于棠。”
　　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
　　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
　　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
　　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
　　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
　　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
　　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
　　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
　　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
　　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了吗”那么随便，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是使者反应过激，以至于得罪鲁隐公。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军国大事非同儿戏，鲁隐公因为一句气话就弃盟国于不顾，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令人怀疑：他或许根本不想与郑国为敌，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
　　要知道，去年五国联军围攻郑国，鲁隐公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只不过是因为公子翚自作主张出兵，才将鲁国拉下了水。因此，鲁隐公的明知故问，正是没事找事，意在激怒宋国使者，给他不派兵救援宋国提供一个借口。
　　寤生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掌握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卫国是去年进攻郑国的主谋之国，宋国则与郑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寤生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定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而对于陈国、鲁国等“帮闲”国家，他主要采取外交攻势，争取化敌为友。
　　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陈国，希望与陈国改变敌对关系，睦邻友好。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的一番好意遭到陈桓公的断然拒绝。
　　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搓着手说：“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
　　陈桓公瞪大了眼睛，咬着牙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宋、卫两国必定不满。为了郑国得罪宋国，难道是好事吗？”
　　“愚蠢。”公子佗听了心想，你哪里是怕得罪宋国，恐怕还是怕得罪雒邑城中那位徒有其名的周天子吧！
　　寤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得知陈桓公拒绝了和谈，立刻命令部队入侵陈国。战争的结果，郑国再一次大获全胜，从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上下震动。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陈桓公便改弦易辙，主动接受了寤生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陈国派公子佗前往郑国缔结盟约，郑国也派大夫良佐前往陈国访问，与陈国人举行了结盟仪式。
　　对于寤生来说，陈桓公的转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陈桓公的转变速度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意料。同年冬天，陈桓公主动要求将女儿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在得到寤生的同意后，马上举办了订婚仪式。
　　第二年夏天，世子忽到陈国迎娶了妻子妫氏。也许是陈国人的急性子传染了这位郑国的继承人，将新娘接回郑国之后，尚未告祭祖先，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了。此举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相当于欺骗了列祖列宗。但是寤生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婚姻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通过这桩婚姻为郑国捞到多少实际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软硬兼施拉拢陈国的同时，郑庄公还从鲁隐公停止派兵支援宋国这件事上嗅出了宋、鲁两国之间暗藏的矛盾，开始向鲁国示好。
　　鲁国和陈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鲁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非陈国能比，也远超过郑国；第二，鲁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家。
　　前面说过，鲁国是周朝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为了表彰周公旦的丰功伟绩，周王室给予了鲁国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特殊政治待遇，那就是“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但是能够享有天子的礼乐。比如说，诸侯的祖庙叫做大宫，天子的祖庙叫做大庙，而鲁国的祖庙也叫做大庙，等同于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天子使用八佾（yì）（六十四人）的舞乐，诸侯使用六佾（三十六人）的舞乐，而鲁侯用八佾，也是等同于天子。
　　特殊的政治地位养成了鲁国人特殊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随着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中原大地上普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唯独鲁国一直较好地坚持了正统的周礼，保存了完备的周朝文化典籍，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国。当时各国想要了解周朝的礼乐文化，不是跑到雒邑去请教王室官员，而是跑到曲阜去问鲁国的典礼官、史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鲁国文化的由衷赞叹，这也为鲁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寤生心里明白，对付陈国这样的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迫使其屈服；而对付鲁国，不但不宜使用武力，就算是拉拢，也要讲究策略。
　　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寤生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血本。
　　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在周宣王年间，因为陪同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获得了一块名叫“祊”的封地，作为其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就是洗澡的地方。按照商周时期的制度，诸侯必须定期到王城来朝觐天子，为了解决这些人洗澡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天子对诸侯的体恤，天子往往会在王畿内划出一小块封地给诸侯，称之为“汤沐邑”。天子去泰山祭祀，诸侯如果跟随助祭，也有可能在泰山附近获封“汤沐邑”，作为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场所。
　　到了郑庄公寤生的年代，祊仍然是郑国的领地，只是管理起来有点困难。要知道，郑国地处现在的河南，而祊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靠近鲁国边境。对于郑国而言，祊其实是一块“飞地”。
　　可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鲁国也有一块“飞地”，而且靠近郑国的边境，叫做许田。早在周成王年代，为了加强对原商朝贵族的控制，王室就开始经营雒邑，并且有意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于是，周成王将雒邑附近的许田赏赐给了周公旦，作为他朝见天子的汤沐邑。因此，许田历来是鲁国的领地，在许田还有周公庙，供人们祭祀周公。
　　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人到鲁国访问，对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建议：以郑国的祊交换鲁国的许田，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
　　祊和许田面积相仿，又都是飞地，这笔交易看似很公平，实际上却对鲁国更有利。
　　首先，祭祀泰山是天子的专利，陪同天子祭祀泰山，乃是诸侯的荣幸，可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现在郑国将助祭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是土地交易之外，又给鲁国人送了一份政治厚礼。
　　其次，孔夫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是祖先，一个人如果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现在寤生主动要求在许田祭祀周公，无非是为了讨好鲁国人，满足他们以周公为荣的民族自尊心。
　　鲁隐公自然能够体会郑庄公的用心良苦，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建议，同意交易土地。但是，他没有想到，寤生的大手笔还在后头。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15年三月，郑国大夫宛前往鲁国，向鲁国交割了祊的地图、户籍等资料，并于数天之后正式将祊移交给鲁国管理。
　　办完这些手续，宛就回郑国了。
　　他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笔交易，没有向鲁国人提起要求接收许田的只字片言。
　　换而言之，祊已经变成了鲁国的领地，许田仍然是鲁国的领地。
　　送礼有很多种送法，最高明的送法是让人收了礼，又不觉得是接受了贿赂。鲁隐公不露声色地将这份厚礼纳入囊中，打心底对寤生产生了好感。
　　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寤生打击了卫国、宋国，拉拢了陈国，获得了鲁国的好感，当年针对郑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同盟，基本上就宣告瓦解了。
　　但是，寤生还有一块心病未除，那就是居住在雒邑城中的周桓王。
　　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
　　《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自周桓王即位以来，寤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桓王。
　　寤生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不希望王室在国际事务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暗中支持一些小国与郑国为敌，他更希望将王室操纵在自己手中，让“周王卿士”这张金字招牌更有说服力，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
　　寤生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朝觐周桓王？
　　《左传》在此事之前，有一段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左传》是鲁国的《左传》，这里的“公”就是鲁隐公。这段看似不相干的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求买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鲁国的史官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
　　寤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消除他和王室之间宿怨的最佳机会，他马上启程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开展粮食外交。按照他的想法，天子虽然和他积怨颇深，但是目前正处于缺粮的窘境之下，腰杆子必定不硬，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陪个不是，再主动提出将郑国的粮食平价卖到王畿，天子也应该消气了。
　　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这回又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
　　周桓王怎么不礼了？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有记载：
　　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
　　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
　　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周桓王不但没有接受寤生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送了他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
　　周桓王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
　　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周桓王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现在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
　　周桓王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
　　寤生碰了一鼻子灰。
　　周桓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寤生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寤生派人割了王室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寤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寤生来说，可谓双重打击。
　　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
　　又是一个没想到。寤生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引导齐僖公到雒邑朝觐了天子。
　　【拉拢盟友，坐稳第一把交椅】
　　齐国地处今天的山东。齐僖公从山东跑到河南来朝觐周桓王，免不了要经过郑国的领土，其中还要经过郑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寤生作为地主，对齐僖公的来访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亲自引路带着齐僖公前往雒邑，自然是合乎礼义的事。
　　但是，从齐僖公此行的意图来看，朝觐天子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拜访郑伯寤生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齐僖公不远千里跑到河南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寤生——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他来一趟颇不容易，既然到了天子脚下，就顺便和寤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下天子。
　　在周朝初年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中，齐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高。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姜尚，也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不只是在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周朝建立之后，他对稳定天下的局势，打牢周朝统治的根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曾经给姜尚颁发过一道谕令：“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天下诸侯，您都可以征伐他们！”实际上赋予了齐国一定的征伐特权，足见周朝统治者对姜尚的信任。
　　齐僖公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齐僖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的闲适生活，眼见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他觉得齐国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征伐特权的大国，理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不辞辛苦跑到河南来拜访寤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调解郑、宋、卫三国之间的矛盾。
　　对于正处于不被周天子待见的尴尬之中的寤生来说，齐僖公来的正是时候。通过引导齐僖公朝觐天子，他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向王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虽然王室对他不义，他仍然不计前嫌，承担应尽的义务。这一姿态是相当高的，连《左传》也表扬说“礼也”。另一方面则是向王室强调，虽然虢公被任命为卿士，他郑伯同样仍然担任着卿士，有权力引导远方诸侯前来朝觐天子。
　　除此之外，寤生还意识到，这位送上门来的大国元首，是一个必须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齐僖公，而且以实际行动报答了齐僖公的好意：你不是来斡旋的吗？那好，我都听你的，不用你做任何思想工作，立刻答应与宋、卫两国冰释前嫌，签署和平协议。
　　有了寤生的这一表态，公元前715年秋天，齐僖公、宋殇公、卫宣公在周王室的领地瓦屋举行会晤。在寤生缺席的情况下，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两国签订了和平备忘录，当年宋、卫两国发起联军围攻郑国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齐僖公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深感得意，于同年冬天特别派使者前往鲁国，向鲁隐公通报了有关情况。鲁隐公派众仲应对使者说：“君侯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三国之间的怨恨，使他们的国民得以安居乐业，实在是君侯的恩惠啊！寡君心悦诚服，岂敢不承受君侯的明德？”
　　齐僖公向鲁国通报情况，一方面自然是矜夸自己平息战乱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外交斡旋——鲁国作为宋国的盟国，也参与了当年围攻郑国的行动，现在既然宋、卫、郑三个主要矛盾国家都已经握手言和，鲁国也就没有必要再与郑国为敌了。有意思！鲁隐公早就和郑庄公眉来眼去，私下打得火热，只不过碍于宋国的面子，不好公然调情。现在有了齐僖公的斡旋，鲁隐公对宋国的最后一丝道德负疚感也彻底消失了，他立刻表示听从齐国的安排，与郑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
　　但是，矛盾果真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寤生这里没有。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他能忍让，能后退，但最终还是会进攻。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
　　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
　　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
　　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
　　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
　　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
　　“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
　　“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
　　“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
　　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
　　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
　　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
　　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
　　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
　　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
　　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
　　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
　　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
　　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
　　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
　　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
　　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
　　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
　　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
　　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
　　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
　　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
　　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
　　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
　　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
　　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
　　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
　　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
　　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
　　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
　　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
　　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
　　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
　　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
　　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
　　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
　　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
　　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
　　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
　　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
　　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
　　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
　　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
　　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
　　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
　　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
　　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
　　“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
　　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
　　“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
　　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
　　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
　　“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
　　“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
　　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
　　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
　　公孙获表示不解。
　　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
　　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
　　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
　　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
　　《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
　　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
　　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
　　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
　　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
　　【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
　　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
　　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
　　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
　　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
　　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
　　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
　　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
　　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
　　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
　　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
　　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
　　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
　　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
　　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
　　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
　　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
　　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
　　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
　　“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
　　“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
　　“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
　　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
　　“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
　　“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
　　“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
　　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
　　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
　　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
　　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
　　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
　　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
　　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
　　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
　　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
　　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
　　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
　　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
　　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
　　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
　　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
　　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
　　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
　　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
　　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
　　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
　　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
　　“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
　　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
　　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
　　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
　　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
　　【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
　　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
　　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
　　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
　　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
　　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
　　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
　　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
　　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
　　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
　　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
　　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
　　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
　　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
　　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
　　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
　　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
　　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
　　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
　　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
　　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
　　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
　　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
　　他毕竟是天子啊！
　　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
　　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
　　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
　　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
　　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
　　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
　　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
　　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
　　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
　　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
　　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
　　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
　　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
　　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
　　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
　　“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
　　“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
　　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
　　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
　　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
　　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
　　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
　　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
　　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
　　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
　　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
　　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
　　【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
　　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
　　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
　　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
　　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
　　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
　　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
　　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
　　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
　　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
　　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
　　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
　　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
　　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
　　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
　　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
　　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
　　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
　　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
　　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
　　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
　　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
　　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
　　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
　　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
　　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
　　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
　　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
　　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
　　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
　　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
　　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
　　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
　　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
　　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
　　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
　　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
　　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
　　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
　　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
　　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
　　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
　　答案是肯定的。
　　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
　　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
　　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
　　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
　　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
　　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
　　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
　　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
　　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
　　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
　　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
　　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
　　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
　　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
　　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
　　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
　　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
　　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
　　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
　　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
　　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
　　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
　　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
　　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
　　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
　　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
　　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
　　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
　　《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
　　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
　　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


　　第二章 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
　　【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
　　《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
　　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
　　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
　　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
　　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
　　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
　　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
　　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
　　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
　　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
　　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
　　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
　　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
　　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
　　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
　　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
　　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
　　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
　　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
　　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
　　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
　　“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
　　“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
　　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
　　“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
　　季梁并不理会少师，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
　　“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
　　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
　　“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
　　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
　　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
　　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
　　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
　　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
　　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
　　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
　　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
　　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
　　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
　　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
　　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
　　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
　　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
　　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
　　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
　　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
　　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
　　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
　　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战定胜负。
　　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
　　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
　　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
　　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
　　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
　　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
　　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
　　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
　　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
　　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
　　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
　　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
　　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
　　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
　　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
　　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
　　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
　　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
　　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
　　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
　　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
　　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
　　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
　　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
　　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
　　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
　　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
　　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
　　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
　　【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人】
　　老爸亲，还是老公亲？
　　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
　　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
　　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
　　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
　　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
　　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
　　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
　　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
　　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
　　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
　　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
　　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
　　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
　　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
　　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
　　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
　　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
　　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
　　“为什么啊？”
　　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
　　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
　　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
　　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
　　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
　　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
　　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
　　“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
　　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
　　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
　　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
　　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
　　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
　　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
　　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
　　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
　　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
　　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
　　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
　　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
　　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
　　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
　　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
　　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
　　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
　　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
　　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
　　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
　　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
　　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
　　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
　　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
　　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
　　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
　　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
　　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
　　〖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
　　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
　　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
　　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
　　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
　　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
　　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
　　《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
　　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
　　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
　　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
　　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
　　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
　　“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
　　“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
　　“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
　　“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
　　“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
　　……
　　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
　　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
　　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
　　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
　　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
　　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
　　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
　　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
　　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
　　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
　　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
　　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
　　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
　　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
　　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
　　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
　　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
　　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
　　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
　　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
　　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
　　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
　　《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
　　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
　　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
　　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
　　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
　　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
　　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
　　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
　　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
　　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
　　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
　　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
　　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
　　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
　　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
　　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
　　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
　　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
　　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
　　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
　　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
　　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
　　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
　　《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
　　这是废话。
　　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
　　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
　　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书》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
　　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
　　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
　　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
　　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
　　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
　　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
　　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
　　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
　　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
　　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
　　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
　　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
　　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
　　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
　　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
　　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
　　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
　　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
　　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
　　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
　　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
　　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
　　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
　　齐襄公并未意识到危险临近。这一年十二月，他带领群臣和宫内人员前往姑棼（fén）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
　　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拉开长弓，瞪大眼睛一看，大惊失色：“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
　　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抢过弓来搭箭便射。没想到，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
　　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了徒人费（徒人即寺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监）来问。徒人费说：“鞋子大概被野猪给叼去了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正好拿徒人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
　　徒人费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出了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还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
　　“在，在寝宫睡觉……”
　　“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吩咐，便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千万不要杀我，留我的小命，我可以进去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
　　没错，新鲜的，还流着血。
　　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徒人费的奴性。
　　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寝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有主见，将齐襄公藏在帷幕之后，又要孟阳穿上齐襄公的服装，躺在齐襄公的床上当他的替身。徒人费自己则装作向连称通风报信，再一次出宫，企图趁连称不注意将其刺杀。
　　当然，徒人费没有成功。连称等人杀死徒人费，又在宫门之内杀死了护卫石之纷如，径直闯进齐襄公的寝宫，将孟阳砍死在床上。
　　孟阳的死到底没能挽救齐襄公。刺客们都是老手，将孟阳砍死之后，拿灯一照，年少无须，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忽然发现帷幕之下露出一只鞋，便知齐襄公藏在幕后。拉出来一看，齐襄公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
　　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
　　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
　　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
　　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
　　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
　　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
　　【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
　　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
　　《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
　　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
　　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
　　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
　　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
　　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
　　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
　　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
　　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
　　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
　　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
　　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
　　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
　　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
　　“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
　　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
　　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
　　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
　　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
　　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
　　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
　　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
　　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
　　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
　　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
　　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
　　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
　　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
　　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
　　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
　　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
　　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
　　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
　　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
　　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
　　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
　　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
　　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
　　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
　　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
　　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
　　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
　　“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
　　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
　　齐桓公转过来，瞄了瞄管仲，眨眨眼说：“他有那么神？”
　　“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又怎么会有片言只语骗您呢？”鲍叔牙一把把管仲推到齐桓公跟前，信誓旦旦，“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啊。”
　　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也就是前面说的国、高二氏中的高氏，在齐国德高望重，而且直接主导了迎立齐桓公的行动，为他登上国君宝座立下首功。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
　　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
　　“您不妨试试。”鲍叔牙说。
　　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
　　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
　　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这就是管仲的聪明，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
　　果然，齐侯盯着管仲的眼睛，紧接着就追问：“如何确立秩序？”
　　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
　　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所谓的叁其国）。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五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五乡（所谓的伍其鄙）。
　　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坐直了接着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哥哥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
　　管仲微微一笑：“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讲安国之术。”
　　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身体又靠了回去。
　　管仲的安国之术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者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
　　齐桓公一听，这还不容易，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
　　管仲搓了搓手，说：“这个……恐怕还不行。”
　　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
　　管仲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这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
　　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无须长久等待。”
　　这回齐桓公身体前倾，急切地搓搓手，“愿闻其详。”
　　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
　　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
　　齐桓公大喜，拍着案几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
　　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
　　“请先生继续说！”
　　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也全然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
　　齐桓公听到这里，一拍大腿，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
　　这边，管仲还意犹未尽呢，急忙说：“您……我还没说完呐。”
　　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
　　接下来，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
　　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
　　【齐桓公和管仲：变法是第一生产力】
　　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春天，齐军进犯鲁国。齐桓公此举，显然违背了管仲给他订的先亲四邻的政策，遭到管仲和鲍叔牙的强烈反对，但是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执意要出兵。
　　而在鲁国这方面，去年乾时大战惨败的阴影尚未消失，现在齐国大军压境，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
　　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正史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曲阜请求面见国君。
　　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
　　古代生产力低下，农民难得吃上一顿肉，一般的士族阶层也很少吃肉。所谓吃肉的人，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他们天天可以吃肉。
　　曹刿拍着身上的草灰说：“吃肉的人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于是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去曲阜了。
　　鲁国没有信访局，自然也没有驻京办之类的截访机构，各地官员也没有截访任务和指标，农民曹刿一路通行无阻，竟然很快就见到了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庄公。
　　简单地见过礼之后，曹刿就直入主题：“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
　　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粮草。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睛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
　　曹刿粗声粗气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
　　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
　　曹刿整了整腰带，不耐烦地说：“那些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
　　鲁庄公头都大了，面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他深呼吸几次，然后尽量沉缓地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
　　这句话的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句题外话，若能将这十一个字挂在全国公、检、法机关的墙上，也许可以减少某些人的傲慢、粗暴和急功近利。
　　言归正传，曹刿听到鲁庄公这么说，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鲁庄公长吁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连忙答应。
　　鲁军和齐军在长勺（shuò）相遇。
　　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草民曹刿愉快地接受了。
　　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
　　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
　　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
　　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
　　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
　　鲁军仍然纹丝不动。
　　齐军第三次擂响了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
　　鲁军的战鼓终于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辆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冲过来。
　　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冲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
　　齐军全线败退。鲁庄公下令全军追击，又被曹刿制止了。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前面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们也许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
　　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
　　《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于是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
　　曹刿毫不客气，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
　　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
　　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
　　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两国联军越过鲁国边境，驻扎在曲阜附近的郎城附近。
　　宋庄公已经在八年前去世，现任宋国君主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
　　鲁国大夫公子偃对鲁庄公建议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我军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请您派我攻击宋军。”一向慎重的鲁庄公考虑了半响，没有答应他。
　　当晚月色朦胧，公子偃命令属下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
　　宋国人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在恍惚之中，只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猛将南宫长万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军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射中了南宫长万的右肩。中箭之后南宫长万被数百名鲁军士兵包围，仍然勇不可挡，直到鲁庄公的贴身护卫遄（chuán）孙加入战团，鲁军才合力将他擒获。
　　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
　　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齐桓公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
　　公元前683年夏天，宋闵公为报去年战败之仇，再一次兴兵攻打鲁国。越来越有战争经验的鲁庄公前率部队迎击，乘宋军立足未稳就发动攻击，一举击败宋军。左丘明对此喜不自禁，在《左传》中记载：举凡战事，敌未列阵就被击溃叫做“败”，敌已经列阵叫做“战”，全线崩溃叫做“败绩”，敌我相当叫做“克”，敌人全军覆没叫做“取”，王室部队失败则叫做“王师败绩”……时隔数千年，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鲁国上下的得意之情。
　　回想去年的鲁、宋之战，宋军之所以速败，同样也是因为军容不整、防范不周。一连两次重蹈覆辙，这位宋闵公的治国治军之才，实在令人担心。
　　相比之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鲁庄公显得成熟多了。同年秋天，宋国遭遇洪水灾害，鲁庄公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向宋国伸出了橄榄枝，派人到宋国致以慰问之情，说：“天降大雨，毁坏了庄稼，使百姓流离，我怎敢不来慰问？”
　　对于鲁庄公的好意，宋闵公的答复也相当得体：“因为孤不敬鬼神，所以老天降祸于宋国，还要劳烦您担忧，在此拜谢您的好意！”
　　这里的“孤”是宋闵公自称。按照周礼，诸侯在天子面前自称其名，平时自称寡人，国内有凶事则自称孤。对此，鲁国大夫臧文仲表扬道：“宋国有这样的君主，想必要兴旺了。当年大禹和成汤敢于担当责任，说‘天下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终成大业；夏桀和商纣将责任全推给别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很快就灭亡。国家有灾难，君主自称为孤，合乎礼制。宋公言辞谦卑，深知礼数，算是不错的啦！”
　　然而没多久，又有消息传出说，那番话并非出自宋闵公本人之口，而是公子御说（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宋闵公的兄弟）代为捉刀写的。臧文仲又感叹道：“这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应该当国君才对啊！”
　　事实上，宋闵公不只是治国无道，治军无方，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口德很差，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口无遮拦。
　　随着鲁、宋两国关系的修好，宋国向鲁国提出，将一年前被俘的南宫长万归还宋国，鲁庄公同意了。
　　南宫长万苦战被俘，回到宋国，没有得到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宋闵公当众奚落了一番：“原来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勇士。可你居然当了鲁国人的俘虏，叫我如何再尊重你呢！”
　　很难理解宋闵公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听起来仿佛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没水平。一年前那场战争的失败，责任不在南宫长万，而在宋闵公自己身上。现在他不但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当众奚落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宫长万，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
　　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南宫长万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将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公元前682年，也就是南宫长万回国的第二年秋天，宋闵公带领群臣到蒙泽狩猎，因为一场棋局与南宫长万发生口角，宋闵公旧事重提，又揭了南宫长万的旧伤疤，戏称其为“鲁虏”。这一次，南宫长万没有客气，拿起石头做的棋盘，一下就将宋闵公给砸死了。接着他又打死了宋闵公身边的几个侍从，闻讯而来的大夫仇牧和大宰华父督也未能幸免。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本来没有预谋的个人行为自然也就演变成了政变。宋国的公族子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
　　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
　　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
　　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
　　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
　　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
　　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
　　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
　　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
　　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
　　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
　　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
　　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
　　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
　　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
　　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
　　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
　　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
　　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
　　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
　　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
　　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
　　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
　　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
　　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
　　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
　　【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
　　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
　　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
　　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
　　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
　　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
　　“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
　　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
　　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
　　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
　　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
　　《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
　　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
　　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
　　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
　　从犯公子阏，死刑；
　　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
　　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
　　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
　　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
　　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
　　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
　　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
　　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
　　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
　　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
　　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
　　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
　　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
　　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
　　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
　　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
　　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
　　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
　　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
　　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
　　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
　　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
　　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
　　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
　　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
　　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
　　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
　　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
　　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
　　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
　　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
　　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
　　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
　　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
　　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
　　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
　　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
　　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
　　虢公与之一拍即合。
　　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
　　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
　　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
　　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
　　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
　　【寡妇门前是非多】
　　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
　　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
　　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
　　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
　　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
　　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
　　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
　　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
　　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
　　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
　　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
　　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
　　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
　　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
　　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
　　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
　　《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
　　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
　　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
　　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
　　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
　　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
　　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
　　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
　　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
　　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
　　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
　　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
　　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
　　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
　　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
　　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
　　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
　　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
　　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
　　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
　　楚文王说：“有何不可？”
　　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
　　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
　　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
　　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
　　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
　　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
　　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
　　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
　　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
　　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
　　《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
　　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
　　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
　　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
　　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
　　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
　　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
　　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
　　“少废话，快开城门！”
　　“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
　　“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
　　“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
　　“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
　　“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
　　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
　　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
　　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
　　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
　　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
　　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
　　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人）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
　　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
　　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
　　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
　　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
　　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
　　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
　　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
　　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
　　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
　　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
　　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
　　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
　　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
　　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
　　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
　　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
　　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
　　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
　　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
　　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
　　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
　　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
　　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
　　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
　　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
　　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
　　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
　　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
　　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
　　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
　　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
　　“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
　　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
　　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
　　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
　　“干啥？”
　　“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
　　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
　　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
　　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
　　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
　　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
　　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
　　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
　　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
　　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
　　“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
　　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
　　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
　　“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
　　“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
　　“哦？”
　　“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
　　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
　　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
　　“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
　　“知道。”叔牙说。
　　“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
　　“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
　　“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
　　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
　　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
　　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
　　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
　　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
　　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
　　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
　　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
　　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
　　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
　　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
　　这个人物就是哀姜。
　　《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
　　奸夫就是庆父。
　　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
　　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
　　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
　　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
　　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
　　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
　　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
　　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
　　“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
　　“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
　　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
　　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
　　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
　　“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
　　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
　　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
　　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
　　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
　　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
　　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
　　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
　　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这句成语无须解释。
　　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
　　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
　　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
　　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
　　“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
　　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
　　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
　　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
　　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
　　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
　　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
　　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
　　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
　　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
　　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
　　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
　　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
　　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
　　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
　　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
　　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
　　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
　　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
　　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
　　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
　　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三章 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
　　【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
　　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国”。而散布在中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一概被称为“四夷”，根据其方位，又被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这当然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如同我们当年将所有高鼻子凹眼睛的人都称作“西洋人”一样，这种称呼中包含着惊讶、畏惧、蔑视等复杂感情，还有对外来文化不求甚解的傲慢态度。
　　在中原人眼里，四夷均是未开化的野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即使是像楚国这样曾经受封于周王室的国家，因为长期居于蛮夷之地，也被视为蛮夷之国，在《春秋》前期的记载中，从来不称之为“楚”而称之为“荆”，这就好比日本人不把中国叫做中国，非要叫做支那，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反过来说，中国人不把日本叫做日本，非要叫做倭，也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
　　然而，正是这些不被正视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次又一次引起中原的战栗和震动。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周幽王年代的犬戎之乱，来自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攻陷周朝的国都镐京，导致周王室东迁雒邑，由此拉开春秋时代的序幕。
　　按照周礼的规定，礼乐征伐都是天子专享的权利。各诸侯国即使对四夷用兵，也要向王室报告，捉到俘虏则献给天子，由天子来警惧外来入侵者。这一规定，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前面提到过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向鲁庄公献戎俘，就是典型的“非礼”，被左丘明抓着小辫子数落了一通。谁也不能说左丘明批评得不对。但是，在外族入侵面前，周王室自身尚且难保，偏安雒邑之后，更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领导大家去征讨四夷，只能任由四夷肆虐中原。齐桓公既然以中原诸国领袖自居，主动担负起征讨四夷的责任，在客观上保卫了中原文明，就是大大的功德。至于献俘于鲁国这等芝麻小事，礼又如何，非礼又如何？想必周天子都不好意思提什么意见，何劳你左丘明搬弄是非？
　　何等迂腐！
　　公元前661年，北方的狄人大举进攻中原的邢国。据春秋时期的史料记载，狄人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支，分布地域很广，进攻邢国的狄人部落当属赤狄。
　　管仲对齐桓公分析说：“戎、狄均是豺狼之辈，贪欲难以满足。中原各国，多为近亲，同根同种，不可见死不救。宴饮娱乐，有如鸩毒，不可以留恋。诗经上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请您立刻响应简书，发兵救援邢国。”
　　所谓简书，是当年各诸侯国之间传递外族入侵信息的告急文书。因军情紧急，求援的书信写得很潦草，甚至来不及用绳子将竹简穿起来就送出去了，所以叫做简书。
　　邢国有没有向齐国发送简书，史料并无记载。但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马上动员部队前去救援邢国。
　　狄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齐国军队赶到之前，已经将邢国劫掠一番，转而进攻卫国。这是典型的流窜作案，破坏性极大，很难对付。
　　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懿公。
　　这里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卫懿公的父亲卫惠公因为谋杀兄长急子和寿的罪行，于公元前696年被赶下台，逃到齐国投奔舅舅齐襄公。七年之后，齐襄公联合鲁、宋、陈、蔡等国，出兵讨伐卫国，帮助卫惠公重新夺回政权。但是，这个在列强刺刀的扶持下粉墨登台的复辟政权，一直没有被卫国人真正从心理上接受。据《史记》记载，直到卫惠公死后，卫懿公即位，卫国的大臣和百姓对这一家子仍然不感冒，而且“常欲败之”。
　　但是，这位生来不被国人拥戴的卫懿公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爱心不是献给卫国的子民，而是献给他的宠物——鹤。
　　鹤是一种可爱的动物，神态飘逸，能鸣善舞。古往今来，很多文人雅士都写下了关于鹤的美好篇章，松鹤延年更是中国水墨中长盛不衰的主题。宋朝有个叫林逋的人，甚至将鹤视为自己的儿子，同时将梅花视为自己的老婆，因此有“梅妻鹤子”之说，传为千古美谈。
　　一个国君喜欢鹤，很正常，人们最多说他附庸风雅。
　　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也正常，人们最多说他奢侈浪费。
　　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就有点问题，人们会说他不务正业。
　　要命的是，这位卫懿公不但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而且，他将养鹤和朝政混为一谈，给鹤定等级、封官位。地位最高者，享受大夫待遇，可以乘轩（大夫专用之车）招摇过市，卫人戏称“鹤将军”。
　　当时卫懿公听说狄人入侵，十分紧张，连忙下令动员部队，整顿军备，准备迎战。他自己也顶盔贯甲，手持祖传的宝剑，带着几位大夫站在校场的检阅台上。没想到站了一上午，准备好的演讲稿在肚子里都烂了几回，各支部队才稀稀拉拉来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人。
　　——人呢？
　　——报告主公，大伙听说狄人打来了，全都跑到城外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咳，这都什么世道？外敌入侵，当兵的不打仗，跑到山上去当土匪哇？
　　——报告主公，大伙说，打仗这事不靠他们。
　　——不靠他们，那靠谁？
　　——大伙说，您不是有鹤将军吗，请叫鹤将军去迎敌！我们这些草民，不敢和鹤将军争功。
　　“这……”卫懿公尴尬地朝左右挤出一点笑，“这些人也真是，我就那么点爱好嘛，再说，我这爱好没妨碍别人嘛，没妨碍别人……”
　　他的爱好确实没妨碍别人。可是，既然身为国君，就应当知道当国君是一件很没乐趣的事。即使有点正当的个人爱好，都最好藏着掖着，不要让人家看到，君不见，当年鲁隐公跑到棠地去看鱼，都被臧僖伯叽叽歪歪说了一大通？哪有像他这样明目张胆挑战国家公器的？
　　卫懿公站在检阅台上发了好久愣，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方，宫中传来阵阵鹤鸣，那些清灵钟秀的羽族之物，想必正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他长叹一声，将大夫石祁子和宁庄子叫到身边：“留守国都的重任，就拜托二位了。”
　　他将自己佩带的玉玦交给石祁子，意思是让石祁子临危决断；又将一支箭矢交给宁庄子，意思是请他像利箭一样保卫国都。这两个人默默地接受了任务。
　　卫懿公亲自率领为数不多的部队出城迎击狄人。据《左传》记载，卫懿公摆出的阵容是：渠孔驾驶戎车，子伯站在车右担任护卫，黄夷为前驱，孔婴齐殿后。这是一次自杀式的进攻。毫无疑问，卫懿公是一个昏庸的国君，但他这一刻的举动，多少为他洗刷了一丝耻辱。那些躲在山林中的卫国丁壮，纵使有一万种理由不为卫懿公作战，但是将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狄人劫掠，又于心何忍呢？
　　卫国军队与狄军在荧泽相遇，卫军惨败。渠孔与子伯请卫懿公拔去戎车上的大旗，微服逃跑，万念俱灰的卫懿公长叹道：“我就算逃回去，又有何面目见百姓？”卫懿公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将自己当做活靶子吸引狄军的注意力，君臣几人最终全部战死。
　　卫国史官华龙滑和礼孔成为狄人的俘虏。狄人一看这两个老头，精瘦精瘦的，带回去的话，既不能耕田，也不能养马，只能吃饭，当场就要把他们杀掉。两个老家伙也不慌张，砍刀架到脖子上了，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我们，杀不得。”
　　据两个老家伙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卫国的“大史”。那个年代，大史不光写历史，还要负责国家的祭祀工作。“如果我们不向神祷告，神，就不会保佑你们。你们，也得不到卫国。”两个老家伙一本正经地说。
　　就这样，狄人把他们两个给放回去了，要他们赶快向神祷告，保佑狄人得到卫国，并且说好，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华龙滑和礼孔回到城里，见到守城的石祁子和宁庄子，就说了两个字：“快走。”从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来看，狄人完全占据优势，卫军弃城而走，不失为自我保全之策。
　　到了夜里，卫国人偷偷打开城门，全体将士百姓倾城而出。
　　狄人得到了一座空城。这对他们来说，很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需要的是粮食、女人、壮丁、金银财宝，而不是城池。如果没有掳获到足够的俘虏和财物，这一趟就等于白跑。
　　因此，狄人又追踪上去，在黄河边将卫国人大杀了一阵，这才满载而归。
　　狄人对卫国的入侵引发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宋国首先派部队渡过黄河，趁着黑夜迎接幸存的卫国子民。这个时候清点幸存者，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在齐桓公和宋桓公的主持下，从共、滕两邑抽调居民四千余人，与卫国遗民凑足五千人之数，迅速开始了重建卫国的计划。
　　前面说过，齐僖公的女儿、齐桓公的姐姐宣姜本来要嫁给卫宣公的儿子急子，却被卫宣公这条老淫虫捷足先登，成为了卫宣公的夫人。宣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寿被刺客杀死。卫宣公死后，小儿子朔则即位为君，也就是卫惠公。后来卫惠公被赶下台，逃到齐国避难七年。在这期间，宣姜又与卫宣公另一个儿子公子顽通奸，并生了一堆儿女。
　　关系虽然很乱，生下的这堆儿女现在却可以派上用场了。
　　老大是个女儿，嫁给舅舅齐桓公做小妾，被称为齐子，也就是齐国的长卫姬，深受齐桓公宠爱。齐桓公如此仗义地帮助卫国重建，很难说有没有被吹过枕边风。
　　老二公子申，在卫国重建的计划中，被任命为新一任卫国君主，也就是戴公。在齐桓公的主持下，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借曹国的地盘为戴公修筑宫殿和城池。可惜，戴公无福消受，不久就去世。
　　老三继承了老二戴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卫文公。
　　老四是个女儿，嫁给了宋桓公，成为宋桓公夫人，也就是著名的宋襄公的母亲。宋桓公积极派部队迎接卫人，参与卫国重建，多半也与这位夫人有关。
　　老五也是个女儿，嫁给了许穆公，在《左传》上被称为许穆夫人。在齐国、宋国热火朝天地帮助卫国重建的时候，许国却一直袖手旁观，没有任何表示。对此，许穆夫人非常郁闷，作了一首《载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视而不臧，我思不閟（bì）。陟彼阿丘，言采其蝱（máng）。
　　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péng）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有我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中之意，既痛心于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
　　相比齐桓公、宋桓公两位姑爷的阔绰，这位许穆公实在是寒碜了点，也难怪老婆抱怨。但是，如果考虑一下许国的实际情况，他不参加卫国重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许国国小，人少，还有过一段被郑国统治的经历（郑庄公死后，郑国军队如约撤离许国，恢复了许国的独立），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哪有银两去支援卫国建设？
　　这事给男人们一个教训，自身实力不强的话，娶老婆之前最好先看看老婆的姐妹嫁得好不好，如果遇上一两位财大气粗又出手大方的连襟，这辈子都别想在老婆面前抬起头来了。
　　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保护卫国的新朝廷，赠送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还有建筑材料一批，连卫国国君一家穿的衣服、布料甚至连女眷乘坐的车马都一一馈赠。
　　老三卫文公倒是很对得起两位姐夫的照顾，他穿着粗布短衣，与五千子民同甘共苦；大力发展农、工、商业，提供优惠政策，搞活经济；尊师重道，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大胆任用贤能之士，同心同德，共建卫国的未来。短短两三年，卫国的实力大增，从重建之初的革车三十乘，突飞猛进地发展到三百乘。
　　狄人在卫国尝到了甜头，不愿意回到北方的严寒之地，稍事休整之后，于公元前659年再一次入侵邢国。
　　齐、宋、曹三国军队开到邢国的聂北，一方面是为邢国打气助威，另一方面则是审时度势，以待战机。但是没想到，邢国人在狄人面前不堪一击，部队很快崩溃，邢国人纷纷跑到聂北投靠联军。
　　不难发现，齐桓公作为当时天下的霸主，面对狄人的入侵，虽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自始至终，齐国的军队没有一次和狄人正面交锋的经历。公元前661年救邢，齐人慢半拍，狄人已经横扫而去；公元前660年救卫，还是慢半拍，卫懿公战死，卫都沦陷；这一次再救邢，三国联军作壁上观，直到邢国崩溃，狄人劫掠一空，才象征性地追击了一阵。
　　齐桓公为什么始终不愿与狄人交锋？笔者在此大胆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北方少数民族战斗力极强，大部队交锋的话，中原军队胜算不大。回想当年，北戎入侵齐国，齐僖公还向远在河南的郑国求援，畏敌之深，可见一斑；而郑庄公派了世子忽带兵前往，斩首三百，就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战果了。一年前狄人入侵卫国，不但突入卫国首都，更将其国民杀得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宋桓公派兵渡河迎接卫国遗民，也只敢在夜里偷偷行动，生怕狄人发觉。以现在齐国军队的实力，不至于害怕与狄人交战，但绝无完胜的把握，齐桓公和管仲不想打无把握的仗，所以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战略。
　　第二，狄人来去如风，目的不是攻占城池，而是劫掠人口与财物。齐桓公率领的中原联军即使有把握一战，也不一定能求战得战，狄人很可能避其锋芒，等联军退后再卷土重来。往复数次，则中原疲惫，而狄患犹存。所以，齐桓公组织中原诸国救援邢国，更多是为了表现一种团结抗战的姿态，既提高了齐国的威望，又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狄人。
　　当然，作壁上观不等于袖手旁观。
　　经过狄人的扫荡之后，邢国国都一片断壁残垣，惨不忍睹。齐桓公再一次扮演了战后重建者的角色，协调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在夷仪为邢国建立新的城池。
　　与此同时，诸侯为卫国新建的都城楚丘也接近完工。公元前658年，卫文公带领子民迁入楚丘，结束了流亡生涯。
　　据冯梦龙说，卫文公重新立国，对齐桓公这位舅舅加姐夫（这都什么关系）十分感激，写了一首《木瓜》之诗相赠：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如果没弄错的话，这《木瓜》所写的是男女之间的情窦初开，如果用来形容两国之间的关系，未免太肉酸。还是那句话，有没有这回事，咱们姑妄听之。
　　《左传》记载齐桓公帮助邢、卫复国的事：“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意思是说，邢国人迁到夷仪，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般开心；而卫国人进入楚丘，如同没有经历过亡国灭种的危机。
　　帮人帮到这个份上，无论如何值得表扬一下。
　　【什么风都不如枕边风】
　　周，原来只是商朝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小诸侯国，或者说一个小部落也未尝不可。在周文王和周武王年代，周通过“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等手段，励精图治，不断扩大影响力，终于联合其他诸侯与部落，在牧野一举打败商朝大军，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各国的共主。
　　但是，必须看到，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打败商纣王，是依靠了诸多受商朝压榨的诸侯部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即位的第九年，在盟津大会诸侯，商量讨伐商朝的大计，与会诸侯多达八百人。没有这些盟友的支持，单靠周的力量，完全不可能与商朝抗衡。
　　牧野一战无疑奠定了商朝灭亡的基础。但是，牧野之战并非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是仅仅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一战定胜负，虽然简单快捷，但也意味着，商朝虽然灭亡，它的贵族势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伤，对于周政权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群体。
　　为了解决这一威胁，周王室除了分封了一大批同姓诸侯国，还将一批异姓贵族分封到新的土地上，用以加强对商朝遗民的监控。
　　对于投降的商朝贵族，周王室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一是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封为宋国国君，使其仍然祭祀商朝的祖先，以安抚商朝遗民；二是将商朝的士族交由姬姓诸侯带到封国去，使其成为这些诸侯国的“国人”，甚至卿大夫阶层。这样既可以消除他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
　　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
　　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
　　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
　　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
　　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
　　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
　　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
　　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
　　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
　　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
　　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
　　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
　　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
　　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
　　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
　　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
　　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
　　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
　　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
　　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
　　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
　　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
　　“这……不太好吧？”卜人说。
　　“有什么不好？”
　　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
　　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
　　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
　　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
　　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
　　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
　　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
　　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
　　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
　　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
　　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
　　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
　　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
　　《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
　　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
　　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
　　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
　　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
　　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
　　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
　　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
　　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
　　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
　　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
　　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
　　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
　　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
　　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
　　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
　　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
　　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
　　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
　　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
　　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
　　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
　　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
　　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
　　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
　　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
　　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
　　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
　　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
　　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
　　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
　　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
　　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
　　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
　　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
　　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
　　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
　　【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
　　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
　　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
　　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
　　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
　　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
　　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
　　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
　　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
　　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
　　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
　　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
　　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
　　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
　　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
　　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
　　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
　　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
　　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
　　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
　　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
　　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
　　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
　　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
　　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
　　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
　　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
　　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
　　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
　　“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
　　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
　　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
　　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
　　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
　　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
　　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
　　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
　　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
　　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
　　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
　　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
　　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
　　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
　　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
　　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
　　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
　　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
　　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
　　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
　　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
　　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
　　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母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
　　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
　　“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
　　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
　　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
　　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
　　酒肉里都有毒。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
　　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
　　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
　　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
　　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
　　《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
　　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
　　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
　　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
　　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
　　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
　　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
　　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
　　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
　　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
　　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
　　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
　　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
　　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
　　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
　　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书》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
　　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
　　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
　　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
　　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
　　《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
　　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
　　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
　　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
　　【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
　　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
　　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
　　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
　　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
　　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响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
　　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
　　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
　　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
　　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
　　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
　　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
　　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
　　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
　　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
　　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
　　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
　　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
　　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
　　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
　　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
　　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
　　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
　　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
　　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
　　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
　　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
　　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
　　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
　　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
　　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
　　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
　　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
　　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
　　“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
　　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
　　“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
　　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
　　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
　　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
　　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
　　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
　　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
　　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
　　“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
　　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
　　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
　　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
　　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谁敢不服？如果想以武力服人，我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池，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
　　第二次口舌之争，齐桓公又没占到便宜。
　　《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屈完代表楚成王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盟约，史称“召陵之盟”。
　　对于这件事，历史上很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召陵之盟意义非凡，有人认为齐桓公这次南征是无功而返，或者成效甚微。现将正、反两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简述如下。
　　反方观点认为：楚国于春秋年间不断向北扩张，争夺中原，消灭了靠近楚国的吕、申、息等小国，而独蔡国延存，是因为蔡国死心塌地臣服于楚国，并且为虎作伥，成为楚国“有事”于中原的工具。从地理位置上看，蔡国既是楚国进出中原的捷径，也是楚国抵御中原各国进攻的屏障，所以要讨伐楚国，必先讨伐蔡国，拿下这块兵家必争之地。
　　按照这种观点，齐桓公伐楚的最大收获在于击溃蔡国，斩断了楚国在中原的爪牙，但是对于楚国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楚国反而在召陵之盟后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并中原的步伐。因此，召陵之盟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不及后来晋文公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军的意义。
　　正方观点认为：“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遇上“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可谓是棋逢对手。八国联军在陉地驻兵数月，楚军一直按兵不动，只派了屈完来谈判，寥寥几句，双方便息兵罢战，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打下去是两败俱伤，谁也占不到便宜。
　　齐桓公远居山东，因其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北方的狄、戎之乱，无暇顾及南方。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原安危，为了解除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不远千里跑到南方来讨伐楚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齐桓公南征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使楚国屈服（这点显然做不到），而在于打击蔡国和坚定郑国抗战的决心，确保天子脚下的这片净土不受楚国的侵犯。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我看来，齐桓公和管仲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有志于称霸诸侯，而且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很少真正付诸刀兵，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召陵之盟后，八国联军自楚国边境撤退，一路迤逦北行，顺便将被俘的蔡穆公释放回国。其间发生了两件小事。
　　第一件事，许穆公在军中病逝。前面说过，许穆公娶了宣姜的小女儿为夫人，而齐桓公娶了宣姜的大女儿为小妾，所以两个人是连襟。许穆公对齐桓公这位姐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而齐桓公对这位穷亲戚也不薄：许穆公本来是男爵，在他死后，齐桓公命人以侯爵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算是对他鞍前马后效力的奖赏。
　　第二件事则有点复杂。
　　联军部队中，陈国的重臣辕涛涂找到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如果大军取道陈、郑两国之间回师，则贵国和我国都要供应粮草物资，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大军能取道东方，自海滨回师，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申侯听了，说：“这主意不错，您去和齐侯建议一下嘛。”辕涛涂便跑去向齐桓公说了，齐桓公觉得走海边看看风景也好，表示同意。
　　没想到，申侯这家伙听到大军改道而行的消息，也跑去找齐桓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唉呀，您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大军劳师远征，已经很疲惫，如果再绕道海边，万一遇到夷人袭扰，恐怕难以抵挡。还是取道陈、郑两国之间，物资粮草的供应都有保障，才是万全之策啊。”
　　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立刻明白自己上了辕涛涂的当。他很感慨：同样是诸侯的大夫，为什么辕涛涂这么阴险，而申侯这么厚道呢？于是他把郑文公给找来了，一是宣布大军将接受郑国的热情邀请，从郑国过境，请郑国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供应；二是告诉他申侯这位同志很不错，要提拔重用，请郑文公把虎牢赏给申侯作封邑。
　　前面说过，虎牢就是制的别称。当年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封给弟弟段叔，郑庄公犹且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现在齐桓公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封给申侯，郑文公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也只能表示同意。
　　一句话，一座城，齐桓公还真是慷慨——慷别人之慨。
　　因为这件事，齐桓公派人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大军回国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解恨，又于当年冬天组织了七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立刻表示认错，齐桓公索取了一笔军费开支后，才将辕涛涂放回陈国。
　　辕涛涂深恨申侯的无耻行为。被释放之后，他到郑国去看望申侯，看了他的新封邑虎牢，赞不绝口，建议申侯加高城墙，把虎牢建设得漂漂亮亮的，好让子孙不忘记申侯的功德。申侯好大喜功，果然照办。这边，辕涛涂又对郑文公咬耳朵说：“申侯加高虎牢的城墙，恐怕是有了叛逆之心吧。”
　　郑文公莫明其妙丢了一座虎牢，本来就对申侯不满，听了辕涛涂的话，意见就更大了。
　　【春秋首霸是怎样炼成的】
　　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虽然没有占到楚国人任何便宜，却仍然让“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楚国人深受震动。联军撤退后，楚成王根据盟约的协定，派人前往王都雒邑，向周天子进贡地方土特产和金帛。这一举动，意味着楚国改变了多年以来秉承的“去中国化”政策，而转向“入中国化”政策。
　　很多年以来，楚国就以蛮夷自居，倚仗国力强横，根本没有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次前来朝贡，可谓是破天荒头一回。可想而知，周惠王对此十分高兴，不但热情招待了楚国使者，还命人分给楚国祭肉。
　　按照周礼的规定，祭肉原则上只分给周王室的兄弟之国，不能分给异姓诸侯。如果分给异姓诸侯，也只能分给二王之后，也就是周朝之前的夏、商两个朝代国君的后人，以示尊重。
　　给楚国人上祭肉，这一礼遇高得实在有点吓人，恐怕连楚国的使者都觉得受宠若惊。
　　周惠王一时高兴，还不忘吩咐一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意思是要楚国镇守南方，弹压蛮夷诸族，不要让他们入侵中原。
　　这一句话让机敏的楚国人如获至宝，拿着鸡毛当令箭，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南方扩张势力。据《史记》记载，周天子说过这句话之后，“于是楚地千里”，楚国人洗脚上田，楚国一跃成为实至名归的南方大国。
　　按理说，楚国这次主动向周王室示好，应该归功于齐桓公。如果不是他带着八国联军讨伐楚国，让楚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楚国人才不会搭理什么周天子。但是，周惠王此时不但不领齐桓公的情，反而因为一件家事和齐桓公闹得很不开心。
　　这件事说来还是因为“以少陵长”引起的。前面说过，当年郑厉公跑到王城去打探王室的情况，正好遇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促成了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婚事，将一个叫陈妫的女人娶到王室来了。这位陈妫，在历史上被称为惠后。惠后深得周惠王宠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带，也就是王子带。周惠王爱屋及乌，想立王子带为大子，而废除原来的大子郑。大子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向当时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
　　齐桓公当然很乐意帮大子郑这个忙，这笔政治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即使没有管仲的教导，他也会主动去做。但是如何才能使周惠王放弃废长立幼的念头呢？人家好歹是天子，废长立幼又是内政，齐桓公纵使强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天子的家事呀。这个时候，还是管仲给他支了一个高招：会盟。
　　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举行北杏会盟以来，终其一生，总共举办了十五次诸侯会盟。会盟成为了齐桓公实施霸业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远远大于军事征伐。欲修霸业，会盟；讨伐不臣，会盟；扶危救难，会盟；讨伐楚国，会盟；与楚国息兵罢战，会盟；这次干涉王室内政，还是会盟。
　　齐桓公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对周天子说：“天下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举行会晤，请您派世子参加，以体现您的关心和厚爱。”
　　周惠王没办法拒绝这一邀请。
　　《春秋》记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而《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直接指出，这次首止会盟的目的就是想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
　　会议开得很轻松，既不讨论卫国重建，也不讨论防御楚蛮，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会议一样，以游山玩水为主要议程，顺带开会学习。各国诸侯众星捧月一般陪着世子郑，白天举行酒会请他坐中间，他不举杯大家也不举杯；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请他坐第一排，他不鼓掌大家也不鼓掌；齐桓公更是早问安，晚问寝，让他好好过了一把当王世子的瘾。
　　说实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也没有哪一任周天子享受过众诸侯的如此抬爱。
　　齐桓公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世子郑作为周王室的继承人来参加会议，而且享受这般尊荣。周惠王想要更换世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
　　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游山玩水，其目的却不在山水之间。
　　玩了十几天之后，总算正儿八经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干啥？做会议总结——会议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总结还是要有一个的，否则没办法对史官交差。
　　这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惠王意识到了齐桓公此举的真实用心，派大臣宰孔找到郑国的国君郑文公说：“您是天子非常倚重的诸侯，怎么也跟着这些人瞎起哄呢？”
　　郑文公这个人没主见，一听说天子非常倚重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脑子也热乎乎的，“我这也是随大流……”
　　宰孔打断他的话说：“您怎么能随大流呢？您想想，当年您的父亲郑厉公奋力勤王，立下盖世奇功，天子至今仍然念叨他的好处。您作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像他那样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不应该受人摆布，东摇西晃。”
　　郑文公一时无语。
　　宰孔接着说：“您别看齐侯现在神气活现，动不动就把诸侯叫到一起开会，当年您父亲在世时，根本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您肯定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您父亲没去朝见他，他还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将前去访问的贵国大夫叔詹给扣留起来了。这完全是流氓行为嘛！”
　　郑文公听得热血沸腾，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喃喃道：“话虽如此，今时不同往日，齐侯霸业已成，天下诸侯，莫不依附于他，以我郑国之力，怎么敢和他较劲？”
　　“这事您别担心。”宰孔拍拍他的肩膀说，“天下并非他齐侯的天下，诸侯也并非齐国独大，西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都足以和齐国抗衡。天子说了，只要您听他的招呼，别掺和这次大会，他会叫楚国、晋国都支持您，齐国也拿您没办法。”
　　很显然，天子这话说得有点大。但是郑文公听了，却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当场决定逃离首止，不参加会议总结。郑国大夫孔叔连忙阻止说：“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这样做必定失去别人的援助，失去援助则祸患很快就要降临。如果等到祸患降临再回过头来求人家帮忙，乞求结盟，恐怕就亏大了，您一定会后悔。”
　　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按规矩带了一支部队随行；他急急忙忙逃离首止，又怕齐桓公发现，干脆将部队留在首止，自己仅仅带着几个随从跑回郑国去了。
　　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早在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卫国的时候，郑文公也派了一支部队前往黄河驻防，防止狄人顺势入侵郑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克是郑文公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修理他，等他带兵驻防黄河，郑文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损招：只给高克出兵的命令，不给他回师的命令。结果几千人的部队在黄河边上驻守了几个月，没等到狄人入侵，又没有后续指令，军粮吃光，就一哄而散了，高克也只好逃到陈国避难。《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郑弃其师。”一个弃字，令人扼腕叹息：这个人难道真是郑厉公的儿子吗？
　　齐桓公这次干涉天子内政，可谓有得有失。得，是确立了王世子郑的地位，以后世子郑即位，周王室就会成为齐国的铁杆大旗；失，是得罪了现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因此胳膊往外拐，与第一次前来进贡的楚国发生亲密接触，并且帮助楚国从内部分化齐桓公的幽地同盟，成功地促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暗中投向楚国的怀抱。
　　楚国与郑国的暗中勾结，郑国大夫申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申侯原来是申国人，侯是他的名字。当年楚文王灭掉申国后，将申国改为申县，申侯投靠楚文王，以其能说会道，深得楚文王宠信。楚文王既爱申侯之才，又很了解申侯的毛病，临死时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财，让他逃离楚国，并且说：“只有我最了解你，你这个人爱财如命，难以满足，从我这里拿了不少钱财，我都不怪罪你。但是我的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你，恐怕迟早要拿你开刀。我死之后，你立刻离开楚国，寻找新的依靠。”
　　楚文王死后，申侯逃到了郑国，又受到郑厉公宠信，一直在郑国担任大夫。现在郑国在天子的斡旋下，有意与楚国交好，申侯有过在楚国做官的经历，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最理想人选。
　　有了天子的支持，楚成王抓紧分化中原诸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召陵之盟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他派令尹子文带兵进攻弦国。弦国是个小国，与周边的江、黄、道、柏等小国都有亲戚关系。江、黄等国这几年被齐桓公、宋桓公外交拉拢，与齐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弦国国君因此认为自己攀上了齐国这棵大树，可以不再听令于楚国。去年的八国联军讨伐楚国，更让这些小国家看到了齐桓公这位中原霸主的实力，越发没把楚国放在眼里。楚成王讨伐弦国，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原来仆从于楚国的小国家，不要以为变了天，从此可以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敲山震虎，试一试周天子命他镇守南方这面大旗的功效。
　　弦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很快灭亡了。弦国国君逃亡到黄国。
　　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曹等诸侯，派兵讨伐郑国，包围郑国的新密。这次讨伐郑国的罪名有二：一是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二是郑国没有征得齐国同意就加高新密的城墙，意在防御诸侯的进攻，图谋不轨。
　　楚成王倒是个很仗义的人，立刻派兵进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这一招很见效，齐桓公不忍心抛弃幽盟中的这位小弟弟，只好放弃进攻郑国，转而率领诸侯救援许国。齐、楚两个大国，第二次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
　　但是，万众期待的齐楚之战再次令人失望，楚成王主动选择了回避，将军队撤至武城观望。
　　自从有了周天子的支持，楚国分化中原诸国的战略，实施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和齐桓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等到齐桓公的大军一撤，在楚国的铁杆拥趸蔡穆公的劝说之下，许男（许国国君）亲自跑到武城的楚军大营，向楚成王认罪投诚来了。
　　据《左传》记载，许国的这次投诚，搞得非常有声有色：许男反绑双手，嘴里衔着一块玉璧，许国的大夫们则披麻戴孝，士族人士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许男后面。这支队伍缓缓穿过楚军大营，一直来到楚成王的中军大帐，齐刷刷地跪下。
　　楚成王自幼生活在南蛮之地，没见过这种中原文化的大阵势，搞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好偷偷地问大夫逢伯。逢伯倒是很博学，回答楚成王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商纣王自焚，纣王的哥哥微子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表示投降的。对此，周武王的做法是亲自给微子松绑，接受了玉璧，举行除凶趋吉的仪式，烧毁棺材，以礼相待，并且让微子及商朝遗民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宋国。
　　楚成王暗自吐舌头，庆幸自己问了一下，否则还不知所措，要让中原人贻笑了。他照着逢伯的指点，将周武王对微子做过的事，对着许男做了一遍。
　　许国君臣感恩戴德之余，对这位传说中的南蛮君主不禁另眼相看：人们都说楚人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不懂礼仪，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嘛！
　　许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
　　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
　　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
　　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
　　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
　　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
　　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
　　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
　　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
　　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
　　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
　　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
　　“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
　　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
　　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
　　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
　　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
　　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
　　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
　　“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
　　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
　　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
　　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
　　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
　　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
　　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
　　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
　　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
　　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
　　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
　　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
　　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
　　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
　　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
　　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
　　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
　　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
　　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
　　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
　　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
　　【晋惠公是个大忽悠】
　　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
　　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
　　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
　　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
　　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
　　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
　　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
　　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
　　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
　　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
　　“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
　　“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
　　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
　　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
　　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
　　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
　　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
　　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
　　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
　　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
　　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
　　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
　　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
　　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
　　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
　　“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
　　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
　　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
　　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
　　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
　　《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
　　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
　　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
　　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
　　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
　　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
　　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
　　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
　　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
　　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
　　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
　　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
　　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
　　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
　　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
　　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
　　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
　　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
　　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
　　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
　　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
　　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
　　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
　　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
　　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
　　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
　　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
　　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
　　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
　　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
　　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
　　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
　　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
　　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
　　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
　　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
　　“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
　　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
　　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
　　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
　　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
　　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
　　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
　　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
　　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
　　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
　　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
　　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
　　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
　　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
　　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
　　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
　　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共华、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
　　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
　　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
　　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
　　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
　　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
　　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
　　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
　　【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
　　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
　　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
　　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
　　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
　　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
　　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
　　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
　　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
　　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
　　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
　　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
　　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
　　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
　　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
　　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
　　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
　　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
　　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令后世之人无限景仰。甚至有人评论说：造就秦国帝业者，是秦穆公；灭亡秦国帝业者，是秦始皇。
　　也就是说，造就帝业从来不是靠文韬武略，而是靠一颗仁爱之心。
　　我没有那么多历史细胞，也不想讨论秦穆公和秦始皇孰优孰劣这样关公战秦琼的话题。我只是站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门口的小摊前，看着那些精于算计的小商贩，心里默默地想，当年负粮泛舟的秦国人哪里去了？
　　很不幸被百里奚的乌鸦嘴言中，仅仅过了一年，公元前646年的冬天，秦国也开始闹饥荒。秦穆公派人到晋国，要求向晋国购买粮食。
　　在秦国人看来，这是一桩有来有往的买卖，应该没有任何悬念。没想到，晋惠公在秦国使者递上的国书上签了两个字：“不卖！”
　　晋惠公这个人，实在很难用人类的感情来揣测他。
　　大夫庆郑看不下去了，批评晋惠公说：“秦国多次施恩于我国，如果背弃秦国的恩德，恐怕人心离散，那就是不亲；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小便宜，乃是不祥；惹恼邻国，叫做不义。亲、仁、祥、义四德俱失，您拿什么守护国家呀？”
　　晋惠公的舅舅虢射听了，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虢射这句话的意思，当年欠了秦国五座城池还没有给呢（皮），现在就算卖给秦国人粮食（毛），不过等于不给皮而光给毛，一样于事无补嘛。
　　按照虢射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另一个人，干脆就不要做任何补救，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伤害下去。晋惠公有这样神志不清的舅舅，多少让人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没心没肺——原来是遗传使然。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便立刻闭嘴。但是庆郑这个书呆子不死心，反驳虢射说：“如此背信弃义，以后我们有患难时还有谁会来援助我们？没有信义，灾难就会找上门来；没有援助，就只有灭亡。世事就是如此啊。”
　　虢射冷冷地说：“卖给他们粮食，也不一定能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怨恨，反而帮助了敌人，还不如不给。”这句话说明，刻薄的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和他一样刻薄，和他一样不容易受到感动。
　　庆郑说：“以怨报德，幸灾乐祸，人民都要唾弃，眼前就有人会仇视你，哪里用得着敌人来怨恨你！”
　　庆郑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晋惠公听不进，最终没有答应把粮食卖给秦国人。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晋惠公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弃义，终于惹恼了秦穆公，确切地说，惹恼了全体秦国人民。公元前645年，秦国大军自雍城出发，讨伐晋国。
　　从当时的国力对比来看，秦国弱于晋国。但是，再弱的国家也有尊严，不容别人用对待三岁小孩的手段反复欺骗。秦军将士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发誓要好好教训一下背信弃义的晋国人。
　　出发之前，秦穆公命卜徒父为这次出征算卦，得了个“吉”字。消息传开，秦军的士气进一步飙升，求战的情绪弥漫了整支部队。
　　面对秦国的入侵，晋惠公也尽起上、下二军前来迎战，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两军在黄河边上摆开阵势，一场大战即将开幕。
　　这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晋惠公的戎车突然散了架，原本威风凛凛站在戎车上准备擂鼓进攻的晋惠公连同他的驾驶员、护卫都跌到了地上，被摔得狼狈不堪。
　　晋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动向后撤退，避开秦军的锋芒。
　　秦穆公也觉得很是奇怪，问卜徒父是怎么回事。卜徒父从容自若回答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根据算卦的结果，我军将大败晋军三次，然后俘获晋侯。”秦军于是继续推进，果然又打了三次胜仗，抵达晋国的韩地。
　　韩，又被称为韩原，是离绛都不远的一个地方，晋国军队在此集结，准备与秦军进行决战。晋惠公现在有点紧张了，他问庆郑：“敌人已经深入我国了，怎么办？”
　　庆郑摊开双手，“那是您要他们深入的啊，能怎么办？”
　　晋惠公大为恼怒。其实与秦军开战之前，他也组织了一次占卜活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这次占卜可谓是细之又细，连晋惠公的戎车该派谁担任护卫这样的事都占到了，结果是让庆郑来担任戎车护卫最吉利。
　　晋惠公皱着眉头，一甩手说：“我才不要这个放肆的家伙担任我的护卫。”于是命步扬驾车，家仆徒为护卫，并且用郑国赠送的“小驷”（马名）拉车。
　　庆郑对此也不生气，反而劝告晋惠公说：“自古以来，但凡有战争，一定要用本地的马匹驾车，因为这些马土生土长，熟悉地形，又能够领会主人的意思，服从指挥，使用起来才得心应手。您现在用外国出产的马，搞不好因害怕而生变故。万一这些马步伐混乱，不听从指挥，恐怕想进不能进，想退不能退，无法周旋，后悔都来不及。”
　　庆郑这个人说话总是很有道理，可也确实有点啰唆。晋惠公本来就讨厌他，现在就更不耐烦了：“千金难买我乐意，你管得着么？”
　　这一年的九月，晋惠公率领的晋国大军终于与秦军在韩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
　　开战之前，晋惠公命令韩简去侦察秦军。韩简回报说：“秦军人数少于我军，然而士气高出我军一倍。”
　　晋惠公很吃惊地问：“为什么啊？”
　　韩简心里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于是干脆地回答：“您出逃梁国，受到了秦国的照顾；回到晋国，也是因为秦国的帮助；遇到饥荒，吃的又是秦国的粮食。秦国三次有恩于您，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所以前来讨伐。现在双方交战，我军将士也觉得理亏，士气低落；而秦军正处于亢奋状态，斗志昂扬，恐怕还不止高出我军一倍。”
　　晋惠公反而一拍拳头说：“士尚且不可侮辱，何况是一个国家？”他根本没有把韩简的话听进去，也不去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到这个时候，居然还认为是秦国人侮辱了晋国，用这么一句话来给自己打气。
　　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会有任何内疚感；而对于别人做的事情，不管好坏，不管有没有理由，他都能抓到辫子去数落一通。
　　晋惠公就是这种人的代表。
　　晋惠公派韩简给秦穆公送去一封战书，战书上厚颜无耻地说：“夷吾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能团结晋国的人民，不使其离散罢了。您若是再不回秦国去，恐怕就回不去了。”
　　秦穆公在战书上回道：“您没有回到晋国的时候，我倒是担心您回不去；回去之后未列入诸侯，我还是替您担心，怕您得不到承认；现在既然已经列好阵了，我哪敢不遵命与您一战啊？”
　　韩简从秦军大营出来，自言自语说：“这一战，我看来是有幸成为俘虏了。”
　　九月十三日清晨，秦军的战车拉开进攻的序幕。这一战打得相当激烈，双方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兵力，秦穆公和晋惠公两位国君也亲自操戈上阵。韩原之上，车辚辚、马萧萧、杀声震天、泥浆飞溅、血肉横飞，双方部队犬牙交错，一时间分不出胜负。在这种场合，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对双方的将士来说，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是敌军，哪一方都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击，将敌人一举击溃。
　　混战之中，两国国君的戎车逐渐成为双方攻击和保卫的重点。秦国士兵远远地看到晋惠公戎车上的旗帜飘扬，也不需要谁指挥，自发地向那个目标逼近。与此同时，晋国的士兵也在企图包围秦穆公的戎车。
　　毫无疑问，谁先杀死或俘虏对方的国君，谁就取得了胜利。
　　有那么一段时间，战争的天平似乎开始朝着晋惠公这方倾斜。自认为将成为战俘的韩简发挥了潜能，他以梁由靡为战车驾驶员、虢射为护卫，指挥着一支晋军的精锐部队不断突入秦军的防御圈，有好几次几乎冲到秦穆公的戎车跟前。韩简的进攻给秦军带来巨大的震撼，附近的晋军也看出了名堂，很快形成了对秦穆公的包围圈。
　　与此同时，晋惠公也遇到了麻烦，他的戎车马匹“小驷”受不了刀光剑影的惊吓，将戎车拉到一片泥泞之中，不肯再前进。失去机动力的晋惠公自然成为秦军攻击的固定靶标，越来越多的秦军士兵在向他靠拢。这当儿，庆郑一手持着战旗，一手握着长戈，站在自己的战车上，优哉游哉地从秦军身后经过。秦军把注意力都放在晋惠公身上了，即使看到了庆郑，也当作没看见，一个劲儿朝着晋惠公身边涌去。“庆郑，庆郑！”晋惠公大声叫道，“快来救我！”
　　听到晋惠公的呼叫，庆郑回头看了一眼，说：“您不听劝谏，宁可违背天命也不肯让我当您的护卫，不就是固执地想求败吗？现在求败得败了，还跑什么呐？”说完扬长而去。
　　庆郑说完这番风凉话，又有点后悔，远远地正好看见韩简，连忙叫道：“不要恋战啦，主公有难，快随我去救主公！”
　　韩简他们眼看就要得手了，庆郑这声呼唤使得战争的天平一下子倾斜到秦国一方。韩简放弃了进攻秦穆公，带着手下急急忙忙赶去救晋惠公。秦穆公因此躲过一劫。
　　等庆郑带着韩简等人赶到晋惠公那里，晋惠公已经被秦将公孙枝俘虏了。韩简十分后悔，如果不来救晋惠公，说不定已经将秦穆公俘获了，好歹也有个交换。
　　韩原之战的结果：秦军完胜。
　　在《史记》的记载中，韩原之战还有一段花絮。当韩简等人把秦穆公包围起来的时候，秦穆公一度十分危险，这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三百余名壮汉，冲着晋军士兵一阵乱砍，替秦穆公解了围。事后一问，这些人原来是秦国歧下的山野之人。某一年秦穆公到歧下打猎，被人偷走数匹良马，官吏前去侦查，发现原来是山里人给偷了，正围着篝火烤马肉吃呢。按照律法，偷盗国君的马匹乃是死罪，官吏向秦穆公汇报之后，建议调动军队剿灭这批山民。秦穆公说：“君子不因畜牲而加害于人。我听说，吃好马的肉而不喝酒，对人体有害。”于是干脆派人送了一批好酒过去给山民喝，赦免了他们的盗马之罪。后来，这些人听说秦国和晋国要打仗，偷偷地跟在秦军后面，一直跟到晋国，在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
　　在《论语》里，有一段记载，说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退朝回来，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以示对人的尊重。秦穆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先考虑人而不考虑马，这是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的重要原因。
　　韩原之战虽然失败，晋国的大夫们却表现了值得尊重的一面。他们解开发髻，蓬头垢面地跟在秦军后面，以示不抛弃自己的主公。
　　这样的场景，在后世的历史中，恐怕很难见到。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玩弄权谋时让人不寒而栗，表现忠义时又傻得可爱。
　　秦穆公派人对他们说：“各位大夫过分担心了，我将你们主公带回秦国，只不过是应验了当年狐突大夫之梦罢了，不会做得太过分的。”
　　狐突大夫之梦，当然是指那年狐突受命祭祀申生，申生的鬼魂告诉他将在韩地打败晋惠公之事了。
　　晋国众大夫听秦穆公这么说，都跪在地上，三拜磕头，说：“君侯您顶天立地，所说的话有天地为证，我等晋国群臣在下风听着。”
　　处于下风而听人说话，自然倍感真切。这是一语双关，既表明晋国愿赌服输、甘认失败的态度；又希望秦穆公言而有信，不要食言。古人遣词造句，真是言简意深。
　　晋惠公于公元前651年在秦国军队的帮助下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又于公元前645年在秦国军队的监护之下再次渡过黄河离开晋国，前往秦国的首都雍城。对于他来说，三十年河东太久，区区六年便已经足够。
　　秦穆公的夫人听到战报，既喜又忧。喜的是秦军大获全胜，忧的是晋惠公这个弟弟被秦军俘虏，命运未卜。她命人在宫中的高台上堆满了柴禾，带着两双儿女——大子嵤（róng）、公子弘和简、璧两位公主登上高台，准备引火自焚，并且派人穿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说：“上天降灾于这世上，使得秦、晋两国不能友好相处，反而兵戎相见。如果晋侯早上被带到雍城，我将带着儿女晚上死；如果晋侯晚上被带到雍城，我们将早上死。请您看着办。”
　　秦穆公夫人之所以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反对将晋惠公带到雍城，完全是为了晋国的面子考虑。在那个年代，一个国家的国君如果被俘至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堪称国耻。秦穆公夫人虽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于自己的祖国却是念念不忘，怀着深厚的感情，虽死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祖国遭受耻辱。
　　老婆这么一闹，秦穆公这个好男人心里便没了主意，只好先将晋惠公囚禁在雍城郊外的灵台。
　　这下秦国的大夫们不干了：好不容易把夷吾这小子抓回来了，怎么不送到国都来呢？且不说对待这样的人给他面子完全是多余，成千上万秦国将士在晋国拼死杀敌，不也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如果有可能，最好把晋惠公装在笼子里，在雍城的大街上游行，让全城的百姓都来向他扔臭鸡蛋烂菜叶。
　　一边是老婆要带着孩子自杀，一边是大夫们群情激愤，秦穆公感到很头疼。他对大夫们说：“我们俘虏了晋侯，本来是带回来一件大大的战利品。可如果因此惹得夫人自杀，很快就要举行丧礼，这战利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何况当时晋国的大夫们那样诚挚地恳求我，以天地来要挟，我也答应他们不会做得太过分。如果我自食其言，得罪天地，又是何苦呢？”
　　公子絷咬着牙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杀了，免得他又回去作乱。”
　　一向宽厚的公孙枝则主张：“还是把他放回去，要晋国派大子来作为人质，才是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如果灭不了晋国，又杀掉其国君，只会引起晋国上下的愤怒，反而对秦国不利。”
　　秦穆公听从了公孙枝的意见，准备与晋国媾和。
　　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对待晋惠公这样的人，给他面子确实是一件非常多余的事。
　　晋惠公被关在秦国的灵台，韩简和郤乞等人主动跟随他，服侍他。有一天他突然说起了家族中的一件旧事：
　　当初晋献公准备将女儿（也就是秦穆公夫人）嫁到秦国去，也叫人算过一卦，结果是“不吉”，卦辞是：“士宰羊而不见血，女持筐而无物可乘。西邻指责，无所应对。”主管卜筮的人说：“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
　　晋惠公对韩简说起这件事，若有其事地感叹道：“如果先君听从史苏的占卜，不把姐姐嫁到秦国来，我也不会有今天。”
　　事到如今，他还是不反思自己的错误，继续为他的失败找理由。韩简对此很反感，说：“卜筮，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和数理来推算事物发展的趋势。先君因其失德而有此一败，非数理所能改变。就算不把公主嫁到秦国，也于事无补。诗经上说，下民有邪恶，非降自于天，而是由人来决定的。”言下之意，您就别怪这个怪那个了，要怪就怪自己吧。
　　一心要救晋惠公的秦穆公夫人如果听到他的这番感叹，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同年十月，晋惠公派郤乞回国，要他命大夫吕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秦国进行和平谈判。
　　吕甥问郤乞：“除了这事，主公有没有其他交代？”
　　郤乞说：“没有了。”
　　吕甥苦笑，对郤乞说：“你从主公身边回来，应该代表主公慰问和赏赐国人。你就这样告诉他们，主公说自己虽然可以回国，但是觉得有辱社稷，不好意思回来，请诸位大臣立大子圉（yǔ）为君罢。”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晋惠公这个人可以说一无是处，然而傻人有傻福，流亡在外的时候有人帮他抢夺君位，成为俘虏的时候有人给他求情，不通世故人情，还有人替他收买人心。
　　晋国朝野听到郤乞“转达”晋惠公的话，都很感动，禁不住痛哭流涕。这一句虚假的慰问使得晋国上下从战败受辱的阴影中走出来，一时间，群情振奋。吕甥趁热打铁，进一步煽动说：“主公身陷敌国，不担忧自己的生命，却还记挂着群臣，可谓仁惠之至！大伙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他？”
　　大家都说：“我们听你的！”
　　吕甥说：“咱们征收赋税，修缮甲兵，团结在大子圉的周围，让诸侯都知道，我晋国虽然丧失了储君，还有国君，群臣和睦，武装力量更加强大。这样，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就会鼓励我们，国际上的反晋势力就会害怕我们，怎么样？”
　　大家都说：“好！”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
　　“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
　　“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
　　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
　　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
　　“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
　　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
　　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
　　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
　　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
　　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
　　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
　　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
　　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
　　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
　　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
　　【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
　　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
　　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
　　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
　　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
　　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
　　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
　　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
　　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
　　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
　　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
　　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
　　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
　　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
　　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
　　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
　　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
　　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
　　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
　　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
　　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
　　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
　　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
　　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
　　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
　　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
　　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
　　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
　　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
　　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
　　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
　　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
　　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
　　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
　　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
　　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
　　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
　　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
　　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
　　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
　　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
　　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
　　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
　　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
　　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
　　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
　　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
　　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
　　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
　　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
　　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
　　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
　　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
　　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
　　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
　　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
　　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
　　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
　　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
　　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
　　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
　　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
　　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
　　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
　　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
　　《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
　　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
　　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
　　2，少卫姬，生公子元；
　　3，郑姬，生公子昭；
　　4，葛嬴，生公子潘；
　　5，密姬，生公子商人；
　　6，宋华子，生公子雍。
　　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
　　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
　　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
　　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
　　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
　　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
　　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
　　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


　　第四章 “忍”的哲学
　　【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
　　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
　　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
　　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
　　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
　　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
　　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
　　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
　　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
　　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
　　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
　　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
　　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
　　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
　　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
　　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
　　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
　　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
　　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
　　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
　　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
　　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
　　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
　　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
　　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
　　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
　　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
　　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
　　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
　　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
　　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
　　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
　　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
　　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
　　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
　　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
　　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
　　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
　　陈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
　　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
　　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
　　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
　　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
　　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
　　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
　　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
　　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
　　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
　　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
　　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
　　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
　　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
　　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
　　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
　　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
　　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
　　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
　　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
　　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
　　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
　　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
　　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
　　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
　　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
　　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
　　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
　　“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
　　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
　　“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
　　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
　　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
　　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
　　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
　　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
　　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
　　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
　　这是一场心理博弈。
　　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
　　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
　　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
　　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
　　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
　　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
　　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
　　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
　　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
　　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
　　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
　　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
　　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
　　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鹬蚌相争，南楚得利】
　　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
　　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
　　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
　　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
　　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
　　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
　　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
　　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
　　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
　　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
　　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
　　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
　　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
　　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
　　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
　　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
　　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
　　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
　　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
　　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
　　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
　　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
　　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
　　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
　　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
　　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
　　《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
　　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
　　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
　　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
　　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
　　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
　　“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
　　“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
　　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
　　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
　　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
　　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
　　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
　　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
　　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敌人的不利位置取胜。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的后人，对于没有列好阵的敌人，是绝不会击鼓进攻的。”
　　大伙儿听了，都面面相觑。公子目夷说：“那是您还不知道什么叫打仗，所以才这样说。楚军强盛，然而身处险地，不能及时列阵，是天助我宋国，那时发起进攻，有什么不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担心打不过他们，哪里像你那样光为楚国人着想？两军交锋，对面都是敌人，就算有的人年纪大了，抓到手了就要俘虏，还管他头发斑白？我们严格纪律，加强训练，就是为了杀敌，只要敌人还有战斗力，就要杀死他，还管他是不是二次受伤？如果不想伤他，干脆一次也别伤；可怜其年老，不如不打这仗。军队就是要在有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要用金鼓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把部队带到有利的位置，让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抓住敌人的漏洞进攻，那是必须的！”
　　宋襄公喃喃说：“那不是仁义之道，不是仁义之道……”
　　大伙很不理解，他对没犯什么错误的滕宣公和鄫子一点也不仁义，为何对伤害过他的楚国人如此仁义？
　　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怪，与仁义有何关系？
　　第一，宋襄公一直以来都以齐桓公的继承人自居，视自己为当然的霸主，没想到小国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交好，让他感觉很难受。绑架滕宣公，残害鄫子，都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残暴的人。
　　第二，在盂地会盟上，楚成王将他搞得很没面子，而且公然破坏国际公约，将他给绑架了，国际社会不但不谴责楚成王，反而纷纷讥笑他不自量力，使得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从此将楚成王视为头号敌人。
　　第三，他想拾回自尊，重获信心，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楚成王，这是他不接受公孙固的建议，一定要在泓水迎战楚军的主要原因。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不对楚军进行半渡而击，是因为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在膨胀：不但要在军事上打败楚成王，而且要在道义上打败楚成王，让天下人都看到，即使楚成王在盂地之会上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他却不肯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对待楚成王。和楚成王相比，他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以上是对宋襄公的心理分析，大家姑妄听之。
　　楚成王劳师袭远救援郑国，用实际行动让郑文公感动了一把。回想起来，当年郑文公跟着齐桓公混的时候，楚成王曾经派兵攻打郑国，攻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而齐桓公直到两年后才作出实质性的反应，组织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四年之后，郑文公在周天子的斡旋下，一度与楚国发生亲密接触，齐桓公因此纠集诸侯，包围了郑国的新密，楚成王为了救郑国，立刻派兵攻打许国，迫使齐桓公放下郑国前来救援许国。这回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又是迅速作出反应，真刀真枪和宋国人打了一仗，荆楚之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委实让中原人大开眼界。
　　正是在楚国的支持下，盂地会盟的前一年，郑国派公子士、大夫泄堵寇带兵入侵滑国，征罚了其背叛郑国、臣服于卫国的行为（滑国原为郑国的附庸）。
　　在泓水打败宋国人之后，楚成王应郑文公的热情邀请，在郑国的柯泽接受了郑国人的慰劳。
　　为了招待好救命恩人，郑文公可是花了心思。他派两位夫人羋（mǐ）氏和姜氏前往柯泽的楚军大营，代表郑国犒劳楚军。羋是楚国的国姓，羋氏则可以肯定是楚成王的亲族，也许就是楚成王的妹妹。
　　楚成王男性荷尔蒙急速飙升，一高兴，带她们参观了两样东西：一是宋国的俘虏，二是战死的宋国士兵的耳朵。
　　古人计算战功，以斩获的数量为依据。获就是俘虏，斩则是杀死敌军的数量。死人不能带回来，就剪下鼻子或耳朵，装在盐筐里腌着，一方面便于点数，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回家去向父老乡亲展示。
　　当时羋氏、姜氏参观了楚成王的斩获，吓得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差点没晕倒。
　　楚成王倒是十分开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妇人，这点小事就被吓坏啦！”身为男人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左丘明对此不屑地评论道：“非礼也！妇人迎送客人都是足不出户，即使见兄弟也不能跨过门槛，军国大事更不应该让妇人靠近。”
　　楚成王在柯泽逗留了几天，又前往新郑接受郑文公的招待。郑文公量郑国之物力，结楚国之欢心，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楚成王。据记载，这次宴会，仅庭中陈列的物品就多达数百种，食物用了木器皿、竹器皿各四十六个分装，规格之高，接待天子也不过如此。郑文公更向楚成王行“九献”的大礼，大大地满足了楚成王的虚荣心。
　　按照周礼，主人向客人敬酒，客人回敬，主人再回敬，视为一“献”。执行侯、伯爵可以用“七献”，而招待公爵以上的人物才可以用“九献”。郑文公对楚成王用“九献”，自然也是过度热情的“非礼”行为。
　　宴会结束后，郑文公又派夫人羋氏送楚成王回大营，附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到楚成王的寝帐中，供他享乐。楚成王欣然接受。
　　此情此景，令曾在郑厉公手下当差的郑国大夫叔詹颇有感触，他暗中对人说：“楚王恐怕难以寿终正寝了，享受了隆重的大礼，却以混淆男女之别而告终，无男女之别则无以为礼，他将怎么死呢？”
　　这不单单是叔詹一个人的看法。中原诸国知道了这件事，表面上若无其事，背地里却暗暗议论，认为楚成王终非霸主之才。
　　就在楚成王享受郑国美女的温柔的时候，宋襄公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曾经受他照顾登上君位的齐孝公居然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包围了宋国的缗城。
　　齐孝公对外宣称，这次出兵是为了讨伐四年前宋襄公没有参与齐地会盟，忘记了齐桓公的恩德！
　　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牵强。一来当年的齐地会盟是由陈穆公倡议的，虽说是为了“修桓公之德”，却不是由他齐孝公倡议的，宋襄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二来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还发生了齐、楚、宋三国的鹿上会盟，他齐孝公如果真有意见，则完全没必要派代表参加鹿上会盟。
　　事实上，宋襄公虽然假仁假义，但对齐孝公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大力相助，齐孝公现在恐怕还只是公子昭，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混饭吃呢。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人射穿了大腿，已经元气大伤，现在又受到齐孝公恩将仇报的刺激，不免急怒攻心，于公元前637年夏天一命呜呼了。
　　同年秋天，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陈国，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陈国与宋国有秘密来往，实际上则是对陈穆公没有前往楚国朝觐进行惩罚。
　　成得臣攻陷了陈国的焦、夷两城，并修筑了顿城作为监视陈国的军事据点。因为其功勋卓著，子文建议楚成王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大夫吕臣对此有不同意见，子文解释说：“我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像成得臣这样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务作为奖励，有几个能够忍得住不作乱呢？”
　　不难看出，自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君主。他在军事上纵横中原，在外交上威逼利诱，大国与之交好，小国对他暗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自楚武王、楚文王年代发轫的楚国霸业，似乎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
　　虽然叔詹等人不看好楚成王的霸业，但如果不是那个叫重耳的晋国人适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天下的霸主恐怕非楚成王莫属了。
　　【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
　　晋惠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按照与秦国的约定，于公元前643年将大子圉派到秦国为质。
　　大子圉是晋惠公当年躲避骊姬之乱逃到梁国时，与梁国公主梁嬴所生之子。当时梁嬴怀孕，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梁国掌管卜筮的大夫卜招父为此举行占卜，得出的结果是：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的为人臣，女的为人妾。等到孩子出生，男孩便命名为“圉”，字面意义是养马的官，叫做弼马温也未尝不可。
　　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委质于秦，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还好秦穆公是个厚道人，收到大子圉这个人质后，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子圉做老婆，也就是历史上的怀嬴。
　　公元前642年，梁国发生内乱，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
　　梁国是大子圉的外公家，也是他的出生地。梁国的灭亡多少给大子圉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公元前638年，传言晋惠公病重，大子圉对怀嬴说：“梁国是我母亲之国，秦国犹且将它灭掉，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秦国居住多年，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他们很有可能立其他的公子为君。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我当上国君，你就是第一夫人。”
　　怀嬴说：“您是晋国的大子，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想要回到晋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不要想着回去的事。如果我跟着您跑了，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不敢跟您走，但也不敢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
　　保持沉默，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
　　从某种意义上讲，怀嬴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圉的支持。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
　　站在他个人的角度，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站在国家的角度，他作为人质而逃跑，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秦穆公对晋惠公父子的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问了公孙枝一句话：“重耳在哪里？”
　　重耳在哪里？
　　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也就是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
　　我们前面说过，重耳在蒲城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来到了翟国。翟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于重耳的来访，翟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
　　当时追随重耳逃亡的有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还有赵衰、颠颉、魏犨（chōu）、胥臣臼季、贾佗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晋国都是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因为仰慕重耳，自愿放弃国内的优裕生活，跟随着他逃亡。
　　翟国讨伐赤狄部落廧（qiáng）咎如，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回来献给重耳。
　　对于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不过重耳并不贪心，他娶了季隗为妻，而将叔隗赏赐给赵衰。季隗为重耳生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叔隗则为赵衰生了赵盾。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有人甚至将重耳、赵衰的二隗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
　　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期间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晋献公死亡，荀息奉公子奚奇为君；不到一个月，里克、丕郑父派人刺杀了奚奇，接着又刺杀了接替奚奇的卓子，导致晋国出现权力真空；里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重耳回国为君，但重耳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而且此时回国有与里克同谋的嫌疑，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子夷吾获得秦国的帮助，成功地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秦、晋之间爆发了韩原之战，秦国大胜，晋惠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才被释放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重耳没有考虑趁虚而入，反而准备离开翟国，前往齐国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
　　当然，重耳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因为得到了晋惠公准备派寺人披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
　　临走的时候，重耳与季隗依依惜别，而且很通情达理地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
　　季隗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你二十五年，我都行将就木了，还嫁给谁去？你呀，就别假惺惺地装大方了，放心地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谁也不嫁。”
　　重耳等人自翟国出发前往齐国，第一站经过卫国。卫国的国君卫文公对这批峨冠博带的流浪汉没什么好感，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
　　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卫文公还算是个贤君。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也不一定明白风水轮流转的道理。看见重耳一伙养得白白胖胖，又声称前往齐国寻求政治避难，生性节俭的卫文公打心眼里感到厌恶。
　　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落难的公子。再说了，你既然落难就该有落难的样子，还带着几十号人，前呼后拥的，显摆个啥？
　　卫文公显然不明白，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然而引起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就发兵把一个叫“谭”的小国家给灭了。为什么？小白从齐国逃亡出来的时候，经过谭国，“谭不礼焉”。
　　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鉴。
　　其实对于重耳来说，卫国人不让进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逃亡，找个乡村旅店将就着过一夜也好，免得过于招摇。
　　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不见了。当狐偃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直冒冷汗。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切，仿佛预示着等了十二年之后，他的前途依然黯淡。
　　考虑到这一年重耳已经五十五岁，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他继续折腾下去还有没有意义？
　　这个疑问，在重耳的心中也一度浮现。他甚至想，回到翟国去，回到季隗的怀抱里去，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但只要一接触到狐偃他们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这三个字说出口。
　　他们已经追随他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回到晋国去，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
　　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
　　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来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这时侯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去上工的农民。“老乡，老乡！”狐偃有气无力地叫道，“给咱们弄点吃的吧。”
　　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时的人原来是在向他们乞讨，不由得嬉笑起来。
　　“给，拿去吃吧。”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重耳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块硬泥巴。
　　重耳一时恼怒，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拿起手中的拐杖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
　　农民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
　　狐偃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跪倒在重耳面前，拦住他说：“这是天赐您国土，大吉大利啊！”
　　重耳愣住了。但他迅速反应过来，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朝他扔泥巴的农夫鞠了个躬，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
　　狐偃以他的智慧，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虽然重耳的手下有魏犨（chōu）等力能擒虎的壮士，但在落迫的境地下即使打了农民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
　　这天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重耳实在是饥困交加，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恍惚之间，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肉味，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没错，是肉！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名叫介子推的手下跪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哪里弄来的？”重耳也不客气，一把接过肉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口气喝掉一大半。味道实在太鲜美了，但是吃不出是什么肉，他也不想知道，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哪里弄来的？”
　　“这个……”介子推犹豫了一下，支吾道，“前面有个小村落，我去乞讨来的。”
　　“嗯，不错。”重耳把剩下的肉羹都倒进自己胃里，才又问了一句：“别人吃了没有？”
　　“没有。肉不多，全部都在这里了。”介子推如实回答。重耳叹了口气，说：“苦了大伙了。”
　　介子推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公元前644年秋天，身心疲惫的重耳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
　　和卫国相比，齐国简直就是天堂。齐桓公早就听说过重耳的贤名，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来招待重耳等人。
　　在临淄，重耳品尝了久违的大餐，洗了久违的热水澡，听了久违的音乐，住了久违的宾馆，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
　　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
　　作为陪嫁品，齐桓公还送给重耳马车二十乘。潦倒了一个多月的重耳一下子又阔了起来。
　　临淄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远非狄戎之地的翟国可以比拟；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闻名，想必比赤狄部落的季隗更具风情；更重要的是，齐桓公雄霸中原数十年，霸主政治趋于成熟，令重耳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
　　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正好是齐桓公霸业的落日余晖。
　　第二年冬天，齐桓公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五子争位、三贵专权、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易，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南方的楚成王挥鞭北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这些事情在重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在卫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现在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他的神经。
　　雄图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
　　如果说当年在卫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
　　后世的孔老二说，五十而知天命，重耳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天命究竟在哪？
　　带着这些疑问，重耳逐渐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老婆姜氏为人贤淑，将他照顾得很好。此间乐，不思晋，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
　　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而且过了耳顺之年了。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
　　但是，重耳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还有好几十号人。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别人可以不指望重耳有所作为，他们却不能。
　　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前程，全维系在重耳一人身上了。
　　以狐偃为首，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准备挟持重耳启程回国。没想到，姜氏的使女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
　　等他们散去，惊惶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跑到姜氏那里去告密。这可怜的姑娘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姜氏得到消息，甚至没有作过多的考虑，便命人把她给杀了。
　　杀人灭口，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对重耳不利。
　　晚上睡觉的时候，姜氏突然问重耳：“听说您想离开齐国？”
　　重耳说：“从来没想过这事。”
　　姜氏笑道：“别蒙我了，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
　　“什么计划？”重耳一头雾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
　　姜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还跟我装蒜。男子汉志在四方，您要走就走吧，我不会拖累您。再说，留恋妻妾，贪图安逸，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不希望您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呆在齐国，让人家看笑话。”
　　话虽这么说，眼泪却流下来了。
　　重耳不知所措，只能对她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啊！”
　　后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诗写得很生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总是呆在家里，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恐怕没多久，她又要抱怨老公不求上进了。
　　几天之后，狐偃等人按计划来到重耳家里，请他出去打猎。重耳还没起床，姜氏走出来接待了狐偃。
　　狐偃说明来意：“今儿个天气很好，我等想邀请主人去郊外打猎，请夫人通报一声。”
　　姜氏说，“您就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了，我知道你们的计划。”
　　狐偃等人面面相觑。
　　“老实说，我也劝了他一晚上，要他带你们回国去，无奈他执意不肯。今天晚上，咱们开一个家宴，大伙把他灌醉，再将他带走吧。”
　　狐偃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拜谢姜氏深明大义。姜氏心里一酸，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上午，重耳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睡在一辆正在前进的马车里。
　　“老婆，老婆！”他叫道，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
　　没人搭理他。他挣扎着坐起来，狐偃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立刻出现在他面前。
　　“公子，您醒啦？”狐偃大大咧咧地问。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
　　“回公子的话，这里离临淄已经有一百里，具体叫什么地名，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这是去哪？”
　　“回晋国啊！”狐偃大手一挥，故意避重就轻地说。“见鬼，我不回去！”重耳生气了，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又躺了下去。
　　“这个不太好办，齐侯已经知道您不辞而别的事了，您现在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狐偃一脸无奈地说。重耳气得弹了起来。
　　正好魏犨扛着一支长戟经过重耳的马车，重耳一伸手，抢过魏犨手中的长戟，就朝狐偃刺去。狐偃连忙闪开。赵衰等人一拥而上，死死拦住重耳，当下闹得不可开交。
　　“好了，好了。”最后重耳气喘吁吁地说，“这次回去，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
　　“没问题。”狐偃拍着胸脯说，“我的肉又臊又腥，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
　　重耳一路西行，先后经过了曹、宋、郑等国家。
　　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生得奇怪，肋骨连成一片（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着实令人生疑），于是趁重耳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带着人前去偷窥。
　　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像曹共公这样，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屈尊去当狗仔队的，还真少见。
　　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对僖负羁说：“我观察了晋国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气宇轩昂，都有相国之才。重耳有他们相助，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到时候他如果要秋后算账，曹国首当其冲，您何不早作打算呢？”
　　僖负羁深以为然，派人给重耳等人送去饭食，而且在装饭食的盒子里放上了一对上等玉璧。
　　重耳接受了僖负羁的款待，但是将玉璧退了回去。
　　在宋国，重耳受到了宋襄公的热情招待。但此时宋襄公正好遭遇泓水之败，国力不振。对于重耳来说，宋襄公不是一个有力的后台。他住了没几天，便打算告辞。
　　临走时，宋襄公赠给重耳马车二十乘，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小气。
　　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大夫叔詹劝谏道：“我听说，富贵在天，非人力可以强求。有三件事说明重耳得到老天的眷顾，必成大器，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第一，男女如果同姓为婚，所生的孩子必定夭折，晋国姬姓，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也是姬姓，而他一直活到今天，是很少见的；第二，重耳出逃在外，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大概是老天想助他一臂之力；第三，跟随他的那些人，至少有三个是人上人，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就算是公室子弟来往，也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重耳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
　　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的实力雄厚，他就投靠谁。对于重耳这种潜力股，他没有任何兴趣。
　　从郑国出来，重耳继续西行，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楚国。
　　楚成王很热情，用了“九献”的大礼来迎接重耳。我们不难发现，重耳所到之处，越是大国霸主，越是对他热情有加；越是小国寡君，越是对他冷若冰霜。所谓富贵宽容，穷酸刻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在酒宴上，楚成王开玩笑说：“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将如何报答我啊？”
　　重耳恭维道：“金帛美女您都有了，奇珍异宝您也不缺，晋国所拥有的，不过是楚国人看不上的物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呐！”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打住了。但是楚成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
　　当年夷吾为了回国，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你重耳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
　　楚成王不依不饶地问：“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
　　重耳被追问得没办法，只好说：“如果借重您的英名，能够回到晋国，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我将退避三舍。”
　　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累计九十里。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
　　楚成王来了兴趣，笑着追问：“退避三舍之后呢？”
　　重耳正色道：“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那我只好坐上戎车，拿起武器，与大王您周旋了。”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楚成王，他不会拿国家利益作交换，另一方面是说，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
　　此言一出，楚成王不觉愣了一下，楚国众臣都面露愠色。
　　宴会之后，楚国大将成得臣立刻找到楚成王，请求杀掉重耳，以除后患。
　　楚成王不同意：“重耳志向远大，作风检朴，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他手下那些人，都是非凡之士，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晋国的那位（指晋惠公）刻薄寡恩，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恐怕不能长久。我听人家说，姬姓诸国，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大概就是因为有重耳这个人吧。老天要他兴旺，谁又能阻挡？逆天而行，必有大难。”
　　看来，楚成王多年进出中原，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讲起“德配天命”的大道理来，头头是道。
　　重耳暂时就在楚国居住下来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呆太久，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问公孙枝“重耳在哪里”的时候，公孙枝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楚国。”
　　秦穆公说：“把他找来。”
　　【晋文公上位：让第三方成为政治资本】
　　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雍城。
　　重耳的冒险之旅始于翟国，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结束于楚国。从楚国到秦国的旅程，谈不上任何冒险，楚成王派了阵容强大的卫队，一直将他送到秦国边境，交给了正在那里恭候的秦国大夫公孙枝。
　　临别的时候，楚成王对他说：“我本来也想帮助您回国，可是楚国离晋国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确实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秦国与晋国接壤，秦伯又是个厚道人，我就不耽误您的大事，请您好自为之吧。”
　　重耳深深地一揖到地，作别了楚成王。
　　进入秦国，等于踏上了返回晋国的最后一块跳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华丽的一跳了。恰在此时，绛都的晋惠公告别了人世，大子圉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
　　相对于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的热情招待，秦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重耳六十二岁的高龄，一古脑将五位公室的女儿嫁给了重耳，其中包括原大子圉的夫人怀嬴。
　　对于这一安排，重耳感激之余，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大子圉是自己的侄子，怀赢是自己的侄媳妇，太亲了，下不了手。
　　然而怀嬴又是秦穆公最喜欢的女儿，娶了怀嬴，可以加强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更会全力以赴，帮助重耳回到晋国。
　　重耳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对自己人说，抢侄子的老婆，于心何忍？
　　狐偃和赵衰笑而不答，倒是胥臣季臼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您还要抢人家的国家呢，抢人家老婆算得了什么？”言下之意，您就别假惺惺推辞，开开心心去做那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勾当吧。
　　胥臣季臼这话说得很流氓，但是很有道理。生于公室之家，婚姻就是政治，哪容得你温文尔雅呢？
　　重耳于是接受了秦穆公的好意，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有障碍。怀嬴嫁给他的第一天，侍奉他洗漱，重耳的道德感突然涌现，厌恶地拿手挡了一下，将怀嬴推开了。
　　怀嬴自大子圉逃回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不得已嫁给眼前这个糟老头，就更加不开心。重耳这一推，终于使得她爆发了：“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凭什么看不起我？！”
　　重耳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将夫妻之间的小事上升到这个政治高度。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
　　如果怀嬴跑到秦穆公那里去告他一状，说他看不起秦国，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这对于重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怀疑，怀嬴是不是心里只有大子圉，因而演出这么一出戏来坏他的大事。
　　大子圉年轻力壮，又与怀嬴有数年的夫妻之情，怀嬴心里向着大子圉，几乎是不用置疑的。重耳暗自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要防范这个妇人耍小心眼，居然让她给揪着了小辫子。
　　“不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抛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飞快地计划着如何挽救局面。
　　那个年代不兴跪搓衣板，重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向怀嬴认错：他将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
　　这一招很有效果。怀嬴有没有就此原谅他，谁也不知道，但秦穆公听到这件事，倒是很开心地笑了一阵。男人打骂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有像重耳这样，推了一下老婆就立马自囚认罪的？
　　秦穆公想，重耳这样做倒不是怕老婆，而是打心眼里尊重秦国吧。为了给重耳找个台阶下，他派人前去重耳家里，邀请他来参加宴会。
　　重耳穿好衣服，叫上狐偃，要他陪自己一起去。狐偃推辞道：“宴饮吟诗，我不如赵衰有文才，请您带赵衰去吧。”
　　重耳奇怪地看了狐偃一眼，也没说什么，就依他把赵衰带去了。
　　那次宴会的气氛极其融洽。重耳给秦穆公祝酒的时候，赋了一首《河水》之诗，大概意思是河水向东流，最终归于大海。诗里面的海，自然是指秦国。
　　秦穆公很高兴，回了一首《六月》之诗。重耳没听出门道，赵衰却听明白了，他在一旁唱道：“重耳拜谢秦伯之赐！”
　　重耳连忙吭哧吭哧地跑到阶下，朝秦穆公稽首。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尊重地答谢重耳。
　　回来之后，赵衰告诉重耳，《六月》之诗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秦穆公以这首诗相赠，是希望重耳也担负起辅佐天子的重任，所以一定要下拜表示感谢。
　　所谓辅佐天子，自然是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了。
　　话分两头，狐偃没去参加那次宴会，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来自晋国的一封密函，他的父亲狐突被晋怀公赐死了。
　　晋怀公上台之后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任何人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对于已经跟随重耳的人，他公布了一个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不回国，则杀其家人，绝不赦免。
　　这一招，等于是对重耳釜底抽薪，然而收效甚微。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着重耳，过了那个期限，晋怀公将狐突抓起来，逼他说：“赶快要你的两个儿子回来，我就赦免你。”
　　狐突神情自若，面不改色，摇摇头：“儿子长到能做官的年龄，父亲就要教他如何忠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为官之前，签名宣誓效忠，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二心。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效忠重耳，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我召他们回来侍奉您，就是教他们不忠。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做了，又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老头转过头直视晋怀公的眼睛，无所畏惧，“刑罚有度，不滥杀无辜，是因为国君圣明，也是为臣的愿望。刑罚无度，是因为国君喜欢摆威风。随意给臣子安罪名，谁又没罪呢？我听任您处置。”
　　狐突这话，点了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死穴：他们都是那种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很苛刻，抓着人家任何一点小毛病都能做文章的人，给别人安罪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
　　晋怀公当然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给狐突判了死刑。狐突在晋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大夫卜偃称病不出，而且对人说：“国君开明，百姓才心服口服；国君不明是非，想通过杀人来耍威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主公即位以来，咱们没看到他的仁德，只听到他杀人的消息，他这国君恐怕当不长久了。”
　　可想而知，晋怀公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点。
　　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启程返回晋国。这时，距他自蒲城逃亡出国，已经有二十年了。
　　东渡黄河的时候，狐偃突然跪在他面前，将原来重耳赐给他的一双玉璧举在头顶，还给重耳，说：“这些年来我追随着您流亡天下，犯了不少错误，有的事情罪不可赦，不用您说，我自己都清楚。请允许我就此告别，继续流亡，以示惩戒。”
　　狐偃所说的罪不可赦，自然是指当年在齐国与齐姜合谋将重耳灌醉，挟持其西行回国之事。当时重耳十分恼火，甚至说出了“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之类的话。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基本上是成了，狐偃也不用担心重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但狐偃知道，自己虽然与重耳患难与共，并不代表今后可以万无一失地同享富贵。万一哪天重耳嫌他烦了，翻出陈年旧账，给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
　　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
　　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
　　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
　　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
　　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
　　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
　　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
　　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
　　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
　　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
　　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
　　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
　　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见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
　　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
　　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
　　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
　　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
　　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
　　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
　　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
　　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
　　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
　　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
　　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
　　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
　　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
　　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
　　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
　　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
　　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
　　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
　　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
　　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
　　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
　　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
　　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
　　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
　　“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
　　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
　　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
　　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
　　晋文公点点头。
　　“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
　　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
　　“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
　　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
　　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
　　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
　　【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
　　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
　　《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
　　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
　　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
　　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
　　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
　　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
　　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
　　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
　　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
　　“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
　　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
　　“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
　　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
　　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
　　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
　　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
　　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
　　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
　　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
　　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
　　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
　　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
　　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
　　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
　　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
　　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
　　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
　　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
　　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
　　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
　　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
　　“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
　　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
　　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
　　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
　　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
　　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
　　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
　　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
　　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
　　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
　　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
　　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
　　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
　　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
　　好古怪的要求！
　　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
　　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
　　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
　　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
　　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
　　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
　　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
　　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
　　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
　　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
　　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
　　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
　　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
　　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
　　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
　　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
　　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
　　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
　　【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
　　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
　　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
　　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
　　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
　　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国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
　　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
　　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
　　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
　　“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
　　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
　　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
　　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
　　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
　　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
　　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
　　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
　　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
　　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
　　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
　　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
　　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
　　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
　　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
　　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
　　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
　　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
　　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
　　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
　　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
　　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
　　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
　　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
　　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
　　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
　　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
　　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
　　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
　　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
　　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
　　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
　　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
　　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
　　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
　　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
　　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
　　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
　　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
　　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
　　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
　　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
　　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
　　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
　　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
　　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
　　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书》。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
　　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书》，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
　　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为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
　　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


　　本书大事年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雒邑，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
　　公元前722年：郑国京城大叔谋袭新郑，企图推翻哥哥郑庄公的统治，兵败被杀，史称“郑伯克段于鄢”。
　　公元前713年：齐、鲁、郑建立三国同盟，党同伐异，盛极一时。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以郑庄公不来朝见为由，出兵讨伐郑国，在濡葛被郑军打败，史称“濡葛之战”。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去世，郑国陷入动荡。公子突发动政变即位，史称郑厉公。
　　公元前697年：郑昭公复辟。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进攻随国，中途病死，楚文王即位。
　　公元前686年：齐国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君。齐国大乱。
　　公元前685年：齐国公子小白即位为君，即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走上称霸之路。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合诸侯，会于北杏。
　　公元前680年：郑厉公二度为君。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举行鄄地会盟，开始称霸诸侯。
　　公元前672年：熊恽弑其兄即位，史称楚成王。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多国联军进攻楚国，在召陵与楚国结盟而还。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开蔡丘会盟，标志着齐国霸业的顶点。
　　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秦穆公大败晋惠公。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逝。
　　公元前638年：楚宋泓水之战，楚将成得臣大败宋襄公。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多年的晋公子重耳回国，即晋文公。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2


　　第一章 晋国称霸
　　【上兵伐谋：把问题丢给对手】
　　公元前632年春天，晋文公率领晋国三军从绛都出发，按计划讨伐曹国，以牵制楚国军队，救援齐、宋两国。
　　晋国人再一次采用假道伐虢的手段，派使者到卫国请求借道。卫成公当然清楚晋国人的意图，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果同意晋国的要求，让晋军从卫国通过，等晋军消灭曹国后，回师途中再顺手消灭卫国，易于反掌，今日的卫、曹两国就是当年的虞、虢两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如果不同意晋国的要求，晋文公正好借题发挥，给卫国扣上一顶“不合作”的帽子，名正言顺地派兵攻打。
　　卫成公权衡再三，决定不答应晋国的要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晋文公立刻改变进军路线，迂回到卫国南部渡过黄河，将主攻方向放到卫国，只派少量部队袭扰曹国，以防止曹军在晋军身后搞破坏。
　　晋军气势如虹，几天之内便攻下了五鹿。
　　对于晋文公来说，五鹿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想当年，他从翟国出发，流亡到卫国，被卫文公拒之城外，饥肠辘辘之时，在五鹿的田野里向农民乞讨饭食，农民毫不客气扔给他一块泥巴，狐偃马上跪下说：“这是上天赐给您国土！”没想到一语成谶，十二年之后，晋文公果然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五鹿。野史记载，在感激狐偃之余，晋文公甚至没忘记找到当年向他扔泥巴的农民表示感谢。自古富贵宽容，穷酸刻薄，能够善待昔日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贵。
　　同年二月，中军元帅郤（xì）谷因病在五鹿去世，先轸由下军副帅调任中军元帅，胥臣臼季接任下军副帅。《左传》强调，进行上述人事调整的主要依据还是各人的德行。
　　三月，晋文公和齐昭公在卫国的敛盂举行会晤，结成了同盟。在巨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卫成公再也坐不住了，派人跑到敛盂请求和谈，遭到晋文公的拒绝。
　　“寡人先礼后兵，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你们却一直拖到现在才来求和，不觉得晚了点么？”他一边剔着指甲，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看都不看使者一眼，“回去告诉你们的国君，洗干净脖子，等着寡人来取他的头颅。”
　　晋文公这样做，并非为了吓唬卫国人，而是另有深虑。卫国正好处于齐、晋两个大国之间，北边是狄人部落，南边则有宋、郑两国。晋文公想救援宋国，必须先征服卫国；想联合齐国，也必须通过卫国；想控制中原的心脏——郑国，也必须先控制卫国。换而言之，晋文公如果想称霸天下，卫国就是门户，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太轻易答应卫国人的和平请求，则卫国人得之愈易，愈不加珍惜，势必朝三暮四，与晋国貌合神离。因此，必须要给卫国一个深刻的教训，使卫国人从心理上彻底臣服于晋国。
　　你想战便战，想和便和，没那么容易。
　　卫成公急了，战又战不过，降又降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主动投靠楚国。
　　而楚成王也正想利用卫国来牵制晋国。收到卫成公的求援信后，他二话不说，马上请同盟的鲁国自东方出兵西进，楚军则自南方北上，兵分两路救援卫国。
　　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听到卫成公投靠楚国的消息，卫国首都的居民（国人）不干了。在他们看来，楚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晋国同宗同种，既是近亲，又是近邻，必须亲善。在一小撮人的撺掇下，国人们居然以下犯上，群起而攻之，将卫成公驱逐到襄牛去居住，并且推举代表前往五鹿向晋文公再度请求和谈。
　　与此同时，楚军的救援部队遭到晋、齐、秦联军的阻拦，不能继续北上；而鲁国派公子买率军进入卫国，也因卫国的政变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鲁僖公突然害怕起来，他似乎有某种预感，觉得晋国很有可能在这次中原混战中获得胜利。若果真那样，为了救援卫国而得罪晋国，实在是得不偿失。但部队已经派出去，现在下令收回的话，楚成王又肯定很不高兴。
　　如何是好呢？
　　任何看似进退两难的问题都难不倒缺德的人。鲁僖公很快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军队撤了回来，以示不与晋国为敌；又杀了公子买，派人将人头送给楚成王，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救援任务，擅自回师，寡君十分恼怒，但是也没办法，只能杀了公子买，拿他的人头来向您请罪！”
　　《春秋》记述此事：“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说公子买奉命保卫卫国，没有完成任务，被刺杀。这个说法与鲁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一致，但史官的笔毒见于一个“刺”字。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本来可以大大方方用个“杀”字。然而鲁僖公要公子买死，名不正言不顺，实为陷害忠良，滥杀无辜，但又不能明说，因此用个古怪的“刺”字，留待后人去猜想。
　　我想说的是，一个缺德的领导背后，总有一批倒霉到随时准备背黑锅的下属。
　　现在卫国已经不是问题了，晋文公没有浪费太多时间，迅速挥师南下，进攻曹国，包围了曹国的国都陶丘。这时候他指挥的部队不仅仅是晋国三军，还有加入到晋军中的齐、秦两国部队。
　　晋军集中力量进攻陶丘的城门，曹国人拼死抵抗，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晋军死伤累累，在陶丘城下留下大量尸体，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孙子兵法》曾这样描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fén）轀（wēn），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将孙子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最上乘的用兵之法，以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取胜；其次以打败敌人的军队取胜；攻城是下下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为了攻城，光准备器械就得三个月；如果一时攻不下，就得在城外修筑土丘围城，又得三个月；如果还攻不下，攻方将领难免心浮气躁，驱使士兵像蚂蚁一样进攻，搞人海战术，死伤更加惨重，有可能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而敌城仍然屹立不拔——这就是攻城的灾难。
　　这段论述，生动地反映了攻城的艰辛，也体现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指导思想。回想起来，齐桓公和管仲纵横中原三十年，虽然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但总是尽量避免战争的发生，更多采用外交和谋略来解决问题，与孙子的思想不谋而合。而现在，晋文公刚出江湖，就在陶丘城下陷入攻城的困境，勇气虽然可嘉，谋、交略嫌不足。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晋文公之所以强攻陶丘，与其救援宋国的战略目标有关。宋国在楚军的进攻之下，已经岌岌可危，如果不尽快解决曹国而对宋国直接施以援手，那么当晋军与楚军主力相遇的时候，曹军势必成为晋军的后顾之忧。因此，救宋必先破曹，攻城虽是下策，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晋文公本来以为，以晋国三军的实力，加上齐、秦二国之助，攻下陶丘只是小菜一碟。没想到，这碟小菜却是如此难啃。曹国人不但打退了晋军的进攻，还采取心理战术来削弱晋军的斗志——将晋军留下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这一招非常狠毒，晋军士兵看到如此场景，又愤恨又惊惧，箭不敢射，石头不敢扔，梯子也不敢搭，生怕破坏了同袍的尸体，攻城一时陷于停顿。
　　有人给晋文公献了一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计谋：将晋军部队迁到陶丘郊外的曹国公墓去驻扎，并且宣称，要挖曹国人的祖坟作为报复。
　　祖坟被挖，那是天都要塌下来的大事。而挖人家祖坟，也是缺德得不能再缺德的事，如果不是有曹国人挂尸在先，晋国人也不敢这么做——人嘛，毕竟还是有底线的。曹国人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恐惧，而且愧疚万分。他们立刻派人与晋国人谈判，要求晋军赶快撤出公墓，别再骚扰他们祖先的神灵。
　　晋文公很爽快，说行啊，只要你们将晋军的尸体都收拾好，装在棺材中送还给我们，我们就马上撤出公墓，这仗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大家都别再耍小聪明出毛招了。
　　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曹国人当然答应。几天之后，他们将晋军的尸体收敛妥当，用牛车拉着几百具棺木，打开城门送往晋军大营。队伍刚出来三分之一，听得城外一通鼓响，无数晋兵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曹国人情知上当，想关门，门却被牛车堵了个严实。手忙脚乱的工夫，晋国人已经控制了城门，陶丘城陷落了。
　　曹共公当年好奇心作怪，偷看晋文公洗澡，现在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晋文公当众数落他的罪状，总共有三条：
　　第一，不用僖负羁这样的贤臣；
　　第二，小小曹国，居然有“乘轩者”（大夫）三百人，政府官员严重超编；
　　第三，不尊重贵人，偷看人家洗澡。
　　根据《左传》的记载，僖负羁当年背着曹共公给重耳送饭，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是他老婆劝说的结果。就算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送过一顿饭，就被称为贤臣，也实在是太带有主观色彩了。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现在正是时候。为了表达对僖负羁的敬意，他还特地给部队下了一条命令，不许任何人闯进僖负羁的宅子，违者斩首。
　　晋国军中，有两个人情绪不佳，那就是魏犨（chōu）和颠颉。这两个人都曾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然而回国之后并没有受到重用。一年前晋文公作三军，起用了郤谷、郤溱、先轸、栾枝等新人，魏犨仅仅担任戎车护卫，颠颉更是榜上无名，使得他俩愈发忿忿不平。现在打下曹国，僖负羁仅仅因为一饭之恩，就受到晋文公如此厚报，进一步加深了这两个人的不满。
　　为什么外人一顿饭，胜过咱们那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呢？
　　魏犨和颠颉想不通，凑到一起喝闷酒。酒入愁肠，化作满腔怨言。喝着喝着，魏犨有了一个邪恶的念头，他凑到颠颉的耳边一说，颠颉立马表示赞同。
　　当天夜里月黑风高，两人各自带着亲兵，抱着柴禾来到僖负羁家附近，将柴禾团团围住他家院子堆放好，把前后几扇门都用链条锁上。魏犨一声令下，亲兵们点燃柴禾，又将数十个火把扔进院子。霎时间四处火起，院里的人从睡梦中惊醒，男女老少乱成一团。魏犨喝得有十二分醉了，听到里面哭爹喊娘，报复的快感油然而生，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举着一把长刀又蹦又跳，吆喝着亲兵：“把守好各个门口，不许放一个人出来！”不料乐极生悲，突然间一段烧得滚烫的院墙轰然断裂将他压倒。
　　颠颉吓得立马酒醒了，连忙扒开砖头，将魏犨扛在肩上，带着亲兵逃离作案现场。回到家找来军医一看，魏犨整个胸部被烧伤，伤势之重，至少要卧床半个月才能恢复。
　　而僖负羁一家数十口，全部葬身火海。
　　晋文公带着群臣赶到现场的时候，只看到一堆灰烬。军法官四处调查，没费多少力气，就查出案件的凶手是魏犨和颠颉。魏犨身长八尺，力能搏虎，是晋国军中数一数二的勇士，熊熊火光中，有谁会认不出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将魏家的亲兵抓来两个一拷问，便将当晚发生的事情弄个明明白白。
　　晋文公大为光火。烧死僖负羁一家本来就是严重的罪行，公然违抗他的命令更不能容忍。他决定将这两个罪犯斩首示众，以肃军纪。
　　颠颉本事平平，杀了就杀了。但魏犨是员猛将，本事非同小可，杀了未免可惜。
　　争霸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
　　人才。
　　晋文公考虑再三，派赵衰到魏犨住处探望病情。他的想法很简单，魏犨如果伤势太重，也就没有了价值，留着也是个废物，不如杀掉。
　　魏犨虽然是个粗人，却也知道赵衰此来的目的。他命人给自己包扎好伤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见到赵衰一揖到地，行了个大礼。
　　“老魏啊，你怎么突然跟我客气起来了呢？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赵衰说着，故作亲昵，在魏犨胸前用力捶了两下。魏犨疼得撕心裂肺，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还笑容可掬地说：“应该的，应该的，您是领导嘛！”
　　“哎呀，什么领导不领导！咱们可都是主公身边的老人了，一起吃苦流亡，情同手足，你这样称呼多生分！”说到这里，赵衰侧过头瞟了魏犨一眼，只见这家伙仍然一脸天真的憨笑，便将话锋一转，突然问道，“最近身体还好吧？”
　　“好，好得很！不信你看。”魏犨说着，跑到院子里，一口气做了三百个俯卧撑，接着又做了三百个跳跃。
　　“够了，够了。”赵衰笑道，“我只是随便问问，你还是那个急性子脾气，有甚于当年啊！”
　　赵衰刚刚离开，魏犨便瘫倒在地上，双手捂住胸口，满地打滚。疼归疼，命是保住了，仅仅被撤去了戎车护卫之职，由舟之侨取而代之。颠颉则没有这么好命，被拉出去砍了头。
　　处理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宋国的使者门尹般也来到了陶丘，他给晋文公带来一个信息：“如果再不加紧派兵救援，宋国就要被楚国消灭了。”
　　门尹般绝非夸大其辞。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宋国以区区一国之力，抵抗楚国及其仆从国的进攻已经三个多月，商丘城岌岌可危。即便门尹般不来报告，晋文公猜也猜得到宋国的形势危急。
　　晋军伐卫侵曹，目的就是牵制楚国，救援宋国。现在卫、曹两国均已告解决，楚成王仍然不为之所动，死死咬住宋国不放，显然，晋国的牵制战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要救援宋国，只能继续挥师南下，与楚国大军面对面地决战。但这样一来，晋军劳师袭远，而楚军以逸待劳，战争的主动权就握在了楚国人手里。另一方面，晋国的盟友秦国和齐国对于是否主动寻衅楚军也持不同意见，如果晋军一定要南下，秦军和齐军很有可能停留在曹国，作壁上观。
　　仅以晋国三军奔袭楚军，胜算微乎其微。但如果坐视不救，宋国必定会背弃晋国，转而投向楚国的怀抱，这对晋文公来说，将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打击。
　　他只能想办法继续牵制并调动楚军，迫使其离开宋国，主动来找晋军决战。
　　新任中军元帅先轸提出一套解决方案：
　　一方面要求宋国人以重金寻求齐、秦二国的帮助，请齐、秦二国向楚国呼吁停战；
　　另一方面，在齐、秦二国呼吁停战的同时，晋国将曹共公囚禁起来，并把卫、曹二国的土地赠送给宋国。
　　楚成王得知此事，定然恼怒，不同意齐、秦二国的停战呼吁。而齐、秦二国接受了宋国的重金贿赂，又恼怒于楚国人的蛮不讲理，必定会全力以赴，与楚国人一战。（反之，如果楚成王同意停战，则正中晋文公下怀，以和平方式解决宋国问题，功劳还是他的。）
　　先轸的方案，好比将一个烫手的山芋强行塞到楚成王手里，他接或是不接，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晋文公采纳了先轸的建议。
　　先轸的计谋高超，楚成王的警惕性更高。齐、秦两国使者一进楚军大营，他便嗅到了可疑的味道。不久又听到晋国瓜分卫、曹两国的土地转手送给宋国的消息，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这是晋文公给他布下的一个圈套。
　　以楚成王的脾性，自然不会答应齐、秦两国提出的停战呼吁，让晋文公坐收渔翁之利。但是拒绝的话，齐、秦两国就被彻底推向晋国那一方，成为楚国的敌人了。三个大国联合起来，在兵力上已经超过了楚军，而且很有可能导致鲁、郑、陈、蔡等同盟见风使舵，倒戈一击。
　　楚成王思前想后，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撤军回国。
　　作为一个牌桌上的老手，他清楚地知道，当对家将所有好牌都抓在手里，而且上下两家都倾向于支持对家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不玩了。
　　楚国人办事历来雷厉风行。当天晚上，楚成王带着自己的卫队开始从宋国撤离，退回到楚国境内的申县建立指挥部，在那里继续指挥全局。同时命令镇守谷城的申叔侯撤军，命令围攻商丘的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将部队迅速撤回楚国。
　　楚成王深知成得臣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还派人专门给他带去一封信，信上说：“晋侯在外流亡了十九年，什么样的苦都吃过，最终还是得到了晋国，这是因为老天眷顾他，而且帮助他排除了障碍。天命如此，非人力所能废。兵书上说，敌我旗鼓相当则避而不战；又说，要知难而退；还提到，不要和有仁德的人作战。现今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你一定遵照命令，稳妥安排退军事宜，不得有误！”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拿得起、放得下才是真英雄。但成得臣看到这封信，第一反应不是服从，而是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有人在楚王面前说我的闲话。
　　自子文让贤以来，成得臣就担任了楚国的令尹。令尹乃是楚国的首席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出征宋国本来也就是他分内之事。然而楚成王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让成得臣担纲，而是请已经退居二线的子文出马，明显是不放心将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交给成得臣指挥。虽然子文用消极怠工的办法逼迫楚成王起用成得臣，而且成得臣一出马就赢得了大众的满堂喝彩，但在成得臣心里，已经埋下了自卑的阴影。
　　他迫切需要通过这场战争来证明，自己并不比子文差。
　　但是没想到，这仗一打就是三个月，商丘城近在眼前，却总是屹立不倒。恰在这时候，他又收到了退兵回国的命令。对于成得臣来说，这道命令无疑是一道催命符。他绝望地认为，自己这次无功而返，必定使楚成王更加怀疑他的能力，同时也会使国内产生一种“子玉不如子文”的舆论。
　　不是曾经有个小孩说过“给子玉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的话吗？连小孩子都敢这样大放厥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看他成得臣的笑话。
　　怕是有人嫉妒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令尹，担心他攻下商丘城，立下盖世奇功，因而向楚王进了馋言，命令他赶快从宋国撤军。这个念头在成得臣脑子里一闪过，立刻变成了铁定的事实。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彻底打败晋国军队，让你们这些闲人看看我的厉害！
　　成得臣派人到申县给楚成王送去一封信，请求与晋军一战。信中写道：“并非我想立功，而是希望通过这次战争堵住某些人的嘴。”
　　“混蛋！”楚成王气得差点跳起来。但是多年的执政经验使得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当着使者的面发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成得臣，居然将战争当成了赌气的工具，他难道不知道，战争不是游戏，战争是会死人的，稍有不慎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吗？楚成王很后悔没有坚持己见，将军国大事托付给了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远征军的主力还在宋国，如果此时撤换成得臣，恐怕引起军心混乱，被晋国人趁火打劫。更可怕的是，成得臣很有可能拥兵为乱，反过来进攻楚国，那样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既然成得臣要战，那就让他战吧，给他一个教训也好。楚成王这样想着，最终答应了成得臣的请求，但是只派了“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前去增援成得臣。
　　简单说明一下，在春秋年间，各国都蓄养着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称为“私卒”或“族兵”，一般由国君或卿大夫的亲族组成，相当于后世的“亲兵”。私卒的规模不大，但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是各国军队中的精锐部队。根据楚国的传统，楚王本人拥有的私卒，共计兵车三十乘，分为东西两广，每广十五乘；楚国大子（太子）的私卒称为东宫之卒，规模必定小于楚王的两广；而所谓若敖之六卒，则是成得臣的宗族亲兵六百人。
　　这样看来，楚成王派去增援成得臣的部队，就是楚王的卫队兵车十五乘，大子的私卒估计也不超过兵车十五乘，还有成得臣的族兵六百人。作为精锐部队，这批援助不算大，也不算小。加上原来在宋国的楚军远征军主力部队，应当可以和晋、齐、秦三国联军势均力敌。
　　成得臣并非有勇无谋之辈。得到楚成王的增援部队之后，他没有马上挥兵北上，而是派了一名叫宛春的使者前往晋军大营，对晋文公说：“您不是想救宋国吗？我来和您做一笔交易，请您恢复卫侯和曹伯的国君地位，我愿意放弃围攻宋国。”
　　言下之意，只要晋国放过卫、曹两国，楚国就放过宋国。这等于是将晋国踢给楚国的球又踢回去了。
　　晋文公开了一个会来讨论成得臣的要求。
　　狐偃拍案而起：“这个子玉（成得臣字子玉）也太无礼了！他是臣，您是君，他凭什么跟您来做交易？而且您救宋国，只是一件功劳；他救卫、曹两国，是两件功劳。这个人不懂礼节，又贪功好利，咱们得好好教训一下他！”
　　先轸站起来拍拍狐偃的肩膀，慢悠悠地说：“我反倒觉得，不妨答应他。子玉一句话，三个国家得到安宁；我们一句话，三个国家陷于灭亡，无论如何是我们理亏。不答应他的话，就等于放弃了宋国，我们本来就是来救宋国的，到头来却放弃了宋国，诸侯会怎么看？楚国人的这个建议，对宋、卫、曹三国都是恩惠，我们不答应，必定会引起这三个国家的怨恨，对我们大大不利。”
　　狐偃双手一摊，愤愤地问：“难道咱们就这样受他摆布，往他画好的圈里跳？”
　　“当然不是。”先轸笑着说，“何必便宜了子玉小子，我们私下和卫、曹两国交易，答应卫侯、曹伯复国，离间他们与楚国的关系。然后将宛春拘禁起来，激怒楚国人，引诱他们前来作战！”
　　皮球踢来踢去，还是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
　　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
　　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
　　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
　　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
　　“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
　　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
　　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
　　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
　　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
　　【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
　　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
　　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
　　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
　　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
　　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
　　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
　　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
　　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
　　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
　　“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
　　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
　　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
　　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
　　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
　　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
　　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
　　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
　　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
　　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
　　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
　　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
　　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
　　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
　　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
　　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
　　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
　　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
　　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
　　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
　　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
　　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
　　《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
　　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
　　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
　　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
　　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
　　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
　　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
　　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
　　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
　　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
　　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
　　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
　　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
　　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
　　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
　　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
　　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
　　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
　　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
　　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
　　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
　　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
　　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
　　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
　　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去之后被人谋害。
　　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
　　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
　　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
　　“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
　　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
　　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
　　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
　　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
　　“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
　　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
　　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
　　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
　　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
　　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
　　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
　　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
　　一、士荣死刑；
　　二、鍼庄子刖刑；
　　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
　　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
　　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
　　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
　　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
　　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
　　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
　　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
　　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
　　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
　　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
　　“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
　　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
　　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
　　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
　　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
　　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
　　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
　　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
　　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
　　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
　　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
　　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
　　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
　　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
　　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
　　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
　　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
　　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
　　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
　　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
　　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
　　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
　　回答是肯定的。
　　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
　　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
　　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
　　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
　　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
　　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
　　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
　　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
　　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
　　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
　　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指秦国的军队。
　　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
　　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
　　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
　　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
　　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
　　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
　　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
　　《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
　　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
　　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
　　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
　　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
　　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
　　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
　　言归正传。
　　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
　　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
　　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
　　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
　　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
　　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
　　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
　　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
　　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
　　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
　　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
　　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
　　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
　　“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
　　“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
　　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
　　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
　　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
　　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
　　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
　　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
　　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
　　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
　　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
　　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
　　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
　　【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
　　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
　　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
　　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
　　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
　　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
　　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
　　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
　　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
　　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
　　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
　　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
　　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
　　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
　　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
　　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
　　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
　　“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
　　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
　　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
　　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
　　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
　　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
　　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
　　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
　　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
　　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
　　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
　　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
　　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
　　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
　　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
　　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
　　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
　　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
　　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
　　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
　　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
　　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
　　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
　　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
　　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
　　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
　　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
　　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
　　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
　　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
　　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
　　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
　　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
　　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
　　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
　　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
　　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
　　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
　　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
　　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
　　“不能！”
　　“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
　　“不能！”
　　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
　　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
　　“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
　　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
　　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
　　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
　　“是。”商臣闷声答道。
　　“想杀我？”
　　“是。”
　　“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
　　“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
　　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
　　“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
　　“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
　　“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
　　“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
　　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
　　“慢着！”
　　“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
　　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
　　“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
　　门外，大雪纷飞。
　　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
　　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
　　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
　　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
　　【秦国人的复仇】
　　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
　　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
　　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
　　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
　　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
　　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
　　“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
　　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
　　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
　　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
　　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
　　“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
　　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
　　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
　　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
　　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
　　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
　　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
　　“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
　　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
　　《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
　　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
　　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
　　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
　　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
　　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
　　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
　　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
　　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
　　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
　　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
　　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
　　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
　　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
　　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
　　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
　　《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
　　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
　　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
　　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
　　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
　　《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
　　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
　　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
　　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
　　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
　　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
　　“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
　　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
　　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
　　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
　　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
　　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
　　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
　　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
　　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
　　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
　　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
　　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
　　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 much”一般令人扫兴。
　　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
　　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
　　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
　　“简单，杀了他。”
　　“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
　　“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
　　“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
　　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
　　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
　　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
　　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
　　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
　　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
　　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
　　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
　　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
　　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
　　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
　　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
　　【异姓势力的威胁】
　　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
　　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
　　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
　　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
　　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
　　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
　　栾枝，下军主帅；
　　先且居，中军主帅；
　　胥臣臼季，下军副帅。
　　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
　　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
　　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
　　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
　　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
　　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
　　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
　　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
　　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
　　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
　　“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
　　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
　　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
　　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
　　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
　　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
　　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
　　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
　　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
　　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
　　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书》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
　　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
　　“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
　　“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
　　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
　　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
　　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
　　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
　　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
　　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
　　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
　　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
　　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
　　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
　　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
　　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
　　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
　　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
　　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
　　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
　　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
　　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
　　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
　　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
　　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
　　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
　　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
　　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
　　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
　　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
　　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
　　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
　　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
　　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
　　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
　　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
　　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
　　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
　　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
　　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
　　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
　　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
　　“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
　　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
　　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
　　【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
　　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
　　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
　　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
　　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
　　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
　　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
　　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
　　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
　　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
　　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
　　因为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
　　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
　　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
　　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
　　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
　　“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
　　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
　　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
　　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
　　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
　　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
　　第一，他背叛了秦国；
　　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
　　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
　　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
　　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
　　《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
　　“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
　　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
　　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
　　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
　　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
　　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
　　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
　　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
　　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
　　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
　　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
　　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
　　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
　　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
　　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书》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
　　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
　　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
　　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
　　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
　　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
　　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
　　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
　　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
　　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
　　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
　　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
　　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
　　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
　　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
　　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
　　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
　　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
　　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
　　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
　　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
　　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
　　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
　　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
　　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


　　第二章 晋国和楚国的角力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
　　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
　　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
　　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
　　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
　　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
　　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
　　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
　　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
　　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
　　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
　　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
　　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
　　……
　　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
　　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
　　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
　　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
　　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
　　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
　　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
　　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
　　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
　　“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
　　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
　　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
　　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
　　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
　　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
　　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
　　“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
　　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
　　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
　　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
　　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
　　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
　　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
　　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
　　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
　　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
　　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
　　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
　　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
　　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
　　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
　　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
　　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
　　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
　　《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
　　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
　　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
　　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
　　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
　　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
　　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
　　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
　　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
　　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
　　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
　　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
　　“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
　　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
　　公子遂沉默了。
　　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
　　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
　　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
　　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
　　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到鲁文公松口。
　　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
　　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
　　【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
　　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
　　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
　　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
　　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
　　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
　　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
　　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
　　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
　　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
　　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
　　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
　　“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
　　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
　　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
　　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
　　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
　　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
　　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
　　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
　　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
　　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
　　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
　　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
　　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
　　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
　　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
　　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
　　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
　　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
　　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
　　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
　　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
　　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
　　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
　　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
　　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
　　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
　　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
　　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
　　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
　　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
　　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
　　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
　　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
　　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
　　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
　　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
　　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
　　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
　　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
　　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
　　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
　　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
　　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
　　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
　　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
　　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
　　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
　　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
　　【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
　　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
　　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
　　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
　　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
　　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
　　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
　　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
　　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
　　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
　　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
　　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
　　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
　　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
　　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
　　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
　　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
　　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
　　《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
　　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
　　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
　　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
　　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
　　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
　　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
　　邾国发生了什么事？
　　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
　　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
　　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
　　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
　　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
　　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
　　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
　　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
　　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
　　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
　　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
　　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
　　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
　　3．公子昭（郑姬所生）；
　　4．公子潘（葛嬴所生）；
　　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
　　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
　　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
　　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
　　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人）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
　　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
　　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
　　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
　　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去经营齐国的民心，也收获了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派刺客公然刺杀公子舍，暴露了阴谋家的本来面目，使得本来拥戴他的人转而对他产生了不信任。
　　其次是外交上得不到承认。《春秋》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公子商人杀公子舍，是以臣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
　　公子商人即位后，公子元对这位新任国君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人谈话间，从来不称之为“公”，而是称之为“夫己氏”。这在当时是相当冷淡的称呼，大致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某甲”，或者现代人所说的“那人”。如果说公子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齐国公族的态度，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公子商人在齐国公族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护。
　　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恰在此时出现。据《左传》记载，公子商人派人刺杀公子舍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一颗彗星拖着长长尾巴扫过北斗七星。据后世科学家考证，这颗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
　　彗星的到访引起了天下的轰动。作为那个年代星相学的权威，周王室内史叔服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国君将先后死于内乱。”
　　被叔服的乌鸦嘴说到，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当然，当时没有网络、电话、电报，甚至没有一份报纸，远在山东的齐懿公很有可能并没听到叔服的这一预测。因此，对于哈雷彗星的来访，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番热闹，没有放在心上。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公子舍的母亲，也就是那位不招人喜欢的前第一夫人子叔姬。
　　子叔姬原本是鲁国公主，也就是鲁文公的姐妹。公子舍被杀之后，子叔姬悲伤过度，而且遭到软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鲁文公出于亲情，很想将子叔姬接回鲁国来居住，安度余生。
　　鲁文公的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事情。毕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娘家人无权决定其归属。鲁文公如果直接通过外交途径向齐懿公要人，结果肯定是碰一鼻子灰。
　　鲁文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人”的办法，他派公子遂前往王城雒邑，请求周天子从中斡旋，要齐国人放子叔姬回鲁国。
　　“既然已经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这位伤心的母亲做什么呢？”公子遂对周天子说。
　　此时的周天子，是当年才新上任的周匡王。周匡王是周顷王的儿子，他上台没几天，王室的两位大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就为了争夺王室政治的主导权爆发冲突。这一事件在诸侯中影响很坏，鲁国甚至以此为由，没有派人参加周顷王的丧礼。
　　周公阅长期以来担任大宰，在王室的地位本来极其稳固。周顷王刚死，王孙苏就跳出来与周公阅争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到了新天子周匡王的暗中支持。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太大，周公阅和王孙苏互不相让，以至于周匡王也没办法收拾，最后只好把官司打到晋国这个过气的霸主那里，请晋国人来做评判。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匡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突然又背弃了王孙苏，转而支持周公阅，而且派卿士尹氏和大夫聃伯前往晋国，为周公阅说理。对于这桩送上门的王室官司，晋国的权臣赵盾采取和稀泥的手段，平息了双方的怨气，重新明确了周公阅在王室的执政地位。
　　就是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周匡王，在收到鲁国人的报告之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纠纷，于同年冬天派大夫单伯出访齐国，为鲁文公说项，要求齐国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
　　单伯的到访，使得齐懿公极为不爽。在他看来，子叔姬的事纯属齐国内政，非但鲁国无权过问，就算是周天子也不该插手。脑门子一热，他竟然命人将单伯扣押起来，同时顺手将子叔姬也囚禁起来。
　　齐懿公囚禁子叔姬，是没把鲁国放在眼里；扣留单伯，是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鲁国人历来好欺负，周天子也不过是泥菩萨一尊，能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不错了。但是，齐懿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鲁国此时正和晋国打得火热，鲁文公既然能够在晋灵公面前为卫国、郑国说情，自然也能为自己说上一两句话。
　　公元前612年春天，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请求晋国做主，为王室和鲁国讨回一个公道，要求齐国尽快释放单伯和子叔姬。到了夏天，齐国迫于晋国的压力，终于释放了单伯，但是仍然囚禁着子叔姬。
　　阴魂不散的子叔姬已经成为齐懿公的一块心病，而鲁国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叔姬回国，更使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这一年秋天，齐懿公终于按捺不住，派兵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企图通过军事压力来打消鲁国人的念头。
　　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再一次到晋国告急。
　　此时的晋国，刚刚以郤缺为统帅，带领上下二军讨伐蔡国，为的就是教训教训蔡国竟然有胆子不参加去年的新城会盟。蔡国人几乎没有抵抗，就走到了谈判桌前，与郤缺签订了城下之盟，宣告脱离楚国的控制，投入晋国的怀抱。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12年十一月，晋、宋、卫、蔡、陈、郑、许、曹等国诸侯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会盟的精神，商议共同讨伐齐国的大事。
　　不过，这次会盟和新城会盟一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齐懿公听到消息，连夜派人赶到扈地，给晋灵公或者说就是给赵盾送了一份厚礼，要求晋国网开一面，放齐国一马。赵盾收了贿赂，讨伐齐国的事也就不提了，原本杀气腾腾的兵车之会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衣裳之会①。鲁文公对此十分不满，干脆连会盟都不来参加，以示抗议。
　　『①与“兵车之会”相对，指诸侯间和好的会议。』
　　事到如今，齐懿公也不好再囚禁子叔姬了，于是派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左传》对此特别加以解释，说齐国人这样做，是因为周天子的影响使然。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解释。客观地说，晋国人主导的扈地会盟虽然虎头蛇尾，而且存在收受贿赂的猫腻，在客观上却无疑导致了齐懿公释放子叔姬。因为感情上闹别扭，《左传》故意贬低扈地会盟的作用，硬要将子叔姬的回国归功于周天子，再一次体现了鲁国人面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说句题外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弱势心理，往往导致其丧失客观的判断力，在一些严肃的历史事实上产生扭曲的见解，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
　　扈地会盟虽然迫使齐懿公释放了子叔姬，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信号：所谓的天下霸主，原来也受不住金钱炮弹的进攻。扈地会盟过后不到一个月，摸透了晋国人秉性的齐懿公再一次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齐国还公然破坏国际秩序，同时进攻了扈地会盟的成员国曹国，一直打到人家的都城门下。齐国进攻曹国的理由很简单：这一年夏天，曹文公到鲁国朝觐了鲁文公。
　　事实上，曹文公朝觐鲁文公，乃是秉承古代的传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原本无可厚非，也不关齐国什么事。季孙行父对齐国的暴行评论说：“齐侯不得好死啊，自己无礼也就罢了，还要讨伐有礼之人，口口声声‘你为什么要行礼’。礼，是顺应天意而设的，礼就是天之道。自己违逆天理，还不让人顺应天意，实在是罪无可赦。”
　　话虽如此，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元前611年，季孙行父和公子遂先后来到齐国，与齐国人进行了谈判，委曲求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矛盾。
　　【再一次的弑君热潮】
　　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
　　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
　　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
　　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
　　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
　　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
　　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
　　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
　　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
　　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
　　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
　　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
　　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
　　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
　　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
　　左师公孙友。
　　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
　　司徒鳞鱹。
　　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
　　司寇公子朝。
　　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
　　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
　　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
　　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
　　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
　　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
　　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
　　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
　　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
　　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
　　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
　　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
　　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
　　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
　　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
　　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
　　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
　　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
　　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
　　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
　　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
　　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
　　“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
　　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
　　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
　　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
　　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
　　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
　　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
　　“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
　　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
　　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
　　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
　　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
　　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
　　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
　　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
　　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
　　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
　　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
　　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
　　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
　　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
　　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
　　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
　　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
　　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
　　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
　　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
　　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
　　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
　　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
　　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
　　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
　　“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
　　“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
　　“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
　　“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
　　“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书》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
　　“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
　　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
　　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
　　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
　　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
　　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
　　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
　　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
　　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
　　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
　　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
　　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
　　“哦？”楚庄王来了兴趣。
　　“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
　　“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
　　“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
　　“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
　　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
　　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
　　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
　　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
　　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
　　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
　　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
　　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
　　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
　　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
　　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
　　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
　　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
　　“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
　　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
　　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
　　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
　　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
　　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
　　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
　　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
　　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
　　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
　　“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
　　“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
　　“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
　　“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
　　“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
　　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
　　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
　　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
　　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
　　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
　　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
　　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
　　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
　　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
　　《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
　　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
　　【权臣和昏君的博弈】
　　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
　　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
　　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
　　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
　　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
　　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
　　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
　　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
　　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
　　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
　　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
　　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
　　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
　　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
　　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
　　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
　　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
　　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
　　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
　　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
　　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
　　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
　　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
　　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
　　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
　　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
　　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文）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
　　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
　　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
　　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
　　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
　　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
　　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
　　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
　　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
　　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
　　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
　　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
　　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
　　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
　　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
　　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
　　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
　　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
　　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
　　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
　　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
　　提弥明径直登上正堂，跪倒在赵盾面前说：“大臣陪君主吃饭，酒过三杯，已经违反礼制了！”赵盾此时已经有点醉意，但是一听提弥明的话，马上反应过来，顾不上礼节，跟着提弥明就往外跑。
　　提弥明这一搅局，完全打乱了晋灵公的计划。他一边呼唤甲士，一边将伏在自己脚下的恶犬放出，直扑赵盾。狗跑得飞快，赵盾主仆还没跑出宫门，就被追上了。提弥明是晋国有名的勇士，挥起醋钵大的两个拳头，三下五除二就将狗打死。到了这个危急关头，赵盾仍不忘耻笑晋灵公：“弃人不用，而用狗，再猛又能把我怎么样？”主仆两个一边与宫中护卫搏斗，一边往外撤。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也逐渐围过来。提弥明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将赵盾推开，要他快走，自己冲入敌群中，被围殴致死。
　　赵盾亏得提弥明拼死相救，一个人脱身逃出宫门，刚拐过一个街角，又遇到另一伙宫中甲士，约有五六个人，拦在他面前。赵盾心想，这下完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了。
　　奇迹果然出现，这伙宫中甲士中，突然有个人拔出佩剑，将自己身边的两个伙伴砍倒，又提起长戟刺杀另外两人。赵盾还没回过神来，那人一伸手，拉着赵盾就跑，而且一直跑到赵府门口。
　　直到这时候，赵盾才看清那人的脸，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人笑道：“您难道忘了桑下饿人吗？”
　　赵盾猛然省起，数年前他去首山（地名）打猎，在一片桑树林中休息，见到这个名叫灵辄的人。当时灵辄躺在树下，奄奄一息。赵盾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心生怜悯，于是让人拿了一盒食物给他。灵辄狼吞虎咽，但是只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包起来。赵盾觉得很奇怪，问道：“既然三日没吃饭，为何不将食物吃完？”灵辄回答说：“我出外求学三年，刚刚回到家乡，还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留下这一半食物，等见到她了，好给她吃。”赵盾心生感慨，觉得这个人至少是个孝子，于是要灵辄将剩下的食物吃完，而且又送了一竹筒饭食和一块鹿肉给他，让他拿去孝敬母亲。
　　灵辄后来应征入伍，成为了晋灵公的甲士。等到晋灵公阴谋袭击赵盾，他就挺身而出，救了赵盾一命。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赵盾想把灵辄留下来，又问他现在的住处，想登门拜谢，灵辄笑笑，朝赵盾作了个揖，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
　　赵盾虽然逃出险境，但是他与晋灵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绛都他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出逃，逃到了山里边。
　　当然，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赵盾的出逃也只是他的策略之一。以赵家的势力，就算与晋灵公对着干，也绝对占上风。赵盾在山里呆了没几天，赵穿就在绛都发动军事政变，将晋灵公杀死在桃园。得到这个消息，赵盾又连夜赶回绛都，主持大局，派赵穿将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黑臀从国外接回来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成公。
　　晋国的史官记载这件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在朝庭上公示。赵盾看了，连忙找到史官说：“您写错了吧，弑君的不是我，是赵穿啊！”
　　史官直视着对方，恭恭敬敬地回答：“没错，写的就是您。您身为晋国的执政官，虽然已经逃亡，但是没有越过边境，所以赵穿弑君的时候，您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就算是赵穿干的事，您回来之后，也没有提过要治赵穿之罪，不写您弑君，又该写谁呢？”
　　史官的话说得很明白，赵穿弑君，幕后主使就是赵盾，罪无可遁。赵盾听了，也没办法反驳，只得自我解嘲说：“哎呀，‘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戚’，这句诗写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
　　“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出处不明，大概意思是，正是因为我有所怀恋，所以带来忧愁啊！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盾一回绛都就派赵穿前去迎接公子黑臀，无疑是想将赵穿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让他迎主有功，好免于弑君之罪的处罚。赵盾既然这样护着赵穿，又怎么能抱怨人家怀疑他是弑君的幕后主使呢？
　　后来孔夫子评价这件事，也发了一番感慨：“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历史无所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大夫，为了礼法而宁受委屈。可惜啊，如果他逃亡出境了，就可以免除弑君的恶名了。”
　　按孔夫子的说法，如果当时赵盾逃到国外，就没有弑君的嫌疑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鲜，赵盾越了境，就不能遥控授意赵穿杀人了吗？
　　“礼”这玩意儿，还真是古板得可以！
　　回顾一下，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开始驱逐“群公子”，公族势力大受打击，出现了“晋无公族”的局面。晋成公即位后，深感公族势力薄弱带来的不安定，于是想办法重新扶持公族。但是这数十年间，公族子弟已经散落飘零，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晋成公下了一道命令，将公室的土地授予众卿的嫡长子，而视他们为公族。又将众卿的其他嫡子叫做“馀子”，将众卿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做“公行”。这样的话，晋国又出现了所谓的公族、馀子和公行。赵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强权，请求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括也列为公族：“赵括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不是因为君姬氏，我还在狄人部落中呢！”
　　君姬氏就是赵姬，也就是赵衰的小老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赵姬让位于叔隗的故事，在此不赘述。晋成公当然不敢对赵盾说不。但既然赵括成为了公族，赵盾便不好再占一个公族指标了。于是，这一年冬天，晋成公任命赵盾为公行之官，而任命赵括为公族之官。
　　至此，晋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


　　第三章 楚国称霸
　　【问鼎天下：楚庄王的醉翁之意】
　　晋成公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晋国再一次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打到了郑国的郔（yán）城。这一次，郑国选择了和谈，晋国见好就收，派士会到郑国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晋国在这个时候进攻郑国，是钻了楚国人一个空子。这年春天，楚庄王出人意料地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居住在伊水流域的陆浑戎族。
　　伊水流域自古是周王室的领地。周平王东迁的年代，周朝大夫辛有办事经过伊水流域，看见当地的人民披头散发，在野外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就预言道：“不出一百年，这个地方就要变成戎族人的地盘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放弃了周礼。”到了周襄王年间，由于王室内乱，戎族多次入侵雒邑。秦、晋两国为了替王室解决这一麻烦，想出了一个“以戎制戎”的主意，于公元前638年将原本居住在今天甘肃敦煌一带的陆浑戎族迁到伊水流域，使之成为王室抵御戎族入侵的一道屏障。
　　秦、晋两国如何诱使陆浑戎族从敦煌迁到伊水流域，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陆浑戎族迁居之后，与晋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也确实为周王室抵御其他戎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戎制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赶走了狼而引来了虎。随着晋国势力的衰弱，失去羁绊的陆浑戎族对周王室的威胁也日益明显，成为了王室的一块心病。
　　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欲成霸业的诸侯，都将讨伐“四夷”作为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齐国曾经北御狄夷，讨伐山戎；晋国大败赤狄、白狄，俘获其部落首领；秦国则讨伐西戎，向西开辟千里疆土。而楚国，多年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国，在“尊王攘夷”的主题中，是被“攘”的对象——这也是楚成王文治武功，纵横中原，却没有被视为霸主的重要原因。到了楚庄王的年代，楚庄王认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就不能满足于征服陈、郑、蔡、宋几个弱国，也不能以打败晋国这样的大国为傲，而是要向周王室抛出橄榄枝，在“勤王”这件事上博个头彩。因此，楚庄王选择了陆浑戎族作为对象，不远千里率兵北上伊水流域，给了陆浑戎族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算是给了周天子一份见面礼。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楚军能够跑到伊水流域打击戎族，也就能够直接威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对晋国也是一次军事威慑。
　　打败陆浑戎族之后，楚庄王意气风发，将大军带到雒邑城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
　　当时的周天子是新上任的周定王。对于楚国人的举动，他既是欣慰，又是担忧。欣慰的是楚国人千里迢迢来勤王，虽然没有彻底将陆浑戎族清除出伊水流域，但已经让王室上下感到非常满意；担忧的是楚国人历来强悍，又有南方蛮夷的野蛮习气，数万虎狼之师停驻在雒邑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问题。
　　考虑再三，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楚庄王，并且犒赏楚国三军。
　　王孙满既然被称为“王孙”，自然也是王室的后裔。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当时年幼的王孙满站在雒邑北门，看到秦军行为举止轻浮，便预测说，秦军必然失败。后来秦军在回师途中，经过殽山的时候，果然被晋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王孙满因此被认为有先见之明。
　　楚庄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王孙满，酒足饭饱之后，楚庄王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当年大禹铸有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以为国宝，现在收藏在雒邑的王宫之中。不知道这九鼎的形状、大小、轻重如何？请您介绍一下。”
　　所谓鼎，通俗地讲，就是青铜做的大煮锅，一般有三足两耳，主要用来煮肉。但是，在华夏文明中，鼎被赋予了远远超过炊具的意义，鼎被作为象征王权、君权的“礼器”而代代相传。大禹所铸的九鼎，更是象征天下九州统治权的至高礼器，在秦始皇的“玉玺”出现之前，九鼎就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
　　楚庄王问这个问题，看似勤学好问，实际上有其深意。王孙满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听出了楚庄王话中有话，于是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相传的，是德，不是鼎。”这叫先声夺人，先给楚庄王这个南蛮一闷棍：你连提问的前提都搞错了，接下来就好好听我的教训吧。
　　王孙满接着说：“当年大禹统治天下，他的后人建立夏朝，夏之‘德’方兴未艾，命九州的地方长官贡献金属，铸造了这九个大鼎，将远方山川奇异之物绘铸在鼎上。九鼎具备天下的物象，好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所以华夏子民开辟疆土，进入山林河流，不畏惧种种不祥之物，也不会遇到妖魔鬼怪，因此天下和谐，承载上天的庇佑。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夏之‘德’也就此衰落，不配再拥有九鼎，所以九鼎被转移到商，承载了商朝的国运六百余年。再后来，商纣王暴虐，导致亡国，九鼎从此被转移到我大周王朝。由此可知，只要一个国家的‘德’完美光明，九鼎再小也重如泰山；倘若一个国家的‘德’奸邪昏乱，九鼎就算再大，却轻如鸿毛。上天英明，赐福于下界，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年我先君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王城，曾经举行隆重的卜筮，说周朝能够传三十世、七百年，这就是天命。现在周之‘德’虽然有所衰败，然而天命没有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所能打探的。”
　　楚庄王听了，嘿嘿干笑两声，说：“我只是好奇，只是好奇……”
　　同年夏天，楚军再一次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与晋国和谈的举动。同年冬天，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郑穆公去世了。
　　郑穆公是郑文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妾室，被称为燕姞。据《左传》记载，燕姞还未生育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神仙将一束兰花送给她，说：“我是你的祖先伯倏，如果你生了个儿子，就以兰为他命名，因为兰是国中第一香，人们必定爱他如兰。”过了没多久，郑文公果然与燕姞同床共枕，生下了一个儿子，遂取名为兰，也就是郑穆公。
　　郑文公当时还有大子华、公子臧、公子士、公子瑕和公子俞弥等儿子，但这些公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其中大子华因企图依靠齐桓公的力量掌握郑国的政权，被郑文公觉察，由此失宠，后来还被郑文公诱杀于南里（地名）；大子华被杀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宋国，被郑文公派刺客诱杀于宋国边境；公子士在出访楚国的时候，被楚国人用毒药杀死；公子俞弥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公子瑕逃到了楚国，后来跟随楚成王讨伐郑国，不小心在“周氏之汪”中翻车，溺水而亡。而燕姞所生的公子兰，很早就出逃到了晋国，后来受到晋文公的照顾，在晋国的武力扶持下，回国当上了大子，并且在郑文公死后顺利即位，成为了郑穆公。
　　据说，郑穆公去世之前，正好是兰花枯萎的季节，他哀叹道：“兰花死了，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因兰而生的啊！”于是命人将枯死的兰花收割下来，然后才撒手而去。
　　郑穆公死后，大子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灵公。楚庄王得知这个消息，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春天，派使者给郑灵公送去一份奇特的礼物——一只巨大的山龟。
　　楚庄王希望通过乌龟外交来拉拢郑国，没想到给郑灵公带来了杀身之祸。
　　郑国地处中原，山川湖泽远不如楚国多，加上开发过度，奇禽异兽早就不见踪迹。看到楚国人送来的这只大龟，郑灵公感觉非常稀奇。但是，稀奇归稀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即使是看到恐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到了后世，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就省略了，直接问味道如何了。所以，郑灵公收到大龟，就下令将它杀了，炖一锅龟肉，分给左右近臣吃。为了增加这次聚餐的戏剧性，他还故意保密，事先不让大家知道要吃什么，只是派人叫大家来宫中开会。
　　大臣们三三两两赶到公宫，其中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同行。公子宋突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在动，于是将手抬起来，给公子归生看。“以往只要我的食指一动，必定有美味品尝。”他开心地说。
　　现代人说“食指大动”，想必就出自公子宋的这句话。
　　到了宫中，正好看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分解那只大龟，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正好被郑灵公看在眼里，他就纳闷了，这两个家伙见了这只大龟，也没惊叹两句，反而相视一笑，仿佛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郑灵公越想越不爽——包袱还没抖开来，就被人家事先知道，当然不爽。于是他拦住公子归生，问他们笑什么。公子归生如实相告。
　　郑灵公一听，立马就有了个捉弄人的主意。到了开餐的时候，一群人围着煮龟的大锅啧啧称奇，流了一地哈喇子，他突然宣布：大伙尽管放开肚皮吃，唯独公子宋不能吃。
　　公子宋一听就愣了：“为，为什么？”
　　郑灵公拉下脸来，抬高了音量说：“不许你吃，就是不许你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公子宋看了郑灵公一眼，一言不发，走到大锅旁边，用食指蘸了蘸锅里的汤，放进嘴里美美地吮了一口，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堂。
　　公子宋想的是，说啥也不能亏待我那根神奇的食指啊。但是，这一举动使得年轻的郑灵公十分恼怒，一场闹剧骤然升级，郑灵公看着公子宋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他！”
　　公子归生大吃一惊。吃罢大乌龟，他立刻跑到公子宋的府上，将郑灵公的话告诉了公子宋。他希望公子宋重视这件事，及时到宫里向郑灵公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公子宋听到公子归生的警告，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很镇定地对公子归生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杀了他，以免后患。”
　　公子归生心里一沉，说：“别这样吧。畜生老了，人们犹且舍不得杀它，何况是国君？”
　　公子宋也不争辩什么。没过几天，朝野之间突然出现奇怪的传闻，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自立，谋朝纂位。这自然是公子宋做的好事，既然他的想法让公子归生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杀了公子归生，以保守秘密；要不就拉公子归生下水，逼他造反。公子宋选择了后者。
　　谣言越传越烈，而且郑灵公似乎也相信了谣传，对公子归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公子归生有口难辩，干脆加入了公子宋的阴谋，成为了公子宋的同党。公子宋于同年夏天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郑灵公。
　　《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解释说，公子归生在郑国主政多年，然而权谋不足以制止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
　　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
　　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
　　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
　　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
　　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
　　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
　　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
　　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
　　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
　　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
　　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
　　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
　　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
　　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
　　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
　　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
　　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
　　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
　　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
　　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
　　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
　　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
　　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
　　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
　　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
　　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
　　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
　　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
　　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
　　【外戚干政：外公政治】
　　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
　　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
　　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
　　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
　　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
　　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
　　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
　　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
　　《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
　　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
　　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
　　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
　　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
　　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
　　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
　　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
　　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
　　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
　　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
　　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
　　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
　　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
　　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
　　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
　　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
　　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
　　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
　　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
　　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
　　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
　　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
　　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
　　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
　　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
　　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
　　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
　　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
　　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
　　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
　　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
　　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
　　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
　　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
　　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
　　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
　　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
　　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
　　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
　　『①三恒当中的叔氏比较特殊，起先为叔氏，后来公子牙（字子叔）被立叔氏，原来的叔氏就改为叔孙氏。』
　　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
　　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
　　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
　　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
　　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
　　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
　　“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
　　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
　　【冲冠一怒为红颜】
　　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
　　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
　　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
　　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
　　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
　　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
　　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
　　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
　　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
　　“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
　　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
　　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
　　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
　　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
　　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
　　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
　　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
　　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
　　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
　　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
　　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
　　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
　　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
　　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
　　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
　　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
　　“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
　　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
　　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
　　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
　　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
　　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
　　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
　　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
　　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
　　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
　　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
　　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
　　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
　　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
　　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
　　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
　　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
　　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
　　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
　　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
　　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
　　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
　　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书》，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
　　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
　　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
　　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
　　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书》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
　　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
　　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
　　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
　　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
　　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
　　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
　　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
　　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
　　“可以。”
　　“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
　　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
　　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
　　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
　　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
　　【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人】
　　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
　　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
　　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
　　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
　　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
　　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
　　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
　　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
　　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
　　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
　　“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
　　“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
　　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
　　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
　　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
　　就在楚军第二次围攻新郑的同时，荀林父率领的晋国大军正日夜兼程，前来救援郑国。
　　此时的晋军仍为三军之制：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除此之外，赵括、赵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这十三个人的名单不难看出，晋国的军政大权仍由晋文公年代的老臣及其后代把持，而赵家子弟占了四人，风头不减当年。
　　晋军抵达黄河的时候，郑国已经臣服于楚国，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得到这个消息，主帅荀林父便想打道回府，他对众将说：“现在就算赶到郑国也已经晚了，我们又何必日夜兼程？不如等到楚军回国，我们再进军讨伐郑国，也不算晚。”
　　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言之有理。我听说用兵之法，就是要发现敌人有漏洞才进军。如果对方品德、刑法、政令、祭祀、礼仪都保持了常态，也就无隙可击。楚王讨伐郑国，恼怒其三心二意而可怜其低三下四，郑国背叛就讨伐它，臣服就放过它，楚国的仁德和刑罚已经完善了。楚军去年入陈，今年入郑，百姓不感觉疲劳，君王没招致怨恨，说明施政有方。大军在前方作战，国内的农、工、商各行各业均不受影响，车兵和步卒也能团结和睦，各安其分，实属难得啊！”
　　士会此言并非夸大其辞。那些年间，楚国在令尹孙叔敖的治理下，各项法典不断完善，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作战为例，楚军被划分为五个职能单位，右军追随主将，左军准备粮草，前军负责开路，中军侧重谋划，后军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致命一击。军官各司其职，军务自成体系，而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典。
　　孙叔敖的管理水平在当世首屈一指。一年之前，楚庄王命孙叔敖亲自监督沂城的建设。孙叔敖先派人拟订工程设计，报告给司徒审批后付诸实施，从计量工程、测算日期、分配材料、委派人员、计算远近到施工现场管理，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只用三十天就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出现任何浪费和工程质量问题。
　　另外，楚庄王本人也勤于政事，在人事方面，既重用王族亲戚，也注重在外姓贵族中选拔骨干，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予以重用，对于努力工作的人给予奖赏；平时还注意安抚老人，关心下层官吏的待遇；贵族和平民区别对待，贵族不能越权，平民亦有尊严，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各阶层的团结。
　　士会接着说，适时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原则，请主帅整顿军备，等待时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攻打弱小而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与楚国正面交锋？
　　这话也许不中听，但是有道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不怕碰硬，更不硬碰。当时晋国众将听了荀林父和士会的发言，照旧产生了分歧。中军副帅先谷主张继续前进，称：“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军队勇敢，将士尽力。今天如果弃郑国于不顾，自然不能说是尽力；有仗不打，也算不得勇敢，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军队出来，一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实非大丈夫所为。身为统帅，却以不是大丈夫告终，在座各位做得到，我是做不到！”
　　讨论的最后结果，主退派占了上风，荀林父于是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准备打道回国。第二天一早，众将齐集中军大帐，安排退军事宜，唯独先谷不见人。荀林父派人去找，却发现不仅先谷不见了，连他手下的数千部队也不见了。
　　原来早在头天晚上，先谷偷偷拔营，渡过了黄河。如果估计没错的话，此时他应该已经离楚国大军很近了。
　　先谷的擅自行动使得晋军全军陷入被动。下军大夫荀首悲观地说：“这军队危险了！周易上说，军队出征，必须以律法治理，否则大凶。有统帅而不能服从领导，真的打起来，必定失败，先谷此去，就算不战死，也有大灾难！”
　　司马韩厥瞅了一眼荀林父，说：“先谷以偏师冒险，您的罪责最大。作为全军统帅，将士不听命令，是谁的责任？失去郑国，丢掉军队，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不如干脆进军，就算打了败仗，还有大伙共同承担责任，总比呆在这里，由您一个人承担责任好。”
　　属下不听号令，统帅确实罪责难逃。但是，自从晋文公去世，晋国的众将就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屡屡发生违令而行的事情，当事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先谷擅自行动，又岂是荀林父纵容的结果？
　　但事已至此，荀林父也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命令全军渡河，接应先谷。
　　楚庄王大军驻扎在郑国的郔城，由孙叔敖担任中军主帅，公子婴齐为左军主帅，公子侧为右军主帅，打算饮马黄河之后就回国。有趣的是，听到晋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楚庄王的第一个念头和荀林父一样：黄河水不喝了，立刻班师回朝。
　　楚庄王害怕战争吗？当然害怕。自古以来，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对战争怀有敬畏感。因为战争不是游戏，是以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命为赌注的生死之搏，能够不打，尽量不打。远如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召集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兵强马壮，大家都说“纣可伐矣”，周武王却以“未知天命”为由，解散了队伍；近如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兴师动众，结果一箭不发，与楚国人签订了召陵之盟就回去了；又如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退避三舍，因害怕与成得臣争锋，直到临战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犹豫不决。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战争的辉煌，没有留意这些人在战前所作的思想斗争和痛苦抉择。
　　楚庄王想逃，他手下有一个“嬖（bì）人”，名叫伍参，却力劝他打这一仗。
　　所谓嬖人，就是宠臣，尤其指身份低贱而受到国君宠幸的人。可想而知，在门第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嬖人实际上是不太被人看得起的。作为名门之后的孙叔敖对于嬖人伍参议论军机大事十分反感，他冷冷地说：“去年入陈，今年入郑，战事不断，将士们都已经很疲劳了。这次如果战而不胜，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吃吗？”
　　伍参针锋相对道：“如果战而获胜，是你孙叔敖无谋；战而不胜，伍参的肉早被晋军吃光了，哪轮得到你？”
　　孙叔敖懒得跟一个嬖人耍嘴皮子，命令将自己的战车面向南方摆放，中军大旗也朝南而立，以示南下之意。
　　当天夜里，伍参又跑到楚庄王帐中，说：“晋军统帅荀林父刚上任不久，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副手先谷刚愎自用，残暴不仁，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三军主帅想要独断专行却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却没有上级，导致将士们无所适从。这一仗，晋军必败无疑。再说，您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在晋国的卿大夫面前逃跑，楚国的面子何在？”
　　伍参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个年代的人，是很讲究地位等级的，楚庄王权衡再三，觉得这场战争的胜算很大，而且有非打不可的理由，于是命令孙叔敖改变战车的方向，全军北上到管城，等待晋军的到来。顺便说一下，伍参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后人，叫做伍子胥。
　　得到楚军前进的消息，晋军也在敖山附近安营扎寨，等待战机。
　　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两国屡有战事，但都是小规模的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决战，还是第一次。一时间，郑国境内弥漫着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做惯了墙头草的郑国人感觉到前景不明，不敢把宝都押在楚国人身上，又派大夫皇戌跑到晋军大营，对荀林父说：“郑国之所以屈服于楚国，只是为了保存江山社稷，并非对晋国有二心。楚军这些年连打胜仗，必定骄傲轻敌，加上这次出国作战已经半年，疲态已现，防备也不周密。您如果进攻楚军，郑国愿意配合，楚军必败！”
　　平心而论，郑国人的所作所为很不厚道，皇戌这番话也不过是在忽悠晋国人。但是先谷听了很受用，跳起来说：“打败楚国，收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就听他的！”
　　下军副帅栾书不同意了，说：“自从楚国平息庸国的叛乱以来，楚王没有一天不教育国民说，百姓安居乐业来之不易，祸患随时可能发生，不可以放松戒备。也时时训诫军队不可以坐在胜利结果上骄傲轻敌，绝不可学商纣王百战百胜却最终亡国。还用先祖若敖、蚡冒坐着柴车、穿着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鼓舞大家。这样的楚国怎么可以说是骄傲轻敌呢？当年城濮之战，先大夫狐突就曾说过，‘师出有名则理直气壮，师出无名则疲态毕现’，现在是我们做事情不合道德而和楚国结怨，理在楚国，又怎么说楚军疲态已现呢？我听说，楚君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兵车三十乘，右广值班到中午，再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再由亲近的内臣值班通宵，以备意外发生，这难道是防备不周密吗？
　　“潘尫和公子去疾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地位很崇高的人，潘尫代表楚国与郑国签订盟约，去疾跑到楚国当人质，楚郑两国的关系分明是如胶似漆！现在却跑到我们这里来劝我们打仗，我们如果赢了就投靠我们，如果输了就投靠楚国，郑国人的鬼话完全不可信！”
　　听了栾书的话，皇戌心头一惊，脸色煞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却站起来说：“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决战。打败敌人，收服郑国，又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听从先谷的领导。”
　　这又是两个不知死活的。身为军中大夫，应该听从统帅荀林父的领导，怎么说是听从先谷的领导呢？
　　荀首白了他们两兄弟一眼，不屑道：“你们两个，不过是自取其祸之徒！”
　　下军元帅赵朔是赵盾的儿子，也就是赵括和赵同的侄子，他对两位叔叔的鲁莽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得罪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栾伯（指栾书）是个好人，听他的话，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
　　正当晋国众将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庄王派少宰（官名）为使者，来到了晋军大营。少宰客客气气地说：“我们的国君自幼经历坎坷，不善于辞令。听说成王和穆王两位先君曾经奔波于楚、郑之间，为的就是教训和平定郑国，并非想与晋国争利。请你们几位不要误会，别在这里呆得太久！”意思是说，楚国人教训郑国人，不关你们晋国人什么事，请你们走吧！
　　士会回答说：“当年周平王曾经命令我先君晋文侯，说‘你与郑伯一道辅助王室，不要废弃王命！’今天郑国不遵循平王的旨意，与晋国离心离德，我们也不过是为了这事来质问郑国，哪里敢劳烦您前来过问？请回去向贵国国君转达我们的谢意。”士会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晋国人教训郑国人，也不关你们楚国人什么事，请你们别自讨没趣。
　　这一来一往很有意思，好比两个人抢一张烧饼，又都不肯承认是抢，只肯说“我是来拿烧饼的，没你的事！”——两个人如果这样吵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了。
　　先谷认为士会这是在谄媚楚国人，私底下派赵括跟着少宰，走出营门之后才拉着少宰说：“刚刚那个人说的不算数，他没有资格代表晋国说话。我们国君派我们来，就是为了把你们赶出郑国，而且一再强调说，‘不要逃避作战！’我们不能推卸责任。”
　　赵括此言一出，好比两个人抢烧饼，本来都不想打架，只是吵吵嘴皮子，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蛮横起来，说：“我就是来打你的，怎么着？”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很快就要大打出手了。
　　没想到，楚庄王听到少宰的回复，不怒反笑，又派使者来到晋营，直接与晋军统帅荀林父会谈，请求和平解决冲突。荀林父自然求之不得，答应了楚国方面的请求，双方还约定了举行会盟的日期和地点。
　　想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总是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而成得臣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死死咬住晋文公不放，结果却是晋军大胜，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事隔四十年，晋楚两雄第二次狭路相逢，形势刚好倒过来，晋国人步步紧逼，而楚国人不断让步。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还不放弃和谈的努力，他究竟是胆小懦弱，还是高深莫测？
　　【第二次晋楚大战：邲之战】
　　与楚庄王的使者谈妥了和平协议的条款之后，荀林父总算轻松了两天。自从两个月前离开绛都，他对这次远征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而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更使得他情绪低落，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接任这个所谓的中军元帅。
　　表面上看，他带领的是当世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事实上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赶着一群不听话的鸭子来到黄河边，耳朵里充满了“嘎嘎”的叫声，一不留神就发现一只鸭子已经不见了，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赶着剩下的鸭子去找那只鸭子……如果不是做恶梦，他上辈子一定是个鸭司令。
　　最可恨是那个叫做先谷的家伙，仗着祖上的余威，根本不把他这个中军元帅放在眼里，胆大妄为，居然敢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将全军拖到战争的边缘。他也不想想，以这样的一盘散沙，怎么能够面对楚国的虎狼之师？幸好，那个楚王似乎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否则的话，一旦开战，他荀林父的一世英名很有可能就要毁于一旦了。
　　正当荀林父微微眯上眼睛，准备小憩一阵的时候，中军帐外突然一阵骚动，一名侍卫匆匆跑进来汇报道：“楚军进攻了！”
　　荀林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吃了一惊，连忙问：“多少战车？多少步卒？”
　　“这个……战车一乘，战将三人，为首的似乎是楚国大将乐伯。”
　　“哦？”荀林父陷入沉思。
　　前来进攻晋军的确实只有一车三人，为首的是楚庄王的猛将乐伯，驾车的是许伯，担任护卫的是摄叔。
　　春秋时期各国交战，仍留有些许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挑战，进犯敌阵，称之为“致师”，意在压制敌方气焰，提高己方士气。
　　楚庄王派人与荀林父和谈，盟约尚未签订，又派乐伯前来致师，用意是很明显的：既然晋军内部对于是战是和的意见分歧很大，将帅不团结，那就再放个烟雾弹，搞得他们无从判断楚军的真实意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需要说明的是，“致师”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在前往晋营的路上，许伯说：“我听说致师时驾车的人，要像风一样掠过敌人的阵地，所到之处，敌人的旌旗靡倒，直到敌人的营垒门口，才能回来。”许伯驾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乐伯点点头，也不含糊，说：“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左的人，要以长箭射击敌人，然后代替车夫执掌马缰，车夫下车整理好马身上的饰物和皮带，再上车而回。”乐伯以主将的身份，负责引弓射敌，同时还要求这个三人小团队保持优雅的姿态，出入敌阵就如同出门做客一般，连马匹身上的饰物都要打理得整整齐齐——这种临危不乱的武人气概，在日本叫做武士道，在欧洲叫做骑士精神，但是在中国，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似乎就渐渐变得稀缺了。
　　摄叔听完，也给自己提了个标准：“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右的人，要跳入敌人的营垒，杀死敌人并割下耳朵，抓住俘虏后返回。”摄叔担任护卫，又称为“车右”，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低。
　　三个人说着就到了晋军阵前。许伯快马加鞭，战车飞驰闯入晋军阵中；乐伯连发数箭，每箭皆不落空；表现最突出的是摄叔，像凶神恶煞一般跳下车，连砍数人，然后挥拳打晕一个已经吓得半死的士兵，抱着他跃回车上。做完这一切，许伯将缰绳交给乐伯，下车从容不迫地整理好战马身上的饰物。
　　等到晋军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营寨，朝着楚营的方向急驰。晋将鲍癸（guǐ）带着数十乘战车，兵分三路追击乐伯。乐伯弯弓搭箭，左射马，右射人，箭无虚发，致使左右两路追兵乱成一团，只有鲍癸的中路人马仍然紧追不舍。
　　乐伯本来想射鲍癸，伸手一摸箭囊，只剩一支箭。恰好前面有一群麋鹿，被突如其来的喧哗声惊动，作势欲逃。乐伯一转念，弓弦响处，长箭稳稳地钉在一头鹿的背部。
　　乐伯叫摄叔下车，捧起死鹿挡在鲍癸车前。鲍癸心里泛了一个嘀咕，正在想这南蛮耍什么花样，就听见摄叔笑咪咪地说：“因为时节未到，应当奉献的动物没有来，只好将它奉献给您的左右作为膳食。”
　　按照周礼，以猎物献人，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献不同的品种。时值六月，献麋鹿尚为时过早，所以摄叔有此一说。
　　鲍癸不知道这已经是乐伯的最后一支箭，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警告我，如果再追下去，下一支箭就是射我嘛。同时又感叹，区区一个护卫都将周朝的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辞令通达，不亢不卑，谁敢说南蛮没有文化，不懂礼仪啊？
　　鲍癸命人接受了摄叔的礼物，对左右说：“车左的楚将善于射箭，车右的护卫善于辞令，这都是君子啊！”于是不再追赶，乐伯三人得以安全返回。
　　乐伯的挑战在晋营引起了骚动，也给先谷等“主战派”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齐集在中军大营，逼问主帅荀林父：楚国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当缩头乌龟吗？
　　赵括更是拔出佩剑，恶狠狠地砍在案几上，说：“我等即便战死，也不能忍受此等羞辱。”
　　说起荀林父的帐中，那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魏锜（qí），乃是晋文公的虎将魏犨之孙，颇通几分武艺，自视甚高。当年晋成公为了巩固公室的力量，曾经将一批异姓贵族任命为公族大夫，魏锜以为自己很有希望，谁知道榜上无名，因此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就只想晋军打败仗。当时他听到赵括这么说，便站出来向荀林父请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将既然敢来致师，我军也不能示弱，请您派我前去致师！”
　　话音未落，又有一位叫赵旃的站起来说：“如果魏将军前去致师，我愿为使者，前往楚营下战书。”赵旃乃是赵穿之子，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六卿（三军正副元帅）之一，但是连个三军大夫都没当上，因此也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
　　荀林父被搞得心烦意乱，跟士会商量了一阵，决定同意魏锜和赵旃前往楚营，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魏锜的任务是去谴责楚军言而无信，赵旃则是去邀请楚庄王如期举行会盟。
　　魏锜和赵旃接受了命令。看到这两个人雄纠纠气昂昂地驾车而去，上军副帅郤克苦笑道：“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咱们如果不作充分的防备，必败无疑。”
　　先谷踹着路边的小石子，冷冷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战；楚国人向我们求和，结果又不能和。主帅的意见飘忽不定，防备又有什么用呢？”
　　士会劝说道：“还是要加强防备。如果这两个人惹怒了楚国人，楚国人乘机掩袭，我们就很危险了。有备则无患，如果楚国人放弃敌意，前来会盟，再解除戒备也不迟；如果楚国人带着敌意而来，我们有所防备，也不至于落败。”
　　先谷不耐烦地说：“没那个必要。”
　　士会是不想打这仗的，但是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又极力主张加强防备，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先谷很想打这仗，但是因为不痛快，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置于一边，在他的心里边，恐怕和魏锜、赵旃一样，都恨不得晋军失败，好等着看荀林父的笑话吧。
　　士会越想越不放心，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二将在敖山前面设下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派人先在黄河边准备好船只。士会和赵婴都是聪明人，所不同的是，士会考虑的是大局，赵婴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路。
　　魏锜奉命来到楚营，见到楚庄王，也不行礼，就大大咧咧地说：“荀元帅派我来告诉你们，准备好刀剑，咱们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楚将潘党被他这种无理的态度惹恼了，带上十几辆战车，一直追到荧泽（湖名）。正好有六头麋鹿在湖边吃草，魏锜心念一动，也张弓射死一头麋鹿，命手下献给潘党，并且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及时给您提供新鲜的野味，谨以此鹿献给您的部下。”
　　所谓兽人，就是掌管打猎的官员。乐伯献鹿于鲍癸，魏锜献鹿于潘党，均不说是献给他本人，而是献给他的部下——这也是春秋时期人们常用的客套方式，意思是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只敢献给下人。
　　潘党收下了这头鹿，对自己的手下说：“人家这是学乐伯呢，我们难道还不如晋国人懂礼貌？”于是也放弃了追逐。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头有一种骑士精神，即便是赳赳武夫，也很有绅士风度。
　　相对于魏锜的鲁莽，赵旃的行为更具有疯狂气概。他带着几十名手下，趁夜来到楚军的营门之前，铺了一张席子，自己坐在席子上喝了一夜酒，又命手下混入楚营。
　　由此可以看出，楚军的防卫实际上也出现了漏洞。
　　前面说过，楚王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兵车三十乘。从拂晓直到中午，由右广担任警备；从中午到黄昏，由左广担任警备。楚庄王乘坐右广兵车，许偃驾车，神箭手养由基护卫；乘坐左广兵车，彭名驾车，屈荡护卫。直到第二天早上，楚军才发现有晋军混入营中。楚庄王十分恼怒，亲自带领左广追击赵旃。
　　赵旃逃到一片树林前面，弃车跑入树林。屈荡也跳下车，尾随而入。赵旃酒也醒了，情知斗不过屈荡，干脆使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自己的盔甲，拼了命往树林深处跑。屈荡追赶不上，只好拿了他的盔甲回去向楚庄王交差。
　　这个时候，荀林父也觉得不对劲了，派出重车部队出营接应魏锜和赵旃。潘党远远地看到晋军车队扬起的尘土，连忙派人报告说：“晋军出动啦！”
　　孙叔敖怕楚庄王冲入晋军阵中，指挥全军出营列阵，说：“前进！宁可我军逼迫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迫我们。诗上说，‘兵车十乘，率先破阵’，兵书上说，‘先人一步，可夺敌人的斗志’，全军前进！”
　　这场史称“邲（bì）之战”的重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楚军在孙叔敖的指挥下，战车飞驰，步兵奔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晋军。
　　荀林父这老头子完全被楚军的攻势搞懵了。自出师以来，晋军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一直不太灵光，现在面对楚国人的全面进攻，更是顾此失彼，成为了一团散沙。眼见大势已去，荀林父在中军擂响大鼓，居然宣布：“撤退，先渡河者有赏！”
　　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道军事命令。依常理而言，就算是要撤退，也要有条不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荀林父这道命令一下，晋国的中军和下军都没命地向黄河边跑去，开始争夺渡河的船只。一时间，黄河岸边鬼哭狼嚎，先上船的士兵急于开船，后面的人死死掰住不放，往往是一船人满还不能动，于是有人拔出刀来砍那些掰住船舷的手，没过多久，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
　　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曾经称霸中原数十年的晋国大军。
　　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有人保持了霸主之国的尊严，那就是士会统领的上军。由于早有准备，楚国人一直未能突破士会的防线，尤其是设于敖山之前的七路伏兵，给楚国人不小的打击。
　　楚庄王迅速调整部署，命工尹（楚官名）齐带领一个方阵为右路军，追逐晋国的下军；命其附庸唐国的军队为左路军，攻击晋国的上军。为了加强左路的攻势，又命潘党率领兵车四十乘加入，打算一举歼灭晋国上军。
　　郤克问士会：“我们要坚守阵地吗？”
　　士会说：“楚军现在斗志昂扬，如果集中力量打击我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离开战场。我们没有与中军和下军在一起撤退，已经不需要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也算可以啦！”于是亲自殿后，有条不紊地指挥上军撤退，保持了不败之势。
　　大战之中，有许多花絮，被史官一一记录下来。
　　楚庄王在左广的护卫之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遇到前来护驾的右广。楚庄王想换乘右广的战车，屈荡跳下车来，拦在马前说：“大王既然乘坐左广开始作战，就必须乘坐左广结束战斗！”楚庄王为其忠勇所感动，遂不换战车，而且自此之后，改变两广值班顺序，先乘坐左广的战车。
　　战斗接近尾声，有一两乘晋国兵车陷入坑中，动弹不得。恰好有楚国士兵经过，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的横木，才得以脱困。但是走了没几步，战马又不听使唤，徘徊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才彻底逃出来。楚国人这样做，是因为楚庄王下令说，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不必再追杀晋国残兵。但是晋国人并不领情，逃出来之后，还回过头来嘲笑说：“哎呀，我们还真是不如贵军的逃跑经验丰富啊！”
　　跑到楚军大营前喝了一夜酒的赵旃倒是不乏亲情，逃回军中后，将两匹好马让给自己的哥哥和叔父，自己另外找了一辆马车逃跑，在路上又遇到楚军的小股部队，第二次弃车入林。等他从树林里钻出来，正好看见大夫逢氏和他的两个儿子乘坐同一辆马车经过，便大声呼救。逢大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两个儿子说：“别回头看，装作没看见！”但这两个傻瓜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忍不住回头，而且惊呼道：“这不是赵老头儿吗？”
　　逢大夫无奈，只好停下车，让赵旃上车。赵旃长得胖，他一上车，逢家的两个儿子只好走路了，结果被楚国人追上，双双战死。
　　晋国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将熊负羁俘虏。荀首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还有脸回国吗？”于是带领自己的部属返回战场寻找儿子。魏锜素来与荀首关系很好，于是主动为其驾车。下军士兵为其英雄气魄感动，有不少人跟随着他。荀首手持一张大弓，看见楚军就射，但每次抽出箭都要先看一下，如果是支好箭，就顺手插入魏锜的箭袋之中。魏锜骂道：“你不去救儿子，反而爱惜起蒲柳来了，董泽的蒲柳难道用得完吗？”
　　蒲柳是制造箭干的材料，晋国的董泽是当时的蒲柳产地。荀首回答道：“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又怎么救得回来？我可不能随便就用完这些好箭！”正好看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和楚将襄老在收拾战场，连珠箭射过去，射死了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
　　荀首俘虏了公子谷臣，又将襄老的尸体载于车上，说：“有这两个宝贝，还愁我的儿子不回来吗？”
　　晋军自清晨崩溃，直到黄昏时分，楚军在邲地安营扎寨，仍能听到晋军在渡河的声音。
　　第二天，楚军的辎重车队抵达邲地，楚军于是前进到衡雍。楚军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潘党建议：“大王何不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一座京观？我听说，如此重大的胜利一定要告示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不忘记祖先的武功。”
　　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而成的死人堆，用现代汉语来说，叫做白骨塔也许更合适。楚庄王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武’字，止戈为武。当年周武王战胜商朝，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美德，所以陈于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说，‘因此巩固你的业绩。’又说，‘广布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又说，‘安定万国，年年丰收。’赫赫武功，是用来禁止暴力，消弥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人民，团结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子孙后代牢牢记住。”
　　后人无从猜测楚庄王此刻的真实想法，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的各位楚国大夫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有人掩面而泣。楚庄王接着说：“今天我使两个国家的人民曝尸于黄河之滨，这是残暴；炫耀武力以威胁诸侯，兵器不能收藏。残暴而屡动干戈，怎么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何谈巩固业绩？违反人民愿望的事情还很多，怎么安定人民？没有美好的品德而与诸侯争强斗胜，如何团结大众？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何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德，我却没有一样，拿什么昭示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先修建供奉先王的祖庙，向祖先汇报一下胜利的信息就行了，战争的胜利并非我的功劳。”
　　我私下以为，只有强国的君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句“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足以警醒世人：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如果总是对别国的灾难感到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
　　楚庄王还说，古代的明君讨伐不敬之人，抓住罪大恶极的杀掉埋葬，因此才有京观以示惩戒，现在晋国并非罪大恶极，晋国的士兵更是死于尽忠报国，又凭什么建造京观呢？于是祭祀黄河之神，在黄河之滨修建楚国宗庙，举行了庄重的祭祖仪式之后便班师回朝了。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连楚庄王这个封建君主都知道尊重尽忠报国的敌军士兵，低调对待自己的武功，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在拍摄那些内战题材的电影时，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呢？
　　关于邲之战，还有一段花絮没有记载于正史，但是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楚庄王当年打败斗椒之后，举行庆功酒宴，大宴群臣，并命自己的宠妾许姬给大家敬酒，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将蜡烛全部吹灭。估计是有人喝醉了，竟然趁着天色昏黑将许姬揽到怀里。许姬手快，一边挣脱，一边就将那个人帽子上的红缨摘下来。许姬摸索着走到楚庄王跟前，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并且说，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是谁胆大包天，敢动大王的女人。楚庄王听了，大声命令内侍：“先不要点灯！寡人今天与众卿痛饮，不醉不休，请大家都将帽缨摘下来再说。”于是众人都将帽缨摘下来继续喝酒。等到内侍重新点亮蜡烛，满堂文武都戴着无缨之帽，自然也就不知道是谁非礼许姬了。邲之战中，楚庄王亲临战场，发现有一个下级军官杀敌异常勇敢，五次带队冲杀，五次冲破晋军的防线，所向披靡。战后楚庄王要奖赏这个下级军官，却被他拒绝。这个人告诉楚庄王，他就是当年调戏许姬之人，为报答国君的宽宏大量，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遗憾。
　　这个故事在京剧中有个名目，叫做《绝缨会》。至于是否确有其事，现已无从考证。也许人们认为楚庄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所以编造出这个故事来体现他的宽厚吧。
　　至于那位赶着鸭子上战场的白胡子老公公，他的结局倒也不差。因为打了败仗，他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他的请求，士会劝谏说：“不能让他死。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获全胜，吃楚军的粮食都吃了整整三天，先君文公却仍然面有忧色，说‘成得臣还没死，晋国的忧患还没有结束，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的令尹？’直到楚王命成得臣自尽，文公才喜形于色，说‘这下他可害不了我了！’楚军战场失利，又自损一员大将，可谓一败再败，数十年间不敢再与晋国争强。今天的失败，也许是老天在警示晋国吧，如果再杀掉荀林父，那就是我们一败再败，恐怕也将长期无法与楚国争锋了。荀林父为您服务，进则尽忠，退则思过，是捍卫江山社稷的人，为什么要他死呢？再说，他的这次失败，就像是日食月食，对日月的光辉又有什么影响呢？”
　　所谓日月，当然是指晋景公。他将士会的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几遍，终于想通了，于是赦免了荀林父，并且仍然让他担任中军元帅。
　　【乘胜追击，楚国入侵中原各国】
　　邲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楚庄王的霸权。战后不久，郑襄公与许昭公联袂来到郢都朝觐楚庄王，向他表示祝贺。在那个你攻我伐的年代，强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弱者摆布于股掌之上；而弱者在夹缝中求生存，风吹两面倒，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朝晋暮楚也在情理之中。
　　据《左传》记载，邲之战之前，楚国大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石制曾经秘密与楚庄王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当楚庄王的内应，帮助楚军攻占郑国。条件是将郑国一分为二，楚国占一半，剩下一半交由郑国的公子鱼臣统治。邲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天，郑襄公破获了这起阴谋，派人将公子鱼臣和石制杀死。
　　石制的阴谋何以败露？《左传》没有言明，历史上也无人推敲。但是从郑襄公的表现来看，倒很有可能是楚庄王本人透露给他的，郑襄公感恩戴德，因此不远千里跑到郢都去朝贺。“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动乱离散是如此痛苦，哪里才是你的归宿）？”左丘明用这样的诗句来批评石制和公子鱼臣。无论天下太平还是礼崩乐坏，靠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的人，都得不到任何同情。
　　楚军回国休整了半年。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庄王再度挥师北上，进攻宋国的附庸萧国。萧国人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派人对楚庄王说：“如果贵国一定要打仗，就杀了他们。”
　　熊相宜僚既然以“熊相”为氏，想必是楚国公室的分支，长期以来居住在萧国，相当于萧国的楚国侨民。楚庄王是个宗族观念很重的人，当场回复萧国人说：“千万别杀他们，我愿意退兵！”可是，萧国人听到宋国派大夫华椒为将，正联合蔡国人前来救援，觉得有所倚仗，加上时值寒冬，大雪纷飞，料想楚国人也呆不了多久，便又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给杀了。
　　楚庄王大为震怒，命令部队包围萧城。那年天气特别冷，中原地区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楚国士兵来自南方，虽然也作了御寒的准备，面对这样的冰雪天气，还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有的士兵冻伤了手脚，有的士兵则得了伤寒，士气相当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巫臣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庄王，楚庄王于是亲自巡视三军，走遍所有的营寨，所到之处，与将士们促膝谈心，亲切地拍着士兵的肩膀鼓舞斗志。据说，不只是被他拍过的士兵能量倍增，连全军将士都感觉到暖流通过，如同身上盖了又厚又软的丝棉被一般，一点也不觉得冷了。
　　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楚军顶住了严寒，将萧城包围得像铁桶一般，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援兵也进不来。随着城内粮食一天天减少，萧国人的斗志也一天天被消磨，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
　　某天清晨，楚军将领司马卯正在巡视阵地，听起城墙上有人打招呼，抬头一看，是一个贵族打扮的人。“将军，将军，麻烦您叫申叔展前来和我说话。”那个人扯着嗓子喊道。
　　“你认得申大夫？”司马卯问道。
　　“认得，认得！您跟他说，故人还无射在此，他一定会来。”城上这么说。
　　司马卯派亲兵跑到申叔展营中，没过多久，申叔展驾着马车赶来了。一看到城上那人，申叔展就激动起来：“还无射，果然是你啊！”
　　“没错，叔展别来无恙？”还无射也连连招手。
　　“咳，这个时候别客套了。你那里有麦曲吗？”申叔展问。
　　“没呢。”
　　“有山鞠穷吗？”
　　“也没有。”
　　“那河里的鱼肚子疼怎么办？”
　　“看到枯井就有救啦！”
　　“哦，你在井口放一根草绳，如果听见有人在井上哭，那个人就是我啊！”
　　麦曲就是酒曲，乃酿酒之物；山鞠穷则是一种草药。司马卯在一边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楚军发动总攻，攻入萧城。因为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的事，萧国人害怕楚军屠城，四散溃逃。申叔展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一个上面垂着一根草绳的井，于是放声大哭。还无射在井中听到申叔展的声音，顺着绳子爬上来。漫天战火中，两个老朋友紧紧抱在一起。
　　据说，这口枯井位于安徽萧县，直到唐朝仍有人见过。平心而论，还无射凭借与敌国将领的交情为自己谋求生路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身处乱世之中的人们仍能拥有如此珍贵的友情，足以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深受感动。
　　由于感受到楚国扩张带来的压力，公元前597年冬天，就在萧国沦陷后，晋国的先谷、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和曹国的一位大夫在卫国的清丘（地名）举行了会盟，盟约为：“恤病，讨贰。”也就是救援有困难的国家，讨伐有二心的国家。
　　会盟结束，宋国马上发动了对陈国的进攻。因为陈国早已经臣服于楚国，宋国的这次行动可以说是间接向楚国挑战，也是履行清丘盟约的一种积极表现。但是，宋国人用力过猛了。同盟国中，晋国和曹国对这次行动均持观望态度，而卫国更是出人意料地派兵救援陈国，公然与宋国对抗。
　　对此，卫国大夫孔达表示：卫国和陈国世代友好，先君卫成公与陈共公更是交情笃深，曾经约定互为救护。现在宋国无缘无故进攻陈国，卫国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晋国因此而惩罚卫国，他孔达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以死谢罪。
　　《左传》对于清丘之盟的评价是：“只有宋国可以免受谴责。”意思是只有宋国忠实地履行了盟约，其余三个国家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卫国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盟约。
　　事情真的应该这么看吗？其实不然。我的意见是，其余三个国家固然不厚道，宋国也不见得有多高尚。
　　首先，清丘之盟对宋国最具有实际意义。四个结盟国家之中，晋国是楚国的死对头，也是唯一可以与楚国抗衡的国家，卫国和曹国则是看着晋国的眼色行事，但这三个国家离楚国都很远，在楚庄王的火力范围之外。而宋国则离楚国比较近，又刚刚在萧城之役中与楚国对着干，得罪了楚国，随时可能遭到楚国的报复，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国来保护自己。事实上，清丘之盟在这个时候举行，极有可能是宋国的提议，而晋国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顺水推舟附和了宋国的提议。
　　其次，清丘之盟后，宋国马上攻打陈国，师出无名，殃及无辜，其用心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对陈国的战争，将晋国再度拉下水，形成晋楚两国的军事对峙，从而避免宋国与楚国单打独斗。这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为了将阿拉伯国家拉拢过来对付美国，不停地向以色列施放飞毛腿导弹，打的是同一套拳。
　　只可惜，晋国人也不是傻瓜，怎么可能被宋国人牵着鼻子走？
　　公元前596年夏天，楚庄王果然再次出兵北上，进攻宋国。晋国仍然保持沉默，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救援。清丘之盟“恤病讨贰”的约定，至此完全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其实，晋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年前的邲之战，晋国的中军和下军基本崩溃，元气大伤，至今尚未恢复。就算晋景公想帮助宋国，想必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吧。
　　但盟约就是盟约，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既然签了字盖了章，还喝了血酒，就应该履行责任。国际社会对晋国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都嗤之以鼻，晋国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
　　晋景公越想越恼火，将一肚子气都撒到代表晋国签订清丘之盟的先谷身上。当年秋天，西北的赤狄部落侵略晋国，打到了清原。晋景公找了个借口，说赤狄入侵晋国乃是先谷暗中通敌所致，再加上去年邲之战的失败也与先谷有很大关系，新账老账一起算，判了先谷诛九族之罪。
　　先谷的曾祖父先轸是晋文公、晋襄公年代的重臣，曾经以中军元帅的身份指挥城濮之战和殽之战，一生尽忠公室，死而后已；先谷的祖父先且居子承父业，也曾在晋襄公年代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赵盾主政时期，先谷的父亲先克担任中军副帅，是赵盾的助手；先谷本人也担任了中军副帅。先家历代担任军政要职，四世四卿，可谓名门贵胄，盛极一时，没想到最终毁在了先谷的手上。《左传》对此评价：“恶之来也，己则取之。”认为先谷是咎由自取。从先谷在邲之战中的表现来看，这倒也没有冤枉他。
　　为了挽回国际影响，也为了给正在孤军作战的宋国人一个交代，晋景公派使者来到卫国，谴责卫国背弃清丘之盟救援陈国的行为，而且威胁说：“如果没看到罪魁祸首受到惩罚，就派兵讨伐。”
　　孔达倒是乐天知命，对卫穆公说：“如果这样做有利于社稷，就将罪过全部加到我一个人身上，请杀了我以求解脱吧。我身为国家的重臣，面对大国的责备，难道还能将责任推给别人吗？我已经作好死的准备了。”
　　公元前595年春天，孔达自缢身亡。卫穆公派人将这个消息遍告诸侯，说：“寡君有不善之臣，挑拨我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伏罪，谨致通告！”自古弱国无外交，卫穆公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为了安抚国民愤怒的情绪，卫穆公将女儿嫁给了孔达的儿子，并让他继承了孔达的官位。
　　休养生息了两年之后，晋国似乎恢复了元气。公元前595年夏天，晋景公亲自带领大军讨伐郑国，并且将这个消息事先遍告诸侯。但这次出征仅仅是虚张声势，晋景公在边境检阅了部队之后，全军就打道回府了。按照荀林父的说法，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诸侯显示晋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给郑国施压，好让郑国人自己主动来认罪。
　　郑襄公确实被吓得不轻，但是他没有向晋国投怀送抱，甚至也没有暗送秋波，而是轻车熟路地跑到楚国，找楚庄王哭鼻子去了。
　　楚庄王好言安慰了郑襄公一把，要他不用担心晋国大军压境，因为只要他立场坚定，楚国就是郑国的坚强后盾，绝不会像晋国对待宋国那样背信弃义。
　　郑襄公感激之余，又向楚庄王提出，想派公孙黑肱取代两年前入楚为质的公子去疾。楚庄王很爽快地答应了郑襄公的请求。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搏弈中，楚庄王就像一位宽宏大量的庄家，对于玩家提出的小小要求总是予以理解，也不吝于将高利贷借给那些有急切需要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敢和他对着干的人，他一定会穷追猛打，直到人家求饶。如果你想对楚庄王的个人气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大可以看看好莱坞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唐·柯里昂。
　　在给郑国打气的同时，楚庄王酝酿了一次外交活动。他派出两路使者，一路以公子冯为首，途经郑国，出访晋国；一路以文之无畏为首，途经宋国，出访齐国。
　　他给公子冯和文之无畏同时下达了一道霸气十足的命令：“你们分别从郑国和宋国过境，但是不可向两国政府请求借道。”言下之意，你们就把这两个国家当做自己领土，大摇大摆地过境就行了，不必理会他们的统治者。
　　这道命令对于公子冯来说倒没什么，以郑襄公现在的态度，郑国差不多也就是楚国的一部分，公子冯完全可以来去自由，还将被当作上宾对待。但是对于文之无畏来说，这道命令无异于一道催命符——且不说仅仅在一年之前，楚国还与宋国发生了战争，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早在二十多年前，文之无畏本人就因为过于强硬，深深地伤害过宋国人的感情。
　　公元前617年冬天，楚穆王与宋昭公在孟诸湖会猎，时任申县县公的文之无畏担任司马。因为宋昭公没有按楚穆王的命令携带引火之物，被文之无畏追究责任，当着众人的面将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拖下来暴打了一顿，宋国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直念念不忘。现在，楚庄王要文之无畏再度前往宋国，不是以使者的身份前去修好，而是要他故意激起宋国人的愤怒，这不是要他送死么？
　　文之无畏当然知道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他对楚庄王说：“郑国人耳聪目明；宋国人昏聩无能。公子冯没有什么危险，我则必死无疑！”
　　“是嘛？”楚庄王轻描淡写地说，“如果宋国人敢杀你，我就带兵讨伐宋国，一定替你报仇。”
　　楚庄王此言一出，文之无畏便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就像是围棋中的一颗棋子，被楚庄王放置在对手的地盘之中，以此造成一个“劫”。对于宋国人来说，这个“劫”是两难的选择：如果听任文之无畏过境，等于默认了楚国的宗主权，放弃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如果杀了文之无畏，则给楚国制造了一个战争的借口，楚庄王将打着为文之无畏报仇的旗号，再度侵略宋国。
　　文之无畏将自己的儿子申犀引见给楚庄王后就出发了。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文之无畏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请楚庄王看在自己为国尽忠的份上，照顾好他的儿子，维护好他的家业。
　　文之无畏到了宋国，宋国右师华元果然对当年孟诸湖之辱记忆犹新，对宋文公说：“楚国派使者经过宋国而不借道，是将宋国当做楚国的领土，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杀了楚国使者，楚国肯定讨伐我国，最坏的后果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于是命人将文之无畏抓起来杀了。
　　按照周朝的礼节，就算是天子的使者过境，也必须向该国借道，颇有强龙不压地头蛇之意。宋国这样对待文之无畏，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到郢都，楚庄王的反应只能用“狂怒”二字形容。只见他一甩袖子，拍案而起，光着脚就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叫：“马上集结军队，出发攻打宋国！”内侍拿着鞋子和佩剑在后面追赶，直到前院才给他穿上鞋子，到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宝剑。楚庄王一直走到郢都的大街上，左右两广护卫部队才急急忙忙跟上来，让他坐上戎车——说句题外话，楚国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是被楚庄王这种风风火火的脾气给磨练出来的。
　　同年九月，楚国大军进逼到宋国的首都商丘城下。宋国人虽然早有准备，但是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楚国大军，只好一边守城，一边派大夫乐婴齐为使者前往晋国求救。
　　宋国地处今天的河南，晋国地处今天的山西，当乐婴齐历经重重风险穿过楚军的防线，又经过楚国的盟国郑国的地界来到绛都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无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出于对盟国的义务，晋景公这一次都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他命令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救援宋国的事宜。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夫伯宗给晋景公泼了一瓢冷水，将他的满腔热情都扑灭了。伯宗是这样劝告晋景公的：“古人曾经说，鞭长莫及。老天正眷顾楚国，即使晋国现在很强大，能够违背天命与楚国争锋吗？有句谚语说，高调低调，不过是一念之间。河流湖泊容纳污浊，山林沼泽包藏毒害，美玉难免也有瑕疵，国君也经常要忍受耻辱，这就是天道啊！请您务必忍耐，以待时机。”
　　晋国与宋国相距遥远，中间又隔着一个正与楚国打得火热的郑国，伯宗说“鞭长莫及”倒也不虚。但更为重要的是，“老天正眷顾楚国”，楚国人现在兵强马壮，郑国、陈国、许国都争相向楚国献媚，连远在山东的鲁宣公也不甘落后，派大夫公孙归父前往宋国，向正在远征宋国的楚庄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晋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派兵去救援宋国，恐怕很难占到便宜。
　　晋景公考虑再三，听从了伯宗的建议，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他心里想，既然不能给实质性的帮助，至少也应该给宋国人一点精神安慰吧！于是乎，他派了一位叫做解扬的大夫前往宋国打气，也就是要解扬跑到宋国人面前去吹牛说：“晋国大军倾巢而出，很快抵达宋国，你们再坚持一下，千万不要投降！”
　　怀里揣着晋景公的空头支票，解扬就出发了。经过郑国的时候，郑襄公派人抓住了他，并且送到宋国前线的楚军大营。
　　楚国人一见解扬，哟，熟人啊！这不是十多年前北林之役中被俘虏过的晋国大夫吗？前几年刚被放回去，怎么现在又回来了？
　　楚庄王得知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他派人对解扬说：“如果你将晋侯要你说的话反过来说给宋国人听，我不但饶了你性命，而且许你荣华富贵。”解扬开始不受楚国人引诱，经不起再三劝说，立场不够坚定，一来二去地就应承了。
　　于是解扬被带到了商丘城下，登上攻城的楼车向宋国人喊话，他扯着大嗓门就朝城内喊道：“晋侯大军正前来救宋国，你们不要屈服，援军马上就要到啦！”
　　楚国人一听，赶紧又将解扬绑起来，拿臭袜子堵住他的嘴巴，送到楚庄王面前。楚庄王很生气，说：“你既然答应了我，又不遵守诺言，是什么理由？不是我言而无信，是你背信弃义，赶快去领受刑罚吧！”
　　解扬这传话的任务也完成了，绑着就绑着也不挣扎了，等楚国人拿掉臭袜子，他才不慌不忙回答道：“我听说，制定和发布命令是国君的事，叫做义；贯彻落实国君的命令是臣下的事，叫做信；以信用承受道义并付诸实施，就叫做利。谋划大事而不失其利，保护社稷，则是卿大夫的职责。我受君命出使，宁死而不辱使命，难道可以因为威逼利诱而背叛吗？我之所以答应您，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罢了。”
　　也许是解扬在楚国当俘虏那几年与楚国人建立了友谊，楚国众将包括楚庄王的几个弟弟都为他求情。楚庄王也感叹道：“一个人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又有什么错呢？”于是释放了解扬。
　　收到晋景公开出的空头支票之后，商丘城内的士气明显高涨起来，居然又支撑了几个月。楚庄王本来想打一场歼灭战，结果变成了持久战。掐指算来，楚军出国作战已经大半年，而商丘城仍然屹立不倒。加上劳师远征，后勤补给相当困难，形势对楚军极为不利。
　　楚庄王将几位主要将领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大家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有可能给晋国可趁之机，不如撤军回国。
　　楚庄王于是下令收拾家当，准备拔营起寨，文之无畏的儿子申犀拦在楚庄王车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神色凛然地说：“我父亲虽知必死，却不敢放弃王命，反倒是大王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啊！”
　　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
　　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
　　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
　　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
　　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
　　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
　　“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
　　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
　　“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
　　“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
　　“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
　　“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
　　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
　　“立誓为盟。”华元说。
　　“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
　　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
　　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
　　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
　　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
　　【晋景公的中兴】
　　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
　　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
　　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
　　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
　　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
　　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
　　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
　　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
　　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
　　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
　　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
　　“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
　　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
　　“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
　　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
　　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
　　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
　　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
　　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
　　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
　　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
　　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
　　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
　　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
　　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
　　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
　　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
　　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
　　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
　　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
　　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
　　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
　　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
　　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
　　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
　　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
　　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重臣之间的矛盾。
　　已经被重臣的内部斗争搞得头焦额烂的周定王对士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亲自设宴招待士会，并派王室大夫原襄公担任司仪。
　　这次宴会上，周定王命人给士会上了“殽烝”。
　　按照周朝的礼仪，但凡举行祭祀或者宴会，将牲口置于容器之上，称之为“烝”；如果是整只牲口，并不煮熟，称之为“全烝”；如果是半只牲口，称为“房烝”。“全烝”和“房烝”都是摆设，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将牲口解剖之后，连骨带肉蒸熟了，就称为“殽烝”，是既好看又好吃的美味。
　　士会虽然贵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对于王室的礼仪却是个半桶水，看到桌子上摆的不是全烝，他忍不住偷偷问原襄公：“我听说周朝的礼仪仍然没有褪色，请问今天这个宴会，采用的是什么礼仪呢？”言下之意，我以大国上卿的身份来到雒邑，为什么不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全烝呢？
　　周定王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把士会找来解释了一番，说：“老四（士会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祭天，就用全烝；天子与诸侯站立行礼，就用房烝；天子设宴招待同族的亲戚，就用殽烝。你是我叔父（指晋景公）派来的大臣，又是来调和王室的使者，我因此以同族的礼仪来招待你，这就是王室的礼仪啊！”
　　士会听了，对自己的一知半解感到非常惭愧，不敢再说什么，恭恭敬敬地向天子告退。回到晋国之后，便命人四处搜集周朝的典籍，并根据这些典籍来组织修订晋国的法度。


　　第四章 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
　　【公族夺权：三桓专鲁】
　　公元前592年春天，东海之滨的齐国迎来了一场外交盛事。晋国上军元帅郤克、鲁国权臣季孙行父和卫国大夫孙良夫联袂来到临淄，朝觐了齐顷公。
　　郤克是晋国的名门之后，其父郤缺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郤克本人也久经战阵。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元帅，郤克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士会升任中军元帅，郤克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上军元帅之职——这个职务在晋国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和中军副帅，可以说是晋国军中的第三号人物。
　　这几年来，晋景公通过一系列外交和战争手段，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恢复了晋国昔日的霸气。他觉得是召集诸侯结成同盟，与楚国逐鹿中原的时候了，因此计划于公元前592年夏天在断道（晋国地名）举行诸侯大会。出于一种稳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对齐国的重视，他派郤克先行出使卫国和鲁国，说服这两个国家各自派出使臣一同前往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会盟。
　　但是，郤克的这次出使，却因为齐顷公的荒诞搞得很不愉快，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
　　据史料记载，郤克有一点生理上的小毛病——背有点驼。齐顷公的母亲萧老夫人听到这个八卦，好奇心大起，便向齐顷公要求亲眼看看晋国使者。
　　齐国难道就没有驼背？萧老夫人这好奇心本身就有点出奇。荒诞的是，齐顷公对于母亲这个要求也很感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让老太太开心。
　　说来也巧，当时在齐国访问的几位使臣都有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是个跛子，孙良夫是个独眼龙。这几个人凑到一起，本来就很有喜剧效果。为了突出这一效果，齐顷公还找了三个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来担任典礼官。结果，在接见使臣的时候，郤克被一个驼背领着，季孙行父被一个跛子领着，孙良夫被一个独眼龙领着，而萧老夫人躲在帷幕后面，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
　　士可杀，不可辱，何况还是堂堂的大国使臣？齐顷公为了博母亲一笑，居然敢拿三个国家的使臣开玩笑，这份孝心委实让人难以恭维。
　　郤克等人强忍住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从齐顷公宫中出来，郤克便起誓说：“此仇不报，我就不过黄河了！”于是不辞而别，临走的时候将副手栾京庐留在齐国，说：“务必完成使命，邀请齐侯参加今夏会盟，否则你也不用回国复命！”
　　郤克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他本人不再想与齐顷公这种无礼之徒打交道，但是国君的使命不能废，因此要栾京庐务必完成；第二，他希望齐顷公应邀到会，好让他有机会报一箭之仇。按照前一种理解，郤克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按照后一种理解，郤克则有点公私不分，有公报私仇之意。
　　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郤克回国之后，向晋景公如实汇报了在齐国发生的事情。使臣受辱等同于国家受辱，可想而知，晋景公非常恼火，晋国的诸位大臣也群情激愤。郤克向晋景公请求，马上发兵讨伐齐国，惩罚齐侯的不敬之罪。
　　站在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郤克的这一要求也不过分，但是不符合当时晋国的利益。这些年来，楚国已经将宋、郑、陈、蔡、许等几个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国和楚国遥相呼应，鲁国也主动向楚国频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晋国如果想和楚国抗衡，齐国是一张关键的牌。如果连齐国都被楚国拉拢，鲁国必定公开投向楚国的怀抱，卫国也很有可能见风使舵。那样的话，晋国就完全被敌对势力包围，休说称霸，连自身的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了。
　　出于上述考虑，晋景公安抚了郤克一番，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郤克倒也不纠缠，马上说，那请允许我带领自己的族兵东渡黄河，去找齐侯算账。这个要求当然也被拒绝。
　　仔细分析起来，郤克之所以提这两个要求，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受了侮辱之后，如果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那是没有“血性”的表现，所以必须喊两嗓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想想看，以郤克手下那几百名族兵，就算跑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去送死，谈什么报仇，郤克有那么傻吗？
　　这样来看，郤克是个明白人，也有大局观念，只不过因为无缘无故受了侮辱，心里很不爽，情绪有点冲动罢了。当时士会在一旁看了郤克的表现，既同情又担忧，回家之后便对儿子士燮说：“儿子啊！我听说喜和怒这两种情绪，合乎礼法的很少，不合乎礼法的倒是很多。诗上面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就是说，君子的喜和怒，都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必定会助长祸乱。郤克现在的愤怒，在齐国身上没有得到发泄，恐怕就要在晋国惹出事端来了。我打算告老还乡，让郤克继承我的位置，满足其心愿，或许还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你千万记住，跟随几位大夫，对他恭敬行事，不可冒犯！”
　　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士会对郤克是很器重的，但是他也知道，郤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如果有不良的情绪郁积于心，不得宣泄，难保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与其宣泄到晋国，不如宣泄到齐国。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士会毅然决定让位于郤克，放手让他快意恩仇——这也是出于对郤克的信任，他相信郤克即使快意恩仇，也能把握住一个度，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利于国家大计。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领导者，主动照顾下属的情绪；而现在的很多领导，需要下属哄着他开心。
　　齐国那边，自从郤克不辞而别，齐顷公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但是对于这个娄子有多大，他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当栾京庐一再催着他参加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耍了个滑头，决定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代表他前往断道。
　　前面说过，高固是齐国传统贵族高氏的掌门人，也就是强娶了鲁国公主的那位强人。齐顷公派他为首席代表参加断道会盟，倒也不算太失礼。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四人使团走到敛盂，高固越想越不对劲，害怕晋国人把气都撒到他身上，居然半路逃回齐国去了！
　　四人使团中，高固的身份是上卿，其余三人均为大夫。高固这一逃跑，等于团长临阵脱逃，使团的级别立马下降了很多。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晏弱应该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但那是在春秋时期，山长水远，信息阻塞，写报告是不现实的。晏弱等人一合计，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前进，将齐侯的致意带到断道。
　　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92年夏天参加断道会盟的诸侯有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和邾国的国君邾子（无以考证其称呼）。当晏弱等人来到断道，神色不自然地将国书递交给晋景公的时候，一向性格温和的晋景公终于发飙了——到这里开会的都是诸侯，你齐顷公不来也就罢了，派个上卿来还中途逃跑，只剩下几个大夫来赴会，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于是将这几个人都赶出去，拒绝齐国参加会盟。
　　对于晏弱等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还不在于此。从断道出来，齐国使团一路东行，准备回国。走了没几天，晏弱发现他们在晋国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也不受保护的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和故意的挑衅。这也难怪，齐国人先是侮辱了晋国的使臣，现在又侮辱了晋国的国君，晋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
　　齐国使团走到野王（地名），受到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围攻，晏弱被囚禁。其余的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也没跑多远，几天之后，蔡朝和南郭偃分别在原城和温城被抓。晋景公对于这几个人的遭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所为；而朝中的诸位大臣中，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但是考虑到郤克的情绪，也不便发表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叫做苗贲（bēn）皇的人及时出现，晏弱等人很可能就成为晋国人的刀下鬼了。
　　前面说过，楚庄王当政之后，斗椒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身亡。但是斗椒的儿子贲皇并没有在那次战斗中被杀死，而是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将苗邑（地名）封给他，因此又被称为苗贲皇。晏弱在野王被抓的时候，苗贲皇正好经过野王，看到了这一幕。回到绛都之后，他便摇着头对晋景公说：“齐国的大夫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侍奉先君，都急急忙忙怕赶不上趟。后来又都说晋国的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才开始三心二意。齐侯怕得不到应有的礼遇，所以派这四个人来，又有人对齐侯说‘您不出国，晋国人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使者。’高固听到这句话，又逃跑了。剩下晏弱他们三个人，坚持履行使命，互相鼓励说‘如果因为我们而断绝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被处死。’为此他们才甘冒风险前来赴会。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们，使来的人都受到感动，但是我们偏偏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齐国人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逃跑的人有逃跑的理由，伤害了履行使命的人，使得诸侯都有看法，这又有什么用呢？”
　　晋景公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驳斥。过了一段日子，晋国人故意放松了对齐国使臣的看守，他们趁机逃跑，先后回到齐国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晏弱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晏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晏子。
　　断道会盟之后，士会正式向晋景公提出了辞呈，郤克接任中军元帅，晋国从此进入郤克主政时期。
　　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
　　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
　　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
　　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
　　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
　　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
　　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
　　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
　　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
　　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
　　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
　　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
　　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
　　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
　　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
　　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
　　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
　　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
　　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
　　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
　　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
　　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
　　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
　　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
　　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
　　“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
　　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
　　【晋国重振雄风】
　　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
　　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
　　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
　　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
　　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
　　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
　　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
　　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
　　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
　　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
　　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
　　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
　　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
　　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
　　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
　　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
　　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
　　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
　　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
　　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
　　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
　　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
　　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
　　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
　　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
　　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
　　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
　　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
　　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
　　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
　　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
　　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
　　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
　　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
　　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
　　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
　　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
　　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
　　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
　　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
　　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
　　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
　　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
　　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
　　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
　　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文绉绉地说：“寡君派我们来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部队踏进齐国的土地’。末将不幸，正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也不敢躲开您，因为那样既侮辱了寡君也侮辱了您。末将勉强当了一回战士，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本来我是不配俘虏您的，但是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只好由我来办了。”——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人还是要抓的，不含糊。
　　后人也许会笑韩厥的迂腐。但是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的风气十分普遍。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不懂得尊重敌人，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人，所谓尊严也就变得非常稀缺了。
　　逢丑父知道韩厥将自己当做齐侯，故意对齐顷公说：“我渴了，你去打点水来给我喝！”韩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没有干涉。
　　齐顷公下车去打水，走到密林中，趁机逃跑。正好遇到齐军将领郑周父和宛伐来寻找他，欢天喜地地将他接走了。
　　逢丑父被韩厥带回了晋军大营。
　　《西游记》中写道，银角大王将猪八戒当做唐僧抓回洞中，对金角大王说：“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金角大王一看，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猪八戒马上说：“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不当人质！”
　　公元前589年，当郤克看到韩厥将“齐顷公”带回中军大营，估计也是说的这句话——“兄弟，错拿了！”接下来便是：“刀斧手，给我推出去，斩了！”
　　逢丑父的嘴也不比猪八戒迟钝，马上说：“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您难道要杀了他吗？”
　　郤克想了想，说：“罢了，这个人不惜以死来让国君免于祸患，我如果杀了他，不吉祥。不如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忠君报国的人吧！”于是放了逢丑父。
　　前面说过，齐顷公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真心实意的好。逢丑父被擒之后，他三次亲自率领部队进出敌军阵营，企图将逢丑父救回来。每次从敌军阵营冲出，齐军将士都簇拥着保护他。
　　这种爱护下属的行为甚至感染了敌人。齐顷公第一次进入晋军阵营，晋军没有伤害他；第二次进入晋军中的狄人部队，狄人反而举起长戈和盾牌保护他；第三次进入卫国军中，卫军也没有追逐他。如此三次之后，齐顷公才放弃努力，带领部队向临淄撤退。
　　失败的齐军一路经过齐国城镇，齐顷公向这些城镇的守卫者发表演讲，说：“你们努力吧！齐军已经被打败了！”有一个女人拦在齐顷公的车队前问道：“国君免于患难了吗？”有人回答说：“已经安全了。”她又问：“锐司徒（主管武器的军官）免于患难了吗？”锐司徒就是率领持矛部队的军官。有人回答说：“也回来啦！”她说：“国君和我父亲都幸免于难了，还要怎么样呢？”才避开车队。
　　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出行，行人必须避开，女人尤其不能挡道。齐顷公的待卫想抓住那个女人问罪，被齐顷公制止了，他说：“先问君，后问父，谁说她不懂礼呢？”后来还派人打听那女人的来历，原来是辟司徒（率领守垒部队的军官）的妻子，因此认为辟司徒是个有德之人，便将石窌（地名）赏赐给了他。
　　晋国人没有满足于鞍之战的胜利，尾随着齐军，从丘舆（地名）进入齐国，攻击了军事要塞马陉。
　　齐顷公派上卿国佐去与晋国人谈判，要他将一批国宝送给郤克，同时主动提出归还鲁国和卫国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而且交待说：“如果对方不答应，那就随便他们怎么办吧！”言下之意，让步就让到这里，不用讨价还价了。
　　郤克果然不答应齐顷公提出的条件，他开出了自己的谈判价码：
　　第一，齐国将萧同叔子派到晋国当人质；
　　第二，齐国所有田陇向东改建。
　　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很显然，郤克对当年受辱一事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
　　至于田陇向东，则是出于战略考虑。农民修建田陇，本来是按照水势与地形来确定方向，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沟壑纵横，不利于战车通行。晋国在西，齐国在东，如果齐国将田陇都改向东方，晋军进入齐国就方便多了。
　　郤克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带有侮辱性，一个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安全，国佐都不能答应。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按地位对等来说，相当于晋侯的母亲。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而要求人家一定要以母亲为人质来取得信任，又打算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这是以不孝来号令诸侯，恐怕不是有德之士所为吧？”
　　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先王划分天下的土地，根据地形地势，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上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划定疆界，划分地形，向东向南开辟田亩）。’现在您给诸侯划定疆界，却说‘田陇一律向东！’这是只顾您的戎车行驶方便，不顾地势之利，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成命吗？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当盟主呢？当年尧、舜、禹、汤四位先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注重德行而关注诸侯的共同利益；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和我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领袖群伦，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安抚诸侯，使他们努力为天子工作。现在您也想号令诸侯，以满足无尽的欲望，又不肯宽容待人，我作为寡君的使者，只能这样回答您——我们将收拾残余部队，背靠城墙，决一死战！”
　　当时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良夫在场，都劝郤克：“答应他吧！齐国人已经很恨我们了，战场上死去的将士，都是他们的同胞兄弟，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更加恨我们。以现在的形势，就算是您，难道还有更多的要求吗？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则要回我们的土地，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停息，这是多好的事啊！齐国和晋国都得到上天的眷顾，难道上天一定就要选择晋国吗？”
　　郤克从来不是不分轻重的人，他和士燮、栾书商量了一下，决定见好就收，答应齐国人的请求。士燮回复国佐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奉命带兵出征，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给个说法让我们回去向国君复命，就是贵国国君的恩惠了，臣等敢不从命？”算是给了齐国一个面子。
　　同年秋天，郤克和国佐在齐国的爰娄举行了会盟。在晋国的要求下，齐国将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和卫国。此举为晋国赢得了莫大的尊敬。当晋国大军得胜回朝，经过卫国的上鄍的时候，鲁成公带着重臣们从曲阜赶来慰问，并举行了盛大的“赐命”仪式，赏赐给郤克、士燮、栾书三位统帅华丽的马车和相应的礼服。自韩厥以下，晋军中级以上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
　　同年九月，晋国大军经过卫国的首都朝歌，受到卫国军民的夹道欢迎。但是卫穆公还没来得及给晋军将领赠送车服，就突然一命呜呼了。郤克带着士燮、栾书前往吊唁。
　　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奉国君之命前往他国吊唁死者，应当进到灵堂内致以悲切之意。但是卫穆公死得突然，郤克等人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命令就来了，只能站在大门外哭吊，卫穆公的遗孀们则站在门内回礼和相送。郤克这样做，自然是谦逊守礼的表现。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激，卫国便改变了规矩，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一律站在门外哭吊。
　　由此可见，郤克的这次出征，不仅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在外交上为晋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
　　晋军回到绛都，又受到绛都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次胜利，所有晋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给归来的勇士献上家乡的酒水和鲜花。满城欢庆中，只有士燮一人默默地避开众人，等到庆典结束才悄然入城，回到自己家中。
　　这个时候，士会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看到满脸沧桑的儿子，他不禁老泪纵横，责备道：“燮啊！你也知道我在等着你回来吗？”言下之意，怪士燮不体谅父母的担心，没有早早回家。
　　士燮回答得很稳妥：“战争获得胜利，国人都欢天喜地迎接部队归来。我如果先回来，必定受到万众瞩目，这是抢了主帅的风头啊！所以不敢先回。”
　　士会大为欣慰，说：“这我就放心了，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你就可以免于祸患。”
　　据《左传》记载，晋军回国后，郤克去觐见晋景公。晋景公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军大获全胜，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郤克诚惶诚恐地说：“这是因为您指挥得当，众将拼死杀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
　　后来士燮觐见，晋景公同样表扬了他一番。士燮说：“我不过是听命于荀庚，受制于郤克，哪里有什么功劳？”士燮是上军副帅，荀庚是上军主帅。这次战争中，上军只出动一部分，荀庚并未出动，但是士燮仍然将功劳让给了荀庚——说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不忘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很聪明的做法。
　　再后来栾书觐见，也受到了表扬。栾书同样很谦虚：“这都是因为士燮指示明确，士兵们努力奋战，我哪有功劳？”
　　战场上英勇无畏，战场下互相谦让，也许是晋军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自鞍之战后，齐顷公一改往日的荒唐，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沉迷于音乐，不喝酒，不吃肉，对内爱护百姓，问寒问暖，对外敬重诸侯，积极参与会盟，终其一生，齐国基本平安无事。
　　【风水轮流转，楚晋优势再次易位】
　　再回头来“八一八”那位绝世美人——夏姬的风流事儿。前面说过，楚庄王占领陈国之后，本来想将夏姬纳为小妾，因为听了巫臣的劝告，转而将她许配给了连尹襄老。但襄老无福消受，在第二年的邲之战中被晋国下军大夫荀首射死，连尸体都被荀首带回晋国去，作为交换儿子的筹码。
　　巫臣力劝楚庄王不娶夏姬，是因为他自己对夏姬垂涎三尺，怕她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没有机会染指。襄老死后，夏姬再度成为寡妇，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寡妇，身体并不寡——襄老的儿子黑要很快就将丧父之痛转化为于飞之乐，把夏姬给“烝”了。
　　巫臣虽然恨得直咬牙，但是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派人偷偷地给夏姬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回郑国去，我娶你！”
　　夏姬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当她第一次看到巫臣，就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读到了火辣辣的欲望。她从来不缺男人，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她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也很少受到亲情和伦理的困扰。对于她来说，男人不过是玩物，用过之后就可以扔掉，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巫臣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让她觉得有一丝触动，而“我娶你”三个字更给她带来满足感——要知道，她毕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都已经是女人的更年期了，又嫁过几任丈夫，而且声名狼藉；而巫臣乃是楚国的名门之后，堂堂的申县县公，竟然为了她……没有太多的思考，夏姬给巫臣回了一个字：“好！”
　　这个“好”字让巫臣欢喜得一夜没睡好，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个方案。
　　数日之后，夏姬的弟弟郑襄公的宫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从晋国而来，自称是荀首的族人，奉荀首之命来跟郑襄公谈点私事。荀首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的幼弟，荀首的族人，自然也就是荀林父的族人。
　　“一个月前，晋楚两国大战于邲，我家少主人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主人爱子心切，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不退反进，又杀回楚军阵中寻找少主人，结果射杀了楚将襄老，俘虏了公子谷臣。”来人说。
　　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听说过这事。
　　“大战之后，晋楚两国互无来往。我家主人想以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跟楚国交换少主人，苦于没有门路。他听说襄老的夫人，乃是君侯的姐姐，现在居住在楚国。因此特派我前来，有一事相求。”
　　“请讲。”郑襄公很客气地说。
　　“恳请您从中斡旋，安排襄老夫人回到郑国，而我们也将襄老的尸体送到郑国，当面移交给她，以示诚意。楚国人得到了襄老的尸体，想必也会同意以荀罃交换公子谷臣吧。”
　　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安排夏姬到郑国来接收襄老的遗体，自然合情合理。郑襄公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没有想到会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寡人为什么要帮助荀首？有什么好处？”
　　“您将得到荀氏一族的特别尊重。别的我就不说了，您懂的。”来人笑笑，给了这样一个回答。
　　郑襄公也笑了：“那么，请您回去禀报，荀家的事即是寡人的事，责无旁贷，一定办好。”
　　来人一揖到地，表示感谢。
　　荀首的使者走后，郑襄公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楚国去交给夏姬。信上写道：“襄老的尸体有门路了，但是不方便直接送到楚国来，请务必亲自来迎接。”
　　夏姬心里暗笑，就在一天前，她收到巫臣的密信，上面说：“近日郑国必有来使，如有所请，你一定要答应。”当时她还狐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那是巫臣在暗中操作，给她创造一个回郑国的机会。
　　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然有如此手段，能够驱使郑襄公为他服务。无意中，夏姬对巫臣的好感又多了一分。当下带着郑襄公的信，跑到宫中求见楚庄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并将郑襄公的信拿给他看。
　　“请大王恩准妾身去郑国将襄老的遗体带回楚国，好让他叶落归根，葬于故土。”夏姬说着，掉下两滴眼泪，模样儿楚楚动人。
　　楚庄王心里大概在想，这娘们儿哭起来倒是好看，难怪这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但他很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问堂上的群臣：“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郑伯说的这事可信吗？”
　　半晌无人回答。
　　巫臣暗自吸了一口气，站出来缓缓道：“可以相信。荀罃的父亲荀首，深受晋成公（晋襄公的父亲）的宠爱，又是现任中军元帅荀林的幼弟。荀首素来与郑国大夫皇戌交情笃深，他爱子心切，想通过郑国的关系，归还襄老的遗体与谷臣，以换取荀罃的自由。而郑国人对邲之战心存恐惧，害怕晋国人报复，也想讨好晋国，必定会答应荀首的要求。”
　　听到巫臣这么说，楚庄王也就答应了夏姬的请求，命她回郑国去迎接襄老的遗体。夏姬临别的时候，特别对送行的人（当然也包括黑要）说：“如果不得到遗体，我就不回来了！”谁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她对襄老的深情厚意来得有点突然。
　　夏姬在郑国一住就是八年，襄老的遗体却杳无音讯。久而久之，楚国人便也将这个女人淡忘了。
　　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邮政系统，交通也不方便的年代，八年对于一个等待情人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以夏姬的风流性格，八年应该也不至于缺少入幕之宾。只是当她仰望星空之际，恐怕难免轻叹一声：“巫臣那个死鬼，莫非忘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么？”
　　突然有一天，有人从楚国带着财礼来见郑襄公，说是替申公巫臣前来求婚。郑襄公开始吓了一跳，以为他看上了自己的哪个女儿。打开聘书一看，不禁莞尔。他叫人将聘书送到夏姬那里，征求夏姬的意见。
　　这一年，夏姬已经快五十岁了。即便天生丽质，即便保养良好，皱纹仍然不可遏止地爬满了额头。看完聘书，她轻佻一笑，对使者说：“我一介妇人，哪有什么主见，回去禀报国君，凡事由他做主。”使者走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泪不可收拾地流了一下午。
　　郑襄公收到回报，知道夏姬这就是默认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一个老女人，谁爱谁要呗！答应了巫臣的求婚。
　　但这纸婚约并不意味着巫臣马上可以登上夏姬的牙床。
　　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不敢让楚国人知道他的心思。直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军在靡笄相遇，后来又在鞍地展开会战。楚国为了支援齐国，打击晋国，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为此，楚共王派巫臣为特使，前往齐国通报楚军出动的日期，沟通两国协同作战的有关事宜。
　　巫臣领受命令，自郢都出发前往临淄，同时命心腹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财产偷偷前往郑国。这一切做得很秘密，但是当他经过郢都的城门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申叔时的儿子申叔跪看出了端倪。申叔跪当时就说：“奇怪了，那位老先生脸上既有军情在身的警惧之色，又有按捺不住的桑中之喜，恐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
　　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
　　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
　　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
　　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
　　“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
　　“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
　　“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
　　“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
　　“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
　　“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
　　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
　　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
　　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
　　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
　　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
　　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
　　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
　　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
　　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
　　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
　　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
　　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
　　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
　　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
　　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
　　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
　　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
　　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
　　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
　　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
　　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
　　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
　　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
　　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
　　“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
　　“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
　　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
　　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
　　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
　　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
　　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
　　【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
　　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
　　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
　　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
　　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
　　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
　　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
　　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
　　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
　　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
　　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
　　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
　　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
　　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
　　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
　　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
　　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
　　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
　　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
　　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
　　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
　　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
　　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
　　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
　　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
　　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
　　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
　　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
　　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
　　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
　　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
　　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
　　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
　　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
　　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
　　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
　　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
　　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
　　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
　　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
　　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
　　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
　　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
　　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
　　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
　　“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
　　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
　　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
　　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
　　就此打住。
　　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
　　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
　　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
　　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
　　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
　　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
　　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
　　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
　　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
　　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
　　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
　　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
　　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
　　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
　　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
　　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
　　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
　　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
　　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
　　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
　　【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
　　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
　　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
　　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
　　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
　　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
　　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
　　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
　　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
　　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
　　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
　　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
　　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
　　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
　　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
　　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
　　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
　　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
　　“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
　　“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
　　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
　　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
　　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
　　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
　　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
　　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
　　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
　　“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
　　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
　　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
　　《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
　　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
　　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
　　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
　　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
　　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
　　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
　　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
　　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
　　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书》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
　　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
　　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
　　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
　　当然，这是后话。
　　【昙花一现的霸业】
　　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
　　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
　　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
　　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
　　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
　　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
　　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
　　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
　　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
　　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
　　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
　　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
　　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
　　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
　　《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
　　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
　　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
　　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
　　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
　　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
　　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
　　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
　　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
　　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
　　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
　　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
　　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
　　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
　　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
　　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
　　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
　　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
　　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
　　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
　　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
　　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
　　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
　　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
　　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
　　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
　　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
　　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
　　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
　　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
　　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
　　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
　　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人之将死，很多事也看得开了，晋景公同意了栾书的建议，将郑成公放回郑国。
　　同年五月，晋景公基本丧失了料理朝政的能力，将大权交给了大子州蒲，也就是历史上的晋厉公，自己则退居后宫，当起了太上君。
　　说来也是冤冤相报，晋景公退居二线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恶鬼，长发及地，捶着胸脯，跳着走路（就像港片中的僵尸），追着晋景公说：“你杀了我的子孙，不仁不义。我已经请求上天惩罚你了！”晋景公躲到寝宫的门后，那恶鬼用手一推，沉重的宫门竟然应声而倒。晋景公大惊失色，又逃到内宫，恶鬼又毁掉了内宫的门户，势不可挡。
　　晋景公汗津津地醒来，病情进一步加重。很明显，这病已经不是人力所能医了，于是将桑田（地名）的巫师召进宫来作法除妖。巫师在宫中布了一个阵，焚香沐浴，披头散发地做了一通法事，仿佛灵魂出窍，如痴如醉，打翻了几十个青铜器皿，然后用一种非人类的声调说：“这宫中有恶鬼。”
　　“什么样子？”晋景公连忙问。
　　“头大如斗，长发及地，捶胸顿足……”巫师的描述和晋景公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巫师还说，如果没猜错，这恶鬼必当是赵氏家族的先人，因为两年前的灭门惨案，现在来找国君报仇了。
　　“那该怎么办？”晋景公惊恐道。
　　巫师摇摇头，说：“您怕是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
　　秋天麦熟。尝不到新麦的意思，自然是活不过秋天。晋景公不甘心，打听到秦国有位叫做医缓的医生，医术十分高明，专治疑难杂症，便厚着脸皮派人去找秦桓公，要他派医缓来晋国给他治病。
　　秦国人自古厚道，不喜欢趁人之危。虽然两国仍处于交战状态，秦桓公还是派医缓即刻启程前往晋国。医缓还在路上，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说：“哎呀，那个医缓可是神医，他一来，必定会伤害我们，我们该逃到哪里去啊？”另外一个说：“我们躲到膏肓之间，他能将我们怎么样？”
　　这两个小孩就是我们在医药广告中看到的病毒啦。古人将心脏部分的脂肪叫做“肓”，心脏与隔膜之间叫做“膏”，这两个部位针灸不到，药力也难以到达，所以后人将“病入膏肓”作为一句成语，代表无法治愈的绝症。
　　医缓到了晋国，看了晋景公的病情，也说：“没办法治了，您的病已经在膏肓之间，下不了针，也用不了药，没办法治了。”
　　晋景公听了默不作声，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您真是神医。”于是命人厚待医缓，将其恭送回国。
　　同年六月，麦子成熟。公田的管理人员按照传统，给国君送来当年的新麦。晋景公突然想起桑田巫师的话，不觉火冒三丈，命人将巫师抓来，将新麦拿给他看，说：“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今年的新麦。”
　　“你不是说我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吗？”晋景公恶狠狠地说，用眼神示意侍卫，缓缓地闭上双眼。身边的侍卫便将巫师像小鸡一般拎起，拉到宫门之外斩首示众。
　　当天中午，厨房用新麦熬了一锅粥给晋景公喝。说来也怪，就在晋景公举起筷子准备开动的时候，突然感觉肚子发胀，连忙让人背他到厕所去。刚蹲下，整个人就稀里哗啦地倒下来，一头栽进了粪坑，淹死了。说句题外话，如果当年有人发明了马桶，晋景公也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
　　最冤枉的是那个背他上厕所的人。当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升上了天空。出于某种骄傲感，他醒来之后就将这个梦讲给了旁边的人听。晋景公淹死之后，人们想起他做的那个梦，便叫他给晋景公作了陪葬——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祸从口出，哪怕只是一个梦，也最好将它牢牢地放在心上，不要轻易对人说起。
　　纵观春秋中期的历史，晋楚争霸无疑是那些年间国际关系的主题，如同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的主题一般。楚国的霸业，始于楚武王、楚文王，成于楚成王，又在楚庄王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成于晋襄公，在晋灵公、晋成公年间一度沉寂，到了晋景公手中，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平心而论，晋景公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没有颠倒众生的人格魅力，但是他踏实肯干，不喜欢瞎折腾，在用人方面基本上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带领着晋国的一班朝臣，兢兢业业地守住了祖宗留下的基业，实现了晋国霸业的中兴。
　　晋景公死后，鲁成公觉得这是一个向霸主之国拍马屁的机会，亲自从曲阜跑到新田去参加晋景公的葬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之间没有互相参加葬礼的义务，只能赠送相应的慰问品。鲁成公这样做，自然是用力过猛，结果又是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晋国人以七年前鲁国曾与楚国秘密交往，企图背叛晋国为名，将鲁成公扣留起来，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80年三月才将他放回去。关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也觉得很丢脸，连晋景公的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都没有按惯例记录在案。
　　【虚假的和谈】
　　公元前580年三月，鲁成公灰头土脸地回到曲阜，跟他一起回来的是晋厉公的使者郤犨。双方在曲阜举行会晤，重新签订了同盟条约。
　　有必要介绍一下晋国的郤氏家族。
　　郤氏家族原本也是晋国公室成员，姓姬。晋献公年代，有一位叫做“豹”的公族大夫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晋献公的重用，被赐封郤地，由此建立郤氏宗族。
　　骊姬之乱的时候，郤豹的儿子郤芮跟随公子夷吾出逃，并帮助其回国登上君位，成为晋惠公、晋怀公年间的重臣。后来晋文公回国，郤芮不甘心失败，伙同吕甥纵火焚烧公宫，打算烧死晋文公，然而事情败露，郤芮被杀，郤氏家族由此成为晋国的罪臣。
　　郤芮的儿子郤缺继续生活在父亲的旧封地翼城，只是身份从贵族变成了农夫。某一年冬天，晋文公的大臣胥臣臼季经过翼城，在田间发现有个农民举止不凡，一问之下，才知道是郤芮的儿子郤缺，于是向晋文公举荐，让他担任了下军大夫。
　　郤缺文武全才，为人谨慎，做事勤恳，官越做越大，最终在晋成公年代接替赵盾做到了中军元帅，成为晋国的首席执政官。他的儿子郤克也不是泛泛之辈，在邲之战中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又接替士会成为中军元帅，并且在鞍之战中带领晋军大败齐军，为维护晋国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
　　郤克死后，他的儿子郤锜继承家业，成为郤氏家族的族长，因为被封驹地，所以又号称驹伯；郤犨则是郤氏家族分支，号苦成氏，其祖父郤义和郤锜的祖父郤芮是亲兄弟，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苦成叔子；另外还有一个郤至，是郤犨的侄子，因为被封温地，当时的人们又尊称其为温季。公元前583年的下宫之难，赵氏家族元气大伤，赵朔、赵括、赵同等人均被杀死，郤氏家族趁机填补空缺，郤锜、郤犨、郤至都担任了要职，史称“三郤”。
　　郤犨来到鲁国，除了代表晋国与鲁国结盟，还有一个私人任务，那就是向鲁国大夫公孙婴齐求婚。
　　公孙婴齐的父亲是鲁宣公的同胞兄弟公子。他的母亲嫁给公子叔肸（xī）的时候，没有举行媒聘之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聘则为妻，不聘则为妾”，一个女人没有经过媒聘之礼就出嫁，那就只能算作妾。因为这层关系，鲁宣公的夫人穆姜很看不起她，说：“我才不与妾为妯娌。”等到公孙婴齐出生之后，就要公子叔肸休了她，并将她嫁给了齐国的大夫管于奚。
　　这个女人在齐国又生了一子一女。后来管于奚去世，齐国人又将她送回鲁国，交给公孙婴齐赡养。公孙婴齐是个厚道人，将母亲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其中男孩担任了鲁国的大夫，而女孩则嫁给了大夫施孝叔，成为施夫人。
　　不知道为何，郤犨对这位施夫人情有独钟，指名要娶她回去做老婆。晋国势力强大，连鲁成公都对郤犨唯唯诺诺，公孙婴齐哪敢得罪他？于是跑去和妹夫施孝叔商量，要他将妻子让给郤犨。
　　施孝叔听了公孙婴齐的话，茫然不知所措。他想，这算哪门子事啊？一个外国人跑到鲁国来，看中了他的老婆就要带走，如果他看中的是国君的夫人呢，也要答应他吗？然而，这些话说也没用，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家族的生存，他只能答应公孙婴齐的要求。倒是施夫人誓死不从，她对施孝叔说：“鸟兽犹且不抛弃伴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施孝叔很是无奈地说：“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啊！如果不答应晋国人的要求，国君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只有死路一条，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
　　施孝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施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夫妻俩抱头痛哭，洒泪告别。
　　施夫人到了晋国，给郤犨生了两个儿子。她的命运和她母亲的命运惊人的类似，然而不幸的程度远远超过母亲。六年之后，郤氏家族灭亡，郤犨被杀，她又被晋国人送回鲁国。施孝叔亲自跑到黄河边迎接她，但是当着她的面，将郤犨的两个儿子扔到黄河中淹死。施夫人肝肠寸断，对施孝叔说：“你自己不能保护妻子而将她拱手让人，现在又不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家的遗孤而杀死他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好结果？”于是对天起誓，不再回到施家——当然，这也是后话。
　　相比郤犨的夺人所爱，郤至的蛮横霸道也不遑多让。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0年秋天，郤至和周王室在温城所属的鄇（hóu）地（地名）的所有权上发生争执。当时的天子周简王派王室大臣刘康公、单襄公跑到新田，请晋厉公主持公道。面对国君和天子派来的使者，郤至的态度仍然十分强横，明确表态说：“温城，是先君封给郤家的旧地，我怎可拱手让人？”
　　刘康公还是据理力争，说：“瞧您这话说的。当年周朝消灭商朝，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将温城和周边的田地封给了司寇苏忿生。周襄王年间，苏氏后人背叛王室，襄王便将温城赏赐给了晋文公。晋文公又将它赏赐给有功之臣，先是赏给了狐溱，后来又赏给了阳处父。因为狐家和阳家先后灭亡，才轮到郤家。您现在说什么郤家旧地哟，那原本就是王室的土地！”
　　晋厉公在一旁听了，心想直犯嘀咕，按照这个逻辑说下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有哪一块土地原本不是王室的呢？连忙打断刘康公的话，对郤至说：“人家说得有道理，我来做个主，你让一让，别跟天子争家产了，如何？”
　　郤至讪讪地说：“您都这么说了，我哪里敢不从？”这才极不情愿地将鄇地让给天子。
　　郤氏家族的兴盛年代，也是晋楚两国出现短暂的和平的年代。前面提到，自公元前582年楚共王派公子辰出访晋国以来，两国关系日益缓和，双方来往不断，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那道鸿沟似乎到了必须填平的时候。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率先挥动铁锹的人。
　　一个宋国人——华元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个曾经因被车夫出卖而成为郑国的俘虏的人，曾经被民工嘲笑为“吹牛皮”而不恼怒的人，曾经孤身闯入公子侧的大营拿刀逼迫他签订和平协议的人，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老好人，人缘极佳。他与楚国的实权派人物公子婴齐，与晋国的现任中军元帅栾书都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听到晋国派籴伐出使楚国并获得成功的消息之后，华元感到这是一个让中原诸国摆脱夹缝中求生存的最好机会。他请示过宋共公，便先来到楚国，后又前往晋国，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于公元前579年正式促成了两国的和平谈判。这一年五月，晋国派士燮为代表，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在宋国首都商丘的西门之外举行了会盟，史称“宋之盟”，其盟约如下：
　　“从今以后，晋楚两国不再以刀兵相见，坚持相同的价值观，共同救济危难，赈济灾荒。如果有对楚国不利者，则晋国去讨伐他；同样，如果有谁对晋国不利，则楚国也应该讨伐他。两国之间，使者往来，道路畅通。对那些不听从两国领导的，要想办法使其服从；对那些不来朝见两国君主的，要出兵迫使其屈服。如果违背这一誓词，请上天降罪，令其军队败亡，不能享有国家。”
　　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争霸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几乎所有诸侯国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与外交博弈中，有如风箱中的老鼠，两面受气，中原地区的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宋之盟在当时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郑成公立刻前往晋国，高调而低姿态地听晋厉公讲述盟约的内容，表示要在晋楚两国的领导之下，为国际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就在晋楚两国握手言和之前不久，晋国的宿敌秦国也向晋国伸出了橄榄枝。公元前580年秋天，秦晋两国国君相约在令狐（晋国地名）举行会盟。晋厉公先行抵达会盟地点，但是秦桓公临时改变主意，不肯渡过黄河去见晋厉公，将人马驻扎在王城（地名），派大夫史颗前往令狐会见晋厉公，举行了盟誓仪式。晋国则派郤犨到王城会见秦桓公，同样举行了盟誓仪式。自古以来，恐怕还没有这样奇怪的会盟。士燮对此评论说：“这样的盟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古人盟誓，必先斋戒，以示隆重和守信。在约定的地点会盟，是相互信任的起点。如果一开始就不信任，又有谁会坚守盟约呢？”
　　秦桓公回去之后，果然将这一盟约扔到了爪哇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其实，宋之盟对于晋楚两国的意义也十分有限。公元前579年秋天，晋厉公派郤至前往楚国访问。楚共王举办了盛大的午宴招待他，并且派公子侧担任傧相。郤至按照当时的礼节，从西阶登堂入室，刚走进来，忽然听到鼓乐大作，四下一看，又没看到乐队的影子。那音乐，端庄而浑厚，郤至停下脚步，仔细聆听，发现那竟然是用来招待国君的“肆夏”之乐。
　　所谓肆夏，原本是天子招待诸侯时演奏的音乐。到了春秋时期，诸侯相见，也越级使用肆夏之乐，但是用于招待卿大夫，还没有过先例。楚共王为了表示对郤至的重视，或者也是为了显摆，特意搞了个新花样——在正堂的地下室里安排了一支乐队，要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演奏肆夏之乐。
　　郤至越听越不对劲，转身就往外走。公子侧连忙拉住他说：“时间不早了，寡君已经等候多时，请您入席！”
　　郤至连忙推迟，说：“楚王不忘先君之好，惠及下臣，以这样的大礼来对待我，用肆夏之乐来招待我。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难道还有更高尚的音乐来伴奏吗？我哪里敢进去！”这话说得对，中国人从古至今最讲究的就是政治待遇，什么级别的干部就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绝对不能越级。
　　公子侧很是不以为然：“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无非是用一支箭来互相招待，哪里用得着什么音乐？寡君等不及了，您还是入席吧！”言下之意，两君如果相见，那就是在战场上了。
　　公子侧说这样的话，在外交场上是不负责任的，但确实是当时晋楚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表面上笑脸相迎，实际上暗藏刀兵。郤至的政治敏感性显然比公子侧高多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以一支箭来互相招待，那就是两国的大灾难了，哪里是什么老天眷顾？诸侯侍奉天子之余，则互相拜访，于是有享礼和宴礼。享礼虽设酒食，并不吃喝，以示恭敬勤俭；宴礼宾主尽欢，大快朵颐，以示仁慈恩惠。恭敬勤俭，所以成礼；仁慈恩惠，所以布政，那也是诸侯用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手段。正如诗上所说，‘纠纠武夫，公侯干城’。到了乱世，诸侯贪婪成性，欲壑难填，无所顾忌，常常为了尺寸之地而驱使民众去送命，将武夫当做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上又说，‘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诸侯会护卫人民，而约束自己的心腹。天下大乱，则一切都会反过来。今天听到您所说的话，我觉得是乱世之道，不可以听从。”郤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呢，您是主人，我是客人，客随主便，我哪里敢不听命？”于是入席就坐。
　　回到晋国，郤至将这事讲给士燮听。士燮长叹一声道：“无礼，说过的话就不会算数，我等武夫很快又要上战场去寻死了。”
　　话虽如此，晋楚两国至少还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同年冬天，楚共王派公子罢回访晋国，与晋厉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
　　晋楚两国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晋厉公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公元前578年春天，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
　　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
　　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
　　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
　　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
　　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
　　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
　　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
　　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
　　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
　　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
　　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
　　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
　　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
　　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
　　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
　　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
　　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
　　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
　　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
　　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
　　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
　　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
　　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
　　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
　　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
　　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
　　【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
　　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
　　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
　　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
　　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
　　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
　　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
　　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
　　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
　　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
　　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
　　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
　　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
　　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
　　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
　　少司寇鳞朱，“桓之族”；
　　大宰向带，“桓之族”；
　　少宰鱼府，“桓之族”。
　　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
　　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
　　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
　　“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
　　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
　　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
　　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
　　“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
　　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
　　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
　　“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
　　“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
　　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
　　“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
　　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
　　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
　　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
　　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
　　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
　　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
　　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
　　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
　　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
　　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
　　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
　　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
　　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
　　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
　　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
　　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
　　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
　　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
　　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
　　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
　　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
　　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
　　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
　　【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
　　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
　　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
　　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
　　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
　　“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
　　“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
　　“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
　　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
　　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
　　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
　　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
　　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
　　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
　　“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从不对外招收优秀人才，固步自封；第三，郑军跟随楚军作战，阵容不整，似有怯意；第四，楚国军中的蛮族部队更是胡乱布阵，全无章法；第五，今天是晦日（月终为晦日，古人迷信，认为晦日不宜摆兵布阵），楚军今天布阵，是为不祥；第六，已经布好阵的士兵懒懒散散，吵吵嚷嚷，完全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就凭这六点，我军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地打败楚军，哪里还需要等三天？”
　　郤至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而且不难看出，他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才敢这样说的，很具有说服力。晋厉公考虑再三，采纳了郤至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士匄的意见，命令全军饱餐一顿，然后填井夷灶，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
　　栾书冷冷地看了郤至一眼，目中闪过一丝凶光。
　　晋厉公登上楼车，遥望楚军行动。栾书命令大夫苗贲皇跟随晋厉公登车，为其提供参谋意见。
　　苗贲皇是楚国原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自幼生长在楚国的军事贵族之家，深知楚军底细。“那里，”他用手一指，“那里就是楚王所在的位置，由王卒护卫，是楚军的中枢。”
　　晋厉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那一处兵将的旌旗装束均与众不同，传令兵乘坐着轻车进进出出，正将楚王的军令发送至各部。
　　“楚军精锐，尽在王卒。请派部队吸引王卒的注意力，引诱其分兵追击，再集中力量打败其左右两翼，最后四军一起发动，围歼其王卒，必定获胜！”苗贲皇又建议道。
　　“哦？”晋厉公觉得此计甚好，但又不太放心，于是将随军的占卜师找来，令其就苗贲皇的计策算一卦。结果得到一个“复”卦，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爻辞晦涩，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南国的国土将要缩小，射其君王，中伤他的眼睛。”
　　“恭喜主公！”占卜师大声道，“此乃大吉之卦，敌人国土缩小，君王受伤，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无独有偶，晋厉公这边利用楚国人来分析楚军的行动，楚共王那边也在利用晋国人分析晋军的阵势，那个人便是大宰伯州犁，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
　　“晋国的兵车向左右两边驰骋，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召集各队指挥官。”伯州犁回答。
　　“哦，那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军去了。”
　　“那是开会商议对策呢。”
　　“帐幕张开了，是干啥？”
　　“那是在先君的牌位前诚心占卜，看谁适合担任国君的戎车车夫和戎右护卫。”
　　“现在又闭上了。”
　　“那是将要发布命令了。”
　　“吵吵嚷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么回事？”
　　伯州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晋军准备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进行布阵啦！”
　　“啊！他们都登上兵车了，但是左右的甲士又手持兵器下车，是想干什么？”
　　“听指挥官发表战前演讲。”
　　“那他们是准备作战吗？”
　　“现在还说不准。”
　　“我看见他们又上了战车，但是将帅和左右又下来了。”
　　“哦，那是在做战前的祷告。”伯州犁说着，用手指着晋军，“那里，那里就是晋侯的公卒，是晋军的精锐部队，请大王特别留心。”
　　正在此时，听到晋营中一通鼓响，营门大开，晋军战车在前，步卒在后，排成整齐的队形鱼贯而出。楚共王连忙命令：“擂鼓，前进，今日一战，各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
　　当时的情况，楚共王的戎车驾驶员是彭名，戎右护卫是潘党；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是石首，戎右护卫是唐苟；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是郤至的弟弟郤毅，戎右护卫是栾书的儿子栾鍼，栾书和士燮带领自己的族兵在晋厉公周围护驾。
　　晋厉公出师不利，刚出营门，戎车便不慎陷入一小片沼泽中，进退不得。
　　栾书看到，连忙跳下车，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请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戎车。突然一只大手横过来，将他推了个趔趄，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栾鍼。
　　“栾书你想干啥，还不快退下！”栾鍼怒目圆睁，“国家有大事，你难道可以一人包揽吗？保护国君是我的职责，你这是来抢我的饭碗吗？让国君坐上你的车，你自己还怎么指挥作战？如果将领们都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抛弃自己的部下，还不乱套了吗？快回自己车上去，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乱插手我的工作！”说着奋起神力，大喝一声，将晋厉公的戎车一侧抬起，郤毅赶紧策马前行，戎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沼泽。
　　栾书被骂得灰溜溜的，一句话也不敢回，低着头跑回自己车上，老半天才恶狠狠地说：“这个小王八羔子，当个小小的护卫就得瑟了，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
　　两军对阵，箭矢横飞，刀戈相交，杀喊震天。晋军按照苗贲皇的计策，派数十乘战车突入至楚军的王卒阵前，战不多时，便虚晃一枪，呼啸而退。楚军果然上当，只留左广战车十五乘保护楚共王，其余王卒倾巢而出，去追击晋军。
　　楚共王也登上戎车，亲自擂鼓，鼓舞士气。突然间，一支晋军部队横插过来，为首一员将领远远看见楚共王，张弓便射。弓弦响处，长箭已至，正中楚共王的左眼。众人齐声惊呼，楚共王大叫一声，手中鼓槌落地，疼得几欲晕厥。
　　“养由基，养由基，快把养由基叫来！”他一手扶着车轼，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顾大声叫道。
　　不多时，养由基来到。楚共王强忍疼痛，从箭壶中抽出两支箭：“把射我的那个人给杀了！”
　　养由基二话不说，跃身上车，快马加鞭，朝着那晋将追去。
　　那晋将就是在邲之战中出过风头的魏锜。说来也是奇事，魏锜在战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弯弓射月，射中了，自己却一屁股坐到了污泥里。他找人来占卜，卜者说：“太阳象征姬姓，月亮象征异姓，也就是楚王。您射中了楚王，自己却退入泥中，说明你也必死无疑。”
　　养由基是楚国的神箭手。战前一天，他和潘党在营中比赛射箭。潘党自忖很难比得过他，就想出一个新花样——不射箭靶，改射皮甲。当时叫人在树下面悬挂了叠在一起的十层皮甲，两个人站在百步之外开弓。潘党力大，一箭射过去，竟然穿透了七层皮甲。养由基则讨了一个巧，手起箭发，将潘党那支箭又送出去了。楚军将士无不拍手叫好。两个人都感到很得意，拿着皮甲去向楚共王炫耀，说：“您有我二人这样的臣子，还担心什么战争啊？”楚共王大骂道：“两个大傻瓜，明天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卖弄本事，就死在自己的本事上了！”
　　第二天在战场上，楚共王被魏锜射瞎了一只眼睛，早就把昨天自己说的话给忘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养由基。养由基拿到那两支箭，追了一阵，将其中一支衔在嘴里，另一支搭在弦上，暗叫一声“着”，那箭如流星一般飞出，正中魏锜的脖子。
　　魏锜甚至来不及惊叫，趴在自己的弓套上气绝身亡。
　　楚共王的意外负伤大大影响了楚军士气，晋军迅速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
　　郤至带领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来往冲杀，奋勇作战，有三次冲入楚共王的王卒中。每次远远地看见楚共王的旗帜，郤至就摘下头盔，跳下战车，向前快步行走，以示恭敬。
　　楚共王觉得很奇怪，派工尹（官名）襄前去问侯郤至，送给郤至一张弓。
　　“战事正激烈，有一位身穿火红色战袍的武将，是君子啊！他看到寡人就快步行走，敢问是哪里受伤了吗？”工尹襄向郤至转达了楚共王的致意。
　　“感谢君王的问候。”郤至脱下头盔，回答道，“在下郤至，跟随寡君出征，能够与君王对阵，深感荣幸。眼下两国交兵，不敢接受您的礼物，而且不能当面致谢，只能向使者拜谢啦！”向工尹襄行礼三次，然后上车继续战斗。
　　尊重归尊重，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郤至所到之处，如一团烈火左冲右突，所向披靡。
　　楚军被晋军压制住，郑国的部队也陷入苦战。韩厥带着下军的精锐部队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夫杜溷（hùn）罗问：“我们要加快速度吗？郑伯的车夫总是回头看我们，注意力没放在马身上，肯定可以追上。”韩厥想起十多年前的鞍之战中，他曾经追逐齐顷公的旧事，说：“算了，我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辱及国君。”于是命令部队停止追击。
　　郑成公侥幸逃脱韩厥的追击，不巧又被郤至遇上。郤至的戎右护卫茀翰胡建议：“请派轻车从小路拦截他，我们从后面跟上去，我就可以跳上郑伯的战车，将他活捉了！”郤至摇摇头：“伤害国君，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也停止了攻击。
　　经历了两场虚惊之后，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石首对郑成公说：“当年卫懿公不肯拔去戎车上的旌旗，所以被狄人杀害。”于是拔下旌旗，收在弓袋之中。戎右护卫唐苟见形势越来越紧急，对石首说：“请您在国君身边，全力保护他脱离险境。我本事不如你大，就让我来抵挡敌军一阵。”不待石首回答，已经跳下车去，迎向追兵，最终战死。
　　开战不到一个时辰，胜败实际上已经见分晓了。楚军开始收缩战线，重点保护楚共王离开战场，养由基和叔山冉一左一右，紧紧跟随着他。晋军各部跟在后面穷追不舍。
　　“养由基！”眼看晋军越追越近，叔山冉大声嚷道，“虽然大王叫您不要卖弄本事，现在为了国家，请您尽力而为吧！”
　　养由基以实际行动作为回答，“刷刷”射出两箭，射死了两名晋军的小头目。叔山冉大呼痛快，眼见一辆晋军战车追上，猿臂轻舒，将车上的一名士兵抓起来，向身后的晋军兵车扔去，正好砸中那辆兵车，将车前的横木砸断。晋军见两人如此武勇，不敢再逼得太近，楚共王因此得以逃脱险境。
　　胜券在握的晋国人刻意表现他们的君子风度。栾鍼远远地看见公子婴齐的战旗，对晋厉公说：“那是楚国令尹的战旗啊，旗下肯定是他本人。当年我出使楚国，他曾经问我，晋国人的武勇表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晋国人喜欢井然有序（好以众整）。他追问我还有什么，我说喜欢从容不迫（好以暇）。现在两国交战，如果不派人前去问候，不能说是井然有序；在战场上遇到了而自食其言，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您派人代我给他敬酒。”
　　后人将“好整以暇”作为一句成语，应该源自此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优雅的追求，简直到了天真浪漫的地步。当时晋厉公听了栾鍼的话，也点头表示赞许，于是派了一名使者，端着满满的一尊酒，跑到公子婴齐的车前，说：“寡君命栾鍼持矛，担任护卫，不能来犒劳您，所以派我代为敬酒。”
　　公子婴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笑道：“我记起来，他曾经在楚国对我说过，好整以暇是晋国人的作风，所以才派你来的吧？他的记忆力可真不错啊！”将酒一饮而尽，命令部下将使者安全送出，继续擂鼓指挥作战。
　　这一仗自清晨开始，直到黄昏尚有局部战斗在继续，堪称一场恶战。值得称道的是，楚军虽然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在公子婴齐等人的指挥下，保持了顽强的斗志，败而不溃。
　　楚军的另一位主要将领公子侧也充分体现了名将的风范。他命令部下查看伤员的伤势，将二线人员补充到步兵和车兵中间，抓紧时间修缮盔甲武器，时时注意保持严整的阵形。士兵们对他唯命是从，战斗虽然失利，人心却没有散。
　　到了晚上，战斗终于结束。
　　栾书等人对楚军的战斗力感到震撼，决定见好就收，但又害怕楚军看出端倪，发动反攻，于是派苗贲皇在营中大声发布命令：“聚集战车，补充步兵，喂饱战马，磨利兵器，整顿阵形，巩固队列，填饱肚子，明日再战！”又故意放走了几名楚军俘虏。
　　楚共王听到俘虏报告的消息，顾不得眼睛伤痛，连忙命人叫公子侧前来商议对策。没想到，公子侧酣战了一整天，回营之后，家臣谷阳竖心疼主子，献上一坛好酒，公子侧喝了几大杯，便醉得不省人事了。楚共王等了半天，公子侧还没有来，哀叹道：“这是老天要楚国失败啊！我还是放弃吧。”命令楚军连夜拔营撤退。
　　鄢陵之战以晋军的全胜而告终。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晋国的同盟军——国佐、高无咎带领的齐国部队才赶到战场；卫献公带领的卫国部队刚刚越过国境；鲁成公带领的鲁国部队则还在曲阜（fù）附近的坏隤（tuí，地名）盘桓。
　　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至此已经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打败秦国；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败于楚国；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打败齐国；这一次鄢陵之战，再度打败楚国和郑国联军。四胜一败的战绩，牢固确立了春秋时期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
　　鄢陵之战后，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将楚军丢下的粮食大吃大喝了整整三天。大家都尽情地庆祝胜利，只有士燮保持了一贯的忧郁，他站在晋厉公的戎车之前，说：“国君年幼，群臣不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请您还是要保持警惕。《周书》上说，‘天命无常’，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保持上天的眷顾啊！”
　　这话显然很不中听，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晋厉公就更听不进去了。
　　楚军一路南下，经过随国的瑕地的时候，楚共王派了一名使者去找公子侧，对他说：“当年城濮之战，成得臣丧师辱国，先君成王不在军中，所以应由成得臣来承担责任。今天我们在鄢陵打了败仗，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楚共王一番好意，怕公子侧走了成得臣的老路。但是在公子侧听来，这句安慰的话比谴责还难受，他对使者说：“君要臣死，死而不朽。我的士兵在战场上确实是逃跑了，而且我又在关键时刻喝醉，误了国君的大事，那就是我的罪责。”
　　战前郤至分析楚军的硬伤，说公子侧和公子婴齐互不团结，素有仇隙，现在体现出来了。楚共王的使者走了不久，公子婴齐也派了一个人到公子侧帐中，对他说：“当年丧师辱国的人是什么下场，您也听说过了吧？何不向他学习？”
　　公子侧很镇定地回答：“即便没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只要是您要我死，我又岂敢陷自己于不义？我对这次失败负责，岂敢不死？”言下之意，你也不用派人来催了，我是个有廉耻之心的人，怎么会不负责任，贪生怕死？
　　这话被家臣谷阳竖听到了，想劝又不敢劝，连忙跑去向楚共王报信。楚共王一听，立刻又派了一名使者：“快，传寡人的命令，不许他自杀，一定要给寡人好好活着！”
　　使者飞奔而去，直接闯入公子侧帐中。仍然晚了一步，公子侧已经自刎而死了。
　　【众怒难犯，郤氏的覆灭】
　　很难简单地给“三郤”下一个“好”或者“坏”的结论，甚至也很难给他们一个大致正面或反面的盖棺定论。如前所述，这三个人权大气粗，作风霸道，抢过人家老婆，杀过人家老公，和天子争过土地，跟领导抢过风头，在国内国外得罪了不少人，说是天怒人怨也不过分。然而，除此之外，“三郤”也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郤至，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战场上，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鄢陵之战的胜利，郤家子弟功不可没，这也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
　　鄢陵之战后，晋厉公派郤至到雒邑向周天子报喜。这是一次出风头的好机会，也可以看作是晋厉公对郤至在鄢陵之战中的表现的嘉许。作为胜利者的代表，郤至在雒邑受到了殷勤接待，各位王室重臣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请他到府上做客。当郤至绘声绘色地讲起战场上的故事，白发苍苍的主人便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目瞪口呆，仿佛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就发生在眼前；而女眷们则躲在帷幕背后偷听，也有年轻的女士不惜冒着失礼的风险，大胆地伸出头来，想看看这位披着火红铠甲上战场的晋国勇士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
　　很可惜，郤至既不英俊，也不潇洒，稍微有点发福，脸上还落着一道浅浅的伤疤。他讲完鄢陵之战的故事，总是不忘补充一句：“假如没有我，晋国就不会打赢这一仗了！楚军有六个致命的弱点，晋军却不知道利用，是我极力主张，他们才勉强同楚军作战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倒也没说错。但是，战争的胜利是成千上万士兵用鲜血换来的，也是诸位将领指挥有方才得到的，怎么能够将这些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呢？事实上，坐镇指挥鄢陵之战的是晋厉公本人，其次是栾书和士燮，就算郤至的功劳再大，也不应该抹杀主帅的作用，更不应该将主帅说得如此无能啊！
　　更要命的是，郤至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雒邑访问期间，他多次公然宣称：“像我这样勇敢、知礼、仁德的人执掌晋国的政权，楚国和它的盟国必定归附晋国！”
　　王室卿士邵桓公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他就事论事对郤至说：“您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晋国提拔正卿，历来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我担心政权不一定会落到您头上啊。”言下之意，晋国的八卿之中，你郤至仅仅是最后一位，就算受到重用，怕也很难一蹴而就，成为首席执政官吧。
　　“哪有什么秩序？”郤至快人快语，“当年赵盾没有任何军功，就从中军副帅升到了中军元帅，荀林父更是从下军副帅直接升到中军元帅，现任的栾书也是从下军元帅升到中军元帅，这三个人都是越级任用，我又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为什么不可以当第四个？”
　　王室卿士单襄公听到郤至这些话，禁不住摇头叹息道：“刀架到了脖子上还不知道死，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
　　但是郤至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不只是他，整个郤氏家族的成员都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鄢陵之战后，郤氏家族的权势进一步提升，郤犨以新军元帅的身份，被晋厉公委派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如果说郤至的问题仅仅在于狂妄的话，郤犨则以蛮横无礼和贪得无厌引来国内国际的非议。
　　前面说到，鄢陵之战结束的时候，原本应该前来参加会战的鲁国部队还在曲阜附近的坏隤盘桓，错过了参加会战的时机。
　　鲁成公之所以贻误战机，主要是因为家里出了点问题。
　　事情说起来难以启齿，鲁国的“国母”——鲁成公的母亲穆姜耐不住多年守寡的寂寞，与“三桓”之一的叔孙侨如发生了男女私情。这段地下恋情究竟是因为肉体的需要还是感情的空虚，抑或两者兼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姜的确对叔孙侨如动了真感情，而叔孙侨如很可能只是想利用穆姜的特殊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他向穆姜提出了一个要求：帮助他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将“三桓”变成“一桓”，让他独掌鲁国的大权。这个要求非同小可，穆姜却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换而言之，如果叔孙侨如想要星星，她不会摘给他月亮——古往今来，热恋中的女人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疯狂吧。
　　鲁成公将要出发前往鄢陵的时候，穆姜前去送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鲁成公感激之余，预感到将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果然，穆姜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全部转封给叔孙侨如。
　　穆姜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平静，如同拉家常那般轻松。鲁成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跟叔孙侨如上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你竟然为了他来提这种要求？什么“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你以为是送两只老母鸡给叔孙侨如补身子那么简单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事可以办到，将这两人赶出鲁国对公室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三桓”专鲁，毕竟互相还能制衡；如果只剩下“一桓”，公室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但是鲁成公不敢明确反对穆姜，只能以军情紧急为由，对穆姜说：“此事非同小可，请等我回来再说吧。”
　　穆姜听了，当场就脸一黑。刚好鲁成公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偃、公子鉏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穆姜就用手指着他们，威胁鲁成公说：“你如果不答应我，那两个人随时可以取你而代之！”
　　鲁成公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出来的话。他带兵走到坏隤，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停下来，派仲孙蔑回曲阜去加强宫中的戒备，在各地设置守卫，以防叔孙侨如和穆姜趁自己不在突然发难。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继续前进，结果没赶上鄢陵会战。
　　同年秋天，晋厉公在宋国的沙随（地名）再次召集诸侯会盟，共商讨伐郑国的大事。鲁成公不敢怠慢，接到会议通知之后，便从曲阜动身，直奔沙随而去。据《春秋》记载，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厉公、齐灵公（齐顷公已经于七年前去世）、鲁成公、卫献公、宋国的右师华元和邾国的大夫（未记名），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一天，鲁成公却被拒之门外，在会场外坐了一天冷板凳。
　　问题出在晋国负责东方诸侯事务的大臣郤犨身上。《左传》记载，沙随会盟之前，叔孙侨如派了一名使者到晋国，对郤犨说：“您知道鲁国部队为什么没能赶上鄢陵会盟吗？那是因为鲁侯心存疑虑，故意留在坏隤观望，看谁获胜就投入谁的怀抱。”
　　“是嘛？”郤犨不动声色，摊开手掌，做了一个两手空空的手势，“口说无凭啊！”
　　使者心领神会，从袖中掏出一份礼品清单，说：“这是我家主人献给您的微薄礼物，虽然不成敬意，但还是请您笑纳。”
　　郤犨笑笑，将清单放在桌面，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就进宫向晋厉公汇报了有关情况，添油加醋地告了鲁成公一状。晋厉公本来对鲁军没能参加鄢陵之战就很有意见，心中充满了猜测和狐疑，听了郤犨的汇报之后，越发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在沙随会盟上故意让鲁成公坐了冷板凳。
　　同年七月，诸侯联军向郑国发动进攻。鲁成公再度披挂上阵，希望以实际行动取得晋国的谅解。部队出发的时候，穆姜又来送行，将上次对鲁成公提的要求又原原本本地提了一次，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姿态。鲁成公还是采取“拖”的办法，对穆姜的要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含糊其词地应付了两句，便登车而行了。和上次一样，鲁成公只带了季孙行父出征，同时命仲孙蔑留在曲阜，镇守公宫，以防不测。
　　当时，晋军驻扎在郑国西部，鲁军驻扎在郑国东部的督杨（地名）。鲁成公一来没有太多战争经验，二来担心后院起火，不敢贸然穿过郑国的领土去与晋军会合。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
　　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
　　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
　　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
　　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
　　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
　　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
　　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
　　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
　　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
　　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
　　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
　　“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
　　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
　　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
　　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
　　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
　　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
　　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
　　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
　　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
　　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
　　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
　　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
　　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
　　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
　　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
　　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
　　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
　　答案是肯定的。
　　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
　　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
　　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
　　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
　　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
　　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
　　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
　　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
　　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
　　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
　　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
　　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
　　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
　　“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
　　“此话怎讲？”
　　“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
　　“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
　　“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
　　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
　　“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
　　晋厉公还在深思。
　　“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
　　“好。”晋厉公道。
　　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
　　“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
　　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
　　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
　　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
　　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
　　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
　　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
　　“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
　　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
　　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
　　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
　　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
　　与此同时，“三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聚到一起开会研究形势。
　　“情况非常不妙，我估计国君很快会对我们动手。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马上派兵进攻公宫，把国君杀掉，另立新君。”族长郤锜说。
　　“没错。”郤犨附和郤锜的意见，“就算是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束手就擒。”
　　“三郤”之中，郤至的辈份最低，说话的分量却最重。他沉思了片刻，问了郤犨和郤锜一个问题：“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是因为什么？”
　　郤犨和郤锜都摇摇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有信义、智慧和勇气。有信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有智慧的人，不肯祸害人民；有勇气的人，不敢作乱。如果失去这三种美德，谁会继续拥护我们呢？如果难逃一死，还要增加新的怨恨，那又有什么意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假如我们有罪，现在才死，已经是多活了几年了；假如我们无罪，国君却杀死我们，那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享受了国君给予的政治待遇，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却又反过来利用这批人造反，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
　　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行动像风一样迅速，缺德的时候不顾一切后果，到了关键时刻却又表现得像圣人一样纯洁和迂腐。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所持有的一种超然态度——人固有一死，避之何益？
　　公元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三郤”像往常一样，坐到了讲武堂的正堂之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两个壮汉不顾卫兵的阻挠，互相撕扯着闯进来。
　　仔细一看，原来是长鱼矫和晋厉公的亲信卫士清沸魋（tuí），他们手持长戈，衣服纠缠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吵着，要找“三郤”来主持公道。
　　“有事好好说，不许在讲武堂上动粗。”郤锜和郤犨上前劝架。眼见他们走近了，长鱼矫突然松开清沸魋，挥起长戈，横扫过来。事发突然，郤锜和郤犨避之不及，被当场杀死。郤至见势不妙，跳上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想要逃走。长鱼矫动作敏捷，快步追上去，又将郤至杀死在车上。
　　与此同时，胥童带着八百名甲士，劫持了栾书和荀偃，并将他们囚禁在宫中。
　　看到朝堂上并排躺着的“三郤”的尸体，栾书突然产生了一丝悔意：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害死郤至，外嬖又怎么会找到机会对众卿下手，自己又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呢？
　　很显然，“三郤”仅仅是外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晋国八卿一网打尽，好让他们掌权当道。
　　恍惚之间，听见长鱼矫在对晋厉公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您必定后患无穷。”顿时感觉一股寒意升起。
　　晋厉公皱着眉头，沉默了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让栾书松了一口气的话：“一天之中，就将三位卿士陈尸于朝堂，我不忍再多两个啊！”
　　长鱼矫跺脚道：“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会忍心对付您。您就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就走。当天晚上，长鱼矫不辞而别，逃到了狄人居住的地方。
　　晋厉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栾书和荀偃。
　　“三郤目空一切，天怒人怨，寡人将他们都杀了，连累你们也受到囚禁之辱。现在请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好好为晋国服务吧！”
　　栾书和荀偃感激涕零，长久地拜伏在朝堂之上：“您讨伐有罪之人，而免我们一死，那是因为您宽宏大量啊。我俩就算死了，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
　　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晋国的形势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晋厉公带着一群后宫佳丽和外嬖，前往翼城的大夫匠丽氏家中游园，栾书和荀偃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跑到翼城，将晋厉公和胥童等人抓了起来。
　　栾书派人给士匄送了一封信，要他到翼城来商议国家大事，被士匄谢绝了。又派人邀请韩厥，韩厥说：“当年我深受赵家的恩惠，大伙对赵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古人说，耕田的牛老了，没用了，也不忍心杀它，何况是国君啊！你们几位既然不能侍奉君主，还将我韩厥拉下水做什么？”
　　晋厉公在翼城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等人杀死了胥童，然后又派部将程滑杀死了晋厉公。作为曾经带领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的风云人物，晋厉公的后事单薄得令人唏嘘：他被草草埋葬于翼城东门之外的乱葬岗中，送葬的车辆也仅有一乘，远远没有达到“诸侯葬车七乘”的标准。
　　不过，这一切对于晋厉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死了，晋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人们很快将目光聚焦在了空缺的君位上面。栾书和荀偃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并且在不引起贵族和国人反感的前提下巩固自身的势力呢？
　　当然，麻烦还不只这么点，面对晋国忽然的政变，一直虎视眈眈的楚共王会不会趁虚而入再次挑起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整个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一切，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书大事年表
　　公元前632年：第一次晋楚争霸，城濮大战爆发，最后以晋国取得胜利告终。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重耳逝世；同年，晋国在崤山偷袭远征宋国回师的秦国军队，两国长久以来的同盟关系宣告破裂。
　　公元前625年：秦对晋国发动了报复攻势，攻占王官（地名），打击了晋国连续几年在国际上的嚣张气焰。
　　公元前614年：楚庄王熊侣继位，开始了他长达三年的蛰伏期，之后一鸣惊人。
　　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和权臣赵盾的矛盾爆发，赵穿弑君于桃园，晋国大权落入新贵族手中。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挥军北上勤王，询问九鼎，称霸中原的野心昭然若揭。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在邲城之战击败中原霸主晋国，标志着楚国势力达到了巅峰。
　　公元前591年：楚庄王逝世。
　　公元前589年：齐国攻打鲁国，晋景公派大军驰援，两军在鞍地会战，晋国大获全胜。
　　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角逐之后，在宋地举行会盟，实现了名义上的和解。
　　公元前575年：晋楚在鄢陵爆发第三次大规模会战，晋国通过这一战的胜利牢牢确立了春秋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
　　公元前574年：晋厉公联合栾书等人，设计杀害了在晋国专权已久的郤氏一族。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3


　　第一章 晋楚的拉锯战
　　【晋悼公上任的三把火】
　　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和荀偃杀死晋厉公后，派荀罃、士鲂（fáng，士会的小儿子）为使者，前往雒邑迎接孙周回国继承君位。
　　这一年，孙周刚满十四岁。他随荀罃和士鲂来到清原，在那里接见了前来迎接的晋国群臣。
　　“你们是来迎接我的吗？这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福气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事情发展成这样，难道不是因为上天在眷顾我吗？”孙周呵着白气，不断搓着手，兴奋地说。
　　群臣都面面相觑，表面上不说，心里都在想：这话说得可真有意思，什么上天眷顾？明明是咱们这些卿大夫眷顾你，否则的话，你还是老老实实呆在雒邑当你的门客吧！
　　孙周似乎看出了大伙的心思，微微一笑，问了一个问题：“诸位大夫，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君主？”
　　“这……”大伙没摸清楚孙周的套路，不敢胡乱回答。
　　“所谓君主，就是发号施令，代表天子来管理国家的。如果立了君主，又不听他的号令，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们拥立我为君，我很感谢。但是丑话说在前头，既然要我当这个国君，就得听我的号令，不许有丝毫马虎。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回雒邑去，过我的安闲日子。”
　　后人评价孙周，认为他这一露面，就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第一，君权神授，我孙周之所以能够当这个国君，是上天的意旨，不是你们这些卿大夫赋予的，这是个合法性的问题，必须先界定清楚，你们不要居功自傲；第二，既然要我来当这个国君，就得把我当国君对待，令行禁止，服从我的管理。如果想把我当作提线木偶，对不起，没门！
　　群臣听了，战战兢兢地拜倒在地上，说：“迎接您当国君，自然是要听从您的号令，这是晋国上下共同的愿望，谁敢不唯命是从？”
　　得到群臣效忠的保证后，孙周才从清原动身，抵达首都新田。但他并不急于掌权，而是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入城之前，先与以栾书为首的卿大夫举行盟誓，宣布继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悼公；
　　第二，进城之后，在大夫伯子同家借住了十天，斋戒沐浴，然后到武宫（晋国的宗庙）祭祀祖先——当国君是件大事，必须到列祖列宗那里备个案；
　　第三，驱逐晋厉公的外嬖夷羊五等七人。
　　二月初一日，晋悼公进入朝堂，正式行使国君的权力。一上朝就宣布了九条新政：一、向百姓布施财物，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二、免除民众拖欠的赋税，减轻人民负担；三、起用晋厉公时期被打压的朝臣，拨乱反正；四、救济灾民，解决底层民众的燃眉之急；五、禁止奢侈浪费，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六、调低赋税额度，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七、宽容有罪责的人，提倡以德治国；八、节省公室开支，艰苦朴素，从自己做起；九、以粮为纲，农忙季节不发动农民参加战争或国家建设。
　　以上九条，为《左传》所载。《国语》的记载与之类似，但是特别加上了一条：但凡年过七十的国民，晋悼公都亲自接见他们，尊称他们为祖父，并且说“不敢不接受您的教诲”。说句题外话，那年代活到七十岁的人有如凤毛麟角，而且就算活到那个年龄，也基本上是又聋又瞎又哑，不太可能长篇大论，喋喋不休，所以咱们不用担心晋悼公的耳朵听出老茧。
　　接着是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首先是任命魏锜（qí）之子魏相为下军元帅。任命理由是：“邲之战中，魏锜在下军辅佐荀首，俘获了楚国的公子谷成，杀死了连尹襄老，后来晋国才得以用公子谷成和连尹襄老的尸体换回被俘的荀罃。鄢陵之战中，魏锜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自己却被楚将养由基射死。魏锜劳苦功高，他的子孙却不在显位，这是不合适的。”
　　其次是任命士鲂为新军元帅。任命理由：“士鲂是士会的小儿子、士燮（xiè）的同胞弟弟。士会修订法令，整顿秩序，晋国才有安定的局面，他制订的规章制度到今天仍然在实施；士燮勤勤恳恳为国操劳，将诸侯牢牢团结在晋国周围。任命士鲂为卿，也是为了让士氏宗族继续发扬光大。”
　　又任命魏颗的儿子魏颉（jié）为新军副帅，辅佐士鲂。任命理由：“辅氏之战中，魏颗凭借自己的英勇击退秦军，俘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这一功勋被镌刻在先君景公的钟上。魏颗的功劳使得秦人不能得志于晋国，他的儿子不可不用。”如果没记错的话，魏颗战胜杜回，并非由于英勇，而是靠了鬼魂相助。瞧瞧，做一回好事，自己保命，还荫及子孙，这多划算！
　　士贞伯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而且能够将书本上的知识灵活运用到日常工作中，被任命为太傅。贾辛具有数学天赋，能够准确地计算工程使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任命为司空。栾纠善于驾驭战车而且有一定的军政知识，被任命为晋悼公的戎车驾驶员，同时负责培训全国的车夫。荀宾武艺高强而且不骄不躁，被任命为晋悼公的戎右护卫，同时担任全国武术总教头。
　　荀家、荀会、栾厌、韩无忌被任命为新的公族大夫。任命理由：“荀家朴实宽厚，荀会机敏而有文才，栾厌勇敢果断，韩无忌处变不惊。膏粱子弟骄奢放纵，不服管教，让朴实宽厚的人教育他们，他们才能够修身养性，勤于学习；让有文才的人引导他们，他们才能够深入浅出，循序渐进；让勇敢果断的人劝诫他们，培养他们敢作敢当的精神；让冷静的人影响他们，他们才能够做到心志专一，不开小差。”顺便说一下，荀家、荀会是荀偃的族人，栾厌是栾书的长子，韩无忌是韩厥的长子。史学界一般认为，晋悼公此举，意在笼络荀、韩两家，削弱栾家的势力。
　　晋悼公又宣布：各军的正副元帅撤销固定的戎车驾驶员，设立军尉担当该职。任命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为副，魏绛为中军司马，张老为候奄（官名）；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上军司马；任命程郑为乘马御（官名），负责全国的战马训练事务。
　　据《左传》记载，晋悼公这次人事调整，各部门的长官，都是选拔名声良好的人来担任，而且都能胜任各自的工作；设立官位，没有超出古代的编制；封赏爵位，没有超过受封者的品德；部队中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民众也不再发牢骚。新官上任三把火，晋悼公这三把火，驱散了长期以来笼罩在晋国上空的阴霾，昔日的霸主之国，又重新显露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同年六月，国际局势再一次风云突变——郑成公在楚共王的指使之下，突然带兵入侵宋国，打到了宋国首都商丘的曹门（西北门）之外。楚共王也带兵从南方入侵宋国，在朝郏（jiá，宋国地名）与郑成公会师后，楚军将领公子壬夫和郑国大夫皇辰联合出兵，入侵城郜，夺取幽丘，攻占彭城，将当年逃到楚国的五位“桓之族”——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送到了彭城，并且留下兵车三百乘，帮助他们镇守彭城。
　　对于宋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刻。楚郑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鱼石等人凭借楚军的力量牢牢控制了彭城，并以彭城为基地，召集桓族的旧部准备反攻商丘。一时间，朝野弥漫着一种悲观失败的情绪。
　　有位名叫西鉏（chú）吾的大夫站出来鼓舞士气，说：“你们都这样愁眉苦脸的做什么？形势真的就那么差吗？我看不见得。如果楚国人以仁德对待我们，我们早就服从楚国的领导，不敢有贰心。可惜啊可惜，楚国人贪得无厌，欲望难以满足，罔顾公理和道义，公然站在背叛祖国的乱臣贼子一边，非要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依我看，如果他们仅仅是收留了那些我们憎恶的人，让他们狐假虎威，挑拨宋国人之间的感情，那倒算是祸害。可现在呢？楚国人竟然帮助乱臣贼子占领我们的彭城！这种公然毒害诸侯的行为，只能使人厌恶，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啊！晋国很快就会来救援我们了。”
　　话说得貌似有道理，可是晋国人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出兵，恐怕连西鉏吾心里也没有谱。同年七月，宋国司马老佐和司徒华喜围攻彭城，攻而不克。到了十一月，晋国的救兵还不见踪影，倒是楚国令尹公子婴齐为了救援彭城，再度带兵入侵宋国。
　　形势对宋国越来越不利，宋平公派右师华元前往晋国告急，明确告诉晋国人：若是再不搭救，宋国肯定顶不住，只能向楚国屈服，变成晋国的敌人了。
　　晋悼公到底在磨蹭个啥呢？
　　说“磨蹭”也许太冤枉他了。实际上，他是在进行上台之后最重要的一项人事调整。做完这件事，晋悼公的布局才算完成，才能放手与楚国一搏。
　　他撤掉了中军元帅栾书的职务，任命以忠厚稳健著称的五朝老臣韩厥为中军元帅。理由很简单：第一，栾书是杀害晋厉公的幕后主使，如果连个撤职处分都不给，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君；第二，栾书执政日久，党羽甚丰，一日不换，新君一日不安。
　　刚刚做完这件事，华元就到了。晋悼公下令召集诸侯，亲自带领各国联军救援宋国。公元前573年十二月，联军进驻到彭城附近的靡角之谷（地名）。公子婴齐得到消息，不敢与之争锋，将部队撤回了楚国。
　　公元前572年春天，诸侯联军将彭城包围得像铁桶一般。鱼石等人支撑不住，出城向晋悼公投降。晋悼公将彭城交还给宋国人，将鱼石等人带回晋国，安置在壶丘。
　　同年夏天，韩厥、荀偃又在鄫地（郑国地名）举行国际会议，鲁国的仲孙蔑、齐国的崔杼，以及曹国、邾国、杞国等小国大夫参加了会议。会后，韩厥带领诸侯联军进攻郑国，打到新郑的外城，而且顺势入侵了楚国北部。
　　同年秋天，楚将公子壬夫采取围宋救郑的策略，带兵入侵宋国，郑国也响应楚军的攻势，派兵占领了宋国的犬丘。
　　公元前571年春天，郑军再度入侵宋国……如此你来我往，晋楚争霸进入了拉锯战。
　　晋楚两国你来我往，最苦的是郑国。公元前571年秋天，在晋楚两国之间奔波劳累了一生的郑成公终于扛不住了，卧病不起。临终之际，公子騑（fēi）向他请示：“跟着楚国干，实在是太累了，请允许我们改换门庭，还是跟着晋国走吧。”
　　郑成公听了，苦笑一声，问了公子騑一个问题：“难道跟着晋国干就不累？”
　　“这……”公子騑无法回答。
　　“子驷（公子騑字子驷）啊！”郑成公拉着公子騑的手，“你还记得鄢陵之战吗？楚王为了救援郑国，在鄢陵被晋国人射瞎了一只眼睛。他受到这样的伤害，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寡人啊！如果背叛楚国，是忘记了人家的功劳，而且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拜托你们几位，不要将寡人置于背信弃义的境地！”
　　公子騑流着眼泪，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郑成公死后，郑僖公即位。根据郑成公的遗命，公子喜担任顾命大臣（当国），公子騑主持国家内政（执政），公子发担任司马。趁着郑国举办丧事的机会，晋悼公又派兵入侵郑国。郑国人都感到心力交瘁了，纷纷要求与晋国和谈。公子騑说：“先君的命令不能更改。”平息了大伙的议论。
　　为了瓦解郑国与楚国的同盟，公元前571年秋天，晋国在戚地举行了一次卿大夫级的国际会议，商讨对付郑国的办法。在这次会议上，鲁国的仲孙蔑提出一个建议：“请加强虎牢的防卫，以威逼郑国就范。”
　　虎牢是郑国西北的战略要地，因为晋军的多次进攻，虎牢也数度易手，城墙多处坍塌，沦为了无人驻守的废城。如果诸侯联军进驻虎牢，并且加固城防，就好比在郑国人头上悬上了一把利剑，不怕他不服。
　　听到仲孙蔑的话，晋国的首席代表荀罃站起来，向他深深一鞠躬，说：“您的建议真是太好了，我代表晋侯向您表示感谢！”接着话锋一转，说：“去年的鄫之会，大家都听到齐国崔杼的发言了吧？我虽然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但是听人说，崔杼发表了很多不利于团结的言论。今天的会议，齐国又没派代表来，东方的滕、薛、小邾等几个小国历来听命于齐国，所以也没有参加。所以说，晋侯的忧虑不仅仅在于郑国啊！我回国之后，将如实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请晋侯向齐侯发出邀请，共同加固虎牢的城防。如果齐国不答应这个请求，那我们就只好发动诸侯对齐国刀兵相向了。因为您的这个建议，非独对我晋国有利，而是对天下都有利，谁不参加筑城，谁就是天下的罪人，人人得而诛之！”
　　戚地会议之后，晋悼公果然正式向齐灵公发出请求，要齐国协助修筑虎牢的城墙。
　　有荀罃的战争威胁在先，齐灵公不敢推搪，派崔杼代表齐国，同时还发动滕、薛和小邾等国派人参加了虎牢的筑城行动。同年冬天，虎牢关的修筑工作完成。城墙修好没几天，郑国的使者果然来到虎牢，要求举行和谈。
　　郑国转向晋国的怀抱，对于楚国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如果以拳击比赛来比喻，好比是当面遭了一记重拳。但这还不是最沉重的打击，紧接着又有一记左勾拳，狠狠地打到了楚国的腰肋之间——公元前570年春天，公子婴齐带兵入侵吴国，被吴军打得大败而归，猛将邓廖被俘，士兵死伤大半。吴军乘胜追击，占领了楚国东部的重镇驾城。公子婴齐急怒攻心，发病身亡。
　　国际形势持续朝着对晋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同年三月，仲孙蔑陪同鲁国新任国君鲁襄公（鲁成公于两年前去世，鲁襄公是鲁成公的儿子）来到晋国，第一次朝觐晋君，双方在新田附近的长樗（chū，晋国地名）举行会盟。鲁襄公年方六岁，在仲孙蔑的引导下向晋悼公行稽首大礼。这一举动引起了晋悼公的不安，派荀罃对仲孙蔑说：“上面还有天子在呐！鲁侯竟然向寡君行此大礼，叫寡君如何敢接受？”
　　“晋侯多虑了。”仲孙蔑回答，“鲁国周边强敌环伺，寡君指望晋侯给予支持，怎么敢不行大礼？”
　　鲁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诸侯国的态度。
　　同年六月，晋、齐、鲁、宋、卫、郑、莒、邾等国元首在鸡泽（地名）举行会盟。在晋悼公的请求下，周灵王派单襄公代表王室参加了这次会盟，为晋悼公撑腰打气。吴王寿梦本来也在被邀请之列，而且晋悼公为了表示对吴国的重视，还特别派大夫荀会到淮水去迎接他。遗憾的是，也许是因为路途遥远，也许是持一种观望态度，寿梦没有参加鸡泽之会，也没有派代表参加，搞得晋悼公心里十分不爽。
　　不过，另一位不速之客的意外到来，多少为晋悼公扫去一些不快。这个人叫袁侨，是陈成公派出的全权代表。长期以来，陈国一直臣服于楚国的领导，与中原各国几无来往。公子婴齐死后，公子壬夫接任楚国令尹，对盟国采取高压政策，经常索要财物，陈国不堪重负，所以派袁侨来参加鸡泽之会，请求成为晋国的盟国。
　　鸡泽之会开了整整三个月，直到秋天才结束。与会诸侯认清了形势，统一了认识，振奋了精神，决心团结在王室和以晋悼公为领导的晋国周围，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抵抗楚国的蚕食与入侵。
　　一个人听多了歌功颂德就难免骄傲，除非他是圣人或傻子。晋悼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傻子，被众星捧月般围绕着，听了整整三个月的赞美之辞，不觉也有些飘飘然了。
　　回国途中，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晋悼公的胞弟扬干年少无知，乘着马车闯入了正在行进的部队当中。按照军纪，干扰部队行进是死罪。但是国君的弟弟不能杀，中军司马魏绛便将扬干的车夫抓起来，斩首示众。扬干跑去向晋悼公告状，晋悼公很生气，对中军尉佐羊舌赤说：“寡人大会诸侯，获得天下瞩目的荣耀，现在扬干却遭受莫大的侮辱，等于就是侮辱寡人！你现在就去杀了魏绛，提他的头来复命！”
　　前面说过，晋悼公刚上台的时候，任命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为副（即中军尉佐），现在的中军尉佐为什么是羊舌赤呢？原来，祁奚上任不久，便因病请求告老还乡。晋悼公询问他谁能接任中军尉一职，祁奚首先推荐的是解狐。晋悼公觉得很奇怪，因为谁都知道，解狐素来跟祁奚势同水火，见面都不打招呼。他不禁问道：“您不是跟解狐不和吗？”
　　“没错。”
　　“那还推荐他？”
　　“可您是问我谁能胜任中军尉，不是问我跟谁关系好呀！”祁奚很奇怪地瞪了晋悼公一眼。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是没想到，解狐接到任命后，刚刚办好官服，接受了亲友的祝贺，正准备上任的时候，突然疾病发作，不治身亡。再加上中军尉佐羊舌职也在那时候病故，晋悼公只好又跑去问祁奚。
　　“祁午可以担任中军尉，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担任中军尉佐。”
　　“可祁午不是您的儿子吗？”
　　“没错啊！俗话说，知子莫若父。祁午小的时候，性格柔顺，听从长辈的教导，好学上进，从不贪玩。长大之后，有坚定的志向，多次圆满完成我交给的任务，坚持自己的学业而不好高骛远。举行成人礼之后，更加谦恭有礼，富有同情心，遇到事情镇定自如，坚守道德而不放纵。如果处置军中大事，他的才能其实已经超过我了。”
　　“可是，推荐自己的儿子，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嘴是人家的，我可管不了，我只管为您推荐贤才。”
　　这就样，祁午当上了中军尉，羊舌赤当上了中军尉佐。祁奚举贤不忌仇，不避亲，被传为千古美谈。
　　那么，祁奚推荐的羊舌赤是否真的胜任中军尉佐这个职务呢？
　　当羊舌赤听到晋悼公要他提魏绛的头来见，没有马上执行，而是问了一句：“您确定要这么做吗？”
　　“当然。”
　　“臣能说几句话吗？”
　　“说。”
　　“臣以为，魏绛是个正人君子，一心为公，敢于担责。就算是得罪了您，他也不会逃避，很快就会亲自来认罪，根本用不着臣去杀他。”
　　话音未落，帐外卫兵通报：“魏绛求见！”
　　晋悼公正在气头上，狠狠地瞪了羊舌赤一眼，嘴里嚷嚷道：“不见不见！”
　　声音传到帐外，连魏绛都听到了。他也大声说道：“既然您不想见到我，那就是想要我死了。做臣子的不能违背国君的意志，我早有准备了！”说着就地坐下，从怀中掏出一卷竹简，要卫兵交给晋悼公。然后拔出随身携带的短刀，就往自己脖子上抹去。正在周围看热闹的士鲂、张老等人一看不得了，这家伙玩真的啊！一拥而上，将刀抢过来。
　　魏绛的信是这么写的：“您新任国君，就任命臣为司马，是对臣的高度信任，臣不胜感激。臣听闻，部队以服从命令为第一要义，士兵以宁死而不触犯军纪为荣。您大会诸侯，领袖群伦，还没回到国内，您的部队却出现了触犯军纪的现象，那是臣这个当司马的罪过啊！臣衡量再三，治军不严是死罪，得罪您的弟弟也是死罪，横竖是一死，罪无可赦。治军不严影响晋国的声誉，触怒公子则由臣一人承担，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不惜得罪您而动用刀斧来维持军纪。臣自知罪责深重，不敢祈求原谅，特意跑到您帐前来自杀谢罪。”
　　晋悼公读完，把竹简一扔，连鞋子都没穿就跑出去，对魏绛说：“寡人之所以说出那样的话，是出于对兄弟的爱；你杀扬干的车夫，是要维持军纪的尊严。寡人没有教育好兄弟，以至于触犯军纪，是寡人的责任。请您千万不要自杀，您如果真的死了，寡人的脸就不知道往哪搁了！”
　　通过这件事，晋悼公认识到魏绛是一个坚持原则、进退有度的人。回国之后，就提拔魏绛进入卿的行列，担任了新军副帅。
　　还是那句话，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晋楚夹缝中的陈国】
　　公元前570年冬天，鸡泽之会刚刚落幕，楚共王就派兵入侵陈国，以惩罚陈国的背叛行为。消息传到晋国，中军元帅韩厥深感忧虑，在朝会上说：“当年商纣王无道，天下诸侯有三分之二都愿意跟随周文王反叛商朝，周文王认为时机未到，怕自己的实力不足以保护这些诸侯，所以仍然带着他们臣服于纣王。今天晋国的实力不足以降服楚国，虽然接受了陈国的投诚，但是想要保护陈国不受楚国的侵害可就难了！”
　　公元前569年春天，陈成公病逝。正在围攻陈国的楚军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停止了军事行动，好让陈国人安心举行葬礼。楚军此举，自然是希望陈国人知恩图报，主动回到楚国的怀抱。然而陈国人不领情，办完陈成公的丧事，继续拿起武器守卫城墙，摆出一副誓死不降的架势。其实，在晋国无法保证陈国安全的情况下，陈国人这样卖命地抵抗楚国的入侵，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同情。鲁国大夫臧孙纥就曾说：“陈国如果不臣服于楚国，必定会灭亡。楚国已经尽到了礼数，陈国人却不服气，就算是大国也不应该这样做，何况是区区小国？”
　　同年夏天，楚军恢复进攻，而且指使附庸的顿国也派部队加入围攻陈国的行列。晋悼公仍然采取观望的态度，除了声援陈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晋悼公这样做，并非薄情寡义，而是自有其不得已的难处。陈国离楚国最近，如果贸然发兵相救，晋军劳师袭远，胜算不大；而楚军以逸待劳，可战可退，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楚军手里。晋军就算获一时之利，也不能抵消楚军在地理上的优势，陈国始终处于楚军的有效火力范围之内，这样的仗打了也没什么意义。
　　事实上，此时的晋悼公，对于如何重建晋国的霸业，已经有了新的思路。这一年冬天，山戎部落联盟的首领、无终国的国君嘉父派了一位名叫孟乐的使臣出访晋国。孟乐通过魏绛向晋悼公献上山戎地区的特产——虎豹之皮。面对山戎的主动示好，晋悼公的脑子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他对魏绛说：“戎人贪婪而且缺乏亲情，现在主动上门讨好，对我们必定不加防备。我们如果趁机进攻，应该可以获得大功。”
　　魏绛当时愣了一下，很快明白了晋悼公的意图。自古以来，所谓雄图霸业，无非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悼公既然不能对陈国施以援手，便将眼光转向“攘夷”二字，希望通过征服山戎来得分。魏绛想，晋悼公的这个想法并没有错，然而经不起现实的推敲。他对晋悼公说：“诸侯刚刚服从您的领导，陈国也是新近才加入同盟，大家都等着看您的表现。如果有德，则更加团结和睦；如果无德，则各怀贰心，甚至背弃晋国。如果现在出兵讨伐山戎，而楚国趁机加紧围攻陈国，我们必定没有办法救援。对于陈国来说，那就意味着我们彻底放弃他们了，而其他诸侯也会因此而丧失信心，与我们离心离德。山戎，不过是禽兽罢了，得到山戎而失去华夏诸国，这样的生意不划算。《夏书》上说，有穷氏的后羿……”
　　晋悼公听得入味，忍不住插了一句嘴：“后羿怎么了？”
　　魏绛清清嗓门，接着说：“当年夏朝走向衰落，后羿从鉏地迁到穷石，建立了新的政权。后羿仗着他的箭术精湛，不理朝政，沉溺于打猎，抛弃了武罗、伯因等贤臣而重用寒浞这样的小人。那个寒浞啊，在宫内讨好后羿的女人，在宫外就通过施舍来收买人心，愚弄百姓，趁着后羿外出狩猎的机会，霸占了他的国家。后羿的百姓和女人都倒向了寒浞一边。后羿在打猎的地方听到消息，还梦想着反攻倒算呢，结果就被他的手下人杀了。还将他煮熟，让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因此被杀死在城门口。夏朝的贤臣靡逃亡到了边远地区才躲过屠杀。寒浞和后羿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浇，一个叫做豷（yì），父子三人不修德政，只喜欢战争，消灭了斟灌氏和斟寻氏。靡收集了两国的遗民，带着他们起义，消灭了寒浞，杀死了浇和豷，有穷氏从此就灭亡了。”
　　魏绛说到这里，偷偷看了晋悼公一眼，只见他眉头紧锁，若有所思的样子，于是继续说：“后羿身居帝位，贪恋着打猎，忘记了国家的大事，想到的只是飞禽走兽，所以亡国灭种，后人要引以为鉴啊！”
　　顺便插一句，晋悼公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猎。魏绛这番话，一语双关，既是以禽兽比喻山戎，建议晋悼公不要将精力放在山戎身上；又是教育晋悼公正确对待自己的爱好，以国家大事为重。
　　晋悼公沉吟半晌，道：“那依你之见……”
　　“与其伐戎，不如和戎。”
　　“和戎？”晋悼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和戎这个词。在后世的历史中，和戎逐渐演变成对少数民族妥协的代名词，这恐怕是魏绛始料不及的。
　　“是，和戎有五利。”魏绛说，“第一，戎狄部落都是游牧民族，他们逐草而居，重视财物而轻视土地，可以通过收买来获得他们的土地；第二，和戎之后，边境和平，人民安居乐业，可以专心发展农业生产；第三，山戎臣服于晋国，是一件震动天下的大事，有利于在诸侯之间树立晋国的威信；第四，以德服人，安抚戎狄，无需动用武力，可以节省开支，减少流血；第五，您以后羿为前车之鉴，重视德政，远方的人们会前来归顺，邻近的国家也会服从领导。请您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晋悼公说：“寡人很高兴听到您的见解，就照您的意思办！”于是命魏绛与无终等山戎部落会盟，同时致力于修整国政，治理百姓，打猎也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安排在农闲时节进行。
　　事实证明魏绛的和戎政策是正确的。通过和戎和修整国政，晋国一方面增加了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获得了更高的国际威信。公元前568年夏天，晋悼公终于等来了一个他盼望已久的人——吴王寿梦的全权特使寿越。
　　寿越向晋悼公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就前年吴国没有参加鸡泽之会表示歉意；二是希望与中原诸国加强合作，成为晋国的正式盟国。
　　晋悼公大喜过望，给予寿越很高的礼遇。同年九月，晋、齐、鲁、宋、陈、卫、郑、曹、莒、邾、滕、薛、鄫等国诸侯与吴国的寿越在戚地会盟。会后，晋悼公以盟主的身份，命令各国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帮助陈国抵抗楚国的入侵。
　　就在晋悼公大会诸侯、建立起规模空前的国际同盟的时候，楚共王悄悄改变了策略。他一面命令部队保持进攻态势，一面派人给陈国新任君主陈哀公送去一封信。
　　“自先君庄王入陈以来，陈国与楚国历年友好，何故突然背叛寡人，以至于两国刀兵相见，生灵涂炭？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事到如今，我们也就实话实说了。”陈哀公回复，“陈国之所以背叛，实在是逼不得已，因为贵国令尹贪得无厌，总是向陈国索取大量的财物，我们不堪重负，才出此下策啊！”
　　“什么？”楚共王大吃一惊。他马上派人秘密调查公子壬夫，结果比他想象的更严重。原来公子壬夫的手不只是伸向陈国，但凡楚国的盟国，都不同程度地被他勒索过财物。“原来我们只要向楚王纳贡，令尹上台后，我们不但要向楚王纳贡，还要向令尹纳贡，负担却不只增加了一倍。为什么？因为令尹拿得比楚王还多。”
　　“那你们为什么不及早向楚王报告呢？”
　　“谁敢得罪令尹啊？搞不好，他编织一个罪名，楚国大军就杀到我们的土地上了，我们只能委曲求全！”
　　事情查明之后，公子壬夫被判以极刑，立即执行。
　　说句题外话，令尹在楚国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因为勒索别国的财物，说杀就杀了，可见楚共王对官员的腐败是持“零容忍”态度的。事实上，但凡智商正常的封建君主，对于属下的贪赃枉法行为总是难以容忍，因为他们都清楚，这种行为会严重危害自己的统治，甚至导致国破家亡；相对而言，那些被称为“公仆”的职业官僚，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就大很多，因为国家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也只是匆匆过客，没有必要那么在意。
　　公子壬夫死后，楚共王的弟弟公子贞接任令尹。此时，晋悼公亲自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集结完毕，正在前往陈国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士匄（gài）哀叹道：“现在去已没用了，陈国必定会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人杀死公子壬夫而立公子贞，就是要改变对陈国的政策。陈国紧邻楚国，远离晋国，楚军朝发夕至，陈国人敢不听从楚王的号令吗？依我看，现在占有陈国只是一个梦想，还不如放弃！”
　　公元前568年冬天，诸侯联军抵达陈国，开始部署陈国的防务。楚共王无视联军的存在，派公子贞带领楚军向陈国进军。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略抗衡，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人多势众，而公子贞率领的楚军占有地利之便。双方虽然来势汹汹，却都不敢轻举妄动。对峙了十来天之后，眼看年关将近，双方都感到没有必要硬撑下去，不约而同地撤军回国。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战争，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对于晋悼公来说，这个结果并不坏。在对待陈国的问题上，他和韩厥、士匄等人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如果不能一战将楚国彻底打垮，那任何局部的胜利的意义都不大。换而言之，陈国始终是楚王嘴边的肉，谁也抢不走。因此，发动诸侯保卫陈国，更多是一种姿态，是为了体现晋国作为霸主责任，也是为了让陈国至少不那么死心塌地跟着楚国走，时不时给楚国制造一些小麻烦。
　　从陈国撤回来之后，晋军进行了一项重大的人事调整。中军元帅韩厥因为年事已高，向晋悼公提出辞职，要求退居二线。按照子承父业的传统，晋悼公打算立韩厥的长子韩无忌为卿，接任中军元帅。然而韩无忌自幼患有残疾，腿脚不太方便，他委婉地拒绝了晋悼公的好意，说：“诗上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说‘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请您考虑我的弟弟韩起吧，他为人宽厚，作风正派，适合担任军职。”
　　“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见于《诗经·国风·行露》一诗，原来的意思是一女子与一男子相爱，男子要她趁夜前来相会，女子遵守礼法，不敢前去，所以回答说：“难道我不想朝朝暮暮和你在一起吗，奈何道路上的露水太多啊！”韩无忌以这句诗为比喻，告诉晋悼公自己身体不便，不能早出晚归地工作，恐怕耽误国家大事。而“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见于《诗经·小雅·节南山》一诗，意思是自身有疾，不能躬亲办事，则不能获得大众的信任与认可。
　　晋悼公也是饱学之士，一听就明白韩无忌想说什么。他同意了韩厥的辞职，提拔荀罃为中军元帅。同时认为韩无忌宅心仁厚，真实可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干脆任命他担任了首席公族大夫，负责公族的作风建设。
　　公元前566年冬天，楚国令尹公子贞再度出兵陈国。陈国现在成了楚国人牵着晋国人的鼻子走的工具。为了维护霸主的权威，晋悼公不得不发动诸侯“抗楚援陈”，一大群公啊侯啊伯啊子啊顶着凛冽的寒风，聚集到郑国的鄬（wéi）地，与楚军形成对峙之势，为陈国撑腰打气，史称“鄬之会”。
　　作为鄬之会的东道主，郑僖公自然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但是，郑僖公还没见到列位诸侯，就死在路上了。
　　杀死郑僖公的人，是他的厨子。指使厨子的人，则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公子騑。按照《左传》的说法，公子騑之所以要杀郑僖公，是因为郑僖公这个人过于无礼。
　　郑僖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曾与公子喜一道出访晋国，在晋国人面前对公子喜很不尊重；又曾与子丰出使楚国，对子丰也有无礼之举。公子喜和子丰都是郑穆公的儿子，按辈分是郑僖公的祖父辈，郑僖公当着外国人的面对他们无礼，还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次参加鄬之会，公子騑负责辅佐郑僖公，郑僖公无礼的毛病又犯了，当着一干随从的面对公子騑大呼小叫。连身边的侍卫都看不下去了，提醒他不能对执政大臣无礼，他还是不听；侍卫一再劝谏，他干脆命人将侍卫拉出去砍了脑袋。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騑下决心除掉这个无礼之徒，所以买通了郑僖公的厨子，在他的饭菜中下了毒。
　　郑僖公死后，公子騑等人奉年仅五岁的大子嘉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简公。同时派人到鄬地向晋悼公报告，说郑僖公死于虐疾了。然而，据后人推测，公子騑杀郑僖公，其实并非为了他的无礼，而是一桩政治谋杀。前面说过，郑成公感念楚共王的救援之恩，临死的时候交代公子騑要继续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后来晋国采取威逼政策，修筑了虎牢关，迫使郑国向晋国屈服。郑僖公本人对于楚国并无好感，投靠晋国之后，积极参加了晋悼公主导的几次国际行动。公子騑却牢记着郑成公的遗嘱，还想着再度回到楚国的怀抱，因此才杀死了持不同政见的郑僖公——这种推测并非全无道理。
　　东道主虽然不与会，鄬之会一开始仍然很热闹，但是到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搞得各位诸侯兴味索然，以至于会都开不下去：陈哀公不辞而别，跑回陈国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鄬之会就是为了救援陈国而来的，被救的人怎么能够一声不吭就跑了呢？
　　原来，在“入晋”还是“入楚”这个问题上，陈国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陈哀公在鄬地听从晋悼公的号令，国内的大臣庆虎和庆寅却有了异心，他们暗中串通楚国人，将陈哀公的弟弟公子黄骗到楚国囚禁起来，然后派人向陈哀公报告：“楚国人已经抓走了公子黄，现在国内群臣无主，您再不回来，恐怕发生内乱，有人会趁机夺权了。”
　　陈哀公听到这个消息，来不及收拾行李，连夜跑回了陈国。晋悼公开始很生气，想想也就释然了，诚如当年韩厥所言，晋国的实力不足以降服楚国，与其因为陈国而被楚国牵着鼻子走，隔三岔五地发动诸侯来抗楚援陈，倒不如顺水推舟，就此解散诸侯联军，放弃对陈国的责任——逃跑的是陈哀公，不是晋悼公，这个责任应该由陈国来承担，无损于晋国的威望。
　　公元前565年春天，即位八年的鲁襄公第三次来到晋国的首都新田，朝觐了晋悼公。这一年，鲁襄公才十三岁，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来往奔波于山东与山西之间，还要小心翼翼不能说错一句话，这个国君做得一点也不轻松。
　　前段时间，我偶然看到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元首争先恐后地来到北京朝见红太阳。虽然当时的中国也同样贫穷，绝大部分人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些亲王、总统和首相却受到了贵宾级的款待，他们不但吃得好喝得好，被带到全国各地去免费旅游，临走的时候还要带走一大笔无偿捐助的资金或物资。呵呵，如果鲁襄公知道这些，肯定会哀叹同人不同命，因为他所享受到的待遇，无非是在晋侯的朝堂之上吃上一顿羊肉，喝上两口醴（lǐ）酒，而且不是免费的——事实上，吃完这顿并不丰盛的晚餐之后，他必须恭恭敬敬地坐在晋悼公的下首，“且听朝聘之数”。
　　所谓朝聘之数，就是诸侯每年贡献给霸主的财物，换一种说法，就是保护费。按照周礼的规定，这笔费用本来应该交给周天子的，可是自从周平王东迁，霸主政治兴起，大伙便与时俱进，将它交给霸主了。从数量上看，这笔费用绝对不是小数，而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四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69年，鲁襄公在仲孙蔑的辅佐之下第二次朝觐晋悼公，向晋悼公提出一个要求，将鲁国附近的鄫国变成鲁国的附庸。晋悼公不答应，仲孙蔑说：“寡君周围，强敌环伺，但仍然矢志跟随晋国，只要晋国提出要求，我们总是想尽办法满足，不敢有丝毫马虎。这些年来，您的官员总是不时来到鲁国要求出人出钱，全然不顾鲁国面积狭小，产出不丰，无法满足需求。请您考虑鲁国的难处，将鄫国交付给鲁国管理，寡君多少能减轻一些负担，那就感恩不尽了。”言下之意，大鱼吃小鱼固然天经地义，小鱼也要吃虾米填饱肚子，才能满足大鱼的胃口啊！
　　公元前565年五月，晋国在邢丘召开国际会议，专题讨论“朝聘之数”的问题，并且形成了决议，第一次将各国每年应该交给晋国的财物数量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根据会前通知，各国都是派卿大夫这一级的代表来参加会议，唯独郑国的国君、年仅五岁的郑简公亲自到会，而且给晋悼公献上了一份厚礼——几百名用绳索系成一串的蔡国俘虏。
　　原来，郑僖公被谋杀之后，他的几个儿子联合起来，准备杀死公子騑，为郑僖公报仇。然而保密工作没做好，公子騑事先得到了情报，先下手为强，将他们都杀了。为了稳定郑国的政局，转移国内矛盾，这一年四月，司马公子发带兵入侵了楚国的盟国蔡国，大获全胜，还俘获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
　　捷报传到新郑，整个新郑城都沸腾了。自郑庄公去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来，郑国一直在几大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而且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然而，一百多年来，郑国人屡有惊人之举，不但能将宋国、许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多次在局部战场上打败晋、楚两大强国。这一次对蔡战争取得空前的胜利，再度点燃了郑国人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去迎接凯旋的战士。
　　满城狂热中，只有一个年轻人愁眉不展，那就是公子发的儿子公孙侨。他不但不祝贺公子发取得的赫赫战功，反而说了一句很丧气的话：“小国没有文德，却有武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了。如果楚国兴兵前来问罪，我们能够不屈服吗？屈服于楚国，晋国的军队又要来了。晋、楚交相讨伐郑国，自今以后，郑国至少有四五年不得安宁了！”
　　公子发大怒：“你个小屁孩知道什么？军国大事，自有大臣去管，小孩子胡说八道，必定惹祸上身！”
　　正好晋悼公在邢丘召开国际会议，包括公子发在内的郑国众卿想在各国代表面前炫耀郑国的武功，于是有了郑简公向晋悼公“献捷”这一出戏。
　　顺便说一句，公孙侨字子产。在中国的历史上，“子产”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甚至有人将他称为“春秋第一人”，置于孔夫子之上。关于子产的故事，以后还会详细讲到，在此不多说。
　　不幸被子产言中，郑国攻击蔡国的行为使得楚共王大为震怒。同年冬天，楚共王派公子贞带兵入侵郑国。
　　楚国大军一出现在郑国的地面上，郑国内部就产生了矛盾。公子騑和公子发等人主张“从楚”，也就是屈从于楚国的压力；而公孙虿（chài）和公孙舍之等人主张“待晋”，也就是等待晋国的救援。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
　　公子騑说：“人生百年，难道能够等到黄河清澈的那一天吗？总是算卦问卜，无非是给自己编织罗网。一件事情如果有太多人参与讨论，就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难以成事。现在楚军攻势甚猛，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还是先屈从楚国，缓解人民的痛苦吧！如果晋军来到，我们大不了又屈从于晋国。恭恭敬敬地准备好财礼，谁来就奉献给谁，这是小国的生存之道啊！”
　　公孙舍之反驳说：“小国对待大国，最重要就是一个信字。小国不守信义，兵乱随时会到来，离灭亡也就不远了。这些年间，郑国先后参加了晋国主办的五次会盟，好不容易建立起信任，今天却要背信弃义，就算有楚国作我们的后盾，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楚国亲近郑国，无非是把郑国当作其边境的县邑，还不如晋国。现在的晋国，国君圣明，四军完备，八卿和睦，必定不会抛弃郑国。而楚军劳师袭远，军粮不济，很快就要打道回府，有什么好怕的？”
　　在公子騑的坚持下，郑国还是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再次倒向楚国，并且派大夫王子伯骈到晋国通报情况，对晋悼公说：“您命令敝国，‘修整车乘，动员部队，讨伐不义’。蔡国不服从您的领导，敝国不敢坐视不理，倾全国之力去攻打他们，俘获了司马公子燮，送到邢丘。今天楚国来讨伐我们，说：‘你们为什么攻打蔡国？’接着又烧毁了新郑城郊的堡垒。我们的国民，不分男女，无暇闲坐，相互救助。一旦楚国大军入城，玉石俱焚，那些死亡的人们，不是父兄，就是子弟，人人悲痛，不知向谁哭诉。人民都要求与楚国和谈，寡君和两三位重臣不能禁止。以上实情，不敢不来相告，请一定体谅我们的难处。”
　　郑国人历来以善于辞令而著称，晋悼公不想和王子伯骈饶舌，派中军元帅荀罃简单地答复道：“贵国受到楚国的入侵，也不派一个人到晋国来报信，就已经和楚国签订了和约。这显然是你们的国君早就预谋好的，老百姓哪有胆量违抗国君的意志？寡君只能率领诸侯到新郑城下与你们相见了，请做好准备！”
　　【晋国的“车轮战”】
　　晋悼公说一不二，王子伯骈还没回到新郑，晋国的使者便驾着马车，向各同盟国飞驰而去。中军副帅士匄奉命出使鲁国，一方面答谢这年春天鲁襄公亲自到晋国朝觐，一方面向鲁国通报将要进攻郑国的有关事宜。
　　鲁襄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招待士匄，季孙行父的儿子季孙宿（此时季孙行父已故）担任礼傧。在这次宴会上，士匄赋了一首《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是一首爱情诗，描写了一位采梅的女孩希望心上人不要辜负青春、快快来求婚的心情。士匄寄望鲁国及时出兵，协助攻打郑国，因此有此一赋。
　　季孙宿自然明白其中的含义，说：“如果以草木来比喻，晋侯就是那花与果实，寡君则是花果的香味。鲁国欢欣鼓舞地接受贵国的命令，闻风而动，不敢有任何延误。”
　　士匄大为感动，又念了一首《角弓》，其中有“骍（xīng）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这样的句子，意思是晋鲁本是兄弟之国，要加强联系，不要互相疏远。
　　宴会结束，士匄再次拜谢鲁襄公的款待，即将离席的时候，季孙宿回赠了一首《彤弓》：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彤弓弨兮，受言载之。我有嘉宾，中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酬之。〗
　　彤弓即红色的弓，是天子用来赏赐有功的诸侯的礼物。季孙宿在士匄面前赋《彤弓》，颇有深意。原来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打败楚军，在衡雍向周天子献功，天子赏赐给他彤弓一百张，被晋国人视为莫大的荣耀。士匄怎么会听不出这是在拍晋国的马屁？当下说：“我士匄乃是先君任命的守护彤弓的官员后裔，哪敢忘记职守，一定辅佐寡君将文公的霸业发扬光大！”
　　这边厢，晋鲁两国在曲阜眉来眼去，互诉衷肠；那边厢，楚国人也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公元前564年夏天——秦景公大夫士雃（jiān）出使楚国，向楚共王通报了一个信息：秦国将对晋国用兵，请楚国出兵呼应。
　　楚共王当然认为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自鄢陵之战以来，晋楚两国争霸再度进入相持不下的拉锯战，双方都找不到很好的突破口来给对方沉重一击。现在秦国人主动要寻晋国人的晦气，教楚共王如何不高兴？他马上将重臣召集起来开会，商量出兵讨伐晋国的事。
　　“鄢陵之战中，我军败给晋军，寡人也被射瞎一只眼睛，至今引以为憾，自觉愧对先君。今秦伯意欲攻晋，希望楚国出兵援助，寡人以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打算动员全军向晋国发动全面进攻，与秦伯会师于新田，饮马于黄河，不知诸位大夫对此有何高见？”楚共王的一只眼睛仍然绑着绷带，看起来有点像电影里的海盗船长，但是说话风格一如既往地谦逊，没有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群臣的意思。
　　“臣以为不妥。”令尹公子贞站起来说，“大王报仇心切，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又何尝不是？然而现在进攻晋国，时机并未成熟，我们不应该轻举妄动。”
　　“此话怎讲？”
　　“臣听说，晋侯善于用人，能够根据人的特长来安排职务，选拔人才各得其所。在他的统治之下，晋国的卿礼贤下士，大夫忠于职守，士致力于教育百姓，平民勤于农事，商贾工匠和皂隶都不想改变职业。韩厥老了，有荀罃继承执政；士匄比荀偃年轻然而能力在荀偃之上，所以让他担任中军副帅；韩起比栾厌年轻，但是栾厌、士鲂都谦让韩起，让他担任上军副帅；魏绛的功劳甚大，却认为赵武贤能而甘愿做他的副手。国君英明，臣下忠诚，上级谦逊，下级努力，这样一个晋国，我们很难与之争锋，请您还是再考虑一下！”
　　楚共王眉头紧锁，半晌才说：“令尹言之有理，今日的晋国，确实政通人和，无隙可击。可是寡人如果不响应秦伯的号召，只怕冷了秦伯的心，日后我们需要秦国帮助的时候，就很难开口了。”
　　“这个倒不难。”公子贞说，“答应他便是了。”
　　“哦？”楚共王意味深长地看了公子贞一眼，“令尹的意思是……”
　　“出工不出力。”公子贞微微一笑。
　　楚共王也微微一笑，点头表示同意。
　　同年秋天，秦国果然派兵侵袭晋国，楚共王也如约率领大军进驻武城，与秦军遥相呼应。
　　对于秦楚两国的联合进攻，晋国采取了守势。按照《左传》的说法，这是因为晋国正好处于饥荒之年，无力展开反击。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此时的晋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进攻郑国，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东方，无暇西顾，所以才对秦国采取守势。至于楚国，一看就是来打酱油的，根本没有必要担心。
　　同年十月，晋悼公率领晋、齐、鲁、宋、莒、曹等十二国联军进逼郑国的首都新郑。联军人数众多，晋悼公指挥得井井有条。荀罃、士匄带领中军，在鲁、齐、宋三国军队的协助下进攻东门；荀偃、韩起带领上军，在卫、曹、邾三国军队的协助下进攻西门；栾厌、士鲂带领下军，在滕、薛两国军队的协助下进攻北门；赵武、魏绛带领新军，在杞、小邾两国军队的协助下，负责砍伐新郑城外的树木，为攻城提供后勤和设备保障。
　　战前，晋悼公在汜水之滨发表了简短的全军动员讲话：“修缮攻城的器械，带足干粮，让老人和少年回国，病人留在虎牢，其余的勇士，随寡人围攻郑国！”
　　联军将新郑围了个水泄不通。郑国人一看，好家伙，这阵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没等攻城的器械搭好，便派了一名使者来到晋军大营，请求和谈。
　　荀偃对郑国人这一套墙头草的把戏看得太清楚了，他对晋悼公说：“不管那么多，咱们先合围，等待楚军的到来，然后一举击溃楚军。如果现在就答应郑国投降，只要咱们一转身，他们又会投向楚国的怀抱，咱们等于白来一趟！”
　　“郑国人确实不可靠，但现在寻求与楚军决战，显然不是时候。”荀罃摇摇头。多年的“楚囚”生涯，使得这位新任中军元帅对楚军的战斗力有充分的认识。他知道，现在的晋楚两国实力相当，真要打起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便某一方胜利，那也只能是惨胜。“我的意见是，同意郑国的和谈，结盟，然后收兵回国。那样的话，楚国必定兴兵讨伐郑国。我们将四军分为三部分，轮番上阵，同时抽调诸侯的精锐部队，迎击楚军。我军始终可以保持三分之二的兵力处于休整状态，将楚军拖入持久战。如果现在就与楚军决战，是以士兵的性命为代价以图一逞，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乃是先王的训导，请您三思！”
　　荀罃的策略，就是后人常说的“车轮战”，即把郑国当作一个诱饵，诱使楚国人前来决战，却又避而不战，使得楚军疲于奔命，最终自动崩溃。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办法，显然比一味蛮干高明。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将对郑国很不利。当时在场的诸侯都不想打仗，自然也不会站在郑国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纷纷对荀罃的建议表示支持。同年十一月，诸侯与郑国在戏地（地名）签订了城下之盟。
　　盟誓的那天，郑国的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趸、公孙舍之，以及各位大夫、各大家族的嫡长子都跟随着郑简公参加了仪式，以示隆重。晋国的士弱负责宣读盟书，内容为：“从今而后，郑国如果不唯晋国之命是听，有如此盟！”
　　盟书签字之后，要投入河中或埋入地下。“有如此盟”的意思是，如果违反盟约，则不得好死。这其实就是要郑国宣誓效忠晋国，矢志不渝了。
　　公子騑代表郑简公宣誓。他向前走了两步，不紧不慢地说：“我谨代表郑国盟誓——天降祸于郑国，使之不幸处于两个大国之间。大国不以德服人，而总以武力相威胁，导致郑国的鬼神不能安享祭祀，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男女都辛苦瘦弱，而且无处申告。今天盟誓之后，郑国如果不服从强大而有礼的国家，而怀有二心的话，亦有如此盟！”
　　这话的意思，谁对郑国好，而且有保护郑国的实力，郑国就听谁的话，很有点“有奶就是娘”的味道。荀偃闻言大怒，左手按住剑柄，挺起身子说：“不行，你说的不算，改盟书！”
　　公子騑冷冷地盯着荀偃，一言不发。会场上空气骤然紧张，只听到风吹大旗，猎猎作响。公孙舍之也向前走了两步，站在公子騑身后，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声音说：“誓词已经昭告天神，如果可以改的话，大国也可以背叛！”
　　前面说过，在“从楚”还是“待晋”的问题上，公子騑与公孙舍之意见相左，公子騑主张臣服于楚国，而公孙舍之倾向于投靠晋国。但是在这个决定郑国命运的时刻，公孙舍之完全抛弃了意见的纷争，坚定地站在公子騑的身边，共同维护国家的尊严，是值得称道的。
　　荀罃见气氛不对，用手肘轻轻撞了一下荀偃，低声说：“是我们违背了道德，用盟约来要挟人家，这难道合于礼义吗？不合礼义，又凭什么主持盟会呢？事到如今，姑且接受郑国的盟书。回国之后，咱们加强品德修养，提高部队战斗力再来，最终还是会获得郑国，何必一定要在今日？我们没有品德，连自己的国民都将抛弃我们，岂止郑国？如果修德和睦，远方的人民都会前来依附，区区一个郑国又算得了什么？”于是出面打圆场，与郑国人歃血为盟，完成了签约仪式。
　　这次在历史上被称为“戏之盟”的和平谈判，虽然举办得极其隆重，但双方都没有任何诚意。郑国人虚与委蛇，无非是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晋国人假装大方，不过是想把郑国当作一颗棋子。晋悼公兴师动众而来，一无所获而归，越想越觉得窝囊，干脆在回国途中顺手牵羊，打劫了郑国的几座小城市，算是给自己找回了一点心理平衡。
　　诸侯联军在阴口（地名）解散，各自回国。鲁襄公前去向晋悼公告别，晋悼公就在黄河岸边设下宴席，招待鲁国君臣。席间晋悼公问起鲁襄公的年龄，季孙宿回答说：“沙随之会那年，寡君刚刚诞生。”沙随之会是在公元前575年，也就是鄢陵之战那一年。晋悼公掰着指头一算，感叹道：“那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这叫做岁星的一终啊！”
　　古人以星辰纪年，将木星视为岁星，认为木星公转一周需要十二年，所以晋悼公有此一说。“国君十二岁举行冠礼（成人礼），十五岁可以生儿育女，这是先王制定的礼法。您今年已经十二岁，可以举行冠礼了，如果不嫌弃的话，寡人愿意为您主持冠礼。”晋悼公说着，转过头问季孙宿：“大夫意下如何？”
　　季孙宿很为难。不答应吧，拂了晋悼公的好意，怕他不高兴；答应吧，等于承认了晋悼公是鲁襄公的长辈，鲁国的颜面何存？“君侯亲自主持冠礼，那是寡君的荣幸。”也是急中生智，他朝着晋悼公深深作了一个揖，“只不过国君举行冠礼，必须要撒香酒于地，以金石之乐伴奏，而且要在先君的宗庙中进行，这也是先王明文规定的。”
　　这话说得在理，晋悼公没法反驳，只能悻悻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冠礼事体重大，不可轻率而为。”
　　“虽然如此，君侯的美意，寡君心领了。回国之后，我们马上为寡君安排冠礼……不，不能等到回国，在路上就要把这件事给办了。卫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卫国的宗庙也可以说是鲁国的宗庙，我们路过卫国的时候，就借他们的宗庙为寡君举行冠礼，您看如何？”
　　领导者最喜欢的就是下属这种吭哧吭哧的办事态度了。晋悼公满意地点点头，将刚才的不快抛到了脑后。
　　果然，鲁襄公在回国的途中经过卫国，就借卫国的宗庙举行了冠礼，并及时派使者向晋悼公汇报了有关情况。
　　晋悼公前脚刚走，楚共王后脚便到。戏地之盟结束不到一个月，楚国大军抵达了新郑城郊。可怜的郑国，有如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公子騑没有任何多余的考虑，决定与楚国结盟。这种随风摆柳的态度连他的同僚都不太能接受，公子嘉、公孙趸就表示了自己的疑虑：“咱们不久前才和晋国盟誓，嘴上涂抹的鲜血还没干，就背弃盟约，这样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公子騑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忘了，我们的盟书上说，唯强大而有礼的国家是从。现在楚军来了，晋国又不来相救，楚国就是这个强大的国家嘛。盟书上的誓词，怎么可以背弃呢？再说了，城下之盟本来就没有诚意，鬼神都懒得管，我们就算背弃盟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公子嘉和公孙趸虽然觉得不妥，但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公子騑。
　　郑国于是派人向楚军请求和谈。楚共王派公子罢戎进入新郑，在一个叫中分的地方与郑国君臣举行了会盟。
　　中分之盟和戏地之盟一样，也是城下之盟，并不代表郑国真心实意地臣服于楚国。楚共王也知道这一点，因此计划在郑国呆一段时间，摆平郑国的事务。不巧的是，恰在此时，国内传来了楚庄王夫人（楚共王的生母）病逝的消息。楚共王是个孝子，连忙带着部队返回楚国为老太太送终去了。
　　中分之盟的消息传到新田，晋悼公仅仅是“哦”了一声，不置可否。对于他来说，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没什么好惊奇的。再加上他正在国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也无暇东顾，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得郑国人去脚踩两只船了。
　　晋悼公的休养生息政策，主要有四点：
　　一、大力发展工商业，加强商品流通——晋商闻名于世，在春秋时期已现端倪；
　　二、减轻赋税，放宽限制，国家不与民争利——没有贪婪的国家，就没有贪婪的百姓，晋国的社会日趋和谐；
　　三、消减政府开支，国君举行祭祀和祈祷的时候，用财帛代替牲口；招待宾客只用一种牲畜，不添置新的器物；车马服饰只求够用，不求奢侈；
　　四、采纳魏绛的建议，举行大规模的慈善活动，自国君以下，全国贵族都拿出自己的积蓄来救济穷人——不通过红十字会，也不通过其他什么会，效果自然不错，据《左传》记载，那些年晋国基本消灭了穷困人口（无困人）。
　　由于晋悼公的德政，晋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持续上升。公元前563年春天，晋国又迎来了外交史上的一大盛事，晋悼公与齐、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各国诸侯在柤（zū）地（地名）与吴王寿梦举行了会盟。这也是寿梦第一次亲临国际舞台，对于急于倚重吴国牵制楚国的晋悼公来说，其意义自不待言。当然，为了寿梦的出席，晋悼公也是煞费苦心，甚至可以说是委曲求全——柤地在今天的邳州附近，离吴国的首都甚近，离山西甚远，晋悼公实际上是带着一大群诸侯不远千里到吴国附近来屈就寿梦啊！
　　柤地会盟结束之后，各国诸侯并没有马上回国。荀偃和士匄建议：“打下偪（bī）阳，把它送给宋国向戌做封地。”
　　偪阳是柤地附近的妘（yún）姓小国，与晋国素来无冤无仇，荀偃和士匄为什么要消灭偪阳，而且要送给向戌呢？理由可能有三：
　　第一，诸侯远道而来，如果仅仅是和寿梦见一面，未免太小题大做，不但浪费资源，晋国的脸上也无光，不如打下偪阳，聊以自慰；
　　第二，偪阳既然就在柤地附近，离吴国也必然不远，消灭偪阳也是为了向吴国展示中原的武力，警告吴国不要太过狂妄；
　　第三，这些年来，宋国唯晋国的马首是瞻，而向戌是宋国的重臣，为晋宋两国的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荀偃想给他送一份厚礼，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荀偃和士匄满腔热情，中军元帅荀罃却不怎么感冒，说：“偪阳城小而坚固，打下来也没什么武功，打不下则成为天下的笑柄，何必没事找事呢？”
　　荀偃和士匄坚持要打，而且直接找到晋悼公。晋悼公也觉得就这样回国未免太不够意思，就批准了两人的建议。
　　同年夏天，诸侯联军包围了偪阳。果如荀罃所言，偪阳城虽小，城防却极其坚固，联军进攻了数次，都是无功而返。
　　战斗过程中，鲁国的三位勇士给诸侯留下深刻的印象。仲孙蔑的家臣秦堇父用人力拉了辎重车抵达战场，偪阳人以为有机可乘，打开城门出来抢车，联军将士趁机发动进攻，有一小部分人冲进了城内。城上的守兵见状，连忙把悬起的闸门放下，准备关门打狗。在这个关键时刻，只见一位壮汉冲到门下，双手一举，将重逾千斤的闸门稳稳接住，并且高举过头顶，直到冲进城内的将士都逃出来才放手。
　　这位壮汉就是鲁国郰（zōu）县的县长叔梁纥（hé）。叔梁是字，纥是名，按照当时的习惯，名字连读，因此叫做叔梁纥。叔梁纥的祖上，就是当年被华父督杀死的宋国司马孔父嘉。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他的后人逃到鲁国之后，就以孔为氏，建立了鲁国的孔氏家族。据《史记》记载，叔梁纥力大无穷，在战场上英勇无敌，获得无数喝彩；平时的行为也很风骚，曾经在野地里遇到一位颜氏女子，两人兴之所至，情难自控，就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发生了关系。完事之后，叔梁纥拍拍灰尘就走了，全然不知道这次野合竟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十个月后，颜氏女子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取名为丘，字仲尼。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个男孩应该被叫做仲尼丘，可是后人一般把他称为“孔子”或者“孔夫子”。
　　除了秦堇父和叔梁纥，还有一位勇士在偪阳城下表现出色。此人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叫做狄虒（sī）弥，或者叫做狄斯弥，是鲁国的步兵头目。他举起一只大车轮，用皮甲蒙住，做成一个巨大的盾牌。左手举着车轮，右手挥舞着长戟，领着一百来人在战场上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仲孙蔑赞叹道：“这就是所谓的虎贲之士啊！”
　　然而，联军的虎贲之士也不能破坏偪阳的城防。凭借着高垒深沟，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偪阳守军甚至仍有心情调戏鲁国的勇士，他们将一块长布从城头悬下，秦堇父看到了，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长布就往上爬，眼看要爬到城堞了，守军突然砍断布匹，秦堇父狠狠地摔到了地上，晕厥过去。守军又将布悬下来，秦堇父刚刚苏醒，又抓住长布登城，守军又砍断布匹。如此反复了三次，秦堇父仍然斗志不减。连守军都被这种打不死的精神震撼了，他们向秦堇父表示敬意，不再将长布悬下。秦堇父就带着那几匹断布回到了联军大营，而且将这些布做成衣带，戴在身上巡示各军三日，以夸耀自己的勇气。后来仲孙蔑就任命秦堇父担任了自己的戎右护卫。
　　偪阳久攻不下，联军内部产生了动摇。荀偃和士匄感觉无可奈何，跑去对荀罃说：“雨季很快就要来了，恐怕冲毁道路，断了归路，请您命令班师回朝吧。”
　　荀罃随手抓起一具弩机，向这两个人扔去，还好他们反应快，躲闪及时，弩机从两人之间飞过，没伤着人。“你们打下偪阳，献给向戌，然后再来告诉我。”荀罃怒气冲冲地说，“当时我不想内部矛盾激化，影响部队士气，才同意你们的建议。你们已经使国君劳累，而且发动了诸侯的军队，又把我这老头拉进这场战争，现在却放弃进攻，还要我来下命令撤军，这是将罪责归到我头上。等到回国之后，你们就会说，‘如果不是荀罃下令班师，城就拿下来了。’我这把老骨头，能够承担这么大的罪责吗？给你们七天时间，不拿下偪阳，就拿你们的脑袋问责！”
　　荀偃、士匄被骂得狗血淋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们亲自带领部队发动进攻，自己冲在最前面，不避箭矢，终于在四天之后攻下了偪阳，而且将城池交给向戌。向戌却不敢接受，说：“如果承蒙君侯安抚宋国，用偪阳来增加宋国的领土，我就安心了；如果将偪阳赏赐给我，那不是我利用诸侯的军队来求得封地吗？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晋悼公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把偪阳送给了宋平公。
　　宋平公受宠若惊。晋军回师途中，经过商丘附近的楚丘，宋平公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晋悼公，并且以命人跳桑林之舞来助兴。
　　桑林之舞是商朝的天子之乐，宋国是商朝遗民之国，所以获准沿用。宋平公以桑林之舞来招待晋悼公，自然是最高规格的礼遇，却同时也是“非礼”的行为——严重超标了。宋平公谨慎，曾专门就这件事征询晋国人的意见。荀罃明确表示反对，荀偃和士匄却认为可以，理由是：“诸侯之中，只有宋国和鲁国可以用天子之礼乐，这是经过王室批准的。鲁国以周天子的礼乐招待贵宾，宋国以桑林之舞招待我们的国君，有什么不可以呢？”
　　宋平公听了，赶紧附和了一句：“晋侯领袖群伦，劳苦功高，这桑林之舞不献给他，还能献给谁？”
　　话说到这个份上，荀罃就算心里反对，也不好再坚持己见了。傻瓜才会在领导的待遇问题上较劲！他默默地看了荀偃和士匄一眼，对宋平公说：“客随主便，就按照您的意思办吧。”
　　桑林之舞果然非同凡响。宴会举行到一半的时候，只见宋国的宫廷乐师长挥舞着五色彩旗，指挥乐队载歌载舞地走进来。那音乐轻快而古雅，舞蹈则充满了力量和庄重之感，晋国人看了，由衷赞叹商文化的源远流长。
　　乐师长来到晋悼公席前舞了一回，这是向尊贵的客人表示敬意。晋悼公含笑答礼。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晋悼公的笑容突然僵住，脸色也变得苍白，以手遮眼，在内侍的搀扶下离开宴席，退到了后室。
　　荀偃连忙跟进去，很快又退出来，快步走到宋平公跟前，附在他耳朵边说了几句话。宋平公正目瞪口呆呢，听了荀偃那几句话，才算是回过神来，命令乐师长：“速将彩旗去掉！”
　　彩旗去掉之后，桑林之舞继续。晋悼公显然也恢复了正常，又走出来在自己的席位上就坐，欣赏完桑林之舞之后才离场。
　　晋悼公回到晋国，还没进入新田，就突然病倒了。群臣将卜官找来一算，原来是桑林之神在作怪。卜官说：“桑林之神说，晋君不过是个侯，怎么能够享用天子的礼乐呢？太狂妄了，太狂妄了！”
　　荀偃和士匄一听就紧张了，对荀罃说：“这事因我们而起，我们这就回宋国去向桑林之神祷告认罪，就算赔上自己的性命，也要换回主公的平安。”
　　“没必要。”荀罃淡淡地说，“当时我已经代表晋国辞谢过，宋国仍然要用桑林之舞，责任不在晋国。如果真有桑林之神，也不应该惩罚主公，而应该惩罚宋公。”
　　果然，不久之后，晋悼公就康复了。
　　晋悼公的病究竟是否与桑林之神有关，已经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经历了这次怪病之后，晋悼公变得更加谨慎了。他在晋国的祖庙——武宫举行了献俘仪式，将偪阳的国君称为夷人俘虏，又请周朝的史官选择了一部分偪阳人的后裔，让他们住在晋国的霍人（地名）。
　　晋悼公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怕偪阳人的祖先在冥冥之中施加影响，同时也是请自己的祖先保护自己吧。不管怎么样，离头三尺有神明，人保持适当的敬畏之心，才显得更有“人味”，不至于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来。
　　【墙头草的生存技巧】
　　前面说过，晋楚争霸，诸侯皆苦，最苦是郑国。郑国苦就苦在地理位置太特殊，不但是中原的心脏，而且在天子脚下，谁控制了郑国，谁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优势。因此，郑国成为了两国争夺的焦点，两面不讨好，做人也不是，做鬼也不是。
　　公元前563年六月，楚国令尹公子贞和郑国的公孙辄联合出兵讨伐宋国，一直打到商丘的北门。
　　这个时候，晋军的主力在荀罃的率领下，正在进攻秦国，以报复去年秦国的入侵行为。晋悼公无暇东顾，便派使者到卫国，请卫国出兵救援宋国。卫献公不敢怠慢，亲自带兵驻扎到襄牛（卫国地名），摆出一副出国作战的姿态。
　　公子贞得到消息，向新郑派出了一位使者，命令郑国主动出击，讨伐卫国。这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命令，因为郑国已经派部队跟随楚军进攻宋国了，再派部队讨伐卫国，等于两线作战，国家财力和人力都难以负担。郑国的诸位大夫就此召开国务会议，公孙舍之说：“那就讨伐卫国吧，否则楚国就不高兴了。我们已经得罪了晋国，现在又得罪楚国，国家将要往何处去呢？”
　　公子騑说：“唉，我国也实在是太困难疲惫了。”
　　公孙舍之说：“得罪两个大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困难疲惫，总比灭亡好吧？”
　　诸位大夫一合计，也只能这么做了，于是派皇耳带兵入侵卫国，结果在犬丘（地名）中了卫国人的埋伏，皇耳被俘。
　　同年七月，公子贞和公孙辄从宋国移师东向，侵略了鲁国的西部边境。返回的时候，又攻克了宋国的萧城。
　　同年九月，公孙辄挥师向北，横扫宋国北部地区，打得宋国人闭门不出。由此可见，郑国虽然困难疲惫，对付宋国却是绰绰有余，郑军的战斗力确实是非同小可。
　　但是，对于郑国卖力为楚国作战的行为，鲁国的仲孙蔑很不以为然，他说：“郑国穷兵黩武，恐怕将有灾难了。天下未乱之前，王室尚且不堪屡屡用兵，何况郑国？如果有灾难，它的三位执政难逃一劫。”
　　郑简公年幼，所谓“三位执政”，是指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
　　同年秋天，晋悼公召集诸侯讨伐郑国，联军进驻郑国的牛首（地名）。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国内部的矛盾凸显出来。公子騑与大夫尉止素来不和，在调兵遣将抵御联军入侵的时候，公子騑故意减少尉止属下的兵车数量。尉止主动出击，俘获了一些联军士兵，公子騑又不给他报功，而且挑毛病说：“你乘坐的战车超出了规格！”以此为由，不让尉止去宗庙献俘。
　　从公子騑在历史上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曾经为郑国立下赫赫战功，在重大外交场合也能够据理力争，维护国家的尊严。但是，这个在大事上毫不含糊的人，在小事上却极其糊涂，因为作风霸道而得罪了不少人。据《左传》记载，当初公子騑负责兴修水利工程，以整顿田界为名，将大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的田地强行没收，纳入自己囊中。这些家族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就暗地里与尉氏沟通，准备联合起来作乱。
　　公元前563年十月的一天清晨，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突然发难，带领数百名勇士攻入公宫，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将郑简公劫持到了北宫。公子嘉事先有预感，找借口躲在家里没有上朝，因此逃过一难。
　　公子騑的儿子公孙夏得到消息，顾不上设置警备，带着一批人从家里跑出来，冲到宫中，收拾了公子騑的尸首，然后去追叛贼。这时候，尉止等人已经在北宫安排了防卫，严阵以待。公孙夏不敢强攻，又回到家里，准备打开武库，给家臣和仆人分发武器盔甲，却发现家里的男女奴隶已经趁乱逃走了一大半，武库中的武器也多被盗走。
　　相比之下，公子发的儿子子产就要镇定得多。子产得知父亲被杀，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门口设置警卫，严禁闲杂人等出入，接着召集家臣开会，关闭武库和钱粮仓库，加派人手严加防范。做完这些事情，他再将武器盔甲发给大家，兵车十七乘，步卒一千二百余人，排成整齐的队列出来。他带着这支队伍来到公宫，先妥善收拾了公子发的尸骨，然后进攻北宫。在公孙趸和首都居民的帮助下，子产顺利进入北宫，杀死尉止和子师仆。侯晋出逃到晋国，堵女父、司臣等人逃奔宋国。
　　叛乱被剿灭之后，公子嘉成为郑国的首席执政官，他命人制作宣誓效忠自己的盟书，下令文武百官坚守岗位，停止处理一切政务，等待新的政策出台。
　　乱世当用重典，公子嘉此举本来也没太大问题。然而公子嘉素来威信不高，很多官员和贵族对他的独断专行表示反感，公开对抗。公子嘉便想杀几个人来立威，遭到了子产的反对。
　　子产说：“国家不幸遭此劫难，已经死了不少人。您刚上台就继续杀人，这不是立威，而是树敌。”
　　公子嘉说：“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子产说：“有。请您焚毁盟书，民心自然安定。”
　　公子嘉老大不乐意，说：“我要这些人签署盟书，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安定国家。如果因为有人不乐意就焚毁盟书，好比将政权交给了那些人，这叫我怎么治国啊？”
　　子产说：“众怒难犯，独裁难成。您现在想要独裁，已经犯了众怒，认为凭着几卷盟书就能够安定国家，更是自取其祸。依我看，不如焚毁盟书，显示您对大家的信任。这样您就可以安心治国，群众也得以安定，难道不好吗？”
　　公子嘉不由得多看了这个年轻人几眼，只见他仍然穿麻戴孝，脸上流露出刚刚丧父的悲伤，眼神中却透着一种平和的坚定。与他的父亲公子发相比，子产似乎更具有天生的领导才能，寥寥几句话，语速不快不慢，语气不轻不重，却令公子嘉这个长辈不得不认真思考。
　　“你说得有道理。”公子嘉最终接受子产的建议，在新郑的东南门外公开焚毁了盟书。
　　随着那一堆竹简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新郑城中的不满情绪逐渐平息下来，国家机构开始重新运作，百姓的生活也回到了正常轨道。
　　但是郑国的危机还没有解除，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仍然驻扎在郑国的土地上，对新郑构成强大的威胁。为了迫使郑国就范，晋国人故伎重演，增加了虎牢关的驻军，而且派士鲂和魏绛在虎牢关附近修筑了梧和制两座小城，用来囤积军粮和武器，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
　　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郑国人来说，改换门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公子嘉派出一名使者来到虎牢，向联军提出和谈的请求。而且，没有经过太艰难的谈判，晋国便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样一个条约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估计郑国人答不上来，晋国人也不甚了了，因为有信息表明，楚国令尹公子贞率领的大军已经上路，正日夜兼程奔赴新郑。
　　同年十一月，诸侯联军绕过新郑向南挺进，抵达了阳陵（郑国地名）。自鄢陵之战以来，晋楚两强数度相遇，却总是失之交臂，甚至连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都没有发生过，好比两个人吵架，虽然吵得很凶，但是都不率先动手，最后不了了之。这一次，楚军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又想撤退，说：“今天我们躲避楚军，楚军必然骄傲，到那时再与之决战。”当时跟随晋军出战的各国诸侯均有退意，栾厌却表示反对：“不打就跑，是晋国的耻辱。我们召集诸侯来到这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受辱，还不如死！就算您要撤军，我不会撤退，将带着自己的部队独自前进！”这话听着很熟悉，当年的邲之战，先谷就是这样不顾主帅荀林父的命令，独自领军渡过黄河，从而将晋国三军全部拖入战争的。荀罃对此记忆犹新，因为就是在那场战争中，他被楚军俘虏，当了九年的楚囚才被放回。
　　自晋悼公即位以来，晋国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晋悼公为人，宽厚有余，而谋略稍逊，对于朝中大臣总是强调以德服人，缺乏必要的约束，以至于个别人目无组织纪律，自由散漫作风抬头。以当时在阳陵发生的这场争执而言，不管荀罃的决策是否正确，栾厌这种不服管教的态度，其实已经暴露了这个问题。
　　荀罃考虑再三，栾厌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让栾厌孤身涉险，再带领全军去救他，等于重蹈了邲之战的覆辙，还不如干脆同意他的意见。联军于是全军挺进，在颖水与楚军隔岸对峙。
　　联军内部关于战与退的意见分歧，被郑国的公孙趸看出来了。他对同僚说：“诸侯的部队已经整理好行装，这仗肯定打不起来了。不论我们是否臣服于晋国，他们都将撤退，楚军必定会围攻新郑。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是未雨绸缪，做好与楚国和谈的准备吧。”于是趁夜渡过颖水，与楚国人进行接触，签订了同盟条约。
　　消息传到联军大营，没有引进太多震动。诸侯和晋国群臣对郑国人这种朝三暮四的把戏已经麻木了，只有栾厌表现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要求讨伐郑国。荀罃说：“我们确实没有把握打败楚军，又不能保护郑国，郑国有什么罪过呢？现在讨伐郑国，楚国必定救援，等于把郑国完全推到楚国那边去了。战而不胜的话，反为诸侯耻笑。既然没有十足的胜算，不如回去吧！”在场的诸侯听到这句话，都松了一口气。说实话，谁想打仗啊？就算打赢了这一仗，也不会改变晋楚两国势力均衡的大局，又有什么意义呢？
　　公元前563年11月下旬，诸侯联军从颖水北岸撤退，途中经过郑国的北部，顺便劫掠了几座城市，作为这次出兵的报酬。紧接着，楚军也撤回国内。托荀罃的福，十几个国家里的成千上万个家庭过了一个难得的安稳年。
　　公元前562年，春寒料峭之时，郑国的群臣在新郑召开了一次新年务虚会，主题是：如何做一只快乐的风箱之鼠。
　　众所周知，郑国成为风箱中的老鼠，完全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地理位置使然。不管是齐楚争霸、秦晋争霸还是晋楚争霸，郑国都是争夺的焦点。特别是晋楚争霸以来，郑国屡次沦为战场，生灵涂炭，千疮百孔。在这种情况下，郑国人仍然保持了充分的现实感，周旋于大国之间，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也算是殊为不易。然而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晋楚两国往来争夺，频率越来越高，郑国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在务虚会上，群臣都感慨：“因为不听晋国的话，郑国几乎灭亡。楚国弱于晋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晋国又不急于将郑国纳入麾下，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晋国如果真的很在乎郑国，楚国必定会避其锋芒，那么郑国至少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不用两头受气了。如何才能够使得晋国急欲得到郑国，楚国不敢争夺，我们再与晋国结成牢固的同盟呢？”
　　公孙舍之出了一个主意：“攻打宋国，诸侯一定会来救援，我们不跟诸侯对着干，认输，和他们结盟。楚国人打过来了，我们又和楚国人结盟，晋国人肯定会大怒，再度发兵来攻打我们。到那时，楚国人疲于奔命，只能袖手旁观，我们就此亲近和依附晋国。”从公孙舍之这番话可以看出，晋军说来就来，楚军则疲于奔命，两年前荀罃提出“三分四军”的车轮战术，现在已经取得成效。
　　诸位大夫都觉得公孙舍之的主意不错，于是派边防部队向宋国挑衅。宋国派向戌入侵郑国。作为反击，郑国派公孙舍之入侵宋国。同年四月，晋悼公发动诸侯讨伐郑国，这场由郑国人主动挑起的战事，基本上按照公孙舍之的计划在进行。
　　四月十九日，齐国的大子光和宋国的向戌率领齐宋两国军队率先抵达新郑，在东门之外驻扎下来。当天日暮时分，晋军在荀罃的指挥下进入新郑西郊，孙林父率领的卫军则入侵了郑国的北部，对新郑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诸侯联军围而不攻。同年六月，各国部队在北林（郑国地名）会师，进驻向地（郑国地名），然后向西北行进，在琐地（郑国地名）停留了几天，再回到新郑，完成了对新郑的四面包围。晋悼公在新郑的南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而各国的增援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渡过济隧（河流名），向新郑开拔。虽然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郑国人仍然被联军这种气势给吓坏了，连忙派人出城请求和谈。
　　同年七月，晋悼公召集十二国诸侯在宋国的亳（bó）城举行会盟。晋楚争霸，苦的不只是郑国，与晋国同盟的这些诸侯国也都不得安宁，除了要向晋国缴纳“朝聘之数”，还要跟着晋国讨伐郑国，再加上时不时的会盟，负担相当沉重，对晋国也是满肚子意见。这一点，连晋国的大臣都体会到了。士匄就曾经说：“如果我们稍有不慎，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诸侯成天在道路上奔波，我们却一事无成，谁能够没有贰心呢？”在这种担忧之下，亳城之会主要就诸侯之间的团结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凡是同盟的国家，不要囤积居奇，不要垄断利益，不要包庇罪人，不要收留坏蛋。我们要救济灾荒，平定祸乱，统一思想，辅助王室。如果有人胆敢触犯这些命令，就让天神、名山大川之神、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的列祖列宗，明察秋毫地诛灭他，使他失去百姓，丧失族人，灭亡国家！”
　　晋悼公这个时候举行会盟，除了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团结，还有一个重要目的——等人。如前所言，诸侯来一次不容易，如果这么快解散联军，楚国人肯定又会趁虚而入，迫使郑国屈服。这样的话，晋国等于又做了一次无用功。因此他必须等待，等着楚国人出现，再相机行事。平心而论，他这个霸主当得也不轻松。
　　楚国确实是在积极准备。这一次，楚国人也有了新的动作。令尹公子贞亲自出访秦国，请秦国派兵支援。七月下旬，秦国派了一名右大夫，带着一支部队，跟着楚军讨伐郑国。而郑国按照公孙舍之的计划，没有对楚军进行任何抵抗，郑简公亲自到边境上去迎接楚军，而且引导楚军入侵了宋国的西部边疆。
　　同年九月，诸侯联军悉数出动，再度入侵郑国。此时楚军已经撤回国内，郑国派大夫良霄出使楚国，向楚国通报郑国将臣服于晋国，并且以郑简公的名义对楚共王说：“寡人由于社稷的缘故，不能够感怀君王的恩情了，除非君王能够用玉帛来安抚晋国，或者用武力对晋国加以震慑。”这就是郑国人的本事，连绝交的话都说得那么得体，将责任完全推给对方。楚共王勃然大怒，命人将良霄囚禁起来。
　　与此同时，郑国的另一位使者——王子伯骈来到联军大营，向晋悼公请求和谈。这一次，郑国人是来真的了。晋悼公也明白不能再将郑国当作一颗棋子来使，派赵武进入新郑，与郑简公举行了会盟。同年十月，公孙舍之出城拜谢晋悼公。同年十二月，包括郑简公在内的十三国诸侯在郑国的萧鱼（地名）举行会盟。为了表达晋国的诚意，晋悼公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包括释放战争中俘虏的郑军将士，而且以礼相送；收回在郑国各地巡防的侦察部队；禁止任何部队劫掠郑国的城市和农村。而郑国人也以厚礼回报晋悼公，包括师悝、师触、师蠲（juān）三名一流的乐师；广车、軘（tún）车（均为兵车名）各十五乘，以及与之配套的武器盔甲；其他战车一百乘；歌钟两套以及配件，女乐师十六人。
　　郑国人送给晋悼公的礼物中，值得一提的是“歌钟两套”。晋悼公回国之后，将其中的一套和女乐师八人转赐给了魏绛，说：“您教寡人与戎狄部落媾和，以此团结中原诸国。使得寡人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好比音乐之和谐，没有不协调的地方，请您和寡人一起享用这些乐器吧！”
　　魏绛回答：“与戎狄媾和，那是国家的福分；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都没有异心，这是由于您的威望，也是由于其他几位同僚的辛劳。我有什么功劳呢？”说到这里，魏绛话锋一转，“然而我希望，您既安于享受这音乐带来的快乐，又想到它毕竟有终了的时候。诗上说，‘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快乐的君子啊，镇抚天子的国家。快乐的君子啊，他的福气与别人共享。治理好周边的小国，让他们争相服从。）’音乐是用来巩固德行的，要用道义对待它，用礼仪推行它，用诚信保守它，用仁爱勉励它，然后镇抚国家，有福同享，远人来服，这就是快乐啊！书上说，居安思危，想到了就要防备，有防备就没有祸患，谨以此向您规劝。”
　　晋悼公听了，神色凛然，向魏绛行礼说：“您的教导，岂敢不听！而且要是没有您，寡人就不能正确对待戎人，不能渡过黄河。论功行赏，是国家的规矩，不能废除，请您一定接受！”
　　按照周礼的规定，金石之乐为诸侯专用，卿大夫阶层除非有特殊的功劳，不能享有。魏绛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享用金石之乐的。一千多年后，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石钟山记》，其中有一句“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kuǎn）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这里的魏庄子就是魏绛，因其死后被谥为“庄”，所以称为魏庄子。晋悼公赏赐给魏绛的那套歌钟，穿越了时间的障碍，响彻于苏东坡的耳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美谈。
　　萧鱼之盟意味着郑国对晋国的彻底臣服，也是晋悼公霸业确立的标志。对比晋悼公与他的祖先晋文公，是一件有趣的事。晋文公之时，楚国横行中原，晋文公仅以城濮一战，即成为天下的霸主；而晋悼公接手晋国的时候，晋国已经是中原各国的领袖，他却花了八年的时间，九合诸侯，才最终确定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悼公为什么这么慢呢？清朝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分析，外因是郑国反复无常，加上楚国的令尹公子贞老谋深算，坚忍持重，急也急不来；内因则是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深谋远虑，魏绛等谋臣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说白了，一件纠结难缠的事，遇到了一群慢条斯理的人，想快也快不起来。如果考虑到萧鱼之盟实际上是郑国人一手策划的一系列行动的最终结果，人们真正应该佩服的，恐怕还是那位出主意的公孙舍之吧。
　　【秦国人的投毒作战】
　　公元前562年的萧鱼之盟标志着晋悼公霸业的确立。自此之后的数年之内，中原没有大的战事发生，但也绝非平安无事。就在这一年冬天，秦国派庶长（官名）鲍和庶长武带兵讨伐晋国。庶长鲍的部队先进入晋地，士鲂奉命迎击秦军。因为秦军人少，士鲂犯了骄傲轻敌的错误，没有严加防范。庶长武的部队趁机从辅氏（地名）渡过黄河，在栎（晋国地名）与庶长鲍前后夹击晋军，大获全胜，史称“栎之役”。
　　公元前561年春天，晋国的几个盟国发生窝里斗。莒国派兵入侵鲁国的东部，包围了台城（鲁国地名）。季孙宿领兵救援台城，顺势入侵了郓城，将莒国放在郓城的礼器——一口祭祀用的大钟带回了鲁国，送给鲁襄公做浴盆。
　　公元前561年秋天，吴王寿梦去世，他的儿子诸樊即位。因为晋国的帮助，在寿梦统治时期，吴国由一个偏远落后的东南小国跃升为晋国的重要盟友，成为了楚国人挥之不去的恶梦。寿梦的死使得鲁襄公很伤心，跑到周公的宗庙中大哭——当然，伤心只是表面的，鲁襄公这样做，是严格遵循周礼的规定：同姓诸侯去世，应当在宗庙中哭泣。
　　吴国是太伯的后裔，寿梦是血统纯正的姬家子弟，鲁襄公同族相恤，倒也不算滥情。只不过吴国数百年来与世隔绝，爹不疼娘不爱的，跟中原各国也没有什么亲戚往来，红白喜事都互不相问，现在因为寿梦受到晋国的重视，鲁襄公爱屋及乌，便也执起古来，把他当作个正儿八经的亲戚来对待。可见政治人物的眼泪，完全收发自如，千万不能以常人的感情来推测。
　　同年冬天，楚国令尹公子贞和秦国的庶长无地入侵宋国，洗劫了杨梁（地名）。秦楚两国的这一系列攻势，自然是对萧鱼之盟的报复性行动。在一致对抗晋国这件事上，秦国与楚国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两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婚姻往来和官员互访也日渐频繁。秦国地处今天的陕西，楚国地处湖北，宋国则在河南，秦军不远千里和楚军会合，直接攻入宋国，说明秦楚两国之间的合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对晋国产生的威胁不容小觑。
　　公元前560年夏天，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和上军元帅士鲂去世。对于晋悼公来说，这两个人的去世不仅仅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也让他对人世无常有了深切的体验。回想起来，十四年前，正是荀罃和士鲂一起来到王城雒邑，将年仅十四岁的孙周（即晋悼公）迎接回国，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十四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晋悼公由当年的聪慧少年变成了威重天下的霸主，而荀罃和士鲂已然作古，怎能不令他伤感？
　　为了填补人事空缺，晋悼公在绵上（地名）检阅部队，史称“绵上之蒐（sōu）”。中军元帅是晋国军中第一人，也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德才兼备，而且具有领袖群伦的魄力。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军副帅士匄是接任中军元帅的不二人选：其一，中军副帅本来就是军中第二号人物，理所当然应该接班；其二，自士会以来，士氏家族一贯秉持低调的门风，虽然屡屡为晋国做出杰出的贡献，却总是谦虚谨慎，小心做人，受到大家的尊重。
　　但是士匄坚决推辞这一任命，他对晋悼公说：“昔日我与荀罃相互了解，配合默契，所以能够担任他的助手，并非因为我能力比别人强。现在荀偃年纪比我大，还是让他来干吧，我会一如既往地担任好助手，配合荀偃的工作！”就这样，荀偃担任了中军元帅，士匄仍然担任中军副帅。
　　晋悼公又命令韩起接替士鲂的位置担任上军元帅。有士匄的榜样在先，韩起也表示谦让，推荐赵武担任这个职务。当时赵武的职务是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名列第七，而上军元帅名列第三，晋悼公考虑到提拔人才的速度不能太快，转而任命栾厌来担任。栾厌也谦让起来，说：“我的本事不如韩起，韩起都愿意让给赵武，您就听从他的建议吧。”在这种情况下，晋悼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赵武为上军元帅，韩起为上军副帅；栾厌为下军元帅，魏绛为下军副帅。由此而空出的新军元帅一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就先空着，暂时由下军元帅栾厌代管新军事务。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晋悼公为人宽厚仁爱，所以晋国众卿在极其敏感的官位问题上，也表现得超乎寻常的谦逊大度。在晋悼公的统治之下，晋国政通人和，诸侯也心悦诚服，团结和睦。左丘明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说：“谦让，是礼的重要前提。士匄谦让，下面的人也跟着谦让，连栾厌这种蛮横的人也跟着服从。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代人都受益，这就是因为取法于善的缘故啊！”
　　继寿梦、荀罃和士鲂之后，公元前560年秋天，又有一位风云人物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那就是晋悼公的死对头、已经在楚王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一年之久的楚共王。
　　临终之际，楚共王将群臣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古代的王公贵族死了，后人都要给他一个谥号，用以总结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的文风简练，谥号基本上就是一个字，无非是什么庄、惠、文、襄、桓、武之类，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言简意赅。后来就渐渐变得复杂了，战国时期的谥号一般是两个字，如惠文、昭襄之类。越往后字数越多，比如宋徽宗的谥号是“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一口气念不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文风更趋冗长，每逢大人物仙逝，名字之前的谥号不是一个字，也不是十几个字，而是连续的几个排比句，均以“伟大的”开头，加上播音员故意放缓了语速来宣读，那叫一个沉重！用这样的定论盖好的棺材，严丝合缝，谁也掀不开……扯远了，回到正题，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和群臣商量的，就是如何给他自己盖棺定论、确定谥号的事。
　　他是这样说的：“寡人没有什么高尚的品德，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君。十岁的时候，先君去世，没来得及接受师傅的教诲就匆匆接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以致于鄢陵丧师辱国，让诸位大夫担忧，寡人深感惭愧。如果托各位的福，寡人能够得一善终，在祭祀和安葬方面，得以在宗庙中追随先君，就很满足了。至于身后的谥号，就用‘厉’或者‘灵’，请诸位大夫选择吧！”
　　群臣听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要知道，厉和灵都是所谓的“恶谥”，“厉”的意思是杀戮无辜，“灵”的意思是乱而不损。一个人如果不是实在太差劲，太作恶多端，太荒淫无度，太不得好死，就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恶谥。而他们眼前这位行将就木的君主，虽然不能像他的父亲楚庄王一样开疆辟土，纵横天下，却也兢兢业业，除了在鄢陵打过一个败仗，基本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如果单从为人方面而言，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心胸开阔的统治者。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与“厉”或“灵”搭上关系呢？
　　楚共王见群臣面有难色，挣扎着坐起来，将自己的要求又重复了一遍。群臣依然默不作声。楚共王说到第五次，大伙儿才好不容易低下头，表示答应。
　　可是，等到楚共王一死，令尹公子贞便阳奉阴违了。他对群臣说：“侍奉君主的人，在议定谥号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君主的德行，而不是从他的过失方面去考虑。咱们声威赫赫的楚国，先君在上面领导，安抚蛮夷之邦，广有南海之滨，影响中原各国，而且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谦恭吗？就让我们将‘恭’字作为先君的谥号吧！”公子贞的提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所以就决定用“恭”这个谥号。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古汉语里，“恭”通“共”字，所以楚共王实际上就是楚恭王。
　　后世好事者对晋悼公和楚共王做了一番比较，说晋悼公征服了郑国，欣然将歌钟与魏绛共享，悠然自得，晋国上下自此日趋松懈，开始走下坡路；楚共王将死，仍然深恨当年在鄢陵败于晋国，故意以“恶谥”来警示群臣，楚国群臣因此而奋发图强，所以能够在后来的竞争中赶超晋国。兴衰之道，从这两个细节上便可窥知其征兆了——这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楚共王去世的时候，两年前被楚国扣留的郑国大夫良霄仍然被软禁在郢都。有人对公子贞说：“先王为了出征打仗，要连续占卜五年，连续获得吉兆才出动。如果有一年不获吉兆，就加倍努力地修身养性，然后再来占卜。楚国不能自强，使臣有什么罪过？您留下郑国的一个卿（指良霄），这是让郑国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因此而更加坚定地听从晋国，这对楚国可没什么好处！让他回去吧，他会埋怨国君，仇恨同僚，搅起内部矛盾，这对楚国不是更有利吗？”因此公子贞将良霄放回了郑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一招还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此先卖个关子。
　　楚共王的死，在邻居吴国人看来，是可趁之机，于是派兵大举入侵楚国。其实这一年，吴王诸樊也刚刚正式即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先君去世，嗣君于第二年正月才正式继任），自己家里的丧事才办完，就趁着别人家里办丧事来捣乱，这种做法很不厚道。左丘明写到这件事，用“不吊昊天，乱靡有定”这样一句古诗来评价吴国人的行为，意思是：“不遵照天道为善，国家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楚国派神射手养由基担任前锋，司马公子午带领大部队紧随其后，抵御吴军的入侵。养由基对公子午说：“吴国趁着我国有丧事，以为我们就不能整军抗敌，肯定轻视我军，不存戒备之心。请您设下三道埋伏，我前去诱敌深入。”公子午采用了养由基的计谋，在庸浦（地名）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将公子党。
　　吴国人挨了打，还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跑到晋国去告状，要求晋国出兵攻打楚国，为吴国报仇。
　　晋悼公对此持谨慎的态度，派士匄为代表，召集诸侯的大夫在郑国的向地开会，共同讨论吴国的请求，史称“向之盟”。与会诸侯一致反对在这个时候派兵进攻楚国。士匄于是告诉吴国的使者，趁着别国有丧事而加以讨伐，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晋国和同盟各国均不能答应吴国的要求，而且要吴国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不要任意妄为。
　　晋悼公不答应吴国的要求，自有其原因：第一，他不能让吴国人牵着鼻子走；第二，现在进攻楚国没有胜算；第三，他正在考虑对西方用兵，先解决秦国在背后的威胁，然后再放手与楚国一战。
　　既然不打算答应吴国的要求，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发动各国的大夫来开会呢？直截了当拒绝吴国人不行吗？从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来看，士匄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意图不在吴国，而是为了统一思想，讨伐秦国。
　　问题是这些年来，晋国为了与楚国争霸，频频用兵，诸侯都疲于奔命，早就苦不堪言了。大伙既然不同意对楚国用兵，难道会同意对秦国用兵吗？
　　这事难不倒士匄。
　　吴国的使者走后，士匄开始处理同盟各国内务，先是拘捕了莒国的大夫公子务娄，罪名是他私下与楚国有来往。事实是否如此，谁都说不清。但是毫无疑问，两年前莒国入侵鲁国，挑起同盟国内部的窝里斗，这笔账晋国人一直记着，而且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来秋后结算。与会的各国代表一看这架势，便明白这是杀鸡给猴看了。从古至今，所谓统一思想，必须先树立一个反面典型，让大伙看到反面典型的下场，思想就容易统一了。
　　但是没想到，拘捕了公子务娄之后，工作推进仍然不太顺利。在进攻秦国这件事上，各国的表态都很不积极，甚至还有一些牢骚怪话。在这种情况下，士匄决定用点猛药。
　　第二天开会，人都到齐了，士匄坐在主席台上，黑着脸，半天不说话。大伙一看，势头不对啊！这又是想拿谁开刀呢？于是都把头低下，生怕触了霉头。会场上一片寂静，忽听见士匄大喝一声：“姜戎氏，你给我过来！”
　　大伙一听，原来是他啊！都松了一口气。原来晋人自古与少数民族杂居，互相融合。到了晋悼公时期，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戎人多次参与晋悼公举行的诸侯会盟，以示臣服。士匄所说的姜戎氏，就是姜戎部落的首领驹支，跟各国都非亲非故，扯不上关系。
　　只见驹支站起来，乖乖地走到士匄面前，不紧不慢地说：“元帅，您叫我？”
　　“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吗？”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当年秦国人在瓜州迫害你的祖父吾离，他被赶得走投无路，身上报着蓑衣，头上戴着草帽，前来归附晋国。先君晋惠公虽然只有并不丰厚的土地，仍然与你们共同享用，姜戎部落才得以生存。否则的话，你们早就灭亡了，是不是？”
　　“是。晋国的大恩大德，我们全都记着呢！”驹支诚恳地说。
　　“晋侯即位以来，夙兴夜寐，为了天下的和平而操劳，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可是这次会议上，我发现诸侯事奉我们的国君不如以前殷勤了……”说到这里，士匄故意停顿了一下，用凌厉的目光环视了会场一周，然后才盯着驹支继续说，“这是因为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曲解晋侯的意思，损坏晋国的声誉。我已经查明了，这个人就是你！明天我们要讨论进攻秦国的重大问题，你就不要参加了，否则就把你抓起来，扔到新田的大牢里关上几年！”
　　没想到，他这一番威吓之后，驹支不仅没有怕得面无人色，反而慢条斯理道：“元帅要我不参加，我不参加便是了。我们戎人的饮食衣服都和中原不同，言语也不通，不让我参加会议，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但是元帅既然说起历史，我也说两句罢！”驹支还是很淡定，“从前秦国人仗着人多势众，贪求土地，驱逐我们戎人。晋惠公认为我们各部戎人，乃是四岳的后代，不能加以丢弃，所以赐给我们南部边疆的土地。不过元帅可能有所不知，那南疆土地，本是一片荒芜，狐狸在那里居住，豺狼也在那里嗥叫，唯独无人比邻而居。我们戎人到达那里之后，披荆斩棘，驱逐野兽，过得十分艰苦。虽然如此，我们对晋国仍然十分感激，总想着知恩图报，甘愿为晋国驱使。晋国每有战事，我们都积极参与。以当年的殽之战为例，晋国军队在正面抗敌，我们戎人则在侧面攻击秦军。秦军有来无回，也是因为有各部戎人的努力作战。这就好比猎鹿，晋国人抓住了鹿角，各部戎人拖住了鹿腿，才能将鹿放倒。现在晋国因为官员的过失，使得诸侯三心二意，不但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反倒迁怒于我们戎人，这难道是君子所为吗？”
　　驹支还摇头晃脑地赋了一首中原的古诗：
　　〖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这首名为《青蝇》的诗见于《诗经·小雅》。意思是，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落在篱笆之上，心地平和的君子啊，不要听信谗言。
　　士匄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站起来对驹支说：“是我错了，冤枉好人，确实不是君子所为。明天的会议，请您务必赏脸参加。”亲自将驹支送回座位上去。
　　可想而知，向之盟没有能够统一诸侯的思想，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外交。但是晋悼公似乎没有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反而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9年夏天，再度强行召集诸侯联军讨伐秦国。
　　这次讨伐声势极其浩大，以荀偃为首的晋国八卿悉数出动，晋悼公也亲自坐镇秦晋边境指挥。然而让晋悼公感到难堪的是，数以千乘的联军进入秦国边境不久，就在泾水的东岸停下来，不肯再前进一步。
　　原因很简单：第一，渡过泾水，意味着要和秦国人在秦国的土地上决战，那将是一场空前的恶战；第二，渡河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夏天水流湍急，诸侯又缺乏足够的船只，万一被秦国人半渡而击，后果不堪设想。
　　诸侯不肯前进，晋国八卿也束手无策，不敢贸然施加压力。一时之间，泾水东岸堆满了部队，大伙操着不同地方的方言，成天吵吵嚷嚷，就是没有谁肯第一个渡过河去。
　　荀偃很郁闷，派大夫叔向去见鲁军的统帅叔孙豹，说：“诸侯因为秦国不恭敬而讨伐它，到达泾水就不肯前进了，这对讨伐秦国有何益处呢？”
　　前面说过，叔孙豹是叔孙侨如的弟弟。当年叔孙侨如夺权阴谋败露，出逃到齐国，叔孙豹便继承了家业，成为叔孙氏的族长。“三桓”的势力没有因为互相争斗而削弱。三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62年的春天，由季孙宿发起了“作三军”的军事制度改革，将鲁国的常备军由二军扩编为三军，“三桓”各领一军，公室不再直接控制任何武装力量，从而将鲁襄公彻底架空，形成了“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的局面。叔孙氏历来担任鲁国的司马，叔孙豹在当时的“三桓”中又最年长，所以统帅鲁军前来参加讨伐秦国的行动。
　　听了叔向的抱怨，叔孙豹也没有接他的茬，而是自言自语地赋了一首名叫《匏有苦叶》的诗：“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匏，就是葫芦。葫芦不中吃，但是老黄之后，可以用作浮囊，结成葫芦筏子，用来渡河。
　　叔向听了，不再说什么，向叔孙豹深深地作了一揖，跑回去向荀偃报告，同时命令手下做好准备渡河。果然，这天夜里，鲁国和莒国的部队率先渡过泾水。
　　听到这个消息，郑军统帅公孙趸坐不住了。他跑到卫军统帅北宫括的营中说：“我们服从人家的领导，却又各怀异心，这样的事情真是让人生厌啊！”
　　北宫括说：“是。”
　　公孙趸说：“鲁国人行动也不打个招呼，还兄弟之国呢，太不够意思了。”
　　北宫括说：“没办法，谁叫我们都不如人家醒目呢？现在我们就算渡过河去，功劳也是鲁国人的了。”
　　公孙趸说：“不要那么悲观，我们现在还大有可为。”
　　北宫括说：“怎么可为？”
　　公孙趸说：“你跟我来。”
　　两个人驾着马车，跑遍了诸侯的大营，呼吁大家齐心协力打过泾河去，报效晋侯。这一声喊纯属多余，因为大伙听到鲁军渡河的消息，都不约而同地打点好行装，已经准备好出发了。但是公孙趸仍然吆喝得十分起劲，整个泾水东岸都回荡着他那浑厚的男高音：“各国的勇士们，快起来渡河，胜利就在前方，我们可不能让晋侯失望呐！”
　　荀偃正在召集晋国八卿开会，听到公孙趸的吆喝，不禁问道：“这是何人？”
　　士匄说：“听声音像是郑国的公孙趸。”
　　荀偃点点头：“不错，赶得上咱们宫中的乐师了。”
　　闹哄哄地折腾了一夜，黎明时分，联军全部渡过了泾水。秦军没有在渡河的时候来捣乱，现在也全然不见踪影。大伙儿抓紧时间，就在岸边搭起炉灶，打来河里的水，泡米做饭。饱餐一顿之后，问题来了！只见有几位士兵突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像蚯蚓一般扭来扭去，身体很快就僵硬了。大伙还没回过神来，身边又有更多的人相继倒下，接着有人大叫：“水里有毒！”有人赶快呕吐，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有的人眼睛里开始流血，有的人拔出剑来朝着空气一阵乱砍，有的人跪在地上以头抢地，还有人抱住别人张嘴就咬。一时间，泾水西岸就如同人间地狱，死亡的味道弥漫在清晨的雾气中。
　　毒自然是秦国人在上游放的，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首次大规模使用毒气早两千年。由此而取得的战果是，联军超过一半的士兵死亡或丧失战斗力。
　　面对这种情况，撤军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郑庄公的子孙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与众不同。在公孙趸的带领下，郑国部队整顿车马，留下死伤的士兵，继续向秦国腹地进发。这种近乎悲壮的气概鼓舞了所有人，各国部队都打起精神，跟在郑国人后面前进。
　　这一次，连荀偃都对公孙趸刮目相看了。“子蟜（jiǎo，公孙趸字子蟜）不但是位君子，也是一位勇士。他的所作所为，应该得到我们晋国的感谢。”荀偃的感谢不是一句空话。五年之后，公孙趸去世，晋国甚至向周天子请求以诸侯的礼节为其举行葬礼，算是对公孙趸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的回报——当然，这是后话。
　　联军前进到棫（yù）林（秦国地名），与秦军相遇。荀偃派出一名使者，前往秦军大营，数落秦国人的种种不是。
　　秦国人听完使者的谴责，没有任何反驳，仅仅是问了一句：“你们是来吵架的，还是来打仗的？”只有底气十足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秦国人的底气来自于多方面：一、联军远道而来，秦军却是本土作战，以逸待劳；二、联军人心不齐，秦军却是保家卫国，同仇敌忾；三、联军人生地不熟，秦军却是轻车熟路，占尽地利；四、联军在泾水已经折损过半，秦军却是毫发未损，联军的人数优势不复存在。
　　使者回去把情况一汇报，荀偃就跳起来了，下令：“明早鸡一叫就驾好马车，堵塞水井，夷平军灶，大家唯我的马首是瞻（成语出处）！”
　　填井夷灶，相当于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听到荀偃的命令，诸将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现在的战略优势全部被秦军掌握，联军胜算微乎其微，最好的办法是安营扎寨，坚壁深垒，以不变应万变。就算是非要进攻，也必须准备好后路，而不是孤注一掷。要知道，晋国四军全都参与了这次行动，万一全军溃败，晋国的百年霸业就毁于一旦了。
　　大伙都不说话，谁都知道荀偃正在气头上，劝也没有用。沉默了半晌，下军元帅栾厌终于忍不住了，突然站起来，一脚踢翻跟前的案几：“这是我从军以来听到的最糊涂的命令！你们愿意打就去打，反正我的马首向东。”说完大踏步走出去，留下荀偃等七卿在帐中目瞪口呆。
　　栾厌说得出做得到，回到自己的大营，马上命令下军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士匄跑去问下军副帅魏绛：“你不会也打算跟着栾厌走，把主帅抛弃在这里吧？”
　　魏绛的回答很巧妙：“主帅多次教导我们，要服从上级的命令。我的上级就是栾厌啊，他要我走我就走，这还用考虑吗？”
　　下军一走，其余各军也都蠢蠢欲动。荀偃也冷静下来了，长叹道：“看来我确实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如果留下来，无非是让自己成为秦军的俘虏。”于是命令全军准备撤退。
　　在晋国的官方记载中，这次讨伐秦国的行动被称为“迁延之役”。迁延的意思就是因为拖拉而无所成就，确实就是这次行动的真实写照。有意思的是鲁国的史官，《春秋》记载这件事的时候，有意不写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阅和仲江等参与者的名字。左丘明解释，那是因为他们太自由散漫，迟迟不肯过泾水，所以不值一提。
　　回想起来，栾厌抗命不遵，已经不是第一次。公元前563年的颖水之役，主帅荀罃不想前进，栾厌偏要前进，结果拉动全军前进；现在形势恰好相反，主帅荀偃想要前进，栾厌偏要撤退，结果导致全军撤退。虽然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主动撤退确实是明智的选择，可是一个人总是和领导对着干，我行我素，目中无人，未免又太不明智了。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靶子。靶子的意思就是：
　　一、大伙心里面都想撤退，只是不敢说出来；
　　二、栾厌不但敢说，而且敢做，挽救了整支部队；
　　三、大伙心里偷着乐，嘴上却都在骂栾厌，说我们大老远跑来，死了那么多人，因为那小子乱搞，害得我们无功而返——联军大营中，这种议论传得沸沸扬扬。
　　栾厌倒是沉得住气，可他的弟弟栾鍼（zhēn）就受不了了。这个栾氏家族的年轻人，性格刚烈如火，比栾厌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找到士匄的儿子士鞅说：“我们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现在又无功而返，不只秦国人耻笑我们，诸侯也看不起我们。我们栾氏家族有两个男子汉立于戎车之上，怎么能够不感到耻辱呢？”——栾鍼担任栾厌的戎右护卫，是以有此一说。
　　士鞅说：“那你想怎么办？”
　　“我愿以死来洗刷家族的耻辱！”
　　“我虽然不赞同你的想法，但是既然你已经决定这样做，我愿意跟随你！”士鞅说，“谁让我是你的朋友呢？”
　　栾鍼紧紧握住士鞅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
　　两个人一前一后，各驾一辆战车冲向秦军大营，战车上的“栾”字和“士”字大旗被风扯得猎猎作响。联军将士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几万双眼睛注视着他们，只见两道烟尘朝着秦军大营滚滚而去，虽然势单力薄，却又宛如千军万马，惊天动地。眼看“栾”字大旗已经接近秦军营寨，营寨内突然有了响动，箭如飞蝗而出，瞬间便将栾鍼和他的车马射成了一只刺猬。跟在后面的“士”字大旗明显地停顿了一下，减缓了前进的速度，接着又改变了前进的方向，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士鞅最后远远地望了栾鍼一眼，快马加鞭，在双方将士的一片嘘声中又跑回联军大营来了。
　　“是你儿子害死了我弟弟！”当天夜里，栾厌满嘴酒气地闯进了士匄的营帐，“他不想去，是你儿子唆使他去。现在他死了，你儿子却活着回来了，那就是你儿子杀死了他！”
　　“士鞅勇气不足，我这个做父亲的十分惭愧。”士匄没有作任何辩解，只是将手搭在栾厌肩上，想给他一点安慰，却被栾厌一把推开：“你如果不赶走你儿子，我就杀掉他！”
　　士匄闻言，苦笑了一声，问道：“你是说真的吗？”
　　栾厌恶狠狠地说：“我说到做到。”一脚踹翻眼前的长几，摇摇晃晃地走出了营帐。
　　据《左传》记载，士鞅是士氏家族中第二位流亡到秦国的人。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士会，曾经于赵盾当政的年代流亡秦国，后来又响应召唤回国，成为一代名臣。作为士会的后人，士鞅被迫流亡到秦国后，居住的时间也不长，大概在第二年就回到了晋国，而且当上了公族大夫。
　　据说，秦景公曾经问士鞅一个问题：“晋国的大夫谁将先灭亡？”士鞅不假思索回答：“应当是栾氏吧！”秦景公又问：“是因为他太过专横吗？”士鞅说：“是的。栾厌的专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因为祖宗的余德，他本人还可以免余祸难。这样的话，灾难恐怕要降临在他的儿子栾盈的身上。”秦景公不理解，士鞅解释说：“晋国人爱戴栾厌的父亲栾书，有如周朝的人民思念召公的恩情。甘棠遗爱，何况其子？栾厌如果死了，栾盈尚未惠及国人，而栾书的恩泽已经被人淡忘，栾厌平日里专横任性所招至的怨恨就会被放大，祸及其子，栾盈就有难了！”
　　召公就是召公奭（shì），是周朝初年与周公旦齐名的政治家。据《史记》记载，召公巡视领地，在一棵棠树下处理政事，上至侯伯，下至庶人，都心悦诚服。召公死后，大家感念他的仁德，不忍心砍倒那棵棠树，便有了《诗经》中的《甘棠》一诗：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茂盛的甘棠啊，我们不要采伐它，因为召公曾经在它的树荫下休息过呢！士鞅以“爱其甘棠，何况其子”来比喻晋国人对栾书的感情，说明栾厌之所以至今没有惹祸上身，完全是因为沾了栾书的光。秦景公听了士鞅的见解，深感佩服，不顾秦晋两国正处于敌对状态，派人到晋国为士鞅说好话，使得士鞅能够很快结束流亡，回到自己的祖国。


　　第二章 列国的内斗
　　【君不君，臣也可不臣】
　　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单位的领导突然对你说，请你周末去他家里吃饭，你受宠若惊，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把皮鞋擦得锃亮，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领导家门口，凝神贯气，做了三个深呼吸，然后按下门铃，结果……开门的是他家的保姆，操着湖南方言说：“你找哪个？孙处长跟他的堂客到别个屋里打麻将克哒，晚上不回来吃饭。”你除了傻笑几声，偃旗息鼓地回到自己家里，还能怎么样？
　　可是，对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两位卫国人来说，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左传》记载，公元前559年夏季的一天早晨，卫献公派人给朝中的两位重臣——孙林父和宁殖捎去一个口信，邀请他们到宫中共进午餐。接到这个通知，孙林父和宁殖赶快行动起来，洗了一个澡，穿上黑色的缁布衣，裹上素色的生绢裳，戴上黑里带红的布帽子，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坐上带盖的马车，提前一个时辰来到公宫等候。
　　等啊等啊，眼看日近午时，两个人不住四下张望，就是不见有人来宣他们。
　　“主公也许有要事在身，再等等就好了。”孙林父安慰宁殖。宁殖点点头，没说什么。
　　两个人继续等，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宁殖忽然说：“老孙，不太对劲啊，主公该不会是把我俩给忘了吧？”
　　孙林父说：“怎么可能？我猜啊，主公肯定是准备了什么山珍海味，没那么快整好，所以要我们多等等。”
　　宁殖说：“什么山珍海味？”
　　“比如说，熊掌啊，你知道，熊掌很难熟的。”
　　“有可能。”宁殖说着，喉结动了一下。孙林父装作咳嗽，趁机也吞了一口口水。两个人继续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西斜，鸟儿归巢，两个人都饿得头晕眼花，那顿想象中的美餐仍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
　　“老孙啊！”宁殖有气无力地说，“熊掌要煮那么久吗？”
　　孙林父帽子也歪了，衣服也皱了，说话也打颤了：“按理说，不，不应该啊……”
　　两个人嘀咕了一阵，最终决定打道回府，这饭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出人命了。刚准备上车，一个宫中的小内侍匆匆跑过来，说：“主公请两位大夫去后花园相见！”
　　“你说去哪？”孙林父大声问道，眼睛死死地盯住小内侍的脸。
　　“后，后花园。”小内侍吓坏了。
　　宁殖赶紧拉拉孙林父的袖子，意思是算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吧。两个人跟着小内侍，快步来到后花园。只见卫献公戴着一顶白鹿皮帽子（打猎专用），手里拿着一把弹弓，正在打鸟呢！孙林父和宁殖不敢惊着了鸟儿，远远地跟着他，过了一柱香的功夫，卫献公才突然察觉到他们在身后，大声说：“你们来了啊，怎么不打个招呼呢？”两个人赶紧快步走到卫献公跟前，恭恭敬敬地垂手立着，准备聆听国君的训示。
　　“两位爱卿有何贵干？”卫献公笑吟吟地问。
　　“这……”孙林父迟疑了一下，偷偷看了一眼宁殖，宁殖也是一脸的迷惑，“我们是应您的邀请，前来赴宴的啊！”
　　“有这回事吗？”卫献公拍拍自己的脑袋，大笑道，“哎呀呀，我这记性，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来，来，既然你们已经来了，就陪寡人一起打鸟吧！”
　　孙林父心想，你说得倒轻巧，老子可是饿了一整天，哪有力气陪你打鸟？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还得耐着性子和卫献公说话。按照当时的规矩，国君与臣下说话，应该戴正式的礼帽，如果戴的是其他的帽子，则必须摘下来，以示尊重。卫献公似乎完全不懂这些礼数，皮帽子也不脱，一个劲命内侍去拿弹弓来，丝毫没有想到一场风暴正在这两个人的脑子里酝酿。
　　孙林父从宫中出来，憋了一肚子气，回家也不想吃饭，倒头便睡，但是又睡不着，气愤愤地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胡乱喝了两口小米粥，命令家人：“打点行装，准备马车，回戚地去！”
　　家人吃了一惊：“您不上朝啦？”
　　“兔崽子居然戴着鹿皮帽子跟我说话，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国君？这官老子不当了！”
　　“您小声点！”家人连忙劝道。
　　“怎么啦？这事就算说到天子那里，也是他无理！”孙林父的嗓门更大了。
　　戚地是孙氏家族的封地。孙林父这一走，其实就是用脚投票，炒了卫献公的鱿鱼。
　　孙氏家族是卫国名门，孙林父本人也是扶持卫献公上台的有功之臣。孙林父的出走，按理说应该引起卫献公的重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卫献公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走了啊？”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仿佛走的不是什么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年迈昏聩的家奴。
　　孙林父毕竟不是陶渊明，在乡下过了一段日子，不禁又留恋起在朝廷的日子来。他倒不是怀念那几千石米的俸禄，而是耐不住成天在田间地头跟山野村夫打交道的寂寞。说到底，那个年代的男人，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动物，如果不能在朝堂之上发表自己的高见，不能参加那庄严肃穆的祭祀典礼，不能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人生就太灰暗啦！孙林父想回到朝廷去，又拉不下那张老脸，于是想了一个借坡下驴的办法——派自己的儿子孙蒯回到首都帝丘，向卫献公请安。
　　卫献公见到孙蒯很高兴，拉着孙蒯说了一大堆家常话，无非是令尊身体可好啊，戚地今年的收成如何啊，你膝下有几个小孩啊之类的，亲热得不得了。末了还要留孙蒯吃饭，而且是按照国君招待臣子的最高规格上菜，还有乐队在一旁演奏，一边吃一边欣赏音乐，那叫一个享受。相比孙林父前些日子受的冷遇，孙蒯的际遇可真是让人感到君威莫测。
　　孙蒯受宠若惊。席间他几次想向卫献公表达老头子的歉意，卫献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给他这个机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乐师开始唱歌了——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
　　这首名为《巧言》的诗见于《诗经·小雅》，翻译成现代文：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勇气在哪里？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
　　大家知道，歌词是很难听真切的。比如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后两句就很容易听成“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脸上都笑开颜”。但是在那天的宴会上，孙蒯将乐师唱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原因很简单：乐师根本不是唱，而是将那首诗字正腔圆地朗诵出来，并且朗诵了三遍，不由你听不清。
　　孙蒯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抬起头来看卫献公，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在摇头晃脑，打着拍子听乐师“唱”歌，看样子十分享受。
　　士可杀，不可辱。孙蒯暗自用力，将手中的青铜酒爵捏着几乎变了形。他没留意到，那天在堂上唱歌的，并不是他熟悉的宫廷大乐师，而是大乐师的副手——这个职务，在当时被称为师曹。
　　这么重要的场合，大乐师为什么不亲自上场呢？
　　原来，卫献公本来是要大乐师演唱的，但是大乐师一听《巧言》这个曲目，就知道卫献公不怀好意，怕惹祸上身，借口说嗓子疼，要回家养病，一早就开溜了。卫献公又找了几个人，也都不愿意，只有师曹主动站出来要求演唱。
　　“臣的歌喉不如大乐师美妙，如果您不嫌弃，臣愿意代大乐师演唱。”
　　“好！”
　　卫献公赞许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脑子里没有闪过任何怀疑的念头。他也许忘记了，就在一年之前，他曾经命师曹担任后宫的音乐老师，负责教他最喜爱的宠妾弹奏古琴。那女人长得如花似玉，脑子却笨得一塌糊涂，连最简单的乐理常识也记不住，弹起琴来总是找不着调。师曹教得不耐烦，挥鞭抽了她几下。那女人便跑到卫献公面前哭诉，卫献公命人将师曹抓起来，狠狠地打了三百皮鞭。
　　三百皮鞭打掉了一个宫廷乐师的尊严，也打掉了卫献公的和谐盛世。师曹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苦于没有机会报复。现在眼看卫献公要犯傻，他怎么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赶快跳出来，要求代替大乐师演唱。为了让孙蒯听清歌词，他还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朗诵的形式。
　　毫无疑问，卫献公对师曹的表现十分满意。这也难怪，领导往往喜欢执行力强的下属，却不知道在很多时候，无条件的执行其实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孙蒯回到戚地，把情况向孙林父做了详细的汇报。孙林父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主公对我已经是恨之入骨了，如果我们不抢先下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没错。”孙蒯说，“他不仁，我不义，咱们偷偷杀回帝丘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林父进入帝丘是在一个晴朗而凉快的清晨，太阳在平原上露出整张笑脸，街道两旁树木的阴影被拖得老长。孙氏族兵摆出进攻的阵形，兵车在前，步卒在后，快速而有序地朝着公宫进发。城门和城墙上的卫兵早就被先头部队解决，整个帝丘防务轻而易举地落入叛乱者的掌控。
　　对于国君和孙氏之间的这场纷争，卫国群臣基本持一种壁上观的态度，大伙都呆在家里，命令家臣和族人戒备守护自家院落，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就万事大吉，这也是孙林父轻易得手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一个年轻人特立独行，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大街上拦住了孙林父的车，故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跟他打招呼：“哟，这一大早，您全副武装的，是打算去哪儿呢？”
　　孙林父还没回答，他的戎右护卫暴喝一声，挥起手中的长戈就要扫过去，却被孙林父用手挡住。“不得无礼！”孙林父低声喝道。然后很客气地对那个人说，“国君的荒淫残暴，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很担心江山社稷毁在这个人手里，所以打算赶他下台，请问您有什么高见？”
　　“国君是一国之主，您现在却想将他赶下台来，这不是以下犯上么？再说了，就算您废旧立新，又怎么知道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
　　这个问题不轻不重，然而十分尖锐。孙林父答不上来，此后数千年无数抱有“革命”思想的人也答不上来。年轻人说完这些话，就主动站在路边，让孙林父的队伍通过，然后赶快带着自己的家人逃出了卫国，以躲避内乱。
　　这个年轻人叫做蘧（qú）瑗，字伯玉，历史上一般叫他蘧伯玉。《论语》里记载了一些他的故事，最为有名的是：有一天，蘧伯玉派人来拜望孔夫子，孔夫子向来人询问蘧伯玉的近况，来人回答说：“他正设法减少自己的缺点，可却苦于做不到。”来人走后，孔子就对弟子说：“使乎，使乎！”意思是这个人很了解蘧伯玉。当然，蘧伯玉本人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完美无缺，即便到了五十岁这年，他还是能够深刻地反省前一年所犯下的错误，即所谓的：“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
　　得知孙林父造反的消息，卫献公起先还不相信，对内侍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就是跟他开了两个玩笑嘛，他竟然……”结果就听到孙林父在宫门外大叫：“只杀昏君，余者无罪！”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派出三位公室子弟出来跟孙林父谈判——说是谈判，实际上就是将他们送给孙林父做人质，希望孙林父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孙林父根本没给三位公室子弟说话的机会，直接命令孙蒯：“将他们拉出去，斩了！”顷刻间三颗人头献上，被挑在旗杆上向宫内示威。
　　卫献公一看，这事没得谈了，逃命要紧。集合宫中的卫队，拼死杀出一条血路，逃往齐国去避难。逃到齐卫边境的鄄地（卫国地名）的时候，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政治努力，派出胞弟子行向孙林父请求原谅，结果又被孙林父砍了头。这家伙，分明是杀红眼了嘛！
　　卫献公只好继续狂奔，跟随他的人渐渐走散，只剩下公孙丁一个人替他驾车。幸好离齐国边境越来越近，孙林父也不敢轻举妄动，将大部队驻扎下来，只派了两名杀手级的武士——尹公佗和庾公差驾着轻车继续追赶。
　　庾公差是尹公佗的老师，师徒俩都是卫国有名的射手。孙林父认为，将这两个人派出去，取卫献公的项上人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庾公差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替卫献公驾车的公孙丁。有了这层关系，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尹公佗射术超群，驾车也是一把好手，道路又熟，追了一段路，便远远地看见卫献公的车了。尹公佗连抽了战马几鞭，将两车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段，庾公差长弓在手，从背后抽出一支箭扣在弓弦上，瞄准前车却又犹豫不决。
　　“师傅！”尹公佗催促道，“您再不射，昏君就逃脱了！”
　　庾公差眉头紧锁，仍是下不了决心。前面的公孙丁发现有追兵逼近，也将马鞭甩得震天价响，四匹战马发疯似的撒蹄子，将路上的泥土掀得四处飞溅。
　　“师傅！”尹公佗再次喊道。
　　庾公差长叹一声，弓弦响处，长箭出手。紧接着又搭上一支箭，前箭未至，后箭已发。
　　两支箭一前一后，全部钉在前车的旗杆上。卫献公吓得闭上眼睛惊叫不已。“主公休要惊慌！”公孙丁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若是有心射您，绝不会失手。”
　　卫献公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回头一瞄，果然后面的战车已经慢了下来，似乎已经放弃了追逐。
　　后面的战车完全停了下来。尹公佗疑惑地看着庾公差：“师傅，您这是违抗主人的命令，回去如何交差？”
　　“我的师傅在那辆车上，你叫我如何下得了手？”庾公差长叹一声，“回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他是您的师傅，不是我的师傅，我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主人的命令不可废，您如果不忍心杀他，就请您下车吧，我一个人去追。”尹公佗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尹公佗把孙林父的命令搬出来，庾公差也没办法反驳。所谓“士”的天职，难道不就是服从主人的命令吗？他默默地下车，对尹公佗说：“你要小心，我的老师比我还厉害。”
　　“您放心。”尹公佗一甩马鞭，又朝着前方追去。
　　卫献公刚松了口气，听到马蹄声，连忙回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公孙丁，公孙丁，敌人又追上来啦！”
　　这次公孙丁也回头了，只见尹公佗一个人驾着战车越逼越近，而且正将缰绳系在车轼上，准备抽弓取箭。“您来驾车！”公孙丁顾不得细想，将手中的缰绳塞给卫献公，同时拿起自己的长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出一箭。
　　尹公佗听到弓弦一响，情知不妙，想要躲时，那箭已经射穿自己的左臂。公孙丁大声喊道：“这是师公对你警告，你要是再追，就不是射你的手了。”尹公佗大吃一惊，忍痛勒住缰绳，眼睁睁地看着卫献公的战车越跑越远，消失在地平线上。
　　关于师、徒、徒孙三人的故事，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讲述者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孟子。在孟子的笔下，事情是这样的：
　　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略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不巧在这个时候，子濯孺子病发，庾公之斯追上他之后就问：“您为什么不拿起弓来？”子濯孺子说：“今天疾病犯了，拿不起弓。”庾公之斯说：“我在尹公之佗那里学射箭，尹公之佗又是您的徒弟，我不忍心用您的本领加害于您。不过，今天的事情是公事，我不敢放弃！”于是抽出一支箭，去掉箭头，朝着子濯孺子射了一箭就回去了。
　　儒家追求秩序的稳定，以天、地、君、亲、师为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所谓忠义不能两全的困境，也就是在国君、父母和老师之间进行取舍。这个故事中，子濯孺子要在忠于国君还是尊重祖师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故事发生在西方，这就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难题，足以令当事人发疯甚至自杀。但是在孟子的笔下，子濯孺子的抉择一点也不艰难，拔掉箭头，虚射一箭，就那么简单。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自古缺乏悲剧意识，是因为中国的哲人太狡猾，太善于自欺欺人。
　　回到正题。卫献公抵达齐国之后，原来走失的那些人也渐渐赶到那里跟他会合，其中有他的胞弟公子鱄（zhuān）和卫定公的夫人定姜。
　　侥幸逃过一劫的卫献公认为这一切都是祖宗在保佑他，命令祝宗（宗庙的管理人员）设好祭坛，摆上祭物，向祖宗表示感谢，同时向祖宗报告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犯错误，责任全在孙林父身上。
　　定姜并非卫献公的生母，早在卫献公上台的时候就看不惯他的作为，现在看到他跪在一堆石头前念念有词，不觉又好气又好笑，说：“如果没有神灵，你告诉谁呢？如果有神灵，你就不可以对神灵撒谎。你明明有罪，为什么告诉神灵说无罪？你不和大臣商量国事却和小臣计议，这是第一条罪；孙林父和宁殖都是先君委任的辅佐你的重臣，你却轻视他们，这是第二条罪；我尽心尽力地侍奉先君，你却如同对待奴婢一样对待我，这是第三条罪。你呀，向祖宗汇报逃亡的事就行了，不要在祖宗面前狡辩说自己无罪！”
　　卫献公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鲁襄公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特意派大夫厚成叔前往帝丘慰问，卫国人派大夫大叔仪接待。
　　“听闻卫侯失去了社稷，流亡在外，寡君十分担心，特意派下臣前来，谨致慰问之意。”厚成叔说，“贵国有国君而不修仁德，有臣子而不敏于事；国君不宽厚，臣子也不尽职尽责，日积月累，现在终于酿成大祸，请问你们该如何收拾？”——这哪里是来慰问的，分明是来看笑话的！
　　“鲁侯的美意，我们心领了。但是对于大夫的说法，在下不敢苟同。”大叔仪说。
　　“哦？”厚成叔多少有些意外。
　　“事情闹成这样，是因为下臣们不敏于事，得罪了寡君。但是寡君并非不宽厚——恰恰相反，寡君就是因为宅心仁厚，不忍心将下臣依法严办，才抛弃了我们，远走他乡的。”大叔仪一本正经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
　　“事实就是这样。”
　　厚成叔回到鲁国，遇到大夫臧孙纥。臧孙纥问起卫国的情况，厚成叔说：“卫侯还是很有希望回国的。有大叔仪这样的臣子居守国内，替他安抚百姓；又有公子鱄这样的兄弟跟着他流亡，帮助经营谋划，他能不卷土重来吗？”
　　鲁襄公打听到卫献公已经被齐国人安顿在郲地（齐国地名），便派臧孙纥前去慰问他。刚刚找到栖身之所的卫献公显然好了伤疤忘了痛，说起话来大大咧咧，根本没把臧孙纥放在眼里。
　　臧孙纥退下来之后对自己的随从说：“厚成叔看走眼啦，这个人满嘴喷粪，不思悔改，凭什么回国？”
　　后来他见到公子鱄等人，交谈之后，看法又改变了：“唉，这个人还是能够回国的。这就好比驾车，跟随他的那些人，或者在前面拉，或者在后面推，想不回去都难！”十二年后，卫献公果然得以回国，这是后话。
　　当然，跟随卫献公逃亡的人中，也有不坚定分子。大夫右宰谷就忍受不了思乡之情，偷偷逃回帝丘，结果被人抓起来送到孙林父府上。
　　“大夫既然跟着昏君走了，又跑回来干什么？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立了一条规矩，但凡偷偷跑回来的逃亡者，一律以间谍罪论处，斩首示众？”孙林父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别，别这样！”右宰谷一听就急了，“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跟着昏君走，当时是被胁迫才逃亡的啊！”
　　“这个我可管不着。”
　　“咳，这个您一定要管，我是穿狐皮衣服，卷羊皮袖子啊。”右宰谷摆出一副可怜的表情。狐皮昂贵，羊皮轻贱，言下之意：我人是好的，只有一点小毛病，看人要看主流嘛！
　　听到这个比喻，孙林父忍不住笑了，说：“看在你这件狐皮衣服的面子上，就饶了你吧。”
　　孙林父对右宰谷网开一面是有原因的，他刚刚在卫国公室中找到了一位公孙剽，草草拥立为国君。新政权尚未稳固之际，他不愿意因为杀人而激起更多的矛盾。赦免右宰谷之后，他干脆下了一道命令，欢迎跟随卫献公流亡的人弃暗投明，重回祖国的怀抱，为新政权服务。
　　但是他也明白，新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光有国内百姓的支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得到晋国的认可。
　　这一年秋天，讨伐秦国失败的诸侯联军终于撤回了各自的国家。
　　战争失败给晋悼公很大触动，他决定采取措施整顿军队——撤销新军的编制，晋国四军由此又变为三军，符合“大国三军”的原则，以示对王室的尊重。
　　对于卫国发生的事情，晋悼公也持审慎的态度。一天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宫廷乐队的首席指挥师旷：“卫国人将自己的国君赶出国，这件事难道不是很过分吗？”
　　“臣倒觉得，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了。”师旷回答。
　　“哦？”晋悼公放下筷子，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师旷说：“好的国君赏善罚恶，视人民如儿女，像上天一样保护他们，像大地一样容纳他们。人民侍奉国君如同父母，尊崇他如同日月，敬重他如同神灵，害怕他如同雷霆，他说的话就是命令，有谁能够赶走他？真正赶走他的是他自己，不认真履行国君的职责，让百姓陷于绝望。他自己已经丧失了当国君的资格，怪不得别人。”
　　晋悼公连连点头。
　　师旷接着说：“上天养育百姓，又立了国君来统治他们。为了不让国君走歪路，又为他设立辅佐，让他们去教育他，保护他，不让他做过分的事。因此天子有公辅佐，诸侯有卿，卿有侧室，大夫有旁系，士有朋友，士农工商都有亲近的人互相帮助。美好就赞扬，过分就纠正，患难就相救，陈旧就改革。自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监督他的是非功过。所以《夏书》上说，‘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传令官摇着木铎在大路上巡行，官长谆谆教导，工匠献艺以为劝谏。）’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不可能！”
　　师旷这番话，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即便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后来晋悼公又就这件事征询荀偃的意见，荀偃说：“孙林父驱逐国君，另立新君，自然是大逆不道。但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攻打它，不一定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反而要劳累诸侯，不如因势利导来安定卫国。古话说，即将灭亡的可以欺侮，正在动乱的可以推翻，已经存在的可以巩固，这是国家的常道。您还是安定卫国，静观待变吧。”
　　有师旷的大道理在前，又有荀偃的现实分析在后，晋悼公由此下定决心，于同年冬天在戚地举行了诸侯会盟，承认了公孙剽（也就是卫殇公）政权的合法性。
　　【虚张声势，吓跑敌人】
　　公元前559年秋天，周灵王派王室大夫刘定公到齐国，向齐灵公下达了一道神气活现的圣谕：“当年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辅佐先王，成为王室的股肱、百姓的老师。王室世代酬谢太公的功劳，立他为东海诸国的表率。王室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败落，依靠的就是齐国啊！现在我命令你姜环（齐灵公名环），孜孜不倦地遵循太公的遗志，继承祖先的事业，不要侮没先人。要恭敬啊，不要违抗我的命令！”
　　周王室与齐国公室自古联姻。周灵王向齐灵公下达这道圣谕，其实是向齐国公主求婚的一纸聘书。按照周朝的体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即便是求婚，也不能低三下四，必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布命令。收到聘书的诸侯则感激涕零，欢天喜地筹备婚事，为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王后而庆幸不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谁都知道，此时的周天子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傀儡，还要仰仗各位诸侯的施舍才能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一个破落的贵族向富人求婚，还得瑟个啥啊？第二年春天，周灵王派卿士单靖公为代表，前往齐国迎亲。天子结婚，卿士迎亲，本来也是古礼。奇怪的是，单靖公走到鲁国便不再前进了，仅仅派副手刘定公继续前往齐国，将公主接回了雒邑。一场本应热热闹闹的婚礼，以“非礼”而告终。但奇怪的是，齐国不但没有因此而发怒，还默许了这一行为。
　　当然齐灵公之所以对王室虚与委蛇，委曲求全，是有原因的。据《左传》记载，晋国的士匄曾经向齐国借走一套五色羽毛做成的旌旗，却迟迟不肯归还，齐国人对这件事极为不满，一直耿耿于怀，并因此而对晋国产生了贰心。公元前559年冬天，晋国在戚地举行诸侯会盟，齐国没有派代表参加，更是公然挑战晋国领导的明显信号。齐灵公既然有心与晋国决裂，主动寻求王室的好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公元前558年夏天，齐灵公悍然发动对鲁国的进攻，派兵包围了鲁国的成城。在齐国的唆使下，邾国、莒国也从南方入侵鲁国。一时之间，山东的局势骤然紧张，鲁国连忙派人向晋国告急。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年仅三十岁的晋悼公突然发病身亡。
　　晋悼公为人谦和，有君子之风，不擅长尔虞我诈的权谋之术，却有兼容并包的容人之度，在他的领导下，晋国的霸业以一种不温不火的态势得以延续。晋悼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宽厚有余而威猛不足，对一些桀骜不驯的大臣管教不严，导致进退失度。公元前559年，晋国八卿讨伐秦国，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是晋悼公在位期间最大的失败。而齐国的公然作乱，是晋国霸业再度跌向低谷的标志性事件，晋悼公在这个时候突然离开人世，虽有壮志未酬的遗憾，却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晋悼公死后，晋平公即位。新官上任三把火，晋平公上台之后，一是任命自己的老师叔向为大傅，负责晋国的司法事务，又任命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和士鞅为公族大夫；二是在曲沃举办了盛大的祭祀，请求祖先保佑；三是加强国内的警备，然后沿黄河而下，在湨（jú）梁（地名）举行诸侯会盟，命令同盟国内部和平共处，归还侵占的土地，而且逮捕了邾国和莒国的国君，以示惩戒。
　　齐灵公没有参加湨梁之会，但是仍然派了上卿高厚为代表来参加会议。晋平公举行宴会招待各国诸侯，命令各国大夫起舞赋诗，说：“歌和舞的内容必须相配。”意思是，唱红歌必须跳红舞，不能像现在很多官员那样，在KTV里搂着小姐唱着“十送红军”。
　　对于高厚来说，湨梁之会就是鸿门宴，是齐国与晋国彻底分手前的最后一次缠绵。看着各国大夫喝得醉醺醺的在台上手舞足蹈，或是对晋平公暗送秋波，或是对齐灵公指桑骂槐，高厚突然感到悲从中来。轮到他跳舞的时候，他故意跳了一种东夷地方的民族舞，却唱了一首正儿八经的周朝的歌。只要粗通音律的人都知道他在故意违抗晋平公的命令，晋国的中军元帅荀偃大怒，一手按着佩剑，一手指着高厚说：“看来这里有人对晋国怀有贰心！”
　　晋平公皱了皱眉头，示意荀偃少安毋躁。和晋悼公一样，晋平公也是个冷静的人，他明白齐国的背叛对晋国意味着什么，虽然齐国现在与晋国已经是离心离德，但是不到最后一刻，他不希望这种同床异梦变成赤裸裸的决裂。
　　高厚则轻蔑地看了荀偃一眼，继续他的表演。
　　按照惯例，湨梁之会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举行盟誓，各国代表割手指，喝血酒，以示真诚相待，互不背叛。由于齐灵公没有与会，高厚不能与各国诸侯平起平坐，晋平公特别命令各国大夫与高厚举行盟誓，企图对齐国进行最后一次拉拢。
　　结果高厚不辞而别了。绝望之余，晋国的荀偃、鲁国的叔孙豹、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宁殖和郑国的公孙趸等重臣歃血为盟，誓词为：“同讨不庭。”也就是共同讨伐不尊重周天子的人。
　　晋国霸业的衰落，一开始并不明显。即使有齐国的背叛，在其他中原国家看来，晋国仍然是不可一世的霸主。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晋悼公死后，郑国先是派公孙夏前往吊唁，又派公孙趸参与送葬。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去世，别的国家应当派普通的士族前往吊唁，大夫参与送葬。就算是当年晋文公、晋襄公称霸天下，他们去世之后，各国也仅仅是派大夫吊唁，卿送葬，以示隆重。而公孙夏和公孙趸在郑国都是卿一级的人物，也就说，郑国派出两位卿参与晋悼公的丧事，这是前所未有的。
　　晋悼公去世前后，楚国也发生了一些大事。公元前559年秋天，楚康王派令尹公子贞讨伐吴国，吴国人闭门不出，楚国人占不到便宜，只能打道回府。由于公子贞轻视吴军的战斗力，没有严加防范，结果在一个叫皋舟的地方中了吴国人的埋伏，楚军死伤无数，大夫公子宜谷被俘。回国之后，公子贞便一病不起，临终之际，他将公子午找来交代后事，强调说：“一定要加强郢都的城防！”左丘明对公子贞的评价相当高，认为他临死还不忘国家大事，是对国君忠贞不二的表现。
　　皋舟之败和公子贞的死是楚国的重大损失。此后，公子午继任楚国令尹，在他的主持下，楚国任命了一系列重要官员。公子罢戎任右尹，蒍子冯任大司马，公子橐（tuó）师任右司马，公子成任左司马，屈到任莫敖，公子追舒任箴尹，屈荡任连尹，养由基任宫厩尹。这些人齐心协力，保持了楚国政局的稳定。
　　湨梁之会后，晋平公派荀偃和栾厌率领部队讨伐楚国，楚国派公子格领兵抵抗，双方在湛阪（地名）发生战斗，楚军失利，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北部边境，但是未敢深入，将已经并入楚国的许国洗劫一空后便回国了。这件事说明，晋楚争霸的战略优势仍然保持在晋国这一方，楚国在这个时候不能对晋国形成严重的威胁。
　　真正让晋平公感到头疼的是齐国。高厚从湨梁之会逃回国不久，齐灵公再度出兵包围鲁国的成城。仲孙蔑的儿子孟速带兵救援，齐灵公畏其勇气，遂撤围而走，成城侥幸得救。
　　由于感觉到齐国的强大军事压力，公元前557年冬天，鲁襄公派叔孙豹出使晋国，要求晋国切实担负起霸主的责任，解决好齐国的问题，确保鲁国的安全。晋国的官员敷衍他说：“先君去世之后，寡君国事繁忙，尚未为他举行仪式，将神位安放在大庙，加上前不久讨伐楚国，军队和人民还未曾得到很好的休养。否则的话，我们怎么会对齐国的行为坐视不理？”
　　叔孙豹跺脚说：“正是因为齐国人对鲁国虎视眈眈，我才来到这里请求贵国的帮助。鲁国的情况危急，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大家都伸长了脖子，朝着西方望断秋水，说‘晋国的援兵应该快来了吧！’如果等到各位得闲，鲁国早就灭亡了。”
　　晋国人无言以对。
　　后来叔孙豹见到了荀偃，念了一首《祈父》之诗：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翻译过来就是：祈父啊祈父，你是君王的左右手，怎么能够尸位素餐，使百姓受困苦之忧，居无定所呢？
　　荀偃听了，满脸羞愧地说：“我知罪了，怎么能够不跟您同恤社稷，让鲁国落得如此境地呢？”
　　叔孙豹又去见士匄，对他念了《鸿雁》的最后一章：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意思是：鸿雁飞上飞下，哀鸣不已，只有明白人才知道我在受苦受累啊，那些愚蠢的家伙，还说我骄躁。
　　士匄一听便明白了，说：“有我在此，岂敢让鲁国不得安宁？”
　　然而，即使有军中的第一和第二号人物拍胸脯保证，晋国仍迟迟未有实际行动。公元前556年夏天，同盟国内部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卫国派兵入侵曹国，攻占了曹国的重丘（地名）。事情的起因，是孙林父的儿子孙蒯越过边境，跑到曹国的地界上去打猎。重丘的居民关起门来辱骂他，说：“亲手驱逐国君的人，就数你爸最为凶恶了。你不为此感到羞愧，还跑到这里来打什么猎？”因为这件事，两国关系恶化，最终以刀兵相见。曹国人打不过卫国人，就跑到晋国去告状，给本来就心情不佳的晋平公又增添了一丝烦恼。
　　同年秋天，齐灵公再度出兵，入侵鲁国的北部边境，包围了桃城（地名）；同时派高厚带领一支部队，包围了防城。防城是臧氏家族的领地，臧孙纥守土有责，被高厚困在了城中。为了不让国家重臣落入敌手，鲁襄公派部队从阳关出发去营救臧孙纥，驻扎在旅松（地名）。大夫叔梁纥，也就是孔夫子的老爸，带着三百名勇士，趁夜突破齐军的重围，进入到防城，将臧孙纥安全接到旅松之后，又回过头来再次杀入防城，加入守军，一直坚守至齐军撤离。
　　齐国人也并非毫无收获。臧孙纥的弟弟臧坚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被高厚带回了齐国。齐灵公钦佩鲁国人的勇气，知道臧家子弟性格刚烈，赶紧派宦官夙沙卫去慰问臧坚，希望臧坚不要自杀。
　　说起这位夙沙卫，还有一段故事要讲：公元前571年春天，齐国派兵讨伐莱国，莱人知道夙沙卫深得齐灵公宠信，便派大夫正舆子带了良马一百匹和肥牛一百头去贿赂他。夙沙卫得了好处，在齐灵公面前替莱国求情，使齐灵公轻易放弃了进攻莱国的计划，收兵回国。“通过这件事，我便知道齐灵公为什么被谥为‘灵’了。”左丘明在《左传》中这样写道，“灵”是恶谥，代表的含义是“乱而不损”。古人盖棺定论，基本上是扬善隐恶，一个人只要不是闹得太不像话，无论如何不会得个恶谥。
　　臧坚对夙沙卫说：“感谢君侯的好意。他赐我不死，却又有意派一名受过宫刑的贪婪小人来对一名‘士’表示敬意，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夙沙卫气得脸青，手指着臧坚骂道：“你、你这个囚虏，不要不识抬举！”
　　“谁抬举我？”臧坚冷笑道，“你抬举我？对于我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么？”说完就拿起身边的一根尖木桩刺进自己的伤口，血流不止而死。
　　形势进一步恶化。同年冬天，邾国在齐国的支使下，派兵入侵鲁国南部边境。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5年秋天，齐灵公又亲自带兵入侵鲁国北部。这一次，晋国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晋平公命荀偃整顿军马，准备讨伐齐国。
　　就在晋国大军即将出发的前一晚，荀偃做了一个梦，梦见晋厉公和他在天庭打官司，结果是晋厉公胜诉。晋厉公挥起一支长戈，将荀偃的脑袋砍了下来，掉在地上。荀偃的身体跪下，拾起脑袋装回脖子上，双手紧紧扣住，以防再掉，飞也似的逃跑了，在路上遇到梗阳（地名）的巫皋。
　　众所周知，栾书和荀偃是二十年前绑架和杀死晋厉公的主谋，荀偃做这样一个梦，也许是潜意识里的负疚感在作怪吧。奇怪的是，第二天一早，荀偃率领大军出发，果然在路上遇到了巫皋。荀偃停下来和他说话，发现巫皋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这简直就是《盗梦空间》的剧情了。巫皋掐着指头一算，对荀偃预测了两件事：
　　其一，一年之内，荀偃必死；
　　其二，如果“有事于东方”，则可以得志。
　　听到巫皋这么说，大伙都很难过。荀偃本人倒是很豁达，安慰大伙说：“人固有一死，我活到这个年纪，死亦无妨。至于有事于东方可以得志，说的不就是讨伐齐国这回事吗？这是好事啊！”
　　大军渡过黄河的时候，荀偃用红色丝带系着两对美玉，祷告说：“齐国依恃地形险要，人多势众，背弃世代友好的誓言，欺负邻国，虐待百姓。天子的陪臣姬彪（晋平公名彪）要带领诸侯去讨伐，姬彪的臣子荀偃要在鞍前马后效力。如果打了胜仗，不使神灵蒙羞，下臣荀偃不敢再次渡过黄河，请神灵明察！”说完将美玉投入河中。
　　所谓不敢再次渡过黄河，意味着荀偃自知死期将至，不敢祈求多活两年了。
　　同年十月，晋、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诸侯云集鲁国的济水之滨，重温湨梁之会的誓言，共同讨伐齐国。值得一提的是，莒、邾等山东小国本来唯齐灵公的马首是瞻，晋国大军一到，马上又加入到讨伐齐国的行列，见风使舵，也许是小国生存的必要手段吧。
　　齐灵公将部队部署在平阴（地名）附近的防门（齐国修筑的长城，东起大海，西至济水），又在防门之外深挖壕沟，宽达一里，构筑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准备跟联军打持久战。
　　夙沙卫却认为这个阵地仍然不可靠，劝谏说：“敌军势大，不如退守泰山之险。”
　　齐灵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侯联军在荀偃的带领下，日夜猛攻防门，双方将士死伤甚众。士匄和齐国大夫子家素有来往，派人给子家送去一封密信，说：“你我相识已久，所以我对你无所隐瞒。实话对你说，鲁国和莒国都请求各派战车千乘，从西南和东南两个方向突袭临淄，晋侯已经答应了他们。如果是这样，齐国必定灭亡，你何不早做准备？”
　　士匄这话有点像哄小孩，一来军中机密断无理由轻易示人，二来莒国只是一个小国，即便集全国之力，最多拿出战车六百乘，何来千乘？但是子家看完这封信，脸色立马就白了，他顾不上穿戴整齐，赶快跑到齐灵公的大帐中汇报。齐灵公听到这个情报，也一下子懵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晏弱已经死亡，他的儿子晏婴侍候在齐灵公身边，看到齐灵公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暗自对人说：“国君本来就胆小，现在听说这样的事，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前面介绍过，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是《孙子兵法》中认为最不得已才选择的下下策。防门是齐国人精心修筑的长城，加上宽达一里的壕沟，险上加险，易守而难攻。诸侯联军猛攻防门，虽然给齐军造成重大的杀伤，但是自身的伤亡数字必定在齐军之上，很有可能是“杀敌八百，自损三千”。对荀偃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他必须尽快摆脱攻城的不利局面，所以才有了士匄送给子家的那封信。
　　第二天，齐灵公登上巫山眺望晋军。荀偃派人开山架桥，即便是极其险阻的地方，也命人插上旌旗，装作有人在布阵的样子。又命战车上的士兵左实右虚——一车三人，车夫和车左射手是真人，车右的持戈之士是假人——以大旗先行，而且在车后拖上一捆树枝，造成尘土飞扬的阵势。齐灵公倒吸了一口凉气，对左右说：“敌人可真不少啊！”他借口要回临淄布置防务，当天就离开大部队，临阵脱逃了。
　　齐灵公一走，齐军的斗志急剧下降。十月底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防门的齐军悄然撤出阵地，防门变成了无人防守之门，荀偃这招树上开花，虚张声势获得圆满成功。
　　最先觉察到齐军撤走的是晋国宫廷乐队的首席指挥师旷。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的乐师多半是盲人，和《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一样，视力全无，听力绝佳。师旷在夜风中听到防城上空的鸟叫，便对晋平公说：“您听鸟儿叫得多欢快，齐国人肯定逃跑了。”
　　第二个发现情况的是晋国大夫邢侯，他对荀偃说：“我听到战马盘桓之声，齐国人恐怕已经逃遁。”
　　没过多久，太傅叔向也跑过来对晋平公说：“城上有鸟，齐军必定逃跑了。”
　　十一月初，联军接管防门，进入平阴城。稍事修整之后，荀偃带领部队继续追逐齐军。齐国军中，夙沙卫主动要求殿后，他命令士兵用铁链将战车连接起来，堵塞了山中的道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人性的复杂，夙沙卫虽然是个宦官，而且在历史上有过污点，在关键时刻却不畏强敌，敢于担当大任。
　　但夙沙卫的勇敢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齐将殖绰、郭最说：“您担任大军的后卫，这是齐国的耻辱啊，您还是先走吧，由我们来殿后！”听到这样的话，夙沙卫眼中不觉流露出一丝悲哀，他没有说什么，回到自己的营帐之后，他命令手下将士将战马都杀死，填到山中小路的最狭窄处。至今山东长清还有一个地名叫“隔马山”，据传就是夙沙卫杀马堵道之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殖绰和郭最瞧不起夙沙卫，他们自己的表现却不尽人意。晋军的前锋州绰追上了他们。州绰是晋国的神箭手，他远远地朝殖绰射了两箭，一支射中左肩，一支射中右肩，两支箭将殖绰的脖子牢牢夹住。殖绰疼得死去活来，一个劲催促驾车的郭最：“快跑，快跑！”只听见州绰在身后喊道：“你给我站住！大不了成为我军的俘虏，我不杀你。如果你胆敢再逃，我就射你的心脏啦！”
　　殖绰转过身子说：“我才不信呢——除非你发誓不杀我！”
　　州绰说：“有太阳为证，我如果骗了你，不得好死。”一边将弓弦拉得满满的。殖绰连忙说：“我信了，我信了。”停下车，让州绰将自己反绑起来。州绰的车右护卫具丙也扔掉兵器，将郭最绑起来。州绰将他们献给晋平公，晋平公命令他们坐在中军的鼓下。
　　联军的士气空前高涨。晋军将士都不想停下脚步，一路追逐着齐国的逃兵。鲁国和卫国的部队也主动要求进攻险要的地方。十一月中旬，荀偃和士匄带领中军攻下了京兹，魏绛和栾盈带领下军攻占邿地，赵武和韩起带领上军围攻卢地。京兹、邿地和卢地都是泰山山脉的战略要地，这三个地方陷落之后，临淄已经无险可守，齐国就岌岌可危了。
　　十二月初，联军抵达临淄附近的秦周，将秦周作为最后总攻的桥头堡。晋国的士鞅负责围攻雍门（临淄的西门），齐国人都不敢出战，士鞅的车夫追喜甚至跑到雍门下用长戈杀死了一条狗，还安然返回。鲁国的孟速砍下城外的树木，为鲁襄公做了一把颂琴。联军在临淄城外耀武扬威，先是放火烧了雍门外的建筑，接着烧了申池旁边的树林和竹林，又烧了城东的外城。士鞅转而攻打扬门（临淄西北门），州绰攻打东闾（临淄东门），在门洞里逗留了很久，将城门上的铜钉都数清楚了。
　　齐灵公受不了这种惊吓，驾上马车，准备逃到棠地去。大子光和大夫郭荣拦住了他。大子光扣住戎车的马缰，说：“敌军行动迅速，作战奋勇，主要是想掠夺物资，并无久留之意，您怕什么呀？况且您是一国之主，不可以轻言放弃，否则将失去大家的拥戴，请您一定留在城中！”
　　齐灵公脸色铁青，大叫：“让开！”驾着马车就要强行通过。大子光突然抽出佩剑，砍断了马鞅（马脖子上的挽具），才将戎车阻住。左右一拥而上，将齐灵公连推带劝，逼回了宫中。
　　事实证明大子光的判断是准确的。十二月中旬，联军留下一部分人马继续监视临淄，主力却向东前进，劫掠了潍水流域；然后向南转移，一直打到沂水流域。
　　不管怎么样，临淄算是暂时保住了。
　　【自取灭亡的齐灵公】
　　正当晋平公带领诸侯联军横扫齐国的时候，同盟内部却出现了问题，郑国的当权者公子嘉想趁着郑简公和公孙趸带兵在齐国作战的机会，除掉国内的政敌，独揽大权。
　　公孙趸在晋国六卿入侵秦国的那场战争中表现突出，深得晋国人青睐。公子嘉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公孙趸必定会依靠晋国人的力量杀回来。为此，公子嘉派人给楚国令尹公子午送去一封密信，希望楚国出兵支持自己的行动，并以事成之后郑国投靠楚国作为回报。
　　自公元前562年的萧鱼之会以来，郑国一直死心塌地追随晋国，做到了“无会不与，无役不从”，成为楚国人心中的痛。现在郑国的当权派主动要求楚国出兵郑国，对楚国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公子午却拒绝了公子嘉的请求。楚康王听说这件事后，连忙派人对公子午说：“现在全国人都在议论，说不谷（不谷为君王自称，有如“寡人”，语气更为谦逊）主持社稷而不敢出兵，不能继承先君的事业，死后都没有资格按照先君的礼仪下葬。不谷即位已经五年，从未统帅楚军北上中原，人们都以为不谷是贪图安逸而忘记了先君的霸业。请您好好谋划一下这件事，看看行不行？”
　　楚国王室自古家风凌厉，自楚武王以来，历代楚王都是雄心勃勃之辈，楚康王不甘于偏安一隅，怕被人指着鼻子骂胆小无用，也是人之常情。公子午听到楚康王的话，长叹道：“君王这么说，难道认为我是贪图安逸之辈吗？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啊！”接着朝使者稽首下拜，说道：“诸侯正和晋国打得火热，我请求先出兵试探一下。如果事情顺利，则请君王亲率大军介入。如果事情不顺，我收兵回来，也没有什么害处，君王也不会受失败之辱。”
　　公子午带领一支部队北上到颖水南岸的汾丘城。当时和公子嘉一道留守国内的还有公孙舍之和公孙夏，他们得知公子嘉的阴谋，加强了新郑的戒备，公子嘉也不敢轻举妄动。公子午在汾丘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公子嘉的任何信息，又将部队推进到鱼陵（郑国地名），命令右翼部队在上棘筑城，然后渡过颖水，驻扎在索水（郑国河名）之滨。蒍子冯和公子格则率领楚军的精锐部队攻打费滑、胥靡、献于、雍梁等地，大踏步绕过梅山，进攻了郑国东北部的城市，一直抵达虫牢才回师。
　　由于郑国人一直不出战，公子午又将前锋推进到新郑外围，在纯门（新郑外城门）外驻扎了两天，见新郑的防卫无懈可击，只好班师回朝。时值隆冬，楚军在渡河的时候遇到大雨，大部分士兵被冻伤，挑夫、伙头军等杂役人员几乎死伤殆尽。
　　远在齐国的晋平公一度对楚军的行动感到担忧，是瞎子师旷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没事的啦！我多次唱北方的曲调，也唱过南方的曲调。南方的曲调普遍阴柔，象征死亡的声音很多，楚国人一定不会得逞。”这话很难听出个所以然来。我只能这样理解，楚文化重视巫鬼，对于人生的终极意义有着深刻的思考，所以会有所谓“象征死亡的声音”，但这与楚国人会不会得逞，似乎没有必然联系。董叔补充说：“岁星正在西北，南方的军队不合天时，难以建功。”这是用天象学来证明楚国人为什么不能成功，又给晋平公打了一剂强心针。
　　只有叔向说了一句比较靠谱的话：“决定胜负的，是他们国君的品德与能力。”意思是楚康王的水平不足以领导楚国获得胜利。
　　有了三个人的保证，晋平公便无视楚国的威胁，继续在齐国逗留。公元前554年春天，诸侯联军自沂水流域返回，在祝柯（地名）举行了会盟，誓词为：“大毋侵小。”意思是大国不要欺负小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这次祝柯之会上，晋平公将邾悼公抓了起来，而且将邾国的一大块土地划给了鲁国——这不正是以大侵小么？
　　鲁国人自然对这一安排举双手赞成。晋平公先行回国后，鲁襄公在蒲圃（地名）举行了盛大宴会，款待晋国六卿，自然又少不了一套隆重的“赐命”仪式，不但六卿被赐“三命之服”，连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等军官都被赐以“一命之服”。荀偃的待遇最高，另被授予锦缎五匹、玉璧五双、良马四匹和鼎一尊。
　　可惜荀偃无福消受这些礼物了。早在晋军东渡黄河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的枕骨之下生了一颗不祥的小肿粒，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硬，渐渐演变成了疽疮。但他一直没有找大夫来看，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强忍着剧痛指挥诸侯联军横扫齐国，而且谈笑自若地参加了鲁襄公在蒲圃举行的盛会。蒲圃之会后，晋国大军西渡黄河，抵达著雍（地名），荀偃再也掩饰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眼睛受到疽疮的影响，已经明显地鼓了出来，面相甚是骇人。得到这个消息，先期返回晋国的大夫们都跑回来。士匄请求入见，被他拒绝了，只能远远地隔着一排屏风说话。当士匄问立谁为他的继承人的时候，他简单而明确地说：“郑甥。”
　　郑甥，就是荀偃的儿子荀吴，因为荀吴的母亲是郑国女子，荀吴自然是郑国人的外甥，所以称为郑甥。
　　没过几天，荀偃便死了。回想起来，晋军东渡黄河的时候，荀偃曾经说过“不敢再次渡过黄河”的话，这一死也算是信守了诺言。
　　士匄和列位大臣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只见他仍然睁大眼睛，嘴却紧紧闭着。按照当时的习俗，贵族死后，要在嘴中放置一颗明珠，以维持魂魄不散。可是荀偃的嘴实在闭得太紧了，家臣都无法打开，明珠也放不进去。士匄洗干净手，拍着荀偃的肩膀说：“您就放心去吧，我将侍奉荀吴如同侍奉您。”荀偃没有任何反应。这时栾盈在一旁提醒说：“元帅也许是因为伐齐之事未见全功而死不瞑目吧。”士匄又拍着荀偃的肩膀说：“您去世后，我如果不继承您的遗志征服齐国，就请河神惩罚我！”
　　说来也怪，士匄说完这句话，荀偃的眼睛立刻闭上了，嘴也自动张开，接受了家臣奉上的明珠。士匄暗自擦了一把冷汗，出来之后就说：“惭愧啊，作为一个男人，我实在是很浅薄无知！”
　　荀偃死后，士匄顺理成章地由中军副帅升为中军元帅，成为晋国的执政大臣。这个职务，早在公元前560年，晋悼公本来就打算任命给他的，只不过士匄主动让给了荀偃，所以才推迟了六年。
　　晋国讨伐齐国，最大的受益者是鲁国——不但保护了鲁国不受齐国的欺凌，而且让鲁国得到了邾国的一大片土地。鲁襄公对此感恩戴德，又派季孙宿来到新田拜谢晋平公。晋平公设宴款待季孙宿，新任中军元帅士匄出席了宴会，并且赋了一首《黍苗》之诗：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这是《诗经·小雅》中一首赞颂召伯的诗，意思是召伯为了诸侯奔波，有如春雨滋润禾苗。士匄用这首诗来比喻晋平公为了鲁国奔波，倒也不失贴切，只不过当着晋平公的面来念，有溜须拍马之嫌。季孙宿也是个聪明人，连忙跪坐起来，接着士匄的马屁继续拍：“小国仰望大国，有如禾苗仰望春雨，如果经常得到滋润，天下都将和睦相处，岂止鲁国受益？”于是也赋了一首《六月》之诗。《六月》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复国，也曾以这首诗相赠，希望晋文公担负起辅佐天子的责任。现在季孙宿又赋这首诗，当然是将晋平公比作尹吉甫，马屁拍得相当高明，决不输于士匄。
　　回到鲁国之后，季孙宿意犹未尽，命人将从齐国战场上缴获的兵器熔炼成一座大钟，并在钟上边铭刻了鲁国的功劳，作为对这次战争的纪念。臧孙纥给他泼了一勺冷水：“您这样做不合礼法。铭文，是天子用来彰显品德的。诸侯如果相时而动，建立功勋，也可以镌刻铭文。至于大夫这一阶层，则是用铭文来记录军功。你现在这样做，如果是为了记录军功，那是大夫所为，不应当以国家的名义；如果是为了记录国君的功勋，那是借晋国之力才得到的；而且这场战争已经妨碍了我国人民的正常生产。我不知道您到底是想纪念什么？”
　　季孙宿不以为然。
　　臧孙纥感叹道：“大国攻打小国，用得到的战利品制造礼器，记载大国的功劳，让子孙后代知晓，是为了宣扬正义而惩罚无礼之徒。现在鲁国借助了晋国的力量来挽救自己的危亡，侥幸战胜了齐国，不感谢上天的照顾，反而宣扬所得的战利品以激怒齐国人，是自找麻烦啊！”
　　晋、鲁等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齐国则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下，齐灵公更是大病一场，生命垂危。
　　说起齐灵公，那还真不是一般的“灵”。后人推测，齐灵公的昏庸，与他的母亲声孟子多少有关。
　　这个女人在历史上以淫乱而著称，当年鲁国的叔孙侨如逃亡到齐国，没过多久就和声孟子搞到了一起，闹得沸沸扬扬不说，声孟子还异想天开要齐灵公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连叔孙侨如本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不敢接受，只好又逃到卫国去避祸。寡妇有生理需要，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将自己的生理需要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奇怪的是，齐灵公对母亲的这些行为不但不加以劝阻，反而百般纵容。
　　叔孙侨如走后，另一个男人很快填补了声孟子的空虚。
　　这个男人名叫庆克，是齐桓公的儿子公子无亏的后人，说起来也是公族人士。庆克不敢明目张胆地和声孟子来往，常常是男扮女装，按照当时女人出行的习俗，以布蒙头，坐着人力推行的辇车，从侧门进入宫中。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竟然很长时间没被人发觉。
　　直到某一天，鲍叔牙的曾孙鲍牵上朝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一秘密。鲍牵觉得这事实在太不像话了，便报告了上卿国佐。国佐不敢批评声孟子，只敢将庆克找来，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有人看到你穿着女人的衣服从后宫中出来，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的事！”庆克连忙否认，但毕竟做贼心虚，脸已经红了。
　　“有也罢，没有也罢，我不想深究，只是希望你检点自己的行为。要知道，你可是桓公的后人，别在男女问题上犯错，丢了祖宗的脸。”国佐不咸不淡地说，连看都没看庆克一眼，摆摆手让他出去了。
　　应该说，国佐这件事处理得很到位，既没惊动外界，又达到了治病救人的目的。庆克经他这么一说，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一连几天躲在家里不出门。
　　庆克不上朝，对国家的影响不大；可是他不到宫中去幽会，对声孟子来说就不是一般难受了。她坐立不安，一连派了几拨人到庆克家中询问情况，庆克被逼不过，只好说：“事情败露，鲍牵告诉了国佐，国佐说了我一通，哪里还敢来！”
　　声孟子正对着铜镜，让人给她化妆，好等着庆克来相会呢。听到内侍的回报，她“腾”地站起来，拿起铜镜就朝内侍扔过去，又将头上的玉簪、头花什么的胡乱抓下来，红着眼睛，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抓，恶狠狠地说：“鲍牵、国佐，你们这两个奸贼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
　　公元前574年春天，齐灵公带着国佐参加晋国组织的诸侯联军，去讨伐郑国，命高无咎和鲍牵负责守卫临淄。
　　高、鲍二人很认真地履行职责，加强临淄地区的戒备。齐军返回的时候，戒备尚未解除，临淄的城门紧闭，士兵们全副武装在各城门口检查来往的人员。齐灵公来到城下，想要打开城门，也被拒绝了：“高上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打开大门，只能从侧门进入！”
　　相同的事情有不同的解读。汉文帝在周亚夫的细柳营吃了闭门羹，盛赞周亚夫善于治军；齐灵公在临淄城下被阻拦，却对高无咎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再加上声孟子不失时机在他耳边吹风，说高无咎和鲍牵阴谋立公子角为君，所以才将他拒之门外，齐灵公就更觉得是那么回事了。
　　“国佐也参与了这一阴谋。”声孟子没忘了恶狠狠地加上一句。
　　齐灵公吓了一跳。要知道，国、高二氏乃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在齐国根深蒂固。当年管仲向齐桓公提出“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国、高二氏分别分到的权力与公室差不多是对等的。如果国、高二氏都阴谋反对他，那事情就很严重了。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当年七月下令逮捕鲍牵，判处了刖刑，并将高无咎驱逐出境。
　　高无咎倒是没什么意见，老老实实地逃到了莒国避难。但他的儿子高弱不甘轻易就范，在卢地（高氏的封地）独树一帜，宣布反叛无道昏君，要为父亲找回公道。
　　孔夫子读到这一段历史，不无讽刺地说：“鲍牵的智商还不如葵花呢，葵花还能保护自己的足。”这个葵花不是向日葵，而是秋葵。春秋时期，中国人常以秋葵为菜，将叶子掐下来，不伤其根，可以再长出嫩菜来，所以有“采葵不伤根”的说法。按照孔夫子的说法，看到寡妇偷情最好装作没看见，否则会死得很难看。
　　高弱叛乱后，齐灵公派崔杼为主将，庆克为副将，带领军队围攻卢城。国佐觉得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国、高二氏本是齐国建立之时天子任命的上卿，自古以来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如果高氏被灭，国氏必然唇亡齿寒，难以自保。考虑再三之后，国佐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借口前来助战，带着少数族兵进入围攻卢城的部队，出其不意地杀死了庆克，然后在谷城举起了义旗，宣布支援高弱。
　　声孟子得到这个消息，当场晕厥过去。
　　国、高二氏联合起来，齐灵公便顶不住了。他不得不采取暂时妥协的政策，与国、高二氏展开谈判。当年十一月，齐灵公与国佐在徐关签订了和平条约。十二月，卢城宣布投降。
　　但齐国的动乱远未结束。
　　事实证明，一个女人的怨念如果得不到释放，就会变成魔鬼，变成夜叉。庆克死后，声孟子每天早上天没亮就跑到齐灵公的寝宫，揪着他的耳朵将他从床上拎起来：“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居然让两个奴才给欺负了，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庆克是国家的重臣，国佐想杀就杀了，你居然还睡得着觉，就不怕天下人笑话吗？你快起来，给庆克报仇去，起来……”一边骂，一边掉眼泪。终于有一天，齐灵公受不了了，大叫道：“好啦，好啦，别再揪我的耳朵了，我这就派人去杀了国佐，给庆克报仇！”
　　公元前573年春天的一次朝会上，大夫华免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把利刃，朝着国佐连刺十几刀，将他当场杀死。没人敢制止，因为华免每刺一刀，便大叫一声：“奉夫人之命！”谁都看得出，华免并非虚张声势，确实是得到了夫人与国君的授意才敢那么做的。
　　这个血淋淋的场面把大伙都吓坏了。有几个心理特别脆弱的，跌跌撞撞跑到声孟子的寝宫，在她面前磕头如捣蒜，语无伦次地叫道：“别杀我，别杀我，我和国佐不是一伙的！”
　　“哦？”声孟子的脸上露出一丝残酷的笑容，“都快起来吧，我怎么会杀你们呢？”那诡异的声音，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
　　杀戮继续进行。国佐死后，齐灵公又派人杀死了国佐的儿子国胜，国胜的弟弟国弱出逃到鲁国。
　　声孟子完全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在她的要求下，庆克的大儿子庆封被封为卿，小儿子庆佐被封为司寇。国家的公器，彻底沦为这个女人怀念情人的赠礼。国佐泉下有知，唯一能够感到欣慰的是，齐灵公最终没有对整个国氏家族下毒手，而是将国弱从鲁国召回来，继承了国氏。一场寡妇门前的是是非非，至此才算是告一段落。
　　与声孟子的胡搅蛮缠相比，齐灵公在家事国事上的率性而为也不遑多让。他年轻的时候，娶了鲁国的公主为夫人，称为颜懿姬。按照当时的风俗，诸侯娶妻，妻家又以妻妹或妻侄女陪嫁，称为“媵”。颜懿姬没有子嗣，但她的侄女鬷声姬为齐灵公生了一个儿子，被立为大子，也就是大子光。除了鲁国公主，齐灵公还有很多妻妾，其中来自宋国的戎子受到特别的宠爱，但也没有生育。戎子的姐姐仲子生了公子牙，从小就交给戎子抚养，戎子视之为己出。眼看齐灵公将不久于人世，戎子跑去向他请求，立公子牙为大子，将来继承齐国的君位。看到戎子哭得梨花带雨，齐灵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也没考虑后果，答应了戎子的请求。公子牙的生母仲子听说这件事，大吃一惊，坚决表示不同意，说：“万万不可这样做！废长立幼是不祥之事，触犯诸侯则更难以成功。这么多年来，光以大子的身份多次参与诸侯事务，已经得到诸侯的公认，现在无缘无故废除他，是公然藐视诸侯的行为，您一定会后悔！”齐灵公不耐烦地说：“立谁为大子，是我自己的事，与诸侯何干？”于是命令大子光迁到齐国东部去居住，改立公子牙为大子，又任命高厚为大子太傅，夙沙卫为大子少傅，负责辅佐大子登基。
　　可是，齐灵公的这道命令，甚至在他还没有闭眼的时候，就被执行得走了样。大子光倒是老老实实迁到东部去了，只不过在大臣崔杼的帮助下，又偷偷地跑回了临淄，藏在崔杼的府上。当齐灵公处于弥留之际的时候，大子光和崔杼突然发动政变，宣布大子光仍然是齐国的法定继承人，公子牙出逃到句渎之丘（地名），随后又被抓了回来。
　　接下来，大子光干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他冲入宫中，将戎子揪出来杀了，而且陈尸于朝堂之上。《左传》对此谴责道：“非礼也！”理由是自古妇人不接受死刑之外的刑罚，就算是被判死刑，也不能拉出来示众。看来，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妇女还是比较尊重的，不像后世那样热衷于对妇女采取侮辱性的惩罚。人类文明究竟是在进步还是退步，在很多方面都要打一个问号。
　　公元前554年五月，齐灵公结束了他折腾的一生。大子光即位为君，也就是齐庄公。夙沙卫逃到高唐，公然反抗齐庄公的统治。这个时候，晋国大军在新任中军元帅士匄的带领下，已经东渡黄河，挺进到东阿附近的谷城，准备再度打击齐国，完成荀偃未了的心愿。得知齐灵公已经死亡，士匄便停止前进，带领部队返回晋国。这种不肯趁人之危的行为自然受到《左传》的高度评价：“礼也！”
　　同年八月，崔杼杀死了高厚，鲸吞了高氏家族的田产和财物。齐庄公派庆封围攻高唐，没有攻克。同年十一月，齐庄公亲自带领大军再度围攻高唐。时值冬季，大地萧条，寒风凛冽，齐庄公看见夙沙卫站在高唐城头指挥作战，便大声叫道：“卫！你下来，寡人有话对你说。”
　　夙沙卫点点头，真的走到城下，与齐庄公隔着一条护城河对话。齐庄公问：“高唐城中的守备如何啊？”夙沙卫说：“哪里有什么守备？粮食已经吃光了，人员也死伤殆尽，没办法再坚持啦！”齐庄公朝他作了一揖，夙沙卫也拱拱手，算是答礼，然后从容不迫地回到城墙上。
　　当天夜里，夙沙卫将高唐城中尚能战斗的部队都集中起来，用大鱼大肉和好酒款待他们，说：“齐侯以为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明天必定发动总攻。大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凌晨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在太阳出来之前一举击溃敌军！”
　　夙沙卫严重低估了齐庄公的智商。当他认为齐庄公已经放松戒备的时候，他自己其实也就放松了戒备。齐庄公派出的两名武将——殖绰（去年被晋军俘虏，大概是逃了回来）和工偻会偷偷地爬上了城墙，趁着夜色将绳子垂下，将城外的齐军放进了城。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高唐守军在睡梦中几乎全部被歼，夙沙卫本人也被砍成了肉酱。
　　齐庄公一上台就表现出果断的一面，对饱受联军入侵之苦的齐国人来说，显然比他的父亲齐灵公要英明得多。晋国人对这位新上任的君主也不敢轻视，很快接受了他伸过来的橄榄枝，两国代表在齐国的大隧（地名）举行会盟，结束对抗状态。齐国宣布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再度成为晋国的盟国。
　　大隧会盟的消息传到鲁国，鲁国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妙”。上至鲁襄公，下至列位大臣都知道，齐国人一旦缓过劲来，鲁国的边境又不得安宁了。鲁国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
　　第一，未雨绸缪，修筑曲阜的城墙，巩固首都的防卫；
　　第二，将那口记载战功的大钟砸碎，重新铸造成别的礼器，以免留给齐国人口实；
　　第三，派叔孙豹访问晋国，寻求晋国的政治保证。
　　士匄接见了叔孙豹，又派叔向与叔孙豹就两国合作事宜进行具体协商。叔孙豹在会晤中，对叔向朗诵了《载驰》的第四节，其中有“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这样的句子，请求晋国保证鲁国的安全。叔向是个实在人，在他看来，齐国的臣服只是表面现象，鲁国人的担心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他很郑重地答复叔孙豹：“我怎么敢不接受贵国的请求？”叔孙豹从这句话中听出了端倪，回到鲁国就对大家说：“齐国仍然是个威胁，不可以不防！”于是鲁国又加快整顿防卫，巩固了武城的城防。
　　公元前553年夏天，晋、齐、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诸侯在晋国的澶渊举行了会盟，宣告齐国正式回到晋国领导的国际同盟。对于提心吊胆的鲁国人来说，这次会盟多少是个心理安慰。
　　【权臣的复仇】
　　前面说到，公元前559年晋国六卿讨伐秦国，栾厌的弟弟栾鍼战死，栾厌迁怒于士匄的儿子士鞅，逼迫其逃亡到秦国，后来士鞅在秦景公的帮助下又回到了晋国。
　　士、栾两家原本是亲戚，栾厌娶了士匄的女儿为妻，在史料中，这个女人被称为“栾祁”，其中栾是夫家姓，祁则是士氏家族的姓。栾祁为栾厌生了栾盈。按照这层关系，士匄就是栾厌的岳父，士鞅则是栾盈的舅舅。但是由于公元前559年那件事，两家结下了仇恨，士鞅与栾盈虽为舅甥，又同时担任了公族大夫，却常常公开较劲，尿不到一壶。
　　栾厌于公元前559年秋天去世。栾厌死后，栾祁耐不住寂寞，与栾氏家族的家老州宾私通。家老就是首席家臣，相当于大户人家的管家。自古以来，管家与主母私通，除了贪恋主母的姿色，更多是贪恋主人的家财。州宾自从搭上了栾祁，荷包就日渐鼓起来，隔三岔五地往家里搬金银财宝，甚至田产房契。短短数年之间，栾祁竟然将栾家的私产转移了百分之九十到州宾名下，栾氏家族几乎被这个女人掏空。
　　栾盈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在那个年代，男女关系相当开放，寡妇门前有几个登徒子，那是很正常的事，栾盈也不想管。可是，栾氏家族毕竟是晋国的名门望族，祖先拼死拼活打下这么大一份家业，竟然让一个家奴凭着床上功夫就给霸占了去，让栾盈的脸往哪搁？他又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
　　栾祁觉察到了栾盈的情绪变化。她知道，如果栾盈发作起来，十头牛也拦不住，到那时候，她和州宾不但做不成长久夫妻，连露水鸳鸯也做不成了。
　　女人一旦陷入不伦之恋，做起事来就很不靠谱了。栾祁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士匄那里告了栾盈一状，说：“这小子怕是要作乱了，到处造谣，说您为了独揽大权而害死了栾厌，而且常对人说，‘我父亲虽然驱逐了士鞅，但是当他回国后，我父亲非但不愤怒，反而以德报怨，让他跟我一样担任了公族大夫，使得他可以独断专行。我父亲死后，士匄家里更加富有。对于这种不知感恩图报的人，我就算是死，也不能再跟随他了！’这小子说得出做得到，我怕您受到伤害，不敢不对您说。”
　　“竟然有这样的事么？”士匄意味深长地看了自己的女儿一眼，心里五味杂陈。女儿关心父亲并没有错，可是为了父亲而牺牲自己的儿子，这难道不是很不可思议吗？
　　“姐姐说的都是实话。”士鞅也在一旁煽风点火，他对栾盈的不满由来已久，落井下石只是举手之劳，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士匄是个聪明人，对栾祁和士鞅的话将信将疑。但是有一件事让他确实对栾盈很不放心，那就是栾盈和他的父亲栾厌不同，栾盈生性豪爽，好善乐施，很多士族子弟都愿意跟随他，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团体，隐然有领袖群伦之风。
　　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种私人团体的潜在威胁是不容忽视的。哪怕是个编草鞋的行业协会、舞文弄墨的文学社团，甚至是沿街乞讨的乞丐组织，统治者都能从他们身上嗅出一丝结党营私的气味。更何况，团结在栾盈周围的，是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贵族，他们有刀有枪，有钱财有领地，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一旦闹起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士匄对栾盈不放心，晋平公对栾盈就更不放心。据《国语》记载，晋平公曾经问大夫阳毕：“栾书曾经拥立我的先君悼公，栾盈也无罪于国家，我怎么好诛灭栾氏家族呢？”从这句问话可以看出，晋平公对栾盈早就动了杀机，只是碍于栾书是当年迎立晋悼公的有功之臣，而且栾盈也没有犯下什么大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阳毕回答：“想要矫正国家的弊病，不能只看到眼前的问题，执行权力不可以因为私恩而看不见潜在的威胁。”意思是栾书迎立晋悼公，确实有恩于公室，但栾盈结党营私，对现政权是莫大的威胁。阳毕还建议：“您如果真是爱惜栾盈，可以公开宣布他的罪行，将他驱逐出国。他如果敢于反抗，那他就罪有应得，诛灭他的宗族还嫌不够。如果他顺从您的意思，远走他乡，可以给收留他的国家多送点财物，让别人好好关照他，以此报答栾家的情谊，难道不可以吗？”
　　阳毕这话说到晋平公心坎上了，他把士匄找来，说：“寡人刚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士匄听晋平公把话说完，心里面偷着乐，但是他不露声色，用一种非常平淡的语气说：“下臣也是这么想的。”
　　晋平公和士匄联合起来，栾盈显然不堪一击。公元前552年秋天，士匄以中军元帅的身份，派下军副帅栾盈去修筑著城（地名）。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栾盈刚离开新田，晋平公便宣布栾盈是乱臣贼子，同时在新田城中大肆搜捕栾盈的同党，将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董叔、羊舌虎等十名大夫处死，又囚禁了伯华、叔向和籍偃三人。栾盈手中无兵，朝中无人，只能带着家臣仓皇出逃。
　　叔向是羊舌虎的同父异母兄长。当年叔向的母亲叔姬嫉妒羊舌虎的母亲长得漂亮，依仗自己是大老婆，不让羊舌虎的母亲陪老公睡。叔向觉得这样做很不妥，劝母亲不要那么霸道，叔姬就说了：“深山大泽中，就会有龙蛇生存。这个女人长得太美了，我怕她生下龙蛇来祸害你们，我自己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于是就让那女人陪侍老公睡觉，结果生了羊舌虎。羊舌虎长得英俊，而且武勇异常，深受栾盈宠信，所以被杀，叔向也因此受到牵连。当时有人对叔向说：“您受此祸乱，难道不是因为自己不明智吗？”言下之意，叔向没有及早投靠士匄、与羊舌虎划清界限，是不智之举。叔向坦然道：“我只是被囚禁啊，总比被杀死好吧？古诗说，‘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这就是智慧啊！”意思是，各大家族之争关我屁事，我只想优哉游哉，安度我的余生。
　　大夫乐王鲋跑到牢里去看望叔向，很同情叔向的遭遇，说：“我可以为您到国君面前去求请。”叔向眨眨眼睛，不置可否。乐王鲋告辞出来，叔向也不拜谢。他的家老陪着他坐牢，不理解地问道：“乐王鲋是国君面前的红人啊，他向国君说什么事，国君没有不听的。他主动要求帮您，您不答应。祁奚大夫在国君面前说不上话，您却说必须要等祁奚来救您，是为什么啊？”
　　叔向说：“乐王鲋这个人啊，对于国君的要求无所不从，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可靠。祁大夫举荐人才，不弃仇家，不避亲族，难道他会独独忘记我这个人吗？”
　　后来晋平公果然问起乐王鲋：“叔向这个人该怎么定罪呢？”乐王鲋也是眨眨眼睛，装作沉思了一阵子，说：“他和羊舌虎是兄弟啊，而且关系很密切，恐怕是有问题的。”当时祁奚已经告老还乡，听到这件事，专门坐着传车来到新田找士匄，说：“对于有谋略有智慧的人物，应当相信他而且保护他。叔向是那种深谋远虑，很少犯错误的人，而且诲人不倦，是社稷的柱石，即使他的子孙十代有过失，都应当赦免他们的罪过，以此鼓励有才能的人为国家努力工作。今天如果他不能免于祸乱，抛下守护社稷的职责而死，这不是让人感到困惑吗？古时候，鲧治水无功，舜流放了鲧，却又起用他的儿子禹；商朝的君王大甲即位的时候，荒淫无度，宰相伊尹将大甲放逐了三年，等他改过之后又辅佐他复位，大甲却没有怨言；管叔、蔡叔和周公是兄弟，管、蔡两人背叛了周朝，而周公终生护佑成王。为什么您要因为羊舌虎的罪过而抛弃社稷之臣呢？您多做善事，谁敢不做善事？多杀一个人有什么意义？”
　　祁奚举的这三个例子，第一是说明父亲有罪，儿子不应当受过；第二是说明君臣之间，不应有怨恨的情绪；第三是说明兄弟有别。士匄听了心悦诚服，于是带着祁奚去见晋平公，共同说服晋平公赦免了叔向。
　　祁奚救了叔向一命，也没去看叔向，就回乡下去了。叔向知道是祁奚救了他，但也没去感谢祁奚，继续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在祁奚看来，他救叔向，只不过是为国家考虑，并不是针对叔向这个人而来的。叔向显然也是持这种认识，所以也觉得没有必要感谢祁奚。君子之交淡若水，说的就是这种交往吧！只不过越到后来，人们就越不喜欢君子之交，叔向这事如果发生在现在，他肯定会被人指责为“不会做人”。
　　且说栾盈离开晋国，向东狂奔，一边跑一边忍不住落泪。一个人如果被自己的母亲陷害，被舅舅落井下石，被外公驱逐出境，还要“忍看朋辈成新鬼”，伤心是难免的。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经过成周地方的时候，那里的农民们看到他们衣冠不整，有如丧家之犬，一哄而上，打劫了他们的财物，连兵器和衣甲都被抢走。
　　一行人傻呆呆地站在田野里，觉得万念俱灰。突然间，有个年轻的家臣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年长的家臣们也暗自落泪。倒是栾盈很镇定，他走到一棵小树下，扶着树干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招招手，示意家臣给他拿来笔墨和竹简，提笔给周灵王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天子的陪臣栾盈，因为得罪了天子的守臣晋君，被迫流亡，以避祸害。没想到在天子的脚下又得罪了天子的臣民，走投无路，无处藏身，所以冒死上言。从前陪臣栾书有幸为王室效力，天子给予了奖赏。如果您还记得栾书的努力，那我还有地方可以逃避；如果您已经忘记栾书的功劳，那么我本来就是刑戮余生，大不了回国领死。谨此直言不讳，唯听天子发落。”然后将信交给一个家臣，要他找到当地的官员，将信转呈天子。
　　周灵王看到这封信，十分同情栾盈的遭遇，下令禁止掠夺栾家的财物，又派人将被抢的财物找回来还给栾盈，并将栾盈等人礼送出境。
　　这件事情不久就传到了晋国。同年冬天，晋平公在商任（地名）举行了诸侯大会，议题是：禁止任何同盟国家收留栾盈。这与当时阳毕提出的“让别人好好关照他，以此报答栾家的情谊”完全背道而驰。这样一来，栾盈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逃往楚国。
　　商任之会被认为是晋平公和士匄的失败之作，为数年后栾盈的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参加会议的诸侯对于晋国君臣的这些恩恩怨怨也颇有看法，齐庄公和卫殇公更是公然嗤之以鼻，表现出极大的不敬。而在晋国国内，商任之会又引起了新一轮的动荡，大夫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素来与栾盈关系不错，他们预感士匄迟早要扩大打击范围，对自己下手，干脆用脚投票，出逃到齐国。
　　州绰和邢蒯是晋国有名的勇士，州绰更是在公元前555年的防门之战中表现突出，以精湛的射术俘虏了齐国的殖绰和郭最。乐王鲋劝士匄将他们召回来，不要让晋国培养的人才流失。士匄说：“他们是栾家的勇士，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乐王鲋说：“他们原来是栾家的勇士，现在也可以成为你的勇士嘛。”士匄固执地摇摇头，拒绝了这一建议。
　　此人之毒，彼人之药。士匄将州绰等人像一根草似的丢掉，齐庄公却如同捡到了宝，给他们都封了官职，让他们为齐国效力。有一天早朝的时候，齐庄公突然指着殖绰、郭最二人对州绰说：“他们可是寡人的大公鸡啊！”
　　春秋时期，人们喜欢以公鸡比喻勇士。州绰对齐庄公说：“您说他们是大公鸡，谁敢说他们不是？不过呢，下臣虽然不才，在防门之战中，可是比这两位勇士都先打鸣哦！”
　　齐庄公愣了一下，随即大笑。殖绰和郭最回想起当年被州绰俘虏的窘况，脸都红到了脖子根。齐庄公是个行事果断的人，史书上评价他“好武”，对于勇士自然是情有独钟，喜欢的就是州绰这种直率的性格。他故意端起酒杯，要敬勇士一杯酒。殖绰和郭最都很眼热，要求要有一份。州绰说：“攻打临淄的时候，在下曾经在城门里，数清了城门上的铜钉，这酒是不是应该让我喝呢？”齐庄公大笑道：“那你为的是晋君啊！”州绰不屑地看了殖绰和郭最一眼，说：“在下充当您的仆人时间还不长，不过这两位，如果用斗鸡作比方的话，在下已经啄到他们的肉，剥掉他们的皮了。”
　　州绰原来与栾盈关系很好，士匄就是不用他，说明士匄已经丧失了原来那种宽厚谦让的品德，变得越来越刻薄了。州绰原来替晋侯攻打过齐国，齐庄公却能宽容他的过去，原谅他的狂放，说明齐庄公已经不甘居人下，有争霸天下之志，准备放手与晋国一搏了。
　　公元前551年秋天，栾盈也从楚国辗转来到了齐国。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晏婴表示担忧，他对齐庄公说：“商任之会，我们答应晋国不接纳栾氏。今天您收容了栾盈，打算怎么使用他呢？小国侍奉大国，讲究的就是一个‘信’字。失去信用，则无以自立，请您三思！”齐庄公瞪了他一眼，心想，这个晏矮子，就知道满口仁义道德，什么小国侍奉大国，齐国难道不是大国吗？为什么齐国一定要侍奉晋国？
　　晏婴的建议没有被采纳，退下来之后就对同僚陈须无说：“君王以信义为本，臣子以恭敬为本。忠、信、笃、敬，是上下都要遵守的原则，我们的国君却视信义于无物，恐怕难以长久。”陈须无听了，也去劝谏齐庄公，同样没有效果。如果说州绰在齐庄公眼里是一只好胜的大公鸡的话，那么栾盈就是一只雄鹰。齐庄公对一只大公鸡尚且如此重视，又怎么会为了所谓的信义放弃一只雄鹰呢？
　　晋国人很快得知栾盈藏身于齐国的消息。同年冬天，晋平公在沙随举行诸侯会盟，重申商任之会的原则，要求各国不得收留栾盈和他的党徒。为了一个栾盈，晋国两度召集会盟，可见栾盈对于晋国的当权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齐庄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到晋平公在会议上发表针对栾盈的演讲，他心里暗自冷笑：堂堂霸主，为了区区一名臣子，竟然弄到如此紧张，看来晋国的气数已尽，该轮到齐国上场啦！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荷马史诗》中的“木马记”有得一比。
　　公元前550年春天，晋平公为了进一步笼络吴国，决定将一位公主嫁给吴王诸樊。这在当时是“非礼”的事，因为生活在周朝的中国人，已经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所以明确规定“同姓不婚”。晋国和吴国都是姬姓后裔，相互通婚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但是对于感觉到霸主地位日益动摇的晋平公来说，通过吴国来牵制楚国是一本万利的事，管它非礼不非礼！
　　按照当时的习俗，诸侯嫁女，邻国或同盟国要以公室女子相“媵”，也就是派公室女子陪嫁。齐庄公得知晋国要办亲事，主动提出派公主相媵，并且命大夫析归父护送公主的车队前往晋国。
　　车队离开齐国边境的时候，一伙全副武装的壮汉上了车。当时贵族男子乘坐的车，仅仅装有遮阳挡雨的车盖；贵族女子乘坐的车，不但有车盖，而且四面皆以布幔围蔽，称之为“藩”。这伙壮汉化整为零，分乘几辆藩车，混杂在齐国公主的车队中，躲过了晋国边境的检查，顺利进入了晋国。
　　数天之后的一个夜晚，晋国曲沃的守将胥午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到窗外有异响。胥午警觉地吹灯，拔出长剑，推窗而出，只见一轮明月当空，庭院中空无一人，再看看四周的屋顶，也没有任何异状。胥午在院中巡视了一圈才回到卧房，刚将长剑放回剑鞘，就听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胥午。”
　　“谁？”胥午一下子跳起来，定睛一看，只见书案前有一个高大的人影，定定地对着他。那人挥挥手，将一个火折子晃亮，点燃了书案上的青铜油灯。
　　“栾盈！”胥午失声叫道，“真的是你，栾盈！”
　　有必要介绍一下，曲沃是栾氏家族的旧封地。在晋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曲沃：一个在今天的山西，是晋国公室的发祥地，也是晋国最大的城市，晋国的宗庙武宫就在那里；另一个在今天的河南，也就是当年晋国修建的桃林要塞的别名，至今河南陕县仍有曲沃镇。山西的曲沃地位特殊，不太可能封给栾家做封地，这里所说的曲沃，应当是河南的曲沃。栾盈被驱逐后，晋平公将栾氏的封地收归公室，并派胥午接管了曲沃的军政事务。
　　“我回来，是要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你要帮助我。”栾盈不紧不慢地说，仿佛他不是被晋国驱逐的要犯，而是胥午的主人。
　　说来也奇怪，胥午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便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请您不要冲动，栾家的悲剧乃是上天注定，谁又能逆天而行？您如果一定要报仇，恐怕难免一死。我死不足惜，只是知道事不能成，不想您白白送死罢了。”
　　栾盈点点头，说：“我明白自己的处境，但是有仇不报非君子，如果因为这件事而死，我不会有什么遗憾的，那是老天不保佑我，你没任何责任。”这完全是主子对家臣说话的语气了。胥午不由自主地重重点头，说：“诺。”答应了栾盈的要求。
　　第二天中午，胥午在家中宴请曲沃的大小贵族。酒过三巡，胥午命乐师们奏响音乐，站起来对大伙说：“今天如果栾孺子在场，该当如何？”
　　栾孺子就是指栾盈，犹指栾家后人。当时大伙喝得意气风发，听到胥午这么一问，马上有人站起来回答：“为了旧主人，就算为他死也值得！”席间一阵叹息，不少人甚至偷偷擦眼泪。胥午知道机不可失，将爵中的酒一饮而尽，又一次大声问道：“如果栾孺子在场，该当如何？”
　　“我们就算死，也不会对他有贰心！”大伙异口同声地回答。胥午背后的帷幕徐徐拉开，栾盈双眼饱含泪水，朝着大伙深深地作了一揖。在场的数百人都惊呆了，胥午回过头率先朝栾盈下拜，数百人跟着下拜，栾盈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曲沃的支持。
　　栾盈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除去个人魅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确实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连周天子都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何况是曲沃的旧臣？但同时应该看到，栾盈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自于部分中下层贵族，至于掌握晋国大权的几大家族，基本上对他持敌对态度。
　　赵氏家族，因为公元前583年的灭门惨案而深怨栾氏。
　　韩氏家族，因为与赵氏家族关系密切，与栾氏结怨。
　　荀氏家族，因为公元前559年讨伐秦国的战争中，栾厌不听荀偃的命令，导致全军大撤退，也对栾氏很有意见。
　　只有魏绛的儿子魏舒与栾盈私交甚深，魏氏家族因而支持栾氏。同年四月，正是在魏舒的帮助下，栾盈带领曲沃的部队在大白天开进了新田城。
　　栾盈夜见胥午，而昼入新田，说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夜见胥午，是因为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昼入新田，是因为轻易取得曲沃使得他内心膨胀，误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挥，必定应者云集，连仗都不用打就可以推翻晋平公的统治。
　　事实证明，小心驶得万年船，一着不慎满盘输。栾盈昼入新田的时候，士匄正和乐王鲋在一起聊天，家臣慌慌张张跑进来，向他们报告了栾盈入城的消息。士匄站起来就想跑。倒是乐王鲋镇定自如，说：“不要慌，不要慌。您先到宫中，保护国君到固宫（晋国的别宫），加强防备，叛贼一时半刻也攻不进去。而且栾氏得罪的人太多，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既有权力，又有民众的支持，有什么好怕的？”士匄还在犹豫，乐王鲋又说：“栾盈只有魏舒支持，可以想办法将魏舒争取过来。国君赋予您权力，平定叛乱就是您的责任，请千万不要懈怠啊！”
　　当时晋悼公夫人的兄长杞孝公刚刚去世，晋悼公夫人正在为兄长服丧。乐王鲋要士匄穿上妇人的丧服，伪装成夫人的侍女，坐着妇人乘坐的辇车，骗过了栾盈的士兵，进入到公宫中，顺利将晋平公带到固宫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士鞅带着少数武士来到魏舒家里，只见魏家的族兵已经全副武装，排列成作战阵型，准备去接应栾盈的部队。士鞅跳下车，快步走到魏舒跟前，说：“栾盈造反了，我父亲与诸位大臣已经在国君那里，派我来请你过去共商大计。”不待魏舒回答，士鞅便纵身一跳，跳上了魏舒的战车，右手拔剑架在他的脖子上，说：“走。”
　　“去哪？”
　　“去固宫！”
　　魏舒的车刚到固宫，士匄就迎了上来，亲自将魏舒搀扶下车，又拉着他的手，说：“你来了就好了！没有你，我们这些老头子可真是心神不宁啊！”
　　魏舒干笑两声，心想你们父子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可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但接下来，士匄又说了一句话，让他立马五体投地，将对栾盈的承诺抛到了爪哇国里：“只要你立场正确，曲沃就是你家的。”
　　“此言当真？”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士匄拍拍魏舒的肩膀，“你现在就可以回去，命令你的部队看好家，护好院，别的不用你管。”
　　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魏舒没做太多的思想斗争，就答应了士匄的要求。
　　魏舒走后不到半柱香功夫，固宫就被栾盈的部队包围了。栾盈手下有一名叫督戎的家臣，是晋国有名的勇士，力大无穷，勇猛过人，只见他光着膀子，露出一身横肉，手持两把板斧，在宫门之外叫战。宫中的守卫看到督戎这个架势，都吓得躲在宫墙后面，不敢应战。士匄急得大骂：“难道就没有人能够替我将这个讨厌的家伙干掉吗？”
　　士鞅站起来，“让我去”三个字还没出口，就被士匄一把摁下：“你不是他对手！”
　　这时有个奴隶打扮的人不顾卫士的阻拦，冲到士匄面前说：“我愿意为您杀掉督戎。”
　　“哦？”士匄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精瘦精瘦的，身上都没有两块肌肉，“你是什么人？”
　　“我叫斐豹，因为偷盗被判为官奴，在固宫中养马。您如果焚毁我的丹书，我一定为您杀死督戎。”
　　所谓丹书，是用红色颜料写在竹简的文书，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奴隶档案。士匄马上说：“你杀死督戎，我如果不请求国君焚毁你的丹书，请太阳神惩罚我！”
　　“您等着！”斐豹说着，拔出一把短刀，要人打开宫门，冲了出去。刚一出去，卫士赶快又将宫门关上。
　　督戎正在门外叫骂得欢，看见里面派了一个奴隶出来应战，勃然大怒，跑上前“刷刷”就是两板斧。斐豹举刀一挡，只听得“咣啷”一声，短刀被折断，剩下刀柄和一截刀刃。“不得了啦！”斐豹大叫一声，转头就跑。督戎跟在斐豹后面穷追不舍。
　　斐豹短小精悍，跑到一所民宅的院子外，纵身一跳，跳进矮墙就不见了。督戎跟着翻墙进去，脚刚落地，猛然觉得后背一凉，接着看见一截刀刃从胸口刺出来。他转过身子就看到了斐豹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还带着一丝嘲弄的笑容。“懦夫！”督戎使劲平生气力举起板斧，但是没等他砍下去，整个身体就如铁塔一般倒下了。
　　督戎战死的时候，栾盈正指挥部队猛攻固宫的大门。士匄藏在高台后面躲避外面射进来的箭雨，对士鞅说：“如果让栾氏的箭射进国君的寝宫，你就可以死了！”
　　士鞅点点头，左手持盾，右手挥剑，大呼道：“都跟我来！”率先冲出宫门。大家被他这种英勇无畏的气魄所鼓舞，都跟着他向栾盈的部队发动反冲锋。就在此时，斐豹提着督戎的人头跃上城墙，大叫：“督戎被我杀死啦！”说着将人头扔向敌军。
　　督戎的死给栾盈的部队造成极大的恐慌，战场上的形势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士鞅越战越勇，栾盈的士兵纷纷弃甲逃跑，栾盈见势不妙，命令撤退。士鞅抢过一辆战车，紧紧跟在栾盈身后。突然间，栾盈的堂弟栾乐从中横插出来，斜斜地挡住了士鞅的去路。
　　“栾乐啊，别打了。就算你能杀死我，我也会向上天起诉你们栾家的罪恶！”士鞅一边快马加鞭绕过栾乐，一边喊道。栾乐一言不发，举起弓就朝士鞅射了一箭，没射中。栾乐又搭上一支箭，没想到自己的战车在奔驰中撞到一棵槐树突出地表的树根，摔了个人仰马翻。士鞅的人一拥而上，有人挥戈横扫过来，栾乐本能地举手去挡，结果胳膊被砍成两段，最后血流不止而死。
　　这一仗以栾盈的失败而告终。栾盈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回到曲沃。士匄指挥大军包围了曲沃，日夜攻打。后人评论栾盈的这次冒险，有很多人为他的失败感到惋惜，认为他如果不是白天公然进入新田，而是半夜发动突袭，士匄就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反应，历史很有可能就会改写。
　　栾盈的冒险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在晋国人日夜攻打曲沃的时候，齐庄公开始行动了。
　　公元前550年秋天，齐庄公完成了战争准备，派兵入侵卫国。齐军摆出的阵容是：第一前锋由王孙挥率领，谷荣驾车，召扬为护卫；第二前锋由莒恒率领，成秩驾车，傅挚为护卫；齐庄公亲自率领中军，曹开为戎车驾驶员，晏父戎为戎右护卫；齐庄公的卫队由邢公率领，上之登为他驾车，卢蒲癸为护卫；左翼部队由襄罢师率领，牢成为他驾车，狼蘧疏为护卫；右翼部队由侯朝率领，商子车为他驾车，桓跳为护卫；后军由夏之御寇率领，商子游为他驾车，崔如为护卫，烛庸之越等人共乘殿车。上述人物都是齐国军中的精英，齐庄公摆出如此强大的阵容，当然不会是为了区区一个卫国，而是以卫国为桥头堡，准备进攻晋国。
　　距防门之战不过五年，齐晋两个大国再度刀兵相见，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晏婴再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私下说：“国君仗着自己的勇气来讨伐盟主，如果不能取胜，反倒是国家的福分。如果获胜，那是不德而有功，祸乱就要来临了。”
　　崔杼也表示反对：“我听说，小国钻大国的空子，必定有祸，请您收回成命。”齐庄公听了，心里很不高兴：第一，齐国虽然不如从前风光，但绝不是小国；第二，什么叫“钻空子”，栾盈回国发动政变，本来就是齐庄公的安排，是他攻打晋国的一棵棋子，是比前锋还早出发的先头部队，他这是创造机会，趁乱取势；第三，崔杼仗着自己当年拥立齐庄公有功，说话没大没小，让他觉得很不爽。
　　崔杼从宫中出来，遇到了陈须无。陈须无问：“您见到国君，情况如何？”崔杼气愤地说：“我说了，他都不听。我们既然以晋国为盟主，却利用其内乱的机会兴兵讨伐，这是不智之举。下臣们如果自乱阵脚，哪里顾得上君主？你也别去劝了，咱们走着瞧！”陈须无唯唯而退，回来就跟亲信说：“崔老先生恐怕也有难了，他指责国君过激，自己却比国君还过分，这样的人不得善终。就算是自己的品行超过国君，也要注意自我控制，把握分寸，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以维护国君的尊严，何况他实际上比国君还差劲呢？”
　　顺便说一下，这位陈须无是当年从陈国出逃到齐国的公子完的后人，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陈文子”。数十年后，陈须无的孙子田乞消灭了齐国的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权倾一时。而陈须无的曾孙田常更是架空了国君，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
　　齐庄公不听任何人劝告，一意孤行要讨伐晋国。齐军从临淄出发，攻克卫国的旧都朝歌之后，兵分两路进入晋国，一路从孟门（地名）的隘道进入，另一路则翻过太行山，直取晋国腹地。由于晋军的主力被牵制在曲沃，齐军一路攻城掠地，打到了西距新田不过百里的萤庭（地名）。
　　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近百年间，除了秦穆公曾经带兵入侵晋国，还没有任何一位诸侯带着军队踏上过晋国的领土。现在齐庄公不但入侵了晋国，而且打到了晋国的首都附近，当年鞍之战和防门之战的耻辱，可以说是一扫而光了。齐庄公本来还想继续前进，但是条件不允许。一来齐军从山东跑到山西，战线已经拉得很长，后勤补给跟不上；二来晋国的忠实盟友——鲁国已经派叔孙豹为大将，带领鲁军主力正在救援晋国的路上。如果晋军主力放弃围攻曲沃前来寻找齐军决战，齐军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齐庄公考虑再三，决定见好就收，他命人将战场上的晋军尸体堆积起来，建造了一座“武军”，也就是夸耀战功的建筑，类似于前面说过的“京观”（为炫耀战功，用敌军尸体堆成的高冢）。同时，齐国人还在沁水（地名）将晋军的尸体收集起来，埋于一个大坑之中。史料没有记载这次战争的具体情况，但是齐国人既然在萤庭修造武军，在沁水堆埋尸体，这两个地方必定发生过惨烈的战斗，而且晋军死伤甚众。
　　齐庄公在晋卫边境的郫邵（地名）留下小股部队垫后，防止晋军袭扰，然后全军班师回朝。晋国东阳地区的领主、赵氏家族的赵胜（赵旃的儿子）为晋国挽回了些许颜面。他带领地方部队追击齐国的后卫部队，俘虏了晏婴的儿子晏牦。
　　同年十月，曲沃陷落，栾盈被处死，整个栾氏家族只有栾鲂一人侥幸出逃到宋国。
　　【聪明反被聪明误】
　　公元前552年，邾国的大夫庶其因为得罪了国君，叛逃到鲁国，并将其名下的漆地和闾丘作为见面礼，献给了鲁襄公。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语境中，“远人来服”是一件不得了的大喜事。所谓远人来服，就是统治区域之外的人慕名而来，向统治者顶礼膜拜，哭着喊着要求被统治。这是对统治者人格魅力的肯定，更是对其政治成绩的肯定。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远人来服，都是非常欢迎的，不但好吃好喝的招待，还要给予重重的封赏，就算勒紧老百姓的裤带，也要让“远人”先吃饱，吃好。
　　庶其不但“来服”了，还带来了土地，鲁襄公的欣喜自不待言，鲁国的权臣季孙宿更是深受鼓舞，决定要好好地赏赐庶其。当然，既然是赏赐，金银财宝之类的“干货”是免不了的。季孙宿大笔一挥，赏给了庶其一大笔钱财。不只是庶其，连他的秘书、保镖、车夫、厨子等人都重重有赏，一个不漏。赏完之后，季孙宿仍然不过瘾，总感觉还是差了点什么。他绞尽脑汁，殚精竭虑，终于想到了——应该给庶其配个鲁国老婆。
　　这个女人很快被选定，那就是鲁襄公的姑母。这一年是鲁襄公即位的第二十四年，依常理推断，他的姑母不太可能是什么妙龄少女。事实上，她非但不是妙龄少女，而且还嫁过一次，只不过因为老公死得早，当时正在守寡，属于鲁国公室的闲置资源。季孙宿这一安排，既让远道而来的庶其感受到了鲁国人民的热情，又帮一个命苦的女人解决了生理需要，低碳又经济，可谓两全其美，受到朝野的一致好评。
　　漫天马屁中，有个人对季孙宿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这个人就是臧孙纥，当时担任了鲁国的司寇，也就是首席司法官。
　　据《左传》记载，庶其来到鲁国后不久，鲁国的治安形势恶化，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幅度下降。作为当权者的季孙宿十分不高兴，将臧孙纥找来说：“现在国内盗贼横行，你身为司寇，捕盗是你的职责，怎么也不管管这些盗贼呢？”
　　“哪里管得了哟？我根本无能为力。”臧孙纥若无其事地说。
　　“这是什么话？你太不负责任了！”
　　“您把外边的大盗请到国内来，而且大大地给予礼遇，怎么可能禁止国内的盗贼？”臧孙纥说，“庶其在邾国偷盗了城邑，您却将姬氏的女子嫁给他为妻，还赏给他土地，他的随从都有赏赐。如果用国君的姑母和国家的土地来对大盗表示尊敬，这是鼓励人们去做盗贼，你叫我怎么禁止？”说完将两手一摊，眼睛直盯着季孙宿。
　　季孙宿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臧孙氏在鲁国的历史。
　　臧孙氏是鲁国公室的分支，其先祖公子彄（kōu）是鲁隐公年代的贤臣，以敢于直言而闻名于世。公子彄字子臧，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臧僖伯。公元前718年，鲁隐公想去看看群众捕鱼，遭到臧僖伯的强烈反对和严肃批评，被记录于史书之中。
　　鲁桓公年代，臧僖伯的儿子臧哀伯（即臧孙达）供职于宫中，曾经对鲁桓公接受宋国贿赂鲁国的“郜大鼎”提出严肃批评，《臧哀伯谏纳郜鼎》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论文章，收录于《古文观止》中。
　　臧哀伯的儿子臧文仲（即臧孙辰）生活在鲁庄公至鲁文公年代，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
　　当然，孔夫子对臧文仲也有批评之辞。《论语》中记载：“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zhuō），何如其知也？”意思是臧文仲这家伙养了一只大乌龟，藏龟的屋子斗拱雕成山的形状，短柱上画以水草花纹，做出这样的事情，他这个人怎么能算是明智呢？
　　蔡国盛产大龟，因此蔡就成为大乌龟的简称。房屋的柱头刻为斗拱，其形如山，叫做山节。大梁之上承托二梁之短柱，叫做梲，在梲上雕画藻文，就是藻梲。按照周礼，山节藻梲是周天子的大庙装饰，臧文仲用来装饰藏龟之屋，自然是大大的“非礼”。
　　以臧文仲的智慧，做出如此非礼的行为，是因为臧氏经过三代的发展，已经成为鲁国的名门望族，家大业大了，财大气粗了，做起事情来自然不拘小节了。单从臧孙辰的“孙”字便可以看出他在鲁国的地位非同一般——“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在鲁国的历史上，只有“三桓”、臧氏、郈（hòu）氏五大家族的嫡系传人才被尊称为“孙”。
　　臧孙辰的儿子臧孙许在鲁文公、鲁宣公、鲁成公年代担任卿的职务，长达三十年，更是奠定了臧氏影响鲁国政局的基础。
　　臧孙纥就是臧孙许的儿子。
　　除了家族势力强大，臧孙纥还与季孙宿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是他敢于当面顶撞季孙宿的重要原因。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与季孙宿私交笃深，臧孙纥于公元前522年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
　　季孙宿的嫡妻没有生育。按照当时鲁国的规矩，一家之中如果没有嫡子，则应当由庶长子，也就是众多庶妻所生的儿子中最年长的那个来继承家业。
　　季孙宿的庶长子名叫弥，字公鉏。
　　有一天，季孙宿将家臣申丰找过来，跟他商量：“我打算在弥和纥之中选择一个有才能的人继承家业，你认为谁更合适？”
　　纥是季孙宿的另外一个儿子，字悼子，年龄比公鉏小很多，自幼受到季孙宿的宠爱。一直以来，季孙宿都在盘算着立悼子为继承人。但是很显然，他这种想法是“非礼”的，鲁莽推行的话，势必遭到众人的反对，也将引起公鉏的怨恨，甚至引发一场家族斗争。
　　他希望申丰能够理解他的用心，顺着他的意思说“悼子更有才”。这样的话，“有才”便取代了“年长”，成为他立悼子为继承人的合法依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他仅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裁判权却交给了申丰，更能体现他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就算公众有意见，他也能将责任推给申丰。说白了，自古以来，下属不就是给领导背黑锅的吗？
　　说句题外话，这种选人的办法倒是和现在提拔干部差不多。一把手想提拔谁，一般是不明说的，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政治暗语，叫组织部门拿意见。组织部门则心领神会，通过公选、公推等形式，将一把手心仪的人物准确无误地找出来。
　　然而，公元前550年春天，当申丰组织部长听到季孙宿书记的政治暗语的时候，他的反应出乎季书记的意料：
　　“这个问题啊，容我回去想想。”
　　不待季孙宿再发话，申丰就赶紧退下了。
　　回到家，申丰立刻命家人打点行装，做好搬家的准备。等到第二天季孙宿又追问申丰那件事的时候，申丰将两手一摊，说：“您要是再问，我就只好套上马车，举家离开鲁国，远走他乡了！”
　　申丰的态度很明确，你爱谁谁，反正我是不会蹚这浑水，更不会给你背黑锅的。面对这样没有觉悟的下属，季孙宿感到很无奈，他只好放过申丰，转而去找老朋友臧孙纥商量。
　　听季孙宿长吁短叹地将事情讲完，臧孙纥便笑了：“这事一点也不难——你请我喝酒，我为你立悼子，如何？”
　　“就那么简单？”季孙宿不相信自己耳朵。
　　“就那么简单。”臧孙纥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自古以来，臧孙家的人们以多谋善断而闻名鲁国。季孙宿看到臧孙纥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心里想，或许这家伙还真有办法，姑妄听之。
　　几天之后，一场盛大的宴会在季家举行。季孙宿请了朝中很多大夫来做客，而主宾的位置上只坐着臧孙纥一个人。
　　很显然，这场宴会是专门为臧孙纥而准备的。
　　虽说臧氏在鲁国地位尊贵，但是与大权在握的“三桓”比起来，还是差了一个重量级。依常理而言，季孙宿请臧孙纥吃顿便饭，喝杯小酒，是很正常的。像这样郑重其事地宴请臧孙纥，并且将几乎整个朝廷的大夫都请来作陪，那肯定不只是为了吃饭那么简单。
　　果然，季孙宿以主人的身份向宾客敬酒完毕后，臧孙纥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他命人在大厅的北面铺上两重的席子，摆上新的酒具并加以洗涤。
　　周礼对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比如说，坐的席子是“公三重，大夫再重”，也就是国君坐三重的席子，卿大夫坐两重的席子。大伙看到两重的席子，便知道那是为卿大夫级别的人物准备的。于是疑问就产生了：两重的席子，却又坐北朝南，占据了最尊贵的位置，难道还有比臧孙纥更尊贵的卿大夫将要莅临吗？
　　如果有的话，那只有可能是“三桓”中的另外两位——孟氏的仲孙速或者叔孙氏的叔孙豹了。
　　大伙都知道，臧孙纥和仲孙速的关系历来不好，如果不是因为有季孙宿为臧孙纥撑腰，仲孙速说不定早就对他动手了。莫非季孙宿特意安排了这场宴会来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
　　正当大伙猜测之际，季家的幼子悼子走进来了。一开始大伙都没怎么留意。接着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见臧孙纥赶紧站起来，快步走下台阶来到悼子跟前，毕恭毕敬地将其迎到新摆的席子上就坐。
　　按照当时的礼仪，主宾起立，其他的宾客也要跟着站起来。整个屋子里，除了季孙宿，所有的人都被臧孙纥带动着，恭迎了悼子的到来。见到此情此景，大伙心里都明白了：除了季家的继承人，还有谁能够享受如此尊荣呢？臧孙纥这是在宣布悼子就是季家的继承人啊！
　　季孙宿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暗地里给臧孙纥使了一个赞许的眼色。一件反复纠结的事情，被臧孙纥轻描淡抹就解决了，臧孙家的智慧果然名不虚传。
　　酒宴继续举行。到了“旅”的环节，臧孙纥命人将公鉏请了过来。
　　“旅”就是旅酬。在这个环节中，主人派宾相敬酒，众宾客答谢，主人再敬，众宾客按长幼尊卑互敬，同时按年龄排定座次。
　　公鉏进来之后，被臧孙纥安排坐在众大夫之中。既然悼子已经被确定为继承人，公鉏就仅仅是季家的普通庶子了，身份和地位与大夫无异，与众大夫同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季孙宿脸色大变。为什么？这件事事先没有和公鉏通过气啊！万一公鉏撕破脸面，在宴会上闹起来，岂不是弄巧成拙，把一件好事给弄黄了么？
　　还好，公鉏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臧孙纥的安排。季孙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不久之后，季孙宿任命公鉏当了“马正”，也就是季氏家族的司马，主管家族的军务。一开始公鉏不想接受，有人劝告他说：“您别这样。福祸无门，都是人自己将它们召唤来的。做儿子的，应该担心自己不孝，不应该担心自己没地位。只要您遵从父亲的命令，事情自然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算失去了地位，也可以在财富方面补回来。反之，如果您不服从父亲的安排，祸患马上就要来临，您躲都躲不及！”公鉏听从了劝告，早晚都跑到季孙宿面前问安，马正的工作也干得井井有条，卓有成效。季孙宿高兴了，带着祖传的酒器来到公鉏家里饮酒，把这些酒器都留了下来。公鉏因此而发家致富。后来季孙宿又安排公鉏担任了鲁襄公的左宰（官名）。
　　季孙宿做的这一切，当然是为了安慰公鉏。从表面上看，公鉏也接受了父亲的安慰，但实际上，他对于自己失去了季家的继承权一直耿耿于怀，对于臧孙纥更是怀恨在心。
　　报复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同年秋天，孟家的仲孙速病重。
　　仲孙速的嫡长子名叫秩，按照当时的习惯，卿大夫家族的继承人称为“孺子”，因此他又被称为孺子秩。
　　孺子秩有个弟弟，名叫羯，是仲孙速的侧室所生。受到季家发生的事情的鼓励和家臣丰点的支持，羯也打算向悼子学习，将孟家的继承权抢到手里。
　　丰点跑去对公鉏说：“您如果帮助羯当上孟家的继承人，我就让羯仇恨臧孙纥，为您报仇。”
　　公鉏答应了丰点的要求。
　　有一天公鉏陪季孙宿吃饭，席间父子俩谈论起仲孙速的病情。“孟孙氏恐怕是将不久于人世了，”公鉏说，“如果我们趁机插手孟家的政治，废除掉孺子秩，让羯成为孟家的继承人，那么我们季家的权势就明显大于臧氏了。”
　　季孙宿愣了一下。
　　公鉏的逻辑是——季家弃长立幼，臧孙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也使得臧孙纥声名鹊起；现在孟家已经确立了秩为继承人，如果季孙宿能够废掉他而改立羯，无疑比臧孙纥更厉害。
　　这个逻辑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改变已有定论的事情，确实比促成尚未拍板的事情更有难度。问题是，季家弃长立幼正是季孙宿本人的意愿，他对这件事一直讳莫如深，不愿意对人提起。现在公鉏当着他的面，拿这件事来说事，岂不是打了他一耳光么？
　　季孙宿断然拒绝了公鉏的建议。公鉏脸上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仅仅是一闪而过。
　　同年八月，仲孙速去世。
　　公鉏第一个来到孟孙家，并陪同羯站在门边接受其他宾客的吊唁。
　　周礼规定，“大夫之丧，庶子不受吊。”卿大夫死后，庶子是没有资格接受吊唁的，因为那是孺子的特权。公鉏此举，几乎是将臧孙纥加诸在他身上的把戏复制了一遍，而且比臧孙纥做得更直接、更粗暴。
　　孟家的人们看到公鉏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自然而然地以为季孙宿是这件事的主使，再加上丰点在内部煽风点火，威逼利诱，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表示反对。孺子秩见势头不对，为了避免杀身之祸，连夜逃亡到邾国。
　　季孙宿来了之后，在仲孙速灵前哭了一番，然后问：“我怎么没看到孺子秩呢？”别人都不敢回答，这时公鉏站出来说：“有羯在此。”
　　季孙宿大怒：“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不知道孺子秩是孟家的长子？”此言一出，整个灵堂都安静下来，羯吓得脸色都白了。要知道，如果季孙宿不赞同这件事，单凭公鉏的支持，羯非但不能成事，而且势必落得一个以下犯上的罪名，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什么年长不年长？”公鉏反驳道，“羯的才能远远超过秩！再说了，这也是仲孙老先生的遗命。”
　　当时季孙宿跟申丰商量立悼子的事，不正是以选择有才能的人为借口吗？公鉏这句话狠狠地戳到了季孙宿的软肋。季孙宿瞪大眼睛看了公鉏半天，目光终于软了下来，默然无语地离开了孟家。
　　在众多吊唁仲孙速的人当中，臧孙纥哭得最伤心，眼泪流得最多。出来之后，他的车夫很不理解地问道：“仲孙速讨厌您，您都悲伤成这个样子，如果是季孙宿死了，您岂不要哭死？”
　　“唉。”臧孙纥长叹道，“季孙宿对我很好，有如无痛之疾病；仲孙速对我不好，却有如治病之药石。无痛之病销人于无形，药石虽苦却能够让我活命啊！仲孙速这一死，我也危险啦！”
　　臧孙纥这话说得有点玄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恐怕是看到公鉏站在羯（现在应该叫他仲孙羯了）的旁边接受大家的吊唁，已经意识到二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对自己很不利的协议，才会有此一说吧。
　　果然，吊唁结束后，仲孙羯就关起大门，派人到季孙宿那里去告状，说：“臧孙氏要作乱了，不让我为父亲举行葬礼。”
　　季孙宿当然不相信。他就算用脚指头也想得到这是公鉏针对臧孙纥的报复，因此不置可否。
　　但是，当臧孙纥听到这个消息，反应却可谓剧烈。他马上加强了戒备，时刻提防着孟孙家的暗算。
　　同年十月，仲孙羯为父亲修筑陵墓，开挖墓道，向臧孙纥提出借用人力。臧孙纥认为这是一个消除双方误会的大好机会，不但派了一些人去帮助他，自己还亲自跑到工地上去视察。
　　因为此前听到过种种流言，加上自己心神不宁，臧孙纥出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批全副武装的卫兵，这次去孟家的工地视察，更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事实证明，任何时候，紧张过度都是一个人最大的敌人。臧孙纥为了防备孟家而采取的这些非常措施，被仲孙羯告诉季孙宿之后，变成了臧孙纥想犯上作乱的铁证。
　　季孙宿发怒了，下达了进攻臧氏的命令。
　　十月十七日，臧孙纥砍断鹿门的门栓，逃亡到邾国。
　　鹿门是曲阜的东南门。臧孙纥要砍断门栓才得以出城，可见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稍有迟疑的话，很可能就被抓住了。
　　回想起来，臧孙纥本人其实并不是臧孙家的嫡子。臧孙纥的父亲臧孙许原来在铸国娶了一个老婆，生了臧贾和臧为。后来这个老婆死了，臧孙许又娶了她的侄女为继室，才生了臧孙纥。
　　因为臧孙纥自小在公宫中长大，深得鲁宣公夫人穆姜的喜爱，所以将他立为臧孙家的继承人，原来的嫡子臧贾和臧为反而被迁到铸国外公家去居住。
　　臧孙纥逃到邾国后，给臧贾送去一封信和一只大乌龟，说：“纥不才，以至于不能祭祀宗庙。然而纥的罪行不至于灭族，请您将这只大乌龟送给当权者，要求立您为臧孙家的族长。”
　　臧贾的回答很有人情味：“这是家门不幸，不是您的过错，我听从这一安排。”他接受了那只大乌龟，并派臧为去曲阜办这件事。没想到，臧为很不厚道，一到曲阜便改变了说法，要求季孙宿立自己为臧家的族长。
　　与此同时，臧孙纥写了一封信给季孙宿，大意是说我臧孙纥并无作乱之心，只不过一时糊涂才中了人家的圈套，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保留臧孙家的香火，我愿意将防城（臧孙家的领地）献给公家，自己远走他乡。
　　有了臧孙纥的这一保证，再加上接受了臧家送来的那只大乌龟，季孙宿便答应了臧为的请求，立其为臧家的族长。臧孙纥如约献出了防城，转而逃到齐国。
　　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有卿大夫逃亡到国外，当权者应当与在朝的诸位大夫盟誓，陈述出逃者的罪行，以示公允，同时也是谴责出逃者。臧孙纥在逃亡的路上，就有手下人问他：“季孙氏会为我们盟誓吗？”
　　臧孙纥冷笑了一声：“我就怕他拿不出理由。”言下之意，如果以弃长立幼为罪，那还是季孙宿本人的意愿，谅他也不敢乱说。
　　果然，当季孙宿将史官找来商量给臧孙纥定罪的时候，犯了难。史官说：“就写‘像东门遂那样不听国君的命令，杀嫡子，立庶子’，如何？”季孙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心想那不是戳我的软肋吗？连连摆手说：“不要这样写！”
　　史官又说：“那就写‘像叔孙侨如那样废弃伦常，颠覆公室’，如何？”
　　季孙宿还是摇头说：“臧孙纥的罪还没到那个地步。”
　　大伙抓耳挠腮，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罪行安在臧孙纥身上。这时孟家的有个叫孟椒的年轻人站出来说：“何不将他砍断鹿门门栓的事写进去呢？”
　　季孙宿眼睛一亮，是啊，这事可是大伙有目共睹，言之凿凿。于是这样给臧孙纥的问题定了性：
　　“臧孙纥触犯国法，砍断门栓！”
　　有趣的是，臧孙纥在齐国听到这样的定论，不觉大惊失色，说：“鲁国还是有人才的啊！谁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除了孟椒还有谁！”
　　臧孙纥逃到齐国之后，受到齐庄公的重视，后者准备分给臧孙纥土地，好让他死心塌地地为齐国服务。
　　齐庄公很清楚，掌握了臧孙纥，就掌握了控制鲁国的钥匙，为此付出几座城池是微不足道的。
　　臧孙纥听到风声，马上跑到宫中去见齐庄公。当时齐庄公刚讨伐晋国归来，仍然沉浸在打败晋国的喜悦之中，便跟臧孙纥吹嘘起自己的战功来。
　　“您的战功确实很了不得！”臧孙纥说，“可是在下臣看来，您却像是一只老鼠。”
　　可以想象齐庄公当时错愕的表情。
　　“您知道，这个老鼠啊，白天睡觉，晚上出动，不敢在宗庙中做窝，是因为害怕人的缘故。您趁着晋国有内乱然后起兵攻打它，等到它的内乱平定了，您又免不了去侍奉它，这不是老鼠又是什么呢？”臧孙纥很平静地说。
　　“鲁国人！”齐庄公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了，“你胆敢羞辱寡人！”
　　“不敢，下臣只是实话实说。”
　　齐庄公将手按在剑柄上，几次想抽出来，但是终于强忍住，愤而离席。本来打算封给臧孙纥的土地，不消说，就算是泡汤了。
　　后人认为，臧孙纥故意激怒齐庄公，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比如不愿意为齐国服务），仅仅是觉得齐庄公的政权并不牢固，不想接受齐庄公的恩惠，从而避免卷入齐国的政治纷争罢了。
　　孔夫子对臧孙纥此举的评价很高，但同时又说：“做聪明人难啊！有了臧孙纥这样的智慧，却不见容于鲁国，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合乎伦理，也不合乎恕道。”
　　所谓恕道，就是行事之前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作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又是风流惹的祸】
　　公元前550年冬天，也就是臧孙纥砍断门栓逃出鲁国的时候，齐国大军正从晋国得胜而归。
　　途经莒国的时候，齐庄公突然下达了进攻且于（莒国城市）的命令。这次节外生枝的战斗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完全是因为齐庄公一时兴起。结果齐军猛攻了一天，不但没有攻下且于，齐庄公本人还被一支流矢射中大腿。
　　第二天一早，齐军在寿舒（莒国地名）集结，准备攻打莒国的首都莒城。为了打莒国人一个出其不意，齐庄公还派大夫杞殖和华还带领一支奇袭部队，于前天夜里迂回进入了且于与莒城之间的山谷，准备突袭莒城。
　　然而，让杞殖和华还意想不到的是，经过一夜行军，第二天早上，当他们逼近莒城下一个名叫蒲侯氏的小村子的时候，发现莒子（莒国国君）率领的一支部队已经在那里严阵以待了。
　　奇袭部队如果被发觉，也就失去了奇袭的意义。再加上为了穿越山谷，奇袭部队全部由步兵组成，在严阵以待的战车方阵面前，可以说不堪一击。莒子派人给杞殖和华还送去一车金银财宝，说：“请你们不要死在这里，和我结盟吧！”
　　站在莒子的角度考虑，齐国远远大于莒国，就算莒军取得一时的胜利，也无法改变齐国的军事优势。因此，莒子并不想把齐军打得太惨，而是希望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劝退齐军，息事宁人。
　　“因为贪图财物而放弃使命，也是您所不齿的吧？”杞殖和华还答复莒子，“我们昨天晚上受君命而来，还没到今天中午就放弃了使命跟您结盟，就算活着回去，哪里有脸见人呢？”
　　对于真正的武士来说，没有所谓体面的退却，只有战胜或者战死，非此即彼。
　　这一战的结果，齐军奇袭部队全面崩溃，华还逃亡，杞殖战死。得知这一消息后，齐庄公偃旗息鼓，接受了莒国提出的停战协议。部队撤出莒国，继续向齐国前进。
　　在临淄郊外欢迎的人群中，齐庄公看到了杞殖的老婆。想到杞殖之死完全是因为自己节外生枝，齐庄公觉得很过意不去，于是派了一名使者向那个女人致以吊唁。
　　“杞梁（杞殖字梁）战败有罪，岂敢有劳国君派人来吊唁？如果有幸能够免罪，还有先人的破房子在城里，贱妾不敢在郊外接受吊唁。”那女人拒绝了齐庄公的吊唁。
　　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身份低贱的人才在郊外接受吊唁。杞殖是大夫，齐庄公派人在郊外吊唁他，感情虽然真切，行为却是“非礼”。听到那女人的答复，齐庄公大为惭愧，回到临淄后，亲自跑到杞殖家里进行了吊唁。
　　因为这件事，杞殖的老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儒家学者追捧其为“烈女”，曾子和孟子等人都毫不吝惜地对她表达了赞美之情。民间传说更是将她的故事进行改编，说她得知杞殖战死的消息后，“向城而哭，地为之崩，城为之陷”。毫无疑问，这一哭穿越了时空，成为数百年后孟姜女故事的最初蓝本。
　　从晋国回来后，齐庄公就着手谋求与楚国建立军事同盟，多次派人访问楚国，甚至提出与楚康王会面的要求。公元前549年夏天，楚康王派薳（wěi）启疆作为全权特使访问了临淄，为齐、楚两国国君的会面作前期安排。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尤其是齐国上下都在担心晋国报复的形势下，薳启疆的到来，无疑给齐庄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为了体现齐国人的热情好客，齐庄公不但给予了薳启疆最高规格的接待，而且为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炫耀武力的背后，总隐藏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陈须无看到这一幕，冷冷地评价道：“齐国很快就要遭到侵犯了。我听说，有事没事把兵器拿出来炫耀，总有一天会割到自己！”
　　晋国的报复来得比想象中快。同年秋天，晋平公召集鲁、宋、郑、曹、莒、邾、滕、薛、杞等十二国诸侯在晋国的夷仪会盟，准备讨伐齐国。齐庄公得到消息，连忙派陈须无的儿子陈无宇跟随薳启疆返回楚国，一方面向楚康王说明战事将临，不能如期会面，一方面请求楚国出兵救援。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为齐庄公争取了时间。这场大雨从十月下到十一月，洪水泛滥，淹没了道路，以晋国为首的十二国联军只能在夷仪待命，无法动弹。等到雨势消停，交通恢复的时候，楚康王行动了。他亲自带领大军从郢都出发，直扑郑国的首都新郑。楚军先是包围新郑的东门，发动几次威慑性的进攻，然后驻扎在新郑东南的棘泽，摆出一副迎战诸侯联军的架势。
　　楚康王这一拳打得很准。郑国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如果有失，晋楚争霸的平衡马上就要被打破。晋平公输不起郑国，只好暂时将齐国放在一边，回师对付楚国。
　　双方在新郑城郊对峙。
　　自从公元前555年楚国令尹公子午率军讨伐郑国以来，楚国一直保持了军事上的沉默。
　　公元前552年，公子午去世，公子追舒继任楚国令尹。但公子追舒只干了一年，就因为气焰太盛，用人失察，被楚康王派人杀死在朝堂之上。接着楚康王又任命薳子冯为令尹。有公子追舒的前车之鉴，薳子冯就小心谨慎得多了，凡事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楚国人那种敢作敢为、大刀阔斧的精神在薳子冯身上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这恐怕也是楚国这些年来甘于蛰居南方、不问中原事务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晋国有栾盈之乱，又被齐国人占了便宜，很难说楚国人敢不敢大举北上，与其一决雌雄。
　　决战开始之前，晋平公派大夫张骼和辅跞前往楚军大营“致师”。
　　前面介绍过，春秋时期，各国仍留有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进犯敌阵，打击敌人的士气，称之为“致师”。
　　张骼和辅跞向郑简公提出了一个要求：给他们派一名车夫。这个要求很合理，因为晋国人不熟悉地形，只能依靠郑国本地人来带路。
　　郑简公不敢怠慢，经过精挑细选和问卜算卦，找到了一位根正苗红、政治过硬、技术精湛的公室子弟——公孙射犬来当此重任。
　　考虑到晋国人心高气傲，视天下诸侯如无物，郑简公还特意派大夫子大叔向公孙射犬交代，对待大国的勇士一定要谦恭，不要企图与他们分庭抗礼，凡事多让着一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国际矛盾。
　　听到子大叔这样说，公孙射犬很不乐意：“我不管什么大国不大国，车夫的地位在其他人之上，这是普天之下通行的公理，凭什么要让着他们？”
　　时间如果往后推两千五百年，自会有人教育公孙射犬，在对待大国的问题上，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轮不到你来叽歪。可是子大叔很显然不知道这么高深的理论，估计也没见过扁担，只能干巴巴地对公孙射犬说：“话不是这样说的啦，小山之上没有松柏。”言下之意，郑国是小山，晋国是峻岭，根本不可相提并论，你又何必争这口气呢？
　　公孙射犬憋了一肚子火，赶着战车来到晋军大营。正好张骼和辅跞在营帐里吃早餐，听说公孙射犬来了，也不传他进来，就让他坐在帐外等着。吃完了，才让人将剩下的食物端出去给公孙射犬吃。
　　公孙射犬好歹也是郑国的“公孙”啊，张骼和辅跞显然没有将他当作“射犬”，而是将“射”字给省略了。公孙射犬强忍怒火，胡乱扒了两口食物，心里开始盘算着怎么报复这两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吃完早餐，三个人出发前往楚营。张骼和辅跞让公孙射犬驾驶战车先行，自己却坐着舒适的乘车（平时乘坐的轻便马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这哪里是去致师，简直是去度假！公孙射犬看着那两个人悠闲自得的样子，恨得直咬牙。
　　直到看见楚军的旗帜，两个人才搭上公孙射犬的战车，接着各自从背囊里掏出一把——琴，架在车后的横木上，调准了弦，闭上眼睛，一唱一和地弹起来。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张骼排行第三，故曰张老三）
　　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晋国正在山西）
　　公孙射犬实在是听不下去了，眼看接近楚营，他暗中一抖缰绳，也不通知那两个家伙，战车飞驰而入。
　　“慢点，慢点！”晋国人一边将琴收入袋中，一边拿出头盔戴上。
　　进入楚营之后，他们也不拿兵器，赤手空拳地跳下车，见人就打，打晕了再举起来，像扔沙包一样砸向其他的楚兵，或者捆绑起来夹在腋下。只听得楚军惨叫连连，霎时之间，就被收拾了一大片。
　　公孙射犬瞅准了这个机会，突然掉转马头，快马加鞭向营外冲去。拜拜啰两位！你们就留在楚营继续扔沙包吧，老子可不奉陪了。公孙射犬暗自大笑，将皮鞭挥得噼啪作响。
　　当他冲出营门，忍不住回过头去看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差点连缰绳都拿不住——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张骼和辅跞已经上了他的战车，正张弓搭箭射向追击的楚兵呢！
　　三个人一路狂奔，脱离险境后，张骼和辅跞又拿出琴来弹。辅跞调侃道：“我说公孙啊，同坐一辆车，就是兄弟，为什么你出入楚营都不商量一下？”
　　公孙射犬支吾着说：“进去的时候是一心想着进去，出来的时候是心里害怕，都顾不上商量呢。”
　　两个晋国人都笑了，说：“公孙可真是个急性子的人啊！”把公孙射犬闹了个大红脸。
　　受到这次致师的打击，加上吴国人在背后策动楚国的属国舒鸠背叛楚国，引起楚国国内震动，楚康王决定避开晋军的锋芒，主动将部队从棘泽撤回了楚国。
　　楚康王的北伐虽然没有占到便宜，却让山东的齐庄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趁着晋楚两国在河南对峙，他忙里偷闲，派出数百名工匠前往王畿，为周灵王修筑去年因水灾而损毁的王宫。
　　齐庄公不惜血本讨好王室，自然是希望得到王室的支持，在道义上获得对抗晋国的资本。有趣的是，鲁襄公得知这一消息，也赶紧派叔孙豹访问雒邑，就修复王宫一事向周灵王表示祝贺。《左传》如此记载：“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说周灵王嘉许叔孙豹有礼，赐给他一辆“大路”车。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鲁国这次讨好王室，乃是间接地向齐国示好——你替天子修王宫，我就祝贺你修得好。这马屁拍得有水平！无奈齐庄公不吃这一套，第二年（公元前548年）春节刚过，就派崔杼带兵入侵鲁国的北部边境，以惩罚鲁国这些年来跟着晋国对付齐国。
　　鲁襄公胆儿小，马上派人向晋国告急。大夫孟公绰分析说：“齐军这次入侵和往常不同，既没有劫掠财物，也没有逼攻城市，为什么？那是因为崔杼心里有别的打算，并不是真的想进攻我国，很快就会收兵回去，没有必要这么紧张。”
　　这里插一句，孟公绰在儒学界还有点名气。孔夫子曾经这样评价他：“孟公绰如果做赵、魏的家臣，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要他当滕、薛两国的大夫，那就不够格了。”
　　赵、魏即晋国的赵氏和魏氏家族，在晋国权倾一时。滕、薛则是山东小国，是鲁国的附庸。孔夫子说这句话的意思，孟公绰为人廉洁清静，无欲无求，如果当大国上卿的家臣，地位尊贵而工作轻闲，自然不在话下；如果当小国的大夫，成天琐事缠身，肯定不堪其烦，恐怕难以胜任。
　　孟公绰分析得很准确。崔杼仅仅是在两国边境上虚晃了一枪，很快就回去了。
　　崔杼心里究竟有什么“别的打算”，以至于被孟公绰看出端倪呢？
　　说起来竟是一桩风流韵事——
　　崔杼有个家臣，名叫东郭偃。东郭偃有个姐姐，因为嫁给齐国棠邑的大夫棠公为妻，被人们称为棠姜。
　　很多年前，当棠公去世的时候，东郭偃驾车送崔杼去吊唁。不料崔杼一见棠姜就魂不守舍，直接对东郭偃说：“我要娶你姐姐做老婆。”
　　东郭偃吓了一跳，倒不是觉得崔杼荒诞——女人嘛，死了老公就再嫁一个，在那个年代极其平常——而是觉得这事不合规矩。
　　这个规矩便是“同姓不婚”。
　　“您是丁公的后人，我是桓公的后人，我们都是姜姓，怎么可以结亲呢？”东郭偃对崔杼说。丁公即齐丁公，是姜太公的儿子，齐国的第二任君主。桓公就是齐桓公姜小白。由此可以看出，崔杼是姜姓崔氏，东郭偃则是姜姓东郭氏，确实是同姓，不能结亲。
　　崔杼当然也知道同姓不婚的道理。但是，棠姜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即便穿着黑色的丧服，也自有一股销魂蚀骨的味道，让他魂不守舍，欲罢不能。回到家之后，他立刻命人就娶棠姜一事算卦，结果是“遇困之大过”，也就是由“困”卦变为“大过”卦。
　　困卦的上卦为兑（代表泽），下卦为坎（代表水），即所谓的“泽水困”；大过卦的上卦为兑，下卦为巽（代表风），即所谓的“泽风大过”。
　　在《周易》的理论中，坎又代表中男（区别于长男和少男），兑又代表少女。算命先生知道崔杼很想得到棠姜，敷衍他说，“中男配少女，这是大吉。”
　　崔杼很高兴，但还是不太放心，又去找陈须无分析。陈须无掐着指头算了半天，眉头微皱，对崔杼说：“这是丈夫跟风（坎变为巽），而且陨落于妻之下（巽在兑下），依我之见，您千万不可娶这个女人，否则必有后患！”
　　崔杼不以为然：“她不过就是个寡妇嘛，又不是什么少女，能有什么妨碍？就算克夫，她的先夫已经克过了，与我无关。”遂不听陈须无的劝告，将棠姜娶回了家。
　　说来也怪，棠姜嫁到崔家之后，崔杼在官场上的运气倒是扶摇直上，官越做越大。
　　公元前554年，齐灵公临终之际，将大子光（即齐庄公）赶到齐国东部去居住，改立公子牙为大子。大子光在崔杼的帮助下回到临淄，藏在崔杼府上，找机会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崔杼因此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卿。
　　也许正是在这次藏匿的过程中，齐庄公跟棠姜有了亲密接触，两个人的关系便变得不清不楚起来。当上国君之后，齐庄公还常常往崔杼家里跑，找机会跟棠姜鸳梦重温。
　　如果仅仅是有奸情便也罢了，崔杼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再嫁的女人跟自己的主子闹翻。问题是，齐庄公得了便宜还卖乖，不但跑到崔杼家里公然调戏女主人，有一次还将崔杼的帽子带回宫来，赏赐给别人。
　　连身边的近侍都认为齐庄公做得过了火，劝他不要拿上卿的帽子开玩笑。齐庄公却大笑道：“这帽子难道崔杼戴得，别人就戴不得？”
　　世上还有比这更欺负人的事吗？自那时候开始，崔杼已经有了弑君之心，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因为齐庄公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大内高手”，个个武艺高强，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齐庄公好武，是个“勇士迷”，搜罗勇士是他毕生的嗜好之一。据《庄子》记载：有一天，齐庄公外出打猎，看见一只虫举起双臂挡住他的车轮，他觉得很奇怪，就问车夫这是什么虫。车夫回答说：“这就是螳螂啊！这种虫的特点就是知进不知退，从来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就轻视敌人。”齐庄公感叹道：“如果人有这样的勇气，那就天下无敌了。”于是命令车夫回车避开螳螂。
　　后人以“螳臂当车”形容不自量力，多为贬义。但是在齐庄公看来，螳臂当车更是勇气超群的表现，值得敬佩。
　　事实上，齐庄公对于任何形式的勇气，都是持赞许甚至容忍的态度的。前面说过，杞殖的老婆不接受他在郊外吊唁，他便亲自跑到杞殖家里去吊唁，这恐怕不只是对杞殖的勇气的肯定，也是对这个女人的勇气的肯定。而臧孙纥当面说他像老鼠，他也仅仅是愤然离席，没有给臧孙纥任何惩罚。历史上评价齐庄公，多半将他划为穷兵黩武的昏君一类。但在我看来，对于勇气的偏爱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倒是一个民族不至于沦为乌合之众的基本要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齐庄公有这样的爱好，当时天下的勇士都向往临淄，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顶尖高手组成的小圈子，当年由晋国逃亡而来的勇士州绰也名列其中，成为“齐宫八大高手”之一。
　　有这些人在齐庄公身边，崔杼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但是，再周密的防备也难免有漏洞，而且漏洞往往出现在看似最不可能出问题的环节。
　　“齐宫八大高手”中，有一个叫贾举的人，因为某件小事惹得齐庄公不开心，被齐庄公拿鞭子痛打了一顿。
　　在齐庄公看来，打是亲，骂是爱，打完之后，依然将贾举带在身边，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崔杼打听到这个情报，就偷偷地跟贾举搭上了线。
　　齐庄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通过贾举源源不断地传到崔杼的耳朵里。
　　公元前548年5月，莒子为了答谢去年齐庄公放过了莒国一马，来到齐国朝觐齐庄公。齐庄公在北城设宴招待莒子。崔杼假称有病，没有参加这次宴会。第二天，齐庄公亲自到崔杼府上去慰问，进门一问，才发现崔杼竟然不在家。
　　稍微有点政治敏感性的人，很容易从中发现不对劲。崔杼既然病得连重要的国事活动都不能参加，怎么可能不呆在家里呢？但是齐庄公的第一反应不是狐疑，而是窃喜。他轻车熟路地走向崔家的后院，来到棠姜的门前，轻轻拍着柱子唱了一首意韵悠长的情歌。
　　见到此情此景，贾举做了一个鬼脸，将其他几位高手挡在了后院的门口，悄悄地关上了院门。没有人对贾举的举动产生怀疑——领导睡觉我站岗，他跟谁睡我不管，不是吗？
　　齐庄公把歌唱完，棠姜的房间仍然没有动静。他不禁觉得奇怪，以往不是这样的啊！于是轻轻推开房门，一只脚刚跨进房门，一只脚还在门外，黑暗中一道寒光袭来！他下意识地一闪，躲过了这一刀。再定睛看时，房中哪有棠姜，只有黑压压一片全副武装的士兵！
　　“崔杼，崔杼在哪？”齐庄公一边往后退，一边大声喝道。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只有步步紧逼。
　　齐庄公跑到院子里，爬上假山上面的高台，这才发现崔杼为了对付他，竟然动用了一百名武士。这些人将假山团团围住，有人已经张弓搭箭瞄准了他。“不要杀我，不要杀我！”齐庄公大声叫道，“告诉崔杼，我知错了。”
　　“不行。”有人回答。
　　“我愿意与崔杼结盟，分给他半个齐国。”
　　“不行。”
　　“我是国君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崔杼，崔杼，你在哪儿？你一定要我死的话，让我到大庙里自杀吧，我不想死在这些人手上。”
　　“您就别叫了。您的臣子崔杼病得厉害，不能前来听命。这里是公宫附近，我们这些人奉命巡查，搜捕淫乱之人，除此之外，不接受任何命令。”下面的人这样回答。
　　齐庄公一咬牙，做了一个助跑的动作，直接从高台上跳向围墙，企图越墙而出。人还没贴近围墙，一支箭射穿他的大腿，将他射倒在地。武士们一拥而上，将他砍死。
　　与此同时，在门外守卫的“齐宫八大高手”，包括贾举，也被埋伏的士兵乱箭攻击，只有曾经被齐庄公称为大公鸡的殖绰侥幸逃脱。
　　崔家的事变很快震动了整个齐国。
　　大夫祝佗父当时正奉命在高唐举行祭祀，回来之后连祭服都没有脱，直接赶到崔家去谴责崔杼，被崔杼杀死。
　　渔业部长（侍渔者）申蒯要家臣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逃跑，说：“国家有难，我只能以死报国。”家臣说：“我如果逃跑了，那岂不是违背了您的道义？”跟着他一起战死。
　　齐庄公的舅舅鬷蔑在平阴被崔杼杀死。
　　齐庄公的宠臣卢蒲癸和王何出逃到莒国。
　　正当列位大臣前仆后继地以死报国的时候，有一个矮子带着自己的家臣站在崔杼的门外，既不发表演讲，也不拿刀进攻崔杼，就那样一连站了好几天。
　　这个人就是晏婴。
　　他的家臣忍不住问道：“我们也要以死来追随先君吗？”
　　“胡说！”晏婴说，“他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主吗？他是全体齐国人的君主，要死大家一起死，凭什么单要我为他死？”
　　家臣松了一口气，马上说：“既然不死，那咱们赶快逃吧！”
　　“笑话！又不是我杀了国君，我为什么要逃？”
　　“那……”家臣一时语噎，“咱们回去吧？”
　　“国君都死了，我们回哪里去啊？国君是人民的国君，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而是主持社稷的重要人物。作为国君的臣子，也不是为了那份工资，而是要扶持社稷。如果国君为社稷死，臣子也应当死；为社稷逃亡，臣子也应当跟着逃亡。如果国君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逃亡，除了他私人的亲信，别人为什么要跟着他去死、去逃亡呢？再说了，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想回，又能回到哪里去呢？”
　　几天之后，崔家的大门终于打开。晏婴便走了进去，一直进到后院，将头枕在齐庄公的大腿上大哭。哭完之后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才从容不迫地走出去。
　　有人对崔杼说：“快趁机杀了这个矮子。”
　　崔杼呆呆地看着晏婴远去的背影，老半天才摇摇头说：“不行。这个人在朝野之间声望极高，我不杀他，可以得民心。”
　　前面说到，公元前575年冬天，鲁国的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将自己的女儿献给齐灵公。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孟姬，她为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有一个儿子取名叫杵臼。齐庄公死后，崔杼立杵臼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崔杼自己担任了齐景公的相国，又任命庆克的儿子庆封为左相，在大庙为齐景公举行了即位仪式。
　　所谓的即位仪式，其实就是表忠心大会。
　　不是对齐景公表忠心，而是对崔杼和庆封表忠心。为此，连宣誓的誓词都做了全新的设计。当司仪官念到“如果有不亲附崔氏、庆氏者……”的时候，晏婴突然站起来，打断司仪官的话，大声说：“我晏婴如果不亲附忠君爱国的人，请神降罪于我！”
　　在场的人都大吃了一惊。庆封脸色大变，当时就想发作，还是崔杼拦住了他，说：“由得他去吧，咱们没有必要跟这个矮子较劲。”
　　《春秋》记载：“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
　　而据《左传》记载，齐国的太史也是这样写的：“崔杼弑其君。”崔杼看到后，就杀死了他。接着要太史的弟弟写，又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太史的弟弟。
　　那个年代，太史是世袭的官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别人不能插手，因此崔杼又将太史的另外一个弟弟找来，结果还是“崔杼弑其君”，这个弟弟又被杀掉了。
　　等到太史最后一个弟弟被叫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悬念，这个年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崔杼弑其君”五个字。这下连崔杼也没招了，只好听之任之。如果他再杀死这个年轻人，齐国的历史就只能由太史的副手来书写了，而太史的副手也做好了准备，手里拿着“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只等着崔杼来召唤。
　　你能砍下史官的头颅，但是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
　　同年六月，晋平公再度发动诸侯在夷仪会盟，准备攻打齐国。崔杼派隰鉏为使者，向晋平公请求和谈。并且派庆封到仪夷的联军大营，向晋平公献上男女奴隶数百名，以及一批齐国宗庙中的礼器。为了贿赂晋国人，崔杼可谓不惜血本，上至晋国六卿、下至三军大夫，甚至晋国国内的留守将领，都收到了齐国方面送来的厚礼。在这种情况下，晋平公答应了齐国的和谈，派大夫叔向遍告诸侯，夷仪之会由“兵车之会”变成了“衣裳之会”。
　　至于那位牡丹花下死的齐庄公，此时正躺在冰冷的地下。崔杼将他安葬在临淄北部一个名叫士孙里的小村中，葬礼共使用了长柄扇四把，破车七辆，没有任何武器盔甲之类的陪葬品。
　　对于齐庄公来说，没有黄金珠玉也许不是问题，无矛可持，无甲可贯，恐怕才是最难受的。
　　【要会办事，也要会说】
　　前面说到，公元前555年，公子嘉为了独揽大权，趁着公孙趸领兵出征，引狼入室，将楚国人招到郑国，既害得郑国生灵涂炭，也害得楚国人被冻死成千上万，无功而返。这件事使得公子嘉在郑国的威望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公元前554年4月，公孙趸因病去世。郑国人将讣告发到了晋国。按照周礼，诸侯国的卿大夫去世，讣告对外只发给相应级别的卿大夫。但是士匄收到讣告后，想起了公孙趸为晋国所做的一切，感念之余，又将这事对晋平公作了汇报。晋平公不知哪根神经触动，居然亲自提笔给周灵王写了一封信，请求王室关注公孙趸的丧事。周灵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大笔一挥，便批示赐给公孙趸“大路”车一辆。所谓“大路”，一说是天子诸侯祭天时用的车，一说是天子赏赐之车的总称，总之极其珍贵。公孙趸以诸侯之卿的身份获得大路车送葬，可以说是异数，引起了天下的轰动，而这正是士匄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世，往往成为人们发泄不满、声讨不义之人的契机。公元前554年的新郑城中，一股怀念公孙趸、批判公子嘉的暗流涌动，终于在公孙趸的葬礼举行之后爆发。
　　后人无从得知当时的人们是否发明了大字报——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似乎还不太可能，竹简毕竟不适合满街张贴——但是关于公子嘉的几大罪行，却被人们广为传播：
　　其一，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派刺客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等重臣，公子嘉事先知道情况而没有揭发，坐视同僚被害；
　　其二，尉止之乱后，公子嘉当权，独断专行，要求人们写盟书效忠于他，后来因为子产的劝阻才作罢；
　　其三，公元前555年引狼入室。
　　新郑城中群情汹涌，公子嘉也意识到危险临近，提高了戒备等级，每次出门，都由家臣带着族兵护卫。但这样做并没有使得他更安全。公元前554年秋天，公孙舍之和公孙夏突然发难，带领新郑的居民起来造公子嘉的反，将他杀死并瓜分了他的家室。
　　公子嘉是郑穆公的儿子。当年郑穆公有两个宠妾，一个叫宋子，一个叫圭妫。宋子生了公子嘉和子然，圭妫生了公子志。宋子和圭妫情同姐妹，公子嘉兄弟和公子志也情同手足，好得就像一家人。子然和公子志死得早，但他们的后人子革和子良都视公子嘉如父，所以在这次政变中受到牵连，被迫逃到了楚国。子革后来还当上了楚国的右尹，被称为郑丹或者然丹，在楚灵王年代受到重用。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公子嘉死后，郑国的政局重新洗牌，公孙舍之成为郑国的当国（首席重臣），公孙夏执政，而子产也跻身于卿的行列，担任了少正（官名，相当于亚卿），在郑国众卿中排名第四。
　　子产的长相十分奇特，据野史记载，“子产日角”，也就是额骨隆起，形成一个小太阳，和后世的包公有得一拼。虽然在民间传说中，他的知名度不如包公，但是在史学界和思想界，他的地位极其崇高，远非包黑子能及。
　　《孟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送了一条鱼给子产，子产让仆人把它放养到池塘里。仆人偷偷把鱼煮来吃了，回去报告说：“刚放下它的时候，还半死不活的，不一会儿就摇着尾巴游开了，再后来就不见了。”子产听了很高兴，连连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去它该去的地方了，去它该去的地方了。）仆人出来后就对别人说：“谁说子产聪明，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了，他还在说去它该去的地方了。”
　　子产究竟知不知道仆人已经把鱼吃掉了？孟子的回答高深莫测：“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欺骗他，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这句话在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最普遍的理解是：君子宅心仁厚，上当受骗是难免的事；但是君子的判断力不会背离常识，用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蒙骗君子也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理解，鱼被放到池塘里，或者吃到仆人的肚子里，子产并不在意。人人都难免有自己的小算盘，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就好比你在街上遇到乞丐，他有可能是真的需要帮助，也有可能是来骗人的，但你没有必要寻根问底之后才扔给他一个钢镚儿。
　　从这个故事来看，子产是个漫不经心的老好人，信奉的是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但是别以为老好人好欺负，老好人发起火来，简直就是雷霆之怒。
　　公元前551年夏天，晋国派了一位使者到新郑，命令郑简公前往新田朝觐。子产以少正的身份接待晋国使者，劈头盖脸地发了一通牢骚：“我们郑国靠近晋国，你们好比草木，我们不过是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哪里敢对你们有贰心？只要你们发布命令，我们就参加会盟，或者前来朝觐。没有朝觐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年不派人前来拜访，没有一件大事不跟从。但是，贵国的政令没有一个标准，搞得各国都很困乏，意外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至于我们没有一天不提高警惕，太累了！”
　　晋国使者没想到子产会来这么一套，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子产这通牢骚，实际上是冲着晋国的中军元帅士匄来的。
　　据《左传》记载，自从公元前554年士匄上台主政以来，晋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比以往更严苛，给各同盟国下达的朝贡指标一年高过一年，动辄命令诸侯前往新田朝觐，或者发动诸侯出兵打仗，诸侯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士匄因此也获得了一个“老饕”的美称。
　　而在晋国国内，士匄的口碑也不太好。据《国语》记载，士匄曾经与和邑（地名）的大夫争夺田产，长期相持不下。士匄打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动用军队压服对方。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晋国的大夫们有的保持中立态度，有的表示愿意去攻打和邑，更多的则是委婉地表示反对，最后是士匄的家臣訾祏（shí）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他，才不至于弄出乱子来。
　　最让人耿耿于怀的是，公元前550年的栾盈之乱，主要原因是士匄心怀杂念，处事不公，有意打压栾氏家族。栾盈最后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士匄的所作所为使得国人十分反感，朝野之间议论纷纷，士氏家族的名望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士匄本人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太在意，自我感觉仍然十分良好。公元前549年春天，鲁国派叔孙豹访问晋国，士匄代表晋平公接见他。国事谈完后，士匄问了叔孙豹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不朽？”
　　叔孙豹回答不上来。
　　士匄便给他上了一堂历史课：“我士匄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虞舜以上的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氏和杜氏。周王室衰微，晋国成为诸侯的盟主，我们世代食邑于范地，又被称为范氏。人们所说的不朽，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家族吧！”
　　叔孙豹听了很不是滋味，他很直率地对士匄说：“这不能叫做不朽，而是叫做‘世禄’。”
　　“哦？”士匄没想到自己会碰到一个软钉子。
　　叔孙豹说：“我们鲁国有位先大夫臧文仲，人虽然死了很久了，但是他所说过的话一直被人们记在心上，这才叫做不朽。我听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然时间久远而仍然活在人们心中，这就叫做不朽。如果只是家族延续，宗庙香火不断，世代有人祭祀，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只能说你们家官做得大，不能算作不朽。”
　　士匄半天说不出话来。
　　同年二月，郑简公在公孙夏的陪同下访问晋国，子产托公孙夏给士匄带去一封信。
　　“您主政晋国，四邻诸侯没有感受到您的美好品德，只感受到了沉重的负担，对此我深感困惑。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不担心没有财礼，而是害怕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财货都聚集在晋君家里，同盟内部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您如果将这个作为利益，晋国的内部不会团结，您的家族也会受到损害。您怎么就不明白呢，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哪里用得着那么多财物？”
　　“好名声，是装载品德的车子；品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根基牢固，才不至于毁灭。”子产接着写道，“一个人要有好的品德，快乐才能长久。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快乐的君子啊，是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吧！‘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上天看着你呐，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说的有好名声吧！用宽容和谅解来发扬美德，那么就可以装上好名声向前走，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投奔，近处的人也会感到安心。您是希望别人对您说‘是您养活了我’，还是说‘你榨取了我来养活自己’呢？告诉您，大象因为象牙而毁了自己，钱多不见得是好事！”
　　春秋时期，人们是用竹简来书写文字。士匄读完这封信，不觉大汗淋漓，原因有二：
　　第一，字太多，竹简太重；
　　第二，子产骂得太狠了。
　　良药苦口利于病。士匄出完这身汗，将自己主政以来的点点滴滴梳理了一番，反思了一番，不觉幡然醒悟，有如大病初愈。不久之后，他就下达命令，宣布减少诸侯朝觐的次数，减轻各国朝贡的负担。
　　郑简公此次访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请求减轻朝贡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希望晋国批准郑国讨伐陈国。
　　郑国之所以要对陈国用兵，是有原因的：公元前550年，楚康王为了支援齐庄公，亲率大军入侵郑国，陈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自从晋楚争霸以来，中原小国有如风中之烛，不是跟着晋国攻打楚国，就是跟着楚国攻打晋国，小国之间刀兵相见也是常有的事，本来不值得大动肝火。只不过陈国人在郑国的所作所为有点过分——陈军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烧毁房屋，毁坏农田，极尽破坏之能事，给郑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郑简公希望报复陈国。但是，打狗还得看主人。陈国好打，楚国不好惹，一旦楚国插手进来，事情就搞大了。郑简公需要征得晋国的同意才敢放手去干。换而言之，打狗既得看狗主人，也得看自己的主人。
　　但是晋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显得很暧昧，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晋平公派士匄跟郑简公会谈，要求郑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轻率地进攻陈国。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战端一开，劳民伤财，对大家都不利。您说，这又是何苦呢？”士匄苦口婆心地劝说。
　　郑简公不跟他争辩，突然朝着士匄行了一个叩拜之礼。士匄吓了一跳，连忙避开，表示不敢接受。
　　晋国虽然大，士匄始终只是一个卿，而郑简公是诸侯级的人物，二者不可平起平坐，更不能颠倒尊卑，由郑简公来向士匄行大礼。士匄完全被郑国君臣搞糊涂了：子产写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郑简公却低三下四，向他磕头，这唱的是哪出戏啊？
　　当时公孙夏在一旁陪着郑简公，士匄连连用眼神暗示公孙夏，意思是你倒是说句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孙夏也朝着士匄行了个叩拜之礼，然后说：“陈国依仗楚国而侵害郑国，寡君因此请求向陈国问罪，岂敢不向您行大礼？”意思很明白，咱们态也表了，头也磕了，至于晋国同不同意这件事，反正陈国是一定要打的。
　　郑国人说到做到。公元前548年6月，郑国派公孙舍之为大将，子产为副将，带领兵车七百乘讨伐陈国。郑军行动迅速，趁着陈国人不注意，夜袭陈国首都宛丘，轻而易举地进了城。
　　陈哀公慌不择路，在大子偃师的保护下，逃到郊外的墓地里藏了起来。正好司马袁侨驾着战车从墓地经过，两个人大叫起来：“带上我们，带上我们！”袁侨正急于逃命，哪里顾得上他们？一抽马鞭，跑得远远的，在黑夜中留下一句经典的回答：“我赶着去巡城呢！”
　　没过多久，大夫贾获驾着马车，载着自己的老母和妻子经过。看到陈哀公和大子偃师，贾获便要母亲和妻子都下车，将马车交给大子偃师，让他们赶快逃命。陈哀公觉得很过意不去，要贾获的母亲上车（一车正好载三人）。贾获说：“您贵为国君，如果与我母亲同车，恐怕不祥。”于是和妻子搀扶着老母走进墓地藏了起来。陈哀公父子因此得以逃脱。
　　有趣的是，郑国人虽然来势汹汹，进入宛丘之后，却表现得文质彬彬，不仅对宛丘的百姓秋毫无犯，连陈国的公宫都没有受到侵扰。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打劫，公孙舍之和子产还亲自把守在公宫门口，禁止任何人出入。
　　打听到郑国人在宛丘的所作所为，陈哀公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郑国人不是来消灭陈国，而是来讨一个说法的。如果是那样，事情就好办多了。他马上派袁侨回到宛丘，拿了一批陈国宗庙里的宝物去见公孙舍之，要求投降。
　　所谓宗庙里的宝物，无非是一些青铜容器或乐器，统称为礼器。这些礼器的时代有点久远了，很多都是周朝初年铸造的，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文物。但是在春秋时期，这些礼器的文物价值有限，人们更看重的是它们的政治价值，也就是它们代表着统治权力的象征意义。
　　公孙舍之答应了陈哀公的要求。
　　就这样，陈哀公从流亡之地又回到了宛丘。他穿上丧服，抱着社稷的神位，让宗室的男女反绑双手，分开排列，在朝堂上等待发落。类似的仪式，前面已经有过多次记述，大同小异，在此不再介绍。
　　公孙舍之拿着绳子会见了陈哀公，捧着酒杯祝陈哀公身体健康，并向陈哀公奉上玉璧一双。绳子是用来系马足的。拿着绳子觐见，是当时的臣仆之礼，以示为君侯服务之意。
　　子产进来后，仅仅是清点了一下男女俘虏的人数就出去了。接着郑国人在陈国的神社前举行了“祝祓”仪式，一方面因为入侵陈国，向陈国的社稷之神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哀公穿上了丧服，为其驱除不祥之气。总之，郑国人在陈国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炫耀武功的意思，反而处处谨小慎微，堪称仁义之师。
　　郑军入城的时候，陈国的官员纷纷逃亡，将管理民政的户籍本、掌握军权的兵符和代表土地所有权的地契全部留给了郑国人。陈哀公投降后，公孙舍之命令将户籍本交还给陈国的司徒，兵符交还给司马，地契交还给司空，然后就带着军队回国了。
　　同年九月，郑简公派子产到晋国“献捷”，也就是向晋国报告讨伐陈国的战果，同时献上俘虏和战利品。
　　前面说过，周礼对于献捷有明确的规定，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除此之外，皆为“非礼”。陈国并非四夷，晋平公也不是天子，因此，郑国这次献捷显得居心叵测，有拉晋国下水的嫌疑。让晋国人感到尤为吊诡的是，作为郑国的全权代表，子产居然一反常规地穿上了戎服。
　　士匄已经于一个月前辞去了中军元帅的职务，接替他的是当年的“赵氏孤儿”赵武。新官上任三把火，赵武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进一步减轻诸侯的朝贡负担，提高接待诸侯的礼仪规格。他还公开表示：“从今以后，要尽量少打仗，最好不打仗。齐国的内乱刚刚平定，崔氏和庆氏都急于向诸侯示好。楚国的新任令尹屈建（薳子冯已经去世，屈建接任）和我私交甚深。只要我们依礼行事，谨言慎行，安定诸侯，战争就可以消除了！”
　　新令墨迹未干，子产就来献捷，而且还是穿着戎服献捷，这不是存心和赵武唱对台戏么？
　　士贞伯的儿子士弱奉命接见子产，要他先把攻打陈国的理由说清楚再谈献捷的事：“您想必也知道，去年郑伯前来请示攻打陈国的事，我们可是没有答应。陈国究竟有多大的罪恶，使得贵国一意孤行，一定要讨伐他们？我希望听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任何人想要和郑国人玩弄辞令，都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听到士弱用这种不客气的语调和自己说话，子产并不生气，而是以一种心平气和的语气回答道：
　　“当年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陶器工业部长），服侍我们的先王。周武王见他工作勤勤恳恳，卓有成效，又考虑到他是舜的后裔，便将长女太姬嫁给他的儿子妫满，封他为陈侯，这也是对舜表示诚敬之意。所以说，陈国其实是我们周朝的后代，一直依赖周朝才得以延续。”
　　子产的话说得很巧妙。晋国和郑国都是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而陈国是妫姓，是舜的后裔。通过回顾这段渊源，子产拉近了晋国和郑国的距离，而将陈国排除在外。
　　子产接着说：“陈桓公死后，陈国发生动乱，蔡国人想干涉陈国的内政。先君郑庄公拥立公子佗为君，被蔡国人所杀。后来我们又立了陈厉公，乃至于陈庄公、陈宣公，都是我郑国所立。因为夏姬之乱，陈成公流离失所，又是我们让他回国的。现在陈国忘记了周朝的大恩大德，无视于郑国给予的种种恩惠，抛弃我们这个自古以来的姻亲，而去亲附楚国，仗着楚国人多势众来侵略我国，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极尽破坏之能事。我们很担心这样会给太姬带来耻辱，所幸上天已经厌恶陈国，启发了我们攻打陈国的意愿。而陈国现在也知道自己的罪恶，甘愿接受惩罚。因此，我们才敢于向贵国献捷啊！”
　　士弱说：“那你们攻打陈国，也是以大欺小，不符合国际原则。”
　　“此言差矣！”子产说，“先王的命令，只要是有罪过的地方，就要给予惩罚，怎么能说是以大欺小呢？再说了，什么是大国？按照祖上的规定，天子地方千里，诸侯地方百里，现在的大国地方几千里，如果不是通过侵占小国，怎么能够大到这个地步呢？”言下之意，晋国之所以成为大国，难道不是牺牲了无数小国才达到的吗？
　　士弱脸一红，赶紧又换个话题：“那您为什么穿戎服来晋见呢？”
　　“我郑国的先君郑武公、郑庄公都曾担任天子的卿士。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发布命令说，‘各复旧职’，要郑文公穿上戎服辅佐天子，以授受楚国的俘虏献给天子——我今天这样做，也是不敢忘记天子的命令啊！”
　　士弱理屈词穷，回去之后，把情况如实向赵武汇报。赵武说：“他的话顺理成章，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些大道理，恐怕不吉利。”于是接受了郑国的献捷。
　　孔夫子评论这件事，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善于言辞的话，有谁知道你在想什么呢？所以没有文采的人，成不了大事。郑国讨伐陈国，如果不是因为子产的文辞，就不能算是功劳。”说白了，做得好，还要唱得好，一味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不可取。
　　公元前547年春天，郑简公就入侵陈国一事论功行赏，赐给公孙舍之马车一辆、“三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八座；赐给子产马车一辆，“再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六座。
　　子产收下了马车和“再命之服”，但是拒绝接受城池，他对郑简公说：“自上而下，赏赐的数额以二递减，这是规定。我在群臣中排名第四，按道理不能接受六座城池。再说入陈作战，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的功劳最大，我不敢要求赏赐，请您把城池收回去吧！”
　　郑简公坚持要赏，最后子产只好接受了三座城池。
　　【不是每个浪子都会回头】
　　前面说到，公元前548年6月，晋平公召集诸侯在夷仪会盟，准备讨伐齐国。后来因为崔杼杀死了齐庄公，不惜血本用重金贿赂晋国君臣，晋平公便答应了齐国的和谈请求，夷仪之会也由“兵车之会”变成了“衣裳之会”。
　　正是在这次夷仪之会上，齐国的使者隰鉏向晋平公提出了一个请求：十一年前，卫侯姬衎（即卫献公）因为得罪大臣孙林父和宁殖，被孙林父驱逐到齐国。现在时过境迁，再深的仇恨也该淡忘了，老让人家这么在外漂泊也不是个事。趁着这次开会的机会，请晋平公以霸主的身份出面斡旋一下这件事，让姬衎回卫国居住算了。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晋平公答应了。
　　所谓霸主，就像是一个村里的村长。谁家有些家长里短，父子不亲，兄弟不和，村长都要管一管，这样才能体现村长的权威。夷仪之会还没落下帷幕，晋平公便派大夫魏舒和宛没前往齐国迎接卫献公，同时向卫国现任君主卫殇公提出，把夷仪让出来给卫献公居住。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夷仪并非夷仪之会的夷仪。夷仪之会的夷仪在今天的河北邢台境内，当时是晋国的地盘；准备让给卫献公居住的夷仪在今天山东聊城境内，当时是卫国的地盘。
　　卫殇公当然不乐意，但是没有办法，晋平公都已经发话了，只能表示服从。就这样，两个月之后，卫献公从齐国起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卫国。
　　回国之前，齐国的权臣崔杼找卫献公谈了一次话。谈话当然是为了送别，同时也是提醒卫献公：十一年前你被人赶到齐国来避难，齐国不但收留了你，还将郲地让给你居住，让你继续过着体面的生活。现在因为齐国的提议，你马上就要回到卫国去了，是不是该对齐国表示一下谢意呢？
　　卫献公心知肚明，所谓谢意不是一句话或一封感谢信就能表达的。他很为难地对崔杼说：“我倒是很想报答齐国的恩情，只不过我回到卫国，也仅仅是在夷仪这个小城市当个寓公，无权又无钱，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就算我把夷仪献给齐国，齐国恐怕也看不上吧？”
　　崔杼笑了。他拍了拍卫献公的肩膀：“夷仪你还是自个留着。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你如果真心实意要报答齐国，回去之后，想办法夺回君位，再把五鹿地区献给齐国吧。你可不要告诉我，你只是想当寓公，不想当国君哟！”
　　崔杼的话给了卫献公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如果想夺回君位，齐国肯定是支持他的。而崔杼的另一个举动，就不仅仅是单纯地鼓励卫献公回去夺权那么简单了。
　　他将卫献公的老婆孩子都留在了齐国。“什么时候献上五鹿，就什么时候将他们接回去。”崔杼很和气地说，“你只管放心，在这期间，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后人很难推测卫献公的复辟究竟是因为齐国的推动和胁迫，还是因为他本人早就有这种念头，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他搬到夷仪后不久，便给卫国的大臣宁喜写了一封信，要求宁喜帮助他重登君位。
　　宁喜是宁殖的儿子。
　　十一年前，卫献公虽然是被孙林父赶出卫国，事情的最初起因是卫献公得罪了孙林父和宁殖。因为这层关系，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孙林父和宁殖合谋赶走了卫献公。
　　五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3年冬天，宁殖去世。弥留之际，他把宁喜叫到身边，说：“我得罪国君（指卫献公），追悔莫及。现在各国的史书都这样记载，说是‘孙林父、宁殖流放了他们的君主’。我有口莫辩。将来国君如果能够复国，你一定要将功赎罪，将这段历史改写，为我证明清白，这才配做我的儿子。如果做不到，就算死而为鬼神，我也不接受你的祭祀！”
　　古人自有古人的价值观。在宁殖看来，卫献公尽管荒诞无礼，作为臣子却没有任何权力驱逐国君，否则就是以下犯上，是乱臣贼子，这样的罪名他担不起。
　　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宁殖的迂腐，但是如果对照身边发生的事情便不难发现，古人的价值观仍然在改头换面地发生作用。就像周立波说的：“组织是什么？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的坚强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结果。”总之，组织是它可以对不起你，你却不可以对不起的玩意。只要将“国君”换成“组织”，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价值观便找到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此打住。
　　宁殖的遗言为卫献公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五年之后，当宁喜见到卫献公的使者，首先想起的便是父亲的遗言。他答应了卫献公的要求，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此事非子鲜参与不可，如果子鲜不参与，事必不成。”
　　子鲜就是卫献公的胞弟公子鱄，一直跟着卫献公流亡。与卫献公截然不同的是，公子鱄为人谦恭有礼，做事进退有度，深受人们好评。早在卫献公刚刚流亡到齐国的时候，鲁襄公派臧孙纥去慰问卫献公。在与公子鱄谈过话之后，臧孙纥就断言，卫献公虽然是个糊涂蛋，但只要有公子鱄的帮助，他复国是迟早的事。
　　“如果有子鲜参与这件事，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啦！”宁喜这样安慰自己。然而，当大叔仪听闻这件事的时候，对宁喜的决定感到很不可理喻，说：“这就是所谓的‘我躬不说，遑恤我后’吧！”
　　“我躬不说，遑恤我后”，见于《诗经·邶风》的《谷风》，意思是：我尚不容于世上，又怎么能够顾念我的后人呢？这既是批评宁殖临死的时候给宁喜摊派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又是批评宁喜不顾后代的福祉，同意帮助卫献公这样一个无道昏君重登君位。
　　大叔仪还说：“君子行事，必须要考虑后果，还要考虑长远，要慎始敬终，才不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宁喜看待国君还不如下棋那么认真。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必定失败，何况对国君三心二意呢？可惜啊，宁氏九代为卿，一朝就将灭亡，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不只是大叔仪不看好这件事，公子鱄也不想被卷入卫献公的复辟活动。当卫献公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去与宁喜谈判的时候，他跑到自己的母亲敬姒那里去诉苦：“哥哥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害怕这样做会导致祸患。”而敬姒的回答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答应他吧！”公子鱄这才极不情愿地答应了。
　　在谈判的过程中，公子鱄向宁喜转达了卫献公开出的条件：“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政事由你宁喜决断，我只管管祭祀的事情，当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就行啦。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承诺，又有公子鱄作为谈判代表，宁喜仍然觉得心里面并不踏实，他跑去向蘧瑗请教。
　　前面说过，当年孙林父起兵造反，蘧瑗曾经挺身而出，希望劝说孙林父悬崖勒马。劝说不成，蘧瑗便主动离开了卫国，不忍心看君臣相残。后来卫国政局逐渐稳定，蘧瑗又回到了卫国。
　　宁喜刚把话说完，蘧瑗脸色就变了，长叹道：“当年我没能亲眼看到国君被赶出去，今天哪里敢过问他回来的事啊！”于是又一次带着家人离开卫国。
　　现代人也许很容易指责蘧瑗不负责任，但在孔夫子看来，蘧瑗两次逃离卫国，却是仁、智、勇的表现：“君子哉蘧伯玉（蘧瑗字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在很多时候，用脚投票是最接近良知的现实抉择。
　　有大叔仪的批评在先，又有蘧瑗的用脚投票在后，宁喜对于帮助卫献公复辟这件事越来越没信心了，他又跑去问大夫右宰谷。右宰谷一听，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不行不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老宁家就得罪了两任国君（得罪卫献公在先，得罪卫殇公在后），天下哪里有你的容身之所！”
　　宁喜有些无奈地说：“这是先父临死前的重托，我怎么可以违背他的遗命？”
　　右宰谷说：“那我替你打探一下情况吧。”
　　右宰谷以宁喜使者的名义来到夷仪，见到了卫献公。回来之后对宁喜说：“国君在外流浪了十二年，脸上却没有一丝忧愁的样子，说话还是那么尖酸刻薄，还是原来那个人！你如果不赶快停止这个计划，我们离死不远了。”
　　宁喜说：“那不是还有子鲜在那里嘛！”
　　“子鲜在那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右宰谷说，“一旦出现问题，他最多不过自己逃亡，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
　　“尽管是这样，”宁喜沉默了半晌，“事情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公元前547年2月，宁喜和右宰谷突然发动政变，带兵进攻孙林父在首都帝丘的府邸。当时孙林父正好在自己的领地戚地，他的儿子孙嘉奉命出访齐国，另一个儿子孙襄则留守家中。宁喜和右宰谷攻了一气，没有攻破孙家的大门。
　　因为担心孙林父从戚地发动反扑，宁喜便带着部队退出帝丘，驻扎在城郊，而右宰谷仍然留在城内监视孙家的动静。半夜里，孙家突然传来阵阵哭声。右宰谷派人去打探，原来孙襄白天受了箭伤，伤势过重，于当天夜里去世了。
　　宁喜连夜杀回帝丘，再次进攻孙家。这一次他成功了。第二天一早，他和右宰谷又带兵来到公宫，杀死了卫殇公和大子角（卫殇公的嫡长子）。
　　孙林父得到消息，马上跑到晋国去见晋平公，要求政治保护。当然，保护是有代价的，孙林父给晋国开出的条件是：从此之后，孙氏世代领有的戚地不再属于卫国，而是变成晋国的领土。《春秋》记载此事，说孙林父“入于戚以叛”。据《左传》解释，臣下的领地，其实是国君拥有的。国君有道则为国君服务，国君无道则保全性命而退，将领地作为私产并以此和别人做交易，应该受到诛戮。
　　三天之后，卫献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帝丘。
　　正如右宰谷所言，十多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改变他的品性。朝臣之中，有些人跑到夷仪去迎接他，他拉着他们的手说话；有些人在大路上迎接他，他在车上向他们作揖；而那些在城门口迎接他的，他就只是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
　　当年卫献公流亡齐国，鲁国派厚成叔慰问卫国，大叔仪应对得体，给厚成叔留下深刻印象。厚成叔回国之后便对臧孙纥说：“卫君必定能够回国吧！有大叔仪这样的臣子居守国内，替他安抚百姓；又有公子鱄这样的同胞兄弟跟随其流亡，帮他经营谋划，能不回吗？”现在卫献公回到帝丘，第一件事就是派人谴责大叔仪：“寡人流亡在外，不少大夫都偷偷向寡人通报卫国的消息，只有您不关心寡人，没有只字片言。古人云，非所怨勿怨。我对您可是很有怨言！”
　　大叔仪回答说：“我知罪了。我没有什么能力，不能跟着您到国外避难，这是第一条罪状。您在国外居住，国内又有一君，我不能三心二意，向您传递信息，这是第二条罪状。有这两条罪状，我还能活吗？”于是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卫国。卫献公自知理亏，连忙派人拦住他。
　　前面说到，崔杼谋杀齐庄公，“齐宫八大高手”中只有殖绰逃脱。听到卫献公复国的消息，殖绰便投奔了卫献公。卫献公派殖绰带领部队进攻戚地，讨伐孙林父。
　　孙林父派人向晋平公求救。
　　晋平公派了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进驻茅氏（地名，在戚地以东）。所谓象征性部队，只有区区三百人，目的不在于打仗，而是代表晋国向卫国宣布：戚地已经是晋国的领土，进攻戚地就是进攻晋国。没想到卫献公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不买晋平公的账。殖绰一声令下，卫军发动全面进攻，将三百名晋军全部杀死。
　　对于孙林父来说，殖绰这一举动无异于救了他的命——这样一来，晋国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卫国的事务，想不管都不行了。他马上派儿子孙蒯带兵进攻殖绰。
　　也许是殖绰太有名了，孙蒯来到茅氏，一见到殖绰的大旗就不敢再前进，将部队驻扎在离殖绰远远的地方。那架势，与其说是来打仗的，不如说是来观光的。孙林父十分恼火，跑到茅氏对孙蒯说：“亏你还是个人，连那三百名晋国恶鬼都不如！”
　　在孙林父的亲自督战下，孙蒯才向殖绰发动了进攻，并在圉地（卫国地名）打败并俘虏了殖绰。
　　孙林父带着殖绰来到晋国，再度向晋平公告状。
　　晋平公发飙了。同年六月，他召集各路诸侯在澶渊举行会盟，准备讨伐卫国，重新界定晋卫两国边界，正式将戚地划到晋国境内，同时还宣布将卫国西部边境的六十个乡邑赏赐给孙林父。
　　卫献公知道闯了大祸。面对晋国的大军压境，他没作任何幻想，主动跑到澶渊来参加会议。可想而知，晋平公让他坐了冷板凳，而且逮捕了陪他来参加会议的宁喜和北宫遗。
　　会议解散后，卫献公又跑到晋国去谢罪。晋平公仍然不解恨，干脆逮捕了卫献公，将他囚禁在士弱家里。
　　同年七月，齐景公、郑简公联袂来到晋国为卫献公说情。晋平公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晋平公吟了一首《嘉乐》之诗，其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这样的句子，以表扬齐、郑两国君主的厚道。
　　当时国弱陪同齐景公在座，他也回敬了晋平公一首《蓼萧》之诗，其中有“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这样的句子，意思是，晋、卫两国均为姬姓，是兄弟之国，您就放过卫侯一马吧！
　　陪同郑简公而来的公孙舍之也吟了一首《缁衣》之诗：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这是郑国人怀念郑武公的一首诗，赞美郑武公能够给贤者提供朝服、馆舍和美食。公孙舍之以此劝喻晋平公看在齐、郑两国诸侯不远千里来访的面子上，答应他们的请求。
　　晋国大夫叔向见到此情此景，请晋平公向两位国君下拜，说：“寡君拜谢齐侯关心我国宗庙的安定，拜谢郑伯一心一意对待我国，没有贰心。”
　　这是相当高级的装疯卖傻。齐、郑两国以诗喻事，为卫献公求情；叔向却故意装作听不懂，仅仅依着诗的本义来答谢两国。也许在晋国人看来，茅氏的三百名晋军之死已经触动大国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过卫献公。
　　宴会之后，国弱派晏婴私下去找叔向，说：“晋侯在诸侯之中宣扬他高尚的品德，关心诸侯的疾苦，补正他们的缺失，所以诸侯都尊其为盟主。现在为了卫国的臣子而逮捕卫侯，这可如何是好呢？”
　　叔向将这话转告赵武。赵武又转告给晋平公。晋平公便也不卖弄风雅了，派叔向去找齐景公和郑简公，将卫献公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们，明确表态：晋国不可能就此罢休。
　　国弱还是吟诗，这一次是《辔之柔矣》：“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意思是，马的性子虽烈，仍然要用柔软的马辔来驯服，盟主对待诸侯要宽严有度。
　　公孙舍之则吟了《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未嫁的女子怕别人说闲话而嗔怪情郎的一首诗。公孙舍之的意思是，人言可畏，卫侯虽然犯下大错，罪不当赦，但在众人看来晋国仍然是在干涉他国内政，国际影响很坏。
　　晋平公听到这样的诗句，终于答应让卫献公回国。但是，答应归答应，晋国方面却一直没有放人。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卫国将公主卫姬送给晋平公当小妾，卫献公才得以回国。
　　晋平公此举，一则有趁火打劫之嫌，二则触犯了“同姓不婚”的规定，在当时遭到国际舆论的指责。
　　公元前546年春天，卫献公从晋国回到卫国。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君位的第三十一年，也是他第二次登上君位的第二年。当他进入帝丘的时候，他发现朝中的众臣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的起因，是当他被囚禁在士弱家里的时候，先期回国的宁喜已经把持了朝政，成为了卫国的实际主宰。
　　这也怪不得宁喜。当初卫献公派公子鱄与宁喜谈判，不是说过“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这样的话吗？现在宁喜真的大权独揽了，卫献公却感到很不舒服。大夫公孙免馀看出了卫献公的心事，主动向卫献公提出要刺杀宁喜。
　　卫献公假惺惺地说：“哎呀，如果不是宁喜，寡人也没有今天。再说，让他执政也是我当时的承诺。你现在贸然去杀他，未必能够成功，只怕空得恶名，还是不要了。”
　　公孙免馀听出了他的弦外之意，说：“那我就自作主张去杀他，您当作不知道就行了。”
　　卫献公就真的不知道这件事了。同年春天，公孙免馀与大夫公孙无地、公孙臣密谋进攻宁喜，结果事情败露，公孙无地和公孙臣都被宁喜杀死。卫献公听到这件事，仅仅是感叹了一句：“做臣子的有什么罪呢，可惜父子两人都为我而死了。”
　　公孙无地和公孙臣的父亲早在十多年前的孙林父政变中被杀，所以卫献公有此一叹。
　　同年夏天，公孙免馀再度密谋进攻宁喜，趁着宁喜上朝的时候，派人将宁喜和右宰谷杀死在朝堂之上。
　　血案发生之后，公子鱄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逃到晋国。卫献公派人去劝阻，公子鱄说：“孙林父逐君，罪当一死，现在却在晋国享清福；宁喜纳君有功，现在却被您派人杀了。您的赏罚毫无章法可言，又怎么能够扬善去恶呢？身为君侯而没有信用，作为国家而没有法度，不是很难相处吗？再说，那时候是我答应宁喜执政的啊！”于是不听劝阻，执意要走。卫献公急了，又派人到黄河边去劝他。
　　公子鱄不见卫献公的使者，而对着黄河发誓，宣布再也不回帝丘，就在晋卫边境的木门（晋国地名）居住下来。据《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终其一生，公子鱄不再向着卫国而坐，不吃卫国的粮食，不谈论卫国的事情，也没有再踏上卫国的土地一步。木门的地方官劝他出来为晋国服务，他推辞道：“为官而废弃自己的职责，这是罪过。如果尽到自己的职责，这就是宣扬我逃亡的原因，等于说卫侯的坏话。我难道还要向谁诉说吗？”
　　值得一提的是，公子鱄的离去给卫献公很大的精神打击。一年之后，公子鱄在木门去世，卫献公不顾兄长和国君之尊，亲自为公子鱄服丧，也算是向这位同胞兄弟表达了悔恨之意。
　　至于杀死宁喜的直接策划人公孙免馀，卫献公打算赏赐给他六十个乡邑作为领地。公孙免馀推辞道：“只有卿才能领有一百个乡邑，而我已经有六十个了，不敢超标。而且宁喜就是因为领地太多了，才惹祸上身，您如果再给我六十个乡邑，我怕自己无福消受哟。”
　　卫献公坚持要赏他，他推辞不过，接受了其中的一半。后来卫献公还打算任命他为卿，他辞谢道：“大叔仪为人忠厚，没有三心二意，您还是任命他吧！”
　　卫献公听从了公孙免馀的建议，任命大叔仪为卿。在这场政变阴谋中，这也许是他唯一做对的事。
　　【楚人栽树，晋人乘凉】
　　公元前547年春天，秦景公派自己的弟弟公子鍼出使晋国。这是公子鍼第二次来到新田。早在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5月，秦、晋两国已经就结束敌对状态进行了谈判，晋国的韩起和秦国的公子鍼于当年互访对方的国都，达成了口头上的和平协议。因此，公子鍼这一次出使晋国，就是要将口头协议变成白纸黑字，盖章生效。
　　为了迎接公子鍼的到来，晋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大臣叔向紧急召唤行人子员。
　　所谓“行人”，就是负责迎来送往的外交官。恰好当时子员在老家休假，由另一位行人子朱当班。子朱主动站出来对叔向说：“子员不在没关系，还有子朱呢！”
　　说了三次，叔向却没有听到似的，对他不理不睬。子朱发火了：“我和子员都是大夫，凭什么在朝堂之上当着大家的面故意不用我？”说着拔出佩剑，指向叔向。
　　叔向说：“秦、晋两国不和已经很多年了。今日之事，幸而成功，晋国就可以得到安宁；不成功，则战端又起，不知道又有多少将士战死在沙场之上。子员沟通两国的关系，毫无私心杂念，而你却常常意气用事，违背国君的意愿。像你这种用邪恶来侍奉君主的人，我又岂会害怕！”也卷起袖子，拔出佩剑，准备迎战子朱。大伙一看，这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赶紧将两个人拉开。
　　晋平公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感叹道：“晋国差不多接近大治了吧！我的臣子争执的都是国家大事。”
　　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解读。晋平公的宫廷乐师师旷对此不以为然，说：“公室的地位恐怕已经受到动摇了。臣子之间有矛盾，不在心里暗自较劲而公然以武力相争，不修德行而挑起是非，这是个人欲望膨胀的表现啊！敢于在朝堂之上拔剑相向，公室的地位能够不下降吗？”
　　当然，这些话，晋平公并没有听到。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将尊严看得很重，腰中的佩剑从来都不是装饰品，而是随时准备维护自己荣誉的武器。
　　同年夏天，楚康王联合秦国人派兵入侵吴国。大军抵达雩娄（地名）的时候，发现吴国早已经有防备，便放弃了攻吴的念头，转而进攻郑国的城麇（jūn，地名）。郑国派大夫皇颉出战，被秦楚联军打败，皇颉也成为了楚军的俘虏。
　　亲手俘获皇颉的是楚将穿封戌——穿封县的县公，名戌，所以称为穿封戌。但是另一名楚军将领王子围一口咬定，抓获皇颉的不是穿封戌，而是他本人。
　　王子围是楚共王的儿子、楚康王的弟弟，来头不小，但是穿封戌并不买他的账。两个人争执不下，于是找大宰伯州犁出面来主持公道，判定是非。
　　前面介绍过，伯州犁是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公元前576年，“三郤”唆使晋厉公杀死伯宗，伯州犁逃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至此已经有近三十年。
　　伯州犁是个聪明人——不聪明也不可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楚国混得如鱼得水，而且担任主管刑事案件的大宰达三十年之久。他一听两个人的来意，马上说：“这事我可断不了，最好的办法是将俘虏本人叫过来，当着两位的面问个清楚。”
　　穿封戌说：“好啊，当面对质，我没意见。”
　　王子围意味深长地看了伯州犁一眼，说：“就照大宰的意思办，我相信大宰会秉公办理。”
　　于是皇颉被押过来，站在穿封戌和王子围面前。
　　伯州犁对皇颉说：“这两位贵人争论不休，为的就是你啊！我听说你是一位君子，应该明白事理，不会乱说话，是吧？”
　　皇颉点点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向你介绍一下。”伯州犁将手高高举起（上其手），指着王子围，“这一位，王子围，是楚王尊贵的弟弟。”
　　王子围矜持地笑笑，面有得色。
　　伯州犁放下手（下其手），虚指穿封戌，说：“这一位呢，穿封戌，是穿封县的县长。穿封你听过吗？在我们楚国方城山外，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小县，一般人不知道。”
　　顺带一提，伯州犁这两个动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上下其手”的来历。穿封戌当然气得脸色铁青。
　　伯州犁当作没看见。确实也没看见，因为他的眼光一直落在王子围身上，瞧都没瞧穿封戌一眼。“现在，”他将脸转向皇颉，“你如实说，究竟是哪位贵人俘虏了你？”
　　皇颉也不傻，伯州犁这样上下其手，早就心知肚明了。“难怪我被俘虏！”他煞有介事地说，“王子在战场上气势如虹，我一遇到他就手脚发软，情不自禁地弃甲投降！”
　　听到这样的回答，伯州犁暗暗给皇颉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算你小子聪明。王子围则给了伯州犁一个赞许的微笑。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穿封戌突然抄起一支长戈，向王子围猛刺去。
　　王子围连忙闪避，拔腿就跑。穿封戌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王子围的营帐，被卫兵们挡住才罢手。
　　如果穿封戌得手了，楚国的历史也许要改写。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城麇之战中，郑国大夫印堇父与皇颉一起戌守城麇，两人都被楚军俘虏，印堇父被当作礼物送给了秦国人。
　　印堇父的家人凑了一笔钱财，要求郑国政府与秦国交涉，将印堇父赎回来。当时子大叔担任郑国的令正，负责撰写外交文书，写好之后拿给子产审批。子产看了之后说：“你这样写是赎不回印堇父的。”
　　“哦？”对于德高望重的子产，子大叔历来是持尊敬的态度的，但是他左看右看，实在找不出自己的文书有什么毛病。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子产说，“你想想看，秦国接受了楚国奉献的俘虏，却因为贪图郑国的财物而释放他，体统何在？秦国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
　　“应该这样写——在此拜谢君侯帮助郑国。如果没有君侯的恩惠，楚军恐怕还在郑国徘徊。”子产说，“另外，千万不要送太重的财礼，否则适得其反。”
　　子大叔暗自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他没有接受子产的建议，带着几大车金银财宝就动身了。他来到秦国，秦国人一看国书，果然很不高兴，礼物也不收，坚决不放印堇父回国。
　　子大叔碰了钉子，才想起子产对他说的话，赶紧更改了国书，又将献给秦国人的财物改为普通的见面礼，第二次送过去。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秦国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国书上的要求，将印堇父交给他带回了郑国。
　　别说礼多人不怪，很多时候，要办好一件事情，“度”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城麇之战后，晋楚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原来的一味对抗，变成了互相试探和解。带来这种变化的，是晋国的中军元帅赵武和楚国的令尹屈建。前面已经说过，这两个人私交甚深。
　　一个宋国人——向戌观察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决心向自己的前辈华元学习，率先挥动铁锹，填平晋楚两国之间的鸿沟（公元前579年，华元促成晋楚“宋之盟”）。
　　《左传》记载此事，认为向戌是“欲弥（mǐ）诸侯之兵以为名”，意思是说他贪图名誉。这是典型的“动机论”。晋楚争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诸国卷入两个大国的争端，深受其害近百年，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平息战乱，过几天安稳日子。向戌作为宋国的大臣，与赵武、屈建的交情都不错，愿意从中穿针引线，促成天下的和平，不应受到指责。
　　在向戌的倡导下，一批不同国籍的有识之士游走于各国之间，为和平呼吁呐喊。
　　公元前547年夏天，蔡国的公孙归生出使晋国回来，又马不停蹄地访问楚国。途经郑国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楚国的伍举。
　　公孙归生是蔡国大师公子朝的儿子，伍举是伍参的儿子。公子朝与楚国关系不错，伍举与公孙归生自幼交往，情同手足。
　　伍举娶了申县县公王子牟的女儿为妻。王子牟犯罪出逃，有人揭发说，伍举从中出了力，亲自护送王子牟出国。为了这件事，伍举被迫出走，取道郑国，准备投奔晋国，没想到遇上了老朋友。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两个人也不拘小节，扯了一些青草铺在地上当作席子，就喝开了。
　　临别的时候，公孙归生送给伍举一双白璧，说：“你要多多保重，咱们的祖先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以你的才能，完全可以侍奉晋侯成为天下的盟主。”
　　伍举长叹道：“那不是我的心愿啊！我只要叶落归根，如果能够将尸骨埋在楚国，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那你就更要保重了。”公孙归生说，“你走吧，我一定会让你回到楚国。”
　　公孙归生来到郢都，见到了令尹屈建。屈建向他了解一些晋国的情况之后，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晋国的列位大夫与楚国的大夫相比，哪个国家的更有德有能？”
　　公孙归生的回答很巧妙：“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晋国的大夫是贤明的，都是当卿的人才。”
　　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这是先给屈建戴了一顶高帽子，因为屈建位居令尹，相当于楚国的众卿之首。而从屈建的实际表现来看，公孙归生这顶高帽子倒也送得贴切，有史为证：
　　公元前548年，居住在今天安徽省境内的少数民族舒鸠部落在吴国人的策动下背叛楚国。屈建率领大军讨伐舒鸠，在离城打败吴国、舒鸠联军，消灭了舒鸠部落。
　　同年十二月，吴王诸樊攻打楚国，包围了巢城（楚国地名）。巢城守将牛臣将城门打开，引诱吴军长驱直入，牛臣躲在暗处发射冷箭，射死了诸樊。
　　等到楚康王论功行赏的时候，屈建却坚持不接受，说：“消灭舒鸠是先大夫薳子冯的功劳。”楚康王于是将赏赐给了薳子冯的儿子，时任楚国司马的薳掩。
　　屈建居功不傲，在当时传为美谈。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公子归生这样表扬自己，屈建很高兴，示意他说下去。
　　“但是，”公孙归生话锋一转，“楚国虽然有人才，却往往为晋国所用。这就好比杞木、梓木和皮革，都是楚国的特产，晋国人得到它们之后，却能够用到实处。”
　　“哦？”屈建感觉到公孙归生话里有话，反问道，“难道晋国就没有同宗和亲戚可用吗？”
　　公孙归生说：“当然有，但是他们仍然喜爱使用楚国的人才。我听人家说，善于治国的人，赏赐有度，刑罚不乱。赏赐过了度，就怕小人得利；刑罚过了度，就怕冤枉好人。如果实在把握不住度，则宁可赏赐过分，而不可刑罚滥用。与其冤枉好人，不如让小人得利。因为如果没有好人，国家就跟着受害了。《诗》上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说的就是没有好人，国家遭灾。《夏书》上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是怕好人被冤枉。《商颂》上说‘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赏罚得当，正是商汤得到上天眷顾的原因啊！古代的圣人治理天下，乐于赏赐而慎用刑罚，为百姓操心而不知疲倦。将要行赏的时候，心情愉悦，吃饭都要多加几个菜，这样可以将菜肴赏赐给下人，让大家都分享这种快乐；将要行刑的时候，心情郁闷，茶饭不思，降低伙食标准，音乐也不听了，这是让大家都知道他慎用刑罚；平时早睡早起，勤于政务，让大家都知道他为百姓操心。这三件事，就是‘礼’的最基本要素。”
　　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古人慎用刑罚，一是怕冤枉好人，二是即使刑罚得当，也于心不安。现代人显然缺乏这种“哀矜”的意识，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被处以极刑，总是一片锣鼓喧天，官民同乐，道德狂欢的背后，是人本思维的缺失。
　　“一个国家如果有礼，则不会败亡。”公孙归生接着说，“现在楚国滥用刑罚的现象很严重，楚国的大夫逃亡到别的国家，为这些国家出谋划策来对付楚国，这就是滥用刑罚的恶果。”
　　公孙归生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其一，楚庄王年幼的时候，公子燮和斗克叛乱，析公逃亡到晋国，晋国人让他坐在晋侯的车后，作为主要的谋士。公元前585年的绕角之战，晋国人本来是不想打的，析公说：“楚军轻佻，容易受到惊吓。如果同时击打多面大鼓，在夜里发动进攻，楚军必然败退。”晋国人听从了析公的建议，楚军果然被击溃。晋国趁势进攻蔡国，袭击沈国，征服郑国。楚国失去霸主的地位，析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楚国大夫雍子遭人陷害，逃亡到晋国，晋国人封给他土地，让他担任谋士。公元前573年，晋、楚两军在靡角之谷相遇，雍子对晋军发布命令说：“年老的年幼的都回去，孤儿和有病的都回去，兄弟俩都在部队的回去一个，精选步兵，喂饱马匹，让士兵吃饱，摆开阵势，烧掉帐篷，明日决战！”楚军不敢与之争锋，连夜遁逃。晋国为宋国收复了彭城，楚国失去了东夷部落，这都是雍子干的好事。
　　其三，申公巫臣为了争夺夏姬而逃亡到晋国，晋国人采用他的计谋，与吴国通好，教会吴国人驾车、射箭和长途奔袭，巫臣的儿子狐庸还担任了吴国的行人。被开启了心智的吴国攻打巢地，占领驾地，拿下棘地，进入州来，楚国疲于奔命，到今天仍然不得安生，这都是拜巫臣所赐。
　　其四，楚庄王年间，斗越椒发动叛乱，遭到失败。斗越椒的儿子贲皇逃亡到晋国，晋国人赐给他苗地，所以又称为苗贲皇。鄢陵之战中，楚军一早迫近晋军大营，苗贲皇说：“楚军的精锐在于中军的王族士兵，如果填井平灶，摆开阵势抵挡他们，集中力量对付王卒，一定能够将他们打得大败。”晋国人听从了，楚军果然大败，楚共王被射伤，军队一蹶不振，公子侧因此而自杀。
　　“郑国背叛，吴国兴起，楚国失去诸侯，这都是楚国人干的。”公孙归生这样总结道。
　　“确实如此。”屈建发了半天愣，终于吐出这几个字。
　　“今天又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公孙归生说，“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因获罪而逃亡，世间传闻是伍举帮助他逃亡。伍举因为害怕而逃到郑国，整日里伸长了脖子望着南方，说‘也许可以赦免我’。但是楚国没有人将他放在心上，所以他又逃到晋国去了。我听说晋国人很重视他，打算封给他土地，与叔向同列。您想想看，如果伍举这样的人才替晋国出谋划策来危害楚国，岂不是大大的祸患？”
　　屈建如梦初醒，马上向楚康王汇报，增加了伍举的俸禄，让伍举的儿子伍鸣到晋国去迎接伍举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伍举还有个儿子叫伍奢，伍奢有个很有名的儿子叫伍员，也就是伍子胥。
　　就在晋、楚两国积极对话，准备谋求和平的时候，公元前547年7月，许灵公来到郢都朝觐楚康王，请求楚国攻打郑国。
　　自一百多年前郑庄公崛起以来，郑、许两国即为世仇。郑国虽然一直被晋、楚两国欺负，对付许国还是绰绰有余。公元前576年，不堪郑国侵扰的许灵公干脆向楚国请求，将许国的臣民迁到楚国的叶城，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送给了郑国。
　　许灵公在这个时候想挑起战端，显然不合时宜，理所当然遭到了楚康王的拒绝。没想到，许灵公在这件事上态度很强硬，公开宣称：“如果楚国不发兵，我就不回去了！”而且天天跑到王宫中静坐，只要楚康王一出现，就一言不发地跟在身后。这是什么搞法？他就不怕楚康王一发怒，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吗？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许可以解释许灵公为何如此嚣张——一个月后，这位卑微的君主因病客死郢都。据楚国的御医推测，他是早就知道自己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没打算活着回去的。饶是如此，许灵公这种死缠烂打的精神仍然感动了楚康王，他说：“不讨伐郑国，楚国还有什么脸面称霸诸侯？”
　　同年十月，楚康王亲率大军北上。公孙舍之得到情报，召集文武百官开会商议对策。
　　在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面发兵抵抗，一面向晋国告急。只有子产一言不发，等到大伙都说完了，他才慢悠悠地说：“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谈判，诸侯将要和平共处，楚国现在来攻打我们，实在是有点冒昧，不合常理。依我之见，不如就让他痛快一次，得意而归，这样就容易媾和了。那些急于出战的人，不过是小人。小人的本性，只要有空子可钻就表现出血气之勇，喜欢在祸乱中追求虚名来满足他的本性，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怎么能够为了小人的一时之快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呢？”
　　会议争论了一番，最终采纳了子产的意见，闭门不出。
　　十二月初，楚军进入郑国的南里（地名），拆毁了南里的城墙。又从乐氏渡口渡过济水，攻打了新郑的“师之梁”（城门名）。由于郑国人将内城的城门放下，楚国人攻而不下，最后俘虏了九名来不及逃跑的郑国人就回国了。
　　楚康王将那九个倒霉蛋押到许灵公的灵前陈列了一番，算是祭奠了许灵公，然后就将许灵公安葬了。


　　第三章 暗潮汹涌的四十年和平
　　【第一次的国际维和行动】
　　公元前546年，由赵武和屈建主导的、向戌牵线搭桥的弭兵运动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所谓“弭兵”，就是收藏兵器，消除战乱，呼吁天下各国和平共处。作为弭兵运动的序幕，这一年春天，晋国采取非常措施，向齐、鲁、卫三国归还失地。
　　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的夏天，齐国的大夫乌馀叛逃到晋国，将齐国的领土廪丘献给晋平公。那时候还是齐庄公当政，晋国和齐国处于敌对状态，晋国对乌馀的叛逃持观望态度，也没有派兵接收廪丘。乌馀便成为了独立于齐、晋之外的第三股势力，他以廪丘为基地，袭击了卫国的羊角（地名），又趁鲁国没有防备，攻占了鲁国的高鱼（地名）。
　　乌馀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进攻高鱼的时候，正好天降大雨，鲁国人以为他无法发动进攻。他却带领部下赤手空拳地从城墙的排水孔钻进了城，潜入到武器库中取得了武器和甲胄装备自己，然后登上城墙，杀死守卫的士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城池。
　　公元前547年冬天，赵武向晋平公建议：“晋国作为天下的盟主，诸侯如果互相侵犯，就要讨伐他，让他归还侵占的土地。现在乌馀控制的几座城邑，都属于应该追讨的那一类，如果我们贪图它们，那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请您主持公道，将那些土地归还它们的诸侯。”
　　晋平公说：“好，派谁去办这件事呢？”
　　赵武说：“派胥梁带去吧，他能够不动刀兵就把事办好。”
　　公元前546年春天，胥梁带秘密召集齐、鲁、卫三国军队，将他们带到廪丘附近。又命令乌馀集合军队，出城接受晋国的封赏。乌馀不知是计，欣然出城。胥梁带趁他不注意，突然逮捕了他。乌馀的手下群龙无首，又被诸侯的军队团团包围，只好弃甲投降。事后，胥梁带将廪丘还给齐国，羊角还给卫国，高鱼还给鲁国，赢得了满堂喝彩。
　　同年四月，向戌来到晋国与赵武会谈。会谈的主题，自然是消除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向戌对赵武正式提出：由晋、楚、齐、秦四大国发出弭兵倡议，号召天下诸侯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
　　赵武就此事召集晋国的卿大夫开会。韩起说：“战争是残害百姓的凶手、经济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现在有人要倡导和平，消除战争，就算不一定办得到，我们也要答应他。如果我们不答应，而楚国答应了，那么楚国便占据了先机，用来号召诸侯，我们就失去了盟主的地位了。”
　　晋国答应了向戌的要求。
　　向戌又跑到楚国，楚国也答应了。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齐国，齐国人对此有所顾虑，陈须无说：“晋国和楚国都答应了，我们为什么不答应？而且人家说要消除战争，我们不答应的话，国内的老百姓都会有意见，到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领导他们？”于是齐国也答应了。向戌又来到秦国，秦国同样没有异议。于是，晋、楚、齐、秦四个大国联合发表声明，通告天下诸侯，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
　　同年五月，赵武率先抵达宋国，接着郑国的良霄到达。
　　六月初，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庆封、陈须无，卫国的石恶、晋国的荀盈、邾文公到达宋国。
　　六月中旬，楚国的王子黑肱先于楚国代表团到达，并与叔向举行会谈，商定了有关弭兵的条款。
　　六月下旬，楚国令尹屈建抵达陈国。向戌从宋国出发，到陈国与屈建会面，商定相关的条款。屈建向向戌提出：晋、楚两国各有盟国，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
　　屈建的这一提议，实际上是要求建立晋、楚两国共同领袖群伦的国际新秩序，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向戌回到晋国向赵武复命，赵武回答：“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如同楚国不能指挥秦国。楚国国君如果能够让秦国国君驾临晋国，寡君岂敢不说服齐国国君到楚国去朝觐？”言下之意，就算是晋、楚两国共同领导天下，也免不了要给齐国和秦国面子，与其他诸侯区别对待。
　　向戌又跑到陈国向屈建转达赵武的意见。屈建派人向楚康王请示，楚康王说：“那就放下齐国和秦国，其他国家照此办理。”
　　七月上旬，向戌自陈国返回宋国。向戌返回的当夜，赵武和王子黑肱连夜商定了盟书的措辞。两天之后，屈建在陈国的孔奂和蔡国的公孙归生的陪同下抵达宋国。曹国和许国的大夫也先后抵达。至此，弭兵会盟的各国代表全部到场，各国军队分区驻扎，相互之间用篱笆划分界线。晋国和楚国的部队人数最多，分别驻扎在最北边和最南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仿佛太顺利，太理想化了。两个国家打了近百年的仗，现在突然要握手言和，未免有点不太习惯。问寒问暖之间，总有些神态不自然；笑面相迎之时，又难免笑里藏刀。眼看离盟誓的日期越来越近，双方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忽然一日，有情报传到晋军大营，说楚国人准备发动袭击。据说屈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杀死赵武和他的随从，晋国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荀盈建议赵武加强防备，赵武倒是很坦然，说：“万一楚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全军向左回转，进入商丘，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楚国人这边同样是顾虑重重。到了盟誓那一天，屈建命令楚国人在外衣里穿上皮甲，以备不测。伯州犁劝谏道：“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会盟。如果您不信任别人，等于是抛弃了使诸侯前来顺服的东西了。”屈建不以为然道：“晋国和楚国积怨已久，我不能不考虑什么事有利于自己。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信任不信任？”伯州犁退下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令尹恐怕活不过三年了。只求满足意愿而丢弃信用，这样能够得志吗？有意愿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会产生信用，有信用又会巩固意愿，这三件事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信用丢掉了，还能活到三年吗？”
　　晋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细，楚国人将穿皮甲赴会的消息又传到了赵武的耳朵里。赵武对此感到担忧，将叔向找过来商量。叔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普通人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一个会盟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这不是您应该担心的事。以信用召集别人，结果却披上了一层虚伪的外衣，必然没有人亲附他，哪里能够伤害我们？再说了，我们在宋国的地盘上，有宋国人帮着我们抗敌，就算楚军多一倍也无济于事，您又有什么好害怕呢？不过，事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您就宽心去参加会盟吧！”
　　不只是晋、楚两国尔虞我诈，各怀鬼胎，其他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鲁国的季孙宿虽然没有参加会盟，但是一直在国内进行遥控。他派人以鲁襄公的名义给鲁国的代表叔孙豹送去一封信，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国与邾国、滕国同等对待。”
　　众所周知，鲁国远大于邾国和滕国，而且鲁国人历来自视甚高，怎么会突然想起要与邾、滕这样的小国相提并论呢？说到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口袋指挥脑袋——季孙宿担心会盟之后，鲁国同时要向晋国和楚国朝贡，不堪重负，所以想降低鲁国的级别，同时也降低朝贡的标准。
　　叔孙豹对这个命令感到很为难。凑巧不久之后，齐国人提出将邾国作为附庸，宋国人请示将滕国作为属国，这两个小国就不能以诸侯的身份参加会盟了。叔孙豹说：“邾国和滕国是别人的私属；我国是堂堂正正的诸侯之国，为什么要和他们一样？宋国、卫国才是和我们对等的。”因为这件事，《春秋》里没有记载叔孙豹的族名，而仅仅是称之为“豹”，算作是对他违背国君命令的惩罚。
　　七月五日，弭兵会盟正式在宋国西门外举行。到了这个时候，晋、楚两国仍然在互相较劲，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这也难怪，排座次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关注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
　　晋国人说：“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晋国之前歃血。”所谓歃血，就是将牲口的血涂抹在嘴唇上，以示守信之意。
　　楚国人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那就是楚国低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轮流组织诸侯会盟已经有很多年了，难道每次都是由晋国来主持的？”
　　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于晋国的德行，不是归服于晋国主持结盟。您致力于德行，不要去争执先后。再说了，诸侯会盟，小国本来就应该承担一定的具体事务，就让楚国这个小国来主持会盟吧！”
　　很多时候，解决问题要的就是一个说法。赵武当即点头称是。于是，屈建率先歃血。轰轰烈烈的弭兵运动，经过一系列前戏、试探与摩擦，终于有惊无险地达到了高潮。
　　七月六日，宋平公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晋国和楚国的大夫。按照当时的礼仪，宴请众多客人，应当奉一人为主宾。宋平公将这一尊荣给了赵武，屈建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也许在屈建看来，赵武已经在盟誓的时候给足了他面子，现在让赵武当主宾，就算是投桃报李吧。
　　七月九日，宋平公又在商丘的东北门举行宴会，招待与会的各国代表。在这次宴会上，屈建问了赵武一个问题：“贵国的先大夫士会的品德如何？”
　　赵武回答：“这个人的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于晋国人来说，一切都坦坦荡荡，他家的祭祀官对鬼神献祭，没有说过言不由衷的话。”
　　士会历经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和晋景公五个朝代，有“五朝贤臣”之称，《国语》里评价士会，说他“辅佐晋文公、晋襄公称霸诸侯，诸侯对晋国没有贰心；以上卿的身份辅佐晋成公、晋景公，军中没有产生过问题；当晋景公的中军元帅主政晋国，还兼任太傅，修正刑法，整理法规，晋国没有不守法的百姓，后人都以他订立的法规为准则。”
　　屈建回去之后，将赵武的话转述给楚康王，楚康王很感慨：“高尚啊！能够让神和人都高兴，难怪士会能够辅佐五世国君为诸侯的盟主。”
　　屈建也感叹道：“晋国领袖诸侯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人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有叔向这样的大夫来辅佐他们的卿，楚国却没有和他们相当的人才，不可与之争锋！”
　　弭兵会盟后，晋国代表团经过郑国返回晋国。郑简公在垂陇（地名）设宴招待赵武，公孙舍之、良霄、公孙夏、子产、子大叔、印段和公孙段七人作陪。这七个人都是郑穆公的后人，被称为“七穆”，也就是郑国最有权势的七大家族的代表。赵武很感动，对他们说：“七位大夫陪同君侯招待赵武，这是赵武的荣幸。为了完成君侯的赏赐，请你们都赋诗以言志，我赵武洗耳恭听。”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春秋时期的中国贵族，如果不会吟几句诗，是应付不了大场面的。当下公孙舍之吟了一首《草虫》：
　　〖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gòu）止，我心则降。
　　陟（zhì）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唧唧，扰乱我心；见不到心上人，忧心忡忡；只有见到他，两情相悦，我的心才能平静。——这是《诗经·召南》中记载的一首爱情诗，公孙舍之以此表达郑国对晋国的信赖，也是表达他本人对赵武的尊重。赵武听了，连忙站起来对公孙舍之说：“好啊，您真是百姓的主人！只不过赵武愧不敢当。”
　　接着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鸟儿成双成对，互相追逐，君侯如果品行不良，又怎么能够当君侯呢？——据说，这是当年卫国人讽刺宣姜与公子顽通奸而写的一首诗，载于《诗经·邶风》中。
　　十六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62年，郑简公曾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释放回国。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对郑简公有意见，所以借这个机会发泄出来了。
　　赵武当然听明白了良霄的意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正面回应良霄，只好装傻道：“哎呀，这可是床笫（zǐ）之间的话语，不能出门的，何况是在这远离国都的地方？我不敢听啦！”
　　轮到公孙夏了，公孙夏吟了《黍苗》的第四章：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这是将赵武比喻为周朝初年的政治家召伯，赞扬他的文治武功。赵武谦虚道：“这都是寡君的功劳，并非赵武的功劳。”
　　子产吟了《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洼地的桑树婀娜多姿，树叶茂盛繁密，能够在这里见到君子，别提多高兴！赵武听了，微笑着说：“我愿意接受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是：心中爱慕这个人，却又欲说还休；心中对这个人有深深的爱意，如何能够忘记！这是委婉地告诉子产，你就别光对我说好话了，我更想听听你的教诲。
　　子大叔吟了《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是一首青涩的爱情诗，写的是清晨在山野里偶遇美人那种一见钟情的欢欣。子大叔第一次见到赵武，所以有此一比。赵武感谢道：“您太客气了。”
　　印段吟了《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前鸣叫，一年就要结束了。今天如果不及时行乐，岁月就要溜走了。但是不能过度欢乐，应该居安思危，请您提高警惕，提防意外。赵武正色道：“说得好啊，这是保护家族的大夫应有的品德，我受教了！”
　　公孙段吟了《桑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
　　兕（sì）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
　　这首诗收录于《诗经·小雅》中，寓意君子知书达理，受到上天的护佑。赵武说：“彼交匪敖（不骄不傲），这福气还能跑到哪里去呀？如果按照这些话去做，就算想推辞福禄，也不可能啊！”于是举杯向郑国的各位大夫敬酒，宾主尽欢。
　　宴会结束之后，赵武和叔向谈论郑国的几位大夫，说：“良霄这家伙将要有灾难了。诗以言志，他的心愿在于指责自己的国君，这样能够长久吗？就算侥幸，将来也一定会逃亡。”
　　叔向说：“是啊，这个人太过狂妄，不出五年便可见分晓。”
　　赵武又说：“其他几位倒是不错，尤其是公孙舍之，因为他处于上位而谦虚自抑，他的家族必定长久。其次是印段，因为他欢乐而有节制。欢乐是用来安定百姓的，乐而不淫，不也是可取的吗？”
　　弭兵运动是春秋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外交活动。通过弭兵运动，晋、楚两大军事集团第一次真正走到谈判桌前，为结束对抗、谋求和平而进行对话。自此之后的四十年间，两个大国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中原各国因此也获得了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如果有人对四十年的和平嗤之以鼻的话，我建议他算算巴黎和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多少年的间隙。
　　弭兵运动的实际主导者，无疑是赵武和屈建。但是由于向戌在其中穿针引线，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历史上一般将弭兵运动的主要功劳归于向戌。而作为当时两个大国的统治者——晋平公和楚康王——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弭兵运动还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国际局势缓和，外部斗争的压力减轻，各国内部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卿大夫阶层为了争权夺利不惜头破血流，公室的势力普遍遭到削弱。一般认为，以公元前546年为界，春秋由诸侯争霸的时期转入了大夫兼并的时期。
　　向戌本人对自己的这一壮举也颇为自得。据《左传》记载，弭兵会盟之后，向戌主动向宋平公请求赏赐，也就是讨赏。他的原话是：“请免死之邑。”
　　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请求免死的城池”。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向戌的自谦之言，请求国君赏给他聊以为生的土地；另一种观点认为，弭兵会盟兹事体大，直到歃血的前一刻还有诸多变数，万一事破，向戌难逃一死，因此向戌是将脑袋挂在裤裆上来办这件事，现在事情成了，所以称为“免死之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免死之邑”类似于后世的丹书铁券，是国君发给功臣的“脱罪保证书”，如果有犯死罪的行为，功臣本人“身免三死”，其子孙则可以“免一死”。
　　不管出于何种理解，当时宋平公准备赐给向戌六十座城镇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将这六十座城镇的土地文书发给向戌之前，宋平公先拿给司城乐喜（子罕）过目。乐喜说：“但凡诸侯小国，晋、楚两国总是用武力来威胁他们，使得他们害怕。也正是因为害怕，这些国家才上下和睦，力求安定，以在大国之间求得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了外部的威胁，他们就难免骄傲，骄傲则祸乱发生，祸乱发生则必然灭亡。上天生长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原料，百姓全部都用上了，废掉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行。谁能够真正丢掉武器？自古以来，武器就存在了，它是用来威慑不轨之徒、宣扬文德教化的。圣人依靠武力而兴起，害群之马因为武力而受到惩罚。天下兴亡，都因刀兵而起。现在向戌想尽办法搞什么弭兵运动，谋求丢掉武器，这不是忽悠大家吗？不惩罚他已经不错了，还敢来要求奖赏，这简直是贪得无厌！”说着拔出防身的小刀，将文书上的字都削去，然后扔了它。
　　乐喜的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有人类就有战争，弭兵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军事的平衡而不是失衡来达到的。也就是说，只有敌对的各方都对别人的武力心存畏惧的时候，弭兵才成为一种可能。以晋国和楚国为主导的弭兵运动，也正是因为两个国家近百年来的相持不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握手言欢的背面，是蠢蠢欲动的刀兵相见，只要这种军事平衡在某一处被打破，战争必定又重新开始。对于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而言，弭兵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外部压力的消失往往是内部矛盾激化的先兆。乐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向戌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关于乐喜这个人，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性。公元前558年，宋国有个平民给乐喜送来一块宝玉，乐喜拒不接受。献玉的人说，这是一块难得的宝玉，经过玉师鉴定才敢献给您的，请您一定要收下。乐喜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玉，那我们两个都失去了自己的宝贝，这又何必呢？”那个人赶紧跪下磕头说：“我一介平民，拿着这么好的宝玉实在是不安全，所以才来献给您的啊！”乐喜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将宝玉收下，给了那个人相当的财富，并派人送其回乡。
　　向戌得知乐喜毁掉了土地文书，情绪十分稳定，仅仅是给宋平公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推辞那六十座城镇，不要封赏了。但是向氏家族的其他人十分恼火，商量着要攻打乐喜。向戌制止了他们，说：“我将要做自取灭亡的事情，是他让我生存了下来，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德了，难道你们要向恩人开战吗？”
　　乐喜的直言不讳和向戌的从善如流，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左传》对此评价：君子说‘那位人物，是主持正义的人’，指的就是乐喜吧！‘用什么赏赐我，我都接受它’，指的就是向戌吧！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现在我们来说说另一桩关于崔杼的家事。
　　无咎这个年轻人，原本不是崔家的。他的父亲棠公，是齐国棠邑的大夫；母亲东郭姜，是东郭偃的姐姐，因为嫁给了棠公，所以又被称为棠姜。棠公死后，崔杼娶了棠姜，无咎便跟着母亲来到了崔家，认崔杼做了继父，并且跟舅舅东郭偃一道成为了崔杼的家臣。
　　崔杼的原配夫人死得早，给他留下了崔成和崔强两个儿子。棠姜嫁给崔杼后，又给他生了崔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本来应该由崔成来担任家族的继承人。但是崔成自幼体弱多病，加上棠姜深得崔杼宠爱，崔杼便废除了崔成的继承人地位，改立崔明为继承人。
　　崔成对这一安排倒也没什么太大意见，毕竟身体状况摆在那里了，没有必要硬撑着。但是他向崔杼提出一个要求——将崔地封给他，作为养老的地方。
　　崔地是崔氏家族的发祥地。崔成的要求显然有点过分，但崔杼还是打算答应他，当作是对剥夺了他的继承权的补偿。但是，当具体经办家族事务的无咎和东郭偃得到这个消息，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这怎么行？”
　　“崔地有崔氏家族的宗庙，只能够归宗主所有。”无咎理直气壮地对崔杼说。所谓宗主，当然是指崔家未来的主人崔明。从血缘关系上讲，无咎与崔成、崔强没有任何瓜葛，和崔明却是同母异父，当然要向着崔明，保护他的权益。
　　崔杼觉得无咎说得也有道理，便将这事给搁了下来。
　　崔成和崔强兄弟火冒三丈，他们觉得父亲的做法很不可理喻。无咎是什么东西啊，他连崔家的血脉都沾不上边，不过是一个寡妇带过来的拖油瓶罢了，崔家给他一碗饭吃，让他人模人样地当个家臣，已经是很大的照顾，他凭什么对崔家的内政指手画脚呢？
　　还有那个东郭偃，本来只是个车夫，因为把姐姐嫁给了崔杼，便堂而皇之地洗脚上田，当上了崔家的内务总管，他能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不错了，居然也敢在崔杼面前胡说八道，挑拨他们的父子关系！
　　兄弟俩越想越觉得委屈，跑去找庆封诉苦，将家里的不平之事一股脑向庆封倒了一遍，说：“他老人家（指崔杼）的为人，您是知道的，只听得进无咎与东郭偃的话，别人都说不上话。这样下去，我们担心那些人会害了他老人家。”
　　自从齐庄公死后，齐国就是崔、庆两家的天下，而庆封的这场富贵，又是拜崔杼所赐。因此这些年来，庆封对崔杼言听计从，视为父兄。按理说，崔杼家的事，庆封也应该关心一下。但是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齐国第一权臣的家务事？听到崔氏兄弟这么说，庆封也不便于当场表态，只好安慰他们：“你们先回去，我考虑一下。”
　　崔氏兄弟走后，庆封将自己的家臣卢蒲弊找来，把崔家发生的事给卢蒲弊说了，然后询问他的意见。
　　“您说的那个人，不是弑君之贼么？”卢蒲弊大大咧咧地说。庆封吓了一跳，连忙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示意隔墙有耳，要卢蒲弊不要乱说话。
　　“我说的是事实啊！”卢蒲弊不理会庆封的紧张，接着说，“他犯有弑君之罪，就是国君的仇人，现在家里又闹矛盾，那是上天将要抛弃他了，您有什么好操心的呢？再说了，崔氏被削弱，那是庆氏将要崛起的征兆啊！”
　　最后一句话说得庆封怦然心动：是啊，如果崔杼家里发生内斗，崔氏的势力必定遭到削弱，到那时，庆氏趁势而起，何愁齐国不是庆氏的天下？
　　就让崔家去乱吧，我瞎操什么心呢？
　　过了几天，崔成和崔强又来找庆封。这一次，庆封干脆火上浇油，说：“只要是有利于他老人家的事，我都会去办。区区无咎和东郭偃又算得了什么，你们尽管放手去干，若有危难，我自会出面帮助你们。”
　　说完这席话，他拍了拍兄弟俩的肩膀，用一种近乎诚挚的眼神看了他们一会儿，又说：“我深受崔家的大恩，如果能够报答一二，此生也就无憾啦！”
　　收到庆封开出的空头支票后，崔成和崔强的心中便有了底气。公元前546年9月，兄弟俩发动军事政变，在崔家的议事大厅上公然刺杀了无咎和东郭偃，然后带领武士向内院进攻，准备向崔杼讨一个说法。
　　崔杼是什么人？他是靠耍阴谋起家的人，齐国的两代国君齐灵公和齐庄公都是死于他的手下。他怎么会不知道“讨说法”意味着什么呢？他没有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命人驾车，准备逃出府邸。事发突然，家里的人都被外面的动乱吓坏了，个个慌不择路，一哄而散，只有一个养马的还在坚守岗位，替崔杼套好了马车，然后由一个贴身的宦官驾着马车往外冲。
　　“求列祖列宗保佑，如果崔氏有福，就让这灾祸仅仅降临到我身上吧！”崔杼暗自祷告。
　　他逃出自己家，转了两条街，迎面就遇到了庆封和他手下的武士，全部是全副武装到牙齿，黑压压的足有一两千人。
　　“崔氏和庆氏有如一家，是谁胆敢作乱？我来为您讨伐他！”庆封威风凛凛地站在战车上，也不待崔杼回答，大声喝道，“全体将士听令，讨伐敢于犯上作乱的崔氏逆臣，格杀勿论！”
　　听到“崔氏逆臣”四个字，崔杼的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庆封如何能够预知崔家有乱，这么快就调集人马前来搭救呢？
　　但是已经轮不到他来思考了，只见卢蒲弊将手中的宝剑一挥，庆氏族兵同声喝道：“诺！”向崔府杀去。
　　崔成和崔强万万没有想到庆封会来这一手，连忙关起门来迎战，但是很快就被卢蒲弊攻破了。庆氏族兵闯进崔府，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崔成和崔强来不及逃跑，死于乱军之中，棠姜上吊自杀。只有崔明翻出围墙，躲到墓地之中，才侥幸躲过一劫，后来又辗转逃到鲁国。
　　而那些没被杀死的崔家男女老少，统统被卢蒲弊以谋反之罪抓起来带走，送到庆封府上去做奴隶。
　　做完这一切之后，庆封派卢蒲弊向崔杼报告：乱臣贼子已经伏法，现在您可以放心回家了。
　　卢蒲弊亲自驾车，将崔杼送了回去。这时的崔府只剩下断壁残垣，空无一人。在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府邸中，发生过诸多影响齐国历史的大事。当年大子光被齐灵公发配到齐国东部，又偷偷回到临淄，就是藏匿此处，伺机发动政变，当上了国君；棠姜与齐庄公私通，多少次松风午后，花前月下，他们不避人耳目地公然调情，在这里给崔杼送了一次又一次绿帽子；而崔杼终于无法忍受，又是在这座宅院中埋伏兵甲，将齐庄公送上了不归之路。现在，崔成和崔强倒在血泊之中，棠姜成为了孤魂野鬼，崔明不知所终，这一切，仿佛给崔杼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当天夜里，崔杼找了一根绳子，将自己和棠姜吊在同一根房梁下，结束了自己充满阴谋和冒险的一生。
　　崔杼的死，无疑是庆封所期盼的结果。但是，如果从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崔氏兄弟与无咎的矛盾是最初的诱因，卢蒲弊对庆封的点拨是关键的推力。至于庆封本人，似乎并没有起到太明显的作用。换个说法，庆封虽然靠阴谋诡计挤垮了崔杼，但那主要是卢蒲弊的功劳，与他本人的政治手腕没有太大关系。
　　公元前545年夏天，齐、陈、蔡、北燕、杞、胡等诸侯联袂前往晋国朝觐晋平公。齐景公出行之前，庆封明确表示反对，说：“我们并没有正式参加宋之盟（即弭兵会盟），为什么要去晋国朝觐？”
　　听到庆封这样说，齐国的群臣都面面相觑，齐景公也哑口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大伙心里都在想，这庆封难道是天外来客，不谙世事吗？但是谁也不敢发表异议，因为自崔杼死后，庆封一家独大，大权独揽，连齐景公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又有谁愿意去触他的虎须呢？
　　最后还是陈须无站出来说：“先考虑如何应付大国，再考虑财货，这是合于礼的。小国事奉大国，即使没有参加大国组织的活动，也要顺从大国的意图，这也是合于礼的。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敢背叛晋国吗？就算我们没有参加宋之盟，重丘的会盟却是不可以忘记的，请您务必让国君出行！”
　　“这样啊……”想不到庆封倒也通情达理，略作思考后说，“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大伙这才醒悟过来，敢情这庆封根本就不通政治，只是在那里瞎胡闹呢！
　　没过多久，庆封将国事交给儿子庆舍处理，自己带着妻妾和财产跑到卢蒲弊家里，成天喝酒打猎，过起了寓公的日子。
　　既然是当寓公，呆在自己家里就很舒服，为什么非要跑到卢蒲弊家里去呢？说起来也是一桩奇闻——原来庆封有个非常特殊、前卫的爱好，喜欢跟别人交换妻妾来玩乐，也就是所谓的换妻。这个爱好口味太重了，只有卢蒲弊与他臭味相投，两个人玩得不亦乐乎。庆封嫌来来回回太麻烦，所以干脆搬到卢蒲弊家里，过起了共妻的日子。
　　虽说将国事交给庆舍处理，庆封仍然是齐国的首席重臣。没过几天，朝中的大夫就跑到卢蒲弊家里来向他汇报工作。
　　庆封在卢蒲弊家里发布了一道命令：那些因政治原因而流亡在外的齐国人，如果得到崔杼余党的消息，前来报告，就可以将功抵罪，回到齐国。
　　这道命令自然是为了收买人心，而且很有可能是出自于卢蒲弊的建议。不久之后，当年因为崔杼之乱而逃亡在外的卢蒲癸（guǐ）便回到了齐国。
　　卢蒲癸是卢蒲弊的同族，通过卢蒲弊的介绍，担任了庆舍的家臣。庆舍很欣赏卢蒲癸，将女儿嫁给他。有人对卢蒲癸说：“男女结婚要区别是否同姓，你却不避同宗，这样恐怕不好吧？”
　　庆氏是姜姓，卢蒲氏也是姜姓，按照同姓不婚的原则，本来是不可以结亲的。卢蒲癸却不以为然地说：“同宗不避我，我为什么要避同宗呢？这就好比赋诗的断章取义，我按自己的需求去理解就是了，管他什么同宗不同宗？”
　　卢蒲癸当了庆舍的女婿，两个人的关系就密切了。他又对庆舍说起了当年跟他一起逃亡的王何，庆舍便让王何也回到齐国，让卢蒲癸和王何当了自己的贴身警卫。
　　庆封父子如果稍微有点政治敏感性，就应该觉察得到不对劲：卢蒲癸和王何都是齐庄公的亲信，因为齐庄公被杀才流亡在外。而齐庄公死后，崔、庆两家专权，齐庄公的旧臣对他们无不恨之入骨，怎么会突然改变立场，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庆氏门下的走狗呢？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针对庆氏家族的风暴正在酝酿，而幕后推手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成天与庆封玩换妻游戏的卢蒲弊。
　　按照齐国的规定，卿大夫在朝中办事，由公家供给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只鸡。齐景公当朝的时候，政局先后由崔氏和庆氏把持，公家政治荒废，连管伙食的人都敢于贪污腐败，私自将两只鸡换成了两只鸭。传菜的人知道了，干脆连鸭肉都私吞掉，只端上肉汤来。可怜那些大臣，在朝中办了半天事，只喝到点汤汤水水，大部分人仍然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子雅和子尾两个人站出来表示愤怒，发了一通牢骚。
　　庆封听到这件事，就告诉了卢蒲弊。按照庆封本人的意思，宫里的后勤工作也确实该抓一抓啦，连卿大夫的鸡都敢偷，成何体统？卢蒲弊听了，却是另一种意见，他对庆封说：“把这些人比作禽兽的话，我就要睡到他们的皮上了。”
　　古人杀死野兽，食其肉而寝其皮。卢蒲弊的意思很明显：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成天叽叽歪歪，不如杀了清静！
　　庆封完全没有意识到卢蒲弊这是在将他往火坑里推。在卢蒲弊的建议下，他命令析归父去找晏婴，明确告诉晏婴：“子雅和子尾仗着自己是公孙（均为齐惠公之孙），狂妄自大，目无尊长，我打算讨伐他们，请你共同参与。”
　　晏婴连连摇头，说：“您找错人啦！我手下那些人既不中看，也不中用，我的智慧也不配与您同谋，您还是另寻高明吧！但我也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您如果不相信，可以盟誓为证。”
　　析归父回去将晏婴的话转告庆封。庆封说：“他都这样说了，还用得着盟誓吗？”于是派人去找大夫北郭子车，北郭子车也婉拒道：“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忠君报国，这件事不是我能够做到的。”
　　没过几天，整个临淄都知道庆封要对子雅和子尾动手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有一家人显得特别镇静，那就是陈须无和陈无宇父子。
　　陈家人的思维与众不同。按一般人的思维，大乱将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避祸？”但是据《左传》记载，当时陈须无问陈无宇的问题是：“大乱将至，我们能得到什么？”
　　陈无宇回答：“我们能够在庄街上得到庆氏的木材一百车。”
　　庄街是临淄城里的大街，木材则是建房子的主料。这是一句政治隐语，意思是：庆氏必败，我们可以趁乱而起，掌握大权。
　　陈须无说：“如果是那样，我们可要好好地守住它们啊！”
　　自公元前672年公子完逃到齐国寻求政治避难，陈氏家族在齐国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他们代代相传，诚敬守业，小心翼翼地延续了家族的火种，同时目睹了齐国政局的风云变幻，洞悉了其中的生存法则，也开启了他们谋求权力的欲望。后来的人一般认为，通过陈须无父子的这次对话，陈氏家族篡夺姜氏政权的野心已经萌芽。
　　公元前545年9月，卢蒲癸和王何决定杀死庆封父子，为齐庄公报仇。事前，两个人举行了占卜，然后还将占卜的龟板拿去给庆舍看，煞有介事地问庆舍：“有人为了攻打仇人而占卜，请您看看结果如何？”庆舍哪里知道这是在算自己的命？他仔细观察了龟板的裂纹，说：“事能成，见到了血。”
　　同年十月，庆封离开临淄，前往莱地打猎，命令陈无宇等一批大夫跟从。几天之后，陈须无派了一名使者到莱地，向庆封请示说：“无宇的母亲病重，请让他回去送终。”
　　庆封一听，也很重视，派家里的占卜官给陈无宇的母亲占卜，并将龟板拿给陈无宇看。陈无宇一看就捧着龟板大哭起来，说：“这是死兆啊！”
　　庆封看到陈无宇那悲伤的样子，自然深信不疑，也没有要求亲自察看龟板，准了陈无宇的假，让他回去给母亲送终。但是，庆封的堂弟庆嗣在一旁看到了，隐隐觉得不对劲。他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仔细梳理了一番，认定陈无宇的请假绝非偶然，而是另有原因。
　　“莫非，庆氏家族将有大难了？”庆嗣想到这一层，不寒而栗，连忙跑去找庆封：“请您停止打猎，赶快回到临淄，否则将有大祸！”
　　庆封笑了，整个齐国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临淄又有庆舍坐镇，能出什么乱子呢？他不听庆嗣的劝告，继续在莱地喝酒打猎，丝毫没有担忧之意。庆嗣退下来之后就对亲信说：“兄长恐怕要流离失所了，如果能够逃到吴国、越国这样的偏远之地，也算是万幸。”
　　陈无宇渡过济水，顺道就将济水上的桥梁毁坏，渡船也统统凿沉。而在临淄城内，卢蒲癸和王何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政变。一连数日，卢蒲癸都是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家里也明显地加强了戒备，不断有武装人员出入。
　　这一切引起了卢蒲癸的老婆卢蒲姜的怀疑。她对卢蒲癸说：“你如果有事情就不要瞒着我，否则一定不能成功。”
　　卢蒲癸一开始不说，卢蒲姜可是庆舍的女儿啊，这事告诉她还得了？但是经不住那女人纠缠，卢蒲癸又不是个会撒谎的主儿，竟然就将要攻打庆舍的事告诉了她，而且告诉她，只等到“尝祭”（也就是秋祭）那一天，庆舍从府里出来就动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应该说，差不多就没戏了。当年郑厉公想用雍纠杀祭仲，就是因为雍纠向老婆走漏了风声，反而被祭仲抢了先机，结果雍纠被杀，郑厉公出逃。现在卢蒲癸又重蹈了雍纠的覆辙，将这么重要的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婆，可见一个人，不学点历史是不行的。
　　但是，当卢蒲姜听到这个事情，采取的立场很耐人寻味，她对卢蒲癸说：“我父亲性格倔强，喜欢和别人对着干。如果没有人劝阻他，他反倒不想出门，请让我去劝阻他。”
　　卢蒲癸说：“好。”
　　同年十一月七日，齐国在宗庙中举行尝祭，庆舍将要到场主持。当天早上，卢蒲姜跑到娘家，对庆舍说：“有人想要在宗庙中刺杀您，请您千万不要出门。”
　　庆舍不耐烦地说：“谁敢刺杀我？”不听卢蒲姜的劝阻，按原计划出行。
　　自古以来，恐怕没有比这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了：女婿要杀岳父，女儿一边帮着老公出谋划策，一边又跑到父亲这里将阴谋告诉他，客观上却又促使父亲更加坚定了出门的意愿。人说忠孝不能两全，这个女人却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对丈夫的忠和对父亲的孝。作为后世之人，很难评价这究竟是一种智慧，一种无耻，还是一种无奈？
　　宗庙在公宫之中。庆舍命卫兵将公宫包围起来，卢蒲癸和王何手持长戈跟在他身边。从这一安排来看，庆舍是有防备的。但是，当最亲信的人已经背叛，再多的防备也不过是虚设。最坚强的防备是人心而不是武士，这一点，是诸多统治者难以明白的道理。
　　当天祭祀之后，齐景公还安排了众多娱乐节目招待各位大臣，大家喝酒狂欢，簇拥着前往鱼里（临淄地名）看戏。在这种普天同庆的气氛之下，庆舍的卫兵们不知不觉放松了警惕，他们脱下盔甲，放下兵器，将马匹从战车上卸下，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看戏。
　　趁着这个机会，子雅、子尾、陈须无、鲍国的手下偷偷地拿走了庆舍的卫兵的武装。子尾从袖子中抽出一支鼓槌，在门上敲了三下。
　　庆舍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根本没有留意子尾这一动作。他举起酒杯，突然感觉背上一凉，接着腹内一阵剧痛，回头一看，只见卢蒲癸狞笑着，双手握住长戈，戈锋已经插入自己的身体。他来不及惊叫，王何又一戈斜扫过来，将他的左膀硬生生地砍下。
　　一时之间，戏台下血肉横飞，变成了杀戮战场。作为一个政客，庆舍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武士，他的武勇让人刮目相看。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他仍然奋力拼杀，撞到屋柱上，连屋梁都为之震动。甚至连桌面上的青铜器皿，也成为了他的武器，一连砸死了好几个人。最后，因为失血过多，庆舍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亲信庆绳和麻婴也被杀死。
　　齐景公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色苍白，汗流浃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鲍国跑到他身边说：“群臣这是为国君铲除忤逆之臣，请您不要担心。”陈须无则将他搀扶起来，给他换了衣服，迅速退到宫内。
　　远在莱地的庆封得到消息，星夜兼程赶回临淄，由于陈无宇破坏了济水上的桥梁和渡船，回到临淄城外已经是十一月十九日。他组织族兵进攻临淄的西门，没有攻克，继而又攻打北门，从北门进入了临淄，攻打公宫。陈、鲍等家族在公宫中拼死抵抗，打退了庆封的进攻。眼看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越来越多，庆封不敢恋战，带着少数亲信逃到了鲁国。
　　作为见面礼，庆封将自己乘坐的马车送给了鲁国的权臣季孙宿。据《左传》记载，这辆车做工精细，装饰华丽，光可照人，堪称马车中的劳斯莱斯。
　　季孙宿很高兴，将这辆马车摆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来往的朝臣无不对它赞不绝口。大夫展庄叔见了，用手抚摸着闪亮的车身，说：“车甚泽，人必瘁！”（车这么漂亮，它的主人想必很憔悴吧）言下之意，连马车都造得这么漂亮，庆封必定敛聚了不少钱财，恐怕难免为此而心力交瘁。
　　一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46年春天，庆封曾经代表齐国访问鲁国，他的车驾之美就已经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关注。仲孙羯对叔孙豹说：“庆封的马车可真漂亮啊！”叔孙豹说：“一个人的衣着、车马、装饰如果和他的身份不相称，必得恶果。马车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当时叔孙豹还请庆封吃了一顿便饭，庆封大大咧咧，席间表现出诸多不敬，引起了叔孙豹的反感，于是吟了一首《相鼠》之诗对其进行规劝：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老鼠尚有皮，人却不知礼仪，不死还等啥？叔孙豹的话已经说得很重了，庆封却听不出其中的含义，还以为这是赞美他，一个劲地喝酒，直到酩酊大醉。
　　时隔一年，叔孙豹又请庆封吃了一顿便饭。庆封心想：今时不同往日，一年前我是齐国权臣，人人敬畏；现在我是流亡之身，必须有所收敛。庆封的想法是对的，可是做出来的事情却让人不敢恭维。
　　开餐之前，庆封煞有介事地端起酒杯，向诸神献祭。按照周礼的规定，但有饮食，必先献祭，这倒是没错，可献祭是主人的专利，客人来越俎代庖就很不合适了，而且有托大的嫌疑。
　　叔孙豹很不高兴，命乐工唱了一首《茅鸱》之歌，讽刺庆封不敬主人。和上次一样，庆封仍然不知道这是在批评他，赶紧端起酒杯向叔孙豹表示感谢。
　　不久之后，齐国派人到鲁国，责备鲁国收留庆封一事。庆封在鲁国呆不下去，只好南下投奔吴国。吴王馀祭收留了庆封，让他居住在朱方（地名），而且将女儿嫁给他。
　　奇怪的是，庆封虽然不通政治，不读诗书，搞经济却是一把好手。他在朱方收聚族人，投机赢利，很快就积聚了大批钱财，比在齐国的时候更为富有。消息传到鲁国，有人对叔孙豹说：“这还真是恶人好命，庆封又当上暴发户啦！”叔孙豹说：“不可这样说，好人发财叫做奖赏，坏人发财那是灾难，我看老天是想降灾于他，所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好一网打尽吧。”
　　同年十一月，齐国实行拨乱反正，将崔杼之乱时逃亡到各国的公族人士都召回齐国。赏赐给晏婴邶（bèi）殿（齐国地名）附近的乡镇六十个，晏婴拒不接受。子尾对晏婴说：“富贵，是人们都有的欲望，您为什么不接受？”晏婴说：“庆氏拥有众多土地，满足了欲望，结果逃亡了。诚然，我现在拥有的土地不能满足我的欲望，如果将邶殿的土地赏赐给我，那也就满足了。可是欲望满足之后呢？离逃亡也就不远了。逃亡在外的人连一座城邑都不能主宰，那多没意思！我不接受邶殿的土地，不是讨厌富贵，而是喜欢富贵，怕失去富贵啊！而且，富贵这玩意，要像布帛一样，有一定的长度限制，让它不能无限制增长。治理百姓，要考虑到他们总是想生活富裕，器用丰厚，那就要用端正的道德加以限制，让他们的富贵程度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不贪多，这就是对自己的限制。”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晏婴的这段话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
　　齐景公又赏赐给北郭子车六十个乡镇，北郭子车接受了；赏赐给子雅土地，子雅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赏赐给子尾土地，子尾悉数奉还；至于庆封的亲信卢蒲弊，竟然仅仅被流放到北部边境，这在当时也算是异数了。
　　【弱国的外交智慧】
　　公元前545年春天，曲阜一带出人意料的暖和，没有出现冰冻天气。鲁国的大夫梓慎夜观天象，预言道：“今年宋国和郑国恐怕要发生饥荒了，岁星本来应该在星纪，现在却已经到了玄枵（xiāo），这是因为天时不正，阴阳也因此不调。蛇骑乘于龙之上，而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所以发生饥荒的是这两个国家。玄枵，虚宿在它的中间。枵，就是消耗。土地虚而百姓耗，饥荒自然就产生了。”
　　简单地解释一下：
　　第一，岁星就是木星，其公转周期为11.86年，古人误以为是12年，所以用木星记年，称之为岁星。
　　第二，西方人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十二个区域，称之为黄道十二宫，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十二星座；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则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二十八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
　　第三，星纪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中的魔羯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斗宿和牛宿。玄枵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的水瓶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女、虚、危三宿。根据梓慎推算，当年木星应当在星纪的位置。但是据观察所得，却在玄枵的位置，所以叫做“天时不正”。
　　第四，按照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木星为青龙，虚宿和危宿为蛇。木星跑得太快，插到了虚、危两宿之下，所以说“蛇骑乘于龙之上”。
　　第五，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的疆域，即所谓“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宋、郑两国所在位置，正是木星对应的疆域。木星位置不正，宋、郑两国自然受到影响，将会发生饥荒。
　　关于星相命理之学，自古以来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在此亦不做深入探讨。从《春秋》和《左传》的记载来看，这一年中原地区的收成确实不太好，宋、郑两国尤其不景气。但是，就在这一年秋天，按照弭兵会盟中“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的约定，各国诸侯顾不上饥荒，纷纷派代表或亲自到新田和郢都朝觐晋平公和楚康王。一时之间，进出山西和湖北的大路上，飘扬着各国旗帜的华丽马车络绎不绝，国际之间的交流大大活跃起来。
　　在位已经四十七年的蔡景公不顾年事已高，前往新田朝觐了晋平公。从蔡国到晋国，郑国是必经之路。蔡景公去的时候，郑简公派公孙舍之到新郑的东门外慰劳他；回的时候，郑简公又在新郑城内设宴亲自招待他，以尽地主之谊。应该说，郑简公做得蛮有人情味，但是蔡景公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对郑国人的热情始终不太感冒，甚至可以说有诸多不敬。
　　子产对此评论道：“蔡侯恐怕有灾难降临了。一个月前他经过这里，国君派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到东门外慰劳他，他表现得很倨傲。现在他回来又经过这里，国君亲自接待他，他还是那么漫不经心，这就是他的本性了。作为小国的国君，侍奉大国，本来应该战战兢兢，他倒好，反而将轻慢作为本性，能有好结果吗？如果他被杀，杀他的人肯定是他儿子。”
　　子产敢于如此确切地预测蔡景公的下场，并非空穴来风。据《左传》记载，这位蔡景公人老心不老，长期跟自己的儿媳通奸，而且不避人耳目，已经在国际上传为奇谈。两年之后，蔡景公果然死于亲生儿子之手，扒灰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在蔡景公访问晋国的时候，郑简公也派大夫子大叔出访楚国。但是子大叔没有见到楚康王，刚走到汉水就被楚国人劝回去了。楚国人说：“在宋国结盟的时候（即弭兵会盟），贵国的国君亲自参加，现在却派大夫前来朝觐，寡君对此感到迷惑。大夫姑且回去，我们将派人专程赶赴晋国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明确贵国国君是否应该亲自前来朝觐，再告诉你们。”话说得很客气，表达的意思却是毫不含糊：你不够资格朝觐楚王，换你们的国君前来！
　　子大叔回答：“在宋国的会盟，楚王明确表示要做有利于小国的事，让小国安定它的社稷，安抚它的百姓，用礼仪承受上天赐予的福气，这都是楚王亲口说的，也是我们这些小国的希望所在。今年郑国的收成不好，寡君因此派我奉上财礼，向贵国的办事人员表示敬意。现在您却对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参与郑国的大事？难道一定要寡君抛弃守卫疆土的职责，跋山涉水，顶风冒雨，才能满足楚王的心愿吗？如果是那样，寡君唯楚王的马首是瞻，岂敢不听命？只不过……”子大叔话锋一转，“这不符合会盟的精神，也使得楚王的德行有所缺失，对于您本人也不利，我们怕的就是这个啊！如果不是因为这层担忧，寡君哪里敢害怕劳苦，不亲自前来呢？”
　　那个年代的人，个个都是算命高手，预测专家。子大叔没有去成郢都，回到新郑之后就对公孙舍之说：“楚王快死了，不致力于修明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索取无度，以图一逞，这样能够活得长久吗？”他还以《周易》的知识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说，“《周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遇复之颐’（由复卦变为颐卦），也就是迷了路往回走，凶象已现。这说的就是楚王吧！想实现他的愿望却忘掉了来时的路，想回来却找不到北，这就叫做‘迷复’，能不凶吗？”
　　预测归预测，当务之急却是给楚国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子大叔劝郑简公：“您就去一趟楚国吧，让他们高兴一下，而你就当是去给楚王送葬，如何？依我之见，楚国在近十年之内都无力争霸天下，只要我们不主动去惹怒他们，就不会有战乱降临，郑国的百姓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大夫裨灶也说：“臣夜观天象，今年岁星不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而是运行得过了头，已经危害到鹑（chún）尾（鹑火和鹑尾，分别包含柳、星、张三宿和翼、轸两宿，对应地上的王畿和楚地），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只怕周天子和楚王都活不长了。”
　　郑简公心想，既然你们都那样说，那就去吧，犯不着为了一个将死的人闹别扭。怀着这种阿Q心理，郑简公派子大叔前往晋国，向晋国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于同年九月由子产陪同前往郢都朝觐楚康王。
　　按照当时的习俗，诸侯到他国访问，未入对方国都之前，要接受对方的“郊劳”，也就是出城慰问。为此，必须寻找一块空地，拔除野草，清洁土地，然后堆土为坛，并用帷幕围蔽四周，以接待对方人员。
　　郑简公抵达郢都城外，却仅仅搭建了一些休息用的帐篷，没有搭建土坛。负责安排住宿的外仆（官名）对子产说：“从前先大夫陪同先君到各国访问，从来没有不筑坛的先例，这一规矩至今沿袭不改。现在您不除草也不筑坛，就搭起了帐篷，这样恐怕不好吧？”
　　子产说：“是这样的，大国诸侯去到小国，就筑坛；小国诸侯去到大国，草草搭起帐篷就行了，哪里用得了筑坛？”
　　外仆表示不解。
　　子产说：“大国诸侯去到小国，有五种好的目的——赦免小国的罪过，原谅它的错误，救助它的灾难，表扬它以德治国而且有法可依，教导它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小国没有困惑，心甘情愿地服从大国的领导，所以筑坛以宣扬功德，告诉后人不要懈怠。而小国诸侯去到大国，有五种坏的目的——听大国掩饰自己的罪过，要求得到所缺乏的物资，主动前去听命于大国，向大国贡献物品，服从大国突如其来的指示。如果不这样做，大国就加重小国的负担，无论红白喜事都要求小国出钱出力。这些都是小国的祸患，还用得着筑坛来宣扬这些祸患，而且告诉后人吗？”
　　说白了，郑简公本来就不想来楚国，是楚国人逼着来的，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做足功课，将就着应付一下就行了。
　　裨灶的预测很准确。同年十一月，在位二十七年的周灵王驾崩。而这个时候，宋平公、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都在忙于前往楚国朝觐。对于天子的死讯，大伙也许仅仅是“哦”了一声，如同不相干的人一般，很快就将它抛诸脑后了。鲁国的史书《春秋》干脆没有记载这件事。《左传》则解释说，王室没有发来讣告，所以不记载这件事也是“礼也”！
　　前面说过，郑国是中原的心脏。各路诸侯南下楚国，郑国是必经之道。鲁襄公经过郑国的时候，郑简公已经在楚国了，只能委托良霄前往新郑北部的黄崖（地名）慰劳鲁襄公。
　　但是，良霄的傲慢态度引起了鲁国君臣的强烈不满。叔孙豹甚至说：“这个人如果不受到惩罚，郑国必然有大灾祸。恭敬，是用来维系民心的，他却丢弃了它，还能用什么来继承保有祖宗的积业？如果郑国人不讨伐他，也必定会因他而受到上天的惩罚。”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孙豹也是预言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裨灶的预测再一次得到验证。鲁襄公走到汉水的时候，听到了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马上决定打道回府。但是陪同鲁襄公出访的大夫叔仲带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楚国，又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还是继续走吧！”
　　孟椒对此不以为然：“君子考虑长远，小人却只顾眼前。但是如果饥寒都顾不上解决的话，谁还会有工夫去顾及后果？不如姑且回去。”
　　叔仲带说：“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楚国，不是因为楚国的仁义，而是因为它有盟主的名分，而且害怕它的武力。如果是为了它的仁义而来，当然应该庆贺它的喜乐，哀悼它的悲伤；因为畏惧而来，就更应该这样做啦！我们在国内听到楚国有丧事还要前往吊丧，现在途中接到讣告反而回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轻侮楚国么？到时候楚国人如果以此为借口讨伐我国，你们有没有办法抵御？如果有，那现在回去也罢；如果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向前走吧！”
　　两种意见碰撞，叔仲带占了上风。叔孙豹评价道：“叔仲带可以考虑让他独当一面了，孟椒还要多多学习才能任用。”大夫荣成伯也说：“忠诚的人多半目光较为长远。”在这种情况下，鲁襄公放弃了回去的打算，继续前进，并于当年年底抵达了郢都。
　　公元前544年的春节，鲁襄公是在郢都度过的。南方的春寒料峭，比北方更多了一层湿冷，让长期生活在曲阜的鲁襄公感到很不适应。更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是，楚国人提出，要他亲自为楚康王致襚。
　　所谓“致襚”，就是为死者穿衣，是春秋时期诸侯使臣参加他国诸侯的丧礼必行的礼仪——当然，死者的衣服早就由亲人给他穿好了，致襚也就简化成为向死者赠送衣服，并置于灵柩的东面这样一种形式，并非真的要为死者穿衣。
　　值得一提的是，致襚是由使臣完成的，从古至今，没有诸侯亲自致襚的先例。楚国人要鲁襄公亲自为楚康王致襚，无论对鲁襄公本人还是对鲁国来说，无疑都是极大的侮辱。
　　他把叔仲带找来臭骂了一通：“都是你的馊主意，早点回国的话，怎么会有今日的羞辱？”叔仲带无言以对。
　　他又向叔孙豹抱怨：“你看人家向戌多聪明，听到楚王的死讯，立马劝宋公打道回府，咱们还傻乎乎跑到郢都来自取其辱。”——宋公就是宋平公，向戌陪同宋平公访楚，听到楚康王去世的消息，对宋平公说：“我们就是冲着这个人来的，不是冲着楚国来的。国内的饥荒尚且顾不上，哪里还有工夫去安抚楚国的悲伤。姑且回去，让百姓休养生息，等着楚国人再立新君之后前来回罪好了。”宋平公听从了向戌的意见，就返回商丘去了。
　　叔孙豹到底比叔仲带底气足，等到鲁襄公发完牢骚，才不紧不慢地说：“事已至此，咱们还是想办法面对吧！”
　　“如何面对？”鲁襄公余怒未消。
　　叔孙豹对他说了八个字：“祓殡而襚，则布币也。”翻译成现代文：先扫除棺材上的不祥之气，然后再致襚，这就好比朝觐时陈列钱币，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可行吗？”鲁襄公有点犹豫。
　　“当然。”叔孙豹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到了致襚那天，叔孙豹也未事先知会楚国人，安排了一个鲁国巫师，手里拿着桃木棒和笤帚，口中念念有词，绕着楚康王的灵柩转了一圈，用笤帚在灵柩上做了几个打扫的动作。事发突然，楚国人还来不及反应，巫师已经完成了驱邪仪式。鲁襄公这才捧着衣服，不慌不忙地走到灵柩以东，将衣服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架子上。
　　楚国人一开始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后来有心细的人翻遍周朝的典籍，找出了这么一句：“君王参加臣下的丧礼，先派巫师以桃木棒和笤帚在灵柩上扫除不祥……”这才恍然大悟：敢情鲁国人这是反客为主，占了我们的便宜啊！
　　自古弱国无外交。对于鲁襄公来说，便宜是短暂的，屈辱是长久的。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古礼，楚康王的葬礼拖到公元前544年四月才举行。根据楚国人的要求，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一直乖乖地呆在郢都等候，度过了一个极其乏味的春天，为的就是参加葬礼，给楚康王送葬。
　　《左传》记载，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为楚康王送葬，送到了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卿大夫则彻彻底底当了一回孝子，一直送到了墓地。
　　葬礼之后，楚康王的儿子熊麇（jūn）即位。此时屈建已经去世，楚康王的弟弟王子围当上了令尹。鲁襄公和各国诸侯又参加了熊麇的即位仪式。正是在这次仪式上，王子围的专横和熊麇的懦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国的公孙挥就评论说：“这就是所谓的不配套吧！令尹必定会取代楚王，因为松柏之下的小草是很难茂盛的。”
　　松柏意指王子围，小草意指熊麇，强大的帝国总是在政权交替的时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但是，鲁襄公显然没有心情去幸灾乐祸。自去年十一月离开曲阜以来，他已经在国外足足呆了六个月。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极其不发达的年代，六个月足以让一个人患上无可救药的思乡病，他想念曲阜了。不只是他，叔孙豹、叔仲带、孟椒等一干随员也都变得恹恹不乐，成天掰着指头计算回家的日子。
　　同年五月，鲁襄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虽然归心似箭，鲁襄公一行抵达楚国方城山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来。国内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季孙宿趁着鲁襄公不在，出兵攻占了公室的直领地卞城。
　　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鲁襄公的不是别人，正是季孙宿本人。他派自己的家臣季冶以迎接鲁襄公的名义来到方城山，给鲁襄公转交了一封他的亲笔信。
　　特别要说明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季冶是不知道的。他从曲阜出发，快走到宋、郑两国边境的时候，季孙宿刚刚占领卞城，派人日夜兼程追上他，才将这包盖着“季”字封印的竹简交给他。换而言之，在见到鲁襄公之前，季冶压根不知道季孙宿占领卞城的事。
　　信上这样说：“臣听闻卞城守将将要背叛鲁国，于是亲率大军讨伐，现在已经得到卞城了。”
　　鲁襄公看完信，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三桓”专鲁，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但是一直以来，“三桓”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没有人敢去动国君锅里的肉。现在自己才出国半年多，季孙宿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叔孙豹等人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季孙宿公然抢占公室的地盘，那等于是向公室宣战了，很可能打破“三桓”专鲁的局面，演变成季孙氏一股独大。这样的话，鲁襄公继续回国就显得鲁莽了，必须弄清楚国内的形势再作决定。
　　这是鲁襄公的艰难时刻。他一度打算返回郢都，向楚国借兵讨伐季孙宿。大夫荣成伯及时劝阻了他这个引狼入室的念头，说：“对于臣子来说，君主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您如果不能号令自己的臣民，要依靠其他诸侯的武力来给自己壮胆，还会有谁来亲近您呢？假如您真的得到楚国的支持来讨伐季氏，鲁国人很有可能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如果楚军能够攻克鲁国，那么天下诸侯都不在楚王眼中，何况是您呢？他肯定会派自己人占领鲁国，进而大举掠夺中原各国，将天下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到那时，还有什么好处会轮到您吗？如果楚军不能攻克鲁国，那您就更麻烦了，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不可能再回去，请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鲁襄公无奈地说：“那照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卞城送给他算了！这样一来，他也许会有所收敛吧。您就当喝醉了酒发脾气，酒醒了也就过了，别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回鲁国吧。”
　　鲁襄公心想，你说得轻松！我倒是愿意将卞城送给季孙宿，但谁能保证他没有其他想法，仅仅是得到卞城就满足了呢？
　　叔孙豹看出了鲁襄公的担忧，说：“我看那个季冶是个忠厚的人，您不妨将他找来说几句话，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鲁襄公正有此意，于是命人将季冶找过来，故意对他说：“季孙宿也真是，想要这块地方就直说嘛，胡编什么守将叛变的事呢？这只能说明他故意对我疏远，让我感到很受伤啊！”
　　荣成伯也在一旁说：“季孙氏是鲁国的股肱之臣，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季孙宿控制的。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国的事，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卞城人有罪就去征讨，根本不用来报告国君嘛。”
　　两把软刀子刺在季冶的心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满脸通红，低着头一言不发。“这件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一直蒙在鼓里，又怎么能够怪你呢？”鲁襄公说着，拍了拍季冶的肩膀，“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还能回国吗？”
　　听到这句话，季冶抬起头，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鲁襄公说：“您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敢抗拒您的命令？”
　　“如此我就放心了。”鲁襄公赞许地点点头，暗中给叔孙豹使了个眼色。叔孙豹拍拍手，很快有内侍从后厅出来，捧着卿的衣帽来到季冶面前。
　　“这是赏赐给你的。”鲁襄公亲自接过衣帽，捧给季冶。季冶连忙伏在地上，表示不敢接受。鲁襄公再三坚持，他才勉强收下了。
　　季冶的表现使鲁襄公意识到，季孙宿即便有反叛之心，也难以得到鲁国人的支持。但他还是不放心，想留在楚国再观望一段时间。一天吃饭的时候，荣成伯借敬酒之机吟了一首诗：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这首名为《式微》的诗载于《诗经·邶风》中。翻译过来是：天要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如果不是为了您的缘故，谁愿意风餐露宿，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呢？
　　听到这首诗，鲁襄公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五月下旬，他回到了曲阜。
　　季冶跟着鲁襄公回国之后，将季孙宿原来赏赐给他的田地全部退还给季孙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季孙家。有人问起原因，他就直言相告：“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何必利用我呢？”季孙宿亲自跑到他家里去见他，他便装作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和季孙宿谈笑风生。但是当季孙宿不在场的时候，他始终不谈论季孙宿的任何事情。后来季冶病危，临死前交代自己的臣仆说：“我死之后，一定不可用国君赏赐给我的衣帽入殓，因为这不是由于德行而得到的赏赐，另外千万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
　　如此看来，季冶真算得上是一位君子。
　　【外邦友人的音乐外交】
　　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是封建社会权力交接的基本制度。令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感到欣慰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有一些国家采用着这种制度。比如说，朝鲜的金日成传位于金正日，金正日又传位于金正恩，这就是“父死子替”；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让位于劳尔·卡斯特罗，这就是“兄终弟及”；而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二代”甚至“官三代”正在茁壮成长，时刻准备着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充分说明这一制度是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
　　然而，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从逻辑上讲，父死子替和兄终弟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当一个男人又有儿子又有兄弟的时候，他究竟是应该优先考虑儿子呢，还是兄弟？
　　我们只能这样猜测，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他所在的年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人的寿命也很短。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他或许没有儿子，或许儿子还很小，不足以担当大任，所以往往要传位于兄弟，以保持家族的延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人的寿命开始增长，私心也变得狭窄，男人们越来越愿意将家业和国家交给儿子，而不是兄弟。久而久之，父死子替成为常规，兄终弟及的事情则越来越罕见了。
　　前面说过，早在周朝建立之前，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周太王的嫡长子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
　　也许是长久以来与世隔绝，当中原诸国的王公贵族们都为继承权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吴国还保留了一些先祖的古风。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去世。据《史记》记载，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馀祭，老三叫夷昧，老四叫季札。季札从小聪明过人，又饱读诗书，深受寿梦喜爱，他的三个哥哥也对他爱护有加。寿梦去世后，诸樊即位，当了国君才三年，就提出要将王位让给季札。在诸樊看来，老头子喜欢季札，王位就应该传给季札，他只不过是过渡一下，替老头子守了三年之丧，就算完成任务啦！
　　季札坚决不同意，说：“您是嫡长子，君位本来就应该由您来继承，谁敢对此有不同意见？再说，成为一国之君不是我的愿望，还是让我自由自在地生活吧！”
　　诸樊坚持要让位，季札干脆离开首都，搬到乡下去种田，诸樊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公元前548年冬天，诸樊亲率大军讨伐楚国，在巢城战死，馀祭即位为君。根据《左传》记载，杀死诸樊的是楚国巢城守将牛臣。但是据一本名为《吴越春秋》的野史记载，诸樊为了传位于季札，“轻慢鬼神，仰天求死”，按照这种说法，诸樊并非死于战场，而是死于天打雷劈之类的意外。这也是无聊文人的臆病，一定要让位于季札的话，大可以自己一走了之，何必要搞得那么悲情呢？
　　司马迁也不消停，在《史记》中写道，诸樊临死的时候，给馀祭下了一道密令，要馀祭将王位依次传下去，直到让季札顺理成章地当上国君，“以称先王寿梦之意”。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馀祭和夷昧必须死得早，否则的话，等到夷昧去世，季札恐怕也差不多行将就木，甚至先夷昧而去了。
　　公元前544年，吴王馀祭带兵入侵越国，带回来一批战俘。其中一个人被处以刖刑（挖去膝盖），然后被派去干守船的工作。没过多久，馀祭突然提出要去看船。这事颇为蹊跷，想想看，馀祭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船对他来说如同北方的马车，稀松平常得很，为什么要专程跑去看船呢？再考虑到守船的人都是带有防身利刃的，后人恐怕难免认为馀祭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事实正是如此。当馀祭毫无防备地在江边看船的时候，那个越国战俘瞅着他走近，突然从腰间拔出短刀，准确地刺入了他的胸膛。这一年，距寿梦去世已经有十七年了。
　　接下来，夷昧继承了王位，经历了三次王位更迭之后，季札终于站到了起跑线的位置。
　　同年五月，夷昧给季札派了一趟差使，让他去中原各国访问，表达新政权对各国的通好之意。谁都没有意料到，季札的这次出访，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轰动，而且产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季札从吴国的首都句吴（今江苏无锡一带）出发，一路北上，首先经过了徐国。
　　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建立之前。据说，其先祖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伯益的儿子若木被封到今天的山东郯城一带（当时称为徐地），建立了徐国。周穆王时期，徐国迁到今天的徐州一带，与东夷部落混居，成为东夷诸国中最大的国家。
　　季札在徐国受到热情的招待。徐国的国君与季札一见如故，多次宴请季札，一再留他多住几天。据说，季札有一把宝剑，时常佩戴在身边，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但是一直不敢说出口。季札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但是考虑到自己还要出使中原各国，必须要有符合身份的佩剑，只好装作不知道，打算回国的时候再送给徐君。
　　季札正式访问的第一站是鲁国。
　　吴国和鲁国都是姬姓后裔。鲁国地处中原，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大国；吴国蛰居江南，与世隔绝，直到寿梦年代才与中原有所往来。在心高气傲的鲁国人看来，吴国是比楚国还蛮荒的国度，吴国人到鲁国来，就是来学习文化，接受再教育的。
　　叔孙豹代表鲁襄公接待季札，两个人聊了一上午，叔孙豹惊喜地发现，这位来自蛮夷之地的年轻人，不但知书达理，才思敏捷，而且具备一种在鲁国人身上极其罕见的朝气。
　　“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当两个人谈得入巷，大有相见恨晚之际，季札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
　　“但讲无妨。”
　　“那我就直说了。”季札坐直了身子，“您恐怕难以善终！因为您心地善良，却不善于识人，看不透人间的善恶。我听说，君子必须善于择人，您以鲁国宗卿的身份担当国政，不慎重选拔人才，怎么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呢？我担心您因为用人的问题而遭受祸害。”
　　听到季札这样批评叔孙豹，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叔孙豹的脸色也变了一下，但很快掩饰过去，对季札说：“您说得很有道理，我会注意的。”
　　叔孙豹表现得很有风度，却不知道季札这番批评的话，不只是肺腑之言，而且是有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这件事，以后还会讲到，在此不提。
　　季札在鲁国访问，向鲁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想观赏一下鲁国的周乐。这个要求提得很对路。一个聪明人，如果去朝鲜访问，主动向主人提出要看“阿里郎”，主人肯定会很高兴，夸奖他识货；鲁国人历来以保存了完备的周礼而自豪，周乐则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季札这个要求一提出，鲁国人便乐了，二话没说，为他举行了一场汇报演出。
　　一开始演唱的是《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两篇，这也是《诗经》的开场白，自古以来被列于《诗经》之首。从篇名上看，《周南》和《召南》是赞美周朝初年周公旦、召公奭的文治武功，说他们将周朝文化自北向南广泛传播，从泾渭流域到江汉平原，都建立起了牢固的统治。
　　季札听得如痴如醉，时而低眉沉思，时而击节轻和。是啊，那是姬姓子孙引以为荣的年代，周武王在周公旦、召公奭等人的辅佐下，长戈一挥，将貌似不可一世的商王朝击得粉碎。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姬姓子孙被封到各地去建立国家，加上周公旦和召公奭的苦心经营，周文化在中原大地乃至蛮荒之地上迅速传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牢固地树立在人们心中……
　　一曲终了，季札似乎仍然沉浸在音乐的美妙意境中，半天才睁开眼睛，感叹道：“太美了！王朝这就奠定了基础，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臣民们都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没有任何怨言。”
　　陪同观看演出的鲁国人都在想：咦，看不出这个南方来的蛮子竟然精通音律，点评得很到位嘛！他们对于吴国的轻视之心，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所收敛了。
　　接下来演唱的是《邶风》《鄘风》和《卫风》。邶、鄘、卫都是周朝初年在原来商朝王畿建立的姬姓国家，被称为“三监”，用于监视商朝的旧贵族。后来邶、鄘两国背叛，周公旦平定叛乱后，将两国领土并入卫国，所以《邶风》和《鄘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卫风》的一部分。
　　季札听完这一段，再度发表点评意见：“美而渊深，虽有忧虑，但是并不困窘，我听说卫康叔、卫武公的品德就是这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刚演奏的就是《卫风》吧！”卫康叔是卫国的首任君主，卫武公则是春秋初年的人物，在平定犬戎之乱和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季札此言一出，鲁国人对他就不只是不敢轻视，而是刮目相看了。
　　接下来演唱了《王风》，这是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城雒邑地区的乐曲。季札又评价道：“太美了！虽然有些忧思，但仍然有先王遗风，无所畏惧。这恐怕是王室东迁之后的音乐吧！”
　　又听了《郑风》，季札说：“不错！但是琐碎得过分了，老百姓恐怕接受不了，这恐怕是国家将要先灭亡的音乐！”
　　再听《齐风》，季札赞赏道：“美好而宏大，这是泱泱大国的音乐啊！能够作为东海各国表率的，只能是姜太公建立的国家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
　　接着听《豳（bìn）风》。豳是周民族早期建立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夏朝的时候，周人的先祖公刘逃到戎狄部落，在那里聚族而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受到百姓的拥戴，建立了豳国。《豳风》是周朝建立之后，后人怀念公刘的功德所作的乐曲。季札感叹道：“美好啊！博大啊！乐而不淫，这应该是周公东征时候的作品吧！”
　　接下来是《秦风》。季札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了。夏就是大，而且大到极致了，这恐怕是我周朝的旧乐。”古人以西方为夏。比如郑国的公孙夏，字子西，可为一证；东晋的时候，赫连勃勃占据今天的内蒙及陕西等地，国号为大夏；宋朝的时候，元昊在今天的宁夏一带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亦可为证。而在春秋时期，河南、陕西一带的语言中，“夏”与“大”同义。秦国在西方，当时占有的土地是周朝建立之前的周人旧地，所以季札有此一说。
　　听到《魏风》，季札评论：“这粗犷的音乐，竟然不失温婉，再艰难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再佐以美好的品德，这就是所谓的明主了。”
　　听到《唐风》，季札评论：“考虑得很深沉啊！这恐怕是尧的后人。不然的话，为什么有这样遥远的忧思呢？如果不是祖上有美好的品德，谁又能像这样？”
　　听到《陈风》，季札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这个国家没有主心骨，难道还能够长久吗？”不幸被季札言中，六十五年之后，陈国为楚国所灭。
　　再往下听桧国和曹国的音乐，季札就不发表评论了，也许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太微不足道，他也懒得浪费口水。后来鲁国人又演唱了《小雅》，季札听完，说：“太好了，虽然有所忧虑，但是没有三心二意，怨恨而不表露于语言，恐怕是我周朝国运衰微时的乐章吧。唉，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牢记着自己是先王的遗民啊！”
　　接下来是《大雅》。《大雅》和《小雅》都是宫廷的音乐，季札说：“真是宽广而和美的音乐啊！听起来抑扬顿挫，然而又不失刚健，这是我们先祖周文王的品德！”
　　再听到《颂》，季札说：“这已经是到达顶点了，正直而不倨傲，委婉而不低贱，亲近而不侵夺，远离而无贰心，即使被流放也不邪乱，重复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快乐而不放纵。这美好的品德，施行起来没有匮乏，宽大而不自夸，让百姓受益而无所损耗，收获而不贪婪，静止而不停滞，行动而不流荡。五音协调，八风和谐，节奏有度，排列有序，这都是盛大的品德所共同体现的！”听到这一评论，在场的鲁国人都向季札行注目礼。因为《颂》有《周颂》《商颂》和《鲁颂》，都是宗庙中使用的乐曲，季札将鲁国的宗庙音乐与商、周的宗庙音乐相提并论，赞扬了鲁国的盛大品德，自然让鲁国人心生感激之情。
　　这场音乐会历时长久。演唱结束后，又表演了舞蹈。开始是《象箾》和《南籥》，这是一种手持乐器和羽毛边奏边跳的舞蹈，用来歌颂周文王的功德。季札看了之后说：“确实是美！然而有所缺憾。”周文王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己却没能活到那一天，所以有所缺憾。
　　接着表演了《大武》，这是歌颂周武王的舞蹈。季札评论：“太好了，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接下来是《韶濩》，乃是纪念商汤的舞蹈。季札说：“像圣人那样宏大，尚且有所惭愧，可见当圣人也不容易啊！”商汤消灭夏桀，虽说是“替天行道”，实际上也是以下犯上，所以季札有此一说。
　　看到赞颂大禹的《大夏》时，季札说：“太美好了，勤劳而不自以为功，除了禹还有谁能做到呢？”
　　接下来是歌颂舜的《韶箾》。季札聚精会神地看完之后，站起来说：“功德已经到达顶点了，太伟大了！有如上天的覆盖无边，又如大地的无所不载。就算再有什么盛大美好的品德，也不可能超过它，就到此为止吧（观止矣）！如果还有其他音乐，我也不再欣赏了！”
　　现场鸦雀无声。这本来也是鲁国人安排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当天演出的高潮部分，有如贝多芬第九乐章最后的大合唱，无以复加。季札以其丰富的学识和精当的点评，征服了心高气傲的鲁国人，而且给后世留下一个延用数千年的词汇——叹为观止。
　　到此为止，满足了，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永无止境。
　　季札结束在鲁国的访问，又去了齐国。他在齐国认识了晏婴，两个人惺惺相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您赶快将封地和权力都交还给国君，无地无权，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了。”季札对晏婴说。
　　“哦？”
　　“依我之见，齐国目前政局并不明朗，在尘埃落定之前，恐怕动乱不会停歇。”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晏婴回去仔细一想，觉得季札说得有道理，没过多久就通过陈无宇将封地和权力交还给公室。季札料事如神，十二年后，齐国发生“栾、高之乱”，晏婴因为无权无地，得以置身事外，幸免于难。当然，这也是后话。
　　离开齐国后，季札来到了郑国，与子产一见如故。作为见面礼，季札送给子产一条白绢大带，子产回赠他一件麻布衣服。绢是吴国的特产，麻布则是郑国的特产，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古人重情轻物，由此可见一斑。
　　郑国的首席执政官公孙舍之于不久前去世，他的儿子罕虎接任首席执政官，成为郑国众卿中的第一人，良霄排名第二，子产居于第三位。季札再一次表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子产说：“良霄为人奢侈，行为不检点，很快就要大祸临头了，到时候郑国的政权必将移交到您手里。您如果当政，一定要慎之又慎，依礼行事，否则郑国就要败亡了。”
　　接着季札到了卫国，与蘧瑗、史狗、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打得火热。
　　关于蘧瑗这个人前面已经介绍过，是孔夫子极为欣赏的一个人，在此不再赘述。
　　史鱼则以直言不讳而闻名于世，孔夫子评价他“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意思是不管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史鱼都能像箭一样正直。
　　公子荆被认为是知足常乐的典范，孔夫子谈到他，说他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一点家业，便说“差不多够用了”，稍微增加了一些，便说“差不多完备了”，相当富足了，便说“这可真是富丽堂皇啊！”。
　　公叔发也与孔夫子有些渊源。有一次孔夫子向别人问到公叔发：“听说他老人家不爱说话，不爱笑，不贪婪，这是真的么？”那个人回答：“这是误传啊！他是该说的时候就说，该笑的时候笑，该拿的时候才拿，别人都不觉得讨厌。”
　　“卫国多君子，应该不会有什么祸患。”季札与这些人打过交道后，下了一句定论。
　　季札从卫国前往此次中原之行的最后一站——晋国。途经戚地的时候，他打算在戚地住宿一晚。戚地原本是卫国孙林父世袭的领土，公元前547年，孙林父投奔晋国，戚地因此被并入晋国。季札正准备住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钟鼓之声。他惊奇地说：“我听说，那些发动叛乱而没有德行的人，必然受到诛戮。这位老先生就是在这里得罪了自己的国君，本来应该害怕还来不及，为什么还有心情寻欢作乐呢？”
　　孙林父从别人那里听到这话，到死也不敢再听音乐。
　　抵达晋国之后，季札拜访了晋国的各位大臣，对赵武、韩起、魏舒三人特别有好感，说：“晋国的政权恐怕将要落到这三家手里了！”事实也确是如此，后来瓜分晋国的正是赵、魏、韩三家。
　　季札一路走，一路点评各国政治与人物，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为卿大夫们提供参考意见，扎扎实实当了一回春秋时期的政治麦肯锡①，而且是免费的。离开晋国的时候，他还对叔向说：“请您努力工作吧！你们的国君奢侈，但臣子们很优秀，大夫们也很富有，长此以往，政权就会由公家转入卿大夫之家。您喜欢直言不讳，以后说话之前一定要三思，以免惹祸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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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札回来再度经过徐国，没想到徐君已经去世。他跑到徐君的墓地祭拜，并将自己的佩剑取下来挂在墓前的树上。
　　手下人说：“徐君都已经死了，还用得着这样做吗？”
　　季札伤感道：“话不是这样说，我一开始就想过要送给他，岂能因为他死了就改变心意？”
　　【良宵的覆灭：酗酒误事】
　　公元前544年夏天，郑国的“当国”公孙舍之去世。
　　前面介绍过，按照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到了公孙的儿子这一代，就不能再跟“公”字挂钩了，要由国君赐给一个氏号，自立门户，称为“赐族”。一般而言，国君赐给的氏号就是其祖父的字。以公孙舍之家为例：
　　公孙舍之的父亲公子喜，是郑穆公的儿子，字子罕。公孙舍之的儿子名叫虎，即被赐以罕氏，历史上称为罕虎。
　　郑国的政权结构异于他国，国君之下，除了“当国”，还有“执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若以企业而论，大致是这样：国君相当于股东，当国是董事长，执政则是总经理。虽然谈不上三权分立，但多少还有些制衡作用。
　　公孙舍之死后，罕虎子承父业，成为了郑国的当国。这位罕氏家族的继承人一上台就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据《左传》记载，那时候，上一年度中原的饥荒仍在蔓延，宋、郑两国的灾情尤为严重，天天都有人饿死。罕虎命令打开仓库，给全国的老百姓免费发放救济粮，标准为每户一钟（约一百五十斤）。而且，他还很谦虚地告诉大家：“这其实不是我本人的意思，而是先父的遗愿，我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他老人家的命令罢了。”
　　由此不难看出罕虎的聪明之处。放粮本来就是件深得民心的好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将功劳推给了已经死去的父亲。这样一来，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拥护他；郑简公和同朝的各位卿大夫也不会觉得他太过锋芒毕露，不会对他产生多余的戒心；更重要的，他维护了父亲的面子，也就维护了家族的面子，使得罕氏家族在郑国的威望直线上升。朝野之间甚至出现这样的议论：郑国的“七穆”，罕氏恐怕将是最后灭亡的。
　　所谓七穆，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郑穆公的七个儿子传下来的强权家族，在当时分别是罕氏的罕虎，驷氏的驷带，国氏的子产，良氏的良霄，游氏的子大叔，丰氏的公孙段，印氏的印段。其中罕虎以当国的身份排名第一，良霄以执政的身份排名第二，子产排名第三。这些人不是郑穆公的孙辈，就是郑穆公的曾孙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应该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然而在罕虎当国的年代，却祸起萧墙，发生了反目成仇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十八年前。
　　公元前562年，当时是驷带的祖父公子騑当国，郑简公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获释。
　　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发泄和报复。公元前546年，弭兵会盟之后，晋国的赵武接见郑国的七穆，要求大家赋诗，别人都是歌功颂德，唯独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当着赵武的面讽刺郑简公品行不良，不配当国君，搞到连赵武都听不下去，只好装傻敷衍。
　　公孙舍之当国期间，良霄当上了执政。人说穷酸刻薄，富贵宽容，在良霄那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地位的上升不但没有使他忘却当年被楚国人囚禁的屈辱，反而使得他的报复心愈来愈强烈。公孙舍之在世的时候，良霄还有所顾忌，不敢乱来，等到公孙舍之去世，他料定罕虎当国未久，立足未稳，必定不敢太约束他的行为，便决定对公子騑的后人展开报复。
　　公子騑字子驷，因此其后人以“驷”为氏。公子騑早已于公元前562年冬天去世，继承家业的是其长子公孙夏。而公孙夏亦于不久前去世，将家业传给了儿子驷带，并嘱托其弟弟公孙黑辅佐驷带。
　　公元前544年冬天，良霄在朝会上提出要派公孙黑出使楚国。
　　公孙黑不愿意去，说：“楚国和郑国刚刚交恶，派我去出访楚国，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平心而论，公孙黑这个借口找得并不高明，谁都知道，郑简公前不久才亲自去参加了楚康王的葬礼，两国的关系即便不算亲近，也绝不至于是交恶状态。现在去楚国，谈不上任何危险。良霄如果心无杂念，很容易戳穿公孙黑的借口，逼他乖乖就范。但是很显然，良霄肚子里的火已经憋得太久，只要轻轻一碰，就爆发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们家世代都是办外交的行人①，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凭什么不去？”
　　『①官名，又作使者的通称。』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驷氏家族世代为卿，公子騑曾任当国，公孙夏在众卿中排名也不低，即便是公孙黑，也好歹算个“卿”，怎么会是世代办外交的行人呢？大伙惊诧之余，不由得都将目光转向了公孙黑，看他有什么反应。
　　“外交的事，可以去就去，有危险就不去。”只听见公孙黑冷冷地说，“什么世代办外交，先父当国的时候，您才是办外交的行人吧？”
　　良霄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跳了起来，眼睛冒火，死死盯住公孙黑：“你难道想抗命吗？”
　　公孙黑也“刷”地站起来，手按剑柄：“没错，我就是要抗命，你能将我怎么样？”一脚踢翻桌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朝堂。
　　良霄气得浑身发抖。
　　良霄和公孙黑的这次冲突，史称“良驷之争”。事情发生后，郑国的卿大夫们纷纷出面调和，希望这件事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同年十二月，在众人的斡旋下，良霄和公孙黑握手言和，并在良霄家里举行了盟誓。
　　然而，表面上的把酒言欢不能掩盖内心的剑拔弩张。当时在良霄家里见证会盟的诸位大夫中，有一个名叫裨谌的就私下对好朋友然明说：“虽然结盟了，但它有什么用呢？《诗》上说，君子动不动就结盟，祸乱因此而滋生。现在我们这样做，也是滋生动乱的做法啊！我悲观地估计，这一轮动乱恐怕要三五年才能结束。”
　　“是啊！”然明也忧虑地说，“依你之见，如果动乱的话，国家的政权将落到谁手上呢？”
　　“好人取代坏人，这是天命所归，除了子产还有谁？”裨谌很直接地回答，“就算是按部就班，也该轮到子产了。选择这样的好人，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连老天也为子产扫除了障碍——伯有（良霄字伯有）失魂落魄，子西（公孙夏字子西）又已经去世，除了子产还有谁？老天降祸于郑国很久了，这次一定要让子产平息它，国家还有希望。否则的话，郑国就将灭亡啦！”
　　公元前543年春天，子产陪同郑简公访问晋国。叔向问起郑国的政局，子产回答说：“我也说不准，形势不明朗，今年应该有一个结果了。驷氏和良氏正在明争暗斗，不知道怎么调和。”
　　叔向说：“我听说不是已经调和了吗？”
　　子产说：“伯有奢侈而又倔强，子皙（公孙黑字子皙）又好居人上，两个人互不相让，就算表面上和好，内心却不服气，乱局很快就要来临了。”
　　同年四月，由于对“驷良之争”感到忧心忡忡，郑简公亲自出面，将朝中的卿大夫都叫到一起举行盟誓，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和平共处。此举的出发点自然是好的，然而也暴露了郑国的内部矛盾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有人这样评论：连国君都参与大夫会盟，郑国的祸乱为时不远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郑国上下都处于一种不安的情绪当中的时候，事情的当事人——良霄却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冷静。
　　所谓出人意料的冷静，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不就是大智若愚，要不就是真的蠢到了家。良霄显然是属于后者。
　　《左传》记载，良霄有一个爱好：酒。他不是一般地爱酒，而是嗜酒如命。按照周礼的规定，天黑之后，卿大夫是不能饮酒的，否则就是骄奢淫逸的行为。良霄当然不能忍受这样一条规定，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家里建造了一个地下室，天天晚上躲在地下室里饮酒作乐，而且往往是通宵达旦，乐而忘返。
　　据说有一天早上，各位大夫按惯例先到良霄家里朝见，准备在他的带领下一起去朝见国君。碰巧良霄前天夜里喝得高兴，酒宴持续到天明还未结束。大伙等到日上三竿，看不到良霄，就问他的家臣：“执政呢？”
　　回答很幽默：“我家主人正在山谷里呢！”
　　正在这时，地下隐隐传来钟鼓齐鸣之音。大伙儿面面相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都打着哈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回去了。”于是也不上朝，各自回家。
　　第二天，良霄倒是起得很早，跟着大伙一起来到公宫朝见了郑简公。说了没几句话，良霄又提出：公孙黑出使楚国那件事，怎么还没有落实？
　　此言一出，公孙黑“刷”的一声就站了起来，在场的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郑简公的脸也黑了，他心里想，大伙为了调和良、驷两家的矛盾，光是结盟都搞了两次，连我这个国君都屈尊去为你们劝架，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样局面。你倒好，一大早就满嘴酒气，坐都坐不稳，就提什么“出使楚国”，嫌天下不够乱是么？
　　良霄却没有注意到众人脸色的变化，打着酒嗝继续胡言乱语。散朝回到家里，又一头钻进地下室，继续喝酒。
　　喝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当天夜里，良霄喝得酩酊大醉。恍惚之中，他似乎见到了自己的爷爷——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去疾。公子去疾字子良，所以他的后人以“良”为氏。在郑国的历史上，公子去疾是一个广受尊重的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郑灵公死后，人们本来要推选他为国君，被他坚决推辞，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公子坚，也就是后来的郑襄公；第二，郑襄公上台后，想将包括七穆在内的所有穆族兄弟驱逐出境，是公子去疾据理力争，才没有那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公子去疾，就不会有今天的郑国七穆，这也是良霄一直引以为傲的。良霄看到公子去疾，连忙跪起来，想向他行礼，不料酒后身体失去平衡，刚跪起又瘫倒下去。公子去疾脸色冷峻，长叹了一声，嘴角微动，对良霄说了几个字。良霄没有听清，连滚带爬来到公子去疾的跟前，一把抱住他的衣服的下摆，却抱了个空，这才发现公子去疾原来是没有腿的。良霄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得魂飞魄散，再看公子去疾的脸，已经变成了惨绿色。那张清瘦而骇人的脸上写满了悲伤，而嘴里分明在说着什么。这回良霄听清楚了，公子去疾说的是：“快跑吧孩子，不要再回来了！”
　　接着良霄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经过了一片浓烟滚滚的火场，然后又被扔到一辆颠颠簸簸的马车上。马车快速奔驰，有好几次差点将他颠下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满天的繁星。
　　“这是在哪？”他愕然问道。
　　“雍梁。”耳边响起了家臣的声音。
　　他猛地坐起来，四周寂寥，一片漆黑，显然是在旷野之中。依稀能看到十几名家臣围坐在他身边，手持刀弓，保持戒备的姿态。
　　“雍梁？”良霄脑子里闪过一丝不祥的念头，他知道这是一个离新郑约四五十里远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公孙黑突然发难，带着驷氏族兵攻袭我们，放火烧毁了良府，我们把您从地下室抬出来，就跑到这里来了。”家臣如实回答。
　　“啊！”良霄大叫一声，“公孙黑公然袭击执政府邸，难道没有人制止他？”
　　“朝中列位卿大夫，恐怕都在暗中支持公孙黑吧，否则的话，他也不至于胆大包天。”家臣说。
　　“什么暗中支持，分明是全力相助！”另一位家臣说，“你难道没有看见，围攻我们的不仅仅是驷氏族兵，还有其他家族的人？”
　　“那国君呢！国君难道也支持他？”良霄急忙问道。
　　“只怕也是。”
　　良霄颓然坐倒，好半天才问：“罕虎有没有派人参加？”
　　家臣们互相交头接耳了一阵，明确告诉他：“没有看到罕氏族兵。”
　　“那就好办了。”良霄露出一丝欣喜的神色。他心里想，罕虎没有参与攻打他，说明罕虎并不支持公孙黑，这就意味着罕虎还站在他这边，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
　　他带着家臣们逃到了许国。很快他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的。
　　罕虎对良驷之争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良霄逃亡的第二天，郑国的卿大夫们会聚一堂，商量善后的事宜。罕虎这样表达了他的意见：“古人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已经灭亡的事物，干脆清扫干净，不要留残渣余孽；仍然存在的事物，我们就来巩固它。这就是国家利益的所在。七穆本是同气连枝，伯有过于骄奢，与兄弟之族离心离德，所以才有此下场吧。”言下之意，良霄的逃亡，多半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从国家的稳定起见，就让他去吧！
　　从客观上讲，良霄的逃亡，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子产。他在郑国众卿中已经排名第三，良霄一走，他就排名第二，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执政了。有人向子产建议，目前驷氏风头正劲，而且罕氏、驷氏和丰氏本是一母所生，势力强大，不如主动向这三家靠拢，结为政治同盟。
　　子产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他反驳说：“我难道跟他们是一伙的吗？国家的祸乱，谁知道怎么去平息它？如果主持国政的人正直而强有力，祸乱也就不会发生了。我啊，还是姑且在这乱世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吧！”他亲自带人收敛了良霄家里死难者的遗体，没有参加当天的朝会就出走了。印氏家族的印段为子产的气节所感动，也跟着他一起出走。
　　正在开会的罕虎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去劝阻子产，有人感到不理解：您不是说走了的就让他走吗，子产既然不愿意跟着您，为什么不让他走？
　　“这个人对死人都能保持尊重，何况对活人呢？”罕虎说着，离开了会场，亲自驾着马车去追子产，并且向子产保证，只要他在世一天，就会保证子产的安全。
　　对于子产来说，出走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很快接受了罕虎的好意，于第二天回到新郑，印段则迟一天返回，两个人都来到公孙黑家里，与众位卿大夫举行盟誓，认可了公孙黑攻击良霄的行为。几天之后，郑简公在宗庙与卿大夫盟誓，后来又在新郑的城门外与首都的居民盟誓。良驷之争以公孙黑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事到如今，良霄对形势的判断仍然过于乐观。他的反攻来得很快，也很有创意——逃亡之后的第十三天，他带人从新郑墓门（卿以下人士出殡专用之门）的排水沟潜入新郑，在驯马师羽颉的帮助下打开了当年郑襄公的武库，取出兵器盔甲将自己武装起来，进而攻打旧北门，企图控制整个新郑。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带发动首都的居民抵抗良霄的入侵。两边都派人去拉拢子产。子产说：“兄弟之间闹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无话可说。老天帮助谁，我就听谁的！”其实也就是坐视不理，保持中立的态度，由得他们去了。
　　战斗的结果，良霄这方一败涂地，良霄本人也死在新郑的牲畜交易市场上。
　　回想起来，十一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4年，郑国的公孙趸去世。将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大夫公孙挥与裨灶清早起来商量丧事，路过了良霄家门口，看见他的门上长了狗尾巴草。公孙挥开玩笑地问裨灶：“你算算，伯有死的那天，这狗尾巴草还在么？”当时木星正好在“降娄”的位置，也就是黄道十二宫的白羊座，降娄还在天空的中部，天就已经大亮了。裨灶掐指一算，指着降娄说：“还可以等木星再绕一周，不过伯有活不到木星再到这个位置就是了。”公孙挥当时不信，等到良霄被杀，果然木星正在“娵訾”的位置，还要到下一年才能抵达降娄。
　　子产听到良霄死讯，跑到现场给良霄穿上礼服，伏在尸体上大哭了一阵，然后命人将良霄埋葬在斗城。驷带和公孙黑对子产的举动十分不满，打算将子产一并除去。罕虎知道之后勃然大怒，训斥他们说：“礼，就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杀死有礼之人，国家也就垮掉了！”才打消了他们的念头。
　　后人很容易指责子产置身事外，不负责任，独善其身。但我认为，在乱世之中，保持沉默、坚守道德底线以及给予失败者尊严，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要知道，那些动不动就参与到乱世纷争之中，胡乱给世界开药方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始乱终弃之徒，最终带给世界的不过是更绵长的祸乱。
　　【日薄西山的晋国霸业】
　　公元前544年夏天，中原的饥荒尚未结束，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鲁国的仲孙羯、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子大叔、公孙段以及曹、莒、滕、薛、小邾等十一国大夫各自带着工匠来到今天山东省安丘县境内，为杞国修筑城墙。
　　杞国姒姓，据说是大禹的后裔，因为长期与东夷地区的少数民族混居，沾染了东夷的风俗，渐渐为中原诸国所排斥。从历史的记录来看，鲁国人就很瞧不起杞国人，如公元前633年春天，杞桓公来到曲阜朝觐鲁僖公，不自觉地使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没有搭理杞桓公。而鲁国的史书《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
　　十一国大夫为杞国修城，当然不是为了学雷锋。《左传》解释得很明白：“晋平公，杞出也。”也就是说，当时的霸主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的公主。因为这一层关系，晋平公想对自己的外公家好一点，便派荀盈召集各国大夫为杞国修城。各国大夫凑到一起了，就难免发点牢骚。卫国的世叔仪见了郑国的子大叔就抱怨：“为了外公家修城而动员诸侯，这也太过分了！”子大叔苦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晋侯不担心周朝亲戚的困窘，反而费力去保护夏朝的遗老遗少，他迟早会抛弃姬姓诸国，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听说，置同姓于不顾而亲近异姓，这叫做离德。他连姬姓亲戚都抛弃了，还会有谁来归附晋国呢？”
　　牢骚归牢骚，工作还是得做。在十一国诸侯的努力下，杞国的城墙很快就修好了。晋平公很高兴，派士鞅专程前往鲁国表示感谢，但同时又派司马女齐跟着去鲁国交涉，要求鲁国归还原来侵占的杞国土地。可以想象，女齐的差使很不好办，鲁国人象征性地归还了部分土地，就将女齐打发回去了。
　　晋平公的母亲很不满意，对晋平公说：“女齐这家伙办事不力，先君如果泉下有知，必定不会认同他这种做法！”
　　晋平公将这事告诉了女齐。女齐说：“她要是这么说，我就彻底无语了！虞、虢、焦、滑、霍、杨、韩、魏这些小国家，都是姬姓，跟我们晋国是同宗，我们尚且吞并了它们，晋国才得以强大。大国如果不侵略小国，还能在哪里取得土地？自晋武公、晋献公以来，晋国吞并的国家多了去了，难道我们还要向谁去归还它们的土地吗？杞国是夏朝的后裔，风俗也接近东夷；而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长期以来跟晋国和睦。要我说，就算把杞国封给鲁国也没什么不可以！鲁国对于晋国，贡品从不缺乏，珍品按时送到，公卿大夫接踵前来朝觐，史官从来没有中断过记载，国库没有一个月不收到鲁国的贡品。人家做得够意思了，何必损害鲁国的利益来增肥杞国？假如先君泉下有知，宁可派夫人去办这差使，哪里用得着老臣我啊！”
　　古代妇女足不出户，更不会去办外交。女齐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先君想必也不会赞同夫人的做法。
　　同年六月，杞文公来到曲阜答谢鲁襄公。《春秋》记载：“杞子来盟。”这也是鲁国人惯用的精神胜利法：人家明明是伯爵，故意要写成子爵，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公元前543年二月，晋平公的母亲在新田接见了为杞国筑城的民工，并招待他们吃饭。堂堂国母屈尊接见下人，自然不是为了亲民，而是为了继续给娘家杞国抬身价。在这次与民同乐的宴会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个参与筑城的绛县老头，头发胡子全白了。按照周朝的传统，城市居民年过六十，农村居民年过六十五，就不用再承担服徭役的义务。这个老头看起来实在是太老了，有人怀疑他已经是超期服役，便问他的年龄。老头回答：“下臣是小人，不知道怎么记录年龄。只记得我出生的时候，是正月初一甲子日，到现在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日了，最后一个甲子日到今天正好二十天。”
　　在场的官吏掰着手指头算了老半天，也算不出老头究竟多少岁。在那个年代，数学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对一般人来说，加减乘除恐怕比相对论还难。官吏们没办法，只好跑到宫里去请教。晋平公的乐师、瞎子师旷沉默了片刻，说：“这是鲁国的叔仲惠伯在承筐会见我国的郤缺的那一年。这一年，狄人攻打鲁国，叔孙得臣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狄人部落的酋长侨如，并且用侨如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这样算来，老人家已经有七十三岁了。”
　　赵武问起老头县里的大夫是谁，原来就是他自己的家臣。他赶快命人把老头请过来，向老头道歉说：“赵武不才，担任了国家的重要职务，由于晋国多有忧患，没有尽早发现您，让您辛苦劳作得太久了，这是我的罪过。”言毕恭恭敬敬地朝老头下拜，说：“因为本人无能而造成失误，谨此向您表示歉意！”打听到老头没有儿子，便提出要老头出来当官。
　　老头也被自己的年龄吓了一跳，他心里想，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把年纪了还做什么官呢？于是向赵武叩头致谢，说自己年龄太大了，官就不做了。赵武也不强求，赏给了老头一些土地，当场任命他当了绛县的“县师”，专门负责办理免除徭役的事务，而且撤去了征发老头服役的地方官吏的职务。
　　当时鲁国的使者正好在新田，目睹了这件事，回国便告诉了诸位卿大夫。
　　因为修筑杞城和归还杞国土地两件事，鲁国人已经对晋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听完使者的汇报之后，季孙宿感叹：“晋国还是未可轻视啊！有赵武主持国政，有士匄担任辅佐，有史赵、师旷可以咨询，有叔向、女齐做国君的顾问。他们朝中的能人和君子有不少，哪里能够轻视，还是尽心尽力侍奉他们吧！”
　　同年五月，宋国的首都商丘发生了一场大火，大庙和公宫都被焚毁。对于本来就遭受了饥荒的宋国来说，这场大火无疑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说起来这场大火是有预兆的。火灾发生前几天，宋国的宗庙中突然传出几声怪叫：“嘻嘻，出出。”卫兵们将宗庙搜遍，却没有发现任何人。既而亳社（宋国的社稷之庙）里传出鸟的怪叫，仔细听起来，好像也是“嘻嘻”。到了五月初五日，火灾便发生了。
　　火灾中丧生的最尊贵人物是宋共公的夫人伯姬。这位来自鲁国的公主于公元前582年嫁到宋国，六年之后守寡，至此已有三十四年。火灾发生的时候，伯姬完全有机会逃生，但是为了等待自己的保姆，她坚持呆在房间里，结果被活活烧死。
　　所谓保姆，不是洗衣做饭的仆人，而是帮助贵族妇女“正其行，卫其身”的嬷嬷。关于这件事，《谷梁传》《公羊传》和《左传》的说法大同小异——伯姬的房间失火，左右都劝她赶快逃生，伯姬说：“妇人的规矩，保姆不在，晚上不得外出！”命人传保姆过来。保姆还没到，大火烧垮了房屋，伯姬死于非命。好一个古板固执的妇人！
　　《左传》评论这件事，以一种调侃的语气写道：“伯姬奉行的是大闺女而不是妇人的守则。大闺女应该等待保姆，妇人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嘛！”
　　然而《谷梁传》《公羊传》以及《列女传》对伯姬的评价甚高，将她当成了舍生取义的代表，大有“烧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意。这也真是滑稽。想想看，伯姬守寡都守了三十四年，至少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难道还要像个小姑娘那样，不带保姆就不能出门？
　　宋国的火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年十月，晋的赵武、齐国的公孙虿、鲁国的叔孙豹、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大夫在澶渊开会，商量帮助宋国灾后重建的有关事宜。在赵武的号召下，大家纷纷表示愿为宋国的火灾买单，给宋国捐赠钱财。这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在《春秋》记载中，上述人物都没有留下名字，仅仅以“晋人、齐人、宋人……”代替。《左传》对此解释，他们确实开了会，而且会议开得很热烈，也很成功，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表的态也表了，只不过回去之后，没有一个国家给宋国捐过一个铜板，所以不写他们的名字，以示不屑。
　　澶渊之会虎头蛇尾，说明晋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弭兵会盟使得晋楚争霸的压力骤然消失，晋国上下都荡漾在一种安逸的情绪之中，早就没了那种雷厉风行的威势，对于国际事务的管理，也就没那么认真了。
　　从澶渊回国，叔孙豹对仲孙羯说：“我看赵武的日子不长了，说起话来见识很短，不太像是百姓的主人。而且他年纪不到五十，但是絮絮叨叨好像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很难长久啦！如果赵武死了，接替他的恐怕是韩起吧。您何不去跟季孙宿商量一下，趁早与韩起建立友好关系？这个人是个君子，执政之后，自不会忘记鲁国的好处。”
　　仲孙羯皱了皱眉头：“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叔孙豹说，“据我观察，晋国的国君将要失去权力了，如果不及时建立友好关系，让韩起早点为鲁国做些工作，不久之后政权旁落到那些贪得无厌的卿大夫手里，就算韩起想帮也帮不了咱们了。到那时，齐、楚两国不足以依靠，鲁国又难以满足晋国大夫的无厌需求，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仲孙羯不耐烦地说：“人这一生能活多久？得过且过就行了。早晨出门还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何必去建立什么友好关系？”
　　叔孙豹出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仲孙羯快死了！我告诉他赵武得过且过，但是他的得过且过的程度还远远超过赵武！”他干脆直接去找季孙宿说这件事，季孙宿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叔孙豹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此暂且不提。
　　同年六月，在位三十一年的鲁襄公去世。《春秋》这样记载：“公薨于楚宫。”鲁国的君主为什么会死在楚国的宫殿中呢？别误会，这个楚宫只是按照楚国的风格建设的宫殿，位置还是在曲阜，并非真是楚国的宫殿。前面说过，公元前545年到公元前544年之间，鲁襄公因为参加楚康王的葬礼，在楚国逗留了大半年。这半年的客居生活使得他对楚国的宫廷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曲阜之后，他就命人仿照楚国的样式在曲阜兴建了一座宫殿，并且搬到了里面去住。叔孙豹对此颇有微词，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咱们的国君看来是想念楚国了啊，所以盖这样一座宫殿。他如果不再去到楚国，必然会死在这座宫殿中。”叔孙豹这张乌鸦嘴也真敢说，一会儿说赵武要死，一会儿说仲孙羯要死，连鲁襄公也不放过，分明就是阎王派来的勾魂使者嘛！
　　鲁襄公没有立夫人，生前宠爱一个名叫敬归的小妾。他死后，大臣们一致决定立敬归的儿子子野为新君。但是子野无福消受，还没等到鲁襄公下葬，便由于悲伤过度而去世。
　　子野去世仅仅六天，仲孙羯果然应验了叔孙豹的预言，在自己家里无疾而终。
　　后来季孙宿又提议立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裯（chóu）为君。叔孙豹对此有异议，他说：“大子死了，如果有同胞兄弟，自然应当立他；如果没有，就立年长的；年纪如果相当，就选择有贤能的；如果贤能相当，就通过占卜来选择。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现在死去的并非嫡子，何必非要立他母亲的妹妹的儿子？再说，我观察这个人，父亲死了并不悲痛，反而有喜悦的神色，这是不孝。不孝之人，很少不出乱子。假如立了他，日后恐怕会成为季孙家的忧患。”季孙宿听不进意见，还是立了公子裯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昭公。这一年，鲁昭公已经十九岁，在当时已经是成人了，但是行为举止还像小孩子一样轻佻。即便是在鲁襄公的葬礼上，他也表现得差强人意，三次更换丧服，三次都将丧服弄脏，让所有来宾都大跌眼镜。
　　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传统，鲁襄公于公元前542年10月入土为安。就在同一个月，子产陪同郑简公访问了晋国。
　　如果是在弭兵会盟之前，晋平公肯定会对郑简公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现在不同了，整个晋国都处于一种懒洋洋的状态，晋平公也不再热衷于国际事务，他甚至懒得接见郑简公，随便派了个使者来到宾馆对郑简公说：“寡君因为鲁国有丧事，不能接见任何人。”
　　这算是什么借口啊？郑简公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子产也愣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只能尊重晋侯的感情，不见就不见吧！”他和气地说，然后招了招手，换了一副严肃的神色，“来人，马上动手，给我把宾馆的围墙拆了，好安放车马！”
　　“什么？”晋平公派来的使者还没来得及反应，只见数十名郑国武士已经冲到院子里，挥舞着镐锹，乒乒乓乓地干了起来。“您这是，您这是……”他看了子产一眼，接触到子产那凛然的神色，不由得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赶紧告辞退出，快马加鞭地离开了宾馆。
　　河南人的拆迁效率很高，半个时辰之后，士匄行色匆匆地来到宾馆，四面围墙基本上都拆得差不多了。
　　子产带着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表情接待了他。
　　士匄指着门外的断壁残垣：“你们这是干什么？敝国由于管理不善，盗贼横行，因此派人修缮楼堂馆所，故意将大门造得很高，围墙筑得很厚，就是为了不让贵宾们受到骚扰。现在您拆毁了围墙，虽然您的武士能够防备盗贼，但是让别的国家的宾客怎么办呢？寡君特意派我来请教拆墙的原因！”
　　问完这句话，士匄便下意识地挺直了身子，气沉丹田，严阵以待。子产的口若悬河，他是领教过的，不敢有丝毫怠慢。
　　“关于您提的问题，”子产清了清嗓子，“请允许我解释一下——郑国是个小国，不幸处于大国之间，大国对我们总是要求多多，而且没个准信，因此我们的国君不敢安居，挖地三尺地搜罗了全国的财富，前来贵国朝觐。（士匄感到一股怨气袭来）不巧贵国的办事人员忙于事务，无暇接见我们，而且也没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接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敢献上财礼，又不敢让它们日晒夜露，害怕时而干燥时而潮湿导致货物腐朽。如果要将这些财礼送到贵国的府库中，必须经过在庭院中陈列的仪式，而贵国又没有任何安排，所以只好自作主张，推倒围墙，以陈列礼品。（士匄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听说，当年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宫殿造得非常低小，没有可以眺望远方的高台，但是把接待诸侯的宾馆修建得又高又大，好像现在君侯的寝宫一样。宾馆内部的库房马厩都被加以修缮，司空按时整修道路，泥瓦匠定期粉刷墙壁。各国的宾客来到，甸人（官名）点起火把，仆人巡视宫殿，车马各有安置，宾客的随从有人替代，车辆管理员为车轱辘加油，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晋平公就算再忙，也从来不让宾客耽搁等待，也没有听说他为此而荒废政务。他关心宾客的悲喜，时时加以安抚，对宾客不知道的事情加以教导，缺乏的东西慷慨周济。宾客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自在，哪里有什么忧患？不怕抢劫偷盗，也不怕干燥潮湿！（这一拳打得士匄眼冒金星）可是现在呢，晋侯的铜鞮宫（宫殿名）延绵数里，而前来朝觐的诸侯住的房子就好像奴隶宿舍，门口进不去车子，又不能翻墙而入。盗贼公然横行，传染病也趁机肆虐。宾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获得接见，如果还不拆毁围墙，就没有地方收藏财礼，那罪过就更重了。（又是一记老拳！）我小心翼翼地问您一句，到这里来有什么指示？听说晋侯因为鲁国的丧事而伤心，我们对此也是十分悲痛啊！如果您能够为我们引见一下，献上我们的财礼，我们马上修好围墙就回去，而且会记得您的恩惠，不敢有半点埋怨！”
　　子产说着，朝士匄深深地作了一个揖。士匄恰似刚刚回过神来似的，赶紧回礼，说：“您言重了，我马上回去转达您的意见。”说完整理好帽子，急匆匆地走了。
　　士匄回到宫中，将情况向晋平公如实汇报，晋平公哑口无言。赵武说：“人家说得有道理啊！我们确实做得很差劲，让诸侯住在这么破旧的院子里，这是我们的罪过啊！”请士匄回去向郑国君臣表示歉意。
　　第二天一早，晋平公便接见了郑简公，不但礼仪有加，而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慰劳他。郑简公临回国的时候，晋平公还回赠给他一大笔财礼，又派人重新修建接待诸侯的宾馆。叔向看在眼里，感慨地对家臣说：“看看，你们现在知道口才的重要性了吧！子产善于辞令，诸侯都因他而得利。诗上说，辞令和睦，百姓团结；辞令动听，百姓安定。子产深谙此道啊！”
　　【刚柔并济，扬长避短的政治纲领】
　　回过头来说说郑国的事。
　　良驷之争以良霄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如前所述，从客观上讲，最大的赢家不是公孙黑，也不是驷带，而是一贯不瘟不火的子产。无论从政治声望上，还是从政治排名上，现在都应该轮到子产接替良霄的位置，成为郑国的执政了。
　　然而，当罕虎提出这一毫无悬念的动议时，仍然有一个人表示反对，那就是子产本人。他对罕虎说：“国家弱小，而且接壤大国，再加上各大家族势力庞大，受到国君宠爱者甚众，我很难治理好。您德高望重，管理有方，还是请您来吧！”
　　罕虎心想，这怎么行呢？我既做当国，又做执政，这不是坏了郑国的规矩吗？再说了，诚如你所言，郑国的形势很复杂，外有大国，内有豪族，那就更不能由我一个扛着，你得帮忙啊！他拍着胸脯说：“您放心好了，我会带个好头，带领大家都听从您的命令，我不相信还有谁敢冒犯您？请您好好辅佐国君吧，国家没有大小之分，只要小心应付大国，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子产再推让就显得虚伪了，他郑重接受了罕虎的提议，接任郑国的执政。
　　子产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丰氏家族的公孙段为卿。
　　前面说过，郑国的七穆之中，罕氏、驷氏和丰氏三大家族是由一母所生，关系相较其他四穆更为密切。加上罕氏当国，驷氏刚刚打败良氏，三大家族的势力如日中天。子产这样做，无疑是在向三大家族示好，希望以实际行动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要笑子产势利，政治就是各种势力磨合妥协的艺术，在宗法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想要办点事情，没有宗族势力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任命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当宣读任命的太史来到丰府，公孙段郑重其事地说：“请您回去转告执政，鄙人才疏学浅，不敢担当此任。”太史开始认为这是一种程序上的客套，并未在意，也打着官腔说：“哪里哪里，您是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啊！”如此推来推去几次，太史才发现公孙段并不是客套，而是真心实意的不想当大官。“既然如此，那我就回去复命了。”太史说着，退出了丰府。
　　接着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太史回到子产那里，刚把情况汇报完，公孙段的家臣就尾随而至，拉着太史的袖子说：“我家主人请您再回去宣读一次，他又改变主意了。”
　　“啊？”太史心里泛了老大一个嘀咕，这唱的是哪出戏啊？他看看公孙段的家臣，又看看子产，正在犹豫之间，子产说话了：“那就麻烦太史再去一趟吧！”
　　太史第二次来到丰府，将任命向公孙段又宣读了一次。“等等！”公孙段突然打断太史的话，“我考虑再三，还是不能接受任命。”太史差点跳起来，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强忍住怒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丰府。
　　子产听完太史的汇报，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他很快冷静下来，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公孙段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是刻意向世人表现他的谦逊，还是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向他这个新上任的执政示威？如果是前者，那也未免表演得太拙劣；如果是后者，那就必须要引起重视了。正在思索之际，公孙段的家臣竟然又出现了！只见他支支吾吾地在太史耳朵旁边说了一阵，太史的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子产看在眼里，心里豁然开朗，也不待太史说话，朝着他点了点头，意思是：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去吧！
　　太史第三次来到丰府。这一次，公孙段没有再推脱，痛痛快快地接受了任命，并且马上跑到宫里向郑简公谢恩。这件事之后，子产对公孙段下了一个基本的定论：此人不可信任，必须严加防范。为此，子产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第一，将公孙段在众卿之中的排名提升到第三，仅次于自己。这既是怀柔，又是加强监控，将公孙段紧紧控制在自己直接掌控的范围内，不让他有作乱的机会。
　　第二，每次派公孙段办事，子产都会主动提出，如果事情办得好，就赏给他一块土地。
　　对于第二点，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子大叔就是其中之一，他问子产：“国家是全部人的国家，您为何单单拿东西去赏赐他一个人？”
　　子产回答：“世界上哪有无欲无求的人？让他们满足欲望，然后才好去办事而取得成功。国事之成败，在于主政者如何用人，他们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啊。至于土地，那有什么好爱惜的，就算赏赐给他，又能跑到哪里去？”
　　子大叔说：“话虽如此，就怕四方的邻国对此有议论啊！”
　　子产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群臣的团结，而不是让他们互相分裂闹矛盾，邻国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我们的祖上曾经说过，安定国家，必先安抚大族。我执政未久，还是先安抚大族，再看他们的言行吧！”
　　说来也怪，公孙段接受了两次子产的特殊奖励，第三次便不敢接受了，甚至将前两次收受的土地都退回来，并且主动要求与别的同僚同样待遇。《左传》这样记载：“伯石（公孙段字伯石）惧而归邑。”后人评价，单此一个“惧”字，足以见子产手段高超。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宽大到了极点，纵容到了极致，被优待的那个人只要不是个傻瓜，就会不自觉地心里发毛：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是不是对我不满意，想要整我啊？进而想到，这个人笑里藏刀，城府很深，我还是小心为妙。
　　子产收到公孙段退回土地的申请，不动声色地说：“土地是国君赏赐给您的，国君言出必行，请不要再提这事了。”公孙段听得冷汗直冒，不敢再说什么。
　　通过这件事，各大家族都体会到了子产的用心良苦，同时也对其产生了敬畏之心。罕虎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为自己选对了人而高兴。
　　解决了上层问题之后，子产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新政。
　　子产的新政可以用十六字概括：“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庐井有伍。”
　　都鄙有章：都指城市，鄙指农村，这是强调城乡的区别，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确保有足够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上下有服：服即职责，这是强化封建等级制度，使得公卿大夫和贩夫走卒都各安天命，不作非分之想。
　　田有封恤：封指田地的边界，恤指水沟，在田界上挖水沟，一方面便于灌溉，一方面便于清点和界定田地的权属。早在公元前563年，公子騑当政的时期，郑国就曾经开展过兴修水利、整顿田界的活动。子产的封恤，是对公子騑封恤的延续，目的是清查土地，多占者没收，不足者补齐，实现耕者有其田。
　　庐井有伍：庐井是指田间的农舍，伍是指赋税。通过封恤运动，郑国的田界都发生了改变，所以要重新进行人口普查，确定应交的赋税，以免遗漏。
　　不难看出，子产的新政重在加强社会管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他执政的第一年，人们在大街上咒骂他：“计算我的衣帽而收费，计算我的田地而课税，谁要杀子产，我就助他一臂之力。”更有人在乡校（公众聚会场所）公然议论政治得失，口无遮拦，动不动就骂人，而且骂得很难听。大夫然明向子产建议，干脆把乡校关了，不让人们瞎议论，否则的话，维稳的工作很不好做。子产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关？人们把工作做完了，就喜欢到那里游玩，免不了会议论政事的得失。这是好事！他们认为是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认为是不好的，我就想办法改正。他们就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关掉它？我听说过以行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用权威来防止怨恨的。我难道不知道用权威可以很快制止议论？只不过，这就像是防止洪水一样。洪水如果冲破堤坝，伤人必然很多，连我都不能挽救。与其这样，还不如开一些小口子来加以疏导。至于那些批评我的话，我就当作是治病的药石吧！”
　　然明听了十分感动：“我现在知道，您确实是可以让我一辈子侍奉的人。您所做的事情，大利于郑国，这与只有利于两三位大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子产不毁乡校，在中国历史上传为的佳话。据说孔夫子闻知此事，曾经感叹道：“仅此一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
　　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或政党，如果是站在国家的立场而不是自身的利益上考虑问题，就应该听得进批评，能够正确对待批评，而且能从批评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反之，如果站在个人和小团体的立场考虑问题，那就只能算是政治掮客。
　　事实证明，子产的新政是有生命力的。子产执政不到三年，百姓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唱道：“我有子弟，子产教他做人；我有田地，子产为其增加产量；如果子产死了，没人能够继承他的位置！”
　　推行新政的同时，子产注重提拔和使用人才。通过认真考察，他发现大夫冯简子“能断大事”，善于分析问题，查找根源，并作出准确的判断；子大叔举止优雅，文采飞扬；公孙挥善于搜集外交情报，了解各国政令，而且对各国卿大夫的姓氏、官爵、地位、才能等了如指掌，口才也很好；最有意思的是裨谌，此人则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如果是在旷野之中，没有任何干扰，他的思路来得特别快，如果在城市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他就静不下心来，完全没办法工作。掌握了这些人物的特点之后，子产对他们进行了分工。比如说，遇到外交上的问题，子产便先将公孙挥找来，要他提供各诸侯国的最新情报，并且准备几份外交辞令的草稿；然后跟裨谌一道坐着马车到野外去商量，让他策划是否可行；回来后再要冯简子分析决断，形成方案；最后交给子大叔去执行，让他在外交场合谈笑应对。
　　公元前542年十二月，卫国的北宫佗陪同卫襄公出访楚国。经过郑国，子产派印段到棐林去慰问他们，严格执行了周朝的慰问礼仪，用词也恰到好处。为了报答印段的慰问，北宫佗进入新郑拜谢，公孙挥、冯简子和子大叔负责接待，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北宫佗出来之后，就对卫襄公说：“郑国人极其有礼，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可以免除大国的讨伐了。礼仪之于政治，有如天热了就要洗澡，用洗澡来驱除炎热，那就没有灾难啦！”
　　后人认为，郑国人办事如此郑重，足见子产领导有方，而且得人善用。话说回来，子产之所以对外交活动如此慎重，也是因为郑国弱小，又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不得不小心周旋吧。
　　子产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自己的新政，与上级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按照郑国的政权结构，郑简公相当于幕后的一把手，罕虎是负责决策的二把手，子产则是具体执行的三把手。一、二、三把手之间能够有如此良好的合作，得益于子产的温良恭俭让，也得益于罕虎心胸宽阔，甘当铺路石，还得益于郑简公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不胡乱插手政事。
　　据说，郑简公曾经对子产说过这样一番话：“喝酒不能尽兴，钟鼓不能悦耳，这是寡人的责任；国家不得安宁，朝廷得不到治理，对诸侯的外交达不成目的，这是你的责任。你别干涉我寻欢作乐，我也不干涉你治理国政。”郑简公这话说得很有水平，看似撂挑子，实际上是在告诉子产：你尽管放手去干，我不会干涉，但是你要做好，做不好是要担责任的。孔夫子对此评论说：“像郑简公这种喜好，就算抱着乐钟上朝都没问题。”
　　罕虎更是严守自己对子产的诺言，成为子产执政的坚强后盾。
　　据《左传》记载，有一年丰氏家族的另一位后人丰卷准备祭祀先人，想开展狩猎活动，打几头野味来孝敬祖宗。打猎要动用刀兵，必须得到执政的批准。丰卷给子产打了一个报告，子产批复不同意，说：“自古以来，只有国君祭祀才用新猎取的野兽，其他人没有必要那么讲究。”丰卷很生气，回家之后就召集家臣和族兵，想要讨伐子产。罕虎得到情报之后，立刻调集部队制止了丰卷的行动，而且将他驱逐出境。
　　子产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宽宏大量。他向郑简公求情，要求不要没收丰卷的田产和住宅。三年之后，他又让丰卷回国，将丰卷的田产、住宅和仆人都归还给他。
　　公元前542年冬天，罕虎想封尹何为首席家臣，负责管理自己的封邑，并就此事询问子产的意见。子产很直接地告诉他：“尹何太年轻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担此重任。”
　　罕虎说：“这个年轻人吧，做事很谨慎，对我也很顺从，我很喜欢他，也相信他是不会背叛我的。如果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好好学习一下，他必定会有所提高，以后就更会办事了。”
　　“万万不可。”子产连连摇头，“喜欢一个人，就要想办法让他更好。现在您喜欢一个人，却把政事交给他，这就好像一个人连刀都不会拿，你却让他去割东西，我怕他会伤到自己。”
　　罕虎默然无语。
　　子产既然把话说开了，就一股脑说了出来：“您这种喜爱人的方式，其实是害人，还有谁敢企盼获得您的喜爱？想想看，您可是郑国的栋梁，栋梁如果折断，整栋建筑就会坍塌，我也不能幸免。就算是为我个人考虑，我也必须对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您有一匹漂亮的彩绸，会拿给一个压根没有做过裁缝的人去剪裁吗？国君赐给您的封邑，是您的庇护之所，怎么会反而拿给一个学徒去实习呢？我听说过学业有成然后去做官的，没听过把做官当成学习的，您如果一定要这么办，后果不堪设想。这就像打猎，弓马娴熟的人可以轻易获得猎物，如果是让没驾过车、没射过箭的人来干，他一门子心思都在担心会不会人仰马翻，哪里有工夫去考虑猎物的事啊！”
　　说句题外话，后人将“操刀伤锦”作为一句成语，比喻能力太低，不能胜任一件事情，即出于此。
　　罕虎接受了子产的建议。任命首席家臣，本来是他的家事，不用跟任何人商量。他将这件事拿出来问子产，既是出于对子产的信赖，也是想看看子产这个人究竟有多真诚。让他感动的是，子产几乎是没有任何保留地给了他意见。他拉着子产的手：“您说得太好了！在您的面前，我真是显得太无知了。我听说，君子力求知道大事和未来的事，小人只求知道小事和眼前的事。我就是小人啊。衣服穿在我身上，我知寒知暖，会慎重地对待它；封邑是用来庇护家族的，我却随意处置。如果不是您点拨，我还没意识到这些。原来我说过，您治理郑国，我打理好自己的家事就行了。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够的，我向您郑重请求，从今而后，即使是我的家族事务，也请您照顾和打理。”
　　子产连忙说：“您言重了。我只不过是心里觉得有危险的事，就把它告诉您了。”
　　顺便说明一下，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罕虎是郑穆公的曾孙，按辈分子产是罕虎的叔叔，罕虎以晚辈的口吻对子产说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件事之后，罕虎和子产之间的关系比原来更密切了，子产处理政务，也比原来更得心应手了。
　　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41年，郑国再度发生家族纷争。冲突的双方分别是驷氏家族的公孙黑和游氏家族的公孙楚。
　　《左传》记载，大夫徐吾犯（徐吾为氏，犯为名）的妹妹长得十分漂亮，和公孙楚已经订婚，并且接受了男方的聘礼。不料公孙黑也看中了徐吾家小妹，依仗家族势力强大，强迫徐吾犯将妹妹嫁给他。徐吾犯很紧张，跑到子产那里去诉苦。
　　子产的回答有点无奈：“出现这样的事情，说明国家的政治出了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忧虑。这样吧，我们把选择权交给令妹，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如何？”
　　徐吾犯想，公孙楚都已经订了婚，公孙黑非要插一竿子，曲直是非已经摆在那里，还有必要这样操办吗？但是子产已经发了话，徐吾犯只得遵从，公孙黑和公孙楚也没意见。于是乎，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非诚勿扰”就在徐吾犯家举行了。子产和诸位大夫作为特约嘉宾出席了这次盛会。
　　公孙黑的出场令人眼前一亮。这位驷氏家族的后人身形俊美，着装华丽，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子富贵气。只见他手捧一双白璧，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到堂上，将玉璧奉献在案几上，然后自信满满地走了出去。
　　公孙楚则另辟蹊径，穿了一身整齐的戎服，带着一副弓箭，从车上跳下来，径直走到中庭，左右开弓，将摆放在庭侧的两个陶瓶射得粉碎，然后退出中庭，轻轻一跃，在人们的惊呼声中登车而去。
　　徐吾家小妹在房中看到这一切，对保姆说：“子皙（公孙黑字子皙）确实是英俊潇洒，但是子南（公孙楚字子南）更有大丈夫的气概，嫁人就应该嫁子南这样的人，我就选他了。”
　　保姆出来一说，子产便看看公孙黑，意思是：现在你没话可说了吧？公孙黑满脸涨得通红，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徐吾家。回到家里，他命人拿来盔甲，就套在那身漂亮的衣服上，也不带随从，驾上马车直奔公孙楚家。
　　公孙黑的脾气历来暴躁，加上在“驷良之争”中打败良霄后，整个驷氏家族霸气倍增，连罕虎和子产都不太放在眼里，大有老子天下第一之势，这次在女人的问题上输给了别人，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他在衣甲下暗藏了一把锋利的匕首，打算见到公孙楚就给他一刀，把情敌杀死再去抢徐吾家小妹。
　　生活在乱世之中的人都有一种警惕性。公孙楚听到公孙黑在门外求见，心里明白来者不善，他随手操起武器架上的一支长戈，快步走出来，还没等公孙黑开口，长戈已经刺出。
　　公孙黑也不是等闲之辈，侧身一闪，躲过了这一击。公孙楚一戈刺空，第二戈又至。公孙黑转身就跑，公孙楚紧追不舍，两个人一前一后，在大街上展开了追逐。跑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公孙黑被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挡了一下，公孙楚正好赶上，长戈出手，狠狠地扎进了公孙黑的左肩。他还想再来一下，马车上跳下来一个人，一把抓住他的戈柄，喝道：“叔父，你想犯死罪么？”
　　那个人正是游氏家族的族长子大叔。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极强，公孙楚虽然是叔叔，在这个族长侄子面前还是得服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公孙黑逃跑。
　　公孙黑跑到宫中把这件事稍微改编了一下：“我好心好意去见他，想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这个人误会了，还把我刺伤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子产想和稀泥都和不成。他将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会，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大夫们众说纷纭，同情公孙楚者居多，然而都害怕驷氏家族的权势，不敢明确表示支持。最后子产判决说：“各有道理，然而就伤人一事而言，公孙楚有罪。”于是命人将公孙楚抓来说：“国家的大原则有五条，你都触犯了。国君在朝，你擅用兵器，这是不畏惧君威；行凶伤人，触犯刑律，这是不听政令；子皙是上大夫，你是下大夫，却不甘居其下，这是不尊重贵人；你年纪不大，缺乏恭敬之情，这是不尊重长辈；拿着武器追逐堂兄（指公孙黑），这是不养亲。但是国君仍对你网开一面，说不忍心杀你，要你赶快离开郑国。你就赶快逃跑吧，逃得远远的，不要再因为违背君命而加重自己的罪过。”
　　后世有人认为，这次判决明显不公，倾向于权贵而不是正义，是子产执政期间的污点。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公孙黑想杀公孙楚，仅仅是一个念头，还没有付诸实施；公孙楚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出击，刺伤公孙黑的左肩，确实应该负主要责任。
　　出于对游氏家族的尊重，子产在流放公孙楚之前，先向子大叔通报了有关情况，并且征询他的意见。子大叔说：“这件事情属于国政，不是私事，您为郑国打算，有利于郑国就可以了，有什么疑惑呢？当年周公诛杀管叔和蔡叔，难道不爱他们吗？但是为了巩固王室的地位，这又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本人犯了罪，您也要将我绳之以法，何必将游氏诸人放在心上！”
　　管叔和蔡叔是周公旦的兄弟。据《史记》记载，周朝初年，周公旦将他们封到商朝故地，要他们监视商朝的遗老遗少，他们却密谋造反，所以被周公旦杀死。听到子大叔这样表态，子产一方面如释重负，一方面又深感不安，不再说什么，只是向子大叔深深地作了一揖。
　　同年六月，郑简公和众卿在公孙段家里举行盟誓，对公孙楚的犯罪事实进行定性。罕虎、子产、公孙段、印段、子大叔和驷带参加了盟誓。公孙黑得到消息，硬是闯进来，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进盟书，而且强迫太史在史书上记下来，称为“七子盟誓”。这是非常无礼的僭越行为。一来有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带在场，轮不到他发言；二来他的身份只是上大夫，却非要和众卿写到一起，而且号称“七子”，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在封建社会中，这两条罪名足可以让人一个毁灭。但是子产对此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默认了这一事实。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在内部斗争中连续打败良霄和公孙楚的公孙黑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没有留意子产那看似沉默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凌厉的凶光。
　　【同床异梦的国际会盟】
　　公元前541年春天，楚国令尹王子围在伍举的陪同下对郑国进行国事访问，顺便迎娶公孙段的女儿为妻。
　　对于王子围这个人，中原各国并不陌生。
　　公元前544年，楚康王去世，郑简公和各国诸侯参加楚国新君熊麇的即位仪式，王子围的专横便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孙挥当时就评论说：“令尹必定会取代楚王，因为松柏之下的小草是很难茂盛的。”
　　公元前543年春天，熊麇派大夫薳罢访问鲁国，以示通好之意。叔孙豹在宴请薳罢的时候问起王子围执政的情况，回答是：“我们这些小人物不过是听听使唤，混碗饭吃，成天害怕工作做不好挨批评，哪里知道什么政事？”叔孙豹以为这是客套话，一再追问，薳罢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叔孙豹私下对人说：“楚国的令尹恐怕要谋反了，薳罢就是他的帮凶，否则何必支支吾吾，掩盖内情？”果然，这一年秋天，王子围找借口杀掉了大司马蒍掩，将他的家财和土地全部纳入囊中。
　　蒍掩是蒍子冯的儿子，于公元前548年接任大司马，以办事有条理而闻名，被公认为贤臣。他的死引起了楚国政坛的震动，朝野之间议论纷纷，对王子围的胆大妄为感到担忧。
　　公元前542年，卫襄公在北宫佗的陪同下出访楚国，也亲身感受到了王子围的霸道。北宫佗对卫襄公说：“这哪里是令尹？分明是国君的威仪！恐怕他已经有了异心，很快就要付诸行动了。”
　　可以说，王子围想当楚王，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郑国君臣对这位尊贵的客人没有任何好感，派公子挥到新郑城外接待他们，委婉地提出：“城内的宾馆正在修缮，能否请令尹就在城外安歇？”
　　这实际上是不打算让王子围入城。王子围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客随主便，听从了郑国人的安排。只不过在国事访问结束后，王子围提出，为了表示对丰氏家族的尊重（公孙段是丰氏族长），他将要带着全部随从入城迎娶新娘。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让人难以拒绝。郑国的大夫们凑到一起商议，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能再给王子围难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子产坚持不同意，在他看来，王子围绝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如果让王子围带着数千名全副武装的随从进入新郑，很有可能会发生不测。他派公孙挥再度出城，对王子围说：“新郑是个小城，恐怕容纳不下您的随从。请允许我们清扫地面，就地筑坛，再听命于您。”
　　按照当时的礼节，迎亲之礼应当在新娘家的祖庙中举行。子产不想让王子围入城，所以提出就地筑坛，以取代丰氏家族的祖庙。楚国人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太宰伯州犁当场回答说：“承蒙贵国国君看得起我们的王子围，主动提出要将丰氏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王子围十分看重这件事，出国之前，在楚庄王、楚共王的神庙中郑重告祭，然后才前来迎娶新娘。现在你们提出，就在野外将新娘交给我们，这是将贵国国君的恩惠扔在草丛里了，也是没把我们的王子围当作卿来看待，而且等于让王子围欺骗了先君，无脸回到楚国去。请您一定要慎重考虑。”
　　公孙挥说：“既然您这样说，那我也不绕来绕去了。小国本来没有罪过，但过于信赖大国而不设防备就是罪过。小国很想依靠大国获得安定，而大国却总是包藏祸心来打小国的主意，所以不得不有所防范。我们担心，一旦您的部队入了城，又发生了什么不测，会让诸侯们集体恐慌，全都对大国产生不信任的情绪，这种罪过我们可担当不起。否则的话，郑国就等于是贵国的宾馆，岂敢吝惜丰氏的祖庙？”等于把话挑明了：我们不让那么多人进来，就是担心你们趁机攻取新郑，因为类似的事情，你们楚国人不是没做过。
　　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伍举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人还是悉数入城，但是不携带任何武器，连弓箭袋子都口朝下，接受郑国人的检查。这个提议得到了郑国人的赞同。于是同年正月十五日，王子围板着脸进入了新郑，在丰氏祖庙迎娶了新娘，然后便退了出来。
　　王子围没有马上回国。他这次出行，除了访问郑国，迎娶新娘，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代表楚国与各诸侯国在郑国的虢地举行会盟，重温弭兵会盟的誓词，史称“虢（guó）之盟”。
　　虢之盟是卿大夫一级的会盟，与会人员包括晋国的赵武、楚国的王子围、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向戌、卫国的齐恶、陈国的公子招、蔡国的公孙归生、郑国的罕虎以及许国、曹国的大夫。
　　这一年，距弭兵会盟已经有五年了。五年之中，各国基本能够遵守约定，没有重大战事发生，天下的百姓因此也度过了相对安定的五年。在这个时候重温誓词，再续前缘，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会盟之前，晋国的大夫祁午向赵武建议：“当年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的时候，楚国人已经占了先。现在王子围不守信用，已经天下皆知，您如果不提早防范，恐怕又像在宋国一样，让他占了我们的便宜。屈建号称至诚君子，尚且那样做，何况现在这位是不守信用的惯犯呢？您辅佐国君当盟主，至今已经有七年了，期间两合诸侯，三合大夫，使得齐国和狄人都臣服于晋国，使得中原大地重获和平，军队不再疲于奔命，国家得以安宁，百姓没有怨言，诸侯没有意见，上天不降灾祸，这些都是您的功劳。您有这样的好名声，如果反而被王子围这样的人压住风头，那可就太不应该了，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赵武受教了。”赵武站起来，朝着祁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当年在宋国结盟，屈建有出头之意，而我有爱人之心，所以才让他占了先机。现在我还是这样的心，就算楚国人又干不守信用的事，也伤害不到我。我坚持以信用作为根本，按照这个去做。这就好比农民种田，只要勤于除草培土，虽然偶尔会有饥馑，最终还是会丰收的。”
　　祁午的担心不无道理。晋楚两国不相伯仲，弭兵会盟中楚国人率先歃血，这次该轮到晋国人在前。但是王子围是出了名的不守信用，很有可能耍花招，在诸侯面前占晋国的便宜。赵武的态度则显得很超脱：谁先谁后并不重要，只要晋国坚持诚信，诸侯终归还是会归附于晋国的。
　　果然，到了将要举行盟誓的时候，王子围提出要简化程序，改为宣读盟书，然后放在献祭的牲畜上面，不歃血。
　　不歃血就不分先后，对于那些对五年前发生的事情仍然耿耿于怀，企图通过歃血仪式寻回自尊的晋国人来说，这个提议很无赖。但是这一切已经在赵武的意料之中，因此他并未在意，同意了王子围的要求。
　　同年三月，盟誓仪式在虢地隆重举行。王子围一出场就给大伙带来一阵议论——他使用了整套的国君仪仗，还有两个人高马大的卫士手持长戈在前面替他开路。
　　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国君出行，才配使用两名执戈武士开路。王子围此举，无疑是大大地僭越了自己的身份。当时鲁国的叔孙豹就感慨道：“这人可真神气，好像个国君啊！”
　　“是啊！”郑国的罕虎也说，“两名执戈武士都站在他前面了。”
　　“我听说，令尹在楚国都已经住进了蒲宫（楚王的离宫），两名执戈武士又算得了什么？”说话的是蔡国的公孙归生。大伙听了，都低声哂笑。
　　伯州犁在一旁听到这样的议论，心里很不是滋味，插嘴道：“这些东西是令尹这次出来的时候向楚王请求借出来的。”
　　“哦，是嘛？”郑国的公孙挥反应很快，“只怕他借了就不想还了哟！”
　　“这事不劳您操心。”伯州犁也不甘示弱，“依我之见，您还是担心一下你们的公孙黑是否想犯上作乱吧！”公孙黑桀骜不驯，也是举世皆知的事，所以伯州犁有此一说。
　　公孙挥的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我也奉劝您一句，贵国的当璧还在那里，借了国君的东西不还，您就不害怕吗？”
　　所谓“当璧”，有一段典故。
　　据《左传》记载：楚共王没有嫡长子，但是有五个宠爱的儿子，不知道应该立谁为继承人，于是拜祭名山大川之神，将一双玉璧埋在宗庙的院子里，祈祷说：“正对着玉璧下拜的，就是神明喜爱的，立他为储君。”然后叫儿子们进来拜祭祖先。结果楚康王两脚跨在了玉璧上，王子围的胳膊放在了玉璧上，王子比和王子黑肱都离得很远。只有王子弃疾当时还小，被人抱进来，两次下拜都正好压在玉璧上。这个故事仅在楚国的显贵圈中流传，“当璧”也就是暗指王子弃疾。公孙挥善于收集外交情报，由此可见一斑。
　　听到公孙挥讲出“当璧”两个字，伯州犁着实愣了一下，气势上已经低了一截。确实，王子围想要当楚王，最大的障碍不是现在台上的侄子熊麇，而是潜在的竞争对手王子弃疾。这件事情，在楚国也是高度的机密，郑国人又如何得知呢？他心里暗自道：“郑国人不可小觑！”
　　齐国的国弱站在后面，听到他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长叹了一声，对身边的公子招说：“说实话，我很替这两位操心呐！”他指了指王子围，又看了看伯州犁。
　　公子招说：“是啊，可那两位倒是不操心，似乎还很高兴呢！”
　　“如果他们事先知道，就算有危险也能化解吧？”说话的是卫国的齐恶。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宋国的向戌正一言不发地看着台上，便推了推他，道：“您对此没什么看法吗？”
　　“您在说什么？”向戌一脸迷惑的样子，“我可是什么都没听到哟！我只知道，大国发号施令，小国恭敬服从。我保持恭敬的态度，服从领导就行了。”
　　齐恶心想，这都什么人嘛，一味装傻！顿时觉得无趣，又去找晋国的乐王鲋说话。
　　“您听过《小旻》这首诗的最后一章吧，我很喜欢。”乐王鲋说完这句话，就不再搭理他，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卖弄个啥啊？”齐恶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收了回去。
　　《小旻》见于《诗经·小雅》，最后一章是：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翻译成现代文：不敢赤手打老虎，不敢徒步涉大河，人们只知道有一种危险，没有想到世道多艰难。还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吧，就好像站立在深渊旁边，就好像脚下踩着薄冰。
　　乐王鲋的意思很明白，世途险恶，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危险，要时时警惕，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要让别人抓着辫子就万幸啦！
　　散会之后，公孙挥跟罕虎谈起这件事，将各国大夫作了一番点评：“叔孙豹就事论事，言辞准确而委婉，向戌言简意赅，合于礼仪，乐王鲋洁身自爱而且谦恭有礼，您和公孙归生说话得体，都是有福之人。齐、卫、陈国那几位则恐怕不得善终：国弱替人忧虑，纯属瞎操心；公子招有点幸灾乐祸；齐恶知道忧患却不会引起重视。但凡喜欢杞人忧天的，人家有难而自己高兴的，明知忧患而无动于衷的，都不可避免招来忧患。这三位大夫有了招来忧患的先兆，忧患岂能不来？”
　　现在明白中国人为什么如此世故圆滑了。早在两千多前年的春秋时期，人们便已经熟知如何打官腔，如何把话说得天衣无缝，如何装傻让人家摸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读史越深入，对我们的祖先的景仰之情便越滔滔不绝，唯一感到疑虑的是，如果所有人都像向戌们一般滴水不漏，这个世界岂不是变得很无趣？
　　虢之盟是继弭兵会盟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国际活动。如前所述，虽然晋国和楚国各怀心思，暗中较劲，会议的主旋律仍然是好的。各国卿大夫会聚一堂，重温了誓词，交流了经验，增进了感情，大家纷纷表示，要在赵武元帅和王子围令尹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弭兵会盟确定的各项原则，以务实的工作态度，将国际间的和平与协作不断推向深入。
　　该表的态表了，该喊的口号喊了，正当大伙儿打点行装，准备散会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山东的莒国派使者十万火急地赶到虢地，向大会报告，就在半个月前，鲁国的权臣季孙宿率领大军入侵莒国，攻占了郓城。
　　也就是说，这边厢叔孙豹代表鲁国宣誓和平，那边厢鲁国的军队正在攻打莒国的城池，抢占莒国的土地。这是典型的阳奉阴违！王子围得到这个消息，马上跑去找赵武商量，要给鲁国人一点惩罚。
　　“我们会还没开完，鲁国就侵略莒国，分明是亵渎盟约，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如果不给他们惩罚，别的国家必然效尤，天下又要大乱了。”王子围气呼呼地说。
　　赵武也觉得鲁国人做得很过分。自古以来，顶风作案乃从政之大忌，那些饱读诗书的鲁国人怎么会不明白这点呢？他对王子围说：“我赞同您的意见，必须要给鲁国人一点惩罚，否则没办法给各国一个交代。”
　　“那好，就把鲁国派来参加会议的使者杀掉吧！”王子围很干脆地说，并且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
　　赵武吓了一跳。他心里想，这惩罚也未免太重了。且不说叔孙豹是鲁国的“三桓”之一，位高权重，杀了他势必引起鲁国乃至各国的反感；就算从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季孙宿侵略莒国，叔孙豹也未必知情，因为季孙氏的罪过而杀叔孙氏，岂不是头痛医脚，搞错了对象？赵武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王子围，只见此人满脸杀气，正摆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他不禁暗暗后悔，早知道王子围是做这样的打算，一开始就不附和他了。
　　自从晋文公称霸以来，近百年间，鲁国一直是晋国的忠实盟友。叔孙豹多次到访晋国，为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与晋国众卿建立了良好私交，是“晋国人民的老朋友”。再加上叔孙豹为人谨慎，口碑甚好，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从感情上，赵武都没有想过要拿叔孙豹开刀。“此事非同小可，容我考虑考虑，明日再和令尹商量。”他使了个缓兵之计，暂时将王子围打发走了。
　　晋人自古有生意头脑。王子围和赵武谈话的时候，乐王鲋正好在一旁侍立，这个精明的晋国人马上嗅到了商机，他一转身就跑到叔孙豹的住处，将两个人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叔孙豹，说：“您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但是我能想办法让赵元帅不杀你。只要赵元帅坚持，楚国人也没办法，您的性命就保住了。”
　　“哦？”叔孙豹的反应还和平时一样慢条斯理，他把玩着案上的一只玉杯，老半天才对乐王鲋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太感谢您了。”
　　“您瞧瞧，这样说就见外了吧？”乐王鲋爽快地笑道，“不过话说回来，我救了您，您如果将现在系着的那条腰带赠送给我，我是不会反对的。”
　　一条腰带换一条命，这生意听起来很划算。叔孙豹却听出了乐王鲋的弦外之音，不觉微微一笑，顺着他的话说：“大夫的意思是，我的性命就值一条腰带？”
　　“哪里，哪里？您可是鲁国的栋梁，千金之躯……不，万金之躯。”乐王鲋一听叔孙豹还会开玩笑，以为他已经答应，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话虽如此，我的这条腰带却是友人所赠，不能轻易送人。”没想到叔孙豹话锋一转，又将他从美梦中拉了回来，“大夫请回吧，好意我心领了。”
　　乐王鲋灰头灰脸地走了。叔孙豹的家臣梁其踁一直在幕后听着两个人的对话，这时走出来埋怨叔孙豹：“钱财不就是用来保全性命的吗，您怎么突然爱惜起钱财来了呢？”
　　叔孙豹说：“我们来参加国际会议，为的是保卫社稷。如果我用钱财来逃脱性命，鲁国还是免不了要遭受惩罚，这就不是保护社稷，而是将祸水引向社稷了。人家里之所以要筑墙，是为了防范盗贼之流；墙壁有了裂缝，这又是谁的罪过？我本来是保卫社稷的，结果却害了社稷，我的罪过岂不是比那烂墙还大？”
　　梁其踁跺脚道：“要怪也只能怪季孙宿啊！”
　　“你说得没错，我确实很恨季孙宿，但是鲁国有什么罪呢？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季孙守国，叔孙在外，已经成为惯例。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又该去怨谁？只能怨自己命不好罢了。只不过那个乐王鲋贪财好货，如果一点也不满足他，恐怕还会没完没了。”叔孙豹说着，命人将乐王鲋的家臣叫过来，当着他的面从衣服上撕下一条长布交给他，“身上的腰带太窄了，只能撕衣服给你的主人另做一条。”
　　事情不知为何传到了赵武的耳朵里，这个一直为如何处置叔孙豹而纠结的人似乎突然找到了答案：“面临灾难而先想到国家，是忠；意识到危险而不离职守，是信；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忘记死亡，是贞；思考问题从忠、信、贞出发，这就是义。这样的人，难道我们还要杀掉他吗？”
　　当天晚上，赵武好好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准备了一肚子长篇大论。第二天早上，当王子围再度催促他下决心杀死叔孙豹的时候，赵武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鲁国确实是有罪，然而它的办事人员叔孙豹没有逃避灾难，他在您的威严之下承认了错误，甘于接受惩罚。”一顶高帽子送过去，王子围的脸色果然缓和了不少。“但我建议您赦免这个人。”赵武趁热打铁，“这样的话，您可以用这个人为榜样来教育楚国的群臣。您想想看，如果您的官吏在国内不怕困难，在国外不逃避责难，国家还有什么忧患？国家之所以安定，是因为有贤能之士。叔孙豹就是鲁国的贤能之士，我才斗胆向您求情，希望您能够赦免他，以安定楚国的贤人。您如果赦免了有罪的国家，又赏识它的贤人，如此一来，哪怕楚国地处偏，诸侯也会望而归服。”再看王子围，正捏着胖胖的三层下巴沉思，看来是听进去了。
　　赵武进一步说：“就鲁国入侵莒国这件事而言，也不是什么大到不得了的罪过。疆场上的土地，时而属于这个国家，时而属于那个国家，什么时候有过定主？古代的三王五伯为各国划定边疆，设置标志，而且在法令上写明非法越境就要受到惩罚。饶是如此，虞舜也出征过三苗国，夏启则灭掉了观氏和扈氏，商朝诛杀了姺氏和邳氏，就算是咱们周朝，也吞并过徐国和奄国。自从王室衰落，诸侯争相扩张，交替称霸天下，难道又有什么一定的规矩吗？抓大放小，关注大的祸乱而不计较小的过失，这就足以成为盟主了，哪里管得了太多？边境被侵略的事，哪个国家没有经历过？如果吴国和百濮部落有机可乘，楚国难道会拘泥于盟约，不趁乱而入？鲁国和莒国争夺郓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楚国就不要过问，诸侯也不要烦心了。请您考虑一下。”
　　赵武这段话，说白了就一个道理：弱肉强食本是世间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在他的坚持下，王子围终于被说服，放了叔孙豹一马。
　　公元前541年四月，虢之会终于落下帷幕。按照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习惯，正事办完之后，照例是开怀痛饮。
　　首先是王子围设宴招待赵武。这位野心勃勃的楚国令尹在席间赋了《大明》的第一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君王的明德在下，神灵的护佑在上，天意如此难测，领袖着实不好当。——《大明》见于《诗经·大雅》，本是歌颂周文王的一首诗，王子围取其首章，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轮到赵武赋诗的时候，他便赋了《小宛》的第二章：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
　　聪明圣智的人啊，喝起酒来温文尔雅；稀里糊涂的人呢，总要一醉方休。做人还是应当注重礼仪，天命一去，不可复还。——这是《诗经·小雅》中的篇章，意在劝人谨言慎行。王子围的霸道举世皆知，赵武赋这段诗，也是念及王子围在处理鲁国的问题上给了他面子，因此委婉奉劝王子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过于锋芒毕露。
　　然而王子围似乎完全没有领会赵武的好意。
　　宴会之后，赵武对叔向说：“看来令尹已经把自己当成楚王了，你怎么看？”
　　叔向说：“楚王羸弱，令尹强势，应该能够成事，但是难有善终。”
　　“为什么这样说？”
　　“以强凌弱而且心安理得，这是强大而无道义。没有道义的强大，很快就会灭亡。诗上说，声威赫赫的大周王朝，褒姒灭亡了它！说的就是强大而无道义。以令尹的性格，如果当上了楚王，必定会谋求诸侯的拥护。而晋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诸侯只能服从楚国的领导。这样的话，他的自信心爆棚，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比现在更加残暴，老百姓就会受不了，他又怎么能够得到善终呢？要知道，依靠强力来夺得王位，不合于道义而能取胜，必然将无道作为常道，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的。”
　　王子围回国后，赵武、叔孙豹等人又应邀访问新郑，受到郑国君臣的热情招待。宴会的前三天，罕虎奉命向赵武告知宴会的时间和地点，赵武给罕虎吟了一首《瓠叶》。瓠是一种葫芦科植物，其果可食，其叶则弃，或者被穷苦人当作杂粮来吃。后世也有人考证，《瓠叶》叙述的是下等贵族举行酒宴时的情景。因此，赵武吟这首诗，意思是郑伯的好意我心领了，希望酒宴不要办得太丰盛，一切从简即可。
　　但是罕虎似乎并不明白赵武的隐喻。后来他去通知叔孙豹的时候，顺便将赵武赋《瓠叶》之诗的事也告诉了叔孙豹。叔孙豹先是一愣，很快就明白过来，对罕虎说：“赵武这是在向您表示，希望宴会办得简朴一点，一献既可。”
　　所谓“献”，即主人向宾客敬酒，一献就是敬酒一次。根据周礼，招待公爵当用九献，招待侯爵和伯爵用七献，子爵和男爵用五献，卿用三献，士大夫用一献。献的次数越多，礼节越隆重，宴会也越丰盛。按照赵武的级别，至少应该享受三献。而且在当时，各国为了尊崇晋国，在招待晋国的卿时，往往将待遇提升一级，采用五献。
　　听到叔孙豹这样解释，罕虎不禁有点发虚：“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叔孙豹说，“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要求，你们照着办就是，错不了。”
　　到了宴会那一天，郑国人出于谨慎，还是准备了五献的物品，陈列在席间。赵武见了，微微皱了皱眉头，将子产找过来，附在耳边说：“我不是已经向子皮（罕虎字子皮）请示过，要求使用一献么？为什么还要搞那么铺张浪费？”
　　子产一时语塞，支吾道：“这不是铺张浪费，是必需的礼仪……”这也难怪郑国人。一般来说，请领导吃饭，领导都会说简单点，最好就吃点青菜，喝点稀饭。但如果你真按照领导的话去安排了，那你也就离下岗不远了。郑国人显然也是有这个担忧，没有想到赵武是动真格的。
　　“唉，晋国和郑国都是兄弟之国，何必那么客套？”赵武摆摆手，示意子产不要再争辩。
　　宴会最终以一献的规格举行。
　　喝酒的时候，叔孙豹向赵武献上一首《鹊巢》之诗，其中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这样的句子。鸠占鹊巢的意思想必不用解释，但是《诗经·召南》中的这首《鹊巢》，却是一首欢快的嫁女之歌。叔孙豹将赵武比作鹊，将自己比作鸠，意思是晋国主持会盟，鲁国得以安宁，自己免于被楚国所杀，全是因为赵武的功劳。
　　赵武赶紧说：“我担当不起。”
　　叔孙豹便又吟了《采蘩》一诗，说：“小国的物产不丰，大国能够加以爱惜而慎重使用，岂敢不听从大国的号令？”
　　见到叔孙豹接二连三地拍马屁，罕虎也坐不住了，站起来赋了《野有死麇》的最后一章：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这是一首男欢女爱的情诗，最后一章借女子之口对男子说：“轻点啊慢点啊，不要把我的佩巾弄乱了，不要让狗儿在一旁叫。”——什么情况下女人会说这种话，尽管大胆去猜。当然，罕虎的意思是，赵武以仁义道德安抚诸侯，从来没有做出非礼的事。
　　赵武回赠了罕虎一首《常棣》，其中有“常棣之华，鄂不韡（wěi）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句子，意思是：当今之世，难道还有比兄弟更可靠的人吗？念完诗，赵武笑着对罕虎说：“我们兄弟亲密无间，可以让狗别叫了。”
　　叔孙豹和罕虎都站起来，朝着赵武下拜，举起牛角杯敬酒，说：“小国依赖着您，便可以免于欺凌了。”于是在这次仅仅一献的宴会上，宾主都喝得极其尽兴。
　　觥筹交错中，没有人留意到，赵武的眼神中泛着一丝淡淡的悲伤。据《左传》记载，当赵武走出宴会大厅，悄悄抹了一把眼泪，对身边的人说：“我不会再见到这样开心的场面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也是赵武在虢之会上如此仗义主持公道的重要原因吧！然而，相同的态度在不同的眼中，会有不同的解读。赵武返回晋国的途中，经过了周王室的领地。周景王派刘定公在颖地（王畿内地名）慰劳赵武，让他居住在雒水之滨。刘定公看着雒水滔滔而去，深有感触地说：“禹的功绩是多么伟大啊！如果没有禹，我们大概都要变成鱼了吧。现在我和您戴着礼帽穿着礼服来治理百姓，应酬诸侯，这都是拜禹所赐。您何不继承禹的事业而大大地庇护百姓呢？”赵武回答：“我这个糟老头子现在唯恐犯下错误，哪里有精力去考虑这么长远的问题？我们这些苟且度日的人，早上不会去想晚上，说那么长远的事情做什么呢？”刘定公回去就对周景王说：“赵武不到五十岁，却已经老糊涂了。他身为晋国的正卿，主持诸侯大事，反而将自己等同于那些下贱的人，朝不谋夕，这是抛弃了上天和百姓赋予他的使命了，这样怎么能够长久？我估计他活不过今年了。”
　　但依我之见，一个人如果位高权重，自然应该敢于志存高远，感于担当；但是如果精力不济，思维已经迟钝，莫如向赵武学习，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不要再去妄想什么尧舜禹汤的丰功伟业。毕竟，人老了就容易糊涂，位高权重的老人犯起错误来，那就是灾难。
　　【色字头上一把刀】
　　赵武明显地老了。这位自幼惨遭灭门之灾的赵氏孤儿，一直怀着一颗不合时宜的义胆忠心，致力于扶助大权日渐旁落的晋国公室，同时为天下的和平而呼吁奔走。也许是这些事情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以至于不到五十岁，他就已经老态毕露，言谈举止之间，越来越让人感觉到一种草木凋零的萧索之意。
　　公元前541年五月，秦国的公子鍼来到了晋国。
　　公子鍼是秦景公的胞弟，自幼受到父亲秦桓公的宠爱，在秦国的地位非同一般，甚至到了“如二君如景”的地步，也就是和秦景公如同两君并列。
　　可想而知，秦景公对这个弟弟很不满意。这一点，他们的母亲也看出来了。但是这个女人的智慧委实有限，她没有想办法让公子鍼摆正自己的位置，争取兄弟和睦，只是简单地告诫公子鍼：“千万不要轻易离开秦国，你只要一走，恐怕就回不来了。”这话等于没说。由于感觉到秦景公对自己动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公子鍼未雨绸缪，一声不吭地离开首都雍城，前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
　　很难说公子鍼这是逃亡还是旅游。据《左传》记载，公子鍼从晋国到秦国，带走的车子就有一千辆。他以客人的身份设宴招待晋平公，在黄河中排列船只当浮桥，每隔十里就停放一批车辆，派人回国取奉献的礼物，先后多达八次！晋国的大夫司马侯开玩笑地问：“您的车辆就这么点啊？”公子鍼倒是很实在，回答道：“就是因为车太多了，否则的话，哪里至于要跑到晋国来见您哟！”
　　刚从虢之会回国的赵武接见了公子鍼，问他：“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呢？”
　　公子鍼回答：“我害怕国君降罪，所以逃亡至此，一时半会儿回不去，恐怕要等到下一任君主即位了。”
　　“哦？”赵武又好奇地问道，“秦伯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无道昏君。”
　　“连您都说他无道，难道说秦国将灭亡了吗？”
　　“怎么可能呢？就算一任国君无道，国家的命运并没有断绝。一个国家存在于天地之间，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若非经过数代君主荒淫无道，怎么可能轻易灭亡？”
　　“那，就他本人而言呢？他将要不久于人世了吗？”
　　“嗯。”公子鍼突然发觉眼前这位晋国的头号实权人物，实在是絮絮叨叨，像个乡下的小老头。
　　“您认为他还能活几年？”
　　“这个……我听说，国家无道而粮食丰收，这是上天在保佑他，估计就在这五年之内了。”
　　“原来如此。”赵武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时值黄昏，日薄西山，他看着院子里的大树拖着长长的阴影，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在对公子鍼说，“早晨和晚上竟然是完全不同的景色，您说什么五年这么长远的事呢？”
　　公子鍼告辞出来，对随从说：“这位老先生快死了吧，身为晋国的首席重臣，一边虚度光阴，一边急不可耐，他还能活多久呢？”
　　秦国的命运没有因为秦景公的“无道”而衰落，晋国的命运也没有因为赵武的未老先衰而急转直下。这一年的夏天，晋军在荀吴的率领下，在大原（地名）大败狄人部落。
　　大战的之前，晋军大将魏舒向荀吴建议：“狄人全部采用步兵，我军仍以战车为主力，而眼前的地势又十分险要，不利于行车。依我之见，不如将战车弃之不用，完全改编成步兵，从我的部队开始。”
　　不要小看这段话，它带来了春秋时期一场重大的军事变革。前面介绍过，在春秋前期，中原各国的军队均以战车为主力，一辆战车配备甲士三人，后面还跟着步兵七十二人。一般而言，甲士由“士”或城市平民阶层担任，步兵则多由农民组成，无论从受训程度还是作战热情来看，前者都远远高于后者。因此，战车的数量和素质往往就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越来越发现步兵的重要性，由此而带来的变革是，虽然不心甘情愿，部分“士”和城市平民不得不放弃那象征身份的战车，转而徒步作战，使步兵的战斗力得到大大加强。
　　魏舒走得更远，他的计划是完全放弃战车，建立一支纯步兵部队。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那些原本担任车兵的甲士们的强烈反弹。荀吴采纳魏舒的建议后，他的家臣中便有人公开表示反对，不肯从战车上下来变成步兵。
　　荀吴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将那些家臣抓起来，砍头示众。在如此强有力的推动下，晋军迅速完成了改编，以“伍”为单位，每五乘战车的十五名甲士被组建成三个“伍”。与之相配套，魏舒还将原来的五种战车阵型改变成步兵阵型，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步兵方阵：以三千八百人为前锋，九千人为后卫，六千人为右翼，二千二百人为左翼，一千八百人为游击。
　　开战的时候，晋军的游击部队率先逼近狄军。狄人一看，产生了一个大大的误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晋军的前锋必定是数百乘战车，惊天动地而来；眼前这稀稀拉拉的一两千人，还不知道是从哪里拼凑起来的游兵散勇。正当狄人交头接耳，嘲笑晋军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这些步兵突然挥舞着刀剑，呐喊着冲了过来。很多狄人还没来得反应，脑袋就已经搬了家。晋军的游击部队迅速渗透，不让狄人有列阵的机会，而前锋紧跟着冲了上来扩大战果，左右两翼则实施包抄。不到一个时辰，狄人全线溃败，晋军的后卫也适时加入屠杀。晋军大获全胜。
　　大原之战是晋国在军事上沉寂了多年之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它的意义在于：
　　第一，证明晋国仍然是一个军事强国，虽然这些年来它没有与楚国、齐国在中原战场上一较高下，但是也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的战斗力仍然非常可观；
　　第二，揭开了步兵取代战车的序幕，自此之后，各国纷纷仿效，在中原战场上唱了近千年主角的战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胜利的消息传到新田，晋国人欢呼雀跃，通宵达旦地庆祝了一番。郑国的执政子产也不失时机地来到了新田，一方面对晋国的胜利表示祝贺，一方面则是对晋平公进行探视。
　　据晋国宫中传出的消息，晋平公的身体也不太安康，虽然遍求名医，却仍然找不着准确的病因。子产拜见过晋平公后，叔向又跑到宾馆登门拜访子产，说：“世人都称赞您见多识广，因此特地前来向您请教。寡君这一场病，算命的说是‘实沈、台骀（tái）作怪’，但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神灵，算命的人自己也不甚了了，请问您知道吗？”
　　“在下略知一二。”子产说，“上古时期，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叫实沈，他们居住在大森林里，然而不能和睦相处，时时大动干戈，互相攻伐。后来尧认为这样不好，为了不让他们兄弟相残，干脆将阏伯迁到了商丘，命他主持商星（即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即天蝎座）的祭祀。将实沈迁到大夏（地名，即今天的太原市），让他主持参星（即猎户座）的祭祀，并以参星来确定时节。古代唐国人沿袭了实沈的纪年法，世世代代侍奉夏、商两朝天子，一直延续到周朝初年。周武王娶了姜太公的女儿为妻，史上称为邑姜。邑姜有一次怀孕，梦见天帝对她说：‘我为你的儿子命名为虞，准备赐给他唐国，让他祭祀参星，大大地繁衍他的后代。’等到孩子出生，手掌心果然有个虞字，所以就真的命名为‘虞’，也就是周成王的胞弟叔虞。”
　　叔向点点头：“这位叔虞，自然就是我晋国的先祖。”
　　“没错。后来周成王灭了唐国，便将唐国封给了叔虞。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承君位，被周王室改封为晋侯。因此，参星也就是晋国的星宿，而实沈就是参星之神。”
　　“那台骀呢？”叔向听得津津有味。
　　“台骀也得从上古时期说起。黄帝的儿子金天氏有个后人，名叫昧，担任了玄冥师（水利部长）。台骀是昧的儿子，他继承昧的事业，疏通汾、洮流域，加固堤防，让大原人可以安居乐业。当时的天子颛顼赏识台骀，将汾川封给他。由此可知，台骀就是汾水之神。”
　　听到子产侃侃而谈，简明扼要地解释出实沈和台骀的来历，叔向的眼神中明显表露出敬佩之意。博学广识已经是很难得，更为难得的是，子产竟然对与晋国有关的历史传说了如指掌，让他这个土生土长的晋国人自愧不如。
　　“但是，如果说到神灵作怪，实沈和台骀这两位倒是不至于涉及到晋侯。一般而言，山川之神作怪，表现为旱涝瘟疫这类灾害；日月之神作怪，表现为风霜雨雪不合时令。至于晋侯的病，我看主要是因为作息不当，饮食不健康，情绪不稳定所致，与日月山川之神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听说，君子相时而动，早晨神清气爽，用于听取政事；白天精力旺盛，用以调查研究；傍晚思路清晰，用以确定政令；半夜里气定神闲，用以安睡养神。这样有节制地使用体力，散发体气，别让它有所壅塞而不通畅，以至于身体衰弱，心绪不宁，行事无度。”
　　“言之有理！”子产的养生之道让叔向觉得耳目一新。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晋侯现在是将精、气、神都用在一件事上，所以就生病了。”子产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自古以来，国君不能娶同姓的女子为侍妾，因为近亲结婚会导致子孙不昌盛。周礼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买妾如果不知其姓，就必须先占卜其凶吉。可是我听说，晋侯的宫中有四位姬姓的侍妾，而且深受宠爱，早晚都在晋侯身边侍候，把他的精力都耗掉了，这就是他生病的主要原因吧！如果他能够悬崖勒马，把这四位侍妾赶出宫，事情还可以挽救，否则就危险了。”
　　叔向听得目瞪口呆，老半天才说：“您说得太对了，这些事情，连我都闻所未闻，被您这么一点拨才茅塞顿开啊！”他回到宫中，将子产的话一五一十转告给晋平公，晋平公也是愣了半晌，说：“子产真是位学识渊博的君子。”命令赏赐了一大笔财礼给子产。
　　因为病情越来越重，晋平公派人到秦国求医，秦景公派自己的御医医和来到晋国。在给晋平公做过仔细的检查和询问之后，医和下了一个结论：“这病已经不能治了。因为您亲近女人，房事过度，患上了所谓的蛊疾。这不是由于鬼神作怪，也不是因为饮食不干净，而是被女色迷惑，丧失了心志。患上这种病，好比国失良臣，老天都没法救您。”
　　晋平公脸一红，反驳说：“照您的意思，女人都不能亲近啰？”
　　“瞧您说的！”医和笑道，“做什么事都要有节制。男女之事虽然很快乐，但是也要有节制。先王创造音乐，就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所以有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和而得美妙的音乐，然后降于无声。五声皆降，则不可再弹。如果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势必产生繁复的手法和淫乱的声音，让人感到神思恍惚，就会忘记音乐使人心平气和的本义，这样的音乐，君子是不听的。凡事和音乐一样，一旦过了度，就必须赶快罢手，不然就会因此得病。君子亲近女色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必须有礼有节才不会惹上麻烦。天有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候，派生而成辛、酸、咸、苦、甘五种口味，表现为白、青、黑、赤、黄五种颜色，应验为宫、商、角、徵、羽五种声音，这些事情如果过了度，就会产生寒、热、手足病、腹病、神智不清、心性迷乱六种病。如果过多地在夜间沉溺于女色，就会发生内热蛊惑的疾病。现在您搞起女人来不分昼夜，能不得病吗？”
　　医和这段话，以天理论房事，从头到尾贯彻了中庸之道，可谓四平八稳。他的某些观点，比如说只能在晚上行房，在现在看来当然是可笑的。但是，凡事有所节制，把握节奏，不走极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都是金玉良言。
　　医和从晋平公宫中出来，迎面遇到了赵武。医和把看病的情况向赵武做了汇报，赵武问了一个问题：“您说国家的良臣将死，谁是良臣？”
　　“这还用说，当然是您。”医和毫不避讳，“您主政晋国已经八年，国家没有动乱，同盟的诸侯没有丢失，您不是良臣，谁是良臣？我听说，身为国家的重臣，享受国君的恩宠，担负国家的大事，有灾难发生而无所作为，必然受到惩罚。现在国君因为淫乱而生病，您却不能禁止，还有比这更大的失职吗？”
　　赵武心想，这真叫命歹，领导夜以继日地耽于女色，下属哪里管得了？说到受惩罚，下属反倒是有份了，这首席执政官的工作没法做了。想了想，又问道：“那您所说的蛊疾又是怎么回事呢？”
　　“沉迷于淫乱而无法自拔，就是蛊疾。从字面上看，器皿中有虫是蛊，稻谷中有飞虫也是蛊。在《周易》中，女人迷惑男人，风落山下也叫做蛊。您明白吗？”
　　《周易》中的蛊卦，上艮下巽。艮为山，巽为风，因此称为“山风蛊”。按照后天八卦的理论，艮又代表少男，巽代表长女，以少男而配长女，在古人看来是不匹配的，所以叫做蛊惑。赵武完全被医和的理论折服了，感叹道：“真是良医啊！”于是赏给医和一笔钱财，并派人护送其回国。
　　同年十二月，赵武离开新田，前往南阳祭祀自己的先祖赵衰。在这次祭祀的旅途中，赵武问了陪同自己出行的叔向一个问题：“如果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能够活过来，你觉得我更愿意跟谁共事？”
　　叔向说：“大概是阳子吧！”——阳子就是阳处父，是晋襄公年间的重臣，前章有述，在此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阳处父是赵衰的亲信，在当年的“狐赵之争”中，阳处父赤胳膊上阵，为赵氏家族掌握晋国大权立下汗马功劳。
　　“阳子以清廉正直闻名于晋国，却不能使自己免除灾难，他的智慧不值得称道。”赵武摇摇头，否定了这个人。
　　“那么狐偃呢？”
　　“狐偃看到有利可图就不顾自己的君主，他的仁义不值得称赞。”赵武说的是当年晋文公回国渡过黄河时，狐偃以璧投河，用软刀子逼晋文公指河为誓的故事。“我看还是随武子比较好相处。”最后赵武自己给出了答案，“这个人善于听取好的意见而不忘记提意见的人，谈论自己的优点而不忘记自己的朋友，侍奉君主而不拉帮结派，也不会曲意逢迎。”
　　随武子就是士会。“随”是士氏家族的封地之一，“武”则是士会死后的谥号。
　　就在这次对话之后没几天，赵武真的如愿以偿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不过不是那些人活了过来，而是赵武自己去了。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12月7日，赵武在温地去世。得到这个消息，郑简公第一个亲自跑到晋国去吊唁，结果还没抵达温地，就被晋国人婉言劝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按照周礼的规定，就算是诸侯去世，也不劳别的诸侯亲临吊唁，何况是卿大夫去世呢？看来这位郑简公自从到楚国参加过楚康王的葬礼之后，已经是吊唁成瘾了。
　　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政权相继由狐、赵、士、荀、郤等家族轮流执掌。其中狐、郤两家已经在政治斗争中成为过去，而赵家虽然一度岌岌可危，却又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并且在“赵氏孤儿”的手上实现了复兴。诚如医和所言，赵武执政的八年，晋国国泰民安，内外和谐，甚至与楚国都实现了和平共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赵武的账。清朝有位叫姜炳璋的学者这样评价赵武：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赵武的功绩不过是减轻诸侯的纳贡负担，礼遇各国使者，实在是差强人意。赵武干过的最不道义的事情，莫过于为孙林父出头逮捕卫献公和弭兵会盟。为臣执君就不消说了，而弭兵会盟有很多人认为是功劳，这真是大错特错！
　　咦，化干戈为玉帛，倡导天下和平也有错吗？回答是肯定的。在姜炳璋看来，弭兵会盟是“贪少安，而贻亡国之祸也”。有八大罪状：第一，弭兵会盟之后，晋国失去了多年的霸主地位；第二，诸侯原来只要向晋国纳贡，现在不得不向晋楚两国纳税，负担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第三，发动天下诸侯朝拜楚王，为虎作伥；第四，以弭兵为名，不再过问各诸侯国的内政外交，对那些以臣弑君、以强欺弱的事视而不见，反倒是使得楚国有机会仗义执言；第五，由于没有外部战争的压力，导致晋平公无所事事，耽于淫乐；第六，晋国的卿大夫趁机损公肥私，以至于公室大权旁落；第七，废除战车不用，空有四千重车，却无一卒可驾，全部去当了步兵，武备松弛；第八，如此重大的军事改革，不让国君参与，晋国的分裂已经于此埋下伏笔。
　　“所以说，弭兵会盟是晋国灭亡的先声，赵武的所谓贤能，大抵如此罢了。”姜炳璋最后这样评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姜老学究说得倒也没错。从古至今，一切强权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有一个可怕的敌人。一旦这个可怕的敌人不再与之为敌，强权便会自内部土崩瓦解。君不见，当年不可一世的苏联垮台，诸多替洋人操心的遗老遗少们不免痛心疾首：这就是结束冷战，追求所谓世界和平的结果！
　　表扬赵武还是批评赵武，或者说，表扬戈尔巴乔夫还是批评戈尔巴乔夫，取决于这个人的脑袋是更关心主义还是生命的价值。


　　第四章 大贵族的弄权
　　【公室的威信跌到谷底】
　　公元前540年春天，因为赵武的去世，晋国进行了高层人事调整。新任三军正副统帅依次为韩起、赵成（赵武的儿子）、荀吴、魏舒、士鞅和荀盈。其中韩起接替赵武的位置，成为中军元帅，也就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
　　韩起的祖上，据说与周王室的祖上同宗，也是姬姓，其后人在晋国被封韩原，因此以韩为氏。
　　晋献公年间，一个名叫韩简的人崭露头角，成为朝中重臣。
　　晋灵公年间，韩简的孙子韩厥得到赵盾的重用，提拔为军中司马，并在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战中因为执法不阿而得到赵盾的表扬，从此长期担任司马一职，受到了赵盾、郤缺、荀林父、士会、郤克等历任中军元帅的重用。直至晋景公年间，韩厥被任命为新中军元帅，跻身于众卿的行列。在“赵氏孤儿”一案中，韩厥据理力争，为赵武保住了家业，以实际行动报答了赵家的知遇之恩。其后韩厥的仕途一路顺利，在众卿中的排名不断上升，终于在晋悼公年间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军元帅。
　　公元前566年，韩厥退休，本来应由长子韩无忌接班。韩无忌以身体有病为由，让贤于弟弟韩起，在当时传为美谈。韩起也没有辜负哥哥的好意，在上军副帅的位置上兢兢业业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赵武去世后，韩起顺理成章地接任中军元帅，同时投桃报李，提拔赵武的儿子赵成为中军副帅，赵、韩两家携手执掌晋国大权的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
　　新任领导班子继承了赵武的怀柔政策。韩起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出访鲁国，一方面向两年前即位的鲁昭公表示祝贺，一方面通告自己担任了晋国的中军元帅。这种低调而殷勤的举动自然引起了鲁国人的好感，连一向严肃的左丘明都狠狠地表扬了一句：“礼也！”
　　韩起在鲁国参观了国立图书馆，有幸看到了传说中的《周易》《象》和《春秋》。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春秋》和本书经常提到的《春秋》有很大区别。严格地说，后者是“今春秋”，记载的是自鲁隐公至鲁哀公年间的历史；而前者是“古春秋”，记载的是从周公旦年代开始的历史。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在一个堆满古籍的屋子里，韩起捧着沉甸甸的竹简，抚摸着那些数百年来镌刻和书写的文字，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那张清瘦而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上，他的内心想必正如外表一般平静。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看重历史的现世功用，而我常常认为，历史本身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独特魅力，让人觉得这个世界空灵、寂静。
　　“周礼尽归鲁国，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能够成就王业的原因。”出来之后，韩起简单地对陪同参观的鲁国太史说。
　　鲁昭公为韩起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席间照例是赋诗言志。季孙宿作为鲁国的权臣，率先卖弄，赋了《绵》的最后一章：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我有贤臣率下亲上，有智士前后参谋，有良才奔走宣告，有武将纵横折冲——这是将晋平公比作周文王，将韩起比作周文王手下的贤能之士，主要是拍韩起的马屁，顺带也拍了晋平公一把。
　　韩起回赠了一首《角弓》，其中有“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这样的句子，意思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晋国和鲁国本是兄弟之国，理当和睦相处。
　　季孙宿便下拜，说：“感谢您如此关照鲁国，寡君有希望了！”然后又赋了《节》的最后一章：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言下之意，晋国领袖群伦，其德行可以包容天下各国。
　　宴会之后，季孙宿又邀请韩起到自己家里做客，韩起欣然前往。在季孙家的院子里，韩起看到一棵参天古树，出于对主人的尊重，他便随口说了句：“好树！”
　　季孙宿听到了，马上说：“我岂敢不好好对待这棵树，看到它就会想起《角弓》的美意！”当场又赋了《甘棠》一诗。这首诗前面已经介绍过，季孙宿借题发挥，将韩起比作召伯，马屁拍得很有水平。韩起自然也听得明白，谦逊地说：“您的评价太高了，我哪里有赶得上召伯的地方？”
　　结束了在鲁国的访问，韩起继续东进，来到齐国。他到齐国的主要目的是为晋平公娶齐国的公主少姜而下聘礼，在当时称为“纳币”。当时齐国的权臣子雅和子尾会见了韩起，并且将各自的嫡长子栾施和高强叫出来拜见。
　　前面说过，子雅和子尾都是齐惠公的孙子，在消灭庆封的事件中出力甚多，因而受到齐景公的重赏，然而两个人都推辞不受或只收受一部分，受到朝野的好评。韩起看了这两个人的孩子，评价却十分低：“都不是保家之主啊，言行举止之间，已经包藏了不臣之心。”
　　听到这样的评价，齐国的大夫大都不以为然，唯有晏婴表示相信，说：“这位老先生可是君子，君子说什么都有根有据，不会随意下结论的。”
　　同年四月，晋平公派公族大夫韩须到齐国迎娶少姜。按照周礼，诸侯娶妻，不亲自迎亲，而是派卿代劳。由于少姜不是正妻，只是侧室，所以连卿都不用派，只派了一位大夫前往；齐国也派大夫陈无宇送亲，将少姜从临淄送到了新田。这在当时都是符合礼节的。
　　然而，当晋平公和少姜完婚之后，意外发生了。少姜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聪明伶俐，深受晋平公宠爱。按照周礼，女人出嫁之后，应以娘家之姓称呼，齐国姜姓，这个女人因此被称为少姜。但是晋平公太喜欢她了，连她的称呼都改变，代之以国名，称为“少齐”，以示格外的恩宠。本来这也是一件好事，只不过晋平公的脑袋突然进了水，将陈无宇找过来发了一通脾气：“寡人这么喜爱少齐，齐国竟然只派了你这样一个大夫来送亲，为什么不派卿来，是看不起少齐，还是看不起晋国？”
　　陈无宇觉得很委屈：当初你娶的是侧室，我们就按送侧室的规矩来办；现在你喜欢这个女人了，便怪我们不够重视，拿我撒气？你在市场上买件珠宝，回来觉得物超所值，会跑回去骂商家，说盒子配得不够高档吗？但是他没有机会据理力争，晋平公根本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骂完之后，挥挥手，让人将他抓起来，直接送进大牢了。
　　少姜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去找晋平公，替陈无宇求情：“送亲的级别根据迎亲的级别而定，是自古以来的规定。齐国为了尊重晋国，自作主张进行了一些改变，晋国派公族大夫来迎亲，齐国却提升了一级，派上大夫送亲，所以才发生了混乱。”这是非常高明的装傻。晋平公无理取闹，嫌齐国派的使臣级别低了；她则反其道而行之，说齐国已经是超规格送亲，所以才会产生误会。无奈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晋平公正拧巴着呢，根本听不进少姜的话。
　　陈无宇就这样被无辜地关了好几个月，后来连晋国的大夫们都看不下去了，公推叔向去找晋平公，说：“这个人有什么罪啊？您派公族大夫迎亲，齐国派上大夫送亲，还说不够恭敬，您的要求也太过分了。要说不恭敬，您当初派公族大夫去就不恭敬，现在又逮捕了他们的使者，这样下去还怎么当盟主呢？”晋平公这才将陈无宇释放回国。
　　说来也是天妒红颜。少姜在晋国住了半年，突然无疾而终。由于此前种种传闻说明晋平公对这个女人情有独钟，鲁昭公觉得这是一个拍马屁的好机会，不顾廉耻地跑到晋国去参加葬礼。前面说过，就算是诸侯过世，别的诸侯也不用亲临吊唁，何况死的是个女人？连晋国人都觉得这个马屁太过了，派人在黄河边上拦住鲁昭公，说：“去世的并非寡君的正室，不敢劳您大驾。”
　　对于鲁昭公来说，重要的是表态，只要晋国人看到他有这份孝心就达到目的了。他摆出一副于心不甘的样子，让季孙宿代表他继续前往新田，自己则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回国的路。
　　晋平公的小妾之死牵动了天下人的心。与鲁国人的低三下四相比，郑国人的殷勤也不遑多让。同年十一月，郑简公派印段前往新田吊唁少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39年正月，郑简公又派子大叔到新田为少姜送葬。晋国大夫梁丙与张趯奉命接待子大叔。梁丙说：“这也太过分了，居然要您这样身份的人为了这件事到这里来！”梁丙说的不是客套话，子大叔的回答也很直率：“您以为我愿意来么？从前晋文公、晋襄公称霸天下，也不敢轻易劳烦诸侯。现在诸侯三年要拜访一次，五年要朝觐一次，这还只是定期的，有事没事就把大伙召集起来开会结盟，那就更多了。按照周礼，国君去世，邻国派大夫吊唁，卿送葬；夫人去世，邻国派士吊唁，大夫送葬。这样做已经足够弘扬礼的精神了，除此之外，不应当有额外的要求。现在晋侯的宠妾去世，我们这些诸侯国都不敢按照礼节派合适的人参加丧礼，而是一个劲地提高礼数，甚至超过了夫人的规格，这样做还怕受到批评，哪里敢怕什么麻烦啊？再说了，少姜死了，齐国必然还要派一位公主来再续前缘，到那时，我还得来一趟表示祝贺，不嫌烦！”
　　子大叔一番话说得晋国人无地自容。张趯半是自嘲，半是辩解说：“好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朝会吊丧礼数，受教了！不过从今之后应该没您什么事了。这就好比天上的大火星，当它来到天空之中的时候，就意味着寒暑消退，季节转换了。这一次就是晋国命运的顶点了，接下来就是衰退，晋国将要失去诸侯的拥护，您想要求得麻烦还求不到呢！”
　　大火星即心宿二，也就是天蝎座的α星。夏末的黄昏，该星出现在天顶，预示着暑气渐消；冬末的凌晨，该星出现在天顶，预示着寒气已尽。古人通过观察天象，得出了凡事盛极必衰的朴素辩证法。在张趯看来，晋国死个小妾都惊天动地，也就预示着它已经走到了强盛的顶点，势必走下坡路了。
　　晋国人退出之后，子大叔对旁人说：“这个张趯倒是明白事理，还算是个君子。”
　　果然如子大叔所言，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为少姜送葬，顺便提出要再送一位公主来给晋平公当小妾。齐景公写给晋平公的“求婚”信堪称一绝：
　　“寡人愿意侍奉君侯您，早晚都不倦怠，要足额奉献财礼，不敢推迟延后，只是由于国家多难，因此不能亲自前来，只好派臣下向您表白：先君那不漂亮也不贤惠的嫡女（少姜为齐庄公的嫡妻之女），在您的内宫中聊以充数，照亮了寡人的希望。可惜她的福气太薄，过早去世，使得寡人又陷入失望。君侯如果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加恩顾念齐国，照顾寡人，祈福于先祖太公、丁公，让您的光辉照耀齐国，安抚我们的社稷，那么我们还有先君的嫡女和非嫡女若干人，随时可以作为候补。您如果没有抛弃齐国，派使者前来慎重选择，以充妻妾之数，这就是寡人最大的愿望！”
　　晋国人的回答也很客气：“这正是寡君的愿望！寡君正好缺一名正式的配偶。由于现在还是服丧期间，不敢向贵国提出请求。现在君侯这样说，真是没有比这更大的恩惠了。如果您顾念晋国，赐给内宫之主，岂止是寡君一人，晋国上下都将感受到您的恩惠，连先祖唐叔以下都感激您！”
　　从晋国人的回答中不难看出，晋平公原本也是没有正室的。少姜死后，齐国人不遗余力地推销“先君之女”，再加上少姜给晋平公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使得他决心正儿八经地娶一个齐国女人为妻。
　　你情我愿，订婚的事情很快就谈妥了。晏婴代表齐国接受了晋国的求婚，叔向则代表晋国宴请晏婴。席间叔向问起齐国的近况，晏婴回答说：“恐怕已经到了末世了，我不敢保证齐国会不会落到陈氏手里，因为国君不爱护他的子民，任由他们归附陈氏，已成气候。您知道吗，齐国原本有四种量器，分别是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陈氏家族标新立异，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您想想，他们家的钟该有多大？他们用自己的大量器借出粮食，回收的时候却用公家的小量器。把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上卖，价格跟在山里卖差不多；海鱼和海盐也一样，市价不高于海边。齐国的老百姓，都被陈氏家族收买得差不多啦！”
　　叔向听后默然不语。齐国公室的大权旁落，晋国公室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且齐国的陈氏家族之所以得到人们的拥护，是因为他们确实在让利于民，而晋国的各大家族无非是凭借着强权在侵夺国君的权利，老百姓不见得获得了多少好处。
　　晏婴接着说：“如果将老百姓的力量分为三份，两份为国君服务，只剩一份被用来维持衣食。国君的积蓄多得腐朽生虫，普通百姓家的老人却在挨饿。饶是如此，酷吏仍然不放过他们。在临淄的市场上，鞋子不值钱，但是假腿卖得很贵，为什么？那是因为受刑被砍掉腿的人太多了！幸好还有陈家，百姓有痛苦疾病，陈家人就加以安抚。他爱百姓有如父母，百姓归附他则有如流水，就算他不想得到百姓的拥戴，又哪里躲得开？自箕伯、直柄、虞遂、伯戏以来，胡公和太姬的后人，已经在齐国生根发芽了。”前面介绍过，齐国的陈氏家族是陈国公室的后人，而陈国公室又是舜的后人，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均为其先祖，胡公则是周朝初年始封的陈国之祖，太姬是周王室的女儿，嫁给胡公为妻。
　　叔向感叹道：“是这样的。即使是我们晋国的公室，现在也是末世了。公室的军备完全废弛，战马不驾战车，卿大夫不管理公室军队，国君的战车没有车夫和戎右护卫，步兵的行列没有官长。百姓生活困乏，而贵族的生活越来越奢侈。路上的死人一个接一个，而宠姬家里的财富多得装不下。人们只要一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好像见到催命符一般，唯恐避之不及。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家的后人已经沦为低贱的小吏，政权全部被韩、赵、荀、士诸家掌握，老百姓则无所依靠。但是您看我们的国君，丝毫没有悔改之意，只用夜以继日的淫乐来打发忧虑。长此以往，公室危矣！”
　　晏婴问：“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快要完结了，公室也要凋零了。我的家族早就衰落，我又没有好儿子，如果能够得到善终就已经万幸，难道还敢奢望有后人祭祀我？”
　　两个人长吁短叹，不知不觉喝了很多酒。
　　说起晏婴这次出使晋国，还有一段花絮。
　　据《左传》记载，晏婴住的房子很破旧，齐景公想赏赐给他一套新房子，便对他说：“您那房子靠近市场，又小又潮湿，噪音大，灰尘多，不利于居住，请您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
　　晏婴辞谢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我的才能有辱先人，能够继续留在这里已经很满足了。而且我住在市场旁边，要买东西很容易。对于我来说，这是黄金地段啊，哪里还敢麻烦您为我造新房子？”
　　齐景公笑着说：“您靠近市场，想必对物价了如指掌，那您跟寡人说说，市场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
　　晏婴毫不犹豫地回答：“假腿贵，鞋子贱。”
　　齐景公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后来就将砍腿的刑罚废除了。左丘明对这件事的评价很高：“仁人的话，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少好处啊！晏子一句话，齐侯就减刑，诗上说‘君子如果喜悦，祸乱就很快可以停歇了’，说的就是晏子吧。”
　　等到晏婴从晋国回来，齐景公已经趁着他不在，将他的旧房子连同周围的一大片民房强拆了，给他盖了一座大大的住宅。晏婴拜谢了齐景公的好意，回到家便将新房子拆掉，让原来的邻居都搬回来住，对他们说：“俗话说得好，住宅不用看风水，倒是选择邻居需要好好占卜一下。咱们世代为邻，把你们赶走是不吉祥的。君子不去碰不合理的事情，小人不去碰不吉祥的事情，我怎么敢以身试法？”齐景公不允许晏婴这样做，晏婴便托了陈无宇去说情。面对陈氏这族的这位族长，齐景公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很快同意了晏婴的请求。
　　同年六月，晋平公派韩起为使者，前往齐国迎娶夫人。因为少姜这件事，子尾知道晋平公对齐国女人很好，再加上此次迎娶的不是小妾，而是堂堂正室夫人，他想到自己的女儿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这位爱女心切的父亲就像《天鹅湖》中的魔法师，竟然偷偷地用自己的女儿替换了公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平公，把真正的公主嫁给了别人。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韩起，韩起微微一笑：“我的志向是得到齐国，怎么会为了一个女人去得罪它的重臣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欣然将子尾家的黑天鹅带回晋国去了。
　　从这件事情看，即便是韩起这样的君子，无论对晋国国君还是齐国国君，都已经失去最起码的敬意了。
　　【楚灵王的野心】
　　公元前539年七月，郑国的当国罕虎来到了晋国，向晋平公祝贺婚事，同时向韩起请示：“楚国每天都派人来质问寡君为什么不去朝贺他们新立的国君。如果寡君去了，就害怕贵国说寡君心向外人；如果不去，又违反了当年弭兵会盟的盟约。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特派我前来陈述，请求贵国做主。您倒是说，寡君该去还是不去？”
　　韩起答复很有禅意：“君侯如果心里面装着寡君，就算去到楚国朝贺，又有什么妨碍呢？反过来说，君侯如果心里没有寡君，就算早晚都来到晋国，寡君也会猜疑的。去吧，只要心里有晋国，在楚国也就像在晋国一样。”说句题外话，韩起的这段话可以赠送给现代诸多主动跑到美国去拿绿卡，再回到中国来教育老百姓要爱中国的中国人，愿他们得到安慰。
　　所谓楚国“新立的国君”，就是前面说到的王子围，即历史上的楚灵王。
　　关于楚灵王的上台，《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大约在一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40年秋天，善于打探情报的郑国人发现，楚国人开始在其北部边境的犨（chōu）、栎、郏（jiá）三地同时修筑城池。虽然有弭兵会盟和虢之盟作为保证，郑国人仍然对楚国人这一不太寻常的举动产生了怀疑，赶紧将这件事报告了执政子产。
　　子产一开始也有点紧张，但是当他得知指挥筑城的是王子黑肱和大宰伯州犁的时候，便放下心来，对大家说：“这事八成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而是楚国的令尹王子围将要办大事，想事先除掉这两位，跟郑国没有任何关系。”
　　子产的判断一向准确。坊间传闻，有一天早晨子产外出，经过某一家门前，听见有个女人在哭死去的丈夫，就让车夫把车停下来，仔细听那哭声。过了一会儿，他对卫士说：“把那女人带到司法官那里去审问，她的丈夫死得蹊跷。”果不其然，那女人被带到官府，还没上刑就招供了：是她亲手勒死了自己的男人。人们都觉得很惊奇，问子产是怎么知道的。子产说：“我从她的哭声里听到了恐惧。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刚生病时是担忧，快死的时候是恐惧，已经死了就是悲哀。如今她哭死去的丈夫，没有哀伤而有恐惧，我就知道必有隐情。”
　　同年冬天，王子围奉命出访郑国，伍举担任副手。两个人还没有离开楚国边境，郢都传来了楚王熊麇病重的消息。王子围当即决定，伍举继续前往郑国，自己则连夜返回郢都探视病情。
　　十一月四日，王子围进入郢都，直奔熊麇的寝宫。在将熊麇身边的宫女和宦官都赶到门外后，王子围拔下帽子上的装饰带，绕在熊麇的脖子上，没费多大力气就将他送上了西天。接着又派人杀死了熊麇的儿子熊幕和熊平夏。
　　王子围的兄弟、时任右尹的王子比得到消息，连忙逃往晋国避难。由于走得太匆忙，他甚至来不及收拾行李，也没有带上太多家人，全部随行人员和行李仅仅装了五辆马车。幸运的是，晋国人没有歧视他，照例供给他一百人的口粮，与先前逃到晋国的秦国大富翁公子鍼享受同一待遇。
　　王子围的另外一位兄弟、正在筑城的王子黑肱反应也很快，他立刻丢下手中的工作，一路狂奔，逃到了郑国。
　　只有伯州犁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七年前的城麇之战，王子围和穿封戌争夺战功，正是伯州犁上下其手，将本来属于穿封戌的功劳判给了王子围。因为这件事，伯州犁自认为有恩于王子围。当他听到郢都发生政变的消息，第一个反应不是惊慌，而是沾沾自喜。他暗地里将朝中与王子围关系好的人排了个队，乐滋滋地想，令尹当了国君，自己说不定能够继承令尹的位置呐！再不济也该给个司马干干。那样的话，他这个从晋国流亡而来的伯氏之后就爬到了楚国权力的最高层，墙内开花墙外香，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他万万想不到，王子围派来的使者直接冲入他的营帐，没有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在他脖子上抹了一刀，便结束了他长达近四十年的流亡楚国生涯。
　　对于王子围来说，这个从晋国来的老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反而占着大宰这个重要的职位，还是尽早除掉的好。从杀熊麇、到杀熊幕、熊平夏，再到杀伯州犁，王子围的行事手法无一不干净利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政客，甚至不是一个阴谋家，他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刽子手，没有任何技巧，有的只是想干就干的执行力。这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方式使得他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同时也为他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王子围的简单粗暴。
　　熊麇死后，王子围派使者到各国广发讣告。正在郑国访问的伍举接见了使者，他对熊麇之死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仅仅是问了一句：“在给郑国的国书上，国君的继承人是如何称呼的？”
　　“寡大夫围。”
　　问得意味深长，回答却是不加掩饰，仿佛在肆无忌惮地嘲笑这个世界：我就是以下犯上，以臣弑君，我还要登上这国君的宝座，而且不准备拿出任何能够被你们接受的理由，如何？
　　伍举皱了皱眉头：“这样不妥，大夫怎么能够继承君位呢？”他仔细想了一阵，说：“楚共王的众多儿子中，王子围是老大，就称共王的长子围吧。”
　　以楚共王长子的身份，继承君位自然也就有了合法性，至少比什么“寡大夫”来得名正言顺。所谓合法性这东西，你可以扭曲它，可以篡改它，甚至可以调戏它，但是你不能忽视它。偏偏王子围就是个对合法性一点也不感冒的人，也不怕家丑外扬，反倒是伍举很紧张，赶紧跳出来为他擦屁股。
　　熊麇的遗体被草草下葬在远离郢都的郏城，因此他又被称为郏敖。“敖”是楚国的古老方言，意思大概和酋长差不多。在有据可查的楚国历史上，共有四位国君被称为敖，另外三位分别是楚武王的爷爷熊仪（若敖）、父亲熊坎（霄敖）和儿子熊囏（堵敖）。当然，也有人认为，“敖”就是丘陵，某敖即某丘陵，算是一种不怎么尊敬的尊称。
　　做完这一切后，王子围便粉墨登场，自封为楚王，史称楚灵王。他的亲信薳罢被封为令尹，薳启强则被封为大宰，取代了伯州犁原来的位置。
　　郑国人的反应其实还挺快。郑简公第一个派使者前往郢都参加了郏敖的葬礼，同时祝贺楚灵王即位为君。这个使者便是心直口快的子大叔，他从楚国回来，向子产汇报说：“赶快准备行装吧！新任的楚王骄傲自满而且很自以为是，必定会以驱使诸侯为乐，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隔三岔五地去郢都听候调遣了。”
　　子产说：“是啊，看来弭兵会盟以来的好日子就要走到尽头了。话虽如此，没有几年工夫，他是成不了气候的，咱们没有必要这么早做准备。”
　　子产料事如神，这次却算得不怎么准确。原因很简单，他大大地低估了楚灵王的野心，以及将这种野心转换为实际行动的执行力。自从楚灵王即位后，楚国的使者就络绎不绝地来到新郑，质问郑简公为何不亲自到郢都去祝贺，而只是派了一个不重要的臣子去敷衍了事。
　　在得到了晋国人的首肯后，公元前539年十月，郑简公在子产的陪同下来到了楚国。虽然来得晚了一点，楚灵王还是很高兴，设宴招待郑国君臣，并且在宴会上赋了《吉日》一诗。
　　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从，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
　　这是描述周宣王狩猎的一首诗。宴会结束后，子产回到宾馆，马上命人准备打猎的器具。第二天一早，楚灵王果然邀请郑简公前往江南的云梦泽打猎。
　　云梦是楚国的大湖。确切地说，是一片星罗棋布的湖泊群，地处今天的江汉平原，以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也是楚国人引以为傲的地理标志。郑简公在云梦打猎的情况如何，史料已无记载，只知道他在楚国的逗留时间很长。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38年正月，他才提出要回国。可巧许悼公来到郢都朝觐，楚灵王一高兴，又将许悼公留下来，带到云梦去打猎，还叫郑简公“同去，同去”，于是又同去。
　　南方春暖花开，北方则是春寒料峭。据《春秋》记载，这一年的春天，中原地区多个国家出现了冰雹天气（大雨雹）。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仿佛能够听到云梦的战鼓声、呐喊声和楚灵王的狂笑声渐行渐近了。
　　果然，春节刚过，楚灵王便派伍举出使晋国，向晋平公传达了“求诸侯”的愿望：昔日承蒙君侯的恩惠，让我们在宋国结下了弭兵之盟，说那些跟随晋国楚国的国家从此要互相朝见两个大国。由于近年来多灾多难，寡人愿意讨取几位国君的欢心，您如果四方边境没有忧患，那就借您的光向各位诸侯请求会盟吧！话说得很委婉，意思却很明确：我要组织诸侯会盟，而且要当盟主，希望你同意。
　　这是公然向弭兵会盟提出的晋楚两国共同主宰天下的体系挑战。对于晋平公来说，楚灵王的要求无异于与虎谋皮，他很想给伍举一巴掌，让他清醒清醒。但司马侯给了他一个完全不同的意见：“不要轻易说不。楚王正在日益膨胀，上天也许是想满足他的愿望，以增加人们对他的仇视，然后再惩罚他，这是有可能的；或者让他得个善终，这也是有可能的。天下诸国，只有晋国和楚国得到了上天的帮助，能够成就霸业，我们就算与之争锋，能够争得过老天的意愿吗？您还是答应他吧，他怎么做是他的事，您只要做好自己的事，修好自己的德，等着看他的下场就行了。如果他能够将美好的品德作为自己的归宿，我们都要去侍奉他，何况是诸侯？如果他坚持荒淫暴虐，楚国的老百姓都会抛弃他，凭什么跟我们争？”这话有点像哄小孩，说白了，今时不同往日，晋国内忧未除，自身不稳，何以与楚国争锋？
　　晋平公不服气：“晋国有三条可以无敌于天下的理由：地势险要；多产良马；齐、楚两国多灾难。有这三条，难道还要顺着楚国的意思，委曲求全？”
　　司马侯说：“我倒是觉得，仗着地势险要和良马众多，对别的国家幸灾乐祸，简直是灾难。说到地势险要，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都很险要，但它们的主人换来换去；说到盛产良马，冀州的北部也是出产良马的地方，但是从来没有看到那里有哪个国家兴起。所以说，地势险要和盛产良马，并不是一个国家强大不可侵犯的理由。身为国君，应该致力于修德，加强与神和人的沟通，而不是依仗险要的地势和良马。他国的灾难，就更不是让自己高兴的理由。俗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年齐国发生公孙无知之乱，结果导致齐桓公上台，齐国现在还仰仗着他的余荫；晋国有骊姬之乱，却得到了晋文公，从此成为天下的盟主；卫国和邢国没有天灾人祸，照样被敌人灭亡。所以说，别国发生灾难，咱们没什么好高兴的，没准人家多难兴邦呐！如果您仗着那三条理由而不修德政，就等着四处救火吧，还想什么跟楚国争锋？我建议您还是答应楚国的要求。商纣王因为残暴淫虐而亡国，周文王因为仁慈惠和而得天下，难道只是在于争夺诸侯那么简单？”
　　读史至此，又有一叹：美日帝国主义的每一次灾难，都能引起国内愤青不同声调的欢呼，殊不知，这些灾难不但吓不倒帝国人民，反而使得他们更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瞎高兴个啥？
　　司马侯这番话说得晋平公口服心服，决定答应楚国的要求。他派叔向对伍举说：“寡君因为有国家大事，不能前往楚国朝觐。至于诸侯去不去，君侯本来就已经得到了他们，何必再来征求我们的同意呢？”
　　楚灵王当然没有奢望晋平公去朝觐他。晋平公这样说，也只是当时人喜欢采用的谦逊说法，并不代表他认为自己应该去楚国朝觐。伍举得到这样的答复，已经是喜出望外，于是又为楚灵王向晋国求婚，晋平公也答应了。
　　这个时候，远在郢都的楚灵王其实也在忐忑不安。当时郑简公仍在楚国逗留，楚灵王把子产找过来问：“依你之见，晋侯会答应寡人的要求吗？”
　　“当然会答应。”子产肯定地说，“晋侯贪图安乐，志向不在诸侯。他的大夫们私欲很重，没有人真正去帮助他。再说了，当年在宋国的盟约又明确规定晋楚两国有如一家，如果他不让诸侯朝觐您，还要那盟约做什么？”
　　“那诸侯会来吗？”
　　“一定会来。服从在宋国的盟约，获得大王您的欢心，又不用担心晋国指手画脚，为什么不来？”子产迟疑了一下，“要说不来的国家，想必是鲁、卫、曹、邾这几个吧。曹国害怕宋国，邾国害怕鲁国，鲁国和卫国又为齐国所逼迫，它们都不得不亲近晋国，因此不会来。其余的国家，都在您的势力范围之内，谁敢不来？”
　　听到子产这样说，楚灵王得意地大笑起来：“这么说来，我所要求的没有不行的啰？”
　　“这个……”子产的回答很委婉，“如果您只是想在别人身上寻找快感，恐怕不行；如果您的愿望和大家一样，那就没有什么不行的。”
　　楚灵王愣了一下，随即又大笑：“好你个子产，说起话来拐弯抹角！”说完，他故作亲昵地使劲拍了拍子产，拍得子产半边肩膀酸疼，哭笑不得。
　　公元前538年夏天，由楚灵王召集和主持的诸侯大会在楚国的申地正式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有蔡灵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宋国的世子佐以及徐、滕、顿、沈、胡、小邾、淮夷等小国的国君。曹国和邾国以国内有灾难而推辞，鲁昭公说他要祭祀祖先，卫襄公则自称有病不能来。
　　从阵容上看，这次会议的级别不高。本来野心勃勃的楚灵王一看到参会人员回执，热情立马减半。他干脆呆在云梦继续打猎，而叫郑简公先行抵达申地去接待诸侯。直到诸侯们到得差不多了，才姗姗来迟，腆着大肚子在申地的行宫中一一接受了大伙的拜见。
　　这种虚张声势的架势使得伍举十分担心，他对楚灵王说：“我听说，诸侯不归附于特定的人，只归附于有礼之人。现在您已经开始得到诸侯的拥护了，要给他们一个好的第一印象，霸业的成功与否，就看您的表现了。”
　　“那寡人该怎么办？”对于在楚庄王年代就以智慧而闻名的伍举，楚灵王一直怀有敬畏之意——在他的世界中，能让他感到有所约束的，恐怕也只有伍举了。
　　“自古以来，明君都有让人铭记在心的标志性事件。夏启有钧台的晚宴，商汤有景被亳的政令，周武王有孟津的盟誓，周成王有岐阳的阅兵，周康王有丰宫的朝觐，周穆王有涂山的会盟，齐桓公有召陵的会师，晋文公有践土的盟约。您打算采取哪一种模式？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子产在这里，他们都是诸侯大夫中的佼佼者，您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寡人就学齐桓公吧。”楚灵王说。然后派人去问向戌和子产关于礼仪的问题。向戌说：“小国学习礼仪，大国使用礼仪，岂敢不进献？”将公爵会晤诸侯的礼仪完完整整地写在竹简上，一共写了六条，让使者带给楚灵王。子产说：“小国听从大国的调遣，岂敢不用心推荐？”将子爵、男爵会见公侯的礼仪教给了楚国人，也是整整六条。
　　楚灵王对照这些礼仪，好好地演练了一番，仍然不放心，又对伍举说：“举行仪式的时候，你就站在我后面，发现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就赶紧提醒我。”
　　公元前538年六月十六日，由楚灵王主导的第一次诸侯会盟终于顺利举行了。所有的仪式都举行完之后，楚灵王暗自抹了一把汗，将伍举叫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不是说好要你提醒我吗？怎么你没有任何举动？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让人家笑话啦？”
　　伍举说：“您做得很好，比想象中都好！”
　　“难道就没有一点失误？”
　　“说实话，今天您在台上实施的礼仪，起码有六种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太高深了，我哪里提醒得了！”伍举说着，忍不住笑了。楚灵王愣了一下，也大笑起来。
　　顺利举行完盟誓后，楚灵王心情大好，邀请大家前往武城打猎。这是他即位半年多来第三次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而且每次都邀请诸侯参加，一来炫耀武力，二来展示地大物博，三来增进感情，可以说是他争取诸侯支持的重要手段。
　　会议的正式代表之一、宋国的世子佐因故没有赶上盟誓仪式，直到大伙都去了武城才匆匆忙忙赶到申地。自知理亏的世子佐老老实实地呆在申地等候发落，然而一连十几天都没有等到楚灵王的指示。正当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楚灵王派了一位使者回到申地，却不是要他面壁思过，而是向他表示歉意。
　　“寡君在武城打猎，是为了给宗庙奉献供品，因此不能赶回来及时接见您，请您原谅。”使者对世子佐说。世子佐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不用说，在武城打猎期间，楚灵王就是用这样百无禁忌的方式对待各国诸侯，连子产和向戌之徒都对楚灵王的宽宏大度产生了严重的错觉——这，难道就是原来那个蛮横无礼的王子围？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从武城回到申地，诸侯们以为会开完了，活动也搞完了，都忙着打点行装，准备回家了。楚灵王突然又把大伙召集起来，说别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会盟不是请客吃饭，不能光打雷不下雨，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才有意义。说着使了个眼色给身边的薳罢，薳罢拍拍手，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将徐国的国君徐子给拎了出来。
　　大伙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楚灵王站起来，用一种阴鸷的眼光环视了大伙一周，被他盯到的人无不感到寒意油然而生。“诸位不远千里来到楚国参加会盟，为的是和平共处，建立没有刀兵的太平盛世，这也是寡人的愿望。”楚灵王清了清嗓门，“但是，大家想必也知道，吴国和少数几个国家不自量力，敢于与楚国为敌，企图破坏天下的和平。只要寡人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吴国的阴谋得逞。”
　　话说到这里，大家心里都明白了七八分了，这会果然不是白开的，先前的歃血为盟、吃喝玩乐、架鹰纵犬，原来只是铺垫，真正的戏文还在下面。
　　“根据寡人得到的情报，吴国人得知我们在这里会盟，竟然突发奇想，要在我们中间安插一个眼线，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而且，他们几乎要成功了。谁都想不到吧，这位看似忠厚老实的徐子，就是吴国人安排进来的探子！”
　　大伙都不说话，保持惊人一致的沉默。你说他是钉子，他就是钉子？但是谁都不敢开口争辩。最后还是子产站出来说：“大王，如果说徐子是吴国人派来的钉子，需要有确切的证据，道听途说恐怕会冤枉好人。”
　　“你要证据？”楚灵王快步走到徐子跟前，一把揪住他的衣服，“这个人的母亲是吴国的公主，他与吴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证据！”
　　大伙面面相觑。按照楚灵王的逻辑，只要谁与敌国有血缘关系，谁就有私通敌国的嫌疑，不，是谁就有私通敌国的铁证，这也未免太牵强了。这下连子产都不发表意见了，谁会去跟黄鼠狼比放屁啊？大堂上一片沉默。
　　“既然谁都没有意见，”楚灵王得意地笑了，“那请诸位整顿军备，准备随同寡人一起讨伐吴国吧。”
　　伍举私下对楚灵王说：“古代的明君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以礼相待诸侯，因此诸侯也愿意为他们卖命。夏桀举行有戎之会，有缗氏叛变；商纣举行黎之蒐，东夷背叛；周幽王举行大室之盟，戎狄部落反水，这都是因为对诸侯无礼。现在您没有真凭实据就断定徐子与吴国勾结，这不是失礼于诸侯，引人背叛么？”
　　楚灵王瞪了他一眼：“寡人说他有问题，他就有问题，这事不许再谏！”
　　子产听说这件事，跑去找向戌：“我现在倒是不担心楚国了。这个人蛮横无礼而且刚愎自用，听不进善意的建议，横行不会超过十年。”
　　“是的。”向戌也说，“十年成不了大事，他的作恶不会太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同年七月，楚国大将屈申率领楚、宋、郑等国诸侯联军讨伐吴国，大军包围并攻克了朱方（吴国地名），将居住在那里的齐国旧臣庆封抓了起来，并诛灭其九族。
　　楚灵王认为这是一个树立正面形象的极好题材，命令在诸侯面前公开处死庆封。伍举再次劝谏：“我听说，自己没有缺点才可以指责别人。庆封因为违抗君命，大逆不道，所以流落到这里。他怎么可能乖乖就范？搞得不好，让他反咬您一口，会在诸侯中间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就太不划算了。”
　　楚灵王不听，命令庆封扛上一柄八斤重的大斧头，五花大绑地在诸侯营中巡游示众，并且要他大声说：“不要像齐国的庆封那样杀死他的国君，欺负国君的孤儿，来和大夫结盟！”这叫现身说法，现代多用在贪官身上，古代则多用于所谓的“贰臣”身上。而这里说的杀死国君，是指崔杼谋杀齐景公，庆封当了帮凶；欺负孤儿，是说庆封以齐景公弱小而轻视他；和大夫结盟，则是指公元前548年，崔杼和庆封在齐景公的即位仪式上，要求大家对他们表忠心，宣读“如果有不亲附崔氏、庆氏者……”这样的誓词。
　　庆封也不含糊，扛着斧头一路走一路喊：“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子熊围那样把自己的国君——哥哥的儿子熊麇杀死，取而代之，还厚颜无耻地来和诸侯会盟！”诸侯们听了，想笑又不敢笑，楚灵王赶快派人把庆封拉下去杀了。
　　从吴国返回后，楚灵王马不停蹄，又带兵消灭了赖国。赖国的国君赖子双手反绑，嘴里衔着玉璧；国中士大夫光着上身，抬着棺材跟在后面，来到了楚军大营。楚灵王是个老粗，搞不懂这一套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投降仪式，只好又向伍举请教。伍举说：“先君楚成王攻下许国，许僖公就是这样做的。先君亲手给他松绑，接受了玉璧，烧掉了棺材，表示宽宏大量地接受投降。”
　　“有意思。”楚灵王心想。于是照葫芦画瓢，接受了赖子的投降，把赖国的老百姓迁到鄢地。
　　楚国的盟国中，许国最为死心塌地。早在楚共王年间，许灵公就因为不堪忍受郑国的欺凌，将整个国家搬到了楚国境内，客居在叶城，成为了受楚国保护的国中之国。楚灵王消灭赖国后，突发奇想，要把赖国的土地赏赐给许国，让许人重建家园，而且说做就做，马上派大夫斗围龟和王子弃疾带兵前往赖地筑城。
　　这件看似仗义的好事受到大夫申无宇的强烈批评：“楚国的灾难就要开始了，想会诸侯就会诸侯，想攻打别国就攻打，在边境筑城也没有提反对意见，国君肯定是称心如意了，可老百姓能够安居吗？长此以往，谁能够受得了？”
　　不用老百姓反抗，同年冬天，吴国为了报复朱方之役，派兵入侵楚国，劫掠了棘地、栎地和麻地。楚国派大夫沈尹射赶到夏口戒备，宜咎在钟离地方筑城，大宰薳启强在巢地筑城，大夫然丹在州来筑城。正好这段时间上述地区大雨延绵，导致筑城工作不得不停止，赖地的筑城也因此半途而废。
　　【用人失察的灾难】
　　前面说到，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奉命出访中原各国。在鲁国逗留期间，季札与叔孙豹有过一次交谈，季札当面提醒说，叔孙豹心地善良，却不善于识人，恐怕因为用人不当而遭受祸害。
　　季札所言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所指。事情还得从公元前577年的鲁成公年代说起。
　　那一年，叔孙氏的族长叔孙侨如因为与鲁成公的母亲穆姜私通，企图利用穆姜的力量消灭季孙氏和孟孙氏，独揽鲁国大权，结果事情败露，叔孙侨如全家逃亡到齐国。后来，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接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
　　鲁成公对叔孙氏网开一面，一方面是体现自己的仁德，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势力均衡。而之所以选择叔孙豹，则是因为他为人诚恳，忠于职守，在鲁国享有良好的口碑。
　　然而，在这位至诚君子流亡齐国的途中，却发生了一件风流事儿。
　　《左传》记载，叔孙豹在逃亡途中和叔孙侨如的大部队走散，只身来到齐鲁边境的庚宗（地名），又累又饿，又怕被人发现，只好躲在田野里盼望奇迹出现。
　　庚宗当地的一个农妇，扛着锄头正好经过，看到叔孙豹奄奄一息地躺在一条小河沟边，不由得心生怜悯，便将自己随身带的食物给了他。叔孙豹吃饱了，喝足了，捧着小河沟里的水把脸洗干净，那贵族公子的气质便又重新回到身上。那农妇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左邻右里不过是些山野村夫，哪里见过这么风流潇洒的男人啊？把持不住，主动投怀送抱，献身于叔孙豹。俗话说得好，男追女，隔千山；女追男，隔张纸。农妇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自有一番野趣，再加上叔孙豹逃亡多日，生理需求膨胀，两人一拍即合，当下便把事儿给办了。
　　当然，后世有好事者以为，鲁国礼仪之邦，女人如此随便，实在难以想像。于是有一本伪《孔子家语》转载此事，将《左传》中的“妇人”偷偷改成了“寡妇”。这样便说得过去了，寡妇嘛，闲着也是闲着，不干白不干，不算伤风败俗。
　　事情办完后，农妇很满足。她躺在叔孙豹怀中，不甚娇羞地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豹。”
　　“好威风的名字啊！”农妇说，“你从哪儿来，要往哪里去呢？”
　　“这……”叔孙豹犹豫了一下。
　　“如果不嫌弃的话，就留在这里嘛！”农妇的眼中流露出一丝热切的神色。
　　叔孙豹环视四周。这是深夏时节的黄昏，田原一片宁静，远处寥寥几栋农舍，炊烟正在袅袅升起。“我又何尝不想留在这里，只不过我如果留下来，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叔孙豹长叹道。
　　“为什么？”
　　“因为……我是叔孙氏的后人。”
　　农妇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不用叔孙豹多说，她全明白了。前几日，村长才将全村人召集到一起，宣读了公室的命令——叔孙氏里通外国，阴谋叛逆，据悉正举族逃往齐国，如有发现其行踪者，必须立即向当地政府报告，协助捉拿归案。
　　“你快走吧，这里确实不安全。”农妇一把推开叔孙豹，眼泪却止不住流下来，她指着小河沟流去的方向，“顺着这条河一直走下去，翻过前面那座山，再走不远就是边境了。你赶快走，如果被别人发现，一定会把你抓起来见官。”
　　叔孙豹朝农妇作了一揖，郑重地说：“感谢你。”然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头也不回地向着农妇所指的方向走去。
　　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农妇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
　　叔孙豹到了齐国，齐灵公见他独自一人，便将国氏的女儿许配给他，生了孟丙和仲壬两个儿子。但是，叔孙豹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似乎不太快乐，至少不如他的哥哥叔孙侨如快乐——侨如一到齐国，便和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搞到了一起，声孟子甚至想立侨如为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
　　家族的变故使得叔孙豹忧心忡忡，侨如的荒唐行为更让他抬不起头来。有一天夜里，他竟然梦到天塌下来压在自己身上，眼看要顶不住了，回头看见一人，长相十分奇特。黑皮肤，肩膀向前弯曲，眼睛深陷，猪嘴巴。他顾不上许多，大叫道：“牛，快来帮我！”那人听了，快步上前，用肩膀扛住天，奋力向上一顶，将天又顶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将上至家老、下至厨子的所有家臣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辨认，却没有发现谁和梦中那“牛”长得相像。他只好叫来画师，按照自己的描述，将“牛”的长相画到布上，保存起来。
　　后来鲁成公派人到齐国召叔孙豹回国。
　　对于叔孙豹来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在来齐国之初，兄弟二人有过一次谈话，叔孙侨如说：“鲁侯顾念我们先人的功德，想必会保存叔孙氏的香火。但是我罪大恶极，肯定是回不去了。如果有那么一天，他们派人来召你回去，你可愿意挑起家族的重担？”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事。”叔孙豹回答。对于给家族带来灾难的侨如，他没有丝毫好感，但仍然按照兄弟之礼给予尊重。等到鲁成公宣召其回国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向侨如辞行，急急忙忙便跑回鲁国去了。
　　此后又过了数年。某一天，叔孙豹的府上来了一位奇怪的不速之客。从她的打扮来看，是所谓的“野人”阶层，手里拿着一只野鸡，说是要献给叔孙豹。
　　一个女人，既非贵族，又非国人，竟然胆敢要求面见叔孙氏！守卫大门的卫兵自然不让她进去。正在争执之际，一个家臣匆匆跑出来，斥退卫兵，将那女人迎进了府。
　　不用说，这个女人就是叔孙豹在庚宗田野里遇到的农妇。两人久别重逢，时过境迁，说过什么知心话，做过什么快乐事，史料已无记载。《左传》只是干巴巴地写道：
　　叔孙豹问她儿子的情况，她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能够捧着野鸡跟着我到曲阜来了。”
　　叔孙豹何以得知那一次风流便结下了果实？原来，周礼有明确规定，“士”阶层面见贵人或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手执野鸡为礼（士执雉）。叔孙豹是个明白人，一看那女人送来野鸡，又提到儿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个年代，卿大夫有个野合而来的私生子，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何况庚宗田野那一幕，给叔孙豹留下了十分温暖的回忆。他马上对女人说：“把你的儿子叫来吧，我想见见他！”
　　第二天，那女人果然带着儿子又来到叔孙豹府上。叔孙豹一见那孩子，不由得大吃一惊，马上命人将那幅“牛”的画布拿来，对比着一看，可不就是同一个人！他又惊又喜，感叹这真是命运的安排，亲切地叫道：“牛，你就是牛啊！”
　　那孩子不过七八岁，一点也不怯场，听到叔孙豹这么叫他，马上跪下道：“唯。”然后再站起来。
　　“唯”就是“是”的意思。古人不说“是”，一般说“诺”。然而儿子回答父亲，要比“诺”更为恭敬，所以用“唯”，即所谓“父召无诺，唯而起”。那孩子的回答让叔孙豹更高兴了，他将家臣们都叫过来，说：“你们看，这就是当年在梦中救过我的牛啊！”当场任命他当了叔孙氏的“竖”。
　　竖是当时卿大夫家中的小臣，由未成年的贵族男子充任。从此，这个孩子便被大家称为“竖牛”了。叔孙豹对竖牛宠爱有加，每天都带在身边。竖牛长大之后，又被委以管理家政的重任。
　　相比之下，叔孙豹的正妻国氏所生的两个嫡子，孟丙和仲壬反而被疏远了。
　　叔孙豹在齐国的时候，与齐国大夫公孙明相交相知，亲如兄弟。叔孙豹回国之后，没有及时将国氏迎接回国。公孙明自然担负起照顾朋友妻的责任，一来二去，便照顾到床上去了，后来干脆明火执仗，将国氏娶回家。因为这件事，叔孙豹迁怒于两个嫡子，直到孟丙长大成人之后才派人将他们接回鲁国。
　　疏远归疏远，孟丙是叔孙家的嫡长子，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又造成了“不正名”的矛盾。封建社会子以母贵，竖牛有宠，然而其母身份卑贱，就算叔孙豹有意立他为继承人，也绝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孟丙失宠，然而其母为国氏之女，身份高贵，顺理成章应当继承叔孙家业。事实上，叔孙豹也没有任何要让竖牛取孟丙而代之的念头。公元前538年夏天，他还命人专门为孟丙铸造一口巨钟（孟钟），说：“你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交圈，我想借这钟的落成典礼宴请各位大夫，让你正式以叔孙家嫡长子的身份应酬宾客。”
　　叔孙豹没有留意到，竖牛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现出一丝阴鸷的光芒。
　　季札说的“用人不善”，就是指叔孙豹委任竖牛管理家政一事。按照常理，这个重任应当交给嫡长子才是。
　　公元前538年冬天，叔孙豹随同鲁昭公到丘莸狩猎，染上风寒，从此卧床不起。
　　叔孙豹卧床期间，竖牛便是家中的一把手了。这个庚宗农村出生的孩子，自幼机敏过人，又长期掌握家政，早就将贵族门第的权谋之术摸得一清二楚。他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将孟丙找来，明目张胆地提出：从今以后，你要服从我的领导，即便是日后继承了家业，你也要唯我的命令是从，而且现在就要盟誓表忠心！
　　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孟丙不同意，但是又没办法将这事告知叔孙豹。一来叔孙豹的住处四周全被竖牛的人把守，没有竖牛的同意，谁都进不去；二来即便叔孙豹得知这事，也不一定相信，他对竖牛的信任实在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针插不入，水泼不进。
　　就在这个时候，孟钟铸好了，落成典礼提上了议事日程。孟丙心想，借这个机会见上父亲一面，或许可以扭转局势。怀着这样的心思，他来到了叔孙豹的寓所前，没想到，竖牛早在那里等着了。
　　“父亲有令，除了我，任何人没有他的命令，不得入内。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我可以替你转达。”竖牛阴笑着说。
　　“我有要事，必须面见父亲。”孟丙说。
　　“不可能。”竖牛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似乎在向孟丙示威——弟弟，你绕不开我这一关。
　　“那么，”孟丙犹豫了一下，“请禀告父亲，孟钟铸好了，将举行落成典礼，请他来定一个吉日。”
　　“这是好事啊！”竖牛的脸上露出一种让孟丙不安的亲切笑容，“我马上替你禀报。”
　　竖牛走进叔孙豹的屋子，老头子正在睡觉呢。竖牛也没打扰他，在里面呆了一会儿，又走出来，对孟丙说：“父亲很高兴，说日子已经定下了。”
　　到了约定的那天早上，叔孙豹在睡梦中听到钟声，不觉十分惊奇，将竖牛叫进来问是怎么回事。
　　“这个……”竖牛装作欲说还休的样子。
　　“说！”
　　“那是弟弟在举行孟钟的落成典礼。”
　　“什么？”叔孙豹大怒，“不经过我的同意，就举行什么典礼，他眼中还有我这个做父亲的吗？”
　　“我也劝过他，可是他不听。您也知道，我虽然负责管理家政，可他是这个家里的嫡长子，有些事情我也不好太多过问。而且……”
　　“而且什么？”
　　“我来的时候看见，他请的贵宾中，有北方女人那边的客人。”竖牛战战兢兢地说。所谓北方女人，就是指叔孙豹原来的正妻国氏，客人则是暗指公孙明。孟丙和仲壬自幼在齐国长大，公孙明可以说是他们的继父。
　　叔孙豹一听就坐起来了，一边咳嗽，一边大声叫道：“快与我更衣，我倒要去看看！”
　　“别，别！”竖牛连忙按住他，“您别动气，现在最要紧的是保重您的身体。再说了，您现在这样出去，不是让人家看我们家的笑话嘛！”
　　叔孙豹颓然躺下，发了半天呆，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你给我杀了他！”
　　“啊，谁？”
　　“那个认贼作父的逆子。”
　　“是。”竖牛脸上的喜意一闪而过。当天夜里，他带着一群武士闯入孟丙的房间，将他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杀掉了。
　　奇怪的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孟丙的弟弟仲壬似乎没有任何警觉。竖牛又找他，要求他盟誓表忠心，被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仅仅是拒绝，没有更多的行动。而且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仲壬还有心情跑出去和鲁昭公的车夫莱书在公宫游玩，接受了鲁昭公赐予的一块玉环。
　　后人只能推测仲壬年龄尚幼，涉世未深。得到这块玉环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拿给父亲看。这是典型的小孩子性格。毫无疑问，仲壬也被竖牛挡在了叔孙豹的住所之外。而那块玉环，被交到了竖牛手上，由他去转交给叔孙豹看。
　　不多时，竖牛就出来了，笑着对仲壬说：“父亲很高兴，要你从此佩戴着这块玉环，以显示国君的恩宠。”说着亲自将玉环挂在仲壬腰带的玉钩上。
　　叔孙豹的病情日渐加重。
　　有一天，竖牛在他身边侍候，突然说：“有一句话，儿子不知道当不当讲。”
　　“你说吧。”
　　“孟丙死了，父亲您又病重，现在让仲壬前往公宫觐见国君，请国君出面来确立他的地位，如何？”
　　“现在还没这个必要。”叔孙豹说。
　　“话虽如此……”竖牛支吾了一下，“可他自己已经去见过了，而且国君还赏赐给他一块玉环，成天佩带在身上炫耀呢。”
　　“什么？这小子，我还没死呢，他就急不可耐了！”叔孙豹又急又气，“他和他哥哥一样，心里恐怕还向着齐国那个继父呢！既然是这样，我就成全他，把他赶回齐国去好了。”
　　“是。”竖牛赶紧说，“儿子这就去办。”
　　没等叔孙豹反应过来，竖牛已经转身走了出去，将这个命令下达了。只留下叔孙豹一个人愣愣地躺在床上，咀嚼着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情，才感到有点不对劲。
　　两个嫡子都胳膊向外拐，一个死了，一个被驱逐，最大的获利者，不就是这个凹眼睛猪鼻子的竖牛吗？
　　他不由得又想起了在齐国做过的那个梦：天压住自己，被竖牛顶了回去，不是意味着上天讨厌自己，所以才把竖牛派到身边吗？
　　想到这一层，叔孙豹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接下来的几天，他的病情明显加重了。他想见见其他的家臣，但每次进到他房间来的，除了竖牛，就是竖牛的亲信。他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向竖牛下了一道命令：“把仲壬叫回来，我要见他。”
　　竖牛笑了笑，说：“没问题。”走出门，他就命令卫士：“加强防卫，不许走漏任何风声。”
　　眼看着叔孙豹临近死亡，终于有一天，叔孙氏的家老（家臣之长）杜泄获准探视叔孙豹。刚一进门，杜泄便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叔孙豹头发蓬乱，胡子零乱，正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
　　“主公！”杜泄忍不住扑过去，握住叔孙豹那双枯瘦如柴的手。
　　叔孙豹斜着眼睛看了他好半天，才艰难地说出两个字：“渴……饿……”
　　“竖牛就是这样对待您吗？”杜泄看着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老泪纵横。
　　叔孙豹摇摇头，意思是什么都别说了，又用眼神看看屋子里陈列着的一排长戈。杜泄愣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替我杀了他。”叔孙豹一字一顿。
　　杜泄苦笑：“当年是您把他要回来的，现在为什么又要我去杀掉他呢？难道您以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又能拿他怎么样吗？”
　　正说着，竖牛带着几名卫士走进来，不耐烦地说：“父亲病得很重，不想见人，你可以出去了。”不由分说，将杜泄赶了出去。
　　接下来的几天，竖牛都是亲自把守在叔孙豹的卧房门口。别人给叔孙豹端来食物，他就接过来走到厢房里倒掉，然后将餐具送出去让人撤走。十二月二十八日，叔孙豹饥渴交加而死。
　　竖牛到底不敢自立，而是立叔孙豹的庶子婼为叔孙氏的族长，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竖牛成功了。这颗庚宗田野里播下的种子，虽然在权力的漩涡之外被养育成人，却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权力斗争之中，而且深谙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地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终于站到了他有可能企及的权力最高峰。
　　但他不能松懈，接下来他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必须要拔掉杜泄这颗钉子，将家老这一重要职务换成自己人。
　　当时鲁昭公命令杜泄主持安排叔孙豹的丧事。竖牛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送了一大笔钱财贿赂季孙氏的家臣叔仲带和南遗，请求他们帮忙除掉杜泄。
　　叔仲带本来就是鼠盗狗窃之徒。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2年，鲁襄公去世，叔仲带趁乱从宫中偷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璧，事情败露，遭到鲁国上下一致谴责。但是季孙宿似乎对此并不为意，仍然重用叔仲带。
　　收到竖牛送来的钱财，叔仲带和南遗便极力在季孙宿面前说他的好话，同时想方设法贬损杜泄。杜泄打算用周天子赏赐给叔孙豹的大路车陪葬，南遗对季孙宿说：“叔孙豹在世的时候没有乘坐过大路车，现在人死了，怎么好用大路车随葬呢？而且您这个正卿都没有大路车，他一个副卿却拿大路车随葬，这不是乱套了嘛！”季孙宿说：“是啊，他凭什么骑到我头上了呢？”派人给杜泄传话，要他放弃使用大路车陪葬。
　　杜泄说：“先君襄公在世的时候，我家主人奉命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天子感念其有礼，而且思念其先人的功勋，所以破例赐予大路车一乘。他不敢享用，回国之后，马上将车上交给国君。国君认为这是天子的美意，不应违逆，又再次赏赐给他，而且郑重其事地让三位重臣记录此事。您作为司徒，记载姓名；我家主人作为司马，记载车服；孟孙氏作为司空，记载荣誉。现在他死了，您却反对他用大路车，这是对先君不忠；事情记录在公室的档案馆里，您却视而不见，三位重臣的诚信何在？如果国君命令使用大路车，活着不敢用，死了又不能赔葬，还不如不赏赐给他！”
　　季孙宿听到这番回答，自知理亏，表示不再过问这件事。事实上，此时在季孙宿心中，还在考虑另外一件大事，也使得他不愿过多在这件事上纠缠。
　　这件大事就是“舍中军”。
　　自公元前562年鲁国“作三军”以来，“三桓”各领一军，公室不再直接掌握武装，大权旁落已经成定局。但季孙宿仍然觉得意犹为未尽，一方面想进一步削弱公室，另一方面想壮大自己的势力，早就在酝酿“舍中军”的事宜，只不过碍于叔孙豹的权威，不敢贸然行事。现在叔孙豹死了，他觉得时机已到，便将这件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何谓“舍中军”？原来，“作三军”之后，“三桓”仅仅将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公室仍然掌握着一定的田地和赋税，在经济上保持了独立。季孙宿的“舍中军”，就是将三军中的中军解散，只保留左、右二军；同时将公室的田地分为四份，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取其一，季孙氏取其二，各家仅象征性地向公室纳贡。这样的话，鲁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就彻底转到“三桓”手中，而季孙氏又一股独大，成为了鲁国的投股股东。
　　季孙宿的方案一提出，就得到了竖牛的坚决拥护：“先父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叔孙氏完全同意这个意见。”
　　季氏首倡，叔孙氏拥护，孟氏自然也不会反对。于是，公元前537年春天，“舍中军”的改革方案付诸实施了。这个时候，叔孙豹还没有下葬。季孙宿煞有介事地写了一封信送到叔孙氏府上，要杜泄在叔孙豹的灵前宣读。信是这么写的：
　　“您一直在考虑舍弃中军，现在成为现实了，所以特别来告诉您。”
　　杜泄读完，愤然道：“这完全是胡说，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当年作三军的时候，他老人家就有不同的意见，担心季氏借此专权，还要求三家在先君僖公的庙前盟誓，要保持这种势力均衡。现在他还没有下葬，季氏就毁掉盟约，还说什么是他老人家的意愿，太无耻了！”将信扔在地上。叔孙氏的家臣无不痛哭流涕，只有竖牛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对付杜泄。
　　想来想去，还是在叔孙豹的丧事上做文章。
　　在竖牛的唆使下，叔仲带再一次出马，对季孙宿说：“我曾经听叔孙豹说过，安葬不得善终的人，要从西门出去。据说他本人就是饥渴而死，那也应该从西门出殡才对。”
　　季孙宿奇道：“他这么说过吗？”
　　叔仲带说：“我亲耳所闻。”
　　季孙宿说：“那么，给杜泄传个话，就让他从西门送葬吧。”
　　命令传到杜泄那里，杜泄大吃一惊：“卿的葬礼，从南门而出，先到祖庙拜祭而后继续前进，这是鲁国的礼节。您掌握国政，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改革礼仪，随随便便就下达奇怪的命令，我不敢接受。”坚持从南门出殡。葬礼结束后，杜泄便不辞而别，逃到了楚国。
　　杜泄这一走，竖牛便松了一口气。但是，且慢高兴，另一个威胁马上到来了——远在齐国的仲壬听到叔孙豹的死讯，不顾危险，回到鲁国来送葬。因为仲壬是叔孙豹的嫡子，季孙宿便想立仲壬为叔孙氏之主，取代竖牛所立的叔孙婼。
　　这一次轮到南遗上场。他对季孙宿说：“您这是打什么主意呢？叔孙氏强大，季氏就会被削弱。他家发生内乱，对您是好事，千万不要干预。”
　　季孙宿一想，也对啊，我为什么要去管人家的闲事呢？于是放弃了立仲壬的念头。南遗又发动国人帮助竖牛攻打仲壬，结果将他射死在大庭氏的院子里。
　　作为报酬，竖牛将叔孙氏在鲁国东部的三十个城镇赠给了南遗。自古以来，崽卖爷田不心疼，为了争权夺利，出卖国家领土也不鲜见，竖牛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现在，杜走仲死，竖牛可以放心享用他的胜利果实了。他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威胁正悄悄逼近。这年三月，叔孙婼正式继任叔孙氏的族长，即位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将家臣召集起来开会，主题是：“清除败类，拨乱反正，重振叔孙氏声威！”将矛头直接指向扶他上台的竖牛。叔孙婼在会上说：“竖牛本来是个没有姓名的野种，先父同情他，给了他一官半职，让他到府中做事。他不知恩图报，反倒图谋不轨，杀嫡立庶，又拿家族的土地做人情，企图逃脱罪责——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必须马上将他处死！”
　　封建社会等级观念严重，杀嫡立庶确实是很大的罪行。但是这话经叔孙婼之嘴说出来，让人觉得有点惊奇。如果不是竖牛杀死孟丙和仲壬两个嫡子，他这个庶子能够有机会成为叔孙氏的主人吗？一般人都会避开这个敏感的话题，哪有像叔孙婼这样自己捅出来的？
　　孔夫子对叔孙婼的评价很高，他说：“叔孙婼不感谢竖牛而去讨伐他，这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掌握政权的人都应该像他那样，不因为私人恩怨而奖惩别人。”又用“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这样的诗句来表扬叔孙婼。
　　竖牛得到消息，十分惊惧，连忙收拾行李，逃亡国外。也许是逃得太匆忙了，他竟然一头跑进了齐国。想想看，孟丙和仲壬可都是齐国人的外孙啊，这不是自投罗网么？果然，刚跑到齐国的边境城市塞关，就被齐国人砍了头。之后，齐国人又将竖牛的头挂在宁风（齐国地名）的荆棘上示众。
　　黑皮肤，眼睛深陷，猪嘴巴，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也许在想：如果不是因为长成这副尊容，他或许不会有这么悲惨的下场吧！
　　【楚王好细腰】
　　公元前537年，晋楚两国貌合神离的友好关系在表面上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年春天，楚灵王派令尹薳罢和莫敖屈生为正副使者前往晋国迎娶晋平公的女儿。
　　薳罢和屈生途经郑国的时候，受到郑国君臣热情接待。郑简公亲自出马，在氾地（郑国地名）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薳罢，在菟氏（郑国地名）招待屈生。本来按照周礼的规定，他国使臣过境，派下大夫接待便足够了。现在由国君亲自慰劳，而且对正副使节分别宴请，也是郑国对楚国特别尊敬的表示。
　　令尹是楚国第一重臣，莫敖也是卿一级的人物。为了不失礼于楚国，晋平公派出由中军元帅韩起和大夫叔向为正副使者的送亲使团，护送公主前往楚国。
　　送亲使团途经郑国，受到罕虎和子大叔的慰劳。这个接待的规格也超标了，但是显然没有接待楚国人隆重。还好，晋国人不计较这些，韩起很高兴地接受了罕虎的宴请。席间，子大叔很担心地对叔向说：“楚王为人骄纵，做事很过分，你们要千万小心。”
　　“他为人骄纵，是他自己的灾难，哪能伤害别人？”叔向笑笑说，“我们是去送亲的，不是去宣战的。到了那里，我们把财礼献上，谨言慎行，不亢不卑就行了。他有什么要求，我们顺从而不失分寸，恭敬而不失身份。遇到问题，就用古圣先贤的教导来提醒自己，遵从传统的法度，以两国的大局为重。楚王虽然骄纵，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话虽如此，请您务必保持警惕。楚王为人，不可以常理度之。”子大叔说。
　　“多谢提醒。”叔向朝子大叔深深一揖。
　　子大叔的担心绝非多余。就在送亲使团抵达郢都的第二天，楚灵王将群臣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讨论如何对待晋国使臣的问题。
　　“晋国，是楚国的宿敌。只要能够打击晋国，我们可以不择手段。现在他们派来的人，一个是上卿，一个是上大夫。诸位，想想看，如果我们让韩起当看门人，让叔向当宦官，晋国人的颜面何存？大伙说说，这样做行不行？”楚灵王抛砖引玉，率先发言。
　　但是这块砖头显然太大，把群臣都砸晕了。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敢接话。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想，这算哪门子事啊？如果在战场上抓到他们，这样处理至少还说得过去；现在人家是来送亲的，你侮辱他们算哪门子英雄？这招太损了，实在是太损了。
　　楚灵王瞪着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正想发脾气，突然听到有个洪亮的声音：“我看行！”循声看去，原来是大宰薳启强。
　　楚灵王大喜，说：“那就请大宰说说！”
　　“我看行！”薳启强清了清嗓门，“不就是羞辱晋国吗，有什么不可以的？只不过，羞辱一个普通人也要防备他报复，羞辱一个国家，更要先做好准备。”
　　“继续说。”楚灵王隐隐感到不对劲。
　　“我们楚国的先王，历来注重推行礼仪，不以羞辱别人为乐。接待外宾的时候，虽然设置了靠几（古人席地而坐，身旁置一靠几，可以放手）而不倚靠，爵中乘满美酒而不豪饮，举行宴会还要准备礼品，吃饭的时候特别增加菜肴，贵宾入境要派人到郊外慰劳，离开的时候赠送财礼。这都是礼仪的最高形式。您如果觉得繁琐，不想执行这些礼仪，甚至想反其道而行之，那就要做好战斗的准备。当年晋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从此不将楚国放在眼里，因此在邲地吃了败仗；楚国在邲之战中获胜，没有防备晋国，因此又在鄢陵被晋国打败。鄢陵之战后，晋国就吸取经验教训了，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楚国，对我们礼遇有加，将和平友好挂在嘴上，所以我们找不到机会来报鄢陵之仇，只好通过求亲联姻来增强两国的友谊。现在两国已经成为姻亲了，又想羞辱他们，晋国人报复起来，又是战火连天，生灵涂炭，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有人愿意承担，那就羞辱他们吧。如果没有，还是请大王再考虑一下，不要因小失大。”
　　“你的意思是，我们楚国还怕晋国的战争威胁吗？”楚灵王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眉头也皱起来了。大伙都替薳启强捏了一把汗。
　　“当然不怕。但是晋侯对待大王，在下臣看来是够可以的了。您要合诸侯，他就带着诸侯一起来。您要求婚，他就将女儿嫁过来，还派上卿和上大夫送亲。这样的情况下，您还要羞辱晋国，必须认真考虑后果。”
　　“什么后果？”楚灵王眉毛一扬，眼中放出一道凶光，恶狠狠地盯着薳启强。
　　“把韩起留在这里，他们还有赵武、荀吴、魏舒、士鞅、荀盈等五卿；叔向不回去，还有祁午、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苗贲皇等八大夫。这些人都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贤能之士，诸侯们都恨不得手下多些这样的人。您认为，晋国失去了韩起和叔向，就会一蹶不振吗？”
　　“这倒是不会。”楚灵王怏怏地说。
　　“另外，韩氏家族在晋国根深蒂固。韩襄担任公族大夫，韩须年纪轻轻已经受命出使办外交，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等分支都是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大家族。叔向家是晋国的名门，也不是等闲之辈。您如果囚禁了这两个人，晋国的五卿和八大夫都会同仇敌忾，挺身而出。仅韩起和叔向两家，就可以出动战车九百乘。再加上其余卿大夫家，至少还有四千乘。那时候，伯华（叔向的哥哥）为他们出谋划策，荀吴和魏舒率领他们，并发动天下诸侯来讨伐楚国，您自认为抵挡得住么？”
　　“这……”楚灵王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层。
　　“话说回来，大王是楚国的主人，可以为所欲为，有权力在不考虑任何后果的前提下，把一件亲善友好的事变成祸事，招来敌人的进攻，让我们这些臣下去送死。如果这样能够让您心满意足，又有什么不行的呢？所以，我看行，就这么办吧！”
　　“大夫别再说了。”楚灵王闹了个大红脸，“这件事情是不谷想错了，不能这么干，谢谢大夫提醒。”
　　前面说过，“不谷”是君主的谦称，比“寡人”更谦逊，一般是犯了错误时才这么说。从这件事来看，楚灵王虽然蛮横，但也并非不可理喻，跟他讲道理还是听得进去的。
　　因为有薳启强的据理力争，韩起和叔向的楚国之行有惊无险，受到了相应的礼遇。据说，楚灵王还是不太甘心，企图拿一些叔向不知道的事物来戏弄他，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叔向是晋国有名的博学之士，楚灵王找错了对象。
　　同年十月，楚灵王纠集蔡、陈、许、顿、沈、徐、越等国和淮南的东夷部落入侵吴国。薳启强的部队寻找吴军主力决战，在鹊岸（地名）中了埋伏，被打得大败而归。
　　战斗结束后，吴王夷昧马上派自己的弟弟蹶由到楚灵王的大营来犒劳楚军。自从晋楚两国弭兵会盟以来，吴国对楚国的态度就悄悄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一味为敌变成了战谈结合——战场上不认输，外交上不失礼，典型的以打促和。
　　对于这种“打一巴掌给颗糖”的做法，楚灵王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蹶由刚进楚灵王的大帐，就被武士抓了起来，绑得严严实实。
　　蹶由似乎早就知道有这样的待遇，既不反抗，也不抗议，老老实实束手就擒。这种波澜不惊的表现使得楚灵王感觉很不爽，按理说，吴国人应该吓得尿裤子才对啊！他故意拉长了声音，不阴不阳地问道：“你知道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你吗？”
　　蹶由摇摇头。
　　楚灵王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寡人打算用你的血来祭鼓，如何？”
　　“任凭大王发落。”蹶由还是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架势。
　　“那么，”楚灵王决定换一种方式来折磨对方，“你来这里之前，算过命吗？”
　　“哦，算过。”
　　“结果吉利吗？”
　　“吉利。不吉利谁来呢？”蹶由大大咧咧地说，“寡君听说大王大军压境，就用大庙里的龟甲占卜，祈祷说：‘寡人派人去犒劳楚军，顺便看看楚王的火气有多大，请神让我预先知道吉凶。’结果得了个吉。”
　　“是嘛？那我现在就把你的头砍下来，你还会认为这事吉利吗？”
　　蹶由笑了：“当然是吉利。如果您高高兴兴迎接我，用好酒好肉款待我，我们就放松警惕，忘记危险，离灭亡也就不远了。现在您一见到我就动雷霆之怒，要砍下我的头去祭鼓，那是提醒我们要加强戒备。吴国虽然弱小，但只要严阵以待，楚国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您杀了我，吴国因此而得以生存，当然是吉利！寡君到大庙里占卜，是为了国家占卜，难道是为我一个人占卜？”
　　楚灵王想了想，下令将蹶由先关起来，带回楚国去。这一次入侵吴国，就这样无功而返。为了防备吴国人趁机反攻，楚灵王还派沈尹射和薳启强分别在巢地和雩娄设置防备。
　　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已经是公认的国际法则。但是这一法则在楚灵王这里不起任何作用，只要他兴之所至，不管是敌国还是盟国的使臣（有时甚至是国君），都有可能成为他的阶下囚。侮辱别国使臣，似乎成为了他的一大乐趣。
　　有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齐景公派晏婴出使楚国。晏婴以足智多谋而闻名，长得却又矮又黑。楚灵王当然不会放弃这个侮辱人的好机会，让人在城门旁边特意开了一个小门，让晏婴从那个小门中进入。
　　“咦，我难道是来到了狗国吗？”晏婴问楚国负责接待的官员。
　　“此话怎讲？”
　　“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洞中进入。楚国不是狗国，为什么开个狗洞呢？”
　　楚国人大为惭愧，只好打开大门迎接晏婴。
　　楚灵王见到晏婴，第一句话就是：“齐国怕是没人了吧，怎么派遣你来做使者？”
　　“瞧您说的！齐国仅首都临淄有七千多户人家，大家展开衣袖可以遮天蔽日，挥洒汗水就像天下雨一样，肩挨着肩，脚跟着脚，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
　　“既然这样，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人来做使臣呢？”楚灵王说着，故意上下打量晏婴，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身高。
　　晏婴笑了：“齐国派遣使臣，自有一套规矩。那些有才有德的人，就派遣他出使大国强国；那些无才无德的人，就派遣他出使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国家。我嘛，长得又矮又丑，又没有本事，所以就派到楚国来啰。”
　　楚灵王连咳几声，赶快将话题转开。后来楚灵王又设宴招待晏婴。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有两个小官吏绑着一个犯人自堂前走过。
　　“这是什么人呐？”楚灵王故意大声问道。
　　“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官吏大声回答。
　　“哦……”楚灵王意味深长地看了晏婴一眼，“大夫你看，这齐国人生来就善于偷东西的吗？”
　　“大王您说错啦！”晏婴说，“您想必也知道，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结的就是橘子，吃起来很甜；一旦移植到淮河以北，结出来的果子就很苦涩，人们称之为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水土条件不相同。眼前这个人生在齐国，一向不偷东西，到楚国却犯了偷窃罪。莫非，楚国的土壤盛产盗贼吗？”
　　楚灵王尴尬地笑笑：“寡人讲笑呢，大夫别当真。”
　　后人将“南橘北枳”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晏子使楚的故事见于《晏子春秋》，里面写的是“楚王”，并没有特别注明是“楚灵王”。但是，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从时间和人物性格上判断，这个楚王必为楚灵王无疑。想想看，他连晋国派来送亲的中军元帅都想侮辱，齐国来的大夫就更不在话下了。
　　侮辱使臣的事情越搞越不像话。公元前536年，徐国世子仪楚奉命出使楚国，不知为何又被楚灵王下令逮起来了。仪楚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楚国，趁着楚国人看管不严，偷偷逃回了徐国。
　　楚灵王大为震怒，派大夫薳泄讨伐徐国。吴国派兵救援徐国。楚灵王又派令尹薳罢讨伐吴国，结果在房钟（地名，今天安徽省蒙城境内）被打败。薳罢将战败的责任推到薳泄身上，将他抓起来杀掉了。
　　如果说，侮辱来使是楚灵王的一大恶习的话，他的另一个爱好便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了。
　　公元前535年春天，虽然连续两次对吴战争失利，楚国的首都郢都却沉浸在一种兴奋的气氛当中——楚灵王动用十余万工匠，历时数年建造的章华宫终于落成了。这座富丽堂皇的王家园林占地方圆四十里，修建了三千多间亭台楼榭，种植了上千种奇花异草。最引人注目的，是园林的中央建造了一座高达三十仞的景观台——章华台，为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据说，人们从台基上到台顶，中间需要休息三次，所以章华台又被称为“三休台”。
　　在中国历史上，章华宫以另一个别名而闻名于世，那就是“细腰宫”。原来，楚灵王有个特殊的癖好，喜欢细腰美人。宫中美女为了取悦他，都拼了命去减肥，有的甚至饿死，或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唐代杜牧有诗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可见即使到了以肥为美的唐朝，楚地美女还是以瘦为美，楚灵王首倡之功不可没。
　　楚灵王还是史上第一个以身材度量官员的君主。在他的宫廷中，受宠的官员必是身材修长、玉树临风的美男子，而腰身粗壮者弃之不用，甚至降罪责罚。一时之间，楚国掀起了减肥运动的高潮。那些原本以武勇为美的士大夫们，现在都患上了厌食症，拒绝一切美食的诱惑，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弱不禁风。坐在席子上的人要站起来，非要扶着墙壁不可，坐在马车上的人要站起来，一定要借力于车轼。说句题外话，现代各类减肥机构如果要供奉祖师爷，挂楚灵王之像准没错。
　　章华宫落成之后，楚灵王大肆接纳逃亡的奴隶婢女以充实宫室。这一行为在当时深为人所不齿。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奴仆就是主人的私产，接纳他们就好比将别人的钱财装进自己的口袋，有违封建主义的经济伦理。但是楚灵王这样做，大伙都不敢吭声，谁会为了几个奴仆去得罪国君呢？
　　但是也有不信邪的人。有个名叫无宇的芋尹（官名），家里的看门人听到章华宫在招人，觉得这是一个提升价值的好机会，便跑到那里去高就了。无宇勃然大怒，带着家丁就跑到章华宫去要人，结果被宫中守卫抓住，送到了楚灵王那里。
　　楚灵王那天高兴，正在和几个瘦得不成人形的美女喝酒，没有立马处置无宇，说：“给你一个机会，说说自己的理由。说得好就放了你，说得不好……哼，老账新账一起算！”
　　原来，早在楚灵王还是王子围的时候，无宇就已经得罪过他。当时王子围担任令尹，却使用楚王的旌旗去打猎，无宇担任军中的司法官，命人斩断旌旗的飘带，说：“一国二主，有谁能忍受？”因为这件事，楚灵王一直记在心上，早就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
　　读者想必也猜得到，楚灵王不是不讲理的人，而且人家只要一讲理，他基本上就听从了，典型的心硬耳根子软。无宇就说了：“天子经略天下，诸侯治理疆域，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所以诗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楚国境内，哪里不是大王的土地；吃着地上出产的物品，谁又不是大王的臣仆？”
　　“对啊！”楚灵王说，“既然是这样，你还敢跑到宫里来逮人？”
　　“大王听我把话说完。虽然都是大王的臣仆，但是还有等级之分。王统治公，公统治大夫，大夫统治士，士统治平民和奴隶，这就是社会秩序。我家的奴仆跑到王宫里去了，我不到王宫里逮，又该去哪逮呢？周文王颁布法令说，‘但凡有逃亡的奴隶，要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因此得到了天下。楚国的先君文王也说，‘替盗贼掩藏赃物者，与盗贼同罪’，因此扩大了楚国的疆土。从前周武王数落商纣王的罪过，说‘纣是天下逃亡者的窝藏者’，所以人们都卖命地跟着周武王去攻打商纣王。大王您想号令天下，却效仿商纣王的做法，这样做恐怕不妥吧？”
　　楚灵王沉思了片刻，说：“把你的奴隶带走吧。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盗贼正受到上天的恩宠，还没法逮到呢！”
　　无宇愣了一下，赶紧磕头谢恩。所谓最大的盗贼，不就是指杀死侄儿、盗取楚国的楚灵王本人吗？这位喜怒无常的大王，还真是坦率得让人难以捉摸。
　　《左传》记载，为了庆祝章华宫的落成，楚灵王大邀天下诸侯来参加庆典，但是应召前往的寥寥无几。一来交通不发达，路途迢远，来往极不方便；二来楚灵王名声不好，谁知道跑去会受到什么样的“礼遇”呢？眼看庆典有可能冷场，薳启强决定为楚灵王分忧，亲自跑到鲁国去请来了鲁昭公，总算是稳住了场面。
　　【第一部明文法典】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这是公元1842年秋天，民族英雄林则徐被清政府发配新疆，途经西安的时候给家人写下的一首临别诗。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将诗人为国献身、虽死无悔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读者无不为之热血沸腾。
　　林则徐这句诗，是有典故的。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8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颁布了“作丘赋”的政令。
　　前面介绍过，丘是春秋时期的行政单位。所谓“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则一丘约有一百五十名劳力。作丘赋即按丘提取军赋（服兵役和交税），除井田之外，卿大夫的私田也纳入征收范围，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证有充足的兵源。不难想象，国君对这一政策是支持的，卿大夫阶层则因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意见闹得很大。有人公开发表侮辱子产的言论，说：“这个人的父亲死在路上，他本人还为虎作伥。颁布这样的命令，究竟想要把国家推向何方？”
　　子产的父亲公子发死于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并非寿终正寝，所以说“死在路上”。拿这件事来骂子产，一则辱及先人，跟“我X你大爷”一样，是十分恶毒的；二则讽刺子产，你本人也是卿大夫，为什么忘了自己的阶级，去做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呢？这样做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
　　更有人捏造了一个故事，说子产的父亲公子发生前曾经这样批评子产：“你心高气傲，离群索居，一心忠于君主。君主贤明，或许能听得进你的话；君主不贤明，根本懒得睬你。君主听或不听，还不能确知，你却已经脱离群众了。脱离群众，就一定会危及自身。不只是危及自身，还将危及我这把老骨头。”这里所谓的群众，当然是指群臣，不是那些在田间地头流汗的芸芸众生。
　　反对“作丘赋”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一天，大夫浑罕对子产说：“您没听到吗？有人在大街上公开辱骂您呐！”
　　“是嘛？”子产淡淡地说，“既然推行新政，挨骂也是意料之中。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我都将生死置之度外（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竭尽全力去推行。死尚且不惧，挨几句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浑罕说：“可是他们实在是骂得太难听了。”
　　子产说：“没关系，让他们骂吧。做好事的人不应该轻易改变他的想法，法令也不能朝令夕改，只有坚持才能够收到成效。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担心人家怎么说我？”
　　浑罕退下来后对别人说：“子产这样做的话，国氏（子产之父公子发字子国，即以国为氏）就危险了，肯定会是‘七穆’中第一个灭亡的。君子不顾情面来制订法令，必定导致贪婪；出于贪婪而制订法令，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浑罕还借题发挥，“姬姓诸国中，蔡国、曹国和滕国大概是要先灭亡的，因为它们靠近大国而不知礼仪；郑国将在卫国之前灭亡，因为它靠近大国而不遵从先王的法令。政令不以先王之法为基础，全凭个人意志来决定，却不知道个人意志这东西，谁都有，谁都不相同，各怀心思的话，又有谁会尊敬他这个执政呢？”
　　浑罕的话说得有道理吗？当然有。无论站在家族，还是维护执政统治的立场上，子产的新政都是对自己的背叛，于他本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新政无疑是一剂增加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良药。由此可见，林则徐那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是对子产“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阐释。既然以国家为重，个人利益就只能放到一边，即便是对自己不利的话也要说，对自己不利的事也要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浑罕的预测竟然全准。曹国灭亡于公元前487年，蔡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前447年（期间一度被楚国所灭，后复国），滕国灭亡于公元前414年，郑国灭亡于公元前375年，卫国则一直延续到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公元前536年，子产又推出一项新举措，将郑国的刑法铸刻在大鼎上，并且立于宫门之外，让来来往往的百姓看个明白，史称“铸刑书”或“铸刑鼎”。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的轩然大波，其轰动程度不亚于扔下一颗原子弹。
　　晋国的老学究、以博学而闻名的叔向听说这件事，专门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
　　“原先我一直对您抱有希望，认为您是郑国的栋梁，现在看来我完全想错了。从前，我们的先王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判断案件，而不制定刑法，是因为害怕民众有互相争夺之心。即便如此，仍然不能禁止有人干坏事，因此又用道义来教育，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引导，用信用来维持，用仁爱来奉养。设立官职俸禄，是为了奖励那些服从领导的人；严厉地判刑，是为了警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这样犹恐不能奏效，所以用忠诚之道来训诫他们，根据行为来奖惩他们，用专业知识来教育他们，和颜悦色地驱使他们，庄重严肃地对待他们，态度坚决地审判他们的罪行。这样还是不够，还要寻求贤能的卿相、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老实的乡长、循循善诱的老师，共同来管理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放心地使用民众，而不担心发生祸乱。现在您不但制定了刑法，而且公之于众，究竟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将要带来的后果？从此之后，民众知道法律了，就再也不会尊重你们这些统治者了。遇到问题，他们会去看刑鼎，如果对于官府的判断不服气，就会对照法律条文提出异议。这样的话，您就启发了民众的争斗之心。他们根据法律条文来办事，只要有一两次侥幸获得成功，这个国家便没有办法统治了。”
　　叔向的立场是什么意思呢？简明扼要地说：
　　第一，统治者的出发点总是好的，做的事情总是对的；
　　第二，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最好都像绵羊一样，只知道乖乖听话；
　　第三，法律这东西，是老百姓对抗统治者最可怕的工具，一旦大家都知道了法律，尝到了应用法律的甜头，要求按照法律来办事，统治者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凡事自有法律管束，再伟大再正确的领导全是白搭。
　　事隔数千年，仍能感受到叔向说这些话时忐忑不安的心跳。是啊，如果老百姓的心智被开启了，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动不动拿着法律条文来对抗政府，甚至可耻地要求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个国家还搞得下去么？这还不闹得跟美国一样，一点点事就弹劾总统，部级官员出差只能坐经济舱，让全世界人笑话？子产啊子产，你就不能好好当你的执政，非要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力让给那些泥腿子？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要制定法律，那也没问题，但你别铸那什么刑鼎，搞得天下皆知啊！
　　“夏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了‘禹刑’；商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汤刑’；周朝也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作‘九刑’。但他们都没有公之于众，只有统治者掌握。”叔向继续写道，“现在您执政郑国，一上台就划定水田的边界，强调产权；推行丘赋，受到广泛质疑；现在又热衷于制定法律，把刑法都铸在鼎上。您打算用这些办法来安定百姓，不是事与愿违吗？从此以后，老百姓知道怎么打官司了，就会抛弃礼义道德而求助于法律，一字一句地弄个明白。触犯法律的事情不会减少，只会增多，为了打官司而行贿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这样下去，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我听说，国家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子产看了这封信，微微一笑，提笔回复道：“正如您所言，我是个没本事的人，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我的政策只是用来挽救当代的，后人的事，留给后人去考虑吧！虽然不能接受您的建议，但还是感谢您的提醒。”
　　叔向的话并非全无道理。法律只能规定原则性的问题，遇到具体的案件，人们往往灵活对待，钻法律的空子。当时郑国有位著名的讼师，名叫邓析，潜心研究子产刑书上的漏洞，帮助人家打官司。但凡他经手的案件，白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几乎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邓析的厉害：有一次洧水发大水，淹死了一个富人。尸体被别人打捞起来，富人的家人要求赎回，然而捞到尸体的人要价太高，家人不愿接受，于是找到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不用着急，除你们之外，他还能卖给谁？”捞到尸体的人等得急了，也去找邓析要主意。邓析回答：“不要着急，他不从你这里买，还能从谁那里买？”
　　可以想像，有了邓析这种人，子产的刑法推行起来，就没那么轻松了。通过打官司，邓析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还开馆授徒，传授打官司的经验，甚至私下编了一本“竹刑”（写在竹简上的刑书），当作教材，专门教人怎么钻刑鼎上的空子。终于有一天，子产忍不住了，派人将邓析抓起来，当街斩首示众。
　　当然，关于子产到底有没有杀邓析，史上历来有些分歧。《左传》压根没有提到邓析这个人。《吕氏春秋》则言之凿凿，说子产“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列子》中甚至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子产的两个兄弟耽于酒色，子产还找邓析求教该怎么办。那样的话，子产和邓析的关系非同一般，恐怕不至于诛杀邓析。
　　个人意见，以子产的修养，应该不至于采取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邓析。
　　就在子产铸刑书后不到一个月，新郑城中发生了一件怪事。大白天的，有不少人见到一个白衣散发、浑身是血的男子，目光呆滞地走在大街上。仔细看时，可不是在“良驷之争”中丧命的良霄吗？大伙吓得不轻，连忙请来法师驱鬼，没想到什么手段都用尽，却对他丝毫不起作用，反倒是把法师也吓跑了。
　　更有人晚上做梦，看见良霄顶盔贯甲，手执长戈，顺着当年被杀的那条路缓缓而行，一边走一边说：“三月初二日，我将要杀死驷带。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将要杀死公孙段。”驷带是良霄的头号仇家，公孙段亦参与了当年讨伐良霄的行动，冤有头债有主，与闲人无关。问题是，良霄搞得挺吓人的，白天上街，晚上入梦，弄得新郑城中人心惶惶，只要一听到“伯有（良霄字伯有）来了”，满大街人撒腿就跑，有的丢了帽子，有的乱了衣衫，有的连鞋掉了也顾不上捡，大伙慌慌张张，却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才好。后人将“相惊伯有”作为一句成语，形容无缘无故自己吓自己，即出自此。
　　公元前536年三月初二日，驷带果然无疾而终。公元前535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孙段又如约而亡。但是良霄仍然不消停，还是有事没事在城中闲逛，见到小孩就做鬼脸，见到女人就掐一把。新郑城中的恐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纷纷来找子产，请求他想办法。
　　子产说：“鬼神的事，我哪里管理得了？你们一定要我解决，那我就勉为其难地试一试吧。”于是立了公子嘉的儿子公孙泄和良霄的儿子良止为大夫，让他们祭祀先人。
　　这一招果然见效，自此之后，良霄的鬼魂就没有再闹事。随着新郑城日渐恢复往日的平静，人们对子产的敬佩之情也越来越深，自然而然的，对于“作丘赋”和“铸刑书”的议论也渐渐平息下来。
　　子大叔觉得这事很不可思议，专门跑去向子产请教。
　　“世间的鬼，必须有所归宿，要有人去祭祀，才不至于成为恶鬼。”子产脸上没有丝毫得意的神色，“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他们找到一个归宿，不让他们四处流浪罢了。”
　　“那么，立公孙泄又是什么道理呢？”子大叔的意思，公子嘉并没有闹事啊，为什么要立他的后人？
　　子产沉默了半晌，缓缓道：“那不还是为了取悦他们？”
　　“他们？”子大叔愣了一下，“他们是谁？”
　　“当然是老百姓，还能有谁？”子产说，“你想想看，公子嘉和良霄在世的时候不仁不义，死得也不光彩，按理说，不应该有后人祭祀。但是因为良霄变成厉鬼来吓人，弄得新郑城中鸡犬不宁，人们来找我出面解决，我便不得不违反原则去立他们的后人。你以为我这是在讨好他们两个吗？不是的，我这是在取悦于百姓。百姓们高兴了，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啊！”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不语不等于不信，这种态度在子产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子产信鬼神，也敬鬼神，但他只在与百姓有关的事情与鬼神打交道。换而言之，如果某一天他在取悦鬼神，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取悦百姓。
　　这一取悦不打紧，子产善事鬼神的名声可传出去了。公元前535年夏天，子产前往晋国访问。正好晋平公生病，韩起代表国君接见了子产，私下问：“寡君卧床不起，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月了。群臣们想尽了办法，该祭祀的山川鬼神都祭拜过了，但他的病情只有加重而不见减轻，前几天又梦见一只大黄熊闯进了寝宫。大家都说您博学多才，善于与鬼神打交道，您说，这是什么恶鬼在做乱？”
　　子产苦笑，好嘛，我堂堂郑国执政变成法师了。但是韩起问得恳切，只好应付道：“以晋侯的英明，再加上有您做正卿，哪里会有什么恶鬼？至于您说起黄熊，我倒是听说，从前尧派鲧（大禹的父亲）去治水，鲧没有完成任务，尧就在羽山杀了鲧，他的鬼魂变成黄熊，跑到羽渊（羽山之水）里。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一直祭祀鲧。商、周两朝也祭祀他，从来没有断绝。现在晋国成为天下的盟主，也许忘了祭祀他，才会这样吧？”
　　子产这话确实仅仅是应付。想想看，晋国称霸已经有百余年了，从晋文公到晋平公，有哪一代国君祭祀过鲧？为什么偏偏到了晋平公这一代，就冒出这个问题来了呢？但是韩起听了深以为然，马上跑去祭祀了鲧。你信不信没关系，反正《左传》上说，打那之后，晋平公的病渐渐好了。晋平公很高兴，寻思着怎么感谢子产，就将莒国进贡的两个大鼎奖给了他。晋平公的意思也许是：你不是喜欢铸刑鼎吗？我一次送你两个，让你铸个够，看谁还敢说闲话！
　　这一来，子产善事鬼神的名声就更响了。晋国的中军副帅赵成多次到子产下榻的宾馆拜访，与子产促膝长谈。有一天，赵成问了子产一个问题：“您说，伯有成为恶鬼，真有这么回事吗？”
　　“当然有。”子产一本正经地说，“人刚刚死去的时候，称之为魄，其阳气称为魂。一个人在生的时候锦衣玉食，魂魄就强劲有力，而且具有现形的能力，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渐渐变弱，一直到化为无形。普通男女如果不得善终，尚且能附在别人身上作乱，何况伯有乃是我们先君穆公的后代，他的父亲子耳（公孙辄），祖父子良（公子去疾）都是郑国的名臣。一家三代掌权，即便是在郑国这样的蕞尔小国，拥有和使用过的物品也是很多的了，因此吸取的精粹也很多，加上家族庞大，能够凭借的实力也雄厚，结果却不得善终。他成为恶鬼，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赵成连连点头，子产心里暗自好笑。这世道，说人话没人爱听，说鬼话倒是很有说服力啊！
　　子产此次访晋，主要目的是向晋国归还土地。
　　原来，四年前（公元前539年），郑简公在公孙段的陪同下访问晋国。公孙段表现得恭敬而谦卑，出席各种场合，言行举止都合乎礼仪。晋平公很高兴，听从了韩起的建议，表示要将州县（晋国地名）赏赐给公孙段。
　　前面说过，公孙段这个人很喜欢“装”。子产上台后，任命他为卿，太史三次去下任命，他表面上拒绝，背后偷偷做工作，搞得太史跑了三次，一时传为笑谈。没想到，一到晋国他就不装了，晋平公语音刚落，他立马磕头谢恩，当仁不让地接受了赏赐。《左传》对此评价：看看，这就是守礼的好处吧！像公孙段这么拽的人，因为在晋国守了礼，就获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如果自始至终都守礼就更不得了啦！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当然不是。
　　话说州县原本是栾氏族人栾豹的封邑。栾盈之乱后，士匄、赵武和韩起都想将它据为己有。赵武说，州县本来就是温地的一部分，而温地是赵氏家族的传统领地，因此州县理所当然要封给赵家，这是尊重历史。士匄和韩起都说，别X你大爷了，州县很早就从温地里划出来，封给了郤家，后来又归还给赵家，再后来又封给栾家，都转了三次手了，你还在讲历史，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天下的土地是谁的都说不清了。赵武脸皮薄，被这二人骂得很不好意思，主动退出竞争。士匄和韩起一看赵武的风格那么高，也闹了个大红脸，说：“君子不可以冠冕堂皇地占小便宜。”也放弃了。这样一来，州县就成了无主之地，闲置了很多年。直到公孙段陪郑简公访晋，借住在韩起家里。韩起打了个如意算盘：反正我现在也得不到，不如做个人情，把它送给公孙段吧，以后若是还回来，那还不是落到我手里？这就是公孙段获得州县的真实原因。
　　再后来公孙段也过世了，他的儿子丰施继承家业。子产敏锐地意识到，现在是向晋国——不，是向韩起归还州县的最好时机了。他对韩起说：“过去承蒙晋侯错爱，认为公孙段举止得体，因此将州县赏赐给他。现在他不幸早死，无福消受晋侯的赏赐，他的儿子也不敢享用，但又不敢让晋侯知道，所以求我来私下送给您，请您笑纳。”
　　韩起说：“您这是干什么呢？快别这样，让人听到多不好。”
　　子产心想，装，继续装！嘴上却说：“丰施害怕自己福薄，连承受先人的俸禄都感到战战兢兢，何况是大国的赐予？当然，州县是您主持给他家的，有您在台上给他撑腰，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怕将来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说郑国占了贵国的便宜，引发土地争端，丰家可就吃不了兜着了。您收下州县，就是让郑国远离这种争端，也让丰家吃个定心丸啊！”
　　韩起说：“哎哟，我可没想到这一层。既然您这样说，我不收都不行了呀！”
　　“一定要收。”
　　韩起没办法，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州县。但他还是觉得有心理障碍，特别是想到当年曾经和士、赵两家为了州县而红脸，便觉得现在受之有愧。为了安慰自己，他干脆与宋国的乐家做了一笔交易，将州县与乐家的原县交换，把原县变成了自己的地盘，这才觉得心安理得。
　　【会说话，事半功倍】
　　公元前537年，也就是鲁国“舍中军”的那一年，二十四岁的鲁昭公来到晋国首都新田朝觐晋平公。这也是他即位五年来第二次前往晋国——上一次是公元前540年，晋平公的宠姬少姜去世，鲁昭公不顾堂堂诸侯的身份，亲自跑到晋国去吊唁，结果连晋国人都觉得这个马屁拍得太过分，派人在黄河边上将他劝回去了。
　　这一次鲁昭公在晋国的表现，可以用“知礼”两个字来形容。在各种场合揖让周旋，都做得不亢不卑，合于礼节。连晋平公都不禁对大夫女齐说：“鲁侯真可谓是知礼啊！”
　　没想到，女齐很不屑地说：“他算什么知礼啊？”
　　晋平公很奇怪：“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他从郊劳到赠礼，没有一个环节违背了礼仪，这都不算知礼，怎么才算知礼？”
　　女齐说：“您搞错了，他那是知‘仪’，不是知礼。对于诸侯来说，所谓礼就是守护他的国家，行使他的政令，不要失去民众的拥戴。现在的鲁国，政令出自于大夫之家，鲁侯想用的人，不经过‘三桓’的同意就不能任命；公室四分五裂，老百姓都不再依赖公室而是依赖卿大夫，民心尽失；对外周旋于大国之间，阳奉阴违，一有机会就欺负周边的小国，利用小国的灾难去获取利益。国家变成这样，鲁侯还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没有想到就连现在的地位都岌岌可危，已经是朝不保夕。礼的本质他没有抓住，反倒琐琐屑屑地急于学习外在的仪，表现得再好，也不过是绣花枕头，虚有其表。您说他知礼，这不是错得太离谱了么？”
　　晋平公无言以对。
　　我只能说，女齐这个人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很有脑子的。一个对内政令不通、民心涣散的国家，对外却要拼命表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范，这不是很好笑么？
　　女齐说鲁国阳奉阴违，欺凌弱小，是有根据的。且不说虢之盟的时候，鲁国一边参加会盟，一边派兵入侵莒国，侵占了郓城；就在鲁昭公访晋尚未回国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公然践踏国际法的事情。
　　这一年夏天，莒国大夫牟夷叛逃到鲁国，并将其名下的牟娄、防、兹三地作为见面礼，一股脑儿都献给鲁国。鲁国人当仁不让，欣欣然接受了土地。《春秋》对此事进行记载：“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左传》解释说，牟夷不是卿，但还是书写了他的名字，是因为看重他带来了土地。
　　莒国人当然不忿，跑到晋国来告状。晋平公大怒，想把鲁昭公软禁起来，以此威胁鲁国归还莒国的土地。士鞅制止说：“万万不可这样做。人家是来朝觐您的，您却将他抓起来，有诱捕之嫌。想问他的罪，却不堂堂正正派兵去征讨，这是懒惰的表现。身为盟主而授人以这样的口实，那怎么行呢？还是让他回去，等以后有空了再讨伐他不迟。”晋平公想了想，接受了士鞅的建议，放鲁昭公回国去了。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女齐的正确。知书达理如何，不亢不卑又如何？鲁昭公在国外访问，“三桓”却在国内给他惹了一个大麻烦，如果不是士鞅出面，恐怕就成为晋国人的阶下囚了。
　　晋平公网开一面，鲁国人自然感恩戴德。公元前536年夏天，季孙宿来到晋国拜谢晋平公不追讨莒国土地一事。有理不打笑面人，晋平公心一软，亲自设宴招待季孙宿，而且特别为他加菜。季孙宿是个聪明角儿，一看这桌上的菜肴明显超标了，马上退出去对韩起说：“为了莒国的事，鲁国被免于惩罚就已经很感谢了，哪里还敢要求赏赐？现在晋侯不但赐宴于我，又特别为我加菜，我不敢当，只有退出来才会免于罪责吧！”
　　韩起说：“您多虑了，这是寡君希望讨取您的欢心呢！”
　　季孙宿说：“这样的待遇，就算是寡君也不敢当啊，何况是下臣我？”坚决要求撤去加菜，然后才敢回到宴席。
　　晋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别的国家这种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态度了。晋平公一高兴，又命令给季孙宿赏赐了一大批财礼。
　　然而，高兴归高兴，等到公元前535年鲁昭公应邀到楚国参加章华宫的落成典礼的时候，晋平公对鲁国人这种两面讨好的把戏便感到厌倦了。他派使者赶到曲阜，态度强硬地提出要重新划定杞国的边界。
　　前面说过，晋平公的母亲原本是杞国公主。公元前544年夏天，晋国发动诸侯为杞国修筑城墙，并且派女齐跟着去鲁国交涉，要求鲁国归还原来侵占的杞国土地，但鲁国人只象征性地归还了部分土地，就将女齐打发回去了。晋平公当时没意见，现在旧事重提，所谓重新划定边界，也就是要求鲁国将全部侵占土地都还给杞国。
　　晋国虽然衰落，对于鲁国来说仍是一个开罪不起的庞然大物。鲁昭公当时尚在楚国，季孙宿自作主张，想把成（地名）交给晋国人交差。成本是杞国领地，被鲁国侵占后封给了孟氏，由孟氏的家臣谢息镇守。当季孙宿将谢息找来商量的时候，谢息连连摇头，说：“俗话说得好，就算只有小聪明，保守器物而不让人拿走，这就是礼！现在我家主人（指仲孙羯）正陪着国君在楚国做客，我这个守土之臣如果丢失了他的城邑，即便是您也会怀疑我的为人吧？”
　　“唉，大道理我都知道。”季孙宿说，“问题就出在国君跑到楚国去，得罪了晋国。如果再不听从晋国的命令，将杞国的土地还给人家，那就是双重得罪了。到时候晋国兴师问罪，我们拿什么抵挡？还不如答应他们的要求。”
　　谢息以沉默表示反抗。
　　“这样吧，我把桃城（地名）让给你，以补偿丢失成地的损失。将来等到晋国有机可乘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成城从杞国抢回来。到那时，除了孟家，谁还敢占有它？想想看，你丢掉一个成地，却得到了两个成地，鲁国也因此感谢你们家，这可是双赢的好事，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谢息还是不说话。季孙宿脑门子上都冒出汗了，说：“你这个人，到底还有什么要求就提嘛！”
　　“成地有山，桃城连一座山都没有。”谢息终于支支吾吾地说了这么一句。
　　“你早说嘛！”季孙宿心里暗骂，好个狡猾的家伙，借机跟老子漫天喊价。但是没办法，晋国的使者正在等着答复呢，只好又把莱山和柞山补偿给孟氏。
　　谢息这才答应搬到桃城去。晋国人得到成地，也就偃旗息鼓，暂且放过了鲁国一马。
　　公元前534年春天，晋国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魏榆（地名，在今山西省晋中市境内）有一块石头突然开口说话了。具体说了什么，史料没有记载，笔者也不便杜撰，总之不是什么“某某某万岁”之类，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很唯物，知道万岁是不可能的事。晋平公听到这个消息，将瞎子师旷找来问：“石头为什么会说话？”
　　师旷说：“石头哪能说话？估计是有什么鬼神附在它身上才能发声吧。否则就是老百姓听错了，以讹传讹，竟然传到您耳朵里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听说，做事情不合时令，怨恨的情绪就会在老百姓当中传播，也有可能导致不能说话的东西说话。现在公宫的宫殿高大奢侈，民间的财力被用尽，老百姓过着艰苦的生活，怨恨和诽谤接踵而来。石头说话，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当时晋平公正在大兴土木，建造虒（sī）祁宫，誓要将楚灵王的章华宫比下去。晋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被集中使用到这一项奢侈竞赛上，民间怨言颇多，卿大夫阶层也很有意见，但是没人向他提意见。听到师旷这样说，叔向感叹道：“子野（师旷字子野）真是君子啊！君子说话，诚实而有依据，所以怨恨远离他；小人说话，虚伪而没有根据，所以招致祸患。这座宫殿的落成之日，就是诸侯背叛晋国之日，国君因此而将受到惩罚，师旷这个瞎子心里是很明白的啊！”
　　同年夏天，虒祁宫落成，各国都派使者朝贺，郑国更是由郑简公亲自出面，在子大叔的陪同下前往新田道喜。晋国大夫史赵见了子大叔，私下说：“你们也太过分了！明明是一件应该吊唁的事，你们不但不吊唁，反而来祝贺，这是安的什么心啊？”子大叔装疯卖傻：“您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天下人都来祝贺，又不是只有我们郑国这么做。”
　　由此可见，在人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年代，像师旷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是多么难得！
　　说起晋平公与师旷，世上还流传着一些令人回味悠长的传说。
　　据西汉刘向所撰《说苑》记载，有一天，晋平公在堂上看书，边看边问师旷：“寡人今年已经七十岁了，想学点知识，恐怕为时已晚了，先生你看呢？”
　　师旷说：“那您该点蜡烛啊！”
　　晋平公勃然大怒，说：“你这个瞎子，居然敢拿寡人寻开心！”
　　“哪里哪里。”师旷说，“我听说，少年好学，就像是日出时的阳光，充满着朝气；青年好学，就像是中午的阳光，强烈而耀眼；老年好学，就像是点燃蜡烛带来的光明，虽然微弱，但总比摸黑而行要好啊！”言下之意，活到老学到老，我学故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晚。
　　晋平公听了转怒为喜，连说“善哉”。当然，这个故事多半是杜撰，姑妄听之。还有一个故事更不可信，是韩非子讲的：
　　晋平公和臣子们在一起喝酒。酒兴正浓时，他就得意地说：“没有谁比国君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有谁敢违背！”师旷听了这话，拿起琴就朝他砸去。幸好晋平公躲得快，琴砸在墙壁上撞得粉碎。晋平公说：“大师，你这是砸谁呀？”师旷说：“还有谁，刚才有个小人在胡说八道，我气得要砸他。”晋平公说：“说话的是我嘛。”师旷说：“这不是做国君的人应说的话啊！”左右都认为师旷犯上，都要求严惩他。倒是晋平公说：“放了他吧，我要把这当作一个警告。”
　　这个故事无疑是《论语》中“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一节的翻版，只不过韩非子嫁接到了晋平公头上。这样看来，晋平公多少是个明白人。但事实上，晋平公到了老的时候，已经变得很糊涂，就算有师旷这样的君子在身边提醒，做的事仍然让人不敢恭维。
　　公元前533年春，周王室大夫甘襄（甘地大夫，名襄）与晋国大夫阎嘉（阎县大夫，名嘉）因为土地的权属问题发生争执。晋国人蛮横，也不管对方是周天子，派大夫梁丙与张趯为将，发动阴戎部落的军队入侵颍地（王室领地）。
　　所谓阴戎，其实就是陆浑戎的一支，以允姓为主，因为聚居阴地（地名），故得名。晋国悍然入侵王室领地，已经是做得很过分；利用阴戎部落，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引起了中原各国的不满。周景王派大臣詹桓伯前往新田责备晋平公，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
　　“我们周人仰仗祖先的恩德，早在夏朝的时候就得到了魏、骀、芮、岐、毕等国，成为西方各国的首领。武王战胜商朝建立周朝，将领地向东扩张至蒲姑、商奄；向南扩张至巴、濮、楚、邓等国；向北扩张至肃慎、燕、亳等国。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年代，王室大封诸侯，建立兄弟之国，是为了护卫王室，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王室腐化堕落。如此重大的责任，岂能说丢就丢？先王将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因此把允姓的戎族安置在瓜州。晋国的先君惠公从秦国回去，就引诱这些戎人前来，让他们侵略我们这些姬姓的国家，进入我们的领地，并且占领了这些地方（此处所指即公元前638年秦晋两国迁陆浑戎一事）。戎人肆虐中原，这是谁的责任？请您一定要认真思考。王室对于晋国来说，就像是衣服有帽子，树木有根系，流水有源头，百姓有主心骨。如果连您都裂冠毁冕，拔本塞源，那些阴戎之人就更不会把王室放在眼里，周朝的天下也就差不多要灭亡了。”
　　这番话，即是谴责，也是陈情。叔向对韩起说：“先君文公领袖群伦，也不敢放弃对王室的责任，不但辅佐拥戴天子，还要表现得毕恭毕敬。自文公以下，每一代国君都是德行衰减，而且损害和蔑视王室，表现蛮横无礼。诸侯对我们三心二意，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再说这次的事情，理在天子，请您妥善处理。”
　　韩起深以为然。不久之后，周景王的王后丧父，韩起派赵成去雒邑吊唁，趁机将阎县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划给王室，而且归还了在颖地俘虏的战俘。王室礼尚往来，也将甘襄抓起来送往晋国。韩起好人做到底，将甘襄又给送了回去。
　　同年夏天，晋国下军副帅荀盈因病去世。荀盈是荀罃之孙，其父荀朔早死，因此由荀罃养大成人。荀罃死后，荀盈失势，幸得伯父荀偃照顾，在仕途上倒也算是顺利。晋平公对这个性情温和的荀盈历来不太感冒，听到荀盈去世的消息，他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这是个机会！
　　长期以来，晋国的卿位一直由荀、韩、赵、魏等家占据，国君想安排个人进政治局都不行。现在荀盈突然死了，晋平公一厢情愿地认为，现在可以安排自己的宠臣李调接任下军副帅了。他越想越高兴，命人在宫中摆酒作乐。
　　喝到兴头上，膳宰（厨师长）屠蒯快步走进来，请求为国君斟酒。晋平公说好啊，今儿寡人特别高兴，你就斟吧！
　　屠蒯是个粗人，因为长期在食堂里工作，积累了不少油水，脸上长满了横肉，看起来怪吓人的。他撩起袖子，倒了满满一杯酒，却不走向晋平公，而是来到乐工面前，说：“你作为乐工，就是国君的耳朵，职责是让它听得更清楚。你应该知道，甲子日和乙卯日，是所谓的忌日，国君不听音乐，乐工停止演奏，这都是为了避忌的缘故。”甲子日为商纣的死亡日，乙卯日为夏桀的死亡日，是以自古将这两日作为忌日，以示警醒。
　　乐工说：“是。”
　　“国家的卿，是国君的股肱。股肱受伤，那是比忌日更悲伤的日子。你却不去提醒国君，反而在这样的日子里演奏乐器，你很有本事啊！”屠蒯说着，硬是将酒杯塞到乐工手里，“这杯酒敬你，一定要喝！”
　　乐工被逼无奈，只好将酒喝了。
　　屠蒯又来到李调面前：“您是国君的眼睛，一定要明亮。现在国家的卿去世，国君的脸上却是喜气洋洋，而你视而不见，这是眼睛不明亮啊！这杯酒罚你！”
　　李调还在犹豫，屠蒯拿眼睛一横，吓得他浑身一哆嗦，连忙将酒接过来，喝了一满杯。
　　屠蒯又将酒倒上，自言自语道：“我这个厨子的职责是调和口味，现在两个伺候国君的人都失职，而国君也没有下命令治他们的罪，这都是我的罪过。”说完一饮而尽。
　　晋平公在堂上愣了老半天，说：“寡人知错了！”
　　《左传》记载，屠蒯这次大闹宴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晋平公“为是悛而止”（因为这件事有所顾忌，放弃了安排李调上位的想法）。同年八月，荀盈的儿子荀跞被任命为下军副帅。晋国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这次政治角力，以晋平公的偃旗息鼓而告终。
　　第二年（公元前532年）七月，晋平公去世了。
　　据说，晋平公去世前，是有征兆的。早在这一年正月，有一颗新星出现在二十八宿中的女宿。郑国的星象学大师、曾经准确地预言过周灵王和楚康王之死的裨灶再度预测：“今年七月，晋侯将要死去。因为今年岁星在玄枵，姜氏和任氏守护着这里的土地。女宿又在玄枵的首位，而且出现了妖星，这是预示着将有灾祸告诉邑姜。”简单解释一下：
　　一、玄枵包括二十八宿中的女、虚、危三宿，按照古代的“分野”理论，对应地上的齐国和薛国，也就是姜姓和任姓的土地。
　　二、女宿的位置，在玄枵的首位。妖星就是来历不明的新星。古人以女宿象征出嫁之女，女宿出现妖星，代表着出嫁之女有灾难。
　　三、邑姜，是齐太公的女儿，晋国始祖唐叔的生母。所谓有灾祸告诉邑姜，当然是晋侯的死期将至了。
　　也许是裨灶预测得早，晋平公死后，第一个赶到晋国来吊唁的就是郑简公。但是晋国人在黄河边上就将他劝回去了，理由是：按照周礼，诸侯不相吊，派个大夫来就行啦。
　　【赶鸭子上架的夺国政变】
　　公元前534年春天，陈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陈哀公的弟弟公子招和公子过趁着陈哀公病重发动政变，杀死了大子偃师，改立偃师的庶弟公子留为大子。陈哀公受不了这个打击，找了根绳子自缢身亡——当然，这是官方的说法，在当时那种形势下，陈哀公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谁也说不清。
　　公子留上台之后，立刻派大夫干徵（zhēng）师前往郢都向楚国报陈哀公之丧，顺便报告自己已经即位为君。这件事做得没有错，如果没有楚国的承认，他这个国君就做不成。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干徵师还没到郢都，偃师的另一个庶弟公子胜已经先到，将一纸诉讼状递到楚灵王那里，要替偃师申冤，追究公子招等人杀嫡立庶之罪。
　　楚灵王接到状纸，大笔一挥，判定公子招、公子过和公子留三人犯了弑君之罪，将干徵师抓起来砍了头。《左传》认为，楚灵王判得也没有错，然而拿干徵师开刀，纯属乱来。人家一介使臣，只不过是奉命来访，何罪之有？
　　乱来是乱来，楚灵王这一招杀鸡儆猴，倒是起到了作用。公子留国君也不敢当了，立刻脱下侯服，逃到郑国去避难。公子招和公子过也慌了手脚，互相埋怨，将责任推给对方。一来二去，两个人竟然反目成仇。同年秋天，公子招突然发难，派人杀死了公子过。
　　陈国一乱，楚国便有了机会。同年九月，楚灵王以护送公孙吴回国即位为由，派王子弃疾率军讨伐陈国。
　　公孙吴是偃师的儿子。由公孙吴来继承君位，名正言顺，陈国人闻风而降，江河日下的晋国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宋国更是派大夫戴恶带兵协助楚军维持秩序。同年十一月，楚军大摇大摆进入陈国的首都宛丘。
　　接着楚灵王就做了一件大伙都想象得到的事：宣布将陈国改为陈县，并入楚国的版图。至于公孙吴，找了个宅子让他呆着，没派人把他暗杀掉已经格外开恩了。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陈国第二次遭到灭亡。前一次是公元前598年，楚庄王趁着夏姬之乱吞并陈国，后来因为申叔时劝谏，才又改变主意，恢复了陈国。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次陈国是大限已至，在劫难逃。晋国的大夫史赵却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从星相学上分析，陈国是舜的后裔，舜又出自于“五帝”中的颛顼。颛顼驾崩那年，岁星在鹑火（即二十八宿中的柳、星、张三宿）。由此推断陈国的灭亡，必定也是岁星在鹑火之年。现在岁星在箕、斗两宿的银河之中，即所谓的“析木之津”，陈国离最终灭亡还远着呢！
　　不管史赵怎么认为，楚灵王这边却是给陈国判了死刑，而且很快任命了一位县公来管理陈县。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而且羡慕嫉妒恨的是，这个肥差竟然派给了穿封戌。
　　记性好的人应该还记得，公元前547年发生了城麇之战，当时楚灵王还是王子围，因为与穿封戌争功，被穿封戌拿着长戈追着满营跑，差点连命都丢掉。楚灵王上台之后没有给穿封戌穿小鞋，已经是异数，现在又任命他为陈公，更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楚灵王对此的解释是：“穿封戌在城麇之战中表现突出，不肯谄媚于寡人，是个正直的人。”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楚灵王虽素有残暴之名，头脑却不糊涂，至少在用人方面公私分明，甚至有容人之雅量。后世有些“明君”就不同了，人家骂他两句娘，他就非要把人家整死……离题太远，就此打住。
　　有意思的是，穿封戌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获封陈公之后，有一次陪楚灵王喝酒，楚灵王开玩笑说：“当年城麇之战，你如果知道寡人有今天，恐怕会让着寡人吧！”
　　“不会。”穿封戌很干脆地回答道，“如果知道您有今天，我当时就会杀了您，免得您把楚国搞得不得安宁。”这家伙，简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要是搁到今天，穿封戌准没有好下场。但在当时，千古暴君楚灵王只是讪笑了两声，这事就算过去了。
　　作为吞并陈国的后续动作，公元前533年，楚灵王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地置换”运动。将许国迁到城父（地名），用州来、淮北的土地补偿许国；将城父的居民迁到陈县，用濮地、夷西的土地补偿陈人；将方城山外的居民迁到许地……这一系列的折腾，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土地上的人民远离故土，杜绝复国之念。站在楚国的角度，这样做自是有利于巩固对这些新并入地区的统治；但是对于在这些地区生活了成百上千年的居民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国家灭了，土地还在，有谁愿意背井离乡，放弃祖宗曾经流血流汗的故土呢？不难想象，楚灵王在进行“人地置换”时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比如说，许国人不愿意迁徙，楚灵王便将许国大夫许围作为人质囚禁起来，直到许国人乖乖就范才释放他。楚灵王得以“灵”为谥号，多半与这些事有关。其实这事要搁在今天，也不是问题，瞧瞧人家三峡移民数以百万计，还不是说搬就搬了，哪里用得着人质？
　　公元前531年，继吞并陈国之后，楚灵王将目光投向了楚国的另一个小兄弟——蔡国。自楚文王年代开始，蔡国就一直屈从于楚国的淫威，成为楚国的忠实附庸，楚王要打仗，蔡侯就出人出粮；楚王要会盟，蔡侯就打扮得光鲜亮丽前来参加。但是楚灵王显然不满足这样的状态，他希望蔡国和陈国一样，干脆并入楚国。这一年春天，楚灵王巡视申地，派人宣召蔡灵公前往。蔡灵公自然听命，有人劝说道：“楚王贪婪而不讲信义，早就垂涎于蔡国，现在请您前去，语言恭敬，礼物丰厚，其中必有阴谋，还是不要去的好。”
　　蔡灵公苦笑。他当然知道去有危险，但是如果不去的话，难道就不怕楚国兴兵来讨？最终还是去了，只留下大子有守国。同年三月，楚灵王借宴饮之机，埋伏甲士，将蔡灵公抓了起来。同年四月，蔡灵公和同行的士大夫七十人全部被杀。与此同时，王子弃疾率领的楚国大军包围了蔡国的首都上蔡。
　　楚灵王入侵陈国，还勉强找了个“平乱”的借口；入侵蔡国，则是赤裸裸的侵略加背信弃义了。晋国人意识到，如果再对楚灵王的行为坐视不理，晋国这个霸主的脸就丢大了。在韩起的呼吁下，同年秋天，鲁国的季孙意如、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华弱、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及曹、杞等国大夫在卫国的厥慭（yìn，地名）举行了会晤，主题是：重温弭兵会盟誓词，声讨个别国家的霸权主义。没错，仅仅是声讨。厥慭之会开了十几天，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最后决定由晋国派人到楚国去为蔡国求情，希望楚灵王放蔡国一马。结果可想而知，楚灵王很干脆地回复了一个“不”字，便将晋国使者打发走了。
　　倒是郑国的子产有先见之明，他在送别前去参加会议的罕虎的时候就说：“蔡国已经无药可救，您去也就是做做样子，别太当一回事。蔡国小而不顺服，楚国大而无仁德，这是上天将要抛弃蔡国，用它来填满楚王的邪恶。等到楚王恶贯满盈的时候，也就是他灭亡的时候。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了，最多还有三年，楚王必定完蛋。”
　　同年十一月，上蔡陷落，大子有被俘。这位大子以区区一座孤城抵抗楚国大军达半年之久，结局却令人唏嘘。楚灵王将他当作牺牲，用来祭祀冈山（蔡国境内名山）之神。以人为牲，无疑为他的残暴之名又添上了一笔。申无宇悲叹道：“这是大大的不吉祥啊！祭祀有祭祀的规矩，即便是牲口也不能乱用，何况是诸侯？大王必定会为此后悔！”
　　楚灵王马不停蹄，抓紧在陈、蔡等地修筑城池，驻扎军队。蔡国现在也变成了蔡县，灭蔡有功的王子弃疾被任命为蔡公。
　　关于王子弃疾，前面已经介绍过，乃是楚共王的儿子，楚灵王的幼弟。楚共王没有嫡长子，但是有宠爱的儿子五人，不知道应该立谁为继承人，于是拜祭名山大川之神，将一双玉璧埋在宗庙的院子里，祈祷说：“正对着玉璧下拜的，就是神明喜爱的，立他为储君。”然后叫儿子们进来拜祭祖先。结果楚康王两脚跨在了玉璧上，楚灵王的胳膊放在了玉璧上，王子比和王子黑肱都离得很远。只有王子弃疾当时还小，被人抱进来，两次下拜都正好压在玉璧上。弃疾因此而得“当璧”之名，被视为楚灵王最强有力的潜在竞争者。但是楚灵王似乎并不在意，对王子弃疾一直宠信有加，多次委以重任，现在又将富庶的蔡县托付给他，这暴君的心思，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摸透的。
　　据说，王子弃疾上任之后，楚灵王曾经问申无宇：“你觉得弃疾当蔡公这件事如何？”申无宇的回答很巧妙：“知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您这样安排当然好。只不过，当年郑庄公在栎地筑城来安置公子突，结果郑昭公难以立足；齐桓公在谷地筑城来安置管仲，到现在齐国还享受谷城的利益。这种事情是福是祸，还真是很难说。臣听说，五种大人物不应安排在边境，五种小人不应保留在朝廷。亲近的人不在外，寄居的人不在内。现在弃疾这样亲近的人在外担任大县的县公，然丹这样的羁旅之臣却在朝廷担任右尹（然丹本为郑国人，逃亡到楚国），您恐怕要有所提防！”
　　楚灵王不以为然：“楚国又不是只有陈县一座大城，有必要那么担心吗？”
　　申无宇说：“郑国有京城、栎城，所以郑昭公被赶下台；宋国有萧城、亳城，所以公子游被杀；齐国有葵丘，所以公孙无知送了命；卫国有蒲地、戚地，所以孙氏家族赶走了卫献公。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内的大城众多，对于国君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树枝太大，必然折断；尾巴太大，难以摇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您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申无宇话说得透彻，地方势力太强大，国君的地位就会受威胁。楚灵王却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看来，穿封戌刚直，王子弃疾亲近，用这两个人来控制陈、蔡二县，委实没有什么不放心的。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二人有异心，以楚国之大，也绝非陈、蔡二县可以动摇的。
　　公元前530年冬天，踌躇满志的楚灵王狩猎州来，驻军于颖尾（地名，今安徽省境内），派荡侯、潘子、司马督等五大夫带兵围攻徐国，向吴国炫耀武力。不久之后，楚灵王又亲率大军进驻乾谿（地名，今安徽亳县境内），作为五大夫的后援。
　　十二月的一天，大雪纷飞。楚灵王兴之所致，头戴皮帽，身穿秦国赠送的羽绒服，披着翠羽披肩，脚蹬豹皮靴子，手提皮鞭，只带着贴身护卫析父，亲自驾车踏雪寻梅。
　　楚灵王游玩了一天，晚上回到大营，右尹然丹已经在帐前候着他了。楚灵王看见然丹，心里很高兴，摘掉帽子，脱下披肩，扔掉马鞭，然后才跟然丹说话。前面说过，卫献公戴着皮帽子跟大臣说话，被视为极大的不尊重，引发了一场政变。楚灵王脱帽与然丹交谈，也是知书达理的表现。
　　“当年我楚国的先祖熊绎，与吕伋（齐侯，即姜太公之子丁公）、王孙牟（卫侯，卫康叔之子）、燮父（晋侯，唐叔之子）、禽父（鲁侯，周公之子）等贤臣共事周康王，他们四国都有封赏，唯独我们没有。如今我派人到雒邑，向天子请求将大鼎作为封赏，你说他会给我吗？”
　　“当然会给！”然丹回答，“当年我们的先王熊绎居住在偏远的荆山，乘柴车，穿破衣，开辟草莽之地，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去到京城，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替天子驱邪除灾。单是这种精神，就足以令天下人感动！然而，因为齐国是天子的舅氏（周康王的祖母邑姜，是姜太公的女儿），晋、鲁、卫三国是天子的兄弟，天子袒护亲族，赏赐了四国，却忘记了楚国，这是极大的不公。现在情况不同了，周王室和四国向楚国俯首称臣，对您唯命是从，难道还敢吝惜区区几个大鼎吗？”
　　九鼎是周朝统治天下的象征。当年楚庄王陈兵雒邑，欲问周鼎之轻重，尚且遭到王孙满的嘲讽，悻悻而返。楚灵王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是不知天高地厚，而然丹的回答，更可以用“轻佻”二字来形容。当时析父站在楚灵王身后，脸色就变了，但是楚灵王很高兴，继续问道：“以前我们的祖先居住在许国旧地，现在郑国人贪恋这片土地而占有它，如果我们求取，他们会给我们吗？”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尖锐。要知道，然丹本是郑国公室子弟，因为政治斗争而逃到楚国。许国旧地则于公元前576年经楚共王之手划给郑国，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向一个郑国人询问索取许国旧地的事，不是让人很为难吗？不过然丹一点也不为难，很干脆地说：“当然会给！王室不爱惜大鼎，郑国岂敢爱惜土地？”
　　“说得好！”楚灵王拍拍然丹的肩膀，对这个回答感到由衷满意。他意犹未尽，又问道：“从前诸侯认为楚国偏远，都只害怕晋国，现在我们大张旗鼓地修筑陈、蔡等地的城墙，每个地方都能提供战车千乘，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你说，诸侯现在应该害怕我们的力量了吧？”
　　“害怕，怎么能够不害怕！光是这些地方的兵力，就足够让他们发抖的了，再加上楚国的力量，谁敢不害怕您呢？”然丹说着，脸上露出一丝畏惧的神色，仿佛他就是那些诸侯，正在楚灵王面前瑟瑟发抖似的。楚灵王不禁哈哈大笑。正在这时，工尹（工匠之长）路走过来说：“大王命令破开圭玉以装饰斧柄，现在都准备好了，您要不要去看一下？”
　　“好。”
　　楚灵王跟着工尹路走进营帐。析父责备然丹：“您是在楚国享有声望的人，说起话来却像是大王的回音，他说什么你应什么，这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吗？”
　　然丹斜着眼睛瞄了析父一眼，说：“您有所不知，我这是在磨快刀刃，等大王出来，我的刀就要砍下去，斩断他的胡思乱想了！”
　　不多时，楚灵王走出来，继续跟然丹说话。正好左史倚相经过，看到楚灵王，连忙低头快步走过，已示恭敬。楚灵王对然丹说：“这个人是个好史官啊！他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样的古书，你要好好看待他！”
　　“下臣不敢苟同。”然丹摇摇头，“下臣曾经问过他，从前周穆王穷奢极欲，不理朝政，打算驾着马车周游列国，让天下都有他的车辙马踪。祭公谋父作了《祈招》这首诗来劝阻他，使得他收敛了私心，得以善终。下臣问他这首诗，他都不知道。如果问他更远的事，恐怕就更无从得知了。”
　　“哦？那你知道吗？”
　　“我知道。”然丹说着，摇头晃脑地背诵了《祈招》：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无醉饱之心。〗
　　祈招是什么？古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大概是一种乐器，或者是一种音乐吧。这首诗的意思是：祈招之声，安祥和悦。圣德天子，办事有度，有如金，有如玉，量百姓之力为出，而自己没有丝毫的陶醉。
　　楚灵王不笨，马上听明白了，这是在拐着弯批评他不惜民力，自我陶醉啊！他没有再说话，向然丹深深地作了一揖，走进了自己的营帐。接下来的几天，他都没有举行宴会，厨子做好饭送进去，他也只是扒了两口就端出来，晚上睡觉也是辗转反侧，有时候半夜还披着毯子跑出来，一个人在雪地里走来走去。
　　他不知道，就在他失魂落魄，自我反思的时候，一场针对他的密谋已经悄然铺开。
　　楚灵王还在当令尹的时候，杀死大司马薳掩，占有他的家财；即位之后，又没收了薳居、斗围龟和成然的土地，引起上述家族的强烈不满；蔡国人蔡洧受到楚灵王的宠信，楚军进攻蔡国的时候，却杀死了蔡洧的父亲；公元前538年的申地会盟，越国大夫常寿过曾被楚灵王当众侮辱……趁着楚灵王狩猎州来，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以常寿过的越军为主力，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固城和息舟。
　　这些人顶多算是失意者，并不能对楚灵王构成致命的威胁。但是，当一个名叫观从的庶人介入其中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观从是楚国人，其父观起，是楚康王年间令尹公子追舒的门客，深得公子追舒信任，按《左传》记载，“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
　　所谓“未益禄”，即以庶人的身份在官府工作，用现在的官话来说，就是没有编制的临时工。只不过观起这个临时工做得很成功，拥有马车数十乘，过得远比一般的大夫阔绰。楚国人对此意见很大，公子追舒也因此失宠于楚康王，在令尹的位置上只干了一年就被杀。观起也被处以车裂之刑，尸体还被分挂在各地示众。
　　观起死的时候，观从已在蔡国大夫朝吴家中当门客，因此幸免于难。不难想象，观从虽是楚国人，对楚国却怀有刻骨之恨。听到常寿过等人起兵的消息，观从问了朝吴一个问题：“您想不想恢复蔡国？”
　　朝吴说：“当然想。”
　　“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您就可以永远断绝这个念头了。”
　　朝吴狐疑地看了观从一眼。他知道有人在固城和息舟造反，但他根本不相信这些人能够成功。原因很简单，楚国太强大了，你不能指望几只蚂蚁咬倒一头大象。但是观从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让他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为什么这么自信？”
　　“别忘了我是楚国人，我了解楚国。”
　　“你打算从哪里着手？”
　　“王子比，王子黑肱。”
　　朝吴的眼睛开始发亮。公元前541年，楚灵王通过政变上台，王子比逃到晋国，王子黑肱逃到郑国，至今已有十二年。如果能够利用这两个人的力量，事情确实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朝着观从作了一个揖，郑重地说：“那我就把身家性命和蔡国的前途都交给你了。”
　　观从也一揖到地，说：“诺。”
　　几天之后，远在晋国的王子比和在郑国的王子黑肱都收到了王子弃疾的密信，邀请他们前往上蔡共商大事：“弃疾愿以蔡县之师，护送两位兄长返回郢都，共拒昏君。”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对此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欣然前往。但是，当他们来到蔡县边境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不是王子弃疾，而是观从和朝吴，以及数十名精壮武士。
　　“信是我写的，蔡公并不知道这件事。”观从如实相告，“但是如果二位听从我的安排，我可以保证蔡公会站在我们这边。”
　　“这……”王子比和王子黑肱面面相觑。但是跟观从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意识到眼前这个人不可小瞧。而且，观从还抛了一句狠话：“我们可都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了，二位答应便好，如若不答应，我只好杀了你们。”没有比这更好的鼓励，王子比和王子黑肱连连点头，表示听明白了观从所说的话。四个人就在野外筑土为坛，结成了同盟。
　　第二天清晨，王子弃疾和往常一样来到堂上吃早餐。突然听到门外的卫兵发出两声惊呼，接着看到王子比和王子黑肱领着一群黑衣人以极快的速度冲进大门。他的第一反应是：政变了！一拂袖子，拔腿就跑，而且很快就跑得不见踪影。
　　“怎么办？”王子比没想到弃疾的反应这么快，看着一桌子早餐发了愣。
　　“还能怎么办？搜！”王子黑肱说。
　　“用不着。”观从倒是很淡定，仿佛早就料到王子弃疾会有这么一手，“他跑了更好，我也省得费口舌了。”
　　“你说得轻巧，没有他，谁会听我们号令？”王子比脸上的汗都冒出来了。
　　“可我们有您呀！”观从不紧不慢地说。
　　“我？”
　　“没错，有您就行了。”观从拉着王子比的手，将他带到桌子前，“您就是蔡公，请继续用膳，不要受我们这些下人的干扰。”然后对朝吴说：“请您带人到院子里挖个坑，牵一只羊来，蔡公吃完早餐之后，就要和两位兄长举行盟誓，共同反抗昏君的暴政……千万不要躲躲藏藏，看到的人越多越好，但是不要让他们走得太近，在院子外面看着就行了。”
　　这些人果然照着观从的安排，在蔡公府的院子里杀了一只羊，喝了一碗血酒，还写了一份誓书，郑重其事地埋在事先挖好的坑里。做完这一切之后，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坐上马车，在十余名护卫的簇拥之下，驶出蔡公府的大门，朝着城南疾驰而去。
　　这时候，前来看热闹的人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大伙叽叽喳喳，对里面发生的事情议论纷纷。观从见时机已到，跑到大门口，大声宣布：“蔡公起兵啦！他将王子比和王子黑肱从国外召来，是为了帮助他们杀回楚国。刚刚他们已经举行了盟誓，现在两位王子已经出发，蔡公很快带兵支援他们，光复蔡国的时机到啦！”
　　观从话音刚落，蔡国人就呼啦啦地围上来，一把将他扭住，要送他去见官！还有人大叫道：“我们现在是楚国人，谁反对楚国就是跟我们作对！”也有人说：“我们才不会听你的，楚国大军一到，我们全部完蛋，不造反，我们坚决不造反！”更多的人喊道：“杀死他，杀死他！”这都是些什么人啊？观从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还好他脑子转得快，急中生智，大声喊道：“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已经出发，蔡公的军队也动员了，就算你们不反，楚国人一样会打过来，一样会屠杀你们，杀了我有什么用？”
　　大伙一听，全都泄了气。这时朝吴也带着人跑出来，大声喊道：“你们这些人如果死心塌地要为楚王卖命，那就不要听蔡公的，等着楚国来进攻。如果想要活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拥护蔡公，成就他的事业。蔡公现在就是你们的主人，你们不支持他支持谁？”
　　朝吴的祖父公子朝曾任蔡国大师，父亲公孙归生也是一代名臣，在蔡国赫赫有名。朝吴一出面，立刻有人附和：“听他的，他说得有道理。”也有人说：“为了蔡国，我们愿意！”“反了，反了他娘的！”还有人喊：“我们要为先君报仇！”“坚决拥护蔡公，杀死昏君！”这声音就像波浪一样传播开去，很快传遍了全城，就连躲在谷仓里的弃疾都听到了。
　　弃疾是个聪明人，他捂住耳朵，静下心仔细分析了一下形势，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就算他不想反都不可能了，与其被人牵着鼻子走，不如主动出击，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拍了拍身上的稻草，走出谷仓，偷偷溜回蔡公府，冷不丁出现在大门口，朝着成千上万革命群众做了一个挥手的姿势。人群立刻又沸腾了，大伙一拥而上，将弃疾团团围住，有人甚至喊出了“蔡公万岁”的口号。
　　观从朝着朝吴眨眨眼，两个人会心一笑。
　　不久之后，王子弃疾、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在邓地正式举行了会盟，宣布反抗楚灵王的暴政。陈、蔡两地人民的爱国心也被激发起来了，纷纷拿起武器聚集到弃疾麾下，浩浩荡荡向郢都进发。叛军势如破竹，或者说根本没有遇到有效抵抗——此时此刻，楚灵王仍然在乾谿呆着呢！各地楚军只要一看到三位王子的大旗，就放弃了抵抗的念头，有的甚至加入了叛军。
　　来到郢都城下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状况。陈国人和蔡国人担心楚国人过河拆桥，一致要求暂缓进攻郢都，转而修筑堡垒，竖立两国军旗。
　　竖军旗就等于承认两国独立了。站在陈国人和蔡国人的角度，这个想法并没有错。问题是，两国军旗一竖，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打到了郢都，楚国人就有意见了，不但郢都的守军会斗志昂扬，叛军中的楚军也有可能倒戈一击。王子弃疾到底老奸巨猾，对陈国人和蔡国人说：“打仗就是要速战速决，现在停下来修筑堡垒，不但延误战机，而且空费气力，只怕日久生变。”一面将他们稳住，一面派部将须务牟和史猈潜入郢都，买通王宫守卫，刺杀了楚灵王的大子禄和公子罢敌，并且打开城门，放大军入城。
　　楚灵王这才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带着部队往郢都赶。一路走，士兵就一路开小差，走到訾梁（地名，今河南信阳境内）的时候，部队已经所剩无几。就是在这里，他听到了大子禄和公子罢敌的死讯。
　　楚灵王的脸上突然出现一种似笑非笑的奇怪表情，紧接着大叫一声，从车上跌落在地。当内侍企图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一把拉住内侍的袖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家，问道：“你说，别人爱儿子，也会像我这样吗？”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恐怕还有超过您的。”内侍回答，“像小人这种老而无子的，日后难免被人挤到沟渠里。您说，谁失去了儿子会不伤心呢？”内侍是宦官，自然没有儿子，说得全是实在话。
　　楚灵王愣了半晌，长叹道：“我明白了，我杀死那么多别人的儿子，所以才会有今天啊！”
　　内侍无言以对。然丹走过来，单膝跪地，对楚灵王说：“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而今之计，请大王先回到郢都郊外，看国人如何选择吧。”
　　楚灵王苦笑道：“众怒不可犯，我现在是天怒人怨，即便跑回去，又有谁会选择我呢？”
　　然丹说：“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城墙坚固的地方躲一躲，再向诸侯借兵如何？”
　　“躲去哪？你难道还不知道，楚国之大，已经没有寡人的容身之地？”
　　“还有一条路，也许可以逃到别的诸侯那里，再从长计议。”
　　“你不用再说了。”楚灵王摆摆手，“寡人气数已尽，去到哪里都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然丹默默退下。当天夜里，然丹悄然离开，前往郢都投奔新主去了。然丹一走，楚灵王身边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只剩下他独自一人沿着汉水南下，打算去往鄢城（地名，今湖北省境内）。众叛亲离之际，有人却感念楚灵王的好处，主动去寻找他的踪迹。这个人便是申无宇的儿子申亥。
　　“我父亲两度触犯王命，大王都没有惩罚他，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恩情吗？”怀着这样的念头，申亥终于在棘门（地名）的芦苇地里找到了楚灵王，并将他偷偷带回家。
　　同年五月，楚灵王在申亥家里自缢，结束了他充满非议的一生。作为一个倒台的君主，他虽然死得不风光，但是也绝不寒碜——申亥怕他黄泉路上寂寞，杀死自己的两个女儿为其殉葬。
　　当然，还有一种更为悲摧的说法：楚灵王独自一人沿着汉水逃亡，遇见原来王宫的小臣涓人（清洁工）畴。楚灵王告诉涓人畴，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可是涓人畴也没有东西可吃，只能拿大腿当枕头，让楚灵王枕着睡了一觉。楚灵王醒来，发现涓人畴已经不见了踪影，再看头下，枕着的竟然是一块泥土。再后来，他就饿死了。


　　本书大事年表
　　公元前573年：晋悼公继位，晋国结束了内乱。
　　公元前566年：晋国和楚国作为争夺陈国，发起了“鄢之会”。
　　公元前562年：郑国人一手策划“萧鱼之盟”，确立了晋悼公的霸业。
　　公元前559年：秦人在水中下毒，不费一兵一卒击退以晋国为首的联军，史称“迁延之役”。
　　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叛乱，弑齐召公。
　　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发起、晋楚两国主持大规模的弭兵会盟，此后国际社会进入相对安定的40年。
　　公元前541年：各国诸侯在郑国的虢地重温弭兵会盟的誓词，史称“虢之盟”。
　　公元前532年：晋平公结束了他老来昏庸的一生。
　　公元前529年：王子弃疾和一众朝臣发动政变，楚灵王不敌身亡。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4


　　第一章 晋国衰落
　　【楚平王夺位：无毒不丈夫】
　　楚灵王失势后，郢都一下子有了三个主人：王子比、王子黑肱和王子弃疾。三个人都是楚共王的儿子、楚灵王的弟弟，从血统上讲，谁都有可能成为楚国的新君。若论长幼，王子比年龄最大；若论实力，自然是弃疾强横，外有陈、蔡之人相助，内有楚国文武百官支持，夺标呼声最高。
　　弃疾名声历来不错。早在公元前536年，他奉楚灵王之命出使晋国，途经郑国，受到郑简公和罕虎、子产、子大叔等大臣的热情接待。弃疾的知书达理给郑国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听说郑简公亲自出面宴请，立刻表示自己乃是以卿大夫的身份过境，不敢接受。郑国人一再坚持，他才勉强接受。见到郑简公，弃疾便行君臣大礼，而且送给郑简公骏马八匹；见到罕虎，以上卿之礼相待，赠予骏马六匹；见子产，赠马四匹；见子大叔，赠马两匹。楚国使团和卫队驻扎在郑国，禁止随意放牧砍柴，不入农田，不进菜园，不破坏民房，不骚扰居民，真个是秋毫无犯。弃疾还对天发誓：“如果有谁敢违抗命令，一律撤职查办！”当时罕虎等人就议论说，这位王子弃疾恐怕迟早是要当楚王的。
　　对于弃疾的实力，观从（楚大夫观起之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私下对王子比说：“您如果想成大事，那就趁着蔡公（王子弃疾）没有防备，找机会杀掉他！否则的话，就算您当上了国君，他也能把您赶下台。”
　　王子比对此的回答是：“我于心不忍啊！”
　　观从哭笑不得：“您不忍心对付人家，不代表人家也会不忍心对付你。”
　　“不可能。”王子比连连摇头说：“弃疾为人忠厚，世人皆知，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哥哥动手呢？”
　　观从说：“您也许忘了，楚王也是他的哥哥。”
　　不想这话戳到了王子比的痛处，他的脸立刻涨得通红，说：“我们起兵反对楚王，是为了挽救楚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倒是你，从一开始就伪造弃疾的书信，将我们骗回来，又利用我们胁迫弃疾就范。现在楚王生死未卜，你又来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究竟是何居心？”越说到后来越激动，口水几乎喷到观从脸上。
　　观从长叹一声，举起袖子擦了擦脸，说：“我不过是不忍心看到你的下场，哪里有什么居心？罢了罢了，您既然不信任我，我留在这里也是多余，请允许我就此告辞。”
　　王子比说：“请自便。”
　　观从默然退下。当天夜里，他就收拾行装，离开了郢都。
　　王子比真的不忍心对弃疾下手吗？从当时的情况看，也许性情使然，也许是形势所逼。客观的事实是：当时楚灵王生死未卜，局势并不明朗，万一楚灵王杀回郢都，非弃疾不足以与之抗衡。这个时候除掉弃疾，显然是不明智的。
　　当时楚国朝野对于王子比、王子黑肱、王子弃疾这“三驾马车”能否控制局势，也普遍持有怀疑态度。郢都的居民更是人心惶惶，害怕楚灵王卷土重来，秋后算账。
　　人心不安，自有妖孽。某一天晚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失魂落魄的人，跑到大街上凄厉地狂呼：“大王回来啦！”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要屠城吗？”
　　楚灵王素有残暴之名，如果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杀，屠城恐怕是理所当然的。
　　满城人都战战兢兢，无法入睡。如此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再互相打探楚灵王的消息，却是子虚乌有。
　　“原来是谣传啊！”大伙看似松了一口气，内心那块石头却更加沉重了。
　　过了几天，同样的事情又重演一次，引起的混乱不亚于前一次。惶恐的情绪弥漫在郢都的每一个角落，同样也使得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坐立不安。
　　“幸好没有听观从的建议。”王子比心里暗想。他甚至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会轻易上观从的当，从晋国跑回来争夺什么王位。老老实实地呆在晋国当寓公，衣食无忧地过一生不也是挺好的吗？
　　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城内突然骚乱起来。这次不是几个人，而是几百人在各条大街小巷上边跑边喊——
　　“大王回来啦！”
　　“前锋已经到了东门外！”
　　“大王有令，郢都军民速速开城迎驾，否则城破之日，全城皆屠！”
　　“乱党格杀勿论，一个不留！”
　　王子比听到了，连衣服都没穿整齐，就跑到王子黑肱府上商量对策。
　　“哥哥，你说他会杀了我们吗？”黑肱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较之王子比，他显得更沉不住气。
　　“应该不会吧，再怎么说，咱们也是兄弟。”王子比这样回答，却发现这话其实连自己也说服不了。
　　黑肱说：“可我们杀了他的儿子啊！”
　　王子比说：“那是弃疾派人干的，与我们无关……”
　　“哥哥！”黑肱打断他的话，“你觉得他会相信吗？就算我们有机会到他面前辩白，你觉得他会相信吗？”
　　“恐怕不会。”王子比顿时面如死灰，他沉吟了半天，说，“而今之计，只能快去找弃疾商量，请他出阵与之一战，或许还有胜算。”
　　“对，快去找他！”
　　两个人慌里慌张，正准备出发，听到门外喧哗，只见弃疾的亲信斗成然独自驾着马车，不顾卫兵的阻拦，气急败坏地闯进了前院。
　　“大王，大王回来了，百姓们害怕屠城，已经打开城门！”斗成然说着，几乎是从马车上滚落下来，跪倒在二人面前。
　　王子比和王子黑肱面面相觑，虽然是冬天，脑门上的汗滴却不住地冒。王子比急忙问道：“弃疾呢？弃疾现在哪里？”
　　“蔡公……蔡公已经遇害了！百姓害怕屠城，要拿你们人头去迎接大王，他们攻破了蔡公府，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蔡公刚露面，就被他们……”斗成然话没说话，已经哭成了个泪人。
　　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嘴巴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们很快就会到这里来，两位赶紧逃吧，千万不要被乱民们抓到了。”斗成然哽咽着，像是回忆起某个可怕的场景，不住摇头，“太惨了，太惨了，堂堂楚国王子，竟然死无全尸！”
　　正说着，门外火光冲天，前前后后都有人喊：“快开门，快开门！”接着听到重物撞击大门的声音，间杂着各种各样的呼声，王子比听得最真切的是——“千万不要放走了叛贼！”
　　“完了。”斗成然颓然道，“来不及了！”
　　“哥哥，现在怎么办？”黑肱看着王子比。
　　“还能怎么办？你我乃堂堂的楚国王子，要死也要死得体面，不能落在这些贱民手里。悔不该，当初轻信了观从的诡计，从晋国跑回来干这些傻事。”王子比说着，拔出腰中的佩剑往脖子上一抹，鲜血溅得满地都是。
　　王子黑肱犹豫了一下，也拔出佩剑，自刎身亡。
　　斗成然看着二人倒下，来不及抹干脸上的眼泪，嘴角已经露出一丝阴险的笑容。
　　《春秋》记载：“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说得明白，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兄弟俩的自杀，乃是弃疾一手导演的好戏。他充分利用了二人对形势的不了解，略施小计，便逼得他们拔剑自杀，为自己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回想起来，当初王子比从晋国启程回楚国，韩起曾经问叔向：“你认为子干（王子比字子干）此去能成大事吗？”
　　“难。”叔向不假思索地说。
　　韩起不解：“同恶相求，如同商人追逐利益，怎么会难呢？”意思是楚灵王得罪的人太多，已经成为全民公敌，大伙儿为了反抗他而团结在一起，就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自觉，成功应该不是难事。
　　叔向说：“没有同好，哪来的同恶？”叔向的意思是，大伙都讨厌楚灵王不假，但讨厌楚灵王不代表喜欢王子比。因此，就算是把楚灵王推翻了，王子比也不见得能够“成大事”。
　　“您如果问我王子比能不能够得到楚国，我可以实话告诉您，如果有下列五种情况，想得到一个国家是很难的。第一种是身份显贵而无贤人相助，第二种是有贤人相助而无强势的内应，第三种是有内应而无谋略，第四种是有谋略而不得民心，第五种是有民心而无美好的品德。”叔向接着说，“您想想，子干来到晋国已经有十三年了，跟随着他的那些人，无论是楚国的还是晋国的，没有一个知名人士，这是无贤人相助；楚国的亲族不是被消灭，就是背叛了他，这是没有内应；现在尚未摸清楚情况，就草草回国，这是无谋；出国十三年，人们早就将他忘得差不多了，这是没有民心；被迫逃亡在外，却没有人同情他，这说明他人品实在不怎么样。相比之下，现在的楚王虽然暴虐，但还是颇有人君之度，至少对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能够包容。子干一无是处，却想取而代之，您觉得他能够得到楚国吗？”
　　“那依你之见，楚国最终会落到谁手里？”
　　“王子弃疾。”叔向说，“此人身为蔡公，又得陈人之助，实力强横，而且没听说有什么劣迹，治下盗贼不兴，民无怨言，威望很高。自古以来，楚国王室动乱，总是小儿子胜出，我看这次也不例外。”
　　韩起说：“话虽如此，当年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流亡国外，后来不但当了国君，还成为霸主，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说不定子干也有这样的福气呢？”
　　“子干怎么能够跟他们相比呢？齐桓公小的时候就受到齐僖公的宠爱，虽然出逃在外，仍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等名士追随，有莒国、卫国作为后盾，还有国、高二氏为内应。他本人从善如流，行为庄重，不贪财，不纵欲，乐善好施。这样的人当上国君，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先君晋文公，乃是狐姬之子，受宠于晋献公，自幼好学不倦，十七岁的时候身边就贤人云集，流亡在外的时候，有狐偃、赵衰为心腹，有魏犨（chōu）、贾佗为手足，有齐、宋、秦、楚等大国为后盾，还有栾枝、郤縠（xìhú）、狐突、先轸等豪强为内应，虽然流亡了十九年，这些人都对他不离不弃。老天要让晋国兴盛，不选择他又选择谁呢？我跟您说，子干跟这两位没法比，您看他离开晋国无人相送，回到楚国也没人迎接，这样的人想当国君，那是做梦！”
　　那么，当王子比和王子黑肱自杀的时候，真正的楚灵王，究竟在哪里呢？
　　原来，弃疾刚入郢都，便派了大量的奸细前往楚灵王军中，散布郢都失陷的消息，而且宣布：只要自行脱离部队，一概既往不咎。楚灵王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连忙带着部队回师郢都。没想到一路走，将士们就一路开小差，走到訾（zī）梁（今河南信阳境内），部队已经所剩无几。恰在此时，大子禄和公子罢敌的死讯也传到了军中。
　　遭遇了丧子之痛，又逢众叛亲离，楚灵王万念俱灰，也不愿再回郢都。于是他身边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只剩他独自一人沿着汉水南下。曾两次受过王恩的申亥（大夫申无宇之子，楚灵王曾两度宽恕过申无宇）在棘门（地名）的芦苇地里找到了他，将他偷偷带回家。
　　一个月之后，楚灵王在申亥家里自缢身亡。
　　弃疾一点也不浪费时间。王子比和王子黑肱自杀的第二天，他便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楚平王。
　　王子比被厚葬在訾（zī）地（今河南省境内），而且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号——訾敖。前面说过，敖是楚地方言，意思是虽然即位，却没有尽到国君的责任。在楚国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已经有若敖、堵敖、郏（jiá）敖，王子比与他们同列，倒也算是有了一个名分。
　　郢都城内仍旧人心惶惶。楚平王用楚灵王吓死两个哥哥，也把郢都人吓得不轻。大部分官员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有人甚至称病不朝，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但这难不倒楚平王。
　　没过多久，楚灵王的尸体在汉水被发现。脸已经腐烂得不可辨认，仅能从服饰上判定他的身份。楚平王命人将尸体带到郢都，在国人面前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于是，大伙彻底心安了。
　　令人尴尬的是，数年之后，申亥终于向政府报告了楚灵王的真正死因，而且交出了他的灵柩。没关系，这时候楚平王的统治已经稳固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原来搞错了”，命人把原来那具尸体挖出来，又为真正的楚灵王举行了葬礼。
　　斗成然拥立有功，被任命为令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负责楚国的军政大事。原来楚灵王滥用民力，欺凌诸侯，现在一切都在楚平王和斗成然的安排下拨乱反正。
　　陈、蔡二国恢复了独立。当年楚灵王打着护送公孙吴回国的旗号吞并陈国，楚平王便把公孙吴找到，让他当了陈侯，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惠公。蔡国的大子有被楚灵王当作牺牲祭祀山神，楚平王便封大子有的儿子公孙庐为蔡侯，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平侯。楚灵王通过大规模“人地置换”来断绝被侵占地区人民的复国之念，楚平王则让这些被迁徙的人们又回到故土。
　　在国内，楚平王大赏有功之臣，向国民施舍钱粮，赦免有罪之人，选拔贤能之士……总之新官上任三把火，该烧的都烧了，赢得满堂喝彩。观从曾经劝王子比杀楚平王，离开王子比后一直隐居在蔡国，楚平王也不介意，派人将他找回来，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观从的回答很委婉：“臣的先祖曾经担任卜师的助手。”
　　楚平王于是任命观从为卜师，让他负责宫中的占卜事务。
　　为了在诸侯面前树立全新的形象，楚平王还派大夫枝如（复姓）子躬出使郑国，归还楚灵王时代强占的犨、栎两地。枝如子躬领命而去，回来的时候却没有完成使命。据说此君到了郑国，跟郑国君臣拉家常，聊天气，绝口不提归还土地的事。倒是郑国人先沉不住气了，主动问他：“听说楚王要归还寡君犨、栎两地，请问有那么回事吗？”
　　“我可没听到这样的命令哟。”枝如子躬漫不经心地说。
　　郑国人也不好再追问。
　　回到郢都，楚平王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枝如子躬把帽子取下来，脱掉上衣，叩头说：“下臣违抗了大王的命令，这事没办成，请大王惩罚下臣吧！”
　　“哦？为什么？”
　　“犨、栎两地，乃我国北部重镇，视之为国家门户亦不为过。虽是先君通过武力强占而来，轻易拱手让人实非明智之举，所以下臣斗胆违抗了您的命令，甘愿受罚。”
　　楚平王大为感动，拉着他的手说：“快把衣服穿起来，回家去吧。下次不谷有重要的事情，再找您来帮忙。”
　　不谷是诸侯自称，比“寡人”更为谦逊。枝如子躬使命未达，当受处罚；然而爱国之心，着实可嘉！楚平王让他回家去歇着，不赏不罚，既维护了自己的权威，也不至于冷了忠臣的心，乃是明智的处理方式。
　　公元前528年十月，吴国攻占楚国的附庸州来。令尹斗成然请求讨伐吴国，楚平王不答应：“我还没有安抚人民，没有侍奉鬼神，没有完成守备，没有安定国家，这个时候动用武力，失败了可没有后悔药可吃。州来在吴国，和在楚国没有什么区别，随时可以要回来。”
　　不讨伐不代表无行动。第二年夏天，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今湖北秭归县境内）检阅西部地区部队，派屈罢在召陵检阅东部地区部队，同时安抚当地百姓，施舍钱粮，救济贫困，恤孤养老，收容流浪人员，宽免孤儿寡妇的赋税，选拔地方上的贤能之士。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楚国面貌焕然一新。尤为难得的是，这种休养生息政策被坚持了长达五年之久。直到公元前523年，楚国不筑城，不用兵，老百姓过了五年踏踏实实的太平日子。
　　【齐景公公然挑战晋国的底线】
　　公元前536年，晋国的首都新田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齐国的君主齐景公。齐景公此行的目的，一则是朝觐晋平公，二则请求晋国同意齐国对燕国用兵。
　　原来，三年前燕国发生政变，燕简公被大夫们群起而攻之，逃到了齐国。齐景公意欲帮助燕简公复国，但是又担心晋国干涉，于是主动上门请示汇报。
　　晋平公同意了齐景公的要求。燕国的大夫以臣逐君，自是大逆不道，齐国主动要求讨伐乱臣贼子，晋国没有理由反对。于是同年冬天，齐国向燕国宣战，但是战争的结果出人意料：两国不战而和，在濡上（地名）举行了会盟。燕国以祖上传下来的礼器向齐国行贿，而且将公主嫁给齐景公做小老婆。齐景公财色双收，便也顺手推舟，将燕简公又带回临淄去了。
　　毫无疑问，齐景公这个人是有想法的。
　　作为一代昏君齐灵公的儿子和乱世枭雄齐庄公的弟弟，齐景公的童年在多次宫廷政变中度过。崔杼之乱将他推上了国君的宝座，成为傀儡。即位之后不到一年，又遇到庆封之乱。直到公元前545年庆封被驱逐，齐景公才算松了一口气。
　　自古雄才多磨难。齐景公中人之资，谈不上雄才大略，然而多年的委曲求全磨炼了他的心智，增强了他的胆识，先祖齐桓公的故事更是鼓舞着他去重振东方大国的雄风。
　　齐景公的晋国之行应该有收获，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洞察力，便不难看出晋国已经在走下坡路。齐景公踌躇满志而归，更加坚定了自己领导齐国崛起的信心。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等待机会增强自己的实力。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公元前534年七月，大夫子尾病逝，其子高强继承家业。大夫栾施想趁机介入高强的家政，派人杀死了子尾留下的家宰（首席家臣）梁婴。同年八月，栾施自作主张，为高强指定了新的家宰。
　　栾施的举动引起了高强家上下的同仇敌忾。他们暗地里发放武器，武装族人，准备进攻栾施。子尾的生前好友陈无宇也积极备战，打算帮助高强。
　　陈无宇是什么人？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齐国的每一次动乱，陈家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能从中得到些什么”，而且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一次高强要攻打栾施，他又怎么能够不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呢？
　　有人将高强家的异动告诉了栾施，提醒他要多加防范。栾施一开始不相信，说的人多了，他才将信将疑，带上几名随从，想去高强家看个究竟。
　　刚出门不远，就被一群家臣拦在了路口。
　　“主公千万别去，臣等刚刚观察过，高强家武士云集，正整装待发，您去就是送死！”
　　“不可能！我不相信高强这小子敢如此胆大妄为！”栾施一把夺过车夫的马鞭，将车夫推到一边，挥鞭欲进。
　　家臣们死死拉住缰绳，更有人直接跪在路中间，不让马车通过。
　　看到家臣这副架势，栾施心里明白，这事八成是真的了。这位并不高明的阴谋家慌了神，他思前顾后，想了多种应对措施，最后竟然想到：陈无宇是子尾的生前好友，高强对陈无宇十分尊重，不妨去向陈无宇请教一番，听听他有何高见！于是掉转车头，直奔陈家而去。
　　这可真是才离狼窝，又奔虎口。陈无宇这边早就准备好了，上千名精壮族兵全副武装，正齐刷刷地在院子里候命，只等高强那边动手，就杀出去配合。只不过陈无宇的保密工作做得比高强好多了，从表面上看，陈家与往常无异，进出的人都带着一种天下无事的表情，看不出任何问题。
　　也许是生性过于谨慎，栾施的送货上门，倒让陈无宇心里一虚：莫非消息走露，栾施是有备而来？
　　当他听说栾施连卫队都没带，仅带着几名随从前来的时候，更加确认了这一想法。栾施胸有成竹，说不定已经暗中联络了其他家族势力，甚至取得了齐景公的支持！陈无宇越想越不对劲，他思忖片刻，命令族兵全部撤到后院躲起来，自己也脱下盔甲，换上便服，亲自来到门口迎接栾施。
　　栾施完全蒙在鼓里，见到陈无宇就紧紧握住他的手：“有件要紧的事，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
　　陈无宇本来就心虚，被栾施这么一握，立刻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人家这是在试探我啊！可不能让人牵着我的鼻子走，得反客为主。他也用力握住栾施的手，说：“您来得正好，我也正好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向您报告，刚刚准备去您府上，马车都备好了！”
　　“哦？”栾施被弄糊涂了。
　　“我刚刚接到消息，子良（高强字子良）家正在发放武器，准备攻打您，这会儿正在作战前动员，您可千万要小心！”
　　“啊，有这样的事？”栾施装出吃惊的样子，心里想：陈无宇原来知道这件事，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他很有可能已经掺和其中！就在栾施脑子转得飞快的时候，陈无宇又说了一句话：“您现在动手，马上回去武装家臣，先发至人，必可打高强一个措手不及。无宇不才，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这句话彻底让栾施醒悟过来了：陈无宇在煽阴风，点鬼火，想要栾、高两家自相残杀，他好从中渔利！
　　“您在说什么呢？”栾施说，“子良还是个孩子，我受子尾的委托扶持他，所以才又费心为他选定了家宰。我爱他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派兵去攻打他呢？日后我还有脸去见祖宗吗？您和子尾是至交，如果您有心帮我，何不去到子良家里，要他放弃攻打我的念头？世上的事情，以和为贵，如果做好了，也是陈家的福德。”
　　陈无宇的反应很快，脸红了一下，立马向栾施下拜，说：“您大人有大量，无宇深感钦佩，我这就去子良家，劝他放弃愚蠢的念头，不要与您为敌。”
　　这场一触即发的争斗，因为栾施的误打误撞，最终竟真的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了。
　　但是且慢说“最终”。
　　时隔两年，公元前532年夏天，临淄城内再次骚动：栾、高两家联合起来，准备攻打陈氏和鲍氏。
　　鲍氏就是鲍叔牙的后人，此时的族长为鲍国，是鲍叔牙的曾孙。
　　两年前栾、高两家还势同水火，两年后怎么会联合起来向陈、鲍两家开战呢？关于这一点，史料没有任何解释，也无法解释，因为完全是子虚乌有。
　　事情是这样的：某一天有人跑来告诉陈无宇，说栾、高二氏已经武装起来，马上就要向陈、鲍二氏发动进攻了。陈无宇大吃一惊，一面动员族兵，一面跑去联络鲍国。来到鲍家，发现鲍家已经是全副武装，作好战斗准备了。两人合计了一番，派出探子去打听栾、高两家，得到的情报是：栾施和高强分别在自己家里，正摆开宴席，准备饮酒。
　　事实很清楚，栾施和高强根本没有攻打陈、鲍二氏的意思，完全是有人在造谣。但是陈无宇听到探子回报，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对鲍国说：“情报虽然不准确，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曾经想和他们开战，肯定会对付我们。不如趁着他们准备喝酒，先进攻他们？”
　　鲍国说：“有道理，咱们就这么干！”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两个人带着族兵，主动向栾、高两家发动了进攻。
　　栾施和高强确实是在喝酒，而且还喝了不少。听说陈、鲍两家来攻，高强便出了一个昏招：“我们先把国君抓在手里，看他们还能怎么样？”栾施也表示赞同。于是两人派兵进攻齐景公的寝宫，打算绑架齐景公。
　　纷纷扰扰中，那个名叫晏婴的矮子再度表现出智者风范。他穿着整整齐齐的朝服，站在寝宫之外。栾、高、陈、鲍四家都派人来拉拢他，他一概不理。
　　家臣问：“您是打算帮助陈、鲍二氏吗？”
　　“帮他们？”晏婴反问，“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家臣想了想，说：“那咱们就帮助栾、高二氏？”
　　晏婴说：“你觉得他们打得过陈、鲍二氏吗？”
　　家臣松了一口气，说：“那咱们赶快回去吧！”
　　“回哪去啊？”晏婴说，“国君现在被人攻打，我怎么能够走开呢？”
　　栾、高二氏攻打国君，晏婴既然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那就应该拿起武器反抗；如果不敢反抗，那就躲得远远的。可是晏婴既不反抗，也不逃跑，袖手旁观，反而振振有词，把人家说得理屈词穷。可见很多时候，围观也是一种姿态。
　　齐景公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他派大夫王黑拿着当年周武王赏赐给姜太公的龙旗，打退了栾、高二氏的进攻，又在临淄的稷门（西门）大获全胜，接着乘胜追击，在庄地（临淄城内地名）再度获胜。临淄的居民受到鼓舞，也行动起来，帮着攻打叛军，最终在鹿门（东南门）将栾、高二氏彻底击溃。
　　栾施和高强仓皇出逃，跑到鲁国去避难。他们的家产被陈、鲍瓜分一空。
　　晏婴对陈无宇说：“您从栾、高二氏那里得到的土地，必须交还给国君！礼让，是德行的主体，是最高的美德。人都有血气，都有争利之心，您这样明目张胆地将别人的家产占为已有，不只是国君有意见，别的大臣也有意见，您承受得住吗？利益不可强取，取之有道方可长久，您只有追随着道义，才能增长陈家的福气啊！”
　　无须晏婴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陈无宇很爽快地说：“行，就听您的。”不但将新占的土地全部献给齐景公，而且主动提出告老还乡，回到莒地（陈氏封邑）去安度余生。齐景公得到这些土地，说话的底气就硬多了。
　　公元前530年春天，齐景公派上卿高偃将燕简公送到了唐地（燕国地名），让他在唐地安顿下来。同年夏天，齐景公、卫灵公、郑定公联袂前往晋国，朝觐了刚即位不久的晋昭公。
　　郑定公是郑简公的儿子。就这一年春天，在位三十六年的郑简公去世了。按照规矩，诸侯五月而葬，郑定公不等郑简公的葬礼举行，便强忍着悲痛，在子产的陪同下前来朝觐晋昭公，对于日薄西山的晋国来说，这份孝心委实可嘉。
　　鲁昭公也想去凑这个热闹，但是人走到黄河边，又被晋国人挡了回去。原来，公元前532年秋天，鲁国人入侵莒国，攻占了郠（gěng）地（莒国地名，在今山东省境内），而且将战俘作为牺牲祭祀社稷之神，开活人献祭之先河。莒国人跑到晋国去告状，恰巧那时候晋平公去世，晋国人便将这事先放一边，没有追究鲁国的责任。当时不追究，并不代表秋后不算账，等到鲁昭公主动前来献殷勤的时候，晋国人便让他吃了闭门羹。
　　齐景公则受到了热情欢迎。晋昭公专门为其设宴，各路诸侯作陪，还举行了投壶游戏。
　　所谓投壶，是周朝贵族圈中十分流行的一种娱乐。宾主二人相对而坐，中间立一铜壶，壶身大而圆，壶颈狭长，壶口宽大，壶里装着豆子，两人轮番以“箭”（柳条之类的细树枝）投入壶中，每人限投四次，多中者胜。投壶讲究的是雍容典雅，动作不能粗鲁，表情不能夸张，旁边还有乐师奏乐，投壶的动作如果能够与音乐合拍，且又能投中，则为最佳。
　　晋昭公先投，荀吴在一旁献祝辞，说：“有酒如淮水，有肉如山丘，寡君如若投中，可以统帅诸侯。”说完，晋昭公果然投中，晋国群臣均喜形于色。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齐景公持“箭”在手，也为自己说了一段祝词：“有酒如渑（miǎn）池，有肉如山陵，寡人如若投中，将代替您而兴起。”这完全是跟晋昭公对着来了，荀吴脸色大变，齐景公却若无其事地随手一投，也中了。
　　晋国人完全没有料到齐景公会来这么一手，感觉到很错愕。当时晋国大夫士伯瑕就暗中责备荀吴：“您失言了，晋国本来就是霸主，跟投壶有什么关系，投中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倒好，反让齐侯占了我们国君的上风，他这次回去，肯定不会再来了。”
　　荀吴也有点后悔，但仍然嘴硬：“我们的军队统帅坚强有力，比原来一点也不差，齐国敢怎么样？”
　　两个人的对话不小心让齐国大夫公孙傁（sǒu）听到了。公孙傁快步走到堂上，对齐景公说：“天色已晚，您也劳累，可以退席了！”
　　齐景公说：“寡人正有此意。”起身向晋昭公告辞，不顾晋国君臣的一再挽留，在公孙傁的护卫下离开了宴席。
　　齐景公这次对晋国说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国的心声。前面说过，公元前534年，晋国的虒（sī）祁宫落成，诸侯前往祝贺，参观过虒祁宫后，诸侯便对晋国“皆有贰心”。为什么？宫殿建得实在太奢华了，一砖一瓦，无不勾起诸侯心里的痛——这是拿着咱们进贡的钱在挥霍啊！但大伙都敢怒而不敢言，现在齐景公公然挑战晋昭公的权威，让在场的诸侯都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快意。
　　晋国人也感到了这种情绪。“投壶之会”后，如何重建晋国的权威，成为晋国君臣苦思冥想的头等大事。为此开了无数次研讨会，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得出结论：“对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也就是要用武力来震慑诸侯。
　　师出必有名。这些年来，楚国多次挑战晋国的底线，灭陈灭蔡，晋国都是袖手旁观，就算出兵也是虚张声势，至多派人去责问一番，还不敢太大声，怕把楚国人惹毛了。楚国显然不在晋国的考虑之列，柿子要拣软的捏，那就旧事重提，拿鲁国开刀吧！
　　公元前529年，晋昭公向各诸侯国发出会盟邀请：“鲁侯以大欺小，霸占莒国的郠地，至今未能归还。寡人身为盟主，岂可坐视？请诸公与寡人共同讨伐此等不义之人。”
　　同年七月，诸侯联军云集平丘（今河南省境内）——说“云集”绝非夸张，据可靠记载，此次仅晋国就共出动战车四千乘！想当年，晋楚城濮大战，晋国方面也不过动员兵车七百乘。现在为了对付区区一个鲁国，竟然要出动战车四千乘，即便抛除经济增长因素，这个数字也十分可观，与其说是讨伐，不如说是摆阔。
　　为了壮大声势，晋昭公还向吴王夷昧发出邀请，请吴国也派兵参加行动。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下，山西人跑到山东去耀武扬威，还把江苏人叫来助拳，这多折腾！更折腾的是，为了表示对吴国的重视，晋昭公亲自到良地（今江苏省境内）去迎接夷昧，结果等了十几天，等来的却是吴国的使者和一封干巴巴的信。信上说：“秋天到了，河水干了，寡人的船也开不动了，这次会盟，吴国就不参加了。”
　　走不了水路，你可以走陆路啊！晋昭公差点跳起来，最终还是按捺住，没有当场发脾气。
　　同年七月，诸侯大军从平丘出发，移师卫国。晋昭公派人给齐景公送信，请他来卫国会师，遭到了齐景公的断然拒绝。
　　现在的晋国已经今非夕比了。如果是在晋景公、晋平公的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是刀兵相向。晋昭公显然没有这样的底气，他派叔向悄悄去找刘献公问计。
　　刘献公是当朝天子周景王派来声援晋昭公的王室大臣，位列卿士，有一肚子墨水，平时却没有用处。听到晋昭公向他请教国际大事，刘献公受宠若惊之余，当即回答：“所谓结盟，是用来表达相互信任的。君侯言而有信，诸侯又没有三心二意，有什么好担心？齐侯一时糊涂，您可以用文辞来劝告他，用武力来监督他，在下作为天子的卿士，请求率领天子的军队……战车十乘，作为您的前锋，早晚听令于帐下。”
　　得到刘献公的政治保证后，晋昭公又派叔向去见齐景公，说：“诸侯请求结盟，人都已经到这里来了，只有您不觉得这是件好事，所以寡君派下臣来请求您同意。”
　　“大伙都很愿意结盟吗？”齐景公问道。
　　“当然，大伙都很团结。”
　　“诸侯早就结过盟了，本来已经是盟友。如果盟友中出现三心二意的国家，才需要重温誓词。现在您说大伙都很团结，还有必要重温誓词吗？”齐景公慢条斯理地说。
　　叔向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衰败，是因为有人做事，无人监督，事情往往荒废；有监督而不重视礼仪，则贵贱不分，秩序混乱；有礼仪而没有威严，则表面上看秩序井然，实际上内心却不恭敬；有威严而不通过特定的仪式昭显出来，则大部分人还是不理解，不明白，这样的话，内心的恭敬也不能长久，做起事来虎头蛇尾，国家也就完蛋了。所以圣贤之主，要命令诸侯每年都来访问，好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三年朝觐一次，是为了正礼仪；六年集中会见一次，是表现盟主的威严；十二年再会盟一次，是为了昭显信义。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晋国依先王的礼仪主持诸侯会盟，唯恐失职，准备好了牺牲奉献于君侯之前，请求您善始善终。可是您却说，没有必要再结盟，依下臣之见，那也确实没有必要了。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无论何种答复，寡君已经作好心理准备了。”
　　齐景公笑了：“听说此次出征，晋侯动员了兵车四千乘，此事当真？”
　　叔向说：“千真万确。”
　　齐景公说：“拿着四千乘兵车做后盾，谁敢不从？寡人只是提意见，决定权还是在晋侯手里嘛！”
　　叔向脸一红，说：“谢谢您的理解。我们也是没办法，诸侯现在和晋国有点离心离德，不得不向他们展示一下实力。”
　　齐景公笑笑，说：“那也是有必要的。”
　　齐景公第二次对晋国说不，以妥协而告终。后人评价齐景公，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不亢不卑，也不一味蛮干，进退有度。齐景公知道，晋国的弱点不在于其整体实力，而在于公室的统治地位受到六卿的威胁。现在这种情况，晋国人显然是一致对外，齐国还未能与之争锋。
　　【晋国捡了个软柿子捏】
　　公元前529年八月四日，诸侯联军在平丘举行阅兵仪式。晋国中军“建而不旆①”，即建立旌旗，不设飘带，以示仅供检阅之用。但是到了八月五日第二次阅兵，则“复旆之”，这是昭告天下，准备出兵了。诸侯们见到这副阵仗，打心底对晋国的武力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四千乘兵车，毕竟不是闹着玩的！
　　『①旆（peì），古代旗帜末端状如燕尾的垂旒。』
　　鲁国人自然知道四千乘兵车是为何而来。鲁昭公半是装疯卖傻，半是提心吊胆，也跑到平丘去听命。晋昭公又好气又好笑，派叔向对他说：“您都看到了，大伙儿正准备用武器保卫盟约，寡人也知道自己是没有为您服务的福气了，您请回去吧！”
　　鲁国大夫孟椒说：“请问敝国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吗？”
　　叔向说：“邾（zhǔ）国、莒（jǔ）国都来告状，说贵国以大欺小，不时侵略他们，搞到他们民不聊生，连进贡的钱都拿不出来。贵国这是公然违反盟约，人神共愤。”
　　“就这事？”孟椒说，“君侯因为蛮夷之国的几句谗言就断绝兄弟之国的感情，跟周公的后人过不去……既然是这样，那也只能由得君侯决断，寡君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意思是，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看着办吧！
　　叔向心想，哟，看来不太服气，得下点猛药。“您听清楚了，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就算这事不占理，也是十分可怕的力量。何况现在是替天行道，试问天下有谁能挡得住？”说着往前走了两步，孟椒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两步。“晋国，”叔向接着说，“就像是一头牛。牛再瘦，压在一只小猪身上，这小猪能受得了吗？南蒯（kuǎi）、公孙慭（yìn）的事儿，贵国好像还没有摆平吧？如果以晋国的兵力，率诸侯之师，借着邾、莒等国的愤怒来讨伐鲁国，再利用南蒯、公孙慭的事做文章，我们有什么事情办不到？”
　　一番话说得鲁国君臣目瞪口呆。
　　南蒯是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担任季氏封地费（bì）邑的长官。六年前（公元前535年），权倾一时的季孙宿病逝，其孙季孙意如继承家业，成为季氏族长。意如年少气盛，不喜欢南蒯，多次在重要场合不给他面子。南蒯也不是什么善类，受过几次气后，竟起了歹念，跟大夫公子慭商量：“我赶走季氏，将他的家产全部充公，您可以取代他的地位，而我只要仍能担任费邑的长官就满足了。”公子慭一口应承。为了争取更多支持，南蒯又去游说季氏的另一位家臣叔仲小。
　　这里说明一下，叔仲小是叔仲带的儿子，南蒯是南遗的儿子。叔仲带和南遗二人在当年叔孙氏竖牛之乱中曾经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竖牛之乱导致叔孙氏嫡子尽丧，庶子叔孙婼（chuò）上台。叔孙婼被鲁昭公“三命”为卿——春秋时期之卿，有一命、二命、三命之别，三命最为尊贵，已经超过季孙意如的等级。叔仲小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对叔孙婼持有一种敌视的态度，致力于离间季氏与叔孙氏两家的关系。他对季孙意如说：“叔孙婼这小子三命为卿①，已经超过了他爸和他哥的待遇，非礼也！”季孙意如本来就对这事不爽，于是派人去找叔孙婼，要他主动推辞三命为卿的待遇。叔孙婼答道：“叔孙氏家门不幸，杀嫡立庶，所以我才有今天。如果您认为我是庶子，不该有这个地位，我无话可说。但三命为卿是国君的命令，如果您不把国君的命令当儿戏，就应当尊重我的地位。”第二天上朝，叔孙婼把这件事公之于众，要跟季孙意如打官司。这种强硬的态度把季孙意如吓坏了，回来之后就把叔仲小臭骂了一顿。因为这件事，叔仲小对季孙意如也怀恨在心，跟南蒯、公子慭一拍即合，组成了一个“倒季三人组”。
　　『①卿，古时高级官名。』
　　公元前530年，公子慭陪同鲁昭公出访晋国，途中将南蒯的想法向鲁昭公作了个汇报，希望鲁昭公借晋国人的力量来办成这件事。
　　公子慭说：“如果扳倒季孙意如，南蒯只要求保留费邑，季家的其他土地全部献给公室。”
　　“哦？”鲁昭公心里一阵狂喜，但仍然故作惊讶地问道，“南蒯不是季氏的家臣吗？”
　　公子慭说：“正是。”
　　鲁昭公说：“身为季氏家臣，却不忠于季氏，这恐怕不太好吧，我担心人家说闲话。”
　　公子慭说：“谁敢说闲话？您是鲁国的君主，南蒯将土地献给您，难道不是忠诚？”
　　鲁昭公点点头，算是默许了。于是公子慭先去晋国联络。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鲁昭公刚走到黄河边，便被晋国人挡了回来。南蒯在家里得到这个消息，觉得事情不妙。他知道，如果没有晋国支持，单凭“倒季三人组”加上一个没有实权而且摇摆不定的鲁昭公，断无可能扳倒季孙意如。现在事情败露，季孙意如肯定不会放过他。他越想越怕，让人带着费邑的地图叛逃到齐国，表示要将费邑献给齐景公。公子慭从晋国回来，刚走到卫国，听到南蒯叛逃的消息，知道回去没有好果子吃，也偷偷地离开了队伍，只身逃奔齐国。
　　南蒯、公子慭东窗事发，加深了季孙意如对叔仲小的反感和猜疑。季孙意如找叔孙婼商量：“季、叔孙两家之所以有矛盾，全因叔仲小从中搬弄是非，您如果要对这小子下手，我不但没意见，而且会支持。”叔仲小听到消息，连上朝都不敢去了。叔孙婼倒是个明白人，心里清楚，季孙意如这是想借刀杀人。他派人将叔仲小带到朝堂上，说：“你就照常上班吧，我才不会傻到去给季孙意如当刀使。”
　　公元前529年春天，季孙意如派大夫叔弓率军围攻费邑。南蒯坚守城池，叔弓屡次攻而不克。季孙意如又羞又恼，传令给叔弓说：“只要见到费邑之人，不管男女老幼，你见一个抓一个，抓到他们投降为止！”家臣冶区夫连忙劝阻：“您这样做就大错特错了。应该传令给前线，见到费邑之人，挨冻的就给他衣服，挨饿的就给他食物，让他们认识到只有您才是好主子，他们如果归顺则好言安抚，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这样的话，南蒯就没戏了，老百姓都背叛他，还有谁会替他守一座孤城？您如果一味示威，用愤怒来使他们害怕，他们就会跟南蒯一条心，共同来对付您。”季孙意如听从了冶区夫的建议，命令叔弓暂缓进攻，转而采用怀柔政策。但是直到晋昭公在卫国大会诸侯，费邑仍然掌握在南蒯手里，成为鲁国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
　　因为这个原因，当叔向把南蒯、公孙慭拿出来说事，鲁国君臣立马不吭气了，陪同鲁昭公赴会的季孙意如更是东看看西看看，坐立不安，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更惨的还在后面，晋国人拒绝鲁昭公参加会议，让他回去面壁思过，同时逮捕了季孙意如，理由是：当年入侵莒国占领郠城的鲁军的统帅就是季孙意如。
　　晋国人将季孙意如囚禁在帐篷里，派狄人看守。当时天寒地冻，帐内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更甭提生火取暖了。意如的家臣司铎射用铜壶装着冰，匍匐着潜入晋军大营，想给主子喝点水，结果被守卫发现，用随身携带的锦缎做贿赂才得以入内。自幼养尊处优的季孙意如何曾吃过这样的苦？幸好诸侯联军不久解散，晋军班师回朝，将季孙意如也带回了新田，并允许孟椒陪同服侍。否则的话，季氏的族长就很有可能冻死在卫国的冰天雪地里了。
　　同年十月，鲁昭公再次来到晋国请求原谅，再度在黄河边上吃了闭门羹。
　　孟椒私下找荀吴说：“鲁国是晋国的兄弟之国，为什么你们认为鲁国侍奉晋国反而不如邾、莒等异姓小国？鲁国土地广阔，物产丰富，晋国要什么我们都能满足。如果为了那几个小国家而放弃鲁国，使它不得不投靠齐国或楚国，对晋国有什么好处呢？所谓盟主，就是要亲近兄弟，支持土地广阔的国家，赏赐能够进贡的国家，疏远那些又穷又小的国家，请您认真考虑！晋国一定要抛弃鲁国的话，您怕鲁国找不到下家吗？”
　　孟椒的话说到点子上了。鲁国侵略莒国、邾国不假，可鲁国一直在向晋国进贡，一直是晋国的忠实盟友啊！相比之下，莒国、邾国又能为晋国提供什么呢？只有麻烦。如果晋国执意要维护正义，替那些小国家强出头，鲁国很有可能用脚投票，改投齐国甚至楚国门下了。荀吴觉得问题严重，将孟椒的话转告给了韩起，并且说：“楚国消灭陈、蔡等国，我们不能相救，却在这里为了点小事逮捕鲁国的卿，仔细想想，抓他究竟有什么用呢？”
　　韩起说：“是啊，抓他究竟有什么用呢？”于是将孟椒找来说：“我们决定了，准备放季孙意如回国，你回去收拾收拾，择日起程吧，恕不远送。”
　　本以为孟椒会感激涕零，没想到孟椒只是做了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说：“且慢！寡君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你们就当着诸侯的面逮捕了鲁国的卿。如果寡君确实有罪，你们就算杀了季孙意如，那也是理所当然，我们没有半句怨言。但是，如果你们也认为寡君没有什么过错，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放了季孙意如，诸侯都不知道，那就相当于负罪潜逃了，还不如不放！”
　　“啊？”韩起没想到孟椒会来这么一套，“那依您之见，我们该怎么办呢？”
　　“接受寡君的朝觐，正式举行会盟。”
　　韩起心想，好嘛，敲诈到我头上来了！这个要求可不能随便答应，那等于是要晋国公开认错。他打了两句哈哈，把孟椒打发走了，回过头来一想，这事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万一季孙意如在晋国有个三长两短，在诸侯面前就不好交代了。韩起抓耳挠腮想了一整天，终于想到一个人——叔向。他亲自来到叔向府上，把事情跟叔向说了一遍，然后道：“您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季孙意如回国吗？”
　　“这事可不好办，我哪有这个能耐？”叔向一口拒绝，但是又说，“叔鱼可以办这事。”
　　叔鱼就是羊舌鲋（fù），叔向的弟弟。四千乘兵车云集卫国的时候，羊舌鲋代理司马之职，不治军纪，纵容士兵劫掠。当时卫国派人送给叔向一锅肉汤和一箱子丝绸，请叔向代为说情。叔向只接受了肉汤，说：“实在是惭愧，羊舌鲋这个人历来贪得无厌，总有一天会惹祸上身，我现在也没办法说他，说他也不会听。这样吧，您把这箱丝绸送到他那里，就说是卫侯送给他的礼物，他自然明白该怎么做。”卫国人听从了叔向的建议。果然，礼物送上，人还没退出来，羊舌鲋已经发布命令禁止士兵劫掠了。
　　这样一个羊舌鲋，叔向为什么认为只有他能说服季孙意如回国呢？原来，当年晋国的栾盈之乱，叔向一家受到牵连，叔向被逮捕，羊舌虎被砍头，羊舌鲋则出逃到鲁国，受到意如的祖父季孙宿的照顾，因此结缘。另外还有一点：羊舌鲋为人狡诈，善于逢场作戏，他深知对待敲竹杠的人，光讲大道理是不行的！
　　羊舌鲋受命去见季孙意如，一见面就行跪拜之礼，倒把季孙意如吓了一跳，连忙把他扶起。羊舌鲋说：“当年我得罪国君，跑到鲁国去避难，如果没有令祖武子（季孙宿谥“武”）相助，就没有今天的我了。现在我这把老骨头虽然已经回到晋国，但您一家人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岂敢不为了您的事而尽心尽力？”说到这里，羊舌鲋有意左顾右盼，确认四周无其他人才压低了声音说，“我听到官吏们在议论，说国君要您回国您却不肯，所以他打算在西河地方（晋国西部边境，在今陕西华阴一带）建造房子，建好了就将您安置在那里。如果是那样的话，您这辈子就只能呆在晋国，如何是好？”说着拉住季孙意如的手，眼泪就不住地掉。
　　要说羊舌鲋演戏的功夫，那绝对是一流。季孙意如他乡遇故知，本来就倍感亲切，又被他这么一吓，立马主意全无。不顾孟椒的劝阻，当天夜里打点行装，一个人先回鲁国去了。临走交代孟椒在新田继续呆两天，要他跟晋国人办好交接手续再回去。
　　《春秋》记载，公元前528年春天，“意如”从晋国回来了。《左传》解释，之所以舍弃族名，只书“意如”，是为了对晋国表示尊重，承认鲁国有罪责。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鲁国终于可以放开手来解决南蒯和费邑的问题。
　　费邑的军民本来就不想背叛鲁国。南蒯发动叛乱之前，曾经将费邑的官吏聚集起来，要他们宣誓共同反对季氏。司徒（费邑的官吏之长，非鲁国司徒）老祁、虑癸就持一种骑墙的态度，伪称有病，对南蒯说：“下臣愿意接受盟誓，但是不巧疾病发作，如果托您的福，大病不死，等到病情稳定一点立刻和您结盟。”南蒯毕竟做贼心虚，不敢逼得太紧，同意了二人的请求。只不过这一等，就从公元前530年夏天等到了公元前528年春天。这期间叔弓大军围城，费邑军民一边抵抗，一边观望，大致情况是这样：叔弓开始进攻的时候，费邑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后来季孙意如听从冶区夫的建议，采取怀柔政策，费邑人便开始摇摆不定，不少人开始怀念季氏的好；再后来晋国发动四千乘兵车威慑鲁国，费邑人又觉得这事还得再看看；接着鲁昭公在卫国吃了闭门羹，季孙意如被拘捕，费邑人就更不敢轻举妄动，连围城的叔弓心里也在打鼓，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结果季孙意如突然像兔子一样跑了回来，晋国似乎也放过了鲁国，费邑人也明白了该怎么办。
　　一天早上，老祁和虑癸突然请求跟南蒯盟誓。南蒯欣欣然前往，一到会场便被埋伏的武士劫持。但老、虑二人还是很客气，对南蒯说：“大伙儿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主人（指季氏），只不过畏于您的权势才走到今天，听从您的命令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您如果不及时回头，费邑人感念主人的恩惠，将不再听命于您。您在哪里不能快乐地过日子呢？只要您愿意离开，我们礼送出境。”说完还给他叩了一个头。
　　事到如今，南蒯还能说什么，能够全身而退就已经是万幸了。但他对形势还抱有一丝幻想，请求说：“再给我五天时间，我收拾好行李再走。”五天能有什么变化？只有叔弓大军步步逼近，准备大举进攻的信息。最终南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费邑，逃到了齐国。老祁、虑癸开城投降，历时三年的南蒯之乱终告结束。
　　齐景公有一次跟群臣喝酒，看到南蒯在场，便开玩笑地呼喝道：“叛徒！”
　　南蒯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叛徒，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加强公室的力量！”
　　大夫公孙晳站起来说：“身为季氏家臣而想着加强公室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
　　齐景公听了默然不语。齐国和鲁国一样，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室的统治地位。身为卿大夫的家臣而替国君考虑问题，这究竟是忠，还是不忠呢？也许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子产的执政智慧（上）：外交无小事】
　　公元前529年的平丘之会，是春秋后期的一大盛事，也是晋国霸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史载平丘之会：八月四日、五日阅兵，六日诸侯朝觐晋昭公，七日盟誓，议程安排得很紧凑。
　　八月六日诸侯朝觐晋昭公，实际上是七日盟誓的预备会。在这次预备会上，晋昭公发布了命令：在明日午时之前，各路诸侯必须抵达盟誓地点。
　　会后，郑国的子产命令负责安排国君住宿的外仆（官名，相当于今天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马上赶到会场，找个向阳的位置，为国君搭好帐篷。”
　　外仆不敢怠慢，指挥手下人收拾家当，装好车，正准备出发，遇到了子大叔。
　　子大叔说：“你们急急忙忙这是去哪儿呀？”
　　外仆说：“接到执政大人的命令，赶去明天盟誓的会场搭帐篷呢！”
　　子大叔说：“不是说明日午时前抵达就可以了吗？你们去那么早，也不怕别人笑话咱们太积极？”
　　外仆说：“可这是执政大人的命令。”
　　“执政大人管大事，小事我作主。你听我的没错，把东西先拉回去，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再去不迟。”子大叔说完，就踱着方步走开了。
　　傍晚时分，子产出来巡视营地，看见外仆和他的手下正在无所事事地吹牛，不觉大吃一惊：“咦，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外仆将情况对子产作了汇报。
　　子产气得跺脚：“简直是胡闹！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一刻也不许耽搁！”
　　子产平时说话温吞吞，不紧不慢，这样骂人就算是非常严厉的了。外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东西已经打包装车，大伙手忙脚乱地套好马车，急急忙忙赶到会场，一看就傻了眼。只见以盟誓的祭坛为中心，各路诸侯的帐篷已经铺得密密麻麻，别说向阳的宝地，连最差的位置都找不到了。
　　中国历史上，子产以“敏于事”而闻名，从这件小事中，不难看出子产确实是关注细节，且有先见之明。
　　八月七日诸侯盟誓。
　　盟誓就是歃血为盟。盟誓之前还有一项重要议程，那就是讨论各国向晋国纳贡的顺序和轻重。对于诸侯来说，宣誓效忠不是问题，交多少保护费给晋国才是关键。
　　子产代表郑国发言：“从前天子确定诸侯进贡的班次，贡品的轻重是根据地位来决定的。爵位尊贵，地广人多，要求的贡品就多。但也有地位低下而贡赋重的，那是因为在甸服之内。郑伯，论爵位只是伯子男一等，不及各位公侯，却要承担和公侯一样的贡赋，实在是力不从心，请考虑减少郑国的贡赋。再说了，诸侯息兵罢战，目的是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不是为了让人奴役。可实际情况是，晋国派出去追收贡赋的使者无月不至，索取无度，小一点的国家根本应付不过来，所以常常得罪晋国。诸侯重温誓词，共叙旧情，难道不是为了扶助弱小的国家吗？如果小国总是被过度索取，过不了多久就支撑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扶助弱小？休怪我话说得严重，郑国是存是亡，就取决于今天的会议了！”
　　说明一下：“服”即为天子服务。周朝的制度，王畿之内称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内称为侯服，侯服外五百里内称为宾服，再远称为要服，更远的地区称为荒服。畿内诸侯（甸服），受天子的直接领导，所封之地也是王室的直领地，因此不论贵贱，缴纳的贡赋都很重。另外，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春秋时期的习惯，公侯被列为一类，伯子男被列为一类，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以上”和“省部级以下”的划分。
　　子产的话说得清楚——该缴纳重赋的，要么是公侯，要么是畿内诸侯，郑国两边都挨不上，所以不该交纳重赋。
　　晋国人当然不会轻易松口，拿出各种理由来反驳子产。子产毫不示弱，一条一条回击。双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时而动之以情，时而晓之以理，时而针锋相对，时而笑里藏刀，用尽了十八般武艺和各种奇谋技巧，从中午一直扯到太阳快下山，直扯到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最后，晋国人终于顶不住了——再扯下去，天就黑了，盟誓都没法举行了，只好举手投降，子产稳如泰山地赢得了这场辩论拉力赛的胜利。
　　子产在台前拒理力争，子大叔在幕后却出了一身冷汗。子产下来后，他就责备道：“您今天也太厉害了！晋国人如果发动诸侯来讨伐我们，您能够为今天的事情而负责吗？”
　　子产看了子大叔一眼，心想，昨天的事不算小，我不找你算账便罢了，今天这么大的事你还犯糊涂！他忍住没发火，拍了拍子大叔的肩膀，说：“我理解您的担心，晋侯一挥手，就能动员四千乘兵车，的确是很可怕。但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的强大吓倒。您应该知道，现在晋国各大家族并立，政出多门，难以统一。每遇大事则纷争不断，国君根本插不上手，最终往往是苟且解决，您觉得它会有时间和精力来讨伐郑国吗？”
　　子大叔说：“话虽如此，就怕万一……”
　　子产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万一，我们代表国家说话，如果不据理力争，那就只有受欺负的份儿。连我们都畏畏缩缩的话，国家还像个国家吗？”
　　子大叔不敢再说什么。
　　孔夫子评价子产在平丘之会上的表现时说：“这个人真是国家的基石啊！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就是那种安乐的君子。”又说：“团结诸侯，制止贪婪，礼也！”
　　事实证明，子产是正确的。
　　对于郑国在平丘之会上的强硬表现，晋国不但没有报复，反倒是于公元前526年派出以中军元帅韩起为首的代表团访问郑国，主动向郑国示好。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郑定公亲自设宴招待韩起。子产负责安排宴会事务，发布命令说：“任何人如果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千万不要在宴会那天做出任何不恭敬的事情！”
　　子产现在说话的分量，相比三年前更重了——平丘之会的时候，子产陪同郑定公参加会议，留守国内的当国罕虎因病去世，子产回国后自然升级，成为郑国众卿中的第一人，一言九鼎，谁敢不从？
　　但偏偏就有人以身试法。
　　当天的宴会十分隆重。大堂之上，郑定公端坐主位，子产陪侍，客座上只有韩起一人。大堂之下，郑国文武百官和晋国使团分列东西两厢，整齐肃然。宫廷乐队演奏周朝的迎宾乐，钟鼓齐鸣，气势非同小可。尽管菜肴十分丰盛，大伙心里都明白，那不是让你放开肚皮吃的，动动嘴巴，意思一下就可以啦！更重要的，是看着堂上那三个人表演，适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宴会正在进行，突然有个人冒冒失失闯了进来。郑国人都认得这是故卿公子嘉之孙孔张，在朝中担任大夫，因为仗了祖宗的余荫，也是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的人。孔张四下张望，想找自己的席位，却发现自己不但迟到了，而且进错了门。
　　他本来应该从东厢入殿，却错走了西厢，来到了晋国使团这一边。他吐了吐舌头，蹑手蹑脚地想在晋国人当中找个位置坐下。司仪连忙走过来，意思是这里不能坐。他只好往后退，想坐到晋国人后面，司仪又走过来，示意他这里也不行。再往后，就退到正在演奏乐队中间了，孔张慌了神，急急忙忙想走出来，刚一转身，袖子拂了玉磬，脚跟碰了编钟，手肘撞倒了乐师，好端端一场演奏，被他这么一搅，立马乱了套，从阳春白雪直接变奏成了下里巴人。郑定公气得脸色铁青。子产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恨得直咬牙。韩起倒是镇定自若，装作没看见，但是晋国使团中有不少人已经忍不住捂着嘴在那里偷笑。
　　外交无小事，何况是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郑国群臣都对孔张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感到十分厌恶。事后，大夫富子找到子产说：“您时常教导我们，对待大国来的人，一定要小心谨慎，稍有失言，就会给国家带来麻烦。这次晋国人公然取笑我们，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也难怪，平时就算我们做得再有礼，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这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更有理由不把郑国放在眼里了。恕下臣直言，孔张失礼，实在是您的耻辱。”
　　“胡说！”子产拍案而起，把富子吓了一跳，“我身为执政，如果政令不当，令而不行，刑罚不公，诉讼混乱，失礼于人，招致大国欺陵，让百姓们疲于奔命而一事无成，祸乱降临而不能预知，这些确实都是我的耻辱。但是孔张，他是先君襄公的兄长（指公子嘉）的孙子、执政的后人（公子嘉曾任郑国执政），是世袭的大夫，地位尊贵显赫。他奉命出使各国，受到国人的尊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在朝中有官职，接受国家的俸禄和封邑，按时缴纳贡赋，有战争的时候就带领家臣参战，在国家的祭祀中也有一席之地。他家世代相传，保守家业，现在竟然忘记自己该处于什么位置，为什么该由我公孙侨来为他感到耻辱呢？你们这些宵小之徒把一切罪过都归于我这个执政，难道是说先君从一开始就用错了人吗？你呀你呀，你如果一定要教育我，请你找别的理由，这个理由恕不接受！”
　　子产一反往日的温文尔雅，脸红脖子粗，嗓门也高了八度，就像一只斗志昂扬的公鸡。富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坏了，两腿不住地发抖，眼睛看着地面，不敢再看子产一眼。
　　子产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一个人再有能耐，再有修养，遇到孔张这样的队友，也难免动雷霆之怒。这个时候去子产面前说三道四，只能是自讨没趣。
　　不过，发火归发火，韩起那边，子产还是要去应付的。
　　据《左传》记载，韩起有一副名贵的玉环，但是只持有其中的一片，另外一片在郑国商人手上，一直求之不得。趁着这次出访郑国的机会，他向郑定公提出，请郑国政府出面帮忙把那片玉环搞到手。
　　郑定公将这事交给子产去办。子产很干脆地告诉韩起：“您要的东西不在宫中，寡君压根不知道。”
　　这是什么态度？韩起要的东西，别说是玉环，就是杨玉环也得给啊！子大叔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他对子产说：“老韩这个人呢，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平时也没提什么要求，还总是帮着咱们说话，为人很公道。他不就是要片玉环吗？别说一片，就是十片百片我们也得送。您想想，上次孔张闹得不像话，我们就已经很被动了，现在连这么个小要求都不答应他，如果有些不安好心的人再从中挑拨离间，破坏晋、郑两国来之不易的信任关系，那是易于反掌！您又何必为了区区小事得罪大国呢？”
　　子产说：“我是故意不给他的。”
　　子大叔说：“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子产说：“这是个忠信的问题。我听说君子不怕没有财物，而是怕没有好名声。我还听说治国不怕大国有意见，而是怕国内自己乱了套。如果大国的人来到小国，有求必应，有一就有二，我们拿什么来满足源源不断的需求？这次给了，下次没有，岂不是更加得罪他？所以，对于大国的要求，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驳斥，没有什么情面好讲。否则的话，国将不国，早晚沦为大国的附庸。”
　　子大叔说：“您说的话我明白，不过呢，老韩这个人，跟别人还是有区别的……我不讲大道理，就是出于个人交情，我认为您也该为他把这事给办了。”
　　子产说：“如果是为了韩起好，那就更不能答应了。他奉命出使郑国，却私下向我们取玉环，这是假公济私的重罪啊！你想想，我们给他一个玉环，郑国因此失去独立，老韩也得个饕餮之名，两败俱伤，这又是何必呢？”
　　韩起最终没占到这个便宜，只能自己花钱从郑国商人那里去买那片玉环。
　　当然，所谓花钱，就是自己定价格，也不管商人同不同意，马上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倒不是韩起欺负河南人，因为他在山西也就是这么干的。那个年代，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政治地位极其低下，根本不够资格跟韩起这样的大贵族讨价还价。
　　郑国商人自然知道韩起的来头，他乖乖地交出了玉环，但是强调：“请务必将此事告诉执政大人。”
　　韩起说：“为什么？”
　　商人说：“这是执政大人交代的。”
　　“什么？”韩起彻底被惹毛了，他怒气冲冲去找子产，劈头盖脸地说：“我找郑伯要这片玉环，您认为不义，我不敢反驳。现在我自己花钱到商人那里买，商人说必须告诉您，请问有那么回事吗？”
　　子产说：“确有此事。”
　　韩起说：“给我一个理由！”
　　子产说：“您先别生气，听我慢慢说。您想必也知道我们郑国的历史，当年先君郑桓公本是畿内诸侯，东迁到这里，得到了商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合作开发这片土地，才有今天的郑国。因此，我们与商人之间，世世代代都有盟誓，以此互相信赖。誓词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会强买你的东西，你不用乞求我，我也不会掠夺你，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干涉。’双方都信守盟誓，直到今天。现在您带着深厚的情谊来到敝国，却又强夺商人的货物，这是让我们违背盟誓啊！我想，如果得到区区一片玉环而失去诸侯的拥戴，这样的事您肯定是不干的。如果大国要我们没完没了地贡献财物，把郑国当成附庸来对待，我们也是不干的。不知道这样的理由，您是否能够接受？”
　　韩起无言以对，回到宾馆就将玉环送回给商人，说：“韩起虽然不聪明，岂敢为了一块石头而获得两项大罪，谨将它退还给您。”
　　商人在郑国地位特殊，与公室交往甚密，是不争的事实。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就是因为被商人弦高撞破而失败（事见本书第33章），可知公室与商人之间是常有来往的。但是公室与商人之间竟然签订过如此平等的神圣条约，而且忠诚不渝地执行了两百余年，甚至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都不肯背弃，在当时难以想象，即便到现在也让人觉得感动——此后数千年，政府与商人的关系难得有如此和谐的时候。
　　韩起在郑国呆了一个月。公元前526年四月，他才从新郑启程回国，郑国六卿在设宴为他送行。韩起提议，请诸位君子即席赋诗，他好闻弦歌而知雅意，从中可以知道郑国对晋国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前任当国罕虎的儿子婴齐首先赋了一首《野有蔓草》，这是一首著名的爱情诗，写的是情人偶遇的惊喜之情：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rǎng）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韩起听了十分高兴，说：“孺子真是个好人，我很欣慰。”罕虎死于公元前529年冬天，至此不满三年。按当时规矩，婴齐父丧未满三年，不论年龄多大，都可被称为孺子。
　　子产赋了一首《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诗意为：小羊皮袍子舒服又漂亮，勤勤勉勉的君子啊，为国操劳，矢志不渝。这是当面拍韩起的马屁。韩起连忙摆手说：“过奖了过奖了，我愧不敢当。”
　　子大叔赋了一首《褰（qiān）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zhēn）。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wěi）。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这是一首女子嗔怨情郎爽约的爱情诗，大意是：你如果心里想着我，就提起衣角渡河来看我；你如果心里没有我，难道我就不会找别的男人？你这狂妄的小子！
　　听到子大叔这样撒娇，韩起莞尔一笑，说：“只要有我在，怎么会让您心里想着别人？”子大叔连忙下拜致谢。韩起感慨道：“这首诗赋得太好了！如果不是常常警惕着自己的女人也有可能投入别人的怀抱，男人们是不会一直都对女人那么好吧？”
　　接下来驷偃赋《风雨》，丰施赋《有女同车》，印癸赋《萚兮》，都是表达女子对心上人的喜悦之情。韩起大为感动，说：“郑国大有希望！几位代表国君表扬韩起，所赋之诗都是郑国的名句，而且表达了友好的愿望。郑伯有你们保驾护航，可以不用害怕什么了。”命人牵出晋国出产的名马送给他们，而且回赠了一首《我将》：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这是《周颂》里的一首诗。韩起的意思是：我畏惧天命，将夙兴夜寐，致力于维护四方的平安。
　　子产听后下拜，而且示意其他五卿都下拜，说：“我们怎敢不拜谢您安定四方平息战乱的大恩大德？”
　　临别的时候，韩起又私下送给子产名玉和宝马，诚恳地说：“您要我放弃那片玉环，是赐给我金玉良言，使我免于罪责，我又怎敢不拜谢您的大恩大德？”
　　【子产的执政智慧（下）：维稳很不易】
　　公元前526年秋天，一场旱灾席卷中原。这一年的《春秋》记载：“九月，大雩（yú）。”雩即求雨的祭祀，一般以童男童女各八人起舞，祈求天降甘霖。大雩则是最高规格的雩，如非旱情严重，鲁国也不至于使用大雩来求雨。
　　郑国的灾情也很严重。郑伯派大夫屠击、祝款和竖柎（fū）前往桑山求雨。这三位仁兄到了桑山，就地取材，砍了数十棵大树搭台祭祀。结果雨没求下来，三个人都被子产撤了职，没收了封地。罪名是：“派你们去山里祭祀，就是要培育山林，蓄养水气，你们却砍伐树木，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
　　直到第二年，旱情也没有缓解，反倒是出现了种种不祥之兆。夏天“日有食之”，也就是日食；冬天则“有星孛于大辰”，即有彗星扫过心宿二（又名大火），彗星的长尾西及银河，蔚为壮观。
　　日食发生的时候，鲁国的祝史（祭祀官）向叔孙婼请示用什么牺牲祭祀土地之神，叔孙婼说：“按照周礼，发生日食的时候，天子不吃丰盛的菜肴，在土地庙里击鼓；诸侯则在土地庙里祭祀，在朝堂上击鼓。这些事情都有成文规定，这还用得着问吗？”
　　彗星经过的时候，鲁国大夫申须夜观天象，感叹道：“好大的扫把星！这是老天用来除旧布新的吧？你看它现在将大火星完全遮住了，等到大火星重新出现的时候，必定散布灾难，天下恐怕难免有火灾了！”
　　“确实如此。”大夫梓慎说，“去年我就关注到它了，现在它变得更加明亮，岂能不兴风作浪？如果发生火灾的话，恐怕主要在宋、卫、陈、郑四国。”
　　几乎与此同时，郑国的星象学大师、著名的乌鸦嘴裨灶也预测到了火灾的发生，他对子产说：“下臣夜观天象，预料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发生大火。此火五百年一遇，所到之处，玉石俱焚，无所幸免。但是，如果您将宗庙里的玉杓交给我来举行祭祀，可以确保郑国躲过这一劫。”
　　子产笑了笑，拒绝了裨灶的建议。
　　大夫里析，已经七十多岁了，见多识广，颇有人望。他也跑去找子产说：“天象异常，恐怕有大事发生，人民会受到惊吓，国家将面临灭亡。”
　　子产说：“您也这么认为吗？”对于年迈的里析，子产总是保持特别恭敬的态度。
　　里析说：“我活了那么多年，应该不会看错。灾难正在到来，只不过当它来临的时候，我这个老头子恐怕已经不在世上了。”说着猛烈地咳嗽了几声，子产赶紧伸手搀扶住他，他一把抓住子产的手，说：“事关郑国存亡，请您认真考虑一下，实在不行的话，迁都如何？”
　　“这……迁都非同小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子产打了个马虎眼，将这件事搪塞过去了。
　　公元前524年五月七日，大火星刚刚出现在夏夜的天空，那天傍晚突然刮起了持续大风。梓慎再一次警告：“这是所谓的融风，乃是火灾的前兆。七日之后，火灾必至！”
　　两天之后，风势转大。十四日晚，风更大。梓慎登高远望，迎面扑来一股热浪。他闭上眼睛，喃喃自语道：“天火已经降临了，不出我所料，正是宋、卫、陈、郑四国。”
　　身边的人将信将疑。果不其然，数日之后，四国均派人来曲阜通报：十四日发生罕见大火，烈焰焚城，生灵涂炭！
　　火灾发生的时候，子产一如继往地沉着冷静。他将各位卿大夫召集起来，有条不紊地发布了几道命令：
　　第一，由他亲自将晋国公使从东门送出，取道安全的地方回国。
　　第二，派外交人员前往边境，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
　　第三，封锁各国使馆区，派重兵把守，不许任何人进出，保证使节的安全。
　　第四，派子大叔的儿子游吉巡视各处祭祀的场所直至宗庙，派大夫公孙登将占卜用的大龟迁到安全地带，派祝史（祭祀官）将宗庙里安放神位的石匣搬到相对安全的周庙。
　　第五，严令各级官吏恪守岗位，派大夫商成公负责警备宫廷，将先君留下来的年纪较大的宫女安置在安全地带，年轻的则坚守宫中。司马、司寇等人则奔赴一线指挥灭火救灾，城外的驻军也列队进城维持秩序，防止有人趁火打劫。
　　第六，命令各大家族发放武器，武装族兵，登上城墙，加强守备。
　　第七，大夫里析刚刚过世，尚未下葬，派三十人为其抬棺，搬到安全的地方。
　　子大叔有点担心：“您刚送走了晋国的客人，现在又摆出一副备战的架势，难道就不怕晋国误会？”
　　子产说：“送走晋国客人，是怕他们万一有个闪失，成为晋国责难我们的口实。加强戒备，是怕别的国家趁乱而入。请问这有什么不妥吗？”
　　第二天早上，新郑城内的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子产又命令各地的治安官加强管理，约束各地征发的徒役，确保社会稳定。派祝史前往城北筑坛，向玄冥（水神）、回禄（火神）祈求平安。派官吏登记被烧毁的房屋，减免这些家庭的税赋，并发给他们重建家园的材料。新郑城全体市民致哀三天，停止一切交易活动。形势稳定后，才派外交官向各国通报情况。
　　不久之后，晋国的边境官吏果然给郑国送来一封责备的信。信上说：“郑国遇到重大灾害，晋侯和大夫都深感不安，又是占卜祷告，又是打探消息，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也在所不惜。郑国的灾难，就是寡君的忧患啊！但是听说贵国摆出一副打仗的样子，派人登墙戒备，这是打算向谁问罪呢？我们对此感到担忧，不敢不问个明白。”
　　子产回信：“诚如您所言，郑国的火灾就是晋侯的忧患。子产不才，执政不力，所以上天降罪于郑国，才有火灾发生。又害怕坏人趁火打劫，加重郑国的灾难，那就是加重晋侯的忧患了，所以才派人加强戒备，这也是为晋侯着想呀。所幸现在问题已经解决，郑国依然屹立不倒，有一些小小的误会也是可以解释的。如果郑国不幸灭亡，就算晋侯为我们操心，也于事无补了。郑国既然侍奉晋国，怎么敢有二心？请您明察。”
　　晋国人对这个解释表示接受，没有再拿这件事做文章。倒是裨灶再度提出要借用玉杓来祭祀祈祷，而且警告说：“不听我的，郑国还会有火灾发生！”
　　子产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
　　子大叔得知此事，劝道：“宗庙里的宝物，是用来保民平安的。如果再一次发生火灾，国家就要灭亡了，您为什么爱惜区区一个玉杓而不在乎国家的安危呢？”
　　子产说：“事情如果真像裨灶说的那样，为了国家的安危，就算要我的性命也无妨，怎么会吝惜宝物呢？只不过天道幽远艰涩，人道则切近易懂（天道远，人道迩），凡夫俗子又如何看得透天道？您认为裨灶懂得天道吗？我看他只不过是话说得多了，偶尔有一两次说中罢了！”
　　话虽如此，同年七月，子产还是大兴土木，修建土地神庙，举行祭祀向四方之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同时，为了提振民心士气，还挑选精锐部队在新郑举行盛大阅兵。
　　阅兵需要场地。不巧的是，子产圈定的进场道路正好穿过子大叔的宅子。具体来说，子大叔家的宗祠——游氏宗庙在路南，住房在路北，两者之间的庭院又小，不足以清理出一条大道。子大叔突然面临很多现代人经历过的噩梦——拆迁！而且为了保持道路笔直，必须拆掉宗庙而不是住房。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游氏宗庙第二次遇到拆迁问题。
　　前一次是在公元前530年郑简公去世的时候。当时为了给郑简公送葬，要清除道路障碍，游氏宗庙就被列为拆迁对象（可见这宗庙的选址也确实有些问题）。子大叔当然不愿意，命令家人拿着锹、镐之类的拆迁工具站在宗庙旁边，就是不动手，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问你们为什么不动手，你们就说这是安放祖宗神位的场所，不忍拆除，但是上命不可违，我们不想拆也得拆了。”这一招果然奏效，子产听到子大叔的家人这么说，便命令施工队绕开游氏宗庙。
　　那时一同列为拆迁对象的，还有几位司墓（公墓的看守者）的房屋。如果拆掉，则灵车可直达公墓，清早即可下葬；如果不拆，则灵车必须迂回进墓园，须延迟至中午方可下葬。子大叔不厚道，保住了自家宗庙，便不顾他人的居所，向子产建议说：“拆吧！否则的话，要诸侯的使臣等到中午，恐怕他们不乐意。”
　　子产说：“诸侯既然派人来会葬，又怎么会在乎等到中午？不拆也没什么影响，而且也不会给民众带来麻烦，那为什么非要拆不可？”于是一并不拆，郑简公的灵车因此兜了远路，只能“日中而葬”。《左传》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子产知礼，“所谓礼，就是不为了成全自己而损害别人”（子产于是乎知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事隔六年，游氏宗庙第二次面临拆迁，子大叔驾轻就熟，故伎重演，又是派几十个家人拿着拆迁工具站在宗庙的外边，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检查，命令迅速拆除，你们才真动手。”
　　三天之后，子产上朝，经过子大叔家，看到房子还好好的，几个巨大的“拆”字分外刺眼，不觉大怒，问是怎么回事。子大叔的家人见了，拿起镐钎，朝着宗庙的外墙“乒乒乓乓”就干起来。
　　子产边走边看，走了不到半里地，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急忙命随从：“快回去，命令他们住手！”
　　“啊？”
　　“还愣着干啥？要他们拆北边的房间，不要拆南边的宗庙，快去！”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子产为政宽猛相济，大原则不动摇，然而在细微处又体察人情，尽量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前523年，郑国六卿之一、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偃去世。
　　驷偃的嫡妻是晋国人，为他生了嫡子驷丝，当时还未成年。驷氏家族的几位头面人物聚在一起商量，决定立驷偃的弟弟驷乞为族长，继承卿位。
　　这件事当然需要得到子产的支持。但是子产的态度很暧昧，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主要原因，一来子产憎恶驷偃的为人，懒得去管他的身后事；二来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既然有驷丝这个嫡子在，轮不到驷乞插队。
　　在这种情况下，驷家人不敢轻举妄动。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觉察到儿子的继承权受到威胁，驷丝的嫡妻也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娘家，希望娘家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外孙一把。娘家人把这事捅到了晋昭公那里。于是，同年冬天，晋国派出使者访问郑国，直截了当地质询驷家的事。
　　晋国使者来势汹汹，郑国朝中无人敢应对。为什么？理亏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子，为什么不能继承家业呢？驷乞顶不住压力，想要逃走，被子产制止；想请求祝史占卜凶吉，又被子产拦住。卿大夫们也很紧张，专门开了一个会来讨论对策，商量了半天却没有结果。子产在一边冷眼旁观，讨论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才说：“诸位大夫就此打住，此事不用再议，就由我这把老骨头去对付吧！”
　　子产亲自跑到宾馆去见使者，说：“上天不保佑郑国，寡君的几位臣子都不幸早死，现在又轮到驷氏家族遭遇丧事。更不幸的是，驷家的继承人年龄尚幼，他的几位叔伯兄长怕宗族因此衰落，私下商量，想立他的叔叔。这件事情非常棘手，连寡君也难以定夺，私下对我们说，‘也许是上天故意扰乱世间的秩序，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谁敢去问为什么。现在您代表晋国来问这件事，我实话告诉您，寡君根本不支持这件事，也不敢支持，别人当然就更不敢插手了。”一句话，驷家的动乱，是他们自己的事，与郑伯无关。
　　子产接着说：“平丘之会上，晋侯与诸侯重温过去的誓词，强调说‘不要失职！’如果寡君的臣子不幸去世，晋国就伸长了手来干涉其继承之事，这不是把郑国当作晋国的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来对待吗？那样的话，郑国还像是一个国家吗？寡君岂不是失职吗？我这个执政岂不是失职吗？”言下之意，驷家的事，再怎么说也是郑国的内政，轮不到晋国人来插手。
　　晋国使者无言以对，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同年十二月，郑国气候反常，冬天竟然发生洪灾。有人看到两条龙在新郑南门外的洧水中争斗，自然认为这是洪灾的原因，于是请求举行祭祀，祈求平安。子产不同意，说：“我们争斗，龙不看；龙争斗，我们为什么要凑热闹跑去看呢？就算我们祭祀祈祷，那洧水本来就是它们的居所，岂能因为我们祭祀就离开？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自然也就对我们没什么要求，祭祀大可不必！”
　　也许子产是这么认为，一切神仙鬼怪，只要你不去招惹他，他就拿你没办法，你有事没事去祭祀他，他就给你找麻烦了。这一点，倒是与孔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谋而合。
　　说来也怪，自此之后很多年，郑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火灾害。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2年，子产去世了。
　　子产驰骋政坛四十余年，以“宽猛相济”而闻名，行事作风有儒家的仁爱，有法家的严厉，有外交家的灵活，还有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当人们不理解他，在背后议论他的时候，他总是淡然处之，“不毁乡校”而倡言论自由之风，气度委实罕见；“铸刑书”是子产在当时最受争议的举动，即便是后世儒家也颇有微词，却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性事件，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在外交上，子产坚持不亢不卑，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护国家的权益，赢得了广泛尊重。
　　《史记》记载：子产执政期间，郑国的儿童不用下田干活，年轻人作风正派，老年人可以安度余生；市场上买卖公平，物价稳定；社会和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子产去世后，郑国的青壮年失声痛哭，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而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更有野史记载：子产去世，郑国的男子不佩玉器，妇女不戴首饰，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痛哭悼念了整整三个月。
　　听到子产逝世的消息，还有一个人很伤心，那就是孔子。他大哭流涕，称子产为“古之遗爱”。在孔子给同时代人的评价当中，这个评价无疑是最高的。
　　孔夫子对子产最钦佩之处，还是“宽猛相济”。他说：“子产确实是善于治国。政策宽大百姓就容易产生轻慢之心，轻慢则用严厉的手段加以纠正。但是严厉又会伤害到百姓，又必须以宽大来安抚他们。只有宽猛相济，不急不慢，不刚不柔，从容不迫，才会政通人和。”
　　孔子如此尊崇子产，后世学者自然跟风膜拜，历朝历代对子产都是推崇备至。甚至有人说：“春秋的前半段，管仲唱主角；春秋的后半段，子产挑大梁。”更有人说：“后半段春秋，全靠子产生色。”言下之意，如果没有子产，后半段春秋就没有什么看头了。
　　当然，也有人对子产颇有微词，孟子就是其中一位。据传，郑国发大水的时候，子产命车夫驾着自己的马车，在洧水帮助百姓渡河。坐过他的车的人都感恩戴德，孟子却不以为然，说：“子产也就知道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怎么治国。提早两个月搭好桥，民众渡河就不会有困难了，哪里用得着马车？他一辆马车，能够让所有人都渡过河吗？君子只要能够治理好国家，就算出行的时候命令百姓都回避也没什么不妥。要想人人都说他的好话，只怕他活一万年都不够！”
　　孟子的话，说得也有道理。国家总理这个级别的干部，关键是要抓好大事，保证国家不出乱子，而不是在小事上体现所谓爱民之心。但是从子产的实际表现来看，孟子的指责又过于严厉，毕竟，在子产当政期间，郑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诸侯不敢轻视——大事，他也抓好了。
　　子产弥留之际，子大叔陪侍左右。子产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您必定当政，有句话想送给您——这世上唯有有德之人能够以宽厚来使百姓服从，否则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手段。严厉就像是猛烈的火，人们一看就害怕，躲得远远的，自然不会被烧死；宽厚就像是温柔的水，人们容易轻视它，淹死的就很多。宽厚，毕竟是一件很难掌握的技巧啊！”
　　子大叔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干脆说我无德不就行了？子产死后，子大叔果然执政，他也学着子产那一套，“不忍猛而宽”，希望以德服人。结果不到半年，郑国盗贼四起，甚至有人在萑苻（huánfú，地名）啸聚山林，拉起了武装，公然跟朝廷对着干。子大叔追悔莫及，派军队进攻萑苻的盗贼，将他们赶尽杀绝，郑国的治安才稍有好转。
　　【傀儡天子的继承权争夺战】
　　公元前527年，王室流年不利。六月，周景王的大子寿不幸去世。八月，大子寿的母亲穆后因为过度悲伤，也撒手西去。
　　同年十二月，穆后的葬礼在雒邑举行，晋国给足面子，派出以下军副帅荀跞（lì）为首的代表团参加。
　　葬礼之后，周景王设宴款待荀跞和他的副手籍谈。王室对晋国派要员会葬穆后受宠若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候请客吃饭，显然不合时宜。毕竟天子也是人，老婆刚刚下葬，就算是装，也得装出一副吃不下饭的样子啊！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席间使用的酒器，显然不是寻常之物，若以规格而论，休说招待荀跞，即便是招待晋侯，甚至祭祀列祖列宗也足够气派了。
　　“此乃今年鲁国进贡之物。”也许是看出了荀、籍二人的疑惑，周景王主动介绍道。
　　荀跞“哦”了一声，似乎明白点什么，他没有接周景王的话，而是偷偷地向籍谈使了个眼色。籍谈含笑微微点头，意思是您放心，由我来应付。
　　果然，喝过两杯之后，周景王突然对荀跞说：“伯父，寡人有一事不明，想向伯父请教。”
　　伯父、叔父本是天子对同姓诸侯的亲热称呼，用在荀跞身上，自然是十分客气。
　　荀跞赶紧说：“您请讲。”
　　周景王说：“这些年来，诸侯无论大小，都有礼器进贡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荀跞很淡定地朝籍谈拱拱手，“就请你来为天子回答吧。”
　　籍谈早有准备，先是朝周景王作了一揖，然后才缓缓地说：“下臣听说，诸侯受封于天子的时候，天子会授予他们明器（仪仗），作为赋予权力的象征，好让他们镇抚社稷，安定百姓。反过来诸侯则进献彝器（祭祀用的礼器）给王室，以示服从王室的领导，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按理说，晋国也应该向王室进贡。”说到这里，籍谈话锋一转：“只不过您想必也知道，晋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地处穷乡僻壤，长久以来与戎狄之人杂居，而远离王畿。王室的福分我们享受不到，倒是为了与戎狄周旋而忙个不停，实在是顾不上向王室进献彝器啊！”
　　言下之意，王室与诸侯礼尚往来，王室没有授予晋国明器，晋国也没有理由给王室进献彝器。
　　“叔父！”周景王称籍谈为叔父，“您大概忘了，晋国的先祖唐叔，乃是周成王的胞弟，周晋之间如此亲近的关系，怎么可能没有授予明器呢？”
　　籍谈心里一惊，强自镇定道：“下臣愿闻其详。”
　　周景王说：“您应该听说过，密须之鼓和大辂之车，是周文王用来检阅军队的；阙巩的皮甲，是周武王穿着讨伐商朝的。这些珍贵的物品，先王都赏赐给了唐叔，让他镇守封地，统帅戎狄。后来周襄王又赏赐给晋文公大辂和戎辂之服，还有弓箭、斧钺、御酒和虎贲之士，授予他南阳土地，让他领袖东方各国。这些事情，王室的史册有记载，晋国的史册想必也有记载，怎么可以说是没有授予明器呢？”
　　荀跞的脸“腾”地就红了，籍谈也赶紧把头低下去。
　　周景王乘胜追击：“您刚刚说到福分，寡人以为，晋国有功于王室，王室都记在档案里，从来没有忘记，而且用土地来奖赏，用彝器来安抚，用车服来表扬，用旌旗来给予荣耀，子子孙孙都记得这些事，这就是福分。谁敢说晋国没有享受到王室的福分？如果这样的福分都不算数，叔父认为怎么样才算？”
　　“至于叔父您，”周景王越说越激动，“我如果说得没错的话，当年叔父的先祖孙伯黡（yǎn）掌管晋国的文献典籍，位高权重，因此以‘籍’为氏。您既然是籍氏后人，世代掌握典籍，早就熟背于胸，怎么会对这些重要的史实视而不见？”
　　籍谈没想到这位周天子如此博闻强记，连自己的家史都搞得一清二楚，不由得面若死灰，服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再说话。
　　宴会结束，周景王意犹未尽，对几位近臣感叹道：“这个籍谈恐怕是要绝后了，他高谈阔论历史典籍，却忘了自己祖先的职责（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数典忘祖”作为一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后，籍谈的儿子籍秦死于晋国内乱，籍氏一族从此灭亡，倒是应了周景王的话。
　　籍谈回国后，向主管外交的叔向汇报情况，叔向说：“天子恐怕不得善终了！我听说，人往往会死在自己所喜欢的事上。天子今年遇到两次丧事，丧服未除就请吊丧的宾客喝酒，本来让人难以理解，又厚着脸皮跟人家要彝器，这是拿伤心的事作乐啊！虽然贵为天子，为亲人服丧也有一个期限，这就是礼。就算不能服丧期满，刚举行完葬礼就饮酒作乐，我看他啊，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周景王贪财好货，不仅仅体现在厚着脸皮向诸侯索要贡赋。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发布了一道货币改革令，命令王畿内统一使用新铸造的大钱。换而言之，就是印发大面额钱币，废除原来使用的小面额钱币。
　　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金属货币时代，在不提升货币质量的前提下，单方面提升货币面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对民间资本赤裸裸的掠夺。
　　王室卿士单穆公强烈反对周景王的计划，他指出：天子废轻币而铸重币，百姓将失去大量的资财，民间必然匮乏，由此导致王室也将匮乏，那时候就只能向百姓征重税，而百姓无法承受，就只能想办法逃离家园，王畿的政治经济势必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搜括民间财富来充实您的仓库，有如堵塞河道来蓄水一样，离水源枯竭的日子也就没有几天了。请您一定要认真考虑，不要贸然行事。”单穆公苦口婆心道。
　　但周景王还是强行推进了币制改革，一时间雒邑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
　　周景王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一下子阔绰起来了。公元前521年春天，他飘飘然地下了一道命令，要在王城雒邑铸造一口大钟，取名为“无射（yì）”。
　　宋朝的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写道：“噌吰（hóng）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kǎn）坎镗鞳（tāngtà）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本书前面已经说过，魏庄子之歌钟，就是晋悼公奖励给大将魏绛的乐器。与之齐名的，就是这位周景王的无射了。
　　无射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个标准音之一。铸造无射之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它很大，音律很难定准。但是对于博古通今而且精通音律的周景王来说，这不是难事，他又下令先铸造一口较小的“大林”之钟，用来为无射审音。
　　单穆公又一次表示反对：“前番币制改革，已经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现在又要铸造大钟，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再说了，先王对于造钟有严格的规定，重量不能超过一百二十斤，现在您要造的钟远远超出这个规格，以至于耳朵都分辨不出清音浊音，听不出是否和谐适中，对于音乐没有任何好处，对于百姓来说则是劳民伤财，您铸造它究竟有什么用呢？”
　　周景王反驳道：“先王制订礼乐，不就是为了安定百姓吗？我现在无非是想把先王的礼乐弘扬光大，所以才特意把钟造得大点，这也有问题吗？”
　　单襄公说：“耳朵听到和谐的声音，嘴中说出美好的语言，以此作为法令而向百姓颁布，人们尽心跟随君主的法度而不厌倦，国家能够成就大事而不轻易改变，这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跟大小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您想想看，造这么大个钟，万一音律不能和谐，岂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
　　这话倒是提醒了周景王，造钟这种事情，还是得问问专业人士的意见。于是将乐官州鸠找来，把单穆公的话对州鸠说了，然后问他有什么看法。
　　州鸠连连摇头：“哎哟哟，臣不过是一介乐官，哪里懂那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啊？”但是又说，“如果您一定要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觉得现在铸造的大钟，乐音超过了无射的音律，对音乐确实是一种损害，不和谐。而且为了铸造它，用了太多的金属，导致财用匮乏。声音不和谐又浪费财力，这样的乐器恐怕不是咱们乐府能够掌握的。”
　　周景王脸一黑，州鸠赶紧闭嘴。
　　无射之钟就这样顶着各方压力铸成了。周景王派乐师去检查，乐师回来报告说：“钟声很和谐。”周景王很得意，对州鸠说：“你看看，即便没有你帮忙，钟声还是和谐了。”
　　“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呢。”州鸠嘟嘟囔囔地回了一句。
　　“为什么？”
　　“天子制作乐器，百姓因此而安乐，这才叫和谐。现在为了造钟而搞得民众疲惫，怨声载道，这算什么和谐啊！我听说，只要是民心所向，就没有办不成的；如果相反，则没有不被抛弃的。古话说得好，众志成城，众口铄金。三年当中，您费尽心力办的这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和铸造大钟），只怕注定有一件会被废弃掉。”
　　周景王一拂袖子，说：“你真是越老越糊涂，懂个屁！”
　　州鸠退下来之后就对人说：“天子大概要因为心病而死去了。”
　　别人赶紧挡住他的嘴：“千万不要胡说！”
　　州鸠说：“这不是开玩笑。天子根据民间的风俗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承载它，用声音来表达它。小乐器发音不纤细，大乐器发音不粗犷，这就是和谐。一切和谐了，这音乐才是美好的。和谐的声音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安就快乐。如果过于粗犷，内心就会不安，不安就会生病。你看天子现在铸的这口大钟，要多粗犷有多粗犷，我怕他内心受不住，难以长久。”
　　换而言之，和谐不在声高，越是声嘶力竭高唱和谐，越有可能导致心脏病发作。
　　据史料记载，无射之钟最先被安放在雒邑，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将其迁至咸阳，两汉、两晋时期置于长安，南北朝时期迁于南京，隋朝又将它迁回西安，最终被隋文帝杨坚下令熔毁。算起来，它在世上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见证了诸多朝代的兴衰。
　　其实周景王的心病，倒不在于无射之钟扰乱心神，而是另有其事。
　　原来，当年大子寿去世之后，其胞弟王子猛被立为大子。但周景王并不太喜欢王子猛，而是喜欢庶子王子朝，对王子朝的师傅宾起也是宠信有加，久而久之，便有了废嫡立庶的念头。
　　在封建社会，废嫡立庶乃是大忌，即便是周天子也不敢随意作这个决定。再加上王子朝和宾起在朝中的名声都不怎么好，特别是王子朝，因为出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卿士刘献公和单穆公。刘、单两家成为了王子朝上位的最大阻力。
　　说起这位单穆公，与叔向倒是有些渊源。《国语》记载，很久以前，有一次叔向到雒邑访问，单穆公的曾祖父单靖公设宴招待叔向，宴席不丰盛但是礼节恭敬，不私下表示亲热，谈话和赋诗言志均很得体，送别时也仅仅是送到城郊。叔向没有当面奉承单靖公，而是对他的家臣说：“奇怪啊，我听说一个朝代不会两度兴盛，但是看到单老先生之后，我感觉周朝很有可能打破这一规律。古人说‘最礼貌的行为莫过于恭敬，最善于持家的莫过于节俭，最好的品德莫过于谦让，最标准的行事方式莫过于不懂就问’，我看单老先生这些美德都具备了。有他担任卿士，周室哪有不兴盛的理由啊！”而且推断，单靖公保业守成，有子孙昌盛的福气。
　　在货币改革和铸造大钟这两件事上，单穆公已经搞得周景王很不爽，再加上在废嫡立庶这件事上与周景王对着干，单穆公无疑成为了周景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公元前520年四月，周景王狩猎北山，命令满朝大臣随行，想趁打猎的机会杀死刘、单二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即将动手之际，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于大夫荣锜氏家里——当然，这是官方的记载，后世有不少人推测，刘、单二人察觉到了周景王的阴谋，先下手为强，派人毒杀了周景王。
　　同样诡异的是，几天之后，刘献公也突然去世了。刘献公没有嫡子，庶子伯蚠（fén）本来在单穆公门下工作，跟单穆公的关系不错，于是由单穆公作主，伯蚠继承了家业。这样一来，局势基本就由单穆公控制了。
　　同年五月，刘、单两家联合出兵，杀死了宾起，拥立王子猛为王，并与周景王的其他几个儿子在单穆公家里盟誓，宣布效忠于王子猛。
　　王子朝不甘心就这样失去眼看就要到手的王位。这位没落王室的后裔，和他的父亲周景王一样，是个饱读诗书、自视甚高的人物。他有野心，也有行动力。同年六月，周景王的葬礼在雒邑举行。王子朝趁机发难，带领自己的人马进攻刘家。伯蚠得到消息，连忙出逃。单穆公倒是临危不乱，先跑到大庙之中将正在为周景王服丧的王子猛接到自己家里，然后紧闭大门，加强防范。
　　但是王子朝显然棋高一着，早就在单穆公身边安插了一颗钉子——王子还。单穆公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身边还有如此危险的潜伏者。当天夜里，王子还趁着单穆公不备，将王子猛劫持上一辆战车，马不停蹄地送到了王子朝府上。
　　这一来主客易位。单穆公手中失去了王牌，眼见王子朝的势力越来越大，只得步伯蚠的后尘，也逃出了雒邑。
　　王子朝紧追不舍，在雒邑附近的平畤（zhì）与单穆公大战了一场。结果出人意料，处于劣势的单穆公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王子还在内的八名敌将。王子朝落荒而逃。单穆公乘胜追击，伯蚠也从刘地赶来助战，两个人一鼓作气，又杀回了雒邑，再度将王子猛抢到手里。
　　仅仅是五天之后，战局再一次逆转。王子朝重新纠集余党反扑，在雒邑城下打败了单穆公的盟友巩简公和甘平公。单穆公感到形势危急，决定向晋国求助。同年七月，他留下王子处坚守雒邑，自己则带着王子猛取道平畤，来到一个名叫“皇”的地方，一面派人向晋国告急，一面静观待变。
　　王子朝自然知道夜长梦多，一面抓紧进攻雒邑，一面派心腹鄩肸（xúnxī）带兵进攻皇地，企图将王子猛夺回来。结果鄩肸用兵无方，吃了败仗，本人也成为俘虏。与此同时，王子朝却在雒邑城下打败了出城迎击的敌军，军势为之一振。雒邑城中的余党得知消息，也发动叛乱来策应王子朝，围攻单穆公的府邸，却又惨遭失败。双方互有胜负，战争陷入僵局。
　　同年十月，晋国终于出兵了。
　　晋国派出的还是荀、籍组合——以荀跞和籍谈为首，率领“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显然不是什么主力部队。也许在晋国人看来，解决王室的这点小小纷争，乃是杀鸡焉用牛刀，只要晋军大旗一出现，王子朝就会望风而降吧！
　　单穆公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听到晋国出兵的消息，他和伯蚠马上从皇地出发，奉着王子猛直奔雒邑。没想到王子朝根本不买晋国的账，不但把单、刘联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将前来救援的晋国先头部队击溃。王子猛也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同年十一月，王子猛在雒邑郊外去世。
　　几天之后，周景王的另一个儿子王子匄（gài）被单穆公立为天子，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敬王。
　　事到如今，晋国也不敢对王子朝等闲视之，派出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入王畿。到了十二月，从各地压向王子朝的晋军部队已经增加到七支，周敬王也亲自率军围攻，连夺数城，将王子朝逼到了死角。
　　公元前519年春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周敬王自认为胜券在握，派人给晋军统帅荀跞送去一封信，大意是王子朝已经穷途末路，单凭王室的力量便足以战胜他，不劳晋军再帮忙。晋军于是撤回国内。
　　这封信导致王畿的战乱被延长整整三年。
　　同年初夏，王子朝在尹地发动反攻，打败单穆公的部队，并且一举攻入雒邑，宣布自立为王。小小的王畿出现两王并立的奇景：王子朝居雒邑，被称为西王；周敬王居狄泉，被称为东王。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
　　公元前518年六月，子大叔陪同郑定公出访晋国，见到了士鞅。士鞅请教子大叔：“王室的事情该怎么处理才好？”子大叔的回答很幽默：“老夫连郑国的事情还搞不定呢，哪里敢管王室的事？不过俗话说得好，寡妇不担心自己织布的纬纱不够，而担心王室的没落，是因为怕祸乱殃及自身。现在王室动荡，我们这些小国当然害怕。至于你们大国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您如果想要安定王室，最好尽快动手。毕竟，王室动荡不安，也是晋国的耻辱啊！”
　　子大叔这番话使得晋国下定决心，召集诸侯会盟，强势介入王室内乱。但是晋国的行动实在是迟缓，直到第二年（公元前517年）夏天，诸侯大夫会盟才在黄父（地名，今山西省境内）举行。
　　代表晋国出席黄父会盟的是赵武的孙子赵鞅，他命令各国向王室提供经济援助（输王粟）和武装保护（具戍人）。但是论及具体何时帮助周敬王复国，竟然是“明年将纳王”，将时间又往后拖了一年。
　　公元前516年十二月，周敬王终于在晋国人的帮助下回到了雒邑。王子朝见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党羽出逃到楚国。离开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釜底抽薪的事——将王室收藏的典籍席卷一空，一股脑儿都带到了楚国。
　　可以想象的是，从雒邑到郢都山长水远，王子朝又行色匆匆，所以这批珍贵的典籍极有可能在路途中就遭到大量损毁。中国的学者对这段历史似乎没有太多关注，倒是在日本人编撰的《左氏会笺》中，将这件事称为“大厄”，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中国文化遭到的最大一次破坏。


　　第二章 齐国中兴
　　【鲁国的倒季运动：众怒难犯】
　　公元前521年，也就是周景王铸造无射之钟那年，晋国派下军副帅士鞅出访鲁国。晋昭公已经去世，现在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是他的儿子晋顷公——说是“名义上”一点也不过分，早在晋昭公年代，晋国公室大权旁落已经是天下皆知，曾陪同鲁昭公出访晋国的鲁国大夫子服回就曾经这样说：“晋国公室恐怕就将这样衰落下去了，国君势单力薄，六卿强而奢傲，已经是习以为常，不可逆转。”
　　晋顷公有名无实，形同傀儡，鲁昭公也好不到哪里去。要知道，三桓①专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若说习以为常，鲁国公室早就习以为常。鲁昭公在位的那些年，三桓之一的叔孙婼对鲁昭公还算有礼，但是另外一位——季孙意如对鲁昭公可以说是无礼之至，连表面上的尊重都不肯给。有史为证：
　　『①三桓，指鲁国卿大夫孟氏、叔孙氏和季氏，因皆出自鲁桓公的后代而得名。』
　　公元前531年五月，鲁昭公的母亲齐归去世。十几天之后，季孙意如在比蒲（地名，今山东省境内）举行“大蒐（sōu）”，检阅兵车千乘，鲁昭公如常参加。叔向对此评论：“国君有丧母之痛，国家还要举行大蒐，未免太不体恤国君了！”
　　公元前525年六月，发生日食，祝史（祭祀官）请求使用牲口祭祀。叔孙婼认为，按照周礼，日食之日，天子不享盛宴，在社稷之神前击鼓，祈求平安；诸侯则杀牲为祭，在朝堂之上击鼓，以示警省，这都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季孙意如坚决不同意，胡搅蛮缠，百般刁难，最后导致祭祀不了了之。叔孙婼退下来之后就对家臣说：“季孙意如恐有异志，没有把国君放在眼里。”古人认为，日食是阴盛阳衰，有以下犯上之象，所以要举行祭祀来助君抑臣。季孙意如不肯举行祭祀，乃是助臣抑君，图谋不轨之心，昭然若揭。
　　季孙意如公然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并非全然因为狂妄。回想起来，南蒯之乱中，鲁昭公为了获得季氏的家产，是打算支持南蒯的，而且计划也想好了，那就是要借助晋国人的力量来达成这件事。只不过后来阴差阳错，鲁昭公被挡在了黄河边，南蒯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否则的话，季氏家族就很危险了。再加上那年他陪同鲁昭公出访晋国，被晋国人当作替罪羊关在冰天雪地的帐篷里，差点连命都送掉。有这两桩事作为背景，季孙意如故意跟鲁昭公过不去，也是君不仁，臣不义，事出有因。
　　士鞅来访，对鲁国来说是件大事，鲁昭公命令叔孙婼负责接待。规格嘛，自然是量鲁国之物力，结晋国之欢心。季孙意如得到消息，觉得这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好机会。
　　鲁国的外交部中，有几个重要的岗位由季氏把持，礼宾司便是其中之一。叔孙婼代表鲁昭公举行宴会招待士鞅那天，季孙意如特意命令礼宾司准备了“七牢”之礼。
　　前面介绍过，所谓“牢”，就是牛、羊、猪各一头。在宴会上，牢的数量越大，规格越高。七牢乃是诸侯之礼，当年秦穆公优待晋惠公，用的也不过是七牢，现在鲁国用来接待士鞅，自然是拉高了他的身价，属于“非礼”的行为。
　　面对这样的“非礼”，士鞅本来应该高兴。但是在礼宾司的官员不经意地透露出一个信息之后，士鞅不禁勃然大怒，当场拍桌子，要鲁国人给他一个解释。
　　礼宾司的官员说：“当年鲍国访问鲁国，我们也是用的七牢之礼。”鲍国是谁？鲍国是齐国的上大夫。当年南蒯叛乱，曾经派人将费地的地图献给齐景公，以示降服。后来南蒯失败，费地被季氏占领，齐景公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派鲍国将地图送回鲁国。以鲍国的身份，本来应该享受五牢之礼，但是鲁国为了讨好齐国，硬是把他提升到七牢，让他享受了诸侯的待遇。
　　士鞅对叔孙婼说：“难道您是将我和鲍国等而视之吗？鲍国不过是个大夫，齐国又是个小国（其实也不小），您让我享受和鲍国一样的牢礼，是没把晋国放在眼里。回去之后，我会将这事好好向寡君汇报！”
　　叔孙婼一听就慌了，连声说“您误会了！”，命人赶快追加三牲，一口气加了四牢，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十一牢！
　　这哪里是请客吃饭？分明是拿牲口砸人。叔孙婼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了士鞅一军，看他敢不敢接受。没想到士鞅毫无惭色，心安理得地享受了这十一牢的超级大礼。
　　公元前519年春天，邾国派人修筑翼邑（地名，今山东省境内）的城墙。工程完工后，部队为了躲避大雨，借道鲁国的武城抄近路回朝。按当时的国际惯例，部队借道他国，须行借道之礼，以示对东道主的尊重。但是邾国人以为，上次平丘之会，鲁国正是因为欺凌邾国，被晋国严厉惩罚。这次借道这种小事，鲁国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就没有必要打招呼了。于是一不山呼，二不万岁，大摇大摆地从武城郊外经过。
　　接着发生的事情跟很多电视剧的情节相似：邾国人走着走着，发现前方有鲁国军队挡道，还没来得及交涉，弩箭如飞蝗般射来，瞬间放倒一大批。邾国人乱成一团，掉头想往回跑，只听见一通鼓响，树木成片倒下，将来路封了个严严实实。鲁国军队前后包抄，来了个瓮中捉鳖，邾国人基本上全军覆没，三个带兵的大夫也成了俘虏。
　　过道不借，本是自取其辱，邾子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跑到晋国去告状。晋国人也不分青红皂白，草率地受理了此案，而且给曲阜送来一张传票，要鲁国派人到晋国来打官司。
　　叔孙婼临危受命，前往晋国应诉，刚到新田，就被软禁起来。几天之后，在韩起的主持下，当事双方在晋国公堂之上对质。邾国方面出场的是一位大夫。叔孙婼一看，马上嗅出了不对劲，当场表示反对：“依照周朝的体制，鲁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邾国乃是东夷小国，它的大夫怎么可以和我平起平坐？还是让我的副手子服回和他辩论吧！不是我看不起人，是我不敢违背周朝的规定。”话说得有理有节，韩起也不敢坚持，庭审被迫中断。
　　韩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第二次庭审的时候，他让邾国人先全副武装地埋伏在公堂之外，只等叔孙婼一进来就动手，官司也不打了，直接让邾国人将叔孙婼带回去做人质。叔孙婼得到情报，倒是十分坦然，干脆摘下佩剑，一个随从也不带，只身前往公堂。晋国的大法官士景伯见到此情此景，劝阻韩起道：“您这样做恐怕不行。如果将叔孙婼交给邾国人，他必死无疑。那样的话，鲁国正好名正言顺地出兵消灭邾国，咱们也无话可说，对邾子更没法交代，后悔都来不及。所谓盟主，要以理服人。如果鲁国抓了邾国的大夫，我们就抓鲁国的卿，当这个盟主还有什么意义呢？”
　　韩起也十分头疼，说：“你也知道，那个邾子很难缠的。依你之见，这个案件该如何处理？”
　　士景伯说：“您就交给我办吧。”于是跑出去，将叔孙婼挡在公堂之外，要他回宾馆去听命。
　　当天夜里，叔孙婼和子服回被分别安排在两个宾馆居住。第二天一早，士景伯带着四名武士来到叔孙婼居住的地方，要他坐上马车，士景伯亲自驾车，四名武士紧随其后，故意经过邾子的住所。邾子一看，哟，这演的是哪出戏啊？跑出来问士景伯。士景伯说：“奉了韩元帅之命，押送叔孙婼前往司法部门接受询问。”
　　“那我们不用派人去了？”
　　“不用去了，事实很清楚，是鲁国的错，没有对质的必要。另外，韩元帅要我转告您，案件他会秉公办理，您如果没有其他事，可以回邾国去了，免得让百姓们担心。”说罢扬长而去，只留下邾子愣在那里目瞪口呆。
　　士景伯倒也没有忽悠邾子。不久之后，叔孙婼被送到箕地（地名，今山西省境内）软禁，子服回则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软禁。继季孙意如之后，叔孙婼也尝到了被拘留在异国的滋味。但是和季孙意如不同的是，叔孙婼在晋国的表现始终十分淡定。据说，被送往箕地的那天早上，他大清早就起来了，穿得整整齐齐，站在宾馆前面等待晋国人派车来接。那神情，一点也不像是被流放，而像是去上朝。
　　箕地的生活相当艰苦。叔孙婼居住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吃的东西也很差劲。陪伴在他身边的，除了家臣梁其踁（jìng）和晋国派来的两名看守，就是一条看门的黄狗。每天早上起来，叔孙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葺房屋和围墙，做得一丝不苟，若论维修的水准，即便是专业的泥水匠也自叹不如。
　　有一天看守说：“把那条狗送给我们吧，我们做一顿狗肉，香喷喷的，分你一些，好补补身子。”
　　叔孙婼笑着摇摇头，没有答应他们。
　　还有一天，士鞅跑到箕地来拜访叔孙婼，寒暄了几句，突然说：“我可以为您在晋侯面前求情，让您早点回鲁国去，但是有一个小小要求，您那顶帽子不错啊，送给我吧。”
　　叔孙婼心里冷笑，当年七牢的大礼你尚且嫌少，现在一顶破帽子就能让你满足？别装了。他打开衣箱，爽快地拿出两顶帽子，送给士鞅，说：“全部在这里了，您如果再要，我还真拿不出来了。”
　　士鞅干咳两声，满脸尴尬地告辞而出。
　　鲁昭公得知叔孙婼被软禁，派大夫申丰带着财礼前往晋国，看能不能拉拉关系，走走后门，把叔孙婼给解救出来。叔孙婼见到申丰就说：“你把带来的东西都放在我这里，该送给谁，该怎么送，都由我来安排。”东西拉过来之后，叔孙婼将它们全部堆放在自己房间，对申丰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复命了。”
　　“啊？”申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申啊！”叔孙婼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知道你也是为我好。但是这件事本来是咱们有理，如果我让你拿着礼物去行贿，咱们就变得没理了。那样的话，我是可以快点回家，国家却蒙受了不白之冤，你说这样的事能做吗？”
　　申丰看着叔孙婼，眼神中充满了敬佩。
　　同年秋天，鲁昭公亲自前往晋国营救叔孙婼。对于他来说，叔孙婼太重要了，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否则的话，季孙意如将更加不可一世。
　　不巧的是，刚刚来到黄河边准备渡河，鲁昭公突然生病，不能继续前行，只好打道回府。
　　叔孙婼在箕地一直住到第二年春天才获释。离开箕地那天早上，他一如往常地来到院子修葺院墙，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命梁其踁将黄狗杀了，做了一锅狗肉汤，请两位看守一起享用。
　　这样做的意思很明白，并非我叔孙婼小气，只是有行贿之嫌的事，哪怕是送一条狗，我也不干！
　　《春秋》记载，公元前517年，鲁都曲阜发生了一件怪事，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八哥，在宫中筑巢而居。
　　八哥又不是什么稀罕的鸟，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见到，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地记载到史书中吗？对此，后世研究《春秋》的人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
　　有的说，八哥“不济”，即只在北方生活，不会飞过济水。鲁国在济水之南，是以罕见。
　　有的说，八哥穴居，从不筑巢，是以筑巢罕见。
　　也有人合二说为一，说八哥穴居，又不在鲁界，现在飞到鲁宫中筑巢，是以罕见。
　　究竟为什么罕见，留待动物学家去考证。当时有一位名叫师己的大夫，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我听说，文公、宣公、成公年代就有童谣说，‘八哥出现，国君流离’，恐怕不是好事。”
　　师己的话并非空穴来风。鲁昭公与季孙意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势同水火，在鲁国朝野之间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有传闻说，鲁昭公再也忍受不了季孙意如的跋扈，正在联合其他几大家族，阴谋将意如驱逐出境。而季孙意如也在积极备战，随时准备反击。
　　这年春天，叔孙婼奉命出访宋国，替季孙意如迎娶宋元公的女儿，季孙意如的叔叔季公若作为随从一同出访。
　　宋元公的夫人曹氏是小邾国君夫人的女儿，小邾国君夫人又是季公若的亲姐姐，以此推论，曹氏则是季孙意如的表妹，季孙意如娶的正是表妹的女儿。
　　季公若见到外甥女曹氏，忍不住将鲁国的情况对她说了一番，然后说：“您如果替女儿考虑，最好不要将她嫁过去，因为意如很有可能会被鲁侯驱逐出境，到时候让女儿跟着他流离失所，这又是何苦呢？”
　　按理说，季公若是季孙意如的叔叔，说这样的话不太合适。但是这其中另有一段狗血隐情：当年季公若的哥哥季公鸟娶了齐国鲍国的女儿季姒，生了一个孩子。季公鸟死时，孩子尚未成年，季公若、公思展和申夜姑共同担负起治理家业的重任。后来季姒与家里的饔（yōng）人（厨师长）私通，被季公若撞见。季姒害怕季公若问罪，命婢女将自己打得鼻青脸肿，然后去找季公甫、季公之（皆为季孙意如的庶弟）告状，说：“公若想要和我私通，我没有答应，他就打我，公思展与申夜姑不但不主持公道，还帮着公若欺负我。”季公甫和季公之转而告诉了季孙意如，季孙意如也不问个明白，就把公思展和申夜姑抓了起来，还准备将申夜姑砍头。季公若跑去向季孙意如说明冤情，在大门口跪了半天，季孙意如闭门不见，申夜姑最终还是被季公之派人杀掉了。因为这件事，季公若对季孙意如意见很大，心里甚至盼望着鲁昭公能够早点动手，将意如赶出去，所以才会对曹氏说那番话。
　　曹氏当然不想女儿吃苦，又把季公若的话转告了宋元公。宋元公拿不定主意，将司马乐祁找过来询问，乐祁明确回答：“尽管嫁过去。如果鲁侯真的对季孙意如下手，吃苦头的必定是他自己。季氏家族把持朝政已经有三代（指季孙行父、季孙宿和季孙意如），根深蒂固。相比之下，公室失去权力已经有四世（指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和鲁昭公），哪里是季氏的对手？鲁侯如果静观待变，或许还有机会；如果主动出击，那是自找麻烦。”
　　可惜的是，鲁昭公没能听到乐祁的话。
　　这一年夏天，鲁国大旱。旱情延续到秋天，官方连续两次举行大雩（求雨的祭祀），都不见好转。
　　国有灾情，苦的是下层民众，贵族阶层仍旧声色犬马，过着惬意的生活。当时上层社会最流行的娱乐是斗鸡，季孙意如正是一个狂热的斗鸡爱好者。
　　鸡斗得多了，便斗出了花样。这一年秋天，季孙意如和大夫郈（hòu）昭伯斗鸡。季孙意如别出心裁地给自己的斗鸡戴上一顶特制的小皮盔，期望它刀枪不入。郈昭伯也不是吃素的，给他的斗鸡套上一对带刺钩的脚环，把斗鸡升级成了战斗鸡。一场恶斗下来，郈氏鸡大获全胜，把季氏鸡打得头破血流，铩羽而归。
　　季孙意如平日里跋扈惯了，怎么吞得下这口恶气？第二天就带着人跑到郈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郈家的院子拆了一大半，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季氏的地盘了，我要在这里修建一个花园，你们该不会有意见吧？”
　　郈昭伯气得手脚发抖，但是不敢出声。为什么？他怕啊，在中国历史上，强拆从来不是闹着玩的。
　　前面介绍过，鲁国的历史上，只有三桓、臧氏和郈氏的宗主可以被称为“某孙氏”，以示尊贵。郈昭伯就是郈氏的宗主，虽然不及季孙意如有权有势，但好歹也是个郈孙氏啊，季孙意如这样做，未免太目中无人了。
　　早在得罪郈孙氏之前，季孙意如已经得罪了臧孙氏。《左传》记载，臧孙赐有个堂弟叫臧会，因为诬陷别人被臧孙赐责罚，逃到郈邑（季氏的领地），成为了郈邑大夫郈鲂假的会计。有一天，郈鲂假派臧会去季家送账本，臧孙赐知道后，派家老带了五个人埋伏在季家门口，等臧会一出现便扑上去。臧会掉头就跑回季家，家老也不顾卫兵阻拦，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季家的中门之外才将臧会抓住。季孙意如十分恼怒，当即将臧氏家老抓住，解救了臧会。因为这件事，季氏、臧氏两家结下了梁子。
　　同年秋天，鲁国在宗庙举行“禘（dì）”礼，纪念先君鲁襄公。禘是国家大祭，形式极其隆重，其中有一种舞蹈，名叫万舞。前面介绍过，鲁国的万舞与天子同级，用的是“八佾（yì）”，也就是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队，而其他诸侯最多只能使用六佾，这是鲁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特殊政治待遇。可是到了跳万舞的时候，大伙一看全傻眼了，空荡荡的庙前广场上，竟然只站着两名盛装的舞者。
　　其余的人呢？
　　回答是季氏也在举行祭祀，将舞蹈队抽走了，剩下这两位是季孙意如高抬贵手，特意留下来的。
　　季氏虽然权势熏天，终归不过是个卿，按照周礼的规定，卿祭祀先祖，只能使用四佾。现在季孙意如竟然将八佾搬到自己家去表演，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臧孙赐当场拔出剑来，说：“他这是明摆着不让咱们祭祀先君啊！”在场的列位大夫无不咬牙切齿，对季孙意如愤恨不已。
　　孔夫子听说这件事，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意思是，季孙意如敢在自己家里使用八佾，这样的事他都可以做，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现在，如果将季孙意如的仇家统计一下，是长长的一串名单，其中包括鲁昭公、叔孙婼、臧孙赐、郈昭伯、季公若和几乎所有大夫。从上到下，从外到内，能够得罪的人他都得罪完了。
　　十月的一天，季公若上门拜访鲁昭公的大子公为，送给他一张新做的弓。公为十分高兴，当即带着季公若出城打猎，一试身手。
　　两个人跑到城外，支开随从，季公若突然对公为跪下，说：“季孙氏目中无君，以下犯上，已经是天怒人怨，连我这个做叔叔的都无法忍受。如果您也是这么认为，就请您举起大旗，号召大家起来讨伐他，我公若愿意作为您的前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公为半天没有回应。
　　季公若说：“看来您不相信我。”
　　公为长叹一声：“不是我不相信你，是我不相信自己有这个能耐啊！季孙意如权势熏天，整个鲁国差不多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讨伐他谈何容易？别看大伙儿提起他都恨得直咬牙，可一旦要真刀真枪和他对着干，只怕没有几个人敢出头。你要我来举这个旗，对不起，实话实说，我没这个号召力。要做这件事，非国君出面不可。”
　　季公若说：“那您的意思是？”
　　公为说：“容我回去跟两个弟弟商量一下，此事非同小可，不可草率。”
　　公为回到家里，将弟弟公果、公贲找来，三个人商量了一晚上，决定先试探一下鲁昭公的态度。但问题是，三个人你推我，我推你，就是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为什么？怕。怕万一事情败露，季孙意如追究起来，小命难保。三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请鲁昭公的贴身宦官僚楠去说！
　　僚楠倒是很仗义。某一天晚上，他服侍鲁昭公躺下，看看左右夫人，压低了声音，将公为他们的想法告诉了鲁昭公。
　　鲁昭公的反应大大出乎僚楠的意料。只见他“腾”地坐起来，顺手抄起身边的寝戈（睡觉时防身之用），朝着僚楠横扫过去。幸好僚楠反应快，赶紧闪到一边，否则至少半条命没了。
　　“混蛋！”鲁昭公大声骂道，“军国大事，岂是你这种人能够过问的？季孙意如乃是鲁国的顶梁柱，寡人倚重他还来不及，你却在这里说他的坏话，究竟是何居心？”
　　僚楠吓得拔脚就跑，听到鲁昭公还在身后叫唤：“来人哪，快把这个逆贼给抓起来！”
　　僚楠一气跑回家里，闭门不出，天天等着宫里的卫士来逮捕他。然而过了很多天，也没有人来敲他的门。僚楠摸着脑瓜子想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一点：敢情鲁昭公信不过他，才故意大惊小怪的？
　　他壮起胆子，又跑到宫中去服侍鲁昭公。果不其然，鲁昭公见到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当天晚上，僚楠给鲁昭公盖好被子，试探性地又说了一句：“季孙意如那件事，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鲁昭公操起寝戈，做了一个打的姿势。僚楠一看，赶紧退出去。这一次，鲁昭公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喟然长叹了一声，继续睡觉。
　　僚楠心里有数了。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再去侍寝，又跟鲁昭公说：“季孙意如的事，您能给我一个答复吗？”
　　鲁昭公说：“这种事情，不是你这种小人应该问的。”
　　僚楠说：“我自己哪里敢问，早就跟您说过了，那是三位公子要我问的嘛！”
　　鲁昭公说：“他们有什么事不能自己来跟我说吗？”
　　僚楠一听，有戏！回去之后便告诉了公为等人。三位公子一合计，推举公果进宫亲自找鲁昭公汇报。
　　父子俩关起门来谈了一晚上。
　　以这天晚上为起点，倒季运动开始走上快车道。但是鲁昭公万万想不到，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条不归之路。
　　【鲁昭公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公元前517年秋天，鲁昭公先后秘密召见大臣臧孙赐、郈昭伯和子家羁，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询问对倒季一事的意见。三个人给出的回答各不相同。臧孙赐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难以成事；郈昭伯认为大有可为，极力怂恿鲁昭公动手；子家羁和季孙意如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他告诉鲁昭公：“您别轻信那些人的话，他们不过是想借您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事情万一失败，他们就会将罪名全部推到您身上，自己躲得远远的。恕在下直言，公室失去权力已经很多代了，早就没有了群众基础，想要成事是很难的。相比之下，季氏的根基很牢固，建议您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惹祸上身。”
　　鲁昭公沉默了半晌，说：“你退下吧。”
　　子家羁说：“您的计划我已经听到了，如果我现在回去，万一机密外泄，我就说不清了。所以在您开始行动之前，就让我住在宫中，多陪陪您吧！”
　　后世史学家一直弄不明白，鲁昭公知道联络臧孙氏、郈孙氏和子家羁，为什么会漏了叔孙氏和孟孙氏？要知道，真正能够和季孙意如抗衡的，只有叔孙、孟两家啊！如果说孟家的态度不明确，那么叔孙婼和季孙意如无疑是对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鲁昭公应该听听叔孙婼的意见才对。
　　比较合理的解释的是，一直以来，鲁国的大权都由三桓掌握。虽然三桓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但是在针对公室的问题上，利益却是一致的。鲁昭公正是对这点有清醒的认识，才没有和叔孙婼打招呼。
　　他选择动手的那一天，叔孙婼“正巧”不在曲阜，而是在阚地（叔孙氏领地，在今山东省境内）打猎。
　　值得肯定的是，鲁昭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不但叔孙婼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动，季孙意如也是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危险临近。
　　九月十一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季家大门的几名守卫揉着惺忪的睡眼，正在等待换班。突然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仔细看时，只见季公若带着几名随从快速走来。
　　“把门打开。”季公若简短而明确地命令道。
　　守卫刚想问两句，每个人的脖子上已经架了一把寒气逼人的利刃。季公若招招手，从黑暗中又跑出十几名武士，以极快的速度打开大门，放下吊桥。
　　季公若抄起一根斜插在墙上的火把，走到吊桥上，朝着灰蒙蒙的天空挥舞了两下。回应他的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车轮声，不多时，数十辆战车辚辚而至，紧随其后的是上千名全副武装的步兵，如同洪流一般涌进季家大门。
　　负责前院警备任务的季公之听到异响，来不及穿衣服，跑出门一看，惊得目瞪口呆，一边大喊“敌人来袭！”一边朝着内院奔去。刚跑两步，一支长箭倏然而至，从后向前穿透了他的脖子。
　　正是这声“敌人来袭”救了季孙意如的命。季家内院的防卫远比外院严密，驻守的武士虽然不多，却是百里挑一的好手，反应十分敏捷。他们迅速熄灭火把，闩上院门，堆好沙包，打开水闸，将护院沟注满水。一部分人拿着弓箭登上院墙，一部分人埋伏在院门内警备，一部分人拿着水桶准备应对火攻，还有一部分则涌到门楼上，等候季孙意如的到来。这种情况下，若是强攻，势必伤亡惨重，而且难以得手。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鲁昭公立在戎车之上，手持宝剑，身后是全副戎装的臧孙赐、郈昭伯和子家羁，黑色的“鲁”字大旗迎风飘扬，倒也颇有气势。
　　季孙意如在几名贴身护卫的簇拥之下登上门楼，要求和鲁昭公进行对话。
　　郈昭伯将手的长戈一举，喝道：“国君在此，你少废话，速速开门投降！”
　　季孙意如没理他，朝着鲁昭公作了一个揖，说：“国君亲自来讨伐我，想必是认为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即便是那样，我也有受到审判的权力，我请求带着家臣到沂水边上等候您审判。”
　　这话不无道理，季孙意如即便有罪，也要有个说法，大可以堂堂正正地谴责或讨伐他，像鲁昭公这样直接带着人来偷袭，显然不是国君所为，反倒像是强盗的行径。
　　鲁昭公早就料到他有这么一问，也不跟他讲道理，面无表情地说：“不行。”
　　季孙意如又说：“那么，就让我离开曲阜，自囚于费邑，听候发落。”
　　“也不行。”鲁昭公心里冷笑，你当我是傻瓜，让你回到费邑，那还不是放虎归山？
　　“那就请您把我流放到国外吧！我愿意放弃一切，让我带着五乘随从离开就行。”季孙意如说。
　　五乘随从，即便算上车夫也不过十五人，委实不多，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子家羁马上拉鲁昭公的袖子，说：“答应他吧！季氏已经当权多年，一直致力于收买民心，依附他的人很多。现在这样拖下去，恐怕夜长梦多，不如快刀斩乱麻，答应他的要求。只要他离开鲁国，就再也掀不起风浪，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郈昭伯听到了，连忙说：“万万不可，今天如果不杀他，日后必为后患！”
　　子家羁说：“季孙意如已经将自己的条件一降再降，我们再不答应他，就显得我们得理不饶人，有理的事也变成没理了，他们必定同仇敌忾，负隅顽抗，想杀他只怕没那么容易。”
　　鲁昭公犹豫不决。从心里面讲，他是赞同郈昭伯的意见的，但是如果强攻，确实又没有把握。
　　这个时候鲁昭公才想起，如果事先得到叔孙、孟两家的支持，事情必不至于做得如此夹生。更重要的是，现在不能让季孙意如有机会拉拢叔孙、孟两家，否则麻烦就大了。想到这一层，他对郈昭伯说：“麻烦您去孟家跑一趟，将何忌请过来助阵如何？”
　　何忌就是仲孙何忌。一年之前，孟氏的族长仲孙貜（jué）去世，其子何忌继承家业。据说，仲孙貜去世之前，曾经将何忌与其弟南宫敬叔交给一个名叫孔丘的人，让孔丘当他们的老师，负责教他们学习周礼。但在当时，何忌仅仅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家政自然是交给列位家臣打理，孔老夫子（当年三十一岁，也不老）估计也说不上话。
　　郈昭伯一愣，立刻明白鲁昭公是什么意思。他自己掂量了一下，现在要逼季孙意如引颈就戮，单凭眼下这些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如果能够得到孟家的支援自然最好，否则胜负还很难预料。于是答应了鲁昭公的要求，前往孟家搬救兵。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叔孙家已经有了行动。
　　叔孙婼在阚地打猎，将家务事交给司马（家里的司马，非鲁国司马）鬷（zōng）戾打理。听到鲁昭公讨伐季氏的消息，鬷戾将家臣们召集起来，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大伙全都摇头，不敢回答。
　　鬷戾说：“我们是叔孙氏家臣，确实不该过问国家大事，但眼前发生的事情，不由得我们不操心。这样吧，我换个问法——你们觉得季氏生存或消灭，哪个对我们更有利？”
　　这次问到点子上了，大伙齐声回答：“如果没有季氏，那也就没有叔孙氏了！”
　　三桓唇齿相依，如果去掉一桓，公室必定坐大，再依次收拾另外二桓，并非难事。因此，即便叔孙氏、季氏两家平日里不和，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应该帮季氏一把的。
　　“既然这样，”鬷戾说，“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请大家拿起武器，穿好盔甲，列队整齐，准备去救季氏！”
　　当郈昭伯来到孟家，孟家其实也在观望。听到鲁昭公的宣召，孟家人的想法和叔孙家有所不同，他们并没有唇亡齿寒的意识，而是单纯地考虑：以目前的状况，究竟哪一方的胜算更大？谁更有可能赢，他们就帮谁。
　　为此，他们一边将郈昭伯稳住，一边派了几名探子登上曲阜的城墙去探看形势。
　　探子们正好看到叔孙氏的族兵摆开战斗队形，朝着公室部队发动进攻。自从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季孙宿“作三军”以来，鲁国的正规军就基本由三桓把持，所谓公室部队不过是公宫卫队，人数不多，装备不齐，训练不足，而且缺乏战车，怎么可能和精锐的叔孙氏族兵相抗衡？双方刚一接触，公室部队便溃败了。
　　探子将这个情况一回报，孟家立刻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逮捕了郈昭伯，将他带到曲阜南门公开斩首。
　　消息传到鲁昭公耳朵里，他惊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半个时辰之前他还似乎掌握了季孙意如的命运，半个时辰之后就一败涂地，绝无挽回的机会。他带着人慌慌张张地跑回宫中，胡乱收拾了一些东西，准备出逃。
　　关键时刻，还是当初那个劝他不要轻举妄动的子家羁沉得住气，劝他说：“您是堂堂国君，为什么要逃跑？季孙意如追究起责任来，您就推给我们几个臣子，说是我们劫持了您，让我们负罪出逃好了。您好好地呆在宫中，季孙意如也不敢把您怎么样。”
　　鲁昭公叹道：“我不忍啊！”
　　后人的理解是，鲁昭公这个不忍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忍推卸责任，二是无法再忍受在季孙意如的淫威下苟延残喘。
　　鲁昭公临行前，和臧孙赐跑到公墓中，抱着祖宗的墓碑大哭了一通，然后带着一群失意的大夫投奔齐国而去。他在鲁国做的最后一件事倒是符合周礼的规定：“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这也算是给了祖宗一个告别。
　　九月十二日傍晚，鲁昭公一行抵达齐国境内。齐景公获知消息，一边派人安排鲁昭公到平阴居住，一边马上从临淄出发，亲赴平阴为鲁昭公接风洗尘。
　　鲁昭公受宠若惊，顾不得舟车劳顿，坚持前往迎接齐景公，结果两个人在黄河东岸的野井相见了。齐景公先是对鲁昭公的遭遇表示慰问，然后对鲁昭公前来迎接表示了惶恐之意，说：“这可真是寡人的罪过啊，安排您在平阴相会，就是不想让您太劳累，谁知道您竟然……这太让寡人过意不去了。”
　　鲁昭公还能说什么？一个失去国家的国君，在邻国的土地上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除了感激涕零，他还能说什么？
　　接下来，齐景公又对他说了一句话，那就不只是让他感激了。齐景公说：“沿着齐、莒两国边界以西，寡人将划出一千社给您，作为您的安身之所。只要您一声令下，讨伐季孙意如，寡人将倾齐国之力，唯命是从。”
　　古代以二十五户为一社，千社则是两万五千户，相当于一个小国了。鲁昭公喜出望外，对着齐景公就要下拜。齐景公却一把拉住他，说：“您别见外，季孙意如以下犯上，人神共怒。您的忧患，就是寡人的忧患。”
　　齐景公的殷勤让鲁昭公君臣有了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只有子家羁对此不以为然。齐景公走后，子家羁对鲁昭公说：“您不应该接受齐侯的馈赠。区区千社，怎能跟鲁国的社稷相比？您现在接受了齐国的千社，就等于是齐国之臣了，谁还会为您复国而奔波努力？再说了，别看齐侯把话说得漂亮，却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您还不如早作打算，投奔晋国去吧！”
　　臧孙赐等人都反对子家羁的意见。这些人平日里在鲁国受到季孙意如的欺负，噤若寒蝉，好不容易大起胆子跟着鲁昭公干了一票，却又功败垂成，将那仅存的一点勇气消耗殆尽。现在眼见齐景公愿意提供两万五千户的食邑，顿觉绝处逢生，恨不能抱着齐景公的大腿叫爹爹，哪里还想再为鲁昭公复国而努力？再说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即便鲁昭公能够复国，那也只是回去继续当他的傀儡国君，大权还是掌握在三桓手里。季孙意如有可能给鲁昭公一个面子，不跟他为难，但是那些跟着鲁昭公造反的人可就没这个福分，轻则拘役，重则杀头，哪里比得上在齐国当个小地主那般逍遥自在？
　　在臧孙赐的组织下，流亡者们在野井歃血为盟。誓词是这么写的：“我们同心协力，爱憎一致，坚信跟随国君流亡的人是无罪的，仍然留在国内的人是有罪的。让我们坚决地团结在国君周围，不许私通内外的敌人！”虽然写得古古怪怪，意思却很明确，咱们就呆在这里当寓公了，谁也不许擅自行动，跟国内国外的政治势力发生联系。
　　誓词写好后，臧孙赐派人拿着去找子家羁，假传圣旨说这个是按照鲁昭公的意思草拟的，要他在上面签个字。子家羁一看，立刻说：“我不能签，因为我不能认同你们的说法。你们把那些留在国内的人都当作罪人，而我正想与这些所谓的罪人通气，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之道，好让国君能够早日结束流亡生涯。你们要坚决地团结在国君周围，而我更愿意离开他，奔走于鲁国和诸侯之间，那样的话，国君才有可能早日回国，光在这里坐而论道，是不会有结果的。你们说要爱憎一致，可你们安于流亡的生活，我却只想着鲁国，又怎么敢和你们爱憎一致？要我说，你们为了一己之私，让国君陷于颠沛流离，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
　　子家羁坚决没有在盟书上签字。
　　且说鲁国国内，叔孙婼得知鲁昭公被逐，匆匆结束在阚地的狩猎，赶回曲阜。
　　季孙意如一见到他，便行“稽颡（sāng）”之礼，带着哭腔说：“您要我怎么办才好，您要我怎么办才好？”
　　所谓稽颡，乃是双膝下跪，以额触地的大礼。一般只在家有丧事时才行稽颡之礼，又称为凶拜。
　　叔孙婼也没扶他，冷冷地说：“人谁无一死？您因为驱逐国君而一举成名，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难道不觉得可悲吗？您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我还能把您怎么样？”
　　季孙意如哭丧着脸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不是我的意愿。拜托您为我斡旋，如果让我还有机会侍奉国君，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说着忍不住大哭起来。
　　要说季孙意如的演技，当世无出其右。叔孙婼开始还觉得他是在装，可是看到他哭得稀里哗啦，一把鼻涕一把泪，上气不接下气的，便又觉得他可能真的很难过。叔孙婼是个厚道人，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您若真是有悔改之意，我愿意为您去齐国把国君请回来。”
　　季孙意如马上不哭了，说：“那就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叔孙婼这个时候去见鲁昭公，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一则他的家臣参与了驱逐鲁昭公，鲁昭公会怎么样对他，是个未知数；二是臧孙赐等人刚刚宣过誓，将一切居守国内的人视为罪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为了保密起见，叔孙婼没有带任何随从，只有一名车夫给他驾车。通过子家羁的穿针引线，他在平阴见到了鲁昭公。君臣二人说了什么话，史料没有太过具体的记载，只知道叔孙婼给了鲁昭公一个承诺：“下臣将平定国内的动乱，恭迎主公回国！”而鲁昭公对于叔孙婼给出的承诺，无疑是怦然心动的。
　　君臣二人密谈了一夜。子家羁负责会谈的安全保卫工作，在鲁公馆周围布下层层防线，许进不许出，但凡企图接近公馆的人，不问原因一律拘捕。
　　然而，即便如此，臧孙赐等人还是得到了消息。
　　消息从何而来，读者尽管大胆猜测，总之有一个人摆脱不了嫌疑，那就是季孙意如。
　　臧孙赐派了一大批刺客埋伏在叔孙婼回国的必经之路上。
　　跟臧孙赐一起盟誓的鲁国大夫中，有一位名叫左师展的，突然良心发现，将这件事报告了鲁昭公。鲁昭公大吃一惊，紧急安排叔孙婼改变路线，取道铸城（齐国地名，今山东省境内）回国，避开了臧孙赐等人的追杀。
　　叔孙婼从齐国捡了一条命回来，马上去找季孙意如，要他安排有关迎驾事宜。季孙意如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冷不热地说：“这件事啊，等等再说吧，现在不着急。”和当初稽颡痛哭的季孙意如判若两人。
　　“什么？”叔孙婼这才感觉到自己上了季孙意如的当。联想起此行的种种凶险，他蓦然明白：原来季孙意如哄着他去齐国，不是为了迎接鲁昭公，而想让他送命啊！
　　他本人上当便也罢了，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在平阴亲口对鲁昭公许下的诺言，原来不过是一纸空文。世人会怎么看他？史官会怎么写他？人们会不会认为，他的家臣参与驱逐鲁昭公，其实是他暗地里指使？而他去阚地打猎，只不过巧妙地避开了要他亲自作决定的尴尬？那样的话，他叔孙婼岂不是成为了和季孙意如同流合污的卑鄙小人？
　　叔孙婼越想越气，死死地盯住季孙意如，看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季孙意如则摆出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姿态，若无其事地应对着叔孙婼的目光。有那么一瞬间，叔孙婼恨不得抽出宝剑，当场给季孙意如一剑。但是他忍住了。
　　回到家之后，叔孙婼将自己关在卧室里，斋戒沐浴，不再进食。
　　七天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17年十月十一日，鲁国著名的外交活动家叔孙婼因绝食而去世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叔孙婼是少数能够保持政治节操的人，他或许迂腐，或许不合时宜，或许没能认清形势，但是他为人坦荡，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为后世所称道。
　　继承叔孙氏家业的，是叔孙婼的儿子叔孙不敢。
　　【齐景公的用人哲学】
　　齐景公没有食言。公元前517年十二月，他亲率大军进攻鲁国，拿下了郓城。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齐景公第二次做类似的事了。第一次是公元前536年帮助燕简公复国，当时为了对燕国用兵，他还特意不远千里跑到晋国去汇报工作，获得了晋国的许可之后才发兵。
　　事隔近十年，当他再度多管闲事干涉鲁国内政的时候，却忘了再向晋国申请一张许可证。
　　齐景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特立独行了？还得从公元前529年的平丘之会说起。
　　前面说到，平丘之会上，齐景公感到晋国的军事力量还很强大，未能与之争锋，于是屈从于晋国，参与了会盟。
　　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26年春天，齐景公忍不住蠢蠢欲动，派兵入侵了徐国。对于齐景公来说，这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打的是徐国，考验的是晋国的反应。试探的结果令他兴奋不已，晋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而徐国和附近的郯国、莒国都被齐景公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几个小国君争先恐后跑到齐军大营去献殷勤，徐子更是将家传的宝器——甲父之鼎送给了齐景公。于是，这一年的二月，齐、徐、郯、莒四国在蒲隧（今江苏省境内）举行会盟，齐景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东方霸主，大有与晋昭公分庭抗礼之势。
　　恰在这年八月，晋昭公去世，其子去疾即位，也就是晋顷公。如果说晋国六卿对晋昭公还多少还有些顾忌的话，对于年幼的晋顷公，则是视若无物，晋国的大权彻底落入六卿之手。
　　这一切，齐景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晋国人如果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齐国确实不是它的对手；现在晋国公室衰落，政出多门，六卿各有各的小九九，那就没什么可怕的啦！
　　公元前523年，齐景公以莒国不敬为由，派大夫高发讨伐莒国。莒共公弃城而逃，跑到纪鄣（zhāng，莒国地名，今江苏省境内）躲起来。齐景公又派陈无宇的儿子孙书尾随而至，破了纪鄣，莒共公只得再度逃亡。晋国对此仍然没有任何表示。
　　公元前522年春天，宋国和卫国先后发生内乱。宋国的华、向二氏作乱，杀了一批公子、公孙，而且囚禁了宋元公的几位心腹大臣。宋元公与华、向二氏谈判，将大子乐作为人质交给华、向二氏，才将事态暂时平息下来。卫国则是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等人反抗公孟絷（zhí，卫灵公的哥哥）的欺压，杀死了公孟絷，祸及卫灵公。卫灵公紧急出逃，栖身于齐卫边境的城市死鸟（这都什么地名）。
　　当时齐景公正好派大夫公孙青出使卫国。听到卫国内乱的消息，公孙青便派人向齐景公请示：接下来该怎么办？是继续完成使命还是回国？继续前进的话，该向哪里递交国书，帝丘还是死鸟？
　　齐景公的回答很干脆：“他还在卫国境内，就是卫国国君，你当然是和他打交道。”
　　公孙青于是前往死鸟。见到卫灵公，公孙青准备行聘问之礼，卫灵公推辞道：“逃亡之君，失守社稷，羞于见人，您就别辱没齐侯的命令了。”意思是，我已经失势，当不起齐侯的聘问，你还是去帝丘找现在当权的人吧！
　　公孙青说：“寡君在朝堂上明确命令下臣，要用谦卑的态度来服务您的执事，我不敢违命。”
　　所谓执事，就是办事人员。这是春秋时期常用的外交辞令，实际上是指卫灵公本人，但是为了表示谦恭，不直指其人，而指其下属。意思是，我不配服务于您，能把您的属下的办事人员服务好就心满意足了！
　　卫灵公一听，这么客气啊，有戏！越发撒起娇来：“君侯如果顾念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关照敝国，安抚社稷，那更应该在有宗庙的地方行聘问之礼。”有宗庙的地方，不就是帝丘嘛！这话说得含蓄，但公孙青听明白了，这是在暗示齐国应该帮助他回到帝丘啊！
　　公孙青不敢接这个茬儿，两个人谦虚了半天，国书也没递交上去。后来卫灵公主动要求到宾馆拜会公孙青，公孙青认为这是“非礼”的行为，坚决不同意。卫灵公再三要求，公孙青不得已，命人解下自己车上的一匹良马，献给卫灵公作为见面礼，才在宾馆中接待了卫灵公。
　　卫灵公何等聪明的角色？当即将这匹马作为自己的驾乘之马，以示重视。
　　当天夜里，卫灵公就宿在宾馆。公孙青安排宾馆的戒备，亲自参加巡夜。卫灵公过意不去，推辞说：“寡人的忧患，怎么好麻烦您来操心？”公孙青回答：“齐国的下臣，就是您的牧羊人，如果不保卫您的安全，就是对不起寡君。”拿着警备的大铃和火把，在卫灵公卧室外站了一夜。
　　这件事使得卫灵公大为感动。同年七月，齐豹与北宫喜发生内讧，北宫喜袭杀齐豹。卫灵公乘机杀回帝丘，与北宫喜结盟，重新控制了政权。齐国虽然在这件事中没有出力，却因为公孙青的出色表现，在诸侯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当时舆论认为，公孙青在卫灵公的危难时刻仍然能够以礼相待，说明齐景公崇礼敬人，当得起大国之君的称号。卫灵公复国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向齐国报喜，而且大大赞扬公孙青的有礼。
　　齐景公十分得意，拿着卫灵公的书信给各位卿大夫传阅，说：“这都是你们教育得好啊！”把功劳让给大家。
　　大家心领神会，纷纷赞扬齐景公领导有方。唯独大夫苑何忌板着脸，一言不发。齐景公问起来，他就说：“公孙青做得好，那是大伙教育得好；如果他做得不好呢？是不是也要我们一起担责任？古人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是同僚之间？我可不敢接受您的表扬。”把大伙搞得兴致全无。
　　送给苑何忌两个字：拧巴！
　　同年十月，齐景公得了一场病，久治不愈。各国诸侯派来慰问的使者一拨接一拨，应接不暇。齐景公有两个宠臣，一个叫梁丘据，一个叫裔款，他们对齐景公说：“咱们祭祀鬼神，务求丰厚，比先君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您病了那么久，连诸侯们都不安心，是祭祀官的罪过。诸侯们不知道，还以为我们不敬鬼神呢！您何不杀了祭祀官，也算是给诸侯一个交代？”
　　齐景公觉得有道理，将这事告诉了晏婴，问他的意见。说句题外话，这也是齐景公的过人之处，虽然偶尔犯糊涂，但是在做决定之前，总是能够问对人。
　　晏婴听了，脑子里浮现出两个字：荒唐！于是他给齐景公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弭兵会盟，屈建问赵武，士会这个人的品德怎么样？赵武回答：“这位老先生治家有方，办理国事则竭尽全力，毫无私心杂念。他们家举行祭祀，对鬼神有什么说什么，坦坦荡荡，问心无愧。而且因为他们家做事光明磊落，也就没那么多疑神疑鬼，以至于祭祀官无所求于鬼神，落得个清闲自在。”屈建将这话转述给楚康王。楚康王深有感触，说：“能够做到人神无怨，难怪他能辅佐五代君主，领导晋国成为霸主。”
　　齐景公不知是真没听明白，还是装疯卖傻，问道：“梁丘据和裔款说寡人够对得起鬼神，本不应该得病却又得了病，所以才说要追究祭祀官的罪责。您现在给我讲故事，是不是答非所问？”
　　晏婴说：“所谓有德之君，内政外交办得井井有条，做任何事都不违于礼，人神无怨，他的祭祀官向鬼神汇报工作，有一说一，无愧于心。鬼神因此能够心安理得地歆享祭祀，国家因此受到祝福，祭祀官也从中分享到快乐。他们往往健康长寿，子孙繁盛，是因为他们不用替国君说假话，对鬼神保持了诚信。
　　“但也有运气不好的，遇到淫乱的君主，内外不治，纵情私欲，高台深池，轻歌曼舞，动辄违礼，巧取豪夺，滥用民力，人神共愤，却不思悔改。祭祀官如果对鬼神说真话，那是报告国君的罪过；如果文过饰非，只说好话，那是虚假欺诈。真假都不好说，只能说些不相干的空话套话来敷衍鬼神。可是鬼神是那么好欺骗的吗？欺骗了他，就算你上再高档的祭品，他也不享用，还降祸于这个国家，祭祀官也不能幸免。昏君的祭祀官往往不得善终，是因为他们在鬼神面前言不由衷啊！”
　　说句题外话，这古代的祭祀官，咋跟今天的一些媒体同病相怜呢？
　　齐景公满脸通红，心想，好你个晏矮子，这不是绕着弯子说我是昏君吗？得，得——“那依您之见，寡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难啊！”晏婴皱着眉头思索了半天，“您听过那首歌吗？山中的树木，衡鹿（守山林的官吏）看着它；湖里的芦苇，渔人看着它；薮（sōu，湖泽之意）里的柴木，虞候（掌管山泽的官吏）看着它；海边的盐蛤，祈望（掌管海事的官吏）看着它。边远地区的老百姓，既要入城服役，又为边关的征税所盘剥；世袭的大夫们，强买强卖；政令毫无准则，征敛无度；宫室越来越漂亮，淫乐不断。国君的内宠，欺行霸市；国君的外宠，瞒上欺下；声色犬马，不满足就治罪；遭殃的是人民啊，诅咒不已。”
　　齐景公怔怔地听着，若有所思。
　　“诅咒是件很可怕的事。”晏婴接着说，“齐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大家都心怀不满的话，就算您的祭祀官再善于祈祷，挡得住那么多人的诅咒么？所以依为臣之见，杀祭祀官不解决任何问题，修整内政才是您现在最应该做的事。”
　　齐景公一拍大腿：“说得好，就听您的！”马上下达命令，要有关部门放宽政策，撤销关卡，开放山林湖泊，减轻赋税，免除老百姓历年所欠的租税。政策推行下去，国内一片叫好，更为神奇的是，齐景公的病居然自动痊愈了。
　　同年十二月，神清气爽的齐景公前往贝丘打猎，派人拿着弓去宣召虞人（掌管山泽的官员，类似于虞候），虞人却拒不前来觐见。齐景公十分恼怒，将虞人抓起来训问，虞人回答：“按照先王的规定，国君打猎的时候，建立大旗以宣召大夫，拿着弓去宣召士，拿着皮帽子来宣召虞人。下臣没见到皮帽子，所以不敢前来。”齐景公自知理亏，就把他放走了。
　　从贝丘返回临淄的途中，齐景公在遄（chuán）台（地名，今山东省境内）停留了几天，晏婴一直陪侍左右。梁丘据得知消息，从临淄出发，日夜兼程，赶到遄台去迎接齐景公。
　　齐景公看到梁丘据很高兴，对晏婴说：“只有这小子跟寡人和啊（唯据与我和夫）！”
　　晏婴毫不客气地说：“他跟您那是同，不是和。”
　　齐景公奇道：“和与同，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晏婴说，“拿做菜打比方吧，水、火、油、盐、酱、醋，到了厨师手上，就是用来和其味的。咸酸不足，则加盐醋；咸酸太过，则加水冲淡。君子吃了这样的菜，才会心平气和。君臣之间的‘和’，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君认为可以的事，其中有好的因素，也有不好的因素，为臣的责任是把那些不好的因素指出来加以避免，使其可以推行；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事，为臣的责任是将其中有利的因素指出来，供国君参考。这样的话，政通人和，是真正的和谐。但是梁丘据不是这样，您说可以的事，他就说可以；您说不可以的事，他就说不可以。他哪里懂得和，只不过是您的应声虫罢了！”
　　齐景公心想，我的本意不过是说梁丘据跟我走得近，你个晏矮子却借题发挥来教育我，真是见缝插针，防不胜防。他“嘿嘿”地干笑了两声，说：“您说得都有道理。寡人如果没有您，何以治国？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梁丘据，寡人又觉得不快乐。这样吧，治国的事交给您办，找乐子的事就交给他办。寡人不干涉您治国，您也别干涉寡人寻开心，如何？”
　　这话说得明白，梁丘据不过是个小人，我是不会让他参与朝政的。治国的事，还是交给你晏矮子去打理。
　　晏婴听了，表示心悦诚服。
　　对于和与同的关系，孔夫子有精辟的总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不要老提什么统一思想，思想统一的表面下，是各种腹诽与不服气；要允许有意见分歧，要让大家都有表达真实意愿的权力，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和谐。
　　这一天，齐景公君臣几个喝着小酒，听着音乐，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齐景公颇有感慨地说：“如果自古以来，人如果能够不死，那又有多么快乐啊！”这是所谓明主的通病，国泰民安了，就想着万寿无疆。晏婴说：“人如果能够不死，那些快乐都是古人的快乐，哪里轮得到您啊？齐国这片土地，最早是爽鸠氏的，后来季萴（cè）氏取而代之，再后来又有逢伯陵和蒲姑氏，最后才到咱们的姜太公手里。人如果能够不死，现在还是爽鸠氏统治这片土地，快乐也是他的快乐，您恐怕不会觉得快乐。”
　　齐景公点头称善。说句题外话，新陈代谢，本是世间常理，当权者若万岁了，后人还怎么过日子？
　　就在齐国君臣其乐融融，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宋国的动乱却加剧了。宋元公突然发难，杀死了华、向二氏送来的人质，向他们发动进攻。华亥、向宁出逃到陈国，华登出逃到吴国。
　　公元前521年夏，华亥、向宁从陈国边境偷偷进入宋国，召集余党发动叛乱。同年冬天，吴军以华登为向导，入侵宋国，与叛军遥相呼应。
　　宋元公派人向各国求救。齐景公当然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不等晋国发话，派大夫乌枝鸣火速出兵救援宋国。齐、宋联军在鸿口（今河南省境内）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军的两名将领。但是与此同时，华登率领的另外一支吴军却在叛军的配合下，在商丘城下打败宋国守军，直逼内城。
　　宋元公想要弃城逃跑。大夫厨人濮劝谏：“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您可以要我们用性命守住这里，但是不能够让我们用性命来换取您的逃亡。现在还没到最后关头，请您再忍耐！”果然，没过几天，乌枝鸣带领齐军也赶到商丘城下。宋元公站在东门的城楼上观望，只见守军挥舞着旗帜，呼喊着口号，士气十分高涨。他不禁也受到了感染，亲自下城检阅部队，说：“国亡君死，不是孤一个人的耻辱，也是全体宋国人的耻辱，请诸君振奋精神，宋国兴亡，在此一战！”
　　乌枝鸣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氛，他对自己的部下说：“你们也看到了，敌人在人数上多过我们，要打败他们，必须抱有必死的决心。请大家放下手中的长戈，拿起短剑，跟我冲向敌阵！”
　　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长戈威力巨大，也利于保存自身，但是当双方进入混战状态之后，反而不好发挥作用。乌枝鸣的战术，就是要自己的士兵主动与敌军短兵相接，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果然奏效，叛军和吴军很快陷入混乱。厨人濮趁机杀出内城，拿了一块布包了一个人头，挑在车前，大声疾呼：“这是华登的首级！”叛军信以为真，纷纷弃甲而逃。
　　这一仗，作为春秋时期第一次完全使用短兵器作战而载入史册。华亥、华登等人逃到了赭丘（宋国地名，今河南省境内）。
　　同年十一月，晋国的救兵终于到了。晋军由荀吴率领，号召附近各国出兵相助，组成诸侯联军，共同讨伐宋国的叛军。齐景公欣然应允，派苑何忌带兵加入联军。
　　这时候的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怎么挡得住人数众多的联军？赭丘一战，叛军基本上全军覆没。华亥、向宁、华登再度出逃，不过这一次没有再去吴国，而是跑到楚国，得到了楚平王的庇护。
　　通过平定宋国的动乱，齐景公在国际上的声誉得到大大提升。宋元公更是对齐景公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最清楚，如果没有乌枝鸣在商丘城下拼死一战，他这个国君是否保得住，还真是个未知数。
　　因为这层关系，公元前517年，当齐景公带兵攻取郓城，准备将鲁昭公送回国的时候，宋元公是积极配合的。当然，他的配合方式不是出兵，而是打算亲自去一趟晋国，请晋国出面帮助解决问题。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宋元公梦见大子乐已经即位为君，而自己和父亲宋平公穿着整齐的朝服在左右辅佐大子乐。这个梦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宋元公将六卿召到宫中，说：“寡人不才，不能够团结亲族，让各位为此而操心，实在是惭愧。如果托各位的福，寡人得以善终，请各位在为寡人办丧事的时候，一切从简，不要比照先君的规格。拜托了！”
　　六卿听到宋元公这么说，都很难过，回答道：“您如果说为了社稷降低自己的享受标准，我们不敢反对。但是根据宋国的法令，国君的丧事自有其礼仪制度，我们哪里敢擅自降低标准？”
　　宋元公就是这样抱着必死的念头出发了，结果还没走到晋国，死于河南境内的曲棘。
　　公元前516年三月，齐景公亲率大军，护送鲁昭公回到郓城。对此，《春秋》记载：“公至自齐，居于郓。”“至自……”，是《春秋》中常用的句式，意思是从某地回国。鲁昭公虽然没有进入曲阜，但总算是踏上鲁国领土，可以说是“至自”了。
　　同年夏天，齐景公发布命令，严禁收受鲁国方面的任何财物。这就意味着齐国拒绝一切和谈的可能，非要和鲁国开战。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把季孙意如吓坏了，赶紧派申丰和女贾二人潜入齐军大营去找高齮（yǐ）做工作。
　　高齮是谁？他是齐国的名门高氏之后。前面说过，公元前532年的栾、高之乱，高强被打败，逃到了鲁国，高氏由此势衰。高齮也不过是一介大夫，找他做工作有什么用呢？原来还有一层关系：高齮是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的家臣。
　　申丰和女贾去齐营的时候，确实没带什么礼物，仅仅是在怀里藏了二两锦缎。但是他们给高齮的许诺让高齮怦然心动：“如果您能够帮我们的忙，我们将帮您成为高氏的继承人，外加五千庾粮食。”庾是春秋时期的计量单位，五千庾相当于二百四十石，这张支票开得不轻。
　　高齮拿着二两锦缎去找梁丘据，说：“鲁国人准备了一百两这样的缎子想送给您，无奈道路被封锁，送不进来，所以先拿了这些来给您看，不知道您满不满意？”
　　梁丘据用手抚摸着光滑的缎子，消瘦的脸上竟然堆起了几层笑容。
　　晚上，当他陪齐景公用餐的时候，突然说：“您有没有发现，群臣对这次行动似乎不是太尽力？”
　　“哦？”齐景公眯起眼睛想了一阵，似乎有那么点意思。
　　梁丘据说：“您千万别误会，不是群臣不愿意执行您的命令，而是另有原因。您想想看，宋元公为了鲁侯去晋国，不到半路就死了；叔孙婼为了让鲁侯回国，也无疾而终。这究竟是不是老天要放弃鲁国，还是鲁侯得罪了鬼神才至于这样呢？依下臣之见，您不如就呆在这里，让群臣跟着鲁侯去打仗。如果战局顺利，您就乘胜追击；如果不顺，您没有亲自出马，也不算丢人。”
　　那个年代的人，最畏惧的就是所谓天命。齐景公被他这么一说，觉得谨慎一点也未尝不可，于是驻扎下来，将进攻鲁国的任务派给了公子鉏（chú，齐景公之子）。
　　后世有人不解：鲁国人花了大价钱买通高齮和梁丘据，仅仅是换来齐景公不御驾亲征，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以齐国现在这种上升势头，如果齐景公亲自出征，肯定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公子鉏就不同了，他虽然是“公子”，却非大子，地位等同于大夫，即使不能达成目的，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鲁昭公的悲剧：死要面子活受罪】
　　事实上，鲁国人对于齐军的行动，还是准备不足。公子鉏起兵的消息传到曲阜，季孙意如才手忙脚乱地从各地调集部队。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仲孙何忌的家臣、成地（孟氏封邑，今山东省境内）大夫公孙朝——主动站出来为国家分忧。他对季孙意如说：“封邑，就是用来保护国家的，请允许我带领成地军民抵御齐军。”
　　季孙意如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小小成地，怎么挡得住公子鉏的大军？公孙朝请季孙意如支开旁人，将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通，然后说：“您如果不放心，我愿意将自己的家人送到曲阜来当人质。”
　　季孙意如说：“我相信你，不必送人质了。”
　　公孙朝独自一人跑到齐营，对公子鉏说：“孟氏，不过是鲁国的破落家族，长期以来对成邑横征暴敛，索取无度，我早就不能忍受了，请让我借齐国的肩膀好好休息一下（请息肩于齐）。”
　　齐军进攻曲阜本无须经过成地，但是有便宜谁不想占？公子鉏马上移师围成。齐军的先头部队刚刚渡过淄水，就受到公孙朝的迎头攻击。齐军刚准备反击，公孙朝已经撤退了，只留下一句话给公子鉏：“我这是在迷惑鲁国人，不让他们知道我已经投降于您。”
　　公子鉏将信将疑，将部队驻扎在淄水边上停留了一夜，等待公孙朝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探子来报：鲁军已经集结完毕，在炊鼻（地名，今山东省境内，近于成地）严阵以待。公子鉏情知上当，再派人去质问公孙朝，得到答复是：我是很想投降，可是我的部下不听我的话，没办法呀！
　　双方在炊鼻发生战斗。
　　齐将子渊捷一马当先，冲入鲁阵，见兵杀兵，见将斩将，如入无人之境。鲁将野泄上前迎战，子渊捷见了，远远的一箭射过来。野泄眼明手快，举起盾牌遮挡。那箭先是穿过车前横木，再射到盾牌上，正中盾脊（盾中突起部位，最厚也最结实）。野泄只觉手震得发麻，仔细看时，那箭头竟然深入盾脊三寸！如若不是此前有横木阻挡其来势，只怕连盾脊都要射穿了。野泄也不是好惹的，当即举弓回射一箭，不射人而直射其马，正中马颈的挽带。那马惨叫一声，轰然倒地，将另外三匹马也带倒，身后的战车被掀得飞了起来。
　　正巧身边有一辆鲁军的战车经过，子渊捷没等战车落地，翻身一跃，跳到鲁军战车上。只听得车上鲁军惨叫连连，如同沙包一般被扔下车。子渊捷的车夫也不是等闲之辈，刚从地上爬起，疾跑几步，也跃上车来，抓过缰绳，不待子渊捷吩咐，掉转车头，认准了野泄所在的位置，快马加鞭，疾驰而去。
　　有一小队鲁军战车见到子渊捷车上的旗帜，又看到他的长相很像叔孙氏的司马鬷戾，误以为他就是鬷戾，跟上去想要帮忙。子渊捷大笑道：“你们搞错啦，我是齐国人！”当先的鲁国人一听，举起长戈就刺过来。子渊捷何等敏捷，没等戈到，箭已离弦，正中那人的咽喉。其他几辆战车上的鲁国人被吓着了，只敢远远地跟着他。
　　子渊捷的车夫说：“再射他几个吧！”
　　子渊捷：“让他们感到害怕就足够了，不要激起他们的愤怒。”收弓入袋，不再理会他们。子渊捷对鲁国人手下留情，说明他无意大败鲁军，只要能够给后方的齐景公一个交代就完事了。
　　齐国军中，像子渊捷这样想的大有人在。继子渊捷之后，齐将囊带也遇到了野泄。据《左传》记载和本书作者推测，两个人之间的战斗是这样展开的——
　　囊带：兀那鲁将，胆敢阻挡我齐国大军，脑子不好使吧，是天生的还是摔坏的？
　　野泄：我不跟你对骂，两国交兵，都是为了公事，没有个人的私怨。我如果回骂，那就好像是为了我个人了，我才不那么傻呢！但是，你如果继续骂的话，我就要反击你了。
　　囊带：你说什么，我没听清……你的脑子不是摔坏的？难道是门夹坏的？
　　野泄：你个瓜娃子，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给我听好了，你的脑子才不好使，敢跑到我鲁国的土地上来撒野，管教你有来无回！
　　……
　　那天战场上，这样的奇事随处可见。季孙意如的家臣冉竖遇到了齐国的陈开（陈无宇的长子），两个人几乎同时拉弓。冉竖手快，一箭射过去，正中陈开的手臂。陈开忍着剧痛，破口大骂：“哪里来的野人，居然敢射我，活腻了是吗？”
　　冉竖赶紧灰溜溜地跑逃了！见到季孙意如，冉竖就汇报说：“战场上有一位君子，长得皮肤白嫩，胡子眉毛又黑又密，骂起人来，那叫一个狠！”
　　季孙意如说：“那肯定是子强（陈开字子强）了，你没回骂他两句吗？”
　　“咳，不都说了他是君子嘛，我哪敢跟他对骂？”
　　这都什么事？只能说，双方都把对方的来路摸清楚了，根本就不想好好打一仗。
　　最离奇的事情发生在两个鲁国人身上，一个叫林雍，一个叫颜鸣。上级分配林雍给颜鸣当车右护卫，林雍以为羞耻，趁着颜鸣不注意，偷偷跳下车，结果被齐将苑何忌逮到。苑何忌也不想大开杀戒，仅仅是割下林雍的一只耳朵，当作纪念。这时看到颜鸣在远处左冲右突，大呼：“林雍在哪里？快上车来！”
　　苑何忌问道：“你就是林雍吗？”
　　林雍点了点头。
　　苑何忌又问：“为什么擅自下车作战？”
　　林雍说：“这事你管不着。”
　　苑何忌笑着给了车夫一个眼色，车夫心领神会，对林雍说：“您瞧着下边。”林雍刚一低头，苑何忌运刀如风，又剁下了林雍的一只脚！然后说：“你可以走了。”林雍强忍住剧痛，单脚跳上一辆战车，逃了回来。
　　这个时候，颜鸣还不知情，驾着战车在齐军阵中三进三出，大喊：“林雍来坐车！”
　　这一战，史称“炊鼻之战”。双方从早打到晚，战场上却没死几个人，倒是据说有几位老夫子经不起骂而休克了。太阳一下山，双方都鸣金收兵，回去交差。
　　对于齐景公而言，炊鼻之战的结果也在他意料之中。他并不在乎一次战斗的胜负，也不在乎鲁昭公能不能得国，重要的是，他能明确地感受到，晋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了，齐国的出头之日不远了。
　　公元前516年七月，正当雒邑的王子朝之乱如火如荼的时候，齐景公召集莒、邾、纪等各路诸侯，在鄟（zhuān）陵举行会盟，商量帮助鲁昭公回国复位的大事。鲁昭公当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会后，鲁昭公仍然回到郓城居住。
　　公元前515年秋天，晋国终于在郑国的扈地召开了一次卿大夫级别的国际会议，研究解决鲁国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晋国的士鞅、宋国的乐祁、卫国的北宫喜，以及曹、邾、滕等国的代表。总的来说，级别不高，齐景公更是冷眼旁观，没有派代表参加。
　　在会上，乐祁和北宫喜先后发言，强烈谴责鲁国发生的以下犯上的恶劣事件，要求晋国出面主持公道。士鞅先是一言不发，等他们都说完了，才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的意见我不敢苟同。季孙意如到底犯了什么罪，人们到现在还不知道，鲁侯在不能定罪的情况下讨伐他，错在鲁侯。而且我听说，季孙意如被围困的时候，先是请求自囚，后是请求流亡，都没有获得批准。鲁侯一心想置其于死地，但是又没那个本事，最后搞到自己逃亡出境。这难道是季孙意如的责任吗？叔孙氏平日里跟季氏水火不容，到了那天却担心国家陷入混乱，自动跟季氏站在一边，这难道不是天存季氏吗？鲁侯逃到齐国已经有三年了，一事无成。而季孙意如在国内甚得民心，实际上已经控制鲁国，等同于诸侯，却不敢另立新君，而且一如继往地侍奉鲁侯，如同他仍然在位。这样的人，要去讨伐他，我认为是很难的。你们两位都是国家的栋梁，想送鲁侯回国，这也是我士鞅的愿望，请让我跟在你们后面。如果事情不成，我愿意以死相报。”
　　士鞅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乐祁和北宫喜哪里还敢发表意见，都摆手说：“您说得有道理，是我们考虑不周到，这事不再提了。”
　　士鞅装作惊讶地说：“不提了？”
　　“不提了。”
　　“那其他几位呢？”
　　曹、邾、滕三国的代表本来就是凑数的，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压根就没意见。”
　　士鞅说：“那我就回去如实向寡君汇报了。”
　　扈地之会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鲁昭公在郓城翘首以待，得到的又是一场空欢喜。
　　士鞅为什么这样做？拆穿了，还是一个字——贪。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季孙意如便派人给士鞅送去了一大批财宝。士鞅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自然替季孙意如说话。
　　这边扈地之会刚刚落下帷幕，那边季孙意如便开始反攻倒算，派仲孙何忌和阳虎带兵入侵郓城。仲孙何忌这一年不到十六岁，阳虎则是季氏的家臣，也就是《论语》里提到过的、人尽皆知的阳货。看得出，这次出征其实是以季氏为主导，孟孙氏不过担任名义上的统帅罢了。
　　郓城弹丸之地，怎么能够抵挡季氏大军？眼看城将破，鲁昭公被迫再度逃往齐国。
　　奇怪的是，阳虎得知鲁昭公出逃，又停止了攻击。也许季孙意如的本意，不在于收复郓城，因为那样会得罪齐景公。只要鲁昭公不在鲁国境内，他就放心啦。
　　齐景公还是一如继往地客气，在临淄设享礼招待鲁昭公。所谓享礼，是当时最隆重的招待，多用于诸侯之间互相访问的场合。子家羁劝鲁昭公：“您在齐国的庇护下生活已经三年了，还有什么好‘享’的？齐侯不过是想叫您去喝酒罢了。您最好推辞了享礼，只接受酒宴。”
　　子家羁的意思，人贵在自知。你在人家屋檐下呆久了，很难受到尊重。即便人家表面上客气，你也要自觉推辞，免受其辱。
　　鲁昭公接受了子家羁的意见，向齐景公推辞享礼。齐景公一听乐了：好嘛，就照鲁侯的意思，咱们喝酒叙旧，不来那套虚的！于是将乐队和仪仗撤下，宾主相对而坐，放开肚皮喝。
　　三五杯酒下肚，齐景公有了醉意，随便指着一位陪客的大夫说：“你，给鲁侯敬酒！”
　　这事如若发生在现在，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敬酒是一件很讲究的事，即便是随意喝，也要讲究个门当户对。换而言之，国君对卿大夫敬酒，可以派大夫代劳；国君对国君敬酒，那就得自个儿亲自动手，以显尊重。
　　鲁昭公的脸色当时就变了，但还是强忍着不满，接受了对方的敬酒。没想到，更气人的事还在后边。齐景公又喝了几杯，显然喝高了，抚着脑门说：“寡人不胜酒力，要回后宫去歇息，先告辞了！”
　　这都什么事！鲁昭公铁青着脸，目送齐景公出去，刚想起身，齐景公又折回来了，满脸堆着笑说：“您继续喝，喝好了再走，寡人派贱妾小重出来陪您喝。”
　　当年南蒯之乱，公子慭逃亡到齐国，将女儿小重嫁给齐景公为妻。若论辈分，小重乃是鲁昭公的姑母。子家羁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赶紧拉着鲁昭公告辞出来。
　　公元前514年春天，自尊心大受打击的鲁昭公在临淄给晋顷公写了一封信，希望晋国能够接纳他。子家羁也同意他离开齐国，但是说：“您现在是有求于人，不能够在这里坐等人家来接，那样的话，谁还会同情您呢？还是先回到我国的边境上等着为好。”
　　鲁昭公不听，反而又派人去请求晋国来人迎接。等了十多天，等回来的是晋顷公的一封回信。信上半是指责，半是酸溜溜地说：“上天降祸于鲁国，让您滞留国外，寡人对此深表同情。但是您出来那么久了，也不派一个人来屈尊问候寡人，而是心安理得地居住在齐国，难道还要寡人派人到齐国来迎接你吗？”
　　话说得明白，你想到晋国不难，但是寡人对你先投靠齐国这件事深感不满，你最好是先回到鲁国，寡人才好派人来接你。
　　鲁昭公没办法，只好返回齐鲁两国边境，晋国这才派出使者，将他迎接至乾侯（晋国地名，今河北省境内）。
　　乾侯不是新田，离新田还有很远的距离。鲁昭公在乾侯呆了将近一年，也没见到晋顷公，自觉没趣，于公元前513年春天又回到了郓城。
　　齐景公倒是殷勤，马上派大夫高张前来慰问。见到鲁昭公，高张便叫他“主君”。所谓主君，是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对主人的称呼。这样一来，高张算是把鲁昭公降到卿大夫一级来对待了。子家羁说：“齐国明目张胆地轻视您，再和他们打交道，只能自取其辱。”鲁昭公于是又回到乾侯。
　　往返几次折腾，把鲁昭公一行的盘缠都用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他们在乾侯过的日子，可以用“凄惨”二字来形容。本来季孙意如每年都会在国内买几匹好马，准备好随从人员的衣服鞋帽，派人送到鲁昭公的居所去。可是这一年，鲁昭公气急败坏之下，逮捕了季孙意如的使者，将马卖掉去换粮食。自此之后，季孙意如再也没有派人来送物资。
　　卫灵公为了表示慰问，将自己的乘马“启服”送给了鲁昭公。人倒霉起来，喝凉水也塞牙。启服刚送到乾侯两天，便不小心掉到坑里，摔死了。鲁昭公十分伤感，命人打造棺材，准备给马下葬。子家羁劝阻说：“大伙都饿得不行了，请您让他们把马吃了吧。”
　　鲁昭公鼻子一酸，眼泪便掉下来了，说：“你看着办吧！”
　　同年二月，鲁昭公将身边仅剩的两件宝贝——一张羔羊皮和一块龙纹美玉交给儿子公衍，要他前往齐国跑一趟。羔羊皮就当赏赐给公衍当盘缠，龙纹美玉则是献给齐景公。相比晋顷公的无情，齐景公的奚落就算不得什么了，鲁昭公希望齐景公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不计前嫌，帮他渡过难关。
　　公衍是个好小伙子，一路省吃俭用到了临淄，不但献上龙纹美玉，还将羔羊皮也一并献给了齐景公。齐景公很高兴，大笔一挥，将阳谷赏赐给了公衍。
　　公衍和公为同父异母，两个人出生的时间相差无几。当他们快出生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同在一个产房里待产。公衍先出生，公为的母亲耍了一个滑头，说：“我们情同姐妹，既然一起待产，就一起去报喜，你等等我啊！”过了三天，公为出生，他的母亲却偷偷派人去给鲁昭公报了喜，结果公为就做了哥哥，当上了鲁国的大子。
　　公衍从齐国回来复命，鲁昭公听说齐景公给了阳谷，高兴得不得了，再想起鲁国的这段往事，说：“如果不是公为，寡人就不会有今天的尴尬。”废除了公为的大子，让公衍接替。
　　有了阳谷的税收，鲁昭公在乾侯的日子就好过多了。这期间，晋国也发生了许多事情，韩起和晋顷公先后去世，魏舒接任中军元帅，晋定公即位。关于这些事情，后文即将讲到，在此不提。
　　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11年春天，年轻的晋定公提出，鲁侯在晋国呆了好几年了，这事总这么拖着不办，也不是个办法，最好派兵将他送回去。
　　士鞅说：“那就把季孙意如召到晋国来问个清楚吧。如果他不敢来，说明他心虚，然后再讨伐他，如何？”
　　晋定公心想，先礼后兵，也有道理，于是宣召季孙意如。季孙意如本来不敢去，但是他收到士鞅差人送来的一封信后，又答应了前往晋国对质。
　　信上只有几个字：你来，我保你无事！
　　季孙意如于是来到晋国。晋定公派荀跞质问他：“你为什么驱逐自己的国君？周朝的刑律规定，有国君而不侍奉，乃是大罪，你认真考虑一下吧！”
　　季孙意如早有准备。他去见荀跞的时候，头上戴的是服丧专用的“练冠”，身上穿的是麻衣，脚上也没穿鞋，一副悲悲戚戚的模样，伏在地上回答荀跞：“侍奉国君，那是下臣求之不得的，哪里敢逃避刑罚？国君如果认为下臣有罪，请把下臣囚禁在费邑，以待审问，下臣绝对服从。如果顾念先君的恩情，不使季氏断绝香火，那就算要下臣死，下臣也心甘情愿。如果能够跟随国君回去，那本来就是下臣的愿望，求之不得！”
　　荀跞一听，这个季孙意如还真会说话，没法问罪啊！那就让他求仁得仁，带着鲁昭公这个宝贝回去吧。于是将季孙意如带到乾侯，让他面见鲁昭公。
　　自公元前517年至今，这是鲁昭公和季孙意如六年来第一次见面。其实也没真正相见，是季孙意如跪在屋子外头，向鲁昭公发出了回国的邀请。
　　荀跞也说：“寡君派下臣责备意如，意如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请您跟着他回去吧。”
　　鲁昭公此时感慨万千，同时也是纠结万分。回到鲁国，是他做梦都想的事，但不是杀回去，而是被季孙意如请回去，对他来说又是一种耻辱。子家羁劝他：“回去吧，一次耻辱不能忍受，呆在这里终身耻辱反而能忍受吗？”
　　鲁昭公心想，是啊，回去自然是耻辱，可总比一辈子寄人篱下强。但是其他人显然误判了形势，也不愿意跟着鲁昭公回国，对鲁昭公说：“能不能打倒季氏，就在您一句话，请您千万不要犯糊涂！”
　　大伙这么一起哄，鲁昭公还真犯了糊涂，以为只要自己说一句话，晋国人就会主持公道，将季孙意如抓起来问罪。于是对荀跞说：“感谢晋侯的恩惠，如果真的打算让我回国扫除宗庙来侍奉他，我就不能见那个人。我和季孙意如势不两立，请河神作证——我如果见他一面，就请河神降罪于我。”
　　荀跞完全没有料到鲁昭公会来这么一招，赶紧捂上耳朵，说：“寡君诚惶诚恐地想办好您的事，哪里知道反而会引起鲁国的内乱！下臣这就回去复命。”说着退了出去，对季孙意如说：“国君还在生你的气呢，别跪了，赶紧回去主持大局吧！”
　　季孙意如最想听到的就是这句话，他强忍着心中的狂喜，大声说：“既然是这样，下臣不敢违逆国君的意思，先行告退了。”爬起来，头也不回地跟着荀跞走了。
　　鲁昭公君臣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老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子家羁偷偷对鲁昭公说：“您如果后悔，现在还来得及，驾一辆车追上季孙意如的队伍，他还是得带您回去。”
　　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鲁昭公马上起来，走到院子里，吩咐内侍备车。马还没牵过来，群臣们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
　　“您这是想干什么？”
　　“要把我们这些人都丢在这里吗？”
　　更有人拔出剑来，虚指着鲁昭公说：“谁也不许走，谁走谁就是罪人！”
　　鲁昭公吓得脸色发白，偷偷地看了一眼子家羁。子家羁摇了摇头，意思是，算了吧，走不成了。
　　公元前510年，《春秋》记载：“公在乾侯。”《左传》解释，鲁昭公既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又不能得到国内的支持，还不能听取正确的意见，所以只能呆在乾侯虚度时日。屈指算来，这已经是他流亡国外的第八个年头了。
　　同年十二月，鲁昭公病逝。临终之前，将所有财物拿出来赠送给列位大夫，但是谁都不敢接受。赠给子家羁一对玉虎、一片玉环、一块玉璧和几件衣服，子家羁接受了。其他人这才敢接受。鲁昭公死后，子家羁又将这些东西还给库房，说：“我接受这些，是不敢违抗国君的命令。”其他人见状，也交还了赏赐的东西。
　　鲁昭公被季孙意如驱逐，最终客死他乡，将一百多年来的“三桓专鲁”推到了高潮。后世对季孙意如的评价，多持谴责的态度，认为他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是名副其实的乱臣贼子。但是在当时，人们显然不这么看。晋国的赵鞅曾就此事问大夫史墨：“季孙意如以臣逐君，国内的老百姓都服他，诸侯也接受他，国君客死他乡而不问其罪，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很玄妙，但也不难懂：“天下万物的数理，有二，有三，有五。所以天上有日、月、星，谓之三辰；地上有金、木、水、火、土，叫做五行；物体有左右，互为依存。天子有公，诸侯有卿，便是这种关系。老天生了季氏，命他辅佐鲁侯，已经很长时间了。老百姓服他，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几代鲁侯都耽于享乐，而几代季孙都勤于政务，老百姓早将国君忘记了，就算他死在外面，又有谁会觉得悲伤？所谓社稷，不是一家人的社稷，君臣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古来如此。古代那些帝王的子孙，如今还有几个富贵，早都成为庶人了。诗上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大地尚且如此多变，何况人世？您如果要问我从这件事中能够得到什么教训，只有一点——国君必须慎重对待器与名，不可以假借给别人。”
　　由此可见，器即礼器，名即名分，这两样东西都是国君专有的，也就是国君统治国家的合法性依据，千万不可让人家盗走。
　　【伤不起的晋国内耗】
　　公元前528年，晋国发生了一桩土地纠纷案：大夫邢侯和雍子争夺鄐（chù）地（地名，今河南省境内）的田产，打起了官司。
　　邢侯是楚国降臣申公巫臣的儿子，雍子也是楚国人，多年前因遭人陷害而逃到晋国。审判长士景伯当时正在楚国出差，两个楚国人的官司便交由叔向的弟弟羊舌鲋代理审判。
　　叔向兄弟五人，羊舌鲋是老幺。兄弟二人的品性迥然不同：叔向聪明睿智，敬业爱国，在历史上有“古之遗直”之称，与“古之遗爱”子产齐名；羊舌鲋则声名狼藉，被世人称为老饕。
　　老饕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捞钱的好机会。
　　案子还没审，当事人雍子就给羊舌鲋送来一笔茶水费，羊舌鲋欣然收下。
　　邢侯则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到中军元帅韩起。韩起有没有收钱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他给羊舌鲋递了一张条子，上面明确指示，要他判邢侯胜诉。
　　按常理说，中军元帅发了话，这个案子胜负已决，就算告到晋侯那里，也是邢侯获胜。但是羊舌鲋显然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只要有利可图，就算得罪韩起他也敢干。
　　他将雍子找过来，说：“事情不好办，有很厉害的人替邢侯撑腰，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反正很厉害。”
　　雍子说：“那按您的意思是，这官司打不赢了？”
　　“倒也不是。只是，确实很难。”羊舌鲋不停地搓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不时瞟雍子一眼，欲言又止。
　　雍子很干脆地说：“我知道事情不好办，但我相信审判长的智慧，没有办不到的事。这样吧，我有一个女儿，年方二八，长得如花似玉，是我们老两口的心头肉，一直舍不得许人。如果审判长不嫌弃，我回去就和老太婆商量，将女儿嫁给您当个侧室，而且不用您下聘礼，我们家倒贴一笔嫁妆，如何？”
　　羊舌鲋说：“这恐怕不太好吧？”
　　雍子说：“有什么不好？羊舌家是晋国的名门，我这个楚国人能够将女儿嫁到羊舌家，感到非常荣幸。我说审判长，啊，不……姑爷，您就别推辞了。”
　　羊舌鲋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到了断案那天，羊舌鲋大笔一挥，果然判邢侯败诉！
　　邢侯本来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一听这个结果，立马控制不住情绪，做了一件很不理智的事。他从腰间拔出佩剑，一个箭步冲到羊舌鲋面前，将羊舌鲋刺了个透心凉。雍子见势不妙，捞起下裳想跑，邢侯追上去又是一剑，将雍子也杀死了。
　　土地纠纷升级为人命案，震惊了晋国朝野，韩起不得不亲自审理此案，出于对叔向的尊重，他事先征询叔向的意见。
　　叔向的回答很明确：“三个当事人都有罪。杀人凶手应当处死，和那两个被杀的一起曝尸示众，以儆效尤。”
　　韩起没想到叔向会这样说。羊舌鲋是叔向的胞弟，曝尸示众的话，羊舌家的面子何在？
　　叔向平静地说：“雍子贿赂法官，羊舌鲋贪赃枉法，邢侯公然行凶，都是犯罪。他们一个行贿当局巧取豪夺，这叫做昏；一个贪图贿赂而败坏法纪，这叫做墨；一个行凶杀人而毫无顾忌，这叫做贼。《夏书》上说，昏、墨、贼者，都应当处死。这是自古就有的刑罚，请您照祖先的规矩来办吧！”
　　韩起最终按照叔向的意思，杀了邢侯，将三个人的尸首都挂在城门口示众。
　　孔夫子对这件事的评价很高，说：“叔向这个人无论治理国事还是处理案件，都不偏袒自己的亲属，可谓正直！”
　　其实，叔向与邢侯也不是一般关系。叔向的老婆，是申公巫臣的女儿，也就是邢侯的姐姐。
　　据《左传》记载，叔向娶申公巫臣的女儿，遭到过母亲叔姬的反对。叔姬认为，申公巫臣的老婆夏姬不是个好东西，“嫁了三个老公，害死了一个国君（陈灵公）、一个儿子（夏征舒）、两个卿（孔宁和仪行父），还导致陈国灭亡。”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女儿，能是好货？
　　叔向是个孝子，特别听母亲的话，当时就决定不娶了。但当时的国君晋平公是个多管闲事的人，听说这件事，说：“男才女貌，门当户对，有什么不好？”亲自作主，非要叔向把这门亲事给办了。
　　叔向和这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食我，字伯石。叔向去世后，食我继承家业，成为羊舌氏的族长。
　　公元前514年，晋国发生了一桩风流事儿。大夫祁盈的家臣祁胜和邬藏“通室”，也就是交换夫妻（真够新潮的！）。祁盈发现之后，要将这两个人抓起来治罪。祁胜赶快贿赂下军副帅荀跞，请他出面为自己说话。
　　当时晋国的风气，和现在大概也差不多。荀跞收了礼，便对晋昭公说：“祁盈也没向您报告一声，就抓了人，这是不对的。”
　　晋昭公哪里有什么主见？政事早由六卿把持，他连傀儡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个影子。荀跞说祁盈做得不对，那他就是做得不对。晋昭公马上传旨：将祁盈抓起来问罪！
　　祁盈的家臣们得到消息，群情激愤，纷纷劝祁盈：“反正是一死，不如杀了那两个淫贼，至少图个痛快！”这是什么搞法！本来事情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将那两个淫贼一杀，那不是公然和国君对着干吗？
　　祁盈却听从家臣的意见，杀了祁胜和邬藏。也许在他看来，处置家臣是自己的家务事，即便是国君也无权插手。但是他没想到，荀跞想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借口。
　　同年六月，晋国六卿开会讨论祁家的问题，一致决定判处祁盈死刑，没收祁家的一切资产，充公入库。不仅如此，羊舌食我素来与祁盈交好，“祁盈之党也”，同样判处死刑，财产充公！这样的判决，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不如去抢好了。
　　据说，羊舌食我出生的时候，叔姬前往探视，还没到产房，听到食我的哭声，便走回去了，说：“这是豺狼的声音，这孩子狼子野心，羊舌氏怕是要断送在他手里了！”食我怎么狼子野心，史料没有记载，倒是记载了六卿如何赤裸裸地掠夺别人的家业，瓜分晋国的财产。
　　祁氏和羊舌氏的家业有多大？
　　这一年秋天，执政多年的韩起去世了，接替他的是魏舒，瓜分祁、羊舌两氏土地的工作自然落到了魏舒头上。
　　魏舒将祁氏的土地分为七个县，羊舌氏的土地分为三个县，分别任命司马弥牟、贾辛、司马督、魏戊、智徐吾、韩固、孟丙、乐霄、赵朝、僚安为县大夫。如此安排的理由：贾辛、司马督曾为王室服务，立下大功；智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乃卿之庶子，能守其业，所以给予嘉奖；其余四人，是众人推荐的贤才，受封之前都没见过魏舒。
　　有一种观点认为，魏舒没有将土地分给六卿，而是直接委任县大夫管理，是晋国由封建采邑制向郡县制改革的一次尝试，旨在增强国家的力量。我觉得，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严格地说，这是一次表面公正，实际上具有政治目的的分配。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晋国六卿的情况。
　　魏舒：魏氏，其先祖毕万，在晋献公年代崭露头角，获封魏地。其后有魏犨，以勇力闻名于世。魏犨之孙魏绛在晋悼公、晋平公年间多有建树。魏舒即魏绛之子。
　　赵鞅：赵氏，其先祖赵夙，是晋献公年代名臣。其后赵衰辅佐晋文公称霸天下，赵盾在晋灵公年代权倾一时，赵武在晋平公年代成为中军元帅，主持弭兵会盟。赵鞅乃赵武之孙。
　　韩不信：韩氏，其先祖韩简，曾经服务于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出力甚多。晋灵公年间，韩厥受到赵盾提拔，仕途一路走高，直至当上中军元帅。韩厥之子韩起也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继赵武之后成中军元帅。韩起生韩须，韩须早死，韩不信继承韩氏家业。赵、韩两家世代相互提携，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
　　荀寅：荀氏，其先祖荀林父担任过晋文公的“御戎”（车夫），后来逐渐成长为晋军的重要将领。公元前632年，晋国扩军，在三军的基础上增加“三行”，荀林父被任命为中行主将，从此荀林父一族又以“中行”为氏。荀林父官至中军元帅，其后荀庚担任过上军元帅，荀偃担任过中军元帅，荀吴担任过中军副帅。荀寅即荀吴的儿子。
　　士鞅：士氏，因其先祖获封于范，又称为范氏。自晋文公年代开始，士氏家族人才辈出。士会五朝老臣，德高望重，享有崇高的声誉；士燮、士匄也多有出色表现。士鞅即士匄之子。从历史上看，士氏家族自士匄开始，门风有所下降。特别是士鞅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有些心术不正，喜欢煽风点火（公元前559年的栾盈之乱，就有他的一份功劳）。当上卿之后，又以贪财好货而闻名于诸侯，而且结党营私，跟荀寅打得火热。
　　荀跞：荀氏，其先祖荀首，是荀林父的亲弟弟，因战功被封于智地（地名，今山西省境内），所以又称为智氏。其后荀罃曾任下军副帅、上军元帅和中军元帅，荀盈曾任下军副帅。荀盈去世后，晋平公想趁机削弱智氏，打算安排自己的亲信接替荀盈的位置，后来因为屠蒯等人的劝阻，才不得不任命荀盈的儿子荀跞为下军副帅。那个时候，智氏家族相对衰落，有赖于同宗共祖的中行氏提携。
　　魏舒主持瓜分土地，智、赵、韩、魏四家都分到了赃，范氏和中行氏则一无所获，用意很明显：他希望通过拉拢智、赵、韩三家来打击范氏和中行氏，同时拉拢部分非卿家族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但是孔夫子似乎没看清这一点，他表扬魏舒“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魏舒其实多少有些心虚。他问大夫成鱄（tuán）：“我将梗阳县封给魏戊，人家会认为我这是在谋求私利吗？”
　　魏戊是魏舒的小儿子。成鱄回答：“怎么可能呢？魏戊这孩子品德很好，尊重领导，团结同事，见利思义，为人谨慎，给他一个县算什么？当年周武王得到天下，他们兄弟被封为诸侯的有十五人，姬姓建国的有四十人，这都是提拔自己的亲人，但是没人敢反对，为什么？因为他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择善而封，亲疏远近都没有区别。您现在做的事，也是择善而封，连那些不怎么熟的人都封到了，谁又会说您谋求私利呢？”
　　成鱄的话，正是魏舒想听到的。
　　另外一个故事则可说明魏舒也不像他自己标榜的那么高尚。
　　魏戊去了梗阳县后，有人打官司，魏戊拿不定主意，把案件上报给魏舒。一方当事人马上给魏舒送去一队歌女。魏老先生一看到十几个娇滴滴的女孩子，简直笑得嘴都合不拢，也不说推辞，也不说接受，将她们留在了府上。
　　倒是魏戊很着急，将大夫阎没、女宽找来说：“老头子以不爱贿赂而闻名于诸侯，如果接受梗阳人的这些女优，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请你们两位一定要说说他。”
　　阎没和女宽答应了。第二天退朝，两个人先跑到魏舒的院子里等候。魏舒回来看见他们，招呼他们一起吃晚饭。等到饭菜摆上来，两个人三次叹气，欲言又止。魏舒看不下去了，说：“古人说得好，只有吃饭能够忘记忧愁，你们跟我吃饭，这样长吁短叹的，究竟是为哪般？”两人对魏舒说：“昨天晚上有人送了两瓶酒，我俩喝高了，因此没吃晚餐，今天早就饿晕了。刚刚饭菜摆上来，我们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到一半，又责备自己说，难道元帅请吃饭，还能不够吃？于是再次叹气。等到菜全上来，满满一桌子，我们还没吃，光看着都由衷地感到很满足，所以又有一叹。唯愿君子的心也像我们小人的肚子一样（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容易得到满足。”
　　魏舒脸一红，说：“我明白了。”命人将歌女全部退回。
　　后人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很少有人知道，“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
　　同年十月，贾辛将前往其封地上任，临行前向魏舒告别。魏舒很高兴，给贾辛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叔向出访郑国，郑国大夫然明想看看叔向，但又怕自己长得丑吓坏了客人，便装作是收拾器皿的仆人，站在堂下，说了一句话。当时叔向正准备喝酒，听到那句话，就把酒放下，说：“那肯定是然明！”下堂来拉住然明的手，将他请到堂上，说：“古时候有个贾大夫，长得奇丑无比，娶了个老婆，人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苟言笑——整整三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笑过一次。直到有一次，贾大夫带着老婆去打猎，射中了一只野鸡，他老婆才开始笑着说话。贾大夫深有感触，说‘看来男人还是得有点本事，我如果不会射箭，你这一辈子就不说不笑了啊！’然明啊，你本来就貌不出众，再不说话，我就与你失之交臂了，能说不说害死人啊！”
　　魏舒讲完这个故事，对贾辛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对王室有功，我才保举你。现在要去上任了，那就快去吧，保持一颗诚敬的心，把工作做好，不要毁了你原来的功劳！”
　　孔夫子评价：“诗上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魏老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啊，他的后代必定兴旺发达。”
　　我以为，魏舒的话说得中肯，但这种慈父般的谆谆教导，无疑也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公元前513年冬天，魏舒派赵鞅、荀寅修筑汝城（今河南省境内），顺便收缴当地民间的铁器，得到铁四百八十斤。荀寅用这些铁铸造了一座刑鼎，鼎身上刻着当年士匄主持修订的刑法。
　　自郑国的子产铸刑鼎以来，铸刑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首先还是人治与法治之争。保守者认为，晋国自古恪守先祖唐叔订立的法度，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现在放弃古法而铸刑鼎，老百姓以后只看刑鼎就行了，哪里还会尊重领导？长此以往，贵族何以成其为贵族？贵贱无序了，国家哪里还像个国家？
　　其次，士匄主持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是弃置不用了的。刑法中的一些重要原则，还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举行“夷之蒐”的时候确定下来的。众所周知，“夷之蒐”是晋国众卿乱政的开始，“一蒐而三易中军帅”，国君完全被众卿摆布，根本没办法控制局面，而且导致后来的赵、狐之争和一系列乱局。这样一部刑法，本身就为人诟病，怎么还能刻在刑鼎上呢？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荀寅铸刑鼎，未请示魏舒。
　　据说，魏舒听说荀寅在铸刑鼎，大吃一惊，连忙派人命令荀寅停工。但是荀寅置若罔闻，反而加快了施工进度，同时还拉拢赵鞅跟他一起担责任。工程完工后，魏舒召集六卿开会，追讨责任，结果发现事情真正的幕后主使乃是士鞅！
　　六卿之中，荀寅和士鞅狼狈为奸，赵鞅被荀寅利用，荀跞与荀寅同宗共祖，韩不信又与赵鞅世代相好，魏舒只能偃旗息鼓，铸刑鼎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当时大夫史墨对此事评论：“范氏和中行氏快要灭亡了吧！荀寅不过是个上军副帅，却不遵从上令，擅自铸造刑鼎，胆子也太大了。范氏也难辞其咎，范宣子（士匄）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废除不用，现在又搬出来实行，这是自取灭亡。至于赵氏，不过是被利用了，如若能够吸取教训，加强品德修养，或许可以免除祸患。”
　　六卿之间互相角力，直接导致晋国国际地位下降。公元前512年六月，晋顷公去世，晋定公即位。八月，晋国为晋顷公举行葬礼。郑国派子大叔前往新田吊丧并送葬。
　　当时的礼节，送葬和吊丧是分开来的，送葬重于吊丧，送葬者的地位必须高于吊丧者，方能体现尊重。以晋、郑两国外交史为例，晋悼公死，公孙夏吊丧，子产送葬；晋平公死，子大叔吊丧，罕虎送葬。现在晋顷公死了，郑国仅仅派来一个子大叔，一人身兼两职，无疑是降低了规格。
　　魏舒很不舒服，命士景伯责问子大叔为什么会这样。
　　子大叔回答：“诸侯之所以臣服于晋侯，是因为晋国有礼。所谓礼，很简单，就是小国侍奉大国，恭顺听命；大国安抚小国，体恤周全。郑国居于大国之间，忠于职守，参与大国的守备，同呼吸共命运，怎么可能忘记吊丧送葬之礼？先王规定，诸侯的丧事，派士吊丧，大夫送葬，卿是不用出面的。然而晋国的丧事，郑国每次都派卿参与，不可谓不重视，但那也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这么做。如果条件不允许，比如国有战乱的时候，别说卿，就是士大夫也派不出来。当年王室办周灵王的丧事，我先君郑简公正好在楚国，只派了下卿印段前往，王室也没发表意见，这就是体恤我们这些小国的困难。现在您说，‘为什么不按原来的规格办？’老兄啊，原来的规格也是有丰有俭，我们到底是从丰还是从俭呢？从丰，寡君刚刚即位两年（郑定公两年前去世，郑献公即位），年纪还小，您总不好要他亲自跑一趟吧？从俭，那我这个当国已经来了，规格也不算低了。您实在要责备我们，那就看着办吧！”
　　士景伯无言以对。
　　公元前510年秋天，周敬王派大夫富辛、石张访问晋国，提出一个要求：自从王子朝叛乱，雒邑便变得破败不堪，王室只好搬到成周。但是成周地方狭小，城墙也不高，想请晋国号召诸侯帮助扩建成周并加高城墙。
　　所谓霸业，不外尊王攘夷。魏舒认为这是一个提高晋国声望的机会，更是一个提高自己声望的机会。毕竟，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不希望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软弱无能的名声。
　　于是同年十一月，魏舒、韩不信召集诸侯大夫在狄泉会盟，讨论修建成周的事情。指派士景伯为总设计师，负责计算城池的长、宽、高、深，测算所需的土方，进行建筑物资的比选，安排人工使用计划，确定后勤保障方案。士景伯将这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分配给各国的任务也很明确。韩不信则负责监督，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事是好事，工作也安排得很到位，但是魏舒也许太急于确立自己的威信，在狄泉之会上做了一件傻事：他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在坐北朝南的位置。
　　谁都知道，坐北朝南，那是天子的位置，连晋侯都不敢这么坐。当时卫国大夫彪徯（xī）就说：“魏老先生恐怕不能长久了。”
　　更离谱的是，魏舒将工程全权交给韩不信之后，自己就带着人马跑到大陆（地名，今河南省境内）去打猎。结果在回来的路上，突然疾病发作，死于宁城（今河南省获嘉县境内）。
　　晋国本来就影响力下降，魏舒这一死，参与筑城的诸侯可就有想法了。宋国的大夫仲几公然拒绝士景伯给他安排的任务，推给滕、薛、小邾几个小国去做。那几个小国当然不乐意，要士景伯给个公道。士景伯想和稀泥，对仲几说：“现在大家都齐心协力为天子筑城，请您顾全大局，先接受任务。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仲几毫不买账，坚决不接受任务。士景伯毛了，晋国虽然问题多多，要对付你宋国，那还是绰绰有余！韩不信也很恼火，下令将仲几抓起来，关在雒邑的地牢里。
　　其实比仲几做得更过分的是齐国的高张。公元前509年三月，成周的修建工作完成，诸侯大夫都准备打道回国了，高张才姗姗来迟。但是晋国人对于这件事选择性失明，连一句当面批评的话都没给。
　　毕竟，齐国不是宋国。
　　【晏子的故事：自古矮子有智慧】
　　齐国不是宋国，因为齐国有个齐景公，还有个晏矮子。
　　《左传》记载，公元前516年冬天，一颗不知名的彗星划过齐国的夜空。齐景公有点紧张，想举行禳祭来消灾解难。
　　晏婴安慰他说：“天上的彗星，是用来扫除人间的污秽的，不可能为谁而改变。您的品行如果有污秽，祈祷是没有用的，至多求得一点心理安慰；您的品行如果没有污秽，那就更不用祈祷了，纯属浪费。下臣平时说话刻薄，也没少批评您，但是今天要说一句表扬您的话——这么多年来，您的所作所为，没有违反原则。齐国在您的领导下，越来越强大，四方诸侯都等着来朝觐您，哪里用得着担心什么彗星？”
　　齐景公很受用，打消了举行禳祭的念头，拉着晏婴坐在自己的席子上说话。说着说着，齐景公长叹了一声，道：“多漂亮的宫室啊！谁将成为它的主人呢？”
　　晏婴吃了一惊：“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齐景公拍了拍晏婴的肩膀：“你别装傻，寡人的意思你很清楚，寡人百年之后，谁会成为齐国的主人？”
　　晏婴不敢回答。
　　齐景公笑了，说：“我倒是以为，天下之大，唯有德者居之，你就大胆说吧！谁，将成为齐国的主人？”
　　晏婴看着齐景公。君臣相处几十年了，他第一次打心底对这位国君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贵在乐天知命，贵在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贵在知道大好江山不是你一家独有而是有德者居之。他向齐景公作了一个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那我就直说了，所谓有德之人，也许是陈氏吧？陈氏虽无大德，但是乐善好施，他们向领地上的农民收租，故意用小的量器；借给人们粮食，则用大的量器。老百姓得到了好处，自然归顺于他们。诗上说，‘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的施舍，就是老百姓的歌舞啊！他的后代只要不是太懒惰，没有什么天灾人祸导致他家突然灭亡，齐国迟早是他家的。”
　　齐景公愣了半晌。陈氏的野心，他是看在眼里的。公元前532年栾、高之乱，陈、鲍二氏瓜分了栾、高二氏的家产，后经晏婴劝说，陈无宇又将分到的田地全部上交给公室，自己请求告老还乡，回到莒地去颐养天年。齐景公得了陈无宇慷慨捐献的田产，实力大增，站在这个角度而言，他是很感激陈无宇的。但是他同时也留意到，陈无宇回到莒地，并非真的是当起了寓公，而是继续暗中拉拢人心。此前齐国历年内乱中，流亡到各国的公子、公孙有十余人之多。陈无宇派人将他们一一召回，赠予地产、财物、房舍、用具乃至仆从的衣物。这些流亡者们在国外的时候微不足道，回到国内则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在他们的极力鼓吹下，陈无宇的个人威信越来越高，隐然成为了齐国的在野党领袖。
　　“那依你之见，寡人该如何对待他？”齐景公问。
　　晏婴说：“很简单，以礼相待就可以了。自古以来，做国君的，只要把握好礼的原则，士、农、工、商便会各守其职，官吏和大夫也不敢轻慢，陈家无论怎么施舍，也难以动摇国家的基础。”
　　齐景公说：“真那么简单？”
　　晏婴说：“就那么简单。以礼定国，做到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则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与天地齐寿，与日月同辉。”
　　齐景公很高兴地说：“今天我才知道礼的精髓啊！”
　　晏子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孔子说的那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历史上甚至有一种说法，孔子那八个字，其实就是晏婴说的。
　　关于晏婴和齐景公，史上有很多故事流传至今。
　　有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齐景公披着裘皮大衣在宫室里喝着小酒，正好晏婴前来觐见，齐景公很高兴地说：“怪了，这雪下了三天三夜，寡人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冷。”
　　晏婴毫不客气地说：“您穿着裘皮大衣，喝着暖酒，自然不冷。我听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了会想到老百姓还饥饿，自己暖和了会想到老百姓还穿不暖，自己安逸了会想到老百姓还在辛苦地劳作，您却只知道自己暖和！”
　　齐景公很惭愧：“您说得对，寡人受教了！”马上下令，不论户籍，不问姓名，凡是有需要的人群，一律由国家进行救助。
　　还有一次，齐景公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死了。齐景公震怒，下令把养马的人抓来处以车裂之刑。当时晏子在场，便对齐景公说：“杀人呢，也得有个讲究。请问当年尧、舜为了一匹马肢解人的时候，是从身体的什么部分开始？”
　　齐景公脸一红，说：“那就不车裂，砍头算了。”
　　晏婴说：“砍头好啊！比车裂好。但是这个人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请让下臣说说他的罪状，让他死个明白，您说好吗？”
　　“好啊！”
　　晏婴于是对着马夫说开了：“你知道吗？你犯了三条死罪——为国君养马你却把马养死，这是其一；偏偏这马又是国君最喜爱的，这是其二；因为你的过失而使国君杀人，百姓听说之后一定有意见，认为国君重马轻人，诸侯听说之后一定轻视我国，这是其三。你知罪吗？”
　　齐景公听了赶紧说：“快把他放了吧！放了吧！你这是绕着弯子在骂我呢！”
　　诸如此类的故事，《晏子春秋》中多有记载，本书不一一复述，但是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齐景公颇有其兄齐庄公之风，崇尚武功，好养猛士。当时齐国有三名高手，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公孙捷，一个叫古冶子，个个身怀绝技，勇猛绝伦，都被网罗到齐景公宫中，号称“齐国三杰”。俗话说养虎为患，齐景公刚刚把三杰网罗到身边，感觉还很不错，带出去有面子，放家里有安全感，但是久而久之，问题就来了。这三位本是江湖人士，性情桀骜，率性而为，对于宫中的种种规矩，高兴的时候就听，不高兴的时候抛在一边，谁要是敢劝一句，立马翻脸不认人。要知道，他们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一般的大，拆掉一两座房子，那是轻而易举的事，连齐景公也拿他们没办法。
　　晏婴对齐景公说：“这三个人上无君臣之义，下无尊卑之分，放在国内只会惹事生非，放到战场上也不过是匹夫之勇，还留着他们干啥？除掉算了！”
　　齐景公无奈地说：“寡人现在也很后悔啊，可怎么除啊？他们三个人加起来，就是一支军队也对付不了。弄不好的话，只怕惹火烧身。”
　　晏婴说：“些许小事，就交给下臣去办吧。”
　　某一天，鲁昭公访问齐国，齐景公设宴款待，鲁国的叔孙婼和齐国的晏婴作陪。三杰佩剑立于堂下，威风凛凛。
　　酒过三巡，晏婴命人端上来六个桃子，献给两位国君和叔孙婼吃，当然，他自己也吃了一个。至于剩下的两个桃子，他提出，就赏给堂下的三杰，“谁的功劳大，桃子就给谁”。
　　这明显是一个存心不良的建议，三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却摩拳擦掌，要在两位国君面前争个你高我低。
　　公孙捷首先放炮：“有一次大王出猎，突然从林中跳出一头猛虎，扑向国君。我赶紧冲上去，挡在国君前面，与虎搏斗，将虎打死。这样的功劳，能不能吃个桃呢？”
　　“他真将那老虎打死了？”晏婴不相信似地看着齐景公。齐景公点头，表示承认有那么回事。
　　“太了不起了，这桃子该你吃。”晏婴说着，亲手将一个桃子交给公孙捷。
　　古冶子在一旁看了，很不服气地说：“打死老虎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国君前往晋国，经过黄河的时候，有一只大鼋（yuán）兴风作浪，一口吞下国君的一匹乘马。是我跳进河中，舍命杀死了大鼋，国君才得以安全渡河。这样的功劳，该不该吃个桃子？”
　　齐景公赶紧说：“当时形势万分凶险，若非此人斩鼋除怪，寡人性命堪忧。”
　　“英雄啊！”晏婴忙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送给了古冶子。
　　田开疆眼睁睁看桃子分完了，气急败坏地叫道：“打虎、杀鼋有什么了不起！我奉命讨伐徐国，俘虏徐兵五千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连郯国和莒国也望风而降。如此大功，反而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面前受到这样的羞辱，我还有什么面目站在朝廷之上呢？”说着拔出宝剑，寒光一闪，竟然自刎了。
　　公孙捷一看，脸涨得通红，也拔出剑来，道：“我的功劳确实不如田将军，我吃到了桃子，田将军却吃不到，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罢将剑锋往脖子上一抹，血溅三尺。
　　古冶子大哭道：“我们三人结为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他俩都死了，我还苟活着干什么？”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二桃杀三士”。
　　据说，三杰死后，共葬一处。到了东汉末年，诸葛亮曾经到此一游，写了一首《梁甫吟》：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平心而论，诗写得不怎么样。
　　再后来，清人赵执信也就此事写了一首诗：
　　〖石父当年脱网罗，留将三士竟如何？
　　孟尝坐食三千客，拼将桃园杀几多！〗
　　诸葛亮和赵执信，对三杰无疑是持有赞赏和惋惜的态度的。但也有人不以为然。清人崔象珏就曾这样写道：
　　〖勇士虽优兼智短，名心太重视身轻。
　　仪延并用终为乱，诸葛何须笑晏婴！〗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历史上流传甚广，然而考证起来，却是诸多漏洞，不足以信。如若此事为真，我个人以为，利用人的血性做文章，这样的政治智慧，对一个民族来说乃是真正的流毒。
　　关于晏婴，还有另外几个故事。
　　前文赵执信诗中所言“石父”，是指越石父。
　　《史记》记载，有一次晏婴外出，在路上遇到被人当作奴隶出售的越石父。晏婴见他相貌不凡，便下车与之交谈。说了几句话，不觉大吃一惊，原来是个人才啊！当即解开一匹拉车的马，将他赎出来，让他坐自己的车回家。
　　到家之后，车停在院子里。晏婴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径直走进屋里，很久没出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晏婴派人去请越石父，越石父却请求与晏婴绝交。晏婴大吃一惊，说：“我虽然不仁，好歹也将您从厄运中解救出来，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跟我绝交呢？”越石父说：“作为君子，受到不知己的人的轻慢，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知己也轻慢他，那就必然恼怒。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就可以不尊重对方；同样，一个人也不必因受惠于人，而卑躬屈膝，丧失尊严。您将赎我出来，既是您的好意，也是因为您通过对话，对我有了了解。既然了解我，又不尊重我，还不如让我回去做奴仆好了！”晏婴惭愧道：“您批评得对。”于是重新施礼，请越石父上座，待其为贵宾，而且积极向齐景公举荐。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窥见晏婴的人才观。有一次晏婴坐车外出，车夫的老婆从门缝偷看她的丈夫。只见车夫坐在晏婴前面，赶着四匹马，十分得意。车夫回到家里，老婆要求离婚，说：“晏子身高不满六尺，当了那么大的官，天下闻名。但我偷偷观看他外出，神态十分谦和。而你呢，虽然身长八尺，却不过是个车夫。但是你的神态说明你志满意得，再无上进心。”车夫被老婆教训了一通，果然就谦虚恭谨起来。晏婴感到奇怪，问他原因，车夫如实相告。晏婴认为这个人知错能改，是可造之才，就推荐他为大夫。当然，放在今天，高级领导的司机当上了干部也没什么稀奇。
　　晏婴向齐景公举荐的人才中，最出名的当属司马穰苴（rángjǔ）。
　　司马穰苴不姓司马，而是姓田。当然，严格地说，他也不姓田，而是姓妫，田氏。
　　因为他是陈完的后人，与陈氏家族的陈无宇同宗。古音中，陈与田同音，陈完从陈国迁到齐国后，或许为了避祸，便将陈氏改成了田氏，但习惯上人们还常常称其为陈氏。因此，齐国的陈氏就是田氏，陈无宇也可以叫做田无宇，田穰苴也可以叫做陈穰苴。
　　话说某一年，晋国和燕国入侵齐国，齐军溃败。齐景公深为忧虑，晏婴便向他推荐田穰苴：“此人虽为田氏子孙，但是文德可使部下亲附，武略可使敌人畏惧，希望您试用一下他。”
　　齐景公一听他是田氏的人，心里便不太乐意，但是国难当前，又碍于晏婴的面子，只好答应见一面。没想到，见面聊了两个时辰，齐景公就彻底被田穰苴的军事才能征服了，当场任命他为将军，率兵抵抗外敌入侵。
　　田穰苴说：“下臣出身卑贱，又没有什么名气。现在您将我从民间提拔上来，地位在大夫之上，士兵们对我并不了解，百姓也不信任我，恐怕难以服众。如果您想要我打胜仗，就请派一名您信任的、有威望的人来监军，作为我的后台。”
　　齐景公一听乐了，心里直夸田穰苴善解人意。自古以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国君的，最怕就是大将心怀不轨，因此千方百计都要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大将身边，是为监军。现在田穰苴主动提出要派监军，他哪能不答应？于是指派宠臣庄贾为田穰苴的监军。
　　田穰苴见到庄贾，和他约定：“明天正午在军门外相会。”庄贾满口答应。
　　第二天一早，田穰苴先驰车来到军营，在门口树起日表，打开滴漏，等待庄贾。
　　庄贾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靠着插科打诨的本领在齐景公身边混得如鱼得水，做什么事都漫不经心。因为当上了监军，亲戚朋友都来祝贺，摆开酒宴，胡吃海喝了一通，直到这天傍晚才姗姗来迟。
　　当他醉眼惺忪地来到军营门口，见到的是全副戎装的田穰苴。“咦，这个农民穿起军服，倒也蛮精神嘛！”庄贾暗自好笑。田穰苴虽是陈完的后人，却不是嫡系，跟陈无宇不可同日而语。庄贾压根没将他放在眼里，站在车上歪歪斜斜地朝田穰苴作了一个揖，道：“不好意思，我来迟了。”
　　“你为什么来迟？”田穰苴冷冷地说。
　　“啊？”庄贾没听明白。
　　“你为什么来迟？”田穰苴又重复了一次。大风吹得辕门的军旗猎猎作响，田穰苴笔直地立在那里，像是一尊没有表情的石像。
　　庄贾一边下车一边说：“因为亲戚朋友相送，所以耽搁了。”
　　田穰苴说：“没有其他原因吗？”
　　庄贾说：“没有，我说的是实话，不信你可以问别人。”
　　田穰苴说：“所谓将领，从接受任命之日起就不顾家庭，从进入军营起就不顾亲戚，从拿起鼓槌就不顾个人安危。现在敌人深入我国，举国骚动，国君睡不安稳，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系于您一身，还顾得上什么相送呢？”不待庄贾回答，回头问军法官：“按照军法，迟到者应如何处置？”
　　军法官回答：“应当斩首。”
　　听到斩首二字，庄贾的酒一下子就醒了，连忙对车夫说：“快去宫中向国君禀报。”车夫一甩马鞭，绝尘而去。田穰苴也不阻拦，挥挥手，卫士们一拥而上，将庄贾绑住拖到营中。
　　等到齐景公的使者拿着节符驱车闯入营中的时候，庄贾的头颅已经悬挂在营中示众多时了。使者叫苦不迭，对田穰苴说：“您怎么那么快就将他斩首了，也不等等国君的命令？”
　　田穰苴说：“将领在军中，国君的命令可以不必完全照办。”又问军法官：“依照军法，擅自闯入营垒当如何处置？”
　　军法官说：“应当斩首。”
　　使者一听，吓得两腿发抖。田穰苴又说了一句：“国君的使者不可以杀，但是不能不惩罚。”下令斩了使者的车夫，杀死左边的马，示众于三军，三军无不肃然。
　　田穰苴派使者将事情的经过回报齐景公，然后命令部队出发。一路上，士兵安营扎寨，打井砌灶，饮水吃饭，看病抓药，他都亲自过问，以示关怀。而且不开小灶，把自己的粮食全部拿来与士兵共享。三天之后部队抵达前线，连那些老弱病残都奋勇争先，要去作战。还没有开战，晋军得到消息，撤兵而去。燕军连忙渡河而去，溃不成军。田穰苴乘胜追击，收复了全部失地。
　　齐景公喜出望外，早把庄贾被杀一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封田穰苴为大司马。因此，史上又称其为司马穰苴。
　　令人疑惑的是，司马迁对司马穰苴推崇备至，在《史记》中专门给他留下一篇“司马穰苴列传”，但是《左传》竟然对这个人毫无记载。而且，在齐景公年代，也没有发生过晋国和燕国入侵齐国的事，从常理推测也不太可能发生——晋国已经日薄西山，无暇东顾；燕国偏安一隅，齐国不欺负它就是万幸，怎么可能反过来侵略齐国？
　　但是有一件事却是毫无疑问的：在齐景公的领导下，齐国的国力大大提升，现在他已经不满足对晋国说不，而是要真刀真枪地跟晋国对着干了。


　　第三章 吴国崛起
　　【楚平王好色酿大祸】
　　现在来说说楚国的事情。
　　随着楚平王政权的逐渐稳固，新的矛盾也在产生。公元前528年九月，令尹斗成然被杀。斗成然是扶助楚平王上台的关键人物，一度深受信任，然而居功自傲，与楚国的望族养氏（养由基的后人）结党营私，贪得无厌。楚平王杀斗成然，并灭养氏满门。随后又立斗成然的儿子斗辛为郧公，以示不忘旧功。
　　楚平王还是蔡公的时候，在蔡国娶妻，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建。楚平王即位之后，立建为大子，命伍举的儿子伍奢为大傅，大夫费无极为少傅，共同负责教育大子建。
　　前面说到，伍举的父亲伍参与蔡国大师公子朝是好朋友，伍举与公子朝的儿子公孙归生曾经自幼相交，情同手足，两家乃是世交。公孙归生的儿子朝吴也是拥立楚平王的有功之臣，再加上有伍家这层关系，楚平王对朝吴格外恩宠，让其继续居住在蔡国，有事必问之。因此，朝吴在蔡国虽然只是大夫之职，地位却十分显赫。
　　天下本无事，自有来事之人，这个人便是费无极。
　　《左传》记载，费无极担任大子少傅，却不被大子建待见。这一来与他的人品卑劣有关，二来也与大傅伍奢过于强势有关。费无极既恨大子建看不起自己，且嫉妒伍奢得势，久而久之，怨念便变成了魔鬼。
　　公元前527年，费无极奉命出使蔡国，借机拜访了朝吴。
　　他对朝吴说：“大王对您的信任，普天之下无人不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放心让您呆在蔡国。”
　　朝吴笑而不语。费无极说的是实话，以朝吴的才能和在蔡国的影响力，楚平王还能让他呆在蔡国，无疑是极大的信任。
　　“但是，”费无极话锋一转，“令人深感不平的是，您这样的人物，如果在楚国，至少是个卿，在蔡国却还只是个大夫，实在有辱您的身份。我愿意为您去做工作，让您在蔡国也有个合适的地位，如何？”
　　朝吴一下子警惕起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费无极向来无宝不落，怎么会无端端地替他考虑地位的问题呢？他立马站起来，朝费无极作了一个揖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现在过得很满足，一点也不操心所谓的地位问题，您还是请回吧！”
　　费无极讪笑道：“我只是替您鸣不平，鸣不平。”告辞出来，就去了蔡国几位重臣的府上。
　　他对那几位说的又是另一套：“楚王宠信朝吴，所以让他留在蔡国。你们几位在楚王心中的分量远远比不上他，爵位却比他高，难道不觉得很危险吗？”
　　那几位本来就内心复杂——推翻楚灵王，恢复蔡国的独立，无疑是朝吴的首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朝吴曾与楚平王联手作战，竟然成为了楚平王的亲信，事情就有点尴尬了。一个身居重位的蔡国人，怎么可以和楚王保持这么良好的关系呢？这对于蔡国的国家安全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种亲密的关系使得朝吴在蔡国成为了受防范的人，本来他应该受到英雄般拥戴，即便当上蔡国的大师也未尝不可（这个职务他的祖父曾经担任过），可人们故意不提这茬，只让他继续当大夫——经过费无极这样一提醒，那几位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明白该怎么做了。
　　公元前527年夏天，蔡国人群起而攻之，将朝吴驱逐出境。朝吴也不生气，跑到郑国过起了优哉游哉的流亡的日子。楚平王得知此事，勃然大怒，责问费无极：“寡人信任朝吴，所以将他安置在蔡国，日后还会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而且如果没有朝吴，寡人也就没有今天。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挑拨蔡人将朝吴赶走？”
　　费无极说：“臣难道不想朝吴为楚国服务？然而臣早就知道，这个人只爱蔡国，对楚国并无忠心。只要他在蔡国，蔡国就会像鸟儿一样，很快飞离楚国的怀抱。我用计去除他，是想剪掉蔡国的羽翼，好让它飞不走啊！”
　　这样的解释，楚平王居然也接受了。
　　同年春天，吴王夷昧去世。前面说过，夷昧的父亲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馀祭，夷昧是老三，老四就是那位“叹为观止”的季札。寿梦立下的遗嘱，是兄终弟及。因此诸樊死后，馀祭即位；馀祭被杀，夷昧上台；现在夷昧撒手而去，按道理应该轮到季札了。但是季札坚决不当这个吴王，群臣一定要他当，他便故伎重施，跑到乡下去种田。这种情况下，群臣只好改立寿梦的庶长子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吴王僚。
　　吴王僚即位三年，率兵讨伐楚国。楚平王派令尹阳匄和司马公子鲂出战，在长岸（今安徽省境内）大败吴军，连吴王的乘舟“馀皇”也成为了楚军的战利品。
　　吴军大将、夷昧的长子阖闾为吴国挽回了一点面子，他对自己的部下说：“丧失了先王的乘舟，不是我阖闾一个人的罪过，你们大家都有份。让我们同心协力，把馀皇抢回来，以免除死罪！”部下都说：“我们听您的。”于是选派死士三人，穿上楚军的服装，混入楚军部队，潜伏在馀皇附近。阖闾亦率军尾随楚军，乘其不备发动攻击，里应外合，打了楚军一个措手不及，成功地将馀皇抢了回去。
　　长岸之战虽以楚军胜利而告终，但是吴军的战斗力也给楚平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岸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24年冬天，楚平王采纳左尹王子胜的建议，将居住在叶城（今河南省境内）的许人南迁至白羽，派重兵把守叶城，以防范晋国入侵。公元前523年春天，又派令尹阳匄修筑郏城（今河南省境内）。这也是当年楚庄王对付少数民族叛乱时采用的策略，先关好北大门，再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对付吴国人。当时就有人评论：“楚王的志向不在与晋国争夺诸侯，仅求自保而已。”
　　很难说楚平王是不是学着楚庄王依样画葫芦，关好北大门后，他马上派费无极前往秦国，向秦哀公求亲，为大子建迎娶秦哀公的女儿——回想当年，楚庄王平定百濮和庸人之乱，也是主动向秦国人靠拢，借助了秦国的力量才顺利完成的。
　　至此为止，楚平王作为一位君主的表现可圈可点。如若忽略其使用阴谋诡计诱使王子比和王子黑肱自杀这一史实，他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明君。可是，当他那位千娇百媚的儿媳妇千里迢迢从秦国来到郢都之后，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折点。
　　费无极没有将她直接送到大子建的东宫，而是先安置在宾馆里住下，然后跑去对楚平王说：“下臣白活了数十年，从未见过如此婀娜的女子。”
　　楚平王怦然心动，趁着夜色撩人，乔装改扮，跟着费无极去了宾馆偷看新媳妇。回来之后，他便不再说话，站在王宫的院子里，对着一轮明月沉默了足足半个时辰。
　　费无极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等到楚平王踱回殿内，他小心翼翼地跟上去，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莫非，大王很喜欢秦国公主？”
　　楚平王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费无极说：“喜欢的话，娶过来就是。”
　　楚平王说：“这，难道可以吗？”
　　费无极说：“有什么不可以？整个楚国都是大王的，大王想要什么就是什么。”
　　楚平王说：“那大子怎么办？”
　　费无极说：“大子又没见过公主，您再为他说一门亲事不就解决了？”
　　楚平王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
　　在中国历史上，楚平王不是第一位也绝不是最后一位抢儿子老婆的人。现在听起来，这件事情虽然离谱，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轰动。
　　同年夏天，楚平王派水军讨伐居住在今湖北石首附近的濮人。费无极建议楚平王：“晋国之所以称霸多年，是因为地理位置靠近中原各国，而楚国偏远，所以未能与之争夺。如果趁这次讨伐的机会扩大城父（今河南省境内）的城墙，令大子镇守此地，加强与北方诸国的联系，而您则专心经略南方，天下唾手可得。”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事不正常。大子是未来的国君，按规定必须居住在国都，怎么能够派去戍边呢？但是楚平王很爽快地采纳了费无极的建议，命令大子建迁到城父去居住。原因很简单，据后宫传来的消息，嬴氏夫人，也就是秦国公主已经怀孕了。
　　同年冬天，楚平王和嬴氏的儿子熊珍诞生。
　　费无极非常体贴也非常及时地给楚平王送来一个情报：大子建和伍奢拥兵自重，密谋造反，并且与齐、晋串通，准备进攻楚国！
　　楚平王不假思索，立刻派人前往城父责问伍奢有没有这回事。
　　伍奢回答：“大王抢了大子的老婆，已经很过分了，现在居然听信这样的馋言，难道不是很可笑吗？”
　　使者当场将伍奢抓起来，送往郢都。
　　与此同时，城父司马（地方的军事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守备司令）奋扬接到了楚平王给他的密诏，上面只写了八个字：“大子叛国，执而杀之！”
　　奋扬派人将大子建护送去了宋国，然后将自己绑了起来，前往郢都谢罪。
　　楚平王十分恼怒，说：“命令是寡人亲手所写，是你亲眼所见，是谁走漏了风声，让大子逃跑了？”
　　奋扬如实回答：“是下臣所为。当初您命大子驻守城父，交代下臣说，要侍奉大子如同侍奉国君。下臣的智商有限，不能变通，严格执行了您的这道命令，对于您后来要杀大子那道命令，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好将大子放走。后来下臣也很后悔，但已经来不及了。”
　　楚平王冷笑一声：“那你还敢来见我？”
　　奋扬说：“下臣没有完成您的使命，如果再不来向您请罪，那就是一错再错，逃到哪里都无处藏身。”
　　楚平王沉吟半晌，说：“你回去吧，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西汉刘向著《说苑》，其中有“立节”一篇，便将奋扬这件事收录其中。楚平王对奋扬的处理，说明人性的复杂：他听信费无极的馋言要杀大子建（实际上也是为了让熊珍成为大子），自是昏庸；有感于奋扬的忠义而宽赦其罪，又颇有明君之度。如果这件事到此为止，倒也没有酿成大错。但是，楚平王紧接着又做了一件事，导致楚国此后数十年的动荡不安，也为他本人死后被掘墓鞭尸埋下了伏笔。
　　他听从费无极的建议，处死了伍奢。
　　处死伍奢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伍奢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伍员（yún），字子胥，历史上一般称其为伍子胥（xǔ）。
　　处死伍奢之前，费无极还向楚平王建议：“伍奢的两个儿子都很有才，万一跑到了吴国，必为楚国之患。请以赦免伍奢为名，召他们前来郢都，一网打尽，否则后患无穷。”
　　楚平王同意了，派使者去找伍奢，要他写信给两个儿子，说：“把他们叫过来，则放你一条生路，不然就要你死！”伍奢淡然一笑，提笔写了一封信交给使者，说：“大王命令我写信，我岂能不从？只不过请你转告大王，知子莫若父。伍尚（伍奢的长子）为人仁厚，看到我的信必定会来；伍员为人刚戾隐忍，能成大事，他才不会轻易上当。”楚平王不听，还是派人将信送到了伍尚做官的棠地（今河南省境内），而且说：“来，则免你们的父亲一死；不来，马上处死他。”
　　当时伍子胥也在棠地。看到伍奢的亲笔信之后，伍尚便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伍子胥说：“大王召我兄弟，并不是真想放父亲一条生路，不过是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罢了。我们去或不去，父亲都难逃一死，何必让我们也白白送死？如果连我们都死了，还有谁能够替父亲报仇？不如投奔吴国，借吴国的力量回来为父报仇。”
　　伍尚说：“我难道不知道这是个圈套？可是大王以父亲的性命为要挟，我如果不去，不就是抛弃了老父亲吗？天下人会怎么看待我们伍家？”
　　“可是……”伍子胥看着伍尚那张平静的脸，一时语塞。伍尚笑了，拍了拍伍子胥的肩膀说：“你去吧，我不阻拦你。咱们兄弟二人，你能替父报仇，我能陪他赴死，这不是挺好的吗？”
　　伍子胥还想再劝，伍尚将一张弓和一壶箭交到他手里，说：“你快走吧！”
　　伍尚跟着使者回到了郢都。楚平王听说伍子胥没来，派出十余名宫中卫士前去追捕伍子胥。
　　事实证明，他完全低估了伍子胥的能耐。
　　卫士们一度在一片沼泽地里追上伍子胥。伍子胥一看只有十几个人，三四辆车，不慌不忙地张弓搭箭，说：“你们听好了，我现在要射最前面那个驾车的。”话音未落，弓弦响动，第一辆车的车夫惨叫一声，坠地而死。
　　其余的人吓得赶紧低下头，不敢再追。伍子胥又搭上一支箭：“还有不要命的吗？”几辆兵车一齐调头，去得比来得还快。伍子胥大笑道：“回去告诉楚王，如果想楚国不灭，就放了我父兄，否则的话，我会将楚国变成一片废墟！”说罢将箭插入壶中，从容离去。
　　卫士们回去报告楚平王，楚平王大为后悔，又派出一支数百人的部队前去追杀伍子胥，一直追到长江边上也没发现他的踪迹，无功而返。
　　据说，伍子胥在逃亡途中，遇到了好友申包胥。申包胥刚好从宋国访问回来，还不知道国内发生了这样的大事，见到伍子胥独自一人负弓而行，神情悲愤异常，不觉大吃一惊。问明了原委之后，申包胥同样感到愤怒，但是也不好说什么来安慰伍子胥，只能问他有什么打算。
　　伍子胥只说了八个字：“不灭楚国，誓不为人。”
　　如果是别人说这样的话，申包胥会认为那是异想天开。毕竟，楚国不是一般国家，自楚武王称霸江汉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敢说要灭掉楚国，即便是齐桓公和晋文公也不敢，因为会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当伍子胥咬牙切齿地说出那八个字，申包胥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知道这个人如果想要做一件事，就一定做得到。“你要灭掉楚国，我不能为你鼓劲，因为我是楚国人，不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但是你身负杀父之仇，我也不能阻止你，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你的痛苦我感同身受。”申包胥说，“你走吧，我不会泄露你的行踪，但是请你记住一句话——如果你能灭掉楚国，我一定会恢复它。”
　　现代人很难理解古人那种从容和坦然，更难理解他们那种举重若轻的说话方式。“你要灭掉楚国？那好，我会恢复它。”轻飘飘的一句话，没有“你不要不自量力”或“你要以大局为重”之类的说教，就如同说“你要掀翻桌子？那好，我会扶起它”那么简单。
　　倒是伍奢说了一句狠话。
　　据《左传》记载，伍尚一到郢都，便被拉去和伍奢一同斩首。伍奢在临死之前说：“楚君，大夫，其旰（gān）食乎！”
　　楚君自然是指楚平王，大夫则是指费无极，当然也可以泛指楚国君臣。旰食即晚食，意思是你们等着伍员的报复来临，到时疲于奔命，想按时吃饭都难啰！
　　【伍子胥的神奇复仇路】
　　伍子胥的复仇，无疑是春秋战国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故事。众所周知，他后来借助吴国的力量，果然达到了消灭楚国的目的。但是关于这一段历史，《左传》的记载很简洁。比如说，伍子胥离开楚国之后是如何来到吴国的，《左传》仅有“员如吴”三个字，简洁之至。司马迁想必看了很不过瘾，于是在《史记》的“伍子胥列传”中加了很长一段传说。而东汉的赵晔更是煞有介事地整了一部《吴越春秋》，将伍子胥的故事说得有滋有味。另外还有一部至今查不出作者的《越绝书》，也对伍子胥多有描述。
　　综合各家之言，伍子胥的复仇之路应该是这样的——
　　他首先去到宋国，找到了流亡在那里的大子建。这个决定说明伍子胥是相当有政治头脑的。要想找楚平王复仇，手里头必须有一张王牌，而大子建无疑是他能拿到的最好的王牌。但是他的运气显然不太好，宋国当时正是宋元公时期，华、向二氏作乱，政局动荡不安，没有人顾得上大子建这位落魄的楚国王子。伍子胥和大子建商量，与其呆在宋国耗费时间，不如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于是两个人又来到了郑国。
　　郑定公倒是相当礼遇大子建和伍子胥，让他们住在宾馆里，衣食住行都有专人照顾。也许在郑定公看来，大子建毕竟是楚平王的亲骨肉，说不定哪一天楚平王回心转意要大子建回去呢！这样的客人不能得罪，得好好供着。
　　但是对于大子建来说，锦衣玉食并非所求，寻回失去的地位才是最迫切的需要。他在新郑住了几个月，按捺不住寂寞，偷偷跑到晋国去见晋顷公。
　　这个时候的晋国，已经是日薄西山，根本没心思插手楚国的内政。晋顷公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岌岌可危，但他还是摆出大国元首的架子接见了大子建。倾听了大子建的哭诉之后，晋顷公提出一个相当坑爹的建议：“既然郑伯那么信任你，你何不回到郑国去发动一场政变？到时候晋国出兵帮助你，里应外合，把郑国给灭了，你就是郑国的主人。”
　　大子建怦然心动。回到郑国，他便紧锣密鼓地准备政变。郑定公发现不对劲，派人跟踪大子建的行踪，很快发现他在图谋不轨。结果大子建被抓起来砍了头，伍子胥侥幸逃脱，带着大子建的儿子熊胜偷偷离开了新郑。
　　以上遭遇使得伍子胥明白，要想报杀父之仇，宋国、郑国甚至晋国都靠不住，非得找吴国不可。但是去吴国的路途充满凶险，因为从河南到江苏，必须经过安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带，当时正是楚国的版图。而且楚国方面得知伍子胥从郑国逃出，也加强了搜查力度，严防他从眼皮底下逃脱。
　　诸多传奇故事发生在这一次冒险的旅途中。
　　在昭关（今安徽省含山县境内），伍子胥遇到了最严密的盘查。当地守将把他的画像挂在关前，过关的行人必须站到画像前，一个个接受对照检查盘问。伍子胥在附近的村落中躲了四五天，一直想不到过关的良策，急得头发都白了。正在这时，一个被称为东皋公的好心老头认出了他，将他和熊胜接到自己家里，又叫来自己的好朋友皇甫讷与伍子胥相见。
　　原来皇甫讷长得和伍子胥很相似，加上伍子胥一夜白头，使得皇甫讷看起来更像是正版的伍子胥。三个人商议好之后，由皇甫讷假扮伍子胥去过昭关。守关的士兵看到皇甫讷那副紧张的神情，再对照画像一看，立马认定他就是伍子胥，不由分说，将他抓了起来送到长官那里。而真正的伍子胥则趁乱跟着人群通过了昭关。
　　等到伍子胥走远了，东皋公才拄着拐杖慢慢悠悠地来到关里找守将，向他表示祝贺，并提出要看看伍子胥。东皋公在当地很有人望，守将和他也很熟，于是将“伍子胥”提出来。东皋公一看便笑了：“兄弟你搞错了，这个不是伍子胥，他叫皇甫讷，是糟老头我的好朋友，今天约好了去郊游，怎么被你给抓起来了呢？”
　　守将大吃一惊，盘问了皇甫讷几个问题，又对着画像反复看了几次，终于承认了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这个“伍子胥”是山寨版的。没办法，他只好把皇甫讷放了。
　　伍子胥带着熊胜继续东行，一路餐风宿露，还要躲避搜捕，艰辛自不待言。某一日来到长江边上，后有追兵，前有大江，两人只能躲在芦苇荡里，形势十分危急。恰在此时，伍子胥看到一叶扁舟，摇摇晃晃顺流而下。舟上一位渔翁，悠然自得地唱着当地的情歌：
　　〖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芦之漪就是芦苇荡。歌词大意是，情哥哥你呀别着急，等到太阳下山月亮上来，妹妹和你相约在芦苇荡。伍子胥一听便明白了，于是在芦苇荡里一直躲到太阳落山。月亮刚刚挂上天幕，果然又听到渔翁摇着小船回来，这一次唱的是：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
　　太阳下山了，我心悲伤；月亮高挂了，你怎么还不渡江？伍子胥带着熊胜走出来，上了渔翁的船。他朝着渔翁作了一揖，刚想说话，渔翁制止了他：“我知道你是谁，我帮你不为别的，只是同情你的遭遇。”又问：“饿了吧？”伍子胥和熊胜都不由自主地点头。从上午到天黑，他们粒米未进，何止是饿？简直是要饿晕了。渔翁说：“你们还在这里再等一下，我先给你们弄点吃的来。”
　　渔翁去后半个多时辰仍没有回来，伍子胥越想越不对劲，这渔翁该不会是故意使诈，诱他们出来，然后去报官了吧？他不禁打了个冷战，想要离开，却又浑身乏力，估计也走不远，干脆又回到芦苇从中躲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听到渔翁的声音：“芦中人啊芦中人，难道你已经离开了吗？”伍子胥不敢吱声，直到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才又现身。
　　渔翁责备道：“我看你们面有饥色，才为你们回去拿食物，你们却躲了起来，难道是看不起我？”
　　伍子胥连忙赔礼：“在下的性命本来属于老天，现在全仗您相救，岂敢看不起！”
　　渔翁笑笑，奉上鱼汤泡饭。伍子胥和熊胜顾不得优雅，就坐在船头狼吞虎咽起来。渔翁荡起双桨，小船轻快地划开波浪，朝着江那边游去。等到船靠岸，伍子胥和熊胜也吃饱了。伍子胥解下随身佩带的七星宝剑送给渔翁，说：“我现在身无分文，无以为报，只有这把祖传的宝剑，价值百金，就送给您做个纪念吧！”
　　渔翁看都没看那宝剑，说：“我要是贪图回报的话，大王悬赏抓你，但凡活捉你的，赏谷五万石，封大夫爵，难道不比你这百金值钱？”伍子胥大为惭愧，将宝剑收起来，又问渔翁姓名。渔翁说：“就叫我渔丈人吧！”伍子胥只好再三道谢。渔翁摇船离岸，伍子胥挥手作别，又嘱咐渔翁：“请务必掩藏好我们用过的器具，免得被人发现。”
　　所谓用过的器具，不过就是几只陶碗，洗洗即可，哪里用得着掩藏？渔翁从伍子胥的话中听出：他还是不放心，怕我泄露他的行踪。渔翁长叹一声，道：“我这样对你，你却不相信我，罢了罢了，我就让你彻底放心吧！”说罢弄翻渔船，自沉于江中。
　　伍子胥心思缜密，对人缺乏信任感，由此可见一斑。但是，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后人编造的。《吴越春秋》写到这里，接着又写道：伍子胥来到吴国，在溧阳（今江苏省南部）城内沿街乞讨，有一个女人拿出食物让他和熊胜吃饱，他又对这个女人说了同样的话，“请掩藏好餐具，不要让别人看到了。”那个女人也受不了，毅然跳江自尽。这个故事的不合理之处在于，伍子胥在楚国境内说这样的话还情有可原，到了吴国还这样说就没有任何理由了——吴国又没有悬赏要他的人头，怕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伍子胥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抵达了吴国的首都，而且很快见到了吴王僚，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向吴王僚陈述了进攻楚国的诸多好处。吴王僚本来就对当年长岸之战的失利耿耿于怀，一直想找机会挽回面子，听了伍子胥的分析，未免心动。如果不是阖闾从中插一杠，伍子胥的复仇计划似乎马上就能成为现实了。
　　阖闾对吴王僚说：“这个人不过是想利用吴国的力量为自己报仇罢了，无缘无故讨伐楚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吴王僚被浇了一盆冷水，清醒了许多。伍子胥不由得多看了阖闾几眼，只见这个年轻人长着一张养尊处优的脸，白白净净，胡须打理得一丝不苟，穿着打扮十分华丽，一副公子哥儿的模样，很难让人联想到长岸之战中勇夺馀皇的吴军英雄。
　　“此人不简单。”伍子胥暗想。吴王僚确实是一个值得投靠的人物，但是相比之下，阖闾似乎更让伍子胥一见倾心。而且，从阖闾的眼神中，伍子胥还读到了一种旁人难以察觉的欲望：阖闾并不甘居于吴王僚之下，他想成为吴国的主人。
　　阖闾有这种欲望是不难理解的。按照吴国“兄终弟及”的传统，夷昧死后，王位本应由季札继承，但是季札拒不接受，那就应该按“父死子替”的原则，由夷昧的长子阖闾即位。没想到僚这个伯父捷足先登，以先王寿梦庶子的身份抢占了王位，阖闾怎么吞得下这口气？
　　没费多少思量，伍子胥便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要成为阖闾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于是话锋一转，对吴王僚说：“这位公子言之有理，您身为国君，确实不应该为了某一个人的私欲而兴兵。”
　　吴王僚很不悦：“你跟我说了一大通进攻楚国的好处，不就是要鼓动我讨伐楚国吗？”
　　伍子胥说：“国君是一国之人的国君，不能意气用事，军国大事尤其如此。如果为了下臣而兴兵，不是为君之道，请您三思。”
　　阖闾意味深长地看了伍子胥一眼，伍子胥的眼神和他一接触，赶紧闪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一看一闪，两个人便勾搭上了。吴王僚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幕，更没有想到这次会面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伍子胥见过吴王僚之后，便主动引退，带着熊胜过起了躬耕于野的隐居生活。当然，所谓躬耕，恐怕只是掩人耳目，每个月都有人从阖闾府上给他们送来吃用之物，日子过得还是蛮惬意的。
　　伍子胥给阖闾的回报是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专诸。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在逃亡途中，见到专诸在路上和人发生争执，对方人多势众，专诸浑然不惧，怒目圆睁，“有万人之气”，把对方逼得节节后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专诸的老婆倚在门口娇滴滴地唤了一声：“诸，你还不回家吃饭？”专诸立马泄了气，顾不得打人，老老实实回家吃饭。伍子胥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拦住他问：“你一个大男人，刚刚还在大发雷霆，怎么老婆一句话就把你弄得服服帖帖了呢？”专诸横了他一眼：“你看看我，看仔细点，我像是个傻瓜吗？不像，那你说话为什么那么粗鲁？告诉你，我是屈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明白吗？”伍子胥一听，满肚子不屑立马化为敬佩之情，当即向专诸赔礼道歉。专诸见伍子胥仪表堂堂，想必不是一般人，也请他到家中一叙，两人竟成莫逆之交。
　　自古以来怕老婆还振振有词的，专诸当属第一人。冯梦龙写《东周列国志》到这一节，也许觉得怕老婆这种事非英雄所为，便将那女人的身份改为专诸的老母。这样一来，百善孝为先，专诸头上的光环便又增加一圈了。
　　伍子胥将专诸引见给阖闾，阖闾天天给他吃好的喝好的，小心伺候着，甚为谦恭。如此过了一段日子，专诸终于对阖闾说：“您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开口吧！我一介野人，能得公子如此礼遇，便是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阖闾等的便是这句“在所不惜”，当下屏退左右，直截了当地告诉专诸：“吴王之位本该是我的，现在却被他人占据，我想请您杀了他，帮我夺回王位。”
　　阖闾说得轻松，专诸却知道这真是要拿他的性命去报答这段日子的养尊处优——吴王僚身边护卫众多，防备周密，无论刺杀成功与否，刺客活着回来的概率基本为零。他沉吟了片刻，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现在脑子里，问道：“吴王最喜欢吃什么？”
　　阖闾说：“鱼。”
　　专诸说：“那就请您派我去太湖学厨艺吧，给我三个月时间，我一定做出吴王最爱吃的鱼。”
　　阖闾说：“好。”
　　专诸从此在太湖学习厨艺，伍子胥依旧在装模作样地“躬耕”。
　　这期间，吴国加快了进攻楚国的步伐。
　　公元前519年，吴王僚亲率大军进攻楚国的州来。楚平王派令尹阳匄和司马薳（wěi）越带领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联军救援，在钟离（今安徽省境内）与吴军相遇。大战在即，楚军统帅阳匄突然发病身亡，联军气势为之一挫。阖闾对吴王僚说：“诸侯从楚者甚众，然而都是小国，害怕楚国迫害自己，所以不得不来。现在我军在人数上比敌军少，但是我听说，胡、沈之君年少轻狂，陈国大夫年富力强却顽固不化，顿、许两国早就对楚国心怀不满，七国同赴一役却各安心思，没什么可怕的。如果集中力量先打击胡、沈、陈三国军队，必定可以将他们击溃。三国先败，其他各国就动摇了，楚军也将失去控制。请派人装出防备不周的样子引诱敌军进攻，将精兵强将留在后方给予痛击。”
　　吴王僚接受了阖闾的建议。
　　同年七月，两军在鸡父（今河南省境内）交战。吴王僚从国内调来囚犯三千人，让他们作为先锋进攻胡、沈、陈三军。
　　囚犯哪有什么军纪？胡乱披着盔甲，乱哄哄地冲过来，刚一接触便溃不成军，有的还知道逃跑，有的竟然傻乎乎地站在那里等死。三国军队一看，原来是个软柿子，不由得喜出望外，也乱哄哄地跑出来抓俘虏和争抢战利品。就在此时，吴军突然发动进攻，以吴王僚为中军，阖闾为右军，公子掩馀（亦为吴王寿梦之子）为左军，猛扑向三国军队。三国军队措手不及，败下阵去。
　　吴军却不急于抓俘虏，将败军驱赶着冲击许、蔡、顿三国阵地，这三国军队也很快崩溃。楚国人一看大势已去，走为上计，不等吴军进攻便“大奔”了。
　　这一战，史称鸡父之战。吴国夺取了军事重镇州来，从此“去江路而阻淮为固，扼楚咽喉为进战退守之资”，在战略上对楚国处于攻势。
　　且说大子建被楚平王废黜后，他的母亲也被遣返蔡国的郹（jú）阳（今河南省新蔡附近）居住。这一年八月，这个女人给吴王僚写了一封密信，请吴国人进攻郹阳，她愿意当内应开启城门。于是同年十月，阖闾带兵奔袭郹阳，将楚国存放在当地的宝器席卷一空，而且将大子建的母亲迎回了吴国。
　　不难看出，鸡父之战后，吴军有了深入楚国腹地作战的能力，楚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司马薳越率众追击阖闾。吴军来去如风，等他赶到新蔡，阖闾已经安然返回吴国了。
　　薳越作为司马，防备不周，追敌不及，按照楚的法律当处死。部下劝他讨伐吴国以求获胜免死，薳越却没有了勇气，说：“国君夫人都被人抢走了，我死罪难免。如果再跑到吴国去打一次败仗，就算是多死一次都不够抵罪了。”于是自缢身亡。司马尚且如此，可见楚国在遭受了连续两次重大打击之后，上下都弥漫在一种失败的情绪之中，士气萎靡不振。
　　阳匄死后，囊瓦接任令尹。囊瓦是公子贞的孙子（公子贞是楚共王的弟弟，曾在楚共王和楚康王年间担任令尹），这位贵胄之后生得玉树临风，却是外强中干。据说楚灵王年间，晏婴出访楚国，囊瓦当时担任楚灵王的戎车车夫，曾向晏婴挑衅：“我听说王侯将相，都有魁梧俊美之相，因而能立功当代，留名后世。您身长五尺，力不能缚鸡，不觉得羞愧吗？”晏婴回答：“当年侨如身长九尺，而被鲁国所杀；南宫长万神力盖世，却死于宋国。你长得那么高大，还不是只能为楚王御马吗？”将囊瓦弄了个大红脸。
　　囊瓦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加固郢都的城墙，这也是时势所逼——谁知道那些不要命的吴国人会不会突然杀到郢都来呢？但是左司马沈尹戌对囊瓦的未雨绸缪持批评意见：“子常（囊瓦字子常）这样做，不是保护郢都，而是灭亡郢都。如果人不能卫国，就算城墙加得再高也是无益。现在关键任务是提振士气，克服对吴国的恐惧之心，这个时候修城，不是加重了大家的恐惧么？”
　　囊瓦小心翼翼，楚平王却又过于冲动。公元前518年十月，楚平王亲率水军巡视吴楚边境，想为去年的两次失败挽回一点面子。沈尹戌又提出批评：“这一次行动，楚国必定失地。不安抚百姓而滥用民力，吴国动态不明而轻举妄动。如果吴军发动突袭，又没有应变的预案，怎么能够不吃亏？”
　　楚平王不理会这些，在豫章（今江西省境内）接受了越国人的犒劳后才返回楚国。吴国人趁其不备，突然袭击了钟离和居巢（今安微省境内），将这两座城市焚为灰烬。
　　这一次，楚平王也吓坏了，马上派人加高州屈（今安徽省境内）和丘皇（今河南省境内）的城墙，修复居巢和卷地（今河南省境内）的外城。一时之间，楚国人心惶惶，如临大敌。这个自古以来给中原带来战栗的国家，现在第一次尝到了恐惧的滋味。
　　公元前516年九月，楚平王去世，他和秦国公主所生的儿子熊珍时年八岁。囊瓦想立楚平王的庶兄宜申为君，对群臣说：“大子年幼，其母也不是先王的嫡妻，本来是先大子建的女人。子西（宜申字子西）年长，而且品德高尚，不立他立谁？”没想到第一个起来反对的便是宜申本人，他怒斥囊瓦：“你这完全是乱来！大子是先王确立的，岂能说废就废？他的母亲乃是堂堂的秦国公主，可以为楚国带来强大的外援，不是嫡妻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这不是为我好，是想把我往火坑里推。如果你再在这件事上说三道四的话，我就发动楚国人起来杀了你！”囊瓦被骂得狗血淋头，不敢反驳，最终决定还是立熊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昭王。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楚平王既死，伍子胥心头的怨恨本来也应该烟消云散，但是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得知楚平王去世，大笑三声，大哭三声，对熊胜说：“没想到他现在就死了，我该找谁去报仇？不过没关系，只要楚国还在，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言下之意，楚平王死了没关系，他的账可以算到楚国头上。
　　熊胜听了，默然不语。
　　【刺客助阖闾上位】
　　公元前515年春天，楚平王尸骨未寒，吴国再度对楚国发动进攻。吴王僚的两个同胞弟弟——公子掩馀和公子烛庸奉命包围潜城（今安徽省境内）。此前连续几次重大军事胜利使得吴王僚信心爆棚，除了进攻楚国，还派一向不理政事的公子季札出使晋国，“以观诸侯”，大有问鼎中原之势。
　　然而他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此前的军事胜利，都是阖闾为他取得的；第二，阖闾觊觎王位已久，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下手。
　　楚国人对吴国的进攻采取积极防御。莠尹然、王尹麇先行救援潜城，左司马沈尹戌亲率精锐的王卒作为后应，令尹囊瓦率领水师沿江东下。就在掩馀和烛庸犹豫不决之际，楚将左尹郤宛和工尹寿抄了吴军的后路，将他们包了饺子。
　　消息传到吴国，阖闾的第一反应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将专诸找来说：“我听说中原有句古话，求人不如靠自己。自己不去索取，就不会有收获。吴王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我的，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专诸说：“为了这一天，我已经准备了两年，您再不动手，我就只好改行做厨子去了。但是有一件事必须提醒您，就算我杀了他，只要季札反对，您还是当不了吴王。”
　　季札在吴国德高望重，而且比阖闾更有继承权，他如果有意见的话，阖闾确实难以如愿。但是对于阖闾来说，这事早已考虑过了，而且不成为问题：“季札？他不是被派去出访晋国了么？等到他回来，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他还能废掉我？”
　　专诸说：“那就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如果我不在了，谁来照顾他们？”
　　阖闾郑重其事地说：“我，就是你。只在我活在这个世上，就好比你活在世上。”
　　话说到这个份上，专诸想不干都不行了。同年四月，阖闾请吴王僚到家里赴宴：“下臣新近得了一个厨子，做得一手好菜，尤其善于做鱼，堪称天下一绝。恳请大王屈尊光临寒舍，尝尝他做的太湖烩鲤鱼，不是一般美味！”吴王僚欣然应允。
　　宴会那天，阖闾在地下室埋伏了数百名死士。吴王僚也不是吃素的，从宫中至阖闾府上，全线封路警备；阖闾家中从门至阶，从阶至户内，以至于户内之席，全部派有全副武装的王宫卫士守卫。厨子传菜进来，在门口先脱光衣服接受检查，然后穿上宫里带来的衣服，双手举案，跪行而入。而且两侧各有数名卫士，手执铜铍（一种双刃剑，外表类似于刀）夹送，刀刃直抵厨子的肌肤，只要厨子稍有异动，即刻可将其碎尸万段。
　　等到专诸将要上鱼的时候，阖闾上前给吴王僚敬酒，突然失足摔倒在地。吴王僚忙将他扶起来。阖闾致歉说：“昨日下车不小心崴了脚，医生给敷了药，今天还没有痊愈，请大王原谅，下臣出去叫医生再看一下，马上回来。”
　　吴王僚喝了不少酒，已经放松了警惕，道：“快去看看。”阖闾刚退下，室外飘来一阵鱼香，吴王僚一闻到那香味便食指大动，肚子里那条馋虫已经被勾了起来。只见专诸换好了衣服，在四名卫士的“挟持”下端着菜跪行进来。
　　吴王僚斜着眼看了专诸一眼：“你就是那个做鱼的专诸？”
　　专诸低着头说：“是。”
　　吴王僚又问：“这菜叫什么？”
　　专诸说：“是小人独创的太湖烩鲤鱼。”说着将案举高，给吴王僚详视。这鱼显然比一般的鲤鱼大，虽然已经被烹饪得香气四溢，却又栩栩如生，令吴王僚好不惊奇。四名卫士也放松了警惕。说时迟，那时快，专诸突然手一翻，从鱼嘴中抽出一把精光闪闪的短刃，送入吴王僚的咽喉，直至没柄。
　　吴王僚立刻断气，专诸则被一拥而上的王宫卫士剁成了肉酱。阖闾的伏兵从地下室冲出来，经过一场恶斗，将吴王僚的随从全部杀尽。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多了一把名刃——“鱼肠剑”，后人写到此剑，无不将其说得神乎其神，即便是倚天屠龙也难望其项背。然而那仅仅是一把普通的剑，而且此后便杳无踪迹，如果有人宣称发现了鱼肠剑，定是山寨产品。
　　专诸若死后有知，应当感到欣慰的是，阖闾当上吴王之后，立刻将他那未成年的儿子专毅封为上卿，也算是言而有信了。而伍子胥也获封“行人”，即帮办外交的官员。但是这位行人可以自由出入阖闾宫中，参与军国大事，显然不是一般的待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果如阖闾所料，季札从晋国回来，对阖闾自立为王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反而说：“只要先王的祭祀不断，社稷有人主持，国家没有被颠覆，就是我的君王，我能有什么怨言？只能哀悼死者，侍奉生者，听从天命的安排。”
　　有人说：“那阖闾以下犯上，弑君为王，您也能接受吗？”
　　季札说：“人又不是我杀的，我只知道服从现任君王，这也是先王之道。”于是到吴王僚的墓前哭祭复命，然后到阖闾的朝堂上听命。
　　毫无疑问，季札的这种姿态，对于稳定阖闾政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阖闾与刺客，还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
　　吴王僚在命掩馀、烛庸进攻楚国的同时，不但派季札出使晋国，还派自己的儿子庆忌出使郑、卫等国，以求外援。后来吴王僚被杀，庆忌开始并不知情，使命完成后如期回国。阖闾亲率大军在长江边上截杀，庆忌发觉不对劲，掉头就跑，速度之快，连马车都赶不上。阖闾急命弓箭手乱箭追射，庆忌头也不回，以手接箭，竟然没有一支箭能够射到他身上。
　　庆忌逃到卫国，成为阖闾的一块心病。但是要除去庆忌，比杀死吴王僚还难上一百倍。阖闾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又去找伍子胥帮忙。
　　这一次，伍子胥表现得不太乐意，原因很简单：专诸只有一个，已经跟吴王僚同归于尽了，现在又要杀庆忌，那庆忌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不在国内，怎么杀得了呢？于是对阖闾说：“下臣使用阴谋诡计，为大王杀死了僚，今天又商量着要杀他的儿子，恐怕天理不容。”
　　伍子胥话说得很重，阖闾却毫不在意地说：“当年周武王灭商，诛杀纣王，后来又处死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天下有谁认为他做错了？庆忌一天不死，寡人一天不安，随时得防着他回来抢夺王位，还怎么为你报仇？”
　　这句话点中了伍子胥的死穴。他思索片刻，对阖闾说：“大王一定要杀庆忌，那下臣再推荐一人。”《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就像一个兜里装满大杀器的哆啦A梦，只等阖闾来索取。这一次他推荐的杀手名叫要离。
　　要离是吴国人。但是要介绍要离，还得从一个名叫椒丘欣的人开始说起。
　　椒丘欣是东海人氏，受齐侯之命出使吴国。经过淮河渡口的时候，命人牵着马到淮河饮水。守渡口的官吏好心提醒：“水中有神，特别喜欢吃马，您还是别在这里饮马，等过了淮河再说。”椒丘欣不以为然：“怕什么，有我这样的壮士在此，神哪里敢动手？”于是坚持饮马。不料马刚碰到水，突然刮起一阵怪风，将四匹马席卷而去，沉入河中。官吏说：“您看，不听我的，这下好了，马都被神拿走了吧！”椒丘欣大怒，脱了衣服，持剑入水，找神决战。一时间，江面上狂风大作，巨浪滔天，持续了三日三夜，等到椒丘欣从水中出来才平息。
　　人们关切地问：“战果如何？”
　　椒丘欣得意地说：“打了个平手。我斩断他的一只手，他刺伤我的一只眼。”人们这才留意到，椒丘欣的一只眼睛已经瞎了。
　　椒丘欣就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来到了吴国。有一天跟一群朋友坐在一起吃饭，说起在淮河大战水神的故事，椒丘欣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言语之间对吴国的诸位君子多有冒犯。当时要离也在座，脸上露出不屑之色，对椒丘欣说：“我听说勇士是这样的，与太阳作战面不改色，与鬼神作战毫不腿软，与人作战默默无声。要么战胜，要么战死，不受其辱。现在您与河神作战，马也丢了，眼睛也瞎了，落了个身体残废，徒有虚名。真正的勇士，是看不起您的。我实在不理解，您为什么不与河神作战至死，反而好意思在我们面前吹嘘？”椒丘欣闹了个大红脸，当场就要打要离，被大伙劝住，酒席不欢而散。
　　要离回到家，对老婆说：“我今天得罪了一个狂人，他咽不下这口气，晚上肯定会来找麻烦，你千万别关门，关门就显得我怕他了。”
　　那天晚上，椒丘欣果然摸到了要离家。只见大门敞开，二门不闭，连卧室的门都没关，要离直挺挺地睡在榻上，睡得正香。椒丘欣拔出宝剑，抵着要离的咽喉说：“你有三个必死的理由，现在我就来取你的人头，你还在这里装睡？”
　　要离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睁开眼说：“哪三个？”
　　椒丘欣说：“第一，你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第二，夜不闭户；第三，睡觉不防备偷袭。这三条理由，够你死一千次了，别怨我。”
　　要离还是不慌不忙：“我有三个必死的理由，你却有三大不肖之处，想听听吗？”
　　椒丘欣“哼”了一声，道：“剑在我手上，什么时候杀你取决于我，你就说吧！”
　　要离说：“第一，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侮辱你，你却没有当场杀死我，胆儿小；第二，你偷偷进我家的门，既不在门口咳嗽一声，也不故意放重脚步让我知道，形同窃贼；第三，我手无寸铁，你拿着宝剑还要抵着我的咽喉才敢跟我说话。有这三条理由，你敢说自己不是宵小之辈吗？”
　　椒丘欣大为惭愧，将剑扔在地上说：“我自恃勇敢，别人都不敢正视我，您的勇气还在我之上啊！”
　　伍子胥跟阖闾讲了要离的故事，阖闾觉得这个人正是刺杀庆忌的不二人选——庆忌武功盖世，找高手去杀他是不现实的，一旦引起他的怀疑，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倒是要离这种武艺平平的，胆大心细，很有可能接近庆忌，可以杀他个出其不意。
　　但是当阖闾见到要离本人，对他能否完成任务还是产生了怀疑。因为要离实在是太瘦了，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要离看出了阖闾的担心，说：“下臣身体单薄，迎着风站一会儿就僵硬了，背对着风则一下被吹倒。但是只要大王有令，我就一定能完成。”
　　阖闾干笑两声，沉默良久，说：“庆忌的武勇，举世闻名，万夫莫当。先生有心替寡人解忧，寡人心领了，只不过这件事对您来说恐怕太难了。”
　　要离说：“说难也不难，只要您下定决心，没有办不到的事。”
　　阖闾说：“庆忌不但武勇，而且聪颖过人，警惕性很高，只怕您难以接近。”
　　要离说了一句此后遗臭万年的话：“我听说，安于家庭之乐，不为君王服务，乃是不忠不义之人。请让我装作得罪您，您杀了我的妻儿，斩断我的右手，再放我逃跑，这样的话，庆忌必定会相信我。”
　　读史至此，倒吸一口凉气。
　　阖闾却大为愉悦。对于统治者来说，需要的不就是这种视妻儿如草芥的“忠义之士”吗？他走下朝堂，对着要离深深作了一揖，道：“那就拜托先生了。”
　　不久之后，要离因为在朝堂上出言不逊顶撞阖闾，被斩断右手，驱逐出境。他的老婆和孩子也被逮捕，“焚弃于市”。
　　要离一路走，一路向别人诉说他的冤情，辗转来到卫国，求见庆忌，说：“阖闾无道，世人皆知，我不过是当面劝谏了他两句，便落得如此下场。”庆忌一看，这个人被阖闾整得家破人亡，半身残废，真是够惨的，便将他留下。过了一段日子，庆忌对要离越来越信任，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寸步不离。
　　有一天庆忌乘船渡过黄河，只带了要离和几名卫士。庆忌立于船头欣赏黄河壮观的景色，要离有意无意站到上风的位置。趁其不备，悄悄拿起短矛，借着风势狠狠地刺穿了庆忌的身体。庆忌突然受此重创，竟然屹立不倒，反手抽出短矛，鲜血喷涌而出，迅速染红了船板。要离死死抓住矛柄，还想再刺。庆忌单手一使劲，将要离连人带矛提起，浸入河中，连浸三次，然后提上来，扔在甲板上。这时候，庆忌也因失血过多，快撑不住了。卫士们一拥而上，拿刀抵着要离。庆忌脸色苍白，不怒反笑，对左右说：“天下敢行刺我的人，恐怕只有这小子了！”卫士们想杀了要离，庆忌阻止道：“这是勇士啊，岂可一日而杀二勇士？我死之后，你们切不可为难他，让他回去复命。”
　　庆忌死后，要离果然被放走，庆忌的卫士还护送着一路南下。乘船渡过长江的时候，要离站在船头，默默无语，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船到江心，他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旁人：“我牺牲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来侍奉君王，是不仁；为了新君而杀死旧君的儿子，是不忠；受了人家的恩惠而侥幸活命，是不义。有这三条罪状，我哪里还有脸活在世上？”说完跳江而死。
　　要离刺庆忌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很广，而且常常被引为信史，但严肃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编造的成分居多，甚至可能完全是出自杜撰。
　　不管怎么样，阖闾最终铲除了国内的反对力量和潜在威胁，坐稳了吴王的宝座。伍子胥也因此立功，成了阖闾的亲信。
　　据说，阖闾曾经问伍子胥：“寡人想要使吴国变得更加强大，称霸天下，您有什么建议？”伍子胥的反应是下跪，流泪，磕头，说：“下臣不过是从楚国流亡而来的外乡人，抛弃了自己的父兄，让他们死无葬所，魂无祭祀。在楚国获罪受辱来投奔大王，您不加以责备就万幸了，哪里敢参与政事？”阖闾心想，别装了，你做梦都想着利用吴国的力量来为自己报仇，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但嘴里说得依然很客气：“如果不是您，寡人现在还屈居人下。今天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打起了退堂鼓呢？”伍子胥继续撒娇：“下臣听说给君王排忧解难的人，看似风光，其实危险。只要问题解决了，就会被君王抛弃。”阖闾一听，有点不耐烦：“您放心好了，寡人不是那种人。说正经事，吴国偏安东南，交通不便，沼泽众多，常闹水灾，国家无险可守，老百姓没有依靠，仓库里没有几颗存粮，田地都荒废在那里，该怎么办？”
　　伍子胥不敢再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治国之道，安君治民是上策。吴国的起步较晚，基础设施不完善，必须先修缮城池，加强守备，发展经济，整顿武库。”
　　阖闾很高兴：“寡人便将任务交给您了，大胆去干吧！”
　　伍子胥于是主持修建了吴国的首都，也就是后来的姑苏城。这座城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大，在于其因地制宜，暗合风水，借天地之气威慑邻国。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介绍，伍子胥修建的姑苏城，其实是一大一小两座城。大城周长四十七里，设城门八座，水门八座。小城周长十二里，设城门三座，皆有门楼，分别位于西、南、北三个方位。小城的西门称为阊（chāng）门，因传说中的天门阊阖而得名，又名破楚门（楚国在吴国西面）；南门称为蛇门，门上有木蛇，头在北尾在南，象征着越国向吴国臣服（越国在吴国东南）。
　　姑苏城建好之后，吴国终于有了个像样的都城。阖闾又请来名匠干将为他铸造兵器。干将是吴国人，以善铸剑闻名于世，他的老婆莫邪也是铸剑高手，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夫妻二人接受阖闾的委托，要为他打造一把盖世神兵。他们使用上等好铁，采日月之精，集天地之华，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竟然达不到沸点，无法使铁熔化。
　　干将很郁闷，心想碰到鬼了，不可能啊！莫邪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说：“您以善于铸剑而闻名天下，大王请您造剑，却是三月不成，难道是老天有意阻挠？”
　　干将垂头丧气道：“我也这是这么怀疑。”
　　莫邪说：“我听说自古以来，神物出现在世上，必须要有人点化，您是不是忘了这茬儿了？”
　　干将一拍脑袋：“是哦！当年我师傅造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他们夫妻两个都投入冶炉中，拿身体当燃料，才将金铁熔化。我们是不是少放了点什么？”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直盯着莫邪看。
　　莫邪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说：“这有何难？”操起一把剪刀，刷刷剪下一把头发，又将手指甲剪下，一把扔在冶炉中。说来也奇，那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干将一看，有戏！连忙驱使童男童女三百人加炭鼓风。眼见火苗越蹿越高，那坨黑乎乎的金属物终于开始熔化。夫妻二人大喜，趁热打铁，日夜赶工，最终铸造出一对宝剑。人有夫妻，剑有阴阳，这对宝剑分别被名为干将、莫邪。干将略长，剑身装饰阳文；莫邪略短，剑身装饰阴文。
　　人干将留了点心眼，将剑莫邪献给了阖闾，偷偷留下了剑干将。阖闾是识货之人，一看这剑便喜欢上了，佩在自己身上。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一年鲁国的权臣季孙意如访问吴国，阖闾竟然主动割爱，要将莫邪赠予季孙意如！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季孙意如将剑拔出仔细端详，竟然发现剑锋居然有一粒黍米大小的残缺！但这残缺并不影响莫邪给季孙意如带来的震撼，他感叹道：“即便是中原最高明的剑师，也不能造出这等好剑！此剑出世，吴国必成霸业。只不过剑有残缺，乃亡国之兆。我虽然爱不释手，哪里敢接受？”将剑奉还阖闾。
　　《吴越春秋》写的这个故事已经相当怪异，相比之下，《搜神记》的记载更为离奇。
　　《搜神记》中，干将、莫邪变成了楚国人，不是给阖闾铸剑，而是给楚王（也不是知道是哪一任）铸剑，花了三年功夫才铸成雌雄二柄。当时莫邪怀孕快要生产了，干将说：“我知道楚王的为人，为了不让我给别人铸剑，他一定会杀掉我。孩子出生后，如果是男的，长大成人后让他给我报仇。”
　　干将拿着雌剑去见楚王。楚王叫人去仔细查看。验剑的人是个高手，看出了问题，说：“剑有两把，一雌一雄，雌剑带来了，雄剑没有带来。”楚王大怒，就把干将给杀了。
　　莫邪生下的儿子叫赤。后来长大了，从莫邪那里听到了父亲的故事，成天想着要找楚王报仇。可巧的是，楚王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个男子，眉间广阔，约一尺宽（真够有面子），拿着干将铸的雄剑，要找他报仇。梦醒之后，楚王悬重赏捉拿这个男子。赤听说这件事，赶紧逃到山里（没办法，这副尊荣太好认了）。
　　赤在山里遇到一位侠客。侠客听说了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侠客说：“我也听说楚王以千金重赏购买你的脑袋，你想接近他就难了。但是如果把你的脑袋和剑都交给我，我一定可以为你报仇。”赤想都没想就说：“太好了！”挥剑自杀，双手捧着脑袋和剑，交给了侠客。
　　侠客提着赤的脑袋去见楚王。楚王一看，正是梦中人，十分高兴。侠客说：“这是勇士的头，应当用大汤锅煮。煮烂了，它才不会作怪。”楚王照他的做了，结果三天三夜也没煮烂。那头还不时跳出汤锅，瞪着眼睛充满愤怒地看着他，好不吓人！侠客说：“请大王亲自到锅边一看，就一定能煮烂。”楚王信以为真，走近去看，侠客突然拔出雄剑，把楚王的脑袋也砍落了汤锅。两个头在锅里就互相咬起来。不等卫士们上前，侠客又将自己的头砍了下去。三个头咬了一阵，都煮烂了，没法分辨。人们只好把这锅肉汤分成三份埋葬了，笼统称为“三王墓”。据说到了东晋年间，这三王墓还在。这样的故事，姑妄听之吧。
　　《吴越春秋》还记载，阖闾得到莫邪后，还不满足，又命人在国中制造金钩，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吴钩。他下令说，能够造出好钩的，赏百金。一时间，吴国全民造钩，大有当年大炼钢铁之势。
　　有一个人特别向往成功，剑走偏锋，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杀了，以血祭炉，造了两把钩，拿去献给阖闾，请求得百金之赏。阖闾说：“这么多人给寡人献钩，只有你敢主动求赏，你这钩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那人说：“我为了造这对钩，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您说特不特别？”阖闾将钩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看不出名堂。那人长啸一声，对着钩呼喊两个儿子的名字：“吴鸿，扈稽，我在这里，让大王看看你们的神奇。”话音刚落，两把钩从阖闾手中挣脱而出，飞向那人，贴在他的胸前。阖闾大惊，说：“哎呀，寡人实在是对不起你。”于是赏了那人百金，将那两把钩佩在自己腰间，从不离身。
　　上述故事，荒诞不经，仅供参考。在此笔者想说的是，中国人其实没那么不择手段。
　　【战神孙武的第一堂训练课】
　　阖闾终于如愿以偿，铲除了国内外的政敌，稳稳当当地坐在了吴王的宝座上。但是，仍然有两个人让他不放心，那就是吴王僚的两个亲弟弟公子掩馀和公子烛庸。
　　吴王僚被杀的时候，掩馀和烛庸正带兵在潜城打仗，而且被楚军抄了后路，形势十分不妙。国内发生政变的消息成为压垮这支军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掩馀和烛庸在混乱中逃跑，一个跑到徐国，一个跑到钟吾。
　　公元前512年夏天，阖闾即位第三年，派人向徐国和钟吾索要两位公子。两个人不约而同逃到了楚国。楚昭王时年十一岁，军政大权由令尹囊瓦把持。对于两位吴国公子的来奔，囊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将他们安置在养城（今河南与安徽交界），赐予大量的土地和奴仆，还派左司马沈尹戌为他们修筑城池。
　　阖闾大怒，于同年冬天率军灭钟吾，伐徐国。徐国人拼死抵抗，吴军在城外筑堤，引山水灌城，留下了中国最早的筑堤引水攻城纪录。徐子章禹剪断自己的头发，带着夫人出城投降。吴越的风俗，男子不蓄长发（文身断发）。章禹此举，自是向阖闾表示臣服之意，与当年明朝遗民蓄起小辫子是同一个道理。阖闾倒也宽容，好言安慰了几句，就将章禹放跑了，还让章禹的几位近臣跟着他，一同逃向楚国。
　　楚国派沈尹戌率军救援徐国，但是又慢了半拍，只好将章禹迎至城父（地名，今河南省境内）安置下来。
　　阖闾问伍子胥：“当年我想讨伐楚国，知道必能成功，但那是为他人做嫁衣，功劳都给了别人（指吴王僚）。现在我当国君了，您给我出出主意，该怎么对付楚国？”
　　伍子胥说：“楚王年幼，囊瓦又是个无能之辈，难以服众。楚国现在是政局混乱，没有主心骨。咱们可以将部队一分为三，轮流袭扰楚国。楚国人不明里就，只要听说我军犯境，必定全师而出。他出我归，他归我出，搞不了几次，他们就疲劳了，就会放松警惕。到那时，咱们再全军出击，必获全胜。”
　　伍子胥分析得很对，楚国政局混乱，主要是因为囊瓦昏庸无能。
　　《左传》记载，楚国左尹郤宛正直温和，在老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右领（官名）鄢将师嫉妒郤宛，与费无极商量要除掉他。费无极便在囊瓦面前说郤宛的坏话。当然，光说坏话是不够的，费无极还有一套拿手好戏，当年用来对付朝吴，现在又用来对付郤宛。
　　他对囊瓦说：“郤宛托我来跟您说，想请您到他家里做客。这小子，八成是知道您对他有意见，想讨好您吧！”囊瓦腆着个大肚子，笑眯眯地说：“这个嘛，他愿意向我靠拢，我是不会拒绝的。”费无极说：“您大人有大量，难怪能当令尹。”转身又跑到郤宛那里说：“令尹主动提出要到您家里喝酒呢！”
　　郤宛正直温和，却缺少政治智慧，看不透费无极翻云覆雨那一套。听说囊瓦要登门拜访，觉得受宠若惊，说：“哎呀，我不过是一介下臣，怎么敢辱没令尹啊！”费无极说：“瞧您说的！什么辱没不辱没？您是楚国的重臣，在朝野又极具声望，令尹亲自上门，也是应该的。”郤宛说：“可是我家财微薄，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招待令尹啊！”“这样啊？”费无极抓耳挠腮想了一阵说，“也没关系，令尹这个人最好甲兵，您就准备几副盔甲兵器献给他吧！”
　　郤宛虽然穷，好歹也是一员武将，家里倒是不缺武备。当下带着费无极到仓库看了一圈。费无极挑出五副盔甲、五柄长戈，道：“将这些东西陈列在门道里。令尹来了看到，必定点评两句，您就顺势献给他。”
　　郤宛心想，都说费无极是个小人，果然有些小聪明。给领导送礼嘛，第一是要送对东西，第二是要找对时机，第三是要让领导收得自然。不仔细揣摩，谁想得出这么好的主意？于是按照费无极的建议，到了请囊瓦吃饭那天，以布为帷，将五副盔甲长戈陈列在里边。
　　囊瓦欣然前往郤宛家，半路杀出一个费无极，气喘吁吁地扒在车旁说：“我差点害了您！郤宛请您吃饭，原来是要对您不利，甲士都埋伏在门边了，请您赶紧回去！”囊瓦吓了一跳，派人前往郤宛家一打探，果不其然！他赶紧回到令尹府，把鄢将师叫过来交代一番。鄢将师早有准备，从令尹府一出来，便带着队伍直奔郤宛家，将屋前屋后包围得严严实实，还发动郢都百姓进行火攻。
　　郤宛情知上当，羞愧难当，拔剑自杀。老百姓素来喜爱郤宛，都不愿意听命于鄢将师。鄢将师宣布：“不参与火攻郤者，与其同死罪！”老百姓一听，没办法，必须得上啊！于是有的拿一叶枯草，有的拿一段秸秆，懒洋洋地扔在郤家院外。这火烧了半天，怎么也烧不起来。鄢将师恼羞成怒，命令“闾胥里宰之属”也就是街道办的主任们亲自动手，这才将郤宛的房子点着了（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干部啊）。郤宛全家都死在火海中，只有他的儿子伯嚭（pǐ）逃到了吴国，被阖闾封为大夫，与伍子胥共事。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郤宛的朋友阳令终（前任令尹阳匄之子）及其两个弟弟、大夫晋陈及其家属都在这次事变中被杀。晋陈的族人奔走相告：“鄢将师、费无极欺我主年少，祸乱楚国，蒙蔽令尹，滥杀无辜。”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囊瓦的声望降到了极点。
　　沈尹戌对囊瓦说：“郤宛和阳令终有什么罪？您这么草率就杀了他们，导致流言四起，至今不休。我听说，仁者即便为了消灭谣言，也不至于要杀人。您却因为杀人而受到非议，又不想办法去弥补，让我觉得很难以理解。那费无极本来就是个小人，全楚国都知道，朝吴、大子建、伍奢等案，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个人遮蔽大王的耳目，使之耳不聪目不明。不然的话，以先王（指楚平王）的温惠恭俭，就算相比成王、庄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王之所以不能成就霸业，费无极罪不可赦！现在他又来祸害无辜，屠杀忠良，使您的名声也受到损害。您堂堂楚国令尹，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事？”
　　囊瓦听了，黯然无神。沈尹戌又说：“而今吴国新君即位，一方面励精图治，一方面整顿军备，矛头直指楚国，战事迟早要到来。您如果不抓紧时间处理好国内的矛盾，一旦吴军攻进来，内忧外患，看您怎么应付？”
　　囊瓦紧张了：“您说得对，这都是我的过失。”公元前515年九月，囊瓦杀费无极和鄢将师，灭其九族，这才将朝野的议论逐渐平息下来。
　　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囊瓦，面对伍子胥的车轮战术，是难以辨别其真实意图的。吴国犯境的警报一起，他便动员全国戒备，将主力部队派往吴楚边境待命，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如此反复数次，楚国的军队被弄得疲惫不堪，老百姓怨声载道，农业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而就在此时，伍子胥给阖闾推荐了一个名叫孙武的人。
　　孙武是齐国人，据说也是陈氏后裔，为了躲避齐国的政治纷争而逃到吴国，在姑苏城外的穹窿山隐居，期间结识伍子胥，两人一见如故，交情笃深。
　　孙武给阖闾的见面礼是沉甸甸的十三卷竹简。
　　阖闾打开第一卷，首先印入眼帘的一句话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微微一笑，心里想，原来是推销兵法的，这话说得倒是实在，但是稀松平常。接着向下，读到“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翻译成现代文：要从五个方面考察，对敌我形势进行分析，来判断战争的形势——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帅，五是法度），阖闾的笑容便僵住了，换成一副惊讶的表情，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他继续向下，读到“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所谓道义，是要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可以让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不畏惧危险），阖闾“腾”地站起来，对孙武说：“请先生将此书留下，待寡人细细研读后再向先生请教。”
　　阖闾本人就是兵法家，而且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对自己的军事知识很自负。然而当他花三天三夜时间将孙武那十三卷七千多字的兵法细细读完，不禁对孙武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这部被后人称为《孙子兵法》的书中，孙武开门见山地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是老百姓是否与君主意愿一致。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要统一思想。只有思想统一了，脑子洗干净了，自觉与君主保持高度一致了，紧密团结在君主周围了，君主才能得心应手地使唤老百姓，要他们生就生，要他们死就死。在冷兵器时代，不怕死的队伍几乎是所向无敌的。后世儒家，对孙武的这种思想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够仁义道德，不够以人为本，把活生生的人都当作工具来使了——很显然，他们没有见识过更厉害的。
　　孙武又提出，所谓兵法，就是“诡道”，要想方设法迷惑敌人，让敌人搞不清楚自己的实力和意图；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采用各种手段调动敌人，让敌人暴露出弱点，再发动进攻；要提前谋划，运筹帷幄，不打无准备的仗；要速战速决，不打持久战，更不能使用“添油”战术，多次征集士兵投入战争。
　　更让阖闾心服的是，孙武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将准确掌握敌我情报作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孙武还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将战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回想当年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天下，可不就是以“谋交”为主、“攻伐”为辅么？
　　再读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阖闾不觉心潮澎湃，似乎有许多平时感到疑惑的问题，一下子找到了答案，而且能够举一反三，拓宽了思路。
　　孙武还写道，但凡用兵，“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说句题外话，日本战国时期有战神之称的武田信玄，便将这十几个字写在军旗上，作为自己的标志。黑泽明更是在其电影《影子武士》中，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武田军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的场景，而且将信玄不动如山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只可惜，中国的导演拍古代战争，徒有热闹，没有精神。
　　谈到将领的素养，孙武写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对将领的品格要求。又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作为将领，抱定必死的决心和贪生怕死一样有害，脾气暴躁更容易让敌人找到弱点。而过于爱惜名声或爱护百姓，也不是好事。换而言之，将领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理性的态度，不能感情用事。
　　谈到战场上博弈，孙武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打击其士气；对于敌军的将领，要搅乱他的判断，使其心神不定）“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三天之后，阖闾召见孙武，说：“您的十三篇兵法，寡人已经全部读过了，受益匪浅。然而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您可以为寡人小试牛刀，实地演习一番吗？”
　　孙武说：“当然可以。”
　　阖闾故意给他出了个难题：“那用在妇人身上也可以吗？”
　　孙武说：“没问题。”
　　阖闾于是从宫中挑选出嫔妃宫女一百八十人，让孙武操练。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让她们穿起盔甲，拿起长戟，又任命阖闾的两位宠姬为队长，便在操场上搞起了军训。
　　孙武拿着一面小红旗，站在那群女人前面，问道：“你们知道前后左右吗？”
　　美女们都说：“知道。”
　　孙武说：“那么，我击鼓，你们听令而行。一通鼓，向前进十步；二通鼓，向左转；三通鼓，向右转；四通鼓，后退三步。听明白了？”
　　美女们说：“听明白了。”
　　孙武站上兵车，左右各设刀斧手一名，又将规矩重复了一次，然后击鼓。美女们有的向前，有的不动，有的蹲下，嘻嘻哈哈，乱成了一团。孙武说：“有令不行，是队长的过错，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听清楚规矩，然后照做。”于是又嘚啵了一次。美女们被他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逗乐了，感觉很好玩，听到鼓声响起，集体大笑。阖闾在台上远远看到了，也忍不住大笑。
　　孙武说：“我已经三令五申，你们还是做不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命令刀斧手将两名队长绑起来斩首示众。阖闾大吃一惊，连忙派人跑去跟孙武说：“先生善于用兵，寡人已经见识到了。寡人如果没了这两个宝贝，吃饭睡觉都不香，请先生放她们一马。”孙武说：“大王命令我训练士卒，就是任命我为将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还是将那两个女人给砍了头，又新任命了两名队长。
　　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旗杆上，她们至死不明白，男人为什么如此残忍。但是那些活着的女人总算搞明白了，这事不是闹着玩的。于是按照孙武的指示，前后左右，跪起坐下，中规中矩，一丝不苟。更重要的是，没人再敢嬉笑，整个操场上只听到孙武的鼓声和整齐的脚步声。
　　如是演练了半个时辰，孙武派传令兵向阖闾报告：“兵已经练好了，大王可以下来看一下，只要大王一声令下，她们就算是赴汤蹈火也没有问题。”
　　阖闾正心疼呢，说：“请先生回去休息，寡人今天有点累了。”
　　孙武听到回报，笑道：“原来大王也是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啊。”
　　话虽如此，几天之后，阖闾还是任命孙武当了将军。或许，在阖闾的心中，本来就有几分残酷的本质，和孙武不谋而合罢了。
　　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的辅佐下，阖闾的事业蒸蒸日上，加快了入侵楚国的节奏。
　　公元前511年，吴军侵楚，直抵城父、潜城、六城一带。楚将沈尹戌率师救援潜城，吴军撤围而还。沈尹戌刚回师，吴军又包围了弦城（今河南省境内）。沈尹戌不得不再度出师救弦，吴军还是避而不战，主动撤走。
　　同年十二月，发生日食。日食前夜，晋国的赵鞅梦见一群小孩光着屁股在大街上唱歌跳舞，醒来后很紧张，问大夫史墨：“我做了这样一个怪梦，今天又发生日食，该不会是我将有什么不测吧？”
　　史墨掐指一算，说您别紧张，您的梦跟日食完全没关系，就是个梦而已。这一次的日食，预示着六年以后，吴国将攻入楚国的郢都。
　　赵鞅吓了一跳：“吴国竟然能够灭亡楚国？”他马上想到是，吴国如果能够灭亡楚国，那晋国也不在话下，迟早会遭到吴国的侵略。遥想当年，晋国派巫臣帮助吴国发展经济，训练军队，没想到短短数十年，吴国就已经强大到让楚国朝不保夕，也让晋国这个老师感到震撼。
　　史墨又算了一番，道：“吴国入郢不假，但是灭亡楚国倒未必。”赵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阖闾的战车滚滚向前。公元前510年夏天，吴国讨伐越国，这也是吴国首次对越国用兵。史墨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到四十年，吴国将被越国消灭。今年岁星照耀越国，而吴国对其用兵，这是违背天命的。”
　　公元前508年秋，楚国令尹囊瓦率师讨伐吴国。同年十月，吴军大败楚军于豫章，顺势攻克巢城，俘获守将公子繁。阖闾意气风发，准备长驱直入，进攻郢都。孙武制止了他的行动，说：“这几年连续用兵，百姓疲惫，还不是时候。”
　　国难当头，囊瓦不但不思进取，反而变得更加贪婪。公元前507年冬天，蔡昭侯来到郢都访问，带来两块玉佩和两件裘皮大衣，将其中一玉一裘献给楚昭王，另外一套则留给自己。楚昭王很高兴，穿上裘皮大衣，配上玉佩，设宴招待蔡昭侯。囊瓦见了，艳羡不已，厚着脸皮向蔡昭侯索要。蔡昭侯不答应，囊瓦便将他“留”在了郢都。
　　同时到访的还有楚国的附庸小国——唐国的君主唐成公。囊瓦看中了他的两匹肃爽马（肃爽，马名），索要不成，便将唐成公也“留”了下来。
　　唐成公的手下，有几个特别大胆的，用酒将唐成公的亲信灌翻了，把两匹宝马偷出来献给囊瓦。囊瓦一手收钱，一手交货，马上将唐成公释放。那几个偷马贼将自己绑得严严实实，跪在庭院中向唐成公请罪：“您为了马，诸侯也不想做了，国家也不想要了。我们几个却不能体谅您的爱马之心，将它们拱手让人。如果您能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一定找到两匹同样的好马补偿给您。”唐成公一听，这哪里是请罪，分明是问罪嘛！亲自给他们松绑，说：“这都是寡人的过错，害你们受委屈了。”又给予他们重赏。
　　蔡国使团得到消息，也开了窍，跑去劝说蔡昭侯。开始蔡昭侯很拧巴，宁可被软禁，坚决不愿意向囊瓦低头，后来经不住大伙苦苦相劝，只答应将玉佩送给囊瓦。至于裘皮大衣，蔡昭侯还得穿在身上，郢都的冬天又冷又湿，不是闹着玩的。
　　第二天囊瓦上朝，见到蔡昭侯手下的人，就对外交部官员说：“蔡侯在我国逗留了那么久，都是因为你们没有准备饯别的礼物。如果到了明天还没办好礼物，让蔡侯开心回国，就处死你们。”官员们听了，敢怒而不敢言。蔡国人又好气又好笑：价值连城的玉佩被你强要去，居然还赖我们贪恋你那点象征性的送别礼，脸皮可真够厚的。
　　蔡昭侯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归途。裘皮大衣依然暖和，但他心里却是凉飕飕的。坐船渡过汉水的时候，蔡昭侯将一双白璧沉入河中，发誓道：“我若再南渡汉水，便不得好死！”回国后不久，他便又启程前往晋国，将儿子送到晋国做人质，请晋国出兵讨伐楚国。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晋国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伍子胥灭楚鞭尸】
　　公元前506年三月，在晋国的号召下，齐、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各路诸侯齐聚召陵，准备讨伐楚国。周天子也派卿士刘文公到会，代表王室进行声援。
　　召陵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临近楚国。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诸侯伐楚，最终就是在召陵和楚国人签订了和平条约，史称“召陵之盟”。事隔一百五十年，晋定公又在召陵大合诸侯，扛起讨伐楚国的大旗，其用意不言而喻。
　　然而，十七国联军在召陵逗留了十几天，连个像样的盟约都没有签订，便匆匆散伙了。原因是晋国的荀寅向蔡昭侯索要贿赂未果，便对士鞅进言：“现在国家面临危险，诸侯已有贰心，不是发动战争的时候。再说，自弭兵会盟以来，我国数次对楚国用兵，从来没有讨到便宜，每次都是劳民伤财，无功而返，何必多此一举？”
　　魏绛死后，士鞅继任中军元帅，主政晋国。荀寅作为士鞅的政治盟友，也因此得道，隐然成为晋国的二把手。二人狼狈为奸，索取无度，全然不把其余四卿放在眼里，更不会考虑晋定公这个末世国君的感受。荀寅向蔡昭侯索贿，士鞅必然知情，甚至还有可能牵涉其中。他很轻易地接受了荀寅的建议，于是一声令下，将十七国联军解散。众多诸侯，十余万大军，顶着春寒料峭，倏然而来，倏然而返，聚散却只在一两人的贪念之间。这也是晋国最后一次组织诸侯会盟。自晋文公以来，一直是以霸主身份凌驾于中原各国之上的春秋第一强国，终于在一片虚假的花火中走到了尽头。
　　最惨的是蔡昭侯。他因为不肯向囊瓦行贿而得罪楚国，又因为不肯向荀寅行贿而失去晋国的帮助。召陵之盟曲终人散，大家都可以各自回去抱老婆孩子，他却要战战兢兢地防备楚国的报复。
　　同年秋天，楚国不出意料地发动了对蔡国的进攻。蔡昭侯也学聪明了，不再向晋国求援，而是将公子乾送到吴国作为人质，请求阖闾出兵救蔡。
　　阖闾很干脆地答应了蔡昭侯的请求。他和晋定公完全不同，后者徒有其名，他却是实权在握；后者虚情假义，他却是真心实意地想攻打楚国。最重要的，晋国暮气沉沉，吴国却有如一轮朝阳，正在冉冉上升。
　　伍子胥也觉得是时候了。五年来，吴国一直采用他的车轮战策略，不停地骚扰楚国。他很有耐心地看着楚国人疲于奔命，但又无一日不想着即刻杀回郢都去替父兄报仇。现在，楚国疏于防范，蔡昭侯急于当向导，还有唐成公也在蠢蠢欲动，伍子胥内心深处的复仇之火也被煽动起来了。
　　孙武也认为可以出兵。这几年来，吴国军队在他的训练之下，战斗力比以往有了大大的提升，他希望通过一场大的战争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价值。
　　于是同年冬天，吴国联合蔡、唐两国，向楚国发动进攻。吴军渡过淮河，弃舟登岸，前进至豫章。楚军则在令尹囊瓦的统帅下抵达汉水，与吴军隔江相望。
　　囊瓦是个草包，但不代表楚军中没有能人。左司马沈尹戌向囊瓦建议：“您留在这里监视吴军，不要让他们过河。我率领一支奇兵，从北边绕到敌后，焚毁吴军的战船，截断他们的后路。然后您再渡河进攻，我则从后方袭击，前后夹攻，必可大获全胜。”囊瓦答应了。于是沈尹戌引军北上，囊瓦坚守汉水。
　　沈尹戌这招很毒，如果囊瓦能够忠实地执行这一策略，吴军至少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但是囊瓦手下有两员副将，一个叫武城黑，一个叫史皇，都劝囊瓦不要听沈尹戌的。
　　武城黑说：“吴军的战车以纯木制成，我军的战车包裹了皮革，虽然坚固，却不耐雨湿，长期暴露在外，容易脱落。如果长期呆在这里静坐，我们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速战速决。”
　　史皇说得更直接：“国人本来就爱戴左司马而厌恶您。如果这一次他成功焚毁吴军战船，切断吴军后路，战功就都是他的了，您更加抬不起头来。您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即使打了胜仗也对您没有任何好处。”
　　史皇的话说到了囊瓦的心坎上。吴国进攻楚国，自是蓄谋已久，但是楚国的舆论认为，正是因为囊瓦贪婪，导致蔡国和唐国背叛，才引发吴国大举入侵。囊瓦急需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平息非议。但是，如果这场胜利被归功于沈尹戌，对他来说则适得其反，还不如不胜。
　　囊瓦听从了武城黑和史皇的建议，率领楚军主力渡过汉水，寻找吴军决战。楚军自小别山一直摆到大别山（小别山、大别山均为淮南汉北之山，非湖北的大别山），声势极为浩大。
　　同年十一月，吴楚两军在柏举（今湖北省麻城）会战。开战的那天早上，阖闾的胞弟夫概请战：“囊瓦不仁不义，贪财好货，手下没有人愿意为他卖命。请让我当先锋，直取囊瓦中军，您率领大军紧随其后掩杀，必克楚军。”
　　阖闾没有答应。孙武也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以他的军事理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种战而求胜的仗，他是不愿意去打的。夫概遭到斥责，心里很不服气，出来后对自己的亲随说：“我们身为臣子，只要做得符合道义就行，不一定要听命于君王。为了攻入郢都，我今天就算是战死也在所不惜。”也不跟阖闾打招呼，带领部属五千人向楚军发动攻击。
　　事实证明，孙武是个理论家，而夫概是个实干家。当理论家瞻前顾后的时候，实干家已经勇往直前了。夫概没有任何战术，他只是认准了囊瓦所在的方向，将手中的宝剑一挥，五千人如同车轮滚滚，向楚国中军杀去。
　　囊瓦的中军果然像块豆腐，一碰即碎。
　　中军的溃败引发了楚国全军的混乱，还没等吴军主力上场，楚军便开始败退。等到阖闾明白发生了什么，楚军已经跑得只剩下背影了。他大喜，连忙发动全军追赶。
　　囊瓦跑得最快，而且跑得最远——他一口气逃到了郑国，确认吴国人不会再追上来才停下。史皇在乱军中战死。楚军在司马薳射的带领下，开始还算有序，退到了清发（水名，今湖北省安陆县境内），准备船只渡河。
　　吴军尾随而至。阖闾将要发动进攻，夫概说：“困兽犹斗，何况是人？如果逼得太紧，楚军怀有必死之心，有可能反败为胜。如果让他们先渡一部分，先上船的知道自己可以活命，没上船的就想着要上船，都不想作战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发动进攻，可以事半功倍。”
　　这一次，阖闾听从了夫概的建议。楚军船只有限，刚上去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吴军杀过来了。一时间，没上船的拼命向船上跑，上了船的急于开船，相互之间甚至拔刀相向，没等吴军靠近，楚军已经开始自相残杀起来，薳射根本弹压不住。吴军追到岸边，又一阵砍杀，楚军死伤无数。
　　薳射好不容易逃得性命，带领楚军残部渡过清发，又累又饿。眼看已是凌晨，料想吴军要收拾战场，应该没有那么快跟上，于是埋锅造饭。没想到饭刚煮熟，吴军杀到。眼看热腾腾的饭菜让吴军抢去饱餐一顿，楚军彻底崩溃了，有序地败退变成了四下逃散，薳射也被乱箭射中身亡。
　　这一战后，吴军长驱直入，抵达郢都城下。
　　有史以来，郢都第一次因为外敌入侵而紧闭城门。但是，再坚固的城门现在也抵挡不住吴国人了，因为楚军的主力已经消耗殆尽。侥幸活下来的，也斗志全无。唯一给吴军造成麻烦的，是沈尹戌的部队。他在息县听到囊瓦败退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往救援，在雍澨（shì，今湖北省境内）与吴军大战一场，颇有斩获，然而寡不敌众，最终被吴军包围。沈尹戌在战斗中受伤，他命部下砍下自己的脑袋，免得被吴军得到他的尸首。
　　关键时刻，年轻的楚昭王倒是临危不乱。当时长江流域还有大象生活（直到战国年代也还有，秦之后逐渐绝迹），楚国宫中素有豢养大象的传统。楚昭王命人在大象的尾巴上绑上火绳，点燃后驱向吴军。吴军从来没见过这种“火象阵”，进攻势头为之一挫。趁着这个空当，楚昭王带着他的妹妹季芈（mǐ）和一批大臣冲出郢都，渡过沮水（今湖北枝江境内），又渡过长江，进入云梦（今湖北省中部）。
　　史墨预言吴国人终将进入郢都，果然变成了现实。然而，吴国人在郢都的表现，有点像李自成进了北京，让人不敢恭维。《左传》记载，“吴入郢，以班处宫”，也就是按身份高低，入住楚国的宫室。《吴越春秋》更说得明白：阖闾霸占了楚昭王夫人，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也分别霸占了囊瓦、沈尹戌等人的妻妾，以羞辱楚国。伍子胥和伯嚭对楚国有刻骨仇恨，做得出格便也罢了，孙武堂堂一代宗师也混水摸鱼，真是让人无语。
　　《列女传》对这段历史也有记述：阖闾进入郢都之后，将楚国后宫的女人一一奸淫。轮到楚平王的夫人、楚昭王的母亲、秦穆公的女儿伯嬴的时候，伯嬴坚决不从，拿着小刀说：“妾听闻，天子是天下的表率，公侯是国家的表率。天子没有规矩则天下乱，诸侯失去节操则国家危。夫妇之道，是人伦的基础，教化的起点。所以先王定下规矩，男女授受不亲，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以示区别。如果诸侯侵占人家老婆则削爵，卿大夫偷情则流放，士和庶人发生奸情则阉割。您身为一国之君，不做好表率，拿什么来教育自己的人民？妾还听闻，生而受辱，不如死得光荣。您不做好表率，就当不好国君；妾和您通奸，就没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举而两辱，所以妾以死相抗，不敢承命。再说了，但凡男人搞女人，图的就是快乐。您只要再进一步，妾就自杀，您何乐之有？”阖闾听了，大感惭愧，默然退出——故事讲得有板有眼，然而经不起推敲。秦穆公死于公元前621年，至此一百多年，就算他晚年得女，伯嬴也是一百岁以上，有什么搞头！
　　《左传》还记载，阖闾的儿子子山抢先进入囊瓦的家里，屁股还没坐热，夫概叔叔来了。夫概喝了点酒，脸红红的，加上这段时间没休息好，眼睛也是红红的，直瞪着子山，一句话不说，就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你出去”。子山装作没看见，顾左右而言他。夫概大踏步走上来，一只手已经放在了剑柄上。子山的左右一看不好，连忙搭成一堵人墙，十几支长戈直指夫概，挡住他的去路。
　　夫概视而不见，直往前走。人墙被他逼着不断后退，一直退到子山前面，退无可退才停下。夫概轻蔑地看了看差不多顶到鼻尖的长戈，脸上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笑容，然后伸出手指，轻轻地弹了弹其中一支。长戈发出一声悦耳的长鸣，夫概仰天大笑，转身离去。
　　半个时辰之后，夫概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带来了自己的部队，将囊瓦府团团围住。“你不走，我就赶你走。”他叫人传给子山一句话。夫概的五千名部下，本来就是吴军中的精锐，这次又立下赫赫战功，更是不可一世。子山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乖乖让出了令尹府。
　　阖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伍子胥终于如愿以偿，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了郢都。如果将首都沦陷作为一个国家灭亡的标志，他已经实现了当初“必灭楚国”的誓言。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现在，人们会将他称为汉奸，强烈批评他将个人欲望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但是在当时，人们更多认为，他也许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真正的问题是，伍子胥对这个结果仍然感到不满足。他派人四处搜寻楚昭王的行踪，悬赏捉拿楚昭王。他的逻辑很简单，父债子还，既然楚平王已经去世，那就该让楚昭王来代父受罪，接受他的惩罚。
　　那么，楚昭王究竟在哪里呢？
　　前面说过，他在云梦。当时江汉平原湖泊密布，湿地众多，总称云梦，又称为云梦泽。跟在楚昭王身边的，只有寥寥几个亲随，而且个个都衣冠不整，面有菜色，在茫茫云梦中显得分外凄凉。
　　有一天楚昭王实在太累，靠着一棵大树睡着了。随从们也昏昏沉沉，东倒西歪。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伙强盗，蹑手蹑脚地靠近，看看楚昭王，觉得像是个头儿。一个强盗举起长戈，猛地向楚昭王刺过去。睡在楚昭王身边的王孙由于突然醒过来，不及细想，飞身扑上，用自己的肩膀挡住了这一戈。由于当场晕厥。大伙也惊醒了，一边拔剑抵抗，一边掩护着楚昭王逃跑。
　　强盗们偷袭不成，也不敢硬拼，瞅准了这群人中唯一的女人——季芈，渐渐围了上去。季芈很年轻，长得也不赖，气质又高贵，抢回去做压寨夫人，自然是最理想不过了。眼看季芈就要落入敌手，大夫钟建一声暴喝，冲入圈中，一手将季芈扛在肩上，一手挥舞着宝剑，健步如飞，杀出了重围。
　　强盗们被钟建的气势吓坏了，不敢再追。楚昭王一行由此得脱。由于苏醒过来，也顺着脚印追上了楚昭王。
　　受了这次惊吓之后，一行人不敢耽搁，强打精神，日夜兼程，终于来到了郧县。
　　当年楚平王杀令尹斗成然，又将其子斗辛封为郧公，也是郧县的县长。斗辛的弟弟斗怀对杀父之仇一直念念不忘，对斗辛说：“平王杀了我们的父亲，现在我们杀他的儿子，也没什么不可以吧！”斗辛不同意：“国君以罪讨臣，天经地义，谁敢记仇？你如果还在打这个主意，我就先杀掉你！”
　　斗怀唯唯而退。斗辛越想越不放心，带上另外一个弟弟斗巢，护卫着楚昭王等人又逃到随国。
　　消息传到郢都，阖闾派使者给随侯送去一封信，上面写道：“江汉平原的姬姓子孙，楚国差不多将他们全部消灭了。现在老天惩罚楚国，命寡人攻占郢都，将楚王赶到了贵国。诸位若是顾念周朝的旧情，帮助寡人完成上天的使命，寡人感恩不尽。汉阳的土地，全部划归你们！”
　　前面说过，随国是周朝在汉水流域建立的最大的姬姓国家（汉东诸国随为大）。吴国也是姬姓，因此阖闾打出这样一张亲情牌，对于随国人来说是很难抗拒的。
　　当时吴国使臣住在随宫之南，楚昭王一行住在随宫之北，相隔不到一里。楚昭王的哥哥公子结意识到情况不妙，穿上楚王的服饰，对楚昭王说：“形势危急，请让我假扮成您，将我交给吴国人带走，您可趁机逃跑。”君臣几个一合计，也只得如此。便让公子结坐上车，簇拥着送入随宫，表示不想为难随国人，愿意将楚王交给吴国人。
　　吴国人想要，楚国人愿意给，随侯倒犹豫起来了。他找人算了一卦，给果是：如果交出楚王，将大大不利。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算卦只是托词，实际上是对吴国没有信心，担心楚国人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总之，经过谨慎的考虑之后，随侯给了吴国使臣一个答复：“随国偏僻狭小，又近于楚国，能够保持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楚国的好意。我们和楚国世代有盟约，至今没有改变，如果趁乱而抛弃楚国，又如何侍奉吴国？大王所担忧的，也不只是楚王一人。如果能够安抚楚境，让百姓都臣服，我们也随时听命。”
　　吴国使臣只好空手而归。
　　楚国君臣感激涕零。楚昭王与随侯郑重盟誓，拿刀在公子结胸口割出血，滴入酒中。双方喝了人血酒，宣誓要长久和平共处。楚国人也确实信守了盟约，直到战国时期，随国都还安然存在。据考证，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随国即曾国，此事学术界多有争论，本书从一国二名说），其中最大的镈钟即楚国所赠，足可见当时两国关系之密切。
　　伍子胥得到使者的回报，大为恼怒。据《吴越春秋》记载，他带人挖开楚平王的墓穴，将尸体拖出来，足足打了三百鞭。还左脚踏其胸腹，右手掘其眼珠，讥笑道：“谁让你听信谗言，杀我父兄，就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掘墓鞭尸”。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是否确有其事，已经无从考证。作者在此想说的是：如果不能适时放下仇恨，惩罚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此后不久，伍子胥收到了昔日老友申包胥的一封信，信上说：“您要为父兄报仇，现在也算可以了。楚国的都城在您手里，平王的尸体也被您拿来出气，难道还不能满足您的欲望吗？请速速引兵东还，还楚国一个安宁，否则的话，我必将实现自己的诺言，将您和您的吴国朋友赶出楚国。”
　　伍子胥冷笑一声，将信扔进了火炉，然后对送信人说：“这就是我的答复。”
　　得知伍子胥是这样答复自己，申包胥长叹一声，背起行囊，独自一人前往秦国。他在雍城见到了秦哀公，说：“吴国就好比野猪、长蛇，贪得无厌，吞食大国。楚国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寡君失守社稷，藏身于草莽，特派下臣来贵国告急。如果让吴国就此吞并楚国，则下一个受害者将是秦国。请君侯看在亲戚的份上，帮助楚国夺回郢都，楚国世代感恩。”
　　自秦穆公去世后，秦国偏安一隅，根本无心过问中原事务，更懒得操心楚国的存亡。在秦哀公看来，吴国要灭楚国，那就灭吧，秦国地势险要，连晋国都攻不进来，还担心吴国有什么不良企图？他对申包胥说：“贵国的请求，寡人听到了。您远道而来，姑且到宾馆中休息，容我们从长计议。”申包胥说：“寡君藏身于草莽，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我哪里敢休息！”抱着朝堂的柱子大哭，人家拉他也不走，送饭给他也不吃，一连哭了七天七夜。
　　申包胥给后世竖立了一个榜样——当你要求人办事，当人家说要研究研究，你千万不可以当真，必须死死盯住人家。人家如果住宾馆，你就搬张椅子守在大堂；人家如果在上班，你就每天准时去他办公室报到；人家如果要休假，你就跑他家里去拦截。否则的话，事情肯定是办不成的。秦哀公在后宫听到申包胥的哭声，开始不为所动，后来就难免动了恻隐之心，对大臣们说：“你们看看，楚国有这样的臣子，吴国还要灭亡它，真是天理不容！”于是出来接见申包胥，赋了一首《无衣》之诗。这是秦国一首著名的军旅之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古人表达自己的意思，往往借用歌诗，显得自己有文化。
　　申包胥当然也有文化，立刻不哭了，向秦哀公行九顿首之礼。按照周礼，最隆重的礼节，也就是磕三个响头。申包胥救国心切，听到秦穆公要出兵，特别多磕几个以示感谢。
　　公元前505年夏天，秦哀公派大将子蒲、子虎带领兵车五百乘救楚。子蒲要申包胥带领楚军残部为前锋，向吴军挑战。阖闾派夫概应战。夫概哪里将申包胥放在眼里？也不打探情报，见面就开打。申包胥败下阵去，夫概奋力直追。秦军突然杀出，打了夫概一个措手不及。夫概遭受重创，看到是秦军的旗号，情知不妙，连忙指挥部队撤退。子蒲、子虎穷追不舍，又在沂城（今河南省境内）和军祥（今湖北省境内）两次大败夫概，顺便将唐国灭掉。
　　夫概吃了败仗，也不回郢都向阖闾复命，径直从水路回到吴国，纠集部众，自立为王。
　　夫概素有反心，阖闾是知道的。吴国的传统是兄终弟及，夫概历来将自己当成阖闾的继承人。但是阖闾显然并不想将王位传给他，而是想传给自己的儿子终累。夫概对此愤愤不平，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动手。现在吴军主力深入楚国内地，秦国又派兵插手楚国事务，势必有一场恶战，胜负难以预料。夫概找这个时候回国发动叛乱，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夫概没有想到的是，对于阖闾、伍子胥和孙武来说，这个时候国内有叛乱，正是一个最好的台阶。吴军进入郢都已经有九个月，楚国各地一直没有平定，反抗运动风起云涌，楚国的附庸国也没有见风使舵支持吴国，楚昭王仍然在随国发号施令，再加上秦军的介入，吴军面临的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他们必须尽快从郢都撤出，以免陷入全军覆灭的境地。
　　同年九月，阖闾率领大军回到吴国，将夫概的乌合之众一举击破。然后回师向西，在雍澨迎击秦、楚联军。孙武的兵法显然没有发挥作用，楚军先是在雍澨附近的麇地发动火攻，将吴军赶出了雍澨，又在浊水（今湖北境内）大败吴军。
　　当年史墨预言吴军入郢，但是不能灭楚，现在全部变成现实，仿佛冥冥之中已有定数。然而天道远，人道迩，吴军之所以这么快便被赶出楚国，不是因为命中注定，而是因为他们自身有问题。这个问题在他们刚进郢都的时候就暴露了——斗辛听说吴国人在郢都争抢宫室，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让，则不和。不和，则不可能成就远大目标。吴国人这样干，必定会出乱子。出了乱子，就只能回家，怎么可能平定楚国？”
　　楚昭王又回到了郢都。他离开的时候有如丧家之犬，回来的时候却受到满城空巷的迎接。出于对大子建的怀念，郢都百姓本来对楚昭王不甚感冒，但是经过吴国人带来的浩劫之后，人们将最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了这位年轻的君主身上。他被化身为一个符号，承载了全体楚国人的爱国热情。从楚昭王回来后的表现来看，倒也对得起大伙的期盼。他重重赏赐了勤王有功的九个人，其中包括斗辛、申包胥、王孙由于、钟建和斗怀。王叔宜申对此不能理解：“在郧县的时候，斗怀想加害于您，因为斗辛的阻止才没有得逞。这样的人，不受惩罚就不错了，怎么还给他赏赐？”楚昭王回答：“居大德者，不计小怨。”有这句话就够了。当领导的，最重要的是气度。
　　有人不愿意接受赏赐，那就是恢复楚国的第一功臣申包胥。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君，不是为了自己。既然国君已经安定了，我哪里还有什么要求？再者，有斗成然的教训在先，我还是不要跟他犯同样的错误。”遂不辞而别，不知所终。但是据《战国策》记载，申包胥后来隐居在磨山，是否就是今天武汉的磨山，则不得而知。
　　也有人心理不平衡。楚昭王呆在随国的时候，王叔宜申穿着楚昭王的衣服，打着楚昭王的旗号，在脾泄（今湖北省江陵境内）建立了临时政权，对于安定楚国的民心，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他不在重赏之列，心里多少有些失落。要知道，当初楚平王去世，囊瓦本来是想立宜申为王，是宜申本人强烈反对才没有得逞，否则楚昭王根本不可能继承王位。宜申心里不痛快，对于获赏的九人，就颇有些微词。王孙由于奉命监督修筑麇城，修成后回来复命，宜申故意问他：“新修的城墙有多高多厚？”由于答不上来。宜申说：“这都不知道，你怎么监督？你就不应该接受这份差使。”由于说：“我推辞了多次，大王一定要我去，我只能从命。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大王在云梦遇盗的时候，是我替他挡了一戈，伤口还在肩上。”说着脱下衣服给宜申看，说：“这就是我能做的事，至于假扮大王安抚民心，那不是我能做到的。”宜申无言以对。
　　不久之后，楚昭王的一纸委任状消除了宜申所有的不快——他被任命为楚国令尹。
　　另外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阖闾的弟弟夫概。叛乱失败后，夫概逃到了楚国。楚昭王认识到这个人的重要性，不计前嫌，赐给他土地，封其为堂溪氏。
　　最有意思是季芈。楚昭王给她挑了一个女婿，准备将她嫁掉，她坚决不同意，说：“身为女人，本该与男人保持距离，而我已经被钟建抱了。”楚昭王大笑，于是将她嫁给钟建，并封钟建为乐尹（大乐官）。
　　【勾践卧薪尝胆】
　　郢都光复后，几乎所有的楚国人都产生了这样一种念头：直捣姑苏，踏平吴国，活捉阖闾，一雪前耻。群情激愤中，只有令尹宜申保持了冷静。他知道，吴国虽然遭到失败，实力仍然不可小觑，而且吴国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要打到姑苏谈何容易？倒是楚国要吸取教训，加强戒备，防着吴国人再度入侵。但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说出去没准被人叫做“楚奸”，不是闹着玩的。
　　在这种全民复仇的思想指导下，公元前504年夏天，楚昭王派出水陆两路大军讨伐吴国。阖闾派大子终累率军迎战，大破楚国水军，俘获楚军统帅潘子臣、小惟子以及大夫七名。消息传到国内，连最好战的人都不敢再说话了。郢都城内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好了家当，准备第二次逃亡。接着又传来噩耗，公子结率领的陆军也在繁阳（今河南省新蔡境内）被击败，全军逃散。楚昭王急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大伙儿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楚昭王只好将头转向宜申，希望他说两句。宜申不慌不忙，清了清嗓门，说了两个字：“迁都。”
　　如果是半个月前说这两个字，宜申会被人视为疯子。现在这个时候说这两个字，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楚昭王脸上也露出释然的笑容。但有人马上问了一个新的问题：“迁到哪？”于是所有的眼光又都看着宜申。
　　“鄀。”宜申说。
　　鄀在今天的湖北省宜城境内，相对于郢都来说，地理位置偏北，离吴国更远。此后数百年，楚国还将有多次迁都，但每一次都将新都命名为郢。因此，鄀在历史上又称为北郢。
　　楚国迁都之后，吴、楚之间果然消停了，双方都忙着修养生息，恢复经济，整整八年未动刀兵。
　　公元前496年春，楚国的附庸顿国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决定背叛楚国，投奔到晋国门下。楚昭王震怒，派兵消灭了顿国。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吴国也有了动静，阖闾亲自指挥大军南下，准备将越国夷为平地。
　　越国的先祖无余，据说是夏帝少康的子孙，被封到会稽一带建国，负责祭祀大禹。越国和吴国一样，长期与中原隔绝，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中原各国眼里有如蛮夷。
　　春秋中后期，吴国得到晋国的帮助，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南方大国。越国则依附于楚国，吴国几次与楚国交战，越国都站在楚国这一边。特别是公元前505年阖闾占领郢都的时候，越王允常还派兵袭扰吴国，企图从后方牵制吴军。越国对于吴国来说，就像是脚背上的蚂蝗、饭桌上的苍蝇，不除不快。
　　阖闾选择这个时候进攻越国，其实不太厚道——允常刚刚去世，其子勾践即位，正是国有大丧，新君立足未稳之时。虽然两国交战，讲不了那么多仁义道德，但是这样乘人之危，显然不是君子所为。
　　吴越两军在越国的檇（zuì）李（今浙江省嘉兴境内）相遇。吴军衣甲鲜明，装备精良，队列整齐，士气高涨。相比之下，越军的装备简直就是叫花子，越军的战斗经验也与吴军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勾践有他的秘密武器。据《墨子》记载，勾践好勇，花三年时间训练了一支敢死队，这些人个个武艺高强，而且能够一丝不苟地执行勾践的命令，就算是让他们走进火堆，也不会眨一下眼睛；即便被烧死，也不会吭一声。
　　两军交战，勾践令敢死队在前，企图撕破吴军的阵线。不料吴军经过孙武的严格训练，阵形十分严整，敢死队虽然杀伤和俘虏了一些吴军，却不能阻止吴军如铁流一般滚滚而来。孙武的战术思想很简单，不计较皮毛的损失，保持整体的协调一致，让敌人无机可乘，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虽然此时孙武不在军中，但是伍子胥和伯嚭深得孙武真传。他们一个率领左军，一个率领右军，拱卫着阖闾的中军徐徐向前，一步一步接近越军防线。
　　突然间，越军阵中跳出数百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他们手里拿着短剑，怪叫着冲到吴军跟前，却又停下来，松松垮垮地排成三行，齐声道：“我等乃是越国战士，因为触犯军令，其罪当死。”说罢都将短剑横在脖子上，只等越国军中一通鼓响，数百人齐齐自刎，鲜血飞溅，如同数百朵鲜花一齐开放。吴国人身经百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搞法，个个都看得呆了。就在此时，对面又是一通鼓响，还没得吴国人回过神来，越军已经冲入吴阵，发疯似的砍杀。越将灵姑浮挺着一柄长戈，也不披甲，也不坐车，健步如飞，直奔阖闾。阖闾的卫士们想要阻挡，灵姑浮纵身一跃，轻巧地跃过人墙，长戈直刺阖闾的心脏。阖闾连忙用剑去格。灵姑浮知是宝剑，长戈倏然收回，又往阖闾下盘一扫。阖闾避之不及，一只脚趾头连同战靴都被斩下，当场晕厥。
　　灵姑浮还想取阖闾性命，伍子胥赶到，刷刷两剑将其刺退。伍子胥一手挽住阖闾，一手持剑与灵姑浮恶斗，且战且退。卫士们也逐渐围了上来。灵姑浮见势不妙，抄起阖闾遗落下的那只战靴，长啸一声，绝尘而去。
　　这一战，越军大获全胜。吴军仓皇撤退，行至离檇李不到七里的陉关，阖闾失血过多，撒手西去。
　　阖闾在世的时候，立终累为大子。终累文武双全，本可大有作为，却于数年前因病去世。因此，在伍子胥和伯嚭等大臣的主持下，立终累的弟弟夫差为新一代吴王。伍子胥被封为相国，伯嚭则封为大宰。
　　夫差是个记性很差的年轻人，有《左传》为证——
　　夫差专门派了一个人站在庭中，无论何时，只要他出入，那人便大喝一声：“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大仇了吗？”夫差听了，浑身哆嗦，恭恭敬敬地说：“不敢忘！”
　　这样过了两年，到了公元前494年，夫差终于率领吴国大军又杀回了越国。这一次，无论越国人耍什么把戏，都没能阻挡吴军的铁蹄。夫椒山（今浙江省绍兴境内）一战，越军大败。吴军长驱直入，将会稽城团团包围。
　　此时会稽城内只有将士五千人。如果吴军发动总攻，估计支撑不到一天。
　　勾践手下有两位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被勾践倚为左膀右臂，三个人组成了越国的政治局，开会商量如何应对当前的形势。
　　范蠡说：“要想国家盛而不衰，必须谦虚谨慎；要想挽救国家危难，必须卑躬屈膝；要想勤俭致富，必须因地制宜……”
　　勾践打断了他的话：“范大夫你就别长篇大论了，现在该怎么办，说点实际的吧！”
　　范蠡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求饶。”
　　勾践说：“好嘛！人家要是不答应呢？”
　　范蠡说：“那就只能给他当奴隶。”
　　勾践长叹：“难道我就这样完蛋了吗？”
　　文种安慰他说：“商汤曾经被关押在夏台，周文王曾经被拘禁在羑里，晋文公曾经逃亡到翟人居住的地方，齐桓公也曾经亡命莒国，但他们后来全都称王称霸。从这些人的遭遇来看，我们说不定也是面临一场好事。”
　　勾践心想，范蠡的主意等于没出，文种说的尽是废话，看来真是走投无路，只能投降了，于是派文种出城去向夫差求和。
　　文种到达吴军大营后，跪行着来到夫差跟前，叩头说：“您的臣下勾践派他的仆人文种来向您禀告，勾践请求当您的奴隶，他的妻子请求当您的小妾。”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不是演戏，而是感觉到屈辱。
　　夫差的记性确实不好，看文种说得可怜，竟然将三年来每天都提醒自己要记住的父仇给忘了，想答应越国人的请求。伍子胥劝道：“现在是老天要将越国赐给您，您怎么可以为了区区几个奴婢，放弃整个越国呢？”夫差一想，也有道理啊！命令文种回去，暂时不给答复。
　　文种失望地回到城内，把事情的经过报告了勾践。勾践立刻受不了，准备杀死妻儿，烧毁珍宝，与吴军决一死战。文种说：“且慢！人家也没完全拒绝，还是有机会的。我听说吴国的太宰伯嚭很贪婪，我们可以收买他，让他为我们说话。”于是勾践又命文种带着财宝和美女去找伯嚭。
　　伯嚭的态度完全和伍子胥不一样，他很爽快地收下礼物，带着文种再去找夫差。
　　文种还是跪着跟夫差说话：“恳请大王宽恕勾践的罪过，他将向您献出越国全部的宝器。如果您不答应，他只好杀掉妻儿，烧毁宝器，率领五千人和您决战。虽然明知会战败，但吴国也要付出代价，何必呢？”
　　伯嚭在一旁帮腔：“越国已经臣服于您，如果宽恕他们，对国家有利。”
　　夫差心里又动摇了。
　　正在这时，伍子胥闯了进来。他看了跪在地上的文种一眼，对夫差说：“今天如果不把越国灭掉，将来肯定会后悔。勾践非等闲之辈，文种、范蠡的才干不可小视，如果放过他们，必将成为祸患。”
　　夫差大笑：“您太高估他们了。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他们怎么会向寡人俯首称臣？”
　　最终，吴国还是从会稽撤军了。
　　《吴越春秋》记载，吴军回国后，勾践带着自己的老婆和范蠡前往吴国，兑现给夫差当奴隶的承诺。
　　勾践见到夫差，自称“东海贱臣”，说：“东海贱臣勾践，上愧皇天，下负后土，自不量力，污辱大王的军士，劳烦大王亲征。大王宽厚仁慈，保全了贱臣危在旦夕的性命，还让贱臣有机会拿着簸箕扫帚为您服务，贱臣深感惭愧。”
　　夫差故意问：“你难道就不记得吴越两国之间多年的恩怨了么？”
　　勾践说：“岂敢，贱臣死不足惜，只求大王原谅。”
　　勾践低三下四到这个份上，夫差也无话可说了，让勾践夫妇留在宫中，为自己驾车、养马。至于范蠡，夫差很想用他，曾经对他这样说：“寡人听说，贞洁妇女不嫁破落户，贤能之士不做亡国奴。现在越王无道，国家差不多灭亡，社稷也无人祭祀，为天下人所耻笑。像你这样的人才，沦落到这个地步，岂不是太不明智了吗？寡人想赦免你的罪过，你洗心革面，归顺吴国如何？”当时勾践也在场，很紧张地看着范蠡，生怕他答应。范蠡回答：“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语政。越王自不量力，与大王相抗，下臣有很大的责任。承蒙大王鸿恩，让我们君臣得以保全性命，已经是感恩戴德。下臣只求为您洒洒水，扫扫地，跑跑腿，就心满意足了，哪敢做官？”勾践暗中松了一口气。夫差见范蠡态度坚决，倒也佩服他有骨气，而且欣赏他说话得体，便不再强求。
　　勾践在吴国一住就是三年。三年来，勾践的工作就是劈柴养马种菜，他老婆则浇水除粪清扫，日子过得艰苦，但也很快乐，如果再有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那就更诗意了。夫差在宫中登台远望，看到他们夫妇在劳动，范蠡坐在马粪旁侍候，“君臣之礼存，夫妇之仪具”，不禁感触良多，对伯嚭说：“勾践不过是孤家寡人，范蠡不过是一介之士，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中仍然不失君臣之礼，寡人看了都很伤感啊！”伯嚭不失时机地说：“愿大王以圣人之心，哀穷孤之士，把他们放了吧。”
　　伍子胥听说夫差要释放勾践，连忙跑去劝阻：“当年夏桀囚禁商汤，商纣囚禁周文王，都是拘而不杀，放虎归山，结果反被他们夺了天下。今天大王要放走勾践，难道是想步桀、纣的后尘吗？”伍子胥将夫差比为桀、纣，话说得很难听，但是确实起到了作用。夫差便将释放勾践的事搁置下来。
　　接着发生了一件重口味的事。
　　夫差得了病，三个月未愈。勾践前去问疾，正好夫差在大便，也不避讳，就坐在便桶上跟勾践说话。大便完了，勾践说：“贱臣从幼习得些医道，能从粪便中得知病情。”没等夫差反应过来，他已经用手捞起一坨臭臭，放在嘴里咀嚼了几下，然后说：“祝贺大王，您的病情已经基本解除，不出七日即可痊愈。”
　　夫差捂着鼻子说：“你怎么得知？”
　　勾践说：“粪便的味道与时气相关，逆时气者病，顺时气者愈。现在是春夏之交，贱臣尝过大王之粪，有酸苦之味，正应春夏之气，所以知道您的病就快要好了。”
　　夫差很感动。过了些日子，他的病果然好了。
　　经过这件事后，谁都挡不住夫差放勾践回国了。夫差还亲率群臣将勾践送到蛇门之外，说：“寡人虽然放你回去，但心里始终是舍不得的。你到了越国，寡人也会十分想念，有空常来信。”
　　勾践叩首说：“上天苍苍，贱臣怎敢辜负大王！”
　　夫差长叹一声，说：“我听说君子好话不说第二遍，你们走吧！”牵着勾践的手登车，然后将缰绳交到范蠡手里，看着他们缓缓离去，直到背影消失——这哪里是送刑满释放人员，简直是长亭相送，执手相看泪眼嘛！
　　勾践回到会稽，没有住进宫殿，而是住在一间茅屋里。屋里没有其他家具，只有几捆柴禾，那就是勾践的床。每天上午，他都扛着农具去田里和百姓一起干活，他老婆则在家里织布。吃饭以素为主，鲜有肉食；穿衣以麻布为主，没有任何装饰。下午处理政事，对大夫们都毕恭毕敬，对来访的宾客礼遇有加。国中有贫苦的百姓，夫妻俩一起去看望；谁家里有丧事，也会收到他的慰问。
　　在勾践的屋子里，吊着一颗苦胆。早上醒来尝一口，吃饭之前尝一口，睡觉之前还要尝一口，问自己：“勾践，你难道忘了为奴之耻了吗？”这就是所谓的“卧薪尝胆”。史上一般认为，他这是怕自己耽于享乐，忘记仇恨。我个人以为，勾践这是在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①作战。想想看，他被迫在吴国当了三年奴隶，主人夫差对他也不差，临走还依依不舍，这一主一奴之间，产生点感情也不是不可能。他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夫差是自己的敌人，在吴国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侮辱，千万不能因为夫差的“善意”而心软。
　　『①又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如何对付吴国，是一件难事。纵使勾践励精图治，奋起直追，吴国对于越国来说，仍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关于这一点，勾践本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很悲观地对几位亲信大臣说：“寡人受辱于外，怀忧于内。内惭朝臣，外愧诸侯，心中迷惑，精神空虚，不知道如何才能报仇。”
　　大夫文种说：“下臣有九条计策，可以助您实现抱负。”
　　勾践说：“不可能吧？”
　　文种说：“下臣这九条计策非同一般，商汤和周文王就是靠了它取得天下，齐桓公和秦穆公靠它称霸诸侯。用它来攻城略地，易过脱鞋。”
　　勾践心想，又来了，姑妄听之吧。
　　文种便献了他的“九术”：第一，尊天地，敬鬼神，自求多福；第二，多给夫差和吴国大臣们送礼，让他们高兴；第三，满足夫差的欲望，扩大他的胃口，让吴国的老百姓疲惫；第四，送给夫差美女，乱其心智；第五，向吴国输送能工巧匠，帮夫差修建宫室，让他把钱花在享乐上；第六，收买以伯嚭为首的贪官；第七，离间伍子胥这样的良臣；第八，发展越国经济，富民强国；第九，积极备战，等待时机。
　　勾践接受了文种的建议。此后数年间，勾践不停地给夫差送去金银、珠玉、奇木、乐器、巧匠，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美女西施。
　　据说夫差见到西施之后，惊为天人。伍子胥则认为不可接受，说：“下臣听说，贤士乃国家之宝，美女乃国家之祸。夏朝灭亡，是因为妹喜；商朝灭亡，是因为妲己；周朝灭亡，是因为褒姒。”夫差很不高兴，心想这老头成天嘚啵嘚啵，拿老子和夏桀商纣相比，把老子惹毛了，有他好看的！
　　相比之下，伯嚭就聪明多了。他总是笑眯眯地站在一边，夫差想做什么，他便说什么好，而且总是夸奖勾践有孝心，是个好干部。夫差听了很高兴，他不知道勾践每年送给伯嚭的财礼，甚至比给他的还多。有一年越国闹饥荒，派人向吴国请求支援，伍子胥强烈反对，伯嚭强烈支持，最终还是将粮食借给了越国。第二年收成好，越国人将粮食蒸熟晒干，偿还给吴国。夫差见了，还以为是越地的水土好，谷物的品种优良，命人将那些谷物作为种子发给农民去种植，结果可想而知。
　　就在吴、越二国拉拉扯扯之际，楚国也回过神来了。公元前494年，楚国出兵包围了蔡国的首都，以报当年蔡国跟随吴国入侵之仇。
　　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楚国人变得谨慎多了。他们在离城一里的地方建设了一道高达两丈的围墙，还修筑了堡垒，准备打持久战。蔡国人一看，知道楚国人是动真格的了，于是全城男女，都用长长的绳子将腰系起来，相扶着出城投降。楚昭王占领了蔡国，命令蔡人迁徙到长江以北、汝水以南去开荒种地，另谋生路。蔡昭侯表面答应，等楚军一撤，便派人向夫差请求，将蔡人迁到吴国境内。夫差当然乐意，但是蔡国人都不同意这样做。蔡昭侯便与夫差商议，将吴军暗暗放进来，等到蔡国人反应过来，吴军已经控制了局势。蔡国人就这样被绑架到了吴国，被安置在州来居住。
　　同年秋天，吴军入侵陈国，理由是当年吴国进攻楚国，曾经请陈国助战，遭到了陈国人的拒绝。楚国群臣得知吴军入陈，十分担心，在朝堂上说：“当年阖闾雄才大略，差点灭我楚国。没想到他的儿子更厉害，我们该怎么办啊！”令尹宜申听到，说：“各位多虑了。当年阖闾吃饭只吃一道菜，睡觉只睡一重席子，用的器皿不雕刻花纹，宫室不筑亭台楼阁，车船不加装饰。一切衣服物品，只取实用，不求花哨。在国内，亲自巡视安抚百姓；在军中，煮熟的食物必须等将士们都吃到了自己才食用；他如果吃山珍海味，士兵们也都有一份。他与百姓同甘共苦，因此百姓甘于为他送命。现在听说夫差住的是华丽的宫殿，睡的是越国美女，看上了什么就一定要得到，根本不在乎百姓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他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们完全不用担心他能给楚国造成什么威胁，倒是要操心自己不团结给楚国带来危害。”
　　应该说，宜申完全看透了夫差的弱点。


　　第四章 儒家思想的形成
　　【阳虎乱鲁：诸侯权力逐渐下移】
　　公元前505年春天，当吴国大军还在郢都逗留的时候，一小队乔装改扮的周朝武士奉命潜入楚国，趁着兵荒马乱，刺杀了寓居楚国多年的王子朝。
　　王子朝因叛乱失败流亡到楚国，是公元前516年冬天的事，距此已经整整十年。王室之所以对他痛下杀手，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不甘寂寞。据《左传》记载，王子朝虽然人在楚国，却一直和雒邑的余党保持联系，期望有朝一日可以卷土重来。公元前506年，他遥控周朝大夫儋翩在雒邑发动叛乱，而且说服郑国出兵相助。郑国一股脑儿攻下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城，王室为之震动，派人向晋国告急。晋国一方面派兵戍守雒邑，一方面指示鲁国出兵进攻郑国。
　　鲁昭公客死他乡之后，他的弟弟公子宋被立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定公。公元前505年，“三桓专鲁”的政治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这年六月，季孙意如巡视自家的领地东野，突然发病身亡。同年七月，叔孙不敢去世。
　　季孙意如长期把持鲁国国政，权倾一时。鲁国宫中有块宝玉，名为璵（yú）璠，乃历代鲁侯在正式场合佩戴的宝物。自鲁昭公离开鲁国，季孙意如便将璵璠佩在自己身上。意如死后，家臣阳虎提出要以璵璠陪葬，遭到另一位家臣仲梁怀的反对。仲梁怀的意见是“改步改玉”，当年鲁昭公不在国内，季孙意如佩戴璵璠署理国政，也无可厚非。后来鲁定公即位，意如理应归还璵璠却一直未还，现在还要将它带到坟墓中，岂不是太过分？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改步改玉”。
　　第一，周人以玉为身份的象征，什么级别的干部佩戴什么样的玉饰，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容僭越。
　　第二，步即走路的步长。周礼规定，诸侯步行“接武”，即第一步迈开后，第二步徐行过前半步；卿大夫步行“继武”，第一步与第二步紧接；士则“中武”，两步之间须留一足之地。总之越是尊贵的人，走得越慢，步伐越短。如果你穿越到周朝见到男人走路像小脚女人，千万不要嘲笑，否则后果自负。
　　由此可知，季孙意如本当行继武之步，因为鲁昭公被逐，他便行了接武之步。鲁定公即位，他又行回继武之步。以继武之步，佩璵璠之玉，还要以其陪葬，显然是不合适的。
　　阳虎说不过仲梁怀，这事只好作罢。但是阳虎不是善罢甘休的人，他找到费邑的长官公山不狃（niǔ），提出要将惩办仲梁怀。前面说过，费邑是季氏家族最重要的领地，公山不狃自是季氏家臣中的实力派，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明确：“仲梁怀这样做，也是为了咱们的主人好，您何必生怨呢？”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公山不狃的态度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原来季孙意如死后，季孙斯继承家业。新官上任三把火，季孙斯上台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在阳虎和仲梁怀的陪同下巡视领地（可见仲梁怀不是一般人）。当他们来到费邑，公山不狃大老远跑到郊外去迎接，恭恭敬敬地向季孙斯和仲梁怀致以问候之情。季孙斯倒是很尊重公山不狃，仲梁怀则高高在上，对公山不狃爱理不理。公山不狃当天晚上就对阳虎说：“您不是要惩办仲梁怀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阳虎的回答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同年九月，阳虎在曲阜发动政变，囚禁了季孙斯和他的一批亲随，驱逐了仲梁怀。
　　同年十月，阳虎和季孙斯在曲阜的南门盟誓。在强人季孙意如去世仅仅四个月之后，鲁国的实际控制权便转入了身为家臣的阳虎之手。
　　公元前504年二月，在阳虎的主持下，鲁国响应晋国的号召，派兵入侵郑国。鲁、郑并不交界，鲁军去的时候途经卫国，未行借道之礼；回来又经过卫国首都帝丘，阳虎指使季孙斯和仲孙何忌自帝丘的南门进入，从东门出来，然后驻扎在东门外的豚泽村。卫灵公大为震怒，命宠臣弥子瑕带兵袭击鲁军。
　　卫国老臣公叔发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让人抬着自己来见卫灵公，说：“因为人家的无礼而效仿他，是不对的。当年鲁昭公流亡在外，您对他礼遇有加，现在却因为小小的愤恨而掩盖过去的恩德，未免太不划算。鲁、卫本是兄弟之国，理应和睦相处，不能因为阳虎这个小人从中作梗就刀兵相见。”
　　卫灵公说：“难道咱们就这样咽下这口气？”
　　公叔发说：“这是老天为了惩罚阳虎，让他多积累一点罪行，您大可拭目以待。”
　　卫灵公听从了公叔发的建议。
　　同年夏天，阳虎又指使季孙斯到晋国献捷。当时的规矩，小国派使臣朝觐大国诸侯，也要向诸侯的夫人行聘问之礼，以示尊重。阳虎为了讨好晋国，强迫仲孙何忌与季孙斯同行，专门向晋定公夫人致以问候。仲孙何忌乃是三桓之一的孟孙氏啊，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他来到晋国，对士鞅说：“如果阳虎不能在鲁国呆下去而来到晋国，我希望晋国能给他一定的位置，比如中军司马这样的职位就很不错。我以先君的名义发誓，请您一定答应我的请求！”
　　仲孙何忌的话看似含蓄，其实很直接。士鞅装作没听明白，说：“这个……晋国的官吏任用，都是由国君决定的，我哪里敢表态？”转身便对赵鞅说：“鲁国人已经很讨厌阳虎了，孟孙氏指天发誓要将他赶出国，而且认定他将会逃到晋国来，在给我们吹风呢！”赵鞅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没有说什么。
　　同年八月，阳虎又在曲阜的周社与鲁定公及季孙斯、仲孙何忌、叔孙州仇（叔孙不敢之子）举行盟誓，在亳社与曲阜的居民举行盟誓——鲁国是周公的后裔，周社即周朝的社稷神位；鲁国所在的地区又有大量商朝遗民，因此立亳社以示尊重。阳虎在两社举行盟誓，等于是强迫朝野一致认同他的地位，而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季氏家臣，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盟誓后，阳虎干脆不再遮遮掩掩。公元前503年春，齐国向鲁国归还了郓城和阳关（今山东省泰安县南）两地。阳虎将两都纳入自己的名下，并将郓城当作自己的居城，在那里开设官署，号令全国。鲁国正式进入了阳虎当政时期。
　　公元前503年四月，周朝卿士单武公、刘桓公在晋国人的帮助下，在穷谷（今河南省洛阳境内）打败叛军，雒邑的形势趋于安定。郑献公意识到，晋国下一步肯定是要对郑国开刀，追究其进攻王畿之罪。
　　在历史上，郑国是出了名的墙头草——得罪了晋国，便投靠楚国；得罪了楚国，便投靠晋国。但这次郑献公显然没有瞄上楚国，一则楚国不久前刚被吴国欺负，险些灭了国，属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二则另外一个大国正在东方崛起，吸引了郑献公的眼球。
　　《左传》记载，公元前503年秋天，齐景公、郑献公在咸地举行会盟，而且派使者前往帝丘邀请卫灵公参加。卫灵公很想去——去年鲁国人在帝丘城下的无礼举动一直使得他心里很不痛快，考虑到鲁国那次军事行动是受晋国所指使，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对齐景公抛来的媚眼怦然心动。但是卫国的群臣都反对。卫灵公没办法，只好派大夫北宫结前往齐国，又私下给齐景公送一封信，说：“请您装作震怒，将北宫结抓起来，派兵讨伐卫国。”齐景公当然不会拒绝。事实证明这一招很奏效，齐国大军从临淄出动的消息刚传到帝丘，卫国的群臣便立刻改变态度，同意跟齐国结盟了。于是，齐、郑、卫三国在琐地结成了同盟。
　　齐景公敢作敢当。琐地之盟后，马上派上卿国夏率军入侵鲁国。阳虎也尽起鲁国之兵抵御。有意思的是，阳虎现在贵为鲁国第一实权人物，却仍然以季氏家臣自居，亲自为季孙斯驾车，准备夜袭齐军。国夏得到情报，将计就计，让部下装作毫无防备的样子，暗地里设下伏兵，只等鲁军前来上钩。
　　公敛（复姓）处父为仲孙何忌驾车，意识到齐国人的阴谋，在军事会议上对阳虎说：“你如果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必死无疑。”大夫苫夷也说：“你如果让他们两位（季孙斯和仲孙何忌）陷于危险，不用军法官审判，我将亲手杀死你！”阳虎害怕起来，于是引兵而还。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阳虎虽然大权在握，反对他的还大有人在，这种“以下剋上”的统治并不稳固。
　　第二年春天，急于立威的阳虎鼓动鲁定公亲自率军讨伐齐国，以报去年之仇。鲁军包围了阳州（今山东省东平境内），然而斗志不高。阳虎动员大伙去攻城，大伙都坐在地上，说：“要我们去干啥啊？颜高的弓有一百八十斤呢！”
　　颜高是鲁国著名的武士。说他的弓有一百八十斤，并非重量，而是拉满弓需要一百八十斤的力量。当时大伙都拿着它传看，试试能不能拉开，结果是没人能够拉到一半。鲁国人正在吵吵闹闹，阳州城的大门突然打开，齐军蜂拥而出。
　　大伙都看着颜高，指望他去迎敌。颜高左顾右盼，找不到自己的弓，只好随手从别人车上抢过一张弓，刚搭上箭拉开，弓就被拉断了。齐将籍丘子鉏眼明手快，“刷刷”两箭射过来，将颜高和身边那人都射倒在地。子鉏抢上来想割颜高的首级，颜高突然打了个滚，从地上又拿起一张弓，向子鉏一箭射去，射穿了他的脸颊，将他射死。
　　颜高的弟弟颜息也不是好惹的，弯弓搭箭，射中一名齐将的眉心。鲁军大声欢呼，他却很惭愧地说：“不好意思，我本来想射他的眼睛，没想到射偏了。”
　　一两个人的勇猛没能挽救鲁军的失败。战斗开始不到一个时辰，鲁军就溃散了。大夫冉猛跑在了最前面。他的哥哥冉会见了，大声骂道：“冉猛，你小子给我殿后！”
　　一个月后，鲁军卷土重来，进攻齐国的廩（lǐn）丘（今山东省境内）。这一次鲁军来势汹汹，齐国人放火焚烧攻城的冲车，鲁国人便用麻木短衣沾湿了灭火，很快攻破廩丘的外城。外城既毁，内城亦将不保，廩丘守军干脆打开城门冲出，要跟鲁军拼个鱼死网破。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鲁国人一看齐国人冲出来，立马放弃进攻，纷纷后退。冉猛自然又是跑在最前面。阳虎在指挥车上看得真切，故意大声对左右说：“如果冉猛在这里，怎么会让齐人如此嚣张？”冉猛听到了，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突然雄起，掉转车头就向齐军冲去。眼看就要冲到齐军阵前，冉猛回头一看，哎呀！原来只有他一个人在冲锋，其余的人都在看热闹呢！要说冉猛的演技，那真不是盖的，当场大叫一声，装作跌倒在车上，不省人事，一只手暗中猛拉车夫的袖子。车夫会意，将手中的缰绳一抖，战车在齐军阵前划了一个美丽的弧线，又跑回去了。阳虎气得直摇头，骂道：“尽是些假心假意的家伙！”这句话的原文是：“尽客气也。”这也是客气一词最原始的意义。当我们说“您太客气了”的时候，也许不曾想到，在古代，那就是“您太假惺惺了！”。
　　阳虎一季两度侵略齐国，自然是为了讨好晋国，最根本的目的则是希望晋国成为自己的后台，稳固自己在鲁国的地位。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同年夏天，齐景公派国夏、高张率军进攻鲁国，晋国则以士鞅、赵鞅和荀寅为帅救援鲁国。鲁定公亲自跑到瓦地去犒劳晋军。在这次会面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按照周朝的礼仪，诸侯卿大夫相见，手里抱着一只羔羊，叫做“执羔”。但是晋国人为了突出中军元帅的尊贵，仅仅由士鞅执羔，赵鞅和荀寅则执雁（家鹅），贵贱等级一目了然。鲁国人觉得这个做法很不错，也学了来。自此之后，唯季孙氏执羔，叔孙氏和孟孙氏（鲁国三桓的族长称为某孙氏）执雁。
　　晋国兴师动众而来，自然不只是为了救援鲁国，同时也是想瓦解齐景公刚刚建立的齐、郑、卫三国联盟。士鞅派人给卫灵公送去一封信，命卫灵公前来会盟。
　　晋国大军都到家门口了，卫灵公怎敢不从？于是顶着烈日来到晋军大营会见士鞅。卫国虽小，却也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又与晋国同为姬姓子孙，卫灵公以诸侯的身份拜会晋国的卿，本来已经是纡尊降贵，晋国人却仍然感到不满足，仅仅派了大夫涉佗、成何去与卫灵公盟誓。
　　按照当时的规矩，两国结盟，如果用到牛耳，则地位低者端着盆子（执牛耳），地位高者动刀。卫灵公心想，我好歹是个侯，你们只是大夫，这执牛耳的事，理应由你们来担当吧！但是晋国人显然不这样认为，成何私下对涉佗说：“卫国，就好比是晋国的郡县，不能将其视为诸侯。”涉佗想都没想就说：“是啊，咱们可不能丢了晋国的面子。”
　　到了那天，将要歃血为盟，涉佗突然抓住卫灵公的双手，强迫这老头去端盆子。卫灵公怎肯就范，双方争执之中，盆子被打翻，牛血浸湿了卫灵公的手腕。
　　卫灵公脾气再好，也忍不住发火。卫国大夫王孙贾见状，连忙上来护主，对涉佗说：“盟誓是为了伸张礼义，就像咱们的国君所做的那样。卫国虽小，岂敢违反礼的精神来接受这样屈辱的盟誓？”双方不欢而散。消息传到卫国国内，连那些一直因为害怕晋国而不主张卫国与齐国结盟的大夫，现在都纷纷要求卫灵公与晋国绝交。
　　卫国人一硬起来，晋国人反倒害怕了。士鞅马上派人去帝丘，要求重新与卫国结盟。但是已经晚了，卫国现在上下一心，很干脆地拒绝了晋国的要求。
　　同年秋天，晋国出兵入侵郑、卫二国。阳虎再一次听从晋国的号召，派兵入侵卫国，这也是他当政一年多来第三次发动战争，鲁国上下都对他感到极度厌恶。在这种情况下，阳虎决定不再遮遮掩掩，直接拿三桓开刀，确立自己在鲁国的绝对统治地位。
　　当时阳虎的手下有五名死党，分别为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叔孙辄和叔仲志。其中季寤是季孙意如的庶子，叔孙辄是叔孙婼的庶子。阳虎的如意算盘是，用季寤取代季孙斯，叔孙辄取代叔孙州仇，他本人则取代仲孙何忌，将三桓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同年十月，阳虎邀请季孙斯到曲阜东门外的蒲圃赴宴，准备在席中刺杀季孙斯。同时命令属下的战车部队进入一级戒备，打算在刺杀了季孙斯之后大举进攻叔孙、孟二家。
　　阳虎的异动引起了公敛处父的警惕。他对仲孙何忌说：“我发现季氏的战车部队正在集合（实则为阳虎控制的季氏部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仲孙何忌还蒙在鼓里，说：“我没发现有这事啊！你不要乱讲。”公敛处父说：“如果季氏有乱，您也必定受到影响，请早作准备。”于是暗中命令孟氏族兵戒备。
　　十月二日，阳虎提前抵达蒲圃。季孙斯从家里出发，为他驾车的是阳虎的亲信林楚，前后左右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士，还有阳虎的弟弟阳越殿后——这不是护送季孙斯赴宴，而是押送季孙斯去刑场。
　　季孙斯再迟钝，也知道事情不对了。他看看前面，东门已经遥遥在望；看看后面，阳越正板着一副脸，警惕地戒备着四周。季孙斯做了一个深呼吸，突然对林楚说：“你的祖先世代都是我们季家的良臣，我希望你也能跟他们一样。”
　　林楚肩头一震，回答说：“您对我说这话，已经晚了。阳虎把持国政，鲁国人都听命于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算我能够为您而死，恐怕也挽救不了您。”
　　季孙斯说：“哪里晚了？你能将我载到孟家吗？”
　　林楚说：“我倒是不怕死，只怕您就算到了孟家里，也难免一死。”
　　季孙斯说：“去吧！”
　　林楚微微点头道：“您扶稳了。”
　　当时仲孙何忌“碰巧”挑选了三百名精壮奴隶在自家门外修房子。林楚驾车经过孟家路口，忽然扬鞭，策马冲向孟家。这一变故来得太突然，等阳越反应过来，张弓去射时，马车已经冲进了孟家的大门。
　　孟家的奴隶早有准备。季孙斯的马车刚过孟家大门，他们便一拥而上，将大门牢牢关上。阳越赶到门口，大呼开门。一支箭从门楼上射来，正中其咽喉。
　　阳虎得到消息，连忙赶到公宫，将鲁定公与正在上朝的叔孙州仇绑架，然后讨伐仲孙何忌。危急时刻，公敛处父带兵从曲阜的北门进入，突入阳虎阵中，将其部队击破。
　　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因为季孙斯的急中生智和孟氏的早有准备，就这样土崩瓦解。阳虎脱下盔甲，跑到公宫中取出璵璠宝玉和祖传的大弓，带着少数亲信趁乱逃出曲阜。天黑下来后，阳虎停下脚步，命令随从埋锅造饭。大伙都说：“您还是快逃吧，别让人追上了。”阳虎大笑说：“鲁国人听说我不在了，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来追我？”大伙说：“哈，您想得倒美，那公敛处父可不是吃素的。”阳虎说：“没事，吃饱了再赶路。”
　　果然，听到阳虎遁逃的消息，曲阜城内一片欢呼，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庆贺，只有公敛处父向仲孙何忌请求追击。仲孙何忌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个人，走了便好，何必去追？”拒绝了公敛处父的请求。
　　阳虎逃到了自己的领地阳关。
　　公元前501年夏天，阳虎派人将自己从宫中盗走的宝玉和大弓归还给公室。《春秋》记载：“（鲁）得宝玉、大弓。”左丘明解释：但凡获得器用之物，称作“得”；获得俘虏和生物，称作“获”。幸好我们不是活在春秋时期，这语文也未免太难学了。
　　同年六月，鲁军讨伐阳关。大军将阳关围得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眼看城池将破，阳虎突然焚毁城门，带兵直冲鲁军阵营。趁着鲁军没回过神来，阳虎已经突破包围，投奔齐国而去。
　　他见到齐景公便说：“请给我一支部队，再给我三次进攻的机会，我就帮您拿下鲁国。”
　　别人说这样的话，齐景公会认为是吹牛。但是阳虎这样说，他认为是完全可能的。盘算了一番之后，他决定答应阳虎的请求。当时老臣鲍国已经九十多岁，对齐景公说：“阳虎受恩于季氏，却想杀死季孙斯，现在又拿着不利于鲁国的计划来讨好您，这样的人您也敢相信？对于他来说，道义不过是空话，利益才是一切。他既然敢颠覆鲁国，便也敢颠覆齐国。鲁国人正因为除掉他而额首称庆，您却要收留他，就不怕他祸害您？”
　　齐景公听了鲍国的话，下令将阳虎囚禁起来，安排他到齐国东部去居住。阳虎心想，齐国东部乃东夷聚居之地，邻近大海，想逃也逃不了啊！于是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对看守说：“太好了，我求之不得，正想去东方养老呢！”看守将这事向上汇报，齐景公一听，心里便犯了一个嘀咕：这小子不会有什么阴谋吧？于是又改变主意，让他居住在西部某地。
　　阳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瞅准了一个机会，将自己藏在装满衣物的车里，逃到了宋国。又从宋国辗转逃到晋国，投奔了赵鞅。据《韩非子》记载，赵鞅对这位叛逆之臣颇为重视，亲自将其迎至府内，让他当了自己的首席家臣。左右对此不理解，问道：“这个人实为窃国大盗，您为什么要如此厚待他？”“没错啊！”赵鞅说，“这个人最善于窃取权力，可我最善于巩固权力，他能把我怎么样呢？”果然，在赵鞅的领导下，阳虎不敢胡作非为，老老实实为赵氏家族服务。后来赵氏家族日益强大，成为“三家分晋”中的一家，阳虎功不可没。
　　如此看来，阳虎就是孙悟空，赵鞅则是会念紧箍咒的唐僧，这样说不知道合不合适？
　　关于阳虎，《论语》里还记载了他和孔夫子的一段往事：阳虎当政的时候，听说孔丘很有学问，就很想见见他。孔丘却摆起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认为阳虎以下欺上，不是好人，因此拒而不见。阳虎也不生气，派人给孔丘送去一块猪肉。孔丘正好不在，家里人便将猪肉收下。孔丘回来之后，见到那块猪肉，嘴里流着口水，心里非常高兴，得知是阳虎送的，不由又感到惭愧，于是前往阳虎家拜谢，正好在路上遇到了阳虎。
　　阳虎摆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哎哟，你就是孔丘啊，快过来快过来，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知识分子最顶不住这种攻势了，孔丘跑过去，站在阳虎面前。阳虎说：“空有一身本领却不为国家服务，称得上‘仁’吗？”孔丘摇摇头。阳虎又问：“胸怀大志，想做一番事业，却不知道把握机会，称得上‘智’吗？”孔丘又摇摇头。阳虎拍拍孔丘的肩膀，说：“老弟，日月如梭逝去，年岁不等人啊！”孔丘恭恭敬敬地说：“您批评得对，我明天就到府上来上班。”
　　据说，孔夫子后来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可能就是得自阳虎的启发。
　　【孔圣人的二三事】
　　现在该说说孔丘这个人了。
　　在中国历史上，尚无一人承载了孔丘那么多的荣誉和溢美之词，也无一人像孔丘那样被骂得狗血淋头罪大恶极。他是最好的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耶稣也不过如此；他是最坏的人，是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的最大代表，死后两千多年还被拉出来接受批斗。爱他也罢恨他也罢，赞美也罢贬低也罢，无可否认的是，他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符号，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也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
　　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孔丘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初期宋国的司马孔父嘉。当年孔父嘉被华父督所杀，其后人逃至鲁国，遂以孔为氏，建立了孔氏家族。鲁襄公年间，一位被称为叔梁纥（名纥，字叔梁）的孔氏后人作风不太检点，在野外与一位颜氏女子行了苟且之事。事后叔梁纥提上裤子就走了，浑然不知自己刚刚干了一件改变中国的大事。
　　颜氏女子却感受到了身体里的奇异变化。十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相貌不凡的男婴。说是相貌不凡，倒也不见得有多奇特，只不过头形四边隆起，中间低陷，好像一座小山丘，于是就叫他孔丘，字仲尼。从这个“仲”字后人可以得知，孔丘在家里排行第二，因此又称为孔老二。
　　孔丘的童年也许不太幸福。三岁的时候，叔梁纥便去世了。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大力士，能够双手举起重逾千斤的城门，他如果不死，说不定能将孔丘培养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然而没有如果。事实是，当周围的小朋友骑着竹马玩打仗游戏的时候，孔丘却热衷于玩过家家，只不过他这个过家家也与众不同——摆几个破碗儿，装模作样地叩首行礼，幻想自己是王公贵族，正在大庙里举行祭祀，或是在朝堂上接见来访的贵宾。终其一生，孔丘对“礼”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
　　所谓礼，简而言之就是周礼，本书中多次出现的“礼也”“非礼也”，说的便是这个礼。千万不要将周礼与金正昆的商务礼仪等而视之，它指的是关于周朝封建统治的一整套学说。礼仪和礼节，不过是它最表层的部分。
　　十九岁的时候，孔丘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给季家担任管理田产、仓库的小吏。也就这一年，他娶了宋人亓（qí）官氏的女儿为妻。这个时期的孔丘，没有给后世留下太多历史记录，人们只知道：第一，他很好学；第二，他郁郁不得志，生活困窘；第三，他生了一个儿子，朝廷给他发了一条鲤鱼作为贺礼，他便给儿子命名为孔鲤。
　　二十七岁的时候，郯国的国君郯子来到曲阜朝觐鲁昭公。郯子虽是边远地区的小国君主，学问却非同小可，尤其是对上古时代的官制有很深的研究。孔丘特别跑去向郯子请教，回来之后就很有感慨地说：“我听说，天子那里已经失去了古代的官制，但那些学问还是保存在了四夷地方，今天总算见识了。”自此之后，孔丘更加潜心治学。他也陆续收了一些门徒，开始传播自己的学问。随着门徒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但他始终保持了一种谦逊的态度。
　　孔子对弟子说：“我述而不作。”意思是他仅仅是复述古圣先贤的学说，自己无所建树。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孔丘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学说增加了一分宗教意味（虽然他号称不语怪力乱神）。他的所有理论是不容置疑的，也没办法置疑，因为那是古人规定的东西。而他本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充当了先知的角色，负责将这些所谓的古代学问传播给世人。
　　很多人相信了孔丘的说法，但也有世外高人对孔丘的这套把戏不屑一顾。传说孔丘曾专门跑到雒邑去见老子。老子是王室的图书馆长，知识渊博，高深莫测。孔丘毕恭毕敬地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学问，满以为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没想到老子只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说：“你来问礼啊？你说的那些故事，编造它们的人连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剩下他们的那些话还在世上流传，你觉得可信吗？作为一个正人君子，运气好的时候就坐车当官，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荡。我听说，一个好的商人，应该将自己的财货深藏起来，就跟什么都没有似的；君子虽然有良好的品德和智慧，表面上看起来却像个蠢人。你应该去掉身上的骄傲与贪婪，以及好看的外表与不切实际的欲望，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有害的。我的话就这些。”
　　顺便说一句，孔丘身高一米九，玉树临风，确实是个翩翩美男子。被老子这样数落了一通之后，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所措。回去后便对自己的弟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会游；兽，我知道它能走。地上走的可以用网去捉，水里游的可以用线去钓，天上飞的可以用箭去射。至于龙，我就拿它没任何办法了，它能够乘风驾云直冲九霄。我今天见到老子，这个人可不就是一条龙么？”
　　话虽如此，孔丘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让老子说去吧！他扩大了招生的范围，将自己定位为职业教育家（虽然他在政府里还干着一份差事），对外宣称：“只要拿十条腊肉当见面礼，我就教他！”准入门槛真够低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弟子数量与日俱增，号称门徒三千。很多政府公务员也拜他为师，还有外国人慕名前来，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在政府中所处的地位。
　　一般人到了这个层次，便会考虑下海，跳到体制外去干一番事业。但孔丘不是这样，他坚持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了一肚子学问，如果不去当官，有如纸上谈兵，没有任何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那番话，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身上：他不满足于当理论家，他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将它改造成他认为是正常的模样。
　　孔丘三十岁那年，在曲阜见到了来访的齐景公和晏婴。据说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对话，齐景公对他的观点表示十分赞同。这次对话成为五年后他奔赴齐国的契机。
　　孔丘三十四岁那年，孟氏的族长仲孙貜去世，临终前将两个儿子——仲孙何忌和南宫敬叔托付给孔丘，让他们跟随孔丘学礼。这也是孔丘收过的地位最高的学生。
　　孔丘三十五岁的时候，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季孙意如赶到了齐国。仲孙何忌当年十四岁，孟氏的家政由家臣们把持，他们站在季孙意如那边，参与了进攻鲁昭公的行动。对于这种做法，孔丘肯定是不能赞同的，他选择用脚投票，也步鲁昭公的后尘，来到了齐国。他一开始在高氏家族中担任家庭教师，希望通过高氏再度见到齐景公。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他不是那种浪费时间的人，等待的过程中，他找到齐国的大乐师学习古代的音乐，而且完全沉迷进去，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一时传为美谈。
　　齐景公见到孔丘，问了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很大，孔丘却只用了八个字来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猛拍大腿，说了一句大实话：“讲得太好了，如果不是那样，就算仓库里有粮食，我恐怕都吃不到了！”
　　这八个字在现代常被人诟病，认为是封建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个人之见，封建不假，但是八个字的背后透出的“正名”思想，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试想，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原则，既是对臣的约束，更是对君的约束，难道有什么错吗？一个社会，如果“公仆”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主人”朝不保夕，噤若寒蝉，是不是也该想想孔丘那八个字，好好地正一下名呢？
　　几天之后，齐景公又接见孔丘，再度就如果治理国政征询他的意见。孔丘的回答仍然很简单：“节省财用。”那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别今天开运动会，明天搞赛歌会，把个办公楼修得比周天子的还气派。花钱的时候多思量，把钱用到点子上，那就OK啦！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便想赏给孔丘一块封地，让他安心为齐国服务。没想到晏婴站出来强烈反对：“这些儒生尽瞎扯些没边的事，说得好听，却没人愿意去执行。他们举止傲慢，自以为是，谁也指挥不了。他们特别爱办丧事，破产也要厚葬，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他们到处游说，推销过时的政治主张，求官求财，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委以重任？周朝礼崩乐坏已经多年，他却还在那里大放厥词，说什么穿衣戴帽要合乎礼，上车下车要怎么优雅，那一套东西让人一辈子都学不透，多少年也掌握不了。您如果要用他的理论来治理齐国，只怕适得其反。”
　　晏婴无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从前面的“二桃杀三士”和现在对孔丘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其实也有狭隘的一面。齐景公历来对晏婴言听计从，再见到孔丘时，虽然还是很尊重，却不再提有关治国的问题了。孔丘感觉到了这其中的变化，不久之后就离开齐国，又回到鲁国。
　　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即位，孔丘四十二岁。鲁国的政局依然不稳定。也许是受了老子的启发，也许是经受了时间的历练，孔丘现在对于做官这件事，态度就淡定多了。他对学生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家政治开明，我就说两句；政治不开明，我就马上闭嘴，不给政府添乱。这种圆滑的态度，和当初那个信誓旦旦要为世界正名的孔丘判若两人。他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更进一步的表态：如果实在没人爱听我唠叨，我就乘条小船，漂流到海上去隐居吧！
　　这一时期的孔丘，确实是韬光养晦，将注意力转移到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上来。公元前505年，季孙意如去世，季孙斯继承家业。有一天季家在院子里打井，挖出了个罐子，里面有一只类似于羊的小动物。有几个好事者故意到孔丘那里诈他：“我们挖到了一只狗。”孔丘问明了情况，很肯定地说：“以我所知道的，应该是只羊。”人们大吃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孔丘说：“书上说了，山林中的怪物叫夔，水里头的怪物叫龙，土里的怪物叫坟羊。如果是挖井得到的怪物，必定是羊。”那些人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还有一个故事。吴王阖闾出兵讨伐越国，在会稽城得到一根骨头，仅骨节就能装满一车，谁也不认得。他听说孔丘博学多才，便专门派人到曲阜来问孔丘。孔丘说：“当初夏禹召集天下的神仙鬼怪到会稽山开会，防风氏迟到了，禹就杀了他，陈尸示众，他的一节骨头就有一辆车子那么长，我估计你们得到的就是防风氏的骨头。”吴国人很惊讶，又问：“那神仙鬼怪又是怎么回事呢？”孔丘说：“山川之神能够纲纪天下，而主管祭祀山川的人就叫做神，祭祀社稷的便是诸侯，他们都归周天子管辖。”吴国人听得晕晕乎乎，追问道：“那防风氏管什么呢？”孔丘说：“祭祀封山和禺山。”吴国人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防风氏有多高？”孔丘笑了：“僬侥氏高三尺，这是最矮的人。最高的人不能超过十倍，顶多也就是三丈吧。”吴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满意而归。
　　空有那么多古怪的知识，孔丘没写本《魔戒》，实在是太可惜了。当时正是阳虎祸乱季氏的时期，如本书前一节所述，孔丘似乎还出来帮阳虎做过事。但很快他便认识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站在哪边都有很大的风险，于是又回到家里，专门从事《诗》《书》《礼》《乐》的整理工作。相传他在这段时间还开始着手修订鲁国的史书《春秋》，这也就是本书大部分内容所依据的史实。
　　如果孔丘确实做过那些工作，那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兵荒马乱，礼崩乐坏，上古的典籍残缺不全，再加上周朝遭遇了王子朝之乱，大量古籍遗失损毁。孔丘几乎是力挽狂澜，一方面考查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一方面整理残缺的文字。据说他将上起尧舜，下至秦穆公时期的皇家档案文件都编排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资料。后人读到的《尚书》和《礼记》都是由他编定的。另外他还对古代流传的诗歌进行了删选，形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诗经》，而且他给这三百多首古诗都配上了乐谱，以便于人们传唱。
　　也就是这段时间，他的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孔丘后来自述，他的学生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中特别出名的有：
　　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孔门首席大弟子。颜回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就是心态很好。孔丘曾经称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简单点说，穷开心。
　　冉雍，字仲弓，贱人之子。孔丘不嫌其出身贫贱，认为他长于政事，可以坐北朝南，听政于朝廷——这个评价很可怕！
　　冉求，字子有，曾任季氏家族的大管家。孔丘认为他可以治理千户人家的城池，也就是个县长的资质。
　　仲由，字子路，也是季氏家臣，生性纯朴，武艺高强。据说曾经欺侮过孔丘，后为其学问折服，遂改穿儒服，做了孔丘的学生。孔丘认为他可以管理千乘之国，那是当诸侯的料。
　　宰予，字子我。此人牙尖齿利，善于辩论，不太招孔丘喜欢。有一次孔丘看到宰予白天睡觉，评价：“朽木不可雕也！”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同样长于辞令，孔丘常说他狡猾，但是他更有才——曾经做过鲁国和卫国的宰相，富可敌国。
　　曾参，字子舆，以孝道而闻名，著有《孝经》。不要小看这本书，自汉朝以下，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是以孝治天下，实为两千年中国政治的理论基础。
　　公冶长，字子长，齐国人，孔丘的女婿。
　　那个年代没有报纸电视，学生多了，掌握的话语权就多了。在世人眼里，孔丘的形象越来越高大。颜回就曾经这样公然吹捧自己的老师——颜渊喟然长叹（请注意，喟然长叹，多么传神），说：“先生的思想和人格，我仰着脸越看越高，越是钻研越觉得难以赶上，一会儿觉得就在眼前，一会儿又像是在身后。他是那么循循善诱，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又用礼仪来约束我们，使得我们欲罢不能。我们就算是倾尽全力，那个高大的身影还是耸立在前面。我们不停地靠近他，却又没办法企及他的高度。”
　　孔丘是如此出名，以至于街头巷尾都有人议论：“孔子是多么伟大啊！他的知识如此渊博，却又不能说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他本来就是自成一家，只不过拿着前人的典籍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罢了。孔丘听到这个议论，狡黠地一笑，自嘲似的说：“是啊，我究竟是干哪一行的呢？赶大车的？还是射箭的？大概就是个赶车的吧！”但是他对学生说过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我是因为没有被国家重用，才学了这些破玩意儿的啊！”
　　公元前501年，孔丘五十岁。后来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曾经这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天命是什么，却又总是语焉不详。后人只能从字面上推测，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一个人的使命吧。
　　这一年，阳虎企图消灭三桓事败，出逃齐国。阳虎的同伙公山不狃还占据着费邑，负隅顽抗。他派人来请孔丘过去帮忙。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答应这个要求，但是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孔丘，居然心动了！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你得理解他，憋在家里太久，想做官想疯了。当然，司马迁说得很含蓄：孔子得道已经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施展，因为没有人能够重用他，所以得到机会便不想放弃。
　　其次，孔丘对“三桓专鲁”早就深恶痛绝，有《论语》为证：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骂季孙意如。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三桓祭祀祖先，撤除祭品的时候，唱着《雍》的诗篇。孔丘很有意见，那是天子祭祀的诗篇，用在三桓的祠堂里，合适吗？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季孙斯要去泰山拜祭，把自己当作了天子。孔丘要冉有去劝阻，冉有认为做不到。孔丘便哀叹：“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我的学生林放懂礼，会接受季孙斯的祭礼吗？”
　　再次，孔丘早年在季氏家族做官，一直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对季氏更是积怨已久。
　　有这三条理由，阳虎请他做官，他至少在口头上答应了；公山不狃在危难时刻请他出山，他也愿意赴汤蹈火。他对学生说：“当年文王、武王就是在小地方起家而后成大事的，今天的费邑虽小，也许能够干出一番大事来吧！”收拾好行装就准备出发。
　　学生们都不同意，仲由更是坚决反对。孔丘反过来劝说他们：“你们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那些请我的人，难道就没一个好东西？再说事在人为，只要他们重用我，我就给他们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
　　话虽如此，他考虑了一个晚上，终于冷静下来，最终还是没有去。如果去了，估计他也活不到耳顺，更不可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事实也证明，他没去是对的。不久之后，费邑陷落，公山不狃和公孙辄逃到了齐国，后来又逃到吴国。而孔丘因为政治立场坚定，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的地方官。由于在中都任上工作成效突出，后来又被提升为鲁国的司空，又由司空改任大司寇，也就是首席大法官。
　　【儒家思想的源头】
　　曾经有一次，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回答：“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这就是仁。
　　礼和仁，是孔丘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则是内心的修为，可以说仁和礼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仁是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提炼而得到的，孔丘本人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敢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随心所欲也不会违反礼的原则。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后人对仁的阐释也越来越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仁是一种本能，有的认为仁是一种天理，还有人看到刚出壳的小鸡那副毛茸茸的样子，自称领悟到了什么是仁。再到后来，仁逐渐和慈挂上了钩，变成了仁慈，被赋予了同情和慈悲的含义。事实上，在孔丘这里，仁更是一种坚忍，一种智慧。
　　公元前500年春天，齐鲁两国达成和平意愿。同年夏天，鲁定公来到齐国的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与齐景公举行了会晤。
　　按照周礼，诸侯相见，均有相礼大臣陪同，负责安排会务工作。相礼大臣的地位极其重要，非卿不能担任。鲁国自鲁僖公以来，担任相礼大臣的都是出自三桓。但这一次，鲁定公带来的是齐景公的老熟人——孔丘。
　　《史记》记载，鲁定公出发之前，孔丘对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他做好两手准备，带上足够的卫兵。鲁定公同意了。
　　盟誓那天，齐景公和鲁定公相携登台，互相敬过了酒，齐国的官员过来请示说：“请欣赏四方的乐舞。”齐景公说：“好。”于是一群东夷地方的武士，光着膀子，披着头发，拿着弓矛剑戟等十八般武器，怪叫着拥到了台前，还想上台来表演。孔丘马上拔剑在手，大声呼道：“鲁国的卫士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绝不要手软！两国君主为了友好而会面，远方的东夷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难道就是齐侯的待客之道？自古以来，蛮夷之人不能扰乱我华夏子孙，武力不能强迫友好——这是欺骗神灵，丧失道义，丢弃礼法，我相信齐侯不是这样的人。”齐景公听了，脸色很难看，连忙挥挥手，让那些人退下。
　　将要盟誓的时候，齐国官员将早就拟好的盟书交给孔丘过目。孔丘一看，所有条款都是原来双方商定好的，只不过齐国人单方面又加上了一条：“如果齐军出境，鲁国不以甲车三百乘相从，必遭天谴！”孔丘不觉微微一笑，对齐国人说：“那我们也加上一句：如果齐国不交还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满足齐国的需求，也当如此！”
　　夹谷之会，因为孔丘应对得体，齐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齐景公回去之后便责备大臣们：“孔丘用君子之道辅佐鲁侯，你们却尽给寡人出些馊主意，用小人之道来对付他们，这下丢脸丢大了吧！”那时候，晏婴已经去世了，群臣们战战兢兢，不敢回应。最后终于有人出来说：“小人做错了事情，说几句好话赔罪；君子做错了事情，那得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弥补。您若真想向鲁侯道歉，就把汶阳的土地还给他们吧。”
　　所谓汶阳的土地，是当年阳虎叛逃时献给齐国的领地。齐景公想，只要能够分化晋国的同盟，将鲁国拉到自己这边来，区区几座城池不是问题，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会后，齐国人果然向鲁国归还了郓、讙（huān）和龟阴三城。
　　夹谷之会使得孔丘的个人威信急剧提升，他在鲁国政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498年，他已经强大到可以实想自己的夙愿，向深恶痛绝的三桓开刀，通过鲁定公颁布了“堕三都”的命令。
　　三都，即三桓最大的采邑，分别是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堕三都，即摧毁三都的城墙，使三桓失去与公室相抗衡的根据地。
　　问题是，三桓会轻易就范吗？
　　孔丘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
　　据《左传》记载，叔孙不敢在世的时候，想立儿子州仇为继承人，一度遭到郈宰（郈邑长官）公若藐的反对。因为这件事，州仇对公若藐很有意见，等到他继承了家业，便命令郈邑的马正（主管军事的官员）侯犯杀掉公若藐。侯犯不愿意，但又不想得罪大老板，总是推说找不到机会。
　　侯犯不想杀自己的直接领导，他手下的圉人（马夫头子）却认为这是个上位的好机会，主动找到叔孙州仇说：“我拿着剑经过公若藐的衙门，他必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就说是您的。他必定感到惊奇，要求拿给他看看。我就装作不懂规矩，将剑尖对着他递过去，趁机刺杀他。”州仇说：“好啊！你如果做到了，我必重赏。”
　　圉人依计而行，拿着一把剑有意经过公若藐的衙门。公若藐是识货的人，看到马夫头子竟然拿着一把精光四溢的宝剑，果然问道：“这是谁的剑？”
　　圉人说：“叔孙老爷的。”
　　公若藐更加疑惑：“他老人家的剑，怎么会在你手里？快拿过来给我看看。”
　　圉人走上堂，顺持宝剑递过去。公若藐勃然变色，说：“你把我当成了吴王吗？”
　　吴王僚被专诸以鱼肠剑刺杀，举世皆知。公若藐此言，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圉人这是意图行刺自己。但是已经晚了，圉人闻言，急忙将剑送出，将公若藐刺了个透心凉。
　　侯犯听说公若藐被刺，知是叔孙州仇指使，一怒之下，在郈城扯起了反旗。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联合出兵围郈，攻而不克。后来又请齐国出兵相助，仍然拿不下，由此亦可见郈邑建得何等坚固。
　　在军事进攻不力的情况下，叔孙州仇将郈邑的工师（掌管工匠之官）驷赤找来说：“郈邑叛乱，不仅仅是我叔孙氏之忧，也是鲁国之患，你何去何从，看着办吧！”
　　驷赤回答：“下臣何去何从，就在《扬之水》最后一章了。”
　　《扬之水》见于《诗经·唐风》，最后一章是：“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意思很明白，您的命令我听到了，不敢告诉别人。
　　叔孙州仇听了，稽首相谢。
　　驷赤回到郈邑，对侯犯说：“郈城居于齐、鲁之间，您现在背叛了鲁国，又不投靠齐国，这样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百姓担惊受怕，迟早会造反。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纳凉，您何不请求归顺齐国？”
　　侯犯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使者跟齐国联系。齐国使者来了之后，驷赤就在城中散布谣言：“侯犯将拿郈邑和齐侯交换土地，你们都将被迁到齐国去居住。”郈邑人一听，要咱们背井离乡，那不可能！于是吵吵嚷嚷，要去找侯犯说理。驷赤又对侯犯说：“乡亲们听说您要投靠齐国，群情激愤，都不答应啊！”侯犯说：“那我该怎么办？”驷赤说：“您不如和齐侯交换土地吧！齐侯一直想得到这片土地，好威胁鲁国。您如果愿意交换，他一定会给你一片更大的土地。另外，请您多备盔甲，置于门内，以备万一。”侯犯又答应了。
　　几天之后，齐国派了一队人来查看郈邑的土地。驷赤在城楼上看见了，派人到各条街道大喊：“齐军来动迁啦！”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动迁”两个字更为可怕的了。郈邑的居民惊惶失措，纷纷拥到侯犯府上讨说法，正好看见门内的盔甲，于是抢过来穿上，将侯犯围在了门楼上。
　　驷赤站在侯犯旁边，拉开弓，装作要向下射箭。侯犯将他拦住，说：“不要对自己人动武。你下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放我一条生路。”
　　驷赤下去跟居民谈判，大伙都同意让侯犯离开。于是驷赤先行出城，侯犯跟随其后。侯犯每出一门，人们就将它关上。到了外城的最后一道城门，侯犯突然叫住驷赤说：“你穿着叔孙氏的盔甲出去，日后叔孙氏若是追究起责任来，郈邑人担当不起。”驷赤说：“您放心，叔孙家被盗的盔甲都有标志，我不敢穿出来。您看，这是我自己的。”侯犯说：“你还是回去将那些盔甲点清楚再走，主人家的东西，不要搞错了数。”
　　驷赤看着侯犯，只见他一脸平静，不觉倍感惭愧。他突然明白了，侯犯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但又不忍心当面戳穿，于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劝自己留下。他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朝着侯犯一揖到地，然后目送其离开。
　　通过这样的手段，叔孙州仇才将郈邑收回来。孔丘敏锐地抓住这件事做文章，在朝会上说：“祖宗明确规定，卿大夫的城池，周长不能超过百雉。现在三都全部超标，建得又大又坚固，不但成为国家的忧患，也成为众卿（指三桓）的忧患。如若再不拆除，叛乱的事情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国家的利益受损，家族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请问，你们谁愿意这样吗？”
　　孔丘的话像重锤击在季孙斯和叔孙州仇的心上。叔孙州仇刚刚遭受叛乱之苦，季孙斯同样心有戚戚焉——当年南蒯之乱，起自费邑；阳虎之乱，费邑的公山不狃出力甚多，而且负隅顽抗最久，直到前年才被攻克。费邑带给季氏家族的麻烦委实不少！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由孔丘的得意门生、季氏的家宰仲由负责监督实施“堕三都”。
　　叔孙州仇主动拆毁了郈邑的城墙。季孙斯将要拆除费邑城墙的时候，遭到费邑人的反对。阳虎的余党公山不狃、叔孙辄带一部分费邑人潜入曲阜，企图发动政变。孔丘早有准备，安排三桓和鲁定公进入季氏的祖庙躲避，命令大夫申句须和乐颀带兵讨伐叛军，曲阜的居民也拿起武器帮助孔丘，将叛军赶出了曲阜。
　　经过这件事后，费邑的城墙也被顺利拆除。
　　轮到成邑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问题。成邑的长官公敛处父对仲孙何忌说：“成邑是鲁国的北大门，如果拆毁成邑的城墙，齐国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鲁国，对国家不利。而且成邑是孟氏家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您可以装作不知道，反正我是不同意这件事。”仲孙何忌本来就不愿意，听到公敛处父这么说，果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皮球踢回给了孔丘。
　　这个时候，只能采取武力来解决了。同年十二月，鲁定公亲率大军讨伐成邑，结果是“弗克”。成邑太坚固了，如果不是自愿拆除，外人很难攻得进来。
　　孔丘最终也没能拆除成邑。“堕三都”变成了“堕两都”，显然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是百余年来向三桓开刀的第一人，而且成功地削弱了其中两家，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堕三都”的第二年，孔丘五十六岁，走到了仕途的最顶点。这一年春天，鲁定公命他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
　　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统一，而且变动很大。鲁国在“三桓专鲁”之前，曾设有大宰，相当于宰相。三桓兴起之后，权力由公家转向卿家，大宰这个岗位逐渐荒废。孔丘“行摄相事”，见于《史记》的记载，估计也是鲁定公不敢太刺激三桓，临时想出的一个职务。不管怎么样，孔丘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孔丘执政后，那张素来严肃的脸上，竟然时常出现了笑容。学生们见了，表示不理解：“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君子大祸临头而面无惧色，升官发财而面无喜色’吗？”孔丘的反应很快：“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是还说过‘君子高兴是因为可以礼贤下士’吗？我现在代理宰相了，可以提拔很多人才，当然高兴！”
　　话虽如此，他执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招贤纳士，而是诛杀大夫少正卯。
　　少正，是周朝设立的官职。少正卯，有可能是以少正为氏的卯，也有可能是担任少正的卯。据记载，少正卯在鲁国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在朝中和街头巷尾议论孔丘的新政，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丘还在当大司寇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不顺眼。等到孔丘大权在握，少正卯仍然不知道收敛，结果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被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孔丘诛杀少正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最早见于《荀子》的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段古文不难看懂。孔丘杀少正卯的理由，一言概之，“妖言惑众”。《史记》估计也是以《荀子》为蓝本，说孔丘“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但是宋代大儒朱熹认为此事不可信，理由是：《荀子》成书在孔丘死后百年，其间《国语》《左传》《庄子》等著作均未提到此事，《论语》也没有任何记载。试想，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连《左传》都不记载呢？
　　孔丘究竟有没有杀少正卯？
　　在《论语》的记载中，孔丘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都是君子顾全大局，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小人务求意见一致，但是各怀鬼胎，难以团结。以此看来，孔丘很宽容，不太可能因为少正卯说了不利于他的话，就动了杀心。孔丘还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钱穆先生翻译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说明孔丘在学术上也应当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
　　这样一位宽容的孔丘，怎么可能一旦做了大官，就采取非常残暴的手段，将少正卯给杀了呢？如前所述，公开的理由是少正卯过多批评现政权，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很有可能动摇了统治基础。但问题是，少正卯的学问与官方的理论不一致，孔丘的学问也不过是秉承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周礼，根本没有与时俱进，与当时官方的理论也不一致啊。要说批评现政权，孔丘更是批得头头是道，什么“八侑舞于庭”，什么“三家者《雍》彻”，什么“季氏旅于泰山”，全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口诛笔伐，他在台下的时候，对现政权的批判绝不可能亚于少正卯。因此，孔丘杀少正卯的公开理由，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自己身上，让人难以接受。这样一来，关于这一段历史公案的真相，《荀子》中提到的原因就令人生疑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关于少正卯被杀的真正原因，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其中内情恐怕只能有待于先秦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解读了。
　　【六卿内斗，晋国分裂的前兆】
　　公元前501年秋天，齐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包围了晋国的夷仪（今河北省邢台境内）。
　　这一年，是齐景公即位的第四十七年，距离当年齐庄公讨伐晋国正好五十年。
　　齐景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晋国，倒不是为了纪念其兄齐庄公的赫赫武功，而是因为不久之前，晋国中军元帅士鞅突然去世，荀跞接替他成为头号权臣，晋国政局未稳，有机可乘。
　　《左传》对这场战争的描写很有趣，没有宏大场景，没有刀光剑影，甚至没有双方主帅的特写，只有三个齐国人在那里搭台唱戏——
　　有一个叫敝无存的士人将要参战，他的父亲张罗着给他在村里定了一门亲事，想要他结了婚再走。那姑娘长得很端庄，家境也不错，更重要的，姑娘她爸的叔叔是当地的大夫，攀上这门亲戚，敝家脸上有光，说不定还能对敝无存的仕途有所帮助。外人看来很理想的一门亲事，却被敝无存一口拒绝。他老爸说：“你疯了，人家姑娘明天就上门，你要是敢把她送回去，她家不找咱家拼命才怪？”敝无存说：“要不您留着用？”他爸给了他一耳刮子。敝无存也不生气，嬉皮笑脸地说：“我跟您开玩笑呢，我早想好了，人也不用退回去，就嫁给我弟弟吧！”他爸说：“这姑娘有啥不好？我跟你说，就你那德性，还高攀人家了。”敝无存说：“高攀？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有点。可是等我打完这仗，如果能够活着回来，我可是非国、高氏之女不娶！”他爸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你这孩子，太狂妄，实在是太狂妄。”
　　国、高二氏世代为卿，在齐国乃是贵族中的贵族。敝无存一介士人，想娶国、高氏的女儿，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如果能够在战争中立下奇功，那又另当别论了——齐景公治下，齐国极其崇尚武力，凡有战功者，封赏有加，格外恩宠。屌丝傍上白富美，并非完全不可能。
　　敝无存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了夷仪之战。他一手擎着齐军大旗，一手举着盾牌，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划过战场，第一个登上夷仪的城墙。他明白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但是要泡到国、高氏的女儿，还差那么一点火候。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战旗插在门楼上，转身又冲下门洞，企图砍死那里所有的敌兵，将城门打开，放大军入城。
　　结果他被敌人砍死了。
　　敝无存的英勇表现鼓舞了全体齐军的士气。大夫东郭书和犂（lí）弥相约登城。犂弥是鲁国人，当年随着鲁昭公流亡到齐国，就在齐国安顿下来。他对东郭书说：“我跟着你，登上城墙后，你向左冲杀，我向右冲杀，等到咱们的手下全部登上城墙才能下去。”东郭书说：“好啊，就这么办！”等到东郭书登上城墙，如约向左冲杀，犂弥却先跳进了城。战斗的间隙，两个人坐在一起休息，犂弥笑道：“我可是比你先入城哦！”东郭书马上站起来，穿好衣甲，拿起武器，说：“先是你给我出难题，你自己不遵守约定，现在又来调侃我。赶快拿起武器，我要跟你决斗！”犂弥大笑，说：“我跟着你，就好像骖（cān）马跟着服马，哪里能够抢先？”
　　一辆战车有四匹马，中间两匹为服，外边两匹为骖。服马背上装有游环，骖马之辔由外穿过游环，再控制于车夫手上，所以骖马总是跟着服马走。东郭书听到这个比喻，不觉大笑。
　　战后，齐景公论功行赏，敝无存已死，因此第一个要赏犂弥。犂弥推辞道：“其实有比我捷足先登的，我是跟在他后面。这个人戴着白色头巾，披着狐狸皮斗篷，健步如飞，所向披靡，他才是此战的英雄。”齐景公说：“那快将他找出来啊！”犂弥便将东郭书带到齐景公面前，说：“就是此人。我郑重地将国君的赏赐让给他。”东郭书谦让道：“还是赏给犂弥吧，他是宾旅之臣，我理当让他三分。”齐景公十分高兴，最终决定还是将此战的首功记到犂弥头上。
　　至于那位一心想当乘龙快婿的敝无存，死后可谓哀荣备至。齐国大军驻扎在夷仪，齐景公发布了一道命令：“有谁找到敝无存的尸体，赏五户，不供役事。”相对于一具尸体来说，五户奴隶和终生免除劳役之苦，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高了。更让人目眩的还在后面。尸体找到后，齐景公三次为其穿寿衣，赐予犀牛皮装饰的车子和长柄罗盖作为殉葬。举行葬礼那天，全军默哀相送，挽灵车的人不是站着行走而是跪行，齐景公还亲自为其推车三次。
　　齐国进攻夷仪的同时，卫灵公也配合作战，包围了晋国的寒氏（今河北省邯郸境内）。晋国邯郸大夫赵午带兵抵抗。赵午乃是赵穿的后人，与赵鞅同宗，论辈分算是赵鞅的族弟。卫军攻破寒氏城的西北角，据而守之。赵午的部众作战不力，连夜遁逃。
　　夷仪之战后，齐景公加快外交攻势。公元前500年夏天，齐鲁两国举行夹谷之会，两国实现和平。同年冬天，齐景公、卫灵公和郑国的游速在安甫（地名，今不详）举行会议。公元前499年冬天，鲁国也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样一来，齐、郑、卫、鲁四国同盟逐渐形成，齐景公蓄谋已久的反晋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面对齐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晋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公元前500年夏天，晋国派赵鞅带兵包围了卫国的首都帝丘。赵午急于报去年的寒氏之仇，带着七十名步兵杀入帝丘西门，大呼邀战。卫国人打开城门与之厮杀，不分胜负。
　　赵午回来后，满营夸耀自己的伤口。大夫涉陀，也就是那年抓着卫灵公的手腕浸血盆子的那位仁兄，不以为然地说：“您也算是勇敢了，但是卫国人并不怕你。如果是我去，他们连门都不敢开。”也带领七十名步兵，一大早杀到帝丘的门下，命令他们在门前左右站好，像树木那样一动不动。到了中午，卫国人仍然不敢开门迎战，涉陀才退回营。
　　但是，以赵午、涉陀之勇，帝丘仍然难以攻下。赵鞅只好退兵回国，却又不甘心，派人给卫灵公送去一封信，责问他为什么要背叛晋国。卫灵公回道：“问问你们的涉陀、成何吧！”赵鞅一调查，才知道涉陀和成何对卫灵公做过什么。他将涉陀抓起来，再派人向卫灵公赔罪，请求重建同盟关系，又被卫灵公拒绝。赵鞅又急又气，干脆杀了涉陀。成何得到消息，赶紧逃到了燕国。
　　然而这样仍然不能挽回卫灵公的心。他给赵鞅送来五百户奴隶，意思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批奴隶是我送给你的私人礼物，作为当年入侵寒氏的赔罪，与国家无关。赵鞅将这五百户奴隶交给了赵午，说：“目前形势不明朗，暂且将这些人安置在邯郸。”
　　不久之后，赵鞅又命令赵午将这些奴隶转移到自己的居城晋阳。赵午本人倒没什么意见，但是他的家臣们认为不妥，说：“卫国送那份大礼，本来就是为了补偿我们在寒氏之役中的损失，如果将他们转移到晋阳去，岂不是拂了卫侯的好意？以后我们再和卫国打交道，就不那么好办了。不如这样，我们出兵讨伐齐国，齐国必然报复，那时候我们再将人送去晋阳，也有个名头，卫国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这群家臣的逻辑之混乱，后世研究历史的人一直没有弄明白，总之赵午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发兵入侵齐国边境，然后才将那批奴隶送去晋阳。
　　齐国果然出兵报复。卫国似乎也没有领会赵午的苦心，积极响应齐国的号召，发兵相助。于是公元前497年二月，齐、卫联军渡过黄河，洗劫了晋国的河内地区。根据齐国人战前预测，河内远离新田，晋国首脑得到战争警报，至少要数日；整顿军马，又需十余日；待晋军主力赶到河内，至少是三月的事了，联军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自由行动。
　　有一天齐景公请卫灵公赴宴，吃到一半，突然齐军探子来报：“晋军来啦！”卫灵公有点紧张，齐景公却很镇定地说：“来得好！”请卫灵公登上自己的战车，亲自驾车冲出营门，去迎战晋军。卫灵公吓得脸色发青，结果虚惊一场——原来是探子报错了。
　　探子当然不会看花眼，齐景公也没有那么勇敢。这一切，全是齐国人安排好的，就是为了娱乐一下卫灵公，让他见识一下齐景公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根据所掌握的情报，他们知道，晋军不但三月到不了河内，而且很有可能永远赶不上这场战争。
　　因为晋国内部出乱子了。
　　《左传》记载，赵鞅听说齐卫联军入侵，大为震怒，将赵午召到晋阳囚禁起来，并且派人对他的家臣说：“这是我与赵午的私人恩怨，不会迁怒于邯郸，你们自己作主，另立新主吧！”然后将赵午处死。赵午的儿子赵稷、家臣涉宾在邯郸举起反旗，宣布脱离赵鞅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晋国哪里还顾得上应付齐、卫二国对河内的袭扰？
　　同年六月，赵鞅派上军司马籍秦围攻邯郸。赵午是赵氏小宗，赵鞅杀赵午，围邯郸，乃是家族内部事务，本来与外人无关。但问题是，赵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又与士鞅素来相好。士鞅死后，士吉射成为范氏宗主，荀寅还与士吉射结成了亲家，他们对赵鞅这种做法很不满意，暗中商量要对付赵鞅。
　　赵鞅的家臣董安于获知消息，建议赵鞅早作准备，先发制人。赵鞅不同意，说：“晋国的法律，先为乱者死罪，被迫还击者可免。”董安于说：“您这样优柔寡断，只会害了自己的百姓，那还不如让我一个人担任统帅。到时追究起责任来，就说是我的主意，让我顶罪吧！”赵鞅还是不同意。
　　同年七月，士吉射和荀寅果然发难，围攻赵鞅在新田的府邸。赵鞅仓皇出逃晋阳，闭城自守。士吉射和荀寅以晋定公的名义讨伐赵鞅，宣布其为叛贼。
　　当时晋国的情况很复杂，堪称乱成一锅粥——
　　范氏家族：士吉射成为族长之后，冷落了弟弟士皋夷，士皋夷心怀不满，“欲为乱于范氏”。
　　智氏家族：荀跞现在是晋国的中军元帅，特别宠信大夫梁婴父，两人基情四射。荀跞甚至想让梁婴父成为卿，而卿的数量是有限的，只有六位，而且长期为六家把持。这就意味着荀跞必须除去其中一位，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韩氏家族：韩不信与荀寅历来尿不到一壶。
　　魏氏家族：现在的族长是魏舒的孙子魏曼多，与士吉射势同水火。
　　中行氏家族：荀寅与士吉射狼狈为奸，不满荀跞的领导。
　　赵鞅出逃后，荀跞召集韩不信、魏曼多、士皋夷、梁婴父商量，密谋准备驱逐荀寅，以梁婴父取之；驱逐士吉射，以士皋夷取代。简而言之，三大家族要对范氏和中行氏动手了。
　　动手得有理由。荀跞对晋定公说：“先君有命，大臣为乱者死罪。现在范氏、中行氏和赵氏作乱，而只讨伐赵氏，这是不公平的，请您下令驱逐士吉射和荀寅。”晋定公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了个“好”字，心里想：你们爱斗就去斗吧，关寡人何事？
　　同年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以晋定公的名义讨伐荀寅和士吉射。后者奋起反抗，将矛头直接对准晋定公。
　　当年齐国栾、高之乱，高强逃奔鲁国，后来又逃到晋国，投靠于范氏门下，已有三十余年。高强对士吉射说：“古话说，三次摔断骨头的人，可以为良医。当年我就是因为将矛头对准齐侯，结果被赶出了齐国，因此深有体会，知道天下之事，唯讨伐国君绝对不能做，因为那样特别容易激起公愤。智、韩、魏三家表面上团结，实际上各怀鬼胎，只要您和中行氏齐心协力，不难打败他们。等到打败了他们，国君还不是听您的？”
　　士吉射不听，在他看来，先将晋定公抓在自己手里才是王道，于是与荀寅集中力量进攻新田。还没等智、韩、魏三家出手，各地的百姓纷纷起来讨伐他们，士吉射和荀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三家乘机发动总攻，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只好逃到朝歌去避难。
　　荀跞还想趁机消灭掉赵氏，韩不信和魏曼多坚决反对。一则韩、赵两家世代友好；二则这次讨伐中行、范氏，荀跞获利最大，韩、魏二人都担心荀跞一家独大，不希望看到赵家就此灭亡。于是他们向晋定公求情，晋定公当然没什么意见，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同年十二月，赵鞅又回到了新田，与晋定公在公宫举行了盟誓。但是荀跞还是不想轻易放过赵鞅，梁婴父也对荀跞建议：“赵鞅手下的董安于是个人才，只要他在赵鞅手下，赵鞅必定强大，迟早有一天会称霸晋国。您何不先剪除其羽翼，将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董安于身上，问他个死罪？”
　　荀跞派人对赵鞅说：“据我所掌握的情况，这次国内动乱，中行氏、范氏虽然主动发难，董安于也有重大责任，是他故意挑逗他们，才会这样的！先君有命，为乱者死。现在那两个人已经逃出晋国，怎么处置董安于，您看着办吧。”
　　赵鞅对此十分苦恼。这一次赵氏家族可谓岌岌可危，如若不是老韩家和老魏家出手相助，只怕难以幸免。事情刚刚平静，荀跞又来这么一手。早知如此，当初不如听从董安于的建议，说不定早就大局已定，吞并了中行氏和范氏，不用受荀跞的鸟气了。
　　董安于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位自幼追随赵氏的老臣看出了赵鞅的烦心事，主动提出来：“如果我的死可以让晋国安定，让赵氏安全，那我愿意。自古人生谁不死，我活到这把年纪，够了！”自缢身亡。
　　赵鞅闻讯大哭。哭完便做了他该做的事，将董安于的尸体拉到大街上示众，派人告知荀跞：“主人（他尊称荀跞为主人）命令处罚罪人董安于，现在他已经伏罪了，请示下。”
　　荀跞这才表示满意。不久之后，智氏与赵氏也举行了盟誓。因为董安于的牺牲、赵鞅的隐忍，赵氏得以保全。
　　对于齐景公来说，晋国的内乱无疑是个极好的题材。公元前496年夏天，晋军围攻朝歌。齐景公隔岸观火，拉上鲁定公、卫灵公在著名的风景区梁上开会，商讨营救中行氏、范氏。荀寅、士吉射的党羽士鲋、小王桃甲（复姓小王）则引狼入室，带领狄人偷袭新田，被新田军民打败。士鲋逃入雒邑，小王桃甲逃回朝歌。
　　同年秋天，齐景公又与宋景公在曹国的洮地会面，主题还是讨论救援中行氏、范氏。这就意味着宋国也被拉入齐景公的同盟，晋国完全失去了对东方各国的控制。
　　同年冬天，郑国在齐景公的授意下，派兵帮助中行氏、范氏进攻新田。晋军在潞城（今山西省境内）大败中行氏、范氏，接着又在百泉（今河南省境内）打败郑国干涉军。
　　公元前494年，晋军围攻赵稷盘踞的邯郸，齐卫联军则包围了晋国的五鹿，以救援邯郸。不久之后，鲁国加入，三国联军攻下了棘蒲（今河北省境内）。
　　此时，齐国的同盟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故。
　　其一是鲁定公病死，鲁哀公即位。孔丘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关于这件事，以后还将讲到，在此不多说。
　　其二是卫国大子蒯聩出逃。《左传》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个极其风骚的女人。南子原本是宋国公主，还在宋国的时候，与大夫公子朝打得火热。公子朝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对付女人很有一套。南子在卫国久了，思念公子朝的好处。卫灵公这老家伙也是与众不同，非但不吃醋，还专门派人请公子朝到卫国来与南子相会。这事被大子蒯聩知道了，蒯聩感到十分耻辱，命令手下戏阳速刺杀南子。戏阳速答应得好好的，到了关键时刻却不行动，导致蒯聩事泄，不得不逃到宋国，后来又逃到晋国，投入赵鞅门下。
　　公元前493年夏天，卫灵公去世，留下遗言命庶子公子郢即位。南子也想立公子郢，但是公子郢拒不答应，而且说：“蒯聩虽然在外，可他的儿子还在卫国啊！”南子没办法，和群臣商议后，立蒯聩的儿子公孙辄为君，也就是卫出公。
　　同年秋天，齐景公派人向朝歌运送粮食，郑国的罕达、驷弘带兵护送，士吉射出城相迎。晋国派赵鞅袭击运粮部队，双方在戚地相遇。
　　阳虎对赵鞅说：“我们的战车少，请引诱郑军深入，我再正面拦截。罕、驷二人看到我的样子，必然害怕，那时候再全军合战，可大败郑军。”赵鞅采纳了这一建议。
　　阳虎为何对自己的相貌有这样的自信，史上无人能解。但是有人推测，阳虎在鲁国当政时期，确实是威风八面，以至于齐国人和郑国人看到他，都有些害怕。本书对此不予深究，姑妄听之。
　　战前，赵鞅命人以龟甲占卜，龟甲焦裂，乃不祥之兆。赵鞅给大伙鼓气，说：“范氏和中行氏违背天命，残害百姓，想要杀死国君而统治晋国。现在郑国无道，帮助叛贼而抛弃国君。我们这些人顺从天命，受命于君，推行大义，洗除耻辱，在此一役。凡克敌制胜者，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春秋时期县大于郡），士则赏田，农、工、商等晋升为士，奴隶给予自由。我赵鞅如果有幸带领诸位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一定向国君要求上述赏赐，决不食言！如果不幸失败，我也无脸回去了，请用绞刑将我诛戮，死后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不要衬板和外椁，用没有装饰的马车装运，不许葬入赵氏家族的墓地。”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地了。将士们听到统帅发这样的毒誓，都十分激动，纷纷表示要与郑国人决一死战，绝不让统帅遭受这样的耻辱。
　　开战那天，大夫邮无恤为赵鞅驾车，蒯聩充当车右护卫，驱车登上铁丘（当地丘名）。只见郑国人密密麻麻，排着整齐的作战阵形，像森林一般压过来。蒯聩几时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吓得当场就跳到车下。邮无恤解下腰带，一头递给蒯聩，轻声喝道：“上车！”蒯聩扯住腰带上来，脚仍在发抖。邮无恤又好气又好笑，骂道：“你怎么像个女人？”将他弄了个大红脸。
　　赵鞅巡视部队，发表战前演讲：“先大夫毕万是个普通人，七次参加战斗都俘获敌人，后来获赏车百乘，得以善终。诸君请努力杀敌，未必就死在敌人手里！”毕万是晋献公时期的武将，即魏氏家族的先祖，他的故事在晋国人尽皆知，是以赵鞅有此一说。
　　大夫赵罗，是赵鞅的堂侄，当时年幼，又是第一次参加战争，感到十分害怕。他的车夫繁羽不得不将他绑在车上。军纪官见了，询问那是怎么回事。繁羽说：“他疟疾发作，打摆子呢！”
　　到了这个时候，蒯聩也不能怯场了。他手持宝剑，郑重祷告：“列祖列宗在上，因为郑胜（郑声公名胜）扰乱纲常，晋午（晋定公名午）处于危难之中，派赵鞅前来讨伐。后辈蒯聩不敢贪图安逸，也列居持矛作战的队伍中，请祖宗保佑，不要让我断筋，不要让我骨折，不要让伤到我的脸，不给祖宗带来羞辱。”这都什么祷词，简直是奇文。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战斗打响后，蒯聩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一开始郑军仗着人多，占据了上风。赵鞅被击中肩膀，晕倒在车内，连统帅的大旗都被郑国人夺走。赵罗也成为了俘虏。倒是蒯聩英勇无敌，先是挥戈奋战，将赵鞅救出险境；继而带领晋军发动反攻，反败为胜，将郑国人打得东奔西跑。一千车齐国的粮食就这样落到了晋国人的手里。
　　当初士吉射逃到朝歌，他的家臣公孙尨（máng）仍然在范氏的领地上为他收税，被赵鞅的部下拿到，将要处斩。赵鞅说：“人各为其主，他有什么罪？”于是将公孙尨释放，而且赐给他土地。铁丘一役，公孙尨带领部下五百人夜袭郑军，夺回了赵鞅的统帅大旗，说：“谨以此报答主人的恩德！”
　　战斗结束后，赵鞅清点部众，发现前锋精锐部队大多战死，感慨道：“郑国虽然是小国，却不可小觑。”殊不知，郑国自郑庄公殁后，虽然国势每况愈下，军队的战斗力却从来不曾下降，打起仗来胜多败少。这次如若不是蒯聩等人发力，孰胜孰负还很难说。
　　战后论功行赏，赵鞅很得意，说：“我被敌人击中，伏在弓袋上吐血，但是仍然击鼓不断，鼓声不衰，这一战我的功劳最大。”蒯聩毫不客气地说：“我在车上救了您，又带兵追击敌人，我在车右中功劳最大。”邮无恤大笑道：“我为您驾车，马的肚带都快勒断了，我仍能控制它，我是车夫中功劳最大的。”好嘛，功劳全被统帅车上的三个人得了，别人还得个啥？当然，其他人还是有赏赐的。只不过这三个人在战争中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拿了头功，其他人也无话可说。
　　当天夜里，赵鞅喝得大醉，说：“这样就行了，这样就行了。”意思是夺了敌人的粮食，朝歌的气数也就尽了，中行氏、范氏不再成为忧患。家臣傅叟在旁边冷冷地说了一句：“虽然打败了郑国，还有智氏在那里呢，现在高兴，恐怕为时过早。”赵鞅一听，惊得出了一身冷汗，酒立刻醒了。
　　傅叟说得没错，这几年来的动乱改变了晋国的格局，由原来的六卿专政变成了四雄并立，而荀跞领导下的智氏家族趁乱而起，势力最大，实力最强，已经凌驾于赵、魏、韩三家之上，隐然有独霸晋国之势。相比之下，已经成为落水狗的中行氏、范氏又算得了什么呢？
　　公元前492年十月，赵鞅进攻朝歌。由于得不到齐国的救济粮，朝歌早就陷入饥荒，如何抵挡得住赵鞅的大军？荀寅倒是临危不乱，装作要在城南发动反攻的样子，将赵鞅的主力部队吸引过来，然后和士吉射带领小股精锐在北门突围而出，逃至邯郸。
　　公元前491年七月，齐卫联军再度包围五鹿，谋救士吉射。九月，赵鞅围攻邯郸。十一月，邯郸城破，荀寅、士吉射逃亡到鲜虞部落，赵稷逃奔临地（今河北省境内）。十二月，齐景公派国夏讨伐晋国，一口气拿下邢、任、栾、高、逆畤、阴人、盂、壶口等地，与鲜虞人会师，将荀寅和士吉射护送到柏人（今河北省境内）。
　　公元前490年春，晋军讨伐柏人。柏人是范氏家族的旧领地。当初士吉射的家臣王胜虽然十分讨厌张柳朔，却建议士吉射安排张柳朔当柏人的地方官。士吉射感到奇怪：“你不是和张柳朔有仇吗？”王胜说：“那是私仇，不影响公事。喜欢一个人，要看到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不能忽视他的优点。这是为臣的基本原则，我岂敢违背？”等到晋军围攻柏人，荀寅和士吉射坚守不住，想要逃到齐国去，张柳朔对儿子说：“小伙子，你跟着主人好好干！我来掩护你们突围，就死在这里了。这是王胜交给我的使命，我不得不完成啊！”于是率部与晋军死战。荀寅和士吉射趁机突围，逃到了齐国。
　　就在齐景公踌躇满志，想要以荀寅和士吉射为先导入侵晋国腹地的时候，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永远中止了他的野心，也断绝了中行氏、范氏复兴的美梦。
　　公元前490年九月，在位五十八年的齐景公去世了。


　　第五章 孔子周游列国
　　【吴王夫差来袭】
　　齐景公死的时候，留给儿孙的是一个强大到足以和晋国抗衡的齐国。但是，如同他自己早就预料到的一样，随着他的去世，这个强大的齐国迅速滑入到陈氏家族的掌控之中，他的儿孙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力被外人侵占剥夺，两百多年前“陈氏代齐”的预言，渐渐变成了现实。
　　齐景公去世的前几年，诸子鬻（yù）姒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荼。诸子，不是诸子百家的诸子，而是天子及诸侯的小妾的通称。在那个子以母贵的年代，身为诸子之子的公子荼，地位当然不高。然而齐景公对公子荼特别宠爱，有事例为证：曾经有一天，齐景公将一根绳子绕在自己脖子上，让公子荼像放牛一样牵着，在院子里玩耍，不小心失足摔倒，门牙都被磕掉两颗。周围的人都吓得大惊失色，可齐景公依旧笑眯眯的，一点也不生气。这是典型的老来得子，过度宠爱。
　　群臣看出齐景公对公子荼的感情不一般，很担心他立公子荼为储君，故意问他：“您年事已高，却还没有立大子，可怎么办？”齐景公不耐烦地说：“哎呀呀，你们几位可真是爱操心啊！总是这样忧虑重重，很容易得病的。听我这个老头子劝一句，趁着现在还年轻，快去寻欢作乐，别为国家有没有大子这样的事情瞎操心。”
　　群臣的担心，绝对不是瞎操心：一则公子荼地位不高，身后没有强大的外援；二则他年纪尚幼，根本无法治理国政。如果让他继承君位的话，既不利于齐国的稳定，对他本人也没什么好处。但是齐景公吃了秤砣铁了心，临终之际，果然将公子荼托付给了上卿国夏和高张，而且将群公子（其他儿子）统统安置到莱地（今山东省烟台境内）去居住，以免影响公子荼顺利接班。
　　国、高二氏忠实地执行了齐景公的命令，将公子荼扶上了国君的宝座。群公子深知政治斗争的厉害，马上各自逃散。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逃到卫国，公子阳生、公子鉏逃到鲁国。一时间，齐国境内人心惶惶，莱人还编了一首歌来嘲讽这些失势的公子哥儿：“君父死了没有资格参与埋葬，军国大事没有资格参与谋划，这么多公子哥啊，你们将要何去何从？”
　　纷纷扰扰之中，陈氏家族的族长陈乞显得格外镇定。
　　陈乞是陈无宇的少子。陈无宇死后，家业由长子陈开继承。陈开命短，即位不久就撒手西去，陈乞因此上位（《史记》记载为田乞，古时陈、田同音，陈氏即田氏，陈乞即田乞）。对于公子荼的接班，陈乞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不妥的。但是陈家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别人看到的是大厦将倾，因而忧心忡忡；陈家人看到的是机会来了，因而暗自狂喜。
　　《左传》记载，国夏、高张立公子荼为君之后，权倾一时。陈乞装作跟国、高二人走得很近，每次上朝，必定与他们同车，而且立于车右，以示恭敬。一路上，陈乞便跟他们说：“朝中那些大夫啊，个个眼高手低，狂妄自大，说什么‘国、高挟国君以令百官，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何不将他们赶走’，我怕他们迟早要对你们二位下手，你们一定要早作考虑，先下手为强，稍有迟疑，恐遭不测！”到了朝堂之上，又悄悄地说：“你们看，堂下这些人都是虎狼啊，看见我站在你们身边，个个都恨不得扒我的皮，吃我的肉，太可怕了！还是让我跟他们站到一起，免得被杀。”到了堂下，跟诸位大夫站在一列，陈乞的话可就变了：“据我所知，国、高二人仗着有国君支持，想将你们一网打尽，说什么‘国家不稳定，就是因为有堂下这些人，不如将他们全部消灭，好让国君放心’。他们打这个主意已经很久了，只是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你们何不先发难？要是等到他们动手再有所反应，只怕悔之莫及。”
　　通过这样上蹿下跳，陈乞居然说服了朝中绝大部分官员起来反抗国、高的压迫。公元前489年六月，在陈乞、鲍牧（鲍国之孙）的领导下，诸位大夫拿起武器，带领族兵攻入公宫，将公子荼置于控制之下。国夏、高张闻讯，连忙赶去营救。双方在临淄的大街上发生巷战，国、高二氏惨败，被迫出逃到鲁国。
　　同年八月，寓居鲁国的公子阳生秘密会见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齐国大夫邴意兹。邴意兹向阳生转达了陈乞的问候，并邀请阳生回齐国去主持大局。
　　阳生没有表现得过分惊喜，而是问了一个问题：“国家现在不是有主人吗，为什么要叫我回去？”
　　邴意兹说：“您也知道，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完全没有办法治理国政。陈相国认为，众多公子之中，唯有您识大体顾大局，堪当大任。”
　　阳生眼皮跳了一下，问道：“陈乞已经当了相国了？”
　　邴意兹笑道：“没有，但也差不多了。”
　　阳生说：“那他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来迎接我回国？还要派你来，把事情搞得这样神神秘秘。”
　　邴意兹说：“您有所不知，朝中诸位大夫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鲍牧的工作不太好做。陈相国以为，非常之世，当采取非常之手段，是以派下臣前来，秘而不宣，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动乱。但是陈相国保证，只要您肯回去，他必能让您当上国君，这一点无须怀疑。”
　　阳生犹豫不决。平心而论，他在鲁国过得还不错。一是远离了国内的纷争，无性命之虞；二是季氏的新任族长季孙肥（季孙斯之子）将一个妹妹嫁给他，无衣食之忧。但是，国君的宝座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他决定去找兄弟公子鉏商量一下。
　　公子鉏字且于，当时住在曲阜的南门内，因此被称为南郭且于，是不是战国时期那位南郭先生的先祖，现在已经无从考证。阳生去见南郭且于的时候，亲自驾着马车，没有带任何随从。他对南郭且于说：“前些日子我送了几匹好马给季孙肥，他似乎不太满意。现在又找了几匹，你先帮我看看如何？”兄弟俩共驾马车出了城门，眼看四下无人，阳生才将实情相告。南郭且于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建议。
　　阳生回到自己的住所，看见自己的家臣宰予，也就是被孔丘评价为“朽木不可雕也”的那位高徒，站在门口相迎，脸上的表情分明是“别瞒着我，我全都知道了”。阳生也不跟他打哑谜，直接告诉他：“这一次回国，你别跟着我，回去保护壬，等我的消息。”壬就是阳生的儿子公孙壬。由此可见，阳生对于回国这件事，还是存有疑虑的，没将老婆孩子统统带走，算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几天之后，阳生悄悄进入临淄。陈乞先是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小妾的娘家，后来又让他化装成仆人进入公宫。
　　同年十月，陈乞突然宣布立阳生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悼公。并为此召集文武百官在宫中集会，宣誓效忠新君。对于这一决定，大多数人不觉得奇怪，甚至都能接受，唯有陈乞的同谋鲍牧心里不痛快。
　　盟誓那天，鲍牧看上去像喝得醉醺醺的，站都站不稳，由家臣鲍点驾车前往公宫。鲍点问陈乞：“此前没有任何消息，现在突然立了新君，请问是谁的意见？”
　　陈乞的反应很快，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说：“可不就是你家主人的意思吗？”又对鲍牧说：“哎呀，您怎么喝醉了呀，您倒是对大伙说说，当初可是您要我这么做的啊！”
　　没想到鲍牧根本没醉，突然睁开眼说：“你忘了先君是多么宠爱孺子（指公子荼），曾经把自己当作一头牛，让他牵着走，不小心摔断了牙齿的事吗？”
　　这句话的原文是：“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鲁迅曾有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牛的典故，就出自鲍牧这句话。鲍牧的意思很明确，先君如此宠爱公子荼，你却要将他赶下台，对得起先君吗？
　　陈乞没想到鲍牧还有这么一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如何应对。倒是齐悼公很镇定，对鲍牧说：“您这样说，说明您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我能够成为国君，必不会因您今天所说的这些话而记恨于您；如果我不能够成为国君，那也是天命，请您不要为难我。凡事符合大义则进，不符合大义则退，我岂敢不听从您的命令？今天我能不能当上国君，全在您的一念之间，我不敢强求，只是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不要让齐国再动乱下去，好吗？”
　　陈乞听了，暗中朝齐悼公竖起大拇指。鲍牧愣了半晌，长叹一声，说：“无论怎么说，您也是先君之子啊！”这就等于承认了齐悼公的地位了。但他紧接着提出了一个要求：即位之后，不能杀公子荼，让齐景公的小妾胡姬带着公子荼去赖城居住。
　　齐悼公满口答应。但是上台后不久，他就派大夫朱毛去找陈乞，说：“如果没有您，寡人就没有今天。然而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个国家如果有两个主人，那就是灾难。请您务必将寡人的意思传达给诸位大夫。”话说得委婉，意思却很明白：不杀公子荼，他这个国君就当得不安稳，请陈乞作主把这事给办了。
　　这一下，连陈乞这个老阴谋家都觉得应付不来了。他带着哭腔对朱毛说：“大夫们都已经宣誓了，国君还是不相信我们。齐国内有饥荒之困，外有兵革之忧，而孺子年幼，所以请国君回来主持大局。不是为齐国考虑的话，孺子何罪，以至于我们这些人非要推翻他的统治？”
　　朱毛回去复命。齐悼公一听就明白了，陈乞这是在警告他，不要胡思乱想，他之所以能够当上这个国君，完全是因为运气好。如果把陈乞惹毛了，再将他推翻也是易于反掌。齐悼公很紧张，后悔自己说过那样的话。朱毛却不以为然，说：“您大事问陈乞，小事可以自己作主。”
　　齐悼公“咦”了一声，说：“真的可以这样吗？”
　　朱毛说：“当然可以，您是齐国的国君啊！”
　　齐悼公脸上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不久之后，朱毛奉命将公子荼从赖城迁到骀地（今山东省潍坊境内），在路上将其暗中杀掉，随便找了个地方埋葬了。
　　陈乞所说的兵革之忧，并非空穴来风。
　　公元前488年春天，晋国的赵鞅再度出兵卫国，企图将蒯聩送回卫国去争夺君位。齐国的同盟宋国，也因为齐景公去世，又投入了晋国的怀抱，派兵入侵郑国。战火虽然没有直接烧到齐国的土地上，却让齐国人感到了危险的临近。
　　然而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西方的晋国，而是来自南方的后起之秀——吴国。
　　就在这一年夏天，一向不显山露水的吴王夫差突然来到山东的鄫（zēng）城（今枣庄市境内），指名道姓要与鲁哀公举行会盟。
　　鲁哀公心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于是应召前往，而且在鄫城设宴招待夫差。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吴国人提出：招待吴王，必须大礼，请鲁国准备百牢相待。
　　前面说过，一牢为牛、羊、猪各一头。按照周礼，诸侯相见，最多使用七牢。公元前521年，士鞅访问鲁国，要求使用十一牢之礼，已经是异数。现在吴国人一开口就是百牢，委实让鲁国人有点吃不消。要知道，三百头牲口陈列在院子里，简直就是个屠宰场，要不就是个烧腊铺，谁还有心情喝酒啊！但吴国人不理这些，坚持要这个待遇，而且说：“你们招待晋国的大夫都可以用十一牢，招待吴王用百牢，难道不应该吗？”
　　鲁国派大夫子服何去和吴国人交涉，说：“当年晋国的士鞅贪婪无礼，倚仗晋国欺负我国，所以我们才答应他使用十一牢。吴王如果以礼号令诸侯，就应该按照规定来办。周礼规定，就算是天子招待诸侯，也不过十二牢之礼，顶天了。吴王如果弃周礼于不顾，那我们也没办法，只能照办，只不过这一百牢之礼，可是比士鞅还过分哦！”
　　吴国人根本不理他那套，坚持要用百牢。
　　子服何对鲁哀公说：“吴国怕是要灭亡了。一天只有十二个时辰，一年只有十二个月，十二就是天数，吴王要求的比天数还多。而且吴国与鲁国同为姬姓子孙，本应遵从周礼的规定，他却视周礼如无物，这是忘本啊！这种欺天灭祖的人，咱们惹不起，还是答应他吧。”于是鲁哀公以史无前例的百牢之礼招待了夫差。
　　即便是这样，吴国人还是觉得鲁国不够意思。大宰伯嚭随同夫差出访，向鲁国人提出：要季孙肥到鄫城来相见。
　　季孙肥心想，我好歹是鲁国的上卿，堂堂的三桓之后，听命于吴国的大宰，岂不是太掉份儿了？再说了，曲阜到鄫城四百余里，又不是四十里，哪能说去就去。于是派孔丘的得意弟子端木赐前去应付。伯嚭看到端木赐，很不高兴，说：“两位国君不远千里来相会，贵国的大夫却不想出门，这是什么道理？”
　　端木赐回答：“这是害怕贵国啊！贵国不遵周礼，行事怪异，难以常理推测，我们不得不小心防范。寡君听从吴王的召唤来到这里，他的大臣当然要坐镇国内，以防生变，您说是不？”
　　伯嚭哑口无言。端木赐回到曲阜，便对季孙肥说：“吴国没什么好怕的，长久不了。”
　　这个判断给鲁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夫差和鲁哀公会盟的时候，长期受到鲁国欺负的邾国仿佛看到了希望。邾隐公主动跑到鄫城，要求参加会盟。夫差当然来者不拒，爽快地答应了邾隐公。但鲁国人心里便不乐意了：邾国邻近鲁国，一直受到鲁国的控制，吴国山长水远的，凭什么来当邾国的保护伞啊？你们保护得了么？
　　季孙肥召集大夫们开会，商量讨伐邾国的大事。
　　子服何亲眼见识过吴国人的骄横，认为此事万不可行，但是理由说得很冠冕堂皇：“小国侍奉大国，守信是第一要义；大国保护小国，仁爱是根本。如果我们讨伐邾国，一方面背弃了与吴国的盟约，是不信；另一方面以大欺小，是不仁。不信不仁，国家就危险了。”
　　仲孙何忌和季孙肥一样，是主张讨伐邾国的。听到子服何这样讲，便对大伙说：“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我们讲民主嘛！”满以为大伙会支持讨伐行动，不料大伙异口同声，都同意子服何的意见，认为战端不可开。
　　会议没有统一思想，但是因为季孙肥和仲孙何忌坚持，同年秋天，鲁国还是派兵入侵了邾国。邾隐公自从和夫差喝过牛血酒，认为找到了大靠山，从此安危不愁，对鲁国的入侵毫无防备，以至于鲁军到了邾国城下，他还在城内敲钟饮酒。大夫茅夷鸿请求向吴国告急，他才反应过来，说：“别去了，鲁国离咱们那么近，鲁国人晚上敲梆子，咱们都听得到。而吴国离咱们至少有二千里路，就算现在发兵，没有三个月的时间也到不了，远水救不得近火，我们还是靠自己吧！”
　　鲁国人长驱直入，将邾国洗劫一空。邾隐公也成为鲁军的俘虏，被带回鲁国，囚禁在负瑕（今山东省兖州境内）。
　　茅夷鸿带着布帛五匹、牛皮四张来到吴国，对夫差说：“鲁国趁着晋国衰落，又认为吴国偏远，恣意妄为，欺凌小国，这是没把吴国放在眼里啊！下臣以为，邾国灭亡了倒无所谓，您的威信受到损害，这才是大事。鲁侯夏天才在鄫城与您签订盟约，秋天就背弃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如果视而不见，让四方诸侯如何听从您的命令？”
　　夫差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不过恐吓鲁国是一回事，真正要对鲁国用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可相提并论。他一面好言劝慰茅夷鸿，安排他住下，一面将鲁国降臣叔孙辄召进宫来，咨询他的意见。
　　阳虎之乱后，公山不狃和叔孙辄逃到了吴国，至今已有十余年。叔孙辄听说夫差要进攻鲁国，立刻回答：“鲁国有名无实，您如果讨伐它，必定可以得志。”
　　叔孙辄回来之后便对公山不狃说：“咱们的机会来了，吴王要进攻鲁国，必以我俩为向导。以吴国的军力，咱们重回曲阜指日可待。”
　　没想到公山不狃冷冷地说了三个字，便将他的满腔热情全部浇灭：“非礼也！”
　　公山不狃还对叔孙辄说：“君子即便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也不投靠敌国，更不应该因为心怀怨恨，就为祸乡土。我们在鲁国犯了叛逆之罪，又在吴国煽风点火，鼓励吴王与鲁国为敌，这是罪上加罪，罪无可赦。按道理说，就算吴王要求我们参与这件事，我们也要想办法回避。现在你却因为自己的怨恨而要颠覆祖国，这样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吴王如若指派你为向导，你一定要推脱，那他肯定会来找我，我自有应付之法。”
　　果然，不久之后，夫差决定对鲁国用兵，命令叔孙辄当向导。叔孙辄借口身体不适，没有接受夫差的命令。夫差便找到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说：“鲁国平时虽然没有什么亲近的国家，危急的时候却一定会有愿意生死与共的盟国。您如果一定要进攻鲁国，诸侯不可以坐视不理，晋国、齐国和楚国都有可能出兵。尤其是齐国和晋国，与鲁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想必您也知道，请一定考虑清楚再作打算。”
　　夫差说：“就算是这几个国家一起来，我也不怕，你就不用再劝了，把寡人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好，寡人不会亏待你。”
　　公元前487年三月，吴国大军从姑苏出发，以公山不狃为向导讨伐鲁国。公山不狃故意带着吴国人从险道行军，取道武城。武城地处沂蒙山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公山不狃料定吴军难以攻下，没想到歪打正着——当初，武城有人在吴、鲁边境种田，恃强凌弱，欺负了同样在当地开荒的几个鄫国人。等到吴军到来，那几个鄫国人便充当了向导，领着吴军从小路包抄，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武城。
　　消息传到曲阜，举国皆惊。仲孙何忌问子服何：“当初你说吴国不能长久，现在吴军打到家门口了，怎么办？”子服何毫不客气地说：“吴军来了，就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好怕的？而且当初我劝你们不要攻打邾国，你们一定要打，是你们把吴军招来的。正所谓求仁得仁，不正如您所愿吗？”把仲孙何忌闹了个大红脸。
　　吴军攻占武城后，士气大盛，又连续拿下东阳、五梧等地，很快抵达费邑附近的蚕室。在这里，终于遇到了鲁军的主动抵抗。鲁国大夫公宾庚、公甲叔子率部迎击吴军，双方在夷地展开战斗，吴军大获全胜，公宾庚、公甲叔子和同车的析朱鉏全都战死。
　　战后，吴军将三人的尸体抬到夫差帐前，请夫差过目。夫差看过之后，很感慨地说：“这是同一辆战车上的人，他们拼死作战，谁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说明鲁国并非有名无实，还是很有凝聚力的。要消灭鲁国，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吴军继续前进，来到泗水边上的庚宗。这里已经离曲阜很近了。鲁国大夫微虎主动请缨，准备夜袭夫差的营帐，对其实施斩首行动。他将族兵七百人集合起来，让他们每人跳高三次，选择了最强壮的三百人，其中包括孔丘的弟子有若（即《论语》中曾经提到的有子）。微虎带着这三百人将要出发的时候，有人对季孙肥说：“微虎这样做，不足以对吴军构成威胁，反而让鲁国的优秀人物白白送命，请您一定要制止他。”季孙肥于是下令关闭城门，不让微虎他们去。即便是这样，也把夫差吓了一大跳，一夜之间转移了三次住处，仍然感到不安全。
　　经历了这件事后，夫差越发感到鲁国难以攻取，便向鲁国提出和谈，但是开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季孙肥想要接受，子服何不同意，说：“当年楚国人包围宋国，宋国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为炊的地步，尚且没有签订城下之盟。现在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不能作战的地步，就跟敌人签订城下之盟，让鲁国的面子往哪搁？吴军轻率行动，远离本土作战，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所以主动求和。请再等待一下，不要轻易答应他们。”
　　季孙肥不听。子服何便自己草拟了一份盟约，来到吴军大营，跟夫差谈判。季孙肥听说之后，派人对夫差说，要把子服何当作人质留在吴国，夫差答应了。后来鲁国方面又要求吴国以王子姑曹作为人质相抵，夫差不同意，干脆将子服何送了回来。双方最终在曲阜城外签订了和约，夫差撤军回国。
　　鲁国流年不利。吴国人前脚刚走，齐国人后脚便到。
　　前面说过，齐悼公在鲁国娶了季孙肥的妹妹季姬。陈乞召他回国的时候，他担心齐国局势不明朗，没有将季姬带走。现在他觉得自己坐稳了江山，便派人来鲁国取家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离开的这一年多，他那亲爱的季姬耐不住寂寞，竟然与叔父季鲂侯私通，估计还怀了孕，以至于季孙肥不敢将她送到齐国去，但又不敢向齐悼公说明原因。齐悼公大怒，派兵入侵鲁国，攻占了阐（今山东省泰安境内）、讙（今山东省宁阳县西北）两地。
　　齐悼公还派使者前往吴国，请夫差发兵，南北夹击鲁国。季孙肥吓坏了，赶紧将当年入侵邾国时俘虏的邾隐公释放掉，作为对夫差的献媚。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邾隐公是个极不省事的人，回到邾国后，竟然将吴国的好处忘得一干二净，一不山呼二不万岁，甚至没给夫差写一封感谢信。夫差大怒，派伯嚭带兵讨伐邾国，又将邾隐公囚禁起来，立其子公子革为君，也就是邾桓公。
　　同年秋天，季孙肥终于将季姬送到了临淄。齐悼公见到季姬，什么不快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对她宠爱如故，并将几个月前攻占的阐、讙两地还给了鲁国。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据本书作者推测，季孙肥之所以这个时候敢交出妹妹，是因为经过了半年，该处理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不会让齐悼公看出什么问题来了。
　　齐鲁两国既然实现了和平，齐悼公请吴国进攻鲁国的事，自然也就作罢了。为此，公元前486年春天，齐悼公派大夫公孟绰前往吴国，请夫差放弃出兵攻打鲁国。
　　很显然，齐悼公严重低估了夫差。
　　夫差听到齐悼公的请求，不怒反笑，对公孟绰说：“去年寡人听到齐侯的命令，要吴国攻打鲁国，所以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现在您又来告诉寡人说不必了，这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这样吧，寡人决定亲自去贵国聆听齐侯的命令。”
　　夫差说做便做。同年秋天，吴国在邗江边（今江苏省扬州境内）修筑起一座城池，并开挖沟渠，修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条运河——邗沟，将长江和淮河贯通。这样一来，吴国的水军就不只是在江南活动，而是能够通过运河进入到淮河流域。那水上隆隆的战鼓声，很快就要响彻山东大地了。
　　【重创齐国，夫差野心爆棚】
　　公元前486年冬天，吴王夫差的使者来到曲阜，给鲁哀公送来一份神气活现的命令：
　　“寡人不日兴师伐齐，望鲁国出兵相助。”
　　如前所述，这件事情起因是齐国请吴国兴师伐鲁，后来齐、鲁两国握手言和，齐国又请吴国不要出兵，导致夫差大怒，反倒联合鲁国来进攻齐国——当然，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因果。狗血的剧情背后，是夫差早就按捺不住要入主中原的野心。
　　站在鲁国的角度，这个时候帮着吴国去打齐国，显然不太厚道。但是对比过吴国和齐国的实力后，鲁国很快作出一个不太艰难的决定。公元前485年春天，鲁哀公率部加入夫差的北伐大军，侵入了齐国南部。
　　正面进攻的同时，另一支吴国部队，由大夫徐承率领的水军则不声不响地由长江口入海，沿着海岸线北上，在胶东半岛登陆，直插齐国后方。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海陆协同作战，吴国的实力，委实不可小觑。
　　齐悼公没有为军事问题太过烦恼。当吴、鲁联军（还有邾、郯等小国的部队）抵达鄎（xī）城的时候，一场政变结束了他短短四年的政治生命。
　　《左传》记载：“齐人弑悼公。”究竟谁是“齐人”，却语焉不详。《史记》则指名道姓，认为凶手是鲍牧。但是据《左传》记载，鲍牧于公元前487年被齐悼公赐死，且言之凿凿，足以推翻《史记》的论述。《晏子春秋》认为是凶手陈氏，也就是陈乞，这种说法得到后世大多数史学家的支持。
　　齐悼公被杀的消息，很快通过齐国使者传到吴军大营。齐国人的意思很明白：冤有头债有主，出尔反尔得罪吴国的是齐悼公，现在他已经被我们杀死了，您是不是可以退兵了？
　　夫差的反应让齐国使者不知所措——他命令全军披麻戴孝，自己跑到军门之外，号哭了三天。然后告诉齐国使者，寡人确实是为了齐侯而来，但是你们把他给杀了，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寡人现在要替天行道，为齐侯报仇。
　　夫差对吴军的实力很有信心，尤其是对徐承率领的奇袭部队寄予厚望。然而不久之后，败讯传来，徐承部队劳师袭远，水土不服，还没抵达临淄，就被齐国的地方部队打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夫差决定连夜撤军。
　　吴国第一次北伐未果而终，倒霉的是鲁国。
　　公元前484年刚开春，齐国部队便踏上了鲁国土地，对鲁国去年的入侵进行报复。
　　孔丘的弟子冉求此时担任季氏的家老，当季孙肥问到他的意见，他回答：“一卿守城，其余两卿随国君出兵到边境抵抗。”
　　众所周知，鲁国的三卿即是三桓。季孙肥为难地说：“我可使唤不了他们两个。”
　　冉求说：“不愿跑那么远也行，至少要到曲阜近郊迎战。”
　　季孙肥说：“我试试看。”于是去找仲孙何忌和叔孙州仇商量。果然，这两个人听说要出征，都连连摇头，表示不干。
　　季孙肥回去告诉冉求。冉求说：“既然这样，那国君便不能出战。请您亲自率领部队，背城而战，看他们好不好意思躲在曲阜城内当缩头乌龟。据我所知，齐军战车之数，尚不及我季氏，有什么好怕的？就算孟氏和叔孙氏不来参与，我们也有胜算。而且他们不来的话，以后鲁国的大事，就是您一个人说了算，没他们插嘴的份儿了。”季孙肥还在犹豫，冉求又说：“您现在可是鲁国的一把手，保家卫国，责无旁贷。如果齐国人杀到家门口来了，您都不能与之一战，让天下人如何看您？”
　　冉求这句话打动了季孙肥。第二天上朝，他让冉求跟着去，候在公宫之外。叔孙州仇看到冉求，远远地打招呼，说：“齐国人已经打到清河了。冉求，你怎么看？”
　　冉求大声说：“诸位君子深谋远虑，我这个小人哪里能有什么看法。”
　　仲孙何忌路过正好听到，觉得冉求话里有话，也掺和进来，硬要冉求发表意见。冉求回答：“小人有自知之明，发表意见之前，先要考量对方的水平。对方水平太高的话，小人就不敢乱说。”
　　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都听出来了，冉求这话表面上自贬，实际上是讽刺他们没胆识，不足与言。两人受到刺激，回到家里，便下令集合战车和步卒，准备出兵。
　　鲁军兵分两路。右军由仲孙何忌的儿子孟彘带领，颜羽为御者，邴泄为车右护卫；左军由冉求带领，管周父为御者，孔丘的另一位弟子樊迟为车右护卫。樊迟当时还小，季孙肥检阅了部队之后说：“樊迟未免太瘦弱了。”冉求说：“瘦是瘦点，但是不会让您失望。”
　　季氏的精锐族兵七千人全部被投入左军，在曲阜的南门整装待发。相比之下，孟氏就显得太虚情假意了。左军足足等了五天，孟氏的右军才姗姗来迟。
　　齐鲁两军在曲阜城郊展开战斗，鲁军躲在沟濠后面，不肯主动出击。这也难怪，自从三桓“三分四军”以来，一个国家三支军队，各有各的算盘，谁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谁会犯傻呢？
　　率先打破僵局的是樊迟，他对冉求说：“不是鲁国人不勇敢，是大伙对您还不信任，请您发布命令，我第一个出击。”冉求说：“好！”于是击鼓三通。樊迟应声而出，跃过濠沟，头也不回地朝着齐军冲去。左军将士受到感染，纷纷跟随其后，杀入齐军阵地。
　　正当鲁国左军气势如虹，奋勇杀敌的时候，右军却不争气地溃败了。右军毫无战意，溃败是意料之中的事。后人甚至认为，右军不是被齐军击溃，而是主动逃跑。
　　但是也有人表现出临危不乱的武士风范。据《论语》记载：右军将领孟之侧在逃跑中主动殿后，最后一个进入曲阜。快要入城的时候，故意拿着箭抽打自己的战马，对别人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我的马实在跑不快啊！”孟之侧是孟氏族人，他这样做，估计也是想为孟氏找回点面子吧。
　　还有一位名叫林不狃的小人物，是右军的一个伍长，管着手下四名步兵。右军开始溃败的时候，手下问他：“咱们也跑吧？”林不狃说：“逃跑谁不会啊？非我所为。”手下说：“那咱们留下抗敌？”林不狃说：“大伙都跑了，就咱们五个人五条枪，抗个屁啊！”带着自己的队伍，保持战斗队型，徐徐而退，结果五人全部战死。
　　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在右军逃跑的情况下，冉求的左军孤军奋战，竟然大获全胜。当天夜里，齐军夜遁。冉求得到情报，三次要求追击，都被季孙肥否决。
　　最让人无语的是右军统帅孟彘，打了败仗回来，逢人便说：“我的表现确实不如颜羽，但是比邴泄强。颜羽在战场上跃跃欲试，恨不得冲在最前面；我不想打，但我知道保持沉默；邴泄这家伙最窝囊，一个劲儿地叫‘快逃’，所以我们就逃跑了！”言毕又是一阵大笑，丝毫不觉得脸红。
　　夫差去得快，来得也快。同年夏天，吴军再度北上，讨伐齐国。
　　越王勾践听到消息，亲自率领文种、范蠡等亲信来到姑苏，预祝夫差马到成功。吴国上自夫差，下至普通士人，都得到了勾践送来的一份贺礼，人人有份，举国欢喜。唯有伍子胥愁眉不展。有人问起来，他便恶狠狠地回答：“难道吴国是勾践豢养的一条狗吗？”
　　那人吓了一大跳，说：“相国何出此言？”
　　伍子胥说：“他扔块骨头，咱们就得流血牺牲，这不是养狗吗？”
　　那人赶紧把耳朵堵上，不敢再听。伍子胥余怒未消，跑到宫里对夫差说：“越国对于吴国来说，始终是心腹之患。勾践现在这样温柔驯服，不过是为了掩藏祸心，请大王明察秋毫，不要上了他的当。”
　　夫差眼中闪过一丝不快，但仍然耐着性子，故意问道：“若依相国之见，寡人当如何？”
　　伍子胥说：“停止讨伐齐国，先收拾了越国再说。齐国远在东海，就算我们打败齐国，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越国就在吴国旁边，吴不亡越，越必灭吴。”
　　夫差冷冷地说：“相国对越国的成见可真是很深哪！”
　　伍子胥回敬道：“大王难道忘了杀父之仇？”
　　夫差脸色大变，说：“寡人心意已决，休得再谏！”为了不让伍子胥再在身边唠叨，干脆派他出使齐国，去下战书。自古以来，两国交兵，哪有派相国去下战书的？伍子胥长叹一声，遵命而行。不过他留了一个心眼，将自己的儿子伍丰也带了过去，回来的时候，就让伍丰留在了齐国。
　　同年五月，吴、鲁联军攻克博城（今山东省泰安境内）。齐国亦发兵抵抗，双方在嬴城（今山东省莱芜境内）附近对峙。齐军摆出的阵势是：国书统帅中军，高无丕统帅上军，宗楼统帅下军。而吴军摆出的阵势是：夫差亲自统帅中军，胥门巢统帅上军，王子姑曹统帅下军，展如统帅右军。
　　这一战，关系到齐国的生死存亡，齐军将士都憋足了劲，发誓要让吴国人有来无回。下军统帅宗楼与大夫闾丘明互相鼓励说：“大丈夫终有一死，能够为国捐躯，死而无憾。”中军统帅国书和御者桑掩胥将写有“必死”二字的白布裹在头上，公孙夏见了，十分感动，命令他的部属唱起《虞殡》（送葬的挽歌）相送。陈逆命令部下嘴中含玉参加战斗，以示赴死的决心（古代死者含玉，据说可使灵魂不散）。公孙挥向部下发表战前演讲，豪气干云，说：“每个人都要带上八尺长的绳子，准备收拾吴军的首级！”东郭书是第三次参加战斗，他对部下说：“古人说，三战必死，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到战场，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命人将心爱的琴送给好朋友弦多，说：“我再也见不到您了。”
　　齐国的第一权臣陈乞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众人爱国热情高涨的时候，他也鼓励自己的亲弟弟陈书：“奋勇杀敌，不要活着回来！”接着又说了一句：“你如果死了，齐国就是我的了！”言下之意，要陈书用生命为陈家争光，好使陈家能够顺利夺取政权。陈家人的思维，总是那么与众不同。陈书简单地回答：“这一战，我只会听到前进的鼓声，不会听到您鸣金收兵了，请保重！”
　　双方在艾陵（今山东省莱芜境内）展开战斗。齐军虽然士气高涨，仍挡不住吴军的金戈铁马。展如率领的吴国右军首先击溃高无丕率领的齐军上军。齐国的中军开始击败了吴国上军，但是夫差亲率精锐的王卒救援，又将齐国中军击溃，遂大败齐军，杀死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众多将领。
　　相比齐国人的慷慨赴死和吴国人的所向披靡，鲁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可以用“不堪”二字形容。据《左传》记载，夫差在战前召唤叔孙州仇，说：“你担任什么职务？”叔孙州仇说：“忝为司马。”夫差便赏赐给他盔甲和长剑，说：“好好为你的国君服务，不要辱没使命！”意思是要他奋勇杀敌，别活着回来。叔孙州仇战战兢兢，不知道如何应对。倒是端木赐胆大，眼看要冷场，连忙上前跪拜，替他收下盔甲，说：“州仇接受盔甲，听从君令。”受甲而不受剑，意思当然是只求自保，不肯卖命。幸好夫差不计较，战后还将俘获的齐军战车八百乘和齐军首级三千献给了鲁哀公，其中包括国书的人头。
　　鲁哀公不敢怠慢，命人精心打造了一个匣子，用红黑色的丝绸做垫，将国书的人头装好，还绑上精致的缎带，派大史固连同一封信送回齐国，信上说：“如果上天不是明察秋毫，怎么会让下国（指鲁国）获胜？”话说得很得体，但是据《国语》记载，这句话应该是夫差写给齐简公的——齐悼公死后，公子壬被立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简公。
　　艾陵之战是夫差称霸天下的最重要一战。单从军事上而言，艾陵之战无疑是空前成功的，这一点从夫差送给鲁哀公的八百乘战车就可以看出来。八百乘战车，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相当庞大的军事装备，几乎是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军事力量，却在一战之间成为吴军的战利品，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后世有人认为，吴军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胆突破常规，在传统的三军阵型之外，使用了右军作为游击部队，对突破齐军阵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战术，正是孙武“以正合，以奇胜”的作战思想的体现。
　　然而，艾陵之战也是夫差走向灭亡的关键一战。这一战后，夫差自信心爆棚，从此不将天下诸侯放在眼里，在国内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第一个死在夫差剑下的，便是伍子胥。
　　据《史记》记载，太宰伯嚭素来嫉恨伍子胥，想取而代之，便在夫差面前进谗说：“伍子胥为人刚暴、寡恩、多疑，常有怨言，迟早会成为祸害。前一次大王讨伐齐国，他认为不可，您最终还是出兵并且取得胜利，举国欢腾，唯有他心怀不满，反而加深了怨恨。这一次您讨伐齐国，他又强烈反对，恨不得吴军失败，好证明他的正确。没想到您英明神武，打得齐国十万大军全军覆灭，让天下人都在您的剑下战栗。什么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在您面前不过是寻常君主，羞称霸主！伍子胥不但不为您感到高兴，反而到处说您的坏话，说什么吴国危险了，笑话！您只要跺跺脚，晋侯在新田都能感觉到地面在颤抖，哪个傻瓜会认为吴国有危险？不，伍子胥不是傻瓜，他这是别有用心。下臣听说，他趁着去齐国访问的机会，将儿子伍丰带到了齐国，投靠在鲍氏门下。齐国人为了讨好他，还封给伍丰土地。作为吴国的相国，他这不是里通敌国么？”
　　夫差大吃一惊：“竟然还有这等事？”遂派人调查，果然如伯嚭所言。伍丰投靠到鲍氏门下，不但获得了土地，还被封为“王孙氏”，过得十分潇洒。夫差大怒，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柄“属镂”，说：“您自己看着办吧！”
　　属镂是宝剑名。前面刚刚说过，国君赐臣剑，只有一个意思，让他不要再活了。伍子胥当然知道夫差的心意，仰天长叹道：“当年我为了报仇来到吴国，倾尽全力让你父亲当上吴王，又助他打败楚国，称霸江淮。而今你竟然听信小人的谗言，要杀我这个老头子！罢，罢，罢，我死不足惜，只有一事相求，死后请将我的眼睛挖下来，挂在首都的东门之上，我好看着越国人是怎么灭掉吴国的！”说罢自刭而死。
　　夫差让人将伍子胥的尸体用草革包裹着，扔到了长江里。
　　伍子胥死后，夫差耳根清静，加快了称霸天下的步伐。公元前483年夏天，夫差与鲁哀公在吴国的橐皋（tuógāo，今江苏省如皋境内）举行会晤，大宰伯嚭请求重温五年前鄫城之盟的誓词。这个要求让鲁哀公感到很为难。众所周知，鄫城之会上，吴国要求鲁国以百牢之礼招待夫差，伯嚭还宣召季孙肥前来相会，完全没把鲁国放在眼里，鲁国人回想起这件事就觉得耻辱，怎么还会想去重温那段誓词呢？
　　孔丘的门生端木赐再度出马，对伯嚭说：“誓词，是用来巩固诚信的，所以要用内心来记住它，用文字来表达它，用布帛来记载它，向鬼神发誓来维护它。寡君以为，两国当年签订了神圣的盟约，互相之间一直遵守，没有丝毫变更，完全没有必要拿出来旧事重提。”伯嚭再度被端木赐说得哑口无言，这事就搁下来了。
　　夫差还派人请卫出公前来参加会议。卫出公不想去，大夫子木劝道：“吴国虽然无道，但仍然足以成为卫国的忧患，您还是去吧！大树倒下，砸倒一片；好狗发疯，见人就咬，何况是这么可怕的国家！”卫出公于是战战兢兢地来会见夫差。
　　夫差的如意算盘是，先搞一个东部的小型国际联盟，将卫国、鲁国、宋国、邾国、郯国等纳入进来，然而逐渐向西发展，与晋国一争高下。但是卫出公秘密会见了鲁哀公和宋国的代表皇瑗之后，胆子突然大了，明确向夫差表示，不能和吴国结盟。夫差很生气，庞大的齐国都被吴国打败了，小小的卫国居然敢公开叫板？于是派兵将卫出公的住处包围起来，想来个霸王硬上弓。
　　子服何对端木赐说：“诸侯相会，事情办完之后，盟主向大伙赠送礼物，东道主安排宴会，依依惜别。现在吴王不但不向卫侯赠礼，反而将他囚禁起来，您得想想办法啊！要不，您去跟伯嚭沟通沟通？”
　　端木赐说：“我是跟伯嚭打过两次交道，他对我也挺尊重，我可以去试试。可是这个人贪婪成性，你不能让我空着手去。”
　　子服何说：“这个自然。”
　　于是，端木赐“束锦以行”，带着礼物去找伯嚭，先不说明来意，一味闲聊，装作不经意地聊到卫国。端木赐故意问：“听说贵国派兵将卫侯的住处包围了，这是为什么啊？”
　　伯嚭说：“那得怪卫侯太不识抬举。寡君好心，要与卫侯交朋友，他却姗姗来迟。寡君害怕他又匆匆离去，所以只好将他留下来了。”
　　端木赐说：“原来如此。我听说卫侯来之前，曾经与臣下商议，有人主张他来，也有人反对他来，拿不定主意，所以才会迟到。那些支持他来的，是吴国的朋友；反对他来的，是吴国的敌人。现在贵国将卫侯囚禁起来，不是让朋友感到难堪而让敌人洋洋得意吗？而且吴王想领导诸侯，却又囚禁卫侯，谁不感到害怕？亲痛仇快、诸侯畏惧，这可不是称霸天下的做法哦！”
　　伯嚭第三次被端木赐说服，请求夫差释放了卫出公。想来是吴音温软，卫出公被吴国人囚禁的这段时间，竟然喜欢上了吴国的语言，回到卫国之后，还是学着吴国人怪腔怪调地说话。卫灵公的孙子公孙弥牟当时还小，听到卫出公的声音便对人说：“国君恐怕不免于难了，被人囚禁了还学着人家说话，这是打算长久去南蛮之地生活啊！”
　　【夫差会盟诸侯，勾践乘虚而入】
　　一系列的战争和外交手段之后，夫差认为自己已经铺平了称霸天下的道路，于公元前482年通过鲁哀公向晋定公发出会盟的要求，三方确定将黄池作为会盟地点。
　　为了向中原各国炫耀武力，夫差决定亲率吴军的主力部队北上，再度讨伐齐国，然后一路向西，参加黄池之会。但问题是黄池在今天河南省封丘境内，离吴国距离较远，不利于部队大规模行动。吴国的水利工程师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原来已经挖通的邗沟的基础上继续开挖渠道，接通了沂水和济水（黄池在济水故道南岸）。这样一来，数万名吴军便可乘船从江南开到河南，夫差出入中原就方便多了。
　　宏伟的工程背后，是吴国百姓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血汗，再加上那些年光景不好，粮食连年欠收，吴国早就是民怨沸腾，朝野之间对于即将到来的黄池之会更是议论纷纷，夫差听得头皮发麻，下令：“谁敢在这件事上发表意见，死罪！”
　　但仍有人冒死进谏，那就是夫差的儿子大子友。有一天清晨，大子友手持弹弓，从后花园出来，衣服和鞋子都湿了。夫差觉得很奇怪，问道：“一大早的，你拿着弹弓，衣冠不整，成何体统？”大子友说：“刚刚经过后园，听到秋蝉鸣叫，便循声去看。只见那蝉附在高高的树上，饮了清晨的露水，吹着凉爽的秋风，悠然自得，振翅而鸣。不料有一只螳螂借着枝叶作掩护，悄悄地跟在它身后，作势欲扑。螳螂专心致志，志在必得，不知道自身后还有一只黄雀，悄无声息地接近。黄雀一心想着螳螂将是一顿美味的早餐，却不知道我手里拿着弹弓，正在树下瞄准它。好笑的是，我一门子心思要射黄雀，跟着它移动脚步，没有看到地上有一个洞，一脚踏了进去，摔了个狗啃泥，所以才搞得这么狼狈，让大王笑话。”
　　夫差笑道：“只顾眼前之利，不见身后之患。所谓愚蠢，莫过于此。”
　　大子友不失时机地说：“还有比这更蠢的。鲁国承袭周公的福德，无欲无求，而齐国不爱惜百姓的生命，举兵相侵。齐国大举进攻鲁国，没有想到吴国尽起境内之士，千里奔袭，打得他们丢盔弃甲。而吴国兵强马壮，只想着称霸中原，不知道越王正在偷偷地训练死士，将趁虚而入，屠我吴国，灭我吴宫。大王，您说世上还有比这更危险的事吗？”
　　夫差挥挥手，让大子友退下，若有所思。然而，黄池之会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公元前482年六月，晋定公、鲁哀公和吴王夫差在黄池相会，周敬王也派卿士单平公参加。
　　七月六日，各路诸侯举行盟誓。在谁当盟主的问题上，吴国和晋国的官员发生了争执。吴国人认为，吴国的先祖太伯，本为周室先祖周太王的长子，因为周太王喜欢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便主动避让，这才让季历的儿子周文王得以即位。从这段历史上讲，即便是周天子也得让吴王三分。晋国人认为，吴、晋同为姬姓诸侯，晋国自晋文公年代开始，就一直是中原的霸主，没有理由让吴国争先。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眼看就要闹成僵局，晋国的赵鞅在营中大声呼道：“司马寅何在？”
　　司马寅是晋国军中司马，负责行军作战的安排，当时正在帐外候命，听到赵鞅召唤，赶紧进帐。
　　赵鞅说：“天色已晚，大事还没有定下来，这是你我二人之罪。马上击鼓，命令士兵们做好战斗准备。谁当盟主，光费口舌是争不出个结果来的，还是打一仗再说吧！”
　　司马寅大吃一惊，连忙说：“待下臣前往吴营打探一番，然后再请您定夺。”
　　司马寅跑到吴营，装作嘘寒问暖，转了一圈就回来了。他对赵鞅说：“请您稍安勿躁。吴国人的气氛不对，虽然大夫们都谈笑风生，吴王本人却兴致不高，估计是国内出什么大事了。我听人说，越国趁着吴国大军在外，偷袭了吴国，但是不知道具体战况如何。从吴王的表现来看，恐怕形势不容乐观。请再等等，我们有的是时间，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屈服的。”
　　果然，不久之后，吴国方面传来信息，愿意让晋定公主盟。夫差雄心勃勃而来，却以一步之差与霸主失之交臂。
　　吴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就在吴国大军抵达黄池的时候，越王勾践也开始行动了。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勾践不但获得了越国民众的衷心拥护，而且拥有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将这支军队一分为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率领其中一队作为先头部队，从南面抵达姑苏近郊。
　　当时吴军主力尽在国外，留守姑苏的部队不过是些老弱病残。大子友临危不乱，带着王子地、王孙弥庸和寿于姚等人登上横山（今江苏省苏州境内）观望越军。弥庸远远地看见越军中竖着一面战旗，说：“这是我父亲曾经使用的战旗啊！”——弥庸的父亲当年跟随阖闾讨伐越国，战死沙场，其战旗亦为越军所获。弥庸向大子友请求出击，说：“不可见到仇人而不去杀他！”大子友不同意，说：“我已经派人加急送信到黄池，但是要等父王大军返回，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城内守备空虚，我们凭借城高池深，坚守不出，或许还能支撑一些日子。主动出击的话，攻而不克，那就是亡国的大事了，请一定忍耐！”
　　弥庸不听，带着自己的部下五千人开城迎敌。大子友劝阻不住，只得派王子地相助。两军在姑苏城外大战，吴军以老弱病残之师，竟然大获全胜，弥庸俘虏了畴无馀，王子地俘虏了讴阳，越国的先头部队全线崩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勾践率领的越军主力赶到。大子友在城内见到，怕弥庸和王子地全军覆没，便也率领部队倾巢而出，料想趁勾践远道而来，立足未稳，如果全力一击的话，或许还有胜算。不幸的是，现在的越军远非当年的越军可比，人数又占绝对优势，没费多少力气就将吴军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都成为了越军的俘虏，姑苏城陷落。
　　城破之际，王子地派了七名武士趁乱突围而出，星夜赶到黄池，将消息报告给了夫差。
　　夫差不动声色地听完报告，命亲信将这七个人带到没人的地方杀掉。应该说，吴军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很不错，而且夫差本人也掩饰得很好。若非司马寅看出了端倪，黄池之会说不定还真让他做成了盟主。
　　饶是如此，夫差统帅的吴国大军仍然是一支可怕的力量。黄池之会的时候，夫差要求鲁哀公陪同自己会见晋定公，子服何对夫差的使者说：“天子召集诸侯，则盟主带领诸侯朝觐天子；盟主召集诸侯，则诸侯带领子爵、男爵朝觐霸主。自天子以下，朝觐时使用的玉帛也各不相同。所以鲁国进贡给吴国的，从来都比给晋国的丰厚，那是把吴国当作了自己的领袖才这样做的。现在诸侯相见，大王打算带着寡君会见晋侯，请问大王是把晋侯当作盟主了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鲁国就要改变进贡的轻重，大王想必不会不高兴吧？”吴国使者将话传给夫差，夫差便没有要鲁哀公陪同，单独会见了晋定公。
　　不久之后，夫差又后悔了，要将子服何囚禁起来。子服何很镇定地说：“我已经在鲁国立好了继承人，早就准备好了两辆车子和六个随从，随时听候您的调遣。”夫差便将子服何带走，让他随吴军南下。走到户牖（今河南省兰考境内）的时候，子服何对伯嚭说：“按照鲁国的传统，十月要祭祀天帝和先王，包括吴国的先祖太伯也在其列。自鲁襄公以来，我家世代都在祭祀中担任职务，这次如果不参加，祭祀官会说，这是吴国造成的。我担心天帝和先王听了，会不高兴。再说，贵国认为鲁国不恭敬，却只逮捕了我等七个下贱的人，对鲁国又会有什么损害呢？”
　　伯嚭最好打交道了，只要有礼，他必从善如流，于是向夫差报告说：“咱们把子服何带回吴国去，对鲁国没有任何损害，却败坏了吴国的名声，不如放他回去吧。”夫差同意了，于是将子服何放回。
　　吴国大军一路南下，经过宋国的时候，夫差还想攻打宋国，因为宋国没有参加黄池之会。伯嚭劝道：“咱们打下宋国不难，但是国内有事，只怕不能长久呆在这里，还是算了吧。”夫差这才作罢。
　　同年冬天，夫差回到了被勾践洗劫一空的姑苏。这座曾经繁华的都城，现在城墙破败，宫室凋零，人民流散，空空荡荡，就像是一座鬼城。经过城门口的时候，夫差突然想起了伍子胥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眼睛挂在城门上，好看着越国人打进姑苏。夫差不禁暗自瞪了伯嚭一眼，一股悔意涌上心头。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当务之急是派人到越国去谈判，否则的话，越军再打过来，吴国就很难应付了。
　　收到吴国送来的厚礼后，勾践很宽容地笑笑，答应了吴国人的请求。他知道，现在还不是跟夫差算总账的时候，那么多年他都等了，不在乎多等几年。
　　勾践能等，楚国人却不能等了。公元前480年夏天，楚国派令尹宜申、司马公子结出兵攻打吴国，抵达桐汭（ruì，桐水拐弯的地方）。
　　所谓患难见真情，在吴国的危难时刻，陈闵公派大夫公孙贞子前往姑苏进行慰问。不料公孙贞子走到姑苏附近，突然得急病而死。陈国副使芋尹盖打算带着公孙贞子的灵柩入城，继续完成使命。
　　夫差被陈国人的热情搞得哭笑不得，派伯嚭到城外慰劳陈国使团，辞谢道：“现在正是雨季，天天大雨滂沱，恐怕雨水毁坏大夫的灵柩，让寡君更加感到过意不去，请你们还是回去吧！”
　　芋尹盖说：“寡君听说楚国无道，屡次攻打吴国，祸害你们的百姓，因此派人前来慰问。很不幸，碰上上天不高兴，使臣在路上丧了命。我们不得不耗费时间准备殡殓的财物，又怕耽误使命而日夜赶路，带着他的灵柩每天变换住地。现在好不容易到了姑苏，大王却命令不要让灵柩进城，这不是将寡君的好意丢弃在杂草从中了吗？”
　　伯嚭连忙说：“不是这个意思啦！”
　　芋尹盖不听伯嚭解释，继续说道：“下臣听说，对待死者要像他还活着一样，这就是礼。因此在国事访问中使臣去世，就要奉着灵柩来完成使命；如果受访的国家发生丧事，使臣也要继续完成使命。现在您要我们带着使臣的灵柩回去，好比我们听说贵国有丧事就半途而返了，您觉得合适么？”
　　芋尹盖的话说得挺狠，如果是吴国强盛时期，伯嚭说不定早就跳起来了。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吴国可以说是屋漏又逢连夜雨，人穷志短，伯嚭只能尴尬地笑笑。最后，他终于接受了芋尹盖的要求，同意让公孙贞子的灵柩进入姑苏。
　　这次不吉利的慰问，似乎预示着吴国的最终灭亡。两年之后，公元前478年三月，越王勾践再度讨伐吴国。夫差率军抵抗，在淞江与勾践隔水对峙。勾践耍了个花招，夜里派人在左右两翼击鼓呐喊，装作要渡河进攻的样子。吴军不明就里，分兵防御，勾践瞅准了机会，带着三军偷渡淞江，直接攻击吴国的中军，大败吴军。
　　公元前475年十一月，勾践第三次讨伐吴国。这一次，夫差再也没有能力组织军队与这位昔日的奴隶抗衡了。越军包围了姑苏，吴国岌岌可危。有趣的是，晋国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认为吴、晋两国有黄池之盟，虽然不能相救，但总得表达一下心意，于是派大夫楚隆顶着寒风，不远千里来到姑苏前线。
　　楚隆先来到越军大营求见勾践，说：“吴国冒犯上国已经很多次了，听说大王您亲自讨伐吴国，中原的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唯恐您的愿望不能实现。晋侯特别派我来看看吴国的下场，请让我进入姑苏完成使命吧！”
　　勾践心想，进就进呗，你单枪匹马的，还能舞出什么妖蛾子不成？于是同意了楚隆的请求。
　　楚隆见到夫差，恭恭敬敬地说：“下臣是晋国赵氏的家臣。黄池会盟那次，我们两国共同盟誓说，要同好共恶。现在大王处于危难之中，晋国却无能为力，只能怕下臣来致以慰问。”
　　夫差心想，好嘛，又来了个动嘴皮子示好的，不过这次比上次好，至少是个活人进来了，于是下拜叩头说：“寡人没有才能，不能侍奉越国，让晋侯操心了，谨此拜谢他的好意。”赠给楚隆一小竹筒珍珠，说：“勾践不想让寡人好过，看来寡人是不得好死了。”算是对晋国慰问的正式回答。
　　楚隆离开的时候，夫差拉着他的袖子，偷偷问了一个问题：“快淹死的人还要强颜欢笑，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贵国的史墨为什么会被称为君子？”
　　前面说过，公元前510年夏天，吴国讨伐越国，史墨夜观天象，曾经预测，不到四十年，吴国将被越国消灭。夫差在这时候问起史墨，多少有些自嘲的意味。楚隆回答得很委婉：“史墨这个人啊，做官的时候没人讨厌他，退休之后没有毁谤他，是因为这样才被人称为君子吧！”
　　夫差听了大笑，说：“您说得真是恰当。”
　　楚隆走后，夫差派大夫公孙雄出城求见勾践。公孙雄光着上身，跪行到勾践跟前，说：“孤臣夫差，斗胆向大王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昔日曾经在会稽得罪大王，夫差不敢违背大王的意愿，吴、越两国得以和平共处。今天大王若想要诛杀孤臣，孤臣毫无怨言，只是不知道大王能否像当年在会稽发生的事情一样，也饶恕孤臣的罪过呢？”
　　勾践长叹一声，回想当年到吴国为奴，他在夫差面前自称东海贱臣，现在夫差反过来在他面前自称孤臣，求他饶恕，真是风水轮流转啊！一时间，在吴国喂马砍柴的日子历历在目，仿佛放电影一般经过他的眼前。这是他人生中最不愿意记起却又常常被记起的一段经历，恨也罢，耻辱也罢，在这个时候似乎都随风远去，剩下的仅仅是回忆。他突然眼睛一热，想答应夫差的请求。范蠡在一旁见了，情知不妙，马上站出来说：“当年会稽之事，是老天将越国赐给吴国，吴国自己不要而已。现在老天要将吴国赏赐给越国，越国岂可逆天而行？大王卧薪尝胆，忍耐了二十二年，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现在这一天到了，您却无端端地放弃，这样做明智吗？俗话说得好，天授不取，反受其咎，您可别忘了会稽之痛！”
　　勾践擦了擦眼睛说：“您说得有道理，可是您看看人家的使者，寡人于心不忍啊！”
　　时值寒冬腊月，公孙雄只穿了条裤衩，伏在冰冷的地上，身体不断颤抖，那样子确实十分可怜。范蠡皱了皱眉头，走到帐外，拿起鼓槌，隆隆地敲起了进军的鼓声，下令说：“全军进攻，直捣吴宫，不得有误。”勾践大吃一惊。范蠡回到帐内，对公孙雄说：“大王已经授命于我，即刻讨伐夫差，越国大军已经发动，现在再哀求也没有用，你可以回去复命了。”
　　公孙雄看了看勾践，又看了看范蠡，大哭而去。
　　勾践越想越不是滋味，姑苏城破之日，他派人对夫差说：“寡人想将你安置在越国，赐给一百户人家。”夫差拜谢说：“多谢好意，只不过我已经老了，不能再侍奉大王啦。”说罢引剑自杀，留下一句遗言：“下葬的时候，将我的脸遮住，因为我无脸见子胥。”
　　《史记》记载，勾践命人将夫差厚葬，将吴国并入越国，然后引军北上渡过淮河，与齐、晋等诸侯相会于徐州，而且派人向周天子进贡。周元王派人赐给勾践胙肉，任命其为“伯”，也就是诸侯之长。勾践南归之后，将淮河上游的土地赠给楚国，归还吴国侵占的鲁、宋等国土地。那时候，越军横行于江淮流域，诸侯无不俯首称臣，勾践因此号称霸王。
　　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五霸”有多种解释，最权威的解释当然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但也有很多人支持将夫差和勾践列入五霸，开除掉秦穆公和宋襄公。从夫差、勾践的实际表现来看，后面一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勾践灭吴之后，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范蠡便带着自己的亲信，悄然离去了——据众多野史记载，西施也跟着他一起走了。走的时候，范蠡给文种留下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良狗烹。越王这个人，长脖子鹰钩嘴，可以共患难，不可同享乐。您何不学我激流勇退，退出他的视线？”文种舍不得离开越国，于是称病不朝，以为可以幸免于难。不久之后，有人向勾践打小报告，说文种想要谋反。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宝剑，说：“您教给寡人伐吴九术，寡人只用了其中的三术，便打败了吴国，剩下的几术都还给您，您可以带着它们到九泉之下帮助先王打仗。”文种只好自杀。
　　范蠡来到齐国，隐姓埋名，给自己取了个“鸱夷子皮”这样怪怪的名字，在海边耕田种地。由于经营有方，数年之后，范蠡父子便成为齐国有名的富翁。齐国人听说他有才能，想请他出来做官，而且是做宰相。他喟然长叹说：“我居家则成为千万富翁，做官则非卿即相，这可真不是件好事。”于是将财产分给朋友和乡亲，只带了些贵重的珠宝，偷偷离开，来到陶地（今山东省定陶境内）隐居，自称姓朱。陶地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商贾云集。范蠡在那儿耕田放牧，买地经商，没过几年，又积累起成千上万的财产，天下人都尊称其为陶朱公。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的命运有必要作一番交代。吴国灭亡之后，伯嚭认为自己当年为勾践说了不少好话，替越国办了不少事，勾践必不至于为难他。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勾践进城后第一件事便是将他抓起来杀了。端木赐曾经多次和伯嚭打交道，对伯嚭的评价是：“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据说，至今江浙一带，仍有些地方用“伯嚭”来形容吹牛说谎、言不足信的人。
　　【孔子周游列国（上）：路在何方】
　　黄池之会后，吴国迅速衰落，多年来一直受到吴国控制的鲁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公元前481年春天，鲁哀公带领群臣狩猎大野（今山东省巨野境内），叔孙州仇的家臣子鉏商在巨野泽中猎获一头奇怪的动物，体型像鹿，尾型像牛，全身鳞甲，头上独角。这怪物把大伙都吓坏了，以为是不祥之物，但又不敢妄下结论，不知如何处理。有人突然想起，孔丘博古通今，无所不知，连防风氏的骨头都认得，想必也能认得出这头怪兽。人们于是将怪兽送到孔丘家里。孔丘看了之后，很肯定地说：“这是麒麟。”至于麒麟究竟是什么动物，后人一直争论不休，现代生物学也给不出一个结论，有人认为是天上有地下无的神兽，有人认为就是非洲来的长颈鹿，本书作者学识有限，在此不进行讨论。
　　这一年，孔丘七十一岁。两年前，他才结束了十余年的流浪生活，回到曲阜。
　　孔丘从大司寇任上离开鲁国，是公元前495年的事。据《史记》记载，当时齐景公对孔丘十分忌惮，曾问自己的大臣：“孔丘在鲁国为政，鲁国必然强大，对齐国大大的不利，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离开？”有人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让他感到沮丧，心灰意懒而自动离开。于是齐景公在国内精选美女八十人，让她们穿着性感的衣服跳舞；又挑选了一百二十匹好马，训练成舞马，可以随着音乐的节拍而翩翩起舞。这两百人马杀到曲阜，立刻引起了轰动，季孙斯微服前往观看了三次，仍然觉得不过瘾，干脆向鲁定公请了假，成天泡在戏园子里观看演出，不理政事。季孙斯的家臣，孔子的学生仲由都看不下去，对孔丘说：“先生可以走了。”孔丘闭着眼睛，思索了半天，说：“今天国家要举行郊祭，如果大夫们还能分到祭肉的话，我就留下。”在孔丘看来，所谓国家大事，无非“祀与戎”，就算鲁哀公和季孙斯不理朝政，只要在祭祀的时候表现得像个样子，也就可以了。没想到季孙斯接受了齐国送来的美女和舞马，连续三日没有上朝，祭祀的时候也没给大伙儿分肉。孔丘万念俱灰，果断地带着学生离开了曲阜。
　　大夫师己听到消息，跑出城去送行，说：“这实在不是老师您的过错啊！”言下之意，错不在你，你又何必走呢？孔丘的回答是：“我可以唱首歌吗？”没等师己反应过来，孔丘已经扯着嗓门唱开了：“那妇人的口啊，可以让人出走；那妇人的话啊，可以叫人身败名裂。悠闲自在啊，聊以消磨时光！”师己回去后，季孙斯问他孔丘说了什么，师己如实相告。季孙斯喟然长叹，说：“他这是为了那些女人的事在怪我啊！”不过叹归叹，曲阜城内舞照跳，马照跑，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
　　孔丘师徒离开鲁国，第一站来到卫国的首都帝丘，开始寄居在仲由的大舅子家里。卫灵公听说孔丘来了，马上召见他，问道：“您在鲁国拿多少年薪？”孔丘说：“六万。”六万不是人民币也不是美金，而是粮食六万，具体是什么单位，史料上没有明说，有可能是六万斤，这在当时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了。卫灵公马上开给孔丘六万斤粮食，让他安心在卫国生活。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向卫灵公说孔丘的坏话。卫灵公耳朵软，派大夫公孙余假出入孔丘的住处，明为探访，实为监视。孔丘也是个政坛老鸟了，怎么会看不穿这等把戏？于是只在帝丘居住了十个月，便主动离开了。
　　孔丘打算前往陈国，经过匡地（今河南省境内）。弟子颜高为他驾车，进入匡城的时候，拿着马鞭指给孔丘看，说：“我曾经到过这里，当年就是从这个缺口进城的。”这个动作让城墙上的守卫看到了，他们仔细一辨认，咦，坐在车上那个人，不是鲁国的阳虎吗？原来孔丘长得和阳虎有几分神似，而阳虎曾经迫害过匡人。这个误会差点要了孔丘的命。匡人马上一拥而上，将孔丘师徒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先囚禁在一所房子里。颜回走得慢，落在后面，五天之后才赶到匡地。孔丘见到颜回，又惊又喜，骂道：“我以为你死了呢！”颜回笑嘻嘻地说：“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师徒俩握手而笑。
　　然而形势并未因颜回的到来而好转。无论孔丘怎么解释，匡人就是不相信他不是阳虎，但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确认他就是阳虎。学生们都感到很害怕，生怕匡人不理智，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孔丘却很淡定，安慰学生说：“自从周文王死后，周礼不就掌握在我手里吗？如果上天打算毁灭周礼，我这个后人便不应该掌握它。既然上天不想毁灭周礼，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
　　颜回听了，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脸色顿时变得轻松。其他人却似懂非懂。这就好比一个人带着珠宝被强盗绑架了，却自我安慰说：“别怕，如果上天要我死，就不会让这些珠宝落在我手里了！”孔夫子的逻辑，委实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后来匡人果然把孔丘他们放了，不是因为孔丘知道周礼，而是因为他派几个学生回到帝丘去找了大夫宁俞。宁俞派人出面澄清，才得以真相大白。顺便说一下，宁俞是个有名的聪明角色，《论语》里，孔丘曾这样评价他：“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宁俞就聪明；国家混乱腐败的时候，宁俞就装疯卖傻。孔丘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像宁俞那样聪明，却不能够做到像宁俞那样装疯卖傻。后人将“愚不可及”作为一句成语，形容愚蠢到了极限，其实它的本意是：更高层次的聪明，是难以企及的。
　　经此劫难后，孔丘师徒又返回了帝丘，住在蘧（qú）伯玉家里。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听说孔丘身长九尺玉树临风，又学识渊博无所不知，不免动了凡心，便跟卫灵公提出要见孔丘。
　　前面说过，南子是个极其风骚的女人，而卫灵公是个不怕戴绿帽子的男人，甚至曾经派人到宋国接南子的情人前来相会。现在南子要见孔丘，卫灵公怎么会不答应呢？他马上派人对孔丘说：“四方来的君子，如果看得起寡人，将寡人视为兄弟的，寡人都会让他见见夫人。”
　　孔丘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见卫灵公便也罢了，见他老婆，这都啥事啊？推脱道：“孔丘不敢。”
　　使者说：“什么敢不敢，实话告诉您，就是南子夫人亲自提出要见您，别不识抬举。”
　　孔丘跟着使者来到后宫，进门之后，面朝北行稽首之礼。南子从帷帐中行拜礼两次，身上的佩玉叮当作响——这就是关于这次会见的全部记载，至于是否发生了其他事情，任由读者发挥想象。
　　回来之后，学生们都围着孔丘问这问那。孔丘面色潮红，只是说：“我原本不想见她，既然见了便以礼相答。”仲由很不高兴，认为老师不老实，没有如实交代全部情况，孔丘急了，对天起誓说：“我如果不是所说的那样，就让上天厌弃我！”
　　这样在帝丘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卫灵公邀请孔丘出游，孔丘去了。卫灵公和南子同乘一辆车，宦官雍渠为车右护卫，让孔丘乘第二辆车，招摇过市。南子还不时回过头来，朝着孔丘妩媚一笑。满街的百姓都指指点点，搞得孔丘面红耳赤，于是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经过这件事后，孔丘下定决心离开卫国，带着弟子来到曹国，又从曹国出发前往宋国。
　　宋国司马桓魋（tuí）恃宠骄横，听说孔丘来到了宋国，怕他为宋景公所用，派人跟踪孔丘。见到孔丘和学生坐在一棵树下讲学，桓魋的人便砍倒那棵树。学生们一看来者不善，心里已经猜着了七八分，对孔丘说：“咱们还是快走吧。”孔丘不以为然地说：“上天让德行降临在我身上，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一年，孔丘五十九岁，按他自己的说法，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因此对于种种困苦，他总是安之若素，表现得极为淡定。
　　话虽如此，宋国是呆不下去了，孔丘只好又来到郑国。在新郑城外，孔丘和学生们走丢了，一个人又冷又饿，身上又没钱，只能倚着东门外的城墙发呆。学生们四处找他，有个郑国人对端木赐说：“我在东门看见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我们郑国的子产，自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长得倒是一表人才，只不过虚弱疲惫的样子，就好像一条丧家之犬。”端木赐一听，连忙让他带着去找，果然找到了孔丘。端木赐将那人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孔丘，孔丘欣然笑道：“他形容我的长相，未必准确，但是说我像条丧家之犬，还真是很形象啊！”
　　孔丘终于来到了陈国，寄居在公孙贞子（也就是后来出访吴国时死去的那位）家里。在陈国，孔丘再一次展现了他渊博的知识。
　　有一天，一只隼落在陈闵公的庭院中死去，身上插着一支奇怪的箭，箭杆是楛（kǔ）木做的，箭镞是石制的，箭长一尺八寸。谁都不认识这新石器时代的武器，陈闵公早闻孔丘大名，于是将他请去辨认。
　　孔丘看了之后说：“隼飞来的地方很远啊，这是肃慎部落的箭。从前周武王攻灭商朝，打通四方道路，让蛮夷部落各自进贡那里的地方特产。肃慎部落进贡了这种箭。先王为了昭彰美德，把肃慎进贡的箭分赐给长女大姬，又将大姬许配给胡公，让胡公建立了陈国。将珍宝玉器赏赐给同姓诸侯，是要加深亲族的关系；将远方献纳的贡品分赐给异姓诸侯，是让他们不忘记义务，所以把肃慎的箭分赐给陈国。”陈闵公试着派人到旧仓库中寻找，果真找到了这种箭。
　　孔丘在陈国一住就是三年。三年间，陈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吴国和楚国交替入侵陈国，日子过得很不太平。终于有一天，孔丘对弟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那些小子志大才疏，不过好在没有放弃追求。”
　　一行人于是收拾行李北上，但又没有直接回鲁国，而是返回了卫国。经过蒲地的时候，不巧当地正发生叛乱，叛军封锁了道路，不让孔丘通过。孔丘的学生中有个叫公良孺的，长得人高马大，素有勇力，见到这种情况便挺身而出，说：“当年我追随老师在匡地遇难，现在又在蒲地遇险，看来这也是我的命运啊！如果再被人囚禁起来的话，我还不如去死。”带着自己的几名随从主动出击，所向无敌。叛军害怕了，派人交涉说：“只要孔丘不去卫国，我们就让你们通过。”
　　孔丘听到了，马上回答：“好。”
　　叛军不放心，要求双方举行盟誓才放他们走。孔丘也一口应承。离开蒲地后，孔丘便命学生：“选准道路，直奔帝丘。”
　　学生们大吃一惊，都说：“老师您总是教导我们做人要守信用，刚刚和人家宣誓不去卫国，怎么就不遵守了呢？”
　　端木赐更是直接质问：“盟约难道可以撕毁吗？”
　　孔丘用手戳了戳端木赐的胸口，说：“笨蛋，我是受到威胁才跟他们签订盟约，我自己都不相信，神怎么会相信？”
　　“老师您实在是太坏了！”
　　卫灵公听说孔丘又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亲自跑到郊外迎接，至于南子有没有跟着去，就不得而知了。
　　卫灵公问孔丘：“您刚从蒲地过来，对那儿的情况想必有所了解，您看我们现在出兵讨伐叛军行吗？”
　　孔丘说：“行。”
　　卫灵公说：“可是我的大夫们都说不行。他们的意思是，留着蒲邑，日后可以对付晋国和楚国，如果我们现在就讨伐它，恐怕不好吧？”
　　孔丘说：“那里的男人不跟叛乱分子合作，宁死不屈，那里的女人都想往西边的黄河上逃跑，真正需要我们去讨伐的不过四五个人罢了，为什么不去进攻？”
　　卫灵公说：“您说得对。”虽然他这么说，可是始终不见动静，这事最终不了了之。孔丘也看出来了，卫灵公已经老了，无心于政治，更不想有所作为。他不胜落寞地说：“只要有人肯用我，给我一年时间就会见到效果，给我三年时间必大有收获，可惜……”
　　这时候，晋国正值中行氏、范氏之乱。赵鞅率军东下，进攻中牟。中牟地方长官佛（bì）肸率领部下背叛晋国，派人请孔丘去中牟共举大事，孔丘不禁有点动心。仲由说：“以前您教导我们，凡是亲手干过坏事的人，君子是不会与之同流合污的。现在佛肸在中牟反叛晋国，您却还想去，是怎么回事？”
　　孔丘说：“我是那么说过。但我也说过，真正坚硬的东西是怎么也磨不坏的，真正洁白的东西是怎么也染不黑的。只要我去到那里，那里就是会是王道乐土。子路，我可不是一个葫芦啊，怎么能够只挂在墙上中看不中吃呢？”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孔丘第二次动这样的念头了。前一次公山不狃请他出山，由于学生的劝阻而没有去成；这一次佛肸向他招手，还是被学生劝住了。从这两件事不难看出，孔丘始终还是抱有理想主义的态度，认为只要给他机会，他就能改变世界。
　　自此之后，孔丘在卫国过得郁郁寡欢。有一天他在屋里敲磬（一种石制乐器），有个打猪草的农夫从门口经过，听到磬声就感慨地说：“这是心里有苦闷啊，而且还很固执，没有人理解就算了，何必那么放不下呢？”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孔丘找到卫国的宫廷乐师师襄学习弹琴。师襄教了他一个曲子，他一连练了十天还不肯罢手。师襄说：“你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练新的曲子了。”孔丘说：“我现在只是学会了这首曲子的弹奏方法，还谈不上熟练。”又过了些日子，师襄说：“现在已经很熟练了，可以练点新的了。”孔丘头也不抬，说：“不行，我还没有体会到乐曲表现的思想意境。”又过了几天，师襄说：“你已经进入乐曲所表现的意境，可以了，真的可以了。”孔丘说：“不行，我的眼前还没有出现乐曲中所表现的人物形象，还要继续努力。”又过了些天，孔丘弹着琴，突然停下来，默然有所思，接着又抬起头似乎在登高望远，说：“我已经看到乐曲所歌颂的那个人了，他黝黑的脸膛，高高的个子，眼睛炯炯有神，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这个人如果不是周文王，还能有谁呢？”师襄一听，立刻站起来向孔丘行礼，说：“你弹的就是传说中的《文王操》啊！”
　　孔丘长叹一声。他本来想寄情于音乐，忘掉怀才不遇的烦恼，没想到钻研进去，反倒是更让他滋生了难以舍弃的情愫。他再也按捺不住，准备西行到晋国，去找赵鞅谋一份差事。刚刚走到黄河边，听到赵鞅杀死晋国大夫窦鸣犊和舜华的消息。孔丘立刻停步不前，对着奔流不息的河水说：“多么壮美的黄河啊，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我这一辈子恐怕不能渡过去了，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吧！”学生听了，走过来问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走到了这里，您都不打算过河吗？”
　　孔丘说：“窦鸣犊和舜华，都是晋国的贤大夫。赵鞅未得志的时候，这两个人给了他很多指导和帮助；等到他一旦得势，就将他们杀掉。我听说，哪里有人涸泽而渔，蛟龙就不去降水；哪里有人为了鸟蛋而毁掉鸟巢，凤凰就不去那里飞翔。这是为什么？因为君子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类受到伤害。鸟兽对于不仁不义的事，尚且知道躲避，何况是我孔丘呢？”于是退回去，写了一曲《陬操》来哀悼窦鸣犊、舜华二人。不久之后，又来到卫国，继续住在蘧伯玉家里。
　　有一天，卫灵公又将孔丘召了去，询问行兵布阵的事。孔丘说：“祭祀方面的事情，我曾经学过，军旅方面的事情，我一无所知。”卫灵公不置可否，也不再说什么，抬着眼睛看着天上飞过的鸿雁。孔丘看着他花白的胡子迎风颤抖，不觉悲从中来，没有再说什么，悄然退下。
　　这年夏天，卫灵公去世了。孔丘也离开卫国，又来到了陈国。大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迷上了《周易》，为周易写了《系辞》《彖》《象》《文言》等诸多著作，成为后世研究《周易》的重要文献。据说，他因为不停地翻读《周易》，以至于“韦编三绝”，也就是串竹简的皮条都断了三次。
　　同年五月，曲阜的官署发生火灾。火苗越过公宫，烧毁了鲁桓公、鲁僖公的庙。孔丘在陈国听到火灾的消息，通过《周易》推演，准确地判断出了受灾的房屋，“其桓、僖乎？”
　　同年秋天，季孙斯病倒。他让人抬着自己出来巡视曲阜的城墙，感慨地说：“这个国家曾经一度几乎兴旺起来，就是因为我得罪了孔丘，使得他离开，所以就没能振兴。”他回头看着自己的儿子季孙肥：“我死之后，你将执掌国政，一定要将孔丘叫回来帮你。”
　　没过几天，季孙斯便死了。季孙肥安葬了季孙斯后，就准备派人去陈国宣召孔丘。大夫公之鱼劝道：“当初您父亲就是因为对待孔丘没能善始善终，遭到诸侯耻笑。今天您要用他，如果再不能善始善终，只怕又要惹得诸侯们耻笑了。”季孙肥说：“那怎么办？”公之鱼说：“可以考虑让他的学生冉求回来。”
　　于是季孙肥就派人去叫冉求。
　　冉求准备动身前，孔丘对他说：“鲁国派人召你，不是小用，而是大用，你可要努力！”也就在同一天，孔丘感慨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那些小子虽然志大才疏，文章却是斐然成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引导他们了。”冉求听了，心头一热。端木赐心里明白，孔丘也想落叶归根了，给冉求送行的时候，再三交代：“回国一旦获得任用，别忘了想办法将先生也接回去。”
　　冉求回国的第二年，孔丘从陈国又来到蔡国。这时蔡昭侯正准备去吴国访问。因为此前蔡昭侯未经与大臣商议便和夫差同谋将蔡都迁到州来，大臣们担心这次他又有什么阴谋，所以在大夫公孙翩的带领下，将蔡昭侯杀死了。在这种情况下，蔡国也不宜久居，孔丘只好继续流浪，来到了楚国的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境内）。
　　【孔子周游列国（下）：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叶邑的长官沈诸梁，人称叶公，是楚国名将沈尹戌的儿子。他对孔丘的到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主动向孔丘问起治理国家的方法。孔丘还是一如既往地矜持，只说了六个字：
　　“政在来远附迩。”
　　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让远方的人投奔，让近处的人拥护。仔细推敲起来，这话等于没说，因为“来远附迩”显然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手段。但是叶公很满意，因为他到叶邑上任以来，发展经济，兴修水利，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在楚国已经颇有名望。当时南方战乱延绵，叶邑地处河南，远离战乱中心，无形中成为了一片净土，很多江南一带的人拖家带口来投奔他。所谓“来远附迩”，他都做到了，因此对孔丘那句话很受用。
　　有一天，叶公和仲由谈话，问了仲由一个问题：“您的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仲由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孔丘听说这件事，对仲由说：“你呀，为什么不对他说‘我们的先生是一个学习起来不知疲倦，教育别人从来不感到厌烦，发愤工作忘记了吃饭，常常怡然自乐而忘记了忧愁，浑然不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老人家’？”
　　孔丘没有在叶邑久留，又回到了蔡国，路上遇到长沮、桀溺两个人在地里一块耕作。孔丘派仲由去向他们打听渡口在哪。长沮没有答，反问仲由：“坐在车子上的那个人是谁？”
　　仲由说：“是孔丘。”
　　长沮说：“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
　　仲由说：“正是。”
　　长沮说：“那你还来问什么路，孔丘无所不知，他自己应该知道渡口在哪。”
　　桀溺问仲由：“他是孔丘，你又是谁？”
　　仲由说：“我是孔丘的弟子仲由。”
　　桀溺一边劳动一边说：“动荡不安的局面走到哪都是一样的，谁能改变得了？你与其跟着孔丘到处躲避坏人，还不如跟着我们来躲避整个社会呢！”
　　仲由回来把他听到的话告诉孔丘，孔丘凄然道：“人怎么可能和鸟兽同群？如果天下平安有道，我又何必四处奔波去改变它呢？”言下之意是，人是社会的动物，消极避世不是办法，主动去改变才是正道。本书作者以为，这也是孔丘最可爱的一面，始终保持着热情去积极地面对这个世界，甚至是带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天真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还有一次，仲由在路上和孔丘他们走散了，遇到一位背着草筐的老人。仲由问他：“请问您见到我的老师孔丘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老师啊？”说完，便拄着拐杖除草。仲由拱着手恭敬地站着。老人留仲由到他家住宿，杀鸡、做黄米饭给仲由吃，又叫他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仲由赶上孔子，报告了这件事。孔子说：“这是位隐士。”叫仲由返回去再见他。仲由到了那里，老人却已经走了。仲由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很能反应孔丘的主张：“不做官，是不合义理的。长幼之序不可废弃，君臣之义又怎么能不顾呢？他想不玷污自身，却忽视了君臣间的大伦理。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实行道义。当然，这个年头，道义不能实行，我是早就知道了的。”
　　孔丘到蔡国的第三年，吴国出兵伐陈，楚昭王派兵救陈，驻军于城父。楚昭王听说孔丘在陈、蔡两国边境上，就派人去请孔丘。陈、蔡两国的大夫们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凑到一起商议：“孔丘是个能干的人，批评各国政治总是能击中要害。这些年来他一直住在我们两国之间，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他眼里。现在楚国这样的大国都来请他了，如果他受到楚王重用，那我们这些在陈国、蔡国本来能够说上话的人可就危险了。”于是串通起来，发兵将孔丘一行人围困在两国边境的一片荒郊野地里，使得他们进退不得，粮食也供应不上。学生们都饿得两眼昏花，躺在地上起不来，唯有孔丘仍然坐在那里读诗唱歌抚琴，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仲由心里很窝火，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唱歌？故意问孔丘：“君子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
　　孔丘平静地说：“君子当然也有穷困的时候，但仍然能坚守节操，而小人到了穷困的时候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这句话的原文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都听孔乙己说过前半句，当时只觉得迂腐，现在看起来却觉得这句话的本义原也不错。
　　仲由遭到这样的批评，立马老实了，乖乖地坐在一边。孔丘环视了一周，见到学生个个无精打采，端木赐更是满脸的不高兴。孔丘于是问道：“端木赐，我问你，你认为我是学了很多东西而且能够牢记不忘的人吗？”
　　端木赐说：“是的，难道不是吗？”
　　孔丘说：“不是，我只是能用一个基本的原理将所学的东西贯穿起来罢了。”
　　端木赐听了，若有所思。
　　孔丘知道学生们个个都有怨气，便将仲由叫到身边，问道：“有一首诗说‘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既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可是整天在旷野里跑来跑去）’。是我追求的理想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仲由说：“也许我们还没达到仁的标准，人们对我们不够信任；也许是我们不够有智慧，所以人们才处处与我们为难。”仲由说的是实话，这些年来，他们跟着孔丘四处流浪，处处碰壁，没过一天安稳日子，主要的原因，可不就是孔丘的那一套理论不能被人们接受，甚至让人产生了抗拒的心理吗？
　　孔丘听了勃然大怒，骂道：“有你这样说话的吗？仲由，我告诉你，如果达到仁的标准就能让别人信任，那伯夷、叔齐还会饿死在首阳山上吗？如果圣人的智慧必能畅行无阻，那比干还会被商纣王挖心吗？”
　　仲由走开后，孔丘又将端木赐叫过来，问了同样的问题。端木赐说：“这是因为您的目标太远大了，所以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容纳您。老师您能不能将标准降低一点？”端木赐的意思是，如果理想不能实现，那就必须与现实结合，适当地进行妥协。
　　孔丘说：“端木赐啊，最好的农民能够把地种好，但是不一定能够获得好收成；最好的工匠能够把物品做得巧夺天工，但是不一定能够让买家满意；君子能够朝着自己的理想努力，让学问有条有理，一以贯之，但是不能保证一定能让世人接受。现在你不是想办法去实现理想，而是只想着让世人接受，这样的志向可不够远大！”
　　后来孔丘又问了颜回同样的问题。颜回回答：“老师的理想太远大了，因此天下都容不下。尽管如此，您还是坚持不懈地推行它。不被接受有什么关系呢？不被接受才更像个君子！一个人修养不够，是自己的耻辱；修养够了却不被接受，那就是当权者的耻辱了。不被接受有什么关系，不被接受才更像个君子！”
　　孔丘听得乐开了花，说：“颜家的小子真是不得了，如果你钱足够多的话，我情愿去给你当管家。”
　　但是好听的话不能当饭吃。到了第七天，孔丘也扛不住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颜回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跑出包围圈，向当地的村民讨了些米回来煮。孔丘闻到饭香，睁开一只眼睛，只见颜回这家伙正慌里慌张地用手在锅里抓饭吃。他不动声色，闭上眼睛又睡了一伙儿，颜回过来叫他吃饭。孔丘伸了个懒腰，说：“刚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先人，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然后才给他们吃。”
　　颜回面不改色心不跳，很平静地说：“是这样的，刚刚碳灰飘进了锅里，弄脏了一些米饭，丢掉又不好，我就抓来吃了。”
　　孔丘叹息道：“人们都说眼见为实，我现在才知道，眼见不一定为实，应该相信自己的心，但是自己的心也不可以相信。你们要记住，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啊。”后世很多人认为孔丘这是在自责误会了颜回，我倒是觉得，他其实也无法肯定颜回是在偷吃还是在干啥，所以才得出一个“知人难”的结论。
　　“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事件，他和三位学生之间的问答，颇有耶稣登山训众的意味，是后世儒家提升自我修养的必修课。
　　后来孔丘派端木赐跑到郢都求救，楚昭王派兵来迎接孔丘，一行人才得以摆脱困境。
　　楚昭王见到孔丘，十分高兴。两人会谈之后，楚昭王认定孔丘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大笔一挥，打算封给孔丘七百里地，好让他安心呆在楚国。
　　七百里地，差不多是一个中等诸侯国的规模了。眼看孔丘就要阔起来，有人从中横插了一杠。
　　令尹宜申问楚昭王：“大王派到各国的使者，有像端木赐那样能说会道、善于辞令的吗？”
　　楚昭王说：“没有。”
　　“那您的辅臣有像颜回那样德才兼备的吗？”
　　“没有。”
　　“您的武将有像仲由那样勇猛的吗？”
　　“这个……也没有。”
　　“您的官吏有像宰予那样能干的吗？”
　　“没有。”
　　“您想想看。”宜申说，“楚国的先祖受封于周天子，爵位是子爵，封地只有五十里。现在孔丘嘴里说的是三皇五帝的法令，干的是周公、召公的事情，您要是这样重用他，那楚国还能世代享有这数千里的广阔土地吗？您就不怕他拿着周礼来约束您，让楚国回到最初的状态去？当初周文王经营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都是凭借着百里的地盘最后获得了天下。今天您一下子赏赐给孔丘七百里地，还有那么多能干的学生跟着他，恐怕不是楚国的福气。”
　　楚昭王如梦初醒，将封赏孔丘的事情暂时搁置下来。但他对孔丘还是很尊重，让他养尊处优，过着很富足的生活。
　　有一天孔丘坐车外出，路边突然蹿出一个疯子，拦在他前面唱歌：“凤凰啊凤凰，你为什么这样倒霉？过去的事情再说也没用，未来的事情或许还能改变。算了算了，现在的当权者有谁知道这个道理呢？”这首歌的原文是：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唱歌的疯子无名无姓，因为他拦住了孔丘的车，司马迁就称其为“接舆”，后人亦常用接舆来形容狂士。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诗中以接舆比喻裴迪，而王维自比五柳先生陶渊明。有意思的是，陶渊明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归去来辞》，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无疑又是借了接舆讽孔丘的典故。
　　孔丘听了接舆的歌唱，赶紧下车，想跟他好好聊聊。接舆却一溜烟地跑开了，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这件事后不久，孔丘便离开了楚国。据《左传》记载，这一年秋天，天空有云，形状有如火红的大鸟，追随着太阳飞翔了三日。楚昭王派人到雒邑向周朝的太史请教，太史说：“这预兆对大王不利，如果举行禳祭，可将灾难转移到贵国的令尹和司马身上。”楚昭王说：“不谷（诸侯谦称）除却心腹之病，却转移到手足之上，有什么意义？不谷如果没有犯什么大错，天难道会让不谷夭折？如果有罪，想逃也逃不了。”于是没有举行禳祭。不久之后，楚昭王去世。孔丘当时正在前往卫国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感叹道：“楚王是个明白大道的人啊！当年吴军入楚，他却没有失去国家，是有道理的。”
　　孔丘再度回到卫国的第二年，吴王夫差和鲁哀公在鄫城会盟，吴国要求鲁国置办百牢大礼招待夫差，伯嚭还命令季孙肥前去面谈。季孙肥将端木赐请去应付伯嚭，事情才得以了结。后来端木赐又多次来往于鲁吴之间，为鲁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孔丘在卫国生活久了，便难免说些场面上的话，如：“鲁、卫之政，兄弟也。”别人都听得不明不白，后世的儒子儒孙则为了这句话殚精竭虑，写了很多论文来解释。其实那就是一句大白话，鲁国和卫国乃兄弟之国，没有什么深刻含义。孔丘的很多论述都是如此，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在说大实话，没有任何深奥的理论。但是在任何时代，要人们回归到基本的常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出公。前面说过，卫出公的父亲蒯聩因为得罪南子，一直流亡在外。因为这件事，国际舆论对卫出公颇有微词。而孔丘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卫国当了官，卫出公也很想请孔丘出来为他服务。有一天，仲由问孔丘：“听说卫侯准备请您治理国家，如果是那样，您打算最先做什么？”孔丘毫不犹豫地说：“先要正名。”
　　仲由笑道：“哎哟哟，您可真是迂腐，还抱着那套理论不放。这年头，有什么名好正的？”
　　孔丘说：“小子你也太不懂礼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法治不当，法治不当则老百姓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君子不论办什么事，必须先正名；他讲的话，都要能够付诸实施。因此君子对自己的言行，是不能有丝毫马虎的！”
　　公元前484年齐国入侵鲁国，孔丘的学生冉求率领鲁国军队在曲阜郊外大败齐军。季孙肥问冉求：“你的军事才能是天生的呢，还是学来的？”这问题问得没水平，哪有天生会打仗的？所以，冉求回答：“是跟我的老师孔丘学的。”
　　季孙肥问：“孔丘是个什么样的人？”
　　冉求说：“他办什么事情，都要求名正言顺。他的所作所为，都可以让老百姓知道，可以告诉鬼神，不会有任何遗憾。”
　　季孙肥说：“我想把他请回鲁国来，可以吗？”
　　冉求说：“如果让他做我这样的工作，您即使给他两万五千户的俸禄，他也不会来。您要用他，就不能把他当作一般人对待。”
　　这一年冬天，卫国大夫孔圉准备攻打自己的女婿大叔疾。事情的起因很狗血：当初，大叔疾娶了宋国公子朝的女儿为妻，按照买一送一的规矩，小姨子作为陪嫁，也嫁给大叔疾为妾。大叔疾对这个老婆不怎么感冒，但是对小姨子十分宠爱。后来公子朝失势，孔圉趁机挖墙脚，劝大叔疾休掉了老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叔疾。没想到大叔疾对前小姨子念念不忘，又将她召回来，安置在帝丘附近，还给她盖了一所大房子，待遇等同于现在的老婆。孔圉知道后，气得火冒三丈，想用武力来洗刷家族的耻辱。
　　孔圉就是《论语》里提到的孔文子。孔丘称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家族里的事，他也免不了先问一下孔丘的意见。孔丘听说他要打内战，连忙说：“祭祀的事，我学过一些；打仗的事，我可一窍不通。”回来之后对学生说：“良禽择木而栖，木岂能择禽？”命令学生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孔圉听说之后，赶紧过来挽留。正在此时，鲁国的使者带着礼物到了，孔丘借坡下驴，于是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鲁国。
　　回来后，鲁哀公接见了孔丘，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在孔丘的一生中，已经记不起这是多少次被问及这个问题了，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这次他的回答是：“关键在于选好大臣。”
　　季孙肥也向孔丘问治国之道，孔丘说：“选拔正派的人，远离心术不正的人，这样的话，人心便会慢慢变好。”
　　季孙肥又问：“鲁国现在盗贼为患，您原来当过大司寇，请问有什么办法治理？”
　　孔丘冷冷地说：“如果你自己不贪财，就算你鼓励人家去偷盗，人家也不去。”
　　可想而知，季孙肥最终没有任用孔丘，而孔丘也没有主动提出要求。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保持旺盛的斗志，希望改变这个世界，即使遇到诸多挫折也从未轻言放弃。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他累了。
　　公元前481年，当人们把那头在巨野泽中捕获的怪兽送到孔丘眼前的时候，孔丘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用一种干涩的语调说：“看来我的理想真是不能实现了。”
　　据后人解释，麒麟是仁兽，是圣人出现的喜兆。然而当时天下大乱，战乱频仍，麒麟一出现便被俘获，孔丘伤感于周礼不兴，喜兆不应，因而有此一叹。
　　另外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孔丘回到鲁国之后，发奋修订《春秋》，希望《春秋》里的政治思想能够成为治国的理念，让后世君主开卷有益，让乱臣贼子感到害怕。“西狩获麟”后却心灰意懒，就此罢笔。当然，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只能姑妄听之。
　　其实，早在获麟之前，孔丘就曾经对学生说过：“黄河里没有出现八卦图，洛水里没有出现文书，看来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相传上古伏羲氏时，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大禹时，洛水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河图洛书被认为是隐藏着无穷的奥秘，特别决定天下兴亡气数的知识。孔丘一生中，很少谈及天命，也不谈论怪力乱神，然而到了晚年，却寄希望于河图洛书之类的超自然力量，真是让人唏嘘。
　　据说颜回死后，孔丘曾经说：“老天爷这是要了我的命啊！”获麟之后，他更是伤心欲绝道：“没有人能够了解我了。”端木赐当时在场，问道：“您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我不怨天尤人，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越学越高深，越学越孤绝，真正了解我的，看来只有老天了！”
　　有一天齐国传来消息，齐简公被陈恒弑于舒州（这件事马上讲到，在此不述）。孔丘斋戒三日，三次向鲁哀公请求讨伐齐国。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欺负很久了，您现在想讨伐它，可行吗？”孔丘说：“陈恒弑其君，齐国至少有一半人不支持他，以鲁国的力量加上齐国的一半，当然可行。”鲁哀公说：“您跟季孙肥去商量一下吧。”孔丘出来后，直接回了自己家。别人问起来，他就说：“我好歹也是个大夫，该说的话，不敢不说。”言下之意，我尽到责任就算了，没有必要强求。
　　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一件大事。在外流亡多年的先大子蒯聩潜回国内，偷偷跑到孔悝（孔圉的儿子）家里，以武力挟持孔悝，发动政变。卫出公被迫逃奔鲁国。
　　孔丘的学生仲由一直在孔悝家里担任家臣。政变发生的时候，仲由正好在外出差。听到政变的消息，仲由连忙往回赶，在帝丘城外遇到大夫高柴。高柴也是孔丘的学生，他对仲由说：“国君已经出逃，而且城门也关上了，你赶紧掉头，或许可以幸免于祸。”仲由说：“我食其俸禄，怎么能够避其祸患？”趁着守卫不备，偷偷地进了城，直奔宫中去找蒯聩。蒯聩挟持孔悝登台观望，仲由想放火烧台营救孔悝。蒯聩大惊，命家臣石乞、孟厌出来与仲由相斗。战斗中，仲由的帽带被斩断，帽子掉到地上。仲由说：“君子就算战死，也不能不戴帽子。”从容不迫地戴好帽子，结好帽带。石乞和孟厌趁机发动进攻，将仲由杀死。
　　孔丘听到卫国动乱的消息，就说：“高柴这家伙会跑回来，仲由必定死在那里。”
　　仲由的死讯传来时，孔丘正拄着拐杖在柴门外散步，端木赐陪着他。孔丘一时泪如雨下，说：“泰山崩了，梁柱断了，哲人枯萎了！”
　　他又对端木赐说：“天下无道已经很多年了，没有人能够听从我的主张，难道不是很悲哀吗？夏朝人死了，灵柩停在东面的台阶上；周朝人死了，灵柩停在西面的台阶上；商朝人死了，灵柩停在两根柱子之间。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根柱子之间享受祭祀。今天早上，我才想起，我是商朝人的后裔啊！”
　　七天之后，孔丘也死了。
　　【孔子的弟子们在列国的表现】
　　回顾春秋时期的历史，开始是王室衰落，群雄并起，郑庄公纵横河雒，隐然成霸；接着齐桓公、楚成王、晋文公相继兴起，尊王攘夷，各领风骚数十年；此后晋国控制中原，楚国独霸南方，晋楚争霸成为主题，天下诸侯或从晋，或从楚，或摇摆不定，虽然战争不断，却保持了长期相对的稳定；再后来晋国衰败，楚国失势，齐国短暂复兴，吴国昙花一现，越国异军突起，天下的秩序再度被打乱，似乎周而复始，又回到了当初的混沌状态。
　　公元前488年春天，齐景公去世一年之后，宋国入侵郑国，理由是郑国背叛了晋国。这个借口很牵强，要知道，当年齐景公与晋国争霸，宋国和郑国都投入了齐国的阵营，宋国凭什么惩罚郑国呢？很显然，宋国并不是想讨好晋国，而是想趁乱而起，独树一帜。
　　同年秋天，宋国又入侵了曹国。
　　曹国遭到入侵，完全是自找的。曹伯姬阳爱打鸟，有个叫做公孙强的乡下贵族投其所好，打到一只白雁献给他，而且跟他说打鸟的技巧，讲得头头是道。姬阳一高兴，就封公孙强做了司城。公孙强大约是脑子进了水，当上司城后，成天给姬阳献计献策，鼓励他当中原的霸主！姬阳竟然也信了，于是不再去晋国朝觐，也不买周围各国的账。宋景公抓住这个借口，派兵入侵曹国，讨其不敬之罪。
　　同年冬天，郑国为了救援曹国，派兵入侵宋国。这一牵制战略很有效，宋景公不得不回师保卫商丘。公孙强看到宋军撤走，一下子犯了贱，不但不暗自庆幸，反而命令士兵们在城墙上肆意辱骂。宋景公大怒，命令部队回头猛攻，很快将城池攻破，俘虏了姬阳和公孙强，曹国就此灭亡。
　　公元前486年春天，郑国派兵进攻宋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境内），宋国派兵反击，全歼郑军，俘虏郑将郏张和郑罗，并乘胜追击，攻入郑国境内。
　　宋国的动作终于引起了晋国的警惕。同年秋天，赵鞅准备出兵救援郑国，命阳虎算卦，得到的结果是不吉，于是作罢。
　　宋景公的胆子越来越大，于公元前485年派兵入侵郑国。公元前483年冬天又派大夫向巢伐郑，郑国当国罕达率军反击，将向巢包围在岩地（今河南省境内）。
　　公元前482年春天，宋国派桓魋（也就是当年砍树恐吓孔丘的那位仁兄）增援向巢，结果还没交战，罕达只传了一道命令——“生擒桓魋者有赏”，桓魋便逃跑了，向巢部也被郑军全歼。
　　前面说过，桓魋很受宋景公宠爱。然而宠爱到了一定程度，便容易由爱生恨。当宋景公雄心勃勃想称霸中原的时候，桓魋的胆小表现使得他大为光火。更让他恼火的是，桓魋回国后，丝毫不觉得愧疚，连宋景公的批评都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宋景公下定决心要除掉桓魋。
　　公元前481年夏天，宋景公安排了一个饭局，要他的母亲也就是宋国的太后请桓魋吃饭，打算在席间埋伏刀斧手，掷杯为号，将桓魋剁成肉酱。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走漏了风声，桓魋知道了，决定反客为主，请宋景公到家里来作客。宋景公也不是傻瓜，召见司马皇野说：“桓魋从小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他却反过来要害我，请您一定要救我。”皇野说：“没问题，不过这件事必须得左师帮忙，请您先把他找过来。”
　　左师即向巢，乃是桓魋的亲哥哥。向巢有个习惯，每到吃饭之前，都要敲钟。宋景公在公宫听到钟声，对皇野说：“老先生要吃饭了，您先等等，别打扰他。”过了半个时辰，又听见向巢家里传来音乐，宋景公说：“他吃完了，您可以去了。”皇野于是驱车来到向巢家，说：“今日迹人（掌管山林的官吏）来报，在逢泽（今河南省商丘境内）发现野鹿的踪迹。国君想邀请左师一同去打猎，但又怕左师没时间，因此派我私下来拜访，问问您意下如何。如果您愿意去的话，那就要快点，因为国君准备出发了，请您坐我的车同去。”
　　向巢受宠若惊，欣然同往。宋景公见到向巢，将桓魋要谋反的事告诉他，向巢一听，立刻跪伏在地上，不肯起来。皇野说：“您别紧张，国君请您来商议这件事，就是因为信任您。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请您一定要认清形势，站在正义的一方。”宋景公也说：“寡人知道左师必定很为难，但是上有皇天，下有列祖列宗，寡人是不得已才要对付桓魋的。”向巢这才用颤抖的声音说：“桓魋不从君命，为祸宋国，我岂敢不唯君命是从？”皇野就等这一句了，马上说：“那就请您留在宫中保卫国君，将您的兵符交给我，由我来处理剩下的事。”
　　所谓兵符，就是调兵的凭证。向巢官居左师，并不掌握军权，因此这个兵符是用来调动向氏族兵的。皇野拿着兵符来到向府，命令向巢的家臣集合队伍，准备进攻桓魋。向巢的老家臣都不同意，但是年轻的家臣都说：“我们听从国君的命令。”最后年轻人占了上风，于是发放武器盔甲装备族兵，向桓魋府上进发。
　　桓魋的弟弟子颀得到消息，赶紧通知桓魋。桓魋马上命令集结队伍，想直接进攻公宫，打宋景公一个措手不及。他的另一个弟弟子车劝道：“您不能事君，反而讨伐他，国人不会同意的，别自寻死路了。”桓魋于是逃到曹地（即原来的曹国）。
　　同年六月，宋景公派向巢进攻曹地。向巢久攻不克，担心宋景公怀疑，逃奔鲁国。后来曹地百姓起来反抗，桓魋逃奔卫国。据说宋景公曾经派人挽留向巢，向巢说：“下臣罪大恶极，灭族都不为过。如果您看到祖宗的份上，使向氏不绝于祀，下臣就十分感谢。至于下臣本人，则不用再考虑了。”
　　值得一提的是，桓魋还有一个弟弟，叫司马牛。史上一般认为，司马牛也是孔丘的学生。桓魋事败后，赵国和齐国都召他去做官，但是他最终还是逃到了鲁国，并且后来就死在了鲁国。据《论语》记载，司马牛曾经哀叹：“人人都有兄弟，就我没有。”他的师兄卜商回答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公元前481年，齐国也发生了大事，而且事情也与孔门弟子有牵连。
　　前面说过，齐简公在鲁国的时候，叫做公孙壬。他的父亲齐悼公当时叫做公子阳生。公元前489年阳生应召回齐国，将公孙壬托付给孔丘的学生宰予照顾。因为这层关系，宰予成为了公孙壬最信任的人。等到齐简公即位，宰予便被委以重任，当上了临淄市长，成为了齐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宰予长于雄辩。儒家讲究孝道，父母去世后，要守三年之孝，不吃肉，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工作，不过性生活。宰予对此表示质疑：“君子三年不行周公之礼，这礼不是崩了么？三年不作乐，这乐不是坏了么？旧谷吃完了，新谷上市，另起炉灶，也没什么不可以吧！”孔丘听了，问道：“那你觉得心安吗？”宰予说：“安啊！”孔丘说：“你心安就行了。君子守孝期间，吃到肉也不知肉味，听到音乐也乐不起来，所以干脆不要那些玩意儿，没其他意思。”转头孔丘便对人说：“宰予这家伙为人不仁，孩子出生之后，前三年都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度过的。守孝三年，乃是天下通行的法则。”
　　由此可知，宰予并不受孔丘赏识，再加上有白天睡觉的恶习，更是让孔丘恼火，曾经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当宰予一本正经地问起上古时期三皇五帝的品德，孔丘便不屑地说：“你不是该知道这样知识的人。”
　　话虽如此，宰予毕竟列于孔丘的门墙之内，名声在外。当时陈乞已经去世，其子陈恒（又称陈常或田常）继承家业。陈恒对宰予这位国君跟前的红人十分忌惮，常常有事没事跑到朝中去，名为探访，实为监视。大夫诸御鞅看到这种情况，常对齐简公说：“陈恒和宰予二人不可并存，您要不依赖陈恒，要不依赖宰予，别摇摆不定。”齐简公不听。
　　有一天晚上，宰予前往宫中办事，路上遇见陈逆杀人，便将他逮捕，带入宫中。陈逆也是陈氏族人，而且是陈恒的亲信。他被逮捕后，陈恒很紧张，想方设法派人潜入宫中，放倒了看守，将陈逆救了出来。
　　这件事后，陈恒和宰予的矛盾日益突出。陈恒有个族叔，名叫陈豹，在陈氏家族中郁郁不得志，托人找到宰予，要求投入其门下。宰予和他见面，聊了些政治问题，陈豹投其所好，尽拣宰予爱听的说，很快获得了信任。有一天，宰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陈豹说：“我把陈氏族人都赶出去，让你成为陈氏宗主，如何？”陈豹回答说：“我又不是陈氏嫡系，不敢有此奢望。再说，陈家人不听您的话的，就那么几个，何必将他们都赶跑呢？”
　　陈豹出来后，马上跑去告诉陈恒。陈恒召集族人开会研究对策，陈逆说：“宰予有国君支持，如果您不先动手，恐怕斗不过他。”
　　陈恒说：“那你有什么建议？”
　　陈逆说：“我有从宫中逃跑的经验，愿意带几个人重回宫中潜伏，做您的内应。”
　　陈恒答应了。五月十三日，陈恒兄弟四人，共乘一辆马车去上朝。宰予在朝堂外的听政所办公，听到声音便出来相迎。陈氏兄弟一把将他推倒在门外，迅速进门，然后将门关上，把宰予关在了外面。守门的侍卫想要阻拦，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陈逆带着几名武士全部杀死。
　　当时齐简公和几名小妾正在后花园饮酒，命大史子馀在一旁唱歌助兴。陈恒等人冲进来，要求齐简公赶快搬到寝宫去。齐简公随手操起一支长戈就想打陈恒，子馀赶紧拦住说：“相国不是来害您的，是来为您除害的。”
　　陈恒也赶紧跪下，说：“宰予阴谋作乱，下臣特地进宫来保护您，没有其他意思。”言毕带着人退出后花园，一边走一边说：“看来国君很生我的气，我得赶快逃走，逃到鲁国晋国都好，天下之大，何患无君？”
　　陈逆一听，立刻抽出剑拦在他身前，说：“像您这样优柔寡断，如何能成大事？这里的人，谁不是陈氏子孙？您如果要逃，我现在就杀了您，还怕没有人领导我们吗？”
　　陈恒盯着陈逆看了很久，说：“我明白了，你把剑拿开，你们马上召集陈氏族兵，准备战斗。”
　　陈恒这道命令下达得很及时。没过多久，宫墙外就传来杀声，那是宰予召集的部队在准备进攻公宫，抢回国君。陈恒带着宫内的侍卫登墙抵抗。宰予先是进攻大门，后来又进攻侧门，均无功而返。宰予正想堆积柴禾火攻，陈逆带着族兵赶到，双方大战一场。临淄的居民早就被陈家收买，加上对宰予这个外来和尚天生反感，都跑出来帮助陈逆。宰予见势不妙，落荒而逃。没想到急急忙忙，一出城就迷了路，竟然一头撞进陈氏的封邑丰丘，被丰丘军民拿住，又送回临淄来了。
　　陈恒命人在城外将宰予处死，又将齐简公抓起来，囚禁在舒州。《左传》记载，同年六月，“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据说，齐简公死前只说了一句话：“如果早听了诸御鞅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了。”
　　陈恒立齐简公的弟弟姜骜为君，也就是齐平公。陈恒自封相国，对内收买人心，安抚百姓，对外则主动与诸侯搞好关系，很快将齐国安定下来。陈恒对齐平公说：“讲仁义道德，施恩惠于百姓，这是人人都愿意做的，请您来做；讲法治刑律，惩处罪人，这是人人都讨厌做的，请让下臣去执行。”将大权揽在自己手里，成为了齐国的实际控制人。此后，陈恒花了五年时间，将鲍氏、晏氏等各大家族统统剿灭。公元前476年，他把齐国自平安（今山东省淄博境内）以东的土地全部划归自己所有，领有的土地比公室还多。陈氏家族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齐国，“陈氏代齐”只差临门一脚了。
　　公元前481年，鲁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孟氏的族长仲孙何忌去世，其子仲孙彘继承家业。数年前，仲孙彘想在孟氏封地成邑养马，遭到当地长官公孙宿的反对。仲孙何忌死后，公孙宿前来奔丧，被仲孙彘拒之门外。公孙宿袒露上身，摘掉帽子，跪在门口大哭，仲孙彘还是不接纳。公孙宿害怕了，拿着成邑作人情，投奔了齐国。齐鲁两国的关系本来就因为夫差的战争而恶化，这件事发生后变得更僵。
　　公元前480年秋天，陈恒派大夫陈瓘出访楚，途经卫国。当时卫出公还在位，仲由也没死。仲由对陈瓘说：“上天或许是以陈氏为斧，要将齐国公室砍倒吧！虽然现在还不能预知未来，陈氏最终占有齐国，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为了将来考虑，何不与鲁国结束对抗，互相善待呢？”
　　陈瓘是陈恒的亲哥哥，听到孔丘的学生说这样的话，感到很高兴，说：“您言之有理，我将转告我弟弟。”
　　同年冬天，鲁国和齐国通过谈判，实现了和平。鲁国派子服何和端木赐前往齐国访问，见到了公孙宿。端木赐说：“您是周公的后裔，鲁国对您也不薄，为什么要做背叛祖国的事情呢？”
　　公孙宿说：“我愿意听您的教导。”
　　陈恒到宾馆会见鲁国使臣，说：“寡君派我来告诉你们，他愿意像侍奉卫侯一样侍奉鲁侯。”自齐景公兴起以来至今，齐卫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是以陈恒有此一说。
　　端木赐说：“那正是寡君所愿。当年晋国讨伐卫国，齐国为了救援卫国而讨伐晋国（指夷仪之战），损失战车五百乘，还补偿给卫国土地，确实是待之不薄！而鲁国呢，当年吴国派兵威胁鲁国，强迫我们与之结盟，齐国却趁火打劫，夺取了鲁国的两座城池，寡君因此感到寒心。如果能够得以享受卫侯的待遇，寡君求之不得！”这番话说得不亢不卑，绵里藏针，端木赐不愧是那个年代最杰出的外交家。
　　陈恒听了之后很不好意思，主动向鲁国归还了成邑。此后，齐鲁两国关系逐渐升温。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在仲孙彘的陪同下访问齐国，在蒙城（今山东省蒙阴境内）会见了齐平公。
　　齐平公也许是做傀儡久了，连基本的外交礼节都不懂，竟然朝着鲁哀公行叩拜之礼。鲁哀公仅仅是回敬一揖。在场的齐国官员都很愤怒，认为鲁哀公轻慢了齐平公。仲孙彘出来解释：“不是天子，寡君没法叩拜呀！”一句话说得齐国人哑口无言。
　　公元前474年，鲁哀公再度与齐平公相见。齐国人对几年前的事仍然耿耿于怀，编了一首歌，这样唱道：“鲁国人自己犯了错误，过了几年还不知觉，真是让人暴跳如雷，那都是因为他们迷信儒家的书，才造成了两个国家的忧患（原文：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为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下之意，鲁国人太拘泥于周礼，不知道灵活变通，以至于怠慢了齐侯，导致两国关系产生裂痕。
　　鲁哀公没说什么，心里却对齐国人的强词夺理感到十分不快。三年之后的公元前472年，晋国派兵讨伐齐国，请鲁国出兵相助。鲁哀公便派大夫臧石带兵与晋军会合，一举攻下齐国的禀丘。
　　同年秋天，鲁哀公立庶子公子荆为大子。据《左传》记载，公子荆的母亲地位低下，但是受到鲁哀公的宠爱。鲁哀公想立她为夫人，命祭祀官准备册封的礼仪。祭祀官回答：“没有这样的礼仪。”鲁哀公大怒，说：“立夫人是国之大礼，怎么可能没有？”祭祀官回答：“立夫人讲究门当户对，周公夫人是薛国公主，鲁惠公夫人是宋国公主，自鲁桓公以来，国君夫人全是齐国公主，这样的礼节是有的。如果把妾立为夫人，那还真没有。”鲁哀公不听，还是立她做了夫人，又立公子荆为大子。因为这件事，国人都对鲁哀公产生了厌恶。
　　但是鲁哀公并不在乎国人喜不喜欢，他有自己的算盘。同年十月，他不远千里跑到越国去访问，跟勾践的大子适郢打得火热。适郢还打算将女儿嫁给鲁哀公，并且送一大片土地做嫁妆。
　　季孙肥听到消息很害怕。那时候越国称霸天下，如果鲁哀公攀上这门亲事，三桓就算联合起来，也拿他没办法了。季孙肥赶紧派人带着礼物去越国做工作，千方百计破坏了这门婚事。
　　第二年六月，鲁哀公才从越国返回。季孙肥和仲孙彘出城相迎。大夫郭重为鲁哀公驾车，见到季孙肥和仲孙彘，回来便说：“这两个人嘀嘀咕咕，满腹牢骚，您可得防着他们一点。”鲁哀公何尝不知道季孙肥坏了他的好事，说：“我心里有数。”
　　鲁哀公在五梧（曲阜南门地名）宴请众人。仲孙彘上前祝酒，见到郭重便戏谑道：“哎，你怎么长这么胖啊？”
　　季孙肥在一旁打趣：“快罚仲孙彘喝酒。我们有政务在身，不能跟着国君远行，只好让郭重辛苦奔波，怎么可以说他胖呢？”
　　鲁哀公冷冷地说：“食言多了，能不胖吗？”后人推测，大概是三桓多次向鲁哀公许诺却又不践约，所以鲁哀公借此机会指桑骂槐。
　　好好的一场酒宴不欢而散，鲁哀公与三桓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公元前468年春天，勾践派大夫舌庸来到鲁国，要求与鲁哀公举行盟誓。越国虽为霸主，然而派大夫来与诸侯结盟，显然是不合适的。鲁哀公却很高兴地去了，而且要三桓全都随他参加。鲁哀公的用意很明显，想借越国的力量来压制三桓，为此不惜低人一等。
　　季孙肥感到羞耻，对另外两位说：“如果端木赐在此，事情不至于是这样。”仲孙彘说：“是啊，何不现在就请他来？”叔孙舒（叔孙州仇的儿子）说：“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同年四月，季孙肥去世。鲁哀公前去吊唁，但是没有按照规定完成仪式就走了。这件事使得鲁哀公与三桓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同年八月，鲁哀公想请勾践出兵讨伐鲁国，驱逐三桓。三桓得到情报，联合起来讨伐鲁哀公。鲁哀公先是跑到大夫公孙有山家里躲藏，后出逃邾国，最后来到越国。
　　一年之后，鲁哀公去世。鲁哀公去世前后，齐国的陈氏家族正在抓紧掠夺权力，晋国的智、赵、魏、韩四卿正在明争暗背斗，天下诸侯，都在为内外秩序的崩溃而寝食不安。风起云涌的春秋时代，在骚动中落下了帷幕。
　　（春秋卷完）


　　本书大事年表
　　公元前529年，晋国出动战车四千乘与诸侯联军会于平丘，平丘之会是春秋末年的一大盛事，也是晋国最后一次会盟诸侯。
　　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因父、兄被楚平王冤杀，只身出逃入吴。
　　公元前516年，吴王僚被专诸刺杀，吴王阖闾即位。
　　公元前505年，吴军攻入楚都郢都，伍子胥鞭楚平王尸三百；同年，秦襄公助楚复国。
　　公元前497年，晋国的智氏、韩氏、赵氏和魏氏四卿进攻范氏、中行氏，史称“六卿之乱”，晋国从此一蹶不振；同年，孔子踏上了他周游列国的艰辛旅程。
　　公元前496年，吴军伐越，被越王勾践击败，吴王阖闾在此役中战死，阖闾子夫差即位。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灭越复仇，勾践向夫差俯首称臣。
　　公元前490年，晋国赵鞅攻灭中行氏和范氏，六卿并为四卿；同年，齐景公去世。
　　公元前484年，吴军在艾陵之战中大败齐军，此战坚定了夫差称霸中原的雄心；同年，夫差赐死伍子胥。
　　公元前482年，吴、晋两国会盟于黄池，会盟期间勾践率军乘虚攻入吴都姑苏，吴国霸业戛然而止。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
　　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夫差自尽。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5


　　第一章 三家分晋
　　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
　　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
　　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
　　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
　　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
　　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
　　【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
　　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
　　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
　　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
　　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
　　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
　　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擅长驾车，射术超群；多才多艺，技能出众；文思敏捷，能言善辩；坚决果断，敢做敢为。五种美德集于一身，休说继承智氏家业，简直和中国上古传说中后羿这样的神话人物有一拼。
　　然而荀申的这个决定遭到族人智果的反对，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荀宵。
　　荀申对此不理解：荀宵面相凶狠，人们看到他都怕，你怎么会推选他呢？
　　智果回答：荀宵凶狠，是狠在表面，荀瑶却狠在内心。荀瑶有五种美德，独缺仁义。长得漂亮，武艺高强，能言善辩，才艺出众，敢于任事，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内心无仁义的话，这些美德只会助长他的暴戾之气。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荀瑶继承家业，智氏必亡。
　　荀申考虑再三，还是立了荀瑶为世子。
　　智果带着家人跑到晋国太史那里，改了族谱，宣布脱离智氏，自称辅氏。这就意味着，此后智氏家族不论兴废存亡，都与他没任何关系了。
　　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才会拍着大腿，称赞智果是个聪明人。但在当时，人们对他的行为并不理解，他们看到的是，智氏家族在荀瑶的带领下越来越强盛，甚至超越了荀跞和荀申的时代。
　　公元前472年，荀瑶以亚卿的身份率军讨伐齐国，在犁丘与齐军相遇。战前，他亲驾战车巡视晋军，战马突然受惊，朝着齐军阵营狂奔。以荀瑶的驾车技术，要控制住战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意识到，如果这样做，会让齐国人误以为自己胆小，于是他放马疾驰，一直冲到齐军营垒前才掉头。此举极大鼓舞了晋军士气。在后来的战斗中，荀瑶又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亲手擒获齐将颜庚，取得了此战的胜利。
　　公元前468年，荀瑶伐郑。齐国权臣陈恒（即田恒，古代陈、田同音，陈氏即田氏）率军救援郑国。荀瑶得知消息，主动引兵退去，但是派人给陈恒送去一封信。信上说：“您的祖先是陈国公子，陈国的灭亡（陈国于公元前478年为楚国所灭），郑国是出了力的（完全是胡说），所以寡君才派我攻打郑国，是为了替陈国报仇。但是您却跑来救援郑国，让我感到很不理解。难道您一点都不在乎陈国吗？既然您都不在乎，我又有什么所谓呢？所以我主动撤军了，恕不奉陪。”这封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显然只是为了调戏对方。陈恒阅后大怒，但又想不出什么词来回骂，只得提笔回信说：“老是欺负别人的人，不得好死！”
　　不消说，荀瑶很快赢得了晋国人的好感。该有的他都有了：显赫的家世，尊贵的地位，伟岸的身躯，机智的谈吐，一往无前的勇气，货真价实的战功，还有调弄敌人的闲情逸致。他宛如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光芒四射，照耀晋国，连赵鞅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公元前464年，荀瑶再度伐郑，赵鞅派世子赵无恤随行，担任荀瑶的副手。
　　赵鞅的本意，一是让无恤亲历战场，获得经验和名声；二是向荀瑶表明，晋国日后必定是荀瑶的天下，请他对无恤多多关照。可以说，这既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位垂垂老矣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与呵护。
　　但是，荀瑶对赵鞅的拳拳之心并不以为意。
　　据《左传》记载，这一战进行得并不顺利。晋军包围了郑国的首都新郑，却遭到郑军的猛烈反击，攻势一度受阻。
　　战斗最危急的时刻，荀瑶命令身边的无恤出战，带领敢死队强攻新郑的南门。
　　听到这道命令，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强攻更是险上加险。守城者可以凭借着城墙和箭垛保护自己，而进攻者则暴露在箭矢檑木之下，还要扛着云梯等攻城器具越过护城河，极易伤亡。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进攻方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笨办法。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强攻，也不该由无恤来担当。这倒不是说无恤不能冒险，而是没有让一支军队的副统帅去当敢死队长的道理。
　　大伙都将目光集中在无恤身上，看他如何应对。
　　无恤只说了三个字：“主在此。”
　　主在此，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可软可硬，大有乾坤——软一点说，“有主将在，我不敢争先。”硬一点说，“你是主将，为什么不自己去？”总之就是我不去，你看着办吧！
　　荀瑶盯着无恤看了几秒钟光景，突然操起案几上的一个铜酒壶，朝无恤狠狠砸去，发疯似的骂道：“懦夫！贱人！你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世子，我真替赵氏感到羞愧。”如果不是无恤躲得快，再加上众将死死劝住，荀瑶非将无恤砸死不可。
　　无恤灰头土脸回到自己帐中，家臣都很愤怒，摩拳擦掌，要去和荀瑶拼命。无恤用一句话将大伙都劝住了。
　　“父亲立我为世子，不就是因为我能忍吗？”
　　强权之下不屈服，不妥协，但也不乱来，这就是在乱世之中的生存法则。
　　事情到此，本来应该过去了。但荀瑶显然不解恨，从郑国回来后，他专门找赵鞅谈了一次，一本正经地建议赵鞅废掉无恤，另立世子。
　　赵鞅听了，一脸错愕，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是过于颟顸（mānhān）还是过于跋扈。要知道选择继承人乃是家族内政，岂容他人插手？更何况赵鞅现在是晋国上卿，智氏家族虽然强盛，荀瑶也不过是个亚卿，凭什么对他的家务事指手画脚？
　　荀瑶却没有关注赵鞅的情绪变化，仍在那里滔滔不绝，极力向赵鞅证明：不废无恤则赵氏必亡。
　　可是赵氏亡不亡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站在竞争者的角度，赵氏的继承人越是不堪，不是对他越有利吗？
　　赵鞅半眯着眼睛，听着听着，终于弄明白了：荀瑶这个人，从骨子里头有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质，但凡他看不惯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外柔内刚的无恤来对付他，倒是没错了。赵鞅睁开眼睛，老练地打了几个哈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便将荀瑶打发走了。
　　新郑城下的这场冲突，为九年之后的晋阳之战埋下了伏笔。
　　【外柔内刚的赵氏族长赵无恤】
　　其实赵鞅选择无恤为继承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赵鞅骨子里头是个旧式贵族，对一切传统事物抱有一种温婉的敬意。他当权的时候，晋国公室已经极度衰落，大权完全把控在四大家族手里，但他以上卿之尊，仍然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至少表面如此），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
　　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开始他也是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立了嫡长子伯鲁为世子。
　　那时候，无恤还小，而且是奴婢所生之子，在众多兄弟中，地位最为低下（是以荀瑶称之为贱人）。赵鞅即便不立伯鲁，恐怕也轮不到无恤。
　　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姑布子卿的相士来到赵鞅府上。赵鞅将自己的儿子都叫出来，让姑布子卿给他们看相。姑布子卿看完之后便摇头说：“您的儿子不少，但都不是大将之才。”
　　赵鞅很紧张：“照您那样说，赵氏岂不是没希望了？”
　　姑布子卿说：“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在院子里玩泥巴，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儿子？”
　　赵鞅赶紧叫人将那小孩带进来，拍着脑袋想了半天才说：“这个是我儿子，叫什么来着……对了，无恤。”
　　姑布子卿站起来说：“这位才是真正的贵人。”
　　赵鞅说：“您不是开玩笑吧？这孩子的母亲，是我从狄人那里买来的奴婢，一点也不贵！”
　　姑布子卿高深莫测地说：“天命所赐，虽贱必贵。”赵鞅再问时，他便笑而不答，飘然而去。
　　赵鞅将信将疑，但是从此之后，便开始注意观察无恤的言谈举止，发现这个小孩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
　　有一次，赵鞅将自己总结的一些人生格言书写在竹片上，发给儿子们学习。过了些日子去检查，其他人都背不出来，只有无恤倒背如流，还能举一反三，说出自己的见解。
　　赵鞅很惊奇，便问无恤为什么学得这么好。无恤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边掏出那几块竹片，说：“我每天将父亲的教导带在身边，不时拿出来温习，自然记得牢。”
　　这件事无疑大大增加了无恤在赵鞅心目中的分量。
　　过了一些年后，无恤也成年了。有一天赵鞅将儿子们全召到跟前说，他在常山（即北岳恒山）埋藏了一件宝贝，谁先找到它，就有重赏。
　　大家赶紧驾车出发去寻找，唯有无恤慢慢吞吞，不紧不慢，最后一个出发。几天之后，大伙都空手而归。无恤回来之后，却对赵鞅说：“我找到了。”
　　“哦？”赵鞅很高兴地说，“在哪？”
　　无恤说：“您所谓的宝贝，就是我们可以凭借常山之险，吞并代国。”
　　代国位于今天的山西东北与河北西北交界之处，是白狄人建立的国家。赵鞅为了拉拢代国，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无恤的姐姐）嫁给代王为妻。但是在他心里，早就盘算着如何吞并代国来扩大赵氏的地盘，同时获得代地盛产的良马。
　　这么多儿子去找宝贝，只有无恤看穿了他的心思。经过这件事后，赵鞅下定决心，废除伯鲁，改立无恤为世子。
　　公元前458年，赵鞅去世。无恤办完丧事，还没脱掉孝服，就带人跑到夏屋（今山西省代县），请姐夫代王前来相聚。
　　代王欣然赴会，他把这次宴请当作无恤上台后向他示好的表示，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阴谋。
　　席间宾主相谈甚欢，从无恤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失去父亲的悲痛。如果是中原人，必定能够看出不对劲的地方——父亲去世不久，就算是装也得装出悲伤的样子，怎么能够谈笑风生呢？但是代王显然不懂中原文化，他毫无防备，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随从也喝得东倒西歪。
　　这个时候上来一队光膀子的精壮厨子，一人拿着一个长把铜勺，给客人分羹。无恤咳嗽一声，用宽大的袖子将脸遮住。代王还没反应过来，脑袋上已经挨了铜勺重重一击，立马脑浆迸裂。他带来的人也被如法炮制，悉数杀死。
　　无恤迅速兴兵北上，轻而易举拿下代国。
　　如果要问无恤这一票捞得有多大，其实也不算太大——一百多年后，赵氏的后人赵武灵王在这里设置代郡，下辖区区三十六个县而已。
　　无恤的姐姐听到代王被杀的消息，呼天抢地，悲痛万分。当无恤派人接她回晋国，她哭泣道：“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就忘记杀夫之恨，是不仁；因为自己的丈夫死了，就怨恨弟弟，是不义。”于是跑到一座山上磨笄（jī）自杀。
　　所谓磨笄，就是将发笄磨得尖尖的。代地的百姓怜悯这位刚烈的女子，将她自杀的地方称为磨笄之山（今河北省张家口）。而后人以“磨笄”代称后妃自杀殉国，典故就出于此。
　　无恤为了姐姐的死，很是内疚。那时候伯鲁已死，无恤便将代地封给了伯鲁的儿子赵周，称之为代君。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告诉天下人，赵无恤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赵氏。
　　【智伯的致命弱点：贪婪与傲慢】
　　赵鞅死后，荀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晋国上卿，三位亚卿分别是赵无恤、韩虎（韩不信之孙）和魏驹（魏曼多之子）。
　　荀瑶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大事。
　　公元前458年，荀瑶谋划进攻仇由。仇由是狄人建立的山中之国，交通极为不便，战车无法通行。荀瑶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作为礼物，载在牛车上送给仇由国君。仇由人欢欣鼓舞，在山中开辟道路迎接。道路开好后，晋国大军随着那口大钟一拥而入，消灭了仇由。
　　公元前457年，荀瑶剑指中山。中山地处今天的河北省中西部，是白狄的一支——鲜虞人建立的国家。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山军中有一种“力士”，身穿铁甲，手持铁棒，“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战斗力极强。但是荀瑶显然不怕中山力士，一举攻下了穷鱼之丘（今河北省易县），后来又派人攻占了左人和中人（今河北省唐县），使中山遭受重创。
　　公元前456年，荀瑶又命韩虎、魏驹率军讨伐居住在伊水和雒水之间的戎人部落，攻取卢氏城（今河南省西部），将戎人在伊、雒之间建立的大小政权全部摧毁。这一次行动的意义重大，“自是中国无戎寇”，解决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原的戎患。
　　应该说，荀瑶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烧得很旺，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人甚至认为，若荀瑶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必能成为晋国中兴的名臣。
　　但是很显然，荀瑶的志向不在于晋国中兴。
　　他将三位亚卿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讨论原来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归属问题。
　　这些土地，自从二氏灭亡后，一直由公室代管。荀瑶提出，现在公室人才凋敝，难以管理这么大片的土地，不如分给四大家族来管理。
　　三位亚卿都无异议——谁会有异议呢？当然，有一个人很有意见，那就是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晋出公（晋定公于公元前475年去世，晋出公是他儿子）。
　　晋出公一怒之下，向齐、鲁两国发出密函，请求他们发兵“清君侧”，讨伐四大家族。这下捅了马蜂窝，四大家族联手起来，将晋出公赶出了晋国。
　　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出公出逃后，一个名叫姬骄的公室子弟被立为国君。
　　姬骄是晋昭公的曾孙，他的祖父公子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他的父亲公孙忌跟荀瑶的关系很好。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被荀瑶选中。姬骄在历史上是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在《史记》的记载中，他一时被称为晋哀公，一时被称为晋懿公。而在其他史料中，他又被称为晋敬公。到底哪个才是他真正的谥号，没有人花心思去考证。
　　荀瑶现在成为了晋国的第一人，智氏家族也成为晋国的第一大家族，实力远在另外三家之上。从公室瓜分来的土地，智氏获得最多，超过其他三家的总和。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兴土木，给自己盖了一座宫殿。
　　宫殿落成之日，家臣都来祝贺。有一位名叫士茁的，一直拖到晚上才来。荀瑶半带着醉意，不无炫耀地问士茁：“这房子壮观吗？”
　　士茁回答：“壮观是壮观，但是下臣总觉得有些担忧。”
　　荀瑶说：“你有什么好担忧的？”
　　士茁说：“下臣为智氏掌管文书，看到书上说，高山峻岭，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土质不肥。您这房子造得太壮观了，我怕它不太适合居住。”
　　士茁这些话，记载于《国语》。该书还煞有介事地说，荀瑶的宫殿建成后三年，智氏果然灭亡，仿佛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荀瑶的致命伤，绝不是他喜爱豪宅。喜爱豪宅有什么错呢？家大业大了，建所大房子难道不应该吗？
　　荀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目中无人。
　　有一次荀瑶从卫国出差回来，韩虎和魏驹设宴为他接风。好好的一场宴会，却因为荀瑶戏弄韩虎并侮辱其家相（家臣之长）段规，最后不欢而散。
　　事情具体经过，据明人冯梦龙杜撰，是荀瑶喝醉了，对韩虎说：“我曾经查遍史册，天下与您同名的，只有齐国的高虎和郑国的罕虎，加上您也就三个人。”
　　韩虎无言以对，段规在一旁听了，很不是滋味，站起来说：“君子以礼相待，不直呼其名，请不要拿我家主人的名字开玩笑。”
　　那段规生得五短身材，站在韩虎身边，头顶还不到韩虎的胸部。荀瑶也不生气，用手拍着段规的头顶说：“小朋友知道个啥，这不是你玩儿的地方，小心三虎把你给吃了！”说完一阵大笑。
　　段规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不敢发作。韩虎则佯装喝醉，闭着眼睛说：“智伯说得对啊！”然后告辞而出。
　　荀瑶被称为智伯，是他自己要求的。当时的习俗，地位高的卿大夫一般尊称为“子”，如韩虎被称为韩子，魏驹被称为魏子，鲁国的三桓也被称为三子。荀瑶显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屑与他们为伍，便给自己进了个“伯”——伯者，诸侯之长也。荀瑶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
　　宴会结束后，家臣伯国向荀瑶进言：“您今天得罪了韩虎和段规，以后得防着他们一点，否则的话，必有灾难降临。”
　　荀瑶不以为然：“是不是有灾难，那要看我高不高兴。我不发难，谁敢对我发难？”
　　伯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上说，一个人屡犯错误，结怨于人，虽然矛盾没有显露，也要加以防范。《周书》上说，怨恨无大小。君子注意细节，所以没有大难。今天您在宴席上戏弄了人家，又侮辱他的家臣，还认为他们不敢发难，这可真是大错特错。要知道，连蚊子蚂蚁都能害人，何况是韩虎、段规这样有实力的人！”
　　荀瑶嗤之以鼻。韩虎算得上有实力吗？也许有，但是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四大家族中，韩氏的地盘最小，军力最弱，荀瑶只消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将韩虎掀翻。段规就更不值一提了，众卿饮酒，他一介家臣，五等残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
　　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
　　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
　　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
　　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
　　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
　　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
　　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
　　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
　　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
　　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
　　【晋阳消耗战】
　　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
　　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
　　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
　　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
　　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
　　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
　　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
　　“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
　　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
　　“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
　　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
　　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
　　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
　　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
　　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
　　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
　　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
　　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
　　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
　　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
　　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
　　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
　　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
　　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
　　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
　　不划算，巨不划算。
　　【韩、魏反水，三家灭智】
　　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
　　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
　　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
　　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
　　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
　　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
　　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
　　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
　　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
　　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
　　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
　　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
　　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
　　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
　　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
　　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
　　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
　　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
　　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
　　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
　　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
　　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
　　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
　　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
　　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
　　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
　　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
　　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
　　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
　　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
　　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
　　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
　　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
　　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
　　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
　　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
　　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
　　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
　　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
　　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
　　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
　　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
　　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
　　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
　　【急流勇退的智慧】
　　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
　　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
　　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
　　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
　　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
　　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
　　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
　　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
　　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
　　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
　　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
　　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
　　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
　　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
　　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
　　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
　　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
　　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
　　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
　　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
　　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
　　【豫让漆身吞炭】
　　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
　　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
　　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
　　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
　　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
　　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
　　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
　　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
　　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
　　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
　　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
　　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
　　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
　　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
　　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
　　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


　　第二章 魏国崛起
　　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
　　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
　　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
　　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
　　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
　　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
　　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
　　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
　　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
　　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
　　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
　　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
　　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
　　唉，乱世啊！
　　【魏斯礼贤下士】
　　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
　　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
　　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
　　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
　　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
　　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
　　《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
　　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
　　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
　　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贤贤易色。”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
　　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
　　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
　　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
　　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
　　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
　　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
　　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
　　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
　　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
　　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
　　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
　　卜商欣然应允。
　　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
　　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
　　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
　　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
　　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
　　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
　　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
　　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
　　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
　　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
　　【李悝变法】
　　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
　　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
　　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
　　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
　　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
　　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
　　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
　　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
　　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
　　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
　　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
　　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
　　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
　　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
　　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
　　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
　　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
　　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
　　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
　　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
　　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
　　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
　　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
　　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
　　【战神吴起】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
　　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
　　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
　　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
　　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
　　“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
　　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
　　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
　　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
　　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
　　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
　　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
　　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
　　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
　　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
　　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
　　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
　　“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
　　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
　　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
　　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
　　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
　　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
　　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
　　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
　　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
　　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
　　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
　　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
　　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
　　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
　　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
　　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
　　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
　　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
　　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
　　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
　　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军队的科举制——不分贵贱，不问出身，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战士。
　　入选武卒的基本条件堪称苛刻，据《荀子》记载，武卒必须能够披三属之甲（三层铁片编缀而成的铠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支，荷戈带剑，背三天的口粮，用半天时间奔跑百里，而且立即投入战斗。
　　一旦入选武卒，待遇相当优厚——免除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租税。可谓一人卖命，全家轻松。吴起以这种方式迅速组建了一支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
　　魏军士兵很快发现，这位新来的将军除了敢作敢为，还有一点与其他将领截然不同。他从来不回家睡觉（估计没人敢做他老婆），吃住都在军营，下到最基层，和地位最低下的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士兵席地而卧，他就绝不铺席子；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不乘车骑马，而是和士兵一起步行，还背着自己的口粮和被子。
　　有一次，吴起发现一名士兵背上生了脓疮。这种病可大可小，如果不治的话，很可能致命；但是治的话，以当时的医疗知识，只能请人用嘴把脓吸出来。可是谁愿意做这样的事呢，连随军的医士都不愿意。吴起二话没说，掀起那名士兵的衣服，亲自替他把脓吸了出来。
　　数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这次被吴起救治的士兵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在家里听到消息，号啕大哭。邻居觉得很奇怪：“你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士兵，有幸得到将军亲自为他吮吸脓疮，你高兴还来不及，哭个啥？”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说：“当年他父亲就是因为将军为其吮脓，打仗的时候奋不顾身，战死疆场。现在将军又为这个傻小子吮脓，我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啊！”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公元前409年，魏斯派吴起率领大军进攻秦国。经过吴起整训的魏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先后攻取了秦国的临晋、元里、洛阴、邰阳等五城，并于第二年将秦国的河西地区（今天的陕西省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全部占领。秦军赶紧退守洛水，沿洛水一带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并且修筑重泉城（今陕西省蒲城）以加强防守。长期以来让魏氏如鲠在喉的秦国威胁，被吴起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扫而空。
　　魏斯于是设立河西郡，任命吴起为郡守。对于魏氏政权来说，这一战的意义重大，河西大片肥沃土地的并入，使得魏氏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具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原来那种四面进风、八方受雨的窘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后果：秦国受到战败的刺激，深感变革的必要性，于公元前408年火速推行了“初租禾”制度，也就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粮食税。这一改革，相比于东方各国来说已经严重滞后（鲁国推行类似的“初税亩”是一百八十六年前），却悄然拉开了秦国变法运动的序幕。
　　拿下河西之后，魏斯紧接着发动了对中山的大规模进攻。
　　魏氏的领地和中山其实不搭界，中间还隔着赵氏的地盘。当时晋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魏斯以晋国亚卿的身份征讨中山，要求赵氏让魏军通过，也在情理之中。
　　此时赵氏宗主名叫赵籍。
　　前面提到，赵无恤攻取代地后，将长兄伯鲁的儿子赵周封为代君，以回报伯鲁让位之情。三家分晋后，赵氏政权得到巩固，无恤不肯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坚持要把家业传给赵周。但是赵周福薄，竟然先无恤而去。无恤真是厚道，又立了赵周的儿子赵浣为太子。公元前424年，赵无恤去世，赵浣即位，将赵氏居城从晋阳迁到中牟（今河南省鹤壁）。公元前408年，赵浣去世，其子赵籍即位。
　　当魏斯的使者来到中牟请求借道的时候，赵籍一开始不想答应。大臣赵利劝他：“让他们过去呗！他们要是攻而不克，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对我们赵氏有利；要是攻克了，中间也还隔着我们赵氏，肯定不能长久占领。无论如何，用兵的是他们，得利的是我们，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赵籍听从了赵利的建议，允许魏军过境。
　　【乐羊的隐忍】
　　统率魏军进攻中山的乐羊，原本是翟璜的门客，受翟璜保荐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这个安排在魏氏家臣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乐羊的儿子乐舒，一直在中山为官，而且曾在战斗中杀死翟璜的儿子翟靖。
　　于公于私，翟璜似乎都没有理由推荐乐羊来当此重任。魏斯也很不理解，当他问到翟璜的时候，翟璜轻轻地叹了一声，说道：“吴起能够杀妻求将，乐羊难道会公私不分？”
　　魏斯听明白了，翟璜话里还有一句潜台词：我翟璜难道会因为私人恩怨而放弃人才吗？他没有再犹豫，马上宣乐羊进宫，将讨伐中山的任务交给了乐羊。
　　魏军分兵三路：乐羊率主力借道赵氏，直奔中山的首都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太子魏击坐镇后方，随时准备增援乐羊；吴起则从河西发兵，协助乐羊进军。
　　中山王被魏军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坚守灵寿不出。
　　乐羊也不着急，指挥部队将灵寿围得水泄不通，一待就是两年。
　　两年中，安邑城内议论纷纷，不少人给魏斯写举报信，说乐羊里通中山，根本就不想打仗，故意在那里耗费时间；还有人善意地提醒魏斯，要防备乐羊倒戈一击。魏斯总是微微一笑，不作任何答复。他的用人之道很简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把事情交给乐羊去办，就不能疑神疑鬼，见风就是雨。
　　另外还有一点，他对翟璜的眼光有信心。李悝、吴起不都是翟璜引荐的人才吗？
　　时间一长，中山王也急了。他派人给乐羊送去一封信，警告乐羊：“如果再不退兵，就把你儿子杀了。”乐羊若无其事地对使者说：“我这个儿子从小就不听我的话，什么事情都跟我对着干，我早就不认他了，你们想杀就杀吧！”
　　中山王咬咬牙，果然杀了乐舒，还将他剁成肉酱，做了一锅肉汤，让人送到乐羊那里。
　　你不是不在乎吗？那好，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究竟有多铁石心肠，多不在乎！
　　乐羊见到那锅还冒着热气的汤，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拿起勺子舀了一大勺，当着使者和众将的面一口喝下去，然后将勺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大声说：“是时候了，全军进攻！”
　　这一天日落时分，灵寿城宣告陷落。
　　捷报传到安邑，魏斯很有感慨地说：“乐羊为了我，吃了他儿子的肉啊！”
　　有人在旁边冷冷地答了一句：“他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谁的肉不能吃呢？”
　　魏斯听了，打了一个冷战。
　　后来乐羊班师回朝，受到盛大欢迎。酒宴之后，君臣二人单独谈心，魏斯交给乐羊一个大箱子。乐羊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这两年来人家告他的检举信。乐羊将那些信一封一封看完，朝魏斯作了一个揖，说：“这次攻克中山，不是下臣的功劳，而是主上您的功劳。”
　　这不是拍马屁，而是肺腑之言。如果不是魏斯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支持乐羊，攻克中山是不可能的事。
　　清人蔡元放评价吴起和乐羊，曾经这样说：“乐羊食子，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吴起杀妻，却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言下之意，乐羊是隐忍，吴起是残忍，两个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西门豹治邺】
　　就在吴起攻略河西、乐羊进击中山的同时，翟璜还给魏斯推荐了一个人——西门豹。关于这个人，我想不用作太多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人对他都很熟悉。
　　魏斯派西门豹担任邺城（今河南省安阳）令，邺城地处三河之中的河内。三河富庶，天下皆知，唯独邺城连年歉收，人民流离失所。魏斯数度替换邺令，都不见成效，他希望西门豹能够替他找到问题的所在，治理好邺城。
　　西门豹到了邺城，发现当地百姓生活之困苦，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于是深入民间，找当地的长者聊天，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困难。
　　长者对西门豹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原来当地的官员每年都额外收缴百姓一笔“河伯娶媳妇”的费用，总数高达数百万钱。老百姓一年到头种个百十亩地，除去上交各种税费，本来就所剩无几，仅够勉强维持温饱，再加上河伯娶媳妇的费用，便是大大地不够了。
　　西门豹觉得很奇怪，魏氏的法律，没有规定这样一项税赋啊！他问长者：“河伯娶媳妇是怎么回事？”
　　长者告诉他，因为漳水经常泛滥，当地的巫婆说是河伯发怒，每年都要给河伯送去一位妙龄女子给河伯做老婆，以平息他的怒气。那个时候，地方官带着巫婆到各家各户巡视，看到谁家的女儿漂亮，说是河伯看中，扔下一点聘钱就带走。然后给她沐浴更衣，让她坐着草船顺流漂下，行不过数十里，草船浸水，连同女子沉入河底，便算是给河伯娶了媳妇。邺城的百姓，但凡女儿生得漂亮的，都举家迁出，所以这个地方越来越萧条。
　　西门豹心里暗叫一声“荒唐”，又问道：“就算是这样，也用不了几百万钱啊！”
　　长者说：“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真正用于河伯娶媳妇的，不过二三十万，其余的都被地方官和巫婆私下瓜分掉了嘛！”
　　西门豹沉默了半晌，说：“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
　　到了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只见当地官员、巫婆、乡里父老都到了，围观的群众多达两三千人。那巫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带着十余个女弟子，在那里手舞足蹈地施法。
　　西门豹看她们表演了一阵，突然说：“把河伯的媳妇请出来给我看看吧！”
　　当地官员面面相觑，心想这还是第一遭，但是不敢违逆，从帷帐中领出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子，送到西门豹跟前。
　　西门豹瞟了一眼，就大骂道：“你们就给河伯送这么丑的女人？太过分了，太丢咱们邺城人的脸了！这样吧，麻烦大巫亲自走一趟，跟河伯说说，咱们再仔细找找，找个漂亮的过几天给他老人家送去。”
　　没等巫婆回过神来，几名武卒上前将她举起，合力一抛，扔到了水里面。那巫婆本来不会游泳，又穿得繁琐，在河水里冒了几下头，就沉了下去。
　　过了一炷香工夫，西门豹说：“咦，大巫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难道是河伯留她吃饭了？再派个人去看看。”
　　于是又将巫婆的一名弟子扔进河中。
　　过了一阵，西门豹说：“弟子也去了那么久，再派一个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于是又扔了一名官吏进去。
　　西门豹拿着玉圭（guī，上尖下方的古玉），弯着腰，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又等了很久。当地官吏在一旁看着，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西门豹说：“这事不好办了，河伯架子大，还得再派人去。”那些人一听，马上跪倒一片，磕着头向西门豹求饶，直磕到血流满地。
　　西门豹冷笑一声，也不理会他们。过了良久，才说：“都起来吧，看来河伯是不想让他们回来了，你们也散了，回家去吧！”
　　从此以后，邺城再也无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趁热打铁，组织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水灌溉冲洗农田。原来邺城附近的土地，含盐碱量过高，不利于作物生长。经过西门豹引漳水灌溉数年后，土质得到改善，成为适合稻粱生长的良田。西门豹治邺，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改良的典范。
　　据说，当时开凿水渠的工程十分巨大，百姓们开始还挺有积极性，渐渐便产生了厌倦。西门豹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动摇，他对手下说：“百姓总是乐于享受成就，却不愿意为此做艰苦的工作。今天邺城的父老兄弟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辛苦，但是一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仍会记得我为他们做的事。”
　　西门豹太谦虚了。《史记》记载，汉朝建立后，官府为了兴修驰道（古代高速公路），打算对漳水十二渠进行改建。当地的父老坚决不同意，认为是西门豹兴修的工程，“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官府顺应民意，最终没有改建，而是花更大的成本让驰道拐弯绕过邺城。
　　那时候，距西门豹所在的年代，至少也有两百年了。
　　【三晋联军的骇人实力】
　　魏斯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有田子方、段干木为他出谋划策，有翟璜为他引荐人才，有李悝为他管理内政，有吴起、乐羊为他开拓疆土，有西门豹为他治理河渠，魏氏政权越来越强大，让天下诸侯莫不羡慕嫉妒恨。
　　但是魏斯并不就此满足。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跟随父亲魏驹出征，亲历了水淹晋阳，目睹了这个时代的残酷，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魏氏的未来，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
　　当务之急，是利用晋国这一名存实亡的感情纽带，将赵、韩两家都团结起来，共同进退。
　　当时赵氏宗主是赵籍，韩氏宗主是韩虔（韩虎之孙）。
　　据《韩非子》记载，赵、韩两家曾经发生冲突，都派人向魏斯请求出兵相助。魏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反而将他们请到一起，大谈两家的历史感情。
　　晋灵公年代，赵盾大权独揽，提拔家臣韩厥为司马，韩氏由此发迹，逐渐进入众卿的行列，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实乃赵氏提携之功。
　　晋景公年间，赵氏受到迫害，只剩下“赵氏孤儿”赵武一根独苗，韩厥挺身而出，为保全赵氏家业做了大量工作，也算是知恩图报。
　　此后不论时局如何变化，赵、韩两家一直唇齿相依，互相依存。公元前497年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如果不是韩、魏两家出手相救，赵氏只怕难逃一劫。公元前453年水淹晋阳，还是韩、魏两家倒戈一击，挽救赵氏于危难。
　　“赵、韩实为兄弟，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破坏两百年的情谊，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魏斯劝道，“何况现在战乱纷纷，强敌环伺，我们更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抵御外敌。赵、魏、韩三家，和则同兴，不和则同亡，请两位认真考虑。”
　　魏斯这番话，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赵籍和韩虔大受感动。三家因此结盟，推选魏斯为盟主，而且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赵国向东，将齐、卫作为目标；魏国向西，以秦国为目标；韩国向南，把郑国当作目标。
　　战国时期第一个军事同盟形成了，天下人将很快看到这个同盟的可怕力量。
　　公元前405年，齐国权臣、田氏宗主田白（田恒的孙子）去世，其子田和继承家业。
　　一直以来对田氏专权感到不满的公室子弟公孙孙在朝会上公开向田和叫板，被田氏家臣田布杀死。公孙孙的兄弟公孙会逃回自己的领地禀丘（今山东省郓城），派人向赵氏求援，表示愿意将禀丘献给赵氏。
　　禀丘和赵氏领地并不相连，中间还隔着卫国和宋国。但是对于急于东扩的赵籍来说，禀丘是一个极好的桥头堡——一旦占领禀丘，卫国便被完全置于赵氏的控制之下，齐国也大门洞开，还能直接威慑当时天下的物流中心陶地，为赵氏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赵籍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马上派兵越境支援公孙会。
　　齐、赵两军在禀丘城下展开大战。齐军守土有责，士气高涨，趁着赵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迫使赵军退回境内。
　　赵籍急了，向魏斯发出求援信。
　　作为同盟而言，赵籍的这一要求其实很不合理。因为齐军并没有入侵赵氏领地，也没有威胁到赵氏的安全，完全是赵氏想占人家的便宜而不得。如果这样的事都来找同盟帮忙，那么两年前韩国讨伐郑国失利，也可以找魏斯帮忙，魏斯成天满足两个同盟的贪欲都忙不过来了。
　　然而魏斯很爽快地答应了赵籍的要求。他有他的考虑，第一，上次魏氏进攻中山，从赵氏借道，赵氏没有推托；第二，三晋利益相关，他身为盟主，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使赵、韩两家信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阳之战后，三晋实际上已经是三个国家，然而一直有实无名，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为三晋正名，给“三家分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以魏军为主力的三晋联军很快组成。魏将翟角被任命为联军统帅，赵、韩两家各派兵相助，浩浩荡荡开向禀丘。
　　当时围攻禀丘的齐军统帅就是田布。
　　面对来势汹汹的三晋联军，田布并不觉得压力大，因为他有两千乘兵车和五万名步兵作为后盾。
　　在中原大地上，战车一直是战争的主角，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参数，因此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纵观春秋历史，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基本上控制在千乘之内。春秋前期著名的城濮大战，晋国方面出动的兵力为战车七百乘。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晋国以霸主之尊，能够动员的极限也不过战车四千乘，但那也只是为了炫耀武力，没有真正投入实战。
　　一次将两千乘战车投入战斗，这个规模肯定是空前的。田布将它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
　　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
　　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
　　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
　　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
　　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
　　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
　　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
　　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
　　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
　　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
　　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
　　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
　　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
　　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
　　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
　　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
　　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
　　【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
　　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
　　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
　　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
　　就这么简单！
　　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
　　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
　　“哦？”
　　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
　　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
　　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
　　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
　　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
　　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
　　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
　　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
　　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
　　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
　　《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


　　第三章 吴起变法
　　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
　　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
　　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
　　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
　　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
　　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
　　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
　　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
　　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
　　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
　　【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
　　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
　　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
　　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
　　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
　　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
　　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
　　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
　　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
　　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
　　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
　　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
　　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
　　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
　　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
　　田文说：“我不如您。”
　　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
　　田文说：“我不如您。”
　　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
　　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
　　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
　　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
　　吴起说：“正是。”
　　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
　　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
　　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
　　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
　　战争仍在继续。
　　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
　　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
　　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
　　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
　　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
　　【公叔痤的阴谋】
　　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
　　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
　　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
　　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
　　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
　　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
　　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
　　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
　　公叔痤说：“哦？”
　　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
　　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
　　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
　　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
　　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
　　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
　　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
　　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
　　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
　　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
　　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
　　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寒冬。吴起正在惊奇，只见公主昂首挺胸，面若冰霜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同样面无表情的侍女。
　　公叔痤连忙迎上去，将公主迎到主座旁边坐下。
　　公主根本没有正眼看公叔痤，倒是朝着吴起行了个礼，说：“贱妾听说相国宴请贵客，便忍不住想来看看，原来请的是河西太守，失敬了！”
　　吴起连忙答礼。
　　公主与吴起寒暄了几句，话锋一转，对公叔痤说：“相国宴客，怎么不将那姐妹俩也叫来弹唱一曲？贱妾听说，吴太守在河西，食则与将士同灶，住则与将士同席，恐怕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女人。相国居然藏着掖着，未免太不厚道。”
　　公叔痤脸色大变，道：“什么姐妹俩？我没听明白。”
　　公主嫣然一笑，说：“真是丢人呐！堂堂相国，居然在内人面前装疯卖傻。”
　　公叔痤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兀自嘴硬道：“我哪里装了？”
　　公主“哼”了一声，道：“是，你没装，想装也装不了，因为贱妾已经叫人将她们卖出去了，而且是卖给代地的狄人，相国想再见到她们，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了。”言毕一阵大笑。
　　公叔痤听了，面如死灰，眼睛怔怔地看着公主，不知道说什么好。
　　公主却若无其事，又跟吴起说了几句话，才起身告辞。
　　公叔痤看着公主的背影离去，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对吴起说：“惭愧惭愧，见笑见笑！”
　　吴起也擦了一把汗，说：“吴起从军以来，大小数十战，所见敌将无数，尚无一人比得上相国夫人的威严啊！”
　　两个人又喝了一阵，方才散去。
　　第二天一早，吴起进宫觐见魏武侯。魏武侯问了一些河西的情况，便道：“寡人听说太守自夫人去世，一直忙于军务，不曾续娶，可有此事？”
　　吴起说：“是。”
　　魏武侯说：“既然如此，寡人想将一女嫁与太守为妻，不知太守意下如何？”
　　吴起一听，昨夜在公叔痤家见到的场景立刻浮现眼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下臣岂敢！”
　　魏武侯说：“您是河西太守、魏国的有功之臣，有什么不敢？”
　　吴起只是摇头，不肯接受。
　　魏武侯见他拒绝得干脆，心下已经有七八分怀疑：看来吴起果然有异心，这等送上门的好事都不要。
　　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想说，魏武侯这个人的智商委实不怎么高。想想看，即便吴起有异心，就不能娶公主了吗？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多大约束力？休老婆、杀老婆的事他都干过，甩老婆还不是小菜一碟？
　　从另一个方面讲，吴起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古以来，夫妻间吵架的事，真真假假，分分合合，戏台上跨马插旗刀兵相见，卸了妆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能当真吗？
　　情商，情商太低了！
　　公叔痤第一步见效，第二步立刻跟上。他指使王错等人在朝中不时散布一些吴起的小道消息，污蔑吴起里通秦国，图谋不轨。
　　信任这玩意儿，有如堤坝，只要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便会逐渐扩大，直至整座堤坝崩溃。魏武侯对吴起有怀疑在先，又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基本上相信吴起是要造反了。
　　吴起那方面，当然也感受到了朝廷的不信任。
　　公元前387年冬天，魏武侯又派人前往河西，宣召吴起进宫。吴起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命车夫驾着车，朝着楚国奔去。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车到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吴起突然命令停车，回首河西，潸然泪下。
　　车夫安慰他：“以您的本事，舍弃天下，就像扔掉一双破鞋那么简单，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留恋呢？”
　　吴起说：“我自从投奔先主以来，大小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次，未曾输过一阵，为魏国辟地千里。如果主上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我就能帮他成就霸业。如今他却听信小人的谗言，逼我离开。这河西的大好江山，很快就会落入秦人之手，魏国也要衰落了，我怎么会不难过？”
　　说完这些，吴起拍了拍车夫的肩膀，说了声：“走罢！”再也没有回头。
　　大雪纷飞，很快将那两行浅浅的车轮印掩埋。
　　【三晋同盟出现裂痕】
　　对于吴起的离去，魏武侯虽然多少感到意外，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
　　他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跑到浊泽（今河南省禹州）会见了来访的齐国权臣田和。
　　田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当年他同意齐康公陪同三晋觐见天子，成就了魏文侯当诸侯的梦想，现在该轮到魏国帮他实现梦想了。
　　魏武侯同意了田和的请求，派出使者前往雒邑，请当时的天子周安王封田和为诸侯；又派人到各国游说，争取其他的诸侯的支持。
　　既然有三晋的先例，又有魏武侯说项，王室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感到太为难，于公元前386年爽快地册封田和为诸侯（即齐太公）。田氏取代姜氏，正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
　　田氏代齐，对于赵国来说，是不乐意看到的。
　　三晋列为诸侯那年，赵国在相国公仲连的主持下，也进行了改革。
　　公仲连向赵烈侯（赵籍）推荐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牛畜，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大谈王道，被赵烈侯任命为“师”，负责礼乐教化。
　　第二个是荀欣，他的特长是发掘人才，知人善用，被任命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
　　第三个是徐越，他善于理财和考核，被任命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评官员成绩。
　　不难看出，赵国的改革和魏国的改革一样，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仁义”和“王道”拢聚人心，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走的是儒法结合的路子。
　　通过改革，赵国也逐渐富强起来。在三晋屡次对楚作战中，魏、韩两国都获得了郑、宋等国不少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处北方，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久而久之，赵国对三晋同盟便产生了不满。
　　公元前387年，赵烈侯去世，其子赵敬侯（赵章）即位；韩文侯去世，其子韩哀侯即位。
　　赵敬侯一上台，便将首都从河南的中牟迁到河北的邯郸。迁都的目的，自然是要加强东扩的战略，以齐、卫两国为目标，获得更多土地。
　　这个时候，魏武侯和田和打得火热，还支持他当诸侯，赵敬侯能高兴吗？
　　同盟之间的裂痕在悄悄地产生。不久之后，魏武侯又亲手将这个裂痕拉得更大。
　　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的弟弟赵朝作乱，企图推翻赵敬侯，自立为君。赵敬侯虽然“好纵欲”，但是“明于所以任臣”，在几位重臣的协助下，迅速扑灭了叛乱，赵朝被迫逃亡魏国。
　　如果魏文侯在世，必定会以三晋同盟的大局为重，拒不收留赵朝。但是魏武侯显然不这样想，他将赵朝事件当作干涉赵国内政的大好题材，不但收留了赵朝，还派兵协助赵朝围攻赵国新都邯郸。
　　结果，魏军在邯郸城下被赵军击溃。
　　不消说，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赵、魏两国的交情。
　　公元前383年，按捺不住对领土的向往，赵敬侯大举入侵卫国，采取“蚁附”战术围攻卫国首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
　　所谓蚁附，顾名思义，就是如同蚂蚁一样密集攀附城墙。
　　《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二条记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énwēn，用于攻城的战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yīn，堆成的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攻城已经是下策，不顾己方伤亡的蚁附战术则是下策中的下策。为了表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赵军还在帝丘北面修筑了刚平城，作为部队修整和储粮的基地。
　　情急之下，卫国派人向魏国和齐国求援。
　　魏武侯真不愧对谥号中这个“武”字，亲率大军前往解救，大败赵军于兔台。
　　第二年，卫军在齐军和魏军的帮助下，攻破刚平城，并顺势攻入赵境，又攻破赵国旧都中牟的外城。
　　赵敬侯顶不住了，派人向楚国求援。
　　此时距魏武侯率领三晋联军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正好十年。
　　【改革的代价很惨重】
　　让时间回到公元前387年，吴起踏上楚国领土的那个寒冷的冬天。
　　楚悼王听说吴起来到楚国，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个宝贝来，亲自跑到边境去迎接，并任命他为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守。一年之后，又升任其为令尹，主持楚国军政大局。
　　进入战国后，中原各国均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三晋和齐国都设立了相国，执掌国家政务。秦国稍晚一点，但也于公元前309年设立了丞相。唯独楚国一直沿用旧制，始终没有设立相国，而是以令尹为最高军政长官。
　　若从权力上讲，令尹比相国更大。吴起在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楚悼王很爽快便给了他，同时交给他的是一项谁都意料得到的任务——
　　变法吧，把楚国变强大！
　　这个春秋时期老牌的霸主之国，在对三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已经尝尽了耻辱。
　　即便你的祖上曾经富过，即便你地大物博，即便你挥汗成雨，投鞭断流，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你很快会领教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
　　解除这一魔咒的唯一办法是改革。
　　吴起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知道，他在楚国进行变法，比当年他的师兄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要艰难十倍。
　　因为魏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白纸上画图，尽可挥洒自如。而楚国，这个老牌的霸主，就像一辆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型战车，即便是让它稍微改变一下方向，都必须大费气力，何况是要拉着它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上坡路。
　　吴起发现，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大臣势力太大，享有特权的贵族太多，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严重削弱了国君的权力，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楚国“贫国弱兵”，成为一个虚胖的巨人。
　　楚国要强大，必须先向特权阶级开刀！
　　但是，在任何年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击。
　　据《说苑》记载，吴起变法前，曾经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拜访当地的名宿屈宜臼。屈宜臼问吴起将如何治理楚国，吴起向他说了三条方略。
　　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削减贵族的俸禄，而且改变贵族的世袭制，一般情况下只许传爵三世，三世之后，即为平民。
　　第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楚国地广人稀，把旧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奴隶迁往荒凉之地，要他们开荒种田，发展经济。
　　第三，“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一待时机成熟就争夺天下的霸权。
　　屈宜臼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法，不改动常规。您现在这样大动干戈，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减损富人的财物，有没有想过要得罪多少人？我还听说，武力是凶器，争斗违反道德，您却要用武力来争夺天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怕自身难保！”
　　屈宜臼是当时楚国较为流行的道家学说的代表。
　　众所周知，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反对用任何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现状，唯愿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此消除战争和不幸。所以，也不要简单地认为屈宜臼是在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之所以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
　　真正对吴起变法有切肤之痛的，是广大的楚国贵族。
　　吴起变法就像一股强烈的风暴掀开了他们的屋顶，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特权与财宝席卷而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楚悼王坚定地站在吴起的身后，楚国的百姓似乎也不太反感这位来自魏国的变革家。而吴起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关于他如何残忍的种种传说，也使得大家不敢触其锋芒，以身试法。
　　“绝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让谗言掩盖忠心，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公而忘私，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不计毁誉，一心一意为君王服务。”
　　“要杜绝一切私下交易，禁止任何裙带关系，扎扎实实改变楚国的风气。”
　　“不许游说之士进入楚国，不许任何人妖言惑众。”
　　随着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推行，楚国的风气为之一新。官场上那种私下请托的现象不见了。原来贵族子弟凭借着门第关系就能进入官场，现在则必须凭借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吴起上台不过两年，楚国政府收入激增，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公元前384年前后，吴起亲率楚军“南收杨越”，将楚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江西省南部、湖南省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
　　古老的楚国，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公元前382年，当赵国使者将赵敬侯的求救信送到楚悼王面前的时候，楚悼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
　　十年前三晋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国，十年后赵国为了对付魏国而向楚国求援，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
　　他正想检验一下吴起改革之后楚军的战斗力，洗刷多次被三晋打败的耻辱。
　　公元前381年春天，吴起率领楚国大军北上救赵伐魏。
　　楚军先头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渡过黄河，直逼河东重镇州城（今河南省温县）。魏武侯连忙调兵遣将，在州城以西布下防线，防止楚军长驱直入，威胁首都安邑。
　　就在这时，尚未渡河的楚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出其不意地攻破大梁西北重镇梁门，屯兵林中（梁门之北），饮马黄河，拦腰切断了河内与河东的联系。
　　赵国抓住这个机会，猛攻魏国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取得大胜，接着南下河南，攻克黄城（今河南省内黄）。
　　一时之间，河内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魏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秦国再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河西的话，魏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
　　然而秦国没有进攻。这倒不是因为秦国人厚道，而是因为河西被吴起治理多年，固若磐石，秦国人不敢轻易进攻。
　　不知道魏武侯此时有没有对当年逼走吴起感到一丝悔意。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人十分后悔，这个人就是公叔痤。此后二十年，这种悔意将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去世的那天。
　　正当吴起踌躇满志，准备攻克大梁，攻取安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年夏天，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不得不放弃进攻，撤军回国。
　　魏国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
　　不久之后，楚国的没落贵族又给魏武侯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吴起再也不会成为他的噩梦。
　　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因为吴起变法被剥夺了财产、限制继承权，甚至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开荒种田的人。他们趁着吴起参加楚悼王葬礼的机会突然发难，用弓箭射死了吴起。
　　据《史记》记载，吴起为了躲避箭矢，跑到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但那些人全无顾忌，照射不误，将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
　　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被射中之后，强忍伤痛朝楚悼王的灵堂跑去，说：“让你们看看我的用兵之道！”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箭矢，插在楚悼王身上，叫道，“有人用箭射大王的尸体！”大笑三声，气绝身亡。
　　吴起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谋害他的人。
　　依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熊臧）即位后，追究射尸责任，诛杀贵族七十余家。
　　至于吴起，虽然他为楚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楚肃王却对其不甚感冒，反而认为他扰乱了朝纲，导致了国内的乱局。为了安抚广大贵族，吴起的尸体被拉出来施以车裂之刑。
　　关于吴起这个人，历史上褒贬不一。褒者，一是称赞其用兵如神，如尉缭子说：“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曹操也曾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二是肯定他作为改革家的功绩，蔡泽这样记述：“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韩非子也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言下之意，自从吴起死后，楚国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雄起过。
　　批评吴起的，多是对其为人不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宋人徐钧也嗟叹：“兵书司马足齐名，盟母戕妻亦骇闻。”
　　总体来说，后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
　　魏、卫和赵、楚之间的这场混战，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79年，持续了整整四年，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数十年后，苏秦谈起这场战争，不无感慨地说：“刚平被破，中牟被毁，黄城被克，棘蒲被烧，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
　　对于魏国来说，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前面说过，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还得从赵国借道。魏、赵交恶后，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中山的原住民狄人趁机起事，赶走魏国官吏，史称“中山复国”。
　　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
　　公元前385年，韩国攻郑，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又攻宋至彭城，俘虏了宋君。公元前375年，魏国伐楚，双方交战于榆关。韩国乘机入侵郑国，将郑国灭掉，并迁都于新郑。
　　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公元前377年，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省高邑）。公元前376年，赵又攻中山，战于中人，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
　　公元前372年，赵国再度入侵卫国，攻取七十三个乡镇。魏武侯伐赵救卫，在蔺地（今山西省离石）大败赵军。
　　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了。
　　魏武侯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但是他用人失察，逼走吴起在先，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差点陷魏国于危亡。
　　魏武侯死的时候，尚未指定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争夺君位，又陷魏国于分裂。
　　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赵敬侯之子），韩国的国君是韩懿侯（韩文侯之孙）。
　　有人对韩懿侯说：“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您难道没听说吗？现在魏罃得王错之助，占据上党，拥有了半个魏国，与魏缓打得不亦乐乎。您如果现在出兵，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懿侯听了很高兴，于是联络赵成侯，两国联合出兵，在浊泽打败魏军，将魏罃包围。
　　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赵成侯和韩懿侯发生了分歧。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罃，以割地为条件，立魏缓为君。韩懿侯则想让魏罃和魏缓分治魏国，“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两人各持己见，都不能说服对方。
　　韩懿侯一怒之下，引兵退去。魏罃趁机反攻，将赵军赶出了魏国，并且杀死了魏缓，自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而是魏惠王，以后会讲到）。
　　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魏国没有被分裂，完全是因为赵、韩两家意见不统一。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魏国必分。所以说，国君至死不指定嗣君，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
　　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讨伐赵、韩，在浍北大败两国联军，生擒赵将乐祚，取得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列人、肥（均在今河北省肥乡），报了当年浊泽之仇。魏惠王十分高兴，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要赏他良田百万亩。
　　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却坚持不要赏赐，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猛击战鼓，不敢懈怠而已。”
　　魏惠王说：“士卒们表现好，是因为您平时训练得好，那也是您的功劳。”
　　公叔痤起身离座，正色道：“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非下臣所能为，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
　　“谁？”
　　“吴起。”
　　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制订了一整套治军方略，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您要赏，就赏给吴起吧！”
　　魏惠王点头称善。
　　这时候，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找到吴起的后人，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
　　如果吴起泉下有知，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


　　第四章 商鞅变法
　　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北大败赵、韩联军，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战秦国人。
　　原来，秦国自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蒲等县，以加强中央集权。
　　秦国逐渐强大后，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国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接着秦国又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也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国人首次在河西获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国更是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魏国和赵、韩战于浍北，秦国便乘机讨伐魏国的少梁。
　　这种局面，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魏惠王寄希望于公叔痤挟浍北大捷之威，将秦国人赶回西方去。然而事与愿违，少梁一战，魏军大败，连公叔痤都被秦军俘虏（战后被放回）。秦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庞城。
　　这样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可与河内连通。一旦赵、韩联合攻魏，切断上党交通，再加上秦国的进攻，河东就危险了。
　　魏国的首都安邑，正在河东。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又被世人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常被称为梁惠王。
　　【“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
　　就在这一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去世了。
　　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亲自到相府去探望。对于这位两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谓探望，既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听他的政治遗言。
　　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想知道谁可以接他的班，成为魏国的下一任相国。
　　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个人：“下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可当大任。”
　　所谓中庶子，即相国的侍从秘书。魏惠王见公叔痤提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说：“卫鞅吗？寡人怎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个人才，多少会有些名气，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相府，连他这个国君都没听说过呢？
　　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奋务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熟读先相国李悝的著作，了解魏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名为相府中庶子，实则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将他推荐给您，但始终因为一己私念，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他才没什么名气。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
　　魏惠王沉默不语。
　　公叔痤长叹一声，示意屋子里其他人都退下，压低了嗓门对魏惠王说：“您如果实在不想用他，就杀了他吧！”
　　“啊！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
　　“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于当年让吴起活着离开魏国，以至于让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几陷魏国于危亡。卫鞅的本事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杀掉，以免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
　　公叔痤说着，本来已经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这老头子病得不轻，开始说胡话了。区区一个卫鞅，翻得起那么大的风浪？再说了，无缘无故杀掉一个中庶子，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不会说他滥杀无辜吗？
　　他安慰了公叔痤几句，便离开了。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命人将卫鞅找来。
　　卫鞅和吴起一样，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公室的后代，所以在某些史书上又被称为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卫鞅不过二十九岁，是个消瘦的年轻人，却已经担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于长期与位高权重者打交道，他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脸上鲜有喜怒哀乐，让人很难捉摸得到他在想什么。
　　公叔痤见到卫鞅便说：“刚刚国君来过，问我有谁能够继任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
　　卫鞅面无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谢。
　　公叔痤说：“想必你也猜得到，国君没有同意我的意见。”
　　卫鞅说：“是。”
　　“所以，我又向他建议，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杀掉。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后为他国所用，对我魏国不利。”
　　卫鞅没说什么，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便恢复正常。
　　公叔痤接着说：“你为我服务那么多年，到我临死的时候，却不能给你一个前途，反而要陷你于险境，真是很对不住。但我必须那样说，因为我深受魏国的恩惠，又是两朝相国，必须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
　　卫鞅说：“既然是那样，您为何又要告诉我？”
　　公叔痤说：“于公，我建议国君杀死你；于私，我却不能看着你这样白白死掉。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魏国吧，越快越好！”
　　卫鞅摇摇头，说：“我不走。”
　　“为什么？你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
　　“国君不会杀我的。”卫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您的建议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着杀死我。”
　　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叔痤便去世了。
　　果然如卫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后，他必须亲自打理国家事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迁都大梁的后续战略，他极力图谋在中原开拓领土，为此频频出访和发动战争。
　　公元前361年，魏、赵两国达成协议，魏国将榆次和阳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赵国又将旧都中牟交给魏国，以此获得魏国的繁阳（今河南省内黄）、浮水。
　　公元前357年，魏军包围韩国的宅阳，迫使韩昭侯（韩懿侯之子）与魏惠王结盟，韩国将平丘、户牖、首垣等地割让给魏国。魏国还从韩国获得了轵道（今河南省济源）和郑鹿（今河南省浚县），从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
　　这样一来，魏国在中原的土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
　　在国内，魏惠王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一是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他的统治时期，魏国开始开凿著名的鸿沟，即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当时中牟附近的大湖），又从大梁城外开凿渠道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农田，大大改良了河内的生产条件。二是加强军备，强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将军龙贾在大梁以西修筑长城，用于防备秦国的入侵。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魏国逐渐走出低谷，再度立于强国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年春天，鲁、宋、卫、韩四国国君联袂来到大梁朝觐了魏惠王，承认他是中原的霸主。
　　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叫卫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于三年前悄悄离开了魏国。
　　【最大的难题：变法还是不变】
　　卫鞅是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从大梁动身前往秦国的首都栎阳（今陕西省西安）的。
　　公元前362年，秦军攻占魏国的庞城之后，秦献公便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
　　秦国在春秋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那就是秦穆公称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后两百余年，由于晋国持续强大，秦国基本上被晋国隔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国视为狄夷。
　　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秦国趁机向东扩张，侵夺魏国的领地，又遭到吴起的迎头痛击，反而丢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区，可谓得不偿失。
　　秦献公上台后，秦国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几次对魏战争都取得胜利，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然而，和东方列强相比，秦国仍然十分闭塞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之间力量的对比。魏国仍然控制着河西地区，而且在魏惠王的领导下，又在中原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对秦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秦孝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了《求贤令》：
　　“当年我秦国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兴起，施行德政，振奋士气，向东平定晋国之乱，饮马黄河；向西称霸于戎狄，辟地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何等光大辉煌！然而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年代，接连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被三晋夺去了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献公即位后，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就是为了东伐三晋，收复失地，恢复我大秦的光荣。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谁能够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
　　一时间，天下英雄纷纷涌入秦国，身形消瘦的卫鞅混迹于其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
　　第一次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秦孝公便哈欠连天，将卫鞅打发走了，而且责怪景监：“你推荐的人狂妄无知，胡说八道，有个屁用！”
　　景监很郁闷，回来之后便问卫鞅：“你都跟主上说什么了？”
　　“帝道。”卫鞅说，“不过看来他根本听不明白，没说几句就打哈欠了。”
　　景监说：“什么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诉你，别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虚，要说就说点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别人夸大其辞、信口开河了。”
　　卫鞅想笑又不敢笑，说：“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给他说点实在的。”
　　景监倒也耐烦，过了五天，又安排卫鞅和秦孝公见了一面。没想到，两人聊了没几句，卫鞅又被赶出来了。
　　不消说，景监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来问卫鞅：“这次你又说什么了？怎么又被赶出来了？”
　　卫鞅说：“这次我说的是王道，还是不对他的胃口。”
　　景监说：“那咋整？”
　　卫鞅说：“请您再给我争取一次机会，相信我，一定会让主上满意的。”
　　过了些日子，景监果然又安排卫鞅见到了秦孝公。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客人，原来倒也有些学问，今天聊得挺开心，你让他过几天再来找我。”
　　景监松了一口气，回来告诉卫鞅。卫鞅不觉莞尔一笑，说：“我已经摸到主上的脉搏了。”
　　景监问：“你都说啥了？”
　　卫鞅说：“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须假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成。霸道则有如猛药，药力强，见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后患。主上是个性急的人，这次我给他下了点猛药，下次再加码，直接给他说强国之道，必成大事。”
　　几天之后，卫鞅和秦孝公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史记》记载，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卫鞅吸引住了，听得出了神，习惯性地想用手肘撑住席前的小方几，却撑了个空，摔倒在卫鞅面前。
　　卫鞅给秦孝公开的药，其实就是魏国李悝变法加楚国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大而言之，有四项内容：
　　一、重视农耕，发展经济；
　　二、奖励军功，提升军队战斗力；
　　三、剥夺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
　　四、废除人治，推行法治。
　　但是，光说服秦孝公还不行。长久以来，秦国的政治把持在贵族元老手中，国家大事，甚至包括国君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例如秦怀公本来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贵族们从晋国迎回来当国君的，后来又被他们抛弃，遭到围困而自杀。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原来也是流亡在魏国，长达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国的变法与强大。后来被秦国的贵族迎立为君，才将魏国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任用卫鞅变法，必须先过国内的贵族元老这一关，而他们，对于一个从魏国来的卫国人主持大局，并且一上来就叫嚷着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强烈反对的。
　　交锋在朝堂上直接展开。
　　秦孝公说了一段开场白，大概意思是，国君的责任是守护社稷，臣子的责任是维护国君。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秦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但是变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议论，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卫鞅马上说，怕这怕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主上既然决心要变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议论。而且高人行事，本来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议；有真知灼见者，一定会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发生后都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智者却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可以和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
　　“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
　　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
　　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
　　“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
　　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
　　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
　　【变法前须取信于民】
　　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
　　“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
　　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
　　“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
　　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
　　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
　　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
　　“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
　　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
　　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
　　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
　　“这是你的了。”
　　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
　　小伙子差点晕厥。
　　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
　　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
　　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
　　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
　　【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
　　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
　　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
　　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
　　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
　　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
　　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
　　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
　　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
　　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
　　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
　　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
　　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
　　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
　　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
　　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
　　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
　　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
　　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
　　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
　　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
　　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
　　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
　　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
　　《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
　　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
　　“方便得很，方便得很。”
　　“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
　　所有人都傻了眼。
　　“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
　　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
　　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
　　【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
　　《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
　　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
　　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
　　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
　　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
　　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
　　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
　　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
　　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
　　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
　　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
　　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
　　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
　　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
　　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
　　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
　　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
　　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
　　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
　　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
　　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
　　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
　　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
　　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
　　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
　　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
　　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
　　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
　　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
　　【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
　　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鞅变法的成绩。
　　“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
　　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
　　《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
　　这一等就是四年。
　　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
　　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
　　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
　　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
　　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
　　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
　　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
　　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
　　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
　　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
　　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
　　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
　　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
　　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
　　第二条，推行县制。
　　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
　　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
　　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
　　第三条，统一度量衡。
　　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
　　第四条，征收人头税。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
　　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
　　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
　　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
　　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
　　《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


　　第五章 孙膑与庞涓斗法
　　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
　　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
　　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
　　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
　　【鬼谷子的锦囊妙计】
　　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
　　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
　　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
　　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
　　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
　　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
　　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
　　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
　　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
　　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
　　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
　　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
　　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
　　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
　　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
　　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
　　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
　　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
　　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
　　“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
　　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
　　“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
　　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
　　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
　　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
　　“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
　　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
　　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
　　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
　　“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
　　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
　　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
　　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
　　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
　　“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
　　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
　　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
　　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
　　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
　　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
　　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
　　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
　　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
　　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
　　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
　　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
　　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
　　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
　　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
　　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
　　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
　　【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
　　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
　　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
　　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
　　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
　　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
　　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
　　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
　　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
　　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
　　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
　　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
　　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
　　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
　　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
　　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
　　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
　　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
　　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
　　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
　　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
　　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
　　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
　　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
　　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
　　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
　　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
　　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
　　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
　　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
　　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
　　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
　　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
　　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
　　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
　　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
　　《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
　　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
　　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
　　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
　　“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
　　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
　　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
　　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
　　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
　　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
　　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
　　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
　　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
　　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
　　“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
　　“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
　　“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
　　“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
　　“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
　　“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
　　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
　　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
　　【田忌赛马】
　　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
　　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
　　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
　　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
　　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
　　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
　　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
　　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
　　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
　　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
　　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
　　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
　　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
　　比赛再度开始。
　　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
　　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
　　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
　　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
　　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
　　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
　　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
　　“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
　　田忌说：“没有。”
　　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
　　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
　　“什么主意？”
　　“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
　　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
　　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
　　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
　　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
　　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
　　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
　　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
　　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
　　孙膑说：“有。”
　　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
　　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
　　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
　　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
　　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
　　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
　　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
　　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
　　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
　　“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
　　“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
　　“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
　　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
　　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
　　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
　　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
　　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
　　“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
　　孙膑没有再推辞，但是提出一个要求：“齐、魏之间必有一战。在那一战发生之前，请允许下臣仍旧秘密居住在田忌府中，不公开露面。而且，下臣在齐国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为什么？”
　　“为了庞涓。”
　　孙膑说着，轻轻地合上了眼睛，仿佛想起了他在大梁的痛苦岁月。
　　【围魏救赵】
　　上一章写到，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54年）冬天，赵国进攻卫国，攻占富丘及漆地。卫国向魏国求援，魏惠王派庞涓率领八万大军伐赵救卫，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
　　据《战国策》记载，大夫季梁本来外出办事，听到魏惠王要讨伐赵国，半路上又折了回来，顾不上整理衣服上的褶皱，拍掉头上的灰尘，就跑到宫里去见魏惠王，劈头盖脸地问道：“听说您已经下令庞涓讨伐赵国，有那么回事吗？”
　　魏惠王说：“是，怎么啦？”
　　“为，为什么？”
　　“赵国无故侵略卫国，寡人重振先君的霸业，出面主持公道，有何不妥？寡人还想问你呢，派你去出使楚国，怎么现在就回来了？”魏惠王不满地看着季梁。
　　“是这样的——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正驾着车往北走。我问他去哪，他说去楚国。我就奇怪了，楚国在南边，你往北走怎么可能到得了楚国呢？可他说没关系，他的马好。我说，马是好马，可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他不差钱。我说那还是不行，两码事。他又说，他的车夫技术很好。我便不再说话了。您想想看，他把方向搞错了，马又好，钱又多，车夫技术也好，这不是离楚国越来越远嘛！您现在要重振先君的霸业，想取信于天下诸侯，却又仗着兵精粮足去攻打赵国，这和想去楚国却拼命往北走有什么区别？”
　　成语“南辕北辙”，即出于此。
　　可惜的是，季梁苦口婆心，却阻挡不住魏惠王炫耀武力的雄心壮志。即便是后来秦国乘虚而入，攻占了魏国的少梁，也没有动摇魏国攻占邯郸的决心，反倒是促使庞涓加快了进攻的节奏。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353年春天，赵成侯的使者来到了临淄，请求齐威王派兵救援赵国。
　　齐威王为此召开了专题会议。
　　相国邹忌反对救赵，他认为魏军势大，庞涓又善于用兵，齐军未可与之争锋。
　　大夫段干朋等人则主张救赵，主要理由是魏国已经十分强大，如果再攻克邯郸，将赵国置于控制之下，甚至吞灭赵国，将对齐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但是到了第二天，邹忌又突然改变主意，同意了段干朋的意见。个中原因，是邹忌的一位门客公孙阅当天晚上对他说了一番话。
　　公孙阅说：“此番伐魏，田忌必定为将。如果战争获胜，则您也有功。如果战争失败，田忌不是战死就是逃亡，命运全掌握在您手上。这样的事情，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邹忌不是圣人——世界上本来也不存在圣人，公孙阅的话很轻易便打动了他。是啊，何不让田忌这个傻瓜去冲锋陷阵呢？输赢只是国家的输赢，对他邹忌来说，却是旱涝保收。
　　田忌很快被任命为远征军的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数和庞涓带领的军队一样，也是八万人。就当时而言，这已经是齐军可以出动的极限了。
　　孙膑则以军师的身份，坐在轮椅上随军出征，这也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出现的军师的形象。很多人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着羽扇坐着小车的形象感到疑惑，会提出“他又没有残疾为什么要坐轮椅”之类的问题，答案已经写在这里——五百年前，军师的祖师爷孙膑就是这么出场的。
　　田忌领受了命令之后，便立即整顿军马，准备开赴邯郸城下与庞涓决战。
　　孙膑却给了田忌一个否定的意见。
　　“恕我直言，魏国武卒横行天下数十年，所向披靡，胜多败少。如若正面交锋，八万齐军绝对不是八万魏军的对手。”
　　“可是救兵如救火，咱们如果不去邯郸城下，还能去哪？”田忌对此表示不解，“而且，庞涓将军师害成这个样子，难道您不想早点将他的头砍下来，快意恩仇吗？”
　　孙膑摇摇头：“个人恩怨总是要解决的，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不是找庞涓算账，而是如何打败魏军。我实话跟您说，庞涓虽然阴险，却不失为一代名将。我军如果不远千里赶去救火，他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击败我军不过是举手之劳。”
　　“就算是军师也斗不过他吗？”
　　“胜败条件一目了然，就算是家师鬼谷子到场也无济于事。”
　　“那我们该怎么办？邯郸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如果我们再按兵不动的话，邯郸必破无疑。主上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当不起。”田忌想到邹忌对自己的态度，不觉眉头紧皱。
　　“当然不是按兵不动。”孙膑说，“我们是来解围的，不是来打架的。解围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便会身陷其中，反受其乱。我的建议是，避实就虚，不要去邯郸，改为直接进攻大梁。”
　　“大梁？”田忌眼前一亮。
　　“没错。庞涓围攻邯郸，带走了魏国的精锐，连秦军进攻河西都不回防，可见其志在必得。但是如果我们进攻大梁的话，他绝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赶回来救援。这样一来，邯郸的压力就小了。而我们以逸待劳，在魏国与庞涓决战，主动权操纵在我们手里，获胜绝非难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计。
　　在一本名为《三十六计》的小册子中，“围魏救赵”被列为第二计，其原文为：“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意思是，攻打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散再打；打击气势旺盛的敌人，不如待其士气低落再动手。应该说，这既是孙武用兵的原则，也是孙膑兵法的精髓。
　　田忌听从了孙膑的建议。
　　从齐军跨出国门的那一天起，孙膑就开始不断地使用各种手段迷惑庞涓。
　　先是向南进攻魏国战略要地平陵（今山东省定陶）。平陵虽然城池不大，然而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历代魏君都十分重视经营平陵，将城墙修得又高又坚固，留有重兵防守。从齐国出兵进攻平陵，途中还要经过宋、卫两国之间的市丘，辎重队伍很容易遭受攻击。因此，从表面上看，齐军一出国便进攻平陵，显然是不明智的。这就给庞涓造成了一种“齐军无人”的假象。
　　部队接近平陵的时候，孙膑又命令主力停下，千里迢迢从临淄和高唐调来地方部队担任主攻。结果可想而知，齐军被打得铩羽而归。
　　消息传到邯郸城下，庞涓不禁冷笑一声，认定齐军主将田忌不过是个草包。
　　但是几天之后，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支齐军战车部队绕过平陵，轻装疾进，直接突入大梁城郊，烧掠了十几个村庄，而且放出风说，齐军主力部队即将到来，准备血洗大梁，一泄当年禀丘战败（公元前405年）之恨。
　　大梁城内人心惶惶。魏惠王沉不住气了，派人给庞涓送去一封密信，令他火速回师救援大梁，稳定局势。
　　庞涓收到密令，将半个月以来收到的信息作了一番分析，得出一个孙膑极想要他得出的判断：齐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无非是想趁火打劫，从魏国捞到一点好处罢了。
　　那样的话，邯郸之围可以不解，只需他带领少量部队火速返回国内，便可一举击败齐军。
　　他不知道，齐军所有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的昔日同窗孙膑正端坐在中军大帐中悄悄操纵着一切。这件事被列为最高机密，就连齐军中也只有少数几位高级将领知道。
　　庞涓决心快刀斩乱麻，命令魏军主力继续围攻邯郸，自己则带领两万部队偷偷离开了邯郸城下，日夜兼程赶回魏国。
　　《孙子兵法》第七篇第二条记载：“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简而言之，以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急行军必定导致士兵大量掉队。急行一百里，掉队百分之九十；急行五十里，掉队一半；急行三十里，掉队三分之一。因此，急行军乃是兵家大忌，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可轻易使用。
　　但是庞涓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他只想快点赶回国内击溃齐军，好让魏惠王放心。
　　当他带着一万余名疲惫不堪的魏军赶到桂陵（今河南省长垣）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八万名吃饱喝足、气定神闲的齐军。
　　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魏军被击溃，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
　　他被押解到齐国的中军大帐。在那里，他见到了田忌，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庞涓先是惊愕，接着大笑起来。“果然是你，果然是你！”他用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声音说，“从这场战斗一开始，我就怀疑是你在背后操纵这一切。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手段将我从邯郸城下骗到这里来？只有你，只有你有这个本事让我上当。我真后悔，当初在大梁为什么没有杀掉你，为什么要留你一条性命？杀掉你我就是天下第一了……不，你其实并不比我强，对吗？如果你比我强，又何必费尽心思将我骗到这里来，又何必躲躲藏藏不敢现身，何不在邯郸城下与我光明正大地决一死战？你还是怕我，怕我在战场上打败你。你害怕人家会说，鬼谷子最得意的弟子是庞涓，孙膑只是个废物，是个懦夫！”说罢又是一阵狂笑。
　　孙膑只是怜悯地看着庞涓，静静地等他把话说完。他不想对庞涓的话进行任何反驳。这些年来吃过的苦头使他明白人间的险恶，也明白人类的各种雕虫小技。庞涓歇斯底里也罢，装腔作势也罢，对他来说不起任何作用。他知道，自己只要轻轻一挥手，刀斧手便会将庞涓拖出去，转身拿进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不想那样做，他甚至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庞涓的双脚砍下来，再在庞涓脸上烙上一个硕大的印记。那样的话，他与庞涓又有什么区别？
　　他命人将庞涓押下去，暂且关押起来。
　　田忌忍不住问孙膑：“您难道就这样放过他？”
　　孙膑说：“邯郸局势未明，留着他还有用处。”
　　果然，几天之后消息传来，邯郸陷落了！
　　原来就在桂陵之战的同时，围攻邯郸的魏军发动一次总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城门。赵成侯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突围而出，逃往代地避难。魏军战斗力之强，委实不是吹的。
　　此后，韩国出于害怕齐国势力西扩，也加入了魏国的阵营。公元前352年，魏、韩联军在襄陵（今河南省睢县）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可见孙膑也不是百战百胜的）。
　　战争持续了两年。公元前351年，楚宣王派大将景舍调停各国争端。齐、魏、赵等国在漳水之滨缔结了和平条约，史称“漳水之盟”。
　　作为交换条件，齐国将庞涓送回了魏国，魏国则将邯郸交还了赵国。楚国从中渔利，获得魏国在睢水流域的大片土地。
　　对此，《吕氏春秋》评价道：（庞涓）围攻邯郸三年，士民疲惫，国家空虚，舆论批评，诸侯耻笑，魏国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魏文侯建立的百年霸业，根基已经松动。


　　第六章 商鞅之死
　　漳水之盟暂时解决了赵、魏、齐等国之间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但是对于魏国来说，战争尚未结束。公元前351年，秦国再度出兵进攻河西，攻克上郡的战略要地固阳（今陕西省延安）。
　　公元前350年，魏军在大将龙贾的带领下发动反攻，双方在定阳（亦在今陕西省延安境内）展开大战。几个回合下来，秦国人发现，虽然魏军在桂陵之战中遭到失败，实力却损失不大，仍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魏将龙贾也不是等闲之辈，曾经主持修建大梁以西的长城，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将才，在战场上挥洒自如，多次打得秦军丢盔弃甲。
　　双方打了一年之后，秦国主动提出和谈。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举行会盟，缔结了和平条约。魏惠王终于跌跌撞撞地稳住了局势。
　　公元前348年，刚刚即位一年多的赵肃侯来到阴晋与魏惠王相会，赵、魏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此后数年，中原基本无战事，魏国抓紧时间休养生息，原本就富庶的三河地区又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到了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感觉到元气恢复得差不多了，又忍不住蠢蠢欲动，准备以朝觐周天子为名，召集鲁、宋、卫、邹等“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重图霸业。
　　就在魏惠王紧锣密鼓地筹备会盟的时候，秦孝公突然派了一位使者来到大梁。这位使者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魏相公叔痤门下中庶子、现任秦国大良造卫鞅。
　　【自立为王的逢泽之会】
　　卫鞅的来访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魏惠王的部署。
　　按照魏惠王的本意，召集诸侯会盟，一是抬高自己的身价，二是“以西谋秦”，想发动大家都来与秦国为敌，共同挥兵西进，抢占秦国的土地，将秦国打回“老、少、边、穷”的原形，甚至从地图上抹去。
　　卫鞅一来，便对魏惠王说：“寡君听说您要举行诸侯会盟，共同朝觐周天子，特派下臣前来表示祝贺。寡君特别交代下臣问一下，秦国虽然偏小，但也是周朝的诸侯，这种尊崇王室的大好事，为什么不知会他也来参加？”话说得委婉，实际上是在告诉魏惠王，你心里打什么主意，秦孝公全知道。
　　魏惠王也是江湖老手了，马上说：“寡人不只是没邀请秦国，也没有邀请齐、楚、赵、燕、韩等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魏国是个小国，势单力薄，虽然有尊王之心，却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敢对大国发号施令。寡人这样回答，不知道秦伯是否满意？”
　　周朝的封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三晋虽然是后起之秀，却都被封为侯爵。而秦国虽然早就立国，却一直是伯爵，是以魏惠王称秦孝公为秦伯。
　　卫鞅说：“您谦虚了。魏国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带甲三十六万，北克邯郸，西围定阳，分明是天下第一强国。”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卫鞅这样说，魏惠王不觉微微一笑，面露得意之色。
　　“但是，令下臣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以魏国之强而召集诸侯会盟，为什么只请宋、卫、鲁、邹这样的小国？这些国家诚然便于驱使，却不足以支撑您的王图霸业。”
　　卫鞅说到“王图霸业”四个字，偷偷地看了魏惠王一眼，只见他两眼放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显然已经被打动了。他赶紧趁热打铁，继续说道：“依下臣之见，您不如向北争取燕国，向东讨伐齐国，则赵国必然死心塌地跟从你；向西争取秦国，向南讨伐楚国，则韩国也会听从您的指挥。您以伐齐、楚之心来顺应天下之志，则王图霸业已现。您大可以穿上王服，登上王位，以王者之尊率领天下诸侯图谋齐、楚。”
　　“王者之尊？”魏惠王打了一个激灵。谁都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王”指的是周天子。虽然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群雄并起，早就没有人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但是诸侯再大，也只是诸侯，最多到周天子那里讨个方伯（霸主）的称号，用以号令天下，还没有人敢将这个“王”字加在自己身上。当然，楚国是个例外，它一开始就自认是化外之国，还在山旮旯里茹毛饮血的时候就自封为王，中原各国打心眼里是看不起的，也是不承认的。现在卫鞅提出魏惠王也可以称王，魏惠王激动之余，不禁又打了一个问号：这样做，行得通吗？
　　卫鞅看出了魏惠王心里的犹豫，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下臣出访之前，寡君明确表示，您若称王，秦国愿意拥戴。寡君虽然不能亲自赴会，但是一定会派公子代表他参加，以示尊重。”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也许记得，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已成定局之际，孙权曾经派人给曹操送去一封信，劝他称帝。曹操大笑，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意思是，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
　　魏惠王却没有曹操的智慧，他完全被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乐滋滋地接受了卫鞅的建议。
　　他就没想想，秦孝公能对他安什么好心吗？
　　不久之后，由魏国召集的诸侯大会在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召开。宋、鲁、卫、邹等国诸侯参加了会盟。秦孝公没有食言，派公子少官前来祝贺。
　　就在这次的会盟上，魏惠王“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牌，从七星之旖”，也就是扩建宫室，制作王服，竖立天子的仪仗，过足了当天子的瘾。
　　同时他也犯下了即位以来第三个大错。
　　第一个大错：不听公叔痤的建议，既不重用卫鞅，又没有杀掉卫鞅，以至于其为秦国所用，成为魏国最大的威胁。
　　第二个大错：误以为孙膑里通齐国，判处其刖刑，结果孙膑果真为齐国所用，在桂陵大败庞涓。
　　这第三个大错，是最为严重的一个：中了卫鞅的嫁祸之计，妄自尊大，自立为王，成为天下人的公敌。
　　逢泽之会的消息传开，第一个不乐意的就是周显王。
　　周显王在位的年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王室实际上已经被一分为二，即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各自为政。饶是如此，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所有诸侯从理论上讲都是他的臣下。在历史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样的一代枭雄，立下过盖世奇功，也不敢挑战天子的名位，反而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王室第一忠臣。现在这个魏罃，祖上不过是晋国的臣子，当上诸侯也才三代，仗着手头有些兵甲，竟然妄自称王，真是太狂了！
　　作为魏惠王的盟友，韩昭侯也不乐意了。三晋本为兄弟，一同封侯，互相是平等的主体。现在魏国称王了，韩国岂不是比魏国低了一等，往后这交道还怎么打？
　　韩昭侯公开宣称，不承认魏国的王号。
　　齐国和楚国，不消说，很乐意看到魏惠王干这种得罪天下人的傻事。而魏惠王接下来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反感。
　　公元前342年，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
　　【马陵之战，庞涓殒命】
　　魏军以穰疵为将，在南梁和霍城（均在今河南省汝州）打败韩将孔夜，遂长驱直入，逼近韩国的首都新郑。
　　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威王求救。
　　齐威王仍旧是召开会议，听听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在救不救韩国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那就是一定要救。但至于何时出兵相救，则发生了分歧。
　　大夫张丐认为，迟救不如早救，如果齐国不及时出兵，韩国很有可能屈服于魏国的强大压力，臣服于魏国。
　　田忌则认为，韩国虽然战争失利，实力仍然存在。齐国如果现在就贸然介入，等于替代韩军接受魏军的进攻，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不如先静观待变，等到韩、魏两军都筋疲力尽了，齐国再出手救援韩国，可以事半功倍。
　　田忌的观点其实就是孙膑的观点。回想起来，上次魏军围攻邯郸，孙膑也是不紧不慢。他很清醒地认识到，邯郸或者新郑陷落，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重要的是打击魏军的有生力量。
　　“可是，”张丐反驳道，“一旦韩国失去信心，投降了魏国呢？魏国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岂不是更大？”
　　关于这一点，田忌也想到了。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可以派使者去新郑，向韩侯表达救援之意，坚定其抗敌的信心。至于什么时候发兵，不要急着给他一个准确的日期，让他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就行了。”
　　换而言之，先给他们画张饼充饥吧！
　　齐威王采纳了田忌的建议。说来也怪，韩国人收到齐威王开来的这张见票不付的支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士气立马高涨起来。半年之间，韩军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反攻，结果……全失败了。
　　公元前341年春天，当魏、韩两军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国终于出手。
　　这一次出手仍然是田忌与孙膑这对老搭档，用的也是“围魏救赵”的老计谋。齐军再度越过宋、卫边境，直扑魏国首都大梁。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魏国国内并不空虚。魏惠王马上派太子魏申为统帅，庞涓为上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迎击齐军。
　　当然，所谓太子为统帅，不过是挂个名来见习罢了。军中一切事务，还是由庞涓全权负责打理，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
　　事隔十二年，鬼谷子的两位门徒再度刀兵相见。
　　齐、魏两军在平陵附近相遇。庞涓摆开阵势，正想大干一场，却突然得到情报，齐军已经拔寨起营，向北逃窜。
　　庞涓一时没弄清楚孙膑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小心翼翼地派出小股部队，前进至齐军营地，确认没有埋伏之后，才率领大部队跟进。
　　在齐军营地中，庞涓命人仔细清点了齐军做饭时留下的灶眼，得出一个结论——田忌和孙膑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下十万之众。单从人数上讲，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齐军甚至没跟魏军接触就跑了，除了怯懦，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
　　“孙膑这小子，还是不敢和我正面交锋啊！”
　　庞涓心里暗自得意，命令全军紧跟齐军，寻找机会决战。
　　追了一天，庞涓再度清点齐军留下的灶眼，惊奇地发现，齐军竟然减员一半，只剩下五万多人了。
　　第三天晚上，庞涓再去数灶，判断出齐军仅剩不到三万人。毫无疑问，齐军一路北窜，一路不断有人开小差。只三天的时间，便逃亡了六七万人。
　　这里已经临近齐魏边境。庞涓看着那些星罗棋布的灶眼，突然产生了一种担心：再有两天，齐军就将逃回国内，下一次再在战场上遇到孙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十二年前在桂陵被俘的耻辱，一直深深烙在庞涓心上，甚至连睡觉都会时常梦到当时的情景。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当年如果不是孙膑狡诈地藏在暗处，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绝对不会输那一仗。
　　这就好比狮子正与狗作战，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却出其不意地咬了狮子一口。
　　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头威震天下的狮子，而孙膑不过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狮子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毒蛇咬伤，但是如果来一场面对面的决斗，狮子一定会将毒蛇碎尸万段。
　　这一次，就让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吧！让世人知道，我庞涓才是鬼谷子最得意的门生，才是天下第一兵法家。
　　带着这样的想法，庞涓命令步兵就地安营扎寨，自己和魏申只带着数千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去追击齐军。
　　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又犯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错误。
　　庞涓轻装前进的第二天，来到了齐、魏、卫三国边境一个名叫马陵的地方（今山东省范县）。
　　马陵道路狭窄，地形险恶，路的一边是山林，另一边是深沟。庞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数千名骑兵不得不下马，排成两列纵队蹒跚前行。
　　突然间，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庞涓跑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横在路中间，将道路挡得严严实实。
　　“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树搬开！”庞涓吼道，“齐军这点伎俩难道就能挡住魏国武卒的步伐？”
　　“上将军！”有人小声说道，“这树有点古怪。”
　　庞涓走上前，暮色中，只见那树的中段有一片树片被剥掉，露出白白的一块，而且似乎还写着一行字。
　　庞涓满怀疑惑，命人点燃一个火把，就着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庞涓死于此树下……”话音未落，无数弩箭飞来，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成一团。
　　所谓士兵逃亡减灶，原本就是孙膑故意安排的假象。事实上，从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起，孙膑就给庞涓设下了一个局。他通过不断的战略欺骗，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一步来到他早就挖好的陷阱中。
　　在这个陷阱周围，埋伏了整整一万名弓弩手。数千名魏军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齐军的包围圈。
　　庞涓见此情景，万念俱灰，拔出宝剑，自刭而亡。庞涓一死，魏军更无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魏申也成为齐军的俘虏。
　　庞涓的遗言只有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终于让这小子成名啦！
　　他至死都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赢了他。
　　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田忌和孙膑的“后事”作一番交代。
　　据《战国策》记载，马陵之战后，孙膑问了田忌一个问题：“将军有意干一番大事业吗？”
　　田忌心里一惊，问道：“军师所说的大事业是……”
　　“将军与成侯（邹忌被齐威王封为成侯）的矛盾，齐国皆知。您若没有立功倒也罢了，偏偏您两度打败庞涓，闻名于天下。成侯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这一战之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您现在这样回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孙膑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田忌听了，却出了一身冷汗。
　　“依在下之见，您现在手里握着十万大军，将士们都视您为神明，甘愿为您牺牲性命，您切不可束手就擒。可派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主地（今山东省淄博）。主地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是老弱病残，也能以一当十，万无一失。然后您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再派一支精锐的车骑部队奔袭临淄，则整个齐国都在您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候，成侯必定出逃，齐侯也只能听命于您——这就是在下所说的大事业。”
　　“这……这不是要我造反么？”田忌惊恐地看着孙膑。
　　“此乃形势逼人，您不这样做，就只能等着成侯来算计您。”
　　田忌连连摇头：“军师快别说了，我田忌深受国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我又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他最终没有采纳孙膑的意见。
　　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田忌也许不了解，对于鬼谷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天下就是一个棋局，帝王将相也罢，贩夫走卒也罢，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在价值上没有区别。他们超脱于世事之外，略带着一丝悲悯，一丝嘲讽，甚至是一丝冷酷，致力于设计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珍珑”①。庞涓之所以不如孙膑，并不是因为他的兵法不够强，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入世”，太热衷于名利，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最终被孙膑的棋子吃掉。而在孙、庞之后，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也已经悄然出山。与前两者相比，他们虽然不善于用兵，却更擅长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天下”这局大棋下得风生水起。
　　『①围棋术语，也称玲珑，是全局性的布局设计，构思奇巧。最著名的当然是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设计的“珍珑棋局”。』
　　事实证明，孙膑是有先见之明的。
　　马陵之战后，田忌作为英雄回到了齐国。某一天，有人带着重金来找临淄街头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自称是田忌的部下：“将军二败庞涓，名震天下，现在欲举大事，请您占卜一下，看看凶吉如何。”算命先生信以为真，给他算了一卦。不料那人刚走不久，邹忌的门客公孙阅就带着人闯进来，将算命先生逮捕，直接送到齐威王那里问话。田忌得到消息，没抱任何幻想，赶紧收拾家当逃到了楚国。
　　据国学大师钱穆推测，孙膑也跟随田忌一同来到了楚国，从此不问世事，潜心著书。传世之作《孙膑兵法》的大部分内容，应该就是在楚国完成的。
　　【商鞅作法自毙】
　　马陵之战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了。
　　公元前341年冬天，卫鞅向秦孝公上了一书：“秦、魏两国，互为心腹之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魏国占据崤山以东的肥沃土地，与秦国划河而治，形势有利就进攻秦国，形势不利就向东扩展。现在秦国主上圣明，国家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打败，尚未恢复。此时不进攻魏国，更待何时？只要能逼得魏国向东撤退，秦国就可占据崤山之固，黄河之险，进而控制东方诸国，一统天下，完成帝王之业！”
　　秦孝公对卫鞅一向言听计从，便派他为统帅，带领秦军进攻河东，威逼大梁。
　　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迎战卫鞅。
　　秦、魏两军在河东对峙。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我在魏国担任中庶子，与您相处得很快乐。现在却各为其主，刀兵相见，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想请您到营中一聚，小酌几杯，共叙旧情，订立盟约，化解兵戈，然后各自撤兵，互保平安，则两国百姓有福。不知您意下如何？”
　　公子卬欣然赴约。应该说，这既是对卫鞅的信任，也是对和平的期许。然而卫鞅却是个不怎么念旧情的人。公子卬一进秦营，便被埋伏的武士扣押起来。秦军趁机发动进攻，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
　　这一战对于魏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换取和平，魏惠王被迫向秦国妥协，归还了秦国部分河西土地。
　　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想起二十年前公叔痤对他说的话，不觉悔恨交加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回想起来，魏文侯年代，天下英雄齐聚大梁，盛极一时。自魏文侯死后，魏国先后逼走吴起，放跑卫鞅，错失孙膑，把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三位人才都拱手送给敌人。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要命的是，此后一百余年的历史中，魏国当权者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仍在犯着相同的错误——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这一战也将卫鞅在秦国的仕途送到了顶点。得胜回朝后，秦孝公封赏给他于商（今天陕西省商洛一带）十五座城邑，号称“商君”。因此，卫鞅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商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为了维护秦国的中央集权，剥夺了众多旧式贵族的特权和封邑。秦孝公封赏给他十五座城邑，等于让他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却欣然接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
　　当时有个叫赵良的人，在秦国颇有名望，到商鞅府上拜访。商鞅刚受封赏，春风得意，对赵良说：“当初秦国的风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是我用礼法规范秦人的行为，使他们男女有别，分房而居。我组织国人修建宫室城阙，把咸阳营造得像鲁国、卫国的都城一样漂亮。在您看来，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gǔ）大夫相比如何？”
　　羖即公羊。春秋时期，秦穆公年间的贤臣百里奚，据传是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买回来的，被世人称为五羖大夫。
　　赵良说：“那五羖大夫出身贫寒，秦穆公以奴隶的价格将他买回来，委以重任，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却没有人不满意。他在任期间，秦国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恩威并施，四方诸侯都来朝觐。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出门不坐车，酷热不打伞，走遍国内不带随从。他死的时候，秦国人无不痛哭流涕，连小孩都无心玩耍。他的功劳永载史册，他的德行让后人永远铭记。可是您呢，身为秦国的大良造，不为百姓造福，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惩治太子的老师，用严酷的刑法残害百姓，这是自招怨恨，积聚祸患啊！自古以来，教育百姓比命令百姓更能深入人心，而您一味使用刑法来恐吓百姓，让大家服从于您的权威。您只要出门，身后就跟着数十辆战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卫兵，沿途还要布置警卫，非如此不敢出门。恕我直言，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怎么能够跟五羖大夫相比呢？”
　　商鞅默然不语。
　　“您如果想活得长一点，就把封地交还给国君，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耕田种树，颐养天年。如果仍旧贪图荣华富贵，独揽大权，一旦时局发生变化，秦国想要杀您的人还少吗？”
　　赵良话说到这个份上，商鞅仍是沉默。毕竟，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甚至比逆流而上更难一百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改革如果不得罪人，那就不叫改革了。只要秦孝公还站在他这一边，还信任他，得罪谁他都无所谓。
　　然而，老天好像跟商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元前338年，也就是这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秦孝公突然去世了。
　　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去世前，曾经提出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是被商鞅拒绝。秦孝公此举，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出于试探，后人无从得知。
　　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王。
　　前面已经说过，秦惠王和商鞅之间，存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一直深藏于秦惠王心中，从来没被放下。
　　关于这一点，商鞅无疑也是心知肚明的，经过一番思量后，他主动向秦惠王提出要告老还乡，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太平日子。
　　和很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一样，商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我不要了，但是富贵还是给我留着吧！
　　秦惠王差点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的老师，当年被商鞅割了鼻子的那位公子虔出来说话了。
　　“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少，只知道有商君的法律，不知道有国君的权威。商君早就凌驾于国君之上，成为秦国的主人了。他现在提出告老还乡，不过是以退为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就会向您反扑。”
　　公子虔自从被割了鼻子，一度闭门不出，整整八年没有见客，后来找人装上一个面具才敢出门。他对商鞅的恨，可以说是恨到骨子里头了，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自然不遗余力要把商鞅往死里整。
　　秦惠王的另一位老师，被商鞅判了黥刑的公孙贾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向秦惠王提供了一些商鞅要谋反的“证据”。
　　在两位老师的轮番轰炸下，秦惠王很快发出了一道逮捕商鞅的密令。当然，卫士们从宫中出发前往商君府的时候，商鞅已经得到了情报。他换上一身平民的衣服，从自家的后门溜出来，迅速离开了咸阳，取小路直奔自己的封地于商。
　　他心里想，凭借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
　　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
　　“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
　　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
　　“什么？”商鞅愣了一下。
　　“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
　　“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
　　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
　　“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
　　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
　　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
　　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
　　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
　　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
　　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
　　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
　　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
　　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
　　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
　　【魏相惠施的诡辩术】
　　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
　　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
　　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①。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
　　『①古制，先君去世的当年，仍以先君名号纪年，新君于次年正月登基改元。』
　　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
　　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
　　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
　　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
　　“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
　　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
　　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
　　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
　　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
　　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
　　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
　　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
　　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
　　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
　　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
　　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
　　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姓戴，字晋人。
　　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
　　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
　　“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
　　“当然知道。”
　　“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
　　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
　　“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
　　“好吧。”
　　“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
　　“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
　　“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
　　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
　　“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
　　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
　　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
　　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
　　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
　　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
　　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
　　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
　　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
　　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
　　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
　　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
　　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
　　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
　　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
　　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
　　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
　　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
　　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
　　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
　　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
　　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
　　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
　　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
　　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
　　匡章说：“当然愿意。”
　　惠施笑而不语。
　　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
　　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
　　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


　　第七章 苏秦游说六国
　　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
　　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
　　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
　　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
　　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
　　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
　　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
　　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
　　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
　　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
　　【苏秦刺股苦读】
　　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
　　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
　　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
　　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
　　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
　　“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
　　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
　　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
　　“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
　　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
　　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
　　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
　　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
　　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
　　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
　　“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
　　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
　　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
　　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
　　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
　　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
　　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
　　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
　　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
　　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
　　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
　　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
　　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
　　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
　　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
　　“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
　　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
　　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
　　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
　　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
　　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
　　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
　　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
　　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
　　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
　　“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
　　“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
　　“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
　　“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
　　“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
　　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
　　“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
　　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
　　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
　　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
　　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
　　怎么办？
　　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
　　【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
　　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
　　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
　　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
　　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
　　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
　　“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
　　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
　　“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
　　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
　　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
　　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
　　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
　　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
　　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
　　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
　　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
　　“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
　　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
　　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
　　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
　　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
　　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
　　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
　　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
　　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
　　苏秦，你等着！
　　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
　　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
　　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
　　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
　　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
　　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
　　“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
　　“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
　　“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
　　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
　　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
　　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
　　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
　　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
　　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
　　魏国暂时得救了。
　　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远在邯郸的苏秦得到消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
　　公元前329年，苏秦以邯郸为起点，开始了华丽的合纵之旅。
　　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
　　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
　　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
　　“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
　　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
　　拿下韩国后，苏秦马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
　　“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
　　“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
　　“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我洗耳恭听。”
　　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合纵联盟。
　　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
　　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
　　“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
　　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
　　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
　　“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
　　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
　　于是，苏秦由临淄而西，来到楚国求见楚威王。
　　“楚国，乃是天下的强国；大王，乃是天下的贤君。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士卒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存粮足够十年之用，这是称霸天下的格局啊！
　　“列国之中，秦国最怕的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不守信义，帮助魏国在陉山与楚军作战，主要就是怕楚国征服魏国，对秦国构成威胁。
　　“大王如果肯听下臣之言，下臣可使山东诸国都向您进贡，听从您的领导。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女就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合纵成功，楚国便成霸王之业，即便是先君楚成王、楚庄王也不能跟您相比，不知您意下如何？”
　　男人的事业，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肚皮上。楚威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不觉热血沸腾，说：“楚国西面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寡人并不是不知道。秦国乃虎狼之国，不可以亲近。而韩、魏等国深受其害，也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大事。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秦国威逼利诱，透露机密。现在您打算联合天下诸侯抗击秦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寡人愿意举楚国之力追随您。”
　　这样一来，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便结成了合纵联盟，而苏秦则成为了合纵联盟的秘书长。
　　据《史记》记载，苏秦从楚国北上向赵肃侯复命，途经老家雒邑，随行的车马辎重及各国相送的使臣极多，有如王者出巡。周显王听到消息，这才想起苏秦就是当年帮助东周放水的苏秦，赶紧派人清扫道路，并到郊外迎接。
　　回到家中，苏秦的兄弟妻嫂都不敢正眼看他，俯伏在地上，将食案举得高高的，请他进食。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变得如此恭敬了呢？
　　他嫂子倒也实诚，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啊！”
　　苏秦由此感慨：“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就怕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假如我当初在雒邑城郊有二顷良田，我还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于是将钱分给族人和朋友。
　　苏秦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
　　据说，苏秦曾派人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咸阳。秦惠王看了之后大怒，对大夫寒泉子说：“苏秦欺人太甚，想凭一人之智，欺骗山东六国之君，发动大家一起来对付我们。可是诸侯各怀异心，是不可能齐心协力的，就像用绳子串起来的鸡，各奔东西，不能一齐上架一样。我想派人遍访各国，一一戳穿苏秦的阴谋，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
　　寒泉子不紧不慢地答了一句：“您可别着急，赵国有苏秦，咱们也有张仪啊！”
　　【张仪出手，合纵破裂】
　　张仪的反击来得很快，而且很准，一拳砸在了合纵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
　　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命张仪和公子华率军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攻势凌厉，不到半个月便迫使守军投降。
　　但是，如果以为张仪的手段仅限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
　　蒲阳陷落后，魏惠王十分紧张，赶紧派使者到咸阳去请罪。张仪代表秦惠王接待了使者。两个人寒暄了一阵，魏国使者说：“寡君不该听信苏秦的谗言，参加什么合纵联盟，与大国为敌。现在大国震怒，派兵攻击魏国，寡君也无话可说。特意派下臣前来，一是请罪，二是请您看在家乡父老的分上，在秦伯面前说说好话，原谅寡君的过失。”
　　原本以为张仪会推三阻四，没想到张仪很爽快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张仪就进宫向秦惠王汇报。回来之后对使者说：“我费尽口舌，总算不辱使命，请您回去禀报魏王，就说秦伯已经原谅他的过失，不再追究魏国加入合纵联盟的责任了。”
　　使者大喜过望。
　　张仪接着说：“为了表示亲善友好，秦伯还决定将蒲阳还给魏国。另外……秦伯还准备派公子繇到魏国当人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
　　公子繇即嬴繇，是秦惠王的儿子。使者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古以来，战败者遣子入质乃是常事，战胜者主动遣子入质，还是第一次遭。
　　“秦伯，秦伯果真是这样说的吗？”使者结结巴巴地问道。
　　“千真万确。”张仪拍了拍使者的肩膀，“作为魏国人，我能为魏国做的也就这些了。但是我私下请您提醒一下魏王，秦伯对魏国如此宽厚，魏国可不能无所表示。”
　　“那是当然。”使者赶紧点头，“下臣回去之后，立即禀报魏王，他自当准备财礼答谢秦伯。”
　　“财礼？”张仪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秦伯怎么可能收魏王的财礼，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嘛！”
　　“那您的意思是？”
　　“礼尚往来，既然秦伯将蒲阳还给了魏国，请魏王把上郡献给秦国吧。”张仪轻描淡抹地说。
　　前面说过，上郡是魏国地名。魏文侯时期，李悝曾经担任上郡守，其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共治十五个县。
　　使者忐忑不安地将张仪的话带给了魏惠王。
　　魏惠王生了一阵子闷气。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打败赵将赵疵带领的军队，取得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两城。合纵联盟的发起人赵肃侯束手无策，联盟各国都噤若寒蝉，早把当时签订盟约时写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魏惠王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将上郡拱手献给了秦国，而且表示主动退出合纵联盟，甘当秦国的臣属。
　　合纵连横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连横全胜。秦惠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任命张仪为相国。
　　秦国的官僚体制里，本来是没有相国一职的，大良造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但是当时大良造已有公孙衍担任，秦惠王为了平衡关系，特意设置相国一职，与大良造同级。可以说，这既是对张仪的肯定，也是对公孙衍的重视。但是，公孙衍对这一安排显然不满意，悄然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
　　公元前327年，张仪劝说秦惠王将焦、曲沃以及皮氏一股脑儿都归还给魏国。
　　魏惠王受宠若惊，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更加坚定了要当好秦国附庸的决心。
　　公元前326年，在张仪的操持下，秦国举行了在龙门（今陕西省韩城）的腊祭。
　　所谓腊祭，是冬天庆祝丰收、酬谢鬼神的祭祀。与庄严的庙祭不同，腊祭具有民间狂欢的意味，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龙门在黄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对峙，传说为夏禹治水时开凿，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圣地。更重要的是，龙门一带，正是秦国新取得的河西、上郡之地。
　　秦惠王以国君之尊，到龙门参与民间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史书记载为“初腊”，其目的可想而知。
　　张仪所做的这一切，在公元前325年收获了结果。
　　这一年四月，魏惠王、韩宣王带领一些小国元首来到咸阳朝觐，共推秦惠王为王。魏惠王和韩宣王还亲自为秦惠王驾车，以示尊荣。作为回报，秦惠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并且也给韩宣王进了一个王号。
　　算起来，这已经是魏惠王第三次称王了。
　　至此，除了老牌的楚国，天下诸侯中已有魏、齐、秦、韩先后称王。而秦国的这次称王，显然起到了巩固秦、魏、韩连横的作用。
　　苏秦煞费苦心建立的合纵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
　　【公孙衍重建合纵】
　　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初腊”的那年，合纵联盟的盟主赵肃侯去世了，其子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
　　公元前325年，正当秦惠王、魏惠王、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齐国将军田朌（fén）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先介绍一下，田朌是齐威王的侄子，田婴的堂弟。
　　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在徐州大获全胜，曾经想威逼齐国驱逐田婴（如前所述，齐、魏徐州相王，田婴出力甚多）。有人劝楚威王：“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朌。田朌为人忠信，有功于国，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田婴嫉妒田朌，故意不用田朌而用申缚。申缚是那种上级满意、百姓不满意的角色，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现在你如果赶走田婴，田朌必然上台，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婴的念头。
　　由此可知，田朌是齐国的名将，在诸侯之间也享有盛名。
　　来找田朌的那一位，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
　　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不计前嫌，任命他当了将军。
　　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公孙衍离开秦国，表面看是因为负气，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换而言之，公孙衍回到魏国，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这次公孙衍找田朌的情况来看，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
　　公孙衍对田朌说：“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分别由你我带领，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
　　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齐、魏攻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
　　田朌是个典型的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轻言用兵，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您把破赵说得如此容易，只怕将引致灾难。”
　　《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田朌的意思，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却如此轻描淡写，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而不能获胜，国家便危险了，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
　　公孙衍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他们就更不想打了。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大行其道，抢走咱们的饭碗。十万人攻赵，确实是少了点，但只要战端一开，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
　　公孙衍的话击中了要害。
　　田朌果然说服齐威王发兵，公孙衍也说服了魏惠王，两人各自率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
　　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
　　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
　　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
　　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
　　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
　　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
　　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
　　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
　　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
　　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
　　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
　　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
　　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
　　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
　　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
　　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
　　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
　　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
　　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
　　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
　　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
　　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
　　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
　　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
　　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
　　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


　　第八章 张仪的连横大计
　　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
　　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
　　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
　　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
　　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
　　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
　　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
　　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
　　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
　　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
　　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
　　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
　　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
　　【孟子的性善论】
　　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
　　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
　　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
　　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
　　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
　　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
　　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
　　“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
　　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
　　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
　　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
　　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
　　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
　　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
　　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
　　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
　　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魏惠王说：“没有。”
　　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
　　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
　　“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
　　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
　　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
　　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
　　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
　　“为什么这样说？”
　　“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
　　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
　　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
　　【张仪相魏】
　　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
　　《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
　　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
　　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
　　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
　　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
　　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
　　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
　　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
　　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
　　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
　　“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
　　“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
　　“很简单，依附秦国。”
　　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
　　“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
　　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
　　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
　　“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
　　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
　　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
　　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
　　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
　　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
　　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
　　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
　　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
　　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
　　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
　　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
　　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
　　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
　　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
　　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
　　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
　　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
　　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
　　齐威王说：“我不相信。”
　　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
　　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
　　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
　　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
　　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
　　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
　　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
　　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
　　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
　　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
　　【寓言大师庄子】
　　惠施在哪？
　　惠施在宋国。
　　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
　　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
　　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
　　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
　　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
　　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
　　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
　　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
　　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
　　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
　　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
　　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
　　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
　　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
　　“我是说假如，假如。”
　　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
　　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
　　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
　　“会的。”
　　“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
　　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
　　“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
　　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
　　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
　　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
　　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
　　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
　　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
　　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
　　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
　　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
　　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
　　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
　　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
　　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
　　“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
　　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
　　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
　　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
　　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
　　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
　　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
　　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
　　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
　　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
　　“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
　　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
　　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
　　惠施说：“是。”
　　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
　　惠施说：“是。”
　　“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
　　惠施无言以对。
　　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
　　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
　　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
　　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
　　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
　　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
　　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
　　“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
　　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
　　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
　　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
　　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
　　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
　　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
　　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
　　《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
　　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
　　庄周说：“当然想。”
　　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
　　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
　　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
　　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
　　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
　　【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
　　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
　　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
　　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
　　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
　　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
　　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
　　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
　　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
　　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
　　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
　　折腾！
　　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
　　瞎折腾！
　　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
　　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
　　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
　　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
　　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


　　第九章 孟子谈民权
　　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
　　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
　　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①。
　　『①现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秦其实和张仪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而是在张仪死后才现身江湖，他们的活动没有交集，本书对此持保留态度。』
　　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
　　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
　　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
　　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
　　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
　　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
　　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
　　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
　　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
　　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
　　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
　　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
　　【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
　　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
　　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
　　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
　　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
　　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
　　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饿极了也不会去吃乌头（一种植物，有剧毒），因为这玩意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但是很快会让人丧命，和饿死也没什么区别。”
　　齐威王点点头道：“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苏秦说：“大王可知道当今燕王的夫人是谁？”
　　“不知道。”
　　“是当今秦王的女儿。”苏秦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只见他眉头一皱，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掩饰过去。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易王，还是燕文公年代的事，因为那时候燕易王还只是公子，这件事在诸侯之间没有引起关注。苏秦接着说：“燕国虽然弱小，可燕王好歹也是秦王的女婿啊！您为了贪那点蝇头小利，不惜得罪强大的秦国，值得吗？秦王一怒，命令燕国为先锋，发动大军从北方征讨齐国，您这和饿了吃乌头有什么区别？”
　　苏秦连吓带骗，齐威王却被镇住了，问道：“那寡人该怎么办才好？”
　　“那还能怎么办，把城还给燕国呗！您想想看，燕王不费周折收回十座城，必然高兴，与齐国更加亲近；而秦王知道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归还燕国十座城，也一定很高兴，这是化敌为友的做法，也是取得天下人心的好机会啊！”
　　齐威王就这么被忽悠着，把十座城池还给了燕国。
　　苏秦完成使命，哼着小调回到燕国，本以为燕易王会大大地奖赏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
　　原来，就在他去齐国的时候，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并暗示苏秦很有可能与太后私通，给先王戴过绿帽子。对于燕易王来说，先王的绿帽子不是大事，但是被人说出来，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他用一句“休得胡说”封住了来人的嘴，心里却留下了一个疙瘩。苏秦回来，他也没给好脸色，而且让人给苏秦带话说：“以后您就在家歇着吧！”
　　苏秦死皮赖脸找上门去，对燕易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一介平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您却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堂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池，您本来应该更亲近我，却让我坐了冷板凳，想必是有人在您面前说我是个无信小人，是吧？”
　　燕易王应了一声，不置可否。
　　“其实人家说得对，我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苏秦突然这样说，“可是我不守信用，乃是您的福分啊！所谓忠信，不过是说一个人洁身自爱，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讲不了那么多忠信的。我去游说齐王，难道不是在欺骗他吗？我把老母亲扔在雒邑，难道不是不孝吗？假如有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和叔齐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来侍奉您，您会觉得怎么样？”
　　曾参是个大孝子；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君的儿子，互相让贤，不继承君位，后来周朝灭商，他们也不肯出来做官，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下；尾生则是古代的大情圣，与女朋友在桥下约会，女孩子没来，大水却来了，尾生抱着桥柱子不肯离开，结果被淹死。
　　燕易王说：“这样的人，寡人求之不得啊。”
　　苏秦冷笑一声：“像曾参这样的人，连离开父母在外面住一夜都不干，您又怎么能够让他不远千里来为燕国服务呢？像伯夷这样的人，宁死也不食周粟，他能为您到齐国去坑蒙拐骗？像尾生这样的人，为了一个女人而守信至死，您认为他能有办法说服齐王退还给您十座城池吗？他们那种忠信，都是假忠信，只不过贪图自己的好名声。而我的忠信，是真正的忠信，因此才会得罪您。”
　　燕易王说：“不对，不对，这世上哪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人啊？”
　　苏秦说：“有个人到远方为官，他的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私通。那个人将要回来的时候，妻子和姘头商量着要用毒酒毒死他。他的侍妾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装作打翻了酒壶，把酒都洒在地上了。那人大怒，打了侍妾五十鞭子。您说，这个女人对上保护了男主人，对下也没有泄露女主人的机密，自己却挨了一顿鞭子，难道不是因为忠信而获罪吗？我现在的境遇，难道不就是那位侍妾的境遇吗？”
　　燕易王说：“那您还是官复原职吧！”
　　苏秦赶紧谢恩。
　　燕易王又问道：“您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发生在宫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苏秦一听，面若死灰，不敢回答。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苏秦悄然离开了燕国。他给燕易王留下一封信，说：“下臣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如果到齐国工作的话，倒是能让燕国受到天下诸侯的重视。”
　　燕易王看了之后，轻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苏秦就这样来到了齐国，并且在齐国定居下来。
　　【燕国的危机：禅让岂能随意】
　　燕易王在位的时间并不长。
　　公元前323年，燕易王参加了魏国组织的五国相王。从此，燕君不称侯爵，而称为燕王。
　　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太子哙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燕王哙。
　　明眼人可能很快会发现问题——燕王哙不是一个谥号。一般而言，史书上都会用谥号来称谓天子诸侯，如周显王、秦惠王、燕文公等。一个诸侯，如果没有谥号，那就意味着他连个盖棺定论都没有，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
　　燕王哙信任一个名叫子之的人，任命他当了相国。
　　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官吏，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就像商鞅刚到秦国时的情况一样，传统贵族对于子之这种政治暴发户十分反感，他们在太子平的领导下，处处掣肘，和子之对着干。
　　蓟城中两股势力斗得不亦乐乎。太子党占据高位，把持了朝中所有重要的职务；相党群众基础扎实，提拔了大量基层干部。
　　然而，最重要的力量一直在摇摆不定——燕王哙本人对于应该支持儿子还是相国，或是和稀泥，或是各打五十大板，始终拿不定主意。
　　子之有他的秘密武器。
　　苏秦在燕国的时候，和子之关系很好，两个人结为了儿女亲家。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的关系也不错。公元前318年，苏代作为齐国使者出访燕国，燕王哙问了苏代一个问题：“齐王为人如何？”
　　这里的齐王已经是齐宣王，刚刚即位两年，工作业绩不明显，是以燕王哙有此一问。
　　苏代说：“不是霸主之才。”
　　燕王哙说：“为什么？”
　　苏代说：“因为他对有能力的大臣不够信任。”
　　燕王哙听了，若有所思。
　　就为了这几句话，子之送给了苏代黄金百两，供他在燕国开销。苏代又找到一个名叫鹿毛寿的人帮忙。
　　鹿毛寿是位方士，以炼丹导引之术深得燕王哙信任，能够随意出入燕王宫中。他对燕王哙说：“天下人都说尧贤德，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能够把天下让给许由，而许由又没有接受，尧因此有禅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提出要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也就和尧齐名了。”
　　据《庄子》记载，许由是古代的贤人。
　　尧曾经打算将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出来了，烛火还有什么意义？雨季来临了，何必要浇水灌溉？有您这样的圣人，我为什么还要占着君位？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比您差远了，一定要把君位让给您，由您来统治万民。”许由听了，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快别说这样的话，把我的耳朵都弄脏了！”
　　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如果我还要去取代您，是为了名声吗？所谓‘名’，不过是‘实’的影子，您难道是要我去追求虚幻的影子吗？鸟儿在林中筑巢，也不过是要一根树枝；鼹鼠在河里喝水，最多也不过是填饱肚子。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师即便不干活，也轮不到尸祝祭越过樽俎来替代他啊！”尸祝即祭祀官，成语“越俎代庖”，便是出于这个典故。
　　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果然宣布将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子之。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秦孝公就曾提出要让商鞅即位，魏惠王也说过要惠施代他为王，但那就像是“找个时间请你吃饭”一样的客套话，说的人装作很认真，听的人装作很惶恐，拼命推辞，最后不了了之。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子之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燕王哙的让贤，还要求燕王哙将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收回，由他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真的成为了燕国的主人，连燕王哙在他面前都必须俯首称臣。想必这也是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以来，中国权力交接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
　　太子党和相党的斗争，至此胜负已定。但是下这个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子之虽然在燕国南面称王，却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连中山这样的小国都对这件事表示极度愤怒，有当时文物“中山王方壶”铭文为证：“燕君子哙，不辨大义，不忌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寡人非之！”
　　简而言之，以臣代君，得不到周天子的承认，乃是大大的倒行逆施，寡人表示强烈的抗议！
　　中山的相国也赶紧站出来表态。作为臣子反而对君主发号施令，真是令人发指。如果要我和敬爱的国君并立于世，与诸侯相会，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
　　这一年，正是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的那年，燕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没有如约参加伐秦的军事行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时孟轲已经回到齐国，有人问及他对燕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假如你喜欢一个人，就私自把君主赐给你的官爵俸禄转赠给他，而他也欣然接受，可以吗？”
　　言下之意，燕国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没有经过周天子同意，当然不能随便送人。
　　孟轲的话说得有道理，但是不难看出，他耍了一个花招，避开了“以臣代君”这个敏感点。而且还有一句潜台词：只要周天子同意了，以臣代君也未尝不可。要知道，齐国现在的王室田氏，正是买通了周天子，“以臣代君”而上位的。
　　【齐宣王与无盐女的故事】
　　孟轲回到齐国，约是公元前319年的事。与此同时，淳于髡、邹衍等人也回到了齐国，和孟轲一道，继续在稷下学宫讲学。从那个时期开始，稷下学宫进入全盛时期，最多的时候有学者上千人。他们坐而论道，著书立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这一切，得益于齐宣王的筑巢引凤政策。
　　据《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六人，都被赏赐了宅第，而且享受上大夫的待遇。
　　那个年代临淄的房价虽然不高，一人一套单门独户的大院子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上大夫如果搁到今天，至少也是个正厅级。司马迁不无嫉妒地写道，这些人啥事都不干，成天发牢骚，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战国策》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名叫颜斶（chù）的学者来见齐宣王。齐宣王坐在堂上，很亲热地说：“快过来。”意思是，靠近一点，咱们好说话。
　　如果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听到政府官员这样召唤，肯定会满脸堆笑，弓着身子快步上前。颜斶却一动也不动，只说了三个字：“您过来。”
　　是你要跟我说话，不是我要跟你说话，当然是你过来。
　　齐宣王本来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左右一看不对劲儿，赶紧低声呵斥颜斶：“大王是君，你是臣。他可以要你过去，你怎么可以要他过来？”
　　颜斶大声说道：“我如果过去，人家会说我趋炎附势；大王如果下来，人家会说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得趋炎附势之恶名，不如让大王得礼贤下士之美名。”
　　齐宣王恼怒地说：“那你说，到底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
　　颜斶不假思索：“当然是士人尊贵。”
　　这种论调，齐宣王还是第一次听说。朝堂上的人都为颜斶捏了一把汗。只见齐宣王愣了半晌，才问道：“你这么说，有根据吗？”
　　“有。”颜斶说，“那年秦军进攻齐国，秦王下令，有谁敢在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的范围内砍柴，格杀勿论！同时又说，有谁能够砍下齐王的头，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这说明君王的脑袋，还不如士人的坟墓啊！”
　　齐宣王被说得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护主心切，纷纷跳出来指责颜斶：“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智士，仰慕大王的贤德，莫不争相投奔；四海之内，莫不臣服。现在齐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乃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士人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匹夫，徒步而行，耕种为生；没本事的，只能住在穷乡僻壤，做做看门人的工作。所以说，士人是十分低贱的。”
　　颜斶冷笑了一声道：“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大王为什么要自称寡人？”
　　大伙都愣住了，不知道颜斶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敢轻易接茬。颜斶轻蔑地环视了他们一眼，说道：“大王贤德，天下皆知，不用你们提醒我。可即便是尧，也有九名助手；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亲信；汤，有三名辅政大臣。尧、舜、禹、汤之所以成为尧、舜、禹、汤，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借助士人的力量。从古至今，还没有光靠虚名就能成就大事的人。因此君王不应羞于向别人请教，更不应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老子说得好，‘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这就是为什么君王都要自称孤，自称寡人。孤、寡是指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们却用以自称，就是为屈己尚贤，难道你们不懂吗？”
　　齐宣王在堂上听了，长叹一声，道：“君子岂可侮辱？今天的事，完全是寡人自取其辱。以后就请颜先生待在寡人身边，出必同车，食必同桌。寡人有什么问题，直接向颜先生请教。”
　　颜斶这才朝齐宣王作了一个揖，说：“吃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粗茶淡饭，我也如同吃肉一般津津有味；出行我也不愿坐车，我喜欢慢步缓行，安步当车。我要说的话，刚刚已经说完了。采不采纳，则是大王的事。就此告辞！”说完拱拱手，飘然而去。
　　后人将“安步当车”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
　　经历了这件事后，齐宣王对待学者的态度更加谦逊，求贤之心也更加强烈了。
　　淳于髡听说这件事后，主动向齐宣王推荐人才，一次便给他推荐了七个。齐宣王又高兴，又怀疑，对淳于髡说：“寡人听说，如果方圆千里之内可以发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会肩并肩排在你面前；如果上下百代之内可以出现一位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就会脚挨着脚向你走来。今天您一次就给我推荐了七位人才，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淳于髡笑道：“大王没有听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如果我们去洼地寻找柴胡、橘梗，休说短短几天，只怕几辈子也寻不着；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很快就可以找到好几车。在下不才，但是只与贤才为伍，与我交往的，都是品德高尚、才智非凡的人。我向您推荐人才，就像在河里舀水一样简单，您怎么能够嫌多呢？七个只是开头，今后我还要向您推荐更多的优秀人才。”
　　齐宣王赶紧向淳于髡道歉，并感叹说，原来世间从来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发现！于是下令广开言路，允许平民百姓进宫进谏，建议一经采纳，给予重赏。
　　无盐女钟离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宫的。
　　据《列女传》记载，钟离春是无盐（今山东省东平）人，生得“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颈，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因为这副尊容，年过三十还是个黄花闺女。但这不妨碍她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齐宣王后宫无主的大问题。
　　她一路风餐露宿，从无盐来到临淄，虽然在宫门口遇到了一些阻挠（不是因为她是平民，又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实在长得太吓人），但还是成功地进到了宫里，见到了齐宣王。
　　在介绍过自己的来路之后，她说道：“民女愿入后宫，以备洒扫。”
　　所谓以备洒扫，是谦虚的说法，表面上说是到你家擦擦桌子，扫扫地，实际上就是要嫁给你做老婆。齐宣王听了，差点晕厥，两旁文武和殿上的宫女都抿嘴偷笑。人说后宫佳丽三千，齐国后宫的美女即便没有三千，至少也有三百，个个如花似玉，青春无敌。眼前这女人长相就不用提了，年龄自称三十，看起来倒有五十，就算真的让她扫地擦桌子，地和桌子都不一定乐意，她居然要进宫当王后，这内心得多强大啊！
　　齐宣王先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但是想来想去，实在没法用什么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左看看右看看，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殿上殿下跟着便笑成一片，声震屋瓦。唯有钟离春面不改色，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
　　“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
　　“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
　　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
　　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
　　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
　　【王道与霸道】
　　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
　　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
　　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
　　“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
　　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
　　齐宣王说：“好。”
　　“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
　　“有。”
　　“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
　　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
　　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
　　齐宣王脸红了一下。
　　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
　　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
　　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
　　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
　　“不信。”
　　“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
　　“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
　　“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
　　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
　　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
　　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
　　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
　　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
　　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
　　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
　　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
　　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
　　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
　　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愿闻其详。”
　　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
　　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
　　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
　　“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
　　“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
　　“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
　　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
　　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
　　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绝交。”
　　“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
　　“撤职！”
　　“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
　　【齐宣王伐燕】
　　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
　　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
　　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
　　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
　　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
　　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
　　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
　　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
　　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
　　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
　　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
　　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
　　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
　　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
　　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
　　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
　　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
　　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
　　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
　　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
　　“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
　　“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
　　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
　　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


　　第十章 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
　　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
　　仅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
　　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
　　【司马错论伐蜀】
　　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
　　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
　　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
　　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
　　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
　　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
　　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
　　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
　　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
　　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
　　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
　　“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
　　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
　　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
　　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
　　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
　　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
　　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
　　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
　　“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
　　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
　　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
　　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
　　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
　　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
　　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
　　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
　　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
　　【合纵新旗手田文】
　　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
　　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
　　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
　　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
　　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
　　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
　　魏襄王说：“田婴。”
　　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
　　“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
　　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
　　“扔掉吧！”
　　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
　　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
　　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
　　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
　　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
　　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
　　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
　　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
　　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
　　“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
　　田婴回答不上来。
　　“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
　　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
　　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
　　“孙子。”
　　“那孙子的孙子呢？”
　　“玄孙。”
　　“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
　　“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
　　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
　　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
　　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
　　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
　　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
　　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
　　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
　　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
　　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
　　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
　　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
　　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
　　【连横大势初具规模】
　　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
　　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
　　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
　　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
　　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
　　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
　　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
　　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
　　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
　　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
　　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
　　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
　　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
　　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
　　“啊？”
　　“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
　　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
　　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
　　“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
　　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
　　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
　　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
　　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
　　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
　　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
　　“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
　　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
　　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
　　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
　　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
　　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
　　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
　　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
　　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
　　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
　　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
　　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
　　【张仪戏耍楚怀王】
　　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
　　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
　　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
　　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
　　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
　　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
　　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
　　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
　　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
　　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
　　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
　　“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
　　“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
　　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
　　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
　　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
　　“谁？”
　　“就是大王您啊！”
　　“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
　　“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
　　“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
　　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
　　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
　　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
　　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
　　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
　　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
　　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
　　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
　　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
　　“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
　　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
　　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
　　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
　　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
　　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
　　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
　　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
　　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
　　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
　　“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
　　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
　　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
　　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
　　楚怀王说：“可以。”
　　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
　　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
　　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
　　【郑袖的枕边风】
　　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
　　秦国兵分三路反击。
　　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
　　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
　　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
　　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
　　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
　　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
　　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
　　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
　　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
　　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
　　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
　　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
　　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
　　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
　　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
　　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
　　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
　　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
　　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
　　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
　　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
　　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
　　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
　　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
　　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
　　“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
　　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就这样，张仪又来到了楚国。
　　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楚国。第一次是他籍籍无名的时候，在令尹昭阳府上为门客，曾经被怀疑为小偷而遭到暴打；第二次是前几年访楚，把楚怀王当猴耍了。这一次，他却是将自身当作筹码，为秦国换取土地而来。
　　当他进入郢都的城门的时候，内心是否五味杂陈，后人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他偷偷地派自己的心腹去找了一个人。
　　一个叫做靳尚的人。
　　当张仪还是昭阳的门客的时候，就和靳尚关系很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兄弟。这一次，张仪要依靠靳尚这位兄弟来为自己找一条后路。
　　因为靳尚与郑袖的关系很好。而郑袖，是楚怀王的夫人。
　　什么风都比不过枕边风，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中国官场一半以上的游戏规则。
　　楚怀王见到张仪，二话不说，命人将张仪绑起来，押入死牢。这回他算是学聪明了，不让张仪有说话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上当。
　　但是他没想到，张仪不说话，靳尚却在他的后宫掀起了一场暴风“醋”雨。
　　“难道您没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吗？”靳尚问郑袖。
　　“什么危险？”
　　“秦王十分宠信张仪，大王却将张仪抓了起来。我听说，秦王为了解救张仪，打算将上庸之地六县献给大王。”
　　“那是好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郑袖继续对着铜镜顾影自怜。
　　“咳，您听我说完。秦王还精选了一位美人，又从秦宫中挑选了十名能歌善舞的宫女当作陪嫁，正准备送到郢都来呢！”
　　就听到“哗啦”一片响，郑袖跟前一案几的化妆品都被扫落在地。
　　关于郑袖，有必要介绍一下，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醋坛子。
　　据《韩非子》记载，有一次魏国给楚怀王送来一个美女，楚怀王很喜欢，对她十分宠爱。郑袖一反常态，也对这位魏妃十分宠爱，甚至超过楚怀王。但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总是先给魏妃送去，看到魏妃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了，郑袖才摆出一副释然的样子，拉着她说这说那。
　　男人们最享受的就是这种妻妾和谐的齐人之福了。楚怀王看到郑袖如此大方，时常感叹道：“夫人知道寡人喜爱新人，因此比寡人更喜爱她，这才是孝子养亲、忠臣事君之道啊！”
　　有一天郑袖对魏妃说：“后宫这么多女人，我看大王最宠爱的就是你了。但是大王也曾经对我提起过，他对你的鼻子不是很满意……这种事情，我本来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们是好姐妹呢？你如果想在大王面前长期保持美好的形象，以后可以拿一朵花放在鼻子前面遮掩一下，又优雅又自然。大王看了，不知道多着迷呢！”
　　魏妃不知是计，再度见到楚怀王的时候，果然捏着一朵梅花，故作扭捏状。楚怀王一开始还很受用，久而久之便有点狐疑了。他问郑袖：“魏妃见到寡人，总是以花掩鼻，这是怎么回事？”
　　郑袖连忙说：“您别问我，我可不知道。”
　　她越是这样，楚怀王越是追着她问。被逼不过了，她才支支吾吾地说：“听人说，她是讨厌大王有狐臭。”
　　楚怀王气得浑身发抖，想都没想就下令道：“劓之！”也就是处以割鼻之刑。郑袖生怕楚怀王反悔，马上对内侍说：“大王已经下令了，还不快去执行？”
　　可怜的魏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割去了鼻子。
　　从这个故事不难推测郑袖听说秦王要送美女到楚国来的时候，是何等恼怒。
　　她马上去找楚怀王，说：“人各为其主，张仪就算得罪了您，也不过是为了国家，没什么好责怪的。再说，您现在这样对待张仪，秦王肯定会以此为借口，兴兵来讨伐。请您把臣妾母子都迁到江南去，免得成为秦人的鱼肉。”说着就哭了起来。
　　郑袖这么一哭，楚怀王就没了主意。他把自己关在卧室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释放了张仪，并且礼送出境。
　　当时有位楚国大夫出使齐国，正在回来的路上。当他回到郢都，听说张仪刚被放走，气得直跺脚，质问楚怀王道：“张仪把咱们骗得这么惨，全楚国人都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您为什么又把他放了？”
　　楚怀王无言以对。
　　这位大夫乃楚国的名门之后，姓屈，名平，字原。世人一般称其为屈原。


　　第十一章 秦武王之死
　　公元前310年，张仪风尘仆仆从楚国回到秦国，还未进入咸阳，就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秦惠王去世了。
　　秦惠王的一生，不用过多评述，有几件大事是可圈可点的。
　　第一是杀商鞅。杀商鞅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了不得的是他杀了商鞅之后，仍然坚持用商鞅制订的法律，没有走回头路。韩非子说“秦用商鞅而富强”，秦孝公当然居功至伟，秦惠王其实也功不可没。
　　第二是重用张仪，采取连横政策，削弱了魏国，压制了韩国，打败了楚国和齐国，震慑了赵国。秦惠王时期，秦国对天下诸侯威逼利诱，拉拢打击，翻云覆雨，取舍予夺，将“纵横捭阖”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第三是采用司马错的巴蜀战略，在增强秦国国家实力的同时，还对楚国形成了强大的威胁，与张仪的连横政策形成互补，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是起用了樗里疾、魏章、甘茂等一批优秀将领，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蓝田行云流水般五战五胜，写下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得东方各国从此患上“恐秦症”。
　　秦惠王死后，太子嬴荡（好名字！）即位，嬴荡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武王。
　　秦武王是个标准的武人，身高体壮，力大无穷，喜爱舞枪弄棒，与当时秦国有名的武士任鄙、乌获、孟说打得火热。他一上台，就把这三个人封做大官。
　　可想而知，秦武王对于张仪这种单靠嘴皮子吃饭的男人，是很看不起的。
　　秦国朝中有很多大臣也看不起张仪。当然，他们更多是嫉妒张仪的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秦惠王在的时候，他们拿张仪没办法；现在秦惠王死了，他们觉得时机已到，纷纷围到秦武王身边，七嘴八舌地说张仪的坏话。
　　火力集中到一点：张仪“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意思是张仪是个无信小人，到哪都是出卖国家以获取个人利益。
　　有人更是放言，如果秦国还要用张仪，将被天下人耻笑。
　　群臣的意见和秦武王一拍即合。
　　【张仪的脱身之计】
　　张仪回到咸阳，便发现空气不对。对于久经江湖的他来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一朝天子一朝臣，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却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
　　第一件事，丹阳之战的有功之臣魏章，原本也是魏国人，是张仪推荐给秦惠王的，历来被视为他的同党，现在受到牵连，坐了冷板凳。
　　第二件事，张仪多年的宿敌公孙衍居然放着韩国的相国不做，又来到了秦国。秦武王虽然还没有给其任命什么职务，但是此人已经可以自由出入王宫，非同小可。
　　第三件事，甘茂原本是楚国人，经张仪和樗里疾引见，才受到秦惠王重用，平日里关系也不错，现在却开始有意回避张仪。
　　当然，甘茂见到张仪还是很客气，只是每当张仪想跟他说点什么的时候，他就打着哈哈说：“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
　　好个啥？分明的阴云密布，风雨将至！
　　种种迹象表明，张仪如果继续待在秦国，很有可能步商鞅的后尘。
　　但是离开秦国又能去哪里呢？
　　放眼天下，能够得罪的诸侯，张仪都得罪了——齐宣王和楚怀王对他恨之入骨；魏襄王和韩襄王（韩宣王于公元前312年去世，太子韩仓即位，是为韩襄王）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赵武灵王性烈如火，根本不吃他那一套；燕昭王倒是跟他没什么瓜葛，但是以燕国现在的状况，估计不想惹任何麻烦上身。
　　张仪倒不怕得罪诸侯。二十年来，他凭着一副三寸不烂之舌出入各国宫廷，颠三倒四，搬弄是非，很多时候是在刀尖上跳舞，凶险万分。然而他从来没有感觉过害怕，因为他知道，只要有秦王在背后为他撑腰，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
　　可是这一次，连秦王都不站在他这一边了。他就像那只曾经领着老虎行走于百兽之间的狐狸，突然发现老虎已经对他目露凶光，不由得寒意顿生。
　　显然老虎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吃了他。然而，一旦老虎下定决心，他势必无处可逃——即便他能逃离虎口，那些曾经被他戏弄的百兽，又怎么可能放过他？
　　他必须在秦武王对他下手之前，为自己找到一条后路。
　　有一天，他对秦武王说：“下臣为秦国服务多年，现在已经老迈不堪，不能再为大王奔走了，但仍想为秦国发挥一点余热，不知大王能不能批准？”
　　秦武王不冷不热地说：“你说吧。”
　　张仪说：“大王英明神武，有号令天下之志，下臣我是十分钦佩的。可是号令天下，既要有强大的武力，也要有恰当的时机。如果东方各国相安无事，而大王贸然出师，只怕引起诸侯的公愤，则田文、苏秦之流将趁势而起，再举合纵之旗，对我秦国那是大大不利。相反，如果东方各国互相残杀，大王您就有机可乘，师出有名。”
　　秦武王微微点头，示意张仪继续往下说。
　　“现在，齐王因为我拆散了齐、楚之间的同盟，十分讨厌我。但凡我所在的地方，他必定兴师征讨。我在此恳请大王把我这把老骨头派到魏国去，引诱齐国来进攻魏国。齐、魏两国交兵，大王就可兵出函谷，装作要讨伐韩国三川的样子，但是并不一定要进攻，只是将大军驻扎在周朝的地界，威逼周天子交出九鼎和天下的地图，这才是称王的大业啊。”
　　说来说去，又回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话题上来了。
　　秦武王虽然讨厌张仪，听了这番话却不免热血沸腾。他和秦惠王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和荣耀的欲望。换而言之，秦惠王或许对周天子还多少有些敬畏，秦武王却只将周天子当作个行货，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九鼎扛回咸阳的。
　　秦武王甚至突然觉得，原来张仪也不是那么惹人讨厌的。如果把张仪派到魏国去，可以引发齐国进攻魏国，也算是废物利用，总比杀了他要强。
　　毕竟，刚上台就杀先王的重臣，有点说不过去。
　　想到这一层，秦武王说道：“那就辛苦你了。”
　　张仪赶紧下拜领命。
　　秦武王又说：“既然你代表秦国去魏国，不能过于寒碜。这样吧，寡人派魏章担任你的副手，再给你革车三十乘，别让魏王小瞧了咱们。”
　　秦武王心里暗自得意：这可真是一举两得，连魏章也打发走了，从此眼不见心不烦，通体舒泰。
　　张仪等的就是这句话。
　　“代表秦国”。只要有这顶帽子戴在头上，他便走遍天下都不怕，到魏国更是轻车熟路，不在话下。
　　就这样，张仪以秦国常驻魏国代表的身份，风风光光地来到了魏都大梁。
　　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果然兴师伐魏。
　　魏襄王害怕了。张仪却很镇定，他对魏襄王说：“有我在，您不用担心。我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齐国退兵。”
　　张仪派门客冯喜装作楚国人前往齐国，对齐宣王说：“天下人都知道大王痛恨张仪，可是现在张仪被秦王赶到了魏国，您却想方设法让他重新获得秦王的信任。您这样优待他，可真让人看不懂。”
　　齐宣王说：“胡说，张仪在哪，我就派兵打到哪，怎么是让他获得秦王的信任呢？”
　　冯喜说：“您有所不知，张仪离开秦国的时候，和秦王有个约定……”于是将张仪对秦武王说过的话，又原原本本转述给了齐宣王，然后说道，“大王兴兵伐魏，正中秦王下怀。秦王一高兴，说不定又宣召张仪回国了，这不是让他重新获得秦王信任吗？”
　　齐宣王一拍脑袋：“幸好有您提醒，差点上了张仪的当了。”
　　魏襄王不知道张仪使了什么招数，只知道齐国在张仪的劝说下果然退兵了，不禁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任命他当了相国。
　　一年后，张仪在魏国去世，享年不详。
　　魏章从此没有记载，不知所终。
　　【与国君盟誓：甘茂的谨慎】
　　张仪离开秦国后，秦武王就将相国的职务一分为二，分别任命樗里疾和甘茂为左右丞相。
　　甘茂原本是楚国下蔡（今安徽省凤台）人，自幼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之说。秦惠王年间，通过樗里疾和张仪引见，甘茂入秦为将。汉中之战中，甘茂得到魏章配合，一举夺得楚国汉中六百里地，名声大振。秦武王即位后，蜀地发生叛乱，甘茂入蜀平叛，又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了秦武王的心腹爱将。
　　有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
　　据《战国策》记载，秦武王曾经对甘茂说：“楚国派来的使臣，多半能言善辩，常常把我搞得无言以对，该怎么办？”
　　甘茂说：“这有什么难的！如果那些会说话的人出使我国，大王就故意为难他，不让他完成使命；如果是那些不会说话的人来了，大王就让他顺利办完事，早早回去交差。这样一来，楚国就不会再派那些会说话的人过来，而是派那些不会说话的，大王就可以轻松对付他们了。”
　　这都什么主意？只有在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出这样的点子吧！
　　值得一提的是，张仪虽然被排挤出了秦国，他献给秦武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却被秦武王全盘接受。
　　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开始了“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的行动，命令甘茂出兵攻打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
　　甘茂接受了任务，但是向秦武王请求：“请让我先到魏国跑一趟，说服魏王共同出兵讨伐韩国。”
　　同时又提出，要庶长向寿担任他的副手。
　　秦武王心想，还是甘茂考虑得周到，秦国出兵，如果能够得到魏国的响应，就理直气壮多了，于是同意了甘茂的请求。
　　甘茂到了魏国，还没抵达大梁，就在中途停了下来。他对向寿说：“请你马上回秦国向大王汇报，就说魏王已经听从甘茂的建议，准备共同发兵进攻韩国。但是甘茂突然又变了卦，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韩国了。”
　　向寿说：“啊？”
　　且不说向寿的脑瓜子一向不怎么灵光（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就算是个聪明人，恐怕也会对甘茂此举感到不理解吧。
　　甘茂没有理会向寿的疑惑，说道：“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只要你把这话原原本本传达给了大王，此次出访魏国的首功就是你的。”
　　向寿似懂非懂，但还是服从了命令，回到秦国，将甘茂的话转告了秦武王。
　　秦武王一听就急了，立即从咸阳出发，来到秦魏边境的小城息壤（地名，今不详），宣召甘茂前来相见。
　　甘茂来到后，秦武王只问了三个字：“为什么？”
　　甘茂没有回答秦武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大王听说过曾参吗？”
　　曾参是孔丘的得意弟子，以孝道闻名天下。秦武王虽然是武人，对曾参也还是多少有些了解。
　　秦武王说：“听说过。”
　　甘茂说：“当初曾参在老家费邑，有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有人好心跑过来对曾参的母亲说，‘你儿子杀人啦！’那老太太连头都不抬，继续织布。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跑来说，‘你儿子曾参杀人啦！’老太太还是无动于衷。没过多久，又有第三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你赶快跑吧！’老太太赶紧扔下梭子，连鞋子都没穿好，翻墙就跑掉了。”
　　秦武王听了，不禁莞尔一笑，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甘茂说：“大王派我攻打宜阳。宜阳是个大县，上党和南阳的物资长期以来都贮存在那里。它名义上是个县城，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郡。现在您命令我不避险阻，行军千里去攻打宜阳，我实话实说，不是那么容易得手的。时间一长，朝中难免有人会说我的闲话。我知道您信任我，可即便是曾参那样的人品，再加上他母亲对他的了解，只需三个人的谣言，就把他母亲吓成那样。我的品德比不上曾参，咸阳城中想说我坏话人也不止三个，我害怕有朝一日您也会像曾参的母亲那样，吓得扔掉梭子跳墙而逃啊！”
　　秦武王拍着胸脯说：“你大可放心，我不会那样。”
　　甘茂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大王服务。先王在世的时候，张仪为秦国开拓疆土，人们不是称赞张仪的才干，而是歌颂先王的英明。当年乐羊花了三年时间打下中山，还喝了自己儿子的肉羹，胜利回朝论功行赏的时候，魏文侯却拿给他一箱子诽谤他的举报信。乐羊大为感慨，对魏文侯说，灭掉中山不是乐羊的功劳，而是主公的功劳。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漂泊到秦国的异乡人，承蒙大王不嫌弃，被委以重任，嫉妒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其他人便也罢了，如果樗里疾、公孙衍这些人都劝说您不要攻打韩国，您必定会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来，您就欺骗了魏王。韩国的相国公仲朋（公孙衍离开后，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
　　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
　　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
　　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
　　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
　　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
　　怎么捞？
　　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
　　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
　　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
　　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
　　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
　　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
　　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
　　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
　　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
　　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
　　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
　　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
　　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
　　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
　　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
　　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
　　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
　　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
　　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
　　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
　　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
　　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
　　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
　　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
　　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
　　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
　　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
　　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
　　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
　　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
　　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
　　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
　　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
　　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
　　现在就看甘茂的了！
　　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
　　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
　　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
　　左成说了一个字：“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
　　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
　　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
　　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
　　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
　　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
　　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
　　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
　　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
　　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
　　【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
　　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
　　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
　　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
　　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
　　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
　　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
　　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
　　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
　　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
　　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
　　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
　　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
　　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
　　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
　　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
　　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
　　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
　　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
　　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
　　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
　　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
　　《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
　　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
　　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
　　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
　　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
　　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
　　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
　　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
　　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
　　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
　　“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
　　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
　　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
　　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
　　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
　　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
　　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
　　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
　　【美男计拯救韩国】
　　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
　　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
　　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
　　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
　　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
　　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
　　秦昭王即位后，魏厓立刻被任命为将军，负责咸阳的警备。这个职务，相当于清代的京城九门提督，或者现代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级别虽然不是最高，却极其关键。
　　魏厓没有辜负秦昭王——不，应该说是宣太后的信任。不久之后，秦昭王的几个兄弟和朝中部分大臣阴谋作乱。魏厓果断出击，雷厉风行地扑灭了叛乱，诛杀了一批王子大臣。秦武王的母亲牵连其中，也被处死。秦武王的王后则被驱逐出境。魏厓“威震秦国”，秦国自此进入了“宣太后自治，魏厓为政”的时期（此后数十年，这个女人将左右秦国的命运，直到一个名叫范雎的人出现）。
　　秦国政局的变化，对于楚怀王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第一，秦国动荡，则无暇顾及对外兼并。公元前306年，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趁机派兵入侵越国，一举将越国消灭，在那里设立了江东郡，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
　　第二，宣太后本为楚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万事好商量。
　　公元前305年，楚怀王悍然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楚军在大将昭应的率领下，再度包围雍氏，第二次雍氏之战爆发。
　　宜阳之战后，韩国已经向秦国屈服，成为了秦国的盟国。楚怀王此举，虽然不是直接对秦国宣战，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秦国的利益。
　　韩国派到秦国的求援使者一批接一批，五个月过去了，秦国却没有任何动静。
　　也许宣太后觉得，跟自己的娘家人动武，始终是有点拉不下这个面子吧。
　　韩襄王急了，又派大夫尚靳出使秦国。
　　需要说明的是，尚靳生得一表人才，是韩国有名的美男子。他对秦昭王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平时就是一道屏障，战时就是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国却坐视不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有损于秦国的威名。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请大王三思。”
　　秦昭王还是默然不语——他早就想出兵了，只不过每天上朝的时候，宣太后就坐在屏风后面听政，哪里轮得到他拿主意？
　　尚靳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准备休息，就有人从王宫中来传话：“太后宣召韩国使臣觐见。”
　　尚靳满腹狐疑，赶紧又穿好礼服，跟着来人来到王宫。更令他惊奇的是，他被径直领到宣太后的寝宫。而且，当他见到宣太后的时候，发现偌大的宫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
　　巨大的红烛无声地燃烧，而宣太后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身体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尚靳面前。尚靳想看又不敢看，只好赶紧将头低下。
　　这一年，秦昭王不过二十岁，以此推论，宣太后也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她坐在绣榻上，上下打量了尚靳一番，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见您吗？”
　　她的口音有一种夏日午后般的慵懒韵味。尚靳不禁心神一摇，说：“不知道。”
　　宣太后说：“韩国派到咸阳来的使者，前后也有十几位了，只有您说话有条有理，能够打动我。”
　　尚靳还是低着头，说道：“谢太后赏识。”却良久没有听到回音。他正在猜疑，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只见宣太后莲足轻移，已经到了跟前。尚靳脑门冒汗，惶恐不已。宣太后却似嘲笑他般，“咯咯”地笑起来，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前我服侍先王，有时候一起睡觉，他会把一条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受不了，太重了！可是，如果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我反而不觉得重了，您说这是为什么？”
　　这究竟是哪门子问题！尚靳的心“扑腾扑腾”直跳，哪里敢回答？宣太后看到他那副窘样，不觉嫣然一笑，道：“您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因为我感觉到舒服、愉快呀！现在您想要秦国出兵救援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是救不了的。要解救韩国于危亡，每天都要耗费千金以上。您说，要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不应该让我舒服一下吗？”说着，柔荑般的手已经搭在了尚靳的肩膀上。
　　……（以上省略五百七十一字。）
　　尚靳回到韩国，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他没有上朝复命，而是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其间给韩襄王写了一封信。
　　信上简单地说：“下臣已经为国家尽力，请大王再派一个人去和秦国的大臣交涉，应该不会有阻力了。”
　　韩襄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又派大夫张翠前往秦国。
　　这位张翠也是个人才，接到命令后，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先在家里磨了几天洋工，然后才慢吞吞从新郑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算下来平均每天少走了一百里路，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秦国。
　　甘茂见到他，关切地问道：“韩国形势紧急吗？竟然让先生抱病而来。”
　　张翠咳嗽了半天，才说：“不紧急，一点也不紧急。”
　　甘茂愣了一下，说：“您别乱说了，我们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您骗不了我的。”
　　张翠说：“我不是骗您。您想想看，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向楚国投降，臣服于楚国，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我明白了。”
　　甘茂马上去找秦昭王，说：“韩国的相国公仲朋，一直是亲近秦国的。现在雍氏被楚国围困长达五个月，秦军却不去援救，这样很快就会失去韩国啊！如果楚国得到了韩国，魏国势必跟着屈服，这样楚、韩、魏三国就形成了对付秦国的统一战线，对秦国将是大大的不利。该怎么办，请大王明示！”
　　秦昭王眉头紧锁，不敢轻易回复甘茂。这时屏风后传来宣太后轻轻的一声咳嗽，接着听到她说了一句：“事关秦国安危，大王就自己做主吧。”
　　秦昭王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将手一挥，大声道：“丞相，马上出兵，救援韩国！”
　　甘茂赶紧下拜听命，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这太后的心思，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啊！
　　【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
　　楚怀王听到秦国出兵的消息，立刻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撤军。
　　他进攻雍氏，只是为了试探宣太后的底线。现在看来，宣太后果然是顾念亲情，否则也不会顶住整整五个月不发兵。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了。
　　不久之后，秦昭王任命向寿当了宜阳太守。
　　前面说过，宜阳是个大县，规模相当于一个郡，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既可作为秦国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也可用来控制周王室，所以宜阳太守的人选相当重要。
　　脑袋一向不怎么灵光的向寿居然获此重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
　　但是，如果知道向寿原本是宣太后母亲家的亲戚，且自幼和秦昭王一起长大，小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便不难理解了。
　　向寿到了宜阳任上，第一件事便是出访楚国，替宣太后慰问娘家的亲人。
　　楚怀王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亲自带领群臣到郢都城郊迎接向寿，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千方百计拉拢他。向寿在秦武王时代，本来只是个庶长。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官僚体系中，左庶长位列第十级，右庶长位列第十一级，都不是什么大官。秦昭王一上台，他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宜阳太守，而且受到楚怀王这种优待，难免有些飘飘然。
　　“原来太守是如此尊贵啊！”他乐滋滋地想。
　　当楚怀王提出，秦楚两国应该和平友好、共治天下的时候，向寿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他在郢都盘桓了多日，志得意满地带着楚怀王送给他和宣太后的大批财礼，回到了宜阳。
　　此后，宜阳和郢都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公仲朋的警惕。
　　对于韩国来说，处世之道就在于利用秦、楚两国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空间。秦国打来了，就投靠楚国；楚国打来了，就投靠秦国。如果秦国和楚国都打来了，那就基本上没救了。
　　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三种状况。而且有可靠的情报说明，向寿正在酝酿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且楚怀王也在积极响应，准备出兵配合。
　　情急之下，公仲朋找到苏秦的弟弟苏代，要他想办法避免这场战事发生。
　　有必要说明一下，苏秦自打当年从燕国到了齐国，就不太管合纵的事了，而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一说苏代是苏秦的哥哥，本书持保留态度）一道，奔走于中原各国，做起了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画符消灾的国际掮客。
　　第二次雍氏之战的时候，韩国曾经向周朝借人借粮——说是借，其实也就是强行摊派。周赧王为此很忧愁，有人便向周赧王推荐了苏代。苏代得了周朝的好处，来到韩国求见公仲朋，说：“楚军统帅昭应在出发前，曾经向楚王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就能攻下雍氏。现在已经五个月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昭应的处境十分困窘，楚王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现在您向周王室提出借人借粮，岂不是告诉楚国人，其实韩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吗？楚王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必定改变对昭应的态度，继续给他增兵，雍氏必克无疑。”
　　就这一番话，使得公仲朋打消了向周朝借人借粮的念头，也让他认识到了苏代的厉害。
　　他深信，只要苏代出马，说服区区向寿不是问题。
　　苏代来到宜阳，开门见山地对向寿说：“禽兽被逼急了，也可以把猎人的车子撞翻。您现在让秦国和楚国联合起来，无非是为了对付韩国。韩国如果灭亡了，公仲朋就会带领自己豢养的死士潜入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取您性命。出于对您的敬仰，我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韩国逼到绝路？”
　　向寿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可没那个意思！秦、楚两国睦邻友好，绝对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回去转告公仲朋，就说秦、韩两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不存在敌对的想法。”
　　苏代说：“那就太好了！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向寿说：“您说吧。”
　　苏代说：“我听说，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尊重。现在秦王亲近您，还不如亲近公孙衍；秦王赏识您的才能，不如赏识甘茂。可是秦王却将宜阳交给您镇守，让您单独参与国家大事，这是公孙衍和甘茂都得不到的，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向寿傻乎乎地说：“因为……太后？”
　　“这可不敢说，不敢说！”苏代赶紧封住他的嘴，“那是因为他们各怀心思。公孙衍亲近魏国，甘茂总和韩国勾勾搭搭，秦王对此感到很不放心。”
　　向寿嘴巴张得老大，说道：“原来是这样啊！”
　　苏代说：“天下强国，非秦即楚，非楚即秦。秦国和楚国，现在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始终是要刀兵相见的。现在您却和楚王打得火热，这是走公孙衍和甘茂的老路，秦王对此已经颇有看法，您很危险啊！”
　　向寿说：“那我该怎么办？”
　　苏代说：“依我之见，您现在最好中止和楚王的来往，加强与韩国的交往，同时向秦王提出一些对付楚国的建议。秦王知道您和楚国关系密切，您这样做，他就会认为您不徇私情，一心为公，对您会更加信任。”
　　向寿大喜道：“太好了，我听您的。”
　　苏代说：“且慢，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甘茂为了与韩国和解，正准备说服秦王将当年占领的武遂还给韩国，而且要向韩国送还宜阳的韩国居民。这等于跟您抢功，可是大大的不利于您！”
　　向寿一下子又跌入低谷，连声说：“怎么办？”
　　苏代心里暗笑：这个傻瓜太好对付了，难怪当年甘茂指名道姓要他当出使魏国的副手，原来根本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苏代说道：“我有一计。楚国不是还占领着韩国的颍川吗？您可以趁着现在和楚王关系好，要求楚王向韩国归还颍川。这事办得成的话，韩国感谢您；办不成，韩国也会因此向秦国靠拢，功劳还是您的。”
　　向寿完全接受了苏代的意见，果然向楚怀王提出归还韩国颍川。楚怀王有没有答应，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和楚国联合进攻韩国的事，就这样泡汤了。
　　后来甘茂向秦昭王提出向韩国归还武遂。甘茂的本意，当然不是讨好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收买韩国，好让韩国死心塌地跟着秦国走。但是，向寿经过苏代这位高人的点拨，已经认定甘茂这样做是有私人目的，于是和公孙衍联合起来反对甘茂。
　　秦昭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甘茂的意见。
　　向寿极为恼火，跑到宣太后那里说甘茂的坏话。
　　宣太后一旦怀疑某人，某人就肯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甘茂和张仪一样，是那种见势不妙脚底抹油的人，不待宣太后兴师问罪，便悄悄离开了秦国，投奔齐国而去。
　　巧的是，甘茂刚出函谷关，就遇到了苏代的哥哥苏秦。
　　两人寒暄一阵后，甘茂问苏秦：“您听过江上女子的故事吗？”
　　苏秦当然没听过。
　　甘茂便跟他讲了江上女子的故事。江上缝补渔网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穷的，买不起蜡烛，总是沾人家的光。其他女子在一起商量，要把她赶走，她说：“我买不起蜡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就打扫屋子，铺好席子。我借用你们的烛光，烛光又不会因此减少，而我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走我？”其他女子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让她留下来了。
　　“现在，我没有才能，被秦国赶走，正准备投奔齐国，愿意为您扫扫屋子，铺铺席子，请您不要把我赶走。”甘茂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里看得出是当年攻克宜阳、斩首六万的秦国丞相？
　　苏秦唏嘘不已，对他说道：“您放心去齐国吧，我会想办法让齐王尊重您。”
　　苏秦来到咸阳，对秦昭王说：“我听说甘茂跑到齐国去了，赶紧入关来见您。甘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秦国已经受到几代国君的重用，关中的地形他都十分了解。如果他为齐国所用，联合魏、韩等国，反过来进攻秦国，那就不太好办了。”
　　秦昭王一听也很紧张：“那可怎么办？”
　　苏秦说：“您赶紧派人带着重礼到齐国看他，许以高官厚禄，将他骗回来。他一回来，就将他软禁起来，关他一辈子。”
　　秦昭王说：“好。”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甘茂为相国，让使者带着相印和礼物去齐国接甘茂。
　　甘茂拒绝了。
　　苏秦回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甘茂可是个贤能之士，现在秦王派人带着相印来迎接他回国，他都拒绝了，愿意留在齐国做大王的臣子。请问大王将给他什么样的待遇？”
　　齐宣王说：“那还用说？秦国给他什么待遇，寡人就给他什么待遇。”
　　就这样，甘茂在齐国安定下来，成了齐宣王的高参。
　　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一年，在宣太后的主持下，秦昭王迎娶了楚怀王的女儿。当时齐宣王正好派甘茂出使楚国。秦昭王得知甘茂在楚国，赶紧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
　　楚怀王准备答应秦昭王的要求。这时有位名叫范蜎（yuān）的大夫对楚怀王说：“您认识史举吗？”
　　楚怀王说：“不认识。”
　　范蜎说：“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以行为不端、不知廉耻而闻名。当年甘茂在下蔡，就是跟着史举学习诸子百家之术。我听人说，甘茂对史举，那叫一个恭敬。后来甘茂去到秦国，在张仪的推荐下做官，以秦惠王的明智，秦武王的敏锐，张仪的狡诈，他都能够和他们合作，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后来张仪失宠于秦武王，魏章受到牵连，甘茂却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啊！这样的人才，您还把他送回秦国去，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楚怀王猛拍脑袋：“你说得对，寡人差点犯糊涂了。”
　　范蜎说：“您如果为楚国着想，最好还是想办法赞助向寿。向寿是秦国太后的亲戚，自幼与秦王同吃同住，因此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不太好使。他如果当了秦国的相国，对楚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因为范蜎的这番话，甘茂从此与秦国绝缘。后来楚怀王通过多方做工作，果然如愿，让向寿当上了秦国的相国。
　　据《史记》记载，甘茂的最终结局是客死魏国，但是他的家人都留在了秦国，而且受到减免瑶役赋税等优待。
　　甘茂应该活得很长，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甘罗已经十二岁，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是秦王嬴政年间的事了。


　　第十二章 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
　　公元前304年夏天，秦、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楚怀王和秦昭王在黄棘（今河南省南阳）会晤，双方缔结盟约，秦昭王还将上庸（今湖北省竹溪）送给楚怀王当见面礼。
　　公仲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公元前303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连下晋阳、蒲阪、封陵（后二者均在今山西省永济）三城。与此同时，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武遂。
　　而楚国也遥相呼应，在南方蚕食韩、魏两国的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投靠齐国。
　　那么，齐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孟尝君的容人雅量】
　　第十章中提到，公元前316年，公孙衍将田婴的儿子田文请到魏国，将合纵运动的大旗交给了田文。然而田文在这个位置上无所作为，到公元前313年，魏襄王为了与秦国亲近，任命公子魏政为相，田文便又回到了齐国。
　　公元前310年，田婴去世，被谥为靖郭君（看清楚啊，不是郭靖君）。田文在家族的封邑薛县继承家业，号称薛公，也就是历史上的孟尝君。
　　不久之后，他又当上了齐宣王的相国。
　　在所谓的“战国四公子”①中，孟尝君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当然与他的时间最早有关，也与他的影响力最大有关。
　　『①战国时代，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皆以养“士”著称。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时人称为“战国四公子”。』
　　在中国历史上，“孟尝”二字，几乎成为了江湖义气的代名词。《说唐》中的秦叔宝，《水浒》中的柴进，乃至《书剑恩仇录》中的周仲英，都曾被冠以“小孟尝”的称号。这在江湖中是很高的荣誉，说明他们很讲义气，得到天下英雄的承认。
　　不过，小孟尝毕竟是小孟尝，和孟尝君比起来，有如小巫见大巫。
　　以柴进为例，贵为皇室后裔，家藏誓书铁券，号称“门招天下客”，也不过“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而孟尝君呢？“食客数千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
　　甚至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走访薛县，仍然发现那里的年轻人有很多是十分蛮横粗暴的，当地人解释：当年孟尝君把天下各路侠士豪杰招揽到薛县来，总数有六万余家。
　　乖乖，六万余家，这厮的胆子可真够大。
　　把这么多门客养起来，是要钱的。孟尝君的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是薛县的租税，二是放贷收利息，三是官俸。但是，这三部分收入全加起来，仍然捉襟见肘，经常入不敷出。原来那种不问身价一视同仁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他便开始给门客分等级：
　　下等的，粗茶淡饭，无酒无肉，住“传舍”；
　　中等的，有鱼有肉，有酒有菜，住“幸舍”，称之为“鱼客”（有鱼吃）；
　　上等的，山珍海味，出入有车，住“代舍”，称之为“车客”（有车坐）。
　　这些门客饱食终日，对孟尝君究竟有何作用呢？他不是雷锋也不是特蕾莎修女，他总会要求一些回报吧！
　　据《战国策》记载，有一天孟尝君在家里闲坐，对作陪的三位门客说：“今天想听听大家打算怎么对待我。”
　　第一位门客马上说：“嗨！天下诸侯有谁敢得罪您，我就跟他拼命。”这是打手型的，层次比较低，但是不可或缺，而且需要的数量比较大。
　　第二个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掩饰您的缺点，宣扬您的优点，让天下诸侯都知道您的美名，争着抢着要您去当官，唯恐不及。”这位八成是干过宣传部的，可以吃鱼吃肉。
　　第三个说：“您用自己的钱财网罗天下贤士，他们就能为您出谋划策，消灾解难，就像魏文侯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友那样。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很显然，这位是车客。
　　也有些人报答孟尝君的方式比较有创意。
　　有位名叫夏侯章的门客，享受的是车客的待遇。每当他和别人谈起孟尝君的时候，却总是说孟尝君的坏话。有人看不过眼，把这事儿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赶紧说：“我把夏侯公当作朋友来对待，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
　　久而久之，连夏侯章最好的朋友董繁菁也看不下去了，对夏侯章说：“薛公把你当朋友，让你住豪宅，坐马车，你却总是在人前人后说他的不是，做人不能这样吧？”
　　夏侯章看看四下无人，咬着董繁菁的耳朵说：“我说他的坏话，就是为了报答他啊！”
　　“啊？”
　　“你想想看，他对我这么好，我又不能为他作任何贡献，怎么办呢？于是我就说他坏话，而他表示不在乎，因此获得了‘天下第一厚道人’的美名。我这是让自己身败名裂来报答他，你还说我……”
　　原来如此。
　　还有一位名叫冯谖（xuān）的，因为家境贫寒，难以为继，托人请求投靠到孟尝君门下。孟尝君就问了：“您有什么爱好啊？”回答是“没有”。又问：“您有什么本事啊？”还是“没有”。孟尝君就笑了，说道：“那您就留下来吧！”
　　管家按照平时的规矩，给冯谖最低一级的待遇。冯谖也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就靠在柱子上，弹着剑唱歌：“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吃饭没有鱼。”
　　孟尝君听说后，对管家说：“给他吃鱼，按照鱼客的待遇。”
　　管家撇撇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了。可是过了没几天，冯谖又弹着剑唱道：“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
　　孟尝君于是让人为他准备车马，享受车客的待遇，以为他这下应该满足了。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冯谖又唱：“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一个人过得好有什么意思，没有能力养家。”
　　这一次，孟尝君身边的人都觉得冯谖有点太过分了，然而孟尝君还是派人为冯谖的老母送去了衣食，于是冯谖不再弹唱。
　　冯谖在孟尝君家养尊处优，吃了一年闲饭。孟尝君都快把他忘记了。有一天，孟尝君拿出放贷的账本问门客：“列位，你们谁做过会计，能为我去薛县把本息收上来？”
　　冯谖主动站出来说：“我。”
　　孟尝君看了冯谖好久，才想起有这么个人，很高兴地说：“我早就料到先生不是寻常人。如果先生愿意跑一趟，我感激不尽。”命人为他准备好车马，整理好行装，便出发上路。
　　临行的时候，冯谖问道：“收完债，您要买点什么土特产回来吗？”
　　孟尝君说：“您看着办吧，我这缺什么你就买什么。”
　　冯谖说：“我明白了。”
　　到了薛县，冯谖把债务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核对债券。对完了，他就命人在院子里烧起一炉火，将债券扔到炉子里，统统烧掉。在场的人无不感恩戴德，高呼：“薛公万岁！”
　　做完这些事，他马不停蹄地回到临淄，一大早就去见孟尝君。孟尝君说：“这么快！债都收完了吗？”
　　冯谖说：“当然收完了。”
　　孟尝君说：“那钱呢？”
　　冯谖说：“按照您的指示，都买东西了。”
　　孟尝君说：“啊？这利息都有十万，你都买啥了？”
　　冯谖说：“义。”
　　孟尝君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冯谖却很平静地说：“我看您家里什么都不缺，金银财宝，声色犬马，应有尽有，就缺个‘义’字。所以，我就跟您把‘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说：“您说明白点，到底是怎么回事？”
　　冯谖说：“薛县的百姓，都视您为父母。可您却不把他们当作儿女来爱护，还像商人一样，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息。所以呢，我就假传您的命令，把那些债券通通烧掉了。百姓们因此高呼薛公万岁，这就是我跟您买回来的义啊！”
　　孟尝君听到“烧掉”二字，已经是万念俱灰，挥着手道：“您别再说了，别再说了，下去歇着罢！”
　　发生这样的事，孟尝君也没跟冯谖翻脸，至少能够说明他有容人的雅量，并非浪得虚名。
　　说到雅量，《战国策》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个人胆子贼大，居然和孟尝君的夫人发生了奸情。有人将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没有跳起来，只是“唉”了一声，说道：“看到美女，产生爱慕之心，这也是人之常情，算了吧，别再说了，别再说了。”
　　这就不是一般的雅量了。读史至此，难免产生怀疑：这孟尝君成天呼朋唤友，养着数千门客，连老婆被人偷了都不在意，该不会是性取向有点问题吧？咳咳，这可真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操心，就此打住。
　　如果真正要替孟尝君操心，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管不好老婆，而在于名声太盛，风头远远盖过了齐宣王，以至于“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
　　任何年代，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名声，都是件很危险的事。更危险的是，他还要继续举起合纵运动的大旗，去做那战国舞台上的弄潮儿。
　　【孟尝君领导合纵】
　　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会于黄棘。公元前303年，孟尝君就组织齐、魏、韩三国合纵，联合出兵讨伐楚国。
　　据《战国策》记载，孟尝君还在酝酿合纵的时候，大夫公孙弘对他说：“您要做大事，必先了解对手的情况。您的主要对手是秦王，楚王只不过是他的帮凶。不如先派人到秦国去刺探一下，如果秦王英明神武，您就别费那力气了；如果秦王昏庸无能，您再举事不迟。”孟尝君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于是让公孙弘出使秦国。
　　秦昭王见到公孙弘，知道他是孟尝君派来的，故意问道：“薛公的封地有多大呢？”
　　公孙弘说：“方圆百里。”
　　秦昭王笑了笑，说：“秦国土地方圆数千里，还不敢与别人对抗；现在薛公的土地不过百里，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财主，就敢来打秦国的主意？”
　　公孙弘不觉冒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个秦王不简单，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来意。嘴上却还是很硬，回答道：“薛公自有过人之处。”
　　秦昭王说：“哦？请说来听听。”
　　公孙弘说：“有一种人，做事只求合乎正义，即使不做天子之臣，不为诸侯之友，他也愿意；得志的时候，即使做人君，也完全可以胜任；不得志的时候，也不会曲意奉承去做人臣。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三个。如果说到治理国家，能够使君王成就王霸之业，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五人。如果大王身为令人敬畏的万乘之君，却不顾身份侮辱外交使节，他就会拔剑自刎，以血喷溅上您的衣服，这样的人，算上我世上共有十个人。”
　　秦昭王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哎哟哟，您何必这样呢？我只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罢了。请回去转告薛公，我对他十分钦佩，希望有机会能和他打交道。”
　　公孙弘还是不亢不卑地说：“可以。”
　　公孙弘回去把情况一说，孟尝君便认识到秦昭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更加坚定了合纵的念头。
　　怕，那就不是孟尝君了。
　　公元前303年秋天，齐、魏、韩三国大军一压境，楚怀王就派太子熊横到秦国当人质，请求秦国支援。
　　秦国派“客卿通”（原文如此，姓氏不详）出兵来救，孟尝君权衡了一下利弊，果断决定撤军。
　　经过这件事，秦、楚两国关系本应更上一层楼。但是没想到，熊横到了秦国之后，住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喝酒与人发生争执，杀死了一位秦国大夫，私自逃回了楚国。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连宣太后都对楚国产生了反感。
　　孟尝君抓住这个机会，于公元前301年再度发动三国伐楚。楚怀王不得不又向秦国求援。为了说服秦昭王，他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陈轸。
　　秦昭王见到陈轸，态度很亲热，说道：“您本来是秦国的老臣，跟先王的关系都很好。后来因为一些误会，您离开了秦国，去为楚王服务。现在齐国和楚国打仗，有人说救援有利，有人说救援不利。作为秦国的老朋友，您为何不在为楚王效忠之余，为寡人也出点主意呢？”
　　陈轸听了，眼眶一热。当年他离开秦国，主要是因为和张仪尿不到一壶。他对秦国和秦惠王，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惠王和张仪都已经作古，他本人也年近古稀，对那些过去的恩恩怨怨，早就看得淡了，反倒是生出一些念旧的情愫来。他对秦昭王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有吴国人到楚国做官的故事吗？楚王很喜欢那个吴国人。有一次那个吴国人病了，楚王派人去探问，关切地问道，‘他是真的病了，还是想家了呢？’左右大臣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家，如果真是想家，他肯定会发出吴地的乡音，以表思乡之情的。’现在，我也要为大王发出‘吴地的乡音’了。”
　　秦昭王赶紧朝陈轸作揖，洗耳恭听。
　　陈轸说：“大王想必听说过卞庄子这个人。他是鲁国的大夫，孔武有力，力能搏虎。有一次，两只老虎为了争夺一个人而相斗，卞庄子要去杀老虎，他的朋友管与劝阻说，两虎相斗，弱者必死，强者必伤，为什么不等到它们一死一伤再动手呢？现在齐、楚交战，双方必有伤亡，您何不再等等呢？”
　　陈轸这番“吴地的乡音”，使得楚怀王望穿秋水，也没盼到秦国的救兵。
　　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和孟尝君对抗了。
　　三国联军在齐国名将匡章、魏将公孙喜和韩将暴鸢的率领下，与唐昧率领的楚军在沘（bǐ）水（今河南省境内）对峙。
　　一开始，联军不知道沘水的深浅，不敢贸然进攻。而一旦派人去试探深浅，楚军就放箭驱赶，根本不让人靠近河边。
　　双方相持不动达六个月之久。齐宣王失去耐心了，派人到前线，用极其苛刻的言辞责备匡章。
　　匡章也不是好惹的，对使者说：“撤我的职，杀了我，甚至是杀我全家，这是大王能够做到的。但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要求我出战，这是大王不能做到的。”
　　使者回去之后，匡章便抓紧在当地花重金寻找向导，终于有一个樵夫对他说：“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水就浅；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水就深。”
　　就那么简单。
　　匡章喜出望外，马上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趁着夜色，从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渡河，向楚军发动突然袭击。这个时候，楚将唐昧因为联军六个月没有动静，也放松了警惕，等到联军全部过河后才仓促应战，结果在沘水旁的垂沙（今河南省唐河）被打得大败。
　　战斗的结果，楚军被斩首两万余人，唐昧本人也中箭身亡，楚国自宛城、叶城以北的土地，全部被联军占领。
　　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的秦昭王现在出手了。
　　秦军剑锋直指楚国，斩首两万。第二年，秦国又增兵伐楚，斩首三万，杀楚将景缺，一举攻克新城（今河南省伊川）。
　　楚怀王走投无路，只好向齐国求和，并且又将太子熊横送到齐国去当人质。
　　垂沙之战使得孟尝君声威大振，也使得秦昭王对这位齐国土财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公元前301年冬天，齐宣王去世，太子田遂即位，也就历史上的齐闵王。秦昭王派泾阳君嬴芾（fèi）出使齐国，致吊唁之意。同时向齐闵王提出，想邀请孟尝君访问秦国，如果齐国不放心的话，可以让泾阳君留在临淄当人质。
　　嬴芾是秦昭王的胞弟，也是宣太后的爱子。如果将嬴芾作为人质的话，孟尝君去秦国的安全应该还是有保证的。
　　孟尝君正好也想亲眼看看那位被公孙弘称为“气度不凡”的君王。这倒不是出于爱慕虚名，而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头，有一种热爱冒险的精神。他富可敌国，威震华夏，可他更把自己当作一名侠客——负剑行天涯，把酒会英雄，这才是他最向往的生活。
　　以当时的形势，如果孟尝君下定了决心，是没有人可以劝住他的，连齐闵王都不行。然而门客们出于对恩主的关心，都纷纷劝阻，孟尝君执意不听，直到一个真正的老江湖出现在孟尝君面前。
　　他就是苏秦。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苏秦的话，他还是要考虑的，毕竟人家是最早拉起合纵大旗的，资格摆在那里了。
　　苏秦说：“我今天早上在淄水河边看到一个木偶和一个泥偶在说话。木偶说，‘你本是河西岸的泥巴，如果天降大雨，淄水暴涨，你就要被冲坏了。’泥偶说，‘我本来就是河西岸的泥巴做的，化了还是回到泥里。可是你呢，本来是东方的桃梗做的，如果淄水猛涨，你会被冲到什么地方呢？’秦国乃虎狼之国，您还非要到那里去，只怕再也回不来了。”
　　孟尝君这才打消去秦国的念头。
　　接下来发生在楚怀王身上的事情，证明苏秦的话是有道理的。
　　【楚怀王之死】
　　公元前299年，秦国再度出兵伐楚，连下八城。其后秦昭王派人给楚怀王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秦楚两国结亲，又在黄棘会盟，您还派太子入质于秦，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后来太子因一时之怒，杀了寡人的重臣，不负责任地逃去，寡人实在是气不过，才派兵入侵大王的边境。现在听说大王又派太子入质于齐，以求和解，这真是令人唏嘘啊！秦、楚交界，又互为婚姻，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这种关系都处不好，何以号令天下诸侯？寡人诚挚邀请您到武关来会面，共叙前缘，重修旧好，请您一定不要拒绝。”
　　楚怀王收到这封信，感到很纠结。去吧，怕羊入虎口；不去吧，又怕秦昭王发怒。
　　令尹昭雎劝他不要去，也不要怕，他认为只要楚国积极整兵备战，秦国是打不进来的。
　　屈原也不同意楚怀王去：“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
　　但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主张他去：“如果不去的话，秦、楚两国从此就只能刀兵相见了。”
　　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建议，出发前往秦国。刚进武关，就被秦国人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至咸阳。
　　秦昭王提出，要楚怀王把巫郡和黔中郡割让给秦国。
　　楚怀王虽然糊涂，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是一点也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
　　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
　　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
　　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
　　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
　　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
　　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
　　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
　　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
　　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
　　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
　　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
　　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
　　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
　　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
　　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
　　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
　　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
　　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
　　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
　　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
　　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
　　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
　　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
　　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
　　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
　　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
　　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
　　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
　　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
　　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
　　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
　　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
　　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
　　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
　　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
　　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
　　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
　　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
　　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
　　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
　　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
　　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
　　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
　　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
　　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
　　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
　　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
　　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
　　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
　　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
　　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
　　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
　　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
　　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
　　【孟尝君连败秦、楚】
　　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
　　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
　　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
　　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
　　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
　　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
　　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
　　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
　　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
　　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
　　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
　　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
　　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
　　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
　　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
　　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
　　秦昭王说：“为什么？”
　　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
　　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
　　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
　　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
　　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


　　第十三章 一代雄主赵武灵王
　　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
　　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
　　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
　　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
　　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
　　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
　　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
　　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
　　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
　　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
　　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
　　【胡服骑射，赵军崛起】
　　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
　　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
　　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
　　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
　　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
　　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
　　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
　　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
　　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
　　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
　　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
　　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
　　此言一出，群臣哗然。
　　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
　　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
　　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
　　“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
　　“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
　　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
　　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
　　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
　　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
　　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
　　“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
　　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
　　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
　　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
　　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
　　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
　　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
　　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
　　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
　　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
　　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
　　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
　　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
　　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
　　【传位次子，埋下隐患】
　　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
　　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
　　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
　　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
　　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
　　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
　　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
　　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
　　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
　　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
　　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
　　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
　　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
　　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
　　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
　　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
　　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
　　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
　　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
　　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
　　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
　　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
　　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
　　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
　　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
　　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
　　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
　　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
　　【北狄易灭，政变难防】
　　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来名医扁鹊为赵鞅看病。扁鹊出来，对家臣们说：“你们不要慌，他的血脉很正常，不会有什么危险。”
　　家臣们都将信将疑。扁鹊说：“以往秦穆公也得过这样的病，昏睡七天七夜才醒。他醒来的那天，告诉大臣说，他是到天帝那里去了，感觉很快乐。之所以耽搁了那么久，主要是天帝留他做客。天帝还告诉他，晋国将有大乱，五代都不得安宁。大臣写下这些话，将它收藏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秦谶（chèn）’。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不用我多说。如今你们的主人的病和秦穆公一样，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醒来之后，他一定有话说。”
　　过了两天，赵鞅果然醒来。他告诉家臣：“我去了天帝那里，与诸神游于天庭，听到仙乐飘飘，都是在人间没有听过的，非常动听，令我心旌神摇，兴奋不已。这时有一头熊冒出来欲要袭击我，天帝交给我一副弓箭，我一箭便将熊射死；又有一头罴（pí，棕熊）出来，我又一箭射死了罴！天帝十分高兴，赏给我两个竹箱子，还带着两只小箱子。我看见有个孩子站在天帝身边，天帝又送给我一只狄狗，说等我儿子长大了，就把这只狄狗给他。天帝还说，晋国也不长久了，就快要灭亡了，他思念虞舜的功勋，在恰当的时候会把舜的后代女子孟姚许配给我的子孙。”
　　家臣将赵鞅的话记录下来，藏在府中。
　　过了几天，赵鞅出门，有人挡在路中间，要求面见赵鞅。赵鞅一看，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但又记不起是在哪见过。那人要赵鞅屏退左右，说：“您见天帝的时候，我就在天帝身边站着啊！”赵鞅仔细一想，确实是有这么个人，赶紧问：“您来这里是有什么要指教我的吗？”
　　那个人说：“您还记不记得，天帝让您射熊罴，您把它们都射死了？”
　　赵鞅说：“记得。”
　　那人说：“晋国将有大难，天帝让您灭掉两位卿，他们的祖先就是熊和罴。那个小孩就是您的儿子，狄狗是代王的祖先，您的儿子将来必定占有代国。至于那两个箱子，意味着您的后代将会进行改革，穿着胡人服装，吞并狄人建立的两个国家。”
　　那个人就是本书第一章说到的姑布子卿。
　　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将姑布子卿的话一一应验。
　　到了公元前311年，也就是秦惠王去世那年，赵武灵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处女在他面前边弹边唱：“美人荧荧兮，颜若苕（tiáo）之荣。命乎命乎，曾我无嬴！”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美貌的女子光彩照人，有如盛开的紫云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什么花儿都比不上我嬴氏漂亮！赵武灵王醒来后，对这个梦念念不忘，多次在喝酒的时候向人提起，而且将那女子的模样描述得活灵活现。
　　大夫吴广听说后，托人将自己的女儿娃嬴送进宫。赵武灵王一看娃嬴，脱口而出：“正是她！”于是将她收于后宫，不久便立为王后，也就是惠后。
　　据司马迁介绍，娃嬴就是当年天帝许给赵氏家族的孟姚。这种说法究竟有何根据，估计连司马迁也说不清。
　　因为这个传说，赵武灵王后来废除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惠后的儿子赵何，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在赵武灵王心中，对赵章多少还是有些内疚的。
　　公元前295年春节，群臣进宫朝觐赵惠文王，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坐在朝堂上听政，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众人。只见长子赵章身材高大，与自己相似，却要向北面叩拜，向弟弟俯首称臣，样子十分委屈。赵武灵王不觉心生同情，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子里。
　　何不将赵国一分为二，就让赵章在代地称王呢？
　　出现这样的想法，说明赵武灵王一代枭雄，却又不过是个家长里短的老头儿。古往今来，分家可以，分国却是闻所未闻。心疼一个儿子就将国家一分为二，如果心疼十个儿子，难道就将国家一分为十吗？
　　赵武灵王把这事儿跟肥义说了，肥义大吃一惊。赵章桀骜不驯，已经有人给肥义打过预防针了，现在赵武灵王还要扩大赵章的权力，分裂赵国，这到底是要唱哪出啊！他明确表示反对。赵武灵王也不着急，说：“你先想想，这事我也仅仅是有个想法，还没有最终下决心。”
　　春节过后，赵武灵王就带着赵惠文王前往沙丘（今河北省平乡）游览。他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小儿子好好说说，让小儿子理解他的决定。毕竟，小儿子现在是赵国的主人，如果他不同意，事情就不太好办。
　　赵武灵王没有想到，他这边为赵章想方设法争取权力，赵章却已经急不可耐，正在和田不礼商议要发动政变，杀死赵惠文王。
　　当时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在沙丘都有行宫，没住在一起。有一天，赵武灵王正在寝宫中看书，突然听到外面喧闹，刚想叫内侍出去看，只见田不礼顶盔贯甲，带着一群武士闯了进来。
　　赵武灵王大怒，将书甩到地上，喝道：“田不礼，你这是想干什么？”
　　田不礼一直走到赵武灵王面前，单膝跪下，说：“启禀主父，城里发生了叛乱，安阳君担心主父的安全，特命下臣前来护驾。”
　　“叛乱？”赵武灵王吃了一惊，“谁敢叛乱？”
　　“大王。”
　　“胡说，大王怎么会叛乱？”
　　“大王即位已经四年，早就不甘受主父制约，所以叛乱。”田不礼说着，人已经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这个地方已经由安阳君的人保护起来了，请主父放心。”
　　赵武灵王怒道：“我要他保护什么？你赶快带走你的人，我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田不礼头也不回地说：“不行，您不能出去，外面有危险。”
　　随着宫门被缓缓关上，赵武灵王孤零零一个人呆坐在地上，这才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赵国的主父，已经被儿子囚禁了。
　　与此同时，一名使者来到赵惠文王宫中，宣召他去主父宫中谈点国家大事。
　　赵惠文王刚要出发，高信拦住了他，说：“相国早有交代，如果主父宣召大王，必须先通知相国。”
　　赵惠文王说：“为什么？”
　　高信犹豫了一下，说：“相国认为安阳君怀有谋逆之心，担心大王的安危。”
　　赵惠文王想了想，说：“那好吧。”于是派人通知肥义。
　　肥义过来后，对赵惠文王说：“让老臣陪大王一起去见主父吧。”
　　肥义和赵惠文王同坐一辆马车，来到主父行宫门前。肥义说：“请大王在车上稍等片刻，老臣先进去向主父请安。”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驾车的高信。高信握了握腰间的佩刀，又看了看跟随他来的几十名骑士，朝肥义点了点头，意思是您放心，大王就交给我了。
　　看着肥义拖着老迈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走进行宫，赵惠文王的眼睛突然湿润。这位赵肃侯时代留下的老臣，曾经坚定地站在赵武灵王身前，为推行胡服骑射而甘当铺路石，现在又为了维护他的安全而甘为前驱，以身试险，叫他如何不感动？
　　可是事情真的有那么危险吗？赵章平日里虽然狂妄自大，在主父面前却总是毕恭毕敬，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难道敢挟持主父？这行宫，从外面看起来还是一如往日的平静，落日的余晖洒在宫墙上，温暖而宁静，看不出任何阴谋的气息。
　　但愿是肥义多心了。
　　赵惠文王正这么想，肥义就又出现了。
　　肥义还是颤颤巍巍地走出来。肥义虽然叫肥义，身形却十分消瘦，一阵微风便将他花白的胡须吹起。他只走了两步，颓然倒地，背上赫然插着几支箭，鲜血已经将整个背部染红。
　　赵惠文王觉得喉咙干涩，刚想出声，一支长箭从宫中射出，稳稳地钉在车辕上。紧接着从宫门冒出一群黑衣武士，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马车冲过来。
　　高信二话不说，打马便走。他带来的数十名骑士显然训练有素，有一半人自动拦在宫门口，与黑衣武士杀成一片；另外一半则紧跟在马车后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保护圈。
　　赵惠文王回到他自己的行宫，立刻命令集结军队，交由高信带领，向赵章发动反攻。公子成和李兑在邯郸闻知政变，也率领军队赶来，还调集四周各县的地方部队前来护驾。
　　赵章的党羽很快被打散，只剩下他和田不礼带着一些人还坚守在主父行宫。眼看行宫的大门就要被撞开，赵章情急之下，竟然冲进赵武灵王的寝宫，一把抱住赵武灵王的大腿，号啕大哭起来。
　　“你这是怎么啦？”赵武灵王问道。
　　“父亲！”赵章带着哭腔喊道，“大王要杀我，大王要杀我！”
　　“不会吧？”赵武灵王神色木然地说，“刚刚不是你叫田不礼带人包围了这里吗？是你想杀你弟弟吧？”
　　“啊！不是，不是这样。”赵章一个劲否认。
　　“你这又是何苦呢？其实我已经跟相国商量，要把赵国的一半划给你，让你在代地称王，可你……”赵武灵王说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父亲！”赵章只是大哭，“您一定要救我，不要让大王杀了我，我是您的儿子啊！”
　　“可是，如果你得手了的话，你会不杀你弟弟呢？只怕连我这把老骨头都不会放过吧！”
　　赵章听到这话，抬起头来看着赵武灵王，摇头说道：“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对您下手？我只是想要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我才是赵国的太子，我又没犯什么错，父亲您为什么就要剥夺我的地位，让弟弟后来居上呢？”
　　赵武灵王默然不语。
　　这时，门外传来田不礼临死前的一声惨叫。公子成和李兑带着人走进来，看到赵武灵王在这儿，赶紧退后几步，说：“安阳君叛乱，下臣特意赶来救驾。”
　　赵章吓得浑身发抖。
　　赵武灵王思索了片刻，问道：“叛党都剿灭了吗？”
　　公子成说：“都剿灭了……除了安阳君。”
　　赵武灵王说：“那就好。安阳君该怎么处理，由我亲自来决定。你们先退下吧。”
　　公子成作了个揖，就想退出。李兑暗中踩住他的脚，不让他走。公子成蓦然省悟，说道：“请主父将安阳君交给下臣。”
　　赵武灵王说：“你说什么？”
　　公子成说：“主父早已经将国政交给大王处理，下臣要将安阳君带到大王面前，接受大王的审判。”
　　赵武灵王气不打一处来：“我如果不交呢？”
　　公子成说：“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说着他挥挥手，带人退出了寝宫。
　　《史记》记载，赵章最终在赵武灵王的行宫中被杀。此后公子成被封为相国，号称安平君。李兑也不错，被封为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
　　至于赵武灵王，他的结局只能用“悲惨”二字来形容。赵章被杀之后，公子成和李兑商量：“因为安阳君的缘故，我们包围了主父。按照赵国的法律，这是要满门抄斩的。”两个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主父行宫彻底包围起来。而且将宫女和内侍全部赶走，只剩赵武灵王一个人待在宫里，想出又出不来，又得不到食物，只好掏鸟巢里的雏鸟出来生吃。
　　这样围了三个月之久，再派人进去打探的时候，赵武灵王已经不知道饿死多久了。
　　赵武灵王这个人，历史上评价很高，关键是胡服骑射这件事很让人佩服。真正的改革，从来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把戏，而是大刀阔斧地向旧制度、旧习俗挑战。如果拘泥于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什么邪路不可走，那就不用谈改革。要知道，历史是在不断进步，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现在见了官老爷不用下跪，还可以时不时对政府发发牢骚，在一百多年前的人看来，已经是走在邪路上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武灵”这个谥号，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赵武灵王的一生。谥法：克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赵武灵王一生东征西讨，武功赫赫，把赵国打造成了一个足与齐、秦抗衡的强国，却在处理家务事上优柔寡断，毫无章法，以至于父子二人都不得好死。
　　用司马迁的话说：“岂不痛乎！”


　　本书大事年表
　　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赵、韩、魏三家联手灭智氏，三分其地。
　　公元前405年：吴起任魏国西河郡守，改革兵制，创建魏武卒，大幅提升了魏军战斗力。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赵、韩、魏三家为侯国，周天子正式承认晋国分裂的既成事实。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进行变法改革，楚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立竿见影的起色。
　　公元前376年：赵、韩、魏灭晋而三分其地，老霸主晋国的历史至此终结。
　　公元前359年：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变法，秦从此走上战国第一强国之路。
　　公元前354年：魏庞涓伐赵，兵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威王。
　　公元前353年：齐将田忌听取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攻魏之必救，庞涓回师救援，被齐军大败于桂陵。
　　公元前341年：魏军统帅伐韩，齐救之，孙膑用减灶法诱敌，庞涓中计落入埋伏，魏军精锐的武卒被全歼，庞涓自刎，魏国从此由盛转衰。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卒，惠王立，车裂商鞅。
　　公元前318年：楚、赵、魏、韩、燕五国合纵伐秦，攻函谷关。秦军开关迎敌，五国联军败走。
　　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欺楚怀王，楚怀王上当，与齐决裂。
　　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得知被欺，恼羞成怒，发兵攻秦，大败，韩、魏趁虚袭楚，楚割两城与秦和。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令军队穿胡人服装，学胡人骑射，赵军从此一跃成为军事强国，北灭中山，西退胡人。史称“胡服骑射”。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让位于少子，自号主父，带领军队开疆拓土。同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秦昭王闻齐孟尝君贤，招其入秦，欲以其为相。
　　公元前298年：孟尝君逃归齐国。同年，楚国立太子熊横为王，是为楚襄王。秦击楚，斩首六万，取十五城。
　　公元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
　　公元前295年：赵国内乱，赵惠文王杀兄弟安阳君，围主父，主父饿死。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6


　　第一章 助燕复仇，苏秦入齐设下连环计
　　【不自量力的宋王偃】
　　这里先要说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小人物其实也不小，姓子名偃，是宋国第三十五代国君。
　　宋国是周朝初年分封的诸侯国，先祖微子，乃商纣王的庶兄，因屡次直谏纣王而遭流放。周武王灭商的时候，微子投降周朝，当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带路党。后来周王室为了安抚商朝遗民，也为了表彰微子带路有功，便让他当了诸侯，建都商丘，国号为宋。
　　可以这样说，宋国就是商朝的延续，只不过地位下降，由天下共主变成了普通诸侯。
　　周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宋国，既怀柔，又防范。宋国周围的几个主要姬姓国家——鲁国、卫国、蔡国等，原来都负有监视宋国的使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监视放松了。到了春秋时期，王室衰落，诸侯混战，姬家人内部尚且斗个不休，自然没有人再把监视宋国当一回事。而宋国的统治者看到这种景象，也禁不住蠢蠢欲动，积极参与竞争，宋襄公年间还一度产生了称霸天下之志。
　　不幸的是，由于宋襄公的迂阔，宋国在泓水之战中败给了楚国，从此一蹶不振，沦落为二流国家，只能在几个大国的夹缝中艰难度日。
　　进入战国后，七雄并立，战争升级，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宋国和其他小国一样，被扫入第三世界，基本上处于任人宰割的状态。
　　谁也没想到，到了子偃手里，这个行将就木的殷商遗民之国突然回光返照，干了几件让世人刮目相看的事。
　　公元前318年，子偃即位的第十一年，有一只小鸟在商丘的城墙根下孵蛋，居然孵出了一只鹞鹰。子偃命大史占卜，得到回答是：小鸟生大鸟，必定称霸天下。
　　子偃大喜，认为这是暗示宋国复兴的祥瑞，于是自立为王，史称宋王偃。
　　称王便也罢了，宋王偃从此还真做上了大国崛起的梦。公元前317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失败，齐国趁火打劫，入侵赵国，在观泽大败赵、魏联军。宋王偃抓住这个机会向魏国进攻，连克数城，从此与魏国结下怨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事中，宋国俘虏了一批魏国军人，其中有一位姓刘的汉子。他被编入宋国军队，又打了几年仗，退役后就在宋国沛县一个名叫丰邑的小镇上定居下来，在那里娶妻生子，开枝散叶。
　　在中国历史上，这位姓刘的汉子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没留下名字的未必是小人物，在《汉书》的记载中，他被尊称为“丰公”。
　　丰公有一个儿子，在历史上也有记录，先是被称为刘太公，后来又被尊为太上皇。他就是汉高祖刘邦的老爸。
　　这是后话，先且带过。
　　公元前301年，孟尝君组织齐、魏、韩三国合纵，在垂沙大败楚军。宋王偃又趁机向楚国发动进攻，夺得淮北之地三百余里。前书说过，淮北之地五百里，齐国本来是想威胁楚国割让给它的，后来因为秦国干涉才作罢。没想到被宋王偃占了先机，一口就咬掉一大半。
　　毫无疑问，宋王偃此举，又把齐国和楚国都给得罪了。
　　淮北一战后，宋王偃自信心爆棚，自认为天下无敌，做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他命人用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旗杆之上，以箭射之，称为“射天”；拿皮鞭抽打地面，称为“鞭地”；砍断社稷之神的牌位，将它们统统烧掉，说寡人的威力可以降服鬼神。
　　宋王偃眼中，天下诸侯尽是酒囊饭袋，不足为道，唯有一人除外。
　　这人便是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军力倍增，一跃成为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大军事强国。宋王偃艳羡之余，也积极扩军备战，未几便号称“五千乘之劲宋”。
　　以宋国的综合实力，维持千乘兵力尚且勉强，一下子扩充到五千乘，已经不是穷兵黩武所能形容，差不多是穷凶极恶了。国际著名掮客苏秦听到这个消息，用极其鄙夷的语气说了一句：“狗屁！什么劲宋？分明是桀宋。”
　　桀是夏朝的末代君王，以荒淫无度而闻名于世。苏秦这句话很快在诸侯中传开，宋王偃从此便得了个“桀宋”的称号。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为了专心开拓疆土，提前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宋王偃有样学样，也将王位传给太子，自己退居幕后操纵国政。
　　此后，赵武灵王伪装成使者，入秦窥探秦昭王气象，回国后便采用大臣楼缓的建议，决定联秦抗齐。为此，赵武灵王派楼缓出使秦国，担任了秦国的相国；又派大臣仇赫出使宋国，担任了宋国的相国。这样一来，就大体上形成了秦、赵、宋三国集团对抗齐、韩、魏三国集团的局面。
　　攀上秦国和赵国这两棵大树后，宋王偃更加有恃无恐。
　　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攻灭中山，宋王偃也向邻近的滕国发动进攻，一举将其消灭。
　　滕国地处山东，在齐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宋灭滕，等于赤裸裸地向齐国挑衅，引起了齐国朝野的一片讨伐之声。但是对于宋王偃来说，大神的愤怒也不过是几声雷响，临淄城内那些凡夫俗子就更不在话下，由着他们去嚷嚷吧！
　　正当宋王偃意气风发，准备走进新时代的时候，公元前295年，他的政治盟友和精神导师赵武灵王却在沙丘遭遇兵变，结束了颇为传奇的一生。
　　宋王偃兔死狐悲之余，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赵武灵王之死，导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他来说，都不是好事。
　　【狡兔三窟的生存智慧】
　　赵武灵王死后，赵国的大权落入公子成和李兑手里。公子成任相国，封安平君；李兑任司寇，封奉阳君。后来公子成去世，李兑继任相国，专断国政。
　　李兑治下，赵国和宋国还是盟友，只不过多了一些利益瓜葛——宋国的陶地（今山东省定陶），商贾云集，是当时中原最繁华的都市。李兑老早便看上了这块宝地，想将其据为己有，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下手。
　　与此同时，赵武灵王派到秦国去当相国的楼缓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宣太后的弟弟魏厓（yá）。
　　在赵武灵王的联秦抗齐战略中，楼缓是一个关键的人物。楼缓下台，魏厓上台，意味着秦国风向的改变——魏厓是主张与齐国对话来分化齐、魏、韩三国联盟的，他一上任，就派五大夫吕礼秘密出使齐国，向齐闵王表达了和解之意。
　　齐闵王接到魏厓抛过来的绣球，不觉怦然心动。
　　这些年来，齐国在孟尝君的主持下，高举合纵大旗，联合韩、魏，对抗秦、楚，看似成绩斐然，实际上什么好处都没捞到。
　　垂沙一战，楚国大败，齐国本想趁机获取楚国的淮北之地五百里，却因秦国干涉而缩手，反而被宋王偃占了便宜，把淮北占去一大半。
　　函谷关一战，秦国服输，退还魏国河东之地，退还韩国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获。
　　当然也不能说什么都没得到。通过这两次战争，齐国至少在国际上获得了尊重。问题是，即便是这种尊重，实际上也不是齐国的，甚至也不是齐闵王的，而是孟尝君的。
　　函谷关一战，孟尝君的个人威望到达顶峰。在国际上，诸侯们视他为救世主，争相向他献殷勤；在国内，士人和百姓对他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有人议论说，薛公本来就是王孙，让他当大王也未尝不可啊！
　　在齐闵王看来，如果孟尝君还有一点顾忌他这个君王的话，至少应该有所收敛，不要继续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发表那些慷慨激昂但是从来没有给齐国带来任何好处的演讲。然而孟尝君显然不在意那些谣言（天知道这些谣言是不是他授意门客放出来的），一如既往地施展着个人魅力，妙语连珠，谈笑风生，仿佛他才是齐国的主人。人们被他迷住了。朝臣们带着善意的表情倾听他的意见，百姓们在街头巷尾传颂他逃出函谷关的传奇故事，稷下学宫的学子们也一改往日的刻薄，对他青眼相加。甚至连宫里的女人也会在不经意间露出一丝神往而羞涩的笑容，不用说，那一定是在谈论孟尝君。这个其貌不扬的矮个子男人，就像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扰得齐闵王寝食难安。
　　由此不难理解，吕礼的到来，有如给齐闵王打开了一扇窗户，送进了一阵干爽怡人的西风。
　　吕礼告诉齐闵王：“齐、秦两个大国，一个在东海，一个在西陲，风马牛不相及，本来应该和平共处。遗憾的是，这几年来齐国一直致力于与秦国作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伤感情又伤荷包，可是究竟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得到，全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现在秦王主动向您示好，希望两国马上停止无意义的对抗，携手并进，共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是齐国之福，百姓之福，更是大王之福。您想想看，如果再任由薛公这样挥霍下去，齐国还能支撑多久？仗打赢了，是他的功劳；仗打输了，由大王买单。再过几年，谁是齐国的主人，那还真是不敢说呢！”
　　齐闵王听了，神色凝重，沉默不语。吕礼的话深深打动了他。
　　谈判在孟尝君缺席的情况下秘密进行。除了齐闵王和吕礼，还有一位名叫祝弗的齐国大夫参与其中。双方没有太多讨价还价，很快达成了几点共识：
　　一、齐国放弃对韩国和魏国的保护，任由秦国行动；
　　二、作为交换，秦国允许齐国消灭宋国，但是附加一个条件——齐灭宋后，将陶地献给秦国，作为魏厓的封邑；
　　三、齐国免除孟尝君的一切公职，驱逐亲魏的大臣周最，任命吕礼为相国。
　　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个不太平等的约定。秦国轻而易举地拆散了有史以来最具威胁的合纵联盟，获得了对韩、魏行动的自由，在齐国安插了自己的大臣，还得到了瓜分陶地的承诺；而齐国仅仅是得到了消灭宋国的许可。
　　考虑到宋国的背后还有赵国给它撑腰，这一许可至少又要打个五折。
　　但是对于齐闵王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能够和秦国结盟，借此赶走孟尝君，他就心满意足了。
　　有一天，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齐闵王突然对前来问安的孟尝君说：“您是先王留下来的重臣，已经为国家服务多年，劳苦功高，寡人不忍心看到您继续劳累，不敢再使唤您，请您回家去享清福吧！”
　　孟尝君一下子愣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他看来，自己的事业正处在顶峰，天下还有七分之五的人民正等着他从秦王的魔爪下解救出来，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被宣布退休呢？他疑惑地看着齐闵王，想从对方脸上读出什么端倪，再采取应对措施。可是让他失望了，齐闵王并不打算跟他打哑谜。很快，齐、秦两国谈判的内容被公布出来，周最被免除职务，从秦国来的吕礼被任命为相国，昔日的敌人变成了朋友，孟尝君煞费苦心建立的抗秦统一战线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但这仅仅是第一重打击。第二重打击接踵而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戏码——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孟尝君的门客们得到消息，纷纷离他而去。最后陪着他回薛县的，只有那位喜欢弹着宝剑唱歌的冯谖。
　　“真是想不到……”
　　孟尝君失魂落魄地说。是想不到大伙会离他而去，还是想不到冯谖会留下来，抑或二者皆有？
　　冯谖笑而不答。
　　当他们离薛县还有不到一百里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事。
　　道路两侧出现了成千上万名薛县的百姓，他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显然是一早就等在那里了。
　　看到孟尝君的车过来，百姓们便欢呼着迎上去，众星捧月一般，将他们接回了薛县。
　　孟尝君这才体会到当年冯谖烧毁债券的良苦用心，深有感触地说道：“原来这就是先生为我买回的义啊！”
　　冯谖大大咧咧地说：“您别谢我，我不过是为您准备了一个安乐窝罢了。但是狡兔三窟，一个安乐窝是不够的，请让我再给您准备两个。”
　　冯谖带着孟尝君给他的五十辆车和五百金，来到了魏国的首都大梁。
　　当时魏襄王已死，其子魏昭王继承了王位。冯谖见到魏昭王便说：“齐王放逐了他的相国薛公，现在诸侯都在抢着派人去薛县请他，您这边怎么没动静？”
　　魏昭王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我们马上派人去请他老人家。魏国现在已经有相国了，但是没关系，只要薛公肯来，寡人马上把这个位置腾出来给他。事不宜迟，请您现在就回薛县去，说服薛公千万不要答应他国的邀请，寡人的使者随后就到。”
　　魏昭王的使者带着一百辆马车和一千金，浩浩荡荡地从大梁出发了。冯谖先行一步，轻车快马回到薛县，将情况对孟尝君作了个简单的汇报，说：“魏国使者带来黄金千斤，随从百车，这是前所未有的高规格使团，这件事很快会传遍整个齐国的。”
　　孟尝君说：“那我该怎么办？”
　　冯谖脸上露出一丝猥琐的笑容，说：“装呗！”
　　魏国使者到了薛县，登门拜访三次，请孟尝君到魏国去做官。孟尝君每次都委婉拒绝，但是把话说得很有技巧，让魏国使者始终觉得还有希望。
　　在这场游戏中，孟尝君就像一位久经欢场的社交名媛，表面上雍容端庄，却又时不时在桌子下边踩一下人家的脚，把对面的登徒子搞得五迷三道，欲罢不能。
　　消息很快传到了临淄。
　　齐闵王听说后，非常紧张。赶紧派人也带了黄金千金、豪华马车两辆、宝剑一把以及亲笔信一封，来到薛县向孟尝君道歉，请他看在江山社稷的份上，尽快回去处理政务。
　　孟尝君还是问冯谖的意见。
　　冯谖说：“回去是肯定的，但不能无条件。这样吧，您请求大王赏给你一些先王祭祀用的礼器，在薛县建立宗庙如何？”
　　按照周朝的体制，宗庙不能随便建立。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宗庙，原则上只能叫作“邑”；如果有宗庙，那就叫作“都”，级别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齐国的都不同于他国，除了设了宗庙，还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所谓的“持戟之士”。
　　冯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孟尝君名正言顺地拥有私人常备武装。
　　这样非分的要求，齐闵王竟然也答应了。
　　薛县的宗庙建立之日，冯谖向孟尝君汇报：“三窟已成，从此您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快乐日子了。”
　　孟尝君感激之余，对冯谖说：“我一生好客，以礼待人，从来不敢有所闪失。门下食客三千，我是怎么对待他们，你也亲眼看到了。没想到这些人一看到我失势，便争先恐后离开我，只有你一直忠心耿耿对我，还帮我官复原职。这可真是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啊！”
　　他咬牙切齿地说：“如果那些人有谁再回来投靠我，我就往他脸上吐口水。”
　　冯谖一听，马上下车行跪拜之礼。
　　孟尝君说：“你这是在替他们求情吗？”
　　“不是！”冯谖说，“我这是在为您说出这样没水平的话而惭愧。”
　　冯谖接着说：“凡事皆有定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好比有生就有死，谁也避免不了。一个人富贵的时候，宾客满堂；贫贱的时候，少朋寡友。这都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换了谁都一样，您为什么要生气呢？自古穷酸刻薄，富贵宽容。富贵如果不宽容，等于还是穷酸。我建议您啊，保持良好的心态，像以往一样对待宾客，不要因为别人的过失而惩罚自己。”
　　孟尝君闹了个大红脸，连连点头说：“敢不奉教？”
　　“狡兔三窟”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很广。故事的结果，就像“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一样，孟尝君又回到临淄，与齐闵王重归于好，并且在冯谖的辅佐下，平平安安地当了几十年相国。
　　可惜历史不是童话。
　　上面讲的故事，虽然常常被人当成信史，其实却只是演义。事实上，孟尝君被齐闵王炒了鱿鱼后，并没有马上回到薛县，而是继续待在临淄城内，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孟尝君从来都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他一出生就被父亲遗弃，是靠着母亲的勇敢和自己的机智才在大宅门中生存下来。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更是充满着危险与挑战，造就了他决不屈从于命运的强硬性格。
　　就在孟尝君被免职后不久，发生了一件震惊齐国的大事。
　　贵族田甲突然发动政变，带着数百名家丁攻入王宫，劫持了齐闵王。但是在闻讯赶来的勤王部队和临淄居民的围攻下，田甲很快就放弃了抵抗，在释放了齐闵王之后，宣布弃甲投降。
　　这次不成功的政变，在历史上被称为“田甲劫王”。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孟尝君跟这件事有关，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怀疑的眼光投向了他。
　　除了他，谁还有动机和胆量做出这样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孟尝君知道自己无法辩解。任何辩解，都只会使事情越抹越黑。
　　孟尝君的门下，原来有一位名叫魏子的门客。很多年前，孟尝君派魏子去收田租，去了三次，每次都是空手而归。孟尝君觉得很纳闷，就问他是怎么回事。魏老先生说：“在薛县遇到几位贤人，见他们穷得叮当响，就把钱借给他们度日去啦！”（和冯谖的故事很像）孟尝君大怒，当时就让魏子卷铺盖走人了。
　　田甲劫王后，孟尝君处境十分不妙。留在临淄吧，怕有危险；回薛县吧，又怕人说他畏罪潜逃。正在为难之际，魏子和当年受到接济的几位贤人跑到王宫联名上书，担保孟尝君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拿什么担保？
　　性命。
　　几位老先生齐刷刷地跪在宫门前，引来成千上万临淄市民围观。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便宣读了一封简短的公开信，内容无非是薛公一生克己奉公，光明磊落，田甲劫王绝非薛公所为云云。念完后，几个人一齐拔出佩剑，当众自刎身亡。
　　齐闵王被这种黑社会的搞法吓坏了，连忙派人装模作样地“彻查”一番，主动给孟尝君洗脱干系，而且对孟尝君说：“您是先王留下来的大臣，现在虽然不在重要岗位上工作了，国家还是很需要您，希望您继续关注国家大事，有事没事到朝堂上走走，为寡人出出主意，敲敲边鼓。”
　　这自然是客套话。
　　孟尝君拜谢说：“老臣没有别的想法，只想告老还乡，过几天清闲日子，安度余生。”
　　齐闵王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了他的请求。
　　就这样，孟尝君回到了薛县。
　　随着孟尝君的离去，风云一时的齐、魏、韩三国合纵正式宣告寿终正寝。
　　【“人屠”白起】
　　秦国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
　　秦军兵分两路，一路向北，由老将向寿率领，攻取武始（今河北省新安）；一路向南，由新人白起率领，攻取新城。
　　第二年，秦军又在向寿的带领下进攻伊阙。
　　伊阙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市的东南部，是韩国重兵防守的要塞，也是整个韩国的屏障。
　　伊阙如果失守，韩国就无险可守，只能任由秦军出入。
　　为了帮助韩国守住伊阙，魏昭王派将军公孙喜率领大军入韩助战。
　　公孙喜是当年在垂沙之战中配合齐将匡章大败楚军的名将，有犀武将军的称号（像犀牛一样武勇）。他率领的魏军抵达后，伊阙守军人数增加到近三十万人，几为秦军的两倍。
　　从常识上讲，十五万秦军不可能攻破三十万联军驻防的要塞，老将向寿也不是犀武公孙喜的对手，战争的天平明显偏向防守一方。
　　当时秦国的大权，基本掌握在宣太后和魏厓手里。魏厓除了担任相国，还被封于穰（ráng）地（今河南省邓县），称为穰侯；秦昭王的胞弟嬴芾先被封为泾阳君，后又改封于宛（今河南省南阳）；另一个胞弟嬴悝先被封为高陵君，后又改封于邓（今河南省郾城）；宣太后的同父异母弟弟羋（mǐ）戎先封华阳君，后改封于新城（今河南省密县）。这些封地，都是极为富庶的城市，因而四位封君获得的财富惊人，秦国出现了“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的局面。
　　魏厓虽然擅权，却不是平庸之辈。他认真分析了前线形势之后，果断决定，把白起派到前线，替换向寿。
　　白起是秦国郿县（今陕西省宝鸡）人，生得尖嘴猴腮，一双眼睛黑白分明，从后人给他画的肖像画来看，就像一只精明的老鼠。作为掌握数万乃至数十万将士生杀大权的将军，这副尊荣显然不太理想。但是人不可貌相，就是这只老鼠，后来成为了天下诸侯闻风丧胆的杀人魔王。
　　根据商鞅制定的军法，每一次战斗之后，秦军都以斩首的数量计算军功。这种绩效考核的办法既简单又有效，谁杀的人多，谁的功劳就大，谁就能获得更快的提升。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白起的军事生涯中，他统帅的部队先后砍掉了将近两百万颗人头，几乎为当时天下人口静态总数的十分之一。白起因此获得了一个“人屠”的称号。而伊阙，将成为他初试屠刀的地方。
　　白起来到前线后，没有换掉老将向寿的旗号。因为他知道，向寿历来给人一种软弱的形象，韩魏联军的统帅公孙喜则以刚勇而闻名，很看不起向寿这种软骨头。
　　一个人看不起对手，就很容易轻敌。轻敌就很容易露出破绽，给对方以可乘之机，甚至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白起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通过几天观察，很快发现了敌人的弱点——韩魏联军人数虽多，但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韩军势单力薄，只想依靠魏军，不愿意主动出击；魏军则认为韩军实力仍存，想推韩军打前阵。
　　白起抓住韩、魏两军互相观望的心理，制订了作战方略。他以小股部队牵制韩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自己则率领秦军主力，出其不意地向魏军发动猛攻。
　　公孙喜完全没有料到秦军会主动进攻。
　　《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三条：“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按照当时的情况，秦军兵力明显弱于联军，最好的结果是“能逃之”，岂有主动进攻之理？
　　偏偏白起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后人说到战国时期的兵法家，自然是首推孙武，其次是孙膑，但是如果以实战成绩而论，白起才是真正的战国第一。
　　即便来一次关公战秦琼，让孙武和白起面对面打一次，赢的也很可能是白起。
　　因为孙武太谨慎，过于强调“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等到所有条件成熟才会出手，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错失战机；而白起善于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因素，只要有三成胜算，他就敢出战；有五成胜算，他就会发动进攻。这种刚猛的打法，恐怕不是孙武、孙膑能够适应的。
　　面对如狼似虎的秦军，毫无准备的魏军很快败下阵来，公孙喜弹压不住，成了秦军的俘虏。
　　魏军的溃败又波及了韩军。韩军本来就没有斗志，寄希望于魏军出头，现在看到魏军逃散，韩军更是未斗先乱，不待秦军移师来攻便放弃了阵地，乱哄哄地四下逃散。
　　三十万韩魏联军，在十五万秦军的攻击之下，不到一日便全线败退。白起攻克伊阙，又乘胜追击，连下韩国五城，斩首二十四万级，创造了历史新高。
　　战后，白起被升为国尉，不久又升为大良造。此后二十年，白起这个名字将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山东各国诸侯的胸口，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公元前292年，白起攻魏，取垣城（今山西省垣曲）、魏城（今山西省芮城）。
　　公元前291年，司马错攻魏，取轵城（今河南省济源）、邓城（今河南省孟县）。
　　同年，白起攻韩，取宛城。宛是当时著名的冶铁中心，又是控制楚国的咽喉要道，秦国得到宛城，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公元前290年，秦又攻魏，取蒲阪、皮氏，迫使魏国献出河东之地四百里，韩国献出武遂之地二百里。
　　当秦国以白起为利刃，大肆切割韩、魏两国土地的时候，齐国却一直没有动静。
　　【苏秦的死间计】
　　按照秦国和齐国双方的约定，秦国是以放弃对宋国的支持为条件，来获得对韩、魏两国行动的自由的。
　　换句话说，当秦国进攻韩、魏的时候，齐国应该对宋国采取行动，这笔交易才划算。
　　齐闵王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倒是宋王偃主动出击，于公元前294年趁着田甲劫王的短暂动荡时期，发兵进攻齐国，一举夺得城池五座。这简直是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偏偏齐闵王就忍住了，一声不吭地当起了缩头乌龟，连强烈抗议都没表示一下。
　　他为什么脾气这么好？原因有三。
　　第一，宋国虽小，却不是软柿子。从外部来看，五千乘的兵力不可小觑；从内部来看，宋王偃的统治其实相当稳固。当时赵国的相国李兑就曾经说过：“宋置太子为王，下亲其上而守坚。”也就是说，宋王偃将王位传给太子，自己退居幕后操纵，老百姓对这种二元体制还是相当认可，宋国上下是团结一致的。
　　第二，秦国虽然放弃宋国，赵国仍然在背后支持宋国。而且赵国自胡服骑射后，军力大增，已经跃居齐、楚之上，仅次于秦国。齐国要对宋国动武，必须充分考虑赵国干涉的风险。
　　第三，宋国在齐国的东南方，齐军大举南下攻宋的话，北方必然空虚。当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国落井下石，几乎灭亡燕国。这段历史，成为了全体燕国人心头永远的痛。燕昭王即位后，韬光养晦，奋发图强，为的就是向齐国报仇。一晃二十年过去，以燕国目前的实力，虽然还不能向齐国叫板，但是如果在齐国进攻宋国的时候背后插一刀，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因为上述原因，齐闵王对宋国保持冷静，既是持重之举，也是无奈的选择。
　　正当齐闵王思前顾后的时候，有人从燕国给他寄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下臣客居齐国，受先王及大王恩惠多年，一直无以为报。今奉燕王之命，率车一百五十乘前来，只为结齐、燕两国之好。大王乃当世雄主，虽当年齐桓公亦不能及。下臣不才，敢以管仲自居。大王如若体会下臣的一片苦心，则请以诸侯之礼对待下臣。否则，下臣将自减车骑，只率车五十乘前来。”
　　落款人是燕相国、武安君苏秦。
　　齐闵王读完这封信，陷入了沉思。
　　首先，苏秦客居齐国多年，为何突然去到了燕国，而且当上了相国并被封为武安君？
　　其次，一百五十乘车辆的使团，可谓史无前例的高规格，燕国一向以齐国为仇，为什么突然态度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俗话说得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里面莫非有什么阴谋？
　　最后，苏秦原来不过是一介平民，即便燕国给他封了什么官爵，那也只是卿大夫级别，竟然向他要求以诸侯之礼相待，不是太过分了吗？
　　齐闵王捏着下巴，思考了半天，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请以诸侯之礼对待下臣”这句话。突然间，一线灵光闪过，齐闵王不禁莞尔一笑，想明白了一件事。
　　苏秦在讨好！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封信背后的信息应该是这样的——我苏秦为报答先王和大王的恩惠，说服燕王主动向大王示好，并率领一百五十乘车的庞大使团前来访问。对于齐国来说，这个时候获得燕国的友情，意义重大。我为齐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大王怎么也得有所表示吧？大王如果看得起我，就把我当作诸侯来对待。当然，看不起我也没关系，我就降低使团规格，至于能不能达到两国友好的目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齐闵王心想，这个苏秦，到底是不甘寂寞啊！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件事做得确实漂亮。他究竟是怎么说服燕昭王的呢？恐怕费了不少口舌。管他呢，人生最惬意的事，不就是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又松又软的枕头吗？
　　齐闵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答应了苏秦的请求。
　　他压根没有想到，在这封信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天大的阴谋。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有史以来构思最为大胆、设计最为精巧、格局最为庞大的一个阴谋。在它面前，什么苦肉计、美人计统统不过是小儿科。
　　同时它也是苏秦的收山之作，或者说绝笔。
　　事情是这样的。客居齐国的苏秦有一天早上醒来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很老了。他回首往事，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作为鬼谷子的关门弟子和合纵运动的第一任旗手，他觉得自己的成就不能与张仪相比，甚至也不能与公孙衍和孟尝君相比。
　　诚然，他现在过得也还不错。在国际上拉拉皮条，做做说客，替人做点排忧解难、牵线搭桥的事，就有大笔进账，而且出入诸侯的宫廷，受到尊重。但是，掮客做得再成功也不过是掮客，和纵横家是两码事。这就好比张艺谋不拍电影了，改行去开婚庆公司，就算生意再好，钱赚得再轻松，握过手的领导再多，你觉得他心里能好受吗？
　　人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奔波，年老的时候则会思考人生的意义，不想自己这辈子就这么白过了。在思考了三天三夜之后，苏秦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当他的人生日薄西山之际，他必须导演一场大戏，作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致意。
　　他希望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上“最伟大的纵横家”，而不是“最成功的掮客”。
　　怀着这样的想法，苏秦偷偷离开了齐国，前往蓟城去求见燕昭王。
　　他见到燕昭王便问：“您还想报齐国之仇吗？”
　　燕昭王回答：“当然想，自从寡人即位以来，没有一天不想着报仇的事。”
　　苏秦说：“以燕国的力量，能够自保已经不错了，您拿什么向齐国报仇呢？”
　　燕昭王无言以对。
　　苏秦接着说：“据我所知，齐国正在准备攻打宋国。如果灭了宋国，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楚国的淮北之地，再灭掉鲁国和卫国也不是难事，这就等于将齐国的领土扩大了两倍。到那时，齐国再来攻打燕国，不费吹灰之力。”
　　燕昭王眉头紧锁，他知道苏秦所言不虚。
　　苏秦又说：“可是，您知道齐国为什么迟迟未对宋国动手吗？主要就是担心燕国从背后插它一刀，趁机袭击临淄啊！”
　　燕昭王恍然大悟：“您的意思是，咱们应该趁着齐国进攻宋国的时候出兵，搞它一下？”
　　苏秦说：“当然不是。如果是那种雕虫小技，哪里用得着我苏秦不远千里跑过来献计？我给您一个建议，齐国如果进攻宋国，燕国不但不要干涉，反而要想办法满足齐国的欲望，甚至出兵帮它攻下宋国。”
　　燕昭王被搞糊涂了：“这是什么意思？”
　　苏秦高深莫测地一笑：“诱饵，您知道吗？宋国就是一个诱饵。因为宋王狂妄无知，四处树敌，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打宋国的主意。赵国是宋国的盟国，但是这种同盟并不牢固，而且奉阳君李兑是个极其贪婪的人，早就对宋国的陶地垂涎三尺，只要有机会，赵国随时可能变成宋国的敌人。秦国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宋国，但是秦国的相国穰侯魏厓，其实也在觊觎陶地，想将其据为己有。楚国被宋国占去了淮北之地三百里，一直引以为耻，总想着将那片土地抢回来。至于魏国，是离宋国最近的国家，也与宋国有旧仇，齐国如果入侵宋国，魏国不可能让齐国吃独食，肯定会要求分一杯羹。因此，齐国不动宋国，是聪明的做法。只要它一动，就会牵动各方利益，如果燕国再从中推波助澜，因势利导，便可将矛盾的焦点引向齐国，到那时再趁乱取势，报仇不是难事。”
　　苏秦还向燕昭王透露了一个情报：“孟尝君已经悄然离开薛县，应邀前往魏国，不日将出任魏昭王的相国。孟尝君是带着对齐王的愤恨离开齐国的。魏国有孟尝君主政，势必处处与齐国为敌。对燕国的报仇大计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好消息。”
　　燕昭王听着，渐渐明白了苏秦的用心。燕国要对付齐国，单凭自己的力量肯定不够，必须将诸侯都发动起来，建立一个反齐同盟。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是他和他的臣下想都不曾想过的。虽然他目前还不知道苏秦具体要如何实施这个计划，但是从苏秦胸有成竹的神态中，已经能够看到这个计划所带来的震撼性后果。问题是，苏秦为什么要帮他这个忙？
　　这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苏秦这些年来游走各国，凭着一张嘴吃遍天下，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为什么要来帮助燕国？是不是至少应该开个价？
　　燕昭王把他的疑问对苏秦说了，得到的回答是：我欠燕国一个人情。
　　想当年，我苏秦不是过雒邑城内一介书生，因为先君燕文公的赏识，才得以闻名于诸侯，首举合纵运动大旗。后来合纵运动遭受张仪打击，又是燕国收留了我，让我继续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虽然我也曾为燕国做过一些贡献，但是燕国给我的回报更多。先君燕易公时期，因为某些原因，我离开了燕国。后来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遭到齐国侵略，我却束手无策，不能为燕国排忧解难——这件事在我心里像一块石头，已经搁了二十年，现在是时候把它放下了。您如果问我要什么报酬，我跟您要半个燕国，您给不给？呵呵，那是开玩笑，就算您肯给，我也无福消受，因为这一次，我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报答先君的知遇之恩。
　　苏秦要燕昭王命令左右都退下，这才说道：“我愿意作为燕国的死间前往齐国，非如此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听到这句话，燕昭王愣住了。
　　所谓死间，是指派间谍到外国，通过说诳欺骗，获得信任，出任要职，实施阴谋诡计，使得这个国家失败灭亡。间谍的任务完成之日，往往也是自身暴露之时，立刻会被捕处死，是以有死间之称。
　　苏秦说：“当年，先君燕易公听信小人谗言，认为我是不义之人，我曾经以曾参、伯夷、尾生的故事来反唇相讥。现在，我还要用这三个人的故事来劝说大王。”
　　燕昭王神色肃然地洗耳恭听。
　　苏秦说：“孝顺有如曾参，只不过是奉养双亲罢了；廉洁有如伯夷，不过是洁身自好罢了；信义有如尾生，不过是不欺骗别人罢了。这些都是自我完善之道，却不是有所作为之道。”
　　燕昭王问：“自我完善还不够吗？”
　　苏秦冷笑：“自我完善如果够的话，天下就太平了。秦国不会兵出殽山，齐国不会兵出营丘，楚国不会兵出豫章，我这个老头子也扛上锄头回老家种地去了。大王您也就不要再考虑找齐国报仇的事，好好待在蓟城过您的太平日子吧！”
　　燕昭王打了一个激灵，当即站起，走到苏秦跟前，恭恭敬敬作了一个揖，说：“燕国的命运，就交给先生了。”
　　第二天，燕昭王便拜苏秦为相国，封武安君，受命出使齐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武安仅仅是个封号，并无封邑。后来秦将白起、赵将李牧都获得过这个封号。
　　这就是那封信背后的真实情况。
　　【秦、齐称帝】
　　公元前289年，苏秦率领一百五十乘马车的庞大使团进入临淄，受到齐国方面的热烈欢迎。齐闵王派亲信大臣韩珉出高闾门（城门名），以诸侯之礼相待，并替他驾车而入。
　　韩珉是韩国人，但是与秦昭王关系很好，在秦、齐联合的形势下，受到齐闵王重用。
　　拜会齐闵王之前，苏秦和韩珉进行了一次长谈。
　　韩珉向苏秦表达了自己对局势的担忧，认为赵国很有可能在将来成为齐国的敌人。
　　“伤齐者必赵。”
　　韩珉站在亲秦的立场上，不希望齐、赵联合，自然有这样的判断。
　　苏秦马上回答，赵国如果敢对齐国不利，那就好好修理它！他向韩珉表示：“只要您想办法让齐王重视我，我就一定可以让燕国服从齐国的领导。齐、燕联合，韩、魏必从，赵国说三道四就讨伐它，不含糊。”
　　这个表态让韩珉大为欣慰。
　　苏秦与齐闵王的会面在齐国最豪华的章华宫中举行，因为有韩珉的铺垫，齐闵王对苏秦的来意已经十分清楚，会谈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谈到宋国问题的时候，苏秦不失时机地给齐闵王加了一灶火。
　　他这样说道：“进攻宋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宋、卫两国唇齿相依，一旦占有了宋国，卫国只好俯首听命。抢到了淮北之地，楚国的东部就暴露在齐国的威胁之下。占领了济西之地，赵国的河东便可自由出入。占领了陶地，魏国就只好闭关自守。到那时，即便是秦国也不能与齐国分庭抗礼，就算是齐桓公的霸业也不能与大王相比。”
　　齐闵王怦然心动，但他还在犹豫。制约他进攻宋国的三个因素中，燕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宋国本身的实力不可小觑，但也不在话下；现在只剩下赵国这个障碍，一旦赵国干涉怎么办？
　　很快这个忧虑也被苏秦消除。
　　苏秦说：“我有把握让赵国对这件事保持沉默。第一，我可以为大王去赵国做说客，跟赵王摆事实讲道理，让他搞清现在的形势，不要轻举妄动；第二，这次来之前，我已经说服燕王，派兵两万来帮助齐国进攻宋国；而且，万一赵王不识时务，燕王已经做好准备从北方发兵牵制赵国。”
　　所谓“服务上门，质量三包”，也不过如此了。齐闵王心悦诚服地向苏秦表示了感谢，不久便下达了进攻宋国的命令。
　　齐军由大将触子率领，浩浩荡荡地从临淄出发。燕昭王也派了两万人马前来助战。更让齐闵王感到欣慰的是，燕军还自备了半年的粮食，连后勤保障都不劳齐国费神。
　　然而，这次大张旗鼓的讨伐行动，却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小事半途而废，还差点使得苏秦的死间计夭折。
　　入齐助战的燕军将领张库，是个性情刚烈的汉子，对帮助齐国人打仗本来就觉得很憋屈，再加上对齐军将领的颐指气使有意见，终于有一天爆发，跟齐国人对着干起来。事情闹到齐闵王那里，齐闵王大怒，将张库抓起来砍了头。
　　消息传到燕国，上下一片沸腾。苏秦的死间计，本来就只有燕昭王和极少数亲信大臣知道，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朝野之间难免群情激奋，要求对齐国用兵的呼声日益高涨。
　　燕昭王本人也快沉不住气了，齐国人欺人太甚啊！再怎么说张库也是燕国的大夫，而且是去帮助齐国攻打宋国的，齐王凭什么砍下他的脑袋呢？难道还真把燕国当成自己的属国了？
　　正当燕国君臣憋了一肚子气，准备向齐国开战的时候，苏秦急匆匆地赶回来了。他要求燕昭王屏退左右，问道：“大王难道想前功尽弃么？”
　　燕昭王说：“士可杀，不可辱，寡人宁死也不受这种窝囊气。”
　　苏秦跺了一下脚，说：“大王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很有可能是齐王在试探大王的诚意？如果连这样的考验都通不过，还谈什么复仇大计？”
　　燕昭王猛然醒悟，问苏秦：“那怎么办？”
　　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处理不好的话，不但影响士气，也会在国际上遭到耻笑。
　　苏秦说：“没有别的办法，计是我出的，就由我来承受耻辱，向齐王赔罪吧！”
　　苏秦再度来到齐国。
　　他原以为会坐上几天冷板凳，好不容易见到齐闵王，然后再费上一番口舌，才能消除齐闵王的怒气。没想到，齐闵王很快在章华宫接见了他，而且亲自来到宫门口迎接。
　　齐闵王越是这样，苏秦心里越是没底。
　　会不会是看穿了我的计谋呢？他这样想着，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说道：“下臣这次前来，是代表燕王向大王诚惶诚恐地赔罪……”
　　刚起了个头，就被齐闵王打断：“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不用再说了。”
　　“那攻打宋国的事呢？要不请燕王再派一名将军来，听命于大王？”
　　齐闵王摆摆手：“也不必了，寡人已经命令触子撤军回国，攻打宋国的事，暂且先放一放。”
　　苏秦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就在齐军准备进攻宋国的时候，秦昭王派相国魏厓来到临淄，向齐闵王敬献了一个“东帝”的尊号。
　　秦始皇自称皇帝之前，中国文字中的“帝”就是指天帝，和英语中的God是同一个意思。人间的统治者，就算他再伟大，拥有再大的疆域，最多也只能称王（传说中的五帝除外，因为他们都是半人半神，或者本来就是神）。
　　魏厓以为，秦国和齐国的联合要得到进一步加强，必须在形式上有所突破，最好的办法是给对方上一个尊贵的称号，见面互相喊几句万岁，甭提多亲热了。至于上什么称号，“王”肯定不行，当时天下各国都已先后称王，连宋国都给自己上了个王号，王已经不值钱了。一定要比王更为尊贵才行。魏厓想来想去，最后决定，那就让齐、秦二君并称为帝吧。秦称为西帝，齐称为东帝，东成西就，共治天下，岂不快哉！
　　对于齐闵王而言，齐国和秦国结盟，他是欢迎的。但结盟不是结婚，一旦他接受这个东帝的称号，齐国和秦国就牢牢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要白头偕老、生死与共了。这是他不能草率答应的。更何况，秦国还有一个附加条件，称帝之后，两国推动齐、秦、韩、魏、燕五国联合，共同讨伐赵国，瓜分其土地，那就更要慎重考虑。
　　齐闵王正在为难，苏秦来到了临淄。齐闵王顾不上听燕王的道歉，那不过是双方的一点小摩擦，能有多大个事呢？称帝才是大事。他拉着苏秦的手，急切地问道：“秦王派魏厓来，要我称帝，您认为怎么样？”
　　“原来是这样啊！”苏秦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这是一个全新的介入。他一边整理思路，一边说道：“您提出这个问题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准备……称帝是大事，必须全面分析利弊。”
　　齐闵王：“对，您说得对。”
　　“如果不同意秦国的请求，就会与秦国发生矛盾；如果答应了秦国的请求，那就会得罪其他诸侯。”
　　齐闵王：“啊，为什么？”
　　“您想想看，连周天子都不过是王，你们却称了帝，这不是把大伙都比下去了嘛（齐闵王皱了皱眉头）。当然，以齐国的实力，称帝也未尝不可。再说了，您的先祖陈氏，本来就是舜的后裔，血统高贵，非一般王侯可比（齐闵王笑了）。下臣的意见是，您不如答应称帝以应付秦国，但是又不马上举行仪式，等到秦王举行了仪式后，看诸侯们的反应再说。诸侯如果都没意见，那么大王也称帝；诸侯如果意见很大，大王就不称帝。至于进不进攻赵国，到时视情况再定，如何？”
　　齐闵王连连点头称好，心里想：不愧是苏秦，三言两语便将问题分析得如此透彻，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是可进可退，大有回旋的余地。
　　会谈结束的时候，齐闵王突然提出：“齐国的相国吕礼因为身体原因，正准备退休，如果先生不嫌弃齐国弱小的话，便兼任齐国的相国如何？”
　　这正是苏秦所盼望的。他谦虚了两下，接受了齐闵王的好意。在《史记》的记载中，苏秦曾经佩六国相印，当然是夸张的描写。事实上，苏秦确实佩过齐、燕两国相印，这是不含糊的。
　　魏厓得到齐闵王肯定的答复，兴冲冲地回到咸阳复命。
　　公元前288年十月，秦昭王驾临宜阳，在那里自立为西帝，并且邀请天下诸侯前往观礼，结果可以想象，响应者寥寥无几。
　　当时孟尝君已经到了魏国。魏昭王接到邀请，曾经问孟尝君的意见。孟尝君冷冷地说了一句：“您难道忘了楚怀王的下场吗？”吓得他不敢再提。后来，在孟尝君的引导下，魏昭王反倒是去了一趟邯郸，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魏昭王先是送了两座城给赵惠文王作为“养邑”，又将河阳、姑密（均在今河南省孟县）两城献给李兑，作为他儿子的封邑。
　　河阳是黄河中段的主要渡口，曾经一度被秦国攻占，后因不便坚守而归还魏国。魏国将河阳献给李兑，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造成秦国对赵国的更大不满，从而将赵国彻底推向秦国的反面。
　　种种信息反馈到临淄，当齐闵王再来咨询苏秦的时候，苏秦便给了三点意见。
　　第一，果断放弃帝号，使得“天下爱齐而憎秦”，占领道德制高点；
　　第二，解除齐、秦联盟，迅速向赵国靠拢，并发动诸侯讨伐秦国；
　　第三，从过去的经验看，齐国讨伐秦国，山长水远，每次都是一无所获。所以，讨伐秦国仅仅是个借口，目的是趁机出兵进攻宋国，一举将宋国吞并。
　　“如若吞并了宋国，大王的霸业就建立起来了，即便没有东帝的名号，实际上也就是东帝了。”苏秦绕来绕去，最后还是回到宋国这个话题上。
　　只要齐闵王敢咬钩，即便他是条一千八百斤重的大海鱼，苏秦也能把他钓上来。
　　齐闵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苏秦的建议。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计划。从一开始，齐国就欺骗了秦国，诱使秦王称帝，使之成为全民公敌；接着齐王放弃帝号，取悦天下诸侯，并发动诸侯伐秦；最后，齐国的目标并不是秦国，而是宋国。整个计划环环相扣，深得《孙子兵法》中“以迂为直”的精髓。但是，如果齐闵王足够睿智的话，他应该不难发现这个计划存在一个致命问题：如果实施，齐国将失信于天下。
　　同年十一月，齐闵王邀请赵惠文王到东阿会面，双方约定“攻秦去帝”，并由苏秦担任联络员。
　　秦昭王在宜阳称帝，矛头直指赵国，赵国一度十分紧张。齐闵王这一表态，让赵惠文王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庆幸之余，不由得对苏秦极为感激，便也给了苏秦一个武安君的封号。
　　同年十二月，齐闵王宣布废除帝号，号召天下诸侯“共诛暴秦”。
　　第二年（公元前287年）夏天，齐、赵、韩、魏、燕五国军队开始会合，准备讨伐秦国。苏秦作为联军的总调度，来往于燕、魏、赵、韩各国宫廷，督促各国快速进军。
　　奇怪的是，苏秦越是督促，各国的行动越慢。
　　韩、魏二军动作最快，但是由于大雨连绵，未能如期抵达指定位置。赵国答应征发全国壮丁，但是奉阳君李兑公开怀疑齐国和楚国暗中勾结，想要和秦国讲和，因而需要齐国拿出进一步的诚意（说白了，就是想要齐国承诺将陶地划给他当封邑）。燕国又派出两万军队，自备干粮到齐国，但是因为上次张库这件事，齐、燕双方心里都有点疙瘩，指挥起来不怎么灵光。
　　作为联军统帅的齐闵王，对这一切并不在意，反倒是下了一道命令给魏国，要魏国关闭魏、宋边境，断绝两国之间的交通。
　　魏国接到这道命令，立马猜出了齐国的用意——有孟尝君在，这点雕虫小技岂能逃过他的法眼？魏昭王明确拒绝了齐闵王，而且将消息及时反馈到邯郸。
　　赵国迅速做出反应，向齐国发出战争威胁。魏国也陈兵魏、宋边境，随时准备争夺宋国。孟尝君抓住这个机会前往赵国活动，游说赵国与魏国、燕国联合，共同讨伐齐国。一时之间，联盟内部形势汹汹，所有的矛头都直指齐闵王。
　　齐闵王无奈，只能求助于五国合纵伐秦的总设计师苏秦。
　　苏秦开出药方：“欲得宋国，必先安抚赵相奉阳君和魏相孟尝君。不如做一笔交易，私下里将宋国的陶地许给奉阳君作封邑，将平陵许给孟尝君作封邑。”
　　这个药方本身显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效果大有问题。
　　奉阳君李兑收到齐闵王的承诺，喜上眉梢，很快答应了齐国的要求，甚至表示愿意和齐国联合共同攻宋。孟尝君田文则对此不屑一顾，三言两语将齐国的使者打发走了。
　　孟尝君还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李兑与齐国勾结的情报，于是亲自跑到赵国，与历来主张联秦抗齐的将军韩徐接上头，提醒韩徐要注意李兑的动向。
　　这样一来，赵国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声音。韩徐主张赵国与魏国联合，拉拢燕国共同攻齐；李兑主张赵国与齐国联合，共同瓜分宋国。奇怪的是，李兑也得到了孟尝君与韩徐密谋的情报，并且在朝堂上公开揭露出来，认为韩徐这是吃里扒外，没有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想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都说对方是“赵奸”，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且不约而同地在宋国问题上主张采用强硬立场，好撇清自己与“境外势力”的关系。
　　最后的结果完全出乎齐闵王的意料——赵国决定与魏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齐国。韩国历来与魏国同呼吸共命运，也将矛头调转来对准齐国，由此出现了“天下之兵皆去秦而与齐争宋地”的局面。齐闵王见势不妙，于当年八月宣布解散五国联军，将齐军撤回国内。
　　闹闹腾腾的五国伐秦，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无功而返了。但也不能说完全是无功而返，至少秦国被吓了一跳。秦昭王赶紧取消了帝号，把以前掠夺的温（今河南省温县）、轵、高平（均在今河南省济源）等地归还给魏国，又向赵国归还了坙（jīng）分、先俞两城。
　　只有齐国还是像以往一样，不但一无所获，还惹上了一身骚。


　　第二章 乐毅率五国联军大破强齐
　　【反齐统一战线形成】
　　五国伐秦后，国际间的合纵与连横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出现了三种声音。
　　第一种，以孟尝君为代表，主张三晋与秦、燕、楚等国联合，合纵攻齐；
　　第二种，以李兑为代表，主张赵、齐联合，连横攻秦；
　　第三种，以吕礼和韩珉为代表，主张齐、秦联合，共治天下。
　　五国伐秦的失败，也使得齐闵王开始反思自己的失误。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与秦国的关系，于是请与秦昭王关系密切的韩珉牵线搭桥，在齐、秦之间展开对话。
　　韩珉是个热心人，和孟尝君、苏秦等虚情假意之徒不同，他既爱秦国，也爱齐国，对于撮合齐、秦两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或者可以这样说，他认为齐、秦两国天生就应该遥相呼应，共同进退。唯有如此，这个世界才正常。
　　在一封由秦昭王授意写给齐闵王的书信中，韩珉这样写道：“秦王对于贸然称帝一事，深感后悔。”秦昭王还表示，只要齐、秦联合，三四年内即可获得双赢的结果。这三四年间，秦国将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支持齐国进攻宋国，而且尽最大努力不让楚、魏等国染指此事，保证齐国得到宋国的全部土地。齐灭宋后，再与秦国瓜分三晋的土地，秦取上党，齐取河东。然后再南下瓜分楚国，秦取云梦，齐取东国。到那个时候，“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
　　这封信与苏秦给齐闵王定下的优先攻宋战略不谋而合，甚合齐闵王的心意。有了秦昭王的保证，再加上苏秦的不断鼓动，公元前286年，齐闵王终于起用韩珉为将，第三次发兵攻打宋国。
　　正在这个时候，宋国发生了内乱。
　　据说有一天宋王偃出游，看见一位采桑妇人长得十分美貌，便想据为己有。这位妇人的老公韩凭，是宋国一位基层干部，官位虽然不高，做人却很有原则。对于宋王偃的荒诞要求，韩凭表现出极度愤怒，结果被抓起来送去劳教，韩氏也被强行带入王宫，成为宋王偃后宫佳丽中的一员。
　　不久，韩氏写了一首诗，托人暗中带信给韩凭。诗是这么写的：“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
　　宋王偃截获这封信，百思不得其解。大夫苏贺看了之后说：“其雨淫淫，是说她心情不好，一直挂念夫婿；河大水深，是指宫禁森严，不得来往；日出当心，那是有了殉死之志。”
　　后来韩凭果然自杀，韩氏也跳城而亡。韩氏死前，写了一封遗书给宋王偃，说：“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意思是别的要求不敢提，如果死后能够夫妻合葬，那就感恩戴德了。
　　宋王偃若是还有一丝良心，这样的要求答应也无妨，偏偏他是那种毫无人性之辈，故意让韩氏夫妇分别葬在两个墓穴中，相望而不能相交。神奇的是，没过多久，两座坟上各长出一棵大树，树叶互相拥抱，树根互相缠绕。又有一对鸳鸯宿于树上，交颈悲鸣，声音感人。宋人同情韩氏夫妇的遭遇，便将这树命名为“相思树”。
　　而宋王偃经此一事，脾气更为暴戾，行事更加出格，群臣若有敢劝谏者“辄射之”，即便是夏桀商纣，也望尘莫及。商丘城中，连已经被立为国君的太子都看不惯宋王偃的所作所为，密谋发动政变。然而因为事不机密，这次政变失败了，太子被迫流亡国外，宋国政局出现动荡。韩珉抓住这个机会，率军长驱直入，一举攻克商丘，赶走宋王偃，从此将宋国并入齐国的版图。
　　齐国进攻宋国，是在秦国许可甚至是鼓励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不出苏秦所料，当齐国兼并了宋国后，包括秦国在内的天下诸侯无不产生了强烈的嫉妒感。
　　魏国，在孟尝君的主政下，本来就对齐国充满敌意。齐国吞并宋国，一则从魏国嘴边抢走了一块肥肉，二则直接威胁到魏国的国土安全，因而导致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赵国，奉阳君李兑是主张与齐国联合的，但是当齐国占领了宋国，又没有兑现将陶地赠予李兑的诺言，李兑的风向也变了。再加上孟尝君与韩徐的积极推动，赵国基本上已经站到了齐国的对立面。当时苏秦从齐国写给燕昭王的密信中就曾提到，赵国已经用薛公、韩徐的计谋对付齐国，两国必有一战。事实上，不久之后，齐、赵两国就发生了边境冲突，韩徐一度率军攻入齐境，遭到有力的反击之后才撤军。
　　秦国，堪称变脸大师。齐灭宋之前，秦昭王通过韩珉向齐闵王明确表示支持齐国进攻宋国；齐灭宋之后，秦昭王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寡人爱宋国，就像爱新城和阳晋一样。韩珉这家伙跟寡人关系那么好，却进攻寡人所爱之地，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说罢连连摇头，表示想不通。
　　还有一个想不通的人是穰侯魏厓。他老早就盯上了陶地，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它落入齐闵王手中，叫他如何释怀？
　　在魏厓的主持下，一场针对齐国的合纵运动悄然铺开。
　　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率军越过韩、魏两国攻齐，连下九城，拉开了合纵攻齐的序幕。
　　同年，秦昭王分别与楚顷襄王、赵惠文王会晤，就讨伐齐国一事与两国达成一致。
　　公元前284年，秦昭王又与魏昭王会于宜阳，与韩僖王会于新城，协调攻齐事宜。
　　同年，受秦昭王委托，赵惠文王与燕昭王在邯郸秘密会面。秦、赵、燕三国结成联盟。依照盟约，秦国还向赵、燕两国送去质子，以表诚意。这样就形成了以秦国为首，秦、赵、燕三国为核心，包括韩、魏、楚三国参加的反齐统一阵线。
　　经秦昭王提名，燕将乐毅被推举为讨伐齐国的联军统帅。
　　【燕昭王千金买马骨】
　　乐毅的祖上，是魏文侯时期的名将乐羊。
　　据《史记》记载，当年乐羊奉命进攻中山，事成之后被魏文侯封于中山灵寿，从此在中山定居。后来中山复国，到了赵武灵王时期又被赵国吞并，乐羊的后人一直生活在灵寿，便变成了赵国的臣民。
　　乐毅自幼聪颖，爱读兵书。赵国吞并中山后，乐毅被乡人举荐，在赵国军中担任了职务，深受赵武灵王赏识，引为亲信。公元前295年，赵国发生沙丘之变，赵武灵王被困饿死，乐毅为躲避动乱，逃到魏国，在魏昭王的朝中谋到了一官半职。
　　正是在魏国，乐毅听到了关于燕昭王招贤纳士的故事。
　　原来，燕昭王自从即位以来，便将向齐国报仇作为首要目标，“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但是燕国与齐国相比，一则小，二则偏远，三则落后，差距十分明显。为了使燕国迅速强大起来，燕昭王将人才战略摆在第一位，放下诸侯的架子，广开门路，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纳天下贤才。
　　当时燕国有一位老臣，名叫郭隗（wěi）。有人提醒燕昭王，说郭隗这个人有脑子，您如果要招到真正的人才，不妨听听郭隗的意见。燕昭王便去登门拜访郭隗，虚心向他请教。
　　燕昭王说：“齐国趁燕国内乱，发动突然袭击，差点灭亡燕国，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我希望天下的贤能之士都到燕国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目标，请问该怎么办？”
　　郭隗说：“您听过千金买骨的故事吗？”
　　燕昭王摇摇头。
　　郭隗说，古代有位国王，想以重金求购千里马，但是经过三年也没有买到。宫里有位仆役主动请缨，带着千金出去寻马。三个月后，果然找到一匹，不过已经死了。仆役便以五百金的价格将死马买回来向国王复命。国王一看，气不打一处来，骂道：“我要的是活马，死马有什么用？再说，一副马骨头用得着五百金吗？”
　　仆役说：“用不着。人家想五十金卖给我，我费了老鼻子劲，才讲到五百。”
　　“啊！为什么不讲到二百五呢？”国王气得跳起来。
　　“您想想看，买副马骨头尚且肯花五百金，这个故事很快就会传遍天下。天下人都知道您买马的诚意，还愁买不到千里马吗？”仆役用非常平静的语气打消了国王的怒火。
　　果然，自此之后，送马上门的人络绎不绝。不到一年，国王就买到了三匹货真价实的千里马。
　　郭隗说到这里，起身向燕昭王鞠躬，说：“大王如果真心想招揽贤才，就请从我郭隗这把老骨头开始吧！”
　　燕昭王于是在蓟城修建了一座非常豪华的宅子，让郭隗住进去。而且尊他为师，在各种公开场合都请他坐上座，隔三岔五带着群臣去慰问，亲自给他端茶倒水，嘘寒问暖。郭隗这老小子本来就行将就木，被这么一折腾，不免涕泪横流，显出一副死相来。
　　看到的人都在想，大王对这个半死不活的郭隗都那么好，那是真的尊重人才，不是闹着玩的了。
　　事情传出去后，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从各地跑到燕国来寻找前途的士人学子如过江之鲫。继魏文侯时期的安邑、齐宣王时期的临淄之后，蓟城成为了战国时期第三个人才聚集中心。这些士人学子中，包括来自齐国的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和来自赵国的法家知名学者剧辛。而乐毅在听到燕昭王礼遇郭隗的故事后，也产生了到燕国去看一看的想法。
　　正巧魏昭王要派一名使者去燕国，乐毅争取到这个机会，就从大梁出发了。
　　燕昭王早就听说过乐毅的大名，没有把他当作使者，而是以接待诸侯之礼接见他。乐毅一看那架势，赶紧退到一边，不敢接受，但禁不住燕昭王一再劝说，才勉强坐到了主宾的位置上。
　　两个人交谈了一个下午后，乐毅认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眼前的这位燕昭王虽然不是什么实力强横的君主，但绝对值得他委身侍奉。于是乐毅就留在了燕国，担任了燕昭王的亚卿。
　　在郭隗、剧辛、乐毅等人的辅佐下，燕昭王奋发图强，与百姓同甘共苦，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使得燕国逐渐富强起来。在这期间，燕国还积极向东北扩张势力，扩大生存空间。在将军秦开的率领下，燕军主动出去，一举击破东胡部落，辟地千里，在那里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应该说，到公元前284年，燕国已经做好了向齐国报仇的一切准备。国内兵强马壮，士卒摩拳擦掌；国外反齐统一战线形成，秦、赵等国协调一致；再加上苏秦在齐国潜伏多年，将齐国的军政外交情报源源不断送到蓟城，燕军对齐军的动向已经是了如指掌。
　　这一年春天，苏秦在给燕昭王的密报中写道：“齐国这些年来南攻楚，西困秦，穷兵黩武，已经是积蓄散尽，人民憔悴，士卒疲敝。现在又举全国之力攻占宋国，还妄图收服泗上十二诸侯。这不过是齐王本人不自量力罢了，齐国已经灯枯油尽，此时不取，更待何时？”
　　【乐毅伐齐】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封乐毅为上将军，征发全国军队出征齐国。赵惠文王也“以相国印授乐毅”，表示乐毅有指挥赵军的权力。秦国派都尉斯离率军与燕、赵两军会合，韩、魏两国也派出部队。于是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五国联军，在乐毅的统一指挥下，取道灵丘（今山东省高唐）进入齐国。
　　这个时候，齐闵王终于醒悟了一件事，派人将苏秦抓了起来，拉到临淄大街上，处以车裂之刑。
　　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虽然残酷，但在史料记载中，被判车裂之刑的人不超过十个。因为车裂之刑实在是太残酷了，如果不是罪大恶极之徒，一般都不会使用这一酷刑中的酷刑。
　　由此可见齐闵王对苏秦的恨。
　　假如他知道，苏秦做这一切，并非出于对齐国的恨，也不是出于对燕国的同情，更不是为了什么荣华富贵，仅仅是为了完成作为一个纵横家的收山之作，为了让后人在史书上苏秦这个名字前冠以“纵横家”三个字，又会作何感想呢？
　　他或许会对人世的无常发出一声感叹吧！
　　就像这片四分五裂的大地一样，苏秦最终走向了四分五裂。对于这一结局，苏秦早有心理准备，他用微笑迎接了逮捕他的士兵，也用微笑面对了成千上万唾骂他的临淄市民。直到五辆马车将他整个身体拉直的时候，他才略带惊慌地说了一句：
　　“痛！”
　　是不是痛并快乐着，后人不得而知。
　　做完这件事后，齐闵王动员全国的兵力，以触子为将，在济水以西布阵，与五国联军对峙。
　　齐军连年征战，早就疲惫不堪。作为主帅的触子，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明白的。他命部下在济水沿线构筑防御阵地，寄希望于拖延时间，想等联军出现疲态的时候再伺机出击。
　　然而，这一正确的作战方略被临淄城内的齐闵王视为懦弱。他不断派出使者，督促触子主动进军。触子坚决不从。齐闵王失去了耐心，派人给触子带话说：“你再不战，我便灭你九族，挖你祖坟！”
　　这句又狠又傻的话决定了齐国的命运。
　　触子左右为难，出战必败，不战必死。于是按照齐闵王的旨意出击。两军刚刚接触，触子便在中军鸣金收兵。齐军本来就没有战意，四下逃散，联军趁势掩杀，不费吹灰之力便赢得了济西之战的胜利。
　　事后乐毅不无遗憾地说：“我本来还想和触子好好打一仗……”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触子还没等战斗结束，就独自驾车离去，不知所终。
　　济西之战后，秦、赵、韩、魏均撤军回国，只有乐毅率领燕军继续东进，越过齐国长城，进逼临淄。
　　齐将达子临危受命，收拾残兵败将，退守秦周（临淄以西），企图保卫临淄。
　　达子向齐闵王提出，齐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请大王将府库里的钱财全拿出来分给将士们，好让他们感恩戴德，拼死杀敌。
　　齐闵王一听，脑袋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连声说：“那怎么行？”想了半天又说，“联军不是已经撤走了么？现在只剩下燕国的部队，你难道还对付不了？寡人平时让你们养尊处优，到了关键时刻都派不上用场，莫非都是南郭先生？”
　　顺便说一句，齐宣王喜欢听吹竽，而且喜欢听合奏，因此宫里养着三百人的庞大乐队，乐师们个个都享受士族待遇。有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竽，但是混杂其中，每逢演奏就做做样子，不发出声音，居然也混了多年。齐闵王即位后，喜欢听独奏，命乐师一个一个登台献艺。南郭先生一听，赶紧脚底抹油，偷偷溜走了。
　　因为这件事，中国历史上便多了个“滥竽充数”的成语。齐闵王颇为得意，认为是自己的聪明睿智赶走了南郭先生，从此看人都觉得像南郭先生。稷下学宫在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有学子千余人。在齐闵王看来，也不过是南郭先生聚会，不但削减学宫经费，还禁止学究们议论政治，甚至将那年田甲劫王也归罪于诸子百家鼓动。这样一来，学宫里那些当代精英只好卷铺盖走人，学宫从此凋零。正好燕昭王千金买骨，这伙人便争先恐后去了燕国，反倒成全了燕国的人才战略。
　　回到正题。齐闵王说出“南郭先生”一词，达子便悲哀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接下来的秦周之战，齐军又是惨败，达子战死。
　　秦周失守后，临淄便再无屏障。燕军长驱直入，攻占了临淄。齐闵王仓皇出逃，齐国宫室中收藏的宝器和多年积聚的财物被燕军一扫而空，统统运回燕国。
　　这一年，距齐宣王派匡章攻占燕国正好三十年。
　　燕昭王在国内得到捷报，欣喜若狂，亲自跑到齐国来慰劳部队，并封乐毅为昌国君。
　　乐毅并没有满足于攻占临淄，继续分兵略地。据《资治通鉴》记载，燕军兵分五路，左军抵达胶东、东莱；前军绕过泰山直抵东海，攻克琅琊；右军沿黄河、济水前进，屯兵阿城、鄄城；后军驻扎在北海之滨，以安抚千乘；中军则镇守临淄。
　　乐毅绝非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既希望占领齐国的领土，又希望获得齐国的人心，因此严格整饬燕国的纪律，每到一处，都禁止部队骚扰民众，废除齐闵王制定的苛捐杂税，恢复齐宣王时期的宽松政策。同时寻访齐国的隐士高人，以礼相待，请他们出山来帮助治理国家。
　　昼邑人王歜（chù），在齐国素有贤名。为了表示对王歜的尊重，乐毅下令部队不得进入昼邑三十里以内，然后派使者去请王歜出来做官。王歜道谢不出。使者有点动气，威胁道：“你若不来，我们就要屠灭昼邑全城男女！”
　　王歜大怒：“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现在国家灭亡，君王逃跑，我想独善其身又不能，那还不如死了的好！”
　　这位老先生脾气当真倔强，当场把自己的脖子吊在树上。燕国人想等他吊到半死不活的时候再出手相救，没想到他猛然向上一跳，落下来的时候脖子断裂而亡。
　　经此一事，乐毅更加谨慎。为了挽回影响，他在临淄郊外亲自主持祭祀，公祭四百年前的风云人物齐桓公和管仲，并派人修整王歜的墓地，号哭凭吊。
　　纪念齐桓公和管仲，一举两得，既安抚了齐国的人心，又动摇了田氏统治的合法性。要知道，齐国原来是姜太公的封地，正是因为齐桓公当年收纳了流亡的陈国公子完，才让田氏得以鸠占鹊巢，窃国为诸侯。纪念齐桓公和管仲，就是提醒齐国人，田氏政权来路不正，不值得为之卖命。
　　“若要齐国成为燕国的领土，还须得齐人治齐。”乐毅吸取了当年齐宣王占领燕国而不能长久的教训，提请燕昭王同意，封了一百二十多位齐人各等爵位，其中二十余人有封君的称号，而且享有自己的采邑。
　　如此，齐国从普通民众到上层社会，都感受到了乐毅的恩德。不到半年，燕军便占领了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将它们都设置为燕国的郡县。
　　只有莒县和即墨仍然控制在齐国人手里。
　　【巧施反间计：田单独力救齐】
　　齐闵王从临淄出逃之后，先是去了卫国。
　　当时卫国的国君卫平侯，对齐闵王一行给予了极其殷勤的接待。卫平侯自称为臣，让齐闵王住进自己的宫殿，供奉酒食，提供用度。
　　可笑的是，卫平侯的雪中送炭没有使得齐闵王有丝毫愧疚。他不但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卫国人的进献，还不自觉地摆出一副大国元首的架子，对卫平侯竟然颐指气使起来。
　　然后他就被赶出了卫国。
　　接着又在鲁国和邹国碰了钉子。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楚顷襄王派将军淖齿率军前来救援齐国（天知道是来救援还是来打劫），于是齐闵王在楚军的护卫之下回到了莒县。
　　为了感谢楚王的好意，同时也是企图借助楚国的力量复国，齐闵王在莒县任命淖齿当了相国。
　　然而好景不长，淖齿掂量了一下实力，认为自己不足以与乐毅抗衡，想拿齐闵王与乐毅做一笔交易，便悄悄逮捕了齐闵王，当面列举他几条罪状，拉到一个名叫鼓里的小地方杀掉了。
　　淖齿还没来得及派人找乐毅勾兑，莒县有位名叫王孙贾的少年贵族，年方十五岁，发现了淖齿的阴谋。他跑到市场上振臂一呼：“淖齿作乱，杀了大王，有谁想跟去讨伐淖齿的，撕下右边的衣袖，跟我来！”
　　齐闵王虽然不得人心，可这个时候，他就是齐国存在的象征啦！市场上群情激愤，当时就有数百人跟着王孙贾去围攻鼓里。淖齿猝不及防，被当场打死。
　　淖齿一死，楚军逃散。莒县人找到齐闵王的儿子田法章，将他立为齐王，也就是齐襄王。
　　在齐襄王的领导下，莒县军民团结一心，凭借着坚固的城墙抵挡燕军的进攻，竟然一守就是数年。
　　进攻莒县的同时，燕军也包围了即墨。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田单的对手。
　　据《史记》记载，田单是齐国王室的分支子弟，家族地位平平。齐闵王当政的时候，田单仅仅是临淄的一名市场管理员，默默无闻地做着一些收管理费的杂碎工作。如果不是燕军入侵，他或许将继续默默无闻下去，不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燕军攻破临淄的时候，王室贵族争相逃跑，田单也带着家人逃到了安平。别人都在休整，他却让家人把车轴过长的部分锯掉，并且在轴头包上铁箍。不久之后，燕军移师来攻，安平城破，人们出城逃难，许多人因为车轴过长，在拥挤的街道中互相冲撞，闹得车仰马翻。只有田单家的人因为早就改装过车辆，轻易突围而出，一直向东逃到了即墨。
　　因为这件事，人们都说田单这个人有头脑，懂军事，推举他做了将军，据守即墨，抵抗燕军。
　　田单果然不负众望。他发挥自己在市场上管理小贩的才能，有条不紊地给大家分派任务，很快修缮了城墙，布置了防御。燕军多次进攻即墨，都因为田单调度有方，被打得铩羽而归。
　　对于乐毅来说，莒县和即墨这两座城池，便成了他灭齐大业的钉子户，但他还不能强拆。乐毅知道，齐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对于燕国这样一个外来征服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臣服。莒县和即墨的坚持抗战，更能说明齐国人此时的心态。攻克城池不难，难的是收服人心。他希望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齐国最后的堡垒渗透，让他们自动开门投降，从此齐燕一家，不分彼此。
　　日子一天天过去。与莒县和即墨的坚忍不拔相比，这场战争的主使者——燕昭王倒是日渐衰老起来。他没有等到乐毅班师回朝那一天，于公元前279年在蓟城去世。太子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燕惠王。
　　燕惠王原来与乐毅有些过节。具体有什么过节，正史上没有记载。只有明朝冯梦龙杜撰，说燕惠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听信了旁人的谗言，曾经向燕昭王进言：“乐毅能六月下七十余城，为何数年下不了莒县和即墨两城，恐怕是想自立为齐王。”燕昭王大怒：“我燕国之仇，全凭了昌国君才得以报，这样的大恩大德，就算他真想当齐王，难道不应该吗？”命人将太子拿下，打了二十杖。然后还派人到齐国，要拜乐毅为齐王。乐毅对天发誓，不敢接受。燕昭王得意洋洋说道：“我就知道乐毅不是那种人嘛！”
　　看这样的描写，似乎燕昭王倒是个心思颇重的人。事实上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读者姑妄听之罢。
　　等到燕惠王即位，身边有几位奸佞之臣，嫉妒乐毅的功勋，时常在他耳边说乐毅的坏话，更让他对乐毅不满。
　　田单得到这个情报，派人到燕国散布谣言，说：“齐王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区区即墨和莒县却屹立不拔，这都是因为乐毅心里有想法啊！”
　　所谓乐毅心里的想法，就是自立为齐王。但是当时齐国的人心尚未完全归附，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因此故意放松对莒县和即墨的进攻，好有借口待在齐国，以待时机成熟——这与燕惠王的怀疑不谋而合。
　　田单派来的间谍还煞有介事地传播，像乐毅这样温吞吞的将军，齐国人一点也不怕，只怕燕王派骑劫这样雷厉风行的将领来，那即墨和莒县就惨了。
　　骑劫正好是燕惠王的亲信，是个好大喜功之徒。
　　燕惠王听到这些谣言，没有太多犹豫，决定派骑劫到齐国替代乐毅。
　　乐毅交出兵权，没有再回燕国，而是中途改道去了赵国。赵惠文王得到乐毅，有如喜从天降，封他为望诸君，食邑观津。而且有意广而告之，让天下人都知道乐毅在为赵国服务。
　　寡人有乐毅在手，看你们谁还敢欺负寡人！赵惠文王大概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吧。
　　【田单的火牛阵】
　　骑劫到了齐国，果然与乐毅不同。他亲自来到即墨城下督战，誓言要在一个月之内拿下即墨。
　　乐毅在的时候，燕军攻势缓慢，田单如临大敌。换了骑劫为将，燕军攻势迅猛，田单反而轻松了。
　　他发布了一道让人啼笑皆非的命令：即墨城中军民，每到吃饭时间，必先在庭中空地上祭祀祖先，而且不能敷衍了事，一定要用最好的酒食作为祭品。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每天都有无数飞鸟降临即墨，抢夺祭食。
　　城里的老人跑来哭诉：“粮食已经十分紧张，别再浪费啦！”
　　田单笑而不答。
　　如是过了些日子，城外的燕军每天看到这种飞鸟云集的奇景，百思不得其解。接着便有奇怪的说法传开：“这是天神下凡来向田单面授机宜。”
　　这种说法从城外传到了城内。在一次聚会上，有人试探着问道：“将军，听说有神人来向您传授机密。”
　　田单装作吃惊的样子：“你怎么知道？确实有神人来当我的老师，每天晚上我都梦到他。”
　　围观的人群中有位年轻的士兵，平素爱开玩笑，口无遮拦地说道：“那就是我啊！”言毕自觉失言，心下害怕，转身就走。
　　“哎哎，你站住。”田单起身，将那士兵拉回来，打量了半晌，让他东向而坐，自己恭恭敬敬地朝他作了一个揖，说道，“确实是您啊，难怪我觉得您有些面善。”
　　士兵示意田单将耳朵凑过来，低声道：“小人该死，那是开玩笑的！”
　　田单使了个眼色，也压低声音说道：“你不要再说了，就是你。”
　　从此，那士兵住到了田单府上。城中每有会议，田单就让他坐到主位。下达任何命令之前，士兵都要把田单叫过来附耳交代一番，然后田单才宣布：“神说了……”
　　满城军民都相信了，“田将军有神人相助呐！”干起活来特别起劲。
　　田单最擅长使用的手段，莫过于此。
　　他还派人到燕军中传播这样的谣言：如果想让齐国人害怕，最好的办法就是割战俘的鼻子，挖他们的祖坟。
　　骑劫果然被牵着鼻子走，下令将齐军战俘集中起来，全部处以劓刑，然后牵到即墨城下走一圈，好让即墨城里的人都看看负隅顽抗有什么下场。这副惨景让即墨人怒火中烧，打起仗来更加卖命，都说：“宁死也不要让燕军抓住！”
　　骑劫仍然没有醒悟，又派人将即墨郊外的坟地掘了个遍，把那些埋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尸体挖出来，放到城下焚烧。即墨人从城上看见了，痛哭不已。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挖人祖坟更缺德的事了。骑劫这样做，等于帮了田单的大忙——他就是需要即墨人产生这样的同仇敌忾，恨不得将燕国人撕成碎片。
　　终于到了反攻的时刻。田单每天都亲自手持锨镐，与士兵们一道修筑防御工事，还把自己的妻妾都编入部队，与大伙一起训练，又把家里所有食物都拿出来分给大家，说：“这仗如果能打赢，我们就不愁吃穿；如果打不赢，这些吃的也用不着了。”
　　为了麻痹燕军，田单将青壮年都从城墙上撤下来，换上老弱妇孺，并派人向骑劫请降。骑劫得意地对左右说：“你们看，区区一座即墨城，乐毅攻了五年都没攻下。我一来，不到一个月就逼得他们投降了！”
　　燕军将士得到这个消息，都山呼万岁。毕竟，战争也确实拖得太长，将士们止不住对家乡的思念，早就恨不得打起背包回家了。
　　田单的手段层出不穷。几天之后，他命令全城百姓都捐献黄金，集中起来交给一个当地有名的富豪，让他出城送给骑劫，说：“即墨投降之后，请将军保护我的家人。”骑劫欣然接受。这样一来，骑劫连最后一点警惕都放松了，成天在营中饮酒作乐，等着即墨开城投降。
　　《孙子兵法》第九篇第五条：“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也就是说，当敌人说话低三下四的时候，往往是在准备进攻；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请降，背地里一定有阴谋。骑劫显然缺乏这方面的常识。或者说，他太急于证明自己比乐毅厉害了，以至于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
　　田单又下了一道命令，将全城所有的牛——拉车的也罢，耕田的也罢，统统集中起来，总共得到一千余头。他命人用红绸子将这些牛装扮起来，绸子上都画着五色的龙纹，牛角上绑着锐利的尖刀，这身打扮跟牛魔王也差不多了。
　　到了夜里，士兵们把浸透了油脂的芦苇绑在牛尾巴上，将牛赶到了城门口。
　　巨大的门闸缓缓打开。
　　透过黑黝黝的门洞可以看到月光下燕军的营地一片宁静。
　　田单一声令下，士兵们将火把点起，又点着了牛尾巴上的芦苇。牛群受到惊吓，发疯似的朝着城外冲去。牛群的后面，是五千名装备整齐的精锐士兵。
　　一个起来撒尿的燕军士兵看到了这副奇特的景象，连拍了自己两个耳光，确定不是在做梦之后，才发出一声惊恐的呼叫：“敌军来袭！”
　　话音未落，看似坚固的辕门被撞开，一千多头火牛从各个方向冲进营地，所到之处，帐篷被点着，人马被撞翻。不多时，整个营区变成一片火海。睡梦中被惊醒的燕兵四处乱窜，不是被牛踩死，就是被火烧死。五千名齐兵也毫不手软，见到燕国人就拼命砍杀，连投降都不许。
　　割鼻之仇，挖坟之恨，现在是报复的时候了。
　　骑劫被人搀扶着上了战车，跌跌撞撞冲出营地，直到跑出数里之外才敢回头看一眼，只见火牛们还在疯狂地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惊魂未定地说道：“这难道是神兵吗？”
　　骑劫仓皇逃往临淄，田单乘胜追击。各地的齐人闻讯，纷纷起来响应，组成义勇军加入田单的部队。
　　临淄一战，骑劫又大败，他本人也中箭身亡。燕军四下逃散，齐军一路追击，直至黄河，将七十余座城池全部收复。
　　司马迁在评价田单功绩的时候，曾引用《孙子兵法》中的一段话这样说道，用兵之道，正面交锋当然也很重要，但要想克敌制胜，还要靠出奇招。善于用兵的人，奇谋诡计层出不穷，配合正面交锋交替使用，就像圆环一样周而复始，让人捉摸不透。所谓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说的就是田单吧！
　　火牛阵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由此而派生出火鸡阵、火猴阵，屡见于史册。但也有人对这些使用动物的战例表示怀疑，认为动物才不会乖乖地听人指挥。而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南宋年间，朝廷派王德率领大军进剿水贼邵青。邵青看过史书，采用田单火牛阵出击。王德以静制动，命令士兵万箭齐发，火牛受伤惊恐，反而掉头冲入邵青阵中。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船坚炮利，停泊在珠江口外。有人想出一个火猴计，抓来十几只猴子，浑身淋满煤油，准备点着火扔到英舰上，但最终因找不到敢于划船接近英舰的人而作罢。
　　【明哲保身：乐毅和田单】
　　骑劫这一败，等于将燕昭王三十年韬光养晦，苏秦以生命为代价打入齐国内部，乐毅用五年时间经营齐国的所有成果，统统付之东流。
　　燕惠王陷入了深深的懊悔，懊悔之中又带着埋怨和担心。埋怨的是乐毅去了赵国，没人为他收拾眼前这个烂摊子；担心的也是乐毅去了赵国，“他该不会趁机率领赵军前来进攻燕国吧？”
　　怀着这样的心情，他给乐毅写了一封信，说：“当年先王将燕国托付给您，您就打败了齐国，为燕国报了大仇，使得天下为之震动，这样的功勋，寡人岂敢忘怀？先王不幸去世后，我刚刚即位，一时受了左右的蒙蔽，因而派骑劫替代了您。其实我也是考虑到您在外面辛苦了这么多年，想请您回来休息一下，好好商量下一步的对策。遗憾的是您误解了我的意思，就此抛弃燕国而投奔了赵国。如果出于您个人的打算，这也无可厚非，只不过您觉得这样做对得起先王对您的深情厚意吗？”
　　信写得很有水平——首先称赞了乐毅的功劳，接着自己做检讨，然后为自己辩护，最后谴责乐毅不负责任。如果这封信是出自燕惠王本人手笔的话，他至少可以当个很不错的报纸时事评论员。
　　乐毅收到这封信，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报燕惠王书》，且看乐毅是如何回答的。
　　“我是个没有多少出息的人，当时抗拒您的命令，不敢回到燕国，没有其他理由，就是怕死。我怕自己稀里糊涂被杀掉，让世人觉得我是个傻瓜。
　　“话说回来，被世人看成傻瓜也没关系。但那样的话，人家会说先王重用了一个傻瓜，有损先王之明；而且还会说您滥杀无辜，对您的影响也不好。我思前顾后，为了先王和您的名声，才不得不逃到了赵国。
　　“现在您派人来指责我的罪过，提到先王对我的厚爱。我觉得您恐怕不太了解先王为什么要重用我，也不太了解我是怎样来回报先王的，所以提笔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的开头，先抑后扬，绵里藏针，足以打击燕惠王的小聪明。
　　“真正贤明的君王，”乐毅接着写道，“是不会拿着国家的爵禄去满足一己之私欲的。他必定是论功行赏，谁的功劳越大，能力越强，就给他越高的官爵。
　　“回想我乐毅当年，就是因为听到先王的种种传闻，不是一般君王能够做到的，才借着出使的机会来到燕国亲自观察他。感谢他的错爱，把我从一个普通人一下子提到群臣之首。他竟然没有和宗室大臣商量，就让我做了亚卿，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但我也没有见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胜任这个职务，不会出什么差错，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命。
　　“先王当时对我说了关于齐国的深仇大恨。我告诉他，齐国是一个大国，不是轻易能对付的，如果一定要找齐国报仇，必须要想办法借用诸侯之力。此后，先王确实是按照我的路子去做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再加上列祖列宗保佑，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我率领诸侯大军一路东进，先是在济水大败齐军，紧接着燕军又攻占临淄。齐国的金银财宝、宗庙祭器、车辆武具，包括当年从燕国抢走的大鼎，都被运回了燕国。甚至在蓟城的郊外，也种上了许多从齐国移植过来的竹子。自春秋五霸以来，还没有一位君王能够创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先王因此十分高兴，于是封我为昌国君，还给了我一块封地。我仍没有见外，欣然接受，因为我的功勋配得上这样的奖赏。
　　“我本来以为，以先王的英明，在他去世后，后人是不会轻易变更他的政策的。只要按照他的法令章程行事，燕国将继续强盛，齐国的彻底灭亡只是迟早的事。可惜的是，善始者不一定有善终。过去伍子胥帮助吴王阖闾踏平楚国，却被夫差赐剑身亡，而夫差最终也没有好下场。这是因为阖闾与夫差的气量，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啊！
　　“能够为燕国做一些工作，并以此证明先王知人善用，这是我的最高理想。如果让自己受到伍子胥那样的污辱，又败坏了先王的知人之明，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处于当时那种情况，您随时可能像夫差杀掉伍子胥一样杀掉我，我是绝对不会冒险回到燕国来的。关于这一点，请您理解。
　　“另外，我听说君子即使绝交，也不会说原来朋友的坏话；忠臣即使离开祖国，也不会喋喋不休地为自己四处辩解。我虽然没有出息，但总还是以君子自居的。您如果还有什么担心，就看看这封信吧！”
　　燕惠王读完这封信，没有再说什么。当时乐毅的儿子乐闲还留在燕国，燕惠王就封乐闲做了昌国君，继承了乐毅的封地。
　　乐毅从此居住在赵国，也曾作为赵王的使者来往于燕、赵之间，为两国的和平而奔走，直至去世。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还命人寻访到乐毅的孙子乐叔，封为华成君，由此可见乐毅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乐毅也一直是英雄豪杰高山仰止的对象。曹操读《报燕惠王书》，“未尝不怆然流涕”；诸葛亮则干脆“自比管仲、乐毅”。如果要问乐毅为何能够得到后人的景仰，善于用兵自然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本书作者总结为八个字，那就是：“忠而不愚，进而知退”。
　　写到这里，顺带将另一个重要人物——田单的结局作一个交代。
　　据《战国策》记载，燕国人被赶跑后，田单亲自来到莒县，将齐襄王迎回临淄，主持社稷。田单因此被拜为相国，封安平君。
　　但是，齐襄王对田单并不怎么放心。毕竟，收复齐国的功臣是田单，功高盖主，总是让统治者心里面不太踏实的。
　　有一次，田单陪齐襄王出巡，在河边看见一位老人在赤足涉水，因为受不住寒冷，瘫倒在河滩上。田单马上下车，将自己披的狐皮袍子披在老人身上。
　　回宫之后，齐襄王很不高兴，但是又不敢当着大伙的面发牢骚，等到四下无人的时候，才气呼呼地自言自语道：“田单这是在收买人心，难道他想篡夺寡人的大权吗？如果不早点想办法，只怕他会先下手。”
　　说完又不放心，东瞧西瞧，冷不丁看到一个人坐在大殿的角落里。齐襄王这一惊非同小可，出了一身冷汗，再仔细看时，原来是宫中的珠宝匠在那里用丝线串首饰。
　　他赶紧定了定神，将珠宝匠叫到跟前，问道：“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听到了。”珠宝匠如实回答。
　　齐襄王差点晕倒，又问道：“那你认为寡人说得对不对？”
　　珠宝匠不动声色地说：“其实您可以换一个思维来处理这件事。”
　　“你是什么意思？”
　　珠宝匠说：“您可以当着大伙的面嘉奖田单，说寡人担心百姓挨饿，相国便收养他们；寡人担心百姓受冻，相国便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相国所为，甚合寡人心意，诸位也要向相国学习，时时不忘百姓疾苦。这样的话，相国做多少好事，都是您的功劳，他即便真想收买人心，也收买不到。”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身为君王者，最重要是要有气量，有格局，气量狭小只能步燕惠王的后尘。从此齐襄王摆正心态，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扬田单的善举。齐国的老百姓背后议论说：“相国爱民如子，原来都是大王教导有方啊！”
　　与齐襄王的大度相比，田单也自有过人处。还是《战国策》记载，齐国有个叫貂勃的人，经常说田单的坏话。田单听说后，特别备下酒菜，请貂勃来家里喝酒，问道：“我有什么事情得罪了先生，使得先生经常在朝中跟我过不去呢？”
　　貂勃的回答很搞笑：“假如大盗牵着一条狗遇见尧，狗冲着尧狂叫，那并不是因为尧的品德不好啊！”
　　田单听了，哈哈大笑，认为貂勃至少不是个伪君子，还向齐襄王推荐貂勃。这样的雅量，也可谓是罕见。
　　后来齐襄王派貂勃出使楚国，有几个嫉妒田单的大臣在齐襄王面前说：“听说貂勃在楚国受到楚王高规格的接待。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如果不是仗着相国给他撑腰，凭什么这样风光？”又煽风点火，说田单对内笼络百姓，对外交结诸侯，分明是怀有不轨之心。
　　齐襄王听了，心里又不舒服。某一天突然下令：“把田单给我叫过来。”
　　田单赶紧进宫，帽子也没带，鞋子也没穿，衣衫不整，诚惶诚恐地觐见齐襄王，听候他指示。没想到齐襄王憋了老半天，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来教训田单，只说了句：“没事了，你行你的臣子之礼，我行我的国君之礼，就这样吧！”
　　貂勃回来后，齐襄王设宴款待他。酒兴正浓，齐襄王又对左右说：“去叫田单过来喝酒。”
　　貂勃连忙站起来，行大礼参拜，说：“大王为何直呼相国之名？想当年，如果不是相国凭着区区即墨这座小城，带领几千名疲惫的士兵打败燕军，收复千里失地，哪里会有今天的局面？那时候，他如果要自立为王，连诸侯也不能阻止他。可是他从大义出发，一定要迎接您回国都，请您来治理国家。现在您却直呼其名，连小孩都知道这是大大的失礼。您如果再不醒悟，国家就危险了。”
　　齐襄王好就好在大事不糊涂。当天夜里，他辗转反侧，想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便将那几个说田单坏话的大臣革职查办，而且给田单加封了一万户的采邑。
　　田单在相国的任上一直做到去世。应该说，他的运气还算不错。


　　第三章 阏与之战：秦军最惨痛的大败
　　【孟尝君救魏】
　　公元前284年，乐毅率领五国联军讨伐齐国，在济西大败齐军。此后秦、赵、魏、韩四国撤军，唯有燕军继续前进，最终攻克临淄，占领齐国。
　　如果不考虑后来发生的事，燕国无疑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而其他国家也各有所获——
　　秦国如愿以偿，得到了中原的商业中心陶地，并将其作为相国魏厓的封邑。魏厓本来就富比王侯，这一来更是锦上添花，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魏国近水楼台先得月，乘机夺取原来宋国的大部分土地，设置了大宋和方与两郡，国土面积大增。
　　赵国以廉颇为大将，攻取了齐国的阳晋（今山东省郓城）。廉颇因此战成名，被封为上卿，后改任大将军。关于这个人的故事，以后还会讲到，先且一笔带过。
　　楚国则收回了原来被宋王偃抢去的淮北之地。
　　就连国势每况愈下的鲁国也趁火打劫，出兵攻占了齐国的徐州，真可谓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
　　但是秦国的胃口显然不止于陶地。公元前283年，济西之战过后不到一年，乐毅正在齐国攻城略地，秦国便对魏国发动了全面进攻。
　　这一次，秦国的目的是灭魏国，将陶地与秦国本土连成一片，切断山东各国的“合纵之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秦昭王先后两次与楚顷襄王会面，以确保楚国不会出兵干涉；又向韩僖王施压，迫使韩国屈从于秦国，共同出兵侵魏。
　　秦军兵出函谷关，先是攻占了魏国长城外的安城（今河南省原阳），接着攻取了大梁西北的重镇北林（今河南省中牟，当时以森林茂密而得名），在那里囤积武器和军粮，作为进攻大梁的前进基地。
　　大梁西郊的梁囿，是历代魏王花重金建设的王家园林，亭台楼阁极其考究，山川湖泊错落有致，相当于那个年代的圆明园。秦军攻入梁囿后，极尽破坏之能事，烧毁建筑，砍伐树木，并将园中放养的上千麋鹿悉数射杀，以饷军士。
　　在这个危急关头，孟尝君奉魏昭王之命向赵、燕两国求救。
　　赵惠文王一开始不想借兵，孟尝君向他剖析了秦国这次用兵的意图，明确告诉他：“魏国一旦灭亡，秦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赵国，到时候赵国将年年战乱，永无宁日。”赵惠文王这才醒悟，答应派十万大军救援魏国。
　　燕昭王也不想救魏。他对孟尝君说，燕国正在和齐国打仗，现在又要派部队行军千里去救援魏国，显然是不现实的。孟尝君便威胁道，如果燕国坐视不救，魏国便会臣服于秦国，然后率领魏、韩大军，再请秦、赵出兵共同进攻燕国。“您认为，是派部队行军千里去救魏国好呢，还是出蓟城南门就可以看到四国联军好？”
　　这话如果从别人口里说出来，燕昭王或许会付诸一笑。但是从孟尝君口里说出来，他就不得不考虑后果了。当时孟尝君说完，就准备离去。燕昭王赶紧叫住他：“您别急着走，寡人同意派兵了。”于是燕国出兵八万，与赵国的十万大军会合，渡过黄河，从北面逼近北林，对秦军形成强大的威胁。
　　韩国本来就不想攻打魏国，看到形势逆转，便想反戈一击，与燕、赵、魏三国联合攻秦。
　　秦昭王审时度势，果断将军队撤回关中。
　　经此一役，秦国改变策略，开始拉拢韩、魏，转而将矛头对准赵国。
　　公元前282年，秦昭王分别与韩僖王、魏昭王会面。同时，秦军在白起的率领下攻赵，取兹氏和祁城（今山西省祁县）。
　　公元前281年，白起又攻赵，取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境内），然后率军南下，第二次围攻大梁。燕国和赵国再次出兵救魏，将秦军围困于林中（今河南省新郑），迫使秦国讲和。
　　公元前280年，白起连续三年第三次攻赵，取代县（今河北省蔚县）和光狼（今山西省高平）两城，斩首三万。
　　在白起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被赵惠文王倚为栋梁的廉颇也束手无策。这倒不是说廉颇无能——如果没有廉颇，赵国也许败得更惨——而是白起实在太厉害。
　　正当赵国被打得狼狈不堪的时候，秦国出人意料地停止了进攻，向赵国伸出了橄榄枝。
　　【蔺相如完璧归赵】
　　公元前280年，秦昭王命令白起停止进攻赵国，派人给赵惠文王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将近年来秦国占领的十五座赵国城池统统归还，前提是赵惠文王用其珍藏的和氏之璧来交换。
　　所谓和氏之璧，据《韩非子》记载，乃是春秋时期楚国的玉匠卞和以在荆山发现的玉石雕琢而成的玉璧。
　　当年卞和发现玉石之后，先是献给楚王蚡冒（楚武王的哥哥）。蚡冒见那块石头其貌不扬，认为卞和在戏弄他，下令砍去卞和的左腿。蚡冒死后，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玉。楚武王命宫中玉匠检测，还是认定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于是又砍去卞和的右腿。卞和带着玉石回到荆山，哭了三天三夜，悲伤不已。后来楚文王即位，命人将卞和找来，当场剖开石头，发现果然是一块举世罕见的宝玉。楚文王十分感动，命卞和将这块玉石打磨成玉璧，遂称之为和氏之璧，作为镇国之宝收藏于宫中。至于这块玉璧为何落入赵惠文王手中，世人就不得而知了。
　　俗话说，金银有价玉无价。和氏之璧号称价值连城，究竟值多少座城池，从来没有人估算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秦国拿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之璧，吃亏的是秦国。想想看，白起兴师动众，连续用了三年时间，才攻取赵国六座城池，平均一年两个。按照这种速度，十五座城池足够白起和十余万秦军忙上七年半了。
　　赵惠文王掰着手指头都能算出这笔生意的好处，问题是它太好了，好得不真实。秦昭王究竟是哪根神经错乱，才会想出这样一笔蚀大本的买卖呢？
　　围绕这笔买卖，赵国的大臣们连续开了三天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个骗局。如果答应了秦昭王的要求，结果很有可能是玉璧给了，城没拿回来。但是如果不答应，等于放弃一个跟秦国谈和的机会，而且很有可能引发秦国报复性的进攻，这是包括大将军廉颇在内的群臣都不愿意看到的。
　　赵国这边拿不定主意，秦国那边却一再催促要给个答复。情急之下，赵惠文王决定派一个合适的人出使秦国，随机应变。奇怪的是，满朝文武，本来都在七嘴八舌发表意见，一听到要出使秦国，突然都变了哑巴。
　　谁都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后果不外乎有二：其一，立场偏左，到了秦昭王面前，据理力争，秦昭王大怒，兴师相向，这使者便是赵国的罪人；其二，立场偏右，到了秦昭王面前，委曲求全，城没要回来，玉璧只当白送，这也是赵国的罪人，名为“赵奸”，是要被邯郸城里爱国的太学生们砸了座驾的。
　　赵惠文王看了一圈，“啧啧”了两声，表示极度不满，说道：“难道我赵国无人？”
　　这时大内总管缪贤站出来说：“下臣推荐一人，可当此重任。”
　　“谁？”
　　“下臣的门客，蔺相如。”
　　赵惠文王摇摇头，表示没听过这个人。
　　缪贤便说了一段往事——
　　有一次，缪贤犯了罪，想逃到燕国去寻求政治避难，蔺相如制止了他，问道：“您怎么知道燕王会接纳您？”
　　缪贤说：“我曾经陪同大王与燕王相会，燕王私下拉着我的手说，愿意与我结为朋友。现在我有难，他应该会庇护我。”
　　“错！”蔺相如说，“当年赵强燕弱，燕王有求于大王，而您又受到大王的信任，所以他才希望和您结交。现在您得罪了大王，他只要见到您，就会派刀斧手把您抓起来送回赵国。您还想他庇护您，做梦去吧！”
　　缪贤如梦初醒，于是听从蔺相如的建议，肉袒伏斧（光着身子伏在刑具上）向赵惠文王请罪。而赵惠文王果然因其坦白从宽，赦免了缪贤。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蔺相如有见识，也有胆识，下臣以为他可以出使秦国，必不辱使命。”缪贤这样说道。
　　赵惠王白了缪贤一眼，心想：看不出啊，你小子原来曾经想过要叛逃！这件事先且搁一边，那蔺相如有如此见识，倒也不是一般人，不妨见他一见罢。赵惠文王于是召见蔺相如，问道：“秦王请求用十五座城池来换和氏之璧，你看可不可以给他？”
　　“这生意划算，当然要给。”蔺相如不假思索地说。
　　“可是，如果秦王拿走了和氏之璧，又不给我们城池，那可怎么办呢？”
　　“秦王以城易璧，我们不答应，理亏的是我们；如果我们给了他璧，而他不给我们城，理亏的就是他了。两种情况相比较，我们宁可被骗，也不要让秦国人抓着把柄。”
　　赵惠文王想，也只得如此了。试探着问道：“那有谁可以替寡人去秦国完成这个使命呢？”
　　蔺相如笑了：“大王这样问，想必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那就让我带着玉璧去吧。他们如果给我们城，我就给他们璧；他们如果使诈，我保证完璧归赵。”
　　赵惠文王闻言，不禁对眼前这位瘦弱的中年男子刮目相看，只见他神色如常，仿佛在说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此人不可小觑。”赵惠文王这么想着，当场拍板，决定派蔺相如出使秦国。
　　蔺相如到了咸阳，很快受到秦昭王接见。他双手捧着和氏之璧，小心翼翼地进献给秦昭王。
　　秦昭王没想到赵国这么爽快，十分高兴，拿着玉璧看了又看。原来这块和氏之璧，乍一看普普通通，然而拿在手里，感觉异常温润，似有涓涓细流自指缝间滑过，宛如早春雪融时一般激灵，又如深夏林间山泉一般透彻心扉。古代贵族玉不离身，秦昭王自幼配玉，当上国君之后更是名玉傍身，但是像和氏之璧这样珍奇的玉石，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一边啧啧称奇，一边将玉璧传给身边的几个美人：“此乃稀世珍宝，你们也看看。小心啰，谁要是摔坏了，休怪寡人不客气。”旋即，女人间发出一阵由衷的赞叹。女人们看完，秦昭王又让左右几位亲信大臣上前来观看。大臣们看了，都跪在地上山呼万岁，向秦昭王表示祝贺。
　　蔺相如站在堂下，冷冷地看着秦国人演戏。等他们热闹完了，才上前说道：“玉璧其实还是有点瑕疵，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请让下臣告诉大王在哪。”
　　秦昭王一听，赶紧将玉璧递给蔺相如。蔺相如接过来，后退了几步，背靠着一根柱子，头上的帽子突然冲起，头发一根一根竖起来（怒发冲冠），对秦昭王说：“大王想要和氏之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国的大臣都说秦国贪婪，言而无信，劝赵王不要答应大王的要求。赵王问下臣的意见，下臣以为，布衣之间尚不相欺，何况是像秦国这样的大国。而且为了区区一块玉璧闹得两国之间不愉快，这又是何必呢？于是赵王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五日，将和氏之璧交给下臣带到咸阳来，恭恭敬敬地奉献给大王，以表赵国对秦国的尊敬。可是，我到了咸阳之后，您却在偏殿之上接见我，表现得十分傲慢，还让一群妖里妖气的女人来围观玉璧，这分明是没把赵国放在眼里。我看您八成是不想给赵国城池了吧！所以我就使了个小小手段，把玉璧又要回来了。您不要逼我，谁敢上前一步，我马上将这玉璧摔碎，然后一头撞死！”说着将玉璧高高举起，作势欲摔。
　　秦昭王没料到蔺相如会来这么一手，连声道：“且慢！”命人将地图取出铺在地上，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片地区说，寡人没有任何要欺骗赵王的意思，从这里到那里，十五座城池，已经计划好要划给赵国的啦。
　　蔺相如斜着眼睛瞟了一眼，说：“那敢情好。只不过和氏之璧是天下至宝，赵王迫于大王的威力，才不得不献给大王。赵王还专门斋戒沐浴五天，才将它交给下臣。为了表示您的诚意，请您也斋戒沐浴五天，然后以九宾之礼相迎，我才会将它献给您。”
　　秦昭王又气又怒，又没办法，只得答应蔺相如的要求，承诺斋戒沐浴五天，并安排蔺相如先到宾馆住下。
　　蔺相如一到宾馆，就命随从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怀里揣着和氏之璧，抄小路将它送回了赵国。
　　五天之后，秦昭王在宫中举行盛大的仪式，派傧相引导着蔺相如进入大殿，把该行的礼都行完了，该表的态也表了，就等着蔺相如献璧。蔺相如如实相告：“和氏之璧已经送回赵国，您上当了。但这事也怨不得我。秦国自从穆公以来，二十多任国君，没有一位是信守承诺的。太远的事我就不说了，楚怀王的事就给了天下诸侯深刻的教训，在和秦国打交道的时候，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大王如果实在是有诚意，请先将十五座城池割让给赵国，我保证和氏之璧马上送到。当然，大王如果要治我的欺君之罪，我也无话可说，甘愿下油锅。”
　　秦国君臣听了，面面相觑。蔺相如说秦国自从穆公开始就不守信用，显然是夸大其辞，至少秦穆公不是无信之人。事实是，秦国自打秦惠王年间重用张仪以来，在国际上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没想到今天反倒上了蔺相如的当，让他当猴给耍了。
　　大殿上一时沉默。突然间，相国魏厓爆发出一声怒吼：“你想下油锅？没那么便宜！来人啊，将这厮拉出去，立即处以车裂之刑。”
　　武士们一拥而上，将蔺相如绑了起来。群臣们情绪激动，都举着拳头喊道：“处死他，处死他！”
　　蔺相如淡然而笑，没有作任何挣扎。反倒是秦昭王突然站起来，挥挥手，平息了大伙的喧闹，说道：“即便杀了他也于事无补，反倒伤了秦赵两国的和气，我相信赵王不会为了区区一块和氏之璧就欺骗我们秦国。”下令放了蔺相如，依旧以九宾之礼接待他，典礼结束之后便放他回去了。
　　回想当年，孟尝君曾派公孙弘观察秦昭王气象，赵武灵王也曾亲自乔装改扮到咸阳窥探秦昭王，都认为他气度不凡。从现在发生的这件事上看，秦昭王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蔺相如平安回到赵国。赵惠文王对他在秦国的表现相当满意，认为他“不辱于诸侯”，因而封他为上大夫。
　　【廉颇负荆请罪】
　　以城易璧的计谋失败后，秦昭王正式向赵惠文王发出邀请，请他到西河外的渑（miǎn）池（今河南省三门峡）来会晤，商谈两国和平友好的大事。
　　因为有楚怀王的前车之鉴，赵惠文王不打算接受秦昭王的邀请。但是廉颇和蔺相如等文武大臣都说，如果不去，等于向天下人宣告赵国怕秦国了，脸面上是万万过不去的。赵惠文王不觉苦笑，那就是一定要去啰？罢，罢，罢，为了国家的面子，寡人我就做一回弥天大勇，去赴那渑池之会吧！
　　当然，赵国方面也作了充足的准备。陪同赵惠文王赴会的，是不辱于诸侯的蔺相如；同时由廉颇统帅大军，驻扎在秦、赵两国的边境线上，一旦发生事变，则可挥师相救。饶是如此，廉颇还是做了最坏的准备，对赵惠文王说：“大王此去，路上行程加上会期估计不超过三十天。如果过了三十天还没见到您回来，请允许我等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人的念想。”
　　赵惠文王默默点头。说这样的话虽然不吉利，但是形势逼人，也只能抱着最坏的打算去争取最好的结果了。他几乎是带着英勇就义的悲壮感来到渑池，却没有遇到想象中的刀斧手一拥而上的场面，反而受到了秦国方面的热情接待。这是公元前279年春天发生的事。
　　“也许是我们多虑了。”赵惠文王暗中对蔺相如说。
　　“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蔺相如说。
　　到了正式会面那天，秦国文武百官齐聚，各国使臣也受邀参加，场面搞得十分隆重。席间秦昭王频频举杯为赵惠文王敬酒，赵惠文王也频频回敬，很快就酒酣耳热了。
　　秦昭王借着醉意说道：“寡人早就听说赵王善于鼓瑟，今日两国为兄弟之会，请赵王为我们演奏一曲如何？”
　　赵惠文王也在兴头上，马上说：“好！”于是当着大伙的面，演奏了一曲《伏羲乐》。奏毕，秦昭王击掌称赞，赵惠文王也就谦虚了几句。这时秦国御史（史官）快步上前，高声宣布：“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记入史册。”
　　赵惠文王一听就愣了，闹了半天，敢情在这等着我呐！正在闷闷不乐，只见蔺相如从案几上拿起一只陶缶（fǒu），双手捧着，快步走到秦昭王面前跪下：“请大王击缶助兴。”
　　缶是古代盛酒的器皿。秦人风俗粗犷，每逢宴饮，喝到半醉，便敲打着陶缶，拍着大腿唱歌。因此，缶在秦国又是一种乐器。
　　秦昭王把脸偏到一边，装作没看见。
　　蔺相如又说道：“请大王击缶！”这一次嗓门粗了许多，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秦昭王脸色大变，席间的空气骤然紧张。蔺相如仍然不依不饶，又向前跪行了两步，对秦昭王说：“现在您和我相距不过五步，我可是做好了将一腔热血洒到您身上的准备。”言下之意，再不答应，就准备同归于尽了。
　　秦昭王的左右听到这话，立刻围了上来，有人已经把佩剑拔出，偷偷绕到蔺相如身后准备动手。蔺相如怒目圆睁，高举陶缶，大喝一声，将这些人都镇住。
　　秦昭王被逼无奈，只好拿起一根筷子，勉强敲了一下。蔺相如立刻站起来召唤赵国的御史：“请记好了，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群臣都觉得脸上无光，为了挽回一点面子，齐声道：“请赵王献十五座城池给秦王做贺礼吧！”
　　蔺相如笑道：“那请秦王也把咸阳送给赵王做贺礼吧。”
　　直到宴会结束，秦昭王始终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再加上廉颇大军在边境上待命，秦军也不敢轻易动手。
　　从渑池平安回来后，赵惠文王立即封蔺相如为上卿，且排名在廉颇之上。
　　廉颇不乐意了。我廉颇在沙场上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不过是个上卿；他蔺相如动动嘴皮子，也是个上卿。敢情这赵国的上卿，张三李四王五麻子都能当啊！再说了，蔺相如本来不过是一介平民，不知道哪一天突然走了狗屎运，居然混到了贵族队伍中，而且排在我前面。我一把年纪了，受不了这个侮辱。
　　廉颇宣称：“如果让我在大街上看到蔺相如，一定要公开羞辱他！”
　　蔺相如听到这话，只是笑了笑。从此，每次上朝的时候，他都避让着廉颇。后来发展到只要廉颇上朝，蔺相如就不上。有一次蔺相如出行，远远看到廉颇的队伍，赶紧下令绕道而行，唯恐避之不及。
　　连蔺相如的门客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背井离乡来跟随您，就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现在您和廉颇同朝为臣，地位比他高。他口出狂言，处处跟您过不去，您却一味畏缩，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猫。这样的侮辱，平常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身为国家的将相？我们水平有限，达不到您的境界，请让我们走吧！”
　　蔺相如说：“我理解你们的感受，但是请你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廉颇将军和秦王，谁更厉害？”
　　门客们都说，当然是秦王厉害。
　　“秦王那么厉害，我尚且敢在秦国的朝堂上公开喝斥他，侮辱他的文武大臣。你们说，我还会怕廉颇将军吗？”
　　这个问题把门客们都问住了。
　　“你们以为我不在乎个人的尊严、不介意廉颇将军对我的侮辱吗？不是。只不过我考虑，以秦国之强，不敢打赵国的主意，就是因为有我和廉颇将军在。如果我俩发生冲突，有如两虎相斗，必有一伤，秦国趁机发动进攻，赵国就危险了。我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个人的感受之上，才处处忍让啊！”
　　门客们恍然大悟，都拜伏在地上说：“恕我等浅陋，不能体会您的苦心。”
　　事情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这位自我膨胀的老将突然明白了自己与蔺相如的差距，很快做出了反应。他光着膀子，将一根荆条背在背上，由自己的门客引导着，前往蔺相如府上请罪，说：“我老糊涂了，不知道您如此宽宏大量，真是惭愧！”
　　蔺相如连忙将他扶起来，替他拔掉荆条，穿上衣服。两个人从此心无芥蒂，成为了至交。
　　在中国历史上，负荆请罪是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它被改编成各种形式的剧目演出，历来为百姓们津津乐道。廉颇的刚烈和蔺相如的大度，通过这个故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如果认为赵国朝中这种“将相和”使得秦国不敢睥睨赵国，显然有点夸大了团结的力量。事实上，秦国之所以暂时放过赵国，不是因为忌惮廉颇和蔺相如，而是因为南方出现了异动。
　　【楚国引火烧身】
　　当时楚国的统治者楚顷襄王，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君主。当年秦昭王发动诸侯攻齐，以及后来秦国攻魏，都曾与楚顷襄王会晤。而楚顷襄王对秦国的行动，虽然不是亦步亦趋，但总是给予理解，没有给秦国添任何麻烦。可以说，在楚顷襄王的统治下，楚国基本上是偏安一隅，不问世事。
　　然而，公元前281年，有一个人打破了楚顷襄王内心的平静。
　　据《史记》记载，当时楚国有位猎人，善于射鸟，每射必中，斩获颇丰。楚顷襄王听说，便将他召进宫，问他有什么诀窍。
　　猎人说：“我不过是用小弓射几只归雁，不足为大王道。以楚国之大，大王之贤，应该关心射天下的大事才对，要不我给您讲讲如何射天下？”
　　楚顷襄王吓了一跳：好嘛！遇到高人了，且听他怎么说。
　　猎人便说：“古代圣贤射的是道德，五霸射的是诸侯。当今天下，群鸟飞翔，秦、魏、燕、赵是鶀（qí）雁（大鸟），齐、鲁、韩、卫是青首（中等大小的鸟），驺、费、郯、邳是罗鸗（lóng，小鸟），除此之外的就不值一提了。这天上飞着的六双鸟，敢问大王打算用什么来射取呢？”
　　楚顷襄王摇摇头，表示没想过。确实没想过，自从楚怀王的悲剧之后，楚国一直韬光养晦，逆来顺受。连当年宋王偃侵占淮北之地，楚顷襄王都没吭一声，哪里曾做过什么弯弓射大雕的美梦？
　　“那么，大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箭，看准时机张弓而射？”猎人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大王早上张弓搭箭去射魏国大梁的南部，再猎取魏国西部，顺带捎上韩国，则中原的道路由此控制在楚国手里，上蔡也就不攻自破。回过头来再射魏国东部，攻占定陶，便可获得大宋、方与两郡。魏国丧失东西两部，大梁就没有屏障了。大王在兰台收起弓箭，饮马西河，平定魏都，这是一射之乐啊！您如果觉得还不过瘾的话，那就再取出宝弓，到东海去射那长着钩嘴的大鸟。早上射东莒，晚上获顿丘，夜里得即墨，回头占领午道，威慑齐、赵、燕三国，这是二射之乐！至于泗上十二诸侯，更不在话下，您左右开弓，不用一个早上就可全部得到，这是三射之乐也！”
　　猎人说得牛逼哄哄，楚顷襄王听得如痴如醉，竟然产生了一种长缨在手、欲缚苍龙的豪情。但问题是，秦国呢？秦国怎么对付？
　　关于这一点，猎人早有准备。他这样说道：“秦国雄踞海内，东面而立，左臂按着赵国的西南，右臂遥指楚国的鄢、郢（鄢即今天的湖北省宜城，在郢都以北约两百里处，鄢、郢之间的地域是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利爪膺击韩魏，垂头俯视中原，高举羽翼，遮天蔽日，可达方圆三千里。这样的大鸟，是不能够举着蜡烛在夜里偷偷射下来的。但是，这些年来，秦国打败韩国却不能据守其城池，数次讨伐魏国却没有获得成功，连年进攻赵国却成就甚微，其实已经十分疲惫了。大王只要慰劳百姓，休养生息，抓住有利时机，联合天下诸侯合纵攻秦，南面称王不是难事。再说了，先君怀王被秦人欺骗客死他乡，现在楚国百姓还不能放下这个仇恨，都发誓要为先君报仇。您现在坐拥国土五千里，带甲百万，足以称霸中原，现在却反而坐以待毙，这样做对得起先君吗？”
　　楚顷襄王完全被打动了，于是“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他没有想到，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箭射出，非但没有射到秦国这只大鸟，反而惹火烧身，将大鸟的注意力转移到南方来了。
　　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派司马错征发陇西之兵十万，从蜀地出发，顺流而下，一举攻克楚国的黔中郡，迫使楚国割让汉水以北的土地。
　　渑池之会后，秦、赵两国关系趋于平和，秦昭襄王命令白起挥师南下，于公元前279年向楚国发动了全面进攻。
　　秦军进攻的首要目标就是楚国的鄢城。鄢城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再加上楚顷襄王征发大军进驻，守城军民多达数十万人，可谓固若金汤。白起没有强攻，而是采用水攻的办法，引鄢城西北的沔水浇灌城池。据《水经》记载，大水从城西灌到城东，几乎将全城守军百姓全部淹死，以至于“城东皆臭”，从此被称为臭池。
　　白起经此一战，军威大震，又乘胜进攻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并于公元前278年攻克郢都，迫使楚顷襄王将国都迁到陈（今河南省淮阳）。秦国遂在鄢、郢之间的富庶地区设置了南郡，而白起因此大功被封为武安君。
　　值得一提的是，白起所率攻楚的秦军部队，最多不到十万人，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便向西攻到了夷陵（今湖北省宜昌），焚烧了楚国先王的陵墓；向南攻到了洞庭湖以南；向东攻到竟陵（今湖北省潜江），再转向东北，攻至安陵（今湖北省云梦）、西陵（今湖北省新洲），为秦国扩地数百里。后来白起分析这一段战事，认为秦军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战绩，主要是因为楚国人心涣散，城池破败，既无良臣，又无守备。秦军素以斩首为功，白起更是杀人成性，但是在这两年攻楚的战争中，攻占了数十座城池，除了水淹鄢城数十万军民外，竟无一斩首记录。解释只有一个，这些城池基本上是主动开城投降的，以至于白起都找不到理由来杀人。
　　三年前，楚顷襄王雄心勃勃弯弓射大雕的时候，恐怕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吧！
　　【阏与之战：狭路相逢勇者胜】
　　秦国的战车滚滚前进，在破灭了楚顷襄王的大国梦之后，又转头向东，再次将矛头对准了魏国。
　　公元前277年，魏昭王去世，其子魏安僖王（魏圉）即位。
　　公元前276年，白起伐魏，取两城。
　　公元前275年，秦相魏厓亲率大军伐魏，攻至大梁城下。韩国派大将暴鸢率军来救，被秦军击败，斩首四万。暴鸢逃至启封（今河南省开封），秦军追击而至，迫使魏国献出温地（今河南省温县）求和。
　　秦国之所以围攻大梁而不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魏厓有私心。据《战国策》记载，当时秦国围攻甚急，大梁朝不保夕。魏安僖王派了一名说客到秦军大营游说魏厓，认为魏厓已经获得了穰、宛、陶、许等一大批封邑，秦王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主要就是因为大梁未下。一旦大梁沦陷，魏国灭亡，秦国就将陶地与本土连在了一起，秦王肯定会提出收回陶地。从魏厓的个人利益考虑，还是不要攻取大梁为宜。
　　二是秦国担心攻克大梁会引起东方诸国的共同警惕。当时就有人劝秦昭王，将天下比作一条蛇的话，魏国就是蛇的腰身，打蛇头，蛇尾来救；打蛇尾，蛇头来救；打蛇腰，则首尾都来救，这是常识。秦国攻打魏国，等于告诉诸侯，秦国要截断天下的脊梁，那么山东各国必定倾力相救，魏国也会拼死抵抗，对秦国必定大大不利。
　　因为上述两个原因，秦国在攻打魏国的时候，保持了一定的节制，有意放过了魏国一马。
　　但是，到了公元前274年，秦军又卷土重来了。秦昭王通过外交手段迫使韩国服从，派客卿胡阳率领大军越过韩国领土，攻克了魏国的卷（今河南省原阳）、蔡（今河南省上蔡）、中阳（今河南省中牟）、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四城。
　　在秦国的强大攻势下，魏国不得不向赵国靠拢。公元前273年，赵、魏联合进攻韩国的华阳（今河南省新郑），韩国向秦国救援。魏厓亲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白起率领，一路由胡阳率领，在华阳城下大败赵魏联军。魏军被斩首十三万，魏将芒卯逃脱；赵军被斩首两万，赵将贾偃战死。秦军乘胜追击，再度围攻大梁。魏国不得不割让南阳给秦国，秦国才退兵。
　　公元前272年，秦国以南阳和宛为中心，建立了南阳郡。
　　华阳之战是自伊阙之战和攻克郢都后，秦军在白起领导下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经此三战，白起牢固树立了战神的地位，也使得山东各国不约而同地患上了“恐白症”。
　　华阳之战进一步削弱了魏国，实际上已经打断了天下的脊梁。战后，秦国对赵国采取拉拢策略，双方互派质子，以示友好。赵国向秦国提出，将原来秦国占领的蔺、离石、祁三城归还给赵国，而赵国将焦（今河南省三门峡）、黎（今河南省浚县）、牛狐（今不详）三地给秦国作为交换。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秦国派到赵国去的质子，是秦昭王的孙子，名叫异人。异人的父亲嬴柱，是秦昭王的幼子，被封为安国君。嬴柱有子二十余人，异人最不受宠爱，因此被派为人质。然而，正是这位异人，在赵国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嬴政，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而异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
　　这是后话，先且带过。
　　秦国人也很守信，按照赵国的要求归还了三座城池。出人意料的是，赵国违背了诺言，拒不交出焦、黎、牛狐等三城。秦昭王派大臣到赵国交涉，也没有结果。
　　看来这一次，赵惠文王还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对流氓耍流氓到底了。
　　秦昭王很快做出反应，于公元前270年派胡阳越过韩国的上党地区，进攻赵国的军事重镇阏（yān）与（今山西省和顺）。
　　赵惠文王将廉颇召来，问他能不能率军救援阏与，廉颇的回答是“不能”，因为从邯郸到阏与，“道远险狭”，难以救援。赵惠文十分失望，转而问身边的田部大臣（税务局局长）赵奢：“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赵奢回答：“路又远，道又狭，两军相争，就像是两只老鼠在洞穴中相遇，谁的大将勇敢谁就能取得胜利。”
　　关于赵奢，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人本来只是田部的一个小吏，负责征收田赋，有一次征收平原君赵胜家里的租税，平原君的管家倚仗权势，拒不缴纳。赵奢搬出国家法令，告诉平原君的管家，不依法纳税，是要杀头的！管家一听，不怒反笑，伸长了脖子说，你砍，朝这儿砍，别手软。赵奢便将管家和他的手下九个人统统抓起来，全部砍了头。
　　平原君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想要杀赵奢。赵奢主动找上门去，对平原君说：“您是赵国的贵人，如果您都不遵守法令，那法令就管不住任何人了，国家就会衰落，甚至会灭亡。到那时，您的富贵也保不住，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反过来说，您作为大王的弟弟，如果能够带头奉公守法，大家都会遵守法令，赵国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人们只会更尊重您，绝对不会因为您的管家抗法被杀而轻视您。”
　　平原君立刻接受了赵奢的意见，并且认为他很能干，将他推荐给赵惠文王。
　　事实证明平原君没有看错人。赵奢在田部大臣的位置上干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国家的仓库充实了。赵惠文王当政时期，赵国虽然也遭受秦国的侵略，但大体上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这和赵奢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公元前270年，当赵惠文听到赵奢说“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时候，不由得对眼前这位长期在经济战线上操劳的同志又产生了新的认识。他尝试着问道：“如此，派你率军救援阏与如何？”
　　赵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廉颇惊讶的眼光中带着军队开赴前线。
　　刚走出邯郸三十里，赵奢就下了一道命令：军中将士，如有敢对本次行动提任何建议者，斩！
　　这道命令下得有些奇怪，大多数人都在想：新来的将军不懂军事，怕人家提意见……部队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开到了武安（今河北省武安）附近。
　　当时秦军主力围攻阏与，派了一支偏师驻扎在武安城西，用以监视和阻挡赵军的救援部队。即便是偏师，声势也极为浩大，列好阵势，齐声呐喊，连武安城里的屋瓦都随之震动。
　　赵奢军中有一位主管情报的官员，在打探清楚秦军的动向之后，建议赵奢迅速移师救援武安，以免秦军捷足先登，因为一旦秦军控制了武安，救援阏与便难上加难了。
　　赵奢二话不说，立马将这名官员斩首示众，并且下令全军就地修筑工事。
　　谁都知道，修筑工事意味着停步不前。自古救兵如救火，只恨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哪有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的道理？但是有情报官的人头悬在那里，谁都不敢再提意见，只能一边听着秦军的口号，一边默默地修筑工事。
　　赵奢这一驻就是二十八天。到了第二十九天，他依然命令士兵加固工事。看这个架势，他是要把营地修成一座城池了。这天有个秦国的奸细混进赵国军营，被人发现，押送到赵奢面前。
　　赵奢命人给奸细松了绑，好酒好肉招待了一番，就放走了。奸细回去后向秦将汇报情况，秦将大喜，对部下说：“赵奢是个胆小鬼，根本不敢向我军挑战，只图自保。可以断定，阏与不会再是赵国的了。”于是放松了戒备。
　　当天夜里，赵奢突然命令全军摸黑集合。他简短地发布了命令：除少数部队仍留在壁垒中继续迷惑秦军外，全体将士将铠甲卷好，连同三天的干粮一并背在背上，向阏与进发。
　　赵军悄无声息地绕过秦军大营，行动顺利，没有被发觉。天亮之后，部队开始急行军，从武安到阏与原本五天的路程，仅仅用了两天一夜就赶到了。这时候，驻守武安西的秦军仍旧蒙在鼓里，还以为对面的赵军在修工事呢！
　　赵军在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胡阳得到消息，又惊又怒，立即率领秦军主力部队猛扑过来。这时有一名叫许历的军士来到赵奢的营帐，要求发表意见。
　　大伙都替许历捏了一把汗，赵奢却接见了他。许历开门见山地说：“秦军没有想到咱们会出现在这里，现在全军来攻，气势凶猛，如果您不集中力量坚守阵地的话，恐怕会失败。”
　　赵奢说：“继续说下去。”
　　许历说：“我怕我说完就要挨刀子了。”
　　赵奢笑了：“处罚的事日后再说。”
　　许历便将赵奢领到帐外，指着远处的北山说：“我仔细观察过地势，谁能够控制这个山头，谁就能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赵奢虽然没有打过仗，但平日也熟读兵书，一点即明。他接受了许历的建议，马上派了一万名精锐士卒去抢占北山。
　　赵军刚刚布好阵势，秦军就到了。
　　胡阳久经沙场，很快发现北山是必争之地，亲自指挥部队向北山发动冲锋。赵军早有准备，箭矢、檑木、滚石如雨而下。秦军冲锋三次，在山坡留下无数尸体，赵军阵地却岿然不动。
　　胡阳正在焦躁，赵奢下令打开辕门，率领赵军迅猛地攻出去。北山守军也居高临下，向秦军发动反攻。胡阳抵挡不住，被打得大败而归。赵奢乘胜追击，阏与城内的赵军欢欣鼓舞，也杀了出来。胡阳大军分崩离析，只好解除阏与之围，撤军回国。
　　秦国对于失败的将领惩罚极严厉，胡阳为了挽回局面，在回师途中又节外生枝去进攻魏国的几城（今河北省大名）。廉颇率军救几，又将胡阳打败。
　　阏与之战，是秦国近三十年来在军事上罕见的失败。它提醒了秦昭王，要想获得天下，赵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赵奢因此大功，被赵惠文王封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同列；许历也被破格提升为国尉。
　　但是，世人对于赵奢的成功，多少有些不服。就在这一年，齐国的相国田单访问赵国，对赵奢说：“我并不是不赞同您的兵法，我所不佩服的，就是您用兵太多。用兵太多，耕田的人就少了，粮食生产就会削弱，这不是办法。我听说，古代帝王用兵不过三万，便可征服天下。现在您一定要有十万、二十万大军在手，才敢上战场，这就是我不佩服的地方。”
　　言下之意，你打胜仗不是靠兵法精妙，而是靠人多势众。不像我田某人，凭着区区数千即墨之众便可收复齐国。
　　赵奢的回答很不客气：“看来您不仅不了解用兵之法，而且不了解现在的形势。吴国的干将宝剑，可以削铁如泥，但是如果拿来砍柱子和石头，宝剑就会粉身碎骨。古代天下分为万国，大国也不过几万户人家。如果用训练有素的三万军队去征服这些国家，确实没有什么困难。可是现在呢？天下已经被七国瓜分，谁都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兵力。现在拿三万军队去对抗强国的大军，就好比用干将来砍柱子和石头，结果可想而知。当年齐国以二十万人入侵楚国，经过五年，寸土未得；赵国以二十万人进攻中山，也是经过五年才获得胜利。若以攻城而言，现在千丈的高城，万户的大邑，比比皆是。用三万兵力去包围千丈之城，只能围住城的一角，进行野战就不够用了。这点兵力放在您手上，您又能干什么呢？”
　　田单听了，长叹一声说道：“我的见识确实不如您！”
　　确实不如。


　　第四章 秦定国策：远交近攻
　　【秦国的隐患：秦王与相国的矛盾】
　　秦国在阏与之战的失败，与魏厓的私心杂念不无关系。
　　魏厓自从得到陶地后，心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简而言之，他已经不满足于做秦国的权臣，而是想以陶地为基地，抓紧扩张自己的个人势力，既而自立为君，过把南面称王的瘾。
　　据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记载，魏厓的门客、时任秦国客卿的灶（人名，姓氏不详）曾经劝他想办法将陶地周围的地区都据为己有，而且最关键是向齐国发动进攻：“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所谓五伯，就是指霸主，可见魏厓的野心不小。
　　事实上，魏厓正是按照客卿灶的指点，在安排胡阳进攻阏与的同时，又分兵掠取齐国的土地，一举攻克刚（今山东省宁阳）、寿（今山东省东平）等地，达到了自己“以广陶邑”的目的，同时也造成胡阳兵力不足，被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赵奢击败。
　　回顾历史，秦昭王的上台及王位的巩固，魏厓是功不可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厓变得越来越贪婪，野心越来越明显，已经对秦昭王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只是碍于宣太后的面子，再加上魏厓大权在握，秦昭王才没有和魏厓公开翻脸。阏与之战的失败，将秦昭王对魏厓的不满扩大到了极致。恰在此时，一个名叫范雎（jū）的人物不失时机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魏国顶级人才流失榜】
　　范雎是魏国人，字叔，学的也是纵横之术。据《史记》记载，范雎曾经游说诸侯，想要侍奉魏王，却因为时运不济，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只能投靠魏国中大夫须贾，当了一名门客。
　　魏昭王年间，须贾奉命出使齐国，范雎作为随从跟随左右。这次出使很不顺利，他们在临淄住了几个月，都没有获得齐襄王接见。倒是齐襄王听说范雎能说会道，是个有识之士，有心结交他，便派人送来十斤黄金和酒肉。
　　范雎当然不敢接受。
　　须贾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想想看，他作为正使在齐国坐了几个月的冷板凳，连齐襄王的面都没见着，不知如何回去交差；范雎一介门客，至多算是他的仆从，却受到齐襄王如此厚待，叫他如何能够不嫉妒？
　　嫉妒是人之常情，然而像须贾那样由妒生恨，甚至产生陷害之心的，却不多见。当时，须贾命范雎接受了齐襄王送来的酒肉，退还了黄金。回到魏国后，须贾向相国魏齐汇报工作，便将不能完成使命归咎于范雎。
　　“我的门客范雎将国家机密私下泄露给齐人，造成我工作上极大的被动。否则的话，齐王与他素不相识，为什么会无缘无故送他黄金呢？”
　　“竟然有这样的事！”魏齐是魏国公室子弟，又居高位，本事不大，脾气不小。
　　第二天，魏齐大宴宾客，特别交代须贾将范雎也带上。酒喝到一半的时候，魏齐命门客将范雎拿下，不由分说，痛打了一顿，将他的肋骨打断数根，牙齿也打脱好几颗。
　　范雎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被打得几次晕厥过去，恍恍惚惚听见魏齐在说：“这就是卖国贼的下场！”还听见宾客们一致叫好的声音，这才猛然想起在齐国发生的事。
　　可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范雎这样想着，干脆将眼睛一闭，屏住呼吸，装死。
　　魏齐的门客不是专业的刽子手，草率地查看了一下之后，便向魏齐汇报，这个人已经没气了！
　　“没气了？那就拿一张席子包起来，扔到野外去喂狗！”魏齐颇为遗憾地说道。他想了想，觉得仍然不过瘾，又将门客叫住，“还是先把他扔厕所里吧，我要让后人都记得这件事，知道出卖国家是一件多么可耻的事。”
　　酒宴继续进行。宾客们喝得酩酊大醉，轮流到范雎身上撒尿，一边撒还一边辱骂。这其中，也包括范雎的主人须贾。
　　当须贾的尿液零零碎碎撒在范雎脸上的时候，范雎心里明白，自己和魏国从此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有，那就只有仇恨。想到这一层，他鼻子一酸，眼泪和着尿液悄然滑下。
　　过了一阵子，酒宴接近尾声。宾客们东倒西歪，魏齐也喝高了，搂着两个舞女，摇头晃脑地哼着一首古老的魏歌。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
　　椒聊之实，蕃衍盈匊（jū）。彼其之子，硕大且笃。椒聊且，远条且。〗
　　这是一首赞美妇人体态丰腴、多子多福的歌谣。
　　负责厕所卫生的仆人远远地看着大堂上的灯火，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突然间，一个微弱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
　　“兄长，兄长，请过来一下。”
　　仆人定睛一看，差点叫出声来。只见微弱的烛光下，原以为已经是死人的范雎挣扎着在向他招手。
　　“原来你还没死！”仆人捏着鼻子说道。
　　“嘘……”范雎示意他不要高声，“兄长救我一命。我虽然贫寒，家中还藏有十余两黄金，只要兄长能把我背出去，全送给兄长。”
　　听到“黄金”二字，仆人两眼立马放出光芒。他想了想，很快有了一个主意，说道：“你再委屈一下，别让人发现。”
　　仆人跑到大堂，将在门口候命的管家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管家点点头，要仆人退下，然后进去向魏齐请示，准备将厕中犯人的尸体搬出去。
　　魏齐醉眼惺忪，含含糊糊地答道：“好吧。”
　　就这样，范雎被当作死人运到城外，捡回了一条命。
　　然而魏齐也不是傻瓜。第二天酒醒之后，他左想右想，硬是觉得不对劲，把管家叫来一问，立马明白了个三五分。于是又传唤仆人，结果可想而知——仆人已经拿着范雎的十几两黄金，远走高飞了。
　　魏齐懊悔不已，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范雎，然而几个月过去，范雎还是杳无音讯。久而久之，魏齐也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魏齐不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当全魏国都在找范雎的时候，范雎就藏匿在大梁城内，他的眼皮底下。
　　范雎有位发小，名叫郑安平，长大后来往不多，感情却一直笃深。郑安平在大梁城内做着一点小生意，有几间铺面和一处房宅。范雎逃得性命之后，就住在郑安平家中养伤。为了遮人耳目，他还改了一个名字，叫作张禄。
　　又过了几个月，秦昭王派了一个名叫王稽的人为使者，出访魏国。郑安平打听到消息，想办法混到接待各国使节的宾馆中当了一名仆从，负责王稽使团的后勤保障。王稽见郑安平谈吐不凡，不像是个下人，便也十分尊重，时常找他来聊聊天，问问魏国的风土人情。
　　有一天王稽对郑安平说：“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很快就要离开魏国了。临走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贤人可以推荐给我带回秦国去？”
　　王稽的意思，是试探郑安平本人愿不愿意为秦国服务。郑安平早就等着这一句了，马上说：“有，我的乡党中有一位张禄先生，有定国安邦之才，可以和您谈谈天下之事。不过，他在大梁有很厉害的仇人，平时不敢出门，只能晚上来见您。”
　　王稽喜出望外，说：“那就快请他来见啊！”
　　当天夜里，范雎和郑安平来到宾馆，和王稽关起门来见了一面。三个人聊了不到半个时辰，王稽便意识到，自己逮着了一条大鱼！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使臣出使各国，除了正常的外交活动之外，都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寻找埋没的人才，不分国籍，无论贵贱，只要他有本事而且愿意为秦国所用，就带回咸阳去给予一定的职位。
　　“以先生的才能，只要到了咸阳，见到秦王，必定可以获封客卿。”王稽这样说道。所谓客卿，地位相当于卿，是外国人到了秦国之后，尚未立功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的最高官位。
　　张禄摇摇头，说：“我这半条命的人，能够在秦国找一个看门扫地的工作，就是万幸啦！”
　　王稽紧紧握着范雎的手说：“秦国不可能这样对待先生。”
　　范雎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数天之后，王稽启程回国。范雎和郑安平乔装改扮，躲藏在使团的车队中，晃晃荡荡穿过大梁的街道，开始了向西之旅。
　　这一天的阳光很好，晒在范雎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暖意。
　　九十年前，公叔痤的中庶子卫鞅就是穿过同一条街道、同一座城门，悄然离开魏国前往秦国。
　　卫鞅离开之后不到十年，鬼谷子的门徒孙膑，也是沐浴着同样的阳光，坐在齐国使臣的车中离开大梁前往临淄。
　　此后，鬼谷子的另一位门徒张仪，也是从大梁出发，先到楚国，后到赵国，最终落入秦惠王彀中。
　　现在，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范雎的离去，在魏国的人才流失榜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名字。这个名字给天下诸侯带来的强烈震撼，将不亚于上述任何一位。
　　【秦国高层的权斗】
　　王稽的车队离开魏国，进入秦国境内不久，便远远地看到一队车骑，旌旗蔽日，声势十分浩大，从西而来。
　　范雎问王稽：“这是谁的队伍？”
　　王稽看了一眼便说：“这是相国穰侯东巡来了，除了他，谁还有这等排场？”
　　范雎说：“那我还是躲一下。我听说穰侯专权弄国，特别讨厌诸侯宾客，让他看到我，少不了受他一番羞辱。”
　　过了一会儿，魏厓的队伍与王稽的车队相遇了。魏厓立于车中，慰劳了王稽两句，问道：“山东可有变故？”
　　山东就是崤山以东，泛指秦国之外的诸侯国。
　　王稽回答：“没有。”
　　魏厓点点头，又说：“你没有带什么游说之士回秦国吧？那些人皮厚嘴尖腹中空，只能添乱，还是不要带回来的好。”
　　王稽说：“不敢。”
　　魏厓走后，王稽抹了一把汗，请范雎出来，说：“先生真是料事如神。”
　　范雎说：“且慢夸赞。我从车中观察穰侯，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受骗。他刚刚走得匆忙，等一下想起来了，必定派人回过头来搜查。”一边说着，一边拉着郑安平下了车，道，“你们先走，等躲过了搜查，在前方的驿站等我们。”
　　王稽将信将疑，把范雎丢在路旁的树林里，继续前行。才走了十余里，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几名相府卫士骑着快马追了上来，说：“奉穰侯之命，搜查奸细。”
　　当然什么都没搜到。王稽气定神闲看着他们搜查完毕，心里对范雎充满了敬佩，同时也为自己能够给秦国带回这样一个奇人感到高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王稽进入咸阳，向秦昭王推荐了范雎之后，秦昭王的反应十分冷淡。
　　“张禄？”他皱了皱眉头，“寡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人呀。不过既来之，则安之，你就先给他安排一个地方住下。任用之事，以后再说吧！”
　　秦昭王说着，挥手让王稽退下。这也难怪，范雎之名，秦昭王多少听人说起过；“张禄”是何许人也，他根本没听过，又怎么可能有兴趣？
　　于是范雎就在咸阳先住了下来。
　　公元前270年，胡阳在阏与战败。与此同时，魏厓却在积极调动兵马进攻齐国，经营陶地。范雎写了一封信，让王稽带给秦昭王。信上说：“下臣听闻，圣贤之君临朝听政，有功劳者一定受到赏赐，有能力者一定会封官加爵，出力多的俸禄就优厚，功劳大的爵位就尊宠，没有能力的人不能做官，而有能力的人也不能让他埋没。大王如果觉得下臣的话中听，那么照此实行，秦国将更加强大；如果认为下臣的话不中听，那我留在秦国也没什么意义。
　　“俗话说得好，昏君赏其所爱，罚其所恨；明君赏其有功，罚其有罪。下臣我枯瘦如柴，挺起胸膛挡不住棍棒，硬起腰杆抵不住刀斧，怎么敢拿一些没用的话来冒犯大王的虎威呢？
　　“依下臣之见，秦国现在岌岌可危，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大王的统治也将受到威胁。太深入的话，下臣不敢写在书信中，也没有办法用书信说明白。恳请大王在游乐之余，抽出一点时间接见下臣。如果下臣说的话不能够让大王满意，宁愿伏死！”
　　秦昭王读到“秦国现在岌岌可危”，心里猛然一跳，对王稽说：“这位张禄先生，现在可是住在你府上？”
　　王稽说：“是，但是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秦国，另寻出路。”
　　秦昭王连声说“对不起”，请王稽赶紧坐宫中的传车回去，将“张禄”接进宫来。
　　秦昭王在离宫接见范雎。范雎到了之后，装作不认得内宫，故意闯了进去。秦昭王正好从内宫走出来，宦官们看到了，赶紧对范雎说：“大王来了，快回避，快回避！”
　　范雎大大咧咧地说：“秦国哪里有大王？我只听说过有太后、穰侯罢了！”
　　宦官们吓得上前去堵他的嘴。秦昭王听到，知道他在借题发挥，迎上去拉着他的手，先道了一个歉：“寡人早就应该亲自来聆听先生的教诲了，不巧正好赶上义渠的事情紧急，寡人必须早晚亲自向太后请命。现在义渠的事情结束了，寡人赶紧请您进宫来指教，礼数如有不周到之处，还请先生原谅。”
　　范雎连忙说：“下臣不敢。”
　　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不觉都惊呆了，不知道这位张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够让秦昭王如此低三下四。
　　有必要说明一下。这一年是秦昭王三十七年，宣太后已经六十余岁高龄，仍然不改其风流本性。数年之前，义渠王来到咸阳朝觐，宣太后见其身高八尺，威风凛凛，便将其召进后宫，成就了一段风流韵事。义渠王尝到甜头，回去之后念念不忘，隔三岔五往咸阳跑。宣太后来者不拒，曲意奉承，几年下来，竟然为其生出了两个私生子。义渠王极为得意，却不知道这正是秦国为消灭义渠而施的美人计，宣太后自愿担当了诱饵的角色。在义渠王出入秦宫的这些年间，秦国已经做好了讨伐义渠的全部准备。秦昭王三十五年，义渠王连同两个私生子在咸阳甘泉宫被杀，秦军随即向义渠发动进攻，经过两年时间，终于将义渠消灭，并入秦国领土。宣太后身体力行，自始至终参与了消灭义渠的计划，也就是秦昭王所说的“义渠之事”。
　　秦昭王让左右全都退下，殿中再无他人。两个人拉了几句家常，秦昭王突然做了一个非常的举动，朝着范雎跪下，说：“敢问先生有什么要指教寡人的？”
　　范雎只是“嗯，嗯”了两声，没有回答。
　　秦昭王等了一阵，又问道：“敢问先生有什么要指教寡人的？”
　　范雎还是“嗯，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秦昭王第三次问道：“先生难道真的不肯指教寡人么？”
　　范雎这才说：“下臣岂敢！从前姜太公遇到周文王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在渭水边钓鱼的渔翁，与文王的交情并不深，但一番谈话后便被立为太师，与文王同车而归。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谈得深入，切中要害啊！所以文王最终能够借助姜太公的力量成就大业，称王于天下。假如文王只是把姜太公看成泛泛之辈，不与他深入交谈，那就说明周室无天子之德，文王和武王也就无法推翻商纣王的统治了。现在我是寄居秦国的外国人，跟大王没打过交道，大王问我有什么可以指教的，我很想像姜太公一样畅所欲言，但又不知道大王的真实想法，所以总是欲说还休。既然大王再三追问，那我就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直说了吧！我想说的是匡正君王的统治，议论大王骨肉至亲的事情，大王做好准备了吗？”
　　秦昭王就等着这一句了，急切地说道：“请先生不必顾虑，事不分大小，上及太后，下及重臣，您都可以直言不讳。”
　　说这些的时候，秦昭王仍旧长跪不起。
　　范雎得到这个保证，便说道：“您上畏太后的威严，下惑于奸臣的伎俩，久居深宫，不离近侍，无法看透形势的严峻，轻则身败，重则国亡，这是天下皆知的事，唯独您本人不知道罢了。
　　“秦国地势险要，北有甘泉、谷口，南有泾水、渭水，西有陇山、蜀山，东有函谷，武关；更有奋击之士百万，战车千乘，百姓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士兵们拼死杀敌不畏牺牲，这些都是称王天下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穰侯为国家谋而不忠，总是为自己打着小算盘，导致大王的决策屡屡失误，白白地浪费了很多绝好的机会。
　　“现在穰侯越过韩、魏两国而进攻齐国，让人感觉难以理解。齐国是大国，路途又遥远，出兵少则徒劳无功，出兵多则秦国的负担加重。过去齐闵王听从薛公田文的建议，向南进攻楚国，破军杀将，辟地千里，结果却是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是齐国不想要这些地盘吗？当然不是，是形势不允许啊！诸侯见到齐国已经疲惫，而且君臣失和，于是举兵伐齐。燕将乐毅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攻占了齐国七十余城。齐国遭此劫难的根本原因，就是讨伐楚国而让韩、魏占了便宜，也就是所谓的借兵给贼而送粮给盗。依下臣之见，秦国必须马上改变对外政策，不如远交近攻，得一寸土地便是大王的土地，得一尺土地也是大王的土地。”
　　范雎说到“远交近攻”，秦昭王猛然一惊。这些年来，秦国连年用兵，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总让他感到不是十分满意，觉得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阏与之战的失败，更使得他对魏厓产生了极度的不满，也隐隐约约看出了魏厓要独立门户的心思，但是如何应对魏厓的私心，如何确定秦国日后发展的方向，他感到一片迷茫。“远交近攻”四个字一出，仿佛扫荡了笼罩在他心头的迷雾，使他产生了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范雎接着说：“过去中山国方圆五百里，赵国将其吞并，树立了威名也得到了实惠，从此国力强大，足以与秦国抗衡。现在韩、魏地处中原，是天下的门户。大王想要称王称霸，楚、赵是两颗关键的棋子。赵国强大，就亲近楚国；楚国强大，就亲近赵国；赵、楚两国都对秦国服服帖帖了，齐国自然会来亲附，那么韩、魏两国就唾手可得了。”
　　秦昭王说：“我打魏国的主意已经很久了，可是魏国很狡猾，时而亲近，时而背叛，善于利用诸侯来保护自己，我也拿它没办法！”
　　范雎说：“办法很多。可以用谦逊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去拉拢它，也可以用小片的土地去贿赂它，还可以发动大军去攻打它，取舍予夺，主动权在秦国手里。但是您不能只关注魏国，还要时刻盯紧韩国。派兵南下进攻荥阳，则巩和成皋的道路就不通；再向北切断太行山道，上党的军队就无法救援。这样一来，韩国便被截成了三段，想不听秦国的话都难。”
　　两个人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几个时辰已经过去。秦昭王留范雎在宫中吃晚饭，便要拜他为客卿。范雎这才跪拜在秦昭王面前，说：“下臣有一件事，一直瞒着大王，请大王恕罪。”于是将他的经历原原本本说出来。
　　秦昭王听得目瞪口呆，数度落泪，最后说：“先生的仇人就是寡人的仇人，请先生放心，寡人一定为您报这个仇。”
　　范雎谢过秦昭王，接受了客卿的任命。为了掩人耳目，特别是为了不引起魏厓的警惕，范雎对外仍以张禄为名。
　　在范雎的建议下，秦国于公元前268年派兵进攻魏国，攻占怀邑（今河南省武陟），后因赵、齐、楚三国出兵干涉才退兵。
　　公元前266年，秦又伐魏，攻下邢丘（今河南省温县）。与此同时，秦昭王还派人前往韩国，在外交上进行威逼利诱，迫使韩国就范。
　　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昭王对范雎越来越信任。有一天，君臣二人促膝长谈，范雎突然长叹了一声。秦昭王已经了解范雎的习惯，知道他有重要的话要说，于是屏退左右，洗耳恭听。
　　“臣住在山东的时候，只听说齐国有田文，没听说还有齐王；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听说还有大王。”
　　秦昭王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范雎不管这么多，继续发表自己的高论：“什么是大王？能够掌握国家的大权才是大王，能够予人利害才是大王，能够生杀予夺才是大王。现在太后自把自为不顾一切，穰侯出使诸侯可以不向您汇报，华阳君、泾阳君乱断刑狱毫不忌讳，高陵君办任何事情都不向您请示。秦国有这‘四贵’存在（指后四位，不包括太后），您就称不上真正的大王。”
　　说到这里，范雎给秦昭王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恒思地方有个土地庙，庙里供奉着土地公公。当地有位少年，要求与土地公公玩骰子，说：“我要是赢了，你就把庙借给我用三天；我要是输了，任凭你处置。”于是少年左手代表土地公公，右手代表自己掷骰子，结果右手赢了。土地公公只好将庙借给少年。三天之后，土地公公托梦给少年，要求他归还土地庙。少年没有理他。五天之后，土地公公就憔悴了。七天之后，土地公公因为没有香火供奉，饿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秦昭王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敢情我就是那法力弱小、只能托梦的土地公公啊！
　　范雎又说：“假如有一只装满水的瓢，让一百个人共同端着跑，您觉得会比一个人端着安稳吗？”
　　秦昭王笑了：“哪有那么傻的事，一百人端着一只瓢。”
　　范雎说：“没错，是很傻。如果让一百个人端一只瓢，结果必然是把瓢弄得破碎不堪。现在秦国有太后掌权，有穰侯掌权，有华阳君、泾阳君掌权，大王也掌权，这和一百个人端一只瓢有什么区别？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内要巩固他的威信，对外要确立他的权势。穰侯的使者拿着秦国的节符，参与诸侯之间的纵横捭阖，与天下各国结盟，或者发动战争，没有人敢不听。打了胜仗，就将战利品往陶地搬，国家什么好处都捞不到；打了败仗，老百姓怨声载道，灾祸却要由国家负担。古话说得好，树上的果实多了就会压断树枝，臣子太尊贵了就会看不起君主。崔杼之于齐庄公，淖齿之于齐闵王，李兑之于赵主父，都是前车之鉴。现在秦国太后、穰侯掌权，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辅助他们。朝廷之上，但凡重臣，都是相国的人；内侍之中，也有他的耳目。我私下为大王担心，这样下去，您的子孙还能不能享有秦国？”
　　这次谈话后，秦昭王便采取果断措施，宣布废除宣太后的太后称号，免去魏厓的相国之位，命令“四贵”都离开关内，到自己的封地去过日子。
　　魏厓离开咸阳前往陶地的时候，搬家用了一千多辆牛车。到了函谷关，守关将士检查他的家当，发现他的珍宝玉器比王室还多。
　　没过多久，宣太后便郁郁而终。
　　据说，宣太后一直与侍从魏丑夫有私情。临死的时候，她发布了一道命令：“如果我死了，一定要丑夫殉葬。”魏丑夫吓得魂飞魄散。大夫庸芮为魏丑夫去游说宣太后，先是问了一个问题：“您认为人死后有知觉吗？”宣太后说：“没有。”庸芮便顺着这个话题展开：“明明知道人死了就没知觉了，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喜爱的人陪葬呢？反过来说，如果人死而有知，以太后您的所作所为，先王不知道有多生气呢，您还敢把魏丑夫也带下去？”这样宣太后才打消了要魏丑夫殉葬的念头。
　　数年之后，魏厓也死在了陶地。秦昭王下令没收魏厓的土地和资产，终于将陶地变成了自己的领土。
　　扳倒宣太后和魏厓，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这个时候开始，秦昭王才算是彻底获得了行动自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秦王。因为这件事，秦昭王十分感激范雎，不但让他当了相国，还封他为应侯。
　　关于魏厓的功过是非，史上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司马迁的评价：秦国之所以能够向东扩张领地，削弱东方诸侯，甚至于一度称为西帝，让各国屈服，这都是穰侯的功劳；可是当他富贵到了极点的时候，范雎一介匹夫动动嘴皮子，就让他失去权势，忧郁而终，怎能不令人唏嘘？
　　【范雎复仇记】
　　范雎当上相国后，对外仍称为张禄，只有秦昭王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来历。
　　根据远交近攻的策略，秦国便将韩、魏、赵这三国当作军事进攻的重点。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其子赵丹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赵孝成王。公元前265年，秦昭王趁着赵国政权更替的机会，对赵国发动了进攻。赵国以王弟长安君为人质，向齐国求救。在齐国出兵相救的情况下，秦军撤去。
　　同年，秦军伐韩，取少曲（今河南省济源）和高平（今河南孟县）。两地正当太行山脉西南，是韩国上党郡与首都新郑之间的咽喉要道。这也正是范雎当年给秦昭王提出的战略，就是要截断上党和新郑的联系，从而夺取上党，削弱韩国。
　　公元前264年，白起伐韩，围攻陉城（今山西省曲沃），斩首五万。当时韩僖王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韩桓惠王。韩国的相国张平，是极力主张抗秦的强硬派，被秦昭王视为眼中钉。范雎向秦昭王指出，过去秦国攻伐诸侯，过于注重“攻地”，而轻视了“攻人”，所以诸侯总是能保持战斗力。从现在开始，秦国应该“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所谓“攻人”，一是通过外交手段打击张平这种主战派，扶持秦国的代理人；二是致力于大规模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其难以恢复元气。这也是范雎自远交近攻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思想，对秦国今后的兼并战争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特别说明一下，韩相张平有一个儿子，名叫张良。
　　由于秦国对韩、魏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公元前264年，魏国派使者前往咸阳，请求割地求和。
　　这位使者不是别人，正是范雎的前主人、中大夫须贾。
　　须贾到了咸阳十余天，都没有受到秦昭王接见，每天都只好待在宾馆里，急得团团转。有一天，须贾正坐在房间里发愣，随从进来报告：“有一个人自称是您的老朋友，请求接见。”
　　须贾心想，多新鲜呐，在这里还能遇到老朋友！
　　那人进来之后，须贾一下子愣住了。只见那人穿着显然不太合身的一件旧衣服，神色十分憔悴，可不就是当年在魏齐府中被人肆意侮辱的门客范雎？
　　须贾定了定神，半晌才说道：“真是你吗？范叔。”
　　“是我。”范雎还是像以往一样恭敬，“中大夫别来无恙？”
　　“原来你没死！这么多年也没有个音讯，我们都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
　　范雎苦笑一声：“是，我还没死。当年魏相国把我扔在厕所里的时候，我只不过是昏过去了。后来买通看厕所的仆人，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辗转沦落到了秦国。听说中大夫奉命出使，便赶紧来看一下，没想到此生还能见您一面。”
　　须贾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范叔在秦国也没谋个一官半职吗？”
　　“哪里敢啊！范雎过去得罪了魏相国，所以才逃亡到这里，能够保住一条命就心满意足了，哪里还敢去想什么功名利禄？”
　　“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给人做仆人。”范雎说着，下意识地拉了拉衣袖。
　　须贾见了，不觉心生怜悯，命人准备饭菜招待范雎，而且从箱子中找出一件自己穿过的绨袍（厚棉袍子）赠予范雎，说：“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范叔还是一如既往的贫寒啊！”范雎没有推辞，直接将那袍子穿在身上，显然就暖和多了。
　　两个人喝了几杯酒，说了些往事。
　　须贾突然想起一件事，问道：“秦国的相国张君，范叔认识吗？我听说他特别受秦王宠爱，凡事都听他的。现在我的使命能不能成功，也取决于他，你有没有与他相熟的人？”
　　范雎说：“我现在的主人与相国很熟，我也曾经多次出入相府。相国见我年老，对我很和气。如果我去请求他的话，他说不定会答应接见您。”
　　须贾说：“太好了！有劳范叔。只不过此次前来秦国，路途遥远，我的马累病了，车轴也断了。进相府的话，如果不是大车驷马，恐怕有失魏国的尊严。”
　　范雎说：“没关系，我家主人有大车驷马，可以借出来给您用一天。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去见相国，顺利的话，明天一早我驾车来接您。”
　　第二天早上，须贾很早就起来，站在门口翘首以待。不多时，只见范雎驾着一辆异常豪华的马车缓缓而来，说：“幸不辱使命，相国答应见您了。”
　　须贾看着那四匹高头大马，抚摸着车身雕刻的精美图案，感叹道：“范叔，你家主人想必也是不凡之辈。”
　　“是。”范雎说，“他与相国是至交。”
　　须贾大喜，坐上马车前往相府。一路上，无论官民，见到这辆马车都纷纷回避，要不就低头行礼。须贾暗自称奇，不知道这范雎的主人究竟是何等尊贵的人物。正想着，相府已经到了。守门的卫兵一看范雎亲自驾车回来，连忙半跪行礼。须贾更是纳闷。范雎说道：“您在门口等我一下，我先进去通报一声。”
　　须贾连连点头，便下了车，在门口候着。
　　过了半个时辰，范雎仍没出来。须贾等得有点不耐烦，问卫兵：“范叔进去这么久了还不出来，请问是怎么回事？”
　　“范叔？”卫兵一头雾水，“谁是范叔？”
　　“啊？就是刚刚进去那位啊！你们都没问他什么，难道不是认识他？”
　　卫兵“噗”地一笑：“什么范叔，那是咱们的张相国啊！”
　　须贾一听，仿佛头顶上倒了三万六千桶凉水，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战战兢兢地脱下上衣，用膝盖跪行着，请卫兵进去通报：“魏国罪臣须贾在门外听候相国发落。”
　　良久，相府大门打开，一位武官出来传须贾进去。
　　进到相府大堂，只见范雎高坐堂上，宾客满座，尽是秦国朝中权贵。不待范雎开口，须贾就拼命磕头，语无伦次地说道：“我瞎了眼，没想到您仅凭自己的能力就能坐到青云之上，我不敢再读天下书，我不敢再掺和天下之事。您就是把我扔到油锅里也是应该的，要不就把我扔到荒山野岭，野狗狐狸出没之地。如果您觉得仍不解恨，我听凭您发落。”
　　范雎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倒是说说，你有几条罪状呀？”
　　须贾还是磕头：“就是把我的头发全拔下来，一根一根地数，也数不清我的罪状。”
　　“不肯说？那我来替你说吧。你只有三条罪状：我的祖坟在魏国，你却以为我有外心于齐国而诬陷我，这是第一条；魏齐命人打我，把我扔在厕所里，你没有制止，这是第二条；人们朝我身上撒尿，你也参与其中，这是第三条。你怎么就忍心这样对待自己的门客呢？”范雎说着，又想起了那天晚上所受的侮辱，禁不住浑身发抖。在座的秦国权贵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才知道他们的相国张禄，原来就是魏国的范雎；而眼前这位魏国中大夫须贾，就是陷害范雎的元凶。这还了得？畜牲！瞎了你的狗眼！居然敢到秦国来，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一时间，相府里沸沸扬扬，只听到一片谩骂须贾的声音，有人甚至拔出刀来，就要去剁了须贾。
　　范雎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幕，咳嗽了两声，大伙立马安静下来，全看着范雎。须贾将头紧紧贴在地面上，大气都不敢出，听到范雎说：“有这三样罪状，你死不足惜。但是念在你昨日赠我绨袍，还有些情义，就饶你一死吧！”
　　须贾听到最后一句，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几天之后，须贾回国。范雎准备了丰盛的酒筵，将各国使臣都请了来，和他们坐在堂上饮酒，却让须贾坐在堂下，面前摆的不是饭菜而是马料。两个身强体壮的奴隶一左一右夹着须贾，逼他吃了一顿马料。
　　临走的时候，范雎说：“替我带话给魏王，赶快把魏齐的头送来。要不然，我就屠灭大梁城。”
　　须贾回到魏国，把一切都告诉了魏齐。魏齐大为惊恐，不待魏安僖王发话，就逃出大梁，流亡赵国，躲藏在平原君家里。
　　秦昭王得到这个情报，给平原君写了一封信，说：“寡人早闻公子大名，希望能够与您结为朋友。您能不能屈尊到秦国来住几天，寡人希望能够和您痛饮十天十夜！”
　　平原君和孟尝君一样，是一个极重义气的人，专好结识天下英雄好汉。听到秦昭王这样说，不觉蠢蠢欲动，再加上也不敢拒绝秦昭王的邀请，便欣然入秦。
　　秦昭王果然不爽约，和平原君连着喝了几天酒。到了第十天的时候，秦昭王才说：“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尚，把他当作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称之为仲父。现在寡人得到范叔，也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叔父来对待。寡人得知，范叔的仇人就在您家里，希望您将他的人头送来，好让范叔开心，寡人不胜感激。否则的话，您就留在秦国，时常陪寡人饮酒聊天罢！”
　　“大王说的是魏齐吧？”平原君镇定地说，“我跟他确实是朋友。尊贵的人交朋友，为的是能庇护低贱的人；富裕的人交朋友，为的是能够接济贫穷的人。魏齐即使在我家，我也不会将他交出来，何况他不在。”
　　秦昭王也没有太为难平原君，留他在咸阳住下，但是派人送了一封信给赵孝成王，说：“您的叔叔平原君在秦国，而秦国的仇人魏齐又在平原君家。请大王立即将魏齐的头送来，不然的话，寡人将兴兵伐赵，平原君也就甭想再回去了。”
　　赵孝成王跟魏齐没交情，有也不会为了他而得罪秦国，于是发兵到平原家捉拿魏齐。魏齐见事态紧急，连夜出逃，跑到另外一个朋友——赵国现任相国虞卿家里。虞卿二话不说，解下相印，带着魏齐抄小路逃亡。考虑到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地方，虞卿和魏齐干脆潜回大梁，打算寻求信陵君的帮助，再逃到楚国去。
　　信陵君魏无忌是魏安僖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与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也是一位侠义之人。但是信陵君也不想因为魏齐的事得罪秦国，犹豫着不肯接见他们，而且问自己的门客：“虞卿是个什么样的人？”
　　门客中有位侯嬴（关于信陵君和侯嬴的故事，以后还会讲到，在此不提），回答道：“人确实不易了解。虞卿穿着破鞋子，戴着破帽子，第一次见赵王，赵王就赐他白璧一双，黄金千两；第二次见赵王，就拜为上卿；第三次见赵王，就交给他相印，封万户侯。可是，魏齐因为落难去求见他，他马上解下相印，跟着魏齐逃亡。这样的人来投奔公子，公子却推三阻四，人确实是不容易了解啊！”
　　信陵君非常惭愧，马上驾车去迎接虞卿和魏齐。没想到魏齐听说信陵君不愿意见他，又气又怒，趁虞卿不注意，拔剑自刎了。信陵君赶到的时候，只看到虞卿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地上，对着魏齐的尸体发呆。
　　此后，赵孝成王还是派人到魏国取走魏齐的人头，派人送到咸阳，这才将平原君换回来。
　　范雎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古老的道理：士可杀，不可辱。杀了便也没事了，一了百了；可是如果把侮辱士人当作一种乐趣，士人的报复将是暴风骤雨，直至你死我活。
　　范雎还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什么叫快意恩仇。据《史记》记载，范雎当上相国后，有一天王稽来找他，问他知不知道世上有三种不可知和三种无可奈何。
　　范雎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王稽说：“大王说不定哪天去世，这是第一种不可知；您说不定哪天去世，这是第二种不可知；我说不定哪天去世，这是第三种不可知。大王一旦死了，您就算觉得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地方，也无可奈何了；您一旦死了，我就算觉得您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地方，也无可奈何了；我一旦死了，您就算想起来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地方，也无可奈何了。”
　　范雎恍然大悟，什么三个不可知，三个无可奈何，不都是围绕着“我对不住你”五个字做文章？他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进宫对秦昭王说：“如果没有王稽，我就进不了函谷关。现在我官至相国，爵到列侯，王稽却还只是一个办外交的小官，我心里很不舒服啊！”
　　秦昭王说那简单啊！于是召见王稽，封他为河东太守，而且免他三年赋税。范雎又推荐郑安平，秦昭王便封郑安平做了将军，虽然他显然不是做将军的料。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自是男子汉所为。但是世人评价范雎，说他“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仇必报”，这是批评他做得有些过分了。确实，满天下追杀魏齐，已经引起了赵、魏等国士人的愤怒；为王稽和郑安平讨封，又有假公济私之嫌。事实上，数年之后，正是拜王、郑两位恩人所赐，范雎遭遇了他事业上的滑铁卢，不得不主动让贤于他人。


　　第五章 秦赵长平之战
　　【触龙说赵太后】
　　公元前265年，秦国发兵攻赵。
　　当时赵孝成王刚刚即位，大权掌握他的母亲赵威后手里。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明确提出，除非赵国派出长安君为人质，齐国才会派兵。
　　长安君是赵孝成王的幼弟，也是赵威后最为宠爱的儿子。老太太一听要派长安君去当人质，立马摇头，表示不答应。廉颇、蔺相如等大臣们前来相劝，她一概不听。被逼得急了，便扬言道：“有谁敢再劝，老身就当面吐他一脸唾沫！”
　　女人要是蛮不讲理起来，谁都拿她没办法。蔺相如可以在秦昭王面前无所畏惧，但是赵威后一发威，他立马闭嘴退下，不再多说一个字。因为老太太说得出做得到，被她吐一口唾沫在脸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左师（官名）触龙，也是个老头子了，仗着自己和赵威后有些交情，请求觐见。赵威后怒气冲冲地在宫里等着他，随时准备吐痰。触龙到了门口，很吃力地加快走了几步，来到赵威后面前，请罪说：“老臣腿有毛病，走路不方便，很久没有来向您请安了，请太后原谅。”
　　赵威后一听，不是来做说客的啊！脸色便缓和多了，说：“老身现在也只能坐着车子走走，岁月不饶人啊。”
　　触龙关心地问道：“您每天的饮食都正常吧？”
　　“也就喝点粥了。”
　　“老臣最近也特别不想吃东西，自己就勉强散散步，每天走上三四里路，胃口便稍好一点。”
　　“老身不如你啊！”赵威后说着，语气已经十分和蔼了。
　　“老臣这次来，其实还有事相求。”
　　“你说吧，只要老身做得到的，都会满足你。”
　　“老臣的幼子舒祺，没有什么出息，老臣想让他到宫中当一名黑衣卫士，也算是有个出路。敢请太后同意。”
　　赵威后说：“这没问题啊，他多大了？”
　　“十五岁了，虽然还小了点，可老臣想趁着自己还没入土，让他有个着落。”
　　“你们男人也是特别疼爱小儿子吗？”
　　“只怕比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赵威后笑起来：“别瞎说，女人们才是疼得特别厉害呢！”
　　触龙说：“哪里？老臣私下以为，太后您疼爱燕后胜过疼爱长安君。”
　　燕后是赵威后的女儿，嫁到燕国去当王后，所以称为燕后。赵威后说：“这你就大错特错了，在我心里，燕后可比不上长安君。”
　　“当年燕后出嫁，您手把着婚车后面的横木，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可是，当她走了，每次祭祀的时候，您又总是向祖宗祷告，说：‘千万别让她回来啊！’为什么？可不就是想让她在燕国受到尊重，让她的后代能够继承燕国的王位，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吗？”
　　赵威后擦着眼睛说：“可不是嘛！”
　　触龙说：“咱们上溯三代，从赵烈侯时代算起，赵国的每一代国君的子孙，曾经受封为侯而他们的后代也继承为侯的，现在还有吗？”
　　“没有。”赵威后没有意识到他的话题已经在渐渐转变。
　　“不光是赵国，其他诸侯的子孙能够世世代代继承侯爵的，还有人在吗？”
　　“也没听说过。”
　　“如此看来，”触龙说，“诸侯的子孙封侯，也就是一代两代的事，没有超过三代的。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地位显赫，养尊处优，对国家却没有什么贡献。现在太后宠爱长安君，给他大量的封地和珍贵的宝物，倒不如让他为国家立点功勋。不然的话，太后百年之后，长安君又凭借什么立足于赵国呢？老臣认为，您为长安君考虑得不够长远，不如为燕后考虑得长远，所以才说您疼爱燕后胜过疼爱长安君。”
　　赵威后愣了半晌，说道：“老身明白了，就听你的吧！”于是为长安君安排了一百辆马车的队伍，送他去齐国当人质。齐国这才派兵救援赵国，最终迫使秦国退兵。
　　此后，秦国将主攻方向放在韩国。继公元前265年攻克少曲、高平，公元前264年攻克陉城之后，公元前263年和公元前262年白起又攻取了南阳、野王（今河南省沁阳）。这样一来，韩国的上党郡与首都新郑之间的联系就完全被切断了。范雎抓住战机，发兵进攻荥阳，直接威胁韩国本土。韩国抵挡不住，不得不派人前往秦国请和，表示同意割让上党郡，以换取本土的平安。
　　【赵国插手上党，大战一触即发】
　　上党原为晋地，三家分晋后，赵、韩各得一部分，并且都曾经设立上党郡。
　　赵国的上党郡在今天山西省和顺、榆社等地以南，辖二十四县。
　　韩国的上党郡在今天山西省沁河以东一带，北与赵国上党郡相接，辖十七县。
　　当韩桓惠王派人到上党宣布这片土地已经割让给秦国的时候，没有人因为自己马上要成为大国臣民而高兴。上党守将靳黈（tǒu）拒绝投降，韩桓惠王改派冯亭前往上党接替靳黈，负责办理移交事宜。
　　冯亭到任后，也不愿意投降。他和手下官吏商量：“太行山通道已经被秦军切断，上党守是守不住了。秦国与韩国世代为敌，要我们投降秦国，实在是不甘心，不如投降赵国。赵国得到了上党，秦国必然将矛头对准赵国。到那时候，赵国肯定会和韩国联合，魏国也会奋起抗击秦国的侵略。三晋联合起来，就算秦国再强大，我们也可以与之抗衡。”
　　大伙都同意冯亭的意见，于是派使者前往邯郸，送了一封信给赵孝成王，说：“韩国守不住上党，已经决定割让给秦国。但是上党军民都不愿意接受秦国统治，甘当赵国子民。现上党有十七座城池，我等愿意全部无偿奉献给大王，请大王笑纳。”
　　说来也是天意，就在冯亭的使者抵达邯郸的前一天晚上，赵孝成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穿着左右两种不同颜色的衣服，乘着一条龙飞上了天，但是在半空中又掉了下来，摔在一片堆积如山的金玉之上。
　　早上醒来，他将史官召来解梦。史官说：“梦见穿两种颜色的衣服，象征国家残破。乘飞龙上天而中途坠地，象征有空名而无实利。金玉堆积如山，象征国家将有忧患。”
　　正说着，冯亭的使者就到了。
　　赵孝成王听说可以白得十七座城，又高兴又紧张。当时赵奢已死，蔺相如多病，廉颇带兵驻守边境，朝中大事，只能问他的两个叔叔——平原君赵胜和平阳君赵豹。
　　赵豹的意见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无缘无故接受韩国的十七座城池，必定会惹来灾祸。赵豹只是没有明说，你把秦王快要到嘴的一块肥肉拿走了，他会善罢甘休吗？
　　平原君则认为可以接受：“白得一郡，何乐而不为？”
　　赵豹说：“白得？秦国人费了几年力气才切断太行山道，眼看上党就要到手，我们却横刀夺爱，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上党，你认为真的可以白得？这分明是韩国人的计谋，想把祸水引向赵国。”
　　平原君说：“就算是那样，我们也不用害怕。秦国为了打上党，已经搞得筋疲力尽，而我们坐享其成，以逸待劳。即使秦军来攻，还是我们的胜算大。”
　　赵豹冷笑了一声：“你是到过秦国的，应该知道赵国与秦国的差距。秦人令严政行，赏罚分明，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前方将士拼死打仗，后方百姓通过河渠运送粮食支援前线，整个国家协调一致，因而总是能够取得胜利。以目前的形势，赵国自保还可以，与秦国争利，恐怕胜算不大。”
　　赵豹的意见是正确的。然而辩论的结果，是平原君获胜。赵孝成王于是发兵去接收上党，并封冯亭为华阳君，仍任上党郡守。
　　据说，冯亭接到赵孝成王的命令，非常伤感，曾经这样说道：“我可真不忍心出卖国家的领土来换取自己的俸禄啊！”不过伤感归伤感，他已经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将赵国拉下了水。
　　【长平之战】
　　上党落入赵国之手，是秦国始料未及的，但是秦国处理这件事的方式，却是有条不紊。
　　首先是找韩国的麻烦。上党是你答应要割让给我的，现在却变成了赵国的，这事该怎么算？你别说冯亭是临时工，就算冯亭真是临时工也不会改变这件事的性质——事实就是，你违反了承诺，你要担责任。
　　韩桓惠王无言以对。这件事确实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愿，然而上党山长水远的，冯亭非要这么干，他也只能干瞪眼。现在好了，秦国人找上门来了，等着挨刀子吧！
　　果然，公元前261年，秦国派兵进攻韩国，攻克缑氏、纶两城，然后撤兵而去。这其实是警告性的进攻，是在告诫韩国人，当我们进攻赵国的时候，你们不要在后面给我使坏。
　　与此同时，秦昭王以王龁（hé）为大将，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上党。冯亭抵挡不住，率领上党军民败退赵国。赵孝成王命廉颇率军进驻长平（今山西省高平），一方面接收上党败军，一方面修筑壁垒，准备防御秦军入侵。
　　同年四月，王龁移师攻赵，直逼长平。至此，战国史上最为惨烈的长平之战拉开序幕。
　　秦军来势汹汹，见面第一仗，就斩杀了一名赵国裨将。六月，秦军又攻破赵军两座营垒，斩杀四名尉官。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廉颇抓紧修筑壁垒。七月间，王龁又发动一波攻势，攻破了赵军两座壁垒，斩杀两名尉官，将长平以西的壁垒全部攻占。
　　但是，王龁的攻势到此也就为止了。再往前，就是廉颇花了半年时间精心修筑的长平防线，沿着长平城两侧的高山，延绵五十余里。无论秦军如何挑衅，赵军就是坚守不出。而且从国内赶来支援长平的赵军越来越多，到这年八月，廉颇手下的人马已经多达四十万，超过了对面秦军的数量。
　　但廉颇还是坚守不出。他的策略是以逸待劳，用持久战拖垮远道而来的秦军。
　　时间一长，王龁就有点吃不消了，不断派人在赵军壁垒前辱骂撒野，极尽挑逗之能事，企图引诱廉颇出战。无奈廉颇如同老僧入定，每天只是训练士卒，对外界的干扰一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王龁闹得越凶，廉颇越是气定神闲。
　　《孙子兵法》第二篇第一条：“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廉颇就不相信，秦国数十万大军长期远离关内，驻扎在长平，它的后勤补给能够支撑两年以上。只要赵军能够坚守两年，不只是长平的秦军受不了，整个秦国都受不了。到那时再主动出击，攻破秦军可谓轻而易举。
　　廉颇沉得住气，赵孝成王却沉不住气了。
　　确切地说，赵孝成王从一开始就沉不住气。早在六月间，秦军刚刚攻破赵军两座营垒的时候，赵孝成王便对廉颇的指挥能力产生了怀疑，心急火燎地与楼昌、虞卿等大臣商议对策。
　　赵孝成王说：“这样下去不行，寡人想派兵增援廉将军，把上党夺回来。”
　　楼昌的意见是，增兵无益，不如派使者带重金到秦国媾和。
　　虞卿一贯主张合纵抗秦，他说：“那些主张和谈的人，都抱定一个观念，认为赵军必败，所以不如早点讲和。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能不能讲和，主动权在秦国手里。大王您认为秦王是想打败我们呢，还是想逼我们讲和？”
　　赵孝成王想了想说：“秦王不遗余力，当然是想打败我们。”
　　“这就对了！”虞卿说，“您现在应该做的，是派使臣带着重金去魏国和楚国，让秦国觉得天下诸侯又组织了合纵，秦王才会有所畏惧。那时候再去与秦国和谈，才有可能成功。”
　　赵孝成王没有采纳虞卿的意见，还是派了一位名叫郑朱的使者前往秦国。
　　郑朱究竟是何方神圣，史料上没有记载，《战国策》中仅仅称之为“贵人”，总之不是什么特别尊贵的角色。然而，当郑朱来到咸阳，却受到了秦昭王和范雎的热情接待。不，岂止是热情，简直是大张旗鼓。这样一来，全天下都知道秦国和赵国在和谈，那些准备发兵救援赵国的诸侯一看这架势，心里都在想，人家都要和好了，没必要掺和这件事啦！
　　郑朱在咸阳住了十几天，享受的待遇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正比——当他醉醺醺地离开咸阳的时候，秦昭王还是没有答应停战。而赵国已经失去了向诸侯求援的机会，只能咬紧牙关，独自面对秦国的全面进攻了。
　　到了八月间，赵孝成王又开始为廉颇的坚守不出发愁。
　　“寡人已经给他派去这么多援兵，廉将军为什么还不出击呢？”他多次这样对左右大臣说道。
　　有人回答：廉将军毕竟是老了，胆儿也变小了。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连平原君也是这样认为。赵孝成王于是派出使者前往长平，催促廉颇进军。可是使者去了三五拨，每次带回的消息都是廉老将军拒绝出战。
　　这个廉颇，究竟有没有把寡人放在眼里？赵孝成王又急又气，黑着脸在宫里走来走去。他不知道，有一个人比他更着急，那就是咸阳城里的秦昭王。
　　自从廉颇坚守壁垒以来，秦国实际上也在不断地增兵，王龁手下的秦军渐渐地由原来的二十万增加到三十万，后来又增加到四十万，与赵军不相上下。
　　这四十万大军驻扎在长平，就像是一个无底洞，将秦国的资源都吸了过去。为了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每天都有将近一百万人来往于咸阳与长平之间。而且为了填补四十万大军派出去之后的空虚，不得不征发更多的农民去防守函谷关和武关。所谓“日费千金”，那是孙武那个年代的老黄历。秦昭王每天早上一睁眼，第一个念头便是又有一万金不见了。
　　这样下去，就是座金山也得掏空了啊！
　　有一天，秦昭王跟范雎商量：“您看，咱们要不先把军队撤回来，免得其他国家乘虚而入，反倒钻了咱们的空子。”
　　范雎摇摇头说：“那就前功尽弃了。”
　　“可是，廉颇老奸巨猾，无论如何都不出来应战，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
　　范雎笑了：“大王不要着急，老臣已经在采取措施了，不出一个月，赵军必定出战。”
　　原来，这段时间以来，范雎一直没有闲着。他不断派出间谍，带着巨额资金前往赵国散布谣言：“秦国最害怕的，就是赵国改派赵括为统帅。”
　　赵括是谁？赵奢的儿子。
　　《史记》记载，赵括自幼学习兵法，喜欢谈论军事，自认为天下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自己。有时候赵奢和他讨论军事问题，连赵奢都说不过他。赵奢死后，赵括继承家业，也时常在宫中听命，深得赵孝成王信任。
　　关于秦国害怕赵括的谣言越演越烈，终于传到了赵孝成王的耳朵里。赵孝成王眼前一亮，是啊，龙生龙，凤生凤，赵括年轻有为，又是名将赵奢之子，深知军事，如果取代廉颇的话，肯定可以改变这种不死不活的局面。他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要赵括前往长平去统帅部队，换下廉颇。
　　蔺相如听到这件事，大吃一惊，不顾体弱多病，来到宫中劝赵孝成王：“廉老将军劳苦功高，在前线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派人替换他？退一万步说，您实在要换，可以派其他人去，为什么一定要派赵括呢？”
　　赵孝成王反问：“赵括为什么不行？”
　　蔺相如说：“赵括徒有虚名，只会啃他父亲留下来的兵法，根本不懂得随机应变，让这样的人带兵，就好比一个弹琴的人，都用胶把弦柱粘死了，您觉得他还能弹出什么好曲子？”
　　赵孝成王不听，还是任命赵括当了大将。
　　没想到，很快赵括的母亲就进宫求见，要求取消这项任命。
　　赵孝成王不理解：“儿子当了大将，全家脸上都有光，为什么你会这么强烈反对呢？”
　　老太太说：“先夫在世的时候，曾经再三叮嘱，千万不能让赵括带兵打仗。因为这小子，兵书虽然看得多，但是不懂得灵活应用，而且从来没把打仗看作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总是随随便便对别人谈论战争。如果不让他带兵还好，一旦让他带兵，那使赵国吃败仗蒙受耻辱的肯定是他。”
　　老太太还说起一件事：“赵奢做将军的时候，每天亲自给人家盛饭端汤恭敬对待的有几十人，经常来往的朋友有上百人。当时大王赏赐给他的一切财物，他都拿出来分给手下的将士。而且只要他接受了军务，就不再过问家事，吃住都在军营。可现在呢？赵括刚刚做了将军，架子就大得不得了，傲慢地坐在家里接受诸将的参见，人们都不敢仰着脸看他。您赏赐给他的金银财宝，他全部拿回家藏起来。接受了任命，也不急着作准备，反而成天在外面闲逛，看到哪里有良田就赶紧买下来。他跟他父亲，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人，您可千万别因为他父亲是个好将军就认为他也有这个才能，还是收回成命、另派他人吧！”
　　赵孝成王说：“这不可能，寡人的决定岂能随意更改？”
　　老太太见他态度坚决，无奈地说道：“如果他日后不称职打了败仗，希望家里人不要受到牵连。”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赵孝成王仍然没有省悟，硬是把赵括派到了前线。他很快会明白，什么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大屠杀，白起坑赵国四十万降卒】
　　公元前260年六月，赵括来到长平，廉颇黯然退场。
　　赵括一上台，便将要害部门换上自己的亲信，改变军中制度，并且抛弃廉颇的防守战略，开始制订积极的进攻策略。
　　他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近期内击败长平的秦军，顺势收复上党。
　　秦昭王获知赵军的这一变动，立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命武安君白起率领一支增援部队前往长平，接替王龁为全军总指挥；王龁则降为裨将。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对外仍然宣称王龁是主将，军中将士但凡“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
　　七月间，赵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主动向秦军发动攻击。前线秦军，果然就像赵括想象中那样不堪一击，一触即溃。赵括大喜，指挥全军出击，下令“活捉王龁，收复上党，直取函谷，不许放跑秦军一兵一卒”。
　　四十万赵军乱哄哄地杀出壁垒，个个争先恐后，生怕失去立功的机会。然而，追出不到二十里，前方将士突然停下来，有的人开始往回跑，后面的人还在向前冲，很快乱成了一锅粥。原来秦军不知道何时，也偷偷修筑了一道壁垒。这道壁垒几乎与赵军壁垒完全平行，也是延绵数十里，一眼望不到头。赵军冲到壁垒下，发动几次冲锋，都被打了回来，只在壁垒前留下大堆尸体。
　　在那个年代，攻城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特别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攻方可以说绝无胜算。廉颇正是凭借着城池一般的壁垒，抵挡了王龁整整一年。现在，白起也是凭借着长达数十里的壁垒，将四十万赵军硬生生地挡住。
　　赵括不甘心就这样回头，亲自策马来到秦军壁垒前，正好赶上秦军主垒换下王龁的大旗，换上一面巨大的白底黑字的“白”字大旗。看到这面大旗，壁垒上的秦军欢声雷动，壁垒下的赵军却像是被吸了魂魄似的，个个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这也难怪，自伊阙之战以来，白起的这面旗帜，就像是死神的宽大长袍一般，只要在战场上一出现，必定是血流成河，人头满地。白起每战必胜，战胜必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长平之战以前，白起已经砍掉了不下百万人的首级。而这些无头的冤魂，大多数又是三晋的子民，所以在三晋地方，只要一提起白起的大名，不只医得小儿夜啼，连大人也不寒而栗。
　　《孙子兵法》第七篇第五条：“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意思是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打击其士气；对于敌军的将领，则以扰乱其决心为主。白起在这个时候突然现身，就是要夺赵军之气，夺赵将之心。
　　很显然，他的目的达到了。
　　赵括目空一切，自以为兵法天下第一。此次来长平之前，赵孝成王问他胜算几何，他曾经夸下海口：“如若对手是王龁，胜之不费吹灰之力；若是秦王派白起来，倒是要费点工夫。”言下之意，普天之下，也只有白起令他有所顾忌了。
　　当他真正面对白起的这面大旗的时候，却不仅仅是“有所顾忌”，而是吓得魂飞魄散，一个劲地喊道：“退兵，退兵！”不等手下众将反应过来，自己第一个勒转马头，没命地往回驰去。
　　大将一跑，全军溃败。半日之间，四十万赵军如同潮水涌到秦军壁垒下，拍碎了几个浪花，连块石头都没有敲掉，便又如同潮水一般匆匆退走。
　　赵括已经完全忘了自己是“天下第一兵法家”，也没了平日里纸上谈兵那种挥洒自如，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快点回到自己的壁垒中去。廉颇这老头虽然胆小，但是壁垒还是修得蛮不错的，甚至比秦国人修得还好，至少比秦国人的高，看起来也更结实。只要退回壁垒，把大门关上，把吊桥拉起，即便是一百万敌军也攻不进来。
　　赵括想得没错，但是他忘了一件事——对手是白起。
　　四十万赵军刚刚开出自己的壁垒的时候，白起已经得到了情报。他迅速将早已经枕戈待旦的两万五千名精兵派出，抄小路直插赵军后方，占据有利地形，截断了四十万赵军与壁垒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秦军的五千名骑兵埋头疾进，出现在赵军的壁垒之外，将留守壁垒的少数赵军监视和围困起来，防止他们出来接应。
　　形象地说，白起为赵括准备了一个口袋，秦军壁垒是这个口袋的主体，两万五千名精兵是扎紧口袋的绳索，五千名骑兵则在口袋外防备有人来解开绳索。
　　在白起之前，也许早就有人用过口袋战术。但是，一个口袋装四十万人，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赵括绝望地发现，他已经回不去了。四十万斗志全无的赵军，根本突不破两万五千名严阵以待的秦军防线，而且秦军的游击部队不断突入赵军中，将赵军分割包围，使得赵军无法形成统一的攻势。赵括做了一个正确但不见得高明的决定——命令全军就地驻扎，修筑防御工事，以待后援。
　　这个决定的正确之处在于，白起虽然用一个口袋装了四十万赵军，却一时无法消化。只要有足够的后援部队赶到，壁垒中的赵军就能突破五千名秦军骑兵的围困，顺利解开扎口袋的绳索，将赵军主力解放出来。
　　然而秦国方面已经算到了这一步。秦昭王听说赵军被包围，亲自跑到河内为白起助威，并下令征调国内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前往长平，断绝赵国对长平的一切救援和粮草供应。
　　就这样，口袋里的赵军在等待和希望中度过了最初的几天时光。随着携带的粮食越来越少，这种希望渐渐变得渺茫。十天之后，部队开始宰杀马匹，但将士们仍然互相安慰：“大王不会这样抛弃我们的，援军也许正在和秦军激战，很快就会杀到这里。”赵孝成王确实不想抛弃这四十万人。可是，派去的每一拨援兵和运粮车队，最终都被数倍于己的秦军打了回来，连一粒粮食都没送到长平。一个月后，赵括知道援军不可能过来了，他挑选了两万名精兵，让他们饱餐一顿马肉，分成四队轮番向防守袋口的秦军发动进攻，企图撕开一个口子。然而，这一个月中，秦军已经进一步加强了袋口的防线。赵军还没靠近，秦军便箭如蝗飞，顷刻间射倒一大片。几次冲锋下来，两万名赵军死伤殆尽，秦军阵地仍然安然无恙。
　　到了九月间，赵军被困的第四十六天，赵括亲自率领部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冲锋，结果被秦军射死在阵前。至此，赵军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四十万人齐解甲，宣布投降。
　　《孙子兵法》第三篇第四条：“君之所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
　　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赵军遭此惨败，罪魁祸首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而是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的赵孝成王。他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赵国原本是山东各国中唯一能够抗衡秦国的国家，经此一役，元气大伤，沦落为与韩、魏等国等量齐观的二流国家。
　　命运最为悲惨的是那四十万赵国降兵。白起忠实地执行了范雎的“攻人”战略，诈称要淘选精壮，将四十万人赶到长平以东的山地中，全部活埋，只将年龄尚幼的二百四十人放回赵国，让他们宣扬秦国的军威，打击赵人的士气。终此一役，秦军前后杀死赵军高达四十五万。
　　据《水经》记载，白起活埋赵军之后，又收其头颅，筑台于山边，阴森恐怖，后人称之为“白起台”。而长平附近的丹江，也因血流成河被染成红色，因此得名。
　　后人评论长平之战，既对白起的用兵如神赞不绝口，也对其残暴屠杀赵国降兵深感愤慨。单从兵法上讲，长平之战确实是前无古人的成功案例。在这场战役中，白起的每一步棋都经过深思熟虑，其着眼点之独到，组织之严密，举世罕见，即便孙武、孙膑、吴起之辈再世，想必也会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拜下风。但是从道义上讲，纵有千种理由，坑杀四十万降兵都是令人发指的行为。为白起此举辩护者，与为南京大屠杀辩护无异。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赵括的母亲。因为她提前给赵孝成王打了预防针，长平之战后，赵孝成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对于赵孝成王来说，这多少也算是一种后悔的表示罢！
　　【将抗秦进行到底】
　　长平之战后，秦国终于将原本属于韩国的上党十七县占领。白起雄心勃勃，想趁热打铁，一举消灭赵国。他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进攻皮牢（今山西省翼城）；一路由司马梗率领，进攻太原；白起本人则坐镇上党，只待时机成熟，便对邯郸进行最后一击。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白起的计划得以实施的话，赵国恐怕很难支持三个月以上。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将大大提前，而当年被派到邯郸去当人质的王孙异人，很有可能当不上秦王。异人的儿子嬴政，也就成不了秦始皇，整个中国的历史将是另一种面貌。
　　然而没有如果。
　　正当王龁的部队攻克皮牢的时候，赵孝成王派了一名使者前往咸阳，秘密会见了秦国的相国范雎。
　　这位使者不是别人，就是苏秦的弟弟苏代。
　　据《战国策》记载，苏代见到范雎，先是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武安君白起打败了马服君赵括吗？”
　　范雎回答：“是的。”
　　第二个问题：“武安君白起准备围攻赵国的首都邯郸吗？”
　　范雎回答：“是的。”
　　得到两个肯定的答复之后，苏代便有话说了：“武安君这些年来东征西讨，为秦国攻下了七十余座城池，南收鄢郢，北定上党，又打败赵国四十万大军，即便是周公、召公、姜太公的功绩，也不过如此。如果他再攻破邯郸，灭亡赵国，秦王势必让他位列三公，在您之上。请问，您愿意这种情况出现吗？”
　　范雎没有当面回答这第三个问题。但是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他便向秦昭王建议：“经过长平一役，秦军已经十分疲劳，请允许韩、赵两国割地求和，好让将士们得到休息，以待来年。”
　　范雎所言不虚。长平之战虽然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是数十万秦军长年在外作战，也导致了秦国“国虚民饥”，在短期内很难再支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秦昭王听从了范雎的建议，命令白起停止进攻赵国，同时派了使者到赵国，要求赵孝成王割让六座城池给秦国，作为停战的条件。赵孝成王也答应了，但是当秦国停止军事行动之后，赵国君臣在割让城池的问题上，又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孝成王问大臣楼缓（楼昌的哥哥）：“割让城池给秦国，或是不割，哪个有利？”
　　楼缓就是当年曾经出任秦国相国的那个楼缓。和楼昌一样，楼缓是主和派。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任何时代，当国家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时候，主和派都不好当，一开口便会被人视为卖国求荣。楼缓是个老江湖，没有正面回答赵孝成王的问题，而是推辞道：“哟，哟，这可不是我这个地位的人敢于发表意见的大事，您还是问别人吧！”
　　赵孝成王坚持：“那你就说说你个人的见解，但说无妨。”
　　楼缓说：“大王可曾听说鲁国大夫公甫文伯？公甫文伯在鲁国做官，病死了，房中有两个女人为此伤心得自杀。他母亲听说后，一滴眼泪都没掉。”
　　赵孝成王“啊”了一声，问道：“为什么？”
　　楼缓说：“您问得好！当时就有人对老太太说，哪有自己儿子死了不伤心的。您猜老太太怎么说？她说，‘孔子是位贤人，在鲁国无法立足，只好流亡国外，可我儿子不肯跟随他去。现在他死了，房中有两个妇人为他自杀，这说明他对贤者薄情，对妇人义重。我这个做娘的，为此感到羞愧。’这话出自文伯的母亲之口，人们都称赞她是位贤良的母亲。可是，如果这话出自文伯的其他女人之口，人们只会觉得她是在嫉妒。由此可见，同样的话，因为说话的人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我长期奔走在秦、赵两国之间，如果回答‘不割有利’，那是说假话；可如果回答‘割让有利’，又难免让人怀疑是在为秦国说话。所以，我最好是不发表意见了。”
　　赵孝成王说：“你这不是已经发表意见了嘛！”
　　虞卿听说这件事，就去见赵孝成王，说：“您可千万不要上了楼缓的当。秦国之所以要与赵国讲和，是因为它也打不下去了。您如果把城池割让给它，简直就是帮助秦国来攻打自己，没这个道理。”
　　赵孝成王于是又找楼缓来商量。楼缓说：“虞卿难道就完全了解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吗？如果现在不给秦国这六座城池，明年秦军再来进攻，恐怕就不是区区六城能够解决的了。”
　　赵孝成王说：“那你能保证秦国收到这六座城池后，明天就不再来进攻了吗？”
　　这句话问到了点子上。楼缓支吾了半天，才说道：“这不是我能够保证的。不过，您如果信得过我，我愿意为您多跑几趟秦国，让秦国与赵国亲近，放弃进攻赵国的念头。”
　　赵孝成王越想越不对劲，又把虞卿找过来。虞卿一听就火了：“我们给了秦国六座城池，还不能保证秦国明年不来进攻，那还给它干啥？再说您今年给它六座，明年它再来要呢？后年它又来要呢？您给还是不给？秦国是虎狼之国，贪得无厌，索求无度，您有多少城池可以用来满足它的要求？”
　　赵孝成王说：“可是，现在不满足它，它马上就要发兵来进攻，我们刚在长平损失了四十万人，拿什么去抵挡啊！”
　　虞卿说：“您别因为一场战争就被秦国吓怕了。秦国虽然强大，但是要凭武力取得六座城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长平之战，秦国坑杀了我们四十万人，是坏事也是好事，好就好在诸侯都看清了秦国的本质，不会再对秦国心存幻想。依我之见，还不如拿出五座城池给其他诸侯，联合大家共同进攻秦国，赵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如果听了楼缓的话，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赵孝成王说：“行啊，那我听你的。”可是心里有点不踏实，再把楼缓召进宫，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楼缓说：“您要听虞卿的也没关系。不过我必须指出，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赵国和秦国对着干，其他诸侯不可能帮助赵国，只会暗地里高兴，甚至趁火打劫来瓜分赵国。”
　　虞卿听说了，又去见赵孝成王，直截了当地说：“楼缓误国！赵国在长平战败，又要割地求和，只会让诸侯更加看不起赵国。我的意见是，秦王向您索取六城，你干脆拿出五城来献给齐王，请齐国出兵共同抗击秦军，收复原来被秦国占领的失地。这样的话，大王在齐国失去的，还能在秦国得到补偿，而且也能向诸侯展现您的决心和魄力。韩、魏两国看到这种情况，也会尊重大王，主动向赵国靠拢。有了齐、韩、魏三国作后盾，大王才有条件跟秦王谈判，才有可能确保赵国的安全啊！”
　　这场马拉松似的辩论，虞卿获胜。赵孝成王于是派虞卿出使齐国，商讨合纵大计，同时派出使者，遍告诸侯：秦国无道，蚕食六国，如果赵国灭亡，韩国和魏国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到时候秦国再侵略楚国、燕国、齐国，将无人可挡；诸侯战亦死，降亦死，还不如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暴秦的入侵。
　　当时赵国正笼罩在长平大屠杀的阴影中，“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家家户户都在遥祭冤魂，景况十分悲惨。为了提振士气，赵孝成王放下国君的架子，带着大臣巡视民间，安慰死者家属。所到之处，赵孝成王还亲自下田，摆出一副耕种的样子，鼓励大伙化悲痛为力量，抓紧粮食生产。平原君等人也行动起来，发动自己的妻妾到军营中缝补衣服，号召将士们同心协力，做好应对秦国入侵的准备。
　　赵国的出尔反尔令秦昭王十分恼怒。公元前259年九月，秦昭王决定对赵国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命令武安君白起做好准备，率军进攻邯郸。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原来一直主张以武力消灭赵国的白起，现在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白起抗命】
　　白起毫不客气地告诉秦昭王：“不行，这仗我不能打。”
　　秦昭王的第一个念头是，白起还在记恨当时没让他直捣邯郸呐！这也可以理解，当时秦国虽然已经疲惫，但是只要再努一把力，攻克邯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从后面发生的事情看，接受赵国的求和，无疑是被赵国给耍了，中了人家的缓兵之计。因此，白起闹点情绪，撒撒娇，那都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当然，秦昭王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道：“去年这个时候，国家府库空虚，将士疲惫，您不怜惜百姓的辛劳，要求增加军粮去消灭赵国。现在一年过去，百姓得到了休息，士兵们得到了休养，粮仓里又堆满了粮食，部队的给养比原来还好，您却对寡人说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白起回答：“长平之战，秦军大胜，赵军大败；秦国人高兴，赵国人恐惧。秦国人厚葬死者，治疗伤者，慰劳有功之臣，举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赵国人没有沉浸在悲伤之中而不可自拔。他们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努力耕种，积极备战，还四处联络诸侯，企图建立合纵联盟。现在一年过去了，大王就算是给我多一倍的人马，我也没有把握攻下邯郸，因为赵国的守备力量相当于以前的十倍。没有把握的仗，我不打。”
　　《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四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白起是深谙这个道理的。他不想在这个时候进攻赵国，并不是闹情绪，也不是害怕担责任，而是认为时机不对，没有必要把数十万将士送到前线去吃苦卖命。
　　秦昭王见白起态度坚决，心里十分不痛快，说：“您不想去，那寡人就派其他人去吧。”
　　白起拱拱手，意思是请便。秦昭王于是命五大夫王陵为将，率军讨伐赵国。
　　王陵一路高歌疾进，很快攻到邯郸城下。秦昭王大喜，赶紧调派援军，围攻邯郸。但是没想到，这一围就是八九个月，邯郸仍然屹立不拔。赵军还不时出城袭扰反击，杀死秦军四千余人。
　　秦昭王只好又亲自来请白起出马。
　　这个关键时候，白起却生病了。他头上缠着一条白毛巾，在两名家奴的搀扶下拜见了秦昭王，有气无力地说道：“大王，不是下臣不愿意为您分忧，是这身体实在不争气啊！”
　　秦昭王没办法，回去之后就和相国范雎商量，请范雎去游说白起。从心里面讲，秦昭王对范雎也有点意见，当年白起要一鼓作气攻下邯郸，是你不同意；现在寡人要打邯郸，白起却不干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游说白起的工作，就交给你去办吧！
　　范雎何等聪明，一下子就闻到了不信任的味道。他没有推辞，很快来到白起府上，先是给白起戴了一顶高帽子：“楚国方圆五千里，战士上百万。您率领数万秦军攻打楚国，攻克了鄢郢之地，焚烧楚人的宗庙，逼得楚国向东迁都，从此不敢西向。韩、魏两国携手抗秦，动员大批军队，您指挥的人马不及对方一半，却能和他们大战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血流成河，连大盾都能漂起。这样的战功，可谓前无古人。您的威名远扬，诸侯无人不知，只要一听到您的名字便害怕，唯恐在战场上遇到您。秦国有您这样的大将，实乃大王之福也！”
　　白起仅仅是点了点头，不置可否。看到白起这副表情，范雎心往下一沉，但又不敢表现出来，只能硬着头皮说下去：“现在，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兵力，大王发动数倍于赵国的大军，希望您能够领兵出战，成为消灭赵国的功臣。您曾经多次以少胜多，用兵如神，这次却是以众敌寡，为什么反而不愿意了呢？”
　　白起咳嗽了两声，喝了半碗热酒，回答道：“相国有所不知，当年楚王依仗着楚国强大，不理国政，大臣们居功自傲，嫉妒争功，阿谀奉承之人掌权，贤良淑德之臣遭到排挤，百姓离心离德，士兵们没有斗志，城池不固，守备不修，所以我才能够领兵深入楚国，占领了很多城池。那时候，秦军所到之处，拆除桥梁，烧毁船只，以示必死的决心。将士们都把部队当作自己的家，把将帅当作自己的父母，相互之间很亲近，很信任，同心同德，死而无憾。而楚国人恰恰相反，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作战，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家，将士离心离德，毫无斗志。这就是我能以数万之众坐收鄢、郢之地的主要原因。至于伊阙之战，韩军势单力薄，将希望都寄托在魏军身上。而魏军也想保存实力，推着韩军去打头阵。韩、魏两军各怀心思，尔虞我诈，被我钻了空子，让我有机会来设置伏兵对付韩军，然后集中精锐进攻魏军，获得全胜。这都是由于我方谋划得当，而敌人又露出破绽，获胜是自然而然的事，哪有什么用兵如神？”
　　范雎越听心里越凉。都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他一上来给白起戴高帽，就遭到了白起的无情阻击，这思想工作八成是做不通的了，接下来还不知道有什么难听的话呢！
　　果然，白起很快说到了长平之战。
　　“秦国在长平打败了赵国，不在当时趁着赵国人已经吓破了胆而消灭它，却怕这怕那，放弃了战机，使得他们能够休养生息，提高防备。现在赵国君臣推心置腹，上下同仇敌忾，全国同甘共苦，连平原君赵胜这类人都把自己的妻妾派到军中慰劳将士，如同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一样。这个时候攻打赵国，赵国人必定拼死坚守，就算包围了邯郸，也是一块啃不下的硬骨头。时间一长，我军疲惫，诸侯便会趁机救援赵国。到那时，就算您想全师而退都不可能了。不客气地说，我只看到攻打赵国的危害，没有看到任何有利之处，再说我现在抱病在身，不可能出征。”
　　范雎被说得满脸惭愧，回来向秦昭王复命。秦昭王也恼火了，猛地一拍桌子：“没有他白起，寡人就不能消灭赵国了吗？”于是又派王龁带着援军去替代王陵，下令说：“不拿下邯郸，你就别回来了。”
　　可事情就像白起预料的那样。王龁到了邯郸，战况也不见起色，反而被赵国的游击部队袭击了后方，损失了不少军粮。战报传到咸阳，秦昭王又急又气，范雎束手无策，白起却在人前说起了风凉话：“你们看看，不听我的意见，现在骑虎难下了吧！”
　　这话被秦昭王听到了，无异于火上浇油。他耐着性子，再一次来到白起府上，对白起说：“算是寡人求您了！您就算生病，也要为寡人带病指挥，打完这一仗，寡人必定重重赏您。如果您还是不愿意去，那寡人可真要生气啰！”
　　白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秦昭王磕了一个头，说：“我知道，这个时候出战，纵使不能成功，也可以免于获罪；不出战，则是死路一条。但我还是要劝谏大王，听我的意见，放弃攻打赵国，让百姓养精蓄锐，让部队恢复生气。同时利用诸侯之间的利益冲突，安抚胆小的，讨伐胆大的，消灭昏庸无道的，这样来号令诸侯，则霸业可成，天下可定。”
　　秦昭王皱着眉头，没有发作。白起不管那么多，既然说开了，就一竿子捅到底，又说道：“您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消灭赵国呢？难道就是为了让我白起屈服吗？可那样做，您获得了一时的痛快，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大好机会，值得吗？我听说，明君热爱他的国家，忠臣爱惜他的名誉。国家灭亡了，不可能再复原；将士们无辜地战死了，不可能再复活。我甘愿得罪大王而死，也不会做一个让战士们白白送死的将军，请大王慎重考虑。”
　　至此，谈判破裂。秦昭王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就走。
　　白起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脑子里闪现的却是长平之战后赵军被坑杀的场景，耳朵里充斥着秦军的呐喊和赵军的惨叫。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也许，这就是我白起的宿命罢！”


　　第六章 信陵君救赵
　　【秦赵邯郸消耗战】
　　公元前259年，秦军包围邯郸。到了公元前257年，邯郸仍然牢不可破，秦、赵双方都被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
　　对于秦昭王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的战争，也是他和白起之间的战争。他不断地给王龁派去援军，送去军粮，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攻破邯郸。他必须证明给天下人看，没有白起，秦军照样可以攻城略地，无往不胜。
　　在这场较量中，范雎是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他心里很清楚，白起所言不虚。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秦国增兵换将，无异于扬汤止沸，不可能对战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心里还清楚，秦昭王虽然对他保持了信任，但是君臣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而且随着战事的拖延，这种裂痕将越来越大；一旦战争失败，对于他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为了确保自己在秦国的地位不动摇，他必须硬着头皮打下去，即使是打到两败俱伤，也要拿下邯郸城。
　　秦国拼死进攻，赵国拼死抵抗，邯郸之战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长平之战。攻守双方就像两大武林高手对阵，在把那些花里胡哨的招式用尽之后，进入了凝神贯气比拼内力的决战时刻。
　　这个时候，如果有第三方力量介入，战局的平衡立马会被打破。因此，在战场之外，秦、赵双方又展开了另一场较量。秦国威逼利诱，虚与委蛇，力图说服韩、魏等国附秦伐赵，从中渔利；赵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竭力阻止韩、魏两国被秦国收买，呼吁各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挽救赵国于危亡。
　　平原君赵胜临危受命，扛起了合纵的大旗。
　　【平原君赵胜】
　　关于平原君这个人，范雎是颇有微词的。
　　据《战国策》记载，范雎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郑国人把没有经过加工的玉叫作“璞”，周朝人把没有经过加工腌制的老鼠叫作“朴”（可见吃老鼠的事，古已有之，而且不是广东人干的）。有一次，一位周朝农民用袋子装着“朴”，遇到一位郑国商人，问道：“您要买朴吗？”郑国商人以为是卖“璞”的，便说：“想买。”结果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几只死老鼠。
　　范雎讲完这个故事，接着说道，现在平原君自认为自己很有才能，在天下享有盛名。可是当年李兑在沙丘杀害了赵主父，他和赵惠文王作为主父的儿子不报杀父之仇，平原君还有脸做了赵惠文王的大臣，天下诸侯还很尊敬他。由此看来，天下诸侯还不如这位郑国商人——人家好歹还分得清璞和朴，诸侯却把死老鼠当成了美玉。
　　这个比喻委实刻薄。范雎早年怀才不遇，中年惨遭凌辱，到了秦国之后突然飞黄腾达，性格颇为扭曲，看平原君这类含着金钥匙出世的公子哥儿难免会戴上有色眼镜。因此，他的评价可以作为参考，却不能视为权威。
　　客观地说，平原君名满天下，并非浪得虚名。
　　战国四公子共同的爱好就是“养士”。相比孟尝君的食客三千，平原君也不遑多让，“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
　　千万别以为，养这些门客，只要好吃好喝侍候着就行了。吃喝当然要提供，但更重要的是尊重。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战国时期的门客，已经是达到第四层次，即需要受到尊重，待遇高过现在的白领和公务员。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尊重对门客来说意味着什么。
　　《史记》记载，平原君家有一座临街的楼房，下临一户普通百姓的房子。这户人家有个瘸子，每天一拐一拐地到井边去打水。某一天，平原君的一个小妾在楼上看到这副场景，觉得十分好玩，忍不住大笑起来。
　　第二天，瘸子就来求见平原君，说：“我听说很多贤人不远千里投奔您，就是因为您能够尊重人才而轻贱女色。我不幸得了残疾，而您的小妾竟然公开耻笑我，这种耻辱，只要是男人都无法忍受，我请求您把那女人的人头砍下送给我。”
　　瘸子说着，向平原君磕了一个头。
　　听到瘸子一本正经地说“请求您把那女人的人头砍下送给我”，平原君心里忍不住好笑。他微笑着答应了瘸子的要求，说：“好吧，你回去等着。”
　　瘸子走后，平原君对左右门客说：“你们看看，这小子不过是一介平民，居然因为笑了他一下，就想要我杀死小妾，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过了几天，平原君便把这事给忘了。瘸子也没有再上门来要人头，小妾仍然在府上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过了一年多，平原君发现一个怪现象——他的门客不断流失，不知不觉竟然已经走了一半多。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向身边的门客请教：“我对他们不薄啊！可他们为什么都要离开我呢？”
　　大伙都不回答。平原君一再追问，终于有个人说：“还不是因为瘸子那件事？您无视别人的尊严，又出尔反尔，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大伙认为您重女色而不重人才，所以就离开您了。”
　　平原君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杀了那个女人，亲自提着人头上门去给瘸子赔罪。这之后，那些走了的门客才又渐渐回到他身边。
　　邯郸被围后，赵孝成王命平原君全权负责办理外交事务，游说各国诸侯合纵抗秦。平原君受命后，将公关的重点放在齐国、魏国和楚国。
　　齐国已经有虞卿前往交涉，不用平原君太过操心。
　　魏国和赵国唇齿相依，平原君的妻子又是信陵君的同胞姐姐。因为这层关系，平原君多次以私人名义写信给魏安僖王和信陵君，请求魏国迅速发兵救援邯郸。
　　至于楚国，平原君觉得有必要亲自走一趟，于是将门客召集起来，想从中挑选二十人作为随从。
　　平原君的想法是，如果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说服楚考烈王（楚顷襄王于公元前263年去世）出兵救援赵国，自然是再好不过；万一楚考烈王不答应，他就准备学蔺相如的，用武力逼迫其在朝堂上签订盟约。总之，不达到要楚国派兵的目的，他就不打算活着回来了，因此必须挑选文武兼备之士作为随从，以备不时之需。
　　可是，按照这一要求，他挑来挑去，只挑出十九个人。剩下的一个名额，无论怎么挑选，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他又不愿意降低门槛随便找个张三李四王五麻子替代。
　　正在郁闷，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您不用再挑了，就我吧！”
　　平原君循声望去，看了好一阵子，才想起那人的名字叫毛遂。这也难怪，他的门客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是出类拔萃之士，他一般是不太记得人家的名字的。
　　平原君问道：“您在我家里住了几年了？”
　　毛遂说：“三年。”
　　平原君说：“恕我直言，一位有本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好比一把锥子装进口袋里，很快会露出锥子尖来。可您在我这里三年了，我一直没有发现您有什么过人之处，也没有人向我说过一句赞美您的话，这就说明您并不比别人突出。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关系到赵国的生死存亡，不可儿戏。您的报国之心我领了，但您还是留在家里吧！”
　　毛遂说：“我今天站出来，就是要请您把我这把锥子装进口袋啊！您如果早那么干了，我早就脱颖而出，何止露个尖尖？”
　　此言一出，众人皆笑。平原君心想，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把他带去吧，至少他脸皮厚，于是同意了毛遂的请求。
　　一行人从邯郸出发，绕过秦军的封锁线前往楚国。那十九个人本来都看不起毛遂，一路上通过交谈，却都对毛遂刮目相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其实早就见过，而且朝夕相处了三年，只不过毛遂深藏不露，以至于大伙都视而不见罢了。
　　到了郢都（楚国迁都于陈之后，便将陈改称为郢，此后楚国数次迁都，都保持了这个习惯），平原君朝觐楚考烈王，向他痛陈秦国的危害，请求楚国与赵国结盟，发兵救援邯郸。会见从早晨开始，谈到中午还是没有结果。无论平原君从哪个角度劝说，楚考烈王就是不松口。
　　平原君的门客坐在殿下，焦急地看着殿上，虽然听不到说什么，但是都知道谈得不顺利。那十九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一副想上去帮忙而又“臣妾做不到啊”的表情。唯有毛遂半眯着眼睛，无动于衷。
　　有个人试探着说道：“毛先生，您出一下面怎么样？”
　　毛遂说了一句“好”，马上站起来，手按剑柄，三步并两步走上了大殿，对平原君说：“合纵抗秦这么简单的事情，三两句话就可以说清，你们怎么说了半天还决定不了呢？”
　　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大惊失色。楚考烈王抬起头来，盯着毛遂看了一阵子，然后转过脸去问平原君：“这是什么人？”
　　平原君说：“他是我的门客。”
　　楚考烈王大怒，呵斥道：“你给我滚下去！我和你家主人谈论国家大事，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下人来插嘴？”
　　毛遂做了个拔剑的姿势，向前走了一步说：“大王敢这样对我说话，无非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可现在我离您不到十步，您的性命就在我手里，楚国的人再多，也无济于事。我家主人从来不敢这样呵斥我，您怎么敢当着他的面不顾礼节呵斥我呢？”
　　楚考烈王一下子愣住了，强自镇定道：“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毛遂说：“当初商汤以七十里之地，消灭夏桀而称王天下；周文王以数百里之地，消灭商纣而建立周朝。难道他们靠的是人多吗？不是。他们只不过把握住了当时的形势，借机发挥了他们的能量而已。现在楚国地方五千里，军队上百万，本来完全可以称霸天下。谁知道就凭白起这么个小子，带着几万人马讨伐楚国，居然一战攻克鄢郢，再战烧毁夷陵，三战辱及楚国的先王。这样的耻辱，一百辈子都不能忘记，连我们赵国都为你们感到羞耻，可是您自己一点都不觉得惭愧，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楚考烈王说：“瞧你说的！寡人无一天不为这件事感到羞愧，无一天不想报仇雪恨。”
　　毛遂说：“那就好说了，赶紧和赵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如果您今天对赵国坐视不救，等秦王灭了赵国，下一个就轮到楚国。我家主人不远千里跑到这里来，也是为了楚国的安危，您这样无礼地呵斥我，心里觉得过意得去吗？”
　　楚考烈王哑口无言，老半天才说：“好，好，就听先生的，寡人愿以楚国和赵国结盟，共抗强秦。”
　　毛遂说：“您可想清楚了？”
　　楚考烈王说：“想清楚了。”
　　毛遂这才将按在剑柄上的手放下，对楚考烈王左右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儿拿鸡、狗、马血来啊！”
　　毛遂双手捧着盛血的铜盆，跪行到楚考烈王面前说：“请大王先歃血，定下合纵大计，其次是我家主人，最后轮到我。”
　　歃血仪式完成后，毛遂左手端着铜盆，右手指着殿下那十九个人说：“你们好歹来了一趟，也在殿下歃血，算是参加了订盟。咳，你们这些人啊，碌碌无为，也就是吃现成饭的家伙！”
　　那十九个人一声不吭，不敢正视毛遂。
　　从楚国回来后，平原君逢人便说：“我再也不敢自称识人了。我见过的人成百上千，总以为不会看走眼，没想到错失了毛先生，惭愧啊惭愧！”
　　平原君从此奉毛遂为上宾。而楚国方面果然也不失约，没过多久便以春申君黄歇为将，率领大军援救赵国。
　　与此同时，魏安僖王派来的援军也已经上路了。
　　【鲁仲连义不帝秦】
　　魏安僖王派出了十万大军，由老将晋鄙率领，浩浩荡荡地前往救援赵国。
　　然而，这个好消息刚给邯郸人带来一丝拨云见日的希望，另外一个坏消息就接踵而来，反而又加重了笼罩在邯郸上空的乌云。
　　原来，秦昭王听到魏国出兵的消息，派人给魏安僖王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寡人攻下邯郸，也就是朝夕之间的事。诸侯有谁敢来救援，城破之后，寡人第一个拿他开刀！”
　　魏安僖王胆小，被秦昭王一吓，立马腿软，赶紧让晋鄙停止前进，驻扎在邺城待命。
　　平原君气得虚火上升——你干脆不派援兵倒也罢了，我们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现在援兵刚走到半路就停下，你知道对邯郸城的士气是多大的打击吗？
　　他一连写了几封信，催促魏国迅速进军。过了十来天，援军没等到，倒是等到了魏安僖王的一名使者，客将（外籍将领）新垣衍。
　　新垣衍向赵孝成王和平原君转达了魏安僖王的意思：秦国之所以围攻邯郸这么急，就是因为原来与齐王相约称帝，后来又没有如愿；如今齐国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为道，秦国却是蒸蒸日上，雄霸天下；秦国这次攻赵，未必是一定要得到邯郸，真正的目的还是想称帝，赵国如能主动派使者尊秦王为帝，秦王一定会很高兴地撤军而去。
　　这就好比甲乙两个人决斗，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乙请丙来助拳，丙却劝乙给甲磕个头了事。对于处于劣势的乙来说，如果真能磕个头就万事大吉，那便磕也无妨，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但问题是这个磕头的建议，究竟是甲的真实意愿，还是丙的一厢情愿？就算是甲的意愿，可万一磕了头甲还是不满足，岂不是丢人现眼？
　　赵孝成王和平原君都很纠结，拿不定主意。
　　这时有位齐国来的云游之士，名叫鲁仲连，听到这件事后，便去求见平原君，问道：“您打算怎么办？”
　　按照《史记》的记载，鲁仲连是那种喜欢给别人出些奇怪的主意，但又不愿意任职为官、自命清高的人，在当时大概很有些名气，因此平原君见到他也很客气，回答道：“唉，我现在哪里敢说话！”
　　平原君说：“前些年赵国在长平损失了四十万人，现在邯郸又遭到围攻，有人归咎于我当年劝大王接收上党，说‘如果不是因为平原君，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如今魏王派新垣衍来做说客，说只要我们尊秦王为帝，便可消解刀兵，化险为夷。您说，我哪里敢发表意见？万一说错了，岂不是又成为了赵国的罪人？”
　　鲁仲连连连摇头：“我原来以为您是一位英雄，至少也是一位贤人，今天看来，连个普通人都不如，难怪应侯会看不起您。魏王派来的新垣衍在哪？我替您去会会他，跟他计较计较，让他也长点见识。”
　　平原君脸红到脖子，不敢反驳鲁仲连，只敢说：“那我就把先生介绍给新垣衍。”
　　平原君来到新垣衍下榻的宾馆，对新垣衍说：“齐国有位高士，名叫鲁仲连，目前正在邯郸，我想介绍您跟他认识。”
　　新垣衍一听就摇头，说：“这个名字我很熟！他是齐国的高人，而我是魏国的将军，负有使命到此，不想见他。”
　　平原君看到这架势，心里便明白了三分，看来你也怕他！于是说道：“您还是见见吧，我已经答应将他引见给您了。”
　　新垣衍没办法，只好答应。
　　鲁仲连进来之后，看着新垣衍，半天没有说话。新垣衍被盯得心里发毛，说道：“现在这种状况，还留在邯郸城里的外国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我看先生您的神态，却是没有任何事情要求平原君办，为什么还留在这座围城中不走呢？”
　　鲁仲连说：“很多人以为鲍焦（周朝初年隐士，因不满时政，遁入山林，抱树而死）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因为过得不如意才自寻死路，那是不了解他。同样道理，您也很难了解我为什么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出现在邯郸城里。我告诉您吧，秦国是个不讲礼义而只注重功利的国家，它通过玩弄权术来使唤士人，像对待奴隶一样来对待百姓，秦王一旦悍然称帝，进而统治天下，我宁可跳海而死也不愿做他的子民！我今天到这里来见您，就是要告诉您我想帮助赵国抵抗残暴的秦国。”
　　新垣衍耸耸肩：“您打算怎么帮助赵国呢？邯郸城外有数十万秦军，您难道想凭一张嘴赶走他们吗？”
　　鲁仲连说：“齐国、楚国已经答应帮助赵国，我想让燕国、魏国也行动起来救援邯郸。”
　　新垣衍笑了：“您说您能让燕国出兵，我姑且相信，至于魏国，我就是魏王派来全权代表，我倒是看看您怎么说服我？”
　　鲁仲连说：“魏王是不知道秦王称帝的后果，所以还抱有幻想，按兵不动。假如他知道秦王称帝之害，就不会那么三心二意了。”
　　新垣衍说：“秦王称帝，不就是多了一个名号嘛，有什么危害？”
　　鲁仲连说：“当年齐威王想称霸天下，号召诸侯都朝觐周天子。当时周朝已经是积贫积弱，诸侯都不把它放在眼里，唯独齐国还把它当一回事。一年之后，周烈王死了，齐国没有派人去参加葬礼，周朝便派使者去谴责齐威王，说‘现在山崩地裂，天子逝世，东部藩国的小臣田因齐竟然不来会葬，论罪当斩！’齐威王一听，勃然大怒，说：‘你个丫头养的！’（题外话，今人爱说“你丫的”，可能即出于此）这事被天下人当成笑话，说了好几年。为什么活着的时候去朝觐他，死了之后就骂他呢？是因为受不了他那高高在上的样子嘛！可是人家是天子啊，本来就应该高高在上，所以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没有实力的周天子尚且如此，如果让虎狼成性的秦王当了天子，魏王岂有好日子过？天下诸侯岂有好日子过？”
　　新垣衍冷笑了一声，说：“十个仆人侍候一个主人，难道是因为智慧和力量不如主人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怕他。”
　　鲁仲连大吃一惊：“您是说，魏王和秦王的关系，就像是仆人和主人吗？”
　　新垣衍摆出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样子，说：“是的。”
　　鲁仲连说：“如果是这样，那您等着，我会让秦王把魏王煮成一锅肉粥的。”
　　新垣衍说：“您别吹了，那怎么可能呢？”
　　鲁仲连说：“您不相信？那我来跟您讲点历史吧！当年九侯、鄂侯和西伯侯（周文王）都是商纣王的臣子，位列三公。九侯将女儿嫁给纣王，纣王对她不满意，一怒之下就把九侯剁成了肉酱。鄂侯极力劝阻，想救九侯，也被纣王杀死，做成了人肉干。西伯侯聪明，只是叹息了一声，被纣王听到了，关了一百天的禁闭。那三位都是王侯一级的人物，还不是说剁就剁、说关就关？”
　　新垣衍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
　　鲁仲连说：“这是远的，我还可以给您讲点近的。乐毅进攻齐国的时候，齐闵王先是逃到鲁国，要求鲁国人以天子之礼对待自己，还要鲁侯亲自侍候自己吃饭。鲁国人一听，干脆关起城门，不让他进来。齐闵王只好改道去邹国，正好赶上邹君去世，他要求邹国人把棺木头朝北摆放，好让他以天子的身份，坐北朝南去吊唁。邹国人说，如果是那样，我们不如自杀！于是也拒绝他入境。鲁国和邹国穷得叮当响，但是谁敢在他们面前摆天子的谱，他们就会奋起反抗。现在魏国好歹也是个万乘之国，因为看见秦国打了一个胜仗，就吓得要尊人家为帝，岂非连邹、鲁这样的小国都不如？再说了，秦王一旦称帝，就会给诸侯派执政大臣，监视诸侯的一言一行；还会把大量的女人派到各国当王后，主宰后宫。到那时，魏王还不是砧板上的肉，秦王想怎么剁就怎么剁？您作为魏王的臣子，好意思让魏王吃这种苦吗？”
　　一番话说得新垣衍无地自容，当场表态：“我现在就回魏国去，再也不提尊秦王为帝的事了。”
　　平原君在一旁听了，也深受感动，对鲁仲连说：“我原先担心的是，如果尊秦王为帝，秦国会不会退兵。现在我明白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尊秦王为帝，这件事没有讨论的余地。”后来，平原君还想把鲁仲连留下做官，被婉言谢绝；又想送鲁仲连千金为谢，也被推辞。
　　用鲁仲连的话说，如果办点事就收钱，那不是成了商人做生意了？
　　鲁仲连离开赵国后，再也没有回来。
　　【信陵君窃符救赵】
　　鲁仲连的介入，打消了赵孝成王君臣向秦国妥协的念头。然而，新垣衍回到魏国后，并没有说服魏安僖王进军。晋鄙的十万大军依然留驻邺城，而南方也传来不好的消息，春申君率领的楚军由于路途遥远，一时抵达不了邯郸。
　　平原君心里清楚，路途遥远只是一个借口。春申君不过是在观望，如果晋鄙进军，楚军很快就会抵达；如果晋鄙继续静坐，楚军也就永远在路上了。
　　拯救邯郸的关键还是晋鄙的十万魏军。
　　可是，无论平原君写多少信，派多少使者，魏安僖王就是无动于衷。
　　怀着悲愤的心情，平原君给信陵君写了最后一封信。他这样写道：“当年我之所以和您结为亲戚，不就是因为您品德高尚、乐于助人吗？如今邯郸危在旦夕，魏国的大军却停步不前，您解危救困的本领都到哪里去了呢？再说，您即便不在乎我也没关系，我大不了做亡国奴，给秦国人去做牛做马，可您难道忍心让您姐姐也受这种苦吗？”
　　信陵君看完这封信，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难过得半天没有说话。
　　他何尝不想晋鄙快点进军？如果晋鄙不愿意跟秦军交战，派他出征也可以。战国四公子中，孟尝君和平原君善于纵横捭阖，春申君爱玩弄权术，信陵君的特长却是兵法。
　　《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信陵君和魏安僖王下棋，突然从北部边境传来烽火警报，说是“赵军入侵，很快要进入魏国国境”。魏安僖王赶紧推开棋盘，下令召集大臣开会研究对策。
　　信陵君却十分淡定地说道：“这只不过是赵王在打猎罢了，不是入侵。”
　　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在棋盘上落子，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看到信陵君如此镇定，魏安僖王情不自禁坐下来，拿起棋子，却又心不在焉，连出昏招，本来大好的棋势急转直下，被信陵君夺去大片地盘。
　　不久之后，警报解除。内侍进来报告，原来是赵王在打猎，并非入侵我国。
　　魏安僖王大惊，问信陵君：“你是怎么知道的？”
　　信陵君轻描淡抹地说：“下臣的门客中，有人专门负责打探赵国的情报。赵王的一举一动，随时都会传到下臣的耳朵里。”信陵君说着，又下了一颗棋子。
　　“您输了。”
　　果然，信陵君的棋势完全占了上风。
　　这件事成为了魏安僖王的心病，从此对信陵君处处防范，明知他有带兵的才能却故意不让他接触军务。有人认为魏安僖王小气，那倒也是事实，但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手下有这么一个人，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还要故意摆出一副“不过是些雕虫小技”的样子，怎能不让他失落、嫉妒、猜疑，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每次信陵君主动请缨，要替代晋鄙救援赵国，魏安僖王总是不置可否，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你有本事？那很好，可我就是不让你发挥，你又能怎么样？”魏安僖王从信陵君急切而又失望的眼神中，找到了一丝报复的快感。
　　信陵君知道，即便拿着平原君的这封信去找魏安僖王，结果也还是和从前一样。在对着那封信思考了一个晚上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率领门下三千食客去救援邯郸。
　　三千这个数，放在“食客”前面当然很大，放到秦赵决战的邯郸城下，却不过是汪洋里的一瓢水。
　　毫无疑问，这是自杀。
　　但是，当门客们听到信陵君的这一决定，没有一个人退缩，反而群情振奋，都在为自己终于有一个机会为信陵君送命而兴高采烈。
　　“士为知己者死。”战国初年的勇士豫让说过这样的话。这句话便成为了后来数百年中国士人信奉的最高价值观，仿佛唯有一死，才能证明自己曾经活过似的。
　　这些人说去就去，有的驾车，有的骑马，还有的步行，举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兵器，跟在信陵君后面，吵吵嚷嚷地经过大梁的街道。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表情，赢得了大梁城二十万居民的围观和喝彩。
　　队伍经过夷门（大梁东门）的时候，信陵君看到侯嬴正端坐在城门口，便下车来向他告别。
　　侯嬴已经七十多岁了，正式的身份是大梁夷门的“监者”，也就是看门人。
　　数年前，信陵君听说侯嬴是个人才，便想将他纳入门下，不料被其断然拒绝。
　　侯嬴这样说：“我洁身自好几十年了，现在虽然贫困，也不敢接受公子的救济。”
　　这几乎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信陵君想出了非常的手段，在家里摆下筵席，大会宾客，亲自驾车到夷门去接侯嬴，侯嬴才勉强接受邀请，大大咧咧坐上信陵君的车，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在菜市场当屠夫。公子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咱们顺道过去看看他吧！”
　　其实一点也不顺道，但是信陵君还是态度很恭顺地将车赶到菜市场。侯嬴的那位朋友名叫朱亥，长得满脸横肉，见到信陵君都没正眼看一下，只顾与侯嬴说话，而且一说就是半个时辰。
　　信陵君一直端坐在车夫的位置上，面带微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说话。
　　把一些市井之徒的八卦聊完之后，侯嬴才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对信陵君说：“现在可以去公子府上了。”
　　当时信陵君家里早已高朋满座，魏国的文武大臣和宗室贵族齐聚一堂，正等着信陵君回来主持饭局。
　　信陵君进门后，领着侯嬴径直往上座上坐。当时有个讲究，主人请客，如果有一个人坐上座，这个人就是主宾，其余的都是陪客，也就是现在俗称的“饭桩子”。众多饭桩子一看这架势，惊奇得不得了。这侯嬴谁都认识呀！不就是夷门口那看门的老头嘛！他凭什么坐主座啊？
　　酒过三巡，信陵君起身，亲自为侯嬴敬酒。
　　侯嬴拉着信陵君的手，附在耳边说：“我能为公子做的也就这些啦！”
　　侯嬴接着说：“我不过是魏国官僚体系中最低贱的一员，勉强算个国家公务员，根本没有资格跟公子说话。可今天公子亲自驾着车到家里来迎接我，我干脆就把公子带到菜市场，故意让大伙都看到公子是怎么样礼贤下士的。经过今天的事，世人都会说侯嬴是个不知好歹的小人，也会说公子是个真心实意尊重长者的好人，那也算是我的回报吧。”
　　自打这一天起，侯嬴还是坐在夷门当他的监者，但在身份上，也算是信陵君的人了。信陵君每逢大事，总要把侯嬴请过来，询问一下意见。那年魏齐和虞卿逃到魏国，他也是听了侯嬴的意见之后，才同意接见他们的。
　　这一次信陵君带着三千门客去救援赵国，特别在夷门口与侯嬴告别，就是想听听他对此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想到侯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拱拱手说：“公子努力吧！我这把年纪，是没办法给公子帮什么忙了。”
　　二人就此别过。
　　信陵君走了几里路，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按理说，侯嬴不应该对他如此冷漠啊！即便是平时出门，也应该有个嘘寒问暖，何况现在他是去上战场呢？
　　“也许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吧！”信陵君想到这里，马上命令门客们暂缓前进，自己驾车又回到大梁。
　　侯嬴一看到他便大笑，说：“我知道公子会回来的。”
　　信陵君说：“哦？”
　　侯嬴说：“这些年来，您一直对我照顾有加。现在您要带着食客们去赴死，我却没有任何表示，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放不下，一定会回来找我问个明白。”
　　信陵君赶紧下拜，问侯嬴有什么高见。
　　侯嬴将信陵君带到自己居住的小屋子里，关上门，问道：“您究竟是想建功立业呢，还是想去送死？如果仅仅是想送死，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是想建功立业，我就为您指一条路。”
　　信陵君脸一红，说：“当然是想建功立业。”
　　侯嬴说：“那就不要蛮干。”
　　当时各国对于军队调动都有严格的控制，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是采用兵符制。兵符常为虎形，所以又称为虎符。一道兵符分为两半，国君手里一半，带兵的将领手里一半。国君如果有什么命令要传给将领，除了交付书信，还要将自己手里那一半兵符交给使者带去，作为信物查验。侯嬴的计划是，把魏安僖王那一半虎符盗出来，让信陵君带到晋鄙军中假传圣旨，将十万魏军抓在自己手里再去救援赵国。
　　侯嬴说：“以公子的兵法，加上十万大军，破秦不是难事。”
　　可是怎么把虎符盗出来呢？
　　侯嬴早就打听到，魏安僖王有一个极其宠幸的妃子，名叫如姬。很多年前，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凶手三年逍遥在国外，连魏安僖王也没办法。后来如姬跑到信陵君府上哭诉，信陵君派食客潜往外国，将凶手杀死，并将其人头装在盒子里献给如姬。因为这层关系，信陵君要如姬做任何事，她都不会拒绝。
　　信陵君采纳了侯嬴的意见。
　　如姬果然不负所托，将虎符盗给了信陵君。
　　信陵君怀里揣着虎符，再度出发。侯嬴又说：“晋鄙是个稳重的人，就算有了虎符，他也不一定听命。请公子把朱亥带上吧。”
　　朱亥就是侯嬴的屠夫朋友。自从第一次见过后，信陵君多次请朱亥到府上，都被他拒绝，因此也没打过多少交道。但是在侯嬴的坚持下，信陵君还是亲自到菜市场，请朱亥同行。
　　这一次，朱亥很爽快地答应了。
　　侯嬴在夷门送别了信陵君和朱亥，估算着他们已经抵达邺城的时候，就向着邺城的方向自杀了。
　　自杀的理由很简单：我既然不能陪同公子去冒生命危险，那就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对公子的临别赠礼吧！
　　信陵君带着三千门客来到邺城，进入晋鄙军中。不出侯嬴所料，晋鄙将虎符反复查验了几次，然后说道：“虎符是真的，但是老臣仍然觉得不放心，想派人回大梁核实之后，再将军权交给公子。”
　　当时朱亥就站在信陵君身后，袖子里藏着一根四十斤重的铁椎。听到晋鄙这样说，朱亥便上前一步，举起铁椎猛砸下去，将晋鄙砸得脑浆迸裂，当场死亡。
　　信陵君大吃一惊，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将晋鄙安葬，然后把将士们召集起来，宣布：“父子两人都在军中的，父亲可以回家，儿子上战场；兄弟两个都在军中的，兄长可以回去，弟弟为国尽忠；如果是独生子，马上回去奉养父母，这儿没你的事了。”
　　经过这样一整编，十万大军还剩下八万人。这八万人都已经将家里的后事安顿好，了无牵挂，怀着必死之心跟着信陵君来到邯郸城下。
　　春申君得知魏军挺进的消息，立刻派将军景阳率楚军主力前来会合。平原君在城里看到楚、魏两国的旗帜，拿出自己的家财犒赏军队，提高士气，并且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出城接应。赵、魏、楚三军里应外合，不到一日功夫，便将王龁苦心经营了三年的邯郸大营攻破，将赵国从濒临灭国的险境中解救出来。
　　赵孝成王和平原君亲自出城迎接信陵君。平原君将信陵君的箭袋背在身上，在前面引路。赵孝成王向信陵君行跪拜之礼，说：“从古到今的贤人，还没有谁能够比得上公子！”
　　且说大梁方面，魏安僖王对信陵君盗窃兵符、杀死晋鄙一事极为恼火，听到邯郸解围的消息，表面上额手称庆，心里却妒忌得直咬牙。信陵君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在把秦军完全驱逐出赵国境内之后，便让其他将领将八万大军带回了魏国，自己则带着门客在赵国居住下来。
　　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商量，打算封给信陵君五座城池。信陵君听说后很高兴，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时朱亥对他说了一番话，意思是，但凡人有恩于己，应该永世不忘；如果是己有恩于人，则应该将它尽快忘掉。您假传王命夺取兵权以救援赵国，对于赵国来说当然是有功的，可对于魏国来说，就很难说是忠臣了。可您现在只记得自己有功，不记得自己有过，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要说信陵君的脸皮，那也不是一般的薄。听到朱亥这番话，立刻无地自容。这时赵孝成王命人洒扫街道，亲自将信陵君迎接到王宫，而且请他从西边的台阶上殿以示尊贵（此乃接待诸侯之礼）。信陵君赶紧推辞，弓着身子从东边的台阶走了上去，对赵孝成王说：“下臣不胜惶恐，下臣此举，有负于魏国，无功于赵国，怎么敢接受这么高规格的礼遇？”
　　听到信陵君这么说，赵孝成王越发佩服他了，最后虽然没有将五座城池封给他，但也封了一座鄗（hào）城（今河北省邢台），以供他和门客日常生活开销，而魏国也保留了信陵君的封地和待遇。从此，信陵君就留在赵国定居，一留便是十年。
　　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著名的《侠客行》，写的就是信陵君等人当年的事迹。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伴君如伴虎：白起、范雎的结局】
　　邯郸之战，无疑是自阏与之战以来，秦国遭受的最大军事失败。
　　王龁溃败的消息传到咸阳，秦昭王的第一反应仍是——非白起不可收拾残局。不过这次他没有亲自到白起府上去请，而是派人给白起下了一道强硬的命令：大王命武安君为大将，全权指挥远征赵国的秦军，即日起程，不得有误。
　　言下之意，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没得商量了。
　　白起躺在榻上接待了使者，说：“请转告大王，不是白起不接受命令，而是实在病得太重，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啊！”
　　秦昭王又派范雎前往劝说，又是无功而返。
　　秦昭王一怒之下，免去了白起武安君的封号，命他即刻迁出咸阳。白起接受了命令。当他出了咸阳的西门不到十里，来到一个名叫杜邮的小地方的时候，范雎向秦昭王建议：“白起对于这次流放肯定是不服气的，这样的人一旦对国家不满，留着就是祸害！”秦昭王于是派人给白起送来一把宝剑。
　　春秋战国时期，国君给臣下赐剑，通常就只有一个意思：你自行了断吧！
　　白起捧着宝剑，喃喃自语道：“长平之战中，赵国几十万人投降了我，我却将他们都活埋了，确实该死。”
　　说完这句话，他便横剑自杀。
　　据《史记》记载，秦国人对于白起之死，普遍持同情态度，认为他死得冤枉，很多人都自发起来祭祀他。
　　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之死引发人们的同情与哀悼，同时派生的就是对其政敌的不满与讨伐。
　　白起之死，将一直深受秦昭王信任的范雎推到了风口浪尖。
　　话说秦国围攻邯郸的时候，为了支援前线，在河东的汾城（今山西省临汾）建立了一个后勤基地。
　　河东郡守不是别人，就是范雎的恩人王稽。
　　这一安排显然出自范雎的主意。王稽坐镇河东支援王龁，既不用亲临前线冒险，又可坐收攻破邯郸之功。退一万步说，即便前方战事失利，挨板子也是王龁，与负责后勤的王稽没有任何关系。
　　范雎的另一位恩人郑安平则被安插在王龁军中，担任了指挥两万人马的将军。
　　王龁被击败后，基本上还能临危不乱，一边派遣将军张唐率军攻取魏国的新中（今河南省安阳），以防止魏军包抄后路；一边指挥部队向汾城撤退。大部分秦军最后都抵达了汾城，唯有郑安平指挥的两万人阵脚大乱，在邯郸城下就投降了赵军，郑安平本人被赵国封为武阳君。
　　魏、楚联军追击而至，围攻汾城。王龁率军出城反击，一度取得斩首六千人的战绩，后来又遭到失败，被魏军斩首两万人。
　　在这种战况下，王稽害怕了。秦国律法极严，一旦汾城失守，他作为河东太守，是要受到严惩的。而此时郑安平又受赵孝成王之命，从赵国写信来策反王稽。王稽留了一个心眼，既没有立即响应，也没有将这件事上报，而是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准备随机应变。
　　靠着王龁的英勇奋战，秦军最终守住了汾城防线，但是丢失了太原、上党以及河东的大部分地区。魏国还攻占了秦国的东方领土陶地。韩国看到这种形势，也趁机起兵收复失地。范雎的封地应城（今河南省宝丰，当时在汝水之南，因此又称汝南）本是韩国领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韩国夺回。
　　邯郸战败，第一责任人当然是秦昭王，范雎作为相国也难辞其咎。但是君王是不能指责的，而范雎举荐的郑安平又是这场战役中唯一投降的高级将领，再加上白起的死，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将矛头都对准了范雎。
　　有一天秦昭王问范雎：“您在汝南的封地被韩国占领了，您难过吗？”
　　范雎回答：“我不难过。”
　　秦昭王说：“为什么呢？”
　　范雎便讲了一个故事：“从前魏国有个叫东门吴的人，他的儿子死了，他却一点也不难过。他的管家说，‘您爱您的儿子，天下无人能及。现在他死了，您为什么一点也不悲伤？’东门吴回答，‘以前我没有儿子，并不觉得难过。现在儿子没了，不过是回到从前，有什么好难过的？’
　　“想我范雎，原来不过是一介平民，也从来没有觉得难过。现在失去了封地，不过是回到从前的地位，我又有什么好难过的？”范雎这样说道。
　　人不分贵贱，都是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烦忧？
　　秦昭王听了，将信将疑，将这事告诉了上卿蒙骜。蒙骜是齐国人，本来在齐国做官，后来投奔了秦国，因善于用兵，深得秦昭王宠信。秦昭王对蒙骜说：“如果我有一座城池被围，我就会吃不香、睡不稳。可现在应侯失去了封地，却说不难过，你觉得这事靠谱吗？”
　　蒙骜说：“且让下臣为大王去了解一下实情。”
　　蒙骜就去拜见范雎，见面就说：“我想去死！”
　　范雎没搞清楚他的路数，说：“哎哟，你这是啥意思啊？”
　　蒙骜说：“大王把您当作老师一样尊敬，天下人皆知。现在我以上卿的身份，为秦国带兵打仗。小小的韩国，竟然敢明目张胆入侵您的领地，我还有什么面目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去死吧！”
　　范雎听明白了，敢情是来表忠心的啊！这小伙子不错，比白起聪明，大有前途。于是拜谢道：“如此，老夫就把夺回汝南的事托付给你了。”
　　蒙骜回去向秦昭王汇报。几天之后，范雎在秦昭王面前提起韩国的事，秦昭王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心里想：“这老头在拐弯抹角要求寡人夺回汝南啊！”
　　经过这件事后，范雎在秦昭王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以一种加速度下滑。不久之后，另外一件事将范雎彻底推向了深渊。
　　有人举报王稽私通诸侯，有逆反之心。
　　举报人不是别人，正是王稽手下的军官，而且是几十个人联名举报，个个都按了血指印。举报的内容也有板有眼，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河东守王稽在某地会见赵国使臣，都写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根据《左传》记载，王稽之所以得罪手下众多军官，原因只有一条——刻薄寡恩。
　　汾城保卫战期间，有一位姓庄的校尉曾经提醒王稽：“现在大伙压力都很大，您应该好好赏赐一下军官们。否则的话，他们会有意见。”
　　王稽回答：“我只听大王的，不用听别人的。”
　　姓庄的说：“话不能这样说。做父亲的可以命令儿子抛弃老婆，卖掉爱妾，但是不能要求儿子‘连想都不能想她们’，因为这事是无法控制的。而且儿子还会想着办法去找其他女人，偷偷地带着女人回家。如果这种事情被看门的老婆子看到了，她肯定又会忍不住讲出去，您说对不对？”
　　姓庄的话说得绕，意思却很明白：你可以不给大伙发奖金，但你不能防止大伙心里有意见；你可以偷偷摸摸去见赵国使臣，但你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不让别人说。
　　王稽的脑袋显然不太好使，黑着脸说：“那又咋的？”
　　姓庄的说：“传播小道消息，乃是人之常情。您受到大王宠信，总不会超过父子之情；军官们虽然地位不高，总低不过看门的老太婆。再说了，您就没听过三人成虎的故事吗？我劝您赶快改变态度，对军官们好一点，更尊重他们一点，这样他们才不会乱说话，您的地位才安稳。”
　　人家把话都挑明了，就是要你花钱封嘴，破财消灾。王稽却仍然执迷不悟，无动于衷。于是，他手下的军官们来了一次集体反叛，把他告到了秦昭王那里。
　　秦昭王派人一查，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于是将王稽抓起来，判了死刑。
　　按照秦国的律法，大臣犯有重罪，举荐人要负连带责任。王稽事发后，秦昭王想按照规定治范雎的罪，但又于心不忍，于是在堂上叹息。
　　范雎听到了，主动上前说道：“我听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您现在这么唉声叹气的，我身为相国，应该请罪。”
　　意思是您就别为难了，动手吧！
　　秦昭王想了半天才说：“我听说楚国人铸造的铁剑很锋利，而歌舞艺人很拙劣。铁剑锋利则部队战斗力强，艺人拙劣则主君不会沉迷于其中，有时间去思考国家大事。我是在担心楚国打秦国的主意啊！现在武安君死了（范雎赶紧把头低下），郑安平降了（范雎连大气都不敢喘），国内没有良将而敌军压境，我是因为这件事才叹息。”
　　秦昭王的话虽然不严厉，但是句句指向范雎。范雎出了一身冷汗，感觉到眼前的对手厉害，干脆把话挑明，说道：“我本是卑贱之人，因为得罪了魏齐才投奔到秦国。我没有诸侯作后盾，也没有朋友支持，大王却大力提拔我，让我执掌秦国的政务，这是举天下皆知的事。现在因为我的愚昧昏惑，举荐了罪人王稽，按照秦国的律法，我应当接受惩罚。我所担心的是，如果大王公开处死我，那么天下人会认为您也看错了人，遭到诸侯的非议，那我就罪上加罪，死几次都不够了。我请求服毒自杀，希望大王恩准用相国的礼仪埋葬我。这样的话，我受到了惩罚，大王也不会遭人非议。”
　　范雎说着，拜伏在地上不肯起来。秦昭王心想，好嘛！你这哪里是认罪，分明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他干咳了两声，用一种极其冷漠的语气说道：“丞相多虑了，寡人没有要惩罚您的意思，先退下吧。”
　　没等范雎回答，秦昭王已经起身，在内侍的簇拥之下回内宫去了。
　　此时范雎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当年秦昭王第一次见到他，跪在他前面请教问题的情景。
　　几个月后，范雎因病辞去了相国的职务，推荐从燕国来的政客蔡泽继任相国。
　　同年冬天，范雎病重，死于咸阳。


　　第七章 荀子说人性
　　【最爱才的战国公子：信陵君】
　　邯郸之战的失利，是秦国兼并天下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但使得秦国丧失了前几年辛辛苦苦占领的众多领土，还间接造成了白起死于非命和范雎的黯然退场。数年之内，秦国没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各国特别是三晋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这一场战争的明星，无疑是魏国的信陵君和赵国的平原君。除此之外，秦国的王龁虽为败将，但是表现可圈可点。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楚国的景阳，从《荀子》《淮南子》和《汉书》的记载中，后人不难得知，景阳经此一战，在当时威震诸侯。赵孝成王曾经亲自向景阳请教兵法，而景阳以孙武、吴起等人的军事思想应对，令赵孝成王折服。至于《史记》和《战国策》为什么都没有过多描述景阳的功绩，笔者以为，是因为笼罩在信陵君、平原君头上的光环太耀眼了，以至于景阳相对失色，只能屈为配角。
　　有意思的是，在信陵君和平原君之间，也有一种谁更有才有德的议论。前面介绍过，信陵君长于军事，而平原君长于外交，因此在才能方面很难进行比较，那就只能比“德”了。但是“德”很不好比，尤其是对于两个同等重要的人物来说，如果没有量化的指标，是很难区分高下的。
　　还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养士。
　　“士”这种人很不好养，他们不像阿猫阿狗，有得吃有得喝就行了，他们更看重主人的品德。一个人品德越高尚，就越能吸引士人来投奔；而当这个人的品行出现污点的时候，即使已经依附于他的士人，都会决然离去。平原君当年因为看不起一个瘸子而失去了一半的门客，便是极好的例证。
　　现在问题变得简单了，当信陵君和平原君同在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虽然不会互相较劲，但是士人们心里都有一杆秤，而且会用两只脚投票来选择自己的主人——谁的品德更优秀，一目了然。
　　《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信陵君刚到赵国的时候，听说有位才德过人而洁身不仕的毛先生混迹于赌场，还有一位薛先生流连于酒馆，便想结交他们，请他们到府上来做客。没想到这两个家伙不识抬举，故意躲着不见。信陵君也不生气，故意把头发搞得乱蓬蓬的，几天没刮胡子，换上平民的衣服，跑到那些声色场所去接近他们。
　　这两个人也没见过信陵君本人，只知道新来的这个家伙很豪爽，挥金如土，饮酒如牛，掷骰子、玩女人样样精通，而且只要一说话，就知道不是普通人。这样胡天胡地过了些日子，毛先生和薛先生对信陵君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可是当平原君听说这件事，便对自己的妻子说：“原来我听说你弟弟天下无双，现在才知道他喜欢跟一些下三烂的人厮混，真是荒唐！”
　　平原君夫人见到信陵君，把这些话告诉了他。这女人的本意是劝信陵君检点自己的行为，注意社会影响，不要太放浪形骸，给魏国丢脸。信陵君听了，马上向姐姐告辞，说：“原来我听说平原君是个贤人，所以才宁可背叛魏王也要来救援赵国。我不是为着别人来的，就是为姐姐和姐夫来的。可是现在看来，人们说平原君广交天下朋友，只不过徒有虚名，并非真正想得到人才。我早在大梁的时候，就听过毛、薛两位先生的大名，到了赵国之后唯恐见不到他们，所以才主动去他们容身的场所去接近他们。可是平原君居然认为这是荒唐，我不想再跟他打交道了。”
　　信陵君说完，命令门客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平原君夫人赶紧跑回家向丈夫汇报。平原君一听就急了，赶紧摘了帽子登门谢罪，好说歹说，终于把信陵君留了下来。
　　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听说这件事之后，差不多有一半人去投奔了信陵君。而普天之下的英雄豪杰投奔信陵君的也越来越多，以至于信陵君的门客很快大大地超过了平原君。
　　【公孙龙：白马非马】
　　《史记》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邯郸之战后，虞卿想在赵孝成王面前为平原君请封，理由很简单，信陵君是平原君请来的，如果没有平原君，赵国肯定就灭亡了。
　　平原君当然不会反对这一提议。
　　就在这件事情要上朝讨论的前一天晚上，有人匆匆忙忙从外地赶回邯郸，将平原君从睡梦中拉了起来。
　　这个人名叫公孙龙，是平原君很敬重的一名门客。
　　公孙龙是赵国人，他与惠施齐名，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游说诸侯，四海为家，后来投奔到平原君门下才安定下来。
　　据说公孙龙云游天下的时候，有一次骑着一匹白马经过秦国的一座关卡。按照当时的规定，骑马过关是要交税的，相当于今天高速公路的通行费。
　　公孙龙不愿意交这个钱，便对守关的官吏说：“我骑的是白马，不是马，所以不用交钱。”
　　官吏说：“你看清楚了，只要是马，都要交钱。”
　　公孙龙说：“我看清楚了，可我骑的是白马，不是马。”
　　官吏的脑子一下子拐不过弯来了：“难道白马不是马？”
　　公孙龙说：“当然不是，白马是白马，马是马，分明是两码事嘛！”说着就大摇大摆地过去了，只留下那个官吏还在抓耳挠腮，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他说的是啥意思。
　　这位官吏不知道，公孙龙抛给了他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命题，叫作“白马非马”。
　　后来，在平原君家里举行的辩论会上，公孙龙是这样论证“白马非马”的。
　　“马”是称呼形体的，“白”是称呼颜色的，“白马”则是颜色和形体都称呼了，所以“白马”不是“马”。
　　他的辩论对手名叫孔穿，也是平原君的门客。
　　孔穿说：“既然你骑了白马，就不可以说是没骑马，对不对？不可说没骑马，那就是骑了马，对不对？因此，骑了白马就是骑了马，对不对？”
　　公孙龙说：“不是这样的。你假如要一匹马，我给你牵黄马、黑马过来都可以；可是你要一匹白马，我再给你牵来黄马、黑马就不对了。如果白马是马，那上述两种需求就没区别了——你要一匹白马，我也可以给你牵来黄马、黑马，对不对？”
　　孔穿一下子愣了，但他的反应也很快，说：“按照你的说法，只要有颜色的马就不是马。可这个世界上没有无颜色的马。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马，是吗？”
　　公孙龙笑了：“马本来就是有颜色的嘛！所以才有白马。如果马没有颜色，那就只有马罢了，还到哪里去找白马呢？所以说，白马非马，就是因为那个白的缘故。所谓白马，是白和马的结合，或者说是马和白的结合，当然不是马。”
　　辩论到这里，孔穿已经穿孔，晕过去了。
　　公孙龙究竟在玩什么游戏？如果实在听不懂的话，让我们用西方逻辑学的术语解释一下。
　　首先，他说明了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其次，他又说明了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白马的外延就只是白颜色的马，二者的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三，马这个概念，是关于一切马的本质属性，与颜色无关，仅仅是“马之所以为马”的概括，所以白马非马。
　　综上所述，白马和马的内涵、外延都不同，完全是两个概念，你还敢说白马是马吗？
　　公孙龙还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作“离坚白”。简单地说，那里放着一块白色的石头，人眼睛看到的是白色，手摸到的是坚硬的感觉。眼睛只能感觉到白而不能感觉到坚，手只能感觉到坚而不能感觉到白。所以，石头的坚和白这两种属性是分离的。而各自分离，是天下万物的共同性质，独立自存才是事物正常的状态。
　　“白马非马”也罢，“离坚白”也罢，公孙龙实际上已经接触了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名实之辩，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关于存在与语言逻辑的学问。
　　正是这位公孙龙，在听到虞卿要为平原君请封之后，日夜兼程赶回邯郸，对平原君说：“我听说虞卿因为信陵君救了邯郸这事为您请封，有这回事吗？”
　　平原君打着哈欠说：“有。”
　　公孙龙说：“这绝对不行！请恕我直言，当初赵王让你做相国，不是因为您的才智在赵国独一无二；把东武城封给您做领地，也不是因为您立下了什么汗马功劳。归根结底，那不过是因为您是主父的儿子，赵王的近亲。”
　　平原君红着脸说：“是这样的，可那又怎么样？”
　　公孙龙说：“可是，当您接受相印的时候，并没有推辞说自己无能；接受封地的时候，也没有说自己无功。那就说明，您心里很清楚，您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待遇，不过是因为自己是王亲。现在您因为请来了信陵君就请求封赏，就是既要凭着王亲的身份要待遇，又要像普通人一样去和大王计算功劳，您心里过意得去吗？”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假如你是凭借着官二代、官三代的身份走上领导岗位的，就不要显摆什么政绩，给自己家里干活还讲什么价钱啊！
　　平原君默然不语。
　　公孙龙接着说：“如果是虞卿主动提出来要这么做，您更要考虑清楚。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要给您献殷勤啊？还不是想左右逢源？这事成了，您得感谢他；不成，您也会念着他的好处。以您的智慧，不会上他的当吧？”
　　平原君这才醒悟，拒绝了虞卿的建议。
　　公元前251年，平原君死于邯郸。战国四公子中，平原君赵胜按年龄排于第二，后人对他的差评也排于第二，仅次于春申君黄歇。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乱世中的一位翩翩公子，然而不识大体，“利令智昏”。
　　所谓利令智昏，指的是他极力主张接收上党，导致秦国进攻长平，造成四十余万赵军死亡的重大悲剧。
　　【墨子：兼爱与非攻】
　　邯郸之战让东方各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也让天下诸侯认识到，秦国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强大，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制止秦国的扩张不是难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诸侯们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建立合纵抗秦联盟，反而是各自图谋兼并土地，谋取眼前利益。“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古已有之。
　　公元前255年，楚国攻鲁，占领曲阜，将鲁国社稷迁于莒县，两年后又迁于钜阳。此后又过了四年，末代鲁侯鲁顷公被楚考烈王废为庶人，鲁国从此灭亡。
　　魏国不仅攻取了秦国的陶地，还乘机进攻卫国，夺取了卫国的大部分领土。
　　燕国见赵国连年战争，且“壮者皆死于长平”，企图兼并赵国，于公元前25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六十万攻赵。赵国以廉颇为将，大破燕军于鄗邑，杀燕相栗腹；又使乐乘大败燕军于代，并乘势攻燕，一度包围燕国的首都蓟城。
　　燕国在攻赵的同时，还派遣部队进攻齐国。楚国在消灭鲁国之后，也继续北进，进攻齐国的南阳地区（泰山西南，汶水以北）。魏国则在灭卫之后继续东进，攻取了齐国的平陆（今山东省汶上）。
　　最搞笑的是雒邑城里的周天子。邯郸之战后，汾城战事吃紧，周赧王派使者入秦，表示愿意为秦国打探东方诸国动静，帮助秦国向三晋发动反攻。秦昭王对此深表欣慰，于公元前256年派兵入侵韩国，斩首四万；接着入侵赵国，斩首九万；再顺势入侵西周，迫使周朝将三十六座城镇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同年，周赧王去世，西周灭亡，从此连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也没有了。
　　在这个战乱纷纷、无处安放灵魂的年代，有一群人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态度，力图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给天下带来和平，他们被世人称为“墨者”。
　　墨者的祖师爷，是生活在战国前期的宋国人墨翟，人称墨子，他创立的学派就叫墨家。
　　关于墨翟的身世，史上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墨翟的祖上是周朝的武士，专门负责训练军队，类似于“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随着周朝的衰落，这些身怀绝技的武士丧失了地位，流散各地，谁雇佣他们就为谁服务，相当于欧洲封建时代的雇佣军或者日本战国时期的浪人，而在《史记》中则将他们归于“游侠”。游侠不是流民，更不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有很强的职业操守。
　　另一种说法，墨翟的先祖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公子目夷。目夷又名墨夷须，其后人遂以墨为氏。到了战国时期，墨氏已经衰落，沦落为平民。
　　还有一种说法，墨翟是奴隶出身。奴隶是没有姓氏的，所以墨翟并非姓墨，而是因为受过墨刑（脸上刺字，如同牲口打烙印），便被称为墨翟了。
　　最为新奇的说法是，墨不是姓氏，翟也不是名，“墨翟”其实是“蛮夷”的谐音，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蛮夷，是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来的阿三。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是组织最为严密的一家。它对成员的要求是朴素、坚忍、忠诚、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命令，而且具备一定的军事素质。墨者的首领称为“巨子”，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从这种情况看，第一种说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墨翟自然是这个组织的第一任巨子。
　　公元前445年，那还是楚惠王的年代，楚国向东扩张势力，企图进攻宋国，为此请了当时的名匠鲁班制造攻城器械。墨翟得知后，走了十天十夜来到郢都求见鲁班。
　　鲁班当然也听过墨翟的大名，很谨慎地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见我，请问有什么指教呢？”
　　墨翟说：“北方有人欺负我，我想请您帮我杀掉他。”
　　鲁班很不高兴，板着脸不回答。
　　墨翟又说：“事成之后，我自有重酬。”
　　鲁班忍无可忍，说：“我是讲道义的人，决不能无故杀人。”
　　墨翟赶紧站起来，拜了两拜说：“我听说您造了很多攻城的工具，要拿去进攻宋国。可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的是土地，缺少的是民众，牺牲自己缺少的民众而争夺自己并不缺少的土地，这算是哪门子道理哦？”
　　鲁班这才知道他来的真正目的，说：“您说得对，可是攻宋的大事已经定下来，不是我能够阻止得了的。”
　　墨翟便要求鲁班介绍他去见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我们老家有个人，抛弃自己的豪华马车去偷邻居的破车，扔掉自己的丝绸衣服去偷邻居的粗布衣裳，倒掉自己碗里的白米肥肉去偷邻居的粗粮野菜，您说这人是怎么回事呢？”
　　楚惠王说：“偷惯了呗！”
　　墨翟说：“楚国地方五千里，河湖众多，物产丰富，人民富足；宋国面积不到楚国的十分之一，连个野鸡兔子都很难看到。可现在您却派兵去攻打宋国，难道您也偷惯了吗？”
　　楚惠王脸涨得通红，老半天才说：“就算你说得有道理，我也不会停止攻宋。大军都准备出发了，哪能说停就停？”
　　墨翟说：“那就让我们演习一下这场战争吧。”说着用腰带摆成一座城池，让鲁班用他的攻城器械模型发动进攻。
　　鲁班开始是用投石，墨翟立马指出它的弱点以及如何应对，击退了进攻。接着鲁班又出动了冲车、云梯、巨弩等八种武器，都被墨翟一一击破，而且墨翟的防御手段还没用完。
　　于是鲁班说道：“我知道怎么打败你，只是我不愿意说出来。”
　　墨翟回答：“我知道你的意思，只是你不说，我也不说。”
　　楚惠王听得一头雾水，一定要墨翟把谜底揭开。墨翟说：“鲁班是想杀掉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多人，早已拿着我设计制作的防御器械，在商丘城头等着大王的军队。他们不但精通攻守之道，而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算杀了我，你们也不可能攻下宋国。”
　　楚惠王听了，嚷了起来：“好啦好啦，寡人不要攻宋了！”
　　由此可见，墨者是具备很强的战斗力的军事团体。但是他们不以此为追求荣华富贵的手段，反而甘于清贫，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而且他们受雇于人，严格限于帮助防御的一方，不参与任何进攻性的军事活动。
　　换句话说，他们的理想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这也许是天下百姓对春秋战国延绵数百年的战乱发出的共同呼吁吧。
　　墨翟的政治主张，浓缩起来只有四个字：兼爱，非攻。
　　兼爱本来是墨者组织内部提倡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后来扩展到“天下”这个范围，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非攻则是兼爱的必然要求。墨翟曾经这样说道：“仁人志士，应该致力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今之世，天下之害谁最大？不外乎大国进攻小国，大家欺凌小家，强者欺负弱者，狡诈之徒欺骗愚昧之人。兼爱天下，必须放弃使用武力来征服别人，这就是“非攻”。
　　从某种意义上讲，墨翟的兼爱，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相通的，都是主张用一种仁爱之心对待这个世界。然而，墨家和儒家在历史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术派别。墨翟本人认为，儒家有四害。
　　第一，儒家不相信鬼神。儒家显然是过于早熟，头顶上从来没有一把高于人世权威的利剑，因此也无所畏惧，做事没有底线。
　　第二，儒家坚持厚葬，父母死后还要守孝三年，啥事都不干，把人民的财富和时间都浪费了。
　　第三，儒家爱好音乐，同样是浪费。
　　第四，儒家不信鬼神，却相信命运，造成人们的懒惰，不肯与命运抗争。
　　这样的批评，见仁见智。用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说，墨翟对儒家的批评，体现了儒墨社会背景的不同。儒家饱读诗书，通过学习和思考，放弃了对天帝鬼神的信仰。而墨家居于社会下层，对于鬼神的怀疑，总是要来得晚一些的。
　　《墨子》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墨翟得了病，有一个名叫“跌鼻”的人知道了，幸灾乐祸地说：“哎哟，您不是说鬼神赏善罚恶吗？如今您得了病，难道是因为您不善良，或者说鬼神不明是非？”墨翟回答：“我是得了病，但跟鬼神没关系。人得病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因为寒暑不适，有的是因为过于辛劳，得罪鬼神只是其中一种。这就好比你的房子有一百扇门，只关好了其中一扇，就想让盗贼无从进入？”
　　如此说来，鬼神不是不管事，只是不能全部都管。用西方逻辑学的话语，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得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墨翟死后，巨子由孟胜接任。孟胜和楚国的阳城君是至交，带领弟子一百八十人为阳城君守城。吴起之乱中，阳城君参与伏击吴起，涉嫌侮辱王尸，因此被追究责任。阳城君畏罪逃亡，楚国派兵接收阳城。孟胜坚守自己对阳城君的诺言，明知阳城乃弹丸之地，不可抗拒楚国大军，仍然拼死抵抗。孟胜和弟子最终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人奉命逃出来，将象征巨子身份的令牌传给齐国的田襄，然后这两个人又返回了阳城为孟胜殉葬。
　　这一件事使得墨者名声大震，大小诸侯都以结交墨者为荣，希望墨者能够成为自己的支持者。而关于墨者的活动记载，却越来越少。只知道有一任巨子名叫腹，在秦惠王年间居住在秦国。腹的儿子杀人，按律当斩。秦惠王考虑到腹年事已高，又只有一个儿子，就想赦免他，但是腹坚决不同意，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就是墨者的纪律，也是天下的大义，不能违反。”于是大义灭亲，把儿子给杀了。
　　到了战国晚期，受到名家思想的影响，墨家开始关注所谓的名实之辨，发展了知识论和逻辑学的理论，以对抗公孙龙式的诡辩，捍卫常识。
　　有人用“杀盗，杀人也”来向墨家挑战，意思是你们主张兼爱非攻，就不能杀人，可你们又主张杀盗，杀盗就是杀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此，墨者回答：“白马是马，骑白马是骑马。黑马是马，骑黑马也是骑马。奴婢是人，爱奴婢是爱人。奴仆是人，爱奴仆也是爱人。可是，奴婢的双亲是人，奴婢侍奉他的双亲，不能等同于‘侍奉人’；奴婢的妹妹是美人，奴婢爱其妹妹，不能等同于‘爱美人’。车是木头做的，坐车不等于坐木头。同样道理，盗贼是人，‘盗贼多’却不等于‘人多’；没有盗贼，也不等于没有人。讨厌盗贼多，并不是讨厌人多；希望天下无贼，也不是希望天下无人，这就是世人公认的常识。搞清楚了这个道理，就不难明白，盗贼是人，但爱盗贼不是爱人，不爱盗贼并不意味着不爱人，杀盗贼也不是杀人，这难道不对吗？”
　　毫无疑问，墨家看到了日常语言在逻辑上的似是而非，通过一步一步的论证，剔除掉了语言的歧义，让正确的思想从诡辩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这样写道：人们都说马有四蹄，意思很明确，就是一匹马有四个蹄子。可是名家之徒抓住语言的空子，说“那两匹马也是马，是不是也只有四个蹄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确实没什么意义。墨家对名家的抨击，那是相当的有力。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位思想更为犀利的人物很快出现，将墨家和名家的这些名实之辩统统归于谬论。
　　【荀子：人性本恶】
　　这位牛人名叫荀况，世称荀子。
　　荀况是赵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00年前后，自幼学习儒术，五十多岁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
　　当时是齐襄王当政，历史悠久的稷下学宫，在经历过齐闵王时代的低谷之后，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学宫中的著名人物，有善于谈天说地的邹衍、文采斐然的邹奭、油嘴滑舌的淳于髡，时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齐襄王还恢复了齐宣王时期制订的政策，给予学者们一定的官爵待遇，让他们养尊处优，好潜心研究学问。
　　荀况到来之前，稷下学宫中年纪最大的学者名叫田骈，以讲授黄老之术而闻名。
　　所谓黄老之术，是道家学问的一个分支，尊黄帝和老子为先祖，将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兼采儒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家学问，主张通过法治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众所周知，道家原本是出世的，老子和庄子都不问世事，也不愿意出来做官。《战国策》记载，田骈亦以不屑于仕而自居，于是有人找到他说：“先生品德高尚，不愿意做官，我十分佩服，想到您门下当个仆人。”田骈很高兴，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人说：“我是听邻居的女儿说的。她自小发誓不嫁人，现在快三十岁了，确实没有出嫁，可是已经生了七个孩子。先生不愿意做官，可是待遇很高，家里的奴仆就有一百多人，我也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由此不难看出，在稷下学宫当老师，日子过得还真是蛮惬意。荀况来到稷下学宫的时候，田骈已经去世，荀况作为学宫中年龄最大的学者，很快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学子们的尊重，先后三次担任祭酒（学宫的祭祀官，非德高望重者不能担任）。
　　和当时大部分思想家一样，荀况也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名实之辩的思考。荀况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孔丘的正名学说，也就是本书前面多次说到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谓正名，是要使得名与实相符，即君父要符合君父的规范，臣子要遵循臣子的准则。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但是到了荀况手里，便将正名作为语言逻辑学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用来对付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了。
　　荀况这样说道：“‘名’是用来指称‘实’的，上明贵贱，下辨同异。”意思是，名的作用对上是伦理的，对下是逻辑的。他认为，世间万物数不胜数，不能一一列举，所以统称为“物”，这就是“大共名”。大共名之下，还有小共名，如果要列举一部分事物，那就要用到“别名”，比如鸟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别名。大别名之下还有小别名，小别名下还有更小的别名，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荀况还认识到，一切名都是人造的，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而不是用别的名，其实并无道理可讲。比如说，狗这种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名已经约定俗成地用于某一种事物，那就很难更改了，所以狗是狗，猫是猫，不能混淆。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荀况对名家和墨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公孙龙之流的“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是用名称来扰乱事物，只要追本溯源，验证一下人们对名称的共同约定，把白马和马这两种别名的概念厘清，就没有什么好迷惑的了。至于杀盗贼并不是杀人，不过是用名称来扰乱名称，那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名称的原因，然后观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哪一种道理行得通，问题也就解决了。
　　荀况还借题发挥说，之所以出现这些混乱，是由于当今天下没有“圣王”，人心无所维系。如果有了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思想，引导人们走向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这自然是在贩卖他的儒家学说，但是不可否认，这也代表了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人们对于结束战乱的渴望。
　　先秦儒家的三位重量级人物，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位，即孔丘和孟轲，荀况是第三位。
　　有意思的是，虽然同为儒家，荀况的思想几乎和孟轲针锋相对——孟轲最有名的观点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充分发挥，就会形成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况则持“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必须依靠智慧和后天的学习，才能使人向善。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为什么还要宣扬道德呢？循着本性生活难道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
　　荀况从两方面解答。首先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更好，必须合作互助，形成社会组织。有了社会组织，必须要有行为准则，也就是所谓的“礼”。
　　荀况认识到，人是有欲望的。如果甲之所欲和乙之所欲不是同一物——比如说，有人喜欢征服别人，有人喜欢被征服——那就没有问题，可以和谐相处。或者说，人人所欲都不是稀缺之物，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呼吸，不用争夺，那也没有问题。又或者说人们可以孤立生活，互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很多。可是世界并非如此，人们必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不用每天争斗，那就必须对自己的欲望进行约束。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约束。有了外在的礼，才会有内在的道德，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为什么要向善。
　　荀况还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非功利的角度来论证善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能够直立行走而且无毛，而是因为“有辨”。禽兽虽然有父子却没有父子之情，畜牲虽然有雄雌却没有男女之别，就是因为无辨。
　　换句话说，动物有父子，有雄雌，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则是社会关系，是文明的体现。
　　后世有人这样认为，孟轲的性善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左翼；荀况的性恶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右翼。这种说法当然有些牵强，却形象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荀况对于孟轲，是极其看不起的。
　　他曾经这样写道：“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了解他们的纲领，一副志大才高、见多识广的样子，照搬古代的旧闻编造出新的学说，非常邪僻而不合礼法，晦涩而无法言说，闭塞而难以理解，却毫不脸红地说，‘这才是古代圣人的言论啊！’——这就是孟轲之流倡导的学问，世间那些愚昧的儒生跟着起哄，浑然不知他们的错误。”
　　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分歧不言而喻，在实践上又会产生何种区别？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简单地说，性善论往往导致人治，因为它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个人特别是领导者的品德上；性恶论一般导致法治，因为它认为人性一定要受到约束才有可能向善转变，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和谐，关键是人人守法，而不是期望出现什么包青天、康熙大帝这样的贤臣圣帝。
　　不难看出，荀况的学术主张，实际上已经滑向了法家。那个年代，实行法治最彻底的国家就是秦国。从《荀子》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荀况去过秦国，而且会见过秦昭王和范雎，就秦国的内政外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荀况认为，秦国已经十分强大了，地理位置优越，百姓驯良，风俗简朴，下层官吏办事勤恳，上层官僚奉公守法，这都是由于推行了法治。但是秦国还有前进的余地。荀况理想中的政治是“王道”，其次是“霸道”。按照霸道的标准来说，秦国已经登峰造极，无可挑剔，但是离王道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劝秦国的当权者，武力的威力是有限的，使用武力一定要有节制，要回过头来重视文德，只有文治武功相结合，才能达到王道的理想境界。
　　在这里，荀况和孟轲的分歧又体现出来了。
　　孟轲也讲王道与霸道，他认为王道和霸道是完全对立的。荀况则认为，王道和霸道是一类东西，只不过王道比霸道更高一点、更彻底一点而已。
　　这种分歧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齐桓公的评价上。
　　孟轲对于齐桓公是很轻视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仲尼的门人不提齐桓、晋文之事。为什么？因为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推行霸道，崇尚武力，和孔丘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
　　荀况则认为，齐桓公有天下大节。齐桓公任用管仲，大胆改革时弊，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军队素质，然后尊王攘夷，称霸难道不应该吗？
　　那么，从霸道到王道，需要如何完善呢？荀况指出，就是要“修礼”，包括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齐头并进，达到“服人之心”的目的。可以这样说，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在荀况的思想里，以力服人是必要的手段，以德服人则是更高的追求。
　　荀况在齐国生活了很多年，后来由于有人在齐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便离开齐国去了楚国。春申君对荀况很佩服，让他做了兰陵（今山东兰陵）县令，从此荀况便在兰陵定居下来，在那里开馆授徒，传播自己的学问。
　　荀况的弟子中，最有名的两位是李斯和韩非，这也是战国末期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关于他们的故事，本书很快会讲到。另外还有几位虽然不如李、韩二人出名，但也不是寻常之辈。
　　其中有一位张苍，师从荀况学习《左传》，秦国统一天下后，曾经担任秦朝御史，后来跟随刘邦打天下，汉文帝时期官至丞相。张苍的学生贾谊，是汉初著名文学家。
　　还有一位浮丘伯，是战国与秦汉之交有名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在楚汉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楚王。


　　第八章 吕不韦的生意经：做买卖赚到了当世第一强国
　　【落魄王孙嬴异人】
　　公元前251年，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王去世了。
　　回顾秦国的历史，秦孝公变法图强，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秦惠王文韬武略，高歌东进，成功地将秦国的势力扩展到关外；秦昭王远交近攻，打断了山东六国的脊梁，使秦国统一天下的局面变得不可逆转。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谁来接替秦昭王的位置，秦国最终都要一统江山，这是毫不含糊的。
　　秦昭王在位的时候，曾经立自己的长子为太子。无奈此人福薄，于公元前267年先秦昭王而去，竟没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名字，仅以“悼太子”称之。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又立悼太子之弟安国君嬴柱为太子。
　　前面说到，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后，秦国对赵国采取拉拢策略，双方互派人质。秦国派出的人质即嬴柱之子异人。
　　嬴柱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在兄弟中年龄居中。异人的母亲夏姬，不受嬴柱宠爱，因此异人也不受待见，平时承欢膝下没有他的份，遇到要派人质的差使，便被嬴柱挑选出来，以王孙的身份送到了邯郸。
　　从那时候开始，异人便仿佛与这个显赫的家族断绝了联系。
　　秦国方面，每年分两次给他送来一些微薄的津贴和少许物资，而且只是例行公事。负责押运的小吏彬彬有礼地给他磕头，请他在清单上签字，然后转身离去。态度之冷淡，以至于他想问一两句国内的情况都觉得难以启齿。
　　赵国方面，由于不断遭到秦国的进攻，对异人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特别是长平之战后，赵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种仇恨秦国的情绪，异人的日子就过得更艰难了。
　　总而言之，异人在赵国的境遇只能用“落魄”来形容。
　　据说他出门的时候，连辆像样的马车都没有，只能乘坐牛车。一个又老又驼又聋又哑的仆人拿着鞭子，为他赶着牛车，在商贾云集的邯郸大街上慢吞吞行走，谁也想不到车上坐的竟然是秦国王孙。
　　异人的穿着，不用说，也是相当的朴素，和平民百姓无异，除了腰间还挂着一支能够象征贵族身份的宝剑。
　　由于长期在赵国生活，他已经讲得一口流利的邯郸话，坐在车上和摆地摊卖水果的人讨价还价，居然能够不吃亏，偶尔还能占点小便宜。
　　有时候他下车来走几步，那也是正宗的邯郸步，比土生土长的邯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不是遇到那个名叫吕不韦的商人，他的人生或许就将这样黯淡下去，后人甚至不会得知有这么一个人，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
　　【吕不韦的买卖】
　　吕不韦是卫国人，自幼随父亲经商，积累了不少财富。
　　那个年代，商人地位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中居于末位，钱赚得再多，也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当然，如果是一般人，白天在外面受了憋屈，晚上回到家里搂着几个妻妾乐一乐，把几个奴仆叫来训斥几句，心理也就平衡了。问题是，吕不韦不是一般人，精神胜利法对他几乎不起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他读过几本书，知道一些人世间的大道理，不甘于被命运摆布，总想着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而不是躲在家里偷偷地找乐子。
　　有一次在邯郸做生意的时候，他遇到了异人。这位落魄的王孙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当他从朋友那里得知异人的身份后，便站在商人的角度，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此奇货可居也！”
　　吕不韦的意思是，异人是一颗蒙尘的珍珠，只要打磨干净，好好包装一下，必定能卖个大价钱。至于利润究竟有多大，他心里还是没底，于是回去问自己的父亲：“耕田卖粮，能够获利几倍？”
　　老头子白了他一眼：“你做了那么多年生意，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吕不韦说：“您说嘛！”
　　老头子说：“年成好的话，十倍的利润总是有的。”
　　吕不韦又问：“那经营珠宝能够获利几倍呢？”
　　老头子说：“百倍……我说你这浑小子，做了几十年生意，敢情都不算账的？”
　　吕不韦没有回答，又问道：“那如果帮助人家当上一国之君呢？”
　　老头子愣了一下，说：“那是没法计算的，无数倍吧！”
　　吕不韦听了，敲着自己的脑袋喃喃自语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主动接近异人，不久便邀请其到家里来做客。
　　对于异人这种身份的人来说，接受一位商人的邀请自然不太合适。但是他落魄久了，早将那种等级观念抛到一边，想着可以饱食一顿大餐，便欣然应允。
　　三五杯酒下肚，吕不韦拍拍手掌，屏风后音乐响起，只见一位绝色女子袅袅娜娜走出来，和着音乐跳了一段欢快的胡人舞蹈。
　　赵国地处河北，与胡人的居住之地交界。赵武灵王开风气之先，实施了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要求赵国人都改穿胡服，学习骑射之术。自此，胡、赵风俗融合，赵地女子兼有中原的温雅和胡地的豪放。而眼前的这一位，更是风情万种，轻而易举便点燃了异人心中的热情。
　　或许，异人落魄太久了，府上不但没有一辆像样的马车，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女人。总之，自从见到吕不韦家里的那位舞女，他一连几天都魂不守舍。再见到吕不韦时，异人便主动提出：“把她让给我吧！”
　　原以为吕不韦会很生气，没想到对方很爽快地说：“好。”而且倒贴了一大笔嫁妆，将那个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赵姬”的女人送到了异人府上。
　　异人知道，吕不韦是个商人。商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讲回报的，但是他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吕不韦投资呢？虽然他是秦国的王孙，可自打出生开始，他的行情就不太好。被送到赵国做人质之后，更是雪上加霜，而且丝毫没有反弹的迹象。
　　有一天他委婉地对吕不韦说：“吕兄，您的大恩，我可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吕不韦赶紧说：“瞧您说的！我不就是请您吃了几顿饭，给您送了个女人吗？”
　　异人不好再说下去。过了一阵子，吕不韦却突然反问道：“您说，如果我能够让您回到秦国去，您会怎么报答我？”
　　异人觉得很惭愧：“即便我回到秦国，也是无法报答您的。”
　　异人的意思是，就算回国，他也不过是个不受待见的王室子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吕不韦笑了：“如果我让您当上秦王呢？”
　　异人说：“那我就给您一半秦国的土地。”
　　很显然，异人觉得吕不韦在开玩笑，因此也用一句玩笑话来回答。吕不韦却一本正经地说：“一言为定。”
　　此后的数年中，异人亲眼目睹了这位商人无与伦比的经营能力。
　　吕不韦拿出一千两黄金作为资本金，一半给了异人，让他装点门面，广交朋友；一半由吕不韦本人拿去秦国公关。
　　那时候，异人的父亲嬴柱刚被秦昭王立为太子。嬴柱的正室华阳夫人原本是楚国人，深受夫君宠爱，然而一直未曾生育。
　　吕不韦来到咸阳，先是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通过阳泉君引见，以异人使者的身份见到了华阳夫人。
　　吕不韦向华阳夫人献上许多赵国的特产。这些礼物，虽然谈不上十分名贵，但也价值不菲，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出送礼人的煞费苦心。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以异人的名义送给华阳夫人的。
　　“王孙在赵国，无一日不念叨您的恩情。”吕不韦这样对华阳夫人说，言辞十分恳切，看不出半点捏造的痕迹。
　　几个月后，吕不韦再度来到咸阳，同样是向华阳夫人送上一大批礼物，外加异人亲笔写的一封问寒问暖的信。
　　当他第三次来到咸阳，华阳夫人基本已经相信，在遥远的邯郸，有那么一位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对自己怀着深深的眷恋，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突然间，她身体里的母性被激活了。异人前往赵国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少年，她仅仅见过几面。“现在，他应该已经是位风度翩翩的青年了吧？”“是的，王孙举止从容，辞令诙谐，在任何社交场合都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长得像他父亲吗？”“像的。”吕不韦肯定地回答。“他娶妻生子了吗？”
　　吕不韦犹豫了一下，很快掩饰过去：“是的，王孙去年娶了一位赵国姑娘，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政。”
　　前面已经介绍过，春秋战国时期，姓和氏是两码事。异人的儿子自然是嬴姓，由于在赵国出生，便为赵氏，因此可以称为赵政，当然也可以称为嬴政。
　　吕不韦告辞之后，陪同来访的阳泉君留了下来。
　　阳泉君对华阳夫人说：“姐姐不如将异人收为义子吧！”
　　这个提议有点突兀，因为从法律上讲，华阳夫人就是异人的母亲，这是毫不含糊的。既然是这种关系，又何必画蛇添足，收他为义子呢？
　　阳泉君解释道：“姐姐虽然贵为夫人，然而膝下无子，如果有朝一日色衰失宠（这是可以肯定的），有谁来照顾您呢？我看异人这小伙子不错，是个有情有义的真君子，如果太子即位为王之后，能够立异人为太子，他必定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待您，您的一生就有保障了。”
　　华阳夫人听了，连连点头。
　　阳泉君出来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吕不韦。
　　从这一天开始，异人的行情突然高涨起来，吕不韦半眯着眼睛，几乎可以看到异人股份的红色箭头直冲云霄。
　　公元前259年，秦军攻赵，包围邯郸，史上著名的邯郸之战爆发。秦国的目的是一举消灭赵国，赵国当然也倾尽全力来抵抗，双方僵持不下，战争一拖就是两年。公元前257年，赵孝成王决定杀死异人。吕不韦得到消息，以重金收买赵国军士，偷偷将异人送回了秦国军营。
　　至于赵姬母子，则被安排在一位富户人家躲藏起来，也逃过了搜捕。
　　这一年，嬴政刚满两岁。
　　异人回到秦国，第一件事便是去见华阳夫人。
　　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吕不韦特意为异人定做了一身楚国的衣服。这一招使得华阳夫人大为感动，当场便认异人做了义子，还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作嬴楚。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嬴柱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秦孝文王。
　　在华阳夫人的极力推荐下，嬴楚被立为太子。这时秦、赵两国关系已经有所缓和，秦国向赵国提出归还赵姬母子，赵国不敢拒绝，便派人将他们送到了咸阳。
　　秦孝文王即位的时候已经五十三岁，只当了不到一年国君便去世了。
　　吕不韦苦心经营的这单生意，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
　　【信陵君：实至名归的战国英雄】
　　公元前249年，太子嬴楚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
　　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秦庄襄王的生母夏姬则被尊为夏太后。
　　吕不韦被任命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十万户，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炙手可热人物。
　　令所有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在三晋地方做了几十年生意的卫国商人，对于改行搞政治似乎驾轻就熟。他一上台，便毫不手软地发动对外兼并战争，先是将建都于巩的小国东周灭掉，接着又派大将蒙骜攻韩，连下成皋、荥阳数城，连同原先西周和东周的故土，合并建立了三川郡。
　　这样一来，魏国的首都大梁便处于秦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公元前248年，赵、魏两国联合攻燕。燕国派使者入秦，将河间十城献给吕不韦作为封邑，于是秦国发兵攻赵。在蒙骜的率领下，秦军势如破竹，连取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
　　同年，秦又伐魏，攻取高都（今山西省晋城）和汲（今河南省汲县）。
　　公元前247年，秦将王龁率军攻打韩国，再度占领上党，在那里设立了太原郡。
　　同年，蒙骜攻魏，直逼大梁。
　　面对秦军咄咄逼人的攻势，魏国的将军们束手无策。魏安僖王惊慌之余，想到了客居在赵国的信陵君。他派人给信陵君送去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恳请信陵君回国主持抗秦大局。
　　这时候，信陵君已经在赵国生活了十年。看完魏安僖王的来信，他面无表情地扔到一边，没有作任何答复。
　　魏国的战局，他一直是关注的，而且也愿意拿起武器为魏国而战斗。可是他很担心，自己当年为了救援赵国，盗虎符，杀晋鄙，极大地触怒了魏安僖王，如今这样回去，魏安僖王会不会秋后算账呢？
　　以他对魏安僖王的了解，这种可能性很大。
　　为了防止门客们劝谏，他下了一道命令：谁要是敢再为魏王派来的使者通报，我就处死他！
　　这道命令其实有点多余。因为他的门客大部分是跟着他背叛魏国到赵国来的，也怕回去受到惩罚，在这件事情上都保持了沉默。
　　只有那两位喜欢在声色场所出没的毛先生和薛先生站出来说：“您之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而且能够名扬诸侯，就是因为有魏国存在。如今秦国攻打魏国，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您却在这里思前顾后，犹豫不决。万一要是秦军攻破了大梁，铲平了魏国的宗庙，您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呢？”
　　话未说完，信陵君已经脸色大变，吩咐手下赶紧收拾车马起程回国。
　　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被人扒了祖坟，毁了宗庙，比天塌下来还严重。在这件事面前，什么个人恩怨，什么明哲保身，统统不值一提。
　　信陵君回到魏国，受到魏安僖王的热烈欢迎。兄弟俩见面，什么话都没说，先拥抱着哭了一通，算是把过去的事做了一个了断。在场的人见了，无不掩面拭泪，心里都在想：毕竟是兄弟啊！
　　魏安僖王当场将大将军的大印授给信陵君，让他统帅全国军队。
　　信陵君的回归，无疑大大提高了魏国军民的士气，也使得国际上那些本来处于观望状态的势力发生了改变。楚考烈王听从了春申君黄歇的建议，决定组织合纵联盟，联合天下诸侯共同抗击秦国入侵。赵孝成王也接受了宠臣建信君的建议，积极谋划与楚、魏合纵抗秦。于是，以楚、赵、魏三国为主体，再加上燕国和齐国，组成了新的合纵联盟。楚考烈王担任合纵长（盟主）；春申君负责联络诸侯，协调关系；信陵君则被公推为盟军统帅，带领五国联军向蒙骜率领的秦军发动反攻。
　　双方在河外地区展开大战。联军不但在人数上超过秦军，在士气上也显然比秦军旺盛，再加上信陵君指挥有方，很快攻破秦军防线，打得蒙骜弃甲而逃。
　　联军乘胜追至函谷关下，蒙骜闭关不出。太原郡的三晋遗民乘机起事，赶走秦国官吏，与信陵君遥相呼应。
　　回想起来，这也是战国时期函谷关第三次遭受到联军的攻击。第一次是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秦军出关迎击，大破联军。第二次是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发动齐、魏、韩三国伐秦，驻军于函谷关下两年，后挥师入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这一次，信陵君又将自己的旗帜插到了函谷关下，虽然没有能够攻克这座雄关，但也让秦国人心惊胆战，信陵君因此威震天下，被世人誉为“军神”。
　　当时各国谋士纷纷跑来向信陵君进献自己写的兵法，信陵君一一指点，并令门客进行整理，编撰了一本《魏公子兵法》。可惜的是，这本书未能流传于世，后人只能凭空想象。
　　秦国方面，不消说，将信陵君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信陵君的可怕之处，不只在于用兵如神，还在于他有很强的人格魅力。魏国人对他奉若神明自不待言，天下诸侯本来有如一盘散沙，只要他振臂一呼，便可抛除异见，团结一致对付秦国。信陵君的声名之旺，委实比当年孟尝君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信陵君的这种人格魅力，也是他的致命伤，尤其是当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善于洞察人情世故的吕不韦的时候。
　　前商人吕不韦有这样一种信念：“自从世界上有了钱，就没有摆不平的事。”他一面命令蒙骜严守函谷关，不得出关迎战，一面拿出一大笔黄金（他现在比原来阔多了，一出手就是万两以上），让人带着去魏国活动。
　　这笔黄金，当然不是去收买信陵君，这是吕不韦想都不敢想的。他派出的间谍潜入魏国后，很快和晋鄙的门客，也就是魏国唯一对信陵君持仇视态度的小团体接上了头。
　　不久之后，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便传到了魏安僖王的耳朵里。
　　“公子（指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如今军权在握，各国将领也听从他指挥。天下诸侯，只知有公子，不知有魏王。”
　　“公子早有不臣之心，之所以同意回国抗战，是想抓住这个机会自立为王。天下诸侯害怕公子的威势，也准备一起拥立他。”
　　“据说，连秦王都派了密使到公子军中，向公子表达了和解之意。只要公子称王，秦国便愿意与魏国和平共处，共治天下。”
　　魏安僖王从骨子里说，对信陵君是不信任的。这种不信任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他本人的庸碌无能，二是信陵君的德才兼备。原来大敌当前的时候，他或许曾经为兄弟重逢流过两行眼泪；现在形势好转，联军直逼函谷，他便难免又起了嫉妒之心，对那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便变得敏感起来。
　　就在这些谣言传播之际，秦国派使臣来到魏国，见到魏安僖王，便摆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随便敷衍几句了事。回到宾馆，才偷偷摸摸向魏国的工作人员打听：“咦，贵国不是已经立信陵君为王了吗？怎么还是他呀！”
　　工作人员自然把这些话都向魏安僖王作了汇报。魏安僖王再也沉不住气了，不由分说，派人到前线宣布免除信陵君的大将军之职，改派他人接替。
　　信陵君接到命令，长叹一声。他知道，这一次被褫夺兵权，意味着他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
　　回到大梁之后，他就称病不朝，躲在家里日夜与门客饮酒作乐，沉溺于醇酒妇人之中。这样胡天胡地过了四年，最终竟因酗酒而死。
　　至于围攻函谷关的多国部队，自从信陵君被撤换，也就失去了主心骨。没过多久，就各自撤军回国了。蒙骜出关追击，迅速扑灭了太原郡的三晋遗民起义，重新将太原郡置于秦国的控制之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当联军和秦军在函谷关相持不下的时候，在魏国沛县，本书前面提到过的那户姓刘的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刘邦。
　　那个年代，信陵君的故事在天下广为流传，刘邦便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当了皇帝后，每次经过大梁城，他都要亲自祭祀信陵君。由于寻找不到信陵君的子孙后代，刘邦还专门指派了五户人家负责为信陵君守坟，让他们世世代代一年四季按时祭祀信陵君。由此可见信陵君对刘邦的影响有多深。
　　司马迁写战国四君子，对其他三人多有微词，唯独对信陵君赞不绝口，说他“名冠诸侯，不虚耳”，是那个年代一个实至名归的真英雄。
　　【吕不韦和赵姬的故事】
　　秦国王室显然流年不利。继秦孝文王只做了一年国君便去世后，公元前247年，在位仅三年的秦庄襄王也去世了，继承王位的是年仅十二岁的嬴政。
　　十二岁的孩子，自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政，只能依靠相国吕不韦替他打理一切，并且尊称其为“仲父”。
　　仲父，从字面上解读，就是叔父。当年齐桓公为了尊重管仲，也曾称之为仲父。因此，嬴政称吕不韦为仲父，也无可厚非，毕竟，秦庄襄王和他之所以能够先后坐到这个位置上，全拜吕不韦所赐。
　　而且，通过这三年的工作，吕不韦已经完全在秦国站稳了脚跟。换句话说，就算没有扶立秦庄襄王之功，吕不韦也是一位合格的相国，比之当年的商鞅、张仪、范雎，丝毫不逊色。他这个“仲父”的称号，既是嬴政给的，也是秦国全体文武大臣心悦诚服给他的。
　　唯一让人感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就在于他和嬴政相处得实在是太好了，好到君臣二人在任何场合出现都毫无违和感，让人觉得吕不韦不是仲父，而就是嬴政的父亲。如果再加上太后赵姬到场，场面就更加温馨，简直是吉祥三宝了。
　　原来嬴政和吕不韦长得还真有几分相似之处。那方方的脸形，浓密的眉毛，生气时横眼看人的眼神……如果是不认识的人，将他们看成两父子也毫不奇怪。
　　如果考虑到太后原本是吕不韦家的歌妓，而且转送给异人之后不久便怀孕生子，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难免私下议论：“大王该不会是相国的儿子吧？”
　　事情如果真是这样，吕不韦就不只是给秦庄襄王戴了一顶绿帽子，而是鸠占鹊巢，李代桃僵，终结了自传说中的非子（秦人先祖）以来嬴氏家族对秦国的六百多年的统治。
　　《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用一只丑陋的木马消灭了特洛伊，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中国人的现实世界里，吕不韦用一个美貌的女人窃取了秦国的江山，却是轻描淡抹，波澜不惊。东西方智慧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后人也无从考证吕不韦与嬴政的真正关系，他们或许是父子（这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也是老百姓最愿意相信的），或许仅仅是君臣。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秦庄襄王去世，吕不韦和太后之间，就存在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太后毕竟是个女人，而且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女人。单从人道主义出发，吕不韦也有义务让她守寡后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更何况，太后自有太后的风情，看到万人景仰的尊贵之躯在自己身体下癫狂，任何男人都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满足吧！
　　出于这种满足感，同时也是出于对自己权力的自信，吕不韦甚至不太避讳自己与太后的私情。
　　一开始，吕不韦挺享受这种“黑心宰相卧龙床”的乐趣，隔三岔五往宫里跑，跟太后研究国家大事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亦乐乎。可是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太后青春年少，正是如狼似虎年龄，而吕不韦呢，据后人考证，应该出生于公元前290年前后，至此已经是年过半百，就算成天喝鹿血服虎鞭，也不可避免要走下坡路。
　　面对太后的娇躯和越来越炽热的情欲，看着铜镜中越来越深的眼袋和黑眼圈，吕不韦竟然产生了一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凉感。
　　他主动减少了去太后寝宫的次数。
　　这种变化立刻引起了太后的不满，她几乎是毫不矜持地派出自己亲信的宫女前往相府，命令吕不韦前来“相商要事”。
　　吕不韦不得不解释，国家大事繁忙，太多政务等着他亲自去处理，每天接见外交使团都要耗费他半天光阴，军队在前线打仗也要他拿主意，他已经严重分身乏术。再重要的事情，能不能等他稍微空闲点再去商量？
　　吕不韦说的全是实情。可是在心急如焚的太后看来，所谓国家大事，统统不过是男人另有新欢的借口。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她就是国家大事啊！难道还有比她更重要的事情么？
　　太后一发飙，吕不韦就很紧张。这个女人一旦疯起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万一哪天说出“大王是相国的儿子”这样的话，他可就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正当吕不韦为了太后的性欲问题头焦额烂之际，一个名叫嫪毐（làoǎi）的男人进入了吕不韦的视野。
　　嫪毐原本是个穷苦人，以在咸阳街头游走卖艺为生。
　　既然卖艺为生，必定有自己的特长。这位仁兄的特长就是特别长，在《史记》中被称为“大阴人”，也就是生殖器特别巨大。
　　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可以“阴关桐轮而行”（以生殖器为轴，转动桐木车轮）。那是何等景象，读者自己去想象吧！
　　事实上，嫪毐卖艺的项目就是转车轮，每次表演都能获得满堂喝彩。那个年代民风淳朴，大伙儿对男女之事都不觉得神秘，大姑娘小嫂子看到嫪毐的表演，也不觉得脸红，反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高兴了便朝他扔两个铜钱，不高兴就羞他两句。总之，嫪毐凭着自己的特长，在咸阳城里混得还小有名气，以至于相国大人都听说到他的故事了。
　　一天傍晚，嫪毐收拾好卖艺用的车轮，正准备回自己投宿的客栈，突然有两名文官模样的人在路上拦住了他，将他带到了吕不韦的府上。
　　吕不韦正和宾客们共进晚餐。
　　嫪毐战战兢兢地走进那间巨大的会客厅，被安排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
　　很快，有人给他端来一只香喷喷的羊腿和一坛老酒。
　　嫪毐偷偷看了一眼，只见吕不韦远远地坐在主位上，正和几位文武大员高谈阔论，相谈甚欢。也许是因为紧张，他们谈的什么内容，嫪毐一概充耳不闻，只听见一个名字被反复地提起。
　　“原来这就是相国文信侯啊！”
　　他还在发愣的时候，旁边有人低声喝了一句：“快吃！”他才赶紧抓起羊腿，狼吞虎咽起来。
　　过了一阵子，听到吕不韦说：“带来了吗？”
　　门客回答：“带来了。”
　　吕不韦说：“那就让他表演一下吧！”
　　嫪毐这才意识到，敢情相国大人也听说了他的大名，要看他转车轮啊！他不禁抖擞精神，加上又酒足饭饱，就在相府大厅的空地上卖力地表演起来。
　　毫无疑问，他这次表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精彩，更让人瞠目结舌。在场的数百名客人看了，都忍不住爆发出阵阵喝彩，将晚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些客人中，包括太后宫中的两名宦官。他们虽然已经胯下无物，但是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也忘却了自己生理上的不足所带来的苦楚，高兴地拍起掌来。
　　吕不韦微微眯着眼睛，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知道，这两名宦官回去后，一定会添油加醋地将今晚看到的节目讲给太后听。
　　只要把太后的胃口吊起来了，什么事情就都好办了。
　　宴会后，吕不韦命令将嫪毐留下来，在自己府上当了一名门客。
　　据《史记》记载，当时战国四公子风靡天下，吕不韦艳羡之余，认为以秦国之强，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输给任何人，于是也礼贤下士，招致宾客，很快使自己的门客达到了三千人的规模。这些人有的饱读诗书，有的身怀绝技，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是，像嫪毐这样的民间艺人，还真是很罕见。
　　人们难免议论：“相国的爱好广泛，求贤若渴，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境界啊！”
　　不久，太后果然召见吕不韦，拐弯抹角地向他问及转车轮的艺人。
　　吕不韦便将当日的情形向太后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道：“这位艺人现在还在老臣府上，太后如果想接见他，老臣可代为安排，送他进宫。”
　　太后脸“腾”地一下就红了，说道：“这怎么可以？”
　　吕不韦说：“太后是秦国的太后，连大王都要听您的，有什么不可以？”
　　太后说：“我怕人家说闲话。”
　　吕不韦恍然大悟般“哦”了一声，说：“老臣一时糊涂，没有想到这一层。他是个没名没分的布衣，贸然进宫觐见太后，确实不太合适。这样吧，老臣找个借口，将他问个腐罪，再送入宫中如何？”
　　所谓“腐罪”，就是当处宫刑之罪。也就是说，要把嫪毐阉割了再送进宫，这样自然没人能够说闲话了。
　　太后听了，“啊”了一声，便抿着嘴不说话。
　　吕不韦心里暗自发笑，故意等了老半天才说：“看来太后误会老臣的意思了。老臣只管判他腐刑，至于怎么执行，那还不是太后说了算？”
　　太后说：“咦？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吕不韦将嘴附到太后耳边，嘀嘀咕咕地小声说了一阵。太后听得脸一阵红一阵白，那不甚娇羞的样子，使得吕不韦不禁心旌神摇，差点把持不住。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把话说完，太后娇喘一声，柔若无骨地说道：“那就照相国的意思办呗。”
　　吕不韦赶紧说：“是。”心里暗自骂道，便宜嫪毐那小子了！
　　没过多久，嫪毐因为偷劫之罪，被吕不韦判了腐罪，送到宫中去执行。太后派人暗中赏赐了施刑官许多财宝，让他们假装给嫪毐施了刑，又给他拔了胡子、眉毛，使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宦官，然后送到后宫去服侍太后。
　　从这时候开始，太后就不再缠着吕不韦了。嫪毐像一阵风般闯进她的生活，占据了她所有的时间、感情、身体。她感觉自己时而飘到了云端，时而潜入了深海；时而骑上了奔驰的马背，时而又变成了被人骑在胯下的母马；时而升华，时而堕落；时而母仪天下，时而淫荡不堪。由于缺乏必要的避孕措施，她很快怀孕了。这当然不能让外人知道。她撒了个谎，说算命之士告诉她将有血光之灾，破解的办法是搬离咸阳，到外地躲避一段时间。自然没有人怀疑太后，于是她带着自己的随从，搬到故都雍城的离宫中去居住了。
　　太后在雍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全是嫪毐的种。消息被严密封锁，只有太后身边最亲信的人知道这些事。当然，还有一个人也知道，那就是吕不韦。这个国家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吕不韦手上，如果没有吕不韦的保护，太后也无法保存自己的秘密。她和吕不韦之间，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吕不韦支持她享受身为女人的乐趣，她则支持吕不韦享受身为男人的乐趣。
　　对于吕不韦来说，所谓男人的乐趣不只在于权力，还在于获得更大、更长久的名声。
　　【《吕氏春秋》】
　　吕不韦不是一般人。
　　当他还是小商人的时候，想着要做大商人；当他是大商人的时候，想着要当大官；当他已经是大官的时候，他便开始考虑身后之事了。
　　所谓身后之事，不是给子孙留多少财产——当然，如果嬴政是他儿子，这个问题就另当别论——而是在历史上书写重墨的一笔。
　　吕不韦最大的野心，是超越诸子百家的门户之见，编著一本“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百科全书，名字就叫《吕氏春秋》。
　　这在当时是前无来者的大事。之所以原来没人做，不是因为别人不如吕不韦读的书多，也不是因为别人不如吕不韦的见识广，而是因为别人的条件不如吕不韦好。
　　只有在秦国这种强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都发展到一定水平，再加上主事者具备掌握国家命脉的权力，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去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才有可能动手编撰《吕氏春秋》这样的皇皇巨著。
　　吕不韦最初有编这本书的想法，主要是受到荀况的刺激。《史记》记载，当时诸侯多辩士，像荀况这样的人，著书立说，四海皆知。吕不韦认为，荀况不过是通一家之言，就能获得如此鼎盛的名声；而他手下门客三千，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为什么不能在“立言”这方面超过荀况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秦国现在兵强马壮，吞灭天下只是迟早的事。吕不韦认识到：“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力，坐天下则需要更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当时诸子百家争鸣，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相互攻讦，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比如说，荀况的儒家学说，其实就融合了阴阳家、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因而能够风行一时，成为显学。吕不韦从中受到启发，对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奉为圭臬的法家思想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该博采众长，加以融会贯通，从而消除各家的纷争，建成一套统一的理论。因此，他命令门客“人人著所闻”，把自己知道的知识都写下来，再进行编辑和加工。
　　可以这样讲，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也是在为日后秦国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可谓是未雨绸缪。
　　按照吕不韦的构想，《吕氏春秋》全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纪”。按春、夏、秋、冬四季分为十二纪，每纪包括五篇文章，总共六十篇。
　　第二部分是“览”。根据不同内容分为八览，每览八篇，总共六十四篇。
　　第三部分是“论”。根据不同内容分为六论，每论六篇，总共三十六篇。
　　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写成后共计二十余万字，在那个用竹简书写文字的年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这部当时看来包罗万象的书中，编著者提到了自己对宇宙本原的认识。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的根本是一种极其精细的物质，也就是所谓的精气，又叫作太一，或者叫作道。正是由于这种精气的运动和结合，才产生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不难想象，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都是不相信鬼神，也不承认天命的。这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的延续，同时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以此为出发点，《吕氏春秋》用大幅篇章谈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
　　吕不韦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法天地”，只能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君道虚，臣道实”的理论。
　　天无形而化生万物，君主就应该如同天一样，养性保真，实现无为而治。这自然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可是君主为何要无为呢？因为君主也是普通人，也会受到外界的制约和影响，容易产生判断失误。要克服这种不足，就必须充分发挥臣民的才能，让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君主有所为，就会让臣民找到缺点，对他喜欢的事物阿谀奉承，对他讨厌的事物口诛笔伐，这样就很容易成为臣民的玩偶。因此，君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戴上面具默默观察，不要乱说话乱表态，不让臣民有任何机会钻他的空子。
　　换而言之，吕不韦心中的理想社会是这样：谁来当君主，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国家总会在既定的轨道上正常运行。这就有点类似于法家的思想了。
　　当然，君主也不是什么都不干的。为了无为而治，君主其实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最根本的，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治其身，反诸己。这基本上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其次是求贤用贤，君主的任务是用人，而不是做事。把人用好了，事情也就做好了。第三则是“知百官之要”，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设立不同的官职，使百官各司其职，齐心协力为君主服务。
　　吕不韦不失时机地提出，“乱莫大于无天子”。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也不存在了，必须要有新的天子来稳定局势，结束大乱。他认为，天下人民过得越是水深火热，越是“王者”救民、创建新王朝的绝好机会。而“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也就是要理解人民的意愿，顺势而为，用实际行动来获取民心。而他的《吕氏春秋》，就是为了“示民不可不异”，以便“王者”采用的。
　　这位“王者”自然就是当时的秦王嬴政。
　　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吕不韦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滑向儒家的“王道”之说，离秦国现行的法家政策大相径庭了。这种政治风向的变化，直接体现在对外战争的具体细节上。
　　上文提及，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按斩首的数量来计量军功，因此每次大战都会留下斩首多少万的记录，甚至出现了白起这样闻名遐迩的“人屠”。但是，自吕不韦上台以来，这种情况出了比较大的改变。
　　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蒙骜攻韩，设三川郡，没有斩首记录。
　　公元前248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没有斩首记录。
　　公元前247年，王龁攻韩，占领上党，还是没有斩首记录。
　　《吕氏春秋》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谈论“义兵”。什么是义兵？就是要“诛暴君而振苦民”，因此在战争中要讲究对待敌军和俘虏的策略，要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吕不韦反对在战争中杀害俘虏，认为这是“无道与无义”的行为。
　　对外尚且如此，对内就更是讲究德治与仁政了。吕不韦主张统治者要爱护人民，适当减轻税赋，减少刑罚，争取民心。可以说，吕不韦统治时期，是秦国自进入战国以来少有的政策宽松时期。生活在咸阳的人们，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与舒适。
　　除了吕不韦的政治主张，《吕氏春秋》中还有很多富含哲理的故事，至今仍然引人深思。
　　比如，有人从江边走过，看到一位父亲正准备把刚出生的婴儿扔到水里，便上前制止。那位父亲说，没关系，我是这村里的游泳健将！《吕氏春秋》由此感叹，难道父亲善于游泳，儿子就一定也善于游泳吗？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事物，是不是太荒谬了呢？
　　且先别笑这位父亲的无知，事隔两千多年，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逻辑，不照样大行其道吗？
　　还有一个故事说，楚国人打算渡河袭击宋国，预先派人测量了河水的深度，并且在水浅的地方做好标记。但是没想到，上游大雨，河水暴涨，楚国人还是按照原来的标记渡河，结果淹死者不计其数。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你还抱着原来的老黄历不放，迟早是会摔跟头的。
　　据说，《吕氏春秋》完稿之后，吕不韦曾经将其悬挂在咸阳的城门上，请天下学子来挑毛病，说如果有谁能够改动一字，即赏千金。然而几个月过去，没有人能够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所谓“不能易一字”，说的就是这样的文章吧！


　　第九章 李斯的仓鼠哲学
　　【秦修郑国渠：利在长远】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
　　根据传统，先君去世的当年，仍然用先君年号。从次年的正月开始，才改用嗣君年号。
　　因此，嬴政正式即位为王，已经是公元前246年春季的事了。
　　那一年他十三岁，虽然只是个孩子，神情中却自有一股肃杀之气。
　　在他前十三年的人生岁月中，有九年是在赵国度过的。邯郸的冬天异常寒冷，造就了他坚忍的性格与冷峻的气质。仲父吕不韦的谆谆教诲，又让他学会了在众人面前隐藏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初看他的眼睛，是少年特有的清澈；再仔细看，则是深不见底的渊深。连吕不韦看见他，都感到一丝战栗。
　　“大王的眼神深不可测啊！”
　　吕不韦发出这样的感叹，心里既高兴又忐忑不安。
　　为了庆祝嬴政登基，天下各国都派来了使臣。其中韩国的使团中，有一位特别的成员，他的名字叫郑国，职业是水工。
　　所谓水工，不是送水的工人，也不是水管工，而是水利工程师。
　　郑国给吕不韦提了一个建议：“关中平原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但是单位粮食产量相比中原地区，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主要原因是雨水稀少，灌溉不到位。如果开凿一条水渠，将泾水引至栎阳，与洛水连通起来，则整个关中地区的农作物都可以得到灌溉，粮食产量将得到大幅度提高。”
　　郑国在一张布帛上画出了他的设想——水渠以仲山（今陕西省泾阳）为起点，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势，流经向东，经三原、富平等地，从大荔注入洛水，全长三百多里，可灌溉面积约为四万余顷。
　　吕不韦认真地听着郑国的介绍，心里想，这真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得到实施的话，对秦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那个年代，农业增产或减产，主要取决于老天爷的脸色。而老天爷的脸色往往是不太好的，他不想下雨的时候，就算你求爷爷告奶奶，也得不到一滴水。好好的庄稼地，因为旱灾而颗粒无收，这样的悲剧过不了几年就上演一次，甚至是连年上演。如果挖一条人工水渠，将泾水和洛水连通起来，那两条河中间的广大地区，就可以获得充足的水源，即便是干旱之年，对农业生产也不会有大的影响了。
　　“根据下臣在韩国的经验，水渠修好之后，每亩地的年产量可以提高一钟（六石四斗）左右。”郑国说。
　　吕不韦卖过粮食，跟农民打过交道，知道郑国所言不虚。他在心里盘算，四百万亩土地，亩产增加一钟，总共就是四百万钟，这件事情大有可为！
　　于是，吕不韦将郑国留了下来，让他组织实施这一引泾入洛工程，也就是后人所称的郑国渠。
　　工程全面铺开，进行了一年之后，吕不韦才发现不对劲——相对当时的生产力而言，这项工程实在是太大了！就算秦国将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投入进去，没有个三五年是完成不了的。而且那还只是主体工程。要想水渠完全发挥灌溉作用，还要继续修建大大小小的分渠，这又得花个三五年时间。
　　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一国的经济总量和资源是有限的，加大生产黄油的投入，势必减少大炮的产出。秦国分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修水渠，自然在短期内不能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山东各国至少可以安生几年，特别是饱受秦军侵略之苦的韩国可以松一口气了。
　　很显然，这是韩国人的阴谋。
　　吕不韦十分生气，命人将郑国抓起来，准备以间谍之罪处以死刑。
　　郑国说：“我确实是韩王派来的间谍，您要杀死我，我没有任何怨言。但我能不能说一句话？”
　　这个要求当然获得了批准。
　　郑国说：“韩王因为害怕秦国进攻韩国，才想出这个计谋。可是，这项工程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修好之后，对秦国的利益是长远的。我作为一个水工，不过是让韩国多存活了几年，却为秦国建立了泽被万世的功勋，您难道就不能等着水渠修好之后再杀我吗？”
　　吕不韦听了，犹豫不决。
　　一直在堂上不说话的嬴政却突然说了一句：“寡人免你死罪，继续为寡人把水渠修好吧！”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郑国赶紧下拜称谢。吕不韦也就顺水推舟，没有发表异议。
　　嬴政的表态，正好是吕不韦心里所想，二人可谓心意相通。然而，当吕不韦想到这个年仅十四岁的孩子就敢如此果断地自作主张时，心里的忧虑隐隐多于喜悦。
　　【仓鼠哲学】
　　郑国渠前后修了将近十年才彻底完工。修好之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将秦国的综合实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郑国最终也没被斩首，反而受到秦国的重用，一直在秦国的朝廷中为官，直至去世。
　　然而，因为郑国这件事，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秦国宗室的诸位大臣纷纷上书，说：“但凡外国人到秦国来谋求官职，多是诸侯派来的间谍，请将他们统统驱逐出境！”
　　这是典型的借题发挥。
　　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就以广纳天下贤士而闻名。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也与那些外籍人士分不开。如果将为秦国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外国人名罗列起来，将是一份令人炫目的名单：百里奚、蹇叔、由余、公孙枝、商鞅、张仪、甘茂、范雎、蔡泽……当然，还有吕不韦。
　　问题也许就出在吕不韦身上。
　　自从这个卫国商人到了秦国，就以极其强势的手段将国家大权抓在自己手中，连当年权倾一时的商鞅、范雎都望尘莫及。他不但当了相国，还号称仲父；他不但控制了军政外交，还在编撰《吕氏春秋》，企图控制秦国人的头脑；他不但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员，还豢养食客三千，形成了只效忠于他一人的小团体；最为严重的，他不但和太后有一腿（这是众所周知的），还很有可能是大王的生父（这只是猜测）。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如何能让以守护社稷为己任的宗室大臣们不感到寝食难安？
　　所谓“外国人到秦国来谋求官职”，表面上是说郑国这样的外籍人士，暗中遥指的就是当朝相国吕不韦，大有逼宫之意。
　　他们预料吕不韦会有强烈的反攻，也做好了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骤雨。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嬴政就这件事征询吕不韦的意见的时候，吕不韦很平静地说道：“既然诸位宗亲都有此议，那就下一道逐客令，让那些在秦国为官的外国人都卷铺盖走人呗！”
　　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老臣我不在被驱逐的范围之内吧？”
　　嬴政没有回答，在场的宗室大臣们赶紧将头低下，齐声说：“不敢！”
　　他们心想，就这样赶走吕不韦显然不太现实，可是如果能够清除他在朝中的党羽，下一步就好办了。这个结果应该说很不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嬴政果然下了一道逐客令，命外籍官员在限定的时间内离开秦国，自谋出路。
　　被驱逐的人员当中，有一位客卿李斯。
　　李斯原本是楚国上蔡人，年少的时候，在上蔡担任了一名管理粮仓的小吏。
　　在后人看来，管粮仓是一项肥差。进粮的时候，秤上面做做手脚，一百斤粮食当作八十斤进仓，多出来的二十斤就可以带回家。纳粮的老百姓还得想方设法讨好你，否则的话，一百斤粮食就不是八十斤，而是六十斤了。平时再动动脑筋，时不时拿点官粮回家，一家老小吃喝都有着落。遇到工作组来检查，一方面拿钱打点，一方面拆东墙补西墙，摆出一副粮食满仓的样子，也就蒙混过关了。碰到软硬不吃的工作组，那也没关系，一把火烧掉几十座粮仓，推说是风高物燥，认个看管不力之罪，大不了撤职回家，前些年贪的钱粮也够安度余生了。
　　可是，在李斯所处的那个年代，此风还不至于如此盛行。作为一名小吏，他只能老老实实靠着一份工资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个月三十天，倒有二十天要在管理所全天候值班，还不敢玩游戏聊QQ，生怕被上司看到丢了饭碗。
　　无聊的时候，李斯就给自己找点乐子——看老鼠。
　　人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别人看老鼠就是老鼠，李斯看老鼠却发现了一种生存的哲学。
　　小吏宿舍和厕所里的老鼠，只能吃点残渣剩饭，个个饥瘦如柴。听到人的脚步声或是狗叫，就吓得魂不附体，赶紧缩到洞里躲起来。
　　可是粮仓里的老鼠呢，吃着白花花的粮食，上无风雨之忧，下无人犬之扰，个个肥肥壮壮，过得甭提多惬意了。
　　李斯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所谓人有贤能或是不肖，其实和老鼠差不多，就看他是处在什么环境中。
　　这句话乍一听，挺没志气的，可是仔细一想，又很有道理。否则的话，为什么有的小孩一出生就可以享受各种社会福利，享受着蓝天白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过得无忧无虑；而有的小孩一出生就要呼吸雾霾空气，喝含三聚氰胺的奶，挤破了脑袋去学这个学那个，把好好的童年过得无比惊险呢？不就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嘛。
　　李斯下定决心要做一只粮仓中的老鼠。
　　怀着这样的想法，他投奔于荀况门下，学习帝王之术。关于荀况的学问，前面已经介绍过，在此不再赘述。当时，荀况桃李遍天下，弟子成百上千，其中最得意的门生却不过两位。一位就是李斯，另一位则是来自韩国的公室子弟，名叫韩非。
　　韩非自幼患有口吃，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但是写得一手好文章。论及学术水平，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
　　所谓帝王之术，学成后自然是卖给帝王家。从荀况那里毕业之后，李斯考虑到楚国已经衰落，不值得他效忠，而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只有秦国是他理想中的粮仓，便西入函谷关，来到咸阳，投奔到吕不韦门下。
　　这是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刚刚去世的时候发生的事。
　　吕不韦阅人无数，通过一下午的交谈，便认识到了李斯的价值，推荐他当了郎官。
　　所谓郎官，就是国君的侍从，一般由博学多才的青年才俊担任。这是一个级别不高，但是可以经常接触到国君的职务。
　　在众多郎官中，李斯很快脱颖而出，赢得了嬴政的青睐。他曾经对嬴政说过这样的话：“但凡干大事业的人，应该因时而动。过去秦穆公虽然强大，却没有想过要吞并天下，这是因为周朝没有彻底衰落，还必须尊重周天子的权威。自从秦孝公以来，周王室越发卑微，诸侯混战不休，秦国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凌驾于诸侯之上，已经有六世之久了。现在山东六国都屈服于秦国，如同郡县。以秦国之强，大王之贤，统一天下有如扫除灶上的灰尘一般容易。如果不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坐等各国恢复元气，又合纵起来对付秦国，就算是黄帝再世，也拿他们没办法了！”
　　嬴政听了，深受鼓舞，不久就拜李斯为长史。而吕不韦也采用李斯的计谋，派出大量间谍前往各国，以重金收买各国的名士，使他们暗地里为秦国服务。对于那些不愿意被收买的，则“利剑刺之”。
　　又过了一段时间，嬴政又拜李斯为客卿，也就是享受卿的待遇，但仍以客礼待之。毫无疑问，吕不韦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对李斯一直是关照有加的。
　　正当李斯春风得意的时候，一道逐客令打破了他的粮仓美梦。
　　一开始他感到很惊慌，就像小吏宿舍里的老鼠听到有人走近一般，将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但是，在喝完三大碗白开水之后，他就完全冷静下来了。
　　这么重大的事情，吕不韦为什么会毫无表示呢？逆来顺受可不是他的性格啊！
　　目前在秦国当官的外国人，十有八九曾经在吕不韦府上当过门客，甚至参加过《吕氏春秋》的编写组。将这些人统统赶走的话，吕不韦颜面何存？更重要的是，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
　　李斯决定到吕不韦府上去问个究竟。
　　吕不韦显然料到李斯会来。他像往常一样接待了李斯，耐心地听李斯把话说完，然后问了一个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李斯愣了：“我还能怎么办？大王已经下了逐客令，我总不能赖着不走吧？”
　　吕不韦脸上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但很快掩饰过去。他轻描淡抹地说道：“你难道就没想过，写封信给大王说说道理？”
　　李斯更迷惑了：“这，有用吗？”
　　吕不韦说：“当然有用。你是荀老先生的高徒啊，写篇漂亮的文章，说说咱们这些外籍人士对秦国的贡献，让大王明白秦国的发展离不开咱们，岂不是小菜一碟？”
　　吕不韦迟疑了片刻，又说道：“你要相信，大王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李斯恍然大悟，告辞回家，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写了一封《谏逐客书》，于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交给了嬴政。
　　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下臣听说有人劝大王逐客，私下以为不妥。当年秦穆公招贤纳士，从西戎部落得到由余，从楚国得到百里奚，从宋国得到蹇叔，从晋国得到丕豹和公孙枝。这五位都不是秦国人，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了二十个国家，称霸西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富国强，辟地千里，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秦惠王用张仪之计，击破六国合纵，迫使它们西面事秦，至今都有深远的影响。秦昭王得到范雎，废除穰侯，驱逐华阳君，削弱私人的政治势力，一切权力归于公室，成就了秦国的帝业。这四位先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大胆使用客卿，让天下的人才为秦国服务。而这些客卿也没有辜负秦国，如果没有他们，您认为秦国会有今天的富强吗？
　　“大王冠上挂的明珠，腰上配的宝剑，出门骑乘的骏马，都不是秦国的产品，但是大王十分喜爱它们，这是为什么？如果非秦不用的话，很多好东西您就没机会享受了。现在您听了人家的谗言，不分青红皂白，无论曲直是非，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又说明什么？说明您喜爱器玩之物胜过尊重人才。
　　“下臣听说，地大物博，国大人多，兵强士勇。泰山不挑剔土壤，所以有那么高大；河海不拒绝细流，所以有那么渊深；王者不排斥外人，所以能够弘扬美好的品德。地不分东南西北，民不分中国异族，兼容并包，共同进退，这就是三皇五帝无敌于天下的根本原因。如今您却把宾客都拒之门外，让他们去为诸侯服务，使天下人才畏缩却步，不敢入秦，难道不是所谓的‘借兵给敌人，送粮给盗贼’吗？”
　　文章最后指出：“器物不产于秦国，而可宝贵者有很多；士人不产于秦国，而能够为秦国作贡献的也不少。现在您下令逐客，是自剪羽翼，损己利人。这样下去，秦国就危险了！”
　　李斯的这篇《谏逐客书》，洋洋洒洒七八百字，在当时已经是长文了。嬴政看完，出了一身冷汗，当即下了两道命令：一、收回逐客令；二、晋升李斯为廷尉。
　　廷尉是秦国的九卿之一，主管司法。这样一来，李斯因祸得福，正式成为了秦国中央政治局的一员。
　　当年上蔡小吏宿舍中的老鼠，终于在天下最大的粮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最后一次反秦联盟】
　　公元前246年郑国渠的动工，无疑让秦国放缓了对山东六国的进攻。让人无语的是，秦国的压力稍有减退，六国之间的内斗马上开始。
　　魏国动作最快，派兵攻占了韩国的管城（今河南省郑州）。管城在荥泽（亦在郑州，当时为一片湖泊）东南，如果秦军占领管城，则可以引荥泽之水灌大梁，所以魏国攻占管城，也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楚国则趁魏国进攻管城之机，出兵淮北，企图将原来宋国的土地抢到手。魏国发兵相抗，先后在商丘、上蔡和召陵与楚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最终将楚军击退。
　　到了公元前245年，秦国已经调整过来了。郑国渠的工程仍在继续，但是工期被延长，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大大减少。秦国的战争机器再度发动，向魏国发动了进攻，攻占卷城（今河南省原阳），取得斩首三万的战绩。
　　同年，赵孝成王去世，太子赵偃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赵悼襄王。
　　赵孝成王去世之前，重新起用老将廉颇攻魏，取繁城。赵悼襄王即位后，命令乐乘取代廉颇。廉颇这老家伙一冲动，公然抗命，把乐乘赶回了邯郸。当然，这么一来，廉颇在赵国也就待不下去了，只能出逃大梁，投降了魏国。
　　公元前244年，秦国继续东进，又攻取了韩国的十三城，以及魏国的畅和有诡两城。
　　公元前243年，赵悼襄王命大将李牧攻燕，取武遂、方城。同年，魏安僖王和信陵君相继去世，太子魏增即位，即历史上的魏景闵王。
　　公元前242年，燕国派剧辛率军反攻赵国，遭到赵将庞煖（nuǎn）的迎头痛击，剧辛战死。
　　同年，秦国以蒙骜为统帅，兵分两路进攻魏国，先后攻取了酸枣、燕、虚（均在今河南省延津境内）、桃人（今河南省长垣）等二十城。次年，蒙骜又攻占了魏国的朝歌，便在上述地区设立了东郡。
　　东郡建立后，秦国的领土便与齐国接壤了，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山东各国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于是由赵国牵头，组织了战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合纵，庞煖被任命为合纵联军的统帅。
　　关于庞煖，有必要说明一下，他其实也是一位老将，年龄甚至比廉颇还大。虽然史上没有记载他的确切出生年月，但是据后人根据史料推测，他应当出生于公元前320年前后。也就是说，当他带着赵、楚、魏、燕、韩五国联军进攻秦国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岁高龄了。
　　这位老伯常年修习黄老之术，身体倒也硬朗，带着数十万大军一路向西，很快就攻到了蕞地（今陕西省临潼）。但是联军的攻势也就至此为止了。等到秦国出兵反击，五国联军便忙不迭地后退，退回国内以求自保。庞煖也许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归未免丢人，又率领赵军进攻齐国，夺取了饶安（今河北省盐山）才班师回朝。
　　就在这一年，楚国为了避开秦国的威胁，将国都迁到了寿春，但仍旧称为郢都。
　　公元前240年，秦国向赵国发动报复性攻击，连取三城，并且攻占了魏国汲地。但是，赵军在庞煖的率领下，也给予了秦军重创。秦国的名将蒙骜，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赵军的箭矢射中身亡。
　　公元前239年，秦国以长安君成峤为将，进攻赵国的上党。成峤是嬴政的弟弟，还不到二十岁。他率军攻至屯留（今山西省屯留），遭到了赵军有力反击，进而不得，退则担心受到军法处置，干脆叛变投敌。
　　当时秦国人才济济，名将荟萃，为什么会派一位没有作战经验的年轻人担任大将，颇耐人寻味。最大胆的猜测来自于明朝的冯梦龙，他认为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成峤则是秦庄襄王的亲生儿子，秦国宗室大臣均亲近成矫而疏远嬴政，因而吕不韦视成峤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便想出了这么一个借刀杀人之计。
　　不管吕不韦安的什么心，秦王嬴政本人对于成峤的遭遇，是持同情态度的。这一年嬴政二十岁，已经到了振翅欲飞的年龄，他与吕不韦之间的隔阂，或许从这时开始产生。
　　公元前238年，秦国又发动一系列攻势。秦军以东郡为基地，先是攻克魏国东部的垣、蒲（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境内）等城，继而向东攻取仁、平丘、小黄、济阳、甄城，接着攻到濮水，大大扩大了东郡的范围，从而“断齐、赵之腰，绝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
　　至此，山东六国已经没有机会再发动合纵抗秦，只能画地为牢，各自为战，在秦军的铁蹄下自求多福了。
　　【嬴政亲政】
　　公元前238年，嬴政二十一岁，已经到了行冠礼的年龄。
　　所谓冠礼就是成年礼。按照周朝的礼制，男子到了二十岁，就该在宗庙中行冠礼，标志着他已经成年，可以谈婚论嫁、独当一面了。而对于在吕不韦的羽翼下长大的嬴政来说，行冠礼的意义尤其重大——从此以后，他就要亲理朝政，正式行使秦王的权力了。
　　秦国的宗庙在故都雍城，也就是太后赵姬和嫪毐同居的地方。
　　这些年来，嫪毐凭借着与太后的关系，不但得到了许多物质上的赏赐，仕途上也顺风顺水，以宦官的身份受封长信侯，家里的奴仆多达数千人，门客也有千余人，每天求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权势直逼吕不韦。
　　这是吕不韦始料不及的。
　　当初，他为了摆脱太后的纠缠，让嫪毐当了自己的替身，压根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会如此疯狂地爱上那个下流胚，更没有想到下流胚还会有政治野心，也知道豢养门客，培植势力，甚至不把他这个介绍人放在眼里。
　　“这可真是养虎为患啊！”
　　最让吕不韦郁闷的是，他还拿嫪毐没一点办法。如果换了其他政敌，早被他打压或消灭了。唯独这个嫪毐，牢牢地抓住了太后这张王牌，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搞得吕不韦投鼠忌器，束手无策。
　　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替太后和嫪毐这对野鸳鸯保守秘密，生怕别人知道太后有两个私生子。因为事情一旦败露，嫪毐必死无疑。太后当然不会死，但她会发疯，肯定会把吕不韦送嫪毐入宫的事说出来（也许还会说出更糟糕的事）。那样的话，吕不韦也就完蛋了。
　　于是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状况：吕不韦千方百计维护嫪毐的“清白”，嫪毐反而肆无忌惮，随意夸耀自己与太后的关系。他甚至在喝醉了酒之后对人说：“我是大王的假父。”
　　假，就是替代。假父，也可以说是代理父亲。秦国风气开放，寡妇有些风流韵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年宣太后就是先例。可是，睡了太后是一回事，睡了之后还要说出来，辱及先君，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过了。
　　听者大惊失色，示意他别再说了。嫪毐却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又神秘兮兮地将人家拉过来，附在耳边说：“太后说了，等大王死后，就立咱们的孩子为王！”
　　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嬴政在咸阳没有听到。可是，当他来到雍城，准备举行冠礼的时候，有人便向他告密：“长信侯嫪毐其实不是阉人，和太后通奸多年，已经生下两个小孩，准备接替大王的位置！”
　　嬴政将信将疑，马上派人进行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事情早已经不是秘密，只不过瞒着嬴政一个人而已，所以很快知道告密者所言不虚。
　　震怒之余，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一面加强自己所住的蕲年宫的警卫，一面密令仍在咸阳的吕不韦火速带兵赶到雍城。
　　事实证明，这两手准备做得很及时。雍城到处是嫪毐的耳目，他已经觉察到嬴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仓促之间，嫪毐下令武装自己的门客与奴仆，又假传太后旨意调动雍城的警卫部队，纠集数千人向蕲年宫发动了进攻。
　　叛乱者人数虽多，却以乌合之众为主，在遭到有力的反击之后，便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时咸阳来的勤王部队又进入了雍城，当地百姓看到这副场景，也纷纷拿起武器去支援蕲年宫。没经过太激烈的战斗，叛军崩溃了。
　　嫪毐趁乱逃出了雍城，但是在“生擒嫪毐者赏钱百万，杀死嫪毐者赏钱五十万”的悬赏下，很快被抓了回来。他的主要党羽也被一网打尽，送到雍城受审。
　　嫪毐毫无悬念地被判处车裂之刑，并灭三族。死党二十余人被判斩首，门客和奴仆四千余人被判流放巴蜀地区垦荒。他和太后生的两个私生子也被杀，太后则被幽禁在雍城宫中，失去了人身自由。
　　对于一场叛乱而言，这样的判决委实不算太重。但是仍有人上书向嬴政提意见，说他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德”之一，叫作子不嫌母丑，母亲不管干了什么丑事，终归是母亲，做儿子的只能原谅。嬴政正在气头上，下令：“谁敢再劝谏太后一事，斩首示众！”饶是如此，仍有二十七人冒死进谏，结果统统被杀。
　　后来，有一位齐国来的茅焦先生劝说道：“秦国马上就要号令天下了，现在大王却囚禁了自己的母亲，恐怕诸侯听说后，因为这件事而背叛秦国。”
　　这时嬴政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便亲自跑到雍城，将太后迎回了咸阳，仍旧住在甘泉宫。
　　对于刚刚亲政的嬴政来说，平定嫪毐之乱可谓一举两得。其一自然是荡涤了太后宫中的乌烟瘴气，排除了太后对政局的干扰；其二则是嫪毐被捕之后，将吕不韦如何送其入宫，又如何替他们掩藏私生子等事和盘托出，嬴政以此为由，罢免了吕不韦的相位，令他回到河南的封地上去养老。
　　据说，嬴政一度也想杀掉吕不韦，但是考虑到他为先王即位立下过大功，又有很多大臣为他求情，便产生了慈悲之心，放了他一条生路。
　　此后一年多里，各国的使者络绎不绝来到河南，想请吕不韦出来做官。吕不韦自然没有答应，但是嬴政很担心吕不韦为诸侯所用，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您对秦国究竟有什么功劳，以至于可以享受十万户的封邑？您跟秦国有什么血缘，以至于让寡人称作仲父？为了秦国的安宁，您还是搬到蜀地去居住吧！”
　　所谓搬到蜀地去住，等于就是流放了。吕不韦将那封信放在案头，默默地看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仆人们进去清扫，发现他已经僵硬地倒在地上。
　　官府验尸报告如是注明：吕不韦，男，原籍卫国，曾任我大秦相国，因被罢免，患有抑郁症，饮鸩自杀，年五十七岁。
　　耐人寻味的是，吕不韦刚死，嬴政便下令解除对嫪毐门客的流放令，让他们都回到咸阳，重新做人。这是对太后表示内疚，还是对吕不韦表示嘲讽？后人无从得知。
　　《史记》中，司马迁曾经这样描述嬴政：“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有虎狼之心。”翻译成现代文：秦王高鼻梁，细长眼，胸脯像猛禽，声音像豺狼，刻薄寡恩，心如虎狼。从他对待吕不韦这件事来看，嬴政确实没有什么感恩之心。这种虎狼性格使得他风卷残云一般收拾了山东六国，也为大秦帝国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新的一天开始了，嬴政早早地坐在他的宝座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在他的左手边，站着廷尉李斯，不久之后，这个人将升任丞相，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没错，是助手，不是仲父。他已经下定决心，不让任何大臣大权独揽，操控政局。整个王国，只有他本人才是最终的发号施令者。即便是丞相，也不过是在一定权限内行使职权，任何时候都必须对他唯命是从。
　　李斯的下首，站着年轻的武将蒙恬。蒙恬是蒙骜的孙子，当时没有功名，职务也不高，却因为自幼跟随嬴政，成为了他最信任的贴身侍从。
　　嬴政的右手边，是国尉尉缭。尉缭是大梁人，其实并不姓尉，只不过因其姓氏失传，后人便以其官名为姓氏，称为尉缭。他是那个年代较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所著兵书《尉缭子》被后人奉为“武经七书”之一，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齐名。可以说，他就是嬴政的参谋总长。
　　还有一个卑微的人物，战战兢兢地立在嬴政背后的屏风旁边，皮肤白白净净，脸上没有一根胡须，眼睛只敢看着自己的脚尖。他的名字叫赵高，身份是宦官，官居中车府令，通晓秦国律法，负责为嬴政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意见。
　　也是新人新气象，嬴政一上台，便改变了吕不韦时期的做法，重新将法治作为基本国策，恢复了自商鞅以来的各项严苛法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赵高作为宦官，本来是没有资格参政的，但是这位宦官身残志坚，苦心研习法律知识，能够将商鞅制定的秦律倒背如流，因此获得嬴政的青睐。
　　在对外方面，嬴政基本采取李斯与尉缭的策略，一方面威逼利诱，分化山东各国合纵；另一方面收买各国权臣，培养秦国的代理人；同时辅以军事进攻，既分化，又拉拢，又欺骗，又打击，其手段之高超，比当年张仪有过之而无不及。
　　公元前238年，赵悼襄王入秦朝觐，受到嬴政热情接待。
　　赵悼襄王此行，是想借吕不韦倒台之机，重新构建秦、赵两国关系，当然也不乏窥探嬴政气象之意。会见中，嬴政向赵悼襄王提出：“燕无道，吾使赵有之。”
　　自长平之战后，燕、赵两国多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积怨已久。从实力上看，赵强燕弱，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是赵国获胜。赵国早有吞并燕国之心，但是受到秦国的牵制，不敢贸然行动。听到嬴政主动提出允许赵国吞并燕国，赵悼襄王不禁喜出望外，回国立马布置攻燕事宜，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秦国的调虎离山之计。
　　公元前237年，赵悼襄王派庞煖率领大军进攻燕国。几乎是赵军行动的同时，秦军也行动了。
　　秦军分成两路，一路由大将王翦率领，兵出上党；一路由桓齮、杨端和率领，直指河间。当赵军开始围攻燕国的勺梁（今河北省定县）时，王翦已经攻取了赵国的阏与、轑（lǎo）阳（今山西省左权）。当赵军攻克燕国的狸城（今河北省任丘）时，杨端和又攻取了河间六城。当赵军打到燕国阳城（今河北省保定）时，桓齮（yǐ）又攻占了邺（今河北省磁县）和安阳两城。等到庞煖回师南下救援的时候，秦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漳水流域。
　　赵悼襄王悔恨交加，郁郁而终，王位由太子赵迁继承。
　　公元前234年，秦国大举进攻赵国，一路向北，攻占雁门、云中二郡；一路向南，由桓齮率领，在平阳、武城（均在今河北省磁县境内）大败赵军，杀死赵将扈辄，斩首十万。
　　公元前233年，桓齮又率军从上党出发，越过太行山进攻赵国的宜安（今河北省石家庄）。当时庞煖已死，秦军攻势凌厉，赵军节节败退，有人向赵迁建议请老将廉颇回来主持大局，抗击秦军。
　　嬴政得到这个消息，派尉缭的弟子王敖前往赵国，以重金收买了赵迁的亲信大臣郭开，让他想办法制止廉颇回国。
　　郭开本来就与廉颇有仇。至于为什么有仇，一种比较靠谱但不主流的说法是，郭开即郑朱，也就是长平之战中曾经代表赵国出访秦国那位“贵人”。由于郭开的糊涂，赵惠文王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让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了经验丰富的廉颇。为此，廉颇对郭开意见很大，曾经公开羞辱他，二人由此结怨。
　　在收到秦国的重金贿赂后，郭开对赵迁说：“请廉颇将军回来当然是个好主意，不过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又在国外生活了那么久，不知道还能不能胜任。不如先派人前往大梁看望一下再作决定。”
　　赵迁认为有道理，便派了一名使者前往大梁，赠送给廉颇骏马一匹和盔甲一副。
　　廉颇是个老江湖，一看赵迁的礼物，便明白这是想请他回去打仗。无论是出于对赵国的感情，还是作为一位武人的冲动，他对这一邀请都充满了期待。在拜谢了赵迁的好意后，他留使者跟他一起用餐，故意狼吞虎咽，吃了几大碗米饭和几斤肉。饭后还骑上赵迁赏赐的骏马，在门前跑了几个来回，对使者说：“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为国家效力呐！”
　　这名使者，不消说，已经被郭开收买了。他回到邯郸，对赵迁说：“廉老将军身体还是蛮硬朗，一次可以吃好几斤肉，可就是肠胃有点问题，跟下臣坐了半个时辰，竟然拉了三次大便。”
　　赵迁一听，半个时辰拉三次大便，肯定是没法带兵打仗了，当即放弃了请廉颇回来的念头。
　　这时，有人又推荐了驻守代地的大将军李牧，赵迁接受了建议，火速召李牧南下救援宜安。
　　李牧果然不同凡响，在宜安大破秦军，杀死桓齮。
　　另外有一种说法，桓齮战败后，畏罪逃亡到燕国，其妻子父母均在咸阳被处死，嬴政还悬赏千金收购桓齮的人头。为了掩人耳目，桓齮便更名为樊於期（其实也就是桓齮的谐音），在燕国太子丹的府上当了一名武官。关于樊於期与嬴政之间的恩恩怨怨，后面还会讲到。
　　攻略赵国的同时，嬴政还鼓励魏国向楚国发动进攻。
　　魏国与楚国之间的矛盾，在于原来宋国的淮北之地。嬴政向魏景闵王提出，如果魏国想夺取楚国占领的宋国旧地，秦国愿意出“四郡之兵”相助。魏国得到这一保证，果然向楚国发动进攻，结果可以想象，魏、楚两国打得不可开交，嬴政许诺的四郡之兵却一直没有出现。
　　【专制思想的源头：韩非论法、术、势】
　　公元前234年，正当秦军攻占雁门、云中之际，有一天嬴政将李斯召进宫，指着案头上厚厚的一摞竹简说：“你看过这些文章没有？”
　　李斯打开一看，只见其中一卷的标题是“孤愤”；再打开一卷，标题是“五蠹”；又打开一卷，标题是“说难”。他匆匆扫过那些竹简，对嬴政说：“这些文章下臣看过，是下臣的同门师弟韩非所著。”
　　嬴政喟然长叹：“如果能够结识此人，寡人也就不枉此生了！”
　　李斯说：“大王想见韩非？那是他的荣幸。下臣马上写一封国书，大王盖个戳，令韩王将他送到咸阳来便是。”
　　嬴政说：“这样的人才，只怕韩王不放。”
　　李斯笑了：“据下臣所知，韩非在韩国并不受重视。他曾多次上书韩王请求变法图强，都没有被采纳。此刻，他正在家里坐冷板凳呢！”
　　嬴政也笑了：“那你赶紧写信，万一哪天韩王回过神来要重用韩非，对我秦国可是大大的不利。此人一篇文章，顶得上十万大军，寡人要好好用他。”
　　李斯听到这句话，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
　　当时，韩桓惠王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韩安。
　　如果我们回顾韩国的历史，会发现这个国家委实乏善可陈。战国七雄中，秦、楚、齐等大国自不待言，魏国有过百年霸权，赵国有过胡服骑射，即便是燕国也有乐毅破齐的光辉史。唯独韩国，有如一碗温吞吞的白开水，让人喝得没滋没味。整个战国时期，韩国就没有雄起过，它的战国史就是一部被侵略史。到了韩安上台的时候，韩国的面积已经大大缩水，国家积贫积弱，局势非常危险。
　　作为韩国的公室子弟，韩非是很想改变这种状况的。他自幼口吃，不善于言辞，便将自己的想法写在竹简上，多次上书韩桓惠王和韩安，希望韩国能够变法图强。然而这些信都石沉大海，不见回音。韩非失望之余，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写出了《孤愤》《五蠹》《说林》《内外储》《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在中国哲学史上，韩非和李斯都被归于法家，而韩非更被认为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
　　从理论上讲，法家思想分为“法”“术”“势”三派，主张各不相同。
　　“势”派以慎到为代表，认为势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慎到是赵国人，大致与孟轲同时代，曾经在稷下学宫讲学。在慎到的思想中，势即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君王的才能不一定比别人高，但是因为他有权威，能够叫人死，叫人活，叫人富，叫人穷，叫人贵，叫人贱，所以能够让别人为他服务。
　　“术”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申不害是新郑人，韩昭侯年间曾任韩国相国，他主张国君通过高超的手段来“玩转”政治，让臣下都围着国君转，让国君独断专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玩弄权术，强调的是手腕。
　　“法”派以商鞅为代表，主张通过制定和颁布明确的法律条文，严格执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韩非则主张法、术、势并用。
　　他指出，国君如果不懂权术就很容易被臣下蒙蔽，臣下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就很容易产生混乱，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统治天下的工具。他分析商鞅治秦的得失，认为商鞅法令森严，赏厚刑重，使秦国得以富强，然而“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就是因为国君没有足够的权术来控制臣下。
　　除了驾驭臣下的术之外，国君还必须有势。韩非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权威和严法，让尧、舜挨家挨户去宣传政策，说服老百姓，统治不了三户人家。”
　　因此，只有法、术、势三者兼用并施，才能国泰民安，从而成就帝王之业。
　　韩非进一步提出，君主用法、术、势治理国家，不需要特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者通过个人的魅力来进行统治。
　　换句话说，在一个法治国家，是不需要提倡什么道德建设的。克林顿可以泡莱温斯基，不影响他行使美国总统的职权；普京可以和老婆离婚，也不会对他的政治前途产生不良影响。
　　韩非知道，他的这些理论，对当时绝大多数诸侯来说，很难理解，因为别人很难达到他的高度，所以特别写了一篇《说难》。
　　所谓说难，就是游说别人很艰难。
　　他这样写道：“游说的艰难不在于以我知道的知识去说服对方，也不在于能否用雄辩的口才来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不在于是否有强大的气场来压服对方。难就难在要揣摩对方的心思，使自己的话语符合他的心意。”
　　简单说，自己懂道理是一回事，让别人明白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因为自己懂道理，就认为别人一定会接受，而是要想办法用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用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诱使别人接受。
　　因此，在韩非的文章中，出现了很多精彩的寓言故事。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宋国有位富人，因为下大雨冲坏了家里的墙壁。他儿子说：“如果不赶紧修好，恐怕会招致盗贼。”邻居家的老头也这么说。当天晚上果然被盗，丢失了很多钱财。这位富人称赞自己的儿子聪明，却怀疑盗贼是邻居老头引来的；从前郑武公想要讨伐胡人，便将女儿嫁给胡人首领。不久之后他问群臣：“我想对外用兵，打谁比较好？”大夫关其思说：“胡人可伐。”郑武公大怒，说：“胡人和郑人亲如兄弟，你却说可伐，是何居心？”便将他杀了。胡人首领听到这件事，大为感动，从此对郑国不加防备。郑国乘机发动袭击，夺取了胡人的土地。
　　韩非问：“这两个故事中，邻人老头和关其思说的话都是对的，他们都很有见识，可为什么他们的遭遇却是轻则被疑、重则被杀？”
　　答案是，对事物有认识不难，难就难在运用智慧去表达你的见解。
　　还有一个故事，卫国的大夫弥子瑕很受卫侯的宠爱。按卫国的法律，私自动用国君的马车，是要受刖刑的。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生病，弥子瑕顾不上向卫侯请示，就驾了他的马车回家去了。卫侯知道后，称赞道：“这可真是孝子啊，为了回家看母亲居然敢冒刖刑之险。”又有一次，弥子瑕和卫侯在果园游玩，弥子瑕爬到树上摘了一颗桃子，咬了一口觉得很甜，就直接拿给卫侯吃。侍卫们大惊失色，卫侯却说：“弥子瑕真是爱我啊，好吃的东西顾不上自己吃，赶紧拿给我。”
　　后来弥子瑕年老色衰（原来是男宠），得罪了卫侯。卫侯便说：“这个人曾经盗用我的马车，给我吃他吃剩的桃子，该当何罪？”
　　韩非感叹说：“弥子瑕还是那个弥子瑕，他的行为并没有两样，当初受称赞后来却成了过失，是因为卫侯心里的爱憎发生了变化啊！所以，一个人受宠的时候，他的智谋都合乎君主的口味；一个人失宠的时候，他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罪证。”
　　可惜的是，以韩非的见识和文笔，仍然不能打动顽愚不化的韩桓惠王和韩安。倒是远在咸阳的嬴政看到后，立马被吸引过去了，惊为天人之作。
　　在秦国的压力下，韩安果然派韩非出使秦国。
　　嬴政带着一种见到偶像的兴奋接见了韩非，请教了很多关于帝王之术的问题。
　　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韩非和嬴政交谈了不到半天，便知道眼前这位年轻的秦王是他的伯乐。可是，韩非和李斯不同，韩非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国心，将韩国的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当嬴政提出要他留在秦国做官的时候，他略带紧张地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大王能不能不进攻韩国？
　　嬴政爽朗地一笑：“先生所说的帝王之术，不就是用来统一天下的吗？先生心系韩国，寡人理解，不急着现在就做决定，先在咸阳住些日子再给答复。”
　　此后，嬴政多次召见韩非。对于嬴政提出的问题，韩非总是尽心尽力，一一作答，每次都让嬴政满意而归。唯独对于做官一事，韩非总是有所顾虑。
　　“我难道要为韩国的敌人服务吗？将来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
　　时间一长，嬴政倒没什么，李斯心里开始发毛了。他担心的是大王如果重用韩非，我岂不是要靠边站了？
　　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尤其当一个文人的饭碗受到威胁的时候，是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的。
　　有一天，嬴政和李斯聊起韩非的事，李斯便说道：“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如今大王要吞并天下诸侯，韩非必定会忠于韩国而不会替秦国效力，这也是人之常情。大王如果用不了他，就把他杀掉，以除后患。”
　　但凡人才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这个道理没错。可是对于韩非，嬴政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想了想，决定先把韩非下了大狱，关一段时间，看他能不能回心转意再说。
　　嬴政越是爱才，李斯越是担心。他暗中派人给韩非送去一壶毒酒，假传嬴政的旨意，令韩非自杀。韩非想找嬴政当面说个明白，但遭到拒绝。等到嬴政感觉到事情不对劲，赶紧派人去赦免韩非的时候，韩非已经死了。


　　第十章 荆轲刺秦王
　　【首灭韩国，秦国加快统一步伐】
　　战争仍在继续。
　　公元前232年，秦军攻赵，在番吾（今河北省灵寿）遭遇李牧阻击，大败而回。
　　公元前231年，秦国成功策反韩国南阳守将腾（姓氏不详），封其为内史（秦国官名，掌管京师民政），因此在历史上，此人又称为内史腾。
　　公元前230年，秦国以内史腾为将，发兵进攻韩国。嬴政弃本土诸多名将不用，而将此重任交给降将内史腾，自然是看中了他熟知韩国的情况，而且在韩军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内史腾果然不负厚望，一举攻克新郑，俘虏了在位九年的韩王韩安。秦国遂将韩国灭亡时的全部领土改建为颍川郡。
　　韩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第一个灭亡的国家。
　　韩国的灭亡，自然是由于秦强韩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天下统一已是大势所趋。
　　战国的乱局源自春秋，但其战乱的规模和损害程度又远胜于春秋。《战国策》曾经这样生动地描述：一场大战下来，战死者的丧葬费和伤者的医药费，再加上车马武器的损失，“十年之田不偿也”。死伤的将士“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曝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战败的国家“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
　　而自三家分晋的两百多年以来，这样的大战连年不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天下百姓对于结束战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要求实现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如果说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那么秦国凭借着先进的政治制度、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灵活的外交手段，已经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中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乱世终结者”了。
　　内史腾也许是出于顺天应民的想法，才主动投降秦国，并且甘为驱使，充当了灭亡韩国的捉刀人。
　　【赵国名将李牧】
　　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赵国。
　　也是天意使然，公元前230年，赵国的代地发生大地震。据《史记》记载，“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拆东西百三十步”，造成的破坏可想而知。
　　到了公元前229年，赵国又发生大旱灾，庄稼地里颗粒无收。民间传唱着一首歌谣：“赵国哭，秦国笑，谁要是不相信，那就看看地上长不长草。”（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上生毛）
　　秦国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再度出兵攻赵。
　　秦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翦率领，兵出上党，直下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另一路由杨端和率领，兵出河内，进逼邯郸。
　　赵国则派李牧和司马尚率军抵抗。
　　中国古代有一篇《千字文》，是少年儿童通用的启蒙读物，其中有一句：“起翦颇牧，用军最精。”
　　所谓起翦颇牧，就是指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因为这八个字，后世也有人将四人称为“战国四大名将”。
　　这种说法有些片面。战国时期人才辈出，能够与这四人比肩的兵法家不在少数，吴起、乐羊、孙膑、庞涓、樗里疾、甘茂等人都可圈可点。所以将“战国四大名将”改为“战国后期四大名将”或许更为合适。
　　王翦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自幼研习兵法，少年投身军旅，通过累积军功，一步一步做到将军的级别。据史料记载，王翦第一次独当一面，是公元前237年进攻赵国，取阏与、轑（liǎo）阳等地，为秦国攻占漳水流域立下大功。秦国诸多将领中，王翦以稳重而闻名，号称“不败之将”。
　　同样没有打过败仗的李牧是赵国柏仁（今河北省邢台）人，原本镇守代地、雁门一带，防备匈奴人进攻。
　　匈奴即春秋时期的戎人、狄人，战国时期的胡人，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支。他们逐水草而居，善于骑射，经常入侵秦、赵、燕等国北部边境，所到之处，屠杀平民，焚烧房屋，摧毁城池，劫掠财产，给这些国家造成巨大的困扰。
　　由于匈奴人骁勇善战，来去如风，防不胜防，各国都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只能抓紧修筑长城，企图依靠城墙将匈奴人拒之门外。
　　即便如此，匈奴人仍然能够突破长城的薄弱环节，抢到他们所需要的牛羊、粮食和俘虏。
　　然而，当他们遇到李牧的时候，发现自己遇到了最难对付的敌人。
　　李牧也是采取防守策略。但是和别人有所不同的是，他在雁门关外修筑了许多烽火台，又派大量骑兵出去侦察，因此每次匈奴人来进犯，他都能提前得知情报，及时将部队、百姓和牲畜、粮食统统撤入城内固守，坚决不出战。
　　匈奴人不善于攻城，也不善于打持久战，又抢不到粮食来补充军粮，只好在城外叫骂一番，空手而归。
　　匈奴人一走，李牧又活跃起来了，将部队拉到关外去练习骑射。战士们没有和匈奴人正面交过锋，因此没有军功，他就根据平时训练的成绩予以提拔，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便安排到相应的位置上使用。雁门边境交易频繁，官府在市场上常常能够收到大笔税金。李牧将这些税金全部截下来，用于改善部队的生活和待遇。他几乎每天都要杀几头牛来犒劳士兵，还时不时让人买来好酒与将士们同饮。毫不夸张地说，雁门守军是全赵国——不，应该是全天下待遇最高的部队。将士们牛肉吃着，小酒喝着，日子一长，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纷纷主动要求出战。
　　李牧本来笑眯眯，很和气的样子，一听说有人要出战，立刻板起脸，下令说：“一旦匈奴人来犯，全体将士立即退进城堡，决不出战。如果有谁不听军令，擅自出战，斩首示众！”
　　就这样，他在雁门驻守了几年，赵军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匈奴人也没占到任何便宜。匈奴人每次冲到雁门关外，对着厚厚的城墙无可奈何，便极尽辱骂之能事，嘲笑李牧是胆小鬼。
　　城内的将士也有人暗中说：“咱们的将军确实是个胆小鬼！”
　　李牧听到，只是笑笑，不当一回事。匈奴人撤走之后，他照样出关训练士卒，周而复始。
　　那时候还是赵惠文王当政。
　　赵惠文王在历史上口碑不错，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沉不住气。他听说李牧一直闭关不战，也认为这是一种胆怯的表现，多次派人去责备李牧。但是责备归责备，李牧照样是我行我素，甘当缩头乌龟。后来，赵惠文王干脆让李牧回来，另派他人去驻守雁门。
　　新守将一到雁门，便忠实地执行了赵惠文王的命令。匈奴人每次入侵，赵军都针锋相对，主动出击，结果一连打了几次败仗，部队伤亡惨重，边境地区的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
　　赵惠文王只好又厚着脸皮去请李牧出山。
　　李牧将家里的大门关起来，推说自己生病。但赵惠文王还是一再相请。李牧说：“如果您一定要用我，那就允许我用我的方式，不要再进行干涉。”
　　在得到赵惠文王的保证之后，李牧又回到了雁门。他一到部队，又恢复了原来的做法，将雁门防守得像铁桶似的。一连几年，匈奴人都一无所获，他们半是失落、半是蔑视地说道：“那个胆小鬼又回来了。”
　　就在匈奴人百无聊赖之际，李牧开始行动了。
　　他挑选了一千三百乘战车，一万三千名骑兵，披甲勇士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袭击部队。然后让百姓们出关去放牧，弄得满山遍野都是牛羊。
　　匈奴人得到情报，开始还很谨慎，派出小股部队去试探，结果斩获颇丰。单于（匈奴首领称谓）看到那上千头抢来的牛羊，禁不住大喜，亲自率领大军前来进犯雁门。
　　迎接他们的是铜墙铁壁一般的赵军部队。
　　单于看到这副阵势，多少有点吃惊，但是不及细想，因为赵军突然阵门大开，一千三百乘战车在前，五万名弓箭手紧随其后，朝着匈奴军直冲过来。
　　平原上作战，战车的威力远远大于骑兵，但是灵活性就差很多。匈奴人对于赵军的车阵，早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付办法。单于一声令下，匈奴骑兵便向两侧移动，让开大路，准备从两翼进行包抄。
　　赵军显然早料到了这一招。只听得中军一通鼓响，一千三百乘战车放慢速度，排成了十余个环形车阵。这样一来，战车变成了临时堡垒，弓箭手则躲藏在车阵内，用强弓劲弩射杀敢于冲击车阵的匈奴骑兵。
　　匈奴军冲杀数次，都不能突破赵军环形车阵。此时赵军的步兵也排成密集队形，长戟在前，短兵在后，弓弩压阵，如同森林一般压过来。李牧的这种战法，使得匈奴骑兵的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单于一看势头不对，连忙命令全军撤退。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李牧的一万三千名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过来，如同两把铁钳，牢牢地封住了匈奴军的退路。
　　匈奴骑兵的优势在于机动以及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骑马射箭的本领。如果丧失了机动力而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中原部队混战，基本上等于找死。
　　这一战的结果，匈奴军战死十余万人，单于侥幸逃得性命，从此十余年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
　　李牧因此名声大震，号称“北边良将”，并且在廉颇出走之后，成为支撑赵国大局的主要将领。
　　在秦国与赵国的战争中，只要李牧出马，结局必定是赵国获胜。当然，迄今为止，李牧和王翦还没有正面交锋过，究竟谁是当代天下第一兵法家，在即将到来的秦、赵两国决战中，答案似乎很快可以揭晓。
　　【尉缭的反间计】
　　公元前299年，秦国的不败之将王翦和赵国常胜将军李牧在战场上狭路相逢。双方都采取了谨慎的策略，开始构筑防御工事，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方面贼溜溜地盯着对方，企图找到可以突破的弱点。
　　时间一长，嬴政有点着急了，他将李斯和尉缭叫来说：“我军劳师袭远，补给线长；赵军以逸待劳，补给线短。如果战争这样长期拖下去，怕对我军不利。你们能不能想办法让李牧离开军队，为王翦搬开这块绊脚石？”
　　李斯和尉缭相视一笑，回答说：“咱们不是有郭开嘛？”
　　自从嬴政亲政后，尉缭便成为了具体负责对各国实施反间计的总指挥。尉缭的弟子遍布天下，哪个国籍的都有，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他们奉命游走于诸侯宫廷和市井乡间，将秦国的谣言传播到各国朝野，同时拉拢和收买各国的“有志之士”，诱使他们为秦国服务。公元前233年收买郭开阻止廉颇回国，公元前231年策反韩国的内史腾，都是尉缭师徒的杰作。可以说，尉缭在正面战场之外，开辟了一个秘密的第二战场，这个战场上使用的武器不是矛戈剑戟，而是书信与黄金。
　　负责与郭开对接的间谍，是尉缭的得意门生王敖。
　　王敖轻车熟路，以商人的身份来到邯郸，顺利地将一万两黄金送到郭开府上。
　　这样的生意，郭开也不是第一次做了。他毫不客气地收下黄金，打了收条，却给了王敖一半回扣，说：“我为秦国做了这些事，赵国就要灭亡了，请您在秦王面前为我美言几句，让我做个秦国的臣子，我感激不尽。”
　　不久之后，谣言传开，说李牧、司马尚与秦军私通，将要倒戈一击，引秦军进攻邯郸。赵迁听到，便将郭开等重臣召来问个究竟。
　　郭开给了赵迁一个肯定的答复。
　　赵迁听信了谗言，派将军赵葱和颜聚去代替李牧和司马尚，并且要李牧赶回邯郸复命。
　　李牧收到命令，长叹一声：“赵国就要灭亡了！”
　　他不是目中无人，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抵挡秦军，而是知道赵国已经被奸佞小人掌握，赵王又昏庸无能，即便有十个李牧，也无法挽回颓势了。
　　既然是那样，回去肯定也是死路一条，不如逃走。李牧这样想着，将大将军的印绶留在营帐中，悄然离去。
　　然而没走出多远，李牧就被赵葱派出的追兵抓住，送回邯郸斩首。同时司马尚也被罢免。
　　三个月之后，王翦攻破赵军，杀死赵葱，活捉颜聚。秦军还没打到邯郸城下，赵迁便被郭开挟持，开城投降了秦国。
　　据《史记》记载，赵迁的母亲，本来只是一名宫中女优，有宠于赵悼襄王。赵悼襄王本来已经立王后所生之子赵嘉为太子，后来经不住女优的软缠硬磨，便改立赵迁为太子。而这位赵迁，素来行为不端，轻信谗言，两次被郭开算计，最终自毁长城，当了亡国奴。
　　邯郸投降后，赵嘉逃到代地，在众位宗室大臣的拥戴下，自称赵王，也就是历史上的代王嘉。这个流亡政权存在了六年，于公元前222年被秦国大军所灭。
　　关于李牧的死，史上有多种说法。《史记》认为是郭开所害，《战国策》认为是一个名叫韩仓的人陷害了李牧而逼使其自杀，还有一种说法是秦国的谋士顿弱设计杀害了李牧，《列女传》则称是赵迁的母亲（那位女优）接受了秦国间谍的贿赂而唆使赵迁诛杀李牧。
　　至于郭开的下场，正史中没有记载。据冯梦龙杜撰，郭开投降秦国，受到嬴政封赏，完成了他从赵国重臣到秦国大夫的华丽转身。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他回邯郸搬运黄金的途中，被李牧旧部截杀。这也许是小说家对于历史的一种良好愿望吧！
　　【太子丹的怨恨】
　　秦国灭掉赵国后，派王翦率军顺势北上，兵临易水，在易水以西打败燕代联军，直逼燕国的首都蓟城。
　　这时候燕国的君主，是燕惠王的曾孙姬喜，因为死后没有谥号，史上称为燕王喜。
　　前面提到，秦王嬴政出生在赵国邯郸，直到九岁才回咸阳。在邯郸生活的那些年间，嬴政认识了一位来自燕国的小人质，两个人身份类似，年龄相近，自然而然玩到了一块，可以说是总角之交，关系好得不得了。
　　这位燕国人质便是燕王喜的儿子姬丹，当时被称为赵丹，史上一般称为太子丹。
　　后来嬴政回到秦国，当上了秦王，太子丹又被改派到咸阳来当人质。燕王喜的本意，太子丹和嬴政两小无猜，将他派到秦国，也许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吧。然而让太子丹没有想到的是，儿时的玩伴长大之后便变得面目全非，从嬴政的眼中已经看不到丝毫昔日的友情，只有高高在上的倨傲和盛气凌人的蔑视。
　　太子丹受不了嬴政的气，一怒之下，便从秦国逃回了燕国。
　　自古燕赵多悲慷之士。太子丹此举，从好的方面说，是性格刚烈；从不好的方面说，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让秦国有了进攻燕国的口实。回到燕国后，太子丹仍咽不下这口气，总是想找机会向嬴政报仇，然而秦强燕弱，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太子丹只能空自嗟叹，无可奈何。
　　嬴政亲政后，频频重拳出击，蚕食山东各国土地，吞并天下之志昭然若揭。燕国和秦国之间，本来有赵国相隔，互不搭界，可是随着赵国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燕国人也感到危险越来越近。太子丹既怨恨嬴政的不仁不义，又担心燕国会遭到秦国的攻击，便向老师鞠武请教：“我想向秦王报仇啊，请问您有什么好办法？”
　　报仇？鞠武被他这个想法震惊了，很干脆地说：“现在秦国的土地遍天下，攻取三晋有如囊中取物。秦国北有甘泉、谷口等要塞，南有泾水、渭水灌溉肥沃的土地，并拥有巴蜀、汉中的富饶资源，西有陇山、岷山，东有函谷、武关，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请问您用什么向秦王报仇？只要他心念一动，长城以南、易水以北的燕国就无法安生，我看您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样才能不遭受秦国的进攻，不要再为了当年所受的一点点侮辱就成天想着要去批他的逆鳞了！”
　　所谓“逆鳞”，据《韩非子》记载，是龙脖子下面的一小块白色鳞片，因为是全身血管总汇之处，特别敏感。龙虽然高贵，只要应付得当，也可以亲狎甚至骑玩。但是如果有谁不小心碰到这块逆鳞，就算龙的脾气再好，也会如同火山爆发一般暴怒，将此人杀死。
　　太子丹知道鞠武所言不虚，道：“您说得对。可就算我不找秦王报仇，秦国也不会放过燕国，那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鞠武长叹一声：“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便没了下文。
　　公元前233年，秦将樊於期（即桓齮）在宜安被李牧打败，逃亡到燕国，被太子丹收留。
　　鞠武劝太子丹：“您这是自取灭亡！秦王的残暴天下皆知，他和您之间的恩怨又使得他对燕国极为不满，现在如果他知道您收留了樊将军，事情可就闹大了！您现在的做法，好比把肉扔在饿虎的必经之路上，即便是有管仲、晏婴这样的谋臣，也挽救不了燕国。”
　　太子丹说：“樊将军既然来投奔我，我怎么能够将他拒之门外？”
　　鞠武说：“您一定要收留他，就把他派到北方去出使匈奴，不要让秦国的间谍知道他在燕国。单靠燕国的力量，是无法抵御秦国的进攻的。请您向西联合三晋，向东联合齐国，向南联合楚国，再加上派樊将军去争取匈奴的支持，然后再考虑对秦国作战。”
　　太子丹跺脚道：“老师您给我出的主意，总是旷日持久，而我内心的焦灼，连一天都不愿意再等。樊将军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靠我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害怕秦国就把这样一位朋友扔到匈奴去，何况我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还是请您为我想想别的办法吧！”
　　鞠武苦笑：“您做的是凶险的事，却想求得安宁；一面制造祸端，一面又祈求福分；对秦王怨恨颇深，却又不愿意深谋远虑；为了一个新来的人，竟然不顾国家的大害——这跟把鸡毛扔在火炉上烧有什么区别？罢了罢了，我是拿不出什么办法了。我知道蓟城有一位田光先生，此人智勇双全，您可以去问问他的意见。”
　　太子丹听到田光这个名字，眼前一亮，说：“田先生的大名，我也有所耳闻。您如果跟他相熟的话，就为我引见一下，您看行吗？”
　　鞠武说：“当然可以。”
　　鞠武跑到田光府上，说道：“太子希望向您请教一些国家大事，希望您不要拒绝。”
　　田光很爽快地说：“这是我的荣幸。”
　　田光跟着鞠武来到了太子府。太子丹亲自出门相迎，倒退着为田光引路，进屋后又跪下去用袖子为田光掸了掸坐席——席子已经打扫得很干净，这不过是一种尊重的表示。待到田光坐定，左右都退下后，太子丹又离开自己坐席，像小学生一样坐到田光面前，说：“秦国和燕国势不两立，对于我们当前的局势，请先生指点。”
　　田光咳嗽了两声，说：“老臣听说，骏马年轻力壮的时候，可以一日千里；可是当它老了，连劣马也能跑在它前头。太子您听人说我能干，那是我年轻时候的事。可我现在已经年老体弱，恐怕是帮不到您什么忙了。您别失望，我给您推荐一个人，他必定能够派上用场。”
　　就这样，通过鞠武和田光的辗转介绍，一个名叫荆轲的人出现在太子丹面前。
　　【荆轲传奇】
　　荆轲是卫国人。
　　人们一提到荆轲，便会想到他是一名剑客。事实上，荆轲有两个爱好，“好读书、击剑”，而且曾经游说卫侯，希望可以用他的治国之术使得卫国富强。然而卫侯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便离开卫国，开始浪迹天涯。
　　荆轲的脾气有些古怪。
　　当他经过赵国榆次的时候，曾经和当地著名的剑客盖聂谈论剑术。两个人谈到兴头上，盖聂突然皱了一下眉头，斜着眼睛瞪了荆轲一眼。荆轲立刻停止说话，转身就离开了。盖聂的弟子在一旁侍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问盖聂要不要把荆轲请回来。
　　盖聂摇头说：“刚刚我其实是在和他在意念中比试剑术，他做了一个非常轻浮的动作，露出了破绽，所以我就瞪了他一眼，结果他就逃跑了。你可以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已经离开榆次了。”
　　弟子将信将疑，跑到荆轲住的旅店一看，荆轲果然已经不在那里。据店主人说，荆轲急急忙忙回来，付了房租，收拾了行李，就驾着马车离开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弟子回去向盖聂一说，盖聂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因为我瞪了他那一眼，就不愿意再跟我打交道啊！”
　　类似的事情又发生在邯郸。荆轲在邯郸城内，曾经和一个叫鲁句践的武林高手下棋，因为两个人争执着谁先走，鲁句践对荆轲生气地吼了一声。人们以为荆轲要拔剑杀人了，谁知道荆轲只是默默地起身，没有说一句话便走了，两个人从此没有再见面。
　　来到燕国后，荆轲爱上了吃狗肉，跟一个杀狗的屠夫打得火热。经常去那家狗肉店的，还有当地一位叫高渐离的乐师。三个人就着狗肉，喝了几碗烈酒，高渐离击起筑（古代一种乐器，有十三根弦，以竹尺击弦发音），荆轲就和着筑声引吭高歌，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欢乐，时而悲鸣，成为了街头一景。
　　田光就是被荆轲的歌声吸引，看出他不是平庸之辈，因而与之结交，成为了至交好友。
　　太子丹听田光讲完荆轲的故事，已经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就是利用荆轲去刺杀嬴政。这个主意甚合太子丹之意，第一，它来得快；第二，它能够为太子丹报仇。至于它能不能够保护燕国不受秦国的侵略，却不在太子丹的考虑范围之内。
　　太子丹当时就对田光说：“我想认识荆轲，请您从中介绍。”
　　田光说：“遵命。”
　　田光离开太子府的时候，太子丹送到门口，再三叮嘱：“刚才您和我的谈话，事关国家机密，请您不要泄露给任何人。”
　　田光低头笑道：“当然。”
　　田光见到荆轲，说：“咱们俩关系很好，燕国无人不知。现在太子只听人说我有本事，却不知道我已经老到连行动都不方便了。他希望我为国家出力，当时我就不见外，把你推荐给了他。希望你也别见外，赶快去见见他。”
　　荆轲说：“没问题啊，我愿意为燕国做点事。”
　　田光又说：“俗话说得好，长者办事，不应该让人怀疑。我这把年纪了，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谨慎，可刚刚太子再三嘱咐我不要泄露机密，那是对我不放心啊！请你见到太子之后，就说我已经死了，不会泄露任何机密。”
　　田光说罢，拔剑自刎而死。
　　荆轲原本以为，所谓为燕国做点事，就是带带兵，打打仗，或者出谋划策，出使诸侯。看到田光倒在血泊当中，他才感到这件事情不那么简单。
　　荆轲见到太子丹，告诉他田光已经死了，并且将田光的遗言对太子丹说了一遍。太子丹听罢，朝着门外拜了两拜，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过了好久，太子丹才缓过劲来，对荆轲说道：“我当时之所以嘱咐田先生，是为了保证大事成功，没想到他竟然为了表明心迹而自杀，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呢！”
　　荆轲坐下后，太子丹又离开坐席，来到荆轲面前行跪拜之礼，说：“承蒙田先生看得起，让我能够在您这样的英雄面前表达心迹，这可真是上天可怜燕国而不想抛弃我们啊！”
　　太子丹越是谦卑，荆轲心里越是明白，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他静静地坐着，听太子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如今秦国贪得无厌，不把所有的国家都消灭，不把天下诸侯都变成他们的奴仆，是不会死心的。
　　“秦国已经吞并了韩国，俘虏了韩王，又向北逼近赵国。赵国抵挡不住，必然向秦国投降。赵国一投降，灾难马上就会降临到燕国。秦强燕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我们倾尽全力，也抵挡不住秦国的进攻。诸侯都害怕秦国，也不会帮助我们。按照我的想法，如果能够找到一位勇士，派他出使秦国，带着重利去引诱秦王，秦王利欲熏心，就会让我们有接近他的机会。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劫持他，逼他交还侵占诸侯的土地，就像当年曹沫劫持齐桓公那样，这是最好的结果。
　　“假如劫持不成，那就杀掉他。秦国的大将领兵在外，国内一旦出现动乱，他们的君臣之间就会出现猜疑，我们东方各国乘机合纵，肯定可以打败秦国。
　　“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没有实施，现在请您也替我考虑考虑，看谁比较合适。”
　　太子丹说到这里，朝荆轲作了一个揖，低着头恭听荆轲的高见。荆轲却像石头人一般，半天没有说话。眼看太子丹等得着急了，荆轲才慢吞吞地说道：“这是国家大事啊！我能力有限，恐怕担当不起这样的大任。”
　　太子丹一听，赶紧又下拜，伏在地上不肯起来。过了一阵子，荆轲长叹一声，说：“田光先生之所以自杀，其实不是向您表明心迹，而是在激励我接受重任。我和他相交多年，他一直对我这个外乡人照顾有加。现在他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我又岂敢独自偷生？承蒙太子厚爱，那我就自不量力，接受您的任务吧！”
　　太子丹大喜，于是奏请燕王喜封荆轲为上卿，并赏赐给他豪华的宅第。太子丹天天都到荆轲府上问候，时不时给他送去各种奇珍异宝。至于车马、美女等，更是让荆轲尽情享用，总之一切都是顺着荆轲的心意，只求他高兴。
　　这样养尊处优地过了一段日子，荆轲却没有动身的意思，太子丹也不好催促。这时候，秦国用反间计杀害了李牧，王翦大军灭掉了赵国，俘虏了赵迁，吞并了赵国的全部土地，接着向北进军，来到了燕国的南部边境。
　　太子丹沉不住气，跑去对荆轲说：“秦军早晚就要渡过易水，到那时蓟城陷落，就算我想长期这样伺候着您，恐怕也办不到了。”
　　这话已经说得颇为难听，言下之意是：“你别光顾享受，该干活啦！”
　　荆轲回答：“即便您不说，我也想找您汇报一下工作了。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就算我到了秦国，如果没有秦王感兴趣的礼物，其实也很难接近他。我听说，秦王正用千金万户的赏格捉拿樊於期将军。如果我们能够带着樊将军的首级，再加上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必然会很高兴地接见我，到那时我才有为您效力的机会。”
　　太子丹连连摇头：“樊将军因为走投无路来投奔我，我不忍心用自己的私事去害人家，请您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荆轲没有强求。太子丹离去后，他私下找到樊於期，问了他一个问题：“您想找秦王报仇吗？”
　　樊於期仰天长叹，涕泪交流地说：“秦王杀我父母族人，又以重金收购我的人头。我每想到他们的悲惨遭遇，就痛彻骨髓。您说，我想找秦王报仇吗？”
　　荆轲说：“可是秦王很强大，您的仇不是那么容易报的。”
　　樊於期沉默了半晌，说：“难道您有什么好办法？”
　　荆轲说：“有，不过要向您借一样东西。”
　　樊於期说：“只要您能为我报这个仇，就算是要我的人头，您也可以拿去！”
　　荆轲听了，眼睛死死盯住樊於期，做了一个深呼吸，说：“正是要您的人头。如果我拿着您的人头去见秦王，一定可以接近他。到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持利刃直刺他的胸膛。这样既为您报了仇，也可使燕国免受欺凌，不知道樊将军愿意吗？”
　　樊於期大笑，立刻解开衣服，露出一只臂膀，扼腕道：“这正是我日夜咬牙切齿所希望的事情，今天终于可以实现了！”
　　樊於期说着，退后一步，拔剑自刭。太子丹得到消息，驾着马车火速赶来，伏尸痛哭。但人已经死了，哭也是无可奈何，于是将樊於期的人头砍下来，装在一个木头盒子里，用封条封上，交给了荆轲。
　　同时交给荆轲的，还有一把匕首。这把匕首是赵国名匠徐夫人的杰作，削铁如泥，锋利无比。太子丹花了一百两黄金将它买过来，又令巫医用毒药煮过，拿它对活人做试验，只要擦破一点点皮，便会立即死亡，可谓见血封喉。
　　太子丹还给荆轲安排了一位助手，名叫秦舞阳。此人年仅十三岁的时候就曾经在光天化日下杀过人，周围的人都不敢直视。太子丹认为他武勇过人，便网罗到自己门下，让他当了一名武士。太子丹的想法，刺杀秦王是一件有去无回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万一荆轲临时怯场，秦舞阳或许可以作为替补队员顶上吧。
　　荆轲收下樊於期的人头和徐夫人的匕首，却仍然没有出发的意思。太子丹委婉地问起行程，他便目视远方，说：“我在等一个人，一个可以和我一起去秦国的人。”
　　太子丹说：“可我已经给你安排了秦舞阳了。”
　　荆轲说：“再等等吧，刺杀秦王是大事，绝对不能失手，如果能够得到这个人配合，我方可确保万无一失。”
　　又过了几天，荆轲已经收拾好行装，他要等的那个人却一直没有出现。太子丹觉得荆轲是害怕了，上门催促说：“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您到底想不想去呢？要不，我们先让秦舞阳一个人去如何？”
　　荆轲勃然大怒：“用得着您这样催促我吗？我既然答应您去，就没有想过要活着回来。只不过拿着这样一把匕首去变幻莫测的秦国，不好好准备怎么能行？我不过是在等我的搭档，好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既然您嫌我行动太慢，那我现在就出发吧！”
　　荆轲说着，就动身了。
　　【荆轲刺秦失败的原因】
　　荆轲和秦舞阳离开燕国，是在深秋的一个清晨。
　　太子丹和有资格知道这件事的几个人，都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来给荆轲送行。他们送到易水岸边，祭祀过祖先后，荆轲等人登上西去的马车，准备出发。
　　这时高渐离击起筑，荆轲和着筑声，用苍凉的声调唱起了一支离别之歌，送行的人无不拭泪。接着荆轲又高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声慷慨激昂，在场的人听了，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激动得根根毛发直竖。
　　荆轲唱罢，挥鞭西去，再也没有回头。
　　来到秦国后，荆轲先用重金买通了嬴政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于是向嬴政汇报：“燕王害怕大王的雄威，不敢抵抗秦国的军队，愿意举国投降为大王之臣，降级为秦国的附庸小国，得到像我们的郡县一样的待遇即心满意足，只求他们先王的宗庙不被摧毁。由于燕王害怕大王，不敢自己来，所以先派人带着樊於期的人头以及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来见您。下臣听说，他们把人头、地图装进匣子，使臣将要动身的时候，燕王还亲自对着使臣叩拜，叮嘱使臣好好向大王转达他的致意，请大王顾念燕王这份孝心，接见燕国的使臣。”
　　嬴政很高兴，说：“这是好事啊！如果天下诸侯都像燕王那么识趣，百姓们也可以少受些苦了。”于是换上礼服，以九宾之礼在宫中接见燕国使者。
　　此时秦国十分强盛，咸阳的宫殿修得又高又大，九宾之礼又被设计得极其森严隆重。荆轲等人一入宫门，便感受到了一种无比的威严，仿佛天下所有的权力都被集中到这座宫殿中，高高在上的嬴政已经不是人间的君主，而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这就是秦国啊！
　　荆轲暗自赞叹，同时提醒自己不要被这表面的繁华所震慑，要牢记自己的使命。他捧着装有樊於期人头的匣子走在前面，秦舞阳捧着地图匣紧随其后，在秦国众臣的注视之下依次拾级而上。
　　从宫门到主殿，要经过三段台阶，每段台阶都有七八十级。台阶两旁，是高大威猛的持戟之士，他们身上披着整齐的盔甲，头顶梳着同样的发髻，脸上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荆轲目不斜视，稳重前行。秦舞阳就没有那么淡定了，他时不时偷偷看看两旁的武士，又瞄瞄手中的地图匣，脑子里一片空白。来到主殿的台阶下，秦舞阳已经是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脑门冒出来，脚步歪歪斜斜，仿佛就要摔倒。
　　这种反常的表现当然引起了宫中卫士的注意。
　　按照秦国的律法，主殿之上，只有秦王一个人可以佩剑，其余文武百官都不能携带武器，所以宫中卫士也只是在殿下执勤。荆轲被搜过身后，登上主殿台阶，刚走两步，听到卫士在身后断喝一声，回头一看，只见秦舞阳已经被拦住，不让上殿。
　　荆轲心里一惊，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朝着秦舞阳笑笑，又向前几步，高声向嬴政奏道：“北部蛮夷之地的小人，从来没有见过天子的威仪，难免失态。恳请大王宽恕他，让他能够完成使命。”
　　嬴政倒也没有太在意，但是留了个心眼，说：“他就不必上来了，你把他手里的地图和樊於期的人头一并拿上来给寡人看看。”
　　荆轲于是从秦舞阳手里拿了地图，连同人头匣子陈列到嬴政面前。嬴政验过人头，认得是樊於期，戒心去了一大半，命荆轲将地图展开给他看。
　　荆轲强压着内心的狂喜，将地图呈给嬴政。嬴政抓住卷轴的一头，荆轲抓住卷轴的另一头，缓缓展开。等到地图展至最后，藏在里边的徐夫人匕首就露出来了。
　　嬴政“啊”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荆轲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抄起匕首向嬴政猛刺过去。嬴政本能地向后一退，袖子被扯断，然后伸手拔剑，不料佩剑太长，一下子竟然拔不出来。而荆轲一击不中，第二击又至。嬴政只好拿着剑鞘挡了一下，又拔剑，那剑却似被粘在鞘中一般，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嬴政只好围着柱子躲避，荆轲紧追不舍。由于事发突然，殿上群臣先是吓了一跳，接着便乱成一团。有上前帮忙的，手里又没有兵器，不是荆轲的对手；有呼叫武士上殿的，秦国的律法又明确规定只有秦王本人才能宣召武士上殿，武士们也不敢造次。眼看嬴政将要被追上，有个名叫夏无且的宫中医生冲上前去，用手里提着的药囊砸了荆轲一下。这时有人大喊：“大王快把剑推到背后去拔！”嬴政猛然醒悟，将剑鞘往背后一推，顺势将剑拔出来了。
　　嬴政剑长，荆轲刃短，这一来主客易位，嬴政上前，一剑便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瘫倒在地，将手中的匕首向嬴政投过去。嬴政连忙闪身，匕首擦着头皮飞过，钉在身后的铜柱上。嬴政大怒，又连刺了荆轲几剑，将他刺成了一个血人儿。
　　这个时候，荆轲知道事情是办不成了，他强忍着伤痛，靠着柱子坐起来，对嬴政说：“今天的事情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开始我想劫持你，逼你和我们签订合约以回报太子……”话未说完，已经气绝身亡。而殿下的秦舞阳早就被剁成了肉酱。
　　嬴政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受了惊吓，很长时间都闷闷不乐。事后，他论功行赏，特别赏赐给夏无且黄金两百镒（一镒约二十四两）。
　　荆轲刺秦王，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精彩的刺客故事，没有之一。司马迁写《刺客列传》，先后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个人的故事。但在中国历史上，荆轲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前面四位，这也许和他那首传唱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有关。
　　荆轲刺秦王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太子丹操之过急，对荆轲不够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太子丹既然已经将重任托付给荆轲，又三番五次地催促荆轲动身，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荆轲的计划，使他不得不仓促上阵，准备不够充分。
　　其次是担任副手的秦舞阳发挥失常。太子丹选择秦舞阳，是因为他“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以为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血性男儿，没想到只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杀人犯，一进秦王的宫殿就腿软，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是荆轲本人的问题：沉勇有余，武艺不精。地图展开的时候，嬴政并无防备，荆轲手持利刃，却错失良机，并不是因为所谓的想劫持嬴政，而是动作不够快。嬴政弹开后，一时拔不出宝剑，荆轲穷追不舍，却一直没有刺到对方，更说明荆轲其实武艺平平。
　　事实上，荆轲的老熟人、邯郸城里的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失败后，曾经感慨：“可惜啊，荆轲如果剑术再精进一点，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但他对荆轲的勇气还是表示了钦佩，说：“当初我不了解他是这样一条汉子，竟然还骂了他，也难怪他对我有意见。”
　　可以想象，经过这件事后，秦国加快了进攻燕国的步伐。
　　公元前226年十月，王翦大军攻破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弃城而走，退守辽东。秦将李信率军尾随而至，向燕国的残余部队发动猛攻。
　　燕王喜情急之下，听从代王嘉的建议，杀了太子丹，想以此向秦国换取和平。这当然是痴心妄想，嬴政连太子丹的人头都不愿意看，下令秦军照旧进攻。此后过了五年，秦军在王贲（王翦之子）的率领下，终于清除了辽东地区的燕国残余势力，俘虏了燕王喜。
　　但是，直到那时，嬴政对于荆轲刺杀他的事情，仍然心有余悸。秦朝统一天下后，他还下令搜捕太子丹和荆轲的同伙。高渐离作为本案第一号通缉犯，不得不隐姓埋名，躲藏在宋子县（今河北省赵县），给人家当长工。
　　有一天，高渐离干活累了，听到主人家有位客人在堂上击筑。高渐离听了半天，没舍得走开，突然说：“这位客人击筑，还算中听，但是有好几个地方没有处理好，有些生硬了。”
　　有人听到这话，便上堂告诉主人：“有位伙计好像懂得音律，在那里妄加点评，说客人击筑有些生硬呢！”
　　主人还未发话，客人倒是叫起来：“没错啊，这曲子我刚学会，有几个地方怎么都击不好，快请这位伙计来指教一二。”
　　高渐离于是被请到堂上，表演了一首曲子，满座的客人都鼓掌喝彩。主人很高兴，命人给高渐离倒酒。高渐离本来就是个酒徒，两三杯好酒下肚，豪气顿生，回屋拿出自己的筑，并换上原来穿的衣服，再回到堂上。在座的人一看他这套行头，都大吃一惊，赶紧下来向他行礼，并且把他推到上座。高渐离也不客气，又演奏了几首，一边击筑，一边高歌，就像回到了跟荆轲一唱一和的年代。筑声幽远，歌声悲壮，客人们听了，无不激动得流下眼泪。
　　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嬴政耳中。嬴政很感兴趣，下令召见高渐离。高渐离在宫中演奏了一首曲子，马上就有人认出了他，说：“这不是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吗？”
　　嬴政一听，觉得很为难。按照当初他下的命令，高渐离这种人是要被杀头的。可是高渐离的演奏实在太好听了，又让他起了惜才之心，想把高渐离留在宫中。最后，嬴政想了一个办法，让人弄瞎了高渐离的眼睛，命令他每天都为自己击筑。嬴政每听一次，都击节赞赏，渐渐放松了警惕，有时候甚至坐到高渐离身边去侧耳倾听。
　　有一天，嬴政正听得入迷，高渐离突然举起筑，狠狠地向他砸去，结果没有砸中嬴政，却砸在柱子上，竟将铜柱砸出一道深凹。原来高渐离已经在筑里灌了铅，将它变成了一件杀人凶器。
　　高渐离被当场处死。经过这件事后，嬴政再也不敢接近原来山东六国的人。他越来越像一尊高高在上的神，只凭借雷鸣闪电统治人间，当然，这是后话。


　　第十一章 天下归秦
　　【乱世贵族：战国四公子】
　　本书前面介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子”，与后世的公子有较大的区别。后世的公子，是对富贵人家子弟的统称，宰相的儿子可以称为公子，县令的儿子可以称为公子，地主商人的儿子可以称为公子，甚至平民百姓家的儿子，如果考上了个秀才，也有可能被叫作公子。但是在春秋时期，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才能叫作公子。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纷纷称王，公子这一称谓却沿用下来，其实也就是王子了。
　　有意思的是，鼎鼎大名的战国四公子中，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都是货真价实的公子，唯独楚国的春申君，不但不是公子，甚至连公室子弟都不是。
　　《史记》是这样记载的：“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
　　后人据此推测，春申君当为春秋时期楚国所灭之黄国后裔，通过游说受到楚顷襄王重用，与楚王的熊氏家族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但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战国四公子都是王室显贵，春申君不可能例外。《韩非子》曾有这样的记载：“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与春申君有数百年之隔，当为楚顷襄王之误。这样的话，春申君很有可能就是楚顷襄王的弟弟，现代学者钱穆也倾向于支持这种观点。
　　抛开门第之见不谈，历史上的春申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在战国乱世即将结束之际，他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事情还要从楚顷襄王年代说起。
　　【春申君黄歇】
　　黄歇最初受到楚顷襄王重用，是因为能说会道，于是被派到秦国去当大使。
　　当时正值华阳之战后，秦昭王任用白起打败了韩、魏两国，准备顺势南下进攻楚国。黄歇为了阻止秦国出兵，便给秦昭王上了一书。他说：“天下强国，莫过于秦、楚。今天听说大王要进攻楚国，就好比两虎相争，结果只能是让那些围观的阿猫阿狗得到好处。依我之见，您还不如跟楚国亲善友好。
　　“俗话说得好，物极必反。现在秦国的地盘已经贯通东西，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秦国这样强大。您即位以来，东征西讨，武功赫赫。伊阙一战，大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天下震惊，从此韩、魏两国俯首称臣。您又组织五国联军讨伐齐国，打得齐王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东方各国曾经几次联合起来，企图对抗您的虎威，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您的丰功伟绩，可谓是前无古人。但我还是要提醒您，如果您能够适可而止，放弃攻取之心而广施仁政，使得秦国永绝后患，那您在历史上的地位，即便是三皇五帝也不能相比；如果您继续倚仗着武力强大，想乘着刚刚打败魏国的威风，用武力消灭天下各国，恐怕会有后患。
　　“当初智伯进攻赵氏，认为志在必得，绝对没有料到他会失败；夫差进攻齐国，以为可以称霸中原，也没有想到越国会抄他的后路，导致吴国灭亡。这两个人，不是没有建立过大功，而是只看到眼前利益，忽视了即将到来的危险。现在您和他们一样，只看到进攻楚国的好处，却忘了打败楚国只会使得韩国、魏国有机可乘。我私下为您考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诗经》上说，‘不能派兵到千里之外去作战。’由此可见，楚国，应该是您拉拢的对象；而邻国，才是您打击的目标。现在您放弃韩、魏而进攻楚国，难道不是很奇怪吗？韩、魏两国的人民，前仆后继地死于对秦战争，已经快有十代了。他们的本土被秦军占领，宗庙被秦军毁坏，战士被秦军剖腹、斩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他们对秦国的仇恨，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对这样的国家，您只能彻底将他们消灭，否则终将成为秦国的大患。
　　“而且，就算您一定要攻打楚国，您打算从哪条路上出兵呢？是向韩国和魏国借道吗？如果是那样，秦军可就危险了，很有可能一去不复返。您如果不向他们借道，那就必须进攻随水南岸。而随水南岸到处都是不毛之地，您即便占领了那里，也是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价值。
　　“您一旦发兵攻楚，三晋和齐国就会相机而动。到那时，楚国和秦国打得难分难解，魏国乘机夺取原来宋国的土地，齐国乘机夺取泗水流域，这些都是四通八达的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也就是说，您费了老鼻子劲打楚国，好处都让人家得了。
　　“您拥有这么广阔的土地，这么众多的人口，又有这么强大的兵力，如果作出进攻楚国的决定，不仅白白得罪了楚国，又推迟了韩、魏两国向您归降的时间，这不是失策吗？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跟楚国搞好关系，联合起来对付韩国，韩国马上就会束手无策。然后您派十万大军进驻新郑，魏国只好俯首称臣。那时候，整个天下都已被您控制，燕国、赵国不能和齐国、楚国联系。您甚至不用出兵，只要派人恐吓一下，他们就会乖乖地向您屈服。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您所希望的吗？”
　　黄歇这封信，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主旨，就是将祸水引向韩、魏，推迟秦国进攻楚国的时间。这个想法在客观上与范雎的远交近攻不谋而合。秦昭王考虑再三，果然采纳了黄歇的意见，将进攻重点放在三晋，楚国得以偏安数十年。
　　此后，楚顷襄王派太子熊完入质于秦，黄歇又担任熊完的师傅，陪同熊完在咸阳居住。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重，熊完担心国内有变，想回去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又怕秦国不放人。
　　于是黄歇找到当时秦国的相国范雎，说：“现在楚王病重，怕是医不好了。秦国不如赶快放楚太子回去，等他即位后，一定会感激秦王的恩德，加强两国的友好。否则的话，万一楚国另立新君，对秦国可就没那么听话了。”
　　范雎将这话说给秦昭王听，秦昭王持审慎态度，说：“可以让太子的师傅先回去看看楚王的病情，等他回来后再作计议。”
　　黄歇得到这样的答复，对熊完说：“秦国之所以不让您回去，是想得到更多的好处，而您现在又无法给他们提供什么好处，处境十分危险！现在大王病情十分严重，万一去世，您又不在楚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很难说了。建议您赶紧逃跑，这里有我，就算是豁出性命也要顶住。”
　　于是熊完乔装打扮，偷偷溜回了楚国。黄歇则留在咸阳应付秦国人。估计熊完已经抵达楚国了，他才进宫对秦昭王说：“楚国太子已经回国，我知道有罪，特来向您请求赐死。”
　　秦昭王大怒，说：“那你就自杀吧！”
　　范雎赶紧求请：黄歇作为臣子，能够舍出性命来救自己的主人，相当难得。楚太子既然已经回国，必定会即位为君，咱们不如大方一点，把黄歇放回去，让他辅佐太子，继续与秦国亲善友好。
　　秦昭王对范雎言听计从，于是将黄歇也放回了楚国。
　　三个月后，楚顷襄王去世，熊完即位，也就是楚考烈王。黄歇被任命为相国，封春申君，得到了淮北十二县作为封地（后改封江东），成为楚国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
　　春申君阔起来后，学着平原君、信陵君的做法，礼贤下士，招揽宾客，很快也聚集了三千门客，让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歌功颂德，装点门面。
　　据说，平原君有一次派自己的门客出访楚国，拜访了春申君。春申君将他们安排在最好的宾馆里居住，并且派门客去招呼。这些赵国人想夸耀自己的富贵，故意在头上插着玳瑁发簪，刀剑都用名贵的珠玉装饰，得意洋洋地来见春申君的门客。没想到，春申君的门客个个都衣着华贵，连鞋子上都缀着上等珠玉，比赵国人装点在刀剑上的还名贵。于是，“赵使大惭”，从此不敢轻视楚国人。
　　这次比富无疑说明，春申君至少在经济实力上比平原君更胜一筹。当然，春申君在治理国家方面，也还是有两把刷子。在他当权时期，楚国派兵救援赵国，配合信陵君解邯郸之围，又北伐消灭鲁国，任用大儒荀况为兰陵县令，楚国的国势复振，大有中兴气象。
　　然而，公元前241年，庞煖组织最后一次合纵，发动五国大军攻秦，楚国也参与其中。等到联军攻至蕞地，秦军发动反攻，各国军队便一哄而散逃走了。楚国为了躲避秦国的进攻，还将首都迁到了寿春。因为这件事，楚考烈王归罪于春申君，君臣之间从此产生隔阂。
　　【李园的窃国连环计】
　　这一年，楚考烈王已经即位二十二年，仍然没有生下一个儿子。
　　春申君为此很着急，国家没有继承人，那是大事啊！于是找了不少女人送给楚考烈王，结果还是不行。
　　春申君有位门客，名叫李园，是赵国人。李园有个妹妹，长得很漂亮，又很风骚。李园想将妹妹献给楚考烈王，但是考虑到楚考烈王没有生育能力，怕她日后失宠又没有儿子可以依靠，于是想到了春申君。
　　有一次，李园请假回家，故意晚回了几天。春申君问他为什么迟到，李园回答：“齐王派人来向我妹妹求婚，我陪着齐王的使者喝酒，所以回来晚了。”
　　春申君一听，觉得很好奇：“那齐王下聘礼了吗？”
　　李园说：“还没呢。”
　　春申君说：“我可以见见你妹吗？”
　　李园说：“当然可以。”
　　于是李园将妹妹带给春申君看。果然如他所料，春申君一见这个女人便着了迷，将她留在了自己府中。
　　自楚灵王以来，楚地女子便以细腰而闻名，有一种弱不禁风的美。而赵地女子身材高大，性格爽朗，给春申君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异域风情。
　　她很快就怀孕了。
　　在李园的授意下，这个女人找着一个机会，对春申君说：“您在楚国掌权已经二十多年了，大王对您无比信任，即便是亲兄弟也比不上。可是大王没有儿子，一旦他去世，就只能立他的兄弟为王。等到新君即位，他必然会用自己的亲信，到那时您该怎么办呢？要知道，这些年来您可得罪了不少大王的兄弟，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即位，对您可都是大大的不利。”
　　春申君抚摸着她因为怀孕而变得益发光彩的脸蛋，说：“依你之见，我该怎么办呢？”
　　女人说：“我怀孕的事情，别人还不知道。如果您把我进献给大王，相信大王一定会喜欢我。如果老天保佑，日后我生个儿子，以后不就是您的儿子当大王了吗？到那时，整个楚国都是您的，岂不比现在这样束手无策强得多？”
　　春申君听得心里“扑扑”直跳，这是一个大胆的主意！他玩弄了一辈子政治，却从没有想过要鸠占鹊巢，把楚国的江山抢过来给自己的儿子。而眼前这个女人，三言两语便给他展现了一幅令人神往的场景——是啊，楚考烈王百年之后，这个女人抱着他的儿子，在他的辅佐之下统治楚国，那是何等乐事！
　　计划很快确定下来，而且事不宜迟。春申君让这个女人（史上没有记载她的名字）搬出自己的府邸，另外安排了一处宅子给她居住，然后进宫去见楚考烈王。
　　春申君说：“下臣的门客李园有个妹妹，天生丽质，远近闻名，连齐王都知道，派人来向李园求亲。李园不敢擅自做主，来问下臣的意见。下臣以为，身为楚国的臣子，凡事都要先想到自己的大王。便劝他将妹妹先献给大王，如果大王看不上，再嫁给齐王不迟。”
　　楚考烈王不觉有诈，便让春申君将李园的妹妹送进宫来。这女人果然非同一般，人见人爱，楚考烈王只见了一面，也被她迷住了，将她留在宫中，天天和她黏在一起。
　　不久之后，宫中传出喜讯，新来的李美人怀孕了！楚考烈王对她更是疼爱有加。又过了几个月，李美人瓜熟蒂落，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熊悍。不消说，这个孩子很快被立为太子，李美人也身价倍增，被册封为王后。
　　后来，李美人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负当。至于这个儿子是谁的，史料上没有记载，也许真是楚考烈王的吧。
　　至此，春申君的计划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给楚考烈王种了一个木马，自己却不是这个木马的最终操纵者。换句话说，楚考烈王中了春申君的计，同时春申君也中了别人的计，为别人做了嫁衣裳。
　　这个黄雀在后的幕后高人就是李园。
　　自从李美人成为了王后，李园便鸡犬升天，从春申君的门客一跃成为楚国的国舅爷，而且受到楚考烈王的重用，权势直逼春申君。
　　李园不满足于这种现状。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个木马计的主谋，春申君不过是他使用的一颗棋子。如果没有春申君，他的妹妹即便入了宫，也不过是个普通的美人，楚考烈王新鲜劲一过，很快就弃之不用，打入冷宫了。也只有春申君这样强势的人物，才有胆量将一个珠胎暗结的女人送入宫中，给楚考烈王提前戴了一顶绿帽子，让这个女人获得稳固的地位。当这一切完成之后，春申君便变成李园夺取楚国大权的障碍了。
　　李园知道，一旦楚考烈王去世，太子即位，春申君便会凭借着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重新获得绝对优势。因此，过河拆桥须趁早，他必须在楚考烈王还在世的时候除掉春申君，于是暗中豢养了一批死士，准备刺杀春申君。
　　这件事情进行得并不机密，久而久之，有些传闻也传到春申君的耳朵里了，但是他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子虚乌有的事。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重。春申君的门客朱英，是位颇有见识的谋士，他对春申君说：“世上有预料不到的福，也有预料不到的祸，现在又是一个前途未卜的时期，你又侍奉着一个生死未卜的国君。在这种情况下，您又怎么能够没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帮助您成就大事呢？”
　　春申君犯了糊涂：“什么是预料不到的福？”
　　朱英说：“您当相国二十余年，名义上是相国，实际上就是楚王。现在大王病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掉，您拥戴太子即位，代替他行使大权，就像古代的周公那样，等他长大后奉还大政也行，或者干脆取而代之也行。这难道不是预料不到的福？”
　　春申君微微一笑，又问：“那什么又能是预料不到的祸呢？”
　　朱英说：“李园现在虽然不是相国，但是权势居然和您差不多；他手里头虽然没有兵权，但我听说他家里头养着不少死士。等到大王去世，他一定先下手为强，派人刺杀您。这就是预料不到的祸。”
　　春申君皱了皱眉头：“那谁又是意想不到的人呢？”
　　朱英笑了：“那就是我啊！您现在就把我安排进宫去当郎中（侍奉国君的官员，并非医生），等到楚王一死，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就出其不意地将他杀死，为您除掉后患。”
　　春申君不耐烦地说：“你还是算了吧！李园不过是个无能小辈，我对他历来不薄，他怎么会对我下手呢？”
　　朱英没有再说什么，偷偷地离开了楚国。
　　这次谈话之后，过了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了。春申君得到消息，未加防备，穿上孝衣前往王宫。刚进王宫的大门，就被李园埋伏的死士围上来杀死，并且将他的人头割下来，扔到了臭水沟里。
　　李园又派人杀死了春申君全家，然后立太子熊悍为国君，也就是楚幽王。
　　无独有偶的是，这一年正好是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九年，嫪毐也在秦国作乱，事败后被杀，相国吕不韦因此失势撤职。李园之于春申君，其实就相当于嫪毐之于吕不韦。司马迁写到这一段历史，不无感叹地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不听朱英的话，结果反被李园所杀，难道不是自取灭亡吗？”
　　【王翦灭楚】
　　春申君死后，楚国的国势便每况愈下。公元前228年，楚幽王去世，其时年少无子，王位由其弟负当继承。
　　如果负当真是楚考烈王之子的话，楚国的王位便传回了熊家，这恐怕又是春申君始料不及的。
　　同年，魏景闵王去世，太子魏假即位。
　　公元前226年，韩国旧都新郑发生反秦叛乱，被秦军镇压。韩国末代君王韩安受到牵连，被嬴政下令处死。
　　同年，秦国派王贲攻楚，取十余城。
　　公元前225年，王贲攻魏，包围大梁。大梁守军坚决抗战，王贲引黄河水灌大梁，三个月后城墙坏，魏假出城投降，魏国宣告灭亡。秦军继续东进，一直攻到历下（今山东省济南），并在原来魏国的东部地区设立了砀郡。
　　这样一来，山东六国中，韩先灭亡，赵国苟存于代地，燕国退守辽东，现在魏国又被消灭，硕果仅存的就只有楚国和齐国了。
　　秦国把主攻方向放到了楚国。
　　这些年来，秦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一位名叫李信的年轻将领脱颖而出，成为嬴政的爱将。
　　据唐人推测，李信乃是老子的后人，自老子的儿子李宗开始，家族中多有从军者，可以说是军人世家。李信本人骁勇善战，曾经带领数千人马孤军深入，追击燕王喜至辽东，在衍水（今辽宁省境内，现称太子河）大败燕军，迫使燕王喜杀太子丹求和。
　　进攻楚国之前，嬴政召开了一次御前军事会议，他首先问李信：“寡人想一举消灭楚国，你看需要多少人马？”
　　李信张嘴就答：“二十万人足矣！”
　　二十万人，在春秋时期乃至战国前期，那是相当可观的部队数量。但是自战国中期以来，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一次战役中，单方动用四五十万军队的战例屡见不鲜，二十万人委实不算大数。嬴政听了，既佩服李信的勇气，又有点不放心，于是问老将王翦：“寡人想听听您的意见。”
　　王翦摸了摸花白胡须，缓缓说道：“老臣以为，没有六十万人是不行的。”
　　这个数把嬴政吓了一跳。当时秦国全部的武装力量加起来，也不过百万之众，还要防守秦国本土和这些年新占领的河南河北广大地区，拿出三四十万人攻楚已经是他心里的底线，没想到王翦狮子大开口，一下子跟他要六十万。
　　嬴政沉吟了片刻，笑道：“王将军大概是年纪大了，办事也太谨慎了，还是李将军勇敢，这次攻楚的重任，就交给李将军吧！”
　　王翦说：“全凭大王裁决。”
　　过了几天，王翦便打了一封辞职报告，自称有病，请求回老家频阳去休养。
　　嬴政知道王翦这是心里不舒服，也就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职。同时派李信为大将，蒙恬为副将，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楚国。
　　李信果然勇猛，将二十万大军又分为两路。自己率领一路，进攻平舆（今河南省平舆）；令蒙恬率领另一路，进攻寝丘（今河南省沈丘）。秦军气势如虹，两路人马都击溃了楚军的抵抗，顺利攻克城池。
　　胜利来得如此之容易，李信断定楚军已无斗志，继续分兵掠地。他命蒙恬进攻城父，自己则率军进攻鄢郢，又连续几次打败楚军，扫平了鄢郢之地。
　　然后，李信挥师西进，准备到城父去与蒙恬会师。
　　李信忽略了一件事，楚国地大物博，雄踞南方数百年，鄢郢地区更是楚国的统治中心，群众基础非常好。他表面上扫平了楚军的抵抗，却没有消灭楚军的有生力量。
　　事实上，楚军在将军项燕的率领下，早已经化整为零，隐藏在偏僻的山区。等到李信大军离去，项燕便悄悄收拢部队，利用楚人对地形的熟知，尾随其后，一口气追了三天三夜。
　　趁着李信没有防备，项燕突然发动夜袭。数十万楚军将十万秦军团团围住，很快突破了秦军的防御，连续攻破两座大营，杀死了秦军七名都尉。
　　李信倒也临危不乱，指挥残余的秦军拼死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逃回了秦国。
　　李信一退，蒙恬独力难支，也只好主动撤退。二十万人攻楚，落得个徒劳无功，铩羽而归。
　　嬴政知道自己错了，把李信臭骂了一通，然后亲自跑到频阳去见王翦，当面道歉：“寡人没有听从您的意见，李信果然丧师辱国，责任全在寡人。现在楚军在项燕的率领下，气势大振，叫嚣着要西进武关，攻克咸阳。您虽然身体不好，难道忍心撇下寡人不管吗？”
　　王翦赶紧咳嗽了两声，说：“老臣现在是又老又病又糊涂，恐怕是担当不了这样的大任，大王还是另请高明吧！”
　　嬴政说：“好啦好啦！您别再跟寡人装病装糊涂了，就您那身子骨，再生几个儿子都没问题。再说了，您要是糊涂，那秦国还有明白人吗？寡人今天可是诚心诚意地来向您认错道歉，您就给寡人一个面子，不要再推辞了。”
　　王翦知道，撒娇必须适可而止，尤其是面对嬴政这种领导的时候，于是很干脆地说：“行，大王一定要我去，那我就去。但是条件先说好，六十万人马，一个也不能少。”
　　嬴政说：“这个不用您说，寡人就是挤，也要挤出六十万人给您。”
　　王翦说：“蒙恬那小伙子不错，老臣还要他当副手。”
　　嬴政说：“没问题。”
　　王翦又说：“李信其实也是个好小伙子，希望大王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弃之不用，那就太可惜了。”
　　嬴政说：“寡人打算命王贲进攻代地和辽东，平定北方，给李信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让他跟着王贲一道去如何？”
　　王翦神色肃然地下拜，说：“这正是老臣的愿望。”
　　就这样，王翦带着六十万大军出发了。这是秦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部队出动，也可以说是关系到秦国命运的一次赌博——明眼人一看即知，虽然秦国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原，但是如果这六十万人失败的话，秦军就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三晋和燕国的遗民很有可能乘机起来造反，自秦孝公以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大秦王国，将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
　　嬴政亲自到灞上送别王翦。
　　所谓灞上，是咸阳东郊的高地，因灞水流经此处而得名。后世文人骚客，常将灞上作为“离别圣地”，留下了很多类似于“灞陵伤别”的名句。
　　当然，后世的灞陵伤别，多是朋友、兄弟或情人之间，因此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嬴政送别王翦，同样也是恋恋不舍，说了很多肉麻的贴心话。为什么？因为他将整个秦国的命运都交到了王翦这个老头子手上，能不紧张嘛！
　　王翦诚惶诚恐地听嬴政作完指示，准备登车了，突然又将嬴政请到一边，说：“老臣还有一个要求。”
　　王翦哆哆嗦嗦拿出一幅绢制的地图，指着给嬴政看，说：“这里，这里，还有那里，这些田地、林子、池塘，还有宅子，老臣已经看上很多年了，想拿来养老，请大王赏赐给老臣。”
　　嬴政脸上闪过一丝不快，说：“唉哟，难道您还担心以后过穷日子吗？”
　　王翦说：“我倒是不担心。可是按照秦国的法律，即便是立了再大的军功，也不能封侯，我想趁着大王现在对我好，赶紧为子孙后代多要一点东西。”
　　嬴政哈哈大笑，拍拍王翦的肩膀，答应了他的请求。
　　王翦这才放心地发兵东进，从出了咸阳到函谷关，他又一连写了五封信给嬴政，不是汇报行军状况，而是向嬴政索要更多的良田美宅。
　　连蒙恬也看不下去了，直言道：“将军您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王翦笑了：“你跟我认识也有很多年了，认为我是个怎么样的人？”
　　蒙恬说：“老将军奉公守法，用兵如神，是我等楷模……不过，这一次出战楚国，您似乎更多不是考虑打仗的事，总想着向大王要这要那，让我难以理解。”
　　王翦说：“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想想看，现在秦国能够调动的军队都在我手上。我是君子坦荡荡，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但是面对像大王那样精明的人，我如果不隔几天跟他要点这个，要点那个，表现出一副贪财的样子，他能放心吗？”
　　蒙恬这才体会王翦的用心良苦。
　　从古至今，统治者最担心的不是臣下贪财好色，而是臣下有异心，不好控制。贪财好色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是人之常情，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太过分，都好解决。与之相比，不贪财不好色的人才可怕——他会不会有更大的野心啊？他是不是在为自己树立形象、收买民心啊？
　　在官场上浸淫了数十年的王翦无疑深谙此道，因此不惜自毁羽毛来获得嬴政的安心，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自然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
　　楚国方面，听说秦军卷土重来，而且是倾巢而出，自然也动员了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来迎战。
　　这是两个国家之间最后的决战，双方对峙的军队史无前例地超过一百万。楚军在项燕的率领下，同仇敌忾，士气高涨。可是，当他们列好阵势，准备迎接秦军进攻的时候，对面的秦军却没有任何动静。
　　一开始项燕以为王翦是在酝酿什么诡计，于是加强防范，严阵以待。可是等了几天之后，秦军仍然没有动静。项燕派人去侦察，得到的情报让他不禁哑然失笑。
　　原来，秦军一遇到楚军，就开始构筑防御阵地。短短的几天之内，已经修筑好了几十座营垒和一道长长的围墙。这阵仗，倒像是楚军是来进攻的，秦军是来防守的，角色完全互换了。
　　“到底是年纪大了，完全没有斗志啊！”项燕这样想。
　　稍懂兵法的人都知道，兵贵胜，不贵久。尤其是六十万大军在外作战，每天耗费的军粮军饷极其巨大不说，时间一长，国内的经济生产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四方诸侯和反对势力也会蠢蠢欲动，对于秦国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可王翦不但驻扎下来了，还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项燕几次挑战，他都只顾坚守工事，丝毫没有要还击的意思。
　　打了几次后，项燕也觉得索然无味了。打仗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楚军本来憋足了一股劲要保家卫国，被王翦这么一消磨，士气悄然低落了许多。士兵们无所事事，开始打鸟、赌博，甚至溜出军营去找女人。项燕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心里面讲，他已经认定王翦这糟老头只不过是来打酱油的，没有必要太认真对付啦！
　　这个时候，秦军在干啥呢？
　　按照王翦的安排，秦军每天都在做三件事。
　　第一，吃好；
　　第二，睡好；
　　第三，洗一个热水澡。
　　前两样倒也罢了，唯独第三样，在当时而言，委实是一项了不起的享受。
　　王翦每天都端着饭碗，到各个营区去，与将士们一同进餐，跟他们拉拉家常，说几个笑话，鼓励他们好好休养，不要想打仗的事。
　　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王翦突然派人到下面去看看士兵们都在干啥，回报是：“他们在比赛扔石头，看谁扔得最远。”
　　王翦哈哈大笑，说：“小伙子们可以出战了。”
　　他已经得到情报，项燕跟他对峙了几个月之后，终于按捺不住，正准备率军向东，迂回到秦军侧翼寻找战机。
　　王翦偷偷抽调了一支精锐部队，尾随项燕的部队转移。同样的战术，项燕在对付李信的时候用过，现在却被王翦用来对付项燕，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秦军趁着楚军没有防备，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将楚军击溃。王翦乘胜追击，又在蕲县（今安徽省宿州）大败楚军，杀死了项燕。
　　第二年（公元前223年）春天，王翦和蒙恬又攻破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当。春秋时期的老牌霸主，曾经给中原各国带来数百年战栗的庞大楚国，终于寿终正寝。
　　值得一提的是，项燕在蕲县战死的时候，他的儿子项梁侥幸从战场上捡回了一条性命。楚国灭亡后，项梁带着一位年仅九岁的侄子浪迹江湖，流落至吴中（今江苏省苏州一带）。
　　这个孩子名叫项羽。
　　【王贲亡齐】
　　嬴政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步伐。
　　公元前222年，王翦大军刚刚消灭楚国，王贲和李信便在北方发动攻势，俘虏了燕王喜和代王嘉，将赵、燕两国的残余势力一扫而空。
　　与此同时，王翦继续东进，在平定了吴越之地后，又南征“百越之君”，将现在的福建省大部分地区纳入秦国的统治范围。
　　在嬴政的书房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天下地图。每灭掉一国，他便命人在相应的位置画上一面黑色的“秦”字旗。现在，只剩下东海之滨的齐国，在一片黑色的海洋中摇摇欲坠。
　　关于齐国这些年的历史，有必要做一个交代。
　　前文提到，齐闵王年间，燕国大举入侵，几乎占领齐国全境，只有即墨和莒县仍在坚守。楚国派淖齿率军救齐，淖齿却杀了齐闵王，企图与燕国共同瓜分齐国。
　　齐闵王被杀的时候，太子田法章藏匿在莒县一个叫太史敫（jiǎo）的人家里当仆人，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太史敫的女儿，是个秀外慧中的姑娘，她见田法章气宇非凡，做起事来却笨手笨脚，不像是个下人，凭直觉认定他是个落难的富贵人家子弟，趁人不注意，时常拿些食物给他吃。一来二去，两个人竟然擦出火花，偷偷地好上了。
　　后来淖齿又被王孙贾杀死，莒人到处寻找齐闵王的太子，想立他为君。田法章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害怕人们把他也杀掉，很长时间躲着不肯出来。直到有一天，他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才对别人说，我就是太子。
　　再后来，他就被莒人立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王。太史敫的女儿被立为王后，不久之后便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田建。
　　女儿当了王后，本来是家族的光荣。太史敫却是个古板固执的老头，宣称女儿没有通过媒聘就私自嫁人，丢尽了家族的脸，这样的女儿我不认！从此之后，果然终身没有见他女儿。然而王后贤惠，没有因此而失礼于父亲，每逢过年过节，总是上门慰问，被拒之门外也不生气，留下礼物，下次再来。
　　公元前265年，齐襄王去世，田建即位。王后升级为王太后，在幕后协助儿子治理国家，谨慎地处理与秦国的关系，对诸侯也很诚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齐国的安全。
　　有一次，秦昭王派人给王太后送来一副玉连环，说：“寡人听说齐国人都很聪明，请问您能解开这副玉连环吗？”
　　王太后把玉连环拿给群臣看，群臣传来传去，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开。秦国使臣在一旁偷笑。最后，玉连环又传回王太后手里。王太后命人拿来一把锤子，一锤就把它敲破，对秦国使臣说：“请转告秦王，老妇已经解开了。”
　　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王太后其实是个内刚外柔的人，表面上很温和，内心却始终有一杆秤。遇到那些解不开的结，她会毫不犹豫地拿起锤子……
　　公元前260年，爆发了长平之战。赵国派人向齐国求援，被齐国拒绝。赵国又提出借粮，有人劝田建答应赵国的要求，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一旦赵国失陷，齐国马上就会面临秦国的进攻。但是田建还是没有答应，这种置身事外的稳重作风，多少看得出背后有王太后的影响在起作用。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即位，齐国的王太后去世。
　　王太后病危之时，曾经将田建叫到身边，对他说了几位大臣的名字，说：“这几个人可以重用。”而且一一分析每个人的特长和弱点，告诉他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使用。
　　田建听了，连连点头，说：“我得把他们记下来。”说着命内侍拿来笔和木简，请王太后再说一遍。
　　王太后哀叹一声，说：“我已经忘记了。”
　　当然不是王太后忘记，而是刚刚说完的几个名字，田建竟然一个都没记住，让她觉得灰心丧气。
　　王太后死后，一个名叫后胜的人担任了齐国的相国。后胜据说来自王太后的家族，却没有王太后的智慧与风骨。嬴政即位后，秦国采用李斯和尉缭的策略，大肆收买各国政要，后胜在秦国金弹的攻击下，很快放弃了抵抗，偷偷投靠了秦国，而且在齐国发展下线，将朝中大臣策反了一半。这些人狼狈为奸，成天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说话，劝田建与秦国亲善友好，甚至劝田建去秦国朝觐。
　　公元前237年，田建果然横穿中原大地，来到咸阳朝觐了嬴政，希望以此获得秦国对齐国的安全保证。田建的这份孝心，无疑获得了嬴政的赞赏。嬴政在咸阳举行了盛大的酒宴欢迎田建，鼓励他在东海之滨好好发展生产，不要操心天下的大事，而且保证齐国和秦国永远睦邻友好，永不互相侵犯。田建如同吃了迷魂药一般，回到齐国，果然从此不修武备，也不参与诸侯合纵，坐视秦国逐渐吞并其他五国。
　　直到秦国消灭楚国，攻克辽东，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齐国，田建才感觉到不对劲，命令后胜动员部队，准备防御秦国进攻。
　　后胜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将部队集结到西线，摆出一副全面开战的架势。他装作没留意到，秦军的主力部队在王贲的率领下，已经迂回到辽东，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从北方杀入了齐国境内，包围了临淄。
　　田建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相比其他国家，齐国灭亡得最晚，然而速度最快，王贲几乎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将当年乐毅用了五年时间都没有完全占领的齐国变成了秦国的领土。至于田建本人，堪称晚景凄凉。嬴政将他流放到北方苦寒之地，居住在荒山野岭里。没过多久，他就活活地饿死了。


　　第十二章 秦始皇奠定两千年专制基础
　　【封建终结，专制开启】
　　如果冥冥之中真有一尊万能的神在俯视地球，他会发现，自公元前770年以来一直战乱纷纷的中国大地，现在终于平静了。
　　秦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
　　这个王朝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在它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夏、商、周三个王朝，但是严格地说，那只是以夏、商、周三个国家命名的历史时代。
　　好比说，古希腊时期的欧洲，谁都明白，希腊只是欧洲的一小部分。
　　夏、商、周也一样。周朝统治的全盛时期，诸侯国遍布黄河流域，甚至江南也有它的子民，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周天子真正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有王畿那一小块地区。其余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名义上是周天子的臣民，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那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古代联邦。当然，我们的祖先对这种政治体制有自己的说法，叫作“分封建国”，简称“封建”。
　　这种封建制度，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极其相似，是金字塔形的层层分封，或者说是权力的层层分包。
　　天子受命于天，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天子的真实力量，不足以统治如此广阔的土地，于是将权力下放给诸侯，让他们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诸侯的统治，又依赖于以宗法为纽带的家族，于是卿大夫的势力得到保障。卿大夫则豢养着自己的家丁和护卫，也就是所谓的士。
　　不难想象，高居金字塔顶端的天子，号称天下共主，在权力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他的影响力被减损了。他的声音传达不到边远的地区，即便在王畿附近的诸侯国中，他也只能对着几个诸侯发号施令，不能渗透到金字塔的基层。
　　当王室足够强大的时候，天子与诸侯之间尚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衡。前者装作很宽宏，后者装作很恭顺，从而相安无事。
　　当王室衰落的时候，诸侯们便不再将天子放在眼里，各行其是。各诸侯国内，卿大夫势力也在增长，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一些强大的家族，他们左右政局，互相攻伐，也没把诸侯放在眼里。诸侯欺负天子，卿大夫欺负诸侯，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政治生态。
　　从春秋进入到战国，表面上最大的变化，当然是诸侯国减少了，这是兼并战争的结果。同时还有两个变化，比表面的变化影响更重，意义更深远。
　　第一，周天子已经不再重要，甚至连表面上的号召力都不存在了；
　　第二，各大诸侯国，也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都建立了牢固的中央集权。换而言之，卿大夫的势力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左右政局，只能屈从于国君的绝对统治。
　　如果拿中国和西方相比，战国七雄的权力结构，已经接近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或者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王权被放大了。
　　而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从秦孝公年代开始，用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文治武功，终于将天下囊为己有。秦王嬴政，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这也是前无古人的。
　　【秦始皇：史上第一个皇帝】
　　前无古人的统治者，自然要有前无古人的称谓。
　　据《史记》记载，嬴政统一天下后，将群臣召集起来开会，回顾了他“兴兵诛暴乱”的辉煌历史，然后问大伙：“像寡人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倚仗着祖宗的保佑，居然能够让六国都服输认罪，平定天下。如果不变更名号，不足以体现我们的功勋，无法让后世知道我们的成就。你们都好好想想，我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号？”
　　当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等人都说：“传说中的五帝，统治的地区不过方圆千里。千里之外的地区，都是蛮荒之地，根本管不着。如今您兴义兵，讨逆贼，号令天下，无所不从，这是前所未有，连五帝都不能比的。我们和一些博士商量，古代有天皇、地皇和泰皇，其中泰皇最为尊贵。因此我们大胆建议，您应该称为‘泰皇’，您的命令称为‘制’和‘诏’，您也别再自称寡人，而是自称为‘朕’。”
　　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地位在五帝之上。其中泰皇即人皇。泰皇是不是最尊贵，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皇”比“帝”更为尊贵，更具有神性，比“天子”更具有自信。
　　至于“朕”，本来是“我”的意思，不论尊卑，都可自称为朕。经李斯们这样一框定，从此变成了国君专属的自称，而且一传就是两千年，直至清末。
　　嬴政是个标新立异的人，对于泰皇这个称谓，总觉得有点不妥。他思考再三，决定采三皇五帝之长，给自己上了一个“皇帝”的称号，其余的便采纳了李斯们的意见。
　　嬴政是个孝子，自己当了皇帝，又给老爸秦庄襄王也上了个尊号，叫作太上皇。
　　嬴政也许没有想到，正当他在宗庙中郑重其事地将老爸尊为中国第一位太上皇的时候，中国第二位太上皇正在泗水郡的田间挥汗如雨地劳动。这位姓刘的农民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叫作刘伯、刘仲、刘季和刘交。由于刘伯早死，刘仲自私自利，刘季不务正业，刘交又要上学，他不得不起早贪黑，希望多收几颗粮食，好给刘交去交学费。
　　老三刘季后来改名为刘邦。
　　扯远了，回到正题。
　　嬴政又下诏说：“朕听说远古时期的帝王只有帝号，没有谥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帝王死了还要有谥号，这样做，等于让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评价君主，这是没有道理的，朕不喜欢这样。从此以后，朕就叫始皇帝，后世则以数相加，从二世、三世直至万世，永无穷尽。”
　　所谓谥号，就是后人给前人的评定，俗称盖棺定论。周朝的时候，天子有谥号，诸侯有谥号，卿大夫阶层也有。谥号不是随便给的，有一整套严格的国家标准，比如说：
　　“克定祸乱曰武”——郑武公、楚武王就是这类人；
　　“布德执义曰穆”——秦穆公的一生，也确实称得上是布德执义；
　　“屡征杀伐曰庄”——郑庄公、齐庄公都是好战之徒。
　　当然，很多时候，后人为了尊重前人，给的评价会比实际上高一点。比如说，晋惠公不一定惠，齐孝公也不见得孝，但是本着与前人为善的原则，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一个好评了。
　　另外还有所谓的恶谥，也就是给那些特别不成气的前人准备的。比如说：“乱而不损曰灵。”楚灵王就得到了这样的差评。
　　可想而知，究竟是给好评还是给差评，后人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前人无法申诉。当然也有例外——春秋时期，楚成王英雄一世，却死于政变，他的儿子本来想给他上一个“灵”字，他老人家怒目圆睁，死不瞑目。直到后来改上了“成”字，他才合上眼睛，表示满意。
　　嬴政自幼受吕不韦的教诲，后来又接受了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在他的统治哲学中，君主必须是高深莫测的。君主就像是天，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根本不用看老百姓的眼色，更不容臣民议论评价。天气好，不用你们赞扬；天气不好，也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对于嬴政来说，谥号这东西，就像是统治者有意留给天下的把柄，是极其愚蠢和无聊的，必须革除。
　　从此，嬴政便被称为始皇帝，史书中一般给他加上个秦字，称为秦始皇。
　　那么，这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始皇帝又是如何治理他的庞大帝国的呢？显然，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一：以法治国】
　　前面说过，但凡统治，必须要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统治者为什么具有统治天下的权柄。
　　秦始皇接受了邹衍发明的五德始终说，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受命于天取代周朝，应该是水德。
　　事实上，秦国一度自认为是金德。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年间，首都栎阳下了一场金雨，秦献公自以为是得了金瑞，大张旗鼓地祭祀白帝（金为白色）。但是到了秦始皇年代，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已经十分流行，周朝是火德的说法深入人心，而火又是克金的，难免让秦始皇感到尴尬。于是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当年秦文公出猎，获得一条黑龙，乃是水德之瑞（水为黑色），硬生生地将秦国的金德改成了水德。
　　作为彰显水德的第一件事，便是变更周历，将每年的十月作为正月。
　　有必要简单解释一下，中国的古人，按照地支的排序来给月份命名，以十一月为子月，十二月为丑月，一月为寅月，二月为卯月，以此类推，直到十月为亥月。
　　又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给十二地支分别赋予五行的属性，分别是亥、子属水，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丑、辰、未、戌属土。
　　十月（亥月）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水月，自然也就被秦朝定为正月。
　　第二件事是易服色，将衣服和旌旗等都改成黑色。电影中秦朝的官员开会，黑压压一片，有如群鸦云集，便是这个原因。
　　第三件事是崇尚“六”这个数字，符节、法冠都用六寸，马车的宽度为六尺，驾车的马用六匹，以六尺为一步等。
　　至于六与水有什么关系，一般认为，这里牵涉到《周易》的理论。《周易》的八卦，每一卦都有对应的数字，分别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中坎卦象征水，所以规定六为水数。
　　那么，究竟什么是水德呢？
　　在《周易》理论中，水居北方，象征冬天。简单地说，水德就两个字：“刑”与“杀”。
　　这与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推行的严厉法治是不谋而合的。
　　秦国的法治，以严酷而闻名，绝无情面可言。据《韩非子》记载，秦昭王生病，百姓们自发买牛祭神，家家户户都为他祈祷。大夫公孙述看到了，回宫祝贺秦昭王：“您真是太得人心了，竟然整个国家的民众都在为您祈福。”秦昭王派人查访，果然确有其事，下令道：“罚他们每个人献出两副盔甲。没有得到命令就擅自祈祷，虽然是爱我，但也是违法行为。如果他们爱我，我就改变法令而以同样的爱心去回报他们，法制就不能建立。法制不建立，国家就要灭亡。不如罚他们每人两套盔甲，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法制！”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无论什么朝代，如果按照这种决心去推行法律，怎么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呢？秦昭王做得很对啊！
　　也许有人会问，秦朝推行如此严格的法制，统治者还以身作则，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后来也乱了呢？
　　那是因为秦朝的法律，除了“严”，还很“酷”，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轻罪重罚。秦朝法律的指导思想，在于“以刑去刑”，让人不敢犯任何罪。因此即便是十分轻微的罪行，也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罚。比如说，五个人集体行盗，只要赃款价值超过一钱，就要斩左足！又比如说，甲偷盗了一千钱，乙知道这件事，受赃款一钱，对乙的惩罚是上交官府一盾。而一块盾牌的价值，至少在三千钱以上。前面说的百姓为秦昭王祈祷，每人被罚上交两套盔甲，更是轻罪重罚的典型案例。
　　其二，刑罚残酷，种类繁多。以死刑为例，就有具五刑、族诛、淹死、活埋、肢解等多种。其中具五刑最为残忍：先在脸上刺字，然后割鼻，割舌，斩双足，再鞭笞，斩首，碎尸，全程实际上包括肉刑、死刑和辱尸三个阶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其三，徒刑不设年限。在秦朝，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被处以徒刑，那就是无期徒刑，终身失去人身自由，为官府服役。同时由于法律定得非常严厉，老百姓动辄犯法，再加上轻罪重罚，规定上交一甲、二甲、一盾的刑罚比比皆是，老百姓交不起罚款，就变成徒刑，导致刑徒数量高速增长。按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用于修筑宫殿和皇陵的刑徒就有七十余万，如果再算上修长城和戍边的刑徒，恐怕不下一百万。而当时全国总人口约为两千万，刑徒的数量已经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其四，罔顾伦常。秦朝的法律，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儒家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执行法律的同时强调人伦和感情。秦法则是单纯的法律，甚至鼓励“夫有罪，妻先告”，以获得免于连坐的机会。
　　这种严酷的法治，在天下初定、人心未服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确实使得秦朝能够得以迅速建立统治秩序，同时也为它的快速消亡打下了基础。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二：中央集权】
　　《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等人曾上书秦始皇，诸侯刚刚被消灭，燕、齐、楚地区偏远，如果不在那里分封诸王，恐怕难以维护朝廷的统治，请立诸位皇子为王，让他们为您戍守边疆，永享太平。
　　这其实就是延续周朝的做法。
　　秦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去讨论，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王绾说得有理，唯独李斯站起来反对。
　　李斯说：“当年周朝分封的子弟和同姓诸侯有很多，以为可以巩固王室的统治，开始那几代还算勉强可以，到后来就关系疏远，相互攻击有如冤家对头，诸侯们成天打仗，连天子也无法制止。如今海内一统，原来的诸侯国都变成了郡县，赏赐皇子和功臣由国家的税收承担，既方便又易于控制，天下百姓也断绝了其他念头。我斗胆问一句，本来已经是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还要分封诸侯，给自己添麻烦呢？”
　　李斯的话，正中秦始皇下怀。秦国此时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人字路口，向左走，是恢复封建制度；向右走，是中央集权的专制道路。秦始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对群臣说：“天下人之所以饱尝战乱之苦，就是因为有那么多诸侯存在。如今我们刚刚打出一个统一的国家，又要建立诸国，这是为战争埋下种子啊！用这种方法来寻求国家的安宁，难道不是南辕北辙吗？李斯的意见是正确的，今后不用再提分封建国之事。”
　　有些人还是转不过弯来：“那谁来为陛下管理那么广阔的土地呢？”
　　秦始皇说：“有郡县。”
　　郡是春秋末年的产物，在战国时期被逐渐推广，成为各国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
　　秦国最早设郡，均在边远地区，分别为西南地区的巴郡、蜀郡和北方的陇西郡、北地郡。在兼并的过程中，又不断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郡。
　　赵国故地有太原郡、云中郡、邯郸郡、巨鹿郡、雁门郡、代郡、常山郡；
　　魏国故地有上郡、河东郡、东郡、砀郡、河内郡；
　　韩国故地有三川郡、上党郡、颍川郡；
　　楚国故地有汉中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薛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
　　齐国故地有东海郡、齐郡、琅琊郡、胶东郡、济北郡；
　　燕国故地有广阳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
　　百越及南越地方有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
　　匈奴地区有九原郡。
　　前前后后共设置四十六郡，郡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为了防止郡守独霸一方，又设置郡尉负责地方军事和治安，设置郡监负责监督百姓和官吏。
　　郡下设县，县的最高长官是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则为县长。县令和县长下设县丞、县尉，分权共治。
　　县下设乡，负责摊派徭役、征收田赋、管理治安等工作。乡吏有“三老”，负责教化；有“啬夫”，负责讼事和收税；有“游徼”，负责治安。
　　乡下设里，相当于现在的村，村长本来称为里正，为了避秦始皇的名讳，又称为里典。
　　基层还有一种特殊的机构——亭。亭与乡、里没有隶属关系，属于县尉的派出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主要职责是“捕盗”，同时也负责接待来往官员和传递政府邮件，兼有驿站和邮政所的功能。
　　郡县是地方机构。中央机构的设置，也体现了分权而治、只对皇帝一人负责的原则。
　　皇帝之下，百官之首，就是丞相。战国时期，秦国的丞相不仅是国内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可率军出征，樗里疾、甘茂便是先例。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首先是剥夺了丞相的兵权，使其成为单纯的文职官员，同时又设立御史、太尉来牵制相权。
　　所谓御史，就是“管官的官”，负责监察百官，享受副丞相待遇，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书记。这是秦朝的独创，此后两千多年间，历朝历代都沿袭秦朝的御史制度，可见其对于维护皇帝的统治，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太尉则是最高武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享受丞相待遇。有意思的是，秦始皇设立了太尉之职，却一直没有任命谁来当太尉，只任命了太尉职下的卫尉、中尉、廷尉等官员。也许秦始皇觉得，累就累点，还是将军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比较可靠。
　　丞相、御史、太尉合称“三公”，此后历朝历代，大体上都按照这个模式来设置自己的中央机构。所谓“位列三公”，就是说某人已经做到官员的最高级别，这在皇权社会是相当了不得的。
　　帝国如此庞大，即便设置了郡县等机构，仍然存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问题。为了让皇权能够渗透到每一寸土地，秦始皇下令修筑贯穿全国的驰道。
　　顾名思义，驰道就是可以让马车飞驰的道路，也就是秦朝当时的高速公路。
　　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的驰道，主干线有两条，均以咸阳为起点。一条向东，直通原来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通原来的楚地和吴越等区。到了公元前212年，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秦始皇又下令修筑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直达北方的九原郡，总长一千八百余里。
　　据汉人记载，秦朝的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是相当壮观而且实用的，绝非后世的豆腐渣工程可比。
　　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驰道，皇帝的命令可以很快传达到全国各郡县。而且一旦有战乱，中央的精锐部队可以迅速奔赴四方。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三：统一思想】
　　秦始皇知道，统一天下，不仅仅是在各地建立郡县，委派官吏，推行法治，更重要的是改变天下人的属性，让原来六国的臣民完完全全地变成秦朝的臣民。
　　为此，他决心从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入手，对天下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
　　首先是统一文字。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有相通之处，然而书写起来各不相同。同一个字，往往有多种不同的写法。比如“马”字，在楚国至少有两种写法，在燕国也有两种写法，在三晋又有两种写法，交流起来，殊为不便。
　　天下统一之前，秦国使用的文字称为小篆。小篆由大篆演变而来，线条简单，字体均匀，异体字较少，在当时是比较好识别的一种文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文字，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为了推行小篆，还命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文字范本，以供各地学习。
　　中央政府推广篆书的同时，下层官吏又发明了一种隶书。隶书也是以小篆为基础，笔画直线方折，结构平整，比小篆更加简便易写，很快在政府基层流行，后来又被中央政府接受，成为政府文书通用字体。
　　隶书的发明人程邈，据说是一名狱吏，也就是监狱管理人员。秦朝法律严酷，监狱人满为患，狱吏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程邈在监狱掌握文书，每天都要书写大量文字，用小篆书写，速度极其缓慢，因此变革字体。秦朝小吏又称隶人，程邈发明的字体自然也就号称隶书了。
　　其次是统一货币。秦朝建立之前，各国的货币自成一体，形状、大小、重量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给经济交流造成了极大不便。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规定秦国原来使用的“半两钱”为通用货币。据后人估算，秦朝一枚半两钱可购粟米约1.23斤，或麻布0.6尺，而一口猪的价格约为250钱，普通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则为8钱。
　　再次是统一度量衡。度即长度，量即体积，衡即重量。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度量衡也不尽相同。秦朝以商鞅颁布的标准为基础，由政府制作标准器，刻上铭文，发至全国。
　　此外，秦始皇还下令收缴天下的兵器，汇聚到咸阳，熔铸成钟鐻（jù）等乐器和十二个大铜人，放置在宫内，以示天下一统，刀兵弃之不用。又将天下富户十二万户迁至咸阳，将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以免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力收买人心，阴谋反秦。
　　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收天下之兵和迁天下富户于咸阳，也有其合理性。但是，接下来秦始皇要做的事情，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举行宴会，文武百官和博士七十多人参加。
　　所谓博士，就是皇帝的文史顾问，职责是“掌通古今”，为皇帝提供参考。
　　这次宴会上，仆射（官名）周青给秦始皇拍了一个大大的马屁：“当年秦国地方不过千里，仰仗着陛下的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蛮夷，日月所照的地方，无不臣服。又将诸侯国都变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不再受战争之苦。大秦江山传于万世，自上古以来，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您的威德！”
　　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个人建立了盖世功勋，如果没有人每天在耳边唱几句赞歌，心里会很不舒服的。然而马上就有一位博士——齐人淳于越站出来，对周青的话进行反驳。
　　淳于越说：“商朝、周朝统治天下千年，主要是因为他们分封子弟功臣，作为王室的屏障。如今陛下拥有海内的广阔土地，而兄弟子侄都不过是匹夫，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武装。万一日后出现个像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那样的人物，而皇帝无所依靠，请问谁来相救呢？周青不顾历史常识，当面奉承以取悦于您，不是忠臣！”
　　矛盾的焦点，又回到了是实行皇权专制还是封建制的问题上来了。秦始皇没有当场发作，将问题交给群臣讨论。李斯此时已经是丞相，维护皇权责无旁贷，上书道：“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各有各的套路，但是都治理得很好。时代发生了变化，制度就必须相应改变，这样的道理，下臣认为无须多说也能让大伙明白。现在陛下建立了万世之业，本来就不是那些愚蠢的儒生所能明白的。淳于越动不动就说商朝之事，难道他不知道那是千年之前的事，根本没有可比性吗？”
　　写到这里，李斯话锋一转：“原来诸侯相争，厚待游说之士。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们应该努力务农做工，士人们则应该学好国家法令。可是现在这些书呆子呢，不肯面对现实，一味妖言惑众。我斗胆进言，古代之所以天下大乱，就是因为思想混乱，不能统一。而现在的儒生又借古讽今，混淆视听，否认您的功绩，夸耀自己的主张，故意和朝廷唱反调，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对于这种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皇帝的威信就要扫地，思想的派系就要形成，我看还是严加禁止的好。”
　　接着李斯提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建议：“下臣请求，但凡不是秦国的史书，统统烧掉。如果不是官方的学者，私人藏有诸子百家著作，统统送到官府集中烧毁。有两个人以上聚集在一起谈论《诗》《书》的，斩首示众。敢借古讽今的，灭族。命令下达之后三十日还敢私藏书籍不送去烧毁的，发配去修长城。可以留下不烧的书，只有医药、算命、种树这三类。如果有人要学习法令，可以向官吏请教。”
　　秦始皇阅毕，批了一个字：“可。”
　　中国号称五千年的文明，本来可以更加熠熠生辉。但是由于李斯的这个建议，秦朝以前的历史差点变成一片空白。我私下以为，历史是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温婉回忆，割裂历史无异于抹杀一个民族的童年，使其在时间的河流中找不到自己的根蒂。如果不是有人冒死将一些著作私藏起来，中国的历史很有可能就只能从秦朝算起了。而我们现在研究秦朝以前的历史，往往感觉史料稀少，不是因为古人懒惰，而是拜李斯这位精明的官吏，以及他背后那位“略输文采”的主子所赐。
　　【秦始皇的最大败笔：滥用民力，穷兵黩武】
　　通过中央集权，秦始皇确实做了很多前人所不能做到的事，修筑长城就是其中一件。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都在各自的边境上修筑了长城，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赵长城、燕长城和秦长城。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又越过黄河，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为了防备匈奴卷土重来，秦始皇命蒙恬在原来各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绵万余里的长城。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修筑长城是一件极其浩大的工程，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唯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就是囚犯。秦朝实施如此严酷的法律，将那么多平民百姓变成囚犯，就是为了获得大量免费劳动力，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绑架。
　　雄伟的长城下面，是无数囚犯的血泪和汗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或许不过是虚构，可是当年为了修筑长城，有多少普通的家庭妻离子散，多少无辜的汉子葬身边疆，恐怕是没人算得清了。
　　儒家的政治哲学，主张“使民以时”，量力而行，就是要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役使百姓。但是在秦始皇的字典中，是找不到爱惜二字的。修筑长城便也罢了，好歹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修筑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则完全是挥霍无度，浪费民力。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咸阳宫中人员增加，而先王留下来的宫室又小，已经不敷使用。又听说当年周文王建都于丰，周武王建都于镐，看来丰、镐一带确实是风水宝地，于是着手在渭水南岸的阿房修建宫殿。当时的想法，要等宫殿修好之后再命名，于是暂时叫作阿房宫。但是这座宫殿的规模实在太大了，以秦始皇的魄力，动员了数十万刑徒来修筑，也没能在他去世前完成，后人便干脆把阿房宫当作正式的名称了。
　　阿房宫究竟有多大？仅从前殿的设计就可窥见一斑。前殿是阿房宫最先开建的建筑，史书记载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据后人在其遗迹上测量，占地约为0.55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北京故宫。环殿建有阁道，从殿下直通终南山，并在终南山修建了宫门。又从阿房宫修建通道北渡渭水，一直与咸阳相连。
　　除了阿房宫，秦始皇还在关中地区设立行宫三百多所，关东地区设立行宫四百多处，以备其出巡所需。
　　为了检阅各地的专制主义建设成就，同时也是为了在天下人面前炫耀武力，秦始皇开始频繁地出巡。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的次年，秦始皇出巡陇西、北地二郡，检阅边防部队，威慑北方的匈奴。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车驾出函谷关，经雒邑至荥阳，沿河直下，抵达泰山。此行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履行天子的职责，封禅泰山。
　　自古以来，泰山都是祭祀上帝的场所，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前往泰山祭祀。在泰山上祭祀，称为“封”；在泰山下祭祀，称为“禅”，合称封禅。
　　秦始皇登上泰山，立石刻写铭文，筑坛祭天，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下山后，沿着海滨东行，经山东龙口、烟台等地，抵达琅琊，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之久，然后回头向西南行进。经过彭城的时候，因为传说九鼎沉于泗水，秦始皇斋戒沐浴，令千人下泗水打捞九鼎，结果一无所获。又继续南下渡过淮河，至南郡和衡山郡。在洞庭湖，秦始皇的船队遇到大风，以为是湘君（传说是尧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妻，死后葬于此）作怪，便派人将湘山的树统统砍光，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北上武关，返回咸阳。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度东巡。途经博浪沙（今河南省中牟）的时候，路边的芦苇丛中突然飞来一只铁锤，将他的副车打得粉碎。卫士们立刻展开追捕，但是刺客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这次袭击的主谋名叫张良，祖上长期为韩国王室服务，其祖父、父亲都曾担任韩国的相国。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的时候，张良还只是一个少年，他怀着对秦国的仇恨，“弟死不葬”，倾尽家财网罗刺客，企图行刺秦王。后来得到一名大力士，张良特地为他打造了一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锤，埋伏于博浪沙中。当秦始皇的车队经过时，大力士便将铁锤向车驾扔去，不料误中副车，秦始皇得以幸免。
　　经历这次袭击后，秦始皇仍然继续东行，再次来到琅琊，然后折返咸阳。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出巡，方向还是东方。这一次出巡，除了震慑天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派人寻找长生不死之药。
　　中国古代的传说，海中有三座仙山，分别叫蓬莱、方丈和瀛洲，是仙人的居所。早在第二次出巡的时候，秦始皇就曾委托山东的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乘坐大船入海寻找仙山，结果无功而返。秦始皇并不气馁，这一次又派方士卢生等人入海寻找仙人。结果可想而知，卢生也空着手回来了，但是带回一本神秘的书籍，其中有一句话：“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认为胡是指匈奴，于是派蒙恬抓紧进攻匈奴，并且发配大量囚徒前往边疆，加快了修筑长城的步伐。
　　秦始皇每次出巡，都有数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随行，黑色的“秦”字大旗遮天蔽日，鲜明的兵器衣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向天下人昭示皇帝的威严和权力。他坐在并不舒适的马车上——虽然马车经过能工巧匠的改装，通过窗户可以调节空气，但仍然颠簸得很厉害，与后人使用的专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走遍了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
　　“这就是皇帝啊！”各个地方的人们操着不同的方言，互相惊叹着，情不自禁地将头低下去，继而屈膝跪下来。即便是那些恨他入骨的人，面对这华贵无比的车队，看到他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也难免从心里感到一丝震撼。
　　但是也有人对他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当他出巡到江南的时候，项羽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竟然大声地喊了一句：“这个人，可以取而代之！”
　　此举让一旁的叔父项梁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项羽的嘴，将他拖出了人群。
　　当秦始皇出巡回来，经过咸阳的大街的时候，时任沛县泗水亭亭长的刘邦正好以小吏的身份在参与修建阿房宫。他看着皇帝的车队庄严肃穆地在宽敞的大街上徐徐行进，不禁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了一句：“男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嘛！”
　　刘邦对皇帝没有任何仇恨，只有羡慕，而且潜意识里的想法和项羽一致：“这个位置，皇帝坐得，我为何坐不得？”
　　这恐怕是秦始皇始料不及的。
　　【秦始皇东巡求仙记】
　　但凡成功的统治者，做到秦始皇这个份上，都会不约而同地想一件事——如何长生不死，永享荣华。
　　自公元前219年遣徐福入海求仙开始，秦始皇就和形形色色的方士打上了交道，期望他们能够带来长生不死之药，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久而久之，秦始皇自然产生了怀疑，不是对世上是否有仙药产生怀疑，而是对方士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当他有一天终于略带不快地向方士卢生抱怨了一两句的时候，卢生马上意识到了危险来临，于是辩解道：“我们之所以一直找不到仙人与长生不死之药，主要是受到了某种干扰。”
　　据卢生解释，仙人入水不湿，入火不烧，可以腾云驾雾，与天地共存，但是喜欢清静的地方，不喜欢被人打扰。而秦始皇治理天下很繁忙，不能清心寡欲，所以总是求仙而不得。“希望陛下以后居住在什么地方，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
　　如此低劣的谎言，秦始皇竟然也相信了，从此不再自称为“朕”，而是自称“真人”。又修建甬道，将咸阳附近的二百七十多座宫殿连接起来，每晚都住在不同的地方，只有赵高等少数几名亲信知道。凡泄露皇帝行踪者，一律处死。
　　有一次，秦始皇在梁山宫中，远远地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队十分庞大，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随口说了一句：“丞相很威风啊！”宫中有人将这话告诉了李斯。李斯很害怕，从此减少了侍从。秦始皇知道后，龙颜大怒：“一定是宫中有人将我的话泄露了出去！”拷问身边的人，没有人承认，于是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秦始皇的行踪了。
　　再说方士卢生，凭借着一句谎言唬住了秦始皇，但也知道不能长久，便跟同伙侯生商量说：“皇帝为人刚愎自用，觉得谁也比不过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他身边倒是设有博士七十人，只不过实际上都是摆设。连丞相这样的大臣，也不过是听令行事，没有任何自主权。国家的事情不分大小，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每天等待皇帝批阅的奏章，多得要用秤来称，每晚不完成一定的份额，他就不睡觉。一个人贪恋权势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找到不死之药呢？”
　　两个人越想越害怕，带着自己的徒弟，偷偷逃跑了。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足以使秦始皇醒悟。但是没想到，秦始皇发了一通火，将脾气全部撒到了书生身上，说：“我已经将那些无用的书全部烧掉，之所以还招纳一些方术之士，是因为他们自称能够使国家太平。我对卢生也算是够看重了，他们居然敢诽谤我，到处说我的坏话。我听说，咸阳城中有不少书生也在妖言惑众，真是罪该万死！”于是命御史将书生统统逮捕起来进行审讯，最后圈定了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于咸阳，并昭告天下，以儆效尤。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个忠厚的年轻人，对秦始皇这种做法感到难以接受，劝谏说：“现在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心服。这些书生读的都是圣贤之书，在民间很有影响力，如今您一律用重刑来整治他们，我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请您明鉴。”
　　秦始皇哪里听得进扶苏的意见，一怒之下，将扶苏派往上郡，去蒙恬军中担任监军。
　　做完这些事，他又命方士徐福继续抓紧到海上寻找仙药。徐福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又带着五百童男和五百童女出海。
　　徐福这一去，没有再回来，很有可能迷失了航向，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一路东行，漂到了日本诸岛，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为了日本人的始祖。
　　这多少有点意淫的成分吧。


　　第十三章 盛极一时的秦帝国骤然崩溃
　　【秦始皇之死】
　　公元前211年，发生了许多让秦始皇感到不安的事。首先是有流星陨落东郡，弄出很大动静。等到当地官员找到这块陨石的时候，发现石头上已经被人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秦始皇听说后，派御史到东郡去查案，将陨石周围村落的村民抓起来审问，没有人承认是自己干的，于是将那些村民全部杀死，并且焚烧了那块陨石。
　　因为这件事，秦始皇闷闷不乐。不是因为有人敢于诅咒他而不乐，而是因为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个凡人、终有一死而不乐。他让博士们给他写了一首《仙真人歌》，让乐工们谱上曲子，走到哪唱到哪。偏偏这一年，有官员到关东出差回来，经过华阴县的时候，有人手持玉璧拦住使者，说了“明年祖龙死”五个字，然后就不见了。
　　该官员不敢隐瞒，将这件事如实向秦始皇作了汇报。秦始皇沉默良久，说：“这是山鬼，只能知道当年的事。”退朝之后又说，“祖龙指的是人的先祖，与真人无关。”话虽如此，又忍不住命人占卜，得到的结果是“游徙吉”。
　　于是，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的第五次出巡开始了。左丞相李斯随驾，右丞相冯去疾留守京师。秦始皇的幼子胡亥自幼受到宠爱，请求跟从，得到秦始皇批准。
　　帝国境内再度弥漫着如临大敌的气氛。从咸阳到东海之滨，皇帝即将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都做好了迎接车驾的准备。
　　大秦帝国建立了一套高效的行政体系，政令一经发出，不过五六天时间，各级官吏便行动起来，将皇帝的谕旨变成现实。除了陪同皇帝出巡的数万护卫军，各地的地方部队和国家公务员都被动员起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为皇帝的车队保驾护航。
　　车驾于当年十月出发，十一月抵达云梦，秦始皇在那里祭祀了虞舜。然后弃车登船，沿长江东下，直抵浙江钱塘。而后渡过长江，登上会稽山，祭祀了大禹，又遥祭南海神，并在会稽山上刻石以歌颂秦朝的功德。
　　返回的途中经过吴县，沿海滨北上，再次来到琅琊。秦始皇对琅琊情有独钟，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希望在这里等到徐福的回报。可是等了几个月，徐福和他的船队还是不见踪影。秦始皇只好垂头丧气地西行，经过平原县的黄河渡口时，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病倒了。
　　随驾的大臣看到这副情形，都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指定继承人。
　　可是，谁又敢对秦始皇提起那个“死”字呢？他认为自己是不会死的，自然也就不存在继承人的问题。正当群臣畏畏缩缩、不敢直言的时候，秦始皇的病情加重了。
　　这样一来，不用谁提醒，秦始皇主动写了一封诏书，命令长子扶苏将军权交给蒙恬，赶紧返回咸阳准备办理他的丧事。这其实就是明确扶苏为嗣君了。
　　诏书写好之后，交给掌管玉玺的中车府令赵高盖印。同年七月（前面说过，秦历以十月为首，七月反在其后），车驾行至沙丘（今河北省广宗），赵高还没来得及将诏书发出，秦始皇就病死了。
　　【赵高的阴谋】
　　第一个获知此事的是赵高。他马上下令车队停止前进，禁止任何人靠近秦始皇的座车，然后将消息偷偷告知了李斯和胡亥。
　　李斯的第一反应是：“还有谁知道这个消息？”
　　赵高回答：“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三个人。”
　　李斯说：“那就好，此事非同小可，万一消息走漏，众位皇子争位，六国旧势力趁机反叛，局面不可收拾，我等罪该万死。”
　　三个人强忍悲痛，当下决定秘不发丧。车驾继续向咸阳进发，秦始皇仍旧“坐”在自己的车中，只有赵高安排的三名亲信宦官与之同车。每到一地，该吃饭的时候就让人往车里送饭；群臣百官有什么事情要禀报，就站在车外对着车门讲，由宦官在车里代表皇帝作简短的答复。
　　应该说，这项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外人只知道秦始皇病重，万万没有想到他已经撒手西去。
　　唯一的问题是，七月正值暑天，秦始皇的尸体很快发出阵阵臭味。李斯便命人给每位官员送上一石鲍鱼，说是皇帝赐的土特产，让他们装在车上。这样一来，整个车队都是鲍鱼的味道，自然也就无人留意秦始皇车上的臭味了。
　　车驾经过井陉口的时候，稍作停留。这一天晚上，赵高找到胡亥，两人进行了一次密谈。
　　前面说过，赵高精通法律。对于以法治国的秦朝来说，这是一项了不得的才能。因为这件本事，他一早就被秦始皇指定为胡亥的老师，负责传授法律知识。赵高和胡亥之间，本来是有师生之谊的。而经过这一次密谈，两个人的关系又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赵高将秦始皇的诏书拿给胡亥看，胡亥立马变了脸色。赵高说：“您也看到了，皇上驾崩，没有只字片言留给其他皇子，只有这封诏书是写给公子扶苏的。扶苏回到咸阳，肯定会被立为皇帝。到那时，您上无官职，下无尺寸之地，打算怎么过日子呢？”
　　胡亥悻悻地说：“我还能有什么想法？自古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亲不给我们兄弟分封土地，自有他的道理，我也只能认命。”
　　赵高脸上浮现出一丝狡诈的微笑，说：“不是这样。现在天下的大权，其实就掌握在您、我和李丞相的手里。您不要只想着有没有封地，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为什么不考虑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呢？要知道，当臣子和当皇帝，可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哦。”
　　胡亥吓了一跳，赶紧左右扫视，确认周围无人，才对赵高说：“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自古以来，废长立幼是为不义，违抗父命是为不孝。我本事不如扶苏却要强抢他的位置，是为不能。有这三项罪名，就算我坐了天下，大伙也不会服气，迟早惹上杀身之祸！”
　　赵高说：“您怎么这么迂腐呢？古代的商汤杀了夏桀，周武王杀了商纣王，有人说他们不忠不义吗？干大事的人不拘小节，有大德的人当仁不让。如果您顾忌这些小事而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犹犹豫豫不敢作决定，以后肯定会后悔。敢作敢为的人，连鬼神都要给他让路，然后才能成功，请您一定要想清楚，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好意。”
　　胡亥听了，长叹一声，说：“现在先皇尸骨未寒，我们就谋划这样的事，恐怕不太合适吧？再说了，丞相会答应吗？”
　　赵高心里暗骂了一句，闹了半天，现在才说真话，敢情是怕在李斯这里通不过啊！嘴上却说：“时间紧急，顾不上那么多。丞相那里有我去做工作，请您放心。”
　　胡亥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李斯不同意这件事，就算是赵高篡改了诏书，李斯照样可以质疑，而且肯定会得到群臣的支持，再加上扶苏的背后还有蒙恬的三十万精兵强将，分分钟可以将他捏得粉碎。
　　赵高对此早有准备。第二天晚上，他便拿着诏书去找李斯，将诏书给李斯也看了。
　　李斯点点头，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赵高说：“现在这封诏书还在我手上，只有您看过。大秦帝国的未来，就握在您和我手上，您难道没有什么想法吗？”
　　李斯瞪了他一眼：“这种事情难道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够议论的吗？”
　　赵高不慌不忙，反问了李斯一连串的问题：“您自己想想，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您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您的谋略比得上蒙恬吗？您在笼络人心方面比得上蒙恬吗？您与扶苏的交情比得上蒙恬吗？”
　　李斯如实回答：“你说的这几个方面，我都不如蒙恬，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赵高说：“我在宫中工作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哪位被罢免的大臣能够将爵禄传给儿子的，都是父子共同获罪，一起被杀了。扶苏如果当上了皇帝，必然任命蒙恬为丞相，到时候您能不能保全性命，回老家安享晚年，这可就有关系了。而胡亥呢，我曾经教导他读书，这孩子仁慈厚道，礼贤下士，是始皇帝的二十多个儿子中最聪明的一个，希望您考虑考虑，让胡亥来接班。”
　　李斯按剑而起：“你赶快住嘴，我李斯深受先帝深恩，只知道遵照先帝的旨意办事，听天由命，没什么可以考虑的。”
　　秦始皇对李斯确实不薄。据《史记》记载，秦朝建立后，李斯的长子李由被封为三川郡守，而且“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斯家与皇帝家，已经结下了不解的姻缘。李由从三川任上回家省亲，前来看望的百官排成长队，门前停放的马车多达千辆。那阵仗，连李斯本人都觉得心惊，暗自对李由说：“物极必反，我本不过是上蔡布衣，如今竟然位极人臣，真不知道下场会怎么样！”
　　听到李斯这样说，赵高急得跺脚：“您这个人呐！平安可以变成危险，危险可以变成平安，一个人在安危转换之际不能拿定主意，那么聪明的脑袋又有什么用呢？”
　　李斯说：“皇上将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怎么能辜负呢？你不要再多说了，否则牵连到我跟你一起倒霉。”
　　赵高见李斯这么固执，没办法，只好拿出撒手锏，说：“做圣人呢，就应该变化无常，根据时局的变化而随机应变，要善于看苗头，看动向。事物本来就是变化的，哪有什么不变的道理呢？如今天下的大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完全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行事。”
　　说到这里，赵高叹了口气：“您看，秋霜一降，草木就要凋零；冰雪一化，万物就能生长。这就是自然规律，您怎么就认识不到这一点呢？”
　　李斯还是不答应，赵高便威逼利诱了：“您只要听我的安排，我就保证您世代封侯称孤，像王子乔、赤松子那样长寿，像孔子、墨子一样以智慧而闻名。如果放弃这个大好机会，那么灾难很快会降临，这就太令人寒心啦！”
　　李斯愕然地看着赵高，眼神终于变得恭顺起来，他仰天长叹，流着眼泪说：“唉，算我倒霉，怎么就碰上这么个局面呢？我既然不能效忠而死，除了依靠你还能依靠谁呢？”
　　有了李斯的支持，赵高马上就行动起来了。他先是将秦始皇的诏书烧毁，接着伪造了两封诏书，一封任命胡亥为太子，继承皇位，另一封则是写给扶苏的。诏书上说：
　　“朕巡游天下，向名山诸神祷告，希望能够延长寿命。今扶苏与蒙恬率领数十万大军屯兵边疆，已经十余年了，没有尺寸之功，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为，恐怕是因为不能回来当太子，所以日夜怨恨吧！扶苏身为人子而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身为人臣而不忠，同样赐死。”
　　扶苏看到诏书，大哭，回到自己的住处就准备自杀。蒙恬是个聪明人，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对扶苏说：“这件事有古怪！您想想看，皇上出游在外，未立太子，派下臣率三十万大军守戍边，又命您为监军，这是将天下的重任交付给您啊！今天派个使者来，别的不说，只令我们自杀，这也太不合常理了。您怎么知道其中没有阴谋？依下臣之见，不如上书一封，向皇上辩解，他老人家要是不同意，您再死也不迟。”
　　扶苏宅心仁厚，对蒙恬说：“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还有什么好辩解的呢？”
　　扶苏不听劝阻，果然自杀了。蒙恬不肯就范，使者便将他囚禁起来，带回咸阳。三十万大军的兵权则被交给蒙恬的副将王离——关于这个人物，有必要提一下，他乃是名将王翦的孙子、王贲的儿子，带兵打仗也是一把好手。
　　几个月之后，蒙恬也死在了监狱里。据说，蒙恬临死的时候，曾经仰天长啸：“我究竟因为什么得罪了老天，落得如此下场？”思考良久，自己给出了答案，“我负责修建长城，延绵万里，岂能不挖动了地脉？也许这就是我的罪吧！”
　　【李斯的悲惨下场】
　　皇帝的车队继续滚滚西行，进入今天的陕西境内后，通过新修的直道快速进入咸阳，马上对外宣布了始皇帝驾崩的消息。胡亥在李斯和赵高的扶持下，顺利登上了皇位，成为历史上的秦二世。
　　同年九月，秦始皇的遗体正式下葬骊山陵墓。这座自秦始皇即位就开始开凿的墓穴，挖穿了三层泉水，用熔化的铜液将地宫的石缝统统灌注，然后才将棺椁依次放置进去。整个陵墓就是一座地下宫殿，陈列着各种奇珍异宝。陵墓的天花板上陈列日月星辰，下面则有各种地理景观，最为匪夷所思的是水银倾注的江河湖海，通过机关控制永远奔流不息。秦始皇的后宫佳丽，只要没生过孩子的，全部被赶到陵墓中陪葬。而建造陵墓的能工巧匠，在殉葬的物品和人员全部安置完毕后，也被强行关进陵墓，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
　　赵高以宦官的身份，出任了帝国的郎中令，负责统管宫廷事务。这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加上他在秦二世上台过程起到的关键作用，使得赵高很快超越李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人物。
　　在赵高的操纵下，一大批皇亲重臣遭到杀戮。为了防止兄弟们危及帝位，秦二世更将所有的兄弟全部杀死，连姐妹也不放过。整个皇室家族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生怕某一天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所有官吏为了保命都拼命讨好新皇帝，普通百姓也恐惧不已。
　　秦始皇调集七十万民工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现在骊山陵墓已经交付使用，秦二世便将所有人力都转移到阿房宫项目上来。同时发动对外战争，企图通过战争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一时之间，咸阳一带聚集了来自全国的部队和杂役人员，粮草供应出现短缺，就下令各地向咸阳运送粮草，而所有负责运送的人员必须自带干粮，不许取用咸阳三百里以内的粮食。整个国家的紧张程度，比秦始皇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这种情况，李斯也沉不住气了，多次想劝谏秦二世。没想到秦二世反将了他一军，说：“我记得韩非子曾经说过，尧当帝王的时候，住房的台基高不过三尺，屋顶上的茅草都没有修剪过。他冬天穿一件皮袄，夏天穿一件麻布粗衣，吃的是粗粮，喝的是菜汤，用的是陶器。这样的生活，连奴才都不如吧？人人都想当天子，可是当天子就是为了过上奴才不如的生活吗？一个人当了帝王，就是要用天下的一切来满足自己，这样才能表现出帝王的尊贵。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过得不舒服，又怎么可以指望他治理好天下？”
　　说到这里，秦二世话锋一转：“朕最近听说，三川地方不太平，盗贼十分猖狂，连官府也拿他们没办法，请问有这么回事吗？丞相位列三公，地方官员如有失职，可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
　　李斯一听，面如死灰，不敢再说什么。回到家里，李斯关起门来想了整整一晚上，多了几十根白头发，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拿出当年给嬴政写《谏逐客书》的文采，给秦二世写了一封长长的奏折。
　　奏折开明宗义地指出，作为贤明的帝王，要有独裁天下的气概，可以享受一切乐趣，不应该受到任何人的约束。接着引用申不害、韩非子、商鞅等人的名言，证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等先王，其实不过是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镣铐，算不上是真正的明君。然后提出，皇帝不能像慈母一样对待百姓，那样只会让百姓娇生惯养，成为败家子；必须像严厉的家主对待奴隶一样，用鞭子和严刑对百姓加以管教，这样才能做到天下大治，国家太平。李斯还认为，凡是贤明的帝王，见识和世俗必然不同，因此皇帝不能受他人的影响，必须独断专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让谁也不敢违抗自己的命令。在此长篇大论的基础上，李斯提出，皇帝要善于“督责”，也就是要不断检查发现臣民的毛病，督促他们改正错误——那样一来，群臣和百姓都忙着去补救自己的罪过，哪有时间去谋反呢？
　　秦二世看到这封奏折，龙颜大悦，于是按照李斯的建议，在朝中推行督责之术。谁对百姓越狠，谁就被认为是好官；谁杀的人越多，谁就被认为是忠臣。街头上被处死的人天天尸体成堆，秦二世看到了，满意地说：“这才是真正地实行了督责啊！”
　　李斯不愧为老牌政客，他的这一及时转变，挽救了自己的仕途，使得他在秦二世心里又变得重要起来。当他带着一种仓中老鼠的满足感，为自己见风使舵的本领洋洋自得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这一招委实太漂亮了，漂亮到引起了赵高的嫉妒。
　　别忘了，赵高才是拥立秦二世的首要功臣，他怎么可能任由李斯排到前面，抢了自己的风头呢？
　　有一天，赵高对秦二世说：“皇帝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别人只能听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面孔。现在您岁数不大，很多事情未必都懂，如果您坐在朝廷上，处理问题不当，是会被大臣们看不起的。我建议您还是深居宫中，不要轻易见人。大臣们有奏折上来，就让我和几个通晓法令的内侍商量着处理，您再签个字就发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看不起您，天下人也就会称颂您的英明伟大了。”
　　秦二世觉得很有道理，从此不再上朝，让赵高在宫中替他办公。只要是国家大事，基本上都是听从赵高的意见。
　　这样一来，李斯又急了。皇帝是天下人的皇帝，不能让赵高一个人霸着啊！万一赵高哪一天不高兴，假传圣旨，岂不是连他这个丞相都只能束手就擒？这样的事情，赵高又不是没做过，再做一次也不是不可能。李斯越想越害怕，时不时跑到宫中，看有没有机会见到秦二世。
　　李斯不来还罢，来了几次，没见到秦二世，倒是让赵高猜出了他的心思。
　　赵高不动声色，故意对李斯说：“现在百姓怨声载道，皇上却沉溺于声色犬马，真是让人担心啊！我早就想劝劝他，可是我的地位太低贱了。您是丞相，为什么不去劝劝他呢？”
　　李斯马上说：“是啊，我早想劝劝他了，可是我见不到他啊！”
　　赵高说：“那好办，我替您看着，只要皇上有空，就通知您来晋觐。”
　　李斯连连称谢。他就没想想，赵高能有那么傻？
　　此后的一个月，赵高果真有几次通知李斯来面圣。可是每次当李斯来到宫中，秦二世都“恰好”在跟女人淫乐，人没见着不说，还搞得秦二世很生气——丞相每次都在这个时候来找我，莫非是故意捉弄我？难道他在宫中安插了眼线，不然的话，他怎么次次都来得那么准？
　　赵高装作很吃惊的样子：“哎呀，这可太危险了！当初我们在沙丘的密谋，丞相可是参与了的。如果您做了皇帝，丞相还是丞相，心里肯定不舒服。他会不会是想以此威胁您，要您给他割地封王呢？”
　　秦二世最怕就是别人知道这件事，当时吓得脸色苍白，连声道：“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
　　赵高深思良久，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
　　秦二世点点头，表示同意。
　　不久之后，李斯便被以谋反罪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他的家人、族人、门客千余人。
　　一开始李斯坚持不认罪，可是在赵高下令打了他一千多板子后，他便忍受不住，自己主动写了认罪书。不消说，这份认罪书也是写得十分漂亮，秦二世看了之后，立刻给他判了死刑，而且是本书前面提到过的“具五刑”。
　　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一家被拉到咸阳腰斩。当李斯被押出牢门的时候，久违的阳光让他几乎睁不开眼。他突然对站在身边的二儿子说了一句：“我现在好想像从前那样，和你牵着家里那只老黄狗，一起出上蔡的东门追逐野兔啊！”
　　秦二世听人说到李斯的这句遗言，不觉哑然失笑。他并不知道，就在他深居宫中、不问世事的时候，山东义军四起，秦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
　　【十四年，从统一到灭亡】
　　给大秦帝国敲响丧钟的是两个洗脚上田的农民，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
　　陈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两句传世名言。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还是地主家的长工，光着膀子在地里锄禾日当午。累了，他就站在田垄上发愣，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突然对身边的人说：“有朝一日富贵了，我是不会忘记你们这些人的！”（苟富贵，无相忘！）
　　大伙都笑了：“像你这样种田，种到什么时候才能富贵哟！”
　　陈胜长叹一声，就说了那句话。
　　说第二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是大秦帝国的一名屯长。公元前209年的七月，他和副屯长吴广带着九百名壮丁前往北方的渔阳戌守边疆，不巧在蕲县大泽乡遇到连日大雨，道路被冲毁，一连十余天动弹不得，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前进吧，秦朝的律法严酷，不能按时抵达渔阳，就是死罪。
　　后退吧，同样也是死罪。
　　陈胜和吴广没有太多犹豫，他们杀死了押送他们的两名军官，然后陈胜当着九百人的面说出那句振聋发聩的话。
　　任何将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企图，都将大大降低这句话所带来的震撼。
　　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君权神授”的观念，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神的赐予，高贵的血统是统治者之所以成为统治者的充分必要条件。
　　陈胜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樊篱，仅仅用八个字便道出了一个被隐瞒了数千年的事实：王侯将相，压根就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
　　这之后又过了两千年，一个名叫鲍狄埃的欧洲人用笔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经狄盖特谱曲后，这首著名的《国际歌》被传唱于世。无数仁人志士正是在《国际歌》的激励下投身于革命，为陈胜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写下了绝佳的注脚。
　　陈胜和吴广起义后，迅速建立了政权，号称“张楚”。从字面上理解，也就是壮大楚国。陈胜自立为楚王，派遣将领四处攻占土地。原来六国地区的人民纷纷起来，杀掉当地的郡守、郡尉、县令、县丞来响应陈胜。他们相继自立为王，联合起来向西进发，打着原来六国旗号的队伍之多，简直数不胜数，其中包括沛县的刘邦和吴郡的项梁、项羽叔侄。
　　叛乱的信息被迅速传递到咸阳。但是，赵高将这些信息都截了下来。所以在秦二世看来，天下还是原来那个天下，只不过是有几个盗贼在山东作乱，没什么大不了的。
　　公元前208年，陈胜的大将周文率领数十万大军攻破函谷关，抵达咸阳东南的戏水附近，连在咸阳城里都可以看到义军的旌旗了。秦国的将军们束手无策，只有少府（官名，负责管理皇家山林和手工业场）章邯主动站出来，请求赦免在骊山服役的几十万囚徒，发给他们武器去迎击义军。
　　人的奴性在这里得到了体现。骊山的囚徒本来是秦朝暴政的受害者，对秦朝恨之入骨，但是，在秦二世赦免了他们的“罪过”之后，这些囚徒欣喜若狂，拿起章邯发给他们的武器，恶狠狠地扑向了周文的义军。
　　周文被打得大败而逃，带着残兵败将退出函谷关，向东一直逃到曹阳才稳住阵脚，在那里坚守了两三个月。章邯尾随而至，攻破曹阳防线，将周文又赶到渑池，并在那里将周文军彻底击溃，周文本人也自刎身亡。
　　在章邯强大的攻势下，陈胜名下的义军纷纷败下阵来。吴广和陈胜先后被部下杀死，盛极一时的张楚政权被消灭。
　　同年六月，项梁和刘邦等人在盱眙拥立楚国王室后裔熊心为王，号称楚怀王，重新建立了所谓的楚政权。项梁率领楚军与章邯作战，连续取得几次胜利，逐渐产生了轻敌思想。章邯抓住机会，在定陶大败楚军，杀死项梁，沉重地打击了南方各路义军的士气。
　　章邯转而北进，渡过黄河，又攻破赵军，将自立为王的赵歇包围在巨鹿。北方的各路义军慑于章邯的威势，不敢相救。大秦帝国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
　　然而好景不长，几个月之后，形势又出现逆转。楚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宋义和项羽率领，北上救援巨鹿；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直取咸阳。由于宋义畏缩不前，项羽便杀死宋义，自己率军渡过黄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章邯军，俘虏秦军大将王离，迫使章邯投降。
　　章邯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咸阳，在帝国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大家都明白，章邯和他的大军是大秦帝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章邯一投降，整个帝国就不可避免地要灭亡了。
　　唯独秦二世对当前的形势一点也不了解。这也难怪，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国家的主人总是被一些聪明人蒙住眼睛、掩住鼻子、遮住耳朵的。自从章邯将周文赶出函谷关，他所听到的任何事情，看到的任何文件，给人的感觉总是社会稳定、天下太平。他就生活在赵高给他编织的理想世界中，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亲眼看到事情的真相，会怎么样呢？
　　答案是：事情没有真相，赵高说了算。
　　公元前207年八月的一天，赵高少有地安排秦二世与朝中重臣一起举行了一场宴会。宴会进行的过程中，赵高命人牵来一头梅花鹿献给秦二世，说：“臣献给陛下一匹宝马。”
　　秦二世虽然喝得有点高了，但还是认得那是一头鹿，笑着说：“丞相搞错啦，那明明是一头鹿，怎么说是马呢？”
　　自从李斯被杀，赵高就当上了丞相。以宦官的身份成为一国最高行政长官，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
　　赵高斩钉截铁地说：“那就是马。您如果不信，就问问列位大臣吧！”
　　秦二世往大伙身上一扫视，有的人立马将头低下去，默不作声，有的人就大声说：“陛下，那是一匹马，没错儿！”只有少数人小声说：“是鹿。”立刻又闭上嘴，不再说话。
　　《十日谈》中有个故事，说一个地主有一片果园和一个漂亮的老婆，他请来的长工总是想跟他老婆通奸，苦于找不到机会。有一天地主和老婆在果园里散步，长工在树上摘果子，突然大叫起来：“老爷，你怎么光天化日之下和太太做那种事呢？”地主很奇怪，说我没干什么啊，你中邪了？于是叫长工下来，自己爬上树，往下一看，忍不住大叫起来：“这棵树真是邪门，你们看起来也在做那种事！”
　　秦二世当时心里的迷惑，估计也和那地主差不多。这件事过后不久，赵高便将那几个说是鹿的人全部投入监狱，让他们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从此，满朝文武都改变了看世界的方式，跟赵高保持认识上的一致了。
　　当时刘邦的部队已经逼近武关，他派人给赵高送了一封信，要赵高打开从武关到咸阳所有城市的大门来迎接西征军，并许诺让赵高当秦王。
　　说来也怪，那天晚上，秦二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只白虎咬他车驾左侧的骖马（最边上那匹马），把马咬死了。醒来之后，他闷闷不乐，找宫中的算命先生来问，算命先生说：“那恐怕是泾水之神在作怪。”秦二世就在宫中斋戒沐浴，把四匹白马投入泾水去祭祀河神。他仍然觉得心神不宁，又派人去问赵高关于“盗贼”的事情。
　　秦二世糊涂，赵高却不糊涂，他马上将他的女婿（宦官居然有女婿，可见是半路出家）、咸阳市长阎乐和弟弟赵成找来商量，说：“皇帝从来不听我的劝告，现在局面不可收拾了，就想把罪过推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我想换一个皇帝，子婴是个不错的人选。子婴仁慈节俭，百姓容易接受。”
　　据《史记》记载，子婴的父亲是秦二世的哥哥，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说秦二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上台之后就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全部杀死，自然也不会放过他们的儿女，推算起来，子婴应该是秦始皇的弟弟，也就是秦二世的叔叔。
　　不管子婴究竟是什么人，赵高早就处心积虑，随时准备替换掉秦二世这个傀儡，却是毫无疑问的。他对外宣称有盗贼进入了咸阳，然后派阎乐以追捕盗贼为名，带兵杀进宫去。为了防止阎乐中途变卦，赵高又将阎乐的母亲软禁在自己府中作为人质。
　　阎乐带了一千多名士兵闯入宫中，一路上见人就杀，霎时便杀死了数十人。
　　秦二世这时候也知道情况不妙了，慌忙逃到内室。身边的人都一哄而散，只有一个贴身的宦官不曾离去。秦二世抓着他语无伦次地问道：“这些事情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宦官回答：“正是因为我不敢说，才能够活到今天。我若早些时候说，早就没命了，怎么可能活到现在？”
　　这时候阎乐已经进来了，用刀指着秦二世说：“你骄横放纵，任意妄为，天下人都抛弃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秦二世说：“让我见丞相！”
　　阎乐回答：“不可能。”
　　秦二世说：“那我把天下让给丞相，我只要一个郡，让我做个郡王就行了。”
　　阎乐说：“做梦！”
　　秦二世还没搞清楚状况，哀号着说：“那我就做个万户侯吧，万户侯总可以吧？我一家那么多口，总得有个活路啊！”
　　阎乐笑了：“没门！”
　　秦二世咬咬牙：“那我带着妻子儿女做平民百姓，这总可以吧？”
　　阎乐说：“我奉丞相之命，代表天下人来杀你，你居然还这么多废话！”
　　秦二世绝望了，只好自杀身亡。
　　接到阎乐的报告，赵高便召集所有的王公大臣，向他们通报说：“皇帝昏庸无道，我已经将他诛杀了！皇室子弟中，只有子婴深孚众望，我提议立子婴为君。”
　　大伙都不出声。自从指鹿为马那件事发生后，秦朝的王公大臣就集体失声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和赵高成为了同一类人。赵高身体被阉割，胯下无物；他们思想被阉割，脑中无物。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就这么定了。”赵高满意地看着大家，接着又说，“秦国原来就是一个诸侯国，始皇帝君临天下，所以称帝。如今各国又重新自立为王，秦的地盘也越来越小，如果仍然称为皇帝，就只是一个空名，还是像以前那样称王比较合适。”当场决定立子婴为秦王。
　　与此同时，赵高派人给刘邦送去一封回信，大意是说：“遵照您的意思，我已经将秦二世杀掉了，现在立子婴为秦王，是为了稳定秦国百姓的情绪。至于我本人，是不敢奢望当秦王的，如果可以的话，就请您在关中地区给我划一块土地，我们共同称王吧！”
　　但是，这封信还没送到刘邦手上，赵高便一命呜呼了。子婴对于自己能够当上秦王一事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两个儿子说：“赵高这厮杀了皇帝，怕大家不服他，才假仁假义地立我为王。我还听说赵高与楚军暗中有来往，想灭了秦国的宗室自己称王。我现在假装生病，不去参加即位仪式，赵高必定亲自前来，来了我们就把他杀掉。”到了即位那天，赵高多次派人来请公子婴，子婴都推辞不去。赵高只好亲自来接，刚进大门，就被埋伏的武士砍成了肉酱。子婴接着下令诛灭赵高的亲族和同党，并且将赵高的尸体挂在咸阳的大街上示众。
　　子婴当了四十六天秦王，刘邦的大军已经打到了灞上。现在谁也挽救不了大秦帝国了。子婴用绳索套着脖子，乘着白马素车，捧着象征天子权力的玉玺，投降了刘邦。
　　从秦朝统一天下到灭亡，不过十四年。
　　回想起来，当年嬴政送别王翦的六十万大军，也就是在灞上。王翦攻破楚军，杀死楚将项燕，十七年后在巨鹿城下，项燕的孙子项羽又攻破秦军，俘虏了王翦的孙子王离。冥冥之中，果真有天意在操纵着这一切？
　　还是用唐人章碣的一首诗来结束这本书罢。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全书完）


　　本书大事年表
　　公元前295年：燕使苏秦入齐，助齐攻宋。
　　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攻韩国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公元前288年：秦昭王、齐闵王相约称帝，秦昭王称西帝，齐闵王称东帝。苏秦约诸侯合纵攻秦。
　　公元前284年：乐毅率五国联军合纵伐齐，陷齐都临淄，取七十余城。齐闵王将苏秦车裂。
　　公元前283年：赵国遣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不辱使命，将和氏璧完璧归赵。
　　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之会，蔺相如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使赵国免于受辱；秦将白起伐楚，决水淹鄢，楚国军民死者数十万；齐将田单杀燕将骑劫，收复失地七十余城。
　　公元前278年：白起拔楚国都郢都；次年，攻取楚国巫、黔中等地，楚大夫屈原投汨罗江死。
　　公元前269年：赵国大将赵奢击秦军于阏与，大破秦军，阏与之战是秦国在战国时期遭遇的最惨重失利。赵奢被赵王赐号马服君。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破赵将赵括于长平，坑赵降卒四十五万，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249年：秦国大将蒙骜取韩国成皋、荥阳，置三川郡，吕不韦相秦；次年，蒙骜击赵国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
　　公元前247年：魏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率魏、韩、赵、燕、楚五国合纵联军拒秦军于魏国河外，蒙骜退兵。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继位，开郑国渠；秦军攻拔赵国晋阳、韩国上党，对各国形成分割包围之势。
　　公元前241年：五国联军再次合纵攻秦，不胜；楚顷襄王迁都寿春。
　　公元前239年：秦国嫪毐作乱，秦王政杀嫪毐，迁其门客于蜀地；次年，秦王罢免相国吕不韦，太后回咸阳。楚相春申君门客李园杀春申君。
　　公元前233年：韩国遣韩非入秦，秦杀之。
　　公元前230年：秦将内史腾灭韩，虏韩王安，置其地为颍川郡。
　　公元前229年：秦军攻赵，赵王迁杀大将李牧、司马尚；次年，秦将王翦灭赵，虏赵王迁。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事败，秦将王翦伐燕；次年，秦攻拔燕都城蓟，得太子丹。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灭魏，虏魏王假。
　　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蒙武击破楚军，杀其将项燕；次年，秦虏楚王负刍，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拔辽东，灭燕，虏燕王喜、代王嘉。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齐，虏齐王建。秦并天下，秦王政号始皇帝。战国时期结束。
　　公元前220年：全国筑驰道，东通燕、齐，南达吴、楚。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封禅泰山，立石颂德。
　　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攻匈奴；次年，蒙恬败匈奴，掠取河南地，增筑长城，以御匈奴。
　　公元前213年：用丞相李斯议，下令焚书；次年，坑杀方士、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发隐宫，徒刑七十万人造阿房宫和骊山陵。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死于沙丘；李斯、赵高立始皇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于蕲县大泽乡，陈胜称王，号张楚；九月，刘邦起兵于沛，称沛公；项梁与兄子羽起兵于吴；齐、赵、燕、魏等六国后裔纷纷起兵反秦。
　　公元前207年：项羽率军渡漳河救赵，于巨鹿大破秦军；赵高杀秦二世胡亥，立二世兄子子婴，贬号为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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