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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作者：吴蔚

内容简介：
　　其亡也忽，其兴也勃，历史悲剧的集中上演。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明朝京师——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
　　1644年4月，山海关外的多尔衮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的邀请，入关与李自成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了北京城，满清六岁的顺治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从此开始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的统治。
　　1644年8月，张献忠带兵入川，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了大西政权。
　　拿纪年来说，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这四种纪年代表着四个互相敌对的政权，延续着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其间折射出的士大夫和普通人的心态，更是耐人寻味，令人不胜唏嘘……
　　这就是惊心动魄的1644年，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


　　序 1644年风云际会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是大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后一年；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朝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张献忠建立大西朝的一年。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本书主要是讲述1644年前后，不同政权下的人们跟1644年大事变的关联。他们有的人直接导致了1644年的风云突变，比如李自成、吴三桂；他们有的人并没有等到这一天，而他们自身的命运却与1644年紧紧相连，例如袁崇焕；而1644年的政权交替后，有更多并没有改变历史的汉人却被无奈地卷入历史的洪流中，他们跟那些改变历史的人一样，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要么顺应历史潮流降清，要么反抗命运从事反清复明，要么向命运妥协归隐于山林，从而导致了远比1644年更为复杂的局面。
　　所以，明末社会大动荡中，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历史洪流，所表演的角色各各不同。但所有的这些人，无不是以悲剧收场。
　　中国二千年来，都是用道德代替法制，到明代则发挥到了极至，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吊死煤山的崇祯皇帝，有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有投降满清的明朝重臣吴三桂、洪承畴，有南明的弘光皇帝、左良玉、史可法，有复社的巨子陈子龙、侯方域等，有江左三大家钱谦益、龚鼎孳和吴伟业，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不是居庙堂之高的柳如是、李香君等秦淮名妓，也通通没有好结果。
　　这种情形，并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日的环境如此，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大环境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如果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都是一种自己的追求，都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所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虽然是悲剧，却没有多少可以责怪和非议的。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或多或少地改写了历史。不能够强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表示理解。那个时代，根本是无法以对错来衡量，他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活命，为了过得好一点，为了生存下来，在不公道的命运作弄下苦苦挣扎。
　　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我们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
　　同样在1644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荒原中与王军决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英国内战的转折点。英国内战是英国资产阶级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同封建专制王权之间的一次大搏斗。通过战争，专制王权被推翻，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确立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马斯顿战役由此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1649年1月30日，崇祯皇帝自缢后不到五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被处死刑，2月国会通过决议废除上院和王权，5月成立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乘借内战胜利的东风发展到了顶点。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新的封建强权取代旧的封建强权。1644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也自此开始。
　　距1644年三百年后，公元1944年，此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远远领先于中国。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文是“为共产党反政府张目”而大加挞伐。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胜利与失败，极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1944年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革命”的本意是变革天命，见《周易·第四十九卦·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所以《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先后两次号召全党学习，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突出强调了戒骄与防腐。
　　我们需要的是真实地了解过去。1644年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间反映出中国的特点和劣势，将会一直影响到中国近代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或者还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以后。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除了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外，还有更多的扼腕叹息。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
　　在这部书里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常人。在1644年前后，有太多人在各种位置、为各种利益，发展成错综复杂却稳定的规则。在这太多人彼此牵制的棋局中，于是每个人遂都成了“被命运所决定，而又只有极微力量去改变的人”（法国史家布劳岱所语）。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人物的传奇，而在于主角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大环境。其实在这本书中，背景才是主角。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受过史学训练，我是学工科出身，充其量也只是个历史和文学的爱好者。我在历史上下功夫，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但真正开始写作，却是从历史小说开始。我将自己的这本书定位于介于正史和历史小说之间的小品文。历史只注意记录现实如何，历史小说则多数有许多虚构的东西。《三国演义》就是最典型的历史小说，虽然被评为“考诸国史、留心损益”，但其实在不少地方都改写了史实。而我的小品文绝不会偏离正史的现实，但却会在顾及现代读者读书习惯的基础上，去做一些环境和心理的再现，以展现出历史真实的丰富性；但这些再现一定是在符合历史逻辑的情况下。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然是分篇论述，以重大事件和核心人物为主线，但从整体来说，本书从时间上是连贯的，因为内容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因而在一些地方会有交叉，也并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


　　楔子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江山易主。坐困北京的明朝，坐大沈阳的清朝，盘踞西北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几方征战多年，终于在这一年尘埃落定。
　　甲申1644年，是——
　　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后一年；
　　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朝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
　　张献忠建立大西朝的一年。
　　虽然大明朝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已经连续烂了六七十年；
　　虽然长城外的女真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几十年；
　　虽然农民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
　　纷纷扰扰中，纠缠不清。
　　但是，直到这一年——1644年，才真正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明朝京师——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1644年4月，山海关外的满清辫子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的邀请，入关与李自成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了北京城；满清六岁的顺治皇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从此开始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1644年8月，张献忠带兵入川，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了大西政权。
　　拿纪年来说，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四种纪年代表着四个互相敌对的政权，继续延续着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
　　这就是惊心动魄的甲申1644年，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1644年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第九》说：“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第一章 崇祯与李自成的纠缠
　　【一 崇祯上吊】
　　旧历1644年三月十九日的晚上，一向威严肃穆的紫禁城中一派凄凉景象。月色辉映下的这一处建筑，格外死寂、凄清。
　　最近京城里一直有种神秘的传闻：据说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能够听到那些战死疆场的将士们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除非不得已，已经没有人再愿意靠近紫禁城一步。
　　崇祯皇帝朱由检刚刚听说他委派守城的亲信太监曹化淳已经打开彰义门，迎接李自成进城，自知大势已去，慌忙命人将皇太子朱慈烺、三儿子朱慈炯（即后来传说的朱三太子）、四儿子朱慈炤连夜送出宫外。崇祯随即来到后宫，令他惊讶的是，周皇后并没有就寝，反而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仿佛正在等候他的到来。最让人奇怪的是，皇后所穿的朝服，袖口、衣角及周身开口的地方都已经用线密密缝住，她就好像被装在一个华丽的衣袋中。
　　崇祯来不及多想皇后为何是这样地打扮，只是严肃地对周皇后说：“国破就在眼前。你身为国母，理当殉国。”
　　周皇后并不惊慌，她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相当冷静地说：“我跟随陛下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中，陛下从未听过我一句忠言，所以才会有今天。”说完后有些鄙夷地望了崇祯一眼，从容地上吊而死。
　　崇祯一怔。他从来也没有将这位性子耿直的皇后放在眼中，事实上除了他的女儿长平公主，他没有真正在意过任何女人。当年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为了帮女儿对付崇祯宠爱的田贵妃，特地从江南找来了绝色美女陈圆圆。崇祯第一眼看到陈圆圆的时候，也惊诧她惊人的美貌，可是当时崇祯正被军国大事搅得头昏脑胀，根本没有心思。陈圆圆只得返回了周府，被到周府作客的吴三桂看中，才有了后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
　　如今周皇后临死前那番话的语气、那蔑视的一眼却深深震憾了崇祯，他心中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是惊？是悔？但情形已经不容他多想，呆了片刻，他又来到了寿宁宫找长平公主。
　　长平公主才十六岁，已经出落得秀丽高贵。崇祯已经为她挑选了周世显为驸马，若不是李自成逼近北京，公主早应该在几天前下嫁。长平公主也没有入睡，大概今晚的北京城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安然入睡。公主年纪虽小，却也知道天下即将大变，见崇祯进来，上前拉住父亲的衣袖哭泣，不胜悲恸，更显得楚楚动人。
　　崇祯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望着最心爱的女儿叹息说：“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之家？”终于狠下心，用左手挡住脸，右手拔刀出鞘，向公主砍去。公主尖叫了一声，那一声中充满了惊恐，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最爱的父亲会杀她。她本能地挥出柔弱的手臂去挡锋利的刀。
　　毕竟是亲生骨肉，崇祯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彷徨，但仍然咬着牙砍了下去。刀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但没有砍中要害，顿时血流如注，公主当场晕绝地上。崇祯再也下不了手，掩面而出。
　　『注：李自成进宫后，发现了血泊中的长平公主，叹息说道：“上太忍。”（《甲申传信录》）他以为公主已死，便命人将公主送往皇亲周奎的家中。长平公主晕厥五天后才苏醒过来，这才发现父亲已经上吊而死，李自成已经入主北京，大明变成了大顺，不禁悲痛欲绝。长平公主后来落入了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手中。然而风云变化莫测，四十天后，大顺又变成了大清。清军入城后，摄政王多尔衮专门派人访寻到长平公主及其他未死的嫔妃，特别优待。长平公主只剩下一条手臂，国破家亡，大有天地无容身之处的感觉，于是给满清上书，自称是九死臣妾，要求出家当尼姑。满清没有答应，反而下诏命准驸马周世显与长平公主完婚，并赐予田产宅第车马等物。回忆起狠心要砍死自己的父皇，面对并不是传说中穷凶极恶的敌人，长平公主不由得感慨万千，不禁黯然泣下。在盛大的婚礼上，公主没有一丝喜悦，挥之不去的是无奈的哀伤。后来长平公主于顺治三年（1646年）病死，赐葬在广宁门外。事见《明史·卷121·公主传》、清·严有禧《漱华随笔》。关于长平公主，后世敷衍出很多故事。金庸小说《碧血剑》中美艳绝伦的阿九、《鹿鼎记》中武功高强的九难，以及梁羽生数部小说中提到吕四娘的师傅独臂神尼，都是指的长平公主。』
　　处理完两个身份地位最重要的人，崇祯心中再无顾虑，他赶到昭仁殿砍死了另一个女儿昭仁公主，又砍死了妃嫔数人，这才换了平民衣服，带着大太监王承恩出中南门，摸黑来到成国公朱纯臣的府邸避难。此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已经到了北京城下，李自成一旦进城，第一件事就是进紫禁城，所以皇宫已经成了天下最不安全的地方。
　　但无论王承恩如何叫门，如何狐假虎威地摆出天子驾临的威风，朱纯臣命人坚决不予开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甚至连落难的平民都不如，因为他不但是个烫手的山芋，还会将致命的危险带到他走到的任何地方。
　　崇祯皇帝这才知道他自己已经是众叛亲离，不由得长叹一声，重新回到皇宫。而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喊杀声不断。
　　崇祯皇帝回到前殿，依然没有死心，鸣钟召集百官，等了好久，没有一个人到来。崇祯皇帝这才万念俱灰，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他来到崇文门，想出去却是不能。于是改走齐化门，打算夺门而出。守门的太监见这些人形迹可疑，疑为奸细，发炮射击。王承恩连忙喊道：“这是皇上！”幸好没有打中。
　　崇祯又来到正阳门，只见那里挂着三只白色灯笼，是为李自成军发出的投降信号。崇祯知道无论如何已经逃不出去了，这才在大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回到皇宫换了衣服，来到煤山（现在的景山）的寿皇亭，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然后才无可奈何地自缢于于一棵树下，年仅三十五岁。
　　崇祯皇帝死后，王承恩也上吊自杀，总算没有让崇祯皇帝孤独上路，全了他一点面子。
　　走到今天的局面，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崇祯皇帝临死前下诏书切责，说：“我手下的大臣们都是亡国之臣，都是这些内外的大臣们误了我。”他口中的空谈、亡国之臣，后来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但到了满清人手上，却变成了中兴之臣。这种变化着实令人骇异。中国的古话中总说，良禽择木而栖。如果崇祯不自杀，李自成或许不会杀他，到了满清，也许还能封个侯什么的；这个时候他再来看这些“亡国之臣”的表现，应该会明白忠臣必赖明君的道理。
　　崇祯断然将眼前的这场灭国灾难归咎于手下的每一个人，就是认为他自己没有责任。此人至死不悟，可谓是执拗之极了。拿最后一件事来说，成国公朱纯臣不肯开门接纳皇帝，诚然有惧祸的心理；但从另一方面说，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对待手下大臣刻薄无情，尽忠报国的袁崇焕就落了个被凌迟处死的悲惨下场。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明朝的大臣们自然不肯出死力为皇帝所用，平时都是得过且过，自保为上。所以崇祯皇帝到了最后关头，他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投降，最亲信的大臣朱纯臣闭门不纳，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皇帝的责任，自然也不能怪崇祯的大臣们，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臣子们，却总有一种沉重的感受——他们这些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有点像意念导向，崇祯反复这样训斥他的臣子们是亡国之臣，臣子们也先入为主地这样认为了。
　　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象征性地面朝北，对他的皇帝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
　　〖愧无半策匡时难，
　　惟有捐躯报主恩。〗
　　既然臣子们都被皇帝认为是无能之辈，自然危急关头也就没有人出死力了，这也是敲钟无人肯来的原因。崇祯皇帝每次下诏罪己，闻者没有一个感动；危急之际飞檄勤王，征者没有一个赶来。这实在是他的悲哀，也是最值得他反思的地方。在常人眼光看来，崇祯下罪己诏责备自己，不过是做做样子，可是皇帝自己怎么会有责任呢？崇祯更是一个习惯推卸责任的人；他召各地赴京勤王，有袁崇焕这样回京勤王被杀的前车之鉴，谁还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冒？甚至包括在崇祯与李自成长期的较量中，明朝一度占了优势，但崇祯自毁大将，给了李自成喘息的机会，今天国破家亡的局面，崇祯自己是有责任的。
　　所以一位当时人写道：“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
　　凭心而论，崇祯是一个比明朝任何皇帝都要对国事认真负责的统治者，自登基以来，他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好觉，但勤治天下的责任心并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与1644年到来有直接的联系。无论如何，崇祯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他的死亡留下的只是一个悲剧事实。
　　【二 李自成进北京】
　　距崇祯皇帝上吊四十九天前，崇祯皇帝的死敌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李自成自己也改名为李自“晟”（光明和兴盛的意思），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民夫重新修整长安城，将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按照军册所载，这时候的大顺王李自成已拥有步兵四十万，骑兵六十万，的确有实力可以立国称王，与大明和大清分庭抗礼、鼎足而立了。
　　李自成是在1630年（崇祯三年）参加所谓“流寇”的反明武力。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当他再回到故乡米脂时，已是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大顺国王。古人曾说过：富贵不归，如锦衣夜行。李自成也未能免俗，称王后立即回到米脂祭墓，但他还有更深刻的感受。
　　两年前（1642年），崇祯皇帝派人将李自成的祖茔掘毁，为的是传说李家的祖坟埋在“龙脉”上，将来要取代大明江山。李自成自己也很惊讶居然能有这样的传说。
　　崇祯八年（1635年）三月，高迎祥与李自成打下了凤阳。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成为明朝的中都。中都的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皇陵陵园规模宏伟，园内有大量精湛的碑石雕作，其气势不亚于明孝陵和十三陵。可惜，陵园内建筑在农民起义军的脚下被荡然殆尽。李自成还将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也一把火烧了。这件事震动了明朝朝廷，崇祯听到这消息，又急又气，怒火无处发泄，于是下令将凤阳巡抚处死。
　　李自成以为崇祯原不过是照瓢画葫芦毁他李家祖茔，但当他听到崇祯的理由时，他反倒为祖茔被毁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崇祯的顾忌充分说明他天生就有龙气，在极看重天命的年代，这极大地提高了李自成的声望和地位。从这点上说，李自成相当感谢崇祯为他制造了“天命所归”声势。他到底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在“借势”这一点上，要比崇祯高明得多。
　　望着被毁的祖茔，李自成的嘴角浮现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微笑，他在心中得意地说：“崇祯，谢谢你。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李自成召集当地父老集议修复祖茔，精选工役，完全按照原来的地形、地貌和地脉形势，甚至坡砍树木，一切都要恢复原状，不能有半点差错。墓地竣工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祀典，才返回延安，并且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
　　李自成还将家乡山上的真武祖师庙扩建为行宫，赐山名为盘龙山，行宫正殿为启祥殿，后殿为兆庆宫。（注：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为了保护这群建筑，在里面重新塑起真武祖师像，行宫又变成一座庙宇）
　　正式称王后，李自成挥师向北京进军，沿途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各地人民热烈地欢迎农民军，大顺军横扫山西河北。1644年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前锋已破京师外城。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毡笠缥衣，骑一匹高头大马，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城内百姓热烈地欢迎农民军，许多街门前书写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的字样。崇祯皇帝倘若看见这一幕，恐怕死也不会瞑目吧。
　　李自成来到紫禁城的承天门（今天安门）下，立马仰望，感慨万千。
　　承天门名字的由来，来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首创的圣旨的开头语：“奉天承运”，表明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天而行，他的皇朝是承方兴之运。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所看到的，皇帝派人颁布圣旨时，开头总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一套实际上是起自朱元璋。承天门还是明朝圣旨出宫的地方，颁布圣旨时，要将圣旨装在盒子里，盒子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慢慢放下去，下面有人跪着接住盒子，表示“承天”的意思。
　　从某种程度上是说，承天门是皇权的象征。从陕西走到北京，从崇祯治下的一个普通的邮递员到大顺王，如今又来到紫禁城来“承天”，整整十四年过去了。此时此刻，三十八岁的李自成已近不惑，怎么能不心潮澎湃！
　　崇祯初年的元旦，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李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李自成说：“当问天。”于是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李自成大喜，遂起。
　　今天又到了问天的时候了，于是李自成指着承天门的门匾对丞相牛金星和军师宋献策说：“我如果射中天字，必得一统天下。”随即弯弓搭箭，箭正好射在天字下面。牛金星善于拍马屁，忙解释说：“这箭射在天字下，必定会中分天下。”李自成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听了这话很是高兴，进入皇宫，登皇极殿。
　　至此，崇祯皇帝与李自成十几年的较量，终于以崇祯皇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李自成进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搜捕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当李自成得知崇祯皇帝已经上吊而死时，心中很是遗憾，因为他再也不能当面向对手炫耀自己的成就。中国的皇帝最喜欢搞献俘受俘的仪式，就是因为可以充分享受胜利者的荣耀与失败者的耻辱对比而产生的反差所带来巨大的快感。
　　明朝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乱，为御史王守仁所擒。正德皇帝朱厚照专门赶到南京受俘。先在城外设一广场，竖起威武大将军（朱厚照封自己为大将军）的旗纛，朱厚照自己和宠臣江彬换了军服出现；先故意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然后再由朱厚照亲自将他抓获，接着大摆庆功宴，庆祝平叛的胜利。按照江彬原来的意思，本来还想让朱厚照在鄱阳湖的一次模拟战中捕获宁王。有点像小时候看过的玩猴把戏。
　　人死了，尸体总还是在的吧？于是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的尸体抬到东华门，想看看这个跟他斗了十几年的皇帝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只见崇祯皇帝披头散发，身穿蓝袍，光着左脚，右脚上穿着一只红色的鞋子。
　　这一刹那，李自成似乎真的感到了悲伤。斗了十几年了，这个比他本人还要年轻的大对头终于死了，但这并不是他所盼望的结局。现在九五之尊皇帝的宝座就在他的眼前空着，这是天下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权力的象征。但李自成并不轻松，也不兴奋，只觉得失落，他甚至对崇祯的死有一种罪恶之感。
　　于是李自成叹息说：“我来与你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
　　周皇后的尸体也被抬到东华门，皇后容色如生。李自成一眼看到周皇后的周身用线密缝，立即猜到她是为了避免死后受辱，叹息了一回，命人将崇祯和周皇后装进柳棺，抬到昌平。
　　因为崇祯在位时没有来得及给自己修建陵墓，昌平人自己凑钱，将柳棺与崇祯宠幸的田贵妃合葬。清军入关后，才下令按皇帝的体制为崇祯修建思陵。清人严有禧在《漱华随笔》中记录说：“愍帝（指崇祯皇帝）当国运既替，流贼蔓延，在位十七年，未尝营及陵寝。逮李自成猝犯京城，引国君殉社稷之义，慷慨自裁，就葬妃园，坏土仅掩，至为惨悯。遭我世祖章皇帝（指清朝顺治皇帝），应天顺人抚有寰宇，登极之后，躬幸思陵，念其荒凉，敕令修葺，并勒丰碑。”
　　但李自成心中并不轻松。
　　中国二千年来，都是用道德代替法制。二千多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都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地向皇帝效忠。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弑君者都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这大概是历史上的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的本质原因。李自成也是汉族，也是大明子民，只不过在发生了大饥荒、又被崇祯裁员下岗的情况下，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才揭竿而起。此刻在他的心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摆在了弑君篡位者的位置上，他自认为对崇祯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竟然大到令他喘不过气来。最为可怕的是，他不能向任何人说起；因为他跟崇祯一样，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不能向他的臣僚们表示出他竟然会为崇祯之死负疚。从起事开始，农民军一直宣传的是要推翻崇祯的暴政，他怎么能同情这个政敌呢？所以李自成下令，只给崇祯皇帝和周皇后一口简单的薄棺材。
　　这就能充分说明李自成为什么没有一进紫禁城就马上称帝，而宁愿一直保持大顺王的头衔，宁愿让紫禁城中的金銮宝座空着。李自成一直等到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军打败后，眼见好日子不多了，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匆匆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李自成就放弃了北京，往他的老家陕西逃窜。准确地说，李自成只在紫禁城的金銮殿宝座上坐了一天，当了一天名符其实的皇帝。（李自成事迹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以我们后来者的眼光来看，李自成和崇祯这一对死敌其实有很多相象的地方，崇祯失败的命运在不久后很快就落到了李自成头上。
　　【三 流民和叛乱】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限令王公大臣们“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朱元璋还做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当时已经意识到兼并土地会造成农民变成流民，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对农民的处境也颇为同情，他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了秧，还要除草施肥，大太阳里晒得不成样子，成天劳碌。好不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只能全家人着急，毫无办法。”（《明太祖实录》卷22）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种，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地方官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样就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百里之内。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关于土地的制度慢慢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皇室直接管辖的田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地强占土地。
　　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到了明武宗的时候，皇庄增加到了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辟皇庄，其他皇亲国戚纷纷仿效。根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国戚们兼并了，所以不在官册。
　　这样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土地少了，朝庭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种的农民要负担更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到了明朝末年，由于土地兼并、苛捐杂税以及一系列的天灾，明朝已经变成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流民帝国”。
　　总的来说，中国的农民相当勤劳，但胆小怕事，忍耐力极强，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是断然不会铤而走险的。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陕西长期以来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军起义的序幕。
　　最可笑的是，魏忠贤的亲信陕北巡抚乔应甲和延绥巡抚硃童蒙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竟然充耳不闻，假装不知道，自然也没有上奏朝庭。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
　　王二率先起义后，各地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率领饥民起义；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也揭竿而起，打出了反明的旗帜。
　　这时候，十六岁的崇祯刚刚当上皇帝，不仅要面临关外满清的强大威胁，还要面对遍地的“流贼”们。这个人人梦寐以求的皇位对这个朱姓少年而言，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延安据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史书上说张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他身体魁梧，脸型稍长，脸色微黄，下巴有短须，眉目端正，是声若巨雷的一个瘦长高个子。
　　张献忠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后来在“长隶延绥镇为军”，是个职业军人，因为胆大妄为犯了军法，被捆起来要在军中斩首。主将陈洪范见他状貌奇特，起了爱才之心，喝住了刽子手，主动要为他到总兵官王威面前求情。但陈洪范还没来得及张口，外面的张献忠已经乘机逃脱。这个人性格的桀骜不驯和做事的不成章法由此可见一斑。
　　崇祯九年（1636年），张献忠被总兵左良玉和陈洪范两路夹击，一败涂地。张献忠自己额上也中了一箭，血流满面，无法继续作战，只好逃走。
　　张献忠手下的将领闯塌天（本名叫刘国能）历来与与张献忠不合，见张献忠兵败如山倒，趁势投降了熊文灿。张献忠听说后大为惊恐，担心闯塌天深知道自己底细，会引导官军前来对己不利；权衡利弊下，立即派人与陈洪范联络，说愿意投降。陈洪范因与张献忠有旧，替他在熊文灿面前大说好话。于是熊文灿接受了张献忠的投降，非但如此，还命他仍率旧部，屯驻穀城。
　　为了表示诚意，张献忠又主动为明朝招降了罗汝才。罗汝才绰号曹操，也是农民军的杰出人物，后为李自成所嫉，被暗杀。
　　十年前，熊文灿任福建巡抚，由于他出面说服海盗首领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投降并为明朝所用，熊文灿名声大振。他相信招抚有助于早日平息叛乱。张献忠和罗汝才在农民军中名气很大，他认为两贼既降，余贼夺气，于是上表请崇祯赦免张献忠和罗汝才，崇祯竟然批准。不久后，张献忠复叛，崇祯恼羞成怒，处死了熊文灿。
　　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将楚王装进笼中投入江中。随即强迫武昌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的男子入伍，其他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从鹦鹉洲到道士洑，浮尸蔽江。张献忠随即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来张献忠派人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张献忠的军队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
　　攻陷成都后，张献忠于1644年十月十六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
　　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所供奉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即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
　　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住居七曲山，他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建此庙以纪念。唐封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到张亚子的故事就表示：倘若我战胜，当为重修庙宇。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尊文昌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历史上虽然也将张献忠这位老万岁称为是农民军起义领袖，但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却是不容置疑的。张献忠性情凶戾残暴，将卒以杀人多少论功，杀人不分明军平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并且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
　　据说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
　　最奇怪的是，张献忠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在锦江筑起高堤，但并不是为了治理水灾；而是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然后将他所抢来的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埋在坑中，然后重新决堤放水，淹没了埋藏财宝的大坑，称为水藏。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还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四面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被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就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如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不离左右，时刻垂询。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起来，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张献忠事迹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一个极好享受杀人的乐趣的人终于被人所杀。
　　张献忠死后十二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只有32户，男丁31名，女丁23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这都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事见民国《温江县志》）。相传张献忠屠尽四川，并非有意污蔑农民军领袖，真是确凿不虚。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根据当地语系及相关县志，四川民间所称的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土著多是由“湖广填四川”而来。因为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
　　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治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将四川省治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浩劫如斯，谁之罪欤？（事见《清史》）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历史上汉族中川人是比较富于反抗精神的，所以总是遭到最野蛮的屠戮。四川历史上有三次大屠杀。
　　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馀，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政权无文化，杀人作恶不自知，播乱长达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引《三卯录》）。野蛮民族打江山，同样鄙俚无文化，而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八十馀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
　　第三次就是“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这次最为残酷，远胜过前两次，空前绝后。2002年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1644甲申年十一月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
　　就是这位张献忠，竟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兴趣，聘请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这两位传教士在《圣教入川记》中真实地记录了张献忠的大杀与小杀，认为他是政策杀人，并非一味颟顸快意杀人，盖以杀人求政权之巩固耳。
　　跟张献忠比起来，李自成虽然也杀人如麻，但后来能采纳李岩等人的建议，开始收敛形迹，笼络人心，在农民军领袖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
　　【四 李自成的崛起】
　　李自成1606年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连续多年闹灾荒，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李自成自幼家贫，还曾经出家当过小和尚，俗名黄来僧。曾经有人附会说，李自成这个名字跟“皇来僧”近音，暗示着他日后能当皇帝。后来李自成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21岁那年，他因为失手打伤了地主，不得不逃到银川，当一名驿卒（相当现在的邮递员）。驿卒的工作似乎比较轻松，因为李自成的骑射技术就是在当驿卒的时候苦练而成的。
　　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皇帝开始大规模裁减驿站（相当现在的邮电局兼地方招待所）。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不幸被列入裁员的名单内，失业下岗。此时正值风起云涌，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二十四岁的李自成也心痒难耐，于是杀死驿站的上司，出了被裁员的恶气。李自成就这样造了反，投到了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农民军中，当了一名八队闯将。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军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而且成份相当复杂。农民军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崇祯忙于应付来自满清的强大威胁。外番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从朱元璋开始，终明一朝也未能彻底解决。
　　就在崇祯皇帝疲于应付东北满清的时候，陕西的流民四起。明朝政府口中的所谓流寇，是没有一定的根据地，流窜到那里，就裹胁到那里。中国因为疆域广大，天灾人祸很难影响到全国，局部的动乱也很难牵动全国。只有当社会极度不安、内外交困时，才会酿成如火燎原之势。崇祯皇帝不幸正当其时。
　　李自成等流民起于陕西，很快流入山西，接着又流入河北，蔓延在四川、湖广之境，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崇祯皇帝这才着了慌。他早知道陕西大旱，甚至发生了易子而食的惨剧，但他总以为这些流民闹不起大事来，顶多也就是抢抢粮食罢了。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当一个政府不能很好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时，是不禁止民众小的违法行为的。”孟德斯鸠的这句话给崇祯皇帝开始并不重视农民军的力量以及后来普遍采用招安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流民还没有演变成起义军时，兵部郎中李继贞向崇祯建议说：“这些流民饥饿不堪，将来恐怕都要沦为盗匪，请以帑金十万来救济他们。”当时崇祯没有听，反而派人围剿。
　　这个时候的流民没有专门的统帅，一旦与明军官兵相遇，流民各自为斗，如果能取胜则人人争先往前冲，一旦打败就立即窜入山谷躲起来。因为流民太多，官军遇贼追杀，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打的是哪方的流寇。流民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力日益强大起来。明军官兵东西奔击，疲于奔命，流寇始终无法剿灭。
　　既然流寇是生活不下去了才要造反，那我就给你们基本生活的保障，你们总该不反了吧。于是崇祯想到了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绥靖政策，意图瓦解农民军。在明军剿抚兼施进攻下，陕西农民军中确实有不少首领都接受了朝廷招安。但这些受招安的人是在利益的诱惑下才投降，一旦发现明朝政府无力兑现时，立即又重新造反，所以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
　　出现这样流寇越剿越多的状况，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这自然不是皇帝的错，于是杨鹤于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被逮捕下狱。
　　在这个过程中，李自成开始名声鹊起。崇祯六年（1633年），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李自成收其遗部2万余人，与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
　　随后，高迎祥领导下的农民军与明军展开了激烈博斗，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农民军从山西转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移到豫西。
　　明朝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崇祯七年（1634年）初，崇祯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农民军的陈奇瑜（1616年进士，1648年去世）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专办“流贼”。陈奇瑜不辱使命，不出数月，他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的车厢峡诱歼了数千名农民军。但陈奇瑜很快自己断送了前程。他接受了农民军中名气最大的李自成的投降，还派人将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李自成随即杀掉护送的明军，突袭了驻扎在渭水的明军。不久后，陈奇瑜被逮捕下狱。
　　农民军突围后，在豫楚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
　　崇祯八年（1635年），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为改变明军被动局面，开始集中力量围剿农民军。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农民军，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连连受挫，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在形势的逼迫下，农民军开始联合起来。崇祯八年（1635年），在李自成的提议下，各路农民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李自成首先提出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方案，受到大家的支持。但很可惜的是，尽管农民军首领们已经意识到联合的重要性，开了这次荥阳会议，但农民军并没有真正形成组织和指挥上的统一，一旦遇上洪承畴这样的用兵高手，很快就被明军各个击破。
　　崇祯九年（1636年）夏，农民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三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被俘而死。高迎祥死后，农民军逐渐形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
　　高迎祥死后，农民军把“闯王”这个称号推让给屡建战功、声望很高的李自成。从此，李自成作了“闯王”。
　　李自成继任“闯王”，手下有刘宗敏、田见秀、郝摇旗等战将。李自成虽号称“农民起义领袖”，但并非救民于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三日以上，城破以后即要屠城，杀人数万，聚尸为燎，叫作打亮。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他曾三度围攻开封城不下，最后决黄河大堤，淹死兵民数十万人。可以说，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义，也是对中国十多年的大破坏！后来他的队伍中加进了河南杞县举人李岩，及夫人红娘子；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作谋士，情况才稍好一点。崇祯皇帝面对这位大肆破坏、杀人如麻的“闯王”，能有什么办法？！
　　明末清初诗人李雯有《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一诗记录说：
　　〖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
　　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
　　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
　　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
　　但明朝对农民军战绩要远远好于对清军的战绩，明军的将帅如洪承畴、陈奇瑜、孙传庭、卢象升、熊文灿都有对农民军的辉煌胜利。
　　陈奇瑜曾将农民军逼入车厢峡，险些让李自成、张献忠困死其中；孙传庭潼关大败农民军，并活捉了老闯王高迎祥；熊文灿追得农民军走投无路，纷纷投降，张献忠、罗汝才亦在其中；卢象升滁州大捷，农民军尸横遍野，更有大将左良玉、贺人龙、曹文诏、曹变蛟、高杰冲突左右。本来扑灭农民军的星星之火不是没有可能，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农民军的竟然是崇祯本人。
　　1637年，李自成被熊文灿追得无处藏身，被迫躲进了商洛山中。张献忠也在形势的逼迫下投降了熊文灿。但一年后张献忠复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明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朝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他很快被处死。在战场上接替熊文灿的是杨嗣昌（杨鹤的儿子），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杨嗣昌知道该到他自己负责任的时候了，为了避免少受点苦，还不等崇祯皇帝下旨责罚，他自己就拔剑自杀了。
　　杨嗣昌颇有远见，他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朝庭集中兵力扫除“流寇”。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崇祯皇帝所接受。
　　『注：杨嗣昌死后，崇祯皇帝倒也没有追究，将他的尸体送回家乡武陵安葬。后来张献忠攻陷武陵，怀恨杨嗣昌，下令焚毁杨家祖坟，并挖出了杨嗣昌的尸体，断其尸见血。事见《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从上可见，明军将帅稍有败绩，非死即贬，结果是明朝的栋梁之才损失待尽，陈奇瑜被贬，熊文灿被斩，孙传庭入狱。这是年轻的崇祯用人的战略所导致的结果。
　　1639年，当李自成再一次从山中走出来的时候，发现熊文灿已经成了冤死之鬼，这不由令他欣喜若狂。于是李自成再次组成了自己的军队，吸收了李岩、宋献策、牛金星等知识分子，洗去了农民军固有的匪气，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气势，目标直指紫禁城中的蹯龙宝座。
　　【五 崇祯的难处】
　　1627年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死，本来这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老百姓们甚至包括绝大多数朝庭官员在听到这带来无穷灾难的一朝终于已经结束时，都感到万分欣慰。因为天启皇帝没有儿子，兄终弟及，十六岁的崇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登上了皇位。史书上关于十六岁前的崇祯记录极少，在他当皇帝前他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崇祯上台时政治环境相当险恶，天启皇帝驾崩之际，正是魏忠贤集团活动最猖獗的时期。崇祯由信王府搬入大内，竟不敢食用宫中为他准备的膳食，硬是凭借自己从家里偷偷带来的干粮度过了最危险的几天，宫中的险恶可见一斑。但崇祯登基两个月后，即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集团；少年老成之风，只有后世康熙铲除鳌拜能与之相提并论。于是普天下的人们欢欣鼓舞，将崇祯的继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誉之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
　　其实，崇祯对魏忠贤的痛恨，更多地是出于私人情感。崇祯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所以他小时候受到过好几个皇妃的照料，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冲犯了魏忠贤和客氏“愤郁”而死。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前五天，崇祯念念不忘地既不是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清，也不是耀兵城下的李自成，而是魏忠贤。他密令将已经死了十七年的魏忠贤的尸骨收来烧了，但此命令还来不及被执行，李自成就进城了（陈济生《再生纪略》）。
　　一个胸襟如此狭隘的人，照理来说，不会是一个好皇帝。果然，翘首以盼的人们很快失望了。崇祯是个志大才疏的人，他自认为聪明，还有着许多封建帝王的最大通病——猜忌成性，尤其他从哥哥手中接过的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大明江山，他的缺点给王朝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乱摊子不是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一个人带来的，崇祯接过手时确实是已经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自从他登基以来，所面临的危难已经超过了明朝任何一位皇帝。崇祯并不是明朝十六个皇帝中最糟糕、最没有才干的皇帝，事实上明朝的皇帝荒诞的、荒唐的不在少数，跟正德皇帝、嘉靖皇帝以及他的哥哥天启皇帝等人比起来，崇祯无疑要强得多。他有励精图治的决心，有重新振兴明朝的强烈愿望，但内忧外患的巨大困扰不由得不令他更加性急，因此，他的很多决定都是在焦燥不安的状态下匆忙决定的。
　　明朝整个状况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朝庭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万历一朝已经因为神宗皇帝的贪婪而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崇祯末年，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
　　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赋税竟然增加了六倍。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再加上地方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一亩产出六两银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纳十几两的税。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事见钱泳《履园丛话》）。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所以历史学家传统的说法认为，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朝庭发不出军饷，剿贼剿寇的官兵该怎么办呢？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百姓们恨官兵，明朝逐渐失去了民心。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年）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到这个时候，崇祯的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大臣马世奇在《廷对》中向崇祯皇帝解释老百姓起义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官军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当时，朝庭用官军剿“寇”，而老百姓望“寇”剿官军。对于崇祯来说，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有一段记录说：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一百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明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
　　而这时戍边军队也要求崇祯皇帝拨饷。1644年初，户部侍郎吴履中奏称，国库存银仅剩8万两。他说：“若无九边，京师何以安守？”坚决要求将这笔钱拨给戍边军队。但崇祯皇帝拒绝了，他打算将这笔钱全都用来加强京师守备。
　　后来户部尚书倪元璐谈及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崇祯帝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
　　两人正论道德之日，距二人之死——1644年三月十九日——只有三十五天了。
　　崇祯本不该是亡国之君，可惜，他时运不好，这是他的难处。他也不是个能干的人——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外，就没有能干的皇帝——人才不分贤否，议论不分是非，政事不明得失，军机不论成败，性格多疑、苛刻寡恩，刚愎自用，却又性子急躁。当流寇满山、四方鼎沸的时候，他所委任的人非庸即佞，剿抚两端，没有定策，以致茫无成算；加上御下太严，打一场败仗立即杀将，丢掉一城立即杀吏，正所谓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
　　【六 李自成的运气】
　　李自成后期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军事才能，但无战略眼光。他善于攻打城池，发明了独特的“瓴甋”法，但攻下城池后往往大肆屠城，不派人留守，随攻随丢。在历史上，关于李自成的定位好的说法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比如中国的教科书对他的定位；不好的则是“流贼”，基本上历代正史、野史都认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是“贼”。《明史》不但将李自成归在《流贼》一类中，甚至干脆地说，“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认为李自成是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流贼。
　　其实李自成只是个运气特别好的人。他从小家贫，一直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还在给崇祯当邮递员（可惜由于他的职位太低，崇祯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时候，从来就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将来有一天也能有机会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但是机会选择了他。在李自成加入了农民军后，机会成就了他。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假若没有度量和眼光的话，就不是每个时候都能准确地把握住机会。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农民军受到几近致命的打击。李自成在潼关被洪承畴和孙传庭三道埋伏线包围，李自成打败，只和刘宗敏、田见秀等十七骑突出重围，躲入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
　　正当崇祯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上天眷顾了李自成，满清的军队又开始入侵了。由于北直隶和山东的城市纷纷陷落，明朝政府被迫选择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从西北抽调人力物力，命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任保定总督。孙传庭气愤朝庭不乘胜追击，故意称病辞官，反而被崇祯认为不想出力办事，被逮捕下狱。主张招抚的熊文灿接任，派出侦骑搜捕李自成。侦骑搜了几个月，毫无信息，不想继续在崇山峻岭中费心劳力，就报告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不出数月，崇祯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
　　李自成听说洪承畴和孙传庭两个劲敌走了，“稍得安”。但这时李自成的情况并不好，他的身边只有十七个人，还躲在山中一步不敢出去，前途看起来十分渺茫。
　　崇祯十二年夏，已经投降熊文灿的张献忠重新反穀城。李自成听说后大喜，重新出山，集结部众。很快为陕西总督郑崇俭所败，李自成自认晦气，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去投奔张献忠。但张献忠此人性情难以捉摸，凡事随心所欲，他也看出了他的这些农民军同行们，要数李自成最有出息，将来必是劲敌，于是假装收留了李自成，想借机除掉他。但事不机密，被李自成事先发觉，李自成逃走。
　　『注：李自成与张献忠虽然都是农民起义军，却一直不是同志。崇祯十四年，张献忠被左良玉追得无路可走，也不得不投奔李自成。李自成记恨前事，想要乘机杀了他。号称曹操的罗汝才跟张献忠交好，对李自成说：“留着张献忠，可以使他扰汉南，分官军兵力。”罗汝才见李自成不答，就偷偷给了张献忠五百骑，纵他逃走。事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此时杨嗣昌正督师夷陵（今湖北宜昌），听说李自成走投无路，立即传檄李自成，让他投降。李自成正憋着一肚子气，立即对杨嗣昌派来的使者破口大骂。于是杨嗣昌派兵围捕李自成于巴西鱼腹山中一带。李自成无路可走，打算自杀，幸好养子李双喜劝住了他。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溜走，投降了明军。
　　李自成麾下最骁勇的大将刘宗敏也打算投降，被李自成发觉。此刻李自成众叛亲离，已经是万念俱灰，他流着眼泪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是天子之命。你去卜上一卦，倘若不是吉卦，你就带着我的人头去投降杨嗣昌吧。”
　　若是带着李自成的人头投降，以后就不愁有高官厚禄，刘宗敏大喜过望，当然同意了。
　　刘宗敏卜了一卦，却是吉卦。他有些失望，又卜了一卦，还是吉卦。刘宗敏还不死心，卜了第三卦，还是吉卦。古人迷信，信天命，刘宗敏这才死心踏地相信李自成有天子之命，于是回来对李自成说：“我就是死也要跟着你。”为了表示忠心，还杀了自己的两个老婆，以便轻装上阵。
　　其他人听说后，也表示要跟随李自成这个“真命天子”。于是李自成尽焚辎重，轻骑走河南。这个时候，他身边只有五十来人。
　　正好河南大旱，粮食极贵，一斛谷要万钱，老百姓没有钱购买粮食，成千上万饥民到处流亡，成了李自成极好的兵源。李自成一到河南，饥民听到李闯王出山的消息，纷纷前来投奔，大概有七、八万人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农民军获得迅速发展，李自成精神大振，指挥饥民在河南纵横驰骋，攻宜阳，杀知县唐启泰；攻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攻偃师，杀知县徐日泰。这时候的李自成所向无敌，并以杀人为乐，喜欢砍人的脚，活挖出人的心。但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遇到了李信（即李岩）。
　　杞县举人李信是明朝前尚书李精白的儿子。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李精白靠拍魏忠贤马屁当上了尚书，曾经为魏忠贤建立生祠，还在生祠焚香祝词说：“尧天巍巍荡，帝德难名。”意思是称赞魏忠贤像尧一样具有天那般大的阔大高贵的胸怀，那种皇帝般的伟大道德简直难以形容。李精白还特意把“巍”字的“山”旁移到下面，人们问他为什么，他答：“害怕‘山’压在魏公的头上啊。”
　　崇祯即位后，魏忠贤的势力被铲除，李精白也被东林党人弹劾，被贬死。李信独自住在家乡杞县，中过举人，也算是当地望族。当地灾荒闹得凶的时候，好多农民断了粮，李岩拿出家里的一些粮食，接济断粮的饥民。百姓们很感激他的恩德，都称呼他“李公子”。
　　杞县附近有位走江湖的绳妓红娘子拉起队伍起义。因为李信在当地名气很大，红娘子想拉他入伙，派人绑架了他。李信被绑到山上，红娘子见他文采风流，颇为仰慕，想与他结为夫妇。李信毕竟是官宦之后，心中尚有顾虑，于是勉强假装应允，却趁着空隙逃回了县里。地方官很是糊涂，非说李信与盗匪勾结，将他下了大狱，准备处斩。红娘子听到消息，带人前来劫牢。杞县饥民争相加入，杀死了县官，救出了李信。到了这步田地，李信觉得回家也没有出路，这才听从红娘子的劝告，跟起义的饥民一起投奔李闯王。
　　李自成弄清了李岩的情况，知道李岩是富户人家出身的读书人，农民军正需要找个谋士，于是就将李岩留在营里。
　　《明季北略》有一段对话，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李自成还与李信约为兄弟。李信很受感动，为了示意与过去绝裂，特意改名为李岩。
　　李岩感激涕零下自然鼎力辅助李自成，写信招自己的朋友卢氏县举人牛金星来投李自成。
　　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他酷爱饮酒，曾因酒醉后痛打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牛金星接到李岩的信后，立即带着家小赶来，不但将自己的女儿送给李自成作妾，还向李自成推荐了算卦先生宋献策。
　　宋献策是个矮个子，长不满三尺，自称精通河洛数。他见了李自成，神秘兮兮地说：“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隐寓李字，意思是说姓李的将来要得天下。李自成自然大喜，立即封宋献策为军师。
　　图谶“十八子主神器”并非宋献策首创。千年前沙陀人李存勖已经用过这一招。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因其父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不过李自成不读书，是个凭着直觉闹革命的人，自然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掌故的。但宋献策炮制的东西，却立即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住了他的心。
　　牛金星对李自成说：“若欲终为贼，则无所事我，若有大志，当从我言。”但李自成对他的大话嗤之以鼻，不接受他的建议。因此牛金星离开农民军回去了家乡。因为他跟李自成交往过，不久就被明朝官府逮捕并处死刑。但牛金星通过贿赂地方官减轻了判决，并在获释后立即重新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对这位岳父的归来十分高兴，于是委任他为丞相（事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于是在李岩入伙之后，便有了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后来都成为李自成的左右手。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
　　李岩从争取民心的角度出发，劝李自成不要再妄杀人，停止劫掠，要注意笼络百姓。李自成自此开始有所收敛。他着手整顿部队，严肃纪律，规定：战士不准收藏白金；缴获物品归公；行军不住民房，自带帐篷宿营；损坏庄稼，严厉处罚；“公平交易”，“平买平卖”，不滥杀人，不奸淫妇女。牛金星也以李自成的名义发布告示说：“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李自成还接受李岩的建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均田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免赋就是取消明朝的赋税剥削。
　　李岩将农民军所掠夺的财物分发给饥民。百姓受惠后，也不分辨到底是李岩还是李自成，只称：“李公子活我。”
　　李岩又编出两句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一升的十分之一），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教儿童到处传唱，影响很大。百姓正为朝廷加重赋税愁苦不堪，听了这两句歌词，自然欢迎闯军。
　　李岩还派出一批兵士打扮成商人模样，混进明军占领的城里，逢人就宣传：“李闯王带的队伍是讲纪律的，不杀人也不抢东西。李闯王杀掉欺压穷人的贵族地主，就是要解除你们的心头之恨。”人们对明军的杀人抢劫，早就恨透了；现在听说李自成的队伍纪律严明，自然向着李自成了，许多城池都有百姓做内应，不攻自破。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侵入湖广，势力极大。同时，李自成在北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641年秋，一些独立的农民军都归顺到李自成麾下，李自成开始席卷河南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李自成攻占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这位福王是万历神宗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当年极得神宗皇帝宠爱，险些被立为太子。李自成的部下用福王朱常洵的血扳上鹿肉酱吃，取名为“福禄酒”。洛阳城破的时候，福王世子朱由崧没穿衣服，裸体逃出洛阳。这位朱由崧就是1644年在南京即位的南明弘光皇帝，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他。
　　崇祯听到李自成声势如此浩大，派前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专门对付李自成。傅宗龙到任后，与巡抚汪乔年调兵，竟然发现无兵可调。不久，傅宗龙被围，突围时被杀。巡抚汪乔年代傅宗龙为陕西总督，李自成发精锐攻打，汪乔年也被杀。在这一战后，李自成还劓（割去鼻子）刖（砍去左足或右足）读书人一百九十人。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先后两次包围开封。在第二次围城时，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竭力抵抗，射瞎了李自成的一只眼睛。李自成大怒，为了攻下城市，他下令挖开了黄河上的马家口河，想用水灌城。就在这时，开封巡抚高名衡也决定挖开硃家寨口河，打算用水淹李自成的大军。
　　恰逢大雨，两处关键的堤坝都被挖开，顿时洪水滔滔，声如巨雷。大水从开封北门穿城而过，穿东南门而出，无数无辜的人淹没在洪水之中。这场围攻结束时，开封城中有几十万人死亡，全城只有两万人幸存下来。
　　纪昀（即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明末名妓李无尘的故事，说她秀外慧忠，“有诗集，语颇秀拔”。但这样一位女子，却在开封城破时被淹死。
　　李自成的军队也有一万多人被大水冲走。由于开封破坏得太厉害，李自成甚至不愿意进城。
　　李自成随即在军事上改变过去流动作战战术，建立了各种军事制度，连克承天府、孝感、黄州等地，基本上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此时的李自成已具备了进军北京的实力，并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
　　在这期间，李自成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第一个被清洗的对象就是号称“曹操”的罗汝才，罗汝才当时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李自成本人生活简朴，粗茶淡饭，食无兼味，每天早晨只喝小米粥，与战士同甘苦。而罗汝才有几十个妻妾，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跟随在军中。罗汝才好享受，还在帐下养有一个戏班子，很是令人惊奇。李自成看不惯罗汝才这一套，经常对他嗤之以鼻。但罗汝才手下有几十万人马，罗汝才又用山西举人吉珪为军师，是仅次于李自成的第二大实力人物。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战，两人配合起来，就仿佛是左右手。但是，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李自成起了独大之心。于是在某一个清晨，派人杀罗汝才于睡梦中。罗汝才的部下都被李自成吞并。
　　接下来，李自成杀了他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蔺养成、袁时中等人，并派人送信给在武昌的张献忠说：“我已经杀了曹操（指罗汝才），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张献忠听了大为恐慌，竟然放弃武昌，南下入长沙。到这个时候，当年的十三家、七十二营，或投降明朝，或被杀，只剩下李自成和张献忠。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三边总督孙传庭率军南下河南截击李自成，并催促左良玉部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孙传庭开始虽然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十一月，孙传庭的疲惫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十一月，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不战而进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永昌，还颁布了新的历书，铸造永昌钱币，平抑物价，招抚流亡，镇压地主豪绅，废除八股文，选拔官员接管地方政权。
　　李自成称帝五十天后，消息才送到崇祯皇帝手中，此时离崇祯上吊只有一个月时间。原来的送信人在途中病倒，于是雇了一名明军士兵代其送信。当这名士兵将情报送到后，兵部得知李自成竟然擅称尊号，大惊失色，于是杀了送信士兵以防泄露，然后尽可能久地将此情报扣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九卷）。而崇祯的敌人李自成则有一套杰出的情报系统，他利用山西的商人、店主、算命先生、衙吏等在京城内做密探，通过信使骑马回来向他报告。京城中布商行伙计、饭店老板等很多人都是陕西、山西人，李自成充分地利用了“老乡关系”（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
　　诗人李雯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李雯《闻西安复失是日诸进士方有馆试之期》）。李雯是复社成员，多尔衮进北京后，投降满清，多尔衮那封致阁部史可法的著名书信就是出于他的手笔。
　　这时候，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是雄兵百万了，开始向明王朝发动了总攻击。
　　农民军进入山西后取得了节节胜利，消灭了大量的明朝官军，迅速攻下了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昌平。为报复崇祯派人挖了李家的祖坟，李自成放火烧了昌平的明十二陵（明朝皇家的陵园，即今天的明十三陵。明朝十六个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在南京，建文皇帝在靖难之役后不知所终，因为土木之变当上皇帝的明景帝也没有被葬入昌平）。
　　公元1644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包围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兵开进北京城。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树下。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朱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
　　这样，李自成的大顺军就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欢迎恐后。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
　　【七 崇祯最后的一张王牌】
　　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北京已受到威胁。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三日，大学士黄景昉给崇祯皇帝上了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
　　但奏折并未真正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后，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正如大学士黄景昉所说，吴三桂手下的几万关宁铁骑成了崇祯皇帝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正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
　　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拖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明朝辽东的军队都奉命撤入关内勤王，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下，明军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可是吴三桂等人还没来得及赶到京畿，李自成就兵不血刃地进了北京城。
　　当入关勤王的将领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大顺政权委任为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的总兵马科领军西行，以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在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崇祯曾经试图选择与满清求和，以便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李自成。
　　袁崇焕死后，东北已无得力大将可用，边防更危急。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兵攻锦州，四月，围城。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十三万人援锦。八月，明军大败，洪承畴率残部入松山。清兵围松山。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兵破松山，俘洪承畴，洪承畴降清。三月，清兵又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松锦之役”后，明朝东北的主力被消灭，元气大伤。
　　松锦大战以来，崇祯皇帝真是坐卧不安，寝食俱废。松锦之战失败后，他的心也凉了半截，他的希望，他的寄托，全随着这次大战的失败化为了泡沫，消失了，飞散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祖宗创下的基业，到了他手里，就会这么风雨飘摇，动荡不安，莫非，这就是命吗？
　　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早就明白，以朝庭现在的实力，无力两线作战，于是暗中崇祯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虽然秘密，但朝中其他大臣还是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皇帝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什么。
　　崇祯皇帝每次都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还不断郑重告诫：这是天大的机密，一定要缜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崇祯十五年八月，崇祯皇帝派亲信又送了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不巧的是，陈新甲刚好外出，不在家里，信使便将崇祯皇帝的密诏留在陈新甲书房中的案几上。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密诏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按惯例将密诏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的衙门传抄。这样一来，崇祯皇帝与陈新甲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下，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陈新甲当然要为自己上述声辩，还引用了不少崇祯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崇祯皇帝的圣意。崇祯皇帝更失面子，恼羞成怒下下旨将陈新甲立即处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这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议和，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那个时候，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连崇祯皇帝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为的就是怕背上千古骂名。
　　崇祯皇帝特别推崇宋朝舍身取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1644年二月，崇祯帝曾正式礼敬文天祥，目的是为了激发众大臣学习文天祥死国的浩然正气）。然而，李自成和多尔衮先后脚进北京后，并没有几个人为明朝而死。这是后话。
　　【八 南迁】
　　对崇祯皇帝说，他还有最后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南下到陪都南京。迁都的建议是由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1644年二月十日，崇祯皇帝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崇祯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农民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听了大惊失色，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计六奇《明季北略》）
　　但李明睿并不惊慌，他深知皇帝不过是顾忌道义责任，于是讲了一通天命的大道理。他还为提到历史上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百五十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崇祯犹豫起来，似乎有些心动了。
　　在李明睿明确保证要保守机密后，崇祯四下张望，确信无人偷听后，才开始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
　　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先以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的名义出京。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很快就可以到达南京。李明睿还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然坚持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
　　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
　　当晚，崇祯皇帝单独召李明睿进宫，问了许多南迁的细节问题。李明睿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召募新兵，但朝中没钱，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驻军都已经一年没有发过军饷了，更不要说外地驻军，这正是明军演变为抢民的盗匪的根本原因。李明睿壮着胆子提出了动用皇帝内库这一敏感问题：“内帑不可不发，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计六奇《明季北略》）袁崇焕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
　　但崇祯不同意动用自己的小金库，于是谈话不欢而散。
　　但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所向披靡，推进得极快，大同总兵姜瓖和宣府总兵王承允都是不战而降，转眼间大顺军已经兵临居庸关下，京畿大震。
　　十五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意识到北京保不住了，他正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太子沉思良久，痛楚地说：“二‘乎’字可玩。”项煜无话可答。
　　南迁的话题被迫再一次提上日程。但朝中除了李明睿，以左都御史李邦华为首的重臣们都认为应该派遣太子南下，而皇帝肩负守卫社稷之责，应该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其实是要求崇祯皇帝做出自我牺牲。崇祯皇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和李明睿。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光时亨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主张南迁的人之后，在场的二十七位大臣竟有十九位立即表示放弃南迁主张。
　　显然，这并不完全符合崇祯皇帝的心思，因为他的意图其实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所以双方都招致了皇帝的愤怒。崇祯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崇祯恼羞成怒下，差点将李明睿处死。光时亨认为如此将使百姓寒心，劝止了皇帝。
　　后来有人认为，光时亨之所以反对南迁，是因为他暗中与李自成有接触并打算投奔义军。光时亨最终确实投降了李自成。义军夺取北京后，光时亨仍留任兵科给事中，并曾获准密见李自成。与此矛盾的是，光时亨仍然相信南明政权会获得成功。他曾在信中对留在安徽桐城的儿子说：“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计六奇《明季北略》）
　　但无论如何，“南迁之议寝矣”。
　　崇祯下令吴三桂进关勤王后，大臣们再次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崇祯还不及回答，光时亨火冒三丈地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到此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提出太子南迁的人是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提出建议的大臣们大惊失措，“遂不敢言”。从此，绝望的气氛笼罩了全京师的军民，“诸臣咸思南窜”。
　　『注：公元756年，唐玄宗把长安丢给了安禄山叛军，途中迫于禁军的要求，杀了贵妃杨玉环，逃到了四川。当时太子留在了山西西部，以安抚那些希望收复长安的将领。太子本想入川追随其父，但众将劝阻说，应在宁夏灵武重整旗鼓，收复长安，那才是大孝之举。经过五次敦请，太子才同意“勉徇众心，为社稷计！”于是尊其父唐玄宗为“上皇天帝”，定帝号肃宗。唐肃宗在灵武建立了临时朝廷，并由此出发，最终收复了长安。』
　　崇祯皇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他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拥有了他们外番所缺乏的东西，并依靠这些汉朝官吏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而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京城，后来落入李自成手中，之后就下落不明。于是南明政权中皇室宗亲为了继承权利开始了激烈的派系倾轧（金庸小说《鹿鼎记》提到的唐王桂王之争就是其中之一），内耗掉了许多抗清义士的精力与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李明睿提出南迁后，有一位名叫方开章的官员，曾接到密旨，让他准备一千名兵丁、数百船只，在郊外昼夜待命，随时准备供皇帝顺大运河前往南京之用。北京城破之前，方开章想要见崇祯皇帝，但未能通过宫门岗哨。他一直等到城破前两天，才离开了京城（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四卷）。
　　【九 最后的议和】
　　南迁不成，崇祯皇帝开始布置保卫北京。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西洋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帝甚至还慷慨地挖出深藏地下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之秩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
　　1644年三月十七日，崇祯皇帝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与大臣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封密封急件送到，崇祯看了后脸色大变，坐在那里发呆，许久后才站起来退入后宫。
　　原来三月十六日，负责监军的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已经打开居庸关的大门迎接李自成大军；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而且焚烧了位于昌平的明朝皇陵。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早知道农民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经是指日可待。
　　而这时街上的百姓正毫无顾忌地唱着：
　　〖闯王来，城门开，
　　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衣兮，饥不食，
　　还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臣来剜肉。
　　生填沟壑诚可哀。〗
　　穷人们更是兴高采烈，因为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京城中散布消息说，李自成到来后，城里的穷苦百姓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
　　三月十八日一早，崇祯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殿，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
　　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
　　据说早在元宵节的时候，北京城门一直大开，李自成派大量密探携带黄金混进了京城。这些密探用重金买通了京师炮队将领，所以北京的葡萄牙大炮未发挥任何威力，全是空炮（计六奇《明季北略》）。
　　兵部尚书张缙彦几次巡视，都被曹化淳阻住。张缙彦心中难免起疑，于是转道皇宫，想当面向崇祯皇帝奏明，但被太监拦住，不给通报。
　　李自成也没有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个罪名会让他遭受道德和道义上的谴责——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他派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代表“大顺王”与崇祯皇帝谈判。
　　其实李自成早在昌平时，就曾派原明将王永吉到北京与崇祯皇帝进行谈判，交换条件是分割出中国北部并封他为王。但显然王永吉并没有见到崇祯皇帝。
　　崇祯召见了李自成的使者杜勋。杜勋曾是崇祯皇帝的亲信，崇祯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首席大学士魏藻德当时也在场。杜勋倒是十分坦率，直接说明了李自成的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担心现在的让步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他是个不敢负责的人。他希望能有一个大臣挺身而出，支持议和的绥靖策略，这样即使将来他被指责，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一只替罪羊。
　　于是崇祯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此刻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
　　魏藻德对皇帝的小算盘一清二楚，他可不想自我牺牲；对臣子而言，他可以在明朝当大臣，到了大顺朝一样可以当大臣。于是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皇帝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崇祯皇帝气得发抖，转身先打发了杜勋。
　　杜勋刚一离开，崇祯皇帝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这位老臣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
　　魏藻德后来亲自陪同李自成由长安门入城。后来在李自成发动的“追赃助饷”中被拷打，魏藻德交出一万三千两黄金赎身，但刘宗敏依旧不满足，魏藻德被拷打至死。
　　三月十八日晚上，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大喜过望，下令部队准备进城。
　　李自成刚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主动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
　　就在这时，崇祯皇帝正走向后宫长寿殿，他看到被李自成军队占领的郊区烽火烛天。他恍然已经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
　　崇祯随即密召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进宫，让他们各带家丁护送他出城南迁。刘、巩二人哭着道：“法令素严，亲臣不得藏甲，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
　　崇祯叹息，挥手让两人退去。在令两位外戚离开之前，崇祯皇帝说：“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三人相对而泣（李清《三垣笔记》第十八卷）。
　　接下来便演出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据说，当太子朱慈烺和他的两个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焕）离开大内时，缅甸和暹罗进贡的大象，在玄武门内的园中突然哀鸣起来。根据民间传说，大象能识别出要想暗害君主的人，并能用鼻子阻止他们进宫。
　　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意思是四十多万明军中战斗而死的只有两个人，好一个“嘻”字！
　　【十 李自成的速胜】
　　入北京城前，李自成连发三箭，同农民军约法说：“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他又张榜宣布：大军进城，秋毫无犯，敢有抢掠人民财物的，立即处死！百姓高兴地奔走相告，店铺很快开张营业，城内外迅速恢复正常生活。李自成两次接见城乡老年人，询问民间疾苦和农民军有没有扰乱百姓的现象。受接见的老人，出宫后向人们述说，李自成简朴可亲。
　　这个时候，明朝廷在京的官员们“衣冠介胄，叛降如云”，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我是兵科时敏声！”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你已经老了，胡须都白了。”刘廷谏忙分辩道：“太师如果用我，我的胡须自然会变黑，我还没老。”这马屁拍得相当肉麻，于是勉强被录用。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礼部侍郎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灭亡，他一定自杀殉国。大顺军进城的那天，王孙蕙准备自杀，他的家眷开始嚎哭。于是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等到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迎接新君，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淹没在得得的马蹄声中。王孙蕙后来任监察之职，不久就乘李自成派他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王孙蕙因为有李自成的大顺文牒，所以安全地通过各道关卡。等到离开了李自成的势力范围，他烧了大顺文牒，扮成乞丐，继续南行，但却意外地被土匪抓住杀了。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也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1645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此事为清初的南北党争，后面的篇章中还会详细提及）。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鼎孳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竟然将李自成比为唐太宗李世民，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但他的话所描绘的景象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龚鼎孳的事迹在后面几篇中还会有论述。
　　当初不接受崇祯进门的成国公朱纯臣，居然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等语。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实在令人发指。人性的弱点和悲哀，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并非一时一事，而是有大的社会背景，积习已久，1644年不过是无情的暴露。
　　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后，召集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早朝，据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大臣们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引来杀身之祸。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三千名，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将他们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等了好几个时辰后，已经是黄昏十分，李自成才走出大内。这次奇怪的录用终于开始了。
　　李自成的一名手下先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牛金星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这次录用的方式跟聆听审判没有两样。几千人中只有九十二人被选出来作官，剩余的人则被监禁起来，等候大顺的惩治。
　　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什么好降呢？
　　明朝朱元璋发明了廷杖（就是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堆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崇祯皇帝则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下令用刑，几乎将大臣打死。
　　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的先例，因而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
　　但李自成本人却流露出对这些降臣的鄙视和厌恶，他看到东华门外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数目庞大，便对手下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钱邦芑《甲申纪变录》）
　　大顺的普通士兵也极为蔑视这些降官，在街上看到他们，便策马冲撞，见其惊恐奔逃，则大加嘲笑。
　　也有一些人是被迫加入大顺政权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陈名夏是复社名士，他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四百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即通常所称的探花。陈名夏时任翰林学士兼兵科给事中，北京城破前十天，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上吊自杀，但被家人解下救活。牛金星下令征明朝官员入宫后，陈名夏藏到了一间教堂里，没有应召。不久，因被人检举，陈名夏被大顺军抓获。恰好负责审理陈名夏的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陈名夏是南方人）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加入大顺政权。陈名夏坚决拒绝了，但逃跑不成后，终于还是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因为陈名夏的名气，牛金星自然应允。于是陈名夏又重新回到了翰林院，不过翰林院已经被大顺军改名宏文馆。
　　有趣的是，当时作为旁观者的欧洲人认为，明朝大臣们易于变节是由于其中缺少贵族。帕拉福克斯在论述高级官员背叛明朝投降李自成时写道：“我们可以看到，封国被缩小到无法产生贵族的程度，也就是说，那里没有能继承其祖先的崇高品格，并从其爵位中获得与生俱来的忠诚的人。有些东西无论人们怎样学习，都永远无法学到。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必须从其祖先的地位和美德中继承这些东西，因为除此之外，所有后天学到的责任感，最终很难成为人们的本能，并总是极无保证的。”（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
　　李自成也注意选拔自己的人才，他同时在顺天和大同府举行秀才考试，又在京师举行举人考试，题目是“天下归仁焉”。七十人参加了这次乡试，五十人中为举人。后来任命的五十八名州县官中有许多即是此次中举的。顺便提一句，这五十八名地方官有许多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北京，而在离京赴任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设法逃跑了。（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
　　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庞大的军队发军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不存在。正好这时一些明朝的旧臣们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李自成将自己摆在了弑君者的位置）。所以，李自成开始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他更因此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追赃助饷，将劝他登基的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大臣拘禁起来，交付大将刘宗敏拷打，要求赎金。崇祯皇帝的小金库、宗室、勋戚和太监的家产也都被没收。
　　崇祯自尽前命人将太子朱慈烺送出宫，朱慈烺到周奎（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太子的外公）家，却遭遇了跟他父亲一样的命运，周奎闭门不纳。随行朱慈烺的太监见势不好，反而将朱慈烺绑了，献给了李自成。他的两个弟弟朱慈炯和朱慈炤也先后被人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再次回想起崇祯的尸体，他的心重新充满了负疚感。出于内疚，他没有杀崇祯的三个儿子，只下令囚禁三人。
　　李自成还询问太子朱慈烺，朱家何以丧失天下。朱慈烺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很高兴地说：“原来你也明白。”李自成还明白地说他不会杀太子，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皇帝之死感到负疚，而明朝的官员们就成了替罪羊。
　　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都被拘禁，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皇亲周奎也未能幸免于难。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二万，珍币也值数十万，王之心家抄出现银十五万，金宝器玩，亦值数十万。几乎所有的降臣都倾家荡产，许多人因为被拷打而丧命。
　　这种不正当的做法，极大地导致军队纪律的松弛。追赃助饷实施后不久，李自成也发现部下将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且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于是下令停止，被扣押的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李自成的手下对取得的成果很是满意，当他们释放了前明官员后，又将目光投向了北京城中富裕的商人们。
　　不久，大顺朝的士兵就开始在大白天抢劫店铺和居民，使那些从“腐败残暴”的崇祯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到一个月的人感到恐怖。好日子并不长，1644年四月，原明朝三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败李自成亲率的农民军，李自成撤回北京。4月29日，经过最后一次疯狂的抢劫和流血，李自成终于在武英殿的一次匆匆组织的仪式上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事实上，李自成的屁股只在紫禁城皇帝的宝座上坐了一天，当了一天真正意思上的皇帝。退出北京前，李自成放火烧毁了宫殿和九门城楼。
　　1644年五月初，清军占领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后，经山西退回西安。清军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当地团练的武装袭击，混乱中被杀，年三十九岁。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死于凤凰山。
　　李自成、张献忠死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在张献忠义子孙可望和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清军集中兵力镇压义军，李过病逝，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战死，孙可望和李定国后来联合南明抗清，尤其李定国，成为南明抵抗力量的杰出人物。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第二章 崇祯与皇太极的较量
　　【一 崛起的满清】
　　李自成1644甲申年能打进北京城，主要是因为满清对明军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外番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从朱元璋开始，终明一朝也未能彻底解决。而明朝为满清所牵制，说起来源远流长，不仅仅是崇祯与皇太极之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崇祯的爷爷万历神宗皇帝与努尔哈赤之间。
　　神宗皇帝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但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用他的懒惰和贪婪将明朝带入了更大的灾难之中，万历一朝实际上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距离1644年正好三十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大臣们直言犯忌，甚至开始骂皇帝了，神宗依旧置之不理，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锦衣卫的监狱长满了青草。
　　神宗贪。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不理会其他什么奏章，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的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
　　正在神宗懒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在东北方，努尔哈赤的势力正在兴起。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生于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赫图阿拉老城）一个女真贵族家庭。先辈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始受明朝册封，官至右都督；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继任指挥。
　　努尔哈赤十岁丧母，他的继母待他并不好。十五岁时，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开始寄居外祖父——建州首领王杲家。后来努尔哈赤常到抚顺、清河（今本溪北清河城）等地经商，广交朋友，学会了蒙、汉语言文字。他特别喜欢看汉人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并非看故事，而是从中学习韬略兵法，渐知辽东山川形胜与道里险夷。十八岁时，努尔哈赤隶明总兵李成梁部，屡立战功，受到器重。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埒城城主阿太章系。阿太章系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努尔哈赤的姐姐。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埒城去探望孙女。明军攻破了古埒城，斩杀了城主阿太章系。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一并遭了池鱼之殃。
　　祖父、父亲被明军误杀后，努尔哈赤袭父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努尔哈赤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他虽然仇恨明军，但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将家仇归罪于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组织近百人队伍，攻破图伦城，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并没有把兵锋直指明廷，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去进行统一女真诸部的战争。
　　尼堪外兰被努尔哈赤追捕，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对明朝官吏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自此，努尔哈赤的声势越来越大。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筑佛阿拉城（今新宾县城），在这里开始称王，又称女真国淑勒贝勒。他颁教令，立法制。政治上，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差不多的意思。不久，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董鄂、哲陈等五部。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着手整编军队，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这就是后来的八旗兵的前身。
　　努尔哈赤因为斩杀女真部落头目克五十，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起，努尔哈赤多次率众进北京朝贡。当时明朝当政的是神宗皇帝，明朝君臣对待女真使者欺凌侮辱的态度给努尔哈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朝称女真为“东番”，对待女真“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但努尔哈赤反倒频频来到中原，他是抱着刺探的目的，要摸清明朝的虚实和底细。
　　同时，努尔哈赤加快了统一女真的步伐。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吞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二十一年六月，击败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四部联军的进攻。九月，在古勒山之战中，自率万人迎战叶赫、哈达等九部联军3万之众，并力一战，阵斩叶赫贝勒布斋等4000人，俘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瓦解了九部联盟；并乘胜攻灭朱舍里部和讷殷部。
　　二十三年，努尔哈赤与蒙古科尔沁、喀尔喀部通好。而明朝竟然以看边效力有功的缘由，封努尔哈赤散阶正二品龙虎将军。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实施第二次整军，编300人为一牛录（佐领），开始用黄、白、红、蓝四正色旗为各军标志。万历三十四年，努尔哈赤受喀尔喀等五部尊为“昆都仑汗”（意思是恭敬汗）。三十六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女真绝大多数部落，为了迷惑明朝以争取更多时间，他与明辽东将领相约共守边界，但暗中已经开始谋划进兵辽东。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开始更定八旗制，在四正色之外又增加了四镶色，让女真族人各归于旗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用“水练”（跳涧）、“火练”（越坑）等法严格练兵。
　　经过三十多年的东征西杀，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的时候，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三月，努尔哈赤以建马厩为掩护，开始修造器械攻具。四月，颁训练兵法，提出“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的智胜思想，强调以智取胜，以弱胜强，以少克众；并发布指斥明军“害我祖、父”、“逞兵越界”等“七大恨”檄文，公开打出反明旗帜，向明朝宣战。
　　“七大恨”集中起来有两点：一是明朝历来对女真的欺凌和压迫；二是明朝一直反对女真统一，希望维持“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局面，以达到“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目的。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后，随即亲率大军突袭明朝辽东重镇抚顺，诱胁守将李永芳出降；金兵班师途中全歼明总兵张承荫部近万人。七月，克清河堡（今抚顺东南），杀守将邹储贤以下万余人，使明廷举朝震骇。到了这时，明朝才感到后金的威胁。
　　【二 萨尔浒大战】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集结十多万兵力，分兵四路进攻努尔哈赤。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兵力四十七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当时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六万多。后金将士得知明军大举进攻，不免有些担忧。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于是亲率八旗军迎战。
　　中路左翼军总兵官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杜松兵出抚顺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不管气候恶劣，急功冒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山口；接着分兵两路，留一半兵力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半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见杜松竟然分散兵力，便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不免有些动摇。这时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努尔哈赤也率领大军赶到，将明军团团围住。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
　　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三、四十里），扎下营垒，并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仅以前来助明一臂之力的二万叶赫兵（叶赫部落是满清的世仇，慈禧太后的祖先）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军。
　　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他手持一把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运转如飞，有万夫不当之勇，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直进赫图阿拉。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到阿布达里岗，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满清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前来支援的二万朝鲜军队（朝鲜当时是中国的属国）听说明朝三路大军已败，大惊，不战而降。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损失了六万，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而后金则大获全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后人列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百次战争。
　　萨尔浒之役对努尔哈赤的意义远比对明朝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后金输不起这一仗。这场大战是后金兴亡的关键。
　　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因为明朝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实际上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而后金当时人口约为五十多万，士兵不到十万。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所以有后金无可比拟的补充能力。后金却是难以承受一败。
　　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三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远非明军将领所能比拟。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明朝东北部边境形势更加严峻。从此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下开原，杀明总兵马林；取铁岭，斩明游击喻成名、史凤鸣；并灭掉叶赫部落，俘杀贝勒金台石、布扬古。
　　在明朝与努尔哈赤的作战中，叶赫那拉部族奋战最力。及至被灭，青壮男丁尽被屠戮。首领布扬古临刑时曾恨恨地说：“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州！”有人说叶赫那拉兰儿——也就是慈禧的所作所为，丧权辱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误了大清的江山，正应证了布扬古临刑时这一句狠毒的咒语。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匆忙起用名将熊廷弼。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军纪荡然，士兵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士卒竟然全部逃跑。
　　公元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
　　此时明朝神宗皇帝已死，他的儿子明光宗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即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又称天启皇帝。天启皇帝竟有一样特殊的癖好，就是木工制作、油漆雕刻。他可以一天到晚摆弄那些刨凿斧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国事不理，奏章也不看不批。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所以崇祯即位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天下无人不欢欣鼓舞。
　　此刻努尔哈赤所向无敌，意气风发，竟然派人送信给天启皇帝说，北京应该由汉人和后金轮流来坐。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六万，号称十三万，西渡辽河攻明。但这个不可一世的英雄在宁远遇到了他生平最大的劲敌，明将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击败了努尔哈赤。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后，满朝震动，欣喜若狂。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在这段时期，袁崇焕甚至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
　　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后，忿恨退还沈阳。同年八月，因受伤疽发病卒，终年六十八岁。
　　无论如何，努尔哈赤也没有想到，1644年，即十八年后，他的小孙子福临坐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金銮殿上。努尔哈赤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天会来得这样快，简直快得出人意外。
　　【三 三名帅才】
　　李自成造反当闯将的这一年（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也是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一年，此刻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十四年。李自成也颇有军事天才，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没有机会与袁崇焕这样的高手较量，在李自成来说也是一件憾事。当然，以袁崇焕为憾的远不止李自成一人。
　　1626年，极有军事天赋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宁远，袁崇焕力守，努尔哈赤受伤而死，临死前对袁崇焕念念不忘：“我从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有如此能耐！”
　　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立后，认为袁崇焕对父亲努尔哈赤的死要直接负责任，发誓要与袁崇焕一决高下。因为朝鲜一直协助明朝断满洲的后路，于是皇太极先率兵征服了朝鲜，再回军攻宁远、锦州。可惜，结果跟努尔哈赤一样，皇太极照旧被袁崇焕打得大败。
　　『注：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日本后，将矛头对准了朝鲜。日军进军顺利，沿路朝鲜军队都溃逃。数月之内，朝鲜国土大部陷倭，国祚危在旦夕。朝鲜使者入明求援，当时的神宗皇帝朱翊钧派兵入朝。明军的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据记载，日军的鸟铳射程在五十到二百米之间，而明军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三千米。即便如此，明军并未占到优势，明军的战斗力之差可见一斑。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很不稳定，军费开支很大，丰臣秀吉与明军达成了议和协议，各自罢兵。1597年，战火再起，十四万日军会合釜山兵力后向南原和全罗道推进。二月日军在闲山获胜后攻南原，南原驻有明军三千，日军夜袭，明将杨元半夜惊醒赤脚逃跑，明军全军覆没。游击陈愚衷驻全州，害怕不敢发兵，闻南原失守，弃城北逃，汉城因此告急。明军的主将杨镐在蔚山之围中已占有优势的情势下，率先而逃，致使明军大溃。明军战场上没有占到一点便宜，除了零星的小胜利之外，难有大的作为。好在丰臣秀吉意外病死，朝鲜战争以明军的不战而胜画上了句号。朝鲜得以重整河山，当然视大明为再生父母。朝鲜国王李昖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所以朝鲜一直亲近明朝，《李朝实录》中记载有后来的朝鲜国王仁祖李倧写给满清皇太极的书信，里面说得再明白不过：“曾在壬辰之难，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济生灵于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铭镂心骨。宁获过于大国（指满清），不忍负皇明。此无他，其树恩厚而入人深也。”』
　　满清这时候虽然人力物力与明朝仍然相差很远，但正是方兴之势，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袁崇焕以几千士兵扼守宁远，满清十万大军竟然不能进取辽西一步，这与袁崇焕本人极高的军事才能很有关系。假若崇祯皇帝能继续任用像袁崇焕这样的人物，与满清持久，辽西不用说，辽东也可以慢慢收复。若说满清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明朝重文轻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做八股文考中的进士。文人当中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南宋末年所倚重的文天祥，南明后来所倚重的史可法，都是文人，但却是毫无谋略，屡战屡败。但明朝的运气不错，明末一连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名将：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这三个人都是进士出生，却都是难得的军事专家。可惜熊廷弼和袁崇焕先后被杀，孙承宗也被罢斥。
　　熊廷弼是个很有才能的将领，他在萨尔浒大战以后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指挥辽东军事。可是担任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的王化贞却认为熊廷弼出关影响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熊廷弼的指挥。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无法抵御，只好保护一些百姓退到山海关内。广宁失守，明朝政府自然要追究责任，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打进大牢。
　　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榨勒索，要熊廷弼拿出四万两银子，才免他死罪。熊廷弼为人清廉正直，拒绝了魏忠贤的要求。于是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熊廷弼被处死。可叹的是，熊廷弼被斩首后，首级还被传遍九边（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以为警戒。
　　孙承宗是继熊廷弼后崛起的将领。他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史书记载他相貌奇伟，须髯戟张，跟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异常洪亮，“声殷墙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明朝三大奇案之一“梃击案”起，一个壮汉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宫，准备行刺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当了一个月皇帝即因“红丸案”死去的明光宗），好在被值班太监当场抓住。刺客供出了太监庞保、刘成。人们普遍认为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派人行刺。大学士吴道南负责此案，深觉为难，便求教孙承宗。孙承宗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吴道南大为钦佩，这桩极其复杂的案子才就此平息。（事见《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孙承宗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因为当时东北危急，他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袁崇焕原是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于是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注：关于宁远的地形，参见清初顾祖禹的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作者顾祖禹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1644年清兵入关时，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不肯走入仕途。相反，顾祖禹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顾祖禹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等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书。这位顾祖禹也是个奇人，知道进退，也知道如何敌为我用。康熙年间，他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坚持了民族气节。最重要的是，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藏书，为编撰《读史方舆纪要》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五十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地理著作，顾祖禹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
　　山海关的防务也采取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经过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满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五年（1625）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清军逃归的刘伯漒的情报，派兵渡柳河，想袭取耀州，结果中了清军埋伏，大败而归。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因此去职。
　　高第随即出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清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下令拆撤宁锦防线，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我们好容易在关外站稳脚跟，哪能轻易放弃！”高第硬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的职守是防守宁远，要死也死在那里，决不后撤。”高第说不服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却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得精光。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满清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改变战略，避开袁崇焕，亲率重兵绕过山海关天险，攻破长城大安口，从龙井关入，先后攻克遵化、蓟州、顺义、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焕得知清兵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以解京都之围。清兵退回长城以外后，师心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发生在崇祯三年（1630年）。
　　皇太极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深谋远虑且有博大的胸襟，他听到袁崇焕被杀，虽然如愿铲除了平生最大的劲敌，表面上说：“难得此公已死，咱们可长驱入明了。”平时皇太极与手下将领们谈论，都称呼袁崇焕为“袁蛮子”，此刻突然改称“此公”，自然地流露出心底的尊重；可见当时心情极为复杂，跟汉高祖刘邦悼韩信一样，且喜且哀之，叹息从此天下英雄谁敌手。
　　崇祯为人，严厉而不明，在诛杀大臣上却是十分果敢。说起来崇祯也相当不容易，他还是信王时，天天龟缩在信王府中，从不敢出门，生怕被魏忠贤一伙谋害；后来他当上了皇帝住进皇宫，数天不敢吃宫里的食物，也是忌惮魏忠贤的势力。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长大的崇祯，也难怪会经常疑神疑鬼。何况他从哥哥接手的大明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纵然朱元璋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这里指正式的兵部实际总负责人，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被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都是因为责任规则，这些被杀被罢的人，要么是被认为没有能力，要么是被认为没有尽力，要么是有拥兵自重的嫌疑，总的来说，在崇祯看来，他们必须承担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以崇祯的察人不明来看，这无疑是自拆股肱，适以利敌。
　　【四 凌迟的悲剧】
　　当时袁崇焕赶回京师勤王，在广渠门外扎营。崇祯皇帝听说袁崇焕马不停蹄地赶来护卫京师，颇为感动，立即召见，并加以慰问，赐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焕以士兵马匹疲劳为由，请求进入城中休息。崇祯皇帝没有答应。
　　崇祯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兵就在离京师不远的通州，已经逼近北京城下；袁军大队人马进城，保不齐会让皇太极乘虚而入。二是自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以来，这种顾虑就一直浮现在他的心头——袁崇焕目前领着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消耗着明朝大多数的军饷。因为国库空虚，朝庭缺饷，甚至袁崇焕还提出了发“内帑”，“内帑”就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曾经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但在袁崇焕的一再催促下，最后不得已地拿出钱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国库之虚与皇帝的私人小金库之足形成鲜明的对比）。袁崇焕为手下拼命争取利益，甚至动用了皇帝的小金库，自然得兵士死力，至少在崇祯是这样认为的。袁崇焕不知道他已经犯了帝王的大忌。
　　但久居深宫的崇祯并不真正了解军饷已经恶化的程度。实际上所有应该了解的明朝皇帝没有一个人了解。
　　永乐一朝明成祖朱棣设九边，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最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军饷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正德间，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军饷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加上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生活无着，不得不骚扰平民百姓，渐渐军入匪寇。就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已经达数月之久，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袁崇焕不得已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开始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地欠饷，袁崇焕鉴于户部实在拿不出钱来，这才提出了发“内帑”的要求。
　　既然皇帝不让进城，于是袁崇焕继续出城驻守。他并不出兵与清军交战，只派小股队伍出去，与清军鏖战，互有杀伤。
　　其时袁崇焕因为急于救援，带来的兵力较少。按照他的策略，他预备等到各地勤王大军到来，再以优势兵力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皇太极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清兵包围，并一次性地击溃。
　　皇太极也是用兵高手，他自然猜到了袁崇焕迟迟不肯出战的用意。为了逼迫袁军早日与清军决战，皇太极派人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
　　北京城中的许多官僚们都有大批产业如庄园田产在城外。因为关系着自己的身家财产，于是这些人联合起来，跑到崇祯面前，说袁崇焕不肯出战，是别有用心。北京城中也开始流言蜚起，许多人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甚至有人站在城头向城下的袁军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
　　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内谣言四起，不禁更加忧虑重重。谣言总是容易被人相信，何况几年前袁崇焕确实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皇太极恰到好处地用了一招“离间计”，崇祯终于将袁崇焕下狱。这里提一句，崇祯这个时候才十八岁。
　　『注：这里不加多述皇太极的离间计，总之就是“陈平间范增”、“周瑜弄蒋干”之类的伎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老把戏。不过那时的满清是断然想不出来的，此计为明朝秀才范文程所出。范文程是宋朝名臣范仲淹的十七代孙。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曾经指挥北宋抵抗西夏的战争，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时谚；范文程的曾祖范鏓是正德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史》有传。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因“七大恨”跟明朝开战：“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努尔哈赤打到抚顺时，范文程主动来投，并用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作为见面礼。抚顺被陷，打响了满清（当时叫后金，皇太极即位改国号为清）对明作战的第一炮。满清后来得国，都是汉人引导进来，范文程就是首魁。范文程在历史上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是名门之后，不能继承祖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竟然主动投敌，着实令人费解。而且那个时候还是万历年间，满清才刚刚开始崛起，并不如后来那样声势浩大。当时努尔哈赤尚无意于入据中原，专发挥其仇视汉人的观念，得儒士辄杀，得平民则给满洲人为奴。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文程主动投怀送抱实在是需要几分勇气的。不过从范文程后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确实是个值得钦佩的战略高手，大清立国，他是当仁不让的首功。对于范文程投清的背景，如今已经无法揣测。也许范文程确实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早已经看到未来将是满清的天下；权势和名利在许多时候都会激活人性中的卑劣，这大概是最可能的原因。范文程事迹见《清史·卷232·范文程传》。他的二儿子就是范承谟。三藩叛乱时，范承谟时任福建总督，不肯投降，说：“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为耿精忠所杀。由于范氏家族是关东巨族，又因为范氏一门在满清朝庭中的地位，三藩起事时势力极大，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范承谟之死在当时影响极为深远，著名戏剧家李渔认为范承谟的舍生取义可以与宋朝的爱国英雄文天祥相提并论。』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武经略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出战，满桂出兵后全军覆没，此时离袁崇焕下狱不过半个月。
　　袁崇焕手下另一员猛将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祖大寿曾经犯了军法，孙承宗要杀他，因为爱惜他的才华，暗中让袁崇焕出面救解。祖大寿感激袁崇焕的恩情，从此对袁崇焕死心塌地。
　　崇祯将祖大寿叛出山海关的消息告诉了狱中的袁崇焕，让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劝祖大寿回头。祖大寿这才重新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以救出袁崇焕。祖大寿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同时切断了清兵后路。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30）自率大军退还盛京，留下二贝勒阿敏驻守关内四城。
　　在此危难之际，崇祯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阿敏统帅的清军驱逐出山海关。关内四城（滦州、迁安、永平、遵化）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逃走前阿敏下令屠城。
　　阿敏回到盛京后，立即因败军的罪名被自己的弟弟皇太极逮捕下狱。这是因为必须有人对不幸的结局负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敏下了屠城的命令，从此凡是满清攻打的城池将招来顽强的反抗——这大大违背了皇太极一直极力主张的笼络人心的策略。阿敏被幽禁十年后在狱中死去。
　　反过来看袁崇焕的命运也是一样。尽管满清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崇祯。出现这样的状况，总得有人来负责吧？于是皇帝选择了袁崇焕。
　　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袁崇焕被杀，固然是他本人的悲剧。但崇祯杀袁崇焕，则是大明朝更大的悲剧。1644年的风起云涌、北京城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改朝换代，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许许多多的小悲剧、大悲剧累计起来的总爆发。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上演的一年。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清军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城中发生了吃人的惨剧，祖大寿假装投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五 崇祯眼中的袁崇焕的忠诚度】
　　凡事有因才有果，正所谓没有莫名其妙的爱，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恨。袁崇焕因为军事才能极高而为崇祯所爱，又因为忠诚度不够而为崇祯所忌。袁崇焕被杀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当然最重最大的罪名是谋叛。谋叛显然是诬蔑之词；“擅主和议”指的是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曾经与皇太极议和，但事先并没有让崇祯知道；“专戮大帅”一项指的是袁崇焕未经请示，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这两项罪名其实说到底就是怪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对皇帝的忠诚度值得怀疑。
　　我们返回来看袁崇焕重新被崇祯起用的那一段。
　　崇祯即位后，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一伙儿，随即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帝对袁崇焕的信任度是相当高的。
　　崇祯首先问到了平辽战略，袁崇焕答道：“只要陛下全力支持我，我只要五年就可以收复全辽。”崇祯听了大喜。
　　一旁的给事中许誉卿并不相信，悄悄问袁崇焕：“五年真的就能收复全辽吗？”
　　袁崇焕其实也没有把握，踌躇着说：“陛下一直为了辽事焦虑，我这样说是为了安慰他。”
　　许誉卿道：“陛下英明，你怎么能随口一答？”
　　于是袁崇焕又找机会对崇祯说：“辽事本来不容易奏功，陛下既然委任于我，我也不敢因为难而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供应军饷，工部供应兵器，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要内外事事相应，才能有效果。”
　　崇祯听了他的话前后不一，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但也答应了他的要求。袁崇焕于崇祯二年底被下狱时，皇太极已经打到与京师只一步之遥的通州，崇祯想到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显然是失望了。到了崇祯三年八月，收复全辽已经不见丝毫希望，于是袁崇焕被杀。
　　袁崇焕是历史上的忠臣、名将，但他也是个相当有心机的人，这一点并不广为人所知。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跟其他各地拍马屁的官僚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这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手段与妥协战略有关。
　　袁崇焕刚开始受到崇祯重用、离开北京前去宁远时，也曾经担心熊廷弼和孙承宗背后被馋的命运会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他很严肃地对崇祯皇帝说：“我制辽绰绰有余，但是杜谗不足。我一旦出了关，就在千里之外了。如果朝中有妒功忌能的人员，便足以坏事。这些人即便不能用朝中的权力来牵制我，也会瞎出一些主意来扰乱我的计划。”
　　崇祯听了这话，站了起来：“你不要疑虑，我一定会为你作主。”大学士刘鸿训请求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崇祯也慨然照办，表示了对袁崇焕极端的重视。
　　袁崇焕在离开京师这个权力中心时，为了将来便宜从事，所作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为了向崇祯要更大的权力。这是袁崇焕本人没有想清臣子忠诚度在职业生涯中重要性的问题。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曾经想派大将王翦攻打楚国。王翦说：“要攻打楚国，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又问李信，李信说：“二十万人就足够了。”秦始皇笑道：“王将军老了，胆子也变小了。”于是派李信和蒙恬带二十万军队南下征伐楚国。王翦便称病回家了。不久，李信大败，秦始皇亲自跑到王翦的老家频阳，请王翦挂帅复出。于是王翦带兵六十万人出征，秦始皇亲自送到灞上。王翦临出发的时候，突然向秦始皇要求赏赐众多的田产宅第。秦始皇不以为然地说：“将军就要走了，怎么还发愁不能富贵呢？”王翦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还用得着我，我得为子孙作打算。”秦始皇大笑。后来，王翦在出征的路上，还先后派出五拨信使回咸阳，不为别的，只为向秦始皇请求封赏。秦始皇终于答应了。有人觉得王翦是在乞讨封赏，很是丢人。王翦语出惊人地回答：“秦王生性多疑。如今我统领着几乎秦国的全部兵马，我不请求田园加深大王的信任，难道还要他疑心我吗？”（事见《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
　　王翦高明就高明在他知道对于武将来说，忠诚度是职业生涯中最最重要的，只有让皇帝彻底地放心，绝对没有谋反的念头，他才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但从袁崇焕的立场来说，当时他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对。根据明朝祖制，大将在外，必有文臣（有时候是太监）监军。他要求更大的权力，也是为了不受牵制，好能大展宏图。
　　袁崇焕一到宁远，正好赶上军队因为朝庭拖欠军饷发生了哗变，发“内帑”就是袁崇焕在这件事后提出的。袁崇焕到了宁远后，修城增堡，置戍屯田，颇有成效。这期间崇祯对他是相当信任的，崇祯二年闰四月，袁崇焕“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廕锦衣千户”。但不久后就发生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事件（事见《明史·卷259·袁崇焕毛文龙传》）。
　　毛文龙，仁和人，最早为辽东大将。辽东失守后，毛文龙从海上逃回，乘虚袭杀满清镇江守将。因为毛文龙只将战果报告给了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没有报告给经略熊廷弼，熊廷弼与毛文龙开始不和。当时主事的人是王化贞，王化贞任命毛文龙为总兵，后来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
　　皮岛（今海洋岛）又称东江，位于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满清界，其东北海为朝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有效地牵制满清。
　　毛文龙蟠踞东江已久，素性倔强，为人又嚣张跋扈，还经常利用边塞之便大量贩卖货物，充作军饷。袁崇焕本已经对他不满，到任后，统一规划，“议更营制，设监司”；毛文龙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很不高兴，不同意袁崇焕的意见，语多傲慢。于是袁崇焕婉言劝毛文龙回家乡去看看，意思是他已经到了解甲归田的时候了。毛文龙在皮岛日久，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权利，大声说：“我早就想解甲归田，但只有我了解辽东事，等辽东事了，我再回家乡不迟。”袁崇焕“益不悦，谋益决”，杀机已现。
　　不久后，袁崇焕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毛文龙。当时袁崇焕手下的部将有许多为毛文龙求情，认为他苦守皮岛多年，劳苦功高。袁崇焕不听，请出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并对众人说：“我只杀毛文龙一个，其他人无罪。”当时毛文龙手下有数万精兵在场，忌惮袁崇焕的威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其时袁崇焕总掌兵事，毛文龙对他的权力和地位并无任何威胁，袁崇焕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杀毛文龙。他的动机，很可能有两点：一是出于个人情感，他实在是不喜欢毛文龙这个人；二是因为毛文龙跋扈难制，所以袁崇焕杀人以立威，这是新到任的统帅通常用的法子。但从后来可以看出，杀毛文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还不包括袁崇焕因为此事引起了崇祯对他的猜忌。我们不能不说，在毛文龙这件事的处理上，袁崇焕是有极重的私心的，而个人恩怨有时候不但会改变双方各自的命运，还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起到微力的作用。当这些微力足够多时，进而成为合力，影响到国家命运的走向。
　　从另外一点来说，袁崇焕确实有故意专擅的意思，一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有利于国，专之可也；二是崇祯皇帝给了他尚方宝剑，为的就是让他便宜行事。但袁崇焕忘记了，帝王之心深不可测，君与臣永远不可能完全信任。
　　袁崇焕随即将毛文龙厚葬，亲自祭奠说：“我杀你，是朝廷大法；我祭你，是僚友私情。”随即将毛文龙手下的二万八千人分为四部，由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率领。
　　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才上书崇祯，报告了杀毛文龙一事。崇祯听到后，“意殊骇”，意思是吃惊得不得了；他没有想到袁崇焕自作主张到了这样的地步，因为毛文龙不但是沙场老将，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一方统帅。但因为毛文龙已死，国家必须有良将，崇祯还要依靠袁崇焕，只好“优旨褒答”。不久后又“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显然崇祯的本意并不想这样做，只不过为了笼络袁崇焕不得已而如此。从这时开始，崇祯已经开始警戒，对袁崇焕又爱又恨之。
　　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完成收复大业，开始与皇太极和谈。此时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地位还不十分稳固，他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
　　当时皇太极并没有一味跟明朝开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求和。他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还托朝鲜居间斡旋，托蒙古王公上书明朝。而他发动每一个战役，都是“以战求和”的目的。皇太极的眼光相当毒辣，有相当的自知之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以当时明朝和满清国力人力的对比，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满清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
　　皇太极还写信给崇祯皇帝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皇太极用辞十分谦卑。但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还妄自尊大，激怒了皇太极。等到崇祯末年，农民军力量壮大，崇祯皇帝再想与满清议和，已经晚了。
　　当皇太极看到崇祯杀了袁崇焕时，已经知道明朝的气数尽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满清能这么快地取得明朝的天下，在他预测中，无论如何也还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王朝。
　　有人说，因为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所以崇祯才误杀了袁崇焕。袁崇焕被杀，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崇祯皇帝的悲剧，更进一步说，是整个大明王朝的悲剧。“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然而对于明朝来说，这还远不是悲剧的高潮。高潮一直要到1644年才会出人意料地来到。
　　袁崇焕被时人称为“袁长城”。袁崇焕死后，明朝只剩了最后一座人造的长城，山海关就是明朝最后的屏障。
　　【六 另一座长城】
　　明朝的长城非常著名。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
　　有人计算过，若将明代修筑长城的砖石、上方，用来修筑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它翻越千山万水，穿过莽莽荒原，腾飞茫茫沙漠，奔向皑皑雪山，犹如一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
　　明朝在灭掉元朝以后，原来的统治者蒙古贵族北走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蒙古势力时刻想卷土重来，不断南下骚扰掠夺。同时在东北又有女真的兴起，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贵族的扰掠，明代十分重视北方的防务。为了防御北方边患，明朝历代政府不得不屡次修建长城。在明朝的二百多年中，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开始只对几百年前遗留的破烂不堪的长城进行补修，到后来进行大规模的修建。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城这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经秦始皇连成一气的伟大工程，到明朝才完成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魄宏大的长城，正是明代的遗迹。（附图：明长城示意图）
　　纵观长城的历史，可以看出，大部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整体或某个方面比较弱的一方，才修筑长城。长城用于军事的目的，是修长城的一方，想凭借长城保持与敌方的抗衡。到了明朝后期，长城已经成了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
　　但是，明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无论如何地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一些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的。
　　崇祯八年至十一年（公元1635～1638年），清兵曾多次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的董家口、独石口和得胜堡等处拆长城而入。
　　清军数次攻进长城，长驱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几次威胁明朝京都，打了许多胜仗。终因山海关控扼其间，清内外声势不接，不得不掳掠后退出长城。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东门巨匾上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字是明代成化八年进士、当过福建按察司佥事的肖显所写，笔力雄浑有力，尺度巨大，独具风格。
　　山海关的建关历史，源流久长。在尧、舜及夏、商、周时都曾有职司掌管。秦朝时属辽西郡，汉高祖时属卢绾，汉献帝初归公孙瓒，三国时北魏曹操在这里设卢龙郡，晋朝时属营丘郡，南北朝至隋朝属北平郡，唐朝初年设临榆关，五代时仍为临榆关，宋朝时改名临闾，辽国占领以后属迁州，金国时称迁民镇，元朝时仍叫迁民镇，明朝设山海关。在明朝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朱元璋派魏国公大将军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徐达见这一带北依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南临波涛汹涌的渤海，山海之间只有十余华里的狭长地带，形势险要，是辽蓟的咽喉要道，便于1382年十二月筑起山海卫城，城关就叫山海关。清乾隆二年，曾设临榆县。
　　山海关一带，山势陡绝，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之战略要地。过去曾有人用“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诗句来描写关城的险要。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战争在这里进行，至今还有许多战争遗迹可寻。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有高丽一万多名军兵来侵犯辽西。隋文帝派汉王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带兵三十万出临榆关迎敌。隋炀帝大叶十年兴师征伐高丽经过这里。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成功班师回朝曾经过这里，在汉武台上刻石纪功。他在《春日观海诗》中写道：“翠岛屡出桑，碣石想秦皇”。明朝初年，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后，遂成为边防重镇，驻有重兵把守。
　　李自成由极盛转为极衰的关键一役也发生在山海关下。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十万与平西伯吴三桂激战于山海关石河两岸。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以数千骑兵突破了西北防线，进逼山海关西罗城下。二十二日，山海关北翼城的一支明朝官兵投降了李自成，山海关城眼见马上即可攻下。吴三桂在关键时候投降了清军，出关迎接清军首领多尔衮入关。于是明军与清军两军合战，左右进攻，与李自成农民军大战于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农民军大败，只好撤退。于是这个山海雄关的大门洞开，清军大批过关驰入中原。不久大顺朝即告灭亡，清朝代替了明朝的统治。这是后话。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鉴于明亡国的教训，决定不再修筑长城。清朝的统治者清楚地看到，明代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却未能挽救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命运，于是决意改变统治策略，要建起一座“修德安民”的无形长城。
　　康熙皇帝在《古北口》一诗中说：“断山逾古北，石壁开竣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乾隆皇帝在《望长城作》一诗中说：“千秋形胜因循览，万古兴亡取次觇。自是天心无定向，从来违顺卜黧黔。”清朝的一些大臣也说：“毕竟成城需众志，皇图巩固在于斯。”
　　这说明清朝统治者认为，要巩固政权不能仅凭“形胜”，依靠长城来进行统治，而要重视德化及人心向背。这从康熙帝批阅的一份奏折上看得就更为清楚。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意思是说他管辖的那一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批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于是，清朝统治者决意用怀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对长城的修筑。历史上“明修长城，清修庙”，就是讲的这一史实。首先，清朝政府在北京城修建了雍和宫，乾隆皇帝还亲自前去受戒。再者又在热河建立了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之外，仿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庙，修了安远庙；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修了普宁寺；仿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仿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了须弥福寿之庙，共修了八大庙宇，为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准备了宗教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对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来说，他们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流的机会与场所。清政府以此达到巩固统治、安定边疆的目的。
　　避暑山庄，名义是休息避暑之地，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它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和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
　　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清统治者的“长城”，它比蜿蜒万里的秦汉、明代长城要高明许多倍。历史事实证明，清朝政府这一套政治统治手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七 死亡的遗留问题】
　　袁崇焕虽然杀了毛文龙，但担心毛氏旧部有变，为了笼络那些人，特地给毛的旧部增发军饷，向朝庭上书说：“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崇祯看了不能不怀疑，为什么兵员比以前减少了，军饷反倒增加了？但看在是袁崇焕奏请的份上，依然如数拨发。
　　崇祯一味迁就袁崇焕，不仅仅是袁崇焕当时握有重兵——当时袁崇焕麾下合辽、登莱、天津，及东江四镇兵十五万三千，马八万一千，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更重要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是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誓言。对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的崇祯来说，这誓言确实相当诱人。他愿意赌上一把。
　　可惜的是，袁崇焕增发军饷的这一招并没有效果，皮岛旧部“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可见毛文龙虽然嚣张跋扈，但却甚得军心，袁崇焕用人不知用人所长，可谓十分的失策了。
　　毛文龙之死并不单纯，很快就得到了验证。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的两名义子孔有德和耿仲明立即领兵反叛，但也没有直接与明军交锋，只是沦为了海盗，不再奉袁崇焕和明朝号令。明朝自然不能容忍叛徒，攘外必须先安内，派大军攻打，孔耿二人不得已，只得航海去投降皇太极。这是明朝的又一失策。
　　皇太极听说孔有德、耿仲明渡海来降，亲自出迎，隆礼厚待，授都元帅、总兵官。孔、耿二人感激涕零，随即引清兵攻陷广鹿岛（又称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也投降。这几个人都得到了皇太极极大的信任，他们依旧各自率领着自己的兵马，尚可喜的士兵还被皇太极称为“天助兵”。皇太极“用人不疑”极大地招揽了明朝降将的心。
　　假如毛文龙不死，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都是防边良将，这几个人的军事才华都在后来南下平定中原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归根到底的责任，依旧在袁崇焕身上。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个人，加上后来投降的吴三桂，为满清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最重要的武力。所以满清得天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孔有德为定南王，镇守广西；尚可喜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驻防福建，耿仲明死后，其孙耿精忠继立。
　　这四王中只有孔有德早死。顺治九年，李定国（张献忠义子，后联合南明永历政权抗清）攻破桂林。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完蛋了！”于是在王府内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以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
　　巧合的是，孔有德自杀的王府是明朝靖江王府，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于顺治六年被孔有德所杀。孔有德的妻子白氏自缢前将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嘱咐道：“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白氏大概也不认同丈夫叛明投清的立场和气节，所以才用了“贼”字。可惜的是，孔庭训没有机会去当和尚，出城后就被李定国的部下查获，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只有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乘乱逃出，后来被满清封为和硕格格，嫁给了她父亲的旧部孙延龄，依旧驻守桂林。后来孙延龄跟随吴三桂叛乱，在孔四贞的劝说下，又打算重新投降清廷，却被吴三桂先发制人，派孙子吴世琮将孙延龄诓出桂林杀死。
　　『注：有一些野史记录说，顺治皇帝先是爱上了干妹妹孔四贞，后来遇到了弟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妃后，才移情别恋。因此有人说满清出多情种子，皇太极伤痛宸妃海兰珠之死，心脏病突发而死；多尔衮爱恋嫂子庄妃大玉儿，竟然始终不肯夺取庄妃儿子的皇位；而顺治为了董鄂妃“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情故事早就被荧屏演绎得凄婉缠绵，名气之大，流传之广，不亚于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孔有德死后，剩下的三王就是后来著名的“三藩”。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了西洋葡萄牙大炮。这种大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的武器。清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这种大炮后来在满清跟李自成的作战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要塞皮岛后来由明将沈世魁驻守，他跟尚可喜是死对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沈世魁投降满清的可能性不太大。
　　皇太极征服朝鲜后，派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果然力战而死。他的侄子沈志祥率皮岛四千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因为沈世魁已死，沈志祥在军民的拥护下，自发地继承了叔叔的军队和总兵头衔。
　　本来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皇帝大可不必计较，小小的一个总兵头衔而已。但崇祯却对沈志祥的自作主张极为不满，这使他想起了当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事件，于是下诏切责。沈志祥因此与明朝庭发生了争吵，一怒之下，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事见《贰臣传》第七卷。
　　而袁崇焕被杀后，朝庭中从前支持他的大臣也跟着倒霉。首辅韩爌因为与袁崇焕关系密切，被迫辞职，他是袁崇焕考进士时的主考官。其他的还有刑部尚书乔允升和左都御史曹于汴。一直支持袁崇焕的大学士钱龙锡也被处死。
　　袁崇焕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被杀，十月初，崇祯开始重新派太监前往北部边境监军。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这种做法。皇帝改变了主意，充分表明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信任。而朝廷里经常不断地勾心斗角，崇祯跟他的祖先们一样，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袁崇焕被下狱前，从各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很多。袁崇焕下狱的事情对各路兵马军心打击很大，将领们生怕自己也像袁崇焕这样遭了毒手。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然都溃散回乡。许多兵士因此而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成为“流寇”的骨干。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八 祖大寿的投降】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的沙场老将，他当时的名气之大，可以说是闻者无不如雷贯耳。祖大寿最早是熊廷弼的部将，后来孙承宗主事，任祖大寿为佐参将。
　　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任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扎在锦州。他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太极对这位猛将仰慕已久，极尽笼络之能事。他曾经试探性地给祖大寿写信，说是想派使者吊明熹宗之丧，并祝贺新皇帝崇祯登基。但祖大寿坚决拒绝了皇太极，可谓是明朝最坚决的主战派。
　　辽东将士中，祖大寿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袁崇焕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清史·卷234·祖大寿传》）。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祖大寿的母亲和孙承宗都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这些英勇的将领所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
　　皇太极非常欣赏祖大寿的勇猛与为人，为了将他召至麾下，用了很多心思。他先派人搜捕居住在永平三十里村的祖大寿的族人，抓到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以及其他亲属。这些祖大寿的亲戚都被带回盛京，软禁起来，但待遇相当优厚。皇太极先后几次写信给祖大寿，还让祖大寿的儿子写信劝降。祖大寿毫不理睬，继续率领袁崇焕旧部，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这支部队当时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修大凌河城。同年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
　　皇太极从城外高处察看大凌河城内的防守，不禁叹息道：“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士兵尚且如此精干，更何况统帅呢！心中更起了要收服祖大寿之心。于是皇太极并不下令攻城，只用围困之策。他说：“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命人在大凌河城外挖壕筑墙，以便长期围困。清兵在大凌河城周围五十里内挖壕四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扎营盘四十五处，完全切断了守城明军与外界联系。
　　但祖大寿并不示弱，头一百天中，他督军出城与清兵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但突围不成，明朝四万援军又被皇太极亲率主力击败，祖大寿只能闭城坚守。
　　这其中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明朝四万援军的主帅张春被清兵俘虏，他坚决不跪皇太极。皇太极大怒，取过弓箭，打算当场将其射死。皇太极的哥哥大贝勒代善爱惜张春骁勇，劝皇太极将其收为己用。皇太极怒气渐消，这才放下了弓箭。当晚，皇太极派部下达海以珍馔赐张春，张春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话发自内心，说得相当慷慨激昂。
　　达海对张春说，清与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给崇祯皇帝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皇帝竟无一言相报。张春则为崇祯皇帝辩护，说明朝皇帝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
　　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后，皇太极亲自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事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张春虽然投降了，却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于是下令将他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才放他出来。张春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事见郑天挺《探微集》）
　　张春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他的行为却很能说明尺度的问题，他的投降不是因为像洪承畴那样怕死，似乎也不在于气节问题，而是“良臣有赖明君”和识时务的问题。张春看到了皇太极比崇祯的高明之处，所以他心悦诚服地投降了。但他心中依然有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绝不从番俗，所以他宁可被囚而死，也绝不再屈服。
　　张春的四万军队被打败后，因为兵力不足，明朝的援军迟迟不至。皇太极依旧不断地送信劝祖大寿投降，语气极为客气：“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皇太极不但自己写信，还命令二十三名明朝投降的文武官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给祖大寿，表现出极为真诚的宽宏。
　　二十多封信送到祖大寿面前，他依旧不予理睬。坚守了三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们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到了这个地步，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之外，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
　　祖大寿长叹一声说：“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
　　何可纲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他的尸体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饿了许多天的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
　　投降后的祖大寿立即以妻子家眷在锦州为借口，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换上明军的衣服，混进锦州，这样他可以在城里当内应，锦州指日可下。皇太极满心欢喜，立即答应了他，并给了他五千兵马。但祖大寿在半路上借大雾甩开了同行的贝勒阿巴泰等清兵，单独奔进锦州城，然后就开始率领明军抵抗清兵。
　　皇太极被祖大寿用诈降涮了一把，自然恼羞成怒。他之后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就是想擒住祖大寿出了这口恶气，可惜都无功而返。即便这样，皇太极也没有下令杀死被监禁在盛京的祖大寿的亲人，反而对祖大寿的子孙“厚抚之”。
　　就这样，祖大寿又为明朝多守了十年的城。但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崇祯皇帝对他的怀疑，其实从他当年为袁崇焕下狱反出山海关开始，这种君臣间的怀疑就已经存在了。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满清（李清《三垣笔记》）。
　　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了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三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锦州城中又开始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皇太极多次招降，迫于无奈，祖大寿只好再次投降。
　　即使有上一次诈降的教训，皇太极仍没有杀祖大寿，反而任命他为正黄旗总兵。无数满人将领都劝皇太极说，即使不杀祖大寿，但也不能再重用他。皇太极不听，说祖大寿“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清史·卷234·祖大寿传》）。皇太极如此推诚，器量如海，自然得人。即使铁骨铮铮的祖大寿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投降了。这一招对明朝边疆防守的将领们有极大的震撼作用，这正是皇太极最高明的地方。
　　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且背信弃义的事实，皇太极还能够容忍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倘若不是有洪承畴、吴三桂等汉人的帮助，满清未必能得到整个江山。当时明朝的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这点皇太极也清楚得很，“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从这点上说，满清胜就胜在用人的战略，从皇太极到多尔衮，都有容人的气度与胸襟。
　　在用人上，明朝的皇帝实在差得太远了。
　　顺便提一句，祖大寿就是吴三桂的舅舅。史书中记载祖大寿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三桂投降，信中说：“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贰臣传》第二卷）
　　当时美女陈圆圆还在吴三桂的怀抱中，吴三桂也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三年，老死。
　　吴三桂一直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吴三桂手下已拥有十二万军队（曹凯夫《三藩叛乱》）。
　　【九 洪承畴的投降】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洪承畴的才干从来无人怀疑。他不但军事才能极高，政治才能也相当突出。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洪承畴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但出众的才华显然并不能说明他的人品；尤其对于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注定了要在历史的舞台上不甘平庸、不甘寂寞。这样的人，自然也相当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才干，说白了就是怕死。
　　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时，农民军大败，高迎祥被俘，李自成十八骑被追得躲入商洛山中。也许是因为洪承畴作为总督在军队中的声望增长得太快，从而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于是洪承畴被贬。但就在这个时候，满清皇太极想坐收农民军与明军鱼蚌相争的渔翁之利，乘机南下入侵。于是崇祯皇帝重新召用洪承畴，任总督蓟、辽军务，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凡八总兵，兵十三万，马四万，咸隶承畴”。
　　这时候的洪承畴大权在握，可惜他并没有大展才华的机会，确切地说，他疲于南征北战，根本没有功夫来实施他高明的战略。何况即便他才干再高，明朝到了这个时候，病入膏肓，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崇祯，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明朝基本采用的是防御战术，这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但长城有它自身的弱点，长城本身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因为防线过于漫长，消极的防守总是难以阻挡清军突然袭击。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
　　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昇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昇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
　　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三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
　　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发大兵围攻祖大寿镇守的锦州，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崇祯派遣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统兵十三万，马四万匹，由蓟州东指，到宁远集结，所带粮草，足够大军吃用一年。
　　洪承畴老成谨慎，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促战，同时又有崇祯密旨，敕刻期进兵。因为大军中有太监监军，洪承畴迫不得已，只得进师松山。陈新甲还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
　　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赴援，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了明军粮道。洪承畴到达松山后，因军中缺粮，诸将各怀去志，不待军令，争相率军逃奔，返回宁远就食。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无计其数。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最后，总督洪承畴等人被围困于松山，士卒不过万余，饷援皆绝。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城破之时，洪承畴本想横剑自刎以谢朝庭，可是剑刚拔出来，突然又想到得给自己留个全尸，于是选择了上吊自杀；这一犹豫，头还没来得及套进绳索，清兵已经冲了进来，于是洪承畴被俘，解送盛京。
　　其实当时洪承畴内心当中，根本就不想死，但不死如何对得起朝庭，对得起崇祯皇帝？他只是需要能够下台的台阶而已。洪承畴装模作样自杀的时候，心中也许正盼望着清兵早点冲进来阻止他。
　　皇太极派范文程来劝降，范文程把什么时务不时务、俊杰不俊杰之类的话唠叨了好几遍，该说的都说了。洪承畴只是一言不发，象死人一般。不久，锦州粮尽援绝，祖大寿也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
　　洪承畴始终没有见到正主儿出现，心中不免沮丧，于是开始在狱中绝食。范文程用祖大寿投降的例子来劝说洪承畴。洪承畴自认为身份地位官阶远比祖大寿要高，听范文程居然拿他跟祖大寿比，已经有些恼怒，跳起脚来想骂范文程，刚好梁柱上的灰尘落到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也顾不上骂人了，连忙用手拂去灰尘。范文程见了喜形于色，赶紧跑去告诉皇太极说：“洪承畴必不会死，他连衣服都这样爱惜，更何况他自己的生命呢？”
　　聪明的皇太极终于猜到洪承畴可能是需要一个能下得了台的台阶，而且必须是满清的皇帝给的台阶。皇太极便亲自到狱中看望洪承畴，问道：“先生在这里冷吗？”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貂裘，亲自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瞠目结舌地望着皇太极，一副夸张的表情，好像是实在料不到对方会这样对他的样子。台阶到了，于是洪承畴“叩头请降”（《清史·卷237·洪承畴传》），皆大欢喜。
　　『注：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一些野史记载说洪承畴生性好色，为皇太极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即后来的孝庄太后，名为大玉儿）的美色所迷惑，中了满清的美人计，这才投降。无论如何说，满清给洪承畴的面子是给足了。《甲申朝事小纪》还记录了1644年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洪承畴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尽管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前明士大夫为满清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洪承畴的投降势必令人感到震惊。』
　　皇太极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正式接见了洪承畴，洪承畴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贰臣传》第三卷）
　　皇太极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皇太极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东华录》）
　　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因为他的投降，他自己在北京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
　　皇太极收服了洪承畴，十分高兴，赏了金银财宝不算，还演戏奏乐，表示庆贺。满清的将领们很不高兴地说：“皇上为什么如此看重洪承畴？”皇太极说：“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打仗，为的是什么？”将领们说：“当然是想得到中原了。”皇太极笑道：“我们要进中原，好比瞎子走路，现在找到个带路人，我怎么不高兴？”
　　但皇太极虽然厚待洪承畴，但一直到去世，皇太极也没有给洪承畴封官。这是皇太极用人、御人所高人一等的地方。
　　而明朝的崇祯皇帝听说洪承畴被重兵围困松山后，满心以为洪承畴一定会自杀尽忠，大为痛悼，还特意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命人在正阳门西侧给洪承畴建立专祠。崇祯帝亲自御制祭文，正要入祠亲奠的时候，洪承畴派人送信来，大致说：“暂时降清，勉图后报”。
　　崇祯皇帝长叹一声，这才没有演出一出祭奠活死人的闹剧。专门给洪承畴建的专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于是改奉观音了。因为洪承畴书信中有勉图后报的话，崇祯也没有派人捉拿洪承畴的家眷。
　　还有一种说法是，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从辽东逃回北京，上疏崇祯皇帝，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亲自到洪承畴祠祭奠。而此时那个可疑的家仆已经乘机将洪承畴的家眷送回了福建老家。既然皇帝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得知真相的明朝官员们就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见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
　　只是后来洪承畴并没有任何后报的行为，反而对江南抗清力量大加打击，可见这信只是为了保全家眷的权宜之计（野史记载说此计为庄妃所出，崇祯也间接中了庄妃的美人计）。
　　投降满清的大臣和将领不计其数，但唯独洪承畴和吴三桂最受后人非议，这自然是因为两人在满清得到天下的过程中出力最大的缘故。
　　1644年，洪承畴跟随摄政王多尔衮重新回到北京后，将老母亲从福建接到了北京。老夫人一见到洪承畴，就拿手杖去打他，先数落其不死之罪，然后说：“你接我来，是想让我给你当旗下老婢吗？我今天打死了你，是为天下除害。”洪承畴慌忙走开，从此不再敢与母亲相见。
　　1644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派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出使北京，与满清谈判。左懋第被多尔衮扣押，拘于太医院。洪承畴前来说降，左懋第说：“此鬼也。洪督师在松山死节，先帝赐祭九坛，今日安得更生？”洪承畴惭愧而退。类似的故事还发生过许多次。
　　左懋第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向弘光皇帝复命，他一直被关押到1645年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依旧不屈，于是被害。
　　祖大寿和洪承畴两人，投降后的表现各有不同：一个是从此开始默默无闻，闭口不谈兵事；一个则是竭心尽力地帮助满清得到天下，充分施展了在崇祯手下没有发挥出来的才干。所以洪承畴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们在后面的篇章中还会再提到他。
　　祖大寿和洪承畴二人不是留名于《明史》，而是见传于《清史》，而且同时被列入《贰臣传》，这就是满清政权给投降者的最高待遇。
　　【十 大势已去】
　　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
　　崇祯皇帝自然已经顾忌不到这些辽东子民的生死，他开始考虑与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暗承上意，偷偷派马绍愉去与皇太极谈判。
　　皇太极本人一直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范文程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
　　松山陷落后，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他认为，议和“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但皇太极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贰臣传》第二卷）
　　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对于满清而言，没有山海关就没有中原。
　　因为皇太极也有求和的心里，马绍愉谈判的结果自然相当不错。但就在这个时候，陈新甲的家僮将崇祯皇帝催促议和的手诏误作塘报，发了抄，于是满朝文武都知道朝中有人在跟满清讲和。朝庭主战的人大肆弹劾陈新甲通敌卖国。崇祯皇帝不好明说，为了面子，只好下诏严斥陈新甲。陈新甲自然不服，心想这议和本来就你崇祯的意思。崇祯皇帝恼羞成怒，将陈新甲斩首。
　　自此，明清两国的和议便永远断绝了。
　　而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无比坚定，决定先发制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他下令吴三桂袭击满清阿济格营。
　　皇太极希望再给明朝一次比松山、锦州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使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称为可能，人才正是逐鹿中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1644年，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李自成意外完成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入关攻明，这是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下令攻明。但皇太极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阿巴泰出发前，皇太极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皇太极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指李自成的军队），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
　　这时依旧有和谈的希望，皇太极甚至希望万一与明朝和谈不成，将来就联合李自成，合力对付明朝。可见皇太极相当谨慎，他不认为满清已经具备了争夺天下的能力，这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李自成未来不可预估的力量，也想到要利用汉族自己的内乱谋取渔翁之利。但很遗憾的是，皇太极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两项策略有任何结果，就已经去世了。
　　更加遗憾的是，崇祯皇帝没有任何积极响应。
　　阿巴泰的清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这一趟中，阿巴泰也没有遇到李自成的军队。
　　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但明军仍然坚守着山海关，清兵还无力攻陷。虽然清兵屡次绕道长城各口，蹂躏畿甸，南及山东，因为山海关扼道其中，清兵毕竟不敢久留。不过正因为满清时不时地流动侵扰，明朝剿流寇的军队总被满清牵制着。而西北的李自成这个时候已经有几十万大军，他也跟皇太极一样，正雄心勃勃地将目光投向了紫禁城。
　　到这个时候，崇祯才知道他最大的敌人不是皇太极，而是李自成。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南明政权，严重地影响了南明政权的内政与外交。但此时此刻，崇祯内外交困，已经茫然无措了。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回想起袁崇焕当年“五年平辽”的誓言，话犹在耳边，人却已经若隔世。崇祯的感觉不是后悔，而是咬牙切齿地痛恨，痛恨这些文武大臣误了他，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竟然在这些人的手中逐渐沦陷。于是他在这样的思想的驱动下，在灭亡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快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庙号太宗，葬昭陵。礼亲王代善等奉皇太极与庄妃的儿子福临继位，时年6岁，是为清世祖，年号顺治。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和睿亲王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个儿子）辅政。
　　此时离1644年崇祯煤山上吊只有半年。
　　半年后，“中国以土广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民族，但却为局处一隅的后金的野蛮民族所击败”。此论并不准确。满清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十几万兵力，而李自成的百万大军绝大多数都是饥民，所以其实是明朝自己击败了自己。但这并非崇祯皇帝一人之过。
　　显然，没有满清，就没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没有李自成，满清也不可能乘虚而入山海关，轻而易举地得了天下。1644甲申年，江山改朝换代一幕开始在正史上上演，由于如此富于戏剧性，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失败者“不瑕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显然，崇祯的继承者们并没有从1644年得到教训，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再讨论南明政权。


　　第三章 李自成与多尔衮的运气
　　【一 看天下谁主沉浮】
　　公元1644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大顺军包围了北京城。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王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满清则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大顺气势锐不可当，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流。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1644甲申年的历史则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1644年汉族军民官绅的普遍心理状态。正因为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
　　这个时候，无论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既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这点满清自己也相当清楚。
　　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大顺政权。蒙古鄂尔多斯部落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满清。一月二十七日，即李自成称王后二十六天，满清立即派使者送了一封信到西安。信是睿亲王多尔衮写的，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多尔衮的基本设想是要与李自成平分华北，提出清军愿意与反抗明朝的大顺军建立联盟，“协谋同力”，“并取中原”。
　　从这点可以看出，早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前，满清已在考虑占领中原，不过他们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同大顺政权平分华北。
　　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多尔衮的来信时，李自成已经亲自统大军向北京推进。王良智派人将这件事报告了李自成，但大顺军领导人正踌躇满志，认为满清是企图分享胜利的果实，没有给予重视，所以李自成对满清的提议也没有任何回应。这封信后来被附上一个纸条转回了满清使者的手中。纸条是王良智写的，他只是简单地说已经将此信内容向上报告了。
　　多尔衮的消息要滞后许多。虽然他一直试图与农民军联系，想与李自成协同作战，共同对付明朝，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多尔衮才知道李自成的大顺军势力已经锐不可当，已经到了明朝宁愿放弃关外土地的地步，他这才明白为什么李自成不肯对满清的示好有任何回应，因为大顺军已经有足够大的实力，根本无须假借满清之力。
　　多尔衮仅仅想平分华北，但满清的汉人谋士们并不满足于只跟李自成平分华北。早在北京陷落之前，范文程就极有眼光地将大顺军比做历史上的秦朝。秦始皇曾经横跨秦岭、统一了七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但很快因为暴虐又失去天下。范文程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满清将扮演汉高祖刘邦的角色，将在扫平叛逆、占领中原之后，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
　　这一取代明朝、建立大清帝国的计划，是那些在关外与清人合作的汉人们企盼已久的。尤其是范文程，更不断敦促多尔衮专心于征服中国，以实现努尔哈赤之“宏业”。
　　在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这两位实际的掌权者仍然徘徊不定。执掌天下诚然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但满清传统以来的做法对关内进行打完即撤的袭击，以抢掳的手段获取奴隶和财富。即便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有过逐鹿中原的梦想，但也从未有过这等奢望；到了多尔衮这一代，并没有超越前辈英雄的胸襟和抱负，其他的贝勒、贝子们也都无意占领华北。
　　随着北京明朝政府的崩溃，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合作者又有了新的机会来劝说满洲贵族进攻中原。他们认为，如今吴三桂已放弃宁远，关外之地尽我所有，进图“洪业”之机终于来到了。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大肆抢劫的消息传到盛京，大学士范文程听后十分高兴，认为清军南下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李自成的军队号称百万，也丝毫未能动摇范文程的信心，他认为清军完全可以击败敌手。这一乐观态度的根据，不仅在于对清兵之军技和纪律的信心，而且还在于他相信李自成已丧失了所有政治上的支持者。起初，李自成就因推翻崇祯皇帝而招致天怒了；随后他又因虐待缙绅和官员而激起了士大夫的反对；现在，由于抢劫京师，奸淫平民妻女，焚烧民宅，进而遭到了百姓的憎恨。范文程说：
　　“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讨之，兵以义动，何功不成。”（萧一山《清代通史》）
　　范文程在这个时候及时重申了取代明朝、建立大清帝国的计划。虽然当时满清的大多数贝勒、贝子们并不相信满清能有这个实力，实际上摄政王多尔衮自己也不相信这幅美妙的蓝图；但手握实权的多尔衮正急于巩固其凌驾于诸贝勒之上的个人权威，控制的皇权，所以经过反复考虑后，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带领大军南下，打算趁中原混乱之际得渔翁之利。于是，多尔衮强化君权的野心，加上清廷中众多汉官的劝谏，便决定性地促成了满族从部落战争时代向帝国统治时代的过渡。
　　1644年四月，多尔衮出于自身的需要，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率领清兵南下。但这个时候，在多尔衮的心中，依旧只是想趁火打劫，到中原掳掠一番。对满清来说，逐鹿中原还仅仅是一个梦想，一个非常遥远的梦想，即不可望，也不可及。为了进军顺利，多尔衮决定绕开“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二 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辽东铁岭人。他的祖辈以军功被封，世袭平西伯。他的父亲吴骧和祖大寿都先后担任明朝的总兵，吴三桂从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军阀世家里，所以他受到了良好的军事熏陶。吴三桂相貌堂堂，膂力过人，精于骑射；因为武艺娴熟，还考中了明朝的武举人。
　　『注：武举止有会试，无廷试传胪之例，即武殿试。崇祯四年始行之，拔王来聘为状元，赐宴兵部，自此遂为故事。见清·严有禧《漱华随笔》。』
　　祖大寿相当器重吴三桂，一直将他留在身边。祖大寿镇守宁远时，吴三桂为中军。吴三桂善于治军，麾下兵强马壮，每战必捷，大名传遍关外。
　　吴三桂的父亲吴骧由武进士起家，官锦州总兵。吴骧为参军的时候，曾经带着五百骑出城哨探。刚刚离城百里，正好遇上皇太极率领清兵四万，前来攻城。吴骧连忙往城里奔逃，在距离城四十多里的地方被清兵团团围住。但皇太极并不命人进攻，只是围困，打算等到吴骧水尽粮绝，再逼他们投降。
　　城外几乎都是沙漠，一望能到四十里。吴三桂在城楼上望见父亲被困，请求祖大寿发援兵解救。祖大寿见敌人有四万兵马，而守城明军只有三千，守城尚嫌不足，如何能再派人出去送死？于是说：“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不肯答应吴三桂的请求。吴三桂知道不可强求，便跪下肯求道：“总爷不肯发兵，我愿意率家丁出城死战。”祖大寿似应不应。于是吴三桂率家丁二十人出城赴援。
　　皇太极见城中只有二十人冲出，心中顿时怀疑起来。于是命人先放吴三桂等人入阵，打算一举围歼。但吴三桂乘机左右冲杀，吴骧见援兵到来，也挥军从内杀出。祖大寿在城楼上望见，命人高声呐喊，擂鼓助威。
　　皇太极疑心这是祖大寿的诱敌之计，连忙命人放吴骧和吴三桂出阵，并不追赶。祖大寿见吴三桂竟然能救回吴骧，且不折兵马，大喜过望，亲自出城到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
　　后来皇太极知道了事情的究竟，也赞叹吴三桂说：“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事见《吴三桂纪略》）
　　不久，吴三桂转归洪承畴麾下。洪承畴所统辖的各镇总兵，以吴三桂兵力最强。吴三桂部下有兵二万，他特意选了精锐一千，以五十骑为一队，每队设一领骑，千兵共领骑二十人。吴三桂将这二十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竹签上，插在自己的靴筒中，遇到紧急情况，信手从靴筒中拔出一只签，大叫签上的名字。被叫到的领骑立即统率自己人马跟到吴三桂后面。这个法子虽然土，但却往无不利。
　　松山之战，洪承畴大军被围。吴三桂献计说：“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桂愿奋勇当前，经略可率众随后，何为坐以待毙乎？”洪承畴同意了。吴三桂于是故意向清兵的重兵处突围，竟然由此而走。洪承畴不敢跟上，结果被围松山，不久后投降，辽东丢失。
　　洪承畴十三万大军，只有吴三桂一支冲出重围。皇太极对手下的将士说：“小吴总兵，真好汉子也！”
　　吴三桂退守山海关，当时大概有十万兵力。游击胡心水为左营，夏龙山为右营。二营都是少年枭勇，胆力过人，吴三桂结为心腹。并将自己的女儿分别嫁给了胡心水的儿子胡国柱，夏龙山的儿子夏国相。
　　不久，吴三桂最敬佩的舅舅祖大寿和吴三桂的哥哥吴三凤等明朝将领先后降清，吴三桂和他的部属又与满清营垒增添了一层颇为暧昧的关系。
　　1644年三月，吴三桂被崇祯帝加封为平西伯，率部进关勤王。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
　　李自成进北京后，开始拘禁百官助饷。刘宗敏抄了吴骧的家，得到了“倾国与倾城”的美女陈圆圆（又名陈沅）。吴三桂的正妻张氏貌寝而悍，吴三桂对她颇为忌惮，所以没有携带陈圆圆同行，而是一直将陈圆圆留居京都。（清·苍弁山樵·《吴逆取亡录》）李自成听说陈圆圆美貌，从刘宗敏手中夺过陈圆圆，意图立她为妃。
　　刚好牛金星、宋献策劝李自成多行仁义，以图长治久安，不要太过杀戮。李自成这才醒悟过来，说：“山陕、河南、荆襄已在我掌握中，大江以南传檄可定。只有山海关的吴三桂是一骁将，应当招致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清·孙旭·《平吴录》）
　　于是李自成没有立陈圆圆为妃，派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招降。唐通在居庸关投降了李自成，此时已经是大顺新贵，被封为定西伯。唐通曾经与吴三桂在辽东共事，由他出面劝降，“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对吴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
　　李自成还让吴骧写了一封信给吴三桂，信中说：“尔以君恩特简，得专阃任，乃怯懦观望，使西兵长驱。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尔君已逝，尔父犹存。呜呼！识时务者，可以知所变计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犹全孝子之名。”
　　而在这之前，满清已经反复招降过吴三桂。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满清攻克松山、锦州后，皇太极就致书吴三桂告以其舅氏祖大乐、祖大寿等“因系将军之戚”俱获保全，劝他“翻然悔悟，决计归顺”。又命吴三桂的哥哥吴三凤及祖可法、张存仁、裴国珍、胡弘先、姜新、陈邦选等各以亲属、旧谊的关系写信给吴三桂，晓以利害，竭力劝说其降清。吴三桂对于这些劝降信都没有什么反应。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再次致书吴三桂：“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清太宗实录》）同时，又命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过了几个月，吴三桂终于给祖大寿回了信，内容是“犹豫未决”。皇太极立即积极响应，再次致书吴三桂，劝他“急图归顺，勉立功名”。然而，当时吴三桂自认为回旋的余地相当大，何况家眷又都在北京，所以并没有接受满清的招降。
　　时过境迁，此刻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他的部下与山海关总兵（又称关门总兵）高第的军队加起来一共只有五万之众。而且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五万人之中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不到一半。而山海关恰好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势力之间，对于局促在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的吴三桂来说，对抗任何一方都是自取灭亡。显然，继续效忠明室已经是不现实的，因为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已经不存在，而当时南明的弘光朝廷还没有建立。山海关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相距太远、音讯不通，李自成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闯时，已经使南北交通遭到严重破坏。
　　吴三桂此刻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李自成几十万大军近在咫尺，满清多尔衮正率大军南下，克日就能到山海关下。据当时在省靖的朝鲜使者说：“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动员兵力之多连满清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对吴三桂来说，他可走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降顺，要么降清，时间和局势都逼迫他必须作出选择。
　　接到李自成的劝降信后的几天，吴三桂一直在反复考虑对策，到底要怎么办？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不容易作出的选择。当然，最后吴三桂的想法跟京城中大多数投降李自成的前明官员一样，顺理成章地将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另外关键的一点是，吴三桂所部的辽东官兵一直同满清处于对峙的状态，互有仇杀，而同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吴三桂想通了后，迅速决定投靠大顺政权。山海关防务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
　　1644年三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崇祯皇帝煤山上吊三天后，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有“本镇率所部军队前往北京朝见新主，所过之处一定秋毫无犯，地方百姓不必惊恐”等语，证明他已率领部下兵马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
　　3月26日，吴三桂率领部下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但就在玉田县内，吴三桂突然改变了主意，由准备投降大顺转而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自然就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在玉田遇到了从北京逃出的仆人，听说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刘宗敏所掳，须发奋张，勃然大怒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天下人！”
　　吴三桂还特地写了一封信回答父亲吴骧的招降，书中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不能为孝子矣。”后人因此嘲讽吴三桂对爱妾的爱惜超过了父子之情。
　　但究其根底，吴三桂投降大顺时的本意是要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会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为了保命，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
　　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于是被吴三桂重新占领。唐通率领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吴三桂又下令军士为崇祯帝服丧，设座遥奠，啮血结盟，立誓扫灭李闯，为明复仇。这就是吴伟业所咏的“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过缟素一句是宾，红颜一句才是主。没有红颜，何来缟素？
　　形势从这个时候开始陡转急下，历史因为一个女人而改写。历史人物在重要关头的选择，给历史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完全改变了国家命运的走向。
　　【三 多尔衮】
　　在1644年的国变中，如果说李自成是种树人的话，那么摘桃的那个人显然就是多尔衮。
　　多尔衮是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清兵入山海关时，他才32岁，但却已经是身经百战的统帅。
　　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努尔哈赤废弃大福晋富察氏。当时大福晋富察氏有四条罪状，其中之一便是大贝勒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但其实缺乏足够的根据，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开始上升。
　　代善由于为人精明计较，渐渐失去其父的欢心。不久，代善听信后妻的谗言，虐待前妻所生的儿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太子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同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是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多尔衮兄弟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顽强守御，努尔哈赤被炮弹炸伤，只好命令全军退走。同年七月，努尔哈赤创伤复发，不得不到清河汤泉疗养。八月，伤势转重，乘船回盛京。途中，他知道即将逝世，通知大妃纳喇氏来迎，似乎要授以遗命。八月十一日，因伤势恶化，努尔哈赤殁于途中的瑷鸡堡（今沈阳市南）。传闻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做继承人。
　　这时候多尔衮虽然在十大贝勒中排第九，人称九贝勒，可是他这时候才十五岁。而其他众贝勒早就忌惮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八子皇太极（又称四贝勒）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众贝勒便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九个时辰后，众贝勒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从这个时候开始，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急转直下，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份的攘夺，而且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然没有向多尔衮兄弟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后来更是处处压制多尔衮兄弟所统领正白旗和镶白旗的势力。但是不久后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皇太极即位之初，地位还不十分稳固，当时对皇权最具威胁的是三大贝勒——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皇太极为了削弱这三大贝勒的权力，光凭他自己的实力还不够，所以开始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这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的旗主之位，让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多尔衮从少年时代就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非常人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才华和心机，他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多尔衮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他“墨尔根岱青”（蒙古语“聪明之王”的意思）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多尔衮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因为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清史稿·多尔衮列传》记述，1629年皇太极兵围北京城时，多尔衮曾与袁崇焕援军激战于广渠门外。1635年，多尔衮率军收降蒙古察哈尔残部（元朝皇帝后裔）时，获得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即秦始皇用和氏璧琢成的传国玉玺）。皇太极因此获得了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自然也是大加褒奖。不久，皇太极即位为皇帝，改后金国号为“清”，年号崇德，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睿”，亦含聪明之意），列在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
　　在围攻祖大寿镇守的锦州之战中，清军开始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皇太极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一牛录为三百人）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皇太极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自言罪当死”（《清史稿·卷218·多尔衮传》），皇太极将多尔衮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一千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五月一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就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的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勇于战阵，诸多军国大事，事必亲躬。由于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严重损伤了健康，积劳成疾。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晚上十时，皇太极在沈阳皇宫清宁宫东暖阁寝宫的南炕上端坐时突发心脏病而死（有记载说，皇太极最宠幸庄妃大玉儿的姐姐宸妃海兰珠，宸妃因丧子悲伤过度而亡，皇太极也伤痛而死）。因为皇太极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皇太极的大哥代善、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以及多尔衮。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皇太极在世时不但有两黄旗，还夺过了正蓝旗），而且由于代善和镶蓝旗主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也准备投豪格的票了。但多尔衮的势力也不弱，他的文武才能出众，身后还有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作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
　　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的大臣们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剑拔弩张，派人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见两黄旗早有准备，四下都被两黄旗的重兵把守，觉得对自己不利，没有立即答应。多铎心领神会，又故意提出代善为候选人。代善果然以“年老体衰”的理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两边都不得罪。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剑拔弩张，大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崇政殿，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经不可能，迅速提出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后归政。
　　多尔衮的这一建议如同异峰突起，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会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仅六岁，易于控制，因而也排除了豪格、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的宠爱，地位较高，满清一直有子凭母贵的说法，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
　　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在达成协议两天之后，代善之子贝子硕托、孙郡王阿达礼，又图谋推翻成议，劝多尔衮自立。多尔衮从大局出发，揭发了这一乱国阴谋，并忍痛将他们诛杀。于是六岁的福临于1643年十月八日即位为顺治帝，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济尔哈朗仅管“出兵等事”。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
　　就在八旗贵族还在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的火已经一发不可收拾。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
　　而在关外，一直蠢蠢欲动的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立即伺机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此时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满清的新一轮进攻。但是，山海关依旧雄立其中，称为满清难以逾越的障碍。在1644年的新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多尔衮当了摄政王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豫亲王多铎阴谋抢夺汉族大学士范文程妻子的事情。多铎是多尔衮的同胞弟弟，他们的生母纳喇氏大妃被皇太极等贝勒强行逼迫为努尔哈赤殉葬时，小弟多铎才只有五岁，一直依附在多尔衮身边，一直到长大成人。因此，平日最受多尔衮的疼爱。
　　多铎偶然见到范文程的妻子非常漂亮，动了邪念，想抢占她，经常派人到范文程家周围观察动静，弄得范家日夜担忧，恐慌不安。多尔衮听到这件事，十分生气，马上派人把多铎叫来，当着满朝王公贵族和文臣武将的面严厉斥责了他，命令他上交二千两白银和十五个牛录的兵力作为惩罚。
　　平时受到满族权贵欺凌的汉族大臣见摄政王不避亲贵，重重处罚了多铎，从心底里释去疑虑和怨愤，从此更竭力为清朝出谋划策了。范文程当即上书朝廷，分析关内的形势，请求严申军纪，笼络人心，进兵中原，同农民军争夺天下。多尔衮觉得有理，便拿定主意，率领军队南下出发了。
　　【四 山海关战役】
　　历史就在1644甲申年两度奇妙地改写。
　　谁也料不到的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整个转折点就在山海关发生。
　　吴三桂在山海关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后，就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前往北京，预备去朝见新皇帝李自成。但当吴三桂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出其不意地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至此，历史的天平才开始戏剧性地向满清偏倒。
　　让我们重新回到吴三桂“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那一幕。
　　吴三桂的骤然变卦，使山海关地区顿时彤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当地人士佘一元《述旧事诗》记录说：“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真切地反映了百姓们的惶惧不安。跟吴三桂采取同一立场的只有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和卫城（即清代的临榆县）一小撮缙绅地主。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
　　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手中现有的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为了在大顺和满清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为自身谋得更多的讨价还价的资本，他决定回师夺取山海关。吴三桂职业军人出身，自然明白山海关将成为他手里的王牌。正因为山海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满清和李自成的大军隔关对峙，吴三桂才有机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回师攻打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吴三桂同大顺政权决裂，他这时在心中已经把投靠满清作为出路。但战场上磨练出来的吴三桂并非善类，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立即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满清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派人给多尔衮送信，依旧以明朝忠臣的形象出现，请求满清出兵为崇祯皇帝报仇，愿以“大利”及满清已占领的辽西为代价，来换取清军的帮助；一面又派人送信给李自成，表示仍然希望投诚，以作为缓兵之计，等到满清大军到来。
　　实际上，吴三桂非常了解满族军事制度，所以他用“大利”来投其所好。满清在当时依旧是一个部落，他们的传统是靠掠夺战利品，所以清军各旗的将士很少得到军饷。正因为这种传统，满清的贵族们才一直坚持认为，与其占领中原，不如将其作为劫掠之地。因此吴三桂的设想是，清军进关可以支持他对大顺军的反击，而当满清得到大量财物后，便会跟往常一样撤回家乡。当然，满清也许会以割占整个辽西为条件，但对他吴三桂来说，他将为明朝建立更大的功勋，使天下重新恢复秩序。
　　在这个时候，吴三桂依旧是站在明朝的立场上来考虑的，他最初的用意并不是要投降满清，而是想与满清结盟，满清在他眼中是要扮演友军的角色。他的这一举动在后来得到了南明政权的相当肯定。
　　但是，仅仅掠夺中原不是多尔衮的汉人谋士的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模式。
　　吴三桂意外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并不意味着他能继续控制历史后来滚滚的潮流。局势在飞速地发展，而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经过紧张的商议，决定一面安抚吴三桂，由吴骧出面，写信规劝吴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
　　不过这个时候，北京城中的李自成还不知道满清多尔衮正亲自率大军南下，骤然而至的胜利和权力使大顺军的领导们几乎忘记了东北关外还有虎视耽耽的清军。
　　1664年四月十三日清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和吴骧等人，这说明李自成仍希望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
　　李自成决意亲征前，矮子军师宋献策和大将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这话说得相当精辟。但李自成不听，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还想招安吴三桂。短期内巨大的成功已经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对于这个时候的吴三桂来说，重新投降大顺已经不可能。他正天真地设想如何与满清结盟，然后借满清的兵力平定天下，那么他将是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
　　李自成并不知道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早已经不复存在。行至三河县时，大顺军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愿意投诚，请求缓师。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又一次麻痹大意了。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李自成就在这里丧失了机遇，从而与历史擦肩而过。他派明朝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去山海关同吴三桂谈判，随即下令大顺军放慢了进军速度。
　　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加果断。三家在山海光风云际会，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
　　我们再来看看多尔衮这边的动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尔衮的大军采纳了洪承畴的进军路线，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里面写着：“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
　　吴三桂还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明军一齐聚而歼之。
　　很明显，吴三桂的信在措词上经过斟酌，他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尽管当时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决定的。
　　此时形势咋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天。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多尔衮果断决定，大军急行军转向山海关，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
　　历史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一直到收到吴三桂书信的那一天，多尔衮才知道崇祯皇帝已经死了。
　　明朝天子竟然暴死，这太令人意外。多尔衮第一点想到的是，对满清来说，大顺政权不再是潜在的盟友，而变成了他们的主要敌人。于是本来要来侵略明朝的满清反倒打出了为明朝天子复仇的名义，接受了吴三桂的邀请。这个时候，多尔衮并不知道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前因后果，也根本不知道吴三桂曾经投降过李自成。
　　对于吴三桂这封邀请满清入关共同抗击李自成的邀请信，多尔衮感觉有如神助，简直要欣喜若狂了。他立即给吴三桂回了一封信：“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多尔衮明确表示愿意联合吴三桂对付李自成，但他的立场与吴三桂不同，他是从清廷一方考虑的，他并不打算复兴实际上已同清廷处于战争状态的明王朝，所以他才下令清兵直接开往山海关。多尔衮说他们已得知明朝皇帝惨死的消息，因而决定集合“义兵”，“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于是，满清从入侵的外敌摇身一变成了为明讨贼的义师。同时，多尔衮在信中也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
　　而一直等候吴三桂答覆的李自成久久不见王则尧回来，心中起疑，这才继续向山海关进发。
　　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这时候的语气已经全然变了，吴三桂不再要求多尔衮去抄李自成的后路。吴三桂是个精明的机会主义者，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经明白，多尔衮的眼光和抱负决非李自成所能相比。
　　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第二封信，他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在向南行进途中，清军曾与唐通遭遇。唐通奉命率几百人绕到关外，从背后攻击吴三桂。他的人马在抚宁西北的“一片石”偶然遇到清军主力，遂被歼灭。唐通逃脱，后降清。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的部下正在激战之中。
　　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四月十三日出发，却在八天之后即四月二十日才进抵关西。这时，李自成才知道王则尧早已经被吴三桂拘押，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已经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做好了作战准备，除了武力解决，已经没有招降余地了。
　　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
　　李自成已经丧失了先机，到了这个时候，他竟然还不知道多尔衮已经率领清兵在一旁虎视眈眈。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为八点），历史上著名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战役开始。李自成知道吴三桂的戍边部队顽强善战，所以决心全力以赴；为了全歼关辽兵，防止吴三桂部被击败后引残部出关降清，作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军队包抄至关内外，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北翼城。吴三桂的军队也下决心与大顺军死战到底。双方激战一昼夜，到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有不支之势，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
　　此刻清军已经于前一日晚上赶到，却始终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坐视双方消耗。多尔衮的这一策略使吴三桂损失惨重，因而更加依赖清军。此时，吴三桂的处境和心情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知道局势已经不是他所能控制了，除了投降满清，他已经没有其他可以自保之路。这样一来，当初请兵相助的初衷完全变了质，吴三桂终于被后人认为是不折不扣的开关延敌的民族叛徒。
　　情况危急下，吴三桂亲自带领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请求清军立即参战。
　　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二十一日晚驻营距关城十里，二十二日晨，清军进至离关城仅二里，多尔衮在欢喜岭的威远台上观战。吴三桂到后，多尔衮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他对吴三桂等官绅说道：“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
　　吴三桂同意在闯贼平定后，整个中国都将属于多尔衮之“贵国”，并杀白马黑牛立誓。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已经接受了多尔衮的招降。然后，多尔衮令吴三桂按满族习俗剃发，并当场许诺将皇太极的女儿建宁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折箭誓为婚姻”（清·孙旭《平吴录》）。
　　多尔衮又吩咐吴三桂说：“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接应。同时，多尔衮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的右边，采取重点突破战术。这时正值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清军得以从容布阵。少顷，风止，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虽拼死抵抗，但强弱易形，兵员同吴三桂军已鏖战一昼夜，面对以逸待劳的清军很快就被击败，阵容大乱，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
　　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在山上督战，见败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风沙如此猛烈，以至清军直到风停沙住之后，才知道敌军已被击溃。据地方志载，被丢弃在沙河战场上的尸体有数万具，其中许多是支援大顺军的当地农民。
　　为了明白山海关战役的胜负，分析一下参战各方兵力情况是必要的。大顺军开赴山海关平叛的兵马大约为近十万名；吴三桂、高第的关、辽兵合计约为五万；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大约为七八万人。在三支军队中，清军战斗力最强，他们的人和马都披着甲胄，非常坚硬，百步之外无法洞穿，所以才有铁骑的称号；而吴三桂的部队则是原明朝官军中的精锐；大顺军大部分都是农民，而且新加入不久，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兵员素质不如清方和明方。但是，大顺军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虎狼师”。大顺军平时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后，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将士骑这种马冲锋陷阵，往往攻无不克。
　　在这样的形势下，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部队就非常关键：如果吴三桂投降大顺，则李自成的兵力约为来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关要隘不致拱手让敌，即便在同清军作战中局部失利，大顺政权可征调的增援兵力较清方要大得多；如果吴三桂叛投满清，双方兵力对比和局势就完全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
　　但李自成事先并没有料到满清会这么快介入，他以为集结在北京地区的大顺军击破吴三桂的部队绰有余裕的。不少史籍记载清军投入战斗以前，大顺军毫无觉察，等到发现突阵而来的是清军，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这和当时情况不符，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已经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直到清军入关时，李自成才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但他已经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现有的兵力付之一掷了。这是李自成自己的重大失误，不仅仅是他对吴三桂的判断失误，他对整个局势都缺乏大局观。仅从这一件事上，就知道在群雄并起的动荡时刻，李自成坐不了天下。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役后，大顺军的形势急转而下，而满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
　　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 都是女人惹的祸】
　　我们先来看看陈圆圆的一生。
　　陈圆圆原姓邢，名沅，字圆圆，又字畹芳，幼从养母陈氏，故改姓陈。她本为昆山歌妓，幼从养母陈氏，故改姓陈。她殊色秀容，花明雪艳，能歌善舞，色艺冠时，人云“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因为她曾寓居过秦淮，由于她色艺超群，更与重大历史事件相系，所以清人便将她列入了“秦淮八艳”之中，并说她是“前朝金陵倡家女”。
　　明朝末年，内有起义军风起云涌，外有满人虎视眈眈，弄得大明朝廷摇摇欲坠，崇祯皇帝更是心神俱疲。而后宫中明争暗斗也正激烈，田贵妃施展狐媚手段，迷得崇祯皇帝神魂颠倒，正宫周皇后却倍受冷落。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为了帮女儿夺回恩宠，盘算着要找一位才貌迷人的美女安插到皇帝身边，作为周皇后的心腹与田贵妃一争高低。
　　崇祯十四年秋天，周奎因营葬先人遗骨之事回到了原籍苏州，相中了正值二八佳龄的红歌妓陈圆圆。
　　陈圆圆最早与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襄（辟疆）相恋，冒襄的甜言蜜语糊弄得她芳心半许。被周奎选中后，陈圆圆大为惊慌，求冒襄出面替自己周旋。冒襄却当了缩头乌龟，音信全无，眼看着她被抬进了皇宫，最终落得“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相比之下，钱谦益对柳如是的情义却在同一时刻表现得淋漓尽致（柳如是也被周奎选中，全靠钱谦益出面才得化解），终于赢得名花身许。
　　陈圆圆被周奎选入宫中后，冒襄这才接纳了对他一直钟情的董小宛。
　　第二年春天，陈圆圆随周奎北上京城。老奸巨滑的周奎，先是将陈圆圆收为义女，在府中经过一番调教培训之后，再伺机送进了周皇后宫中。周皇后对陈圆圆也颇为满意，将她精心打扮一番后，送给了皇帝。可是这时崇祯皇帝被军国大事搅得头昏脑胀，根本没有心思重结新欢，对陈圆圆只是欣赏，没有收纳之意。陈圆圆在宫中盘桓了两三个月，终究没能投入皇帝的怀中，周皇后只好打发她返回了周府。
　　一次吴三桂偶然到周奎家作客，看中了陈圆圆。当时吴三桂重兵在握，在明朝有举足轻重之势。周奎为了讨好吴三桂，将陈圆圆送给了他。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吴三桂的父亲投降了起义军，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掠，后又被李自成夺去。当吴三桂答应投降李自成时，听说陈圆圆已被李自成所占，冲冠大怒，于是投降了清军与农民军开战。
　　李自成在山海关大败后退回西安，临走时本想带着陈圆圆，陈圆圆却认认真真地劝告说：“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师，还可作为缓兵之计！”李自成听了以为颇有道理，命运危急关头，他无心留恋美色，索性丢下陈圆圆跑了。
　　吴三桂抱着杀父夺妻之仇，昼夜追杀农民军，一直追到山西绛州。此时吴的部将在京城搜寻到陈圆圆，飞骑传送，自引吴三桂带着陈圆圆由秦入蜀，然后独占云南。
　　顺治中，吴三桂进爵云南王，欲将陈圆圆立为正妃。陈圆圆说：“妾出身卑微，德薄才浅，能蒙将军垂爱已属万幸，实在不配贵为王妃，宁愿作侍妾追随将军左右！”她此举着实令吴三桂费解，别的女人不惜争风吃醋为的就是一个名位，她竟然把送上门的恩惠拱手推出。
　　陈圆圆此时写过一阕《丑奴儿令》：
　　〖满溪绿涨春将去，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风透碧纱。
　　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街，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
　　词中所绘并非眼前之景，而是此时之情，满怀落寞消沉，便是陈圆圆这时的心境。经历了十几年的坎坎坷坷，惯看了人世间的沉浮起落，生生死死晃如过眼烟云，她对一切都已看淡。
　　既然陈圆圆托故辞退，吴三桂便另外别娶。不料吴三桂所娶正妃悍妒，对吴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陈圆圆为了避祸，遂独居别院。陈圆圆失宠后对吴三桂渐渐离心，尤其不满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吴三桂曾阴谋杀她，陈圆圆得悉后，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
　　陈圆圆有着乱世中少有的平静和端庄。她毫不似其他秦淮女子一样乱世儿女乍相逢，喜也不是，悲也不是。她就像一枚制作精良的钱币一样，一面是收敛的柔情，一面是坚定的侠骨。尽管命运将她不断抛起，可无论怎样她都能稳当地落地，要么亲情在上，要么侠骨在上，一样的平和，从容，处乱不惊。纵是与冒襄永生错过，也仍气韵飘逸；纵是吴三桂与李自成争得江河震动，她仍气定神闲地坐在生活的帘后。她的真实与虚幻宛如好花在三春时开到明亮迷离。
　　三藩事起，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这是典型的陈圆圆结局，天心与人世之间，可以彼此默认心许到山川无声……
　　直至清末，寺中还藏有陈圆圆小影二帧，池畔留有石刻诗。
　　关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的处境，前面已经详细分析过，当时吴三桂正在不断地窥测方向，陈圆圆不过是一个引子，恰逢时机地引发了吴三桂对李自成的不信任。吴三桂山海关战役之前，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确实具有举足轻重之势，他无论投向哪一方，这一方将会在山海关战役中致胜。而这一切，据说都是为了那个叫陈圆圆的女人。
　　李自成兵败至永平府范家店时，狂怒下将吴骧处斩。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只留了陈圆圆一人。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勾引清兵、叛变欺诈极为痛恨。
　　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时就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赐玉带、蟒服、鞍马、弓矢等物。
　　诗人吴伟业因此在《圆圆曲》叹道：“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诛心之句。吴三桂因一貌美年轻女子背父弃君，以剃发背国、全家成灰的代价，换来“一代红妆照汗青”，字里行间，刀笔戮入心肺骨髓，已把吴三桂一生事业盖棺论定。
　　后人多数认为，如无陈圆圆，吴三桂得吴骧书信，必然与李自成合，而无乞师清庭的举动，清军也不能长驱入关，中原战乱还不知鹿死谁手，清人统治中国，也许不能成功，那么，三百年的历史就要重写了。所以后人认为导清入关者其实是陈圆圆，她在明末的政治风云中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过去也常常有人把历史的兴衰、朝代的更迭归因于一个女子，如夏灭亡罪在妹喜，商纣之覆罪在妲己，夏桀之亡罪在褒姒，安史之乱罪在杨玉环，而清军得以入主中原的关键又在于陈圆圆这么一个妓女，陈圆圆也因转移国脉被列入了亡国女流。其实，这种看法，把历史的转折归因于一个女人，是根本不正确的。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赵匡胤灭南唐，天下人都认为是蜀主孟昶沉溺酒色误国。花蕊夫人写诗为她自己辩解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传闻赵匡胤见了这首诗后，有感于花蕊夫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竟对花蕊夫人起了爱慕之心。
　　花蕊夫人的这首诗说出了事情的实质，十几万军队缴械投降，君成了降国之君，臣成了降国之臣，民成了降国之民，花蕊夫人反倒成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连皇帝、大臣、将军们都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最后却要说红颜祸水，那实在是推卸责任的说法。
　　但吴三桂因为夺妻杀父之恨，从此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李自成结下了不解深仇。他的心狠手辣不但用在了追击屠杀大顺军身上，也用到了后来的南明身上。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三桂变成了一头发怒的猛兽，他的军事才华也施展得淋漓尽致，几乎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法国传教士柏晋在他所著的《康熙传》中说：“事实上，鞑靼人（注：此处应为满清，鞑靼为蒙古）在征服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清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意思是说满清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付出的成本相当低廉。吴三桂就是这些“最勇敢的人”中最突出的一个，我们不得不说，吴三桂之所以成为最著名的汉奸，不在于他引清兵入关，而在于他后来为满清取得江山立下的功劳最大。
　　吴三桂在山海关曾召集当地乡绅领袖“八大家”议事，发誓共同抵抗农民军。正是这些乡绅领袖从当地百姓中为吴三桂征集乡兵和粮草，后又支持吴三桂作出与清军联合的决定。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还得到了南明政权的嘉奖。南明福王立为弘光皇帝后，听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破贼，立即遥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从海路运米三十万担、银五万两犒劳吴军。弘光皇帝派遣使者左懋第、陈洪范赍银币到北京向多尔衮致谢的时候，还特意到吴三桂军营转达弘光皇帝的问候。吴三桂谢道：“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关束甲，以俟后命耳。”没有接受弘光皇帝所赐的礼物。（事见《吴逆始末记》）
　　而对于满清来说，上天幸运地眷顾了多尔衮。多尔衮的才能并不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和兄长皇太极更高，不过他运气更好。倘若他事先没有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南下，山海关毫无疑问地会落入李自成的手中，历史将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满清意外夺得了山海关后，洪承畴等谋士迅速改变了策略。按照洪承畴的看法，进攻中原若要取胜，就需要保证两条，一是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军队；二是改变清军以掠夺财货、奴隶、牲畜为目的的传统战略。
　　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召集了将领及贝勒们，对他们说，以往三次入关，都鼓励士兵抢掠，而此行却不同于过去，“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多尔衮与他们相约，此次征战以“救民”为宗旨，不得无故烧杀抢劫。所有降者都要赦免，除剃发之外，不得伤害其身体。旗人若有妄杀乡屯散居之人，或奸淫、抢劫、偷盗牲畜者，一律处斩，其扈从为奴，财产没官。
　　与此同时，范文程开始起草写给汉族百姓的布告，四处张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
　　跟满清的笼络人心相比，李自成的行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战败的大顺军逃回北京后，便在京城发泄怒气，他们四处放火，并将彰仪门附近的民宅全部毁坏。
　　吴三桂得胜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很多北京居民听到了明太子即将复位的传闻，不禁欣然泪下。街市的小贩嘲笑地唱道：“自成割据非天子，马上登基未许年。”
　　【六 坐了一天皇帝宝座的李自成】
　　李自成离开北京前往山海关的时候，明朝降臣礼部尚书杨观光奉命着手为登基大典作准备，可见李自成是抱着必胜的信心去的。在李自成离京期间，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而牛金星统辖的留守部队已经军纪涣散，有人开始离城西去，并沿途劫掠民宅和店铺。“闯王”出征之时，城中的很多百姓都认为他不会得胜而归。杨观光也乘混乱之际逃出北京，但非常不幸，他一出北京就被起义的农民抓住杀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杨观光是山东登州人，是当时颇为著名的理学家。李自成曾经极力想改善他本人与明朝降臣的关系，但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李自成召见杨观光时，杨观光劝他放弃酒色。李自成哈哈大笑说，若他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李自成显然不是传统儒家模式理想的君主，他离幸运越来越远了。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掉了江山，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天下。
　　李自成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北京建都。他曾经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从这点上看，他有很高的欲望，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足够高明的眼光。
　　吴三桂起初决定投降李自成后，李自成没有派刘宗敏那样的心腹大将去镇守山海关，以防吴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是派在居庸关投降的降将唐通带了几千人去接手山海关（唐通后来在保德投降满清），庞大的人马留在北京享乐。大将军刘宗敏忙着搜刮赃款，“杀人无虚日”，不免有点类似儿戏。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大顺军败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两天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西撤。
　　为了日后更好地行使君权，李自成可能一直想在北京更加合法地登基，而不管时间如何短暂。他曾在北京做过皇帝这一事实，等他死后对他的追随者将是十分重要的。大顺余部在南方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后，仍称李自成为“先帝”，并称其夫人为皇太后。
　　但李自成为了同部下接近，一直与普通士兵吃的一样，并像其他大顺将领一样经常戴一顶宽沿斗笠，穿一件天蓝色战袍。他从不在自己与部下之间制造距离，而且与刘宗敏（李自成称其为“大哥”）等将领则情同手足，经常手挽手一起散步。这种情谊无疑使李自成难以行使君主的权威。
　　李自成既无个人威严，也不喜欢帝王礼仪。牛金星曾想让李自成于1644年四月十五日举行祭天大典，并请他在宫中演习十天。李自成同意了，但演习时他举止匆匆，全不按规定节奏去做。礼官在引导李自成时对这位“闯王”说，必须掌握仪式本身的节奏，要不慌不忙，放慢速度。这位义军的领袖很快就不耐烦了，他扯下袍冠，恼怒地转向礼官说：“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然后转身离开演习场，经过御膳房时，还抓了一块生肉吃了。祭天大典始终未能举行，而在士大夫眼中，李自成仍是“沐猴而冠”。（事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就这样，“闯王”李自成占领北京仅四十二天，只是在最后一天他才做了皇帝，然后他就仓皇离开了北京。在他身后，火焰冲天，大火几乎燃遍北京城中各个角落。
　　李岩在西撤途中被李自成所杀。因为李自成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认为李岩想取代他当皇帝。
　　李岩是大顺军中少有的温和派，他的队伍一直同百姓相处甚好。他也经常对李自成提点不同意见，阻止更大的破坏发生。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李岩并非李自成的嫡系兄弟，忠言逆耳，李自成已经很不高兴了。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堵塞。
　　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有个松本一男的日本人专门从事中国学的研究，他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智慧》，里面提到中国人突出的气质，其中有一条就是——“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这与“脸谱多”一句本质是一致的。
　　农民军攻破北京后，李岩入宫后第一个赶去保护张皇后（天启皇帝的皇后张嫣），扶张后上座，并行九拜之礼。但张后性情严正，当天晚上就上吊而死。李自成开始追赃助饷时，李岩已经认为不妥，后来为了缩小打击面，免得四处结怨，提出“文官追赃，宜分三等”的建议，正是为了阻止任意抢劫和拷打，从而使征罚赎金以供军饷的作法制度化。对于吴三桂，李岩提出及早采取牢笼政策，他可以说是大顺军中最有远见的人，李自成杀了他，可以说是非常可惜。
　　《明季北略》还记录了李岩被杀之后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李自成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可能会应验“十八子主神器”，他便举起了屠刀。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
　　『注：李岩死时，据说他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夫人红娘子正率领一支人马在中原一带征战，侥幸逃过了李自成的迫害。李岩惨死的消息传来，红娘子悲愤填膺，立刻打起了“为夫报仇”的旗号，预备与李自成为敌。但李自成很快失势，清兵攻下西安，直驱中原。红娘子也被迫撤向湖北一带，将人马并入南明巡抚何腾蛟麾下。不久之后，清兵南下，屠扬州、陷南京，南明烟消云散，红娘子也在激战中失去了下落。李岩与红娘子英雄美女、侠骨柔情的故事，可谓是极好的小说材料，金庸的《碧血剑》中也演绎过这段传奇。』
　　大顺军西退时情况相当混乱。边大绶是明朝的地方官，曾经参与掘毁李自成家祖坟。大顺军在撤至真定后，他隐姓埋名，化装成老百姓，但还是不幸沦为俘虏，但也由此写下了著名的《虎口余生纪》。“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余见之不胜忿懑。如此鼠辈而所向无坚城，致万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执，不能杀贼见其灭亡耳。”（引自边大绶《虎口余生纪》）
　　大顺军后来的命运几乎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1644年，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短短一年，明朝和农民军相继败亡，令人不胜感慨。
　　【七 旧北京，新天子】
　　李自成军主力满载劫掠之物离开后，这就给了京城的百姓们向落在后面的大顺兵报复的机会。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成群结伙地搜捕掉队的大顺士兵，将其投入燃烧的房屋之中。还有些大顺士兵被当众砍头，“而民称大快”。“道间行者皆令执贼，而西人虽久居都中者莫不尽族行。然亦有乘势修隙之事，盖不可问矣。”（刘尚友·《定思小纪》）
　　大火过后，北京这座饱受创伤的城市渐渐恢复了寂静，人们紧张地等待着新的占领者。那些曾与大顺合作过的人“有悔心失图，无可奈何，而静待吴镇处分者”。
　　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没有人想到除吴三桂外还会有别人来占领这座城市，甚至当人们听说有一支“大军”由东而来，而且有人说看到了齐化门外贴有题以“大清国”字样的布告之时，人们仍没有料到会是由清军来占领此城。
　　四月三十日晚上，士绅官吏为迎接将要来到的救星而绞尽脑汁地寻找合适的礼服。他们认为，他们将要迎接的人是明朝太子及其保护者平西伯，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
　　第二天一早，五月初一，士绅官吏耆老出城数十里迎接，昂然而来的却是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官吏大为震惊，偷偷溜走，百姓惶惑无措。少数官僚则迅速默认现实，将错就错地将多尔衮迎入。
　　多尔衮命令明朝官员在前面带路，从朝阳门经正阳门进入皇宫。因北京皇宫大部已被李自成撤退前纵火烧毁，所以多尔衮将摄政王府设在未遭火焚的武英殿中。他看了一眼那些恭恭敬敬的明朝官员，说：“我们大清军是仁义之师，这次进关杀贼，是为了替你们报君父之仇。”说罢，他又对身边的清朝王公大臣们说：“传我的命令，诸将进城，不许闯入民宅，对百姓要秋毫不犯，违令者严加惩办！”
　　多尔衮一边继续派遣各路军队出京追击李自成，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人心，稳定局势。
　　可笑的是少数迎接多尔衮的前明官僚极其闭塞，竟然不知道多尔衮的身份，为了拍马屁，跟当初李自成来北京的时候一样，第二天就集体上表劝进，意思是劝摄政王多尔衮登基做皇帝。范文程笑道：“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清·苍弁山樵《吴逆取亡录》）这些人闹了个大红脸，这才惭愧而退。
　　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但满清占领北京后，还是有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出逃南下。顺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写道：“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
　　多尔衮进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强调了李自成毁坏京师和弑君的罪行，又肆意劫掠以致激起民怨，“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允许明朝旧臣为吊死于景山的崇祯皇帝发丧哀悼。
　　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一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多尔衮还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清军进京后的几天，就派几位官员在承天门登记所有明朝官员的姓名。并按名单邀请他们复任原职：“于是诸名公巨卿，甫除贼籍，又纷纷舞蹈矣。”（张怡《搜闻续笔》）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
　　『注：明末党争极其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自然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
　　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经被迫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陈名夏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
　　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顺政权授职“道员”（防御使），降清后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宁夏巡抚；富平县举人赵兆麟归附大顺政权后，仕至神木道（即神木防御使），降清后也由阿济格委任为郧阳抚院。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议把他们降为道级官员，摄政王多尔衮裁决仍以“都堂”（即巡抚）任用。
　　多尔衮还经常命降清的汉族官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旧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从明朝中叶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
　　1645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摄政殿下宽仁好善之意，播于远迩，暨圣主膺篆御图以后（指上年十月清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即位），瑞叶天人，然后东西响应，多士云集，乃有今日，岂易易哉。”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为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确实煞费功夫，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其实这个时候满清在军事上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很快自我溃败而已。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备照旧”。同时规定各地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对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缚的手工业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们对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下诏：“免山东章邱、济阳二县京班匠价。并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对明朝早已失去军事职能的卫所制度也着手改革，把卫所军士改为屯丁，遇有缺额“永不勾补”。
　　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统治者鉴于明朝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终于导致自身覆亡，有意于减轻百姓负担的愿望。但清初社会生产大面积破坏，加以频繁用兵，军需孔急，朝廷颁布的“恩诏”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如时人谈迁记载：“都人谣曰：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事，黄纸骗人财。”说明顺治年间和康熙初期的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甚至由于奉差官员的敲诈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
　　多尔衮刚进关时曾经严令沿途军民一律剃发结辫，遵从满俗。入京后又命令京师官民为崇祯帝吊孝三日后即剃发改制。这一举措立即引起汉族各阶层居民的强烈反感。
　　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评论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
　　由于清廷立脚未稳，朝廷内新归附的汉官非议甚多，在野的更惊畏不至，多尔衮不得不暂时收敛，五月二十四日谕兵部道：“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同年七月，又规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
　　清廷占领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根，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多尔衮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把握住了机会，终于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多年的夙愿——占领北京。有勇无谋的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将领提议在北京城大肆屠戮，然后带着战利品返回关外。多尔衮力排众议，决策定都北京，并派遣官员到沈阳去迎接顺治皇帝。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抵达北京，由正阳门进城，入住武英殿。十月初一，顺治去天坛祭天，十月初十，顺治在皇极门（今故宫太和门）颁布即位诏书，表示他现在是整个天下的皇帝。同日，多尔衮晋封“叔父摄政王”，受赐黄金一万两，绸缎一万匹，白银十万两，并赐立碑纪功。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八 李自成的速败】
　　四月三十日晚上，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全力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息整顿，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
　　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尽管他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
　　李自成匆促地返回西安后，清军占领了畿辅地区，于是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五月初十日，一度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大同总兵姜瓖发动叛乱，“阳和军民约与镇城军民内应，于是杀（张）天琳及伪中军张黑脸，恢复大同”。姜瓖占据大同地区后，初期也是以复明为号召。这时李自成正在太原地区，却没有对这一雁北重镇发生的重大变故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继续西撤。
　　姜瓖随即在清方拉拢下，放弃了所谓的复明，很快归附了清廷。六月十六日，他接到清兵部信牌传达多尔衮的令旨：“大同总兵官姜瓖忠诚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等功，予甚嘉悦。但立枣强摄理国事，以延先祀等语，甚觉不宜，其枣强王可炤旧守其本等爵级。……”姜瓖立即遵令用顺治年号“大张榜示，通行布告军民人等”。这样，大同的复明变成了归清。
　　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在多尔衮进京时拜迎马首，自告奋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尔衮欣然同意。六月，吴惟华离京赴晋，在两三个月里联络一些明朝文官武将先后招降了代州、繁峙、崞县、五台，攻克静乐、定襄等州县，从而使清朝控制区扩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变投清以后，又发生了唐通在晋、陕交界地区的叛乱。
　　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写信招降唐通。唐通和姜瓖、吴三桂等人一样都擅长于见风转舵。大顺军兵败撤出畿辅后，他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同陕西相邻的军事要地保德州、偏关地区。由于姜瓖的叛变，大同地区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计大顺政权难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为据点发动叛乱，文告改用明崇祯年号，西渡黄河袭击陕西府谷县，同大顺政权镇守陕北的亳侯李过激战达半月之久。由于变生意外，李过部损失较大。唐通占领了山西保德州、岢岚州、永宁州（今离石县）、河曲县、兴县、岚县、临县和陕西府谷县、葭州（今佳县）一带。
　　清朝委任的山西总兵高勋和唐通有一面之交，于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愿意归附清朝。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顺治年号。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
　　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由于唐军占领了府谷、黄甫川、清水营和佳县一带，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境内也建立了据点，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李自成深为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亲和儿子处死。
　　此时，南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清军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
　　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分别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
　　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集中对付农民军，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此时三支不同的军队同时在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阿济格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南一魁原为明朝官员，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
　　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
　　1644年十二月底，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清军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
　　在关键的时候，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满清时所带的“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三百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
　　次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
　　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随即放弃西安转移——这与八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
　　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二十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
　　当李自成统率大顺军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时，南明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连章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可能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发，带了一支军队赶往湖北蕲春，同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一带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部，一时“武、岳大震”。左良玉不敢迎战，在三月二十三日借口接到崇祯帝“太子”密谕，扯起“清君侧”的旗帜全军乘船东下，放火焚毁武昌。
　　李自成带领大顺军进驻劫后烬余的武昌后不久，阿济格部清军就追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被清军击败。李自成决定放弃武昌继续东下。
　　这时，大顺军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既无地方提供后勤供应，又要保护着随军家属，十万以上的大军随地筹粮，势必出现组织混乱，指挥不灵。南明的江西总督袁继咸在三月下旬向弘光朝廷报告：“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作战方向。四月，清军追到阳新富池口，趁大顺军不备冲入营垒，李自成军又一次失利。
　　四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位居文官武将之首的汝侯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将领的家属也被清军俘获。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位叔父当时就被杀害，宋献策却凭借他取得李自成信任的一套江湖占卜骗术得到了满洲贵族的赏识，于是这个矮子成为了一名旗人，最后死于1662年。
　　在这前后，丞相牛金星认为大势已去，同儿子牛佺（大顺政权襄阳府尹）私自脱离大顺军，向清方投降。牛佺被委任为清朝黄州知府，后来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因为在大顺政权中地位极高，在明朝官绅中名声又极坏，清廷不便安排其职务，老死于牛佺官署中。
　　李过则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
　　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在连续遭到清军重创后，实力损失很大，士气低落，为东下南京而准备的几万条船只也被清军缴获，兼之多铎部清军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经无法实现。他不得不改变进军方向，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
　　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他手下的军队还有几万人。为了决定大军的行进方向，李自成亲自带领少数卫士去察看地形道路，到了九宫山下，突然遭到程九伯为首的当地地方团练的袭击。当时跟随在李自成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士卒。
　　当地团练不知道这就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大顺皇帝李自成就在这二十余人之中，就一拥而上。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当场击杀。
　　张鼐和一名姓刘的伴当逃出，向后续部队报告了这一恶耗。大顺军将士闻讯，悲怒交集，立即对当地团练予以报复性打击。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
　　李自成的死纯属偶然，同时也宣告了大顺政权的最终覆灭，大顺军余部从此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揭开了新的篇章。
　　大顺统治时期与黄巢占领长安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30％～40％的唐朝官员接受了黄巢大齐政权的职位，其中包括三品以下的全部官员。但当义军士兵很快失去控制并开始抢劫时，黄巢的谋士尚让在一府衙门上发现一首讽刺诗，他下令将该衙中所有人的眼睛挖掉，然后，又将他们吊死，并下令处死城内所有会做诗的人。仅这一次屠杀就死了三千多人。
　　总的来看，李自成是个速胜与速败的人物。
　　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李自成的文官中除了牛金星等少数几人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然而大顺政权对降官不能重用，还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要求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
　　他采取追赃助饷的方法来取得军饷，这样虽然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树敌极多。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而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古语云：良禽择木而栖，看来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李自成是个草莽英雄，明末的乱世使李自成由农民成为英雄。中国有句俗话：“英雄莫问出处”，如今又有句俗话：“英雄莫问去处”。李自成终究只是历史夜空中的流星，片刻闪亮之后就陨落了。对他来说，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却损失惨重。
　　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此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1644年5月，满清入主北京时，明史的最后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远的地方——在明朝原来的京城南京展开。这事留待后面的篇章再讲。
　　历史人物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获得了机遇，却又亲手丢掉了机会。在李自成死后三百年，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代旷代伟人毛泽东的心。
　　李自成的铜像今天还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的昌平，那是他进北京的方向。1949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他还补充了一句说：“还有殿试呐！”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果然如此。
　　【九 关于多尔衮的后话】
　　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豪格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人。
　　1644年五月六日，多尔衮以煽惑、悖妄的罪名指控豪格，豪格的党羽全部被处死，豪格本人被贬为庶民，幽禁于狱中（事见《清史》）。据《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豪格曾试图拉拢多尔衮的亲信何洛会反对摄政王。何洛会却向多尔衮告发了这一阴谋，并在诸王大臣会议上当众作证（当然，何洛会很可能是在多尔衮的唆使下出面作证的）。
　　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
　　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
　　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多尔衮大权在握，他将小南城的摄政王府变成了第二朝廷，每天召集百官来府议事，然后再将已决之议拿到朝廷去走个过场。后来他嫌跑来跑去太麻烦，干脆将皇帝发布谕旨的玉玺搬回府中。
　　清初诗人吴伟业曾有诗句说摄政七年的多尔衮是“七载金縢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金縢”，指皇家的文件柜，“南城”，即是小南城的摄政王府（今南池子普度寺）。小南城，又称南宫，是明代的一处宫苑，曾与西苑、三海并称“东苑”，以环境幽雅、宫室华丽著称。据当时人杨义说：“多尔衮王府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可见睿王府的宏伟壮丽。
　　顺治皇帝渐渐懂事了，对多尔衮独断专行越来越不满，这为多尔衮死后不久即身败名裂埋下了祸根。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直到他死后，工程才告停顿。诗人吴伟业写道：“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在喀喇城打猎时坠马受伤，病重而死，年仅三十九岁。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多尔衮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葬于北京东直门外。因其早年排位为“九贝勒”，所以坟墓被称为“九王坟”（今工体北路新中街。1959年，为安置因“十大建筑”工程而搬迁的居民，政府建设了新中街小区，九王坟在那个时候被拆除）。
　　多尔衮按皇帝规格下葬后才两个月，一直饱受压抑、性格偏执的顺治皇帝（时年十四岁）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宣称多尔衮犯有独擅威权、妄自尊大、挟制皇上、图谋篡逆等重罪，将多尔衮追夺王位，没收家产，掘棺鞭尸，捣毁坟墓。
　　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久已废弃的多尔衮王府被改建为“玛哈噶喇庙”，隶属于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注：玛哈噶喇是藏传佛教中的大护法神。）
　　迟至一百年后，乾隆皇帝当政。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满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又下令将玛哈噶喇庙翻修扩建，改名为“普度寺”，昔日摄政王府大殿被改建为“慈济殿”。
　　现存的普度寺慈济殿，面阔七间，黑色琉璃瓦绿剪边歇山殿顶，前出抱厦三间。普度寺整体院落都建在三米多高的城砖台座上，显示着昔日王府不凡的气度。
　　多尔衮一生多妻无嗣。其正妻为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又有继福晋佟佳氏、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因此有传说豪格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多尔衮是为了得到豪格的福晋才构陷豪格下狱）、朝鲜李氏（朝鲜公主），还有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博尔济吉特氏、济尔莫特氏、朝鲜李氏（朝鲜公主），前后共有六妻四妾，却只生有一个女儿，名东莪。多尔衮倒台后，东莪格格被送与信亲王多尼（多铎长子）抚养，以后命运不详。多尔衮的养子多尔博其实是弟弟多铎的儿子，多尔衮倒台后归宗。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
　　“太后下嫁多尔衮”的故事是所谓四大“清宫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之死、乾隆身世——之首。《清史稿·孝庄传》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太后病重，对康熙说：“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营建昭西陵，安葬孝庄太后，未与皇太极合葬，后人由此推断太后已经下嫁多尔衮，所以不便再同皇太极合葬。
　　诸多野史传奇还将“太后下嫁多尔衮”的故事，渲染得比“庄妃色诱洪承畴”的故事，更加离奇，更加云里雾里。“太后下嫁多尔衮”的传奇故事，版本之多，是“庄妃色诱洪承畴”传奇故事无法比及的。今天的影视剧更是推波助澜，极尽夸张，“太后下嫁”已经成了至今争论不休的历史疑案。
　　在笔者看来，历史上的庄妃和多尔衮都是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身系着大清王朝的命运，他们之间是否有着缠绵悱恻的爱情已经难以揣测，但高明的政治家是绝不会因为情感而丧失理智的。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


　　楔子
　　公元1644年，是甲申年，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我们可以说是明崇祯十七年，也可以说是顺治元年，甚至可以说是李自成大顺国永昌元年，总而言之，那是非常混乱的一年。在改朝换代的夹缝中，某些人也许会说一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似乎历史的走向就在他们的手中决定，然而，在逐鹿中原的争斗中，那只“鹿”就是老百姓，受苦的仍然是老百姓，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了的一些地区性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五个政权加起来前后共历十八年（1644年～1662年）。这段时间通称为南明。
　　其中弘光、隆武政权和鲁王监国三个政权都只存活了一年，绍武政权仅存四十一天。而永历政权之所以存在了十六年，是因为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关系较浅，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后来满清平定西南，全靠降将之力，所以事定之后，满清并不能直接统治，于是封尚可喜于广东，耿仲明之子继茂于福建，吴三桂于云南，是为三藩。
　　南宋偏安一隅，却支撑了152年。而当时南明弘光政权初建时的状况，远胜于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时南宋的形势。1644年，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对满清和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不但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南京及周围地区还是明朝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人辈出，江南一带当时汇聚着大量东林和复社名士，其中不乏治国安邦的人才。天时，地利，人和，哪样都不缺少。
　　然而，往事南朝一梦多，兴亡转瞬闹秋虫。历史却在瞬间改写。
　　重新翻开南明史，发现确实是华夏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腐败，背叛，内讧……这个民族最悲哀的种种，似乎都在那个年度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令千古以下的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
　　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
　　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
　　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
　　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
　　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
　　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
　　这是孔尚任在他的名著《桃花扇》中所描绘南明政权花天酒地的腐朽情形。
　　南明史，是中华民族最应该铭记的历史，因为“时穷节乃见”，节见后更有不同的表现。


　　第一章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弘光政权
　　【一 鸳鸯袖里握兵符】
　　1644年初，农民军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闯，南北的交通遭到了严重破坏。北方的难民把瘟疫、惊慌、敌探和关于北方情况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带到南方，但没有人知道这些消息的准确性。
　　1644年三月初，崇祯皇帝曾下诏天下勤王。但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二十一天后，南京手握重兵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仍未发兵。
　　针对史可法不奉诏进京勤王的表现，我们先讲一讲秦良玉的故事。我们选在本篇中来讲秦良玉的故事，是希望能在本篇令人扼腕的叹息中有一抹亮色。
　　张献忠杀人如麻，连李自成也不放在眼里，生平独独畏惧秦良玉。这位令连天都不怕的张献忠忌惮的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与传说中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不同，秦良玉的事迹确有其事。
　　秦良玉，忠州人。秦家世世代代居住在四川忠州城西乐天镇郊的鸣玉溪畔，这里山环水绕，地势雄奇，风光峻秀。秦良玉的父亲秦葵饱读诗书，见多识广，“丁乱世，喜谈兵”，从小培养孩子们学习文韬武略，勉励他们长大后“执干戈，以卫社稷”。秦良玉有兄弟三人，良玉居于第三，上有哥哥邦屏，邦翰，下有弟弟民屏。父亲尤其钟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习兵自卫，以免在兵火战乱中“徒为寇鱼肉”。因而秦良玉自幼除了课章句，学经史外，还得以和兄弟一起随父习武。她不但学得一身骑射击刺的过人武艺，而且熟读兵史，精于谋略，显露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秦葵曾经感慨地说：“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但秦良玉并不因为自己是女儿家而感到自卑，她少怀大志，经常用历史上爱国名将、民族英雄的业绩激励自己，她豪迈地表示：“使儿掌兵柄，夫人城、娘子军不足道也。”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刚满二十岁的秦良玉嫁给了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为妻。马千乘是东汉名将伏波将军之后，英俊严毅，“整莅军伍，莫不股栗”。他祖籍是陕西抚风，因祖上建立了战功，被封为石砫宣抚使，官职世代沿袭，最后传到了马千乘身上。
　　马千乘十分爱慕、敬重秦良玉，夫妻相敬如宾，就连治军用兵方面的事宜也常和她商议。石砫属忠州，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本非用兵重地，但秦良玉向丈夫提出“男儿当求树勋万里，奚用坐守为？”她立足于为国报效的远大眼光，协助丈夫精心简练士卒。几年时间，她就帮着丈夫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白杆兵”。
　　这种白杆长矛是秦良玉根据当地的地势特点而创制的武器，它用结实的白木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必要时，数十杆长矛钩环相接，便可作为越山攀墙的工具，悬崖峭壁瞬间可攀，非常适宜于山地作战。马千乘就靠着这支数千人马的白杆兵，威镇周遭四方，使石砫一带长年太平无事。
　　明史中记录说：“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播州（现贵州省遵义一带）宣抚使杨应龙连同当地九个生苗部落举旗反叛。明朝廷派遣李化龙总督四川、贵州、湖广各路地方军，合力进剿叛匪，马千乘与秦良玉率领三千白杆兵也在其中。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秦良玉初次参加大战，立下汗马功劳，除受到重奖外，“女将军”的英名开始远播四方。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马千乘染上了暑疫，又因接待不恭，得罪了明朝派来监军的太监邱乘云，被邱乘云诬陷投入狱中。在狱中得不到治疗调养，马千乘病重而死。
　　马千乘死后，朝廷觉得他并无大罪，所以仍保留了他家石砫宣抚史的世袭职位。而这时马千乘的二子马祥麟年龄尚幼，朝廷鉴于秦良玉作战有功，文武兼长，所以授命她继任了丈夫的官职。从此秦良玉卸裙钗、易冠带。侍女卫队皆戎装雄服，南征北讨，声威远震。
　　秦良玉得掌兵柄之日，正值女真族崛起于东北，对明廷构成严重威胁。此时满人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以努尔哈赤为帝，公然向大明边境挑衅。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大败于萨尔浒，举朝震惊，辽东官兵“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装死苟活，不肯出战”。朝庭急调永顺、保靖、石砫、酉阳等土司兵赴辽救援。秦良玉此时已经四十六岁了，仍然亲自率领三千白杆兵，连同自己的哥哥、弟弟、儿子，兼程北上卫边。
　　天启元年（1621年）白杆兵和酉阳土司配合明军，渡浑河与清兵血战。是役虽因寡不敌众，秦良玉的大哥邦屏阵亡，未能取胜，但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杀敌数千，重创清兵，被誉为“辽左用兵来第一血战”。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曾经评说此战：“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
　　浑河血战之后秦良玉立即遣使入都，赶制一千五百件冬衣抚恤士卒，整顿余部，自己则新率三千精兵直赴山海关。山海关是清兵占据辽阳进窥中原必经的咽喉要道。秦良玉坐镇山海关，一方面救济关内外饥民，安定民心；同时加强武备，戮力守卫，有效地遏制了清兵南侵的气焰。在秦良玉的主持下，山海关防务固若金汤，成为清兵无法逾越的屏障。清军屡次派重兵前来叩关挑战，秦良玉不为所激，只命部下加固防守，终使清兵无法得逞。
　　一次，秦良玉的儿子马祥麟带兵巡关时，被敌军的流矢射中一目，他忍痛拔出箭簇，援弓搭箭向远处的敌人射去，连发三箭，射死三个敌人，清将大为震惧，从此不敢轻易再来山海关挑衅了。
　　兄亡子伤，秦良玉悲怒交集，于是上书皇帝，陈述了自家军队作战及伤亡情况，熹宗深为感动，下诏赐予秦良玉二品官服，并封为诰命夫人，任命其子马祥麟为指挥使，追封秦邦屏为都督佥事，授民屏都司佥书之职，还重赏了白杆兵众将士。
　　不久秦良玉奉令回川扩兵援辽，抵石砫仅一日，适逢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叛。奢崇明以奉诏率兵二万援辽为名，进入重庆，久驻不发，自称大梁王，转而乘虚进逼围困成都，严重破坏了抗清的形势。秦良玉乃挥师西上救援。奢崇明慑于白杆兵的威名，听说秦良玉带兵回到了石砫，马上派人携金银厚礼去与她联络，想请她共同举兵。
　　秦良玉大怒道：“我受朝廷厚恩，正思报效国家，岂能与叛贼为伍！”当即斩了贼使，火速发兵，溯江西上赶到重庆，出其不意地攻下重庆。紧接着，她又率兵直赴成都，赶走了围攻成都的奢崇明部众，先后拿下红崖墩、观音寺、青山墩等几个大寨，彻底击毁了叛军势力。
　　朝廷闻报后，授秦良玉为都督佥事，拜为石砫总兵官，以嘉奖她的血战功绩。
　　几年之后，贵州水西一带，有一个叫安邦彦的匪首，自立为罗甸王，招兵买马，占据了贵阳以西的千里之地。朝廷又诏命秦良玉率白杆军入黔平乱，秦良玉义无反顾，很快就平定了叛乱，杀死了安邦彦，但也赔上了弟弟秦民屏的性命。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清兵绕道喜峰口，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次年又向东攻占永平、滦州、迁安三城，形势极为险峻。崇祯皇帝匆忙下诏征调天下兵马勤王，并谕大臣们拿出自己的钱来充作军饷，还将北京文武百官的马匹充作军需。秦良玉闻讯，火速“出家财济饷”，两次率白杆兵兼程北上。
　　当时各地先后赶来的十余万官军，均屯驻在蓟门近畿一带，互相观望，畏缩不前。独秦良玉所部率先奋勇出击，在友军配合下，奋力收复永平、遵化等四城，解除了清兵对北京的威胁。
　　在清军兵临城下，众多须眉大将贪生怕死，推诿观望之际，能够力挽狂澜的偏偏是一名万里请缨勤王的女将。崇祯皇帝感慨万端，京城之围解救后，特意在平台召见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将军秦良玉。见过女将军后，崇祯皇帝感慨万千，写下了四首诗，夸赞她的功迹，并御笔亲誊，赐给了秦良玉：
　　〖学就四川作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蜀锦征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上万里行。
　　露宿风餐誓不辞，忍将鲜血代胭脂；
　　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凭将箕帚扫匈奴，一片欢声动地呼；
　　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史载秦良玉率部进京后，“驭军严，秋毫无犯”。人人都想看看这位传奇女将军，“都人闻白杆兵至，聚观者如堵，马不能前”。今天北京宣武门菜市口东即为当年秦良玉驻兵之处，仍保留有“四川营胡同”、“棉花胡同”（秦良玉征战之暇还组织女兵纺纱织布）一类的地名，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民族女英雄的深切怀念。
　　又过了几年，张献忠进入四川一带。年过花甲的秦良玉再次披挂上阵，风采不减当年。她率领白杆兵，连战连捷，解除太平之围，扼罗汝才于巫山，斩东山虎于谭家坪，使张献忠的军队在川地吃了不少苦头。然而，由于川地屡经兵灾，府库空乏，粮饷短缺，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而农民军部队势力强大，如潮水般涌进川蜀。整个战局上，官兵难以取胜。
　　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川巡抚邵捷春“不知兵”，又不听秦良玉之计，被张献忠大破官军，秦良玉“趋救不克，转斗复败，所部三万略尽”。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秦率部驰援夔，又“众寡不敌，溃”，以至“全蜀尽陷”。
　　张献忠攻取楚地后，秦良玉曾经对当时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分析了全蜀形势，请求增兵守十三隘，但陈士奇没有采纳。秦良玉又上巡按刘之勃，刘之勃虽然同意秦良玉的建议，手中却无兵可发。秦玉良万般无奈，只有退保石砫一地，并号令部众说：“有从贼者，族无赦！”（《明史·卷270·秦良玉传》）分兵守四境。张献忠再次进入四川后，“遍招土司，独无敢至石砫者”。
　　这时京城已被李自成所率领的义军攻破，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大明皇朝在风雨飘摇中终于彻底倒塌，李自成入主京城，张献忠则想牢牢控制住川蜀，以作为自己的据点。张献忠东征西战，几乎囊括了全蜀，却唯对石砫弹丸之地无可奈何。己六十八岁高龄的秦良玉，带着她手下历经百战的白杆兵，不畏强暴，誓死抗拒。一直到张献忠败亡，农民军终没能踏入石砫半步。
　　当时四川地区战祸连连，赤地千里，凄凉残败，附近州县到石砫避难归附的百姓有十数万家。至1648年秦良玉去世时，在石砫城东南五十里万寿山仍屯有大批粮草。
　　清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南明隆武政权赐秦良玉太子太保爵，封“忠贞候”，调石砫兵抗清，秦良玉以七十三岁高龄毅然接受“太子太保总镇关防”铜印，奉诏挂帅出征。但因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突然叛变，隆武政权旋即败亡，而未能成行。
　　清顺治五年（1648年）端阳节过后，七十五岁的秦良玉，在一次检阅过白杆兵后，刚刚跨下桃花马，身子突然一歪，猝然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戎马倥惚、驰骋疆场的豪迈生涯。
　　据说，至今四川石砫县还保留着秦良玉的故居和她用过的武器。当地百姓提起秦良玉的故事仍然如数家珍，无不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巾帼女英雄而自豪。
　　川人曾在秦良玉驻兵遗址筑四川会馆。祠堂内供奉秦良玉戎装画像，龛前对联云：“出胜国垂三百年，在劫火销沉，犹剩数亩荒营，大庇北来梓客；起英魂天九幽地，看辽云惨淡，应添两行热泪，同声重哭天涯。”“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鉴湖女侠秋瑾生平最佩服的就是秦良玉。
　　【二 弘光政权的建立】
　　大顺军的攻克北京和崇祯帝的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明政府管辖之下。当大顺军向北京进军时，南方部分官员知道京师难保，已经作了从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来南京监国的准备。复社巨子陈子龙（后面还会有专门的篇章讲他与名妓柳如是轰动一时的情缘）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后，立即说服江南巡抚郑瑄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人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
　　但随着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北的消息从此中断。
　　1644年四月一日，史可法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险尽失”之类的话。四月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几天之后，北方传来了朱由检在三月十九日自尽于煤山的消息，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才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的大臣们（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有独立的六部和五军都督机构。南北两京的体制，目的是以南京控制南方财赋，以北京控制北方边防），而且很快传遍了南方，在动荡的不安中掀起更新更高的浪潮。
　　此时作为陪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首先要考虑的是崇祯皇帝的继承者，当时谁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两个幸存的弟弟的下落。李自成曾经将三名皇子一起带往山海关，但自从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起，兵荒马乱中，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祯帝三个儿子的下落。
　　当时几个从河南和山东的封地逃出来的明朝藩王已经到了淮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
　　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潞王朱常淓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旁系的侄子，而福王则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王朱长洵长子。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有“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的名声，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
　　拥立福王朱由崧的是凤阳总督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
　　继位之争实际上是明末党争的延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福王最符合轮序。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如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但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
　　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老家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和南京政府的大多数文职大臣。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他曾经写信给马士英，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这封信后来成为马士英逼史可法出朝的有力法宝）；但当时史可法作为南京的首席大臣，更关心政局的稳定，他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马士英想要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就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小心游说，争取到淮河流域的镇将们的支持，手握重兵的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山东总兵刘泽清一度支持东林骨干拥立潞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向后，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事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马士英等拥立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史称弘光皇帝。
　　弘光皇帝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六十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三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
　　这位弘光皇帝果然同他的父亲福王一样沉溺于酒色，“帝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在南京即位后，弘光皇帝在其养母（据说这位养母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已经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弘光皇帝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弘光皇帝还派人四处逮癞蛤蟆剥取蟾酥，以做春药使用。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民间因此称弘光为“虾蟆天子”。
　　『注：明朝还有个“蟋蟀天子”，即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听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特意命苏州采办，搞得苏州百姓鸡犬不宁。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弘光政权是大官僚军阀派系斗争的典型产物。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开始把持朝政，与高弘图等东林党人针锋相对。在百姓的眼里，则是“长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拥立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在金庸的名著《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爱国志士们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而内斗不断）。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到，东林党人拥立的潞王朱常淓并不比福王“贤”多少，证明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这种极端的私心并没有随着弘光皇帝的登基而结束，南明政权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中，后来相继出现了三大案，都是党争的结果。内耗既烈，当然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被满清占领的江山。
　　而史可法本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性格也从这件事上可见一斑。他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史可法在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福王朱由崧和马士英求助于镇将，形成后来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史可法从此也大权旁落，这是他自食其果。
　　1644年五月十六日，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四天后，史可法渡江往淮阳督师。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加衔都略高于马士英，但在弘光皇帝登基一天后，史可法即被排挤出外，由在朝辅政变成了在外督师，足以说明他的失势。
　　吴县诸生卢谓率太学诸生上书，极力说史可法不可出，又说：“秦桧在内，而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一时朝野争相传诵，称为敢言（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可惜为时已晚。
　　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人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有人称赞他说：“史公就像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文武兼备。”史可法回答说：“我恐怕没有诸葛亮那样的才能，却很想效法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是句实话，史可法确实只是个文人，缺乏诸葛亮那样的军事才能。
　　据《明史》记载，史可法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即前面提过的“七不可立”的信）。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
　　史可法还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所以当他动身去扬州前，特意上疏弘光皇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马士英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奏疏自然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的，表明他与马士英并无矛盾。
　　【三 江北四镇】
　　弘光政权成立时，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地域广阔，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满清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高杰驻徐州，刘良佐驻寿州，刘泽清驻淮安，黄得功驻庐州，共拥兵三十万。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他原先是李自成的得力部将，绰号翻山鹞。李自成最早的妻子韩氏本是娼妓出身，韩氏后来与县役盖君禄私通，被李自成杀死。不久后李自成掠得邢氏为继妻。邢氏不仅貌美，“勇武多智，兼掌军资”。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为邢氏的姿色所倾倒，一见钟情。邢氏本是良家女子，被李自成抢到军中，并不真的归心，她也爱上了高大魁梧的高杰。
　　在邢氏的劝说下，又因为担心李自成知道后会引来杀身之祸，高杰于崇祯八年（1635年）带着邢氏及一帮兵士投降了明将贺人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被授予游击之职。
　　高杰后来多次参加了对农民军的追剿，累功升任总兵。1644年初，大顺军渡河东征，明朝武将大批归附，高杰因为自认为对李自成有“夺妻之恨”，不敢投降，于是率部由陕西经山西、河南怀庆一直逃到山东。高部进入山东时，见地方百姓对明朝廷已失去信心，都在盼望大顺军早日到来，高部将领竟然冒充为大顺军取得粮饷。
　　康熙年间金乡知县沈渊记载了当地的一件掌故：“犹忆闻之老者，谓当崇祯甲申三月有号翻天鹞子者，高杰麾下将也。挟逃兵数千人假名‘闯王安民’，兵薄金乡城。方是时，寇贼充斥，金乡官民守城，城门昼夜闭，而见贼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谋牛酒迎劳，且遥问安民何如？贼且作宣诏状，有‘禁掳、禁杀，敢违者斩无赦’诸语，彼军士则狂走如骛，汹汹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高杰在夺路狂奔之际，派使者到寿州同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系。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万、马骡九千，立即回信招揽：“将军以身许国，当带砺共之。”同时让高杰部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高杰赴寿州谒见马士英后回镇徐州，不久就由于太监卢九德的穿针引线，成了“定策”元勋。
　　黄得功，字虎山，辽宁人，出身行伍。他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夕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
　　刘良佐，字明辅，北直隶人，因常骑一匹杂色马，人称花马刘。崇祯年间统兵在宿松、庐州、六安一带同义军作战，升任总兵官。北都覆亡时他带的军队驻在河南正阳地区，甲申四月应凤阳总督马士英邀请率部进入南直隶，“沿途淫劫，临淮民闻其将至，严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马士英让他移驻寿县一带。关于刘良佐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他的弟弟刘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时任游击，就已随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廷。后来清军南下时，他不战而降当与此有关。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东总兵。大顺军迫近北京时，崇祯帝命他率部火速入卫京师，他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不久大顺军进入山东，他带领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诸臣商议立君的问题上，他起初迎合东林党人钱谦益、吕大器等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后来得知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和马士英已经决策拥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敌，立即摇身一变，加入了拥福的行列。
　　四镇中数高杰、黄得功兵力最强。其中高杰彪悍骁勇，最受史可法器重。史可法认为高杰的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高杰、刘泽清是望风而逃的败将，本应受到朝廷的惩罚；黄得功、刘良佐在1644甲申年间也无“功”可录，只是由于他们以兵力作后盾使朱由崧得以如愿以偿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都成了定策功臣。弘光皇帝登基后，黄得功进封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东平伯、刘良佐广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虽然没有参加定策，但他兵多将广，拥兵二十万，也进封为宁南侯。
　　四镇都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这样，四镇将领就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四镇总兵中立即有人开始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
　　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左都御史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但此时军人专政已成定局，弘光帝也叹气说：“事已成，奈何？”南明之所以不像南宋还能偏安一百多年，其源全出于此。弘光政权一开始就是在内讧中粉墨登场，一年后又在内讧中崩溃瓦解。
　　『注：刘宗周是黄宗羲的老师，在不久后的党争中辞职。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怀恨刘宗周曾经上疏请抑藩屏，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时，竟慌得不知所措。』
　　因为四镇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均衡，加剧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四镇之间因而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老百姓们也普遍鄙视南明军队，而黄得功的部队则鄙视其他的部队，认为高杰等人是吃皇粮的土匪。
　　镇守徐州的高杰一直垂涎扬州的富庶，要求将部下将士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烟火蔽日”、“僵尸遍野”，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同时，他还派兵于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使得“民益恶之”。
　　扬州进士郑元勋居中调停，出城同高杰面议，同意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但不在城内驻军。不料郑元勋刚回到城里，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扬州巡抚黄家瑞见大势不好，也逃之夭夭。
　　高杰大怒，加紧攻城。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南明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
　　高杰如此行径，如果在平日，不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时南明内忧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将，对他也无可奈何。
　　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阁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杰疑之，可法即分与二百人，然杰疑如故。……杰防可法甚严，一切出入文移必呈杰始达可法。……可法留杰营月余，不得要领”。史可法还一度遭到了高杰的软禁。
　　刚好有个叫德宗的和尚在高杰军中。这个和尚因为“谈祸福奇中”，高杰也折节称弟子。德宗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劝高杰说：“居士起扰攘，今归朝为大将，为通侯，此不足为居士重。惟率从史居士，儒家所称圣人，我法所称菩萨，居士与之一心并志，可谓得所归矣。”高杰听了，若有所思。
　　高杰的妻子邢夫人机智有谋，当年李自成也曾经让她管理后勤调度。高杰经常对人说：“邢有将略，吾得以自助，非贪其色也。”意思是说他老婆有大将之风，才智还在容貌之上。邢夫人见史可法至诚，厚为调护，劝高杰归心。高杰这个人虽然桀骜不驯，对邢夫人却是言听计从，于是开始礼敬史可法。高杰在江北四镇中最强也最难驾驭，史可法大喜说：“吾诚得高而驯扰之，大事集矣。”为了表示感谢，史可法还将自己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经过反复磋商，高杰同意不再坚持进驻扬州，史可法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然而，史可法收服了高杰，局势并未完全稳定。1644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高杰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黄得功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由于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充当了和事佬、老媒婆的角色，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围绕南京的四镇布防基本上是针对农民军的。直到这时，南明仍然将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并未意识到满清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满清的多尔衮则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军是满清的首敌，所以先派兵追击李自成。果然如多尔衮所料，南明并未乘机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动的根本原因却是忙于内讧。
　　【四 党争再起】
　　史可法离开南京亲临扬州，暂时缓和了四镇之间的矛盾，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党争的到来。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满清这个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所以多尔衮入京后一日，就下令强迫百姓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然而，满清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北方对南方有经济上的依赖性。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多尔衮一再辟谣，安定民心，同时派兵遣将进行扫荡，“辇毂之下，盗贼窃发，及至捕获，少长尽置于法”，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也滥加屠戮。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何况大顺军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但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动，给了满清朝廷以可乘之机。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上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同月初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十四日派固山额真叶臣领兵收取山西。觉罗巴哈纳、石廷柱先声夺人发出檄文说：“奉摄政王令旨，各调兵马前往山东等处。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违者以抗师治罪。”同时又以平西王吴三桂名义大张文告，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二十一日，巴哈纳等带领的清军进抵德州。德州知州张有芳惟恐贻祸地方，拜表归顺清廷。畿南、山东大批州县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清朝。从此以后，多尔衮等满清决策人认定没有必要承认南明弘光朝廷，干脆以清代明，走统一全国之路。
　　而这个时候，南明朝庭中正纷争不休。史可法此时已离开朝廷，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即著名的《桃花扇》中风流才子侯朝宗）身上，因为侯方域之父侯恂与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他曾为左良玉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因而被认为能驾驭这位不识字的粗鲁将军），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
　　但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林党和复社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这样，当时最优秀的名士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
　　马士英自然不甘示弱，他利用手中的大权，开始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第一步就是推荐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是复社名士们的死对头，但同时也是马士英的旧交。
　　东林党和复社对马士英的提议群起攻之。但另一位东林巨子钱谦益的表现更具特色，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他公开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关于钱谦益为何会如此，我们将在谈及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一篇中详细论述。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天启年间任职给事中，因丁忧辞官回乡。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欲倚重于颇有声望的同乡左光斗，觊觎吏科都给事中这个颇有实权的人事监察岗位。负责考察官吏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以为阮大铖“轻跺”，不可担任如此要职，打算另用魏大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要他扣押推用魏大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
　　经过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为了和东林党人作对，他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之手送到魏忠贤的案头。
　　阮大铖为人阴险，城府很深。他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百官图》事件后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之后他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变，魏忠贤不足以长久依靠，每次觐见之后，就重贿魏府门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以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还是辞职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
　　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划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又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
　　崇祯帝上台之后，虽以“逆案”为名铲除阉党，然而，阮大铖“见风使舵”，逃过此劫。当左光斗在朝廷中炙手可热之时，阮大铖便又攀附于左光斗。后来，左光斗因在党争中失利死于监狱。阮大铖却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幸免于难”，只是处徒刑三年，准许纳赎为民，但永不叙用。正如黄宗羲所言：“先帝（崇祯）初立，左魏颂怨，皆操戈于阮大铖。”
　　崇祯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安徽，阮大铖避居南京，开始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显然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东林党与复社名士，企图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复社人士所察觉，担心阮大铖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陈贞慧起草了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等人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方以智、杨廷枢等复社名士的支持。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并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声讨阮大铖罪状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并指出如果阮大铖得志，“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和黄宗羲。
　　《留都防乱公揭》发表后，“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因为这件事，阮大铖与东林复社党人结下深仇大恨。
　　后来，阮大铖还曾经不惜重金，撮合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后来为侯方域觉察，设法筹集资金，将钱退还给了阮大铖。阮大铖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铖人品虽恶，却颇有才华，诗文俱佳，尤善词曲。他所作传奇戏曲情节曲折离奇，关目布置和曲辞科白都很下功夫，艺术上有相当功力。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对于阮大铖“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阮家的戏班在南京很有名声，阮大铖自己也能亲自执板唱曲。（附阮大铖诗碑图）
　　如同他本人擅写的传奇，阮大铖的死亦颇有传奇性。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为清兵所破，阮大铖逃至浙江方国安军中。次年，投降满清，并领清兵破金华，从攻仙霞岭。仙霞岭是从浙江进入福建的天险，当时杨文骢在那里设伏。
　　杨文骢字龙友，明末大画家董其昌的弟子，也是当时知名的画家。杨文骢是马士英的亲戚，但他与复社人士来往甚密，是夏允彝等人的好友，还是几社的创办人之一。杨文骢曾经出钱帮助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为秦淮名妓李香君梳拢（杨文骢与阮大铖是旧交，当初梳拢李香君的钱就是阮大铖假托杨文骢的名义出的，目的是为了拉拢侯方域），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事却是——将李香君鲜血染红的白绢扇画成了灼灼动人的桃花图。
　　『注：梳拢是妓院行话。妓女在未接客之前是结为发辫的，接客之后才开始梳髻，叫做梳拢。所以梳拢又常常指妓女第一次接客。按当时的风尚，如果哪位客人钟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
　　在仙霞岭，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当阮大铖与杨文骢远远相对、相互怒目而视的时候，阮大铖突然中风，头面肿胀，倒在石上而死。
　　但仙霞岭一役，清军大胜，杨文骢重伤被俘，不屈而死。
　　《桃花扇》中的这两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就这样死在了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事件。
　　重新回到南明党争的话题。弘光皇帝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他总说：“天下事，有老马在”，把军国重事委托给马士英，自己则同一班佞倖干着昏天黑地的勾当。在这样的状况下，马士英大权在握，这场党争最终以东林党和复社的失败而告终，也是不足为奇的。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等职。
　　阮大铖走马上任后，据李清著《南渡记》载：“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阮大铖惟利是图的德行可见一斑，当时的民谣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阮大铖机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报复那些曾经打击过他的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他对马士英说：“孔门弟子三千，而复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机会果然来了，阮大铖突然留意到有一些北京的东林党人投降过李自成，于是他很容易地将江南士民的激愤引向那些曾经投降过李自成的东林党人，比如我们在前面的篇章中提到过的陈名夏。于是那些从北方逃来的投降过大顺政权的前明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
　　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
　　但此时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怂恿下，吴地缙绅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南明政府随即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杨汝成等人的住宅立即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满清政府。
　　阮大铖抓住机会，开始对复社成员进行打击报复，《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
　　〖凶凶的缧绁在手，
　　忙忙的捉人飞走；
　　小复社没个东林救，
　　新马阮接着崔田后，
　　堪忧！
　　昏君乱相，
　　为别人公报私仇。〗
　　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但侯方域事先得到了消息，抢先逃去扬州，投到史可法门下。而他的爱人李香君则被阮大铖报复性地强嫁给佥都御史田仰，演出了血染桃花扇的一幕。
　　【五 南渡三案】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挫败了某些东林－复社人士拥立潞王朱常淓的计划。围绕帝位的勾心斗角，并没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国一年之内，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三个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却都贯穿着对弘光皇帝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第一件 大悲案〕
　　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大悲还肆无忌惮地说自己与潞王有联系，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苏州为僧，确实是个骗子。
　　但是，一些人认为他的陈述证明他了解包括福王在内的一些藩王的情况，而掌权的人不愿把这些情况暴露出来。不论大悲和尚是真疯还是装疯，因为又提起了福王和潞王之争，负责审问的官员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结此案。
　　只有阮大铖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抓住大悲在供词中提到钱谦益（钱被视为与东林党和复社有牵连的人）这一情节，开了一份赞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颠覆弘光朝廷的人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中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其他东林党和复社的名士们。
　　事有凑巧，阮大铖还没来得及下令逮捕这些人，钱谦益已经上疏批驳大悲的供词漏洞百出，不堪一击。钱谦益并不知道黑名单的事，他主要是针对大悲提及他的指控。但这样一来，事情就公开化了。
　　这个时候，马士英不想将事态矿大，制止了阮大铖的黑名单行为。1645年三月二十七日，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大悲被处斩。
　　〔第二件 假太子案〕
　　就在大悲和尚出现在南京的同一天，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分，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抵南京后，高梦箕难辨真假，急忙送往苏州、杭州一带隐蔽。可是，这少年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高梦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
　　弘光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这个少年从浙江金华到了南京，被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审视。大学士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样，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
　　弘光立国之时许多官员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烺的并不止王铎一个。如曾经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他们看了伪太子之后都不认；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往认。之明见执中，亦不识也。于是群疑稍解”。时任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的黄道周记载：“王之明者，顽童，故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途穷附高鸿胪之仆穆虎者欲南趋苟活，而穆虎居为利，遂谓子舆复出也。廷诘之日，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辄持两端，讼言不可诛，诛之祸起。”
　　戴名世的《南山记》说，太子为流贼所获，拘于刘宗敏处，李自成西逃时，人们看到太子身着紫衣跟随在李自成马后。当左懋第北使北京时，曾经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个怀疑王之明的真伪，并上书揭发。
　　当时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纯属假冒，没有人提出过异议。问题是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黄得功和左良玉都上书表示对弘光政权严刑审讯“南太子”的行为表示不满。而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南太子”是真，弘光皇帝就必须归还皇位，弘光皇帝不想归还皇位，所以才坚持说“南太子”是假的。这事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使真太子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变得复杂的，是“北太子”这样一件事。“南太子”事前三个月，另一个自称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现，在清廷引起另一桩扑朔迷离的公案，其微妙与政治影响在每一点上都与南京的案件相似。据称“北太子”有长平公主确认，确实为她的亲弟弟。但满清不想承担杀前明太子的罪名，却又担心前明死灰复燃，于是坚持说“北太子”是假太子，将“北太子”处死。
　　但弘光皇帝却不敢采取这个办法，因为在南方，尽管缺乏证据，却普遍地并往往是狂热地相信“南太子”是真的。“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安慰的需要。
　　〔第三件 “童妃案”〕
　　就在审问“假太子”的同时，一个自称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从河南被护送到南京。
　　这个案件的大致情况是：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杀，世子朱由崧侥幸逃出。经过长期颠沛流离之后，忽然时来运转被拥戴为皇帝。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个姓童的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认，宣布童氏为假冒。
　　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诏狱由锦衣卫审讯。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黄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朱由崧批驳道：“朕前后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按明朝典制，亲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员行册封礼。《明熹宗实录》载，天启二年十月传制遣“工科给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龄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黄氏”。童氏称入宫邸时朱由崧有东、西二宫已属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么“曹内监”为她举行册封礼。朱由崧没有儿子，“玉哥”、“金哥”之说也是空穴来风。
　　一些史籍记载，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凡所经郡邑，或有司供馈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间有望尘道左者，辄揭帘露半面，大言曰：免！闻者骇笑”。
　　童氏一案与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她肯定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抚高名衡题本内明白说过“世子继妃李氏”于洛阳城破之时投缳自尽），后来某些野史又说她是误认（如说她原为周王宫妾，或说是邵陵王宫人），也有揣测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时曾与之同居，但这些说法同童氏自己编造的经历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无论童氏是冒充，是误认，还是与朱由崧有过一段旧情，都不应成为南明政局的焦点。
　　但童氏因此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弘光皇帝将这个女人瘐死狱中的行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层怀疑。假太子事件和童妃事件给南京弘光政权带来了重大信任危机。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喧嚣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稳定，无暇北顾，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的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马士英、阮大铖明白要扼制住拥立潞藩的暗流，必须援引江北四镇兵力作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上进取，同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有密切的关系。左良玉不久后的兴兵东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顺军作战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侧”的旗帜却同某些东林－复社党人所造舆论一脉相承。
　　【六 睢州之变】
　　而这时的弘光皇帝正沉溺于酒色，只可惜霓裳之曲未终，鼙鼓之声已起。满清豫亲王多铎破西安后，立即分军南下。
　　多铎大军必须经过河南。当时河南还是南明属地，巡按御史陈潜夫保奏汝宁宿将刘洪起为统领，号召两河义军，以便阻截清兵。但马士英不许，反召回陈潜夫。清兵长驱河上，如入无人之境。
　　『注：刘洪起是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史可法一直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一厢情愿地想要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虏通好”的如意算盘遭到清方断然拒绝，史可法这才说“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
　　史可法听说多铎大军南下后，于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初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
　　高杰出师时，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说：“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谨赍金币，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抵死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祈贵国之垂鉴也。”
　　高杰信中一再表达的“会师剿闯”显然是史可法的意图，以“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向满清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如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谈里给自己增添一点筹码。可是，满清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了。
　　高杰在四镇中兵力最强，一直是满清争取的重点人物，豪格立即在回信中再次招降，而对“合兵剿闯”则不予理会。全信如下：“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复。”
　　高杰凶悍桀骜，为江南士绅不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
　　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正月初十日，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但镇守该地的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方勾结，并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儿子许尔安、许尔吉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充当人质。
　　许定国与高杰从前有仇隙。当高杰还是李自成部下的时候，曾经率军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不过是一个强盗。两人因此互相忌恨。
　　当许定国听说高杰前来，惶恐不安，立即派人渡河，请求豪格出兵支援。豪格说，“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
　　高杰大军随即进抵睢州，许定国进退失据，这使他更加恐慌。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敌不过高杰，耽心脱不了身，再次派人请求豪格火速来援。豪格仍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性格暴躁，勇猛冒进，此刻正受多尔衮排挤压制，憋着一肚子火气。但他却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罕有的持重，充分证明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西进追击李自成后，满清在整个东部（包括山东、河南以及淮北）的兵力非常单薄。豪格自己的兵力有限，多铎大军尚未赶到，他不得不对冒险渡江援助许定国一事有所顾忌。
　　许定国遭到豪格再次拒绝后，只有横下心来铤而走险。他一面出城拜见高杰，假装恭敬；一面暗中策划对付办法。许定国向高杰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奏疏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一幅释然的样子，表示不会再计较。
　　其实高杰此时已经知道了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人质的消息，但他仍然希望以大局为重，这是他一直受史可法熏陶感染的结果。为防止许定国率领部下把睢州地区献给满清，高杰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
　　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一介武夫，为人憨直，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为了表示笼络许定国的诚意，高杰特意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只可惜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越其杰、陈潜夫陪同高杰前往。
　　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高杰手无兵器，力战被擒。许定国恨恨地说：“三日来，受汝屈辱已尽，今定何如？”高杰丝毫不惧，大笑说：“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于是被杀。
　　高杰随行的兵卒全部遇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高杰部众随即对睢州城内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这就是“睢州之变”。
　　许定国已经抢先率部渡河北去，此时多铎大军已与豪格会聚一处，当时清军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整个部队的叛变和加入，满清的兵力立即增加了四倍。
　　史可法在半路听到高杰死讯，大哭说：“中原不可复为矣！”于是回师徐州。而扬州百姓听说高杰被杀后，酌酒争相庆贺。
　　这是史可法在关键时刻的重大失误。高杰作为一军主帅遭暗算，但他部下的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失。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逃回徐州。
　　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回到徐州后，史可法又继续充当了老媒婆的角色。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时人嘲笑说：“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的绰号），闯仔不和谐（黄得功绰号黄闯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指邢夫人），亏杀老媒婆（指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高杰妻子邢夫人带着儿子高元爵请恤，弘光皇帝命高杰所部将士仍听邢夫人统辖。史可法与诸将会盟，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邢夫人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高元爵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高杰为人虽然骄暴淫毒，但他对明朝仍旧有拥立之心，而且死前“进取意甚锐”，很有进击清军的决心。高杰之死对整个南明格局影响很大，高杰的部队因此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而其他三镇将领依旧怨恨高杰，并且不再听史可法号令，加上南京马士英担心史可法权力太高，大搞政治阴谋，将史可法的部分军队从扬州调走，南明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几乎已经破灭。
　　【七 左良玉与柳敬亭】
　　就在多铎大军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不得不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这一段我们在后面再提。
　　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有读过书，也不大识字。他初于辽东从军，自崇祯十二年在玛瑙山战胜张献忠之后，声名大振，从此开始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
　　弘光登极的时候，左良玉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又比较强大，弘光政权不得不讨好地封他为宁南侯。弘光皇帝朱由崧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左良玉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然而，他的跋扈自雄却比在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
　　由于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马士英会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预，算不上定策功臣。陈子龙记载，“上之立也，不与推戴，心常怏怏。既专制荆楚，益桀骜”。朝廷对马士英的信赖，视四镇如骄子，都引起了左良玉的反感。
　　左良玉所谓的“清君侧”，正好发生在1645年三月。当时李自成失去西北，在满清阿济格军队的追击下经陕西商洛、河南西部邓州一带进入了湖北襄阳地区。左良玉曾经有同李自成作战大败的经历。崇祯十五年，左良玉率师十余万挺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为李自成大败，俘明军数万人。
　　左良玉早已经成为勇于虐民、怯于大战的大军阀，听说李自成有十几万人马南下，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又故伎重演，率部顺江东窜。当时南京正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闹得满城风雨，马士英、阮大铖的掌权又在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这就给左良玉提供了避战东下的借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左良玉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设坛刑牲，与诸将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义，一时欣然附和”，逼勒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
　　袁继咸认为“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正言厉色道：“先帝之旧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负”，并且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今上无干。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随即拿出“誓文、檄文”给袁继咸看了一遍。
　　袁继咸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不料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焚烧全城，顿时大乱起来，袁部诸将不能存身，劈门而出，同左军合营；左良玉部兵乘势入城杀掳淫掠。袁继咸于绝望当中准备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将张应元把他掳入舟中，袁继咸一再投水自尽，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达自己并没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继咸一道东下“调护兵将”；监军李犹龙也再三劝说徒死无益，不如见机行事。袁继咸无可奈何，只好同左良玉及其麾下诸将约定严禁烧杀抢掠。
　　正当左军由九江准备东下时，四月初四日左良玉突然病死。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通太平府。
　　弘光朝廷接到左良玉叛变率师东下的报告，大为恐慌。马士英决定由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黄得功的军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江北四镇的大部分军队都被调去迎击左军，江淮防线一时陷入空虚。
　　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曾经召对群臣，商讨对策。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说：“左良玉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颖、寿。”弘光帝虽荒淫昏庸，却又讲出一句明白话：“左良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还是以兵坚守淮扬抵挡清兵。”马士英闻言大怒，怒目对弘光帝喝道：“北兵（清军）至，犹可议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于是明军皆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军攻破，却任由清军纵横直前。
　　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
　　马士英却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后自己的首辅将保不住，加上清军南下的消息日益紧迫，又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诏书后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
　　关于左良玉部队后来的结局，到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袁继咸也被胁迫往见清英亲王阿济格，只长揖不拜。阿济格极力劝袁继咸降清，承诺他“仍做九江总督”，遭到断然拒绝，最后被押解到北京处死。
　　纵观左良玉一生，并无任何可圈可点之处。但他晚年赏识说书人柳敬亭，视为左膀右臂，却在当时被视为奇事。
　　柳敬亭又称柳麻子，本姓曹，名逢春。少年时犷悍不驯，被列为地方恶人，多行不法事，为官府追捕，于是出逃，那时他才十七八岁。后流浪到盱眙，无以为生，遂揣摩随身携带的小说，在街头说书，居然倾动市人。从此，他便走上说书的道路。后来转赴苏南献艺，渡江时，指江边柳树为姓，以敬亭山为名，岂知此名后来竟驰誉书坛，为中国评话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柳敬亭一次在松江说书，有幸得拜当地的一位通儒莫后光为师，尽得其传。柳敬亭在莫后光之春风化雨下，不仅学得高超的演艺，而且也一洗犷悍习气，柳敬亭后来之所以能与复社人士以及士大夫交游，离不开莫后光的教育与熏陶。
　　不久，年近四十的柳敬亭来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说书。他善于状人拟物，使人听之如临其境，“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一时间声名鹊起，红极一时。朝中权贵、官僚争相邀柳敬亭至驻邸说书，应接不瑕，请其说书者须要十天前约定。
　　左良玉渡江南下时，安徽提督杜宏域为了巴结左良玉，特意介绍柳敬亭到左良玉的府署。一谈之下，左良玉立即惋惜与柳敬亭相见太晚，让柳敬亭参与决定重要秘密军务，一时成为左良玉的左右手，“每夕张灯高坐，谈话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军中官员也不敢以说书人的身份来看待柳敬亭。
　　左良玉没有读过书，所有公文都是部下文人所写，立意谋篇，炼字炼句，引古证今，但左良玉都不满意。反而柳敬亭耳朵经常听到的，口里经常说的，从僻陋里巷俗语常谈中得来的，非常合左良玉的心意。
　　柳敬亭曾奉左良玉之命到南京公干，那时南明朝中君臣都敬畏左良玉，听说左良玉派了人来，上下没有谁敢不以恭敬之礼接待他，甚至宰相以下的官吏都让柳敬亭坐在向南的尊位上，人人称呼他柳将军。柳敬亭也不客气，坦然而坐，没有丝毫谦虚之色。那些街市上往日和柳敬亭很亲近互称你我的市民，在路边私下说：“这人是过去和我们一起说书的，如今他竟这样飞黄腾达了！”
　　柳敬亭虽然只是说书人，时局变幻中，他却也不能静静置身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狂潮之外。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在酒后谈起宁南旧事，都欷嘘洒泣。“江畔逢君诉遗事，断肠如遇李龟年”，离落心事，不忍说破，沧桑之极。
　　明亡后，柳敬亭的演艺更臻化境。他将其亡国的亲身感受、郁抑之气，融合于评话之中，使经历国变的百姓，产生极大的共鸣，从而达到感人以心、动人之情的效应。黄宗羲写《柳敬亭传》，说听到柳敬亭的说书，令人感到“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同样是写国破的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实在远不如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得深刻。说书能到如此地步，以国破家亡的哀思扣人心弦，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确实是相当不易了。
　　但黄宗羲依旧只把柳敬亭当作倡优，说“其人本琐琐不足道”。
　　柳敬亭一生交游广泛，尤喜与文人交结。当时的文士景慕柳敬亭的高风高艺，也都乐为之赋诗、填词、赠文、作传。这些作品后来均收载入各自的诗文集中或散见于诗话、词话、笔记里，流传至今。龚鼎孳在《赠柳敬亭》一文中写：“吾老友，生平重然诺，敦行义，解纷排难，缓急可倚伏，有古贤豪侠烈之风。”
　　康熙元年，七十六岁的柳敬亭应龚鼎孳之邀到来北京。龚鼎孳邀请各大名流、诗人词客集其私邸，举行诗酒之会，听柳敬亭说书，轰动了北京文坛。就这样，柳敬亭在北京周旋于士大夫之间，首尾四年。
　　《旧都文物略》里说柳敬亭“为睿亲王多尔衮所罗致，利用其技艺使编词宣传”。因此有人嘲笑他终究是艺人，“很难够得上谈忠义节操”。然而当时多尔衮一声剃发令下，天下谈得上忠义节操的又有几人？写诗词劝柳敬亭南归的吴伟业、龚鼎孳当时都是满清的显贵。反倒是柳敬亭以方便说书为由，终其一生都未薙发易服。
　　柳敬亭生逢明末异族入侵的乱世，在残酷的新旧蜕嬗现实里过着献艺生涯，个人际遇不可避免地跟当时的政治环境串成唇齿关系，不但哀乐不能自已，连栖止游息也往往不由自主，最终难免惹出一些同时代人的阴忌和身后的是非。
　　康熙四年（1665年）暮春，柳敬亭终于买舟南下，这时他已经七十九岁。次年，柳敬亭以八十岁高龄参加龚鼎孳爱妻顾眉（即有名的秦淮名妓顾横波）的葬礼，并为之说书酬宾。顾眉于康熙三年死于北京铁狮子胡同。康熙五年（1666年），龚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眉的遗体归葬。
　　柳敬亭晚年受过老友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资助，其后事迹不详。他究竟活到何时，死于何处，未曾留下一点迹象，就这样无闻而终，令人为之凄怆。
　　还是吴伟业的一句话是柳敬亭一生最好的评价：“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不必说什么傲骨嶙峋，不必抹杀本性，不必妆点山河变色后悲泣喜笑的矛盾。
　　【八 史可法与扬州十日】
　　明朝末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出督京师学政的左光斗，带着几个随从冒雪出外巡行。路经一座古寺，便进去避风雪。在寺内的廊下，看见一个衣着单薄的年轻人，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做好的文章。左光斗悄悄拿起文章阅读，不禁赞叹不已，爱不释手。他解下自己所穿的皮衣，轻轻盖在这位年轻人的身上。从寺里僧人处得知，这个青年名叫史可法。
　　自那次偶然的机缘，左光斗认为史可法才学出众，定非等闲之辈，就收他作了自己的学生。有一次，左光斗十分高兴地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很平凡，将来继承我的志向的，只有这位学生！”
　　不久后，左光斗遭到大奸臣魏忠贤的诬陷，被关在暗无天日的锦衣狱内。史可法焦急万分，又听说老师在狱中遭受酷刑，将不久于人世，就拿着银钱泪流满面与狱吏商量，终于感动了狱吏，让史可法扮成扫垃圾的人进入狱中。
　　史可法看见老师由于受了火刑而面孔焦烂，膝下筋骨也脱露出来，不由自主抱着老师痛哭。左光斗苏醒过来，听出是史可法的声音，于是强忍剧痛，用手指拨开眼皮，目光如炬，生气地说：“傻孩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奸人正想把我们的人一网打尽。往后，谁去整顿糜烂的国事啊！你再不离开，我现在就亲手打死你！”说着就把套在手上的铁环投向史可法。
　　后来，史可法含泪对人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成。”
　　这是史可法年轻的时候的事。左光斗的铮铮铁骨给史可法后来的一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人。自幼好学，为左光斗赏识后，应考顺天府试，中第一名秀才。崇祯元年四月中进士，六月任陕西省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在朝廷中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崇祯五年（1632年），他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史可法深受恩师左光斗的影响，为官清正，办事干练，声名大著，官直至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不过他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
　　在弘光政权成立后首次商讨国策时，史可法也提出了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应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因为有南宋的教训，他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明确地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于史可法不积极进取的态度，刘宗周和陈子龙等人都非常不满意。可惜刘宗周和陈子龙这些真正的人才不久后就在党争中被迫辞去了官职。
　　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不久，搞清楚了南明的形势，知道史可法是唯一一个可虑的人，就派副将唐起龙招抚江南，致书给史可法招降。这封著名的书信由投降满清的复社成员李雯起草。
　　史可法回信中对满清入关赶走李自成表示了感谢：“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剃发之令，亦不忘本朝。此举动也，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地而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哉？”明白无误地对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史可法也期望能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联合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然后划江而治。这是史可法缺乏战略的远见，也充满展现了他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他从不敢轻易决策，只因为他认为他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存亡之秋，他承担不了轻率决策的后果。
　　但在回答多尔衮让他背叛明朝的问题时，史可法的态度却非常坚决：“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语气铿锵有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流传于后世的千古名篇。据说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是由复社名士侯方域起草。
　　这个时候史可法在南明政权中已经是力不从心，被排挤出南京到扬州督师后，根本不能指挥四镇那些骄兵悍将，因此也无法做出抗清的有效布置。他在回答多尔衮的时候，已经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这将是一种生死的选择。
　　史可法做了督师后，除了以身作则、跟兵士同甘共苦外，也做不了太多的事，但他却因此受到将士们的爱戴。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将士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到了深夜，他感到精神疲劳，把值班的厨子叫了来，要点酒菜。厨子回报说：“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厨房里的肉都分给将士去过节，下酒的菜一点也没有了。”史可法说：“那就拿点盐和酱下酒吧。”
　　厨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来。史可法的酒量本来很大，来到扬州督师后，就戒酒了。这一天，为了提提精神，才破例喝了点。一拿起酒杯，他想到国难临头，又想到朝廷里面只知道勾心斗角，心里愁闷，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多喝了几盅，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扬州文武官员依照惯例到督师衙门议事，只见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大家不禁奇怪，因为督师平常都是起得极早的。后来，有个兵士出来，告诉大家说：“督师昨晚喝了酒，还没醒来。”扬州知府任民育说：“督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大家别去惊动他，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会吧。”他还把打更的人找来，要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表示天还没亮）。
　　史可法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侧耳一听，打更人还在打四更，不禁勃然大怒，把兵士叫了进来说：“是谁在那里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兵士把任民育吩咐的话说了，史可法才没话说，赶快接见官员，处理公事。从那天起，史可法下决心不再喝酒了。
　　四月十七日（1645年）满清豫亲王多铎大军逼近扬州时，史可法刚刚从南京渡江回到江北，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过了几天，竟没有一个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
　　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
　　此刻扬州城里兵力相当薄弱。大军兵临城下，后果不难预料。这时候的史可法是极为矛盾的，他给妻子的遗嘱中写道：“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在他死前四天写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信中流露出他对现实世界的深深厌恶。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时局看得如此清楚，他知道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尊崇的南明朝庭，很快就要灭亡了。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已经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但无论如何，即使史可法准备死去，也没有预备投降，由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英雄之一。
　　由于扬州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并没有下令立即进攻，他先后五次派人招降史可法，都遭到了严词拒绝。史可法当众将多铎的信投入护城河中。他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史可法将与扬州共存亡，用《桃花扇》中的话来说：
　　〖不怕烟尘四面生，
　　江头尚有亚夫营，
　　模糊老眼深更泪，
　　赚出淮南十万兵。〗
　　但史可法的“深更泪”已经无法保住扬州，扬州城已经是危急万分。虽然史可法死志已决，但城中还是有不少人害怕了。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高歧凤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史可法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竟然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只是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薄弱了。
　　四月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二十五日，史可法正在指挥军民堵缺口，大批清军已经蜂拥着冲进城来。史可法眼看城已经没法再守，拔出佩刀往自己脖子上抹。随从的将领们抢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他保护出小东门。
　　这时候，有一批清兵过来，看见史可法穿的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史可法怕伤害别人，就高声说：“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
　　于是扬州在倾盆大雨中陷落，史可法被害，时年仅四十四岁。扬州知府任民育等文武官皆殉难死。
　　在流血漂橹的扬州城头，尸山血海中面对着劈来的钢刀依然怒骂不止的史可法，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闪过的会是什么念头？
　　是亡国灭族的无边绝望，还是回首前尘的深深懊悔？
　　扬州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军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军民一体的坚强抵抗。为了对扬州人民进行报复，也是满清想杀一儆百，于是多铎下令，烧杀抢掠持续十天。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作“扬州十日”。
　　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对清军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扬州的暴行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如二十七日，“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
　　清军开展大屠杀后，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百姓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清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立即战战兢兢，无一敢动。然后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相同的情形发生在三百年后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二十四桥明月地，尽成烟烬。若是史可法看到这些，他一定会后悔没有投降，而给他的百姓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扬州城中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女子，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然后倚门而笑，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挑选出年龄在十四到三十岁之间的妇女，然后将她们带走。很多年后，直到康熙年间，还有人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着兽皮，永远无法返回家乡。
　　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被清兵抓住，正要杀他时，史德威大喊说：“我是史可法的儿子！”多铎于是命前面杀死高杰的许定国审问史德威。
　　这时候清兵发现了史可法生前写给豫亲王多铎的信，信中写道：“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葬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弘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多铎看了信后非常感慨，下令放了史德威，好让他去给史可法收尸。多铎还让人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并优恤其家眷，以示异数。
　　大屠杀之后，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由于当时天气较热，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史德威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笏板，埋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到现在还保存的史可法“衣冠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追谥“忠正”。因此牌坊上题额为“史忠正公墓”。
　　顺治十年（1653），史学家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冢，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于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有一首三十五韵的五古长诗——《哀词·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阳诸军事史公可法》，主要是记录史可法的生平事迹。侯方域认为史可法用兵不如诸葛亮，而死节则可拟为文天祥。
　　无论史可法的才能如何受到后世质疑，史可法死后，立即在南明士绅中被视为抗清复明的英雄备受敬仰。后来他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崇，被认为是仅次于文天祥的民族英雄。
　　洪承畴被满清派到南京任招抚江南大学士时，有人在乌龙潭写了一副对联：“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谈迁《枣林杂俎》）对联中巧妙地镶嵌了史可法和洪承畴二人的名字（“成仇”为“承畴”的谐音）。
　　1648年（顺治五年）正月下旬，宣城人朱国材冒充史可法号召反清复明，巢县生员祖谦培、无为州生员沈士简等十余人听说后，都“头巾蓝衫”前往谒见，共图义举，后来遭到满清政府的无情镇压。
　　“伪史阁部案”起时，满清立即派人逮捕了史可法的家眷，包括史可法的母亲、妻子以及弟妹等人。一个投降满清的镇将心中也佩服史可法的忠义，便出面说：“过去在攻打扬州的时候，我是前锋，史公其实死在我手上。贼人不过是假托史公之名，如果反而因此怀疑史公的母妻，反倒给冒名顶替之人有口实了。”（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满清这才释放了史可法的家眷。
　　但这次偶然的事件却引伸出另外一件不小的麻烦，满清的一位王公看上了史可法弟弟史可模的遗孀李夫人，想要娶这位美貌的寡妇，并派了一个使者把聘礼送到了史家。史可法的母亲茫然不知如何应对，但李夫人却一口答应了下来。她从来人带来的礼物中拿了一个金盒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家中的女仆哭着出来说，李夫人有回礼给使者，请替她感谢这位满清王公。使者打开金盒一看，里面摆着李夫人自己割下来的鼻子和耳朵。
　　无论如何，“伪史阁部案”说明史可法在南明绅民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事隔三年，竟然还有如此号召力。
　　【九 改换门庭】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几乎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
　　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不久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也叛变投降。
　　这些将领原本就没有忠贞报国之志，只是拥兵自重，挟制朝廷之心。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投降的总兵李成栋等人后来为清廷征战时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李成栋重新举兵反清时，满清贵族也视之为畏敌。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廷顿时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弘光朝庭朱由崧等人开初还对长江天险寄予希望。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主力集结在长江北岸仪真至瓜州之间。对岸，在大运河入长江处，有大量明朝军队保卫府城镇江和那里的运输站。初九日夜，清军利用黑夜和大雾，将扎有火炬的木筏送过江，引诱明守军开炮射击。同时，一支先头部队在西边偷渡过江。第二天早晨，当镇江守军发现清军就在附近时大为恐慌，弃城而逃。
　　初十日夜，弘光皇帝带着马士英等少数人秘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芜湖附近的黄得功驻地逃去。第二天，当发现皇帝不见了时，大多数官员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干脆闭门等候。
　　老百姓则洗劫了皇宫和高官住宅。一个监生领着一伙暴民从狱中救出“南太子”王之明，让他穿上宫中的戏装“登基”，并在武英殿建立一个小朝廷。“太子虽为百姓拥入，文、武元老无一至者”。
　　《江南见闻录》记载：初十一这天，“两月以来，天气阴霾凄惨，日色罕见。是日天清日朗，昼夜明畅”。
　　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勋戚大臣却决定降清，派人前往清营接洽。
　　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在倾盆大雨和泥泞中，多铎受到的欢迎和他的哥哥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南京的整个南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
　　最可笑的是，当豫亲王多铎入城的时候，当地开始流传着一种极富想象力的谣言。有人说，还不到三十岁的多铎并不是多尔衮真正的亲兄弟，他实际上是绍兴当地人，他很多年前加入了清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这种幼稚的谣言显然是不攻自破的。
　　五月初十日夜间，朱由崧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后，原来的意图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经溧水县时遭到当地土兵的拦截抢掠，混乱之中，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拥簇着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当涂），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闭门不纳。弘光于是转入芜湖投靠靖国公黄得功；马士英与弘光失散后，则以随身兵力保护皇太后邹氏辗转赴杭。
　　黄得功在击败东犯的左梦庚军后领兵屯驻于芜湖，对南京城中的变故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史可法已经以身殉国。弘光皇帝的突然驾到使他大吃一惊。问明缘由后，他不胜感慨地说：“如果陛下您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借势作事，奈何听信奸人之言轻出，进退何将所据？为臣营垒单薄如此，怎能护卫陛下安全呢！”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朱由崧张皇失措，无可救药，仍然决定效忠到底，把这位昏愦的皇帝迎接进自己的军营。
　　清军统帅多铎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会放过。进南京后即命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卒充当向导，派兵经太平追至芜湖。在刘良佐现身说法的招诱下，加上清军重兵压境，黄得功部下将领田雄、马得功决定降清。黄得功不知军心已变，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引兵出战。叛军趁黄得功不备，暗中猝发一箭，射中黄得功喉部。黄得功在马上奋力坐稳，大叫一声：“我黄某岂可为不义屈，今日死国，为义也！”言毕双手握住喉头之箭用力自刺，落马而亡。
　　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献给清方。有一种记载描写了当时的场面：“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得功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被押回南京，“首蒙包头，身披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围观的百姓都对他唾骂。
　　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多铎正在那里举行一个宴会。多铎特意将“南太子”王之明的座位安排在弘光之上，并问他说：“不为先帝报仇，反将太子监禁，此是何意？”弘光默然不答。就连“南太子”也被多铎的厉声质问吓了一跳，他开始为弘光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
　　多铎又说：“我大兵尚在扬州，为何弃了陵寝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弘光还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
　　不久，弘光被解送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南太子”王之明也被秘密处死。
　　时人张岱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又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但将全部责任怪在朱由崧身上，显然并不准确。
　　张岱是绍兴望族，其曾祖父是隆庆五年（1571年）的状元。1644年国变以前，张岱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直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反正家中有钱，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正如复社的大多数公子们一样。
　　1645年，清军南下，占领了浙江，张岱迅速放弃了所有享乐，跑到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但不久后鲁王政权灭亡。张岱不肯剃发当清朝的子民，于是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漂亮的书斋和各种各样的稀世古玩，披发入山，从此变成了野人，在所著的《陶庵梦忆》自序中说，“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张岱归隐山林后，花费极大的心力，编撰了一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大抵是要以史为鉴，正如黄宗羲所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张岱这种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无疑是一种悔恨之情的表现，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不仅仅张岱，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时的名画家陈洪绶甚至在明亡之后更改名为“悔迟”，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那段历史。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自从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有的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的人则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仅仅一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沦陷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江山依旧，人物全非，寄托了几分悲愤、无限哀思。
　　但并非所有的汉人都甘心投降，一些汉人卑怯归顺，也激起了另外一些汉人更强烈的抵抗。
　　一首叫做《赭山》的诗写道：
　　〖阮与马共天下，
　　偏地职方司漫天。
　　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
　　黄旗紫盖渡江去，
　　赭山高兮无极，
　　烈火烧空兮焦石，
　　烛龙无光不照地，
　　猩猩怒嗥向人立。
　　我纵言之复何益，
　　主失势兮恩为仇，
　　客操柄兮羊化彪。〗
　　这首诗的作者潘柽章和吴炎于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被杀，他们被杀的原因就是那场著名的文字狱——庄氏史案（即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提及的“明史”一案），这两人帮助过浙江湖州庄廷栊修《明史辑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1644年，江南自杀的现象非常多，因为这里是文人们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经有几百名当地的文士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各种形式殉节。然而，更多的人没有选择死亡，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矛盾的心理很难以一言蔽之。


　　第二章 唐王与鲁王之争
　　【一 潞王监国】
　　马士英与弘光皇帝在溧水失散之后，护送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马士英要进城休息，知州赵景和见这一行人狼狈不堪，哪像是要护送太后去杭州的队伍，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
　　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武林沸腾”（清·徐芳烈·《浙东纪略》）。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杭州在南宋时曾是中国的国都。
　　不久，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的消息传来。杭州的文武官员请命潞王监国。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1644年南京立国时大不一样，曾经跟弘光帝抢当皇帝的朱常淓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后，他才勉强答应。
　　朱常淓出任监国后，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认为民心可用，主张召募义兵。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的第二天就根据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
　　陈洪范在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旗帜的船只，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
　　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惟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
　　陈洪范同清军谈判后，回到杭州就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打算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马士英在混乱中被方国安军队挟持而去。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豫亲王多铎等班师回朝，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接管江南各地。
　　豫亲王多铎满载而归地北返，所携带的金银财帛不在话下，同时还带了一名掳来的江南妇女，名叫刘三季。
　　刘三季是虞邑黄亮功的继妻。清军南下前，黄亮功病死，刘三季一直守孀在家，后来被清军掳掠，献给了多铎。多铎见她天然秀媚，不同凡艳，便要逼她侍寝。不料刘三季是个烈性子，拼死不从，情急下用头去撞柱子，幸亏被别的婢女拦住，才没有变成血污美人。据说刘三季有一头乌黑油亮、光可鉴人的秀发，大哭大闹下，弄得披头散发，反倒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多铎自南下以来，头一次见到如此风情的女子，倒对刘三季多了几分佩服，动了几分真情，不敢再强行相逼，只让婢女小心服侍。
　　刘三季被多铎带回北京后，居以大厦，被以华縠，奉以珍馐，但她依然不肯见从，对多铎始终是冷颜冷语。多铎颇通兵法，自然知道攻心为上的道理，他打听到刘三季跟亡夫黄亮功有个女儿叫黄珍儿，在兵乱中失落江南，于是派人到江南寻访到黄珍儿，安排与刘三季见面。刘三季见到爱女，又惊又喜，果然从此对多铎态度大为改变。
　　事有凑巧，多铎的正福晋忽喇氏突然病死，多铎于是派能说会道的婢女去劝刘三季，承诺让她作正福晋。多铎是多尔衮的亲弟弟，当时是满清朝中的第二号实权人物，称得上是天下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刘三季究竟是妇女心肠，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由得化百炼刚为绕指柔，从此下邑孤孀，居然做了极品命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孀姝奇遇的故事。
　　重新回到江南南明政权的话题。从六月初八到六月十四，潞王朱常淓的监国总共只有六天，时间极短，且毫无作为，成为南明史上的一个可笑的小插曲。
　　投降的潞王和福王等人后来被多铎带到北京，潞王等人充分展现出了种种厚颜无耻的谄媚满清的丑态。不过，在1646年，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所有的投降的或被俘的明朝藩王一概处死。
　　这些人的不幸命运，不论多少原因，都是时代悲剧的大环境下的小气候，也都是咎由自取。
　　【二 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投降的南明官员钱谦益劝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钱谦益此话水份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注：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最先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摄”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偏偏就在此时，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发令”。本来，在1645年六月，清豫王多铎还下过一道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都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这一忽然而来并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孙之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孙之獬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并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采。但当时汉人官员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上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多尔衮）心窝：“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裁决。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也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先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中国地广人多。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大多将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尤其是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性农业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这些人一般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很浅，和中央政府更是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改朝换代从通常的意义来说很难刺激百姓的感情。也就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皇帝对这些人来说都无所谓。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习俗千百年的相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像满清这样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原来的汉族放弃原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行加上了一种屈服的标识，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在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纷纷不平地记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孙之獬后来的下场并不好。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孙之獬本人则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五毒备下，头皮上被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还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肢解碎割而死。“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多尔衮剃发令下后，太仓、秀水、昆山、苏州、常熟、吴江、嘉定等广大地区义民纷起，纷纷杀死清军安排的地方官吏，开始了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功。但是百姓们无组织已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久经征战的军队？所以江南的义兵，大都不久即败。
　　【三 江阴抗清和嘉定三屠】
　　清军占领南京后，立即派出使者招抚南直隶各府县。绝大多数地方都慑于清朝兵威，纳土投降。只有杨文骢（即那位画桃花扇的才子）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将满清派来招抚苏淞地区的黄家鼎等处斩。但杨文骢却没有组织当地绅民据城固守，而是在清军来到之前退往浙江。
　　此时，清军基本上已经控制了江南，就连多尔衮也骄狂地以为天下已定，下令多铎等回师北京。但随后导致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的却是满清的剃发令，这是多尔衮的重大失策。
　　多尔衮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后，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在民族危难关头，江南各地的汉族绅民迫于剃发令，群情激奋，纷纷自发举兵抗清。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八十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七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
　　满清委派的知县方亨到江阴上任后，遵照清廷法令张贴布告，令百姓剃发。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一时人人群情激愤。
　　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在送出城时被义民搜获，义民自发地将方亨逮捕，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陈明遇自感到缺乏军事组织才能，在他推荐下，江阴士民将乡居的原任典史（弘光时调升广东英德县主簿，未赴任）阎应元迎接入城担负守城重任。
　　阎应元这个人因为江阴抗清而名垂青史，他之前名不经传。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人才，军事才华远在史可法之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才，竟然在明朝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由此也可见陈明遇此人的眼光不凡。
　　阎应元入城后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二十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清兵闻讯后，只派了三百人赶来镇压。可见清军统帅多铎根本没有将江阴这个小城放在眼中。但随后清军三百人都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多铎大为愤怒，派降将刘良佐领部兵数万来攻。刘良佐即当初的江北四镇之一，被弘光皇帝封为广昌伯，结果清军南下时不战而降。
　　刘良佐率军包围了江阴县城后，屡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书信入城招降，甚至亲自来到城下现身说法，要阎应元投降。阎应元在城头痛斥刘良佐的背叛明朝，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刘良佐无言可对。
　　多铎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带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这些红衣大炮都是明朝之物。博洛来到江阴城下，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一定是没有尽心尽力，于是下令打了他一顿板子。刘良佐惭恨不已，督促部下拚命攻城。
　　守城的阎应元、陈明遇也鼓励城乡义勇扼守危城，并派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联络各地义师来援，却始终没有得到江浙救兵。坚持了八十天后，清军集中大炮轰击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江阴因此失守。陈明遇巷战而死，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自杀，却被清军及时从水中拖出，因不肯投降遇害。
　　清军屠城两日后才“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大概有将近七万人死于清军的血腥屠杀中。当时人士写了一副对联赞扬江阴百姓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阴城守后纪》的作者总结道：“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在福州继统的隆武皇帝听说泾县和江阴百姓的坚贞不屈，深为感动，说：“吾家子孙即遇此二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陈明遇以微末小吏的身份，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与江阴百姓抗清同时，嘉定县民也因清政府强迫剃发起兵。满清委派的知县颁布剃发令后，嘉定百姓愤愤不平，拒不从命。有人征询著名乡绅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弘光时任通政司左通政使）的意见。他毅然回答：“闻徐太史汧护发自裁，何不奋义？即不可为，乃与城存亡，未晚也。”就是说，他反对刘宗周、徐汧的只顾自身名节的消极抵制，主张积极地起兵抗清。
　　于是侯峒曾带领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进士黄淳耀及其弟黄渊耀入城倡义反清复明。他们同当地士绅会议后，决定率领百姓上城画地而守，并城上树立白旗，上面写着“嘉定恢剿义师”。
　　嘉定绅民起义反清后，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立即领兵五千来攻。
　　李成栋原为高杰部将，曾任明朝徐州总兵。这个人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历程很难用忠或是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是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的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后来他还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也恰恰是忽然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又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蹈死不顾，死而后已。促使李成栋反正的原因跟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如出一辙，竟然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最后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他一生反复的大起大落，比吴三桂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原本就是一个神秘的作坊。关于李成栋，我们在后面的篇章中还会有专文讲述。
　　嘉定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八天后，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然而，这支由蔡乔率领的队伍只有三百人，而且装备极差，转眼间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
　　侯峒曾、黄淳耀等人本来想借用城外乡兵扼阻清兵。可是，四乡乡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数虽多，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序无领导的状态，难以同正规清军作战。双方才一交锋，乡兵就不战自溃，“走者不知所为，相蹈藉而死”，许多人被挤入河中淹死，“尸骸乱下，一望无际”。
　　不过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李成栋的弟弟就在乡兵的一次伏击中被杀死。李成栋恼羞成怒，亲自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于是有上万的农民在这里被杀死了。
　　三天后的黎明时分，在红衣大炮的隆隆炮声中，李成栋下令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奋身投入池中，被清兵拖出斩首，他的儿子侯玄演、侯玄洁同时遇害。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后，上吊自杀。
　　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李成栋下令屠城，清军“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遇抵抗，这些前南明军队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又四处劫掠财物，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一刀，也不砍死，被砍人拿出金银，前南明军队就欢跃而去；腰中金银不多者，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这就是史册上臭名昭彰的嘉定屠城。最后，这五千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
　　但嘉定城的劫难仍然没有结束。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侥幸逃脱的嘉定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中国人普遍有种强烈的乡土情结。黄河边的原住民宁可坐以待毙，也不愿意乔迁他乡；即使政府强令迁徙，没多久，他们也会回来，不管当地多穷多苦。嘉定的绅民也是如此，他们回城后看到如此惨状，立即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共两千多人。朱瑛领导着幸存者们在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处死了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
　　同时，在嘉定城外，一支被打散的乡兵队伍聚集在葛隆和外冈，他们一旦发现那些剃了发的人，就将这些人当场处死。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也被这群乡兵歼灭。李成栋狂怒下派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也被夷为平地。
　　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为虎作帐，又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的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就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也提枪赴阵而死。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彻底的毁灭，以及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寥寥幸存者。
　　无论如何，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进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是，很难说这会是明朝的转机。
　　【四 隆武政权的建立】
　　1645年六月十一日，即杭州落入清军之手前三天，唐王朱聿键见潞王朱常淓已经决定投降，不胜愤慨，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筹办监国。
　　朱常淓降清以后，局面非常混乱，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精神，重新组织起力量。但封建时代帝位的继承，血统的亲疏是个重要条件。唐王朱聿键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儿子安王朱楹的八代孙，在谱系上同崇祯皇帝相距很远，按常规是轮不到他的。但此时朱由检的叔父、兄弟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即后来的永历皇帝），当时的南明政治中心在东南，东南士绅急于解决继统问题，不得不就近从疏藩中推选。
　　朱聿键本人虽然贵为王孙，从小却饱经忧患。他是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聿键的爷爷唐端王嫌世子（朱聿键之父，后来被追封为裕王）嘴舌上长个大瘤子，又爱小妾生的儿子，就常年将裕王囚禁在内官宅。朱聿键生下来后，八岁才由曾祖母请师父教他读书写字，“仅辩句读”。他十二岁的时候，曾祖母病死，朱聿键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被跟父亲关在了一起。唐端王还暗中命人不给朱聿键父子送饭，想活活饿死他们，幸亏暗中有人帮忙送饭，父子在囚房中过了十六年。崇祯二年（1629）二月，裕王被急切想袭唐王王位的弟弟鸩死。同一年，唐端王病死。朱聿键总算苦尽甘来，以长子长孙的身份袭封南阳。
　　『注：鸩实际上是一种毒酒。传说中的鸩是一种毒鸟，黑身赤目，雄的叫运日，雌的叫阴谐，喜食蛇，尤其是蝮蛇，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
　　崇祯九年，唐王朱聿键杀了害死他父亲的叔叔。但他的苦难在这一年又开始了，崇祯因清军叩关，诏令各地勤王。唐王朱聿键接到诏令后，立即北上赶去勤王，刚到裕州，便接到崇祯圣旨，说他擅离封土，居心叵测，勒令退还。朱聿键摸不着头脑，只好遵旨南归。后来部议加罪，竟然将朱聿键废为庶人，幽锢在凤阳高墙内。一直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朱聿键才被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下旨放出，但已经又被关押八年多。这位金枝玉叶真是倒霉，活到四十三岁的年纪，在囚牢里倒有二十四年之久。
　　由此可以知道朱聿键和其他藩王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在出生后的四十三年里除了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九年的七年奉藩生活外，其余岁月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多灾多难的经历使他受到了其他藩王所没有的磨炼，增加了许多阅历，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正是充当最高统治者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得到了黄道周等人的大力推举。
　　于是，朱聿键在衢州宣布了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这一行人继续南行，翻越仙霞岭，前往福州。
　　1645年六月初六日，朱聿键由南安伯郑芝龙等迎接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二十天以后，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一般称为“隆武政权”。
　　举行登基大典仪式当天，“大风雾起，拔木扬沙”，尚玺官的坐骑受惊，玉玺摔落，碰坏一角。虽然兆征不祥，君臣还是很有平复天下的决心，锐意恢复。由于身世坎坷，隆武帝和弘光帝迥然不同，他善于抚慰群臣，乐于纳谏，甚至同意招纳“大顺军”（李自成军）余部，以共同抵抗清军。同时，针对南明军杀害剃发的平民一事，他也予以阻止：“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这一谕旨使得一般百姓欢呼鼓舞，纷纷来投。
　　朱聿键以明朝宗室远亲即位称帝，实是时势使然。但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的名分，尽管他颇想有一番作为，重建明朝江山，可先天的弱点使他不能不依赖福建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即位后，朱聿键就以拥戴功加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为了收揽人心，朱聿键任命黄道周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在明代历史上从未有过。
　　隆武朝廷建立后，颁诏各地，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残明政权的承认。
　　【五 鲁王监国】
　　1645年（清顺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但随着满清颁布了剃发之令后，“人护其发，道路汹汹”。在这种情形下，亡国之痛以强迫剃头为引线迅速点燃了一场反清的熊熊烈火，浙东各地纷纷起兵抗清。
　　宁波府起兵反清后，原太仆寺卿谢三宾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携带亲笔书信前往定海请王之仁出兵镇压。同时，占领宁波的钱肃乐（原刑部员外郎）也派倪懋熹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两位负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几乎同时到达定海。
　　当时，驻于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已经投降满清，贝勒博洛命他继续担任原职。倪懋熹到达定海后，听说头天有位姓陈的秀才上书王之仁，斥责其降清，已经被王之仁处斩，仍毅然入见。一见面，王之仁说：“君此来，大有胆。”倪懋熹大讲了一通人心思汉的道理，王之仁连忙制止他说下去，让儿子陪他去东阁吃饭。
　　然后，王之仁又接见谢三宾的使者，答应几天后就发兵到宁波。几日后，王之仁统兵来到鄞县，召集诸乡老聚会于演武场。谢三宾欣欣然赴会，以为钱肃乐等必定溅血于眼前。不料，坐定之后，王之仁从靴子里取出谢三宾的密信，当众朗读。谢三宾大惊，不顾一切冲上去想夺回原信。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谢三宾拿下，对钱肃乐说：“是不是应该杀了他祭旗？”谢三宾“哀号跪阶下，请输万金以充饷。乃释之”。王之仁兵员较多，参与反正后，宁波的反清局势迅速稳定。
　　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此时，他们全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六月十八日，张国维等奉笺迎朱以海出任监国。朱以海到达绍兴后，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
　　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封于山东兖州，因吃丹药毒瞎了眼睛，朱元璋很不高兴，他死后，朱元璋给他的谥号为“荒”。朱檀的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被杀。其弟朱以海死里逃生后，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寓居浙江台州。
　　1644年国变前，朱以海就已经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所以他对清廷的仇恨远胜其他藩王。但是，此人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一任监国后就大搞腐败，一幅太平天子要及时行乐的样子。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据说鲁王朱以海与守江诸将置酒唱戏，吹拉弹唱的声音声连百余里。
　　鲁监国政权的腐败还表现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谢三宾这样鲜廉寡耻的小人，被迫参加鲁监国政权后，竟然走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见。
　　张岱对朱以海的评论是：“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荡，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大意是纳谏如流在一般帝王是美德，到了鲁王这里就成了祸病，他听了后面人的话，就认为前面人说的话不对，是个典型的软耳朵，没有判断力，智商还不及普通的船夫。
　　不久后，随着情况的明朗化，拥立鲁王的官绅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立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鲁王和唐王一样，都是崇祯最远的堂族，但唐王在时间上占了优势，而且已经由监国称帝。另外，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唐鲁并立是在消息不灵的混乱状态下出现的一国二主局面。按道理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朱以海应该退位，使南明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朱以海黄袍加身容易，要退位则有些不甘心了。这正是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无论是皇族还是官僚，都热衷于乱中窃权。唐、鲁之争无疑使南明业已经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
　　【六 唐鲁的对立与纷争】
　　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直到1645年十月，隆武政权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政权。隆武帝立即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刘中藻的到来在鲁监国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大约各占一半，甚至还有人出“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话，不惜动武争夺帝位。
　　鲁监国性格比较软弱，见朝臣中有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有些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并立即返回了台州。鲁监国离开后，主张承认隆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开读了诏书。然而，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坚持认为，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于是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隆武政权诏书，重新迎回了鲁监国。
　　1646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监国部将杀害。鲁监国上书福州，称皇叔父，不称陛下，隆武帝大怒，杀其使者陈谦。唐、鲁争立从此愈演愈烈，两个同姓朱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由于鲁监国政权中许多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帝也加意笼络，给他们进官封爵。鲁监国针锋相对采取挖墙脚措施，派人到福州封郑芝龙兄弟以为公爵。隆武帝闻讯大怒，将来使囚禁。不久，又杀了鲁监国所遣使者总兵陈谦，但却引起了郑芝龙的不满。
　　郑芝龙二十岁不到就因为勾引后妈被父亲驱逐出家门为盗，数十年横行福建、广东、浙江一带沿海，兼商兼盗，是远近闻名的大海盗头子。崇祯初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招安后，趁天下大乱之际一直忙于扩大地盘，充实实力。郑芝龙之推举唐王登基称帝，其实也是看上了隆武帝的“奇货可居”，朝中一切实权都掌握在郑家手里。
　　隆武帝为了笼络郑芝龙，以无子为名，将郑芝龙的长子郑森过继为自己的儿子。郑森的母亲为日本女子田川氏，又称翁氏。隆武帝第一次见到郑森，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于是收为自己的儿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姓爷”，命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不久又被封为“忠孝伯”。隆武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成功）的关系，后来对南明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鲁争立不仅是两个南明政权的对立，而且在两个政权内部也引起了严重纷争。朱以海既自外于隆武朝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流风所及，官职紊滥。在这样大量内耗的情况下，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这个时候，因为清朝再次宣布薙发令，江南一带掀起了反薙发的抗清斗争，清军后方发生动乱，一时无力继续南进。尤其多铎主力北返之后，江南留守兵力相当单薄。但鲁、唐二王政权不但没有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发展抗清斗争，反而在自己人之间为争正统地位而形同水火，所以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效果。
　　【七 黄道周之死】
　　黄道周是福建人。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固有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可能。自从黄道周天启二年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
　　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因为弹劾大学士杨嗣昌，当面顶撞崇祯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为有黄道周才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五十八岁了，他的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完。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即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后，马上下了诏书，命黄道周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作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软硬兼施之下，他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
　　到了南京，黄道周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杭州跟随潞王，不料潞王才监国六天，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立即跑往福州投奔郑芝龙、郑鸿逵兄弟。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可是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见到黄道周，大喜说：“得此商彝周鼎，当为廊庙羽仪。”于是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黄道周转眼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隆武帝与黄道周君臣相见，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郑芝龙原先是海盗，受明政府招抚后，在崇祯年间曾奉命镇压福建、江西、广东的“山寇”和“海寇”，由参将逐步升到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
　　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1645年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结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仙霞关，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做最后的决战。
　　当黄道周的妻子蔡夫人在老家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施郎（后改名施琅，即后来领清兵攻陷台湾郑氏的那位咤叱风云的人物）当时充当偏裨，随同黄道周出征，他自称“十七岁作贼”，凭军事眼光看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因此，他向黄道周建议，遣散队伍，只带少数经过挑选的人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黄道周为人迂执，不达权变，以为自己有这么一支松松垮垮的军队总比没有好，又把自己的声望估计过高，认为所到之处必将群起响应；何况在他心目中施郎不过一介卑微末将，哪能有什么奇谋良策。施郎见黄道周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不愿陪着他送死，径自返回福建。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汇合，加起来有上万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死反抗。
　　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做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黄道周被客客气气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
　　黄道周是明末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倪云璐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铎则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书法，“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成宝贝收藏起来。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
　　洪承畴又羞又愧，但仍然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妻子，他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朱元璋陵墓）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家乡的方向一一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门人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
　　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衿，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最后一幅大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隆武帝得到黄道周殉难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赠为文明伯，谥忠烈。
　　一百年后，黄道周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八 两个政权相继灭亡】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起初都采取防御姿态。但对鲁王来说，形势更为严峻，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说，鲁王政权处于抗清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
　　鲁王的兵力约二十万人，基本上沿钱塘江布防。在鲁王的将领中，有的赞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提出应首先加强绍兴的防御，意见不一。但对鲁王来说，却有他独特的私心。他和忠于他的大臣知道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绝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权的承认，却希望能仗着地利攻克杭州，然后进取南京，先去拜谒孝陵（朱元璋的坟墓），这样他就能建立起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于是，为了保住浙东，进而恢复失地，鲁王政权先后两次进攻杭州。
　　1645年八月，方国安、王之仁进攻杭州，没有得手。
　　1645年十一月，鲁监国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节制诸军。十二月十九日，朱以海亲自到钱塘江边西兴犒军，每名士兵赏银二钱，“责限过江，攻取杭城”。二十四日，方国安、马士英、王之仁派总兵三员领兵二万多名过江，迫近杭州府城。清军分兵三路迎击，明军大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十八人。
　　本来这两次跨过钱塘江的进攻对杭州造成了威胁。但是由于鲁王军队之间配合很差，基本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清军各个击破。
　　1645乙酉年十二月攻杭州战役是鲁监国政权的一件大事。这次渡江攻杭战役失败后，鲁监国政权的将领壮志顿消，基本上转为划江扼险的守势。
　　对于隆武政权，隆武帝朱聿键锐意恢复，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但他处境困迫，难以施展抱负，因为郑芝龙的跋扈比弘光时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隆武帝为了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网罗人才，以礼敦聘各地名声较高的官员入朝任职，延请入阁的大学士名额超过了明代任何时期。但郑芝龙却凭借实力根本不把这些文官看在眼里。朝廷建立不久，就发生了朝班事件。
　　郑芝龙自以为帝由己立，朝见时自然应当排于文武诸臣的前面，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却以祖制勋臣从来没有位居班首的先例为理由，坚持不让。在隆武帝亲自干预下，黄道周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接着在一次朝见群臣的时候，郑芝龙、郑鸿逵当着皇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给他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郑氏兄弟怀恨在心，处处加以刁难，何楷被迫请求致仕回籍，隆武帝在郑氏兄弟的威逼下，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他暂时回乡养病。
　　但郑芝龙仍不肯罢休，派人在半路上化装成盗匪，截杀何楷。何楷见“盗匪”拿着白晃晃的刀子跳了出来，知道一定是郑氏指使，镇静如常，站出来说道：“知君所欲得者，吾头耳，毋及他人。”并主动将脖子伸出去，等着被“盗匪”砍。伸颈命取之。“盗匪”反倒愕然不知所措，半天才说：“好一个都院，且取若耳可矣。”于是只割了何楷的耳朵，回到福州向郑芝龙报告说已经杀了何楷。隆武帝听说何楷被盗匪所杀，哭了好几天。当时有人作对子讽刺说：“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郑芝龙的跋扈由此可见一斑。黄道周的死对隆武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之后隆武帝已经明白除非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按照理想的情况，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从这样的战略部署来看，江西的地位就格外突出。
　　但十分可惜的是，隆武帝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予厚望湖广长沙的何腾蛟一样私心自用，并没有派精兵强将从湖南入江西迎驾。满清方面的洪承畴却已经看出了隆武帝的部署，抽调了大量兵力赴江西，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江西战局为此逆转。
　　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二月，清军再次南下，经苏州进抵杭州，预备先取浙东。
　　恰好这一年浙江久旱不雨，钱塘江水流缓慢，泥沙淤积。清军到达江边时，见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过马腹，于是分兵两路，涉水过江。渡江后两路会合，大举进攻。方国安等部署的钱塘江防线顿时瓦解，各部明军损兵折将，纷纷逃窜。鲁监国在水师提督张名振等护卫下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
　　绍兴陷落后，鲁监国所封的绝大部分文武官员纷纷投降。兴国公王之仁见大势已去，率领部分兵员乘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打算同隆武帝所封的肃虏伯黄斌卿会师共举。
　　王之仁是直隶保定人，明朝崇祯朝大太监王之心的弟弟，后来累官定海总兵。
　　但黄斌卿据守着舟山群岛，有割据自雄之意，以前对隆武帝都一直不大尊重，更不要说鲁监国的人了。史书上说黄斌卿这个人“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他对王之仁不仅无恤怜之义，反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打算派兵攻杀，掳掠其财物，收编其军队。黄斌卿先是假装答应了王之仁，得到了大批辎重，随即在出海的时候发炮攻打王之仁的船队。
　　王之仁不及防备，兵船损失惨重。他对黄斌卿的背信弃义痛恨不已，下令将自己家属乘坐的船凿沉，家眷共有九十三人，全部溺海而死。王之仁随即将鲁监国颁发的敕印也投进大海，自己留下一条大船，竖立旗帜，鼓吹张盖，直驶吴淞江口。当地清兵以为他是前来投降的明朝高官，送王之仁到松江府，吴淞总兵李成栋不敢怠慢，立即将王之仁转送南京。于是，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洪承畴亲自接见王之仁。王之仁突然间态度全然变了，慷慨陈词，说自己是“前朝大帅，国亡当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后世青史无所征信，故来投见，欲死于明处耳！”洪承畴这才恍然大悟，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来投降的，而是来舍身取义的。
　　洪承畴开初还希望王之仁回心转意，以礼相待，婉言劝他剃发投降。王之仁断然拒绝，大骂洪承畴“反面事仇，先帝赠若官，立庙祠若、祭若，荫若子；若背义亡恩，操戈入室，平夷我陵寝，焚毁我宗庙，若通天之罪，过李陵、卫律远矣”。洪承畴无地自容，恼羞成怒，下令将他以乱刀砍死，葬在雨花台僧舍中。
　　清军进占浙东府县后，唯有督师大学士朱大典据守金华，誓死不降。清军统帅博洛亲自统率满、汉军从绍兴前往金华，把该城四面包围。由于明军在朱大典指挥下凭城顽抗，博洛不得不从杭州调来红衣大炮，浙闽总督也奉命带兵参加攻城。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了二十天，金华才被攻破。朱大典带领家属和亲信将校来到火药局，用自己绳索捆在火药桶上，然后点燃了引线，轰地一声，壮烈成仁。有人评价说：“盖浙东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者。”但这位朱大典却是明末官场上著名的贪官。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华人，万历丙辰进士。史书上说朱大典“饶有才，而性奇贪，多行暴虐”。他督师凤阳的时候，“括取财贿，四府僚属，囊橐皆尽，人拟其富且敌国”。朱大典的贪婪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民族危难之时他却能破家纾难。
　　张岱在淮扬的时候，亲眼看见朱大典贪横，“真如乳虎苍鹰”；然而张岱又亲眼看见朱大典“婴城守婺，破家从忠，继之以死”，实在是叹息他的为人。
　　清军进入金华后，借口“民不顺命，因屠之”，又炮制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
　　顺便提一句，黄宗羲最早在鲁监国政权中担任过兵部主事，已经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离开，转入清方统治区，并且遵制剃头，开始以明朝“遗民”的身份自居。而浙东兵败后，为黄宗羲甚至天下人所不耻的马士英这次没有像在杭州那样抢着投降，而是逃入了四明山，削发为僧；后来被清军搜捕，被俘后不屈殉难。马士英曾经两次参加渡钱塘江会攻杭州之役。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延平的隆武朝廷听到清军渡过钱塘江的消息后不久，郑芝龙借口对付海盗袭击，离开了延平。此时郑芝龙已经决定投降满清，秘密下令仙霞关守将放弃天险，自动撤退，这就给清将李成栋和佟养甲的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佟养甲是辽东“旧臣”，他的职责就是严密监视李成栋。
　　鲁监国政权濒于瓦解后，隆武朝廷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尽一切努力挽救局势。
　　画桃花扇的杨文骢所守仙霞关告急后，隆武帝决定去江西赣州。赣州的守卫此刻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以赣州为中心的江西南部是连接福建、湖南的要区，又是广东的屏障。
　　如此危难紧急关头，酷嗜读书的隆武帝并没有意识到噩运已经临头，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走边读，边读边走，根本没有轻装前进。不久，一行人得知清军迫近，隆武君臣大惊狂奔。此时的“御驾亲征”变成了“御驾亲逃”的意思，一边是隆武帝臣下的众叛亲离，离心离德；一边是清军将领的驭兵有方，指挥若定，此间情形，让人慨叹。
　　隆武帝到达汀州的时候，随行的五百多名士卒。1646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有大队身穿明军军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门，声言护驾。守门士兵不知是计，城门一开，原来都是清将李成栋派出化装的清军。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刚入府堂，为清军乱箭射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其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当清军不战而进入福州时，这座城市几乎空了，城中百姓纷纷逃窜，留下的人则立即开始剃发留辫。郑芝龙已经同清军谈判在先，但事到临头，心中开始没谱，于是他派人摧毁了福州的火药库，自己带人退往家乡安平镇。不过，一个月后，郑芝龙不顾他的儿子郑成功和部下许多将领的反对，在福州正式向清军统帅贝勒博洛投降，博洛答应他任福建和广东总督。
　　不久后，郑芝龙就在“朝见新皇帝”的借口下被清军派重兵送往北京。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
　　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则与父亲分道扬镳，与叔叔郑鸿逵一起率部退往金门。而在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淫掠，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郑成功闻讯后，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清兵饱掠而归后，郑成功回到安平，料理了母亲的丧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田川氏的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从此开始了他独挡一面的长期抗清斗争。
　　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郑成功的力量并不大，但在同清方反复较量的过程中，他成功地将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郑成功也逐步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崭露头角。
　　【九 鲁监国的海上政权】
　　1646年，鲁监国和隆武政权相继崩溃。此时东南一带抗清势力按地理位置分为两大块：在浙江沿海，最强的是黄斌卿；在福建沿海，则是溃散的郑芝龙部下的将领。沿海地区还有众多的海盗组织。实际上，许多明水师将领都是海盗出身，南明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后，他们相互间常常为争夺好水手、基地和给养而争斗。
　　1646年（顺治三年，鲁监国元年）六月，鲁监国朱以海在张名振等保护下乘船渡海到达舟山。驻守在这里的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认鲁监国的合法性，拒绝鲁监国进城。鲁监国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无依无靠。
　　九月间，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彩（郑芝龙的族人）、定波将军周瑞带领舟师四百艘来到舟山，见鲁监国处境困难，决定把他迎往福建。鲁监国到达厦门的时候，郑芝龙已经由安平赴福州博洛军前投降，并派人通知郑彩献出鲁监国向清廷请赏。郑彩不愿降清，就把鲁监国藏了起来，另找一个相貌类似的人充当替身，叮嘱部将如果郑芝龙命人来抓鲁监国，就把这冒充的人缢死，蒙混过去。幸好郑芝龙到福州后很快就被清军胁迫北上，顾不上捉拿鲁监国，鲁监国才得以在郑彩军驻地安顿下来。
　　郑芝龙被诓骗挟往北京后，郑氏旧部对满清更加心怀疑惧。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郑系将领一时分崩离析，自寻出路。郑芝龙的老部将林察在福州即将失守时率兵保护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乘船逃往广州，成为绍武政权的主要军事支柱。
　　原先唐、鲁对立的局势不存在了，但由此针对监国鲁王的新政权在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形成了新的党派之分。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成功和黄斌卿等人都以尊奉已经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鲁监国的领导。不过，大多数幸存的文官武将和浙江、福建绅民都以鲁监国作为抗清复明的旗帜。
　　1647年（顺治四年，鲁监国二年），清军主帅博洛已率部返回北京，东南兵力薄弱。鲁监国在福建领导了一些列抗清运动。这其中有胜有负，曾经一度形势大好。但复明各派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终致坐失良机，使清廷得以凭借有限的兵力各个击破。
　　举个例子来说，郑彩曾经因为支持鲁监国而同郑成功闹翻，被鲁监国封为建国公，但郑彩支持鲁监国的目的却跟郑芝龙支持隆武帝一样，都希望能把持朝政。1648年（顺治五年，鲁监国三年）正月，郑彩悍然击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愤慨不平，郑彩又命部将诱擒郑遵谦，迫使他投海而死。鲁监国对郑彩的跋扈自雄、擅杀大臣极为不满，但却无可奈何。
　　1647年（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廷派遣礼部侍郎陈泰为靖南将军，率兵南下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的军队大举反攻。鲁监国此时内外交困，内部因为郑彩排斥异己不能团结对敌，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鸿逵、郑成功以拥戴不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绝同鲁监国合作。从1648年三月下旬起，鲁监国政权在福建所收复的州县重新落入清军之手。
　　鲁监国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于1649年正月移驻闽、浙交界的沙埕。六月，定西侯张名振收复了海岸要塞健跳所，鲁监国得以在那里重建他的朝廷。
　　而一度作威作福的建国公郑彩因为郑成功袭杀其弟郑联，占领了厦门（当时的名称是中左所），向鲁监国上表求救。
　　郑成功为了扩大地盘，趁郑彩引兵外出，带领舟师向厦门进发。厦门此时只有郑彩之弟定远侯郑联据守。郑成功采纳施琅的建议，以亲亲通好为名，先给郑联送去稻米一千石，要求郑联让自己的军队登岸。郑联正因为缺粮发愁，又认为郑成功毕竟是自家人，爽快地答应了。郑成功军到达厦门后，突然将郑联部士卒缴械，随即捕杀郑联，郑联的部队都被郑成功收编。郑成功吞并了郑彩、郑联兄弟的兵将、船只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改变了郑芝龙降清后原郑氏集团各自为政的局面。
　　内讧的情况下，鲁监国没有出面调停，他也没有那个能力。而张名振深恶郑彩其人，更是乘机击破郑彩余军。张名振此举也是想与郑成功结欢。郑彩受此打击后，一蹶不振，后来请郑芝龙的母亲黄氏代为疏通，希望能与郑成功和解。郑成功这才让他返回厦门闲住，终老于该地。
　　健跳所实际上只是浙江临海县濒海的一个小地方，很难立足。鲁监国及其随从实际上经常住在船上，以防不测。到1649年秋，健跳所的粮食供应严重短缺，鲁监国不得不放弃他在大陆上的立足点。
　　1649年（顺治六年，鲁监国四年）九月，张名振以舟师护送鲁监国移驻舟山。对于鲁监国的到来，黄斌卿自然是极不情愿。他借口自己是隆武帝封的官爵，不便接待鲁监国，又“以地窄粮寡”的理由，表示难于供养鲁监国属下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张名振和黄斌卿本是儿女亲家，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张名振开始和他的部下密谋除掉黄斌卿；兵变发生后，黄斌卿被砍伤后沉入水中淹死，他的两个女儿也投水而死。
　　鲁监国终于在舟山站住了脚，重新整顿朝政。但这个时候鲁王政权处于孤立状态，除了采取守势外，它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生存下去。从这时起到1651年（顺治八年、鲁监国六年），舟山群岛成为鲁监国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军，这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649年（顺治六年）开始，清方大搞策反活动，派奸细潜入义军，借鲁监国政权内部的不稳定因素煽风点火，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由于意见不和，舟山一些将领先后离开，南下福建投靠郑成功。
　　1651年（顺治八年）初，在舟山又爆发了张名振同王朝先的冲突。王朝先原来在舟山受到肃虏侯黄斌卿的压制，内心深为不满，于是同张名振策划了刺杀黄斌卿的行动。但之后鲁监国只对张名振信任有加，委以节制诸军大权，王朝先又感到不公平，声称要公开宣传袭杀黄斌卿的主谋是张名振。由于在舟山黄斌卿的旧部尚多，张名振惟恐导致内变，就先发制人，在1651年二月乙卯日早晨由阮进派健卒冲入王朝先帐中。“朝先未衣，奋夺刀，杀进数人，势不敌，走阁部张肯堂邸，肯堂请避入内室。朝先顾身裸不肯入，反与进对仗庭中”，结果被追卒杀害。事后，张名振即将谋害黄斌卿的责任推到王朝先身上，说他“擅杀斌卿，忘谊不赦”。但是，事情并未因此了结，王朝先的部将张济明、吕廷纪愤恨不平，逾墙坠城，夺得船只驶往宁波向清总兵张杰投降，告以舟山虚实，愿意充当向导。很快，清军兵分三路攻舟山。张煌言和张名振力图围魏救赵，奉鲁监国率军北上攻吴淞。然而舟山却遭到清兵的重兵围攻而失陷。鲁监国的大多数亲属和朝臣壮烈牺牲，其中许多人自尽。张煌言、张名振只得率部航海至厦门，依附郑成功。
　　由于郑成功不承认监国政权，而在西南建立的永历朝廷基本上得到了包括郑成功在内的南明各方势力的一致拥护。1653年三月，鲁监国朱以海为了大局，也承认了永历帝的正统地位，派使者上疏提出退位归藩。永历帝为了维护朱明王朝对东南地区的影响，仍然让朱以海保留监国的名义。但这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福建沿海的抗清实力基本上控制在郑成功手里，鲁监国只是作为“寓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鲁监国政权既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基地，飘泊无所，粮饷无源，客观上形成投奔郑成功的势态。这样，在鲁监国的文官武将中就出现了分化，有的转入郑成功部下，如闽安侯周瑞等人；有的则以寓公自居。定西侯张名振和监军张煌言始终只愿同郑成功保持同盟关系。
　　郑成功初见张名振，颇为轻慢。张名振袒背露出刺绣甚深的“赤心报国”四字，郑成功这才肃然起敬。但郑成功对张煌言却一直相当敬重，曾称赞他始终忠于鲁监国“与吾岂异趋哉”。二张在依附郑成功期间，始终保持着军队相对的独立性，避免了被吞并的危险。但双方的隔阂以至疑惧自然是难免的。
　　在中国一度不明确的混乱中，南明曾经不断派人去日本招募兵士，以取得武器和战争物资。隆武帝曾经派人求助于江户幕府，鲁监国曾与日本中极有势力的岛津氏族联络，但日本人对这些请求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十 郑成功的崛起】
　　舟山失守以后，鲁监国朱以海来到厦门依附郑成功时，部下的兵将还不少。郑成功把鲁监国的兵败来会，看成是建立自己独霸东南沿海局面的良机。邵廷采在《东南纪事》中记载：“郑芝龙之北也，遗书戒成功曰：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郑成功自从起兵以来，基本上是按照郑芝龙的路子走的，即以闽海为根据地，对浙江以北、广东以西沿海武装，不管是属明还是属清，一概视作异己力量，千方百计加以兼并。
　　郑成功不承认近在咫尺的鲁监国政权而遥奉永历，并不是由于朱由榔在血统上近于帝室，而是欣赏“天高皇帝远”，这符合他一贯的思想：“东南之事我为政”。在郑成功内心深处，未必真的尊重那位永历皇帝。1649年（顺治六年）前后，郑成功为了粮饷，与南明永历政权的郝尚久争夺潮州，导致清军乘虚而入，郝尚久一怒下投降了满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潮州就落入了满清之手，郑成功和南明永历政权谁都没有占到便宜。这充分说明了郑成功扩张自己的领地的策略，这大概是他们海盗家族的天性使然。只不过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郑成功这样的表现只能说明他缺乏作为统帅人物的全局观。他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的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在许多事情中都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详细来讲郑成功的一生。
　　1644年国变的时候，郑成功还只是个书生，一直呆在福建老家。中国有句古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对于郑成功来说，若不是1644年的那场大变，他大概永远也成不了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因为此时郑家在东南沿海财大势大。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郑成功都是一个使史学家、剧作家着迷的传奇人物。郑成功于天启四年（1624年）生于日本。幼读书，为南安诸生。福王时，郑成功入国子监，师礼钱谦益。郑成功开始只以读书为事，未曾预兵柄，一直到郑芝龙投降满清，才慷慨募兵。郑成功回信给父亲的招降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然后，将他平时所穿的儒服烧了，拜辞孔庙，乘巨船而去。
　　郑成功在叔父郑鸿逵的支持下，率领部下先在广东南沃岛起兵，继而挺进厦门鼓浪屿，1650年（清顺治七年）占领厦门、金门两岛。以后与清军展开不断的战斗，逐步收复了福建漳、泉地区，并控制了北至浙江舟山，南至广东潮惠的东南沿海地区。
　　郑成功从1646年底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几年内，郑成功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召募文武人才。他“国姓爷”的名头，为他招集兵将、扩大军事实力提供了不少方便。
　　1651年（清顺治八年），郑成功的军队日益扩大，粮饷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郑成功决定亲自带领主力前往潮州，筹集粮饷，留堂叔郑芝莞留守厦门。郑成功出师后不久，遇到郑鸿逵前来接应。左先锋施琅此时已经看出厦门新定，主力在外，难免生变，此行结果也难以预测。但施琅知道郑成功性格刚强，不敢直说，就假说自己做了个梦，预示出师前景不利，请郑成功慎重考虑。郑成功并没有听出施琅的弦外之音，认为他白日说梦，心存胆怯，当即下令把施琅的左先锋印和部下兵将移交给副将苏茂掌管，让施琅随定国公郑鸿逵一道回厦门。
　　果然如施琅所料，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获悉郑成功主力已经南下，厦门守兵单薄，预备攻打厦门。但这三人并非是为了清廷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腰包。郑芝龙因为是海盗出身，开创了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积累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这三人对于郑氏家族的巨额财富早就垂涎三尺。
　　这其中还有一层微妙之处。郑氏家族除了郑芝龙被软禁在北京以外，郑芝龙的母亲黄氏和五弟郑芝豹仍然居住在安平老家，处于清方的控制下。张学圣三人密议后，先去跟郑芝豹打了招呼。三人调集军队偷袭厦门时，搜集了七十条船，其中郑芝豹就提供了八艘。
　　厦门守将被击败，郑芝莞惊惶失措，乘船逃跑。不久，清军攻入厦门城内，仓猝之间郑成功的妻子董氏带着郑经、怀抱祖宗牌位乘小舟逃到郑芝莞船上。寄居厦门的大学士曾樱自杀。清军占领厦门后，把郑氏家族的金银财宝掠夺一空。
　　张学圣和黄澍在厦门分赃后，就先行离开，马得功仍留在岛上。这时，郑鸿逵带领的军队到达厦门，“复将城围住”。马得功被困在厦门城内，无法脱身，又估计到郑成功主力回师后必遭灭顶之灾。于是，他派人去安平向郑芝龙的母亲求情，请黄氏写信给郑鸿逵，让他网开一面。郑鸿逵碍于母命，除了归还缴获的郑芝豹提供的八艘船外，另派三十艘兵船将马得功及其部众送回大陆。
　　不久，郑成功率舟师返航，得知事情始末后，将郑芝莞斩首，传示军中。郑鸿逵知趣地交出了全部军队，不再参与军事，只留下部分船舶从事对外贸易，自己搬往白沙居住，之后老死在那里。
　　到这个时候，郑成功已经排除或完全制服了他在郑氏家族中所有的对手；并且，在这年年底，他合并了绍兴的鲁王朝廷失败后幸存的水师。这标志郑成功崛起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他这时候才二十七岁。但就这时，发生了施琅叛逃的事件。
　　各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个人的恩怨有时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施琅和郑成功是明清双方争夺福建沿海地区和台湾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物，所以这两位先后咤叱风云的人物的分道扬镳对时局有很大的影响。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最初在明总兵郑芝龙部下任左冲锋。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进福州，施琅跟随郑芝龙投降清军，然后被拨归佟养甲、李成栋麾下，从征广东，攻打南明两广政权。李成栋突然“反清复明”后，施琅也跟着李成栋“反清复明”。施琅这个人的忽明忽清跟吴三桂和李成栋大不一样，他是个典型而纯粹的军人。从施琅的前后表现来看，他是个勇敢的将领，但缺乏政治主见，在政治上表现出反复无常。对他而言，谁当政都无所谓，“士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唯一行为准则，他总是以个人的立功扬名置于王朝利益之上；但这也充分表明施琅并无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但因为南明内部争斗不断，加上李成栋对福建将领的排挤，施琅等闽将又重新投归郑成功。
　　清军袭占厦门岛时，施琅率领部卒数十人奋力作战。郑成功回到厦门论功行赏，奖给施琅白银二百两。表面上郑成功是赏罚分明，但施琅一贯恃才傲物，郑成功早对他怀有戒心。所以尽管郑成功肯定了施琅在厦门迎战清军的功绩，却不肯归还他的兵权。
　　施琅在广东时曾经委婉地提请郑成功注意主力西进后后方兵力单薄的危险，郑成功听不进不同意见，解除了他的兵权。在施琅看来，自己在总的用兵策略上提的建议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遣回厦门以后又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满心以为郑成功班师归来将恢复自己的左先锋职务。不料，郑成功回到厦门以后，并不让他官复原职，左先锋仍由苏茂担任，而且提升施琅的副将万礼为镇将（即总兵），施琅依旧落职闲住。
　　施琅因此大为不满，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怒形于色，得意时踌躇满志，失意时口吐不满，竟然向郑成功说自己心灰意懒，想去当和尚，借以试探郑成功对他的态度。郑成功并不为所动，只叫他另行募兵，组建前锋镇。施琅见难以挽回，一气之下真的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愎自用，自然对施琅的态度衔恨在心。
　　不久后就发生了曾德事件。曾德原先是郑彩部下的将领，郑芝龙降清后，曾德不大得志，在郑成功军中受施琅节制。施琅被削去兵权后，曾德为求出头之日，利用过去在郑氏家族军队中的关系投入郑成功营中，充当亲随，即所谓“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促令杀之”。
　　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勃然大怒，断定他是反形已露，命人包围施琅住宅，将施琅和家属全部逮捕。不可思议的是，施琅被捕后，竟然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居民的掩护下，奇迹般地逃到大陆。郑成功获悉施琅已经逃入清方管辖区后，怒不可遏，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处斩。
　　施琅虽然逃走，却还没有投靠满清，直到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后，这才对郑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了清朝。
　　后来的事实证明，施琅在明清之际确实是数得上号的出类拔萃的将才，但他在军旅生涯的前期始终没有受到重视：跟随黄道周率军援赣时所提建议被拒不听用；降清后随李成栋入粤又备受压抑；广东反正后转入郑成功部下本想大显身手，却仍受到部分将领的排挤，郑成功也未能发挥其所长。而后来康熙皇帝对施琅恩威并用，深得御将之道，施琅作为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的才能充分得以展现。
　　郑氏家族靠海上活动起家，而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因为郑成功处置失当，施琅投入了清方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这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是关系匪浅的。
　　从1651到1652年（顺治八至九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郑成功对清廷来说，有如芒刺在背。从1652年起，顺治皇帝利用被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开始与郑成功和谈，历时两年。为了表示诚意，清廷还将1651年攻入厦门掠夺郑成功等人家产的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兴泉道黄澍交三法司审讯。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张学圣、马得功、黄澍一口咬定“城内没有财物”，抵赖得干干净净。三人暗中用赃物买通了一些官员，三法司在定罪时游移其词，最后不了了之。但逮捕巡抚、总兵、道员一举，实际上是对郑成功表示一种和解的政治姿态。
　　清廷让郑芝龙出面写信，动以父子之情，并表示只要郑成功剃发归顺，即可保持自己的军队，仍旧镇守福建沿海，不必进京，借以解除郑成功担心重蹈父亲覆辙的疑虑。而郑成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劝降书信迅速作了回答。
　　在这里，人们有机会看见了郑成功一生中最狡诈的表演。他真的考虑降清吗？他对落在清廷手中的父亲和其他亲属的命运真的无动于衷吗？或者，他拖延谈判是为了筹集战争资金和保护他的父亲？
　　显然，郑成功把“和谈”看成是一种缓兵之计；而清廷的目的则是“招抚”，就是说，让郑成功心安理得地投降。在这样各怀目的的情况下，双方自然永远达不成协议。郑成功表面上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但因为清军一贯的不善水战，满清同样也赢得了时间。所以在和谈失败后，双方都急切地要一决雌雄。
　　1654年（顺治十一年）年底，清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郑成功。郑成功则立即出兵收复漳州，并包围了泉州。这个时候，郑成功写信给泉州守将，说你们先投降我，我再带你们投降清朝。郑成功的态度似乎有些游移不定，到底主和还是主战，是为清还是为明，但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地盘。郑成功的这种信件当然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被福建巡抚佟国器回信斥之为“侈口而谈，骄蹇满纸，殊堪喷饭”。
　　面对清方主力的迫近，郑成功采取的对策是扬长避短，把兵力集中到海上。为了避免清军凭城固守，他下令拆除了大陆上邻近厦门的大多数城市和据点的城墙。同时，清廷颁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
　　之后不久，郑成功派人会同张名振部收复了舟山群岛。但不久后张名振去世，死因众说不一，一说为郑成功派人毒死。张名振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旧部托付给监军兵部右侍郎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管。但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张煌言成了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济度于1655年九月到达福建，他的军队由于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直到1656年四月，他才有能力对金门岛发动一次进攻。随后的战斗被飓风打断，结果清军舰队全被摧毁。
　　本来形势对郑成功十分有利，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海澄事件。
　　郑成功御将之道一向以严著称，但他的性格过于刚强，往往失之偏激。左先锋苏茂因为曾经掩护施琅逃走，一直为郑成功记恨，借小过将他斩首。最不可思议的是，郑成功在处死苏茂之后，立即派因同样的过错被责备的黄梧和苏明（苏茂族弟）镇守海澄县。这里“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郑成功动员大量人力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屯积大量军械、粮食，使之成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大陆前进基地，同金门、厦门组成犄角之势。黄梧既牵连受责，心怀二意，就同“痛兄苏茂被戮”的后冲镇副将苏明密谋降清。1656年（顺治十三年）六月，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叛变，把海澄县献给清方。海澄之失，对郑成功是一个重大打击，迫使他提前开始他的北伐。
　　1658年（顺治十五年），清军三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几次长江之战在张煌言一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多提。总之，由于郑成功的私心自用和坐失良机，郑成功的长江战役最终以失败告终。时为1659年秋。
　　【十一 收复台湾】
　　在进攻南京战役失败以后，郑成功把目光转向了台湾。郑成功为人志大才雄，遇事独断于心，具有极其坚毅的性格。在决策收复台湾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
　　当时许多人都不赞成郑成功的决策复台，因为当时的台湾远在海中，又是一个疾病流行的蛮荒之地。张煌言还认为郑成功复台的目的是脱离抗清前线，仅从郑氏一家私利考虑，取远离大陆的台湾为安身立命之所。但是，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清廷已经比较牢固地稳定了在大陆的统治，郑成功必须面对现实，为解决数十万兵员和其他人士的粮食、物资供应，光靠金门、厦门、南澳等弹丸之地是绝对支持不下去的，而台湾地大，可以垦荒种田，加上靠近东南亚，可以大力发展贸易，能够解决绝大部分军需。郑成功正是有见及此，不顾张煌言和部下多数将领的反对，毅然决定收复台湾。台湾之役也使国姓爷（Roksing Koxiga）之名随着“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的败退显于欧洲。
　　荷兰在历史上有过一段耀眼的辉煌。十七世纪上半叶，它拥有商船一万六千艘，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四国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荷兰人垄断了世界的贸易，荷兰商人的足迹遍及五大洲各个角落，因而荷兰人被称之为“海上马车夫”。荷兰十七世纪上半叶对海上的垄断权，当成为后起的英国海外扩张最大的障碍和威胁之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英荷战争（1652～1674年）后，尽管荷兰在军事上没有完全输给英国，但从整体上说，荷兰海上实力大为削弱了。荷兰在经济、贸易、海运方面的实力大为下降，从此“海上马车夫”把海上霸权让给了英国，沦为欧洲二流国家，英国成为海上霸主。英荷战争因此成为“海上马车夫”永久的憾事。
　　再来看看台湾的历史。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屿，岛上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然而，在荷兰人据台统治及明郑时期之前，台湾原只是一个海上荒岛，一个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原住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在中国的史料中，也只留下“夷州”、“流求”等无法确定是否就是台湾的记载。即使在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时，台湾仍旧在航线之外。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葡萄牙水手的一声惊叹：“福摩萨（欧洲人对台湾的称呼），美丽之岛！”才唤来了西方国家对台湾的注意，也把台湾推上了各方海上势力觊觎、驻足的舞台。
　　对海上贸易集团来说，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台湾往东可达日本，往西通过台湾海峡可抵福建泉州，取得中国内地的丝绸，由泉州横越南海，则可到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的大型贸易站马尼拉，经过马尼拉，还可以南行到印尼，或横向途经旧金山绕到墨西哥。因此，从十六世纪开始，台湾就是太平洋贸易区往来的中继站，所以才会引起国际航海帝国主义的重视与争夺。
　　然而，对于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各路海盗或海上非法贸易集团而言，台湾仅是个歇脚避风、躲避政府追剿之地；对明朝当局来说，台湾只是一处瘟疫蔓延、土著凶悍的化外荒岛。汉人真正开始移民台湾，迟至明代中叶才开始。
　　当时因部分倭寇、海盗以台南为基地，不断扰乱附近的海域，使得大陆东南沿海居民与台湾原住民皆深受其害，明朝廷因此几次派兵讨伐，与原住民有了初次接触，也开启汉族移民之始。闽粤一带陆续有居民因为逃难、捕鱼、经商等目的移居台南，在一鲲身（即今安平一带）、北线尾沙洲一带逐渐形成聚落。
　　1624年，原占领澎湖的荷兰人被明朝军队所逐，转而进据台湾南部。从那时候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将台湾作为他们在西南海岸的一个贸易殖民地。荷兰人占领台湾的这一年，恰好也是郑成功在日本出生的一年。
　　台湾的荷兰人同垄断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但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不好，因为郑成功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当时东印度公司中已经有人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年，台湾发生过一次反抗荷兰人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被荷兰人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所以从那时起，荷兰人对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都很紧张，生怕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当时，荷兰在台湾的兵力只有一千多名；但设在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军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中午，两万五千名郑家军在金门岛东向的料罗湾，登上了近四百艘战船。晌午时分，旌旗飞扬的庞大船队，乘风破浪驶向台湾的中继岛，澎湖。次日，船队来到了澎湖，泊峙内湾，郑成功派出船只到大员附近海面侦查，并在澎湖整装，等候顺风出发。
　　二月初六夜，为了抢潮水，郑成功决定冒险启碇，在强风巨浪中向东南方航进。次日黎明，数百艘高挂着郑字旗帜、漆着太阳与月亮并存的日月旗军船，在蒙蒙雾中，悄悄来到鹿耳门外港，于北线尾岛外的海边下锚。
　　中午过后，郑成功在船头摆下香案，向天祷祝，祈求一战成功。不久，鹿耳门水道开始潮涨，顺风吹送下，船行如飞，战船趁势涌进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此时船队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线尾外海原处，另二批陆续鱼贯进入鹿耳门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两面和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之间。
　　傍晚，郑军水师冲过荷军防线，先在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约在今台南市忠义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陆，接着进占赤崁，直逼普罗民遮城。五月四日，普罗民遮城的荷兰守将弃城投降，结束了这场“鹿耳门之战”。短短五天，郑军便攻陷了战力薄弱的普罗民遮城，迫使荷兰人全数退守在隔着台江水域、位在普罗民遮城对岸的热兰遮城，双方开始了长期的对峙交战。
　　次年二月一日，热兰遮城里的荷兰人终于不敌郑成功军队的围困夹攻，终于与郑成功签订缔和条约，历时九个多月的郑荷对峙交战局面，最后在仅仅数天的缔和过程中划下句点。自此，郑成功正式统治了台湾。
　　郑成功写下这首《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三十八年前，公元1624年，荷兰人在福建巡抚的默许下占领了台湾，而这一年正是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出生的一年；没想到三十八年后，郑成功踏上台湾这块土地，驱逐了荷兰人，开启台湾汉人社会的历史新页。
　　由于郑成功的母亲为日本肥前田川氏之女，过去，郑成功一度被日本视为占有台湾的幻想，而他赶走荷兰人这段历史，至今仍被视为日本的荣光。在日本的传统戏剧中，有一出《国姓爷合战》，讲的就是郑成功打败荷兰人那段历史。而在中国历史上，郑成功是前明的忠臣，是清朝可畏的敌人，而在当代大陆与台湾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下，郑成功则被强调为“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
　　为了促进台湾的开发，加强对部下的控制，郑成功命令把将士和官员的家属送来台湾。“时东荒初辟，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惮法严，皆迁延不行”。此时台湾还处在开辟阶段，条件非常艰苦，郑成功急于求成，立令过严，在军队中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了抵触，人心不平，流言也随之兴起。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暗中勾结。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世子郑经，命他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被迫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
　　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部下的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1661年（顺治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等全家十一口“照谋叛律族诛”。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深感悲痛，尽管他在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中已经指出，由于他父亲“自投虎口”，就必须承担后果。他对此后果也早有思想准备，但父亲和无辜的弟弟、侄儿满门抄斩，毕竟不能无动于衷。
　　1662年四月，林英从云南逃回，报告了永历帝在缅甸被清军俘虏，西南抗清武装只剩下李定国率领的残部退往边境地区的消息。这意味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势已告结束，清廷将集中力量对付郑军。郑成功利用永历朝廷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的算盘破灭了。他此时已经陷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这愈发导致郑成功心理失去平衡、举动乖张。
　　郑成功心中郁积的忧闷终于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世子郑经留镇厦门，同四弟的奶妈陈氏通奸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在豪门大家中并不罕见。开初，郑经向父亲报告侍妾生了个儿子，郑成功因添孙高兴，赏了一点银物。不料，郑经的妻子是原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意思是唐氏不讨郑经欢心。唐显悦为孙女鸣不平，写信给郑成功，大加非难地说：“你儿子跟奶妈私通生了儿子，你不加责备，反而赏赐，像你这样治家都不严的人，怎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呢？”
　　唐显悦写这封信纯粹是为了发泄私愤，但此时郑成功正因复国无望而积愤于心，看了信后气塞胸膛，立即下令处死郑经、奶妈、孩子，甚至包括郑成功自己的妻子董氏，因为她治家不严。守卫金门、厦门的将领接到命令后，大为震惊，力图大事化小，为董氏和郑经求情，提出只杀奶妈和孩子。但郑成功不听，还解下自己的佩剑让人带到金门，交相关将领执行。金门和厦门诸将只好联合起来，抗拒郑成功稀奇古怪的命令。
　　郑成功见部下拒命，心中愤闷已极，五月初一日，他已感不适，仍每天登将台手持望远镜眺望澎湖方向有没有船来，直到初八日，完全绝望，气噎而死，享年三十七岁。传闻他死前已经精神错乱。
　　福建厦门江口曾经有郑氏庙，有人题诗说：“海山苍莽水泱泱，二百年来旧战场。赐姓延平有遗庙，草堂诸葛尚南阳。望断燕云十六州，书生涕泪海天愁。重瀛缔造披榛昧，同抱东南半壁忧。扶襟海砦大王雄，富贵还乡不负公。凭吊沛中诸父老，登台如见旧歌风。”气象沉郁，词意悲壮，抚今怀古，不尽低徊矣。
　　此时世子郑经还在厦门，郑成功的五弟郑袭想乘机继承郑成功的王位。郑经率师先到金门，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先杀了守将郑泰。郑泰正是极力替他向郑成功求情的人，郑经如此行事，未免让人心寒。郑泰的弟弟郑鸣骏及诸宿将“皆惧”，先后投降了清方。
　　郑经随即以陈永华为咨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大军回师台湾，为争夺台湾的最高权力跟亲叔叔大打了一仗。郑袭的军队溃败，不过郑经只杀了亲叔叔的左右亲信，未杀郑袭。1681年，郑经死，内部乖离。1683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
　　从1662年四月到六月，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郑成功、李定国相继离开人世，标志着南明复兴最后一线希望的彻底幻灭。在这以后，郑经和坚持于夔东的抗清武装虽然仍以永历纪年，但“明”作为复兴的号召，已完全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
　　张煌言在浙江福建沿海的反清活动也告失败。在永历朝廷覆灭以后，张煌言力主拥立鲁监国为帝，但是自从郑经掌权以后，鲁监国的“宗禄”被停发，日常生活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即位做皇帝。鲁监国日益病重，于1662年十一月“中痰”去世，死于气喘病。鲁监国死后，张煌言完全绝望，天下俱是如此，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了，不久后他就解散了军队，自己隐居了起来。


　　第三章 最后的永历
　　【一 桂王与唐王之争】
　　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九月，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绅中又一次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继统问题再次提上紧急日程。此时二十二岁的桂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活着的亲孙，也是崇祯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弟，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人选。
　　清军占领浙江、福建以后，客观的形势造成了南明残余势力向西南转移。原任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提议拥立朱由榔即位继统。掌握地方实权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却心怀观望，拖延不决。直到接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的亲笔信通知隆武帝已蒙难，建议速立桂王以后，才决定参加拥立行列。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经过照例的三疏劝进，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
　　朱由榔在1644年国变前，就已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
　　桂王朱由榔，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第七子。初封永明王，天启七年（1627）九月二十六日就藩湖南衡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部进军湖南，永明王朱由榔在永州被大西军俘获，落入了张献忠之手。正在性命难保时，朱由榔意外地受到一个混入大西政权的明朝官员的暗中保护，又恰逢张献忠决定作战略转移，率领大西军入川。大西军北上后，明朝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领四千多名士卒开进湖南永州等地，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1645年弘光朝廷覆亡，广西巡抚瞿式耜有意拥戴朱由榔的哥哥朱由楥继位。但当时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东南，支派甚远的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兄弟和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监国而称帝。瞿式耜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因受隆武帝的猜忌而被调职。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朱由榔被册封为桂王。
　　朱由榔相貌堂堂，据说很像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可是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因为父、兄的相继去世，朱由榔才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统人，但他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却一窍不通。凑巧太监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他的府中，这人早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受到皇帝的信任，懂得宫中“故事”，指点仪注，使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王坤因此深受宠信。丁魁楚参与拥戴稍迟，又惟恐当不上首席大学士，于是同王坤串通结纳，得以如愿以偿。王坤的弄权，使永历朝廷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
　　朱由榔监国七天后，就传来了江西赣州失守的消息。尽管广东肇庆距离江西赣州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却举朝汹汹，监国的喜庆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司礼监太监王坤主张立即逃难，首辅丁魁楚随声附和，几天后，小朝廷终于逃往广西梧州。这种惊惶失措的举动，对于维系广东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朱由榔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这就是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又一次演出了明室宗藩同室操戈的闹剧。
　　1646年八月福州陷落后，隆武帝的弟弟新唐王朱聿鐭仓惶乘船逃到广州。隆武朝的大学士苏观生与丁魁楚素有过节，福州陷落时他正在广东募兵，出于个人恩怨，他提出“兄终弟及”之说，于十一月在广州拥立朱聿鐭为“监国”。三天后，就举行登极大典，改元绍武。绍武政权最重要的一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朱聿鐭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和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朱由榔等人自知逃离广东铸下大错，为了收拾广东民心，立即东返肇庆，随后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南明又出现二帝并存的局面。
　　对此，清人计六奇评道说：“肇庆府去广州仅四百里，拥立时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复不颁新天子诏，元勋大老惟鬻爵择腴是务。至于军国重事，如峡以外设守广州，防御梅岭，俱不暇顾，且暂为目前计而已。”
　　可见，在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这样的危急情况下，南明这些官绅们，仍蹈明后期的积习，各自怀着野心，死死抱住一个王子皇孙，作为政治资本，只顾他们自己加官晋爵，实现“佐命元辅”之野心，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拥立后，尽管他们之间还继续做说服工作，但结果只是加深了矛盾，怨隙越演越深，最后导致兵戎相见。
　　桂王和唐王的争立，给南明残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乱。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章旷以及其他文武官员都先后收到了两个朝廷颁发的“喜诏”，虽然他们基本上都站在桂王朱由榔一边，唐王使者处处受冷遇，但事实上朝廷的威望相对被削弱，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
　　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以后，立即派兵科给事中彭燿等人前往广州，劝说朱聿鐭取消帝号，退位归藩。彭燿到达广州后，声泪俱下地劝说苏观生不要同室操戈，还说绍武之立纯粹是苏观生个人“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苏观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燿等人拖出处斩，随即调动军队，派陈际泰向肇庆进攻。永历政权也调兵遣将，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迎击。双方都打着“讨伐”的旗号。
　　两个政权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
　　十一月底，两支南明的“讨伐军”相遇于广东三水，永历军先获胜利，攻杀八百多绍武兵，陈际泰狼狈而逃。林佳鼎初战告捷，得意忘形，挥军直杀广州而来。绍武帝一下子着慌，苏观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数万海盗（现已招安为绍武军）前往迎敌。林察与林佳鼎是旧相识，就派人诈降。林佳鼎信以为真，置林察兵于不顾，径自带领战船追击往海口方向窜逃的绍武残军。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盗个个勇于海战，又富于经验，暗中设伏，突然向永历军船施放火器，永历兵大惊溃败，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就是被自家明军杀死，林佳鼎本人也受炮击，死无全尸。永历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十余骑人马逃出此厄。
　　败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敌。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朱由榔又再次登舟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二 绍武政权的覆亡】
　　与永历政权的“窝里斗”中大获全胜，绍武帝飘飘然，自以为“天授帝位”，开始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学、阅兵的花架子。君臣上下，又大肆封赏，胡乱赐官，究其实也，他只是广州一个城的“皇帝”而已，“七门之外，号令不行”（黄宗羲《行朝录》）。
　　正如古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永历、绍武两军在海口血战之际，李成栋、佟养甲的清军已在汉奸辜朝荐（潮州人，退休明官）带领下攻取漳州，又袭取潮州，并诱降大盗陈耀，攻克惠州。李成栋的清军一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山路崎岖，真正南明的抵抗几乎没怎么遇到，往往是在城下一列兵，南明守军就城门大开，府县守官拿着簿册恭谨献降。为了麻痹广州的绍武帝和苏观生，李成栋还让各地官员书写信件送递广州，报告说没有任何清兵到来，致使广州的绍武君臣相安泰然，自以为没有任何迫近的危险。
　　1646年十二月十四日，李成栋派前锋三百精骑兵从惠州出发，连夜西行，从增城潜入广州北。清军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从水路大摇大摆乘船入城，然后上岸，直到布政司府前他们才在众人面前掀掉头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额的满人发式，挥刀乱砍，大呼“大清兵到！”
　　“鞑子来了！”一句惊呼，满城皆沸，百姓民众争相躲避，乱成一锅粥。
　　绍武帝正和苏观生等人在国子监“视学”，忽然有卫士急报清兵入城。苏观生非常生气，昨天潮州还有信报说一切无恙，今天怎么会有清兵来此！他挥手让左右杀掉报信卫士。
　　入城的清兵很快杀掉广州东门守卫，大开城门，数百清兵策马冲入，大红顶笠满街驰奔，城中顿时鼎沸起来。绍武君臣这才知道清兵真的杀到，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派往肇庆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宿卫禁兵也一时召集不全，一时间作鸟兽散。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绍武帝易服化装外逃，但最终在城外被清兵抓住，关押在府院。李成栋大概因为广州城攻克得太容易，心情不错，没有下令屠城，也没有立刻杀掉绍武帝，还派人送食物饮水给绍武帝。这位一直昏庸无能的朱明爷们倒是有铮铮气骨，坚拒不受，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晚间，趁守兵不备，用衣带自缢而死，和他哥哥一样，做到了“国君死社稷”，总算有点骨气。
　　苏观生则跑到他一手“提拔”的生死好友吏部都给事中梁洪（上洪下金）处问计。梁洪一脸忠义，平静说：“死耳，复何言！”于是两人商定分入厅堂左右的东西房，上吊报国。可笑的是，梁洪入房后，自己掐住脖子嗷嗷叫几声，又踢翻凳子给自己“配音”。旁边的苏观生认定这位好友已自杀殉国，提笔在墙上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然后上吊自杀殉节。梁洪听得真切，马上冲进屋指挥仆人扛着苏观生尸体向清军投降，声言有献“伪大学士”之功，并深获李成栋嘉奖。
　　乱世纷纷，生死是块试金石，忠奸善恶，亲情友情，美丑正邪，一切人间大伦，都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梁洪也是个饱读史书的读书人，故而能把忠臣义士的“戏文”排练得炉火纯青；日后他还“乞修明史”，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只是不知道他将如何在《明史》中怎样描写自己的“戏子”行为！
　　从各地逃至广州的明朝亲王、郡王共十六人，都被李成栋处斩。李成栋杀得兴起，还想屠城，就连满清派来监视他的佟养甲对他的嗜杀也看不过眼，刚好“夜雷震，雨如注”，佟养甲乘机说：“这是老天爷掉下的眼泪。”李成栋对佟养甲尚且畏惧几分，于是没有大开杀戒，但仍然放纵部下在广州城中大掠三日，称之为“放赏”，广州城内的许多妇女多为了避免受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仅存四十天，它唯一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三 逃亡的永历帝】
　　李成栋先后灭了隆武和绍武政权，至此，他的灭明之功臻至高峰。自从李成栋1645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福建，现在又是两广。
　　从深圳开车走广深高速公路，行至一半时总会看到一个大大的路标，上写“道滘”。看旁边拼音，才知第二字念jiào。如此奇怪而又罕为人知的地方，却是李成栋杀奔广东以来第一次惨遇败绩的战场。
　　李成栋、佟养甲攻陷广州城后，又杀入东莞城（明末忠臣袁崇焕老家）。清军四处烧杀，仍是旧习不改。1647年一月（顺治四年），道滘义民叶如日等在江边设伏，忽然出袭，杀掉没有任何防备的数百清兵。东莞清军来援，又被义军杀死二百多。
　　时任广东提督的李成栋大惊。他先派总兵陈甲由水路前往，自率大队人马随后由陆路行军，杀向道滘。义军集各仓船只千余艘，在虎门与陈甲所率的清军大战，歼灭两千多清兵，并擒杀总兵陈甲。清兵能以数十骑袭破城坚兵众的广州，竟载在道滘这个“小河沟”，一时间士民振奋，清军情绪低落。东莞万江一带抗清的明将张家玉闻讯前往道滘，与叶如日以及博罗的明朝举人韩如琰所率乡民一起，集兵齐攻东莞，竟能在一天之内攻下坚城，俘斩当地清军任命的官员，取得重大胜利。同时，起事诸人还上书永历帝，准备兴复广州。
　　刚刚过了一天多，李成栋大队清兵就杀至东莞城，挥兵攻城。不知是有内奸还是火药受潮，义军们事先摆好架在城头的多门大炮关键时刻一个也没响，清军很快就攻上城墙，混战半日，东莞城破，多名义军将领皆在战斗中被杀。李成栋乘胜推进，又与明将杨邦达大战望牛墩，双方苦战了七天七夜，上千义军战死，杨邦达本人也在混战中牺牲。集结修整部队后，李成栋挥兵直奔道滘杀来。
　　明将张家玉以泥砖为垒，遍伏大炮，待清兵攻近时，炮火齐发，清兵死伤甚众，李成栋本人的坐骑也被炮火击中，他自己摔入泥中，狼狈不堪，是他数年战场遭遇中最危险的一次。
　　正在李成栋无计可施之际，张家玉一个表兄李郝思突然来投诚，将道滘防守的详细情况一一禀告，并请求李成栋事成后赏他道滘一块好地。李成栋大喜，马上指挥兵马集中力量进入道滘防守薄弱的东北角，攻入道滘。入城后，清军遍屠居民，把张家玉和韩如琰的宗族杀个精光。当然，李成栋也不食言，赏给叛徒李郝思一块上好的田地（现在的南丫乡李洲角）。叶如日等人一起战死西乡。张家玉暂时逃脱。至此，李成栋的下一个战利品目标，就是在肇庆即位不久的永历帝朱由榔。
　　而永历帝已经在听到广州绍武帝被擒的消息后，狼狈逃出肇庆，开始了他长达十六年“闻警即逃”的流浪生涯。当时，只有瞿式耜坚持死守肇庆，但弘历帝要瞿式耜带兵与自己同行护驾。无奈，瞿式耜赶忙在肇庆部署防守阵地，然后飞速赶往广西梧州与已经逃亡的永历帝相会。不料，永历帝因为担心梧州也不安全，已经在几天前逃去桂林。急赶数日，瞿式耜才追上这位脚底抹油的皇帝。此时的永历帝身边众臣零散。当初在肇庆上船准备逃跑时，大学士丁魁楚、李永茂以及兵部尚书王化澄、工部尚书晏日曙都各携家眷财物上船准备和永历一起出逃，但走到半路，这些人和他们的船全都不见了踪影。
　　永历君臣的争相逃窜，给清军以可乘之机。留守肇庆的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李成栋大喜，随即进军梧州。
　　梧州是广西东面重镇，清军还未到广西，明将陈邦傅已经先行弃城而逃，一时风声鹤唳，人无固志。苍梧知县万思夔怒火中烧，竟然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
　　李成栋大军接近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迎降，于是清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梧州。万思夔见大势已去，就在木龟上写上了“曹烨”二字，然后逃走。
　　最工于心计，最富于表演才能，最能走一步看三步，最善于给自己留退路而下场又最为悲惨的当属永历帝的首席大学士丁魁楚。
　　丁魁楚，河南永城人。万历年间中进士，有吏才，至崇祯九年官至河北巡抚。但此公胆小，清兵一来就弃军而逃。由于他“善事权要”，当时的大学士温体仁百般周旋，使他免于重罚。弘光朝，丁魁楚被重新启用，为兵部右侍郎。永历继位后，封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自恃有拥戴之功，丁魁楚整日只知受贿卖官，派军士在肇庆灵羊峡一带挖掘端砚老坑石头，制作精美砚台玩赏、珍藏。
　　李成栋攻陷广州后，丁魁楚见形势危急，已经在逃离梧州的时候就脱离永历帝，带着家眷和多年搜刮得来的大批金银财宝，笼络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作护卫，私自乘船避往岑溪。为了保护身家财产，丁魁楚暗中派人前往李成栋军中接洽投降。李成栋将计就计，许以两广总督的职位。丁魁楚大喜过望，由岑溪出降，清军将他押回广东，在半路上杀死，其家产和眷属全部落入清将之手，据说仅白银一项就多达八十余万两。后来有人见到丁魁楚的一个年幼孙子被李成栋部将罗成曜收养，问他姓什么，若回答姓丁，立即要遭到毒打。
　　晚明时代，商品经济发达，政治高压，人欲横流。某些士大夫一方面诗词歌赋往来，看以萧散、疏远、清远、淡放，其实一肚子的势利、浮躁、竞取和焦虑。数十年仕宦浮沉，这些人变得十分世故，而纵欲享乐的积习又使得原本清晰的道德感和君臣大义在生死面前变得苍白甚至可笑。文人士大夫危急关头的卑俗和狡诈让人瞠目结舌，就连贩夫走卒在某些时刻都会比他们高尚得多。高尚庄严变成佻薄无耻，豪气凌人变成臣妾意态，悲怆豪放变成奴颜婢膝，壮士情怀变成鹰犬效力。“岁寒，乃知松柏之后凋！”朝代更迭、出生入死之际，虽不乏抛掷头颅为一笑的书生豪气，但我们更多见到的是明代士人的“中年世故”和混乱年代的诡谲奸诈。观其结果，一场空忙！
　　李成栋占领梧州后，曾经派出一小股清军进逼桂林。永历帝依然故我，逃离桂林，准备进入湖南投靠兵力较多的军阀刘承胤。大学士瞿式耜坚决反对，他指出朝廷不组织抵抗，只是一味避敌先逃，会涣散人心。但永历帝根本听不进去，在司礼监太监王坤、锦衣卫马吉翔的怂恿下，向全州逃难。瞿式耜只好请求自己留守桂林，并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要求永历帝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广西，那怕暂驻于靠近湖南的全州也好。不料永历帝畏清若虎，还是逃到了武冈。
　　自永历帝一行离开后，桂林南明官员上至总督侍部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个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转眼都逃个精光，惟有瞿式耜和几个当地下级官员连同兵民一起困守孤城。李成栋部下清兵猛烈进攻，桂林军民拼死抵抗。清军倚恃兵精器良，一时间竟登上西门城墙。
　　危急时刻，刚刚护驾永历帝至全州又急忙赶回的平蛮将军焦琏从阳朔急急杀回，入文昌门与冲入城的清兵竭死巷战，苦斗两日，杀敌数百，终使进攻清兵落败而逃，并缴获了战马、甲胄以及许多武器，取得振奋军心的“桂林大捷”。
　　焦琏鞍马劳累，从桂林一直护送永历帝至全州，未解征衣，又马上星夜兼程赶往桂林浴血死战，获得大捷，在艰难困境之中，取得如此殊功，永历帝竟发旨说：“等到收复平州、梧州后，就给焦将军封伯爵。”同时，永历对身边无尺寸之功的马吉翔等三人却立赏伯爵，借口是他们有“扈驾之功”，其实是“一起逃跑之功”。永历帝如此行事，不能不让南明臣下失望。
　　实际上，马吉翔等人的封爵完全是刘承胤的意思。刘承胤想借以笼络这几个近臣，与他站在一条船上。果然，马吉翔等人与刘承胤一齐劝谏，让永历帝移跸武冈——刘承胤的老根据地，如此，刘承胤就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武冈位于群山之间，地势逼狭，并非什么战略要地。刘承胤、马吉翔等人硬是挟迫永历帝下旨，与众臣一起转移到武冈。这样，永历帝完全落入刘、马的掌握之中。刘承胤进入自家地盘后，为所欲为，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又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的来使，见永历帝流露出不满，就想暗中废掉永历，立岷王为帝。
　　“屋漏偏遭连夜雨”。湖南各地的南明军纷纷落败后，孔有德率领清军直向武冈杀来。刘承胤一面骗永历帝他的部下已经大败清军，一面向孔有德暗中约降，准备献上永历帝为“见面礼”。这个时候，从近处逃回的一个宗室来拜见永历，告诉他清军已在三十里开外的地方。此话晴天霹雳一样，吓得永历惊骇不知所为。幸好孔有德疑心刘承胤诈降，使得此人不得不又再次返回武冈城剃掉头发“表决心”——恰恰这一来一往，给了永历帝及其左右群臣一个机会。刘承胤的老母看不惯儿子所为，暗中将城门钥匙交给了永历帝，永历帝才得逃出生天。
　　清军与刘承胤忙随后追杀，幸亏参将谢复荣等五百多明兵拼死断后，最后全部战死，才保得永历帝一行未被清军追及。逃到半路，永历帝遇到总兵侯性带领的五千多明军，一行人又踅回广西，到达柳州。
　　而此时在桂林，刘承胤派出的军士正与焦琏军士发生内哄，大打出手，李成栋乘机派军发动忽然进攻。多亏瞿式耜等人指挥有方，冒大雨与清兵殊死拼斗，又一次大败清兵，取得第二次“桂林大捷”。
　　【四 南明三忠】
　　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广东十府之地全部沦入清方之手。但就兵力而言，佟养甲、李成栋本部兵马只有四千一百余名，从福建带来的原郑芝龙旧部施琅等部也不过几千人，实力相当有限。1647年正月，李成栋率主力进攻广西，广东清军留守兵员更形单薄。这也是数月之间，永历帝能苟延残喘，在广西和湖南之间来回窜逃的原因。
　　然而，腐朽无能的永历朝廷不知清军虚实，非降即逃，近于自行瓦解。镇守柳州、南宁一带的明庆远伯陈邦傅也被清军声威吓倒，私自派人同佟养甲、李成栋联络，准备投降清朝。在这种危急关头，广东的一批仁人志士奋然而起，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熟悉山川险要，组织义军展开反清活动。
　　广东各地义师的兴起，使坐镇广州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穷于应付，不得不急檄进入广西梧州的李成栋部回援。正是由于他们的斗争，才使永历朝廷免遭灭顶之灾，重新稳定了广西的局势。
　　陈邦彦在绍武争立时，支持永历朝廷。朱由榔派他回广州劝说苏观生改弦更张，正值林察等击败林佳鼎，绍武君臣趾高气扬，陈邦彦知道无法完成使命，藏入高明山中。不久，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偷袭广州，绍武政权覆亡。李成栋军乘胜追入广西，永历朝廷岌岌可危。邦彦“出自山中，临西江之口，望敌旌旗，叹曰：莫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径袭广州，此孙膑所以解赵也。”他亲自前往甘竹滩联络余龙等部义军，率两、三万民军由海路入珠江，声言攻打广州城，使得当时的清广东巡抚佟养甲连发急书，命李成栋回援。这样，在广西四处窜逃的永历帝才有机会摆脱李成栋军的穷追不舍。
　　陈子壮在南海起兵后，经约定花山义军一起里应外合攻入广州，不料消息外泄，佟养甲和李成栋两人联兵，将三千多花山义军全部活埋，并大败陈子壮水军。李成栋又趁势引军猛攻陈邦彦，一路追击，一直打到清远，陈邦彦身中三刀被俘，随即在广州被凌迟处死。临刑前，这位顺德义士赋绝命诗：“厓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番禺人。万历四十七年探花，崇祯朝仕至礼部侍郎，弘光时以礼部尚书召，隆武时以东阁大学士召，均未到职。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立国，仍授大学士。陈子壮虽因丁魁楚窃取首辅，不愿入阁受事，但他是支持永历朝廷的。当绍武政权据广州自立时，他拒不承认，写信给永历朝廷表示拥戴。不久，清军入广，家乡沦陷，陈子壮奋起抗清。花山义军事泄后，陈子壮也在南海被俘，拒不投降，也被清军于广州凌迟杀害。
　　先前在道滘大败李成栋的张家玉一直纠集当地民众，袭扰李成栋军队。陈邦彦兵败后，李成栋又在增城大败张家玉义军。身中九箭的张家玉见势不可挽，放弃了逃跑的机会，慷慨言道：“大丈夫立身天下，事已至此，焉用徘徊！”言毕，遍拜共同作战的义军将领，转身投水而死。
　　在广东剿杀“三忠”（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的过程中，虽然最终杀掉这三人以及数万明朝义军，但李成栋内心深处想必也不会不为所动：同是汉族血脉，同受昔日明朝食禄，二陈一张能够以书生残弱之躯作绝望无援之斗，屡战屡北，屡北屡战，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而反观自己，堂堂七尺武将，手握重兵，为满人鹰犬，屠戮残杀，无数血肉同胞，在自己眼前慷慨壮烈而死。同为人子，不能不令李成栋心中有所感念。
　　【五 李成栋】
　　1647年，趁着李成栋军在广东平灭陈子壮等人，瞿式耜又把永历帝从柳州迎回桂林。1648年二月（永历二年），在全州驻防的郝永忠忽然率军跑回桂林，报说清军正一路追逼，劝永历帝马上逃往柳州躲避。由于郝永忠是李自成“大顺军”出身，他与明朝诸将之间关系一直不睦。此次回桂林，郝永忠部的粮食又一直欠乏供应，这位流贼出身的武夫气恼之下，纵兵大掠，乱兵冲入皇宫府堂，不仅百官被抢劫得一干二净，永历帝本人自己连龙袍也被抢走，光着屁股逃出城外。最后，他又于三月逃至南宁避难。
　　幸亏郝永忠部只是愤恨抢劫，没有别的念头。清军杀到桂林时，瞿式耜又仓皇应战，恰巧南明滇、楚两镇兵将赶到，焦琏又聚集本部人马，诸路明兵殊死战斗，竟又获桂林第三次大捷。
　　喘息绝望之机，南明君臣竟忽然又得到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消息——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和广东提督李成栋陆续宣布反正，重奉明朝正朔，反击满清。
　　金声桓是陕西榆林人，王得仁是陕西米脂人。两人都是明末农民军出身，金声桓号“一斗栗”，王得仁号“王杂毛”，皆是万人敌的猛将。金声桓在明末降左良玉，是左良玉四十八营中最精锐的部队。左良玉死，其子左梦庚降清，金、王两人一起同刘良佐和高进库进攻江西，并长期驻兵于南昌。金声桓、王得仁与清当局的关系，表面看来不错，其实是互相猜疑的。
　　金、王自以为不费满洲一兵一卒，而占州据县，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赏。不料清廷毫无作兴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之后，仅委任金声桓为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王得仁屈居副将。顺治三年（1646），金声桓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他“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同年五月清廷发兵部议奏，结果是驳回了他的要求，只将他的官衔由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并且规定“剿抚机宜事关重大者，该镇应与抚、按同心商略，并听内院洪督臣裁行”。朝命下达后，金声桓大失所望，内心里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别是金声桓、王得仁在收取江西郡县时凭借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银财宝，成了暴发户；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看得眼红，危言耸听，胁迫他们献上钱财。权力和金钱之争，使金声桓、王得仁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增长。
　　恰巧巡按董学成向王得仁索要一个歌妓陪他晚上打炮。“得仁未即遣”，董学成大骂：“我可以让王得仁老婆陪我睡觉，何况一个歌妓！”听罢此言，王得仁按剑而起，大叫：“我王杂毛作贼二十年，却也知道男女之别，人间大伦，安能跪伏于猪狗之辈以求苟活！”于是他提剑直趋，寸斩董学成，然后拜见金声桓。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不愿追随反清的官员，宣布反清复明。
　　尽管金声桓和王得仁的行动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这两个人也缺乏领袖的远见和才干，但这两人的兵卒数目相加共约十万，又有良马万匹，甲械精好。一朝反正，天下震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江西义军纷起，而且远在湖广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员也重新归顺明朝。
　　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导火索往往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没有董学成的贪财好色，可能金、王两人只存“恢复”之心，随时而移，也就不会激起如此大的事端，最终极可能循规蹈矩，一直做大清顺臣。
　　清廷四处调兵，佟养甲也命李成栋率军入援正为金、王两人急攻的赣州清将高进库。然而，此刻的李成栋不动声色，静观时变。
　　李成栋曾经参加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绰号“李诃子”，长期跟随李自成的部将高杰（绰号“翻山鹞”），后来随高杰投降明政府，弘光时任徐州总兵。1645年，高杰在睢州被许定国刺杀，清兵南下时，李成栋奉高杰的妻子邢氏投降了清朝。在清廷进兵江南的过程中，李成栋奉命率部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线进攻，为清方收取了大片疆土。特别是在清方第一次进攻广东和广西部分州县的战役中，李成栋起了关键作用。他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不料论功行赏之际，清廷重用“辽人”（佟养甲一族是辽阳大族，早就有族人投效清廷），尽管佟养甲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被封为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李成栋只落个两广提督（军区司令），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接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两人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清廷重用“辽人”而作出的不公平的待遇，对于野心勃勃的李成栋是难以忍受的，内心的不满逐渐积累起来。
　　各种史料中记载最多的，当属李成栋一个“宠妾”自杀激劝的事迹，连美国历史学家Wakeman也提及过这一深明大义的美妇人。查继佐的《国寿录》记载此烈女名张玉乔，王夫之《永历实录》只讲这位美妇人是松江院妓出身，没有言及其姓名。江日昇《台湾外记》又讲她本是陈子壮的侍妾，而钱澄之《所知录》等又称这名美妇是姓赵，为李成栋侧室。
　　本来，降清的明臣袁彭年一直知道李成栋怏怏不快，两人关系又好，“稍稍以辞色挑之”。李成栋养子李元胤也常常劝他反清。爷俩儿一次登上越王台，密谋三天之久，李元胤纵论天下大事，“涕泣陈大义益切”。最后，李成栋拔刀而起，发狠言道：“事即不谐，自当以颈血报本朝！”（此言也是一语成谶）回家后，他那位美貌的爱妾也不断劝他趁机反正，由于李成栋怕妇人嘴碎泄露大计，佯装发怒对美人大声责骂。不料这美人也是个烈性妇人，一刀在手，说：“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言毕，横刀在颈，用力一挥，登时香消玉殒。李成栋不及解救，抚尸恸哭，“益感愤”，决意反清。根据明大学士何吾驺等人的史料，此美人应该姓赵，何吾驺还在李成栋广东反正后为她写过颂扬其事迹的歌诗。总之，无论这位美人姓张还是姓赵，红颜玉碎，以死相激，这件事肯定实实在在发生过，而且激使一代枭雄李成栋拍案而起，下定反清复明的决心！
　　『注：袁彭年为明朝大文人袁中道之子。袁中道，字小修，是“公安派”三袁兄弟中最小的一位。他两个哥哥袁宏道、袁宗道都是二十多岁中进士，惟独袁中道四十七岁才中进士，因此牢骚满腹，天性狂猖，年轻时饮酒纵欲，疏狂不羁，还特别佩服狂放的大哲学家李贽。虽然袁中道为人行文往往直抒胸怀，肆无忌惮，但在他的《李温陵传》中一文，也可见其世故之心：“公（李贽）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小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脔刀狼籍，不愿学者三矣。”袁鸣年的人品性格，想必半是遗传其父，半是自幼受这位轻狂老子的影响，积习所致，导致他后半生的行径反反复复。』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李成栋变易冠服，拜永历正朔，发兵逮捕佟养甲辽籍亲兵一千多人，“屠之”。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由此，广东十郡七十余县共十多万兵士归附南明，李成栋获封惠国公，李元胤获封锦衣卫指挥使，袁彭年为都御史，连迫不得已投降的佟养甲也被封为“襄平伯”。
　　『注：袁彭年名士之子，文人习气不轻。他于崇祯甲戌年中进士，年青有才名。弘光帝立，袁彭年得封礼部给事中，由于生性亢直，上疏揭发马士英、阮大铖罪恶，被弘光帝罢官。隆武帝立，诏复原官。清军入福建，袁彭年降清。“（彭年）以伉直鸷击，负时重望，然挟谋数，工揣持，不能淡于权势，故死生大节无足取者”（王夫之语）听说金、王两人江西反正，何腾蛟等明将连胜湖南湖北，家乡在湖北公安的袁彭年自然心动，与李承胤一起鼓励李成栋反清。入永历朝后，袁彭年又卷入与马吉翔等人的争权夺利之中，后被冷淡，出居肇庆。清军再次攻陷广东后，袁彭年又去官署自首，声言当初李成栋逼自己反清。估计他的名气大，又是文人，没有大威胁，清政府竟又饶他一命。“归里，挟策游潜、沔，以诗自鸣。未已，病死。”袁公子性情反复，也是明末无行文人的一个典型。』
　　两广提督李成栋的反清复明是继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反清之后又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广东全省都在李成栋的部将控制之下，各州县官员望风归附。
　　李成栋开始使用明两广总督的印信，又派人从梧州去南宁迎接永历皇帝还都肇庆。当时，永历朝廷正处于艰难窘迫之中，谁也没想到金声桓和李成栋能如此明显地扭转了永历朝廷的命运。广东全省和广西已失府州的突然反正简直是喜从天降，开始永历君臣都没有人敢相信，经过几天的探听，永历君臣才解除了疑虑，顿时一片欢腾，收拾逃难行装，准备重整河山了。
　　否极泰来。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大片地区一时又遍树明朝旗帜，尽复明朝衣冠，“乌纱吉服，腰金象简满堂，如汉宫春晓”。不久，靖州、沅州、梧州、金川、宝庆等地也相继入明，真正“形势一派大好”。
　　“重新做人”之后，李成栋真有刮骨洗肠之效，忠心耿耿，一心事明。他不仅派人把桂林永历帝父亲的陵寝整修一新，又派兵迎永历帝移跸肇庆。
　　鉴于刘承胤挟帝自重的前鉴，瞿式耜上书请永历帝到桂林。不过，瞿式耜这份担心纯属多余，李成栋对永历帝确实一份纯诚之心。他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朝廷始有章纪”。1648年八月，永历帝驾临肇庆。李成栋郊迎朝见，在行宫中预先准备白银一万两，供永历帝赏赐之用。
　　李成栋本是“贼”军出身，复与高杰为明军招安，接着又降清军，只见过隆武帝的尸身和那个登基不一个多月即成擒的绍武帝。现在奉永历为正朔，他还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见明朝新君。虽见进之前，他还向一帮儒臣宾客练习面君时的进退礼节和应对之语。“及见，上（永历）温颜接之，赐坐，慰问再四。”李成栋只是跪伏在地上浑身乱颤，没有一句答言，最后“叩头趋出”。
　　出殿后，他的参谋很奇怪他为何没有与皇上对话。李成栋回答说：“吾是武将出身，容止声音，虽禁抑内敛，犹觉勃勃高声，恐怕回言时惊动皇上，有失人臣礼节。”从前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李将军，这一番真心剖白，真令我们刮目相看。
　　不过，据说这位永历帝确实有人君之威仪。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他最后被吴三桂抓住，关进监狱后，清军各级官将出于好奇参观这位爷，都不自觉地“或拜或叩首而退”。吴三桂本人前往，永历帝问“来人为谁？”吴三桂竟然双腿打晃，伏地不能起，“色如死灰，流汗浃背”。虽然其中有皇家嫡系、九五之尊的伦威所致，但他的堂皇仪表，大概也真有九五人君的样子。
　　为了表示对李成栋的尊宠，永历帝特敕拜李成栋大将军、大司马，并效刘邦拜韩信故事，封坛拜将，殊荣无比。为报知遇信赖之恩，李成栋马上返回广州，募兵治军，准备入江西声援金声桓等人，恢复大明江山。
　　在肇庆时，李成栋对永历宠臣马吉翔的权势已有所见，回到广州，出于耿耿忠心，他上疏永历帝，说：“恩威不出陛下而出旁门，匪人滥进，货贿公行……社稷存亡之大，非细故也，臣不敢不言。”马吉翔见此疏，深恨李成栋。不久，李成栋已经集结兵马准备北上南雄进入江西抗清，临行前想入肇庆与永历帝临别。马吉翔闻讯，连忙于宫中造谣，说李成栋想仿效董卓和朱温，想趁入见时解散皇帝亲兵，以他的旧部替代，把皇上当傀儡。
　　由于李成栋昔日疯狂屠杀明军的表现仍历历在目，永历帝不能不疑。他派遣鸿胪卿吴侯去安抚李成栋，告诉他不必面君。李成栋一片赤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见到在朝中任官的义子李元胤，才知道自己被马吉翔冤枉的实情，他叹息说：“我初归附国家，诣阙面君是正常的礼节。此次出行，誓死岭北，只想与皇上辞别，交付公卿大臣后事，不想小人辈汹汹如此，恨吾不能剖心示诚，坐受无君之谤，徒以血肉付岭表耳！”行至三水，永历使臣驰至，仍敕其不得入朝。李成栋“望阙大恸”，从清远顺流而去，临行之时，他长叹道：“吾不及更下此峡矣！”
　　清军方面，在中原聚集满、蒙、汉大军数万人，一支军由孔有德、济尔哈朗指挥，逼向湖广。另一支军由谭泰、尚可喜、耿仲明率领，直扑江西南昌。1649年三月一日（永历三年），南昌陷落，金声桓杀妻子，焚厩舍，自刎而死。王得仁与清兵巷战，死于战场。湖南的明将何腾蛟也被清军俘获，于湘潭就义。
　　李成栋提兵北上，屡战屡北。也真是天不祚明，他为清朝从北往南打杀时，一路势如破竹。反正以后，他由南往北打，连连败绩，十多万大军沿路伤亡殆尽。
　　1649年四月，南昌金、王两人败亡后，赣州的清将高进库再无北顾之忧，聚集全部精锐部队在信丰进攻李成栋。鏖战一天，李成栋部下大将多死，士卒溃逃，粮食又吃完。部下将领请李成栋退师，寻找机会再图重兴。已经绝望的李成栋索酒痛饮，投杯于地，大言道：“吾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筑坛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何面目见天子耶！”言毕，竟不带随从，控马持弓渡水，直冲清兵大营，“不择津涘，乱流趋敌”，估计加上饮酒过量，伤心欲绝，竟于中途摔入水中，遇溺而亡，结束了他令人费解、充满杀戮、反反复复、又不失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成栋淹死的消息传到肇庆，明廷震悼，赠太傅、宁夏王，谥忠烈。永历帝设坛于天宁寺，亲临祭之。
　　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1649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又奇迹般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值得交待的还有李成栋养子李元胤。
　　李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阳人，原本是儒家子弟，李成栋为盗时掠良家子，养以为子。自少年时代起，李元胤一直跟随李成栋出生入死，“稍读书，知大义”，而且“心计密赡，有器量”。其义父降清时，李元胤怏怏不乐。日后李成栋反正，李元胤绝对是劝成首功之人。
　　佟养甲的参与反正本来就是被迫的，永历朝廷虽然封他为襄平伯，挂了一个管理中军都督府事的空衔，实权完全落入李成栋的手里。他不甘寂寞，上疏永历朝廷说：“疑臣则杀之，不疑则任之，何能郁郁居此？”朝廷只是“优诏”应付，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佟养甲既怀念清廷的宠信，又明知在永历朝廷内备受猜忌，就暗中派人递表给清廷说明两广事变的情况，同时请派兵南下，自己充当内应。不料使者在路上被李成栋部卒查获。李元胤当时担任锦衣卫都督同知提督禁旅，密奏永历帝以祭祀兴陵（即朱由榔之父老桂王朱常瀛墓）为名派佟养甲前往梧州，预先在佟的座船必经之处设下伏兵，擒杀养甲。随即把佟养甲的亲信全部处斩，以清内患。
　　李成栋死后，永历仍旧信任李元胤。明将杨大甫屯居梧州，常常劫掠行舟，杀戮往来军使抢夺贡物。李元胤上疏，请永历帝召杨大甫入见趁机诛杀。君臣饮酒之间，永历诘责杨大甫，这位桀骜的武将竟想趁势劫持永历帝。一旁侍饮的马吉翔等人失声跑掉，李元胤在后一脚把杨大甫踹个大马趴，把他逮住缢杀于船外。
　　永历四年，清军攻梅岭，明将罗成耀弃南雄逃跑。见时势已去，罗成耀暗中约降清军，想攻取肇庆先立个功。永历帝知悉此情，忙派李元胤乘间杀掉这个国贼。李元胤平时和罗成耀关系不错，就相约游船饮酒。舟泛中流，李元胤忽然把正在绳床上忽悠的罗成耀掀翻在地，以利刃一刀结果了这个叛贼。众人大惊，李元胤不慌不忙，以敕示众人：“有诏斩成耀”。“移尸涤血，行酒歌吹如故”，“元胤三斩叛将，决机俄倾，而皆先清敕行事，不自专也”，有忠有智有勇，确是一个人才。不久，永历朝内元胤孤军守肇庆，并独军于西南驿击败清军。由于永历帝及一帮臣下各自鼠窜，李元胤孤军不支，被清军重围于郁林。绝望之下，李元胤穿上大明朝服，登城四拜，哭叹道：“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言毕自刎而死。广东重又尽陷于清军之手。
　　至此，诸师沦亡，南明昙花一现的大好时光终于过去。1650年年底，桂林城陷，瞿式耜殉国。永历逃至南宁后，受制于权臣孙可望，而后，虽有李定国等忠臣义士相拥，仍因朝中奸臣当道，四面交困，虽然又苟延残喘了十二年之久，历尽艰辛，逃过百死，永历最终为缅甸人出卖，交给了大汉奸吴三桂。永历十六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箅子坡，时年四十岁。南明灭亡。
　　八旗满州在入关时只有不到十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而竟以区区十多万丁最终灭亡二百七十多年拥兵数百万人口近三亿的大明朝，着实发人深省。在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数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反而是被圣人归为“难养”之类的女子义薄霄汉，挺身而出，出现了赵氏姑娘（或张玉乔）以及众位反清英雄烈母贤妻的动人场面，她们或以义激，或以身殉，令中国历史凭添了奇丽的动人风景。封建史家对女子总是吝于笔墨，对这样一个刚烈红颜忍辱偷生、义激枭雄乃至最后舍身成仁的原因和过程更乏深入细致的剖析，扼腕叹息之余，使人想起美国作家米勒对妇女的评价——“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
　　【六 张献忠的遗产】
　　1644年，没有被李自成吞并的张献忠率部入川，建立了大西国，定都成都。张献忠控制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由于他的嗜杀，使四川人口和资源锐减。
　　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向陕西进发，此时李自成的西安已经沦入清军之手，张献忠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同年十一月，大西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包围，张献忠被清军射中，“痛极而亡”。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死后留下的遗产，直接影响到南明永历朝廷最后10年的进程。
　　“献忠死后，各营大乱”，大西军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急速南撤，才保存下部分有生力量。此时他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
　　张献忠有四名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张献忠死后，领导大西军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孙可望掌握政权后，立即整肃军队，改变张献忠以往滥杀无辜的过火行动。但此时张献忠的妻子和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高踞诸将之上，主张照旧行事，即继续推行献忠在世时的过激政策。
　　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商议后，一致决定把“皇后”和汪兆龄处死。张献忠的亲信倒台后，大西军内部就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
　　大西军进入贵州以后，豪格统率的清军已经由四川撤回北京，南明杂牌官军又不足以同大西军相抗衡，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
　　有明朝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省、府和州县等明朝政府任命的机构与世袭的土司和宣威司（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另外，在军事体制上，云南则由沐氏黔国公镇守。沐英是明朝开国功臣，明太祖朱元璋的义子，世封于云南。沐氏家族镇守云南两百多年，在当地声望很高，历代黔国公也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然而，云南本身并不平静。云南东南部的土司沙定洲发生了叛乱，并击溃了沐天波的军队，在1646年一月攻占了云南府（今昆明），沐天波率领残部退往云南西北部。
　　孙可望等率部进入云南时，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事先派出间谍前往云南，利用汉族官绅、部分土司对沙定洲的不满情绪和黔国公在云南长期享有的威望，散布假情报，说行将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来云南为沐氏复仇。这一策略果然收到奇效，大西军所到之处，不但畅通无阻，还有云贵百姓主动提供粮饷。
　　因为孙可望先派人佯攻沙定洲的老家，沙定洲主动放弃昆明，逃回故里。此刻留在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等人已经弄明白了入滇的并不是什么焦家救兵，而是大西军，但是他们手头无兵，只有听任绅民投降。大西军顺利地进入昆明。“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
　　随即，孙可望平定了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沐天波被俘。孙可望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沐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此后，沐天波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先行前往大西军营中纳款，还发出檄文责成属下官员向大西军缴印投降。
　　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于是，迤西一带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
　　但北将军艾能奇却在征东川的时候中了土司禄万亿部下的毒箭，不治身死。
　　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十月，沙定洲等在昆明被处死。这样，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宁的生活，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的景象。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由于四将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二十多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
　　关于象队的威力，大家应该在《亚历山大》的电影中见识过。“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这是希腊最著名的雄辩家的雄心。横跨中东的亚历山大所向无敌，唯独到了印度，也被象队所阻。
　　【七 “秦王”孙可望】
　　平定云南后，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开始出现不和。早先，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尤其是李定国，他是少有的将才，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孙可望决定与南明联合抗清，借此请求永历朝廷加封，这样他的爵位高于二人后，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张献忠的遗产，节制李定国和刘文秀，并为他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当皇帝铺平道路。
　　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和户部龚彝充当使者，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杨畏知到达肇庆后，呈上孙可望请封秦王的书信，并进献礼物以表善意。
　　在当时参与抗清的各种力量之中，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实力最强，孙可望等人决策同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这个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却在永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廷臣会议时，赞成封孙可望为王的固不乏人，当政的一批人物却因种种私虑表示坚决反对，惟恐拥有庞大实力的大西军参加永历朝廷将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还有人建议在封爵的同时趁机挑拨大西军各将领之间的关系。
　　争论持续了几个月，杨畏知见封孙可望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以便回滇复命。永历朝廷勉强同意了，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后经督师阁部堵胤锡一再上疏，永历帝同意封孙可望为平辽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担心自身利益，他的中军胡执恭建议结好于孙可望，倚仗大西军的声势。二人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金印，由胡执恭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孙可望并不知道封王内幕，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极为满意。他安排了隆重的仪式，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先五拜叩头，舞蹈称臣。受秦王封后，率其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各呼万岁后，又秦王升座受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庆贺”。然后把敕书誊黄布告云南各地，欢庆三天。这一连串盛大仪式表明孙可望和义兄弟李定国、刘文秀统辖下的大西军以及他们管理得颇有条理的云南全省已经遵奉南明永历正朔，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谁知不久杨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带来了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印。孙可望大为惊异，说：“我已经封了秦王了！”杨畏知也大吃了一惊，问明情况后，说那是假的。胡执恭到昆明时，并不知道朝廷采纳了堵胤锡的建议，把封号由原议景国公改为平辽王，争辩说平辽王敕印也是假的。
　　孙可望既误信了陈邦傅、胡执恭假造的敕印，举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礼，弄得云南军民皆知，这时要降格为二字王，处境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极为愤慨，下令把杨畏知、胡执恭关进监狱，给朝廷送去启本，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后已经郑重宣布，大小官员和军民都已祝贺，无法改变，请朝廷定夺。
　　平心而论，问题出在永历滥发空白敕书和陈邦傅以公爵身分矫诏伪封一字王，孙可望不仅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贺以后也确实难以退步。永历朝廷在既成事实面前竟毫无灵活性，坚持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在大西军提出联合抗清的建议以后，永历朝廷不仅在封爵上多方刁难，还不顾大敌当前，加强了对大西军的防范。“是冬，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播镇王祥为忠国公，防滇寇也”。
　　大西军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开始江河日下。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了湖南，翌年清军攻克广州和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永历帝仓猝登舟，向南宁逃难。永历帝生性懦弱无能，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起驾”逃难。他从梧州窜往南宁时，根本没有作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逃命要紧。
　　永历帝君臣经过浔州时，庆国公陈邦傅已经决定投降清朝，准备邀劫永历帝献给清方。永历帝得到报告，“冲雨而过”，脱离了危险。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将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将其首级献给清军作进见礼。
　　原先聚集于两广的朝廷和地方官员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除了镇西将军朱旻如在昭平县同清军格斗而死，被革职的朝臣汪皞投水自尽以外，其他未随驾的官员有的降清，有的窜入深山，有的剃发为僧。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时脱离永历朝廷返回清政府统治下的故乡，以明朝遗民自居。“山中宰相”方以智、原给事中金堡做了和尚。以风节自命的“五虎”首领袁彭年（左都御史）和丁时魁再次降清，都自称1648年在广州反正是被李成栋所逼迫。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八 李定国】
　　李定国，字宁宇，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见他相貌英俊，性格宽厚温和，非常喜欢，于是收为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追随张献忠进入四川、湖北。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定国奉命奇袭襄阳，他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擒获明朝亲藩襄王；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位仅次于孙可望，是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称为“小尉迟”，又因为骁勇善战，更被称为“万人敌”。
　　顺治三年，张献忠战死后，大西军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
　　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为：“目中明无我”，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李定国忍辱负重，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罢，孙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吾以大义辱弟，幸同心无虑疑！”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人为侮辱，为巩固云南基地立下汗马功劳，他率兵历时三个月擒获作乱滇省的沙定州，使得滇省大安。也因此有了资本可以和满清、南明进行周旋。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孙可望一直以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继承人自居，打算割据云南，独霸一方。李定国义正辞严地对他说：“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碍于李定国、刘文秀实力雄厚，孙可望只得打消了“独裁”野心，但内心却耿耿于怀。
　　明云南副使、孙可望的同乡杨畏知窥透孙可望的心思，怂恿说：“王与三将军比肩并起，不借虚名，无以詟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孙可望暗想：“名号既正，挟天子以令之，同类必不敢我抗。”这才派杨畏知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
　　请封秦王之事后，孙可望虽然对永历朝廷极不满意，仍不改初衷，决定出滇抗清。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规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明威清道黄应运乘机游说：“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罴虎，扫荡不庭……天下谁敌将军者”，于是李定国与之“歃血，誓扶明室无二心”。孙可望得知此事，将黄应运处死，李定国“心怨之”，二人矛盾愈益加深。
　　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
　　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做官了”。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1652）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李定国率军出全州，约法五条：不杀人、不奸淫、不抢财货、不宰耕牛、不放火。五月，大败清军，仅用两夜下武冈、克宝庆，势如破竹。六月，夺取全州，七月初一，和清定南王孔有德决战，定国列象阵，孔有德力战不支，败退，七月初四，李定国兵围桂林，大西军登云梯攻城，孔有德额头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无路，便“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孔有德自从航海归顺满清，从山海关一路杀到广西，其间多次大败明军，南明著名督师何腾蛟即死于他手，没想到，如今竟被年仅三十的后生李定国逼得无路可走。
　　桂林大捷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有些地区的百姓，不等大西军到，便自动将清军驱逐。
　　九月，李定国兵发湖南，取衡州、进攻长沙，出兵七个月、拓地三千里。
　　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李定国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正准备乘胜追击，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向武岗转移。衡州战役后，李定国叫人绘制孔有德、尼堪画像，刊布粤楚，“露布告捷”。
　　尼堪是努尔哈赤的孙子，广略贝勒褚英的儿子，是满清的理政三王之一，正牌皇室贵族，其人勇猛善战，他被围困的时候，部下曾经劝他突围，而且，也有可能突围出去，然而，尼堪大喊：我身为宗室，不杀身报国？有何面目见太祖太宗？力战而亡。满清能够以一隅之地进而一统天下，宗室贵族早期的奋不顾身的进取精神也是明朝所不能相比的！
　　桂林、衡州两次大捷，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至此，李定国已经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这是自从明朝万历年间以来，明清作战清军的最大损失！黄宗羲称：此为全盛天下所不能有！顾炎武不仅为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取得辉煌胜利感动得泣下满襟，还批判了永历朝廷部分官员先前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的失策。
　　但是，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吴三桂险胜之余，也叹息说：“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刘文秀兵败后，孙可望乘机削去刘文秀的爵号，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众皆怨望，自是人心涣散，猜忌日多”。
　　孙可望本是个权欲熏心的人，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更引起他的嫉恨。对李定国他不仅扣发犒银和制止永历帝封其为西宁王，而且千方百计想加以谋害。
　　顺治十年正月，孙可望怕李定国“兵力益强，功驾己上”，便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此时李定国屯宝庆，侦知清兵放牧湘江东岸，“将间道夺其马”，孙可望三天中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只好放弃奇袭前往。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秘密派人来告：“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李定国听罢流着泪说：“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并致书孙可望：“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力张，成败尚未遂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杀，以败坏国家，愿明公深长思之。”孙可望接信后恼羞成怒，领兵前去攻打。
　　李定国为避免自相残杀，决定离开湖南赴广西全州。他对部下说：“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与刘抚南同起云南，战功俱在，一旦絓误，辄废弃，于我忌害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表达了为顾全大局，迫不得已的心情，诸营中跟随其南下的部队约有五万，未跟随者“亦咨嗟太息”。
　　李定国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被孙可望一笔勾销了，原大西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裂痕使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变成昙花一现。
　　顺治十年六月，李定国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广东，便主动致书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然而，郑成功因为天气的原因爽约，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
　　李定国不仅在广东失利，在广西的进展也不顺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孙可望仍要置他于死地。八月，派冯双礼偷袭柳州。李定国早有准备，暗地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便以精锐抵挡。冯连忙退兵，伏兵四起，冯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投顺李定国。
　　顺治十一年初，明鲁王政权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直抵镇江。郑成功也遣兵攻崇明，清沿海一带告急。形势的好转，使李定国再度东征。三月，他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连破廉州（广东合浦）、雷州（广东海康），并占领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举兵来归。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李定国控制了廉、雷、高一带，“黎岐蠢动，水陆响应，儋崖路断”，抗清形势再度出现高潮。他十分兴奋，准备约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再扩大到全国。于是他题字“一匡天下”，自比管仲“复出”，产生了骄傲情绪。
　　李定国明白，要想攻克广州，首先要打开广州的门户新会。这一计划必须要有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七月，李定国再次致书郑成功，邀他合攻新会。信中指出：“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信中注明援兵不得迟于十月以后。同时，李定国又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号称二十万大军，将新会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规模空前的恶战即将开始。
　　十月十四日，攻城开始，农民军采用炮击，掘地道、伐木填壕等战术均被击退，连攻两月，未能奏效。这时李定国轻信了间谍“城中粮尽”的谎言，命令罢攻，采用围困战术，并“建造行宫，署置官曹，诛求乡落诸所，征发凌杂米盐”，使清军有了喘息之机，大西军中也“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处于不利的境地。
　　十二月，尚可喜、耿继茂及清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满汉兵赶来，清军以铁骑兵冲垮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也被惊散，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滇兵大崩，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解新会之围。
　　李定国撤出新会后，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跟随撤退，“定国抚难民，哭号失声”，连夜退走南宁。从此，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全部沦入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新会惨败，从主观上讲，与李定国的骄傲轻敌不无关系；从客观上讲，郑成功此时正与清廷议和，拖延了援粤之师，等十二月议和失败，郑成功才派林察率舟师赴粤，李定国早已败退，贻误了战机。同时，孙可望又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这一切终于导致了新会之战的失败。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仅剩下六千人，从此他企图恢复两粤的事业终于化成了泡影。
　　自从永历帝被孙可望接到安龙后，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孙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初以天子为名，实挟之以自私也”。朱由榔为了保住帝位，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派使臣往广西召李定国护驾。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李定国接密敕后，表示：“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并告知“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不料文安侯马吉翔为讨好孙可望，将此事具告。可望便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处死吴贞毓等十八名大臣。从此，他更加跋扈，为防备李定国返滇，派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广西田阳），加以阻止。
　　新会之战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发展。中书金公趾（即金维新）便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顺治十二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宁告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臣誓死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全力压缩南宁，定国备受威胁，于是他决计回黔。翌年正月，定国火速赴田州，守军“但闻西府驾至，皆胆落跪迎”，关有才、刘镇国逃跑。孙可望为长期控制永历帝，又立即派出白文选迁永历于贵阳。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至安龙，“君臣相抱持痛哭”，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示廷臣，咸啧啧忠臣”。经商议，决定迁朝廷入滇。
　　当时，刘文秀和孙可望亲信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均驻云南，兵力合共五万。二月十一日，定国抵曲靖，云南守将议论要以兵拒。刘文秀私下会李定国，说：“吾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瞒。”定国指天为誓，决不学孙可望。于是两人合计，“迎驾本秦王意，宜一力为之”，瞒住孙可望亲信，平安入滇。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事权专归定国”。
　　李定国虽掌兵马大权，但“小心臣节，进奉极丰”，又用人不当，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群小争趋之”，佞臣马吉翔“叩首颂定国千古无两，青史流芳……不一日而内外大权在掌握焉”。永历朝的腐败之气已在腐蚀着李定国。
　　但对待孙可望，李定国仍从抗清大局出发，希望和解。他曾请刘文秀“敕书告可望”，遭拒绝，又送孙可望妻子归黔，仍未达和解。他还不甘心，顺治十四年五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拘文选，夺其兵”。又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去说情，临行永历帝“赐虎金簪，令从中开导”。张虎两面三刀，见可望诡称：“上赐金簪，令我密行刺也”。可望大怒，联络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为内应，内战终于由孙可望挑起。
　　大西军绝大多数将士反对内战，孙可望部将马进忠、马宝、马惟兴密谋帮李定国，一致要求还白文选兵权。孙可望不知是计，便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马宝为先锋，自己另率一军随其后，合兵十四万，以“清君侧”之名出师。
　　九月，孙军抵交水（云南沾益），李定国、刘文秀领五万人抵挡，因兵力悬殊，人心浮动。这时白文选来告：“宜速出兵交战，诸将已有约，宜出兵决战，稍迟则谋泄不可为。”李定国才下了交战决心。孙可望估计昆明空虚，又派马宝、张胜前往偷袭，与王尚礼里应外合，马宝又告李定国。九月十九日，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白文选率铁骑直冲马惟兴营，马军却掉头冲向孙可望营。孙可望大惊失色：“诸将皆叛乎”，落荒而逃。李定国挥师前进，“诸营皆欢呼‘迎晋王’，所向瓦解”。刘文秀、白文选追孙可望溃卒，李定国还师昆明，结果马宝反正，张胜被擒，王尚礼自尽，内战平息。
　　孙可望倒行逆施，众叛亲离，从者仅数十骑，“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时冯双礼守黔，佯装追兵到，可望又如丧家之犬，携妻子财宝投降洪承畴。清廷封他“义王”，但又戒备他，于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借围猎之机，将他射死。
　　交水大捷后，李定国“宴饮恬愉，颇弛武备”。由于狭隘的派性作怪，其大搞“论功行赏”，“以收获孙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同时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卒三万“练以备边”之事，也“不悦”，“召之还”，使文秀“郁郁不自得”而死，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献滇、黔舆地图，并陈其进取状”，使清军摸清了底细。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三年，1658年）二月，清廷决定分三路大军攻贵州：平西将军吴三桂同都统李国翰领北路军从四川进攻，征南将军卓布太领南路从广西进攻，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从湖南进攻。本来大西军应针锋相对，可此时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关有才叛乱，无暇反击，致使吴三桂陷遵义，罗托克贵阳，卓布太占独山，构成对云南的严重威胁。
　　七月，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他才开始部署反击。首先他致书李来亨，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牵制湘楚，然后派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拒敌中路，派李承爵壁垒普安黄草坝（贵州兴义），拒敌南路，派白文选据遵义孙家坝，拒敌北路。这一部署纯属消极防御性质。当时形势是，清军初入贵州，力量分散，如果李定国能集中兵力，攻破一路，战局可以扭转。可惜他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在指挥上，李定国也中了洪承畴的计。当冯双礼要求增兵入黔，出击贵阳时，李定国曾接到洪的来信，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吴王（指三桂）之至，合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他居然听信了这套鬼话，延缓增兵，贻误了战机。八月，李定国才率师东进，又赶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里，士气低落。相反清兵得到喘息之机，实力增强，开始攻滇。
　　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进趋云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败冯双礼于鸡公背，陷安庆、曲靖。北路吴三桂部败白文选于七星关。南部卓布太部逼凉水井，陷安隆，李承爵战死。定国闻讯，亲率主力三万人与卓布太决战。双方在炎遮河双河口摆开战场，激烈的盘江大战开始了。农民军英勇阻击，初战告捷。第二天，清军倾巢出动，大西军疏于防备，又刮起北风，金枪失火，燃起山茅野草，清军乘火势猛射，致使农民军全线崩溃。清军攻破了李定国的罗炎、凉水井大营，“僵尸遍野，腥血成渠，兵民死事不下三、四十万人”，李定国的妻子家属均被卓布太抓获处死，十一年来身经百战磨练出的精锐部队受到致命损失。但是，这令人痛心的事实，并未使李定国气馁，他说：“事既如此，夫复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后已。”表现了他绝不屈服的性格和斗志。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退回昆明，永历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今后出路。讲官刘范主张按刘文秀遗表行事，入巴蜀，“以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李定国提出撤入“湖南之峒”，“胜则六诏复为我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郑成功）合师进讨”。均主张先转移，再图恢复。但永历帝的臣僚多为滇人，不愿离开家乡，勋臣沐天波、权臣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一旦事急则逃入缅甸，永历帝表示同意。李定国“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并不敢坚持己见，只是对沐天波说：“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
　　十五日，永历小朝廷西逃。事先李定国发布文告：“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尔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劝百姓疏散。并命令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至此无粮，徒害我百姓”。一路上他还收抚难民，体现了淳朴爱民的本色。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初三，清兵会师昆明，又立即紧追不舍。为了保护永历帝脱离险境，李定国命总兵靳统武领兵四千护永历帝奔腾越（云南腾冲），自己则率精兵六千留永昌（云南保山）阻击。二月，吴三桂又在大理败白文选，气势汹汹追来。李定国决心打掉敌人的锐气，全歼追兵，策划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磨盘山战役。
　　永昌境内的磨盘山“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他估计吴三桂必无戒备，便以窦民望为初伏，高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为三伏，清军进入三伏，“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果不出料，二月二十一日，吴军追来，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节外生枝，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大惊，急令后撤，并炮击左右伏兵。农民军出伏作战，“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
　　磨盘山战役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战斗，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战死，清军也“死伤甚众，却三十里”，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十八名将官都统被击毙。南明遗民刘彬诗曰：“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李定国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顽强果敢的斗志，使清军再不敢骄横穷追。
　　可是永历帝在马吉翔挟持下，从腾越逃入缅甸，从此与李定国、白文选失去联系。三月，定国、文选相会于木邦（缅甸新维），商议今后去向。李定国认为：“我若入缅，缅苦供馈，必见拒，击之祸结，盍择险要边土，休士马，相犄角，缅外惮吾二人，君在内可无忧；且得阴连诸土司，觇云南动静。”白文选则说：“并在外则内危，我入卫上，王任外事。”两人意见不和，便各自行动。
　　磨盘战役后，李定国余众不过数千，势力窘迫。不久，贺九仪从广南率万人来会合，祁三升、魏勇等均率部投归，军势稍振。李定国将大营移孟琏（云南澜沧），“多造印敕，遍结土司”，号召共同抗清。沅江土司那嵩起兵响应。李定国部坚持数月，被清军攻破，又移营孟艮，招安头人，“耕种纳粮如郡县例”。
　　吴三桂见无法扑灭大西军，又采取招降措施，一时农民军中不坚定分子纷纷投降。顺治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用贺九仪妻子劝降，贺“将出降，定国杖杀之”，从此无人敢言降字。
　　李定国始终忠于永历帝，曾连续上疏三十余封都石沉大海。直到七月，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回来，白、李才了解真相，决定攻缅抢出永历帝。九月，两人分别入缅。至十一月，定国大败缅军，提出“苟送上出，则我罢兵”的条件。缅则回答：“你要攻城也无妨……只是你们水土不服，兵亦有减无增，我不怕。”翌年二月，白、李又合兵入缅，缅集众十五万，巨象千余头来战。二人奋力苦战，大败缅军，渡锡箔江临金沙江窥缅城，缅甸仍不交出永历帝。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五月又被缅兵捣毁船厂。李定国大怒，围困缅城，不料军中“老幼累累，军饥疫作，死亡相继”，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八月，两人又分兵攻缅，但出师不利，十六舟有五舟被击沉。在缅甸他们亦得知吴三桂已大举攻缅，缅杀害永历从官四十余人，白文选部情绪低落。是月中旬，张国有、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离开李定国。李定国子嗣兴准备堵截，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命放还，率本部独进洞乌。
　　十二月，李定国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于吴三桂，“愤懑欲绝，曰：‘势既不敌，追无能为’”。移营景线。但到康熙元年（1662）四月，他又抵勐腊，遣官入车礼（西双版纳）借兵，企图东山再起。五月，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泰国）与定国联姻，帮助象马，恢复云南。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云已集四千人，愿为犄角”。正当李定国欲图大举，不幸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李定国修表告天，祈求：“如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四十二岁诞辰，突然发病，接着又传来永历帝于四月初八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定国恸哭发丧，命军士缟素”，他“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大哭道：“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六月二十七日夜，李定国死于勐腊，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宁死荒外，勿降也！”
　　气节满荒徼，浩气贯长虹。李定国死后，部下有数千人不降，聚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勐腊各族人民亦奉李定国为神，过晋王墓均膜拜，并于后山复建“汉王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李定国的忠义节烈直到近现代依然被人们称赞不绝，晚清革命党人起义，蔡锷等仍以李定国为榜样，章太炎说：“愿吾滇人，勿忘李定国！”


　　第三编 1644之何去何从


　　楔子
　　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时代的洪流不可阻挡。一个时代的大格局，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晚明人文渊薮的江南，有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使吴中地区俨然成为一个清明广大，声名远播的诗学中心。
　　然而，从晚明一直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人士大夫们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当历史处于大转折时期，在社会变乱和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各种人物的表现往往显得千差万别，很难准确地纳入一定的模式。明末遗臣力图恢复，捐躯殉国者，先后相望；也有许多士大夫以明朝遗民自居，著书讲学；但也有更多的汉人屈节事清。
　　历史人物是极为复杂的。就算是同一个人物，也经常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前后表现不一。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猥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贞爽直与狡诈奸滑，这些多种特质往往表现在同一人身上，由此可见复杂的历史人物难以一眼望穿。
　　拿本编中的第一篇《江左三大家》来说，钱谦益、龚鼎孳和吴伟业三人都是明末清初名声显赫的诗人，能文善诗，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当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继到来之际，江左三大家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无一例外地要接受严峻的政治和道德主义的考验。
　　而这三人在明亡后都屈节事清朝，龚鼎孳还在1644年甲申之变投降过李自成，均于名节有污。
　　虽然这三人并未真正为满清做过什么事，不像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以汉人的鲜血去谄媚满清新主，尤其是钱谦益和吴伟业，几乎是当了满清的官后又迅速辞官，但三人的表现大相径庭——钱谦益暗中反清复明，为此倾家荡产；龚鼎孳几沉几浮，忙于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吴伟业则在悔恨中继续写他独创的“梅村体”《圆圆曲》等诗，并自称为“天下第一大苦人”。
　　这三个人对待世事白云苍狗的不同态度，同样也折射在他们与各自的爱人柳如是、顾眉、卞玉京的交往上。


　　第一章 江左三大家
　　【一 钱谦益与柳如是】
　　1644年国变的时候，钱谦益正在老家江苏常熟享受生活，坐拥他那大名鼎鼎的美妾柳如是。钱家是地方望族，富甲一方，但在悠闲惬意的生活中，钱谦益的心情并不平静，他的几分心思，始终有几分不甘心地牵挂在北京的崇祯朝廷上。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
　　作为诗人，钱谦益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有近代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度，是一代大家。
　　作为史学家，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各种史、文籍与佛藏。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
　　作为文章家，钱谦益的文章，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其意图是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体。从具体作品看，虽内容比较驳杂恢诡，但规模阔大，足以转变明文的衰微格局，振作明末清初的文风。钱谦益因此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宗羲《忠旧录》称他为王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作为收藏家，钱谦益尽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高价广肆购求古本，构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孤本书于其上，“所积充牣，几埒内府”，以藏书丰富著称。
　　但钱谦益一生的仕途却非常不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但不久就遭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被罢官，奉诏削籍南归。当时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心灰意懒的悲切：“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一方面是想归隐田园：“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菏锄”。
　　天启七年丁卯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他被重新奉诏入朝任职。钱谦益欣喜若狂，他当时就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
　　第二年（崇祯元年）七月，钱谦益应诏北上，出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这时他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可惜的是，三个月后，他还来不及大展拳脚，就卷入了崇祯一朝的党争，因与温体仁、周延儒争为阁臣，被革职还乡。此时的钱谦益是何等沮丧，何等悲切。“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当时的文人莫不以进仕途实现政治抱负为人生的理想，钱谦益自然也不能免俗。他一直盼望着能再被起用，重新为朝廷效力。但终崇祯一朝，钱谦益都未能再被起用。他却一直等待着，执著地等待着，这一等就是十七年。随着他年纪的衰老，局势也在日益变化。可想而知，钱谦益的心是如何地渐渐由热转冷，由希望变成失望甚至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崇祯一朝日益衰败，陷入了无可挽救的内忧外困，而他，却始终没有为朝庭出力的机会。
　　终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消息传到了常熟！钱谦益此时的心情复杂极了，不知道是该悲，还是该喜。作为明朝的子民，国难当头，他的心情并不好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老皇帝的死去，意味着新皇帝的登基，一直仕途不顺的钱谦益，可谓是有了新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倘若崇祯皇帝不在甲申之变中死去，已经年过半百的钱谦益恐怕永远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际遇。
　　南明弘光政权成立后，果然如钱谦益所料，因为他钱某人在江南巨大的名声，又是东林党人的领袖，终于有了新的机会。钱谦益听说他被征召后，喜极而泣，发誓要尽一切力量当好这个官，因为他已经为这次复出准备了足足十七年。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后来作为东林党领袖的钱谦益反而站到了为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所唾弃的马士英和阮大铖的一边，一是为了平息党争，二则是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礼部尚书的官职，毕竟，他已经等了十七年。
　　但钱谦益很快失望了，南明朝廷比崇祯朝廷还要腐败，内耗还要激烈。南京城中的朝廷充斥着永无休止的党争；弘光皇帝荒淫无道，勤于女色，凡事都交给“老马”，听不进其他大臣的任何意见；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则忙着与马士英斗法，结果一一败下阵来，东林阵线唯一的实权派人物史可法也被挤出了南京；而拥兵自重的江北四镇和武昌左良玉则挟制朝廷，仿若骄子，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北上收复河山。
　　钱谦益等待了十七年，只等到了这样一个结局。他一直想当大官为国家出力，却一辈子背运；他不惜结交阮大铖、马士英这些人中之渣，结果却是这样的局面，气得写了一首诗说：“坡公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唯愿生儿狷且狂，钻天募地到公卿”。
　　以钱谦益的眼光，他不会看不出弘光朝庭已经无药可救，在剧变的局势面前，他开始茫然了。
　　幸好，他还有柳如是，这是他唯一的安慰。能够娶到柳如是，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钱谦益后来被人嘲笑为“两朝领袖”，原因是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指清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指明朝）之意。”那学者立即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
　　但从钱谦益后来的表现看来，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来评价人的表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在大动荡的时代，每个人的表现是那么地不同，并且往往具有其阶段性的特点，这点在钱谦益的身上尤其明显。显然，钱谦益后期暗中反清复明的活动应该更多地归功于他那大名鼎鼎的宠妾柳如是。
　　钱谦益被弘光政权重新起用时，带着他那位著名的如夫人柳如是一同进南京。柳如是头插野鸡毛，一身戎装，骑马进入南京城，打扮成昭君出塞的样子，极有丈夫气概。南京人都为她的出格装扮而嘲笑她，但柳如是依然故我，我行我素。
　　钱谦益后来为了巴结阮大铖，特意宴请阮大铖，并让柳如是出面为阮大铖敬酒。柳如是当年是秦淮八艳中声名最显赫的一位，才色双绝，当时天下有名的文人雅士均以能跟她相交为荣，众多才子高士甚至视她为一睹而快的对象，名气之大，无人能及。她亲自上前敬酒，阮大铖竟然受宠若惊，不但起身相接，还特意回赠柳如是一顶珠冠，价值千金，表示尊敬之意。钱谦益故意命柳如是称谢，“且移席近阮”。南京城中“闻者绝倒”。（《南明野史》）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钱谦益和他那位大名鼎鼎的老婆都是不拘常法的人。以钱谦益对柳如是的又敬又畏，除非柳如是自愿，恐怕很难让她主动去给阮大铖这样品行卑劣的小人敬酒。这，应该是柳如是的一种策略。
　　写过《河东君传》（柳如是曾自称河东君）的顾云美有一首诗：“赌棋墅外云方紫，偎芋炉边人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记录的是当阮大铖锦衣素蟒临师江上之际，柳如是也一起出现在江防部队里，大概是搞犒师之类的活动。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仅只把它看做是这个“结束俏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的喜欢出风头，荡检逾闲的胡闹，那可就不免目光过于短浅了。柳如是不惜出卖色相讨好阮大铖，目的是为钱谦益挣得礼部尚书的官位；她走到部队里去，是想笼络握有兵权的将领。柳如是后来在南京到处结交有志之士，奔波于高官大臣之间，极力扶助丈夫，更说明了她心中藏有不让须眉的抱负。对比明亡后柳如是全力支持反清复明的义军之举，我们不难看出柳如是的策略其实就是要努力恢复明朝的事业。这个不甘心于风尘沦落的奇女子，先有意交结陈子龙，后嫁给年龄不相称的钱谦益，除了前者有爱情、后者有感情依赖的因素外，在风起云涌的剧变中，她更多地是看重他们在士林中的地位，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愿望。
　　在柳如是被斥为“流妓”时，我们可能不会想到一个弱女子将担负起救国救亡的重任。事实上，当读到她赠陈子龙五言《遣怀》时，就应该豁然开朗：“设想自坚确，百物曾不逾。”这也是一个执拗的女子。可以说，这句诗，为她在危急之秋开展救亡运动作了精确的注解。
　　柳如是一生极具传奇，她与复社巨子陈子龙苦恋数年却还是无疾而终的事，曾经引来多方猜测。这一对热恋情人的武塘分手，各种版本的野史小说莫衷一是，一时间引来无数的猜测和议论，可见柳如是名头之响，天下女子莫不能及。但柳如是最终嫁给了比她大近四十岁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为妾，令人大跌眼镜，并且在这段惊世骇俗的婚姻中，她还是主动追求的一方。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间，钱谦益在杭州名妓草衣道人王修微家中得见柳如是《西湖八绝句》诗：“垂杨小宛绣帘东，莺花残枝蝶趁风；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诗写得清丽别致。钱谦益尤其对“桃花得气美人中”一句赞赏不已；于是由草衣道人出面，邀请柳如是与他同游西湖。
　　柳如是虽然名气很大，其实并不是绝色倾城，与秦淮诸艳中陈圆圆的美貌、董小宛的气质、顾眉的风姿相比，她都有所不及。然而她有才情，有胆识，个性坚强，不畏人言。钱谦益初见柳如是，欣赏她魄力奇伟，便认为遇到了生平知己，写下了“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近日西冷夸柳隐（柳如是又名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的诗，表达了对柳如是的爱慕。
　　之后，两人经常诗文往来，彼此都佩服对方的才华和学识。钱谦益人老心少，对柳如是的诗词、文章、书法，都大为赞赏。
　　当时柳如是已经与复社巨子陈子龙分手，裙下之臣不在少数。因为历尽坎坷，柳如是不相信萍水爱情，她从很早就有目的地开始了一生的追逐，追逐奇伟男子汉，追逐动荡的时代中对她而言十分狭窄的世界。因此，她的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始终只停留在友谊阶段。因为在两情相悦之外，她还需要对方给她平等和尊重，给她自由发挥的空间。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这样的择偶条件格外苛刻，自然格外艰难。
　　与钱谦益几次交往后，柳如是慧眼独具地想到，这个年近六十的老名士，为人通达旷放，颇识得真正的人生三味，不但是东林党领袖，还富甲一方，也许正是可以庇护她的人。对于柳如是来说，她想得到的无非是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乱世中时代感的实现。
　　美貌与才华，现实与浪漫，世俗与高雅，都幸运地光照在柳如是身上，这是个在历史上引起无数人遐想的著名女人。她的性格中有着一种浪漫的毒素，她跟普通女子一样，总怀有一种少女般的爱的憧憬；但柳如是的出众在于，她从不将爱情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深深知道：男人掌握世界，女人靠掌握男人掌握世界。于是她有了一种与其他女子不同甚至男子也不能比拟的救国情怀，也有了一生的情与爱、缠绵与依赖。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柳如是女扮男装，突然来到常熟虞山，访钱谦益于半野堂，并在钱家度岁。钱谦益对柳如是的突然出现并不以为鲁莽，反而对她的大胆简洁非常欣赏，而且花甲方年的他能有这样出色的女子主动追求，亦是喜出望外。他那种如获至宝、惊喜非常的心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自然也落在了柳如是精明的眼中。于是，寂静的半野堂中荡漾起一老一少一对忘年之交的笑声，他们一同踏雪赏梅、寒舟垂钓，相处得竟是那么和谐。
　　柳如是十五岁沦落风尘，阅人可谓丰富。多才多情的公子为数不少，可有几个是出于真正关心体贴女人？几个能真正了解她、尊重她？也许她心中还忘不了陈子龙，然而女人对陈子龙那样的英雄人物只不过是陪衬。像柳如是这样的惊世才女追求的却是独立与自尊，除了不甘作金屋小妾的意志外，还潜伏着一个卑贱者向贵族豪门挑战的欲望和抱负。如今遇到的钱谦益，才华自不用说，二十八岁就考成了探花郎，诗词享誉一方，虽说年纪大些，可有情有趣，对她又是这般关照，与他在一起，她觉得生活是那么安稳恬静、有滋有味，年纪相悬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次试探性的来访后，柳如是基本上已经下定了决心。
　　崇祯十四年正月底，柳如是与钱谦益在嘉兴鸳鸯湖分别后，钱谦益过西湖来游黄山，同行的有吴伟业和另一秦淮名妓董小宛。在那里，钱谦益写了不少游黄山诗，表露了对柳如是的爱慕之情。柳如是的和诗则情思缠绵，成了两人定情书。正像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所写，钱谦益接读此诗必魂销心醉，大为感动。钱谦益虽是大名士、大诗人，但以诗书闻名的俏丽女妹柳如是年方二十三岁，而此时他已是五十九岁的大胡老翁了，黝颜鲐背，发已幡然。钱谦益历尽了坎坷仕途，因此感到赢得年轻貌美才女的爱情不是易事，这使得他对柳如是的珍惜与陈子龙等名士格外不同。正因为钱谦益对柳如是的相知、相惜、相敬，雅洁不俗，使得柳如是在并非基于爱情的基础上而委身嫁给了他。
　　从那个时候起，钱谦益将柳如是比作卓文君，而柳如是把钱谦益比作“才高博洽”、“博通经籍”的东汉大才子马融，说：“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钱谦益则回答说：“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
　　崇祯十四年六月，钱谦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茸城湖上设彩船，以正妻礼仪娶柳如是为如夫人。
　　当天，接到钱谦益喜帖前往祝贺的绅士和看热闹的平民百姓，挤得人山人海。此时的钱谦益更是返老还童，喜笑颜开。
　　在沿岸人群欢声笑语的声浪中，只见一艘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彩船从湖的一端驶来，湖面忽然响起阵阵箫鼓、飘来缕缕清香。船中端坐的柳如是，如鲜花丛中一只彩蝶，引起沿岸一片喝采声。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钱谦益如此大张旗鼓迎娶的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有人憋不住便向钱谦益打听：“请问钱翁，新娘是何方仙姑临凡？”这位被幸福沉醉了的新郎却顾左右而言他：“请诸公多多饮酒，至于在下的新夫人，会让诸位认识的！”
　　当白发新郎钱谦益上到画船，把新人从画船迎上彩船的时候，他才高声宣告说：“将与在下结为百年之好的这位美人，就是佳人兼才子，艺苑篷山第一流的柳如是姑娘。”
　　这一宣布，竟引起了爆炸性效应，大名鼎鼎的钱谦益学士，用如此铺张的大礼，邀集了这么多的达官巨绅，隆重迎娶的原来是一个妓女！官吏们、绅士们才发现自己来为这样的婚姻捧场，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完全是上当受骗了。
　　钱谦益这种蔑视社会规范的作法引起社会公愤，认为他“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传统”，物议沸腾。看热闹的老百姓也火上加油，大肆笑闹，纷纷拣砖取瓦，掷打彩船，整个湖面都沸腾起来。而钱谦益在舱中“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挥笔写道：“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平百岁忧。”其欣喜珍惜之情跃然纸上。而处于二十三岁妙龄的柳如是见钱谦益为了她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且无怨无悔时，也有了一种到了大树下面的安全感，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钱柳结合以后，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两人日夜厮守，一起赋诗作文，著书立说。柳如是学问奇高，钱谦益作史书，柳如是能随时为他查证资料。于是钱谦益在他的书斋后另造了一座藏书楼，专门供柳如是读书，命名“绛云楼”，尊柳如是为“绛云仙子”。有“红学”者认为，曹雪芹设计的绛云轩其实就是来自柳如是的绛云楼（绛云楼于顺治七年毁于大火）。
　　钱谦益还命人在红豆山庄中为柳如是特筑一楼，他亲临现场督工，仅以十天时间，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就建成了。钱谦益根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小楼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因为柳如是的名气，绛云楼和我闻室也跟着名闻天下。
　　这对忘年夫妻朝夕厮守在新居，儿女情和诗文趣，使他们的结合并不亚于少男少女们的新婚燕尔。老情郎时时入迷地欣赏着他娇艳的少妻，嘴巴还对着柳如是的耳朵轻轻说：“我爱你乌黑头发白个肉。”伶俐的少妻则应声回道：“我爱你雪白头发乌个肉。”这真是老夫少妻间最为绝妙的情话。这组情话还被柳如是写进了《奉答牧斋》一诗，化为“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但两人的结合却是很不为“公论”所许的，一致认为“谦益愈放废”了。两人到浙江旅行，回到常熟时被看不顺眼的人们追着赶打，满船都是砖头、瓦块。钱谦益还为柳如是写了无数艳诗，其中就有十分肉麻的长诗。这些诗被魏雪窦等所编选的《吴越诗逊选录》另列一卷为“艳体诗”。朱鹤龄说，“见一越友选时贤诗，噎薄艳体，另为一编”，即指此事。这就说明了钱柳结合在当时引起的“清议”。
　　柳如是为妓时洒脱大胆，和文人名士尽意交游，指点烟霞，品评文字。柳如是既嫁，也并没有从此改弦易辙，收拾个性，做起中国家庭中的贤妇角色。她依旧狂放不羁，和钱谦益的一班朋友饮酒作乐，往往酩酊大醉，“咳吐千钟倒玉舟”，颇有太白遗风，实无闺阁风范。钱谦益居然毫不介意，反而称赞她“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
　　更为当时世人诧异的是这位老儒有时厌倦应酬，竟会委托柳如是穿上男人服装，外出代他拜访客人，“竟日盘桓，牧斋（钱谦益号）殊不芥蒂。尝曰：此吾高弟，亦良记室也。”
　　钱谦益对柳如是充分尊重、充分信任的态度可见一斑。柳如是这个出身卑微又自视极高、极其要强好胜的女子，终于找到了能够给她平等地位的人。可以这么说，嫁给钱谦益是她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
　　柳如是下嫁后写了不少诗篇，如《奉和小岁日京口舟中之作》：首比飞蓬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尊前灯烛光。错引旧愁停语笑，探支新喜压悲伤。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许并长。
　　诗里面有一种迷离的情感和淡淡的哀愁，似乎闻不到她的笑声，隐约只见娉婷袅娜的身姿。这不由得令人遐想，不知道她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情感，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那首著名的《春日我闻室作》也同样流露了浓郁的惆怅之情：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数诗皆据《吴越诗逊》卷二十二《名媛诗》，朱朗诣评：“如是骨理皆妍，故是艳宗。”）
　　外面的流言因此多起来了。明清易代之际，野史笔记特别喜欢记载有关柳如是的佚闻逸事，她一时竟成了新闻人物。
　　黄淳耀曾经到钱谦益家里做西宾，柳如是要和他诗筒唱和，竟然吓得这位老夫子要卷铺盖逃走。当时有诗说钱谦益闭户著书，“松圆邀翰墨，河东媚房拢”，意思是钱谦益左有清客程松圆，右有爱妾柳如是。可见当时一般士大夫对柳如是男子般的狂放不羁以及钱谦益对她的尊重是相当不以为然的。
　　这些暗中讽刺柳如是的记录还要算是比较“蕴藉”的，赤裸裸的丑闻更是不少。野史中记柳如是养着不少“面首”，随时更换，一旦厌倦了就赶走甚至杀却。又有一次她的一个相好被捕下狱，钱谦益十分不安，立即出面保了出来，说不然就会使柳夫人不欢。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相当值得怀疑。柳如是身为女子，却狂放不羁，无闺阁风范，当时对她风言风语、造谣生事的大有人在。
　　在柳如是心中，真正眷念的恐怕是那段与陈子龙刻骨铭心的爱，缱绻温馨的爱情生活和分离的伤感应该是她在红豆山庄夜晚回忆的主要内容。或许，伴随着回忆，黑暗中会浮现出一个妩媚的笑。这个笑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短暂。直到陈子龙在反清复明的战场孤军奋战、事败身死后，那个倾国倾城的笑，到此就被彻底地埋葬了。
　　弘光二年五月，清军打到南京，二、三十万南明守军望风而逃，弘光帝朱由崧丢下南京自己逃命去了，此事史称“乙酉之变”。
　　柳如是看到明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一脸悲切而圣洁的表情，便劝钱谦益一同以身殉国，来个“你殉国，我殉夫！”，一同跳水自尽。但钱谦益却十分不安，他走下水池，试了试又走了上来，抬头对柳如是说：“水冷得很，我们不如改日再来吧？”这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动作，贪生怕死，不愿为故国作烈士。柳如是没有想到，这个名满天下的东林党首领，竟是一个软骨头，在极端失望之下，她“奋身欲沉池水中”。
　　钱谦益早料到烈性妻子的打算，忙追上去将她紧紧抱住。这时，家丁回来报告说清军快要进城了。钱谦益便吩咐使女们好好守住夫人，绝对不能出事，自己则匆勿去找马士英商量。刚到马士英的住宅，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钱谦益猜到马士英已经出逃，于是去找赵之龙和王铎，三人商议的结果是：一致同意投降。
　　钱谦益于是赶到城外，代表南明政权，跪在大雨中迎接清军。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讽剌钱谦益说：“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钱泳《履园丛话》评论说：“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
　　之后，钱谦益向豫亲王多铎献上了金银实物和珍贵古玩百来件。这件事后来被人拿来大做文章。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钱谦益不得不这么做。
　　陈康祺在《即潜纪闻》中说：《柳南随笔》载豫王下江南，残明诸臣咸致重币，以虞山钱牧斋所献为最簿。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尾亦如之。其贡品乃流金银壶，法琅银壶各一具；蟠龙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进；法琅鸽杯、银镶鹤杯各一对；宣德宫扇、真金川扇、戈阳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以是为薄，则厚者可知！
　　可见当时南明官僚人人争相巴结多铎，钱谦益不过是不得已而随大流，他送的礼也是所有官员中最轻最薄的。
　　钱谦益虽然另投新主，但他内心强烈的矛盾心理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竟然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在强烈的羞愧心理驱使下，钱谦益决定尽余力做点事情。他努力游说多铎，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在得到多铎的保证后，钱谦益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力劝说江南各地的士绅，说“天与人归”。钱谦益这样做并非要替满清效力，他只是看到扬州大屠杀的可怕结局，希望能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
　　无论怎么说，变节行为在道德上始终是要受到谴责的。钱谦益后来受到了许多名士的大力批评，但他一直努力安慰自己说，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这是一种羞耻与骄傲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情感，钱谦益认为他用名节为代价，作出了自我牺牲。“文字狱”的核心人物吕留良（许多传奇故事中认为，他的女儿吕四娘为了家仇，设法潜入紫禁城，杀死了大兴文字狱的雍正皇帝）后来也曾经表示出类似的个人情感困扰，他说：现在我知道了，以饥饿求死容易，以牺牲节义求生存难。
　　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满清的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所以黄宗羲后来在著作会有称赞钱谦益的传记。1655年，顾炎武因杀死家仆而被满清地方政府捕下狱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出面奔走，帮助顾炎武出狱。
　　在非常时刻，斗争之尖锐、复杂超乎人的想象，因为未来时局的发展是难以预测的，总会出现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钱谦益迎清兵入城，反映了他对强权的屈从，但他不像吴三桂、洪承畴等人，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并没有将满清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无论是当时他为避免江南出现更多的扬州十日而四处奔走，还是后来他积极谋划反清复明，都充分证明了这点。但历史总是用道德的尺度来评价，难道一定要钱谦益投水自尽才是利国利民吗？还是“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许多时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
　　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过的不再存在。人死其实十分简单，复杂的是为什么死。
　　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颇为精辟：“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
　　陈寅恪先生曾说：“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认为钱谦益降清是因为性格怯懦，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钱谦益降清对他在崇祯一朝仕途的绝望，以及他对在南明仕途的期望，毕竟，他是名扬海内的大才子，他始终有些不甘心，这是他“首鼠两端，居心反复”的根本原因。但他这种期望很快就破灭了，不仅仅是后来清廷并未封他做丞相，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爱妻柳如是对待他的冷淡态度，刺激加重了他因为失节而产生的悔恨的心理。
　　但柳如是却始终不能原谅丈夫的不死投降事清行为。一次，钱、柳二人出游，看到一处泉水清澈，钱谦益想脱鞋袜洗脚，柳如是站在一旁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么！”柳如是实在严冷得很。只一句话，就完全吐露了她对钱谦益的鄙视、厌恶。
　　1645乙酉年秋天，清政权召南明降臣去北京接受封职。北上的当天，众降臣都携带妻妾，唯独柳如是不肯随行，她身穿大红服装，屹立道旁，一言不发，悲愤地看着自己那晚节不保的丈夫在清军的押送下离她而去。
　　明朝皇帝姓朱，柳如是着红袍，暗示自己的反清复明之志。众降臣面对一个女子这种壮举，都感到羞愧难当。钱谦益更恨不得钻到地下，他悔恨交加，在途中写下了“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这样深深自责的诸句。
　　『注：翟茀，古代贵族妇女乘坐的车饰的雉羽，翟茀班，谓妇女辈。』
　　钱谦益的心情可谓是失落之极了，这种不被妻子原谅和理解的原因仅仅源自于他的没有舍身取义。在今人看来，确实很难以理解。但从另一个方面，却说明了柳如是强烈的政治倾向。
　　传闻钱谦益北上、柳如是留居南京时，乘机与人通奸，“子（钱谦益的儿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柳如是通奸之事无论真假，钱谦益对她的宽容可见一斑。
　　钱谦益到了北京，得到了“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的官衔，但半年后就称病返回老家，用诗酒消耗他剩馀的生命。这时钱谦益常为一些不遂意的事情而生气，外忧清议，内惭神明，烦躁时常绕屋彷徨，自言自语道：“要死要死！”柳如是一次在旁冷冷道：“你当初不死在乙酉南京陷落之日，而死于今日，这不是太晚了吗？”钱谦益哑口无言。
　　自此后，钱谦益长期暗中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屡冒杀身之祸，展现出历史人物极为复杂的一面。
　　归庄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写道：“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䜩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时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鬔鬆。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
　　这段话是比较公正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简单对待。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
　　钱谦益辞官后不久，因淄川谢升案而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狱。家人都不敢出头，只有柳如是单身带了一个包袱，随行护送在押解兵卒的刀光剑影之间，照顾钱谦益。可见从这个时候起，钱谦益已经用自己的行动重新赢回了妻子的信任。这一次官司，据说是柳如是行贿三十万金，钱谦益才得无事放归。
　　钱谦益因此对柳如是感激涕零，作诗说，“从行赴难有贤妻”。当时有人看了还觉得不舒服，因为柳如是到底还是“妾”，不能就这样说的。
　　清·祝纯嘏《孤忠後录》记载说：顺治四年，黄毓祺起兵海上，从舟山进发，打算收复常州。钱谦益特意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船多飘没。黄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负之，始得登岸。
　　钱牧斋《后秋兴》诗之一有句：“闺阁心悬海字旗，每于方寻系欢悲。乍闻南国车攻日，正是西窗对局时。”据考证，此诗就是咏黄毓祺事。“闺阁”是指柳夫人无疑。
　　黄毓祺兵败后，清廷查知钱谦益与黄毓祺有牵连，下令缉拿他。清顺治五年四月，正在病中的柳如是“蹶然而起，冒死从行”，紧随丈夫一同去到南京。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谦益才得以免祸。出狱后，被管制在苏州，寄寓拙政园。但钱柳二人在苏州过着饮酒下棋的悠闲岁月时，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政局变化与战局发展。
　　顺治六年，钱谦益和柳如是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在这种局面下，钱谦益并不曾闭门韬晦，表面上息影居家，在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以耄耋之年奔走道途；其中柳如是对他的影响不可小觑。钱谦益先后与南明桂王的大学士翟式耙、郑成功、张名振和张煌言联系。
　　顺治六年（1649年），钱谦益在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提出了“中兴之基业”的关键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
　　钱谦益后来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一是因为连吃几次官司，需要钱打理；二是柳如是几次冒死到抗清义军中犒师，对义军慷慨解囊。顺治七年（1650年），绛云楼又不慎起火，一夜之间，几万卷藏书和大批珍宝古玩化为灰烬。就在二人经济拮据之时，柳如是依然卖尽金珠，全力资助抗清义军。钱氏倾家荡产资助反清复明，以致到钱谦益死的时候，连丧葬费用都成了问题。后人仅以“失节”一事来对钱谦益盖棺定论，实在是不公正的。
　　顺治十一年（1654年），张名振统率的南明鲁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进抵镇江、瓜州，第二次进至仪征，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
　　这次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是以钱谦益等人为核心策划的。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但这次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西南永历政权孙可望与李定国突起内讧，几乎酿成大变；而福建郑成功私心太重，一心只想守住他自己的地盘，保存实力。
　　钱谦益这些人在清统治区内秘密从事复明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他们首先销毁证据，有人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也竭力避免牵连更多人进来；迹象还表明部分仕清的汉族官员因各种原因而暗中加以庇护。这充分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失节来评判。还有一点，历史就是历史，无人能对其一窥全豹。
　　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发动长江战役的核心还是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这次重大的战略策划充分证明，钱谦益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
　　可惜，可叹，可悲！南明政权从弘光到永历，从来都是内部忙于勾心斗角。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争权夺利，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即现在所说的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心力不齐，加上南明没有一个有权威、有影响力、可以协调大局的人物，所以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有点像现代人所称的行动代号。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南明败局已定，钱谦益回忆此事，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对这一重大行动的流产流露出无尽的怅惘和遗憾。
　　顺治十二年，张名振舟师纵横海上之时，柳如是曾入海犒师。白耷山人阎尔梅（阎尔梅曾是史可法的营中幕僚）被清兵追捕，柳如是曾将他藏在家里。这背后自然也有钱谦益的支持。
　　『注：阎尔梅号古古，是沛县著名文人。1644年风云动荡之时，他正渡过黄河，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写下了《怀古》一诗：“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黄河有时汹涌奔腾，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阎尔梅用黄河来比喻历史，已经十分敏感地预测到明王朝不可预知的命运。』
　　黄宗羲年轻时曾游虞山，就住在钱谦益家。一天夜里，黄宗羲已经睡下了，钱谦益提着灯来到他的床前，摸出七两银子来相赠，给黄宗羲作为安家之用，并说“这是内人的意思”。这内人就是柳如是。
　　柳如是对年轻的黄宗羲持这种态度，自然因为他是黄尊素的儿子。黄尊素是东林党人，在明末就和阉党作过斗争，是《南都防乱公揭》（目的是驱逐阮大铖）的起单人之一，南京陷落以后，又曾多次参加抗清起义活动。
　　但恢复故国希望的逐渐破灭，柳如是也似乎看破了红尘，于是就演出了“入道”的一幕。
　　康熙三年（1664年）夏天，钱谦益卧病不起，而丧葬费用尚无着落。恰好盐台顾某来求文三篇，答应给润笔费一千两白银。此时，钱谦益重病在身，已经无力为文，只好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黄宗羲虽然敬重钱氏夫妇，但因为他发誓绝不为满清做任何事；而钱谦益当过满清的官，黄宗羲担心代笔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因而略显推辞之色。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将黄宗羲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钱谦益的凄凉晚景，于此可见一斑。
　　黄宗羲后来在《南雷诗历》《八哀诗》（之五）记录此事说：“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乎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美人”即指柳如是。
　　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曾经令无数人艳羡的钱谦益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把一个已经破落的家留给了不满五十岁的柳如是。他临死前还呼喊着，“当初不死在乙酉日，这不是太晚了吗？”（顾公燮《消夏闲记》）这正是柳如是当初斥责他的那句话，他到死还念念不忘。尽管他后来为国为民做过很多事，甚至九死一生，但他心底深处依旧对当年降清的事不能释怀。
　　在甲申1644年、乙酉1645年之际，多少士大夫都要经受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钱谦益自然也无法将自身的命运置之事外。魏征的弃主从来未被辱骂过，杨业（即有名的杨家将们的父亲杨令公）的投诚亦未有所诟病。钱谦益之所以被骂“失节”骂得厉害，自然不是他真做了什么对不起汉人的事，而是民族主义造成的结果。中国自儒家占官学以来，夷夏之防是最为主要的，满人无疑是夷，而明则是夏。加上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领袖，名气最大，自然要为名气所累。钱谦益在那个时代背负骂名是必然的。但钱谦益的诗文在后世影响极大，因为内有大量怀念故国、诋斥满清的文字，乾隆皇帝亲自点名，下令禁毁。
　　柳如是嫁到钱家时，钱谦益的正室陈夫人还在，另外还有几房侍妾。但二十多年中，钱家的经济大权一直是掌握在柳如是的手中，这在钱氏家族中人看来实在不可容忍。钱谦益一死，攘夺家产的斗争必然要爆发，也果然爆发了，这就是所谓“钱氏家变”。
　　族人要来瓜分钱谦益的财产，聚众大闹，钱谦益的长子长孙们早吓得躲了起来。柳如是挺身而出，几经斡旋，终不成功。
　　在这个时候，柳如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能”，她做了精心安排后，把这些族人请了来，好言相向，盛筵相待，在酒酬耳热之际，她宣称要到后楼去取人们望得眼红的财物。她最后扫了这帮吃得酒臭喷人的家伙们一眼，上了楼，关好门，一根绳子吊死了。
　　在这之前，柳如是早已安排妥帖，派人去县里告状，关紧了大门，准备好绳索；等她一投缳自尽就把这帮家伙捆起来送官。果然，这一群人在封建法条之下，因家主新丧，迫死主母而伏罪了。这是柳如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战，最后一次“胜利”了！柳如是与钱谦益生的女儿这一年十七岁，已嫁给无锡赵玉森编修之子。她在书案里翻出母亲的遗书。遗书写道：“我来钱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众被凌辱，娘不得不死。娘之仇，女儿当同你哥哥一起出头，拜求你父亲知道。”
　　顺便提一句，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中唯一有子女送终的人。秦淮八艳是指马湘兰，柳如是，顾眉，董小宛，陈圆圆，李香君，卞玉京，寇白门。其他七艳中，除了顾眉曾有过一个女儿因病夭折外，他人都没有子嗣。这大概与她们早年青楼的放荡生活有关。
　　柳如是死后葬于虞山佛水山庄。她并不是许多诗人文士争相传说的为钱谦益殉节而死，而是那个时候她已经生无可恋：她爱的人死了，爱她的人也死了；最重要的是，她看不到有任何复国的希望，所以她的心也死了。
　　这位烟花场中的绝色奇女、翰林中的奇才，就这样结束了她的传奇，一生暗淡中闪着光彩，悲惨中显出力量。后世史学家将这位传奇女子称为“女侠名姝”。
　　崇祯年间柳如是与陈子龙开始交往时，风华最盛，她的一首《金明池·寒柳》词文采风流，恰好写在那个时候。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春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然而在爱情和年华最美好的时候，柳如是感觉到的却是爱情的伤感，命运的悲苦——“春日酿成秋日雨”——那是一种可以预见的衰凉寂寞的命运。她凄楚地看到自己将会作一场徒然的挣扎。这里既有纯属个人的心绪，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氛。
　　传说柳如是死的那一年，红豆山庄的红豆树第一次开花，并结出弥足珍贵的一颗果实。这颗红豆，可以想象成柳如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微笑，因为她在那里与她牵挂的人重逢。
　　有人说，不论男女，太有才华的结局总不是很好，从钱谦益和柳如是身上，诚然如此。
　　明清之际是一个特定的时代，钱谦益和柳如是则是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二 龚鼎孳与顾眉】
　　历史的尘埃下，与钱谦益和柳如是之间相互依赖多于情感不同，真正琴瑟和鸣的另有其人。这就是龚鼎孳和他的爱妾顾眉。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正好在朝为官，凑巧的是，他刚刚才被崇祯皇帝从大狱中放了出来。于是，龚鼎孳二话不说，立即投降了李自成。一个月后，吴三桂引清兵入京，龚鼎孳又立即投降了多尔衮。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龚鼎孳十九岁即中进士，授湖北蕲水知县，崇祯十四年大计，政绩列湖广之首，迁兵科给事中，诏入京。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龚鼎孳投降为直指使，奉命巡视北城。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关，龚鼎孳又迎降，官授吏科给事中，历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顺治三年，龚鼎孳因父丧请假南归，这一年他被控千金买妓（指顾眉）等罪名而降官。顺治八年，龚鼎孳回朝做官，因上疏反对满族官员专权等问题，又降官，甚至降到南苑上林苑去当一年看守蔬菜的小官吏。顺治十三年，他被打发到广东去做小官，直到康熙元年才被召回北京，恢复原职。后来历任刑部、兵部、礼部尚书等职务，还当了几次会试点考官。清初名流，多出龚鼎孳门下。在康熙盛世，龚鼎孳的晚年生活才过得舒服些。康熙十二年（1673年）卒，谥端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诏削其谥。
　　龚鼎孳才气纵横，无可否认，他写数千言可以一挥而就，而且词藻缤纷，一点都不用修改。就连顺治皇帝在宫中读了龚鼎孳的文章，也叹道：“真才子也！”
　　龚鼎孳工诗词书画，他所作的山水画风格苍郁浑厚，书法纵逸，有黄山谷、米南宫笔意。著有《定山堂集》、《白门柳传奇》、《三十二芙蓉斋诗钞》。
　　顾眉即顾媚生，南京上元人。据《板桥杂记》载：“顾眉字媚生，又名眉，号横波，晚号善持君，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须，弓变纤小，腰肢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可见她不但有着仕女的娉婷娇姿，更具文才艺技。
　　『注：顾眉十七岁时所绘《兰花图》扇面今藏于故宫博物院中。马守真即明神宗时期的马湘兰，也是秦淮八艳之一，明代知名女画家，尤善画兰，至今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还收藏有她的一幅“墨兰图”。南曲，泛指卖艺不卖身的江南名妓。』
　　顾眉的社会交往能力强，办事精明圆通，很早就在桃叶渡口拥有了自己的产业——“眉楼”，不做红牌而做老鸨，在江南声色场中混得如鱼得水，是江南有名的一掷千金的“青楼阔少”。她天生丽质，风度闲雅，既能放浪，也能端庄，万种风情迷倒了无数男人。尤其一双眉眼，如秋水盈盈，似乎晃动一下都会满得漾了出来，男人们一看到她的眼睛，魂便给勾住了。多事者都说：“此非眉楼，乃迷楼也！”当年隋炀帝曾在扬州起“迷楼”，用作藏娇之所，此用其意。
　　当时北方战事紧急，江南则依旧醉生梦死，高官名士日夕以诗酒歌妓为乐。其时秦淮名士设宴，没有顾眉到会则不算高雅。顾眉极会享受，长袖善舞而生财有道，她家中养有江南最好的厨子。当时的江南士绅都以到眉楼设宴会客为风流高雅，柳敬亭、冒襄等名人都曾在眉楼赴过宴，眉楼因此而日进千金，名扬海内。
　　显然，顾眉是个极为现实的人，她十分明白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顾眉个性豪爽不羁，有男儿风，在秦淮八艳中与柳如是较像，被人称为“眉兄”，颇似柳如是之自称为“弟”，但与柳如是相比，又多了几分任性嫉俗。据传当时的理学家黄道周曾经以“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自诩，东林诸生为了试探他是否真有柳下惠的本事，故意将他灌醉，然后请顾眉去衣与之共榻。
　　这个传闻未必尽实，却反映出时人眼中顾眉不以世俗礼教为意的做派。她的这种我行我素，毫不在乎世人眼光的作风，恐怕是她后来能与江左才子龚鼎孳缘定三生比翼齐飞的重要原因，然而她的备受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个性招来的恶果。
　　顾眉才貌双绝，有“南曲第一”之称，自然广受风流名士们的青睐。著名文人余怀曾经与顾眉情谊甚笃。
　　后人追踪秦淮八艳的故事，大多是从明末清初的文人余怀的《板桥杂记》（板桥旧为秦淮河上的桥）中知道的。顾眉艳帜高张时，无数人为她一掷千金，许多人就算为她争风惹祸亦再所不惜。当时有一伧父与一词客为顾眉争风，伧父仰仗其叔为南少司马，竟与一孝廉密谋，诬蔑词客偷盗，官司直打到衙门里。后来是余怀见义勇为，写了一篇檄文讨伐伧父仗势欺人，引得舆论一片声讨，那伧父的叔叔见状急忙骂了伧父一顿，把状子撤了，词客这才免去一场无妄之灾。余怀因此赢得顾眉青眼有加。
　　但后来顾眉又与刘芳约为夫妇。刘芳是南京城里的名门公子，已经与顾眉交往了三年。就在这个时候，龚鼎孳出现了。
　　后人总拿柳如是跟顾眉相提并论，两人除了出身一样外，还都很有眼光，都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不过这两大美女却有不同的抱负和理想，所以择人的标准自然就很不一样，以致后来的生活方式也大有不同。
　　那时龚鼎孳刚刚中进士不久，时任兵科给事中，年轻英俊，风华正茂，前程似锦，南下金陵办理公务的过程，听说顾眉大名，特意前去拜访。龚鼎孳来到眉楼，一见到明眸如水、眉目合情的顾眉，立刻为之倾倒不已；还特地为她画了一幅“佳人倚栏图”的画像，题上一首诗：
　　〖腰妒垂杨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
　　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
　　龚鼎孳长顾眉四岁，其人轻才好士，视金玉如粪土，豪雄之誉远播，性情与顾眉十分相似。顾眉见龚鼎孳气度儒雅，谈吐不俗，诗句中溢满了怜爱，也明显地表露了相求之意，不禁芳心暗动。
　　两人虽然一见倾心，不过龚鼎孳当时尚且是一种逢场作戏、玩狎而已的心态，并没有想到要和一位欢场女子结订终身之约。直到回至北京，他才发现自己对这个风尘女子情根深种，魂牵梦系，已经割舍不下了。龚鼎孳对顾眉情难自已，顾眉对龚鼎孳也是一见钟情。
　　就在这个时候，龚鼎孳忽然收到顾眉托人带来的书信一封，表明了相守终生的愿望。龚鼎孳虽是仕途中人，更是性情中人，既然佳人有情，才子也便所然从命，两人的相知相许水到渠成。于是龚鼎孳为顾眉脱籍。
　　崇祯十五年的中秋，顾眉不顾中原遍地烽火，江南江北盗贼四起，毅然抛下金陵的温柔故乡和眉楼的千种繁华，启程北上，欲到北京与龚鼎孳团聚。当时明朝“大局”已经相当不堪，明军在和清军、农民军交锋的两个战场都遭惨败，京师地区的安危已经成疑，许多前往北京为官的官员已经不带眷属赴任，龚鼎孳的元配夫人也留在了合肥老家。顾眉的勇气和情意由此可见一斑。
　　风尘劳苦，不须多言。顾眉行至河北沧州，却因兵燹纵横，道路阻绝，不能再进，被迫流寓淮河沿岸的清江浦，次年春复渡江返泊于京口。入秋，复北上，辗转徙倚，直到崇祯十六年中秋始抵京都。有情人众成眷属，总算不妄南北相思，万里颠沛，“尽畴昔、罗裙画簟，无数销魂，见面都已。”
　　顾眉嫁给了龚鼎孳后，余怀曾自伤说，“书生薄幸，空写断肠句”；与顾眉有婚姻之约的刘芳竟然以身殉情。大史家孟森先生因此在《横波夫人考》中批道：“以身许人，青楼惯技”；大国学家钱钟书读了孟先生的文章，又针对孟先生这八字考语加批了一句：“极杀风景而极入情理”。这二位大家一言九鼎，经他们这么一说，顾眉之轻浮势利水性杨花，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了。然而，从后来所看到的龚顾这对乱世夫妇的情投意合，琴瑟和鸣，当真是一样的脾性，一样的我和你，可见顾眉的慧眼独具。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她的选择并没有错。
　　成婚后，顾眉摒除了昔日的浓妆艳抹，还自作主张改名换姓，取用了“徐善持”的姓名，似乎更适合她现在作“进士夫人”的身份。
　　顾眉不是个心志高远的人，她总能满足，这是她现实主义的特征。她和龚鼎孳的世界如同一面湖水，有陈渣却能很快沉入湖底，有风吹过便起点点涟漪，不平静也不复杂，全看浊世的观照。
　　顾眉刚来北京时住在南城善果寺附近（今宣武艺园一带）。夫妻俩有时到慈仁寺去观赏海棠，逛琉璃厂，经常去游览离家不远号称“京师首刹”的长椿寺，日子过得十分美满。
　　这时候明朝已经是岌岌可危，龚鼎孳颇以挽回国事为己任，就在顾眉到来北京之际，他在一个月内上疏十七次，弹劾权臣，意气激昂。他曾作《念奴娇》词，题为“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内有“翦豹天关，搏鲸地轴，只字飞霜雪。焚膏相助，壮哉儿女人杰”句，可见他这种不事权贵、不虑自身、奋笔直言、一往无前的勇气，有一部分是来自顾眉的鼓励。在他写这些疏奏时，顾眉总在身边“焚膏相助”，以示支持。
　　崇祯为人刻薄、讳言己过，是众所周知的。龚鼎孳一个资历未深的年轻官员，这样不知轻重，一再弹劾他的亲信重臣，终于触怒了他。不久，龚鼎孳遭逮入狱，其时距顾眉归嫁才不过月余。
　　龚鼎孳被捕下狱后，生死难卜。然而顾眉并没有走避，而是执著地留在京中等待龚鼎孳出狱。她对龚鼎孳的感情和支持，给予他咬牙挺过艰难的巨大勇气。龚鼎孳在狱中写了大量诗词，在他的洒脱，豪情，乐观的笔锋下，时时闪动着顾眉的影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龚鼎孳终于获释，与顾眉重逢之际，他写下“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之句，这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而是生死相许的患难真情。
　　这次入狱事件对龚鼎孳和顾眉影响极大，二人在重新团聚的欣喜之余，也看到了仕途的险恶。从此，龚鼎孳那“喜好直言，弹劾权贵”的脾性改了不少。国事糜烂之际，二人开始享受人生，整天忙于吹拉弹唱。他们的生活似乎和世事沧桑两不相干。龚鼎孳还将两人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写成诗文公开刊刻，向世人喋喋不休地诉说他与顾眉梦一样的幸福。龚顾二人行事不羁，胆大妄为，蔑视礼教，招来了不少非议，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
　　此时离李自成进北京不到一个月时间。
　　显然，龚鼎孳的获释并不意味着太平生活的降临。甲申之变，山河变色，龚鼎孳和顾横波这对刚刚渡过一次劫难的夫妻，很快就被一起卷入了令得后世众说纷纭的荣辱漩涡中去。
　　李自成旋即攻下京城，旋即又变成满清的天下，纵使政局风云变幻，龚鼎孳则因抱定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态度，谁坐天下，他都俯首称臣，成为货真价实的“一半清朝一半明”。时人都骂他是“三朝元老”，没有骨气。有人责问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龚鼎孳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话是针对他曾降于李自成问的。
　　这就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彼”的出典了。时人都以为是千古笑谈。
　　龚鼎孳把投降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顾眉身上，后人都认为是典型的无耻之论。但以龚鼎孳和顾眉的感情之深，说他们夫妻一体并不为过。可见顾眉与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截然不同，她并不反对丈夫降顺降清。顾眉爱好唱戏，曾经反串小生与董小宛合演《西楼记》、《教子》；在她丈夫因直言而下狱的那次事中，她就已经看明白了，乱世不过是另外一个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谁来谁去都如一出戏，她和丈夫看看热闹而已，还是关起门来过小日子最要紧。
　　多少年来，人们对柳如是和顾眉总是“相提并论”。《鱼计轩诗话》记黄小松赠邱学动“两尚书墨”，一丸阳书“秋水阁”，阴书“门人吴闻侍上牧翁老师珍赏”；一丸阳书“门人范琉上芝翁龚老夫子珍藏”，阴书“北山堂”，合装在一个盒子里，还赋诗说：“北山秋水名相亚，吉墨生香一样新。记取芝香拈素手，尚书传里两夫人。”
　　但其实这是不合适的。柳如是与顾眉同是“名妓”，又同是“相国夫人”，但她们对政治的兴趣、看法，显然是大相径庭的。“秦淮八艳”中，顾眉是公认运气最好的一位，也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她曾堂堂皇皇地受满清诰封为“一品夫人”，柳如是和陈圆圆亦有不及。但同时，她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与多数人印象中“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深明大义迥然有异。后人对龚顾之人品大大不以为然，认为夫妇二人皆是势利无耻之徒，利欲熏心之辈。
　　但龚、顾二人看起来不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热衷于享受生活，及时享乐，而不在乎是明朝还是清朝当政。
　　有些人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有些则是贪恋权势。龚鼎孳的为人，是属于惜命不怕死，敛财不贪财，想当官不嗜权的。他的仕清，较之复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之民族气节固然不及，但也绝非卖身求荣，甘心为奴，助纣为虐的无耻之辈。在成千上万仕清的汉人中，他是比较有骨气的一位，尤其是较之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一面骂明朝一面抨击他“降闯”的汉族臣子们来，实在有骨气得多了。
　　龚鼎孳降清后，先授给事中，不久就迁太常寺少卿，升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向降将敲诈贿银，又因贿授官，触发了朝中弹劾冯铨及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冯铨本来是魏忠贤的亲信，干尽了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的坏事，后被崇祯罢官，多尔衮进京后他立刻应召入阁，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和洪承畴范文程并列成了“特级汉臣”。李若琳则是冯铨的党羽，庸弱无行。这三人品格低劣，卑劣无耻，惟以善于取媚当权而得势。这一次，龚鼎孳同属下给事中、御史等言官连连发难，要求刑部鞫问。多尔衮权衡利害（事见前面篇章），有意袒护三人，反责科道诸臣，公开申斥龚鼎孳，将弹劾最力的李森革职拿问。
　　当龚鼎孳骂冯铨昔日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唇相讥龚鼎孳曾降李自成，“竟为北城御史”。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鼎孳当着多尔衮的面说：“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其实，明朝士大夫出身的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与异族，不与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见其亏节而不屈心，发已剃而自尊未泯——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征自辩，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发自内心，他要做个像魏征那样直言的人。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他后来的仕途不是一帆风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都是因为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分不开的。
　　但时人却不谅解他。有一段时间，龚鼎孳闲居在杭州，杭州人把他视作“人妖”，人人见了他吐口水。朝野中针对他的风言风语多到数不清。伶人们在台上演戏，看见龚鼎孳在场的时候，往往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上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比如说他要躲避乱兵，慌忙中竟躲到了西湖边秦桧夫人的胯下，碰上秦夫人月事来潮，把他淋了一头，只好又赶紧逃往别处。诸如此类。李清也在《三垣笔记》中多次指责龚鼎孳为人反复无常。
　　顺治三年，龚鼎孳以丁父忧归江南，顾眉也跟着回到家乡。她旧时的南曲姐妹们见她衣锦还乡，都对她羡慕不已，于是顾眉就出面召集旧日姐妹欢聚。龚鼎孳一向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而顾眉更喜欢热闹，将宴席摆在了桃叶渡，大宴宾客，借机与南曲的姐妹们相聚，互诉衷肠。后来龚鼎孳更是携顾眉游江南，歌饮流连，屡兴诗酒之会，且叙述哀悼之词，辄用藻丽之词，公然视礼教如无物。
　　京中那些记恨龚鼎孳的人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千金购妓”的旧帐，连同他在丁父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未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京。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顺治深恶多尔衮而敬重汉族士大夫不无关系。
　　『注：当时的风气，和名妓结交是雅事；对感情负责，娶妓女回家，让她每日生活在自己身边，就成了伤风败俗。』
　　顺治力主消弥满汉之分，但一直受到多尔衮、孝庄太后和满清贵族的牵制，壮志难酬。像龚鼎孳这样敢于当面触怒多尔衮，不事阿谀满族权贵又才名远播的汉族才子，自然容易得到他的欣赏。另外一点，顺治也是个为情癫狂的人，这点跟龚鼎孳十分相似，他为了弟妹董鄂妃不知做了多少不合祖制的事，甚至不惜和太后及所有满族权贵为敌。也许在他心中，对于龚顾情缘不但悻悻相惜，而且还羡慕得很呢。
　　龚鼎孳得到顺治皇帝欣赏后，连连拨擢，很快升为一品大员。按规定，一品官员的妻子应当封为诰命夫人。龚鼎孳的正室夫人童氏在明朝时已是命妇，这女子的思想与丈夫有点不一样，对明朝的感情较深。明亡后丈夫到北京去做官，她一直不肯跟随，而宁愿留在龚的家乡（安徽合肥）守活寡。听到这个消息，语含讽刺地致书龚氏，说：“我受过明朝的两次诰封，已经够了，以后朝廷如有恩典的话，就让给顾太太好了。”既挖苦龚氏变节，又讽刺顾氏青楼出身，用语既含蓄又刁钻，一时传遍京城。谁知道龚鼎孳果然顺水推舟，顾眉也欣然领受，妓女出身的顾眉名正言顺地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同时意味着龚鼎孳废嫡立庶。满城哄笑一刹间变成了愕然，都为这一对夫妻的蔑视礼教、不以俗世眼光为意而惊讶。
　　作为明朝臣子，龚鼎孳是大节有亏的。柳如是和钱谦益秘密帮助反清复明活动冒着巨大风险，龚氏夫妇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是非准则与为人原则，为了坚持这些准则，他们不计进退，甚至不计祸福。龚鼎孳在朝中为了维护汉人利益，几沉几浮，顺治十四年更是因为“重汉排满”被顺治切责。故吴伟业曾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与柳如是钱谦益一样，龚氏夫妇也帮助过不少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兹举数例：
　　傅山，著名南明遗民，长期为抗清活动，后以出道为由，拒不剃发易服，且着朱衣以示不忘前朝，顺治十一年，傅山因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起义而被捕，史称甲午朱衣道人案（因傅山着朱服以示不忘前朝）。父子兄弟皆受严刑拷问，一直抗词不屈，得龚鼎孳周旋营救而开释。傅山终身义不仕清，后多次违抗康熙圣旨，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被强行授职带到午门谢恩时仰卧于地，坚不叩头谢恩。
　　阎尔梅，曾于史可法军中为参谋，但志向才能均远之。他反对“联虏平寇”，曾多次向史可法建议利用清军内部不稳且正与李自成主力周旋，而北方抗清之势方兴未艾之时机出兵收复失地，反对退保扬州，所议极有见地，奈史可法不听，自趋灭亡。后奔走中原各省招募志士，数图反清起义，被捕逃脱，全家皆殉。阎尔梅亡命天涯十年，直到龚鼎孳为刑部尚书方代其了结此案。
　　丁耀亢，清初才士，曾任镶白旗教习，暗有反清思想，曾做《续金瓶梅》，内容与书名全无关系，实系宣扬反清思想的著作。事发下狱，得龚鼎孳极力营救而获释。
　　黄宗羲，著名南明遗民，有反清复明思想。钱谦益死前托他代作墓志铭，令其左右为难，因为黄宗羲为坚持“义不仕清”，一直表示自己不再涉于俗事，而钱为清廷要员，如代为墓志铭即难自圆其说，恐惹是非。后龚鼎孳慨为代撰，使黄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这件事与黄宗羲在钱谦益临死钱润笔赚丧葬钱是同一时间，但不是同一回事。
　　至于被龚鼎孳不避嫌猜，冒着风险资助过的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更是不计其数。故钱谦益说，“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邓之诚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指的就是龚鼎孳利用职权不遗余力，甚至不计个人安危地维护那些反清志士。
　　朱彝尊、陈维崧这些抗清志士到京师的时候，龚氏夫妇曾经慷慨解囊资助他们。顺治十四年（1657年），龚鼎孳被骤贬出京后，携顾眉重游金陵，寓秦淮河畔大油坊巷市隐园。顾眉在文德桥遇到了身着和尚衣服的阎尔梅，正被追捕。顾眉见事情紧急，将阎尔梅藏进了市隐园中村堂。在顾眉机智的庇护下，阎尔梅脱险。当时龚鼎孳已不再是朝廷大员，只是一个以“重汉排满”罪名遭皇帝切责贬黜而赋闲在家的官场失意者。但顾横波未因害怕引来猜疑而有所犹豫，她在保护阎尔海时表现出的义气与胆识可谓不让须眉，大才子袁枚以“礼贤爱士，侠内峻嶒”八字并称她和柳如是，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此事。
　　龚鼎孳乐于助人，爱才如命，落难的文士都喜欢向他寻求帮助。在顾眉身上，恰好有着同样的一种好品质。这一男一女的结合，似乎在龚鼎孳方面受到的影响更深。他的“视金钱如粪土”的习性，籍着顾眉的推波助澜，在不断地花样翻新。据《板桥杂记》记载，龚鼎孳原有轻财好士之名，“得眉娘佐之，名誉盛于往时”。龚鼎孳长于诗，上门求诗的人不少；顾眉善画，尤其善于画兰，请她画兰的人也多。她画的兰花，下款多署“横波夫人”四字。“横波”是她的号，和她的姓“顾”字意义上有关联。当时人也习惯称她“顾横波”，或“横波夫人”。龚鼎孳为清廷的礼部尚书时，京师四方名士尊如泰斗，凡有人来求龚鼎孳的诗书画时，都是由顾眉代笔，顾声名才气愈盛。
　　顺治十四年（1657年），龚鼎孳回金陵为顾眉大办寿辰，是夫妇二人最后一次惊人之举。顾眉和丈夫重游南京，在下榻处接受龚氏弟子的隆重跪拜。其间，她把还留在南曲的姊妹们召来，和她们畅叙别情。顾眉虽然不以世情为意，却非常在意不能为子嗣艰难的龚鼎孳生一个儿子。
　　顾眉唯一的幼女在顺治十五年死于痘症，其后她盼望有一个儿子，曾经叫人用香木做过一个手脚会动的木人儿，让乳母抱着它喂奶，让保姆抱着它催它大小便，像是照顾一个真的有血有肉的婴儿一样。龚府上下人等跟着她一齐傻，管叫这木头人做“小相公”。然而人算总不如天算，直到弥留一刻，并没有任何儿女在旁为她送终。
　　幼女之死带给顾眉很大打击，从此她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有些心灰意懒起来，开始清心理佛。她看破红尘，决心皈依佛教。龚鼎孳就在他家附近的长椿寺内修建了一座楼阁——妙光阁。清乾隆时戴璐著的《藤荫杂记》说：“妙光阁建自合肥尚书（龚鼎孳号称‘龚合肥’），近见《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即所谓横波夫人也。横波仲冬三日生辰，恒于阁下礼诵。”于是北京今下斜街一带增加了“妙光阁”的地名，一直到北京解放以后，这个地名还保留着。
　　传说在龚鼎孳复官还京前，顾眉又一次提起兴致，与龚鼎孳相携出游杭州，泛舟西湖，二人年近半百，仍旧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再成一时话题。这很可能是顾眉自觉来日无多而对江南做的一次告别之游，也是想再为夫妻二人再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
　　康熙三年（1664年）深秋，顾眉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龚府内病逝，死在龚鼎孳之前，享年46岁。当时来吊唁的人非常之多，车水马龙，连门口都堵住了。连远在江南的阎尔梅、柳敬亭、余怀也在安徽庐州为她开吊设祭。龚鼎孳于顾眉逝后每岁生辰都到妙光阁礼诵佛经，直到康熙十二年逝世。龚鼎孳生前著有《白门柳》词集，据余怀说，实为顾眉所作“传奇”。这部词集，当可视为记载二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
　　民国初年，南京有一条“顾楼街”，在传说是眉楼故地的一间茶馆上，挂着一副对联，写道：
　　〖泪海成桑，如此江山奈何帝；
　　眉楼话茗，无多风月可怜人。〗
　　对联本身并不特别好，但由此可知那时的民间社会，对顾眉其人还留有印象。
　　顾眉有词集叫《柳花阁集》。叶恭绰《全清词钞》中录有顾词一首，调名《千秋岁送远山李夫人南归》，全词如下：
　　〖几般离索，只有今番恶。塞柳凄，宫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真珠阁。问何日、衣香钗影同绡幕。
　　曾寻寒食约，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红烛冷，一棹青山泊。凭任取、长安裘马争轻薄。〗
　　【三 吴伟业与卞玉京】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1644甲申年华夏神州大地上那一场遽变，确实让一大批文人墨客写出了太平盛世之吟风弄月所不可比拟的深沉隽永诗篇，吴伟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
　　跟钱谦益的暗中反清复明和龚鼎孳的公开的及时享乐不同，吴伟业是“江左三大家”中最郁闷最忧郁的一个。当然，他也不像钱谦益和龚鼎孳那样，各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如夫人。本来，吴伟业曾经有机会娶到“秦淮八艳”中最孤傲的卞玉京的，但却由于他自己的怯懦，错过了这段情缘。
　　吴伟业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爱情，是一个委婉伤感的故事，它几乎影响了吴伟业后来的整个生活。尤其在吴伟业的晚年，他写了许多诗，来表示对这段付出了真心却没有结果的爱情的追悔。
　　然而，有些讽刺的是，吴伟业在后世的名气却有一大半并非源于其本身的文才，而是间接来自于另一位秦淮名妓的影响——“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女主角陈圆圆，陈圆圆本人和这句诗的知名度恐怕远比吴伟业本人要高得多。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
　　吴伟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学识渊博，著述甚多。他不但工诗能文，而且熟悉音律，擅长度曲填词、杂剧传奇、绘画等。他的词在婉约、豪放上都有很高的艺术建树，尤其他的婉约词，兼吸了周邦彦、柳永两人词的长处，后人称他的词有周词之雅而无周词之隐晦，有柳词之畅而无柳词之俗丽。但吴伟业的诗歌创作成就最大，其诗取经唐人，各体皆工，而以七言歌行最能自成一体，时称“娄东派”，世称“梅村体”，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他一生写诗千余首。著有《梅村集》、《梅村家藏稿》、《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其诗多以反映现实为主，早期作品风华绚丽，明亡后多激楚苍凉之音，尤擅歌行，既委婉含蓄，又沉着痛快。
　　吴伟业出身在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十四岁即能写一手好文章。少时“笃好《史记》、《汉书》，为文不趋俗”（《镇洋县志》），后受学于同乡张溥，很受张溥赏识。张溥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张溥的书斋叫“七录”——他读书必要手抄，每本书抄一遍朗诵一遍，六七遍后就能记得。吴伟业在少年就遇到这样的一位老师，不能不说他是幸运的，对于他以后的治学之路张溥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崇祯初年，张溥继东林党之后倡立复社。复社是当时重要的文学团体和政治团体，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吴伟业是复社的重要成员，名列“十哲”。
　　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当时有人为了攻击主考官周廷儒，因为周延儒与吴伟业父亲相熟，连及吴伟业。崇祯帝亲自审阅了吴伟业的试卷，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其实这件事是当时复社和以温体仁为首的浙党的斗争。此时，吴伟业尚未成婚，崇祯帝又特赐他归里娶亲，这样的荣耀对于新人吴伟业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荣极一时。
　　以后，吴伟业历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左中允、左庶子等职。吴伟业入仕之初，即以“直声动朝右”，他曾上疏弹劾多名政要，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朝官。后来见复社中人升浮不定，终以国是日非，仕途险恶而归隐。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词藻华丽的诗歌，但大多未能流传下来。
　　卞玉京原名赛，又名赛赛，号云裳。她原系官宦出身，因父早亡，家道中落，与其妹卞敏一同沦落风尘，是明末清初秦淮河畔一对出名的姊妹花，而卞玉京的名气略胜，时人因有“酒垆寻卞玉京，花底出陈圆圆”之咏，被列为“秦淮八艳”之一。后来卞玉京为女道士，号“玉京道人”，于是有了“卞玉京”这个习称。
　　『注：“玉京”是道家语，指天界。李白有“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之句。古龙的小说中笔者最爱《七种武器》，其中《长生剑》一篇的男主角叫白玉京，兵器叫长生剑，取的便是李白的诗意。』
　　卞玉京诗琴书画无所不能，善于诗，工于画，尤其爱画兰花，“好作风枝婀娜，一落笔尽十余纸”；又工于小楷，精于琴道，“书法逼真黄庭，琴亦妙得指法”。更兼秉性高洁，居处一尘不染，时人有“爱洁无如卞玉京赛”之叹，虽为青楼女子，却“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
　　卞玉京十八岁时游吴门，居虎丘，往来于秦淮与苏州之间，成为著名歌妓。她当时与柳如是、顾眉齐名。在当时的某种意义上，她们三人的名气比著名的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卞玉京久居秦淮，一般见客不善酬对，但如遇佳人知音，则谈吐如云，令人倾倒。这个色艺双绝的女子感情细腻，颇有傲气，屡屡拒王孙公子于门前；而她又是至情至性的。在相处日久的知音面前，这位名噪一时名妓时有哀怨之情流露，只是当被问及的时候，她却总是岔开了话题，其敏捷聪慧，文士之中也鲜有能及者。她曾为自己画像一副，上题小诗：“沙鸥同住水云乡，不记荷花几度香。颇怪麻姑太多事，犹知人世有沧桑”，诗中可以隐约窥见其不欲言表的感怀身世之幽情。
　　卞玉京最初的爱是献给王竹轩的。这是一个风雅深情的年轻俊贤，然而却偏巧是卞玉京家仇人的儿子。卞玉京对此无法释怀，冷静片刻后立即净手为王竹轩用蝇头小楷写了一篇《道德经》，从此绝断情缘。这大概就是她所咏叹的“人世有沧桑”吧？
　　崇祯十四年春，吴伟业时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他在南京水西门外的胜楚楼上饯送胞兄吴志衍赴任成都知府，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前来为吴志衍送行的卞玉京姐妹。
　　宴席上，卞玉京题七绝于扇面，作为临别寄赠：“剪烛巴山别思遥，送君兰楫渡江皋。愿将一幅潇湘种，寄与春风问薜涛”。她的慧丽聪敏，以及高贵脱俗而又含有几分忧郁的气质，都令初次见面的吴伟业倾倒不已。吴伟业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正统的文人，但他的内心却有些不安份。这种外清内浊的性格，直接影响了吴伟业与卞玉京的爱情。
　　而第一次遇到名满三吴的才士吴伟业的卞玉京，也同样对他一见钟情，以致这位平素对初见之人一向应酬寥寥的秦淮名花，竟然抛弃了她的矜持和高傲，以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罕有的大胆直率，在席间对吴梅村表白了爱慕之心，并当场作出以身相许的表示。
　　此事在吴伟业于《过锦树临玉京道人墓》小序中曾云：与鹿樵生（吴公自号）一见……酒酣附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不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
　　在当时的封建体制对女性束缚程度来看，这种敢爱并敢于直陈于人前的举动是极为罕见的，卞玉京对感情的执着和坦诚可见一斑，她率直毫不隐藏的真诚也给在座人带来深深的震撼。
　　流水有心，落花亦有意，原本极有可能成就一段佳话，又或成为一段美好感情的开端。谁知吴梅村对卞玉京真诚的表白不是坦然接受，不是婉言回拒，也不是自道曲折，却选择了一种自以为聪明、其实却是感情中相当忌讳的做法来回应卞玉京的真诚：装傻做戏，“固为若弗解者”，即一再假装不懂卞玉京的意思。
　　卞玉京是个“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女子，只因动了真情，才不顾一切表白心意，但她绝非没有自尊，死缠滥打之辈，见吴梅村如此推搪，只是凝望着他，长叹一声，便即不复多言了。
　　吴伟业当时对卞玉京是一见倾心的，这由他后来的许多吟咏可以看出，而以卞玉京的个性，若不是吴伟业先在席间对她作出了爱慕的表示（比如他写的情意缠绵的词作），则她聊表寸心犹有可能，乍然以身相许的可能性却非常小。
　　既然是两情相悦，为什么话到关键，吴伟业又突然装起傻来了呢？个中缘由，吴伟业自己从未有所解释。
　　对于吴伟业的佯装不解风情，一种说法是：当时明廷严禁朝官在自辖的地方纳民妇为妾，而吴梅村又恰好是南国子监司业，官署正在南京，故而不敢犯禁。还有一层，吴伟业家中已有妻室，而且当年是崇祯皇帝亲旨特准他返乡迎娶，故有“奉旨成亲”的说法，他与元配的婚姻既是皇帝点了头的，地位自然不同一般妻室；而卞玉京毕竟是青楼出身，取她回家，即使不为朝廷明令所禁，也多少会伤及他的“官声”，甚至可能引起皇帝的不悦。
　　因此种种可能利害关系，吴伟业便有了憾负卞玉京的一生悔恨。明末的名人胆小怕事的居多，吴梅村也是同一族类，枉费了卞玉京的一份深情。与钱谦益和龚鼎孳立场坚定地要抱得佳人归的决心相比，吴伟业得不到卞玉京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些顾忌该是吴伟业在向卞玉京示好、与之谈情赋爱的时候就已经心知肚明了的，事到临头才打退场鼓，也只能说明他和冒襄是同一路人——谈情说爱起来甜言蜜语，谈婚论嫁起来推三阻四，说他假意，他真有情；说他真心，他又负不起责任。这种作风，与他后来在涉及千秋名节时的患得患失与临事怯步是如出一辙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这次宴会之后，心高气傲的卞玉京的自尊心虽然受了很大伤害，却仍然未轻易放弃。相反，两人仍有往来，而且交往日深。但吴伟业毕竟是传统礼教束缚下的社会名流，对于卞玉京一往情深的一再示意，始终在患得患失中犹豫着。
　　直到吴伟业离开南京，也没有接受卞玉京的相许。临别前的那一晚，卞玉京乘着夜色，为吴伟业吹笛以寄情，却终究没能换得他对这份感情的一个承诺。卞玉京终于明白以自己的身份要想得到完整正常的婚姻生活是不可能的，属于她的只有日日弦歌、朝朝宴乐和各种各样的逢场作戏。
　　吴伟业后来写过一组《琴河感怀》，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休将消息恨层城，犹有罗敷未嫁情。
　　车过卷帘徒怅望，梦来褍袖费逢迎。
　　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怜卿。
　　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
　　由这首诗看，尽管吴伟业没有给卞玉京任何的承诺，在他离去后的那些日子里，卞玉京还是一直以“罗敷未嫁”的心意守着这份感情，对门庭若市的追求者们丝毫不假辞色。倘若不是对吴伟业一往情深，又焉得如此？
　　因此说来说去，症结仍在吴梅村。他说起来对卞玉京情意缠绵，可行动上却总萎缩不前。
　　当才子佳人的感情若即若离之时，时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吴伟业时在家中，闻讯后号啕大哭，欲自缢，幸被家人所觉。吴伟业为此大病了一场。他的好友王翰国约他一起出家，吴伟业以舍不得家人为由拒绝。王翰国独自焚书出家。其实当时出家是一个很好的全节的机会，吴伟业没有殉国、没有出家主要是其懦弱的性格决定的，这与他爱慕卞玉京，却又顾虑娶她的后果如出一辙。
　　同年五月，吴伟业在南明弘光朝拜少詹事兼侍读，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仅任职两月，就认为“天下事不可为”，辞官归里。此后的很多年吴伟业就在家乡太仓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春夏之交，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覆灭。清廷随即在南京广征教坊歌女，所有身在乐籍的女子都在候召之列，而艳名远播的卞玉京更随时面临着被征召的可能。
　　“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假如卞玉京也和寻常女子一样，遭逢遽变只知自怨自艾，听天由命的话，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卞玉京”这号人物的存在了。然而恰是在这天崩地裂的危难时刻，卞玉京显示出了过人的胆识与沉着。她虽身在青楼，却不甘沦为欺侮杀戮同胞的异族的取乐工具，于是悄悄改换了一身道装，只带了少量钱物和一张最爱的古琴，避过清军的注意，来到了江边。
　　在那里，卞玉京遇到一艘丹阳来的民船，就这样登山船只，顺江东下，从随波逐流的命运中机智地抽身出来。正是：“私更妆束出江边，恰遇丹阳下诸船。剪就黄絁贪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黄絁”是道服，“绿绮”是琴名，从那之后，卞玉京惯着道装，自号“玉京道人”，这便是“卞玉京”的来历了！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卞玉京的入道，分明是被清军逼出来的，并不是传说中为了逃避爱情的困扰。卞玉京的这一身道装，虽是为了应急才穿上的，其后却长久地不愿脱去，当中正包含了国破山河碎，宁做化外人，不为清朝民的决心。《桃花扇》以史入戏，写卞玉京因感亡国之痛而断绝俗尘，入冠为道，虽然有艺术虚构的成份，却是符合她以女道士自居的初衷的。
　　所以说，把卞玉京的入道说成单纯是为了和吴梅村之间的儿女私情，实在是看低了卞玉京，也抹煞了她这一身道装里包裹着的高洁情操。这个温婉美丽的才女，为了抗拒清军的传召，竟以超乎寻常的勇气，于兵荒马乱之间毅然冒险出奔，表示她对满清残暴的不满和反抗；她的胆识和气节，实在是身受明朝深恩，号称复社才俊，最终却屈身事敌的吴伟业所不可比的。
　　卞玉京这一走，就离开秦淮河长达五年之久，连吴伟业也无从得知她的音讯。
　　顺治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卞玉京作客拂水山庄，主人钱谦益设盛宴招待。钱谦益因为与吴伟业是挚交，知道他与卞玉京的难解情结，便有意撮合他们，邀他一同赴宴。吴伟业自秦淮别后也是相思成灾，念之甚切，接到钱谦益发出的邀请后，很快就来了。
　　然而，这次卞玉京却径自入内室与柳如是交谈。钱谦益再三派人延请，卞玉京先是托词更衣妆点，不久又称旧疾骤发，异日再访吴伟业，到最后，终究没有出现。
　　咫尺天涯，情何以堪？吴伟业惆怅若失，又悔恨又是无奈长叹，黯然神伤之余，唯以四首诗赋寄托相思，诗中写尽“缘知薄倖逢应恨，却便多情唤却羞”的追悔之情，这便是著名的《琴河感怀》四首的来历。
　　吴伟业写罢搁笔，怅然长叹：是自己负玉京在先，更可奈何！
　　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卞玉京对这一段若有若无的感情是非常怀恋的。如果卞玉京真的已经放下她和吴伟业之间的感情，那就没有必要避而不见了；正因为剪不断，理还乱，不知相见之后如何为情，才会有托病不出之举。倘若吴伟业再积极主动一些，比如作出迎娶的表示，恐怕两人之间的故事就不是绵绵无尽的悔恨。
　　侯方域对李香君，吴三桂对陈圆圆，都是倾心之下，当即下订，更不要说钱谦益对柳如是、龚鼎孳对顾横波的郑重其事，迎以妻礼了。和他们相比，吴梅村对卞玉京的“爱”由始至终都只是停留在口头笔头上的柔情蜜意，可他心中到底有几分诚意，打算如何安置这段感情，是否有对卞玉京的终身负责的念头，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卞玉京也一样无从把握吧？既然无法天长地久，就只能是此恨绵绵了。
　　两人此后还有一次会面。
　　数月后，卞玉京带着一身料峭春寒，携琴踏春，在虎丘与吴伟业会晤，极诉尽离别之情。那次，卞玉京披淡黄长衣，作道人服，平淡雍容。她说及清人入关后烧杀抢掠的情景时道：“吾洎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然后解琴为吴伟业歌弹一曲。
　　卞玉京借着抚琴歌弹倾诉了南京陷落前后自己的亲历亲闻，发出了深沉的浩叹——整个神州河山都已经残破不堪，自己一个人的沦落又哪还值得哀怨呢？“翦就黄絁来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这一曲情出婵娟，韵著绿绮，却不拘泥个人恩怨沉浮的血泪悲歌，浸透着对民族兴亡的心心牵念和良深感慨，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尽在五弦之中，深深震撼了吴伟业。《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这首沉郁苍凉、寓意深远的时代悲歌，便是由此而来。
　　诗中道出了卞玉京在这十年中的情景，点出了清军下江南、玉京“弦索冷无声”，一派凄凉状况。吴伟业在这首诗中，还用追悔伤感的语气记述了他与卞玉京的缠绵悱恻、悲切哀惋的爱情艳歌。这首诗没有《圆圆曲》著名，但吴伟业在写这首诗时所投入的感情和抒发的感慨，尤深于《圆圆曲》也说不定。因为他和卞玉京之间，毕竟有着一段付出了真心却没有结果的情缘。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吴梅村那首传世名作《圆圆曲》的创作，也正是完成于这次听琴之后的不久，与《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份属异曲同工之作。只因卞玉京在“弹琴歌”中讲述了自己亲睹的江南陷落后许多佳丽被清军劫掠凌辱的悲惨遭遇，二人又回首往事，想到整整十年以前，陈圆圆恰于此地被挟行北上，从此之后辗转万里，“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飘泊腰枝细”，不胜今昔之感，这才引发了吴梅村借陈圆圆的身世浮沉来唱讽兴亡的意念。“然则骏公于一年之中甚近之时间，赋此两诗，以陈卞两人前后同异情事为譶，而家过身世之悲恨，更深更切。”（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圆圆曲》以史实为据，文采斐然，几乎到了因诗代史的地步。开首即以“鼎湖当日弃人间”起兴，抒写出深挚的遗民之恸，表达了他对于明王朝的眷恋之情以及江山易主、韶华尽去的哀婉。他讽刺当时权势熏天的吴三桂写下了“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全家故国空从难，异姓真王独拜恩”这样的诗句，由此可见他对明王朝是很有孤臣孽子之心的。对于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爱情，很难说吴伟业到底是用同情还是讽刺的语气来描写。
　　这次相会成了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他们到死也没有再相见。可以想像卞玉京转身离去时，对依旧毫无表示的吴伟业是何等的失望。
　　南明政权覆灭以后，吴伟业闭门不出，他既没有能力像陈子龙一样坚持抗战，也没有勇气自杀殉国，但更不愿媚颜事敌，而准备做遗民，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对异族政权的不合作。这期间，他亲历国变，饱经忧患，写下了不少悯时伤世之作，诗风趋于沉郁苍凉。他的诗作，感伤时事，悲愤凄怆，对明末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其心系魏阙、不忘家国之情，灼然可见。
　　然而，当时尚未完全巩固其政权的清王朝如何又能容忍一个持消极抵制态度的遗民的存在？愈是有声望的遗民，便愈有危险。吴伟业在入清以后是毫无疑问的海内宗主，更是清廷必欲罗致的首要对象。
　　清顺治十年（1653年），江南初定，清朝吏部侍郎孙承泽推荐吴伟业出来做官，说他堪为顾问之职；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也极力推荐。
　　吴伟业当时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进退维谷，极为矛盾。所以他在这一段时期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两人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
　　就在吴伟业复出之说甚嚣尘上的时候，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致书规劝：不可出的理由有三。侯方域认为吴伟业蒙崇祯皇帝重恩，举科名第一，这是第一不可出；短短数年吴伟业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第二不可出；侯方域认为吴伟业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有所损失，这是三不可出。
　　明亡后侯方域曾经与吴伟业相约终隐。但侯方域终究还是参加满清的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引来无穷无尽的非议和诽谤，此时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李香君，以及士大夫最重要的名节，正处于无穷的追悔之中。侯方域以自己切身的悔恨来规劝吴伟业，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吴伟业当即写了一封回信，慷慨激昂表示：“必不负良友”。
　　可是当权者是不会放过他的，威胁利诱一起袭来，吴伟业不得不在父母泪水中准备出山，同时由于忧郁又是一场大病。“问华佗，解我肠千结”？“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从这些写于当时吴伟业去北京的路上的诗词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情是悲愤的，他个人的意愿是真的不愿意与清廷合作的。
　　吴伟业曾经涕泣谓人曰：“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意思是说他是为了保全母亲而不得不出仕。时人却认为是推诿之词，顾炎武当时堂上也有老亲，却坚持不肯赴诏。自然，无论是气节还是抱负，吴伟业都不能与顾炎武相提并论，甚至比起江左三大家中的另外两位，吴伟业也远远不及。这是性格使然，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和命运，包括他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
　　吴伟业出仕之前，曾受钱谦益委托调和当时的社事，当时慎交、同声二社积习很深。顺治十年，吴伟业召集两社人等共举虎丘大会，他想集九郡的人才，两社的同志成立一个象复社一样的组织。虎丘大会虽然还算圆满，就连归庄这样的人也都参加了（归庄是复社重要成员，以性格孤傲怪癖著称。时人将他和顾炎武并称为“归奇顾怪”），但是裂痕依旧。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少年投函吴伟业，信上极尽嘲讽地写着一首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看了信后，立即站了起来，但默然无语。
　　吴伟业出仕后不久，卞玉京出人意料地出嫁。这其中多少有些对吴伟业彻底绝望的因素在里面，否则时间上不会如此巧合。卞玉京嫁给了浙江一户世家子弟，但婚姻并不如意，在她心中，大概始终无法忘记吴伟业的影子。不久后由她的侍女柔柔以身相代，卞玉京自己则乞身下发，依附于吴中良医郑保御。
　　郑保御已经年过七十，是卞玉京前夫的亲戚。他不仅是一位名医，也是一位名士。他对卞玉京的人品才情极为敬重，特地为她建筑别宫，赠以厚资，使她可以安渡余生。于是卞玉京就在那里长住下来，开始潜心修道，持课诵经，戒律甚严，在晨钟暮鼓中度过了余生。她感于郑保御的恩德，用三年的时间蘸着自己的舌血为郑保御写成一部《法华经》，作为对他的报答。
　　卞玉京身上有一种缥缈的气质，这样气质的女子竟然无时不体现出毅然和决然，实在令人惊异。她一生颇多坎坷，其为人又心志颇高。她一生中倾心于两个男子，而这两个男子却都深深地伤害了她。命运安排给她太多凌利的冲突，想来除了遁世独立，也别无出路了。
　　十几年后，卞玉京在平静的生活中去世，死前郁郁寡欢，不知是不是含恨而终？卞玉京死后葬于无锡惠山柢陀庵锦树林中。身后每有路经此地者赋诗凭吊，悲悯她的命运。
　　康熙七年，年届六十的吴伟业来到墓前，以一首极其伤感的《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为他们的半生情缘划下句点。
　　吴伟业在北京也不过做国子监祭酒的闲职，心情颓伤。顺治十三年，吴伟业的第二任妻子郁氏过世，吴伟业更是悲叹：“尔死顾得归，我留复为谁？”对于自己的这次失足降清，吴伟业也毫不原谅自己，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
　　同年，吴伟业伯母张氏病故，吴伟业是张氏过继的儿子，所以借机乞假归里，回到家乡的吴伟业已经无意复出。就在这时候，好友侯方域病逝的消息传来，更增加了吴伟业的沉痛心情。
　　侯方域的心思与吴伟业有几多相似，侯方域自认为自己的错误无可遁逃，一直处于极为消沉郁闷的状态，年仅三十七岁的壮年而下世。回想当年侯方域的规劝，吴伟业写下：“生死总负候羸诺，欲滴椒浆泪满樽”。侯方域在《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吴伟业的悔与侯方域的悔几多相似。然而，这两个人除了悔恨，还是悔恨。
　　吴伟业从此不复出仕。但对于自己的仕清，他终身悔恨。在其《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在其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中更说：“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这是忏悔的灵魂的呐喊，是吴伟业漂在无尽的黑的海面上的心灵无助的呼告！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这年吴伟业五十岁。他的女婿陈之遴革职问罪，以陈名夏、陈之遴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再次失势于朝廷，而同年的江南科举案更是牵连很广泛。被吴伟业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被发配宁古塔，吴伟业写诗赠送悲愤万千：“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政治的翻云覆雨往往是吴伟业这样的文人所没有办法明了的，对于当时的黑暗的政治状况吴伟业用手中的笔记下了一切，而好友的责难他也只能苦涩面对。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愿云和尚（即吴伟业的好友王翰国）赠诗一首，责备吴伟业有负入山之约。“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钟声”。愿云和尚曾多次约吴伟业入山，吴伟业以双亲家小为念而拒绝。直到吴伟业死的时候，才遗命家人为自己穿上和尚的衣服，总算是践了愿云和尚之约。
　　晚年的吴伟业专心著述，《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都是在他晚年作成。用尽他半生心血的《梅村集》也付刊。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
　　康熙十年，一代诗人吴伟业吴梅村在家乡病逝，他留下遗言：“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实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袍，葬我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闻其言者皆悲之。
　　吴伟业在他的最后时刻依然是矛盾的，敛以僧袍，也是无奈的选择。他的本意可能更愿意以明朝的官服入敛，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给他的官服他心灵深处是不愿意穿的，墓前题字也是一样的心态。
　　吴伟业在临死时，对他与卞玉京的那段爱情仍然不能释怀，念念不忘那位红颜知己，作了一首《临终诗》：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黯然伤神，哀矜至死。
　　据说连后世乾隆皇帝读了吴伟业的诗后都连点了三下头，“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秋”。
　　1918年，郁达夫有八首诗咏及唐宋以来各家诗人，其咏先于吴伟业降清的钱谦益云：“虞山才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而咏吴梅村则云：“斑管题诗泪带痕，阿蒙吴下数梅村。冬郎忍创香奁格，红粉青衫总断魂。”很显然，郁达夫十分同情吴伟业的遭际，他透过“梅村体”香艳的表象，看到了一颗被痛苦折磨的心。对于同样被胁迫降清、同样知道忏悔的钱谦益，郁达夫也表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


　　第二章 复社的公子们
　　【一 秦淮河的风情】
　　从历史上看来，文明总是从有水的地方来的。且不说生命本身是从水中来，看几个文明古国，哪个又离得开水呢？正如同黄河之于中国、恒河之于印度、尼罗之于埃及……或者缩小到城市范围看，如同嘉陵江之于重庆、府南河之于成都、松花江之于黑龙江、湘江之于长沙、珠江之于广州……
　　秦淮河对于金陵就是这样的河，是金陵城和金陵人的源头。
　　秦淮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全长约一百一十公里，是南京地区的主要河道，古名——淮水，本名“龙藏浦”。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以为王气，于是凿方山，断长垅为渎，入于江，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称为“秦淮”。
　　『注：据《太平御览·卷170》引《金陵图》说：楚威王见现在的南京这个地方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所以叫金陵。秦并天下后，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为防那里也出个天子，秦始皇派人将连绵的山岗凿断，据说秦淮河就是那次凿山的副产品。』
　　“河桥灯火旧秦淮”（吴伟业《秣陵口号》），因为有了秦淮河，比之于汉唐之都长安、元明清之都北京，金陵是独特的。它没有长安的恢宏，没有北京的沉重，却别有一段脂粉，半边愁容，让文人骚客怅恨无穷。
　　秦淮河在通济门分两支，一只绕道南城墙外向西流，称为外秦淮河；另一只通过东水关进了南京城，这才有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繁庶秦淮。
　　秦淮河自通济门入城，西行数里之后又折转向南的聚宝川方向，在转弯处有一个渡口便是桃叶渡。
　　如果说秦淮河是温柔富贵之乡的金陵的代表，那么这桃叶渡则是胭脂花粉的秦淮河的象征了。有诗写道：“桃叶渡头水悠悠，岸下游船岸上楼；归客行人争渡急，歌船画舫满中流。”生动地描述了桃叶渡迎来送往的情形。
　　桃叶渡是秦淮河上最撩人的奢华，它的名字来历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一段艳遇有关。相传王献之常在此与爱妾桃叶相会，后人便把这个渡口称作桃叶渡了。有人为此大发感慨：“献之当年宠桃叶，桃叶渡江自迎接。云客难比美人衣，花艳争如美人颊。王今风流旧有声，千年古渡袭佳名。渡头春水年年绿，桃叶桃花伤客情。”还有一首咏桃叶渡的小诗：“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这里酒楼妓馆一座接一座，笙歌盈耳，灯烛闪烁，引得行人流连忘返，游子销魂难捺。水面上游船如织，彩灯闪亮，都雇了绝色女子、上等琴师，听曲子的游客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今夕何年。商贩们高声叫卖着水酒和熟菜以及各式点心，船上河岸穿梭叫卖不停。狎客们则在酒楼画舫中拍手欢笑，猜拳斗酒，尽情地喧闹。人说桃叶渡有“六多”：岸上茶馆多，酒楼多，馄饨担子多，岸旁争渡的行人多，美女多，河里兜揽生意的画舫多。其实，又何止这“六多”？
　　“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娼”。这是晚明人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
　　明代的皇帝对士大夫文人的侮辱和虐杀是出名的，“廷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历代明朝皇帝如此态度，文人们也自然产生了各种极端反应，因此明代文人的个性普遍显得比唐宋时更成熟，他们在追求个性的解放比前人彻底。明代后期还出现了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的李贽，对一直处于统治垄断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进行了大肆抨击。一些文人在有意识地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过程中，纵酒狎妓成为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找出了自己的知音。傅山也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
　　后来有人认为明朝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可见当时文人们无不以风月为雅事。
　　有了文人们风月娱乐的需求，自然也就有了蓬勃的市场。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说：“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间，其妖冶已极。”
　　至于南京，则有更多的记载，如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这还是指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事，到了崇祯年间，风月更盛。
　　余怀《板桥杂记》记录说：“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又云：“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
　　余怀在南京生活多年，曾经努力追求“秦淮八艳”中的顾眉。《板桥杂记》记录有许多秦淮名妓的事迹。上面余怀所描述的是熹宗天启至崇祯十七年间南都坊曲之概况。当时举世艳称的名妓如朱无瑕、郑元美、马湘兰、赵令燕、顾眉、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都是白门翘楚。
　　『注：白门，本是刘宋都城建康的西门，后成为金陵的别称；又因为南朝民歌中常常提到白门，所以也被作为男女欢会之地的代称。』
　　既然汇集在秦淮烟水都是些落魄的名士，他们与失路的妓女们在一起，也搞出了许多新名堂，开设花榜成为一时之盛事，和现代评选什么“都市小姐”相类似。
　　天启元年，潘之恒作《金陵妓品》，将三十二名妓女分为四类品评：一曰品，典型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这实际上是概括了妓女的四种风格。崇祯年间，桐城孙武公也曾于南京“大集诸姬于方密之（即复社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侨居水闾，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王月字）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厄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
　　花榜之复炽，不仅说明当时妓风之盛，而且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表现。一些主持花榜和参与品题的文人雅士，或是鄙视功名而无意科举者，或是科场与仕途的失意者，他们带着游戏人生、寄情于红粉知己的态度出入青楼酒馆，消愁解忧。他们以诗文赞颂、以名花名卉来比喻这些被社会上认为是最低贱的女人，而且以科场官场最荣显的头衔如文状元、武状元等献给她们，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揶揄和讽刺。
　　于是由文人和歌女共同镂刻成的秦淮文化，写就了中国娼妓文化最浓墨重彩、最有文化含量的篇章，这使得秦淮烟水罩上了一层旖旎色彩，浓艳得有如锦缎上落满了桃红化不开。
　　明末文人狎妓成风，复社的公子们自然也不能免俗。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结社目的虽然主要是“以文会友”，“兴复古学”，但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遗风，反对阉党，主张改革，被称为“小东林”。
　　1644年前后，南京会聚着大量因逃避战乱到来的复社名士，包括著名的复社四公子，即侯方域，方以智、冒襄和陈贞慧。名士们尽情地领略着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北方地区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似乎在秦淮河停滞了，那美好的一瞬令人难忘。
　　〖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
　　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
　　——《桃花扇》〗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儿女英雄各千秋”的美好时光，很快就因为1644年三月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
　　『注：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士大夫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是吴伟业《桃花扇》写作的基本出发点，而并非“儿女英雄各千秋”。』
　　皇帝死社稷，武将死城守。手无寸铁的文人们在当时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意思是国破之际，士大夫只要不赴难死，那么，就会被认为是汉奸。甚至按照后来乾隆皇帝的严格标准，就连那些不肯仕清而出家当了和尚的人与“身事二朝”的“贰臣”也并无区别，只有自杀才算是忠臣。这种死法，与其说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更确切些。从征服者满清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任何统治者都会喜欢真正的忠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清朝将洪承畴这干为满清立下汗马功劳的降臣反而放进《贰臣传》的根本原因。
　　『注：1777年，乾隆皇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
　　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时，大学士以下只有三十多人自杀。消息传到南京，马上有愤愤不平的大臣上书建议：真是白养活了这些士大夫三百多年，干脆废除科举算了！
　　当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继到来之际，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纷呈繁杂，风流倜傥的复社公子们不可能继续沉醉于歌楼酒馆了，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无一例外地要接受严峻的政治和道德主义的考验；而那些“不是爱红尘，似被前缘误”的妓女们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于是秦淮河边有了侠骨柔情，有了大义凛然，有了苟利家国，有了生死与之，有了令人敬仰。当然，还有了更多的不幸，有了更多的悲哀，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哀之伤之了。
　　【二 云间绣虎陈子龙】
　　明天启五年，吴江盛泽镇鸨母徐佛买了八岁的女子云绢。云绢天生丽质且极乖巧，徐佛料她日后必成名妓，便精心教她读诗填词，习琴棋书画，改名朝云。
　　朝云十三岁时已经不同凡响。当朝宰相周道登的老夫人一眼看中，重金买回给儿子做侍婢。周道登一见而怜爱，依李义山“对影闻声已可怜”诗句改名为“影怜”，并亲自教她作诗习书法，使她大有长进。后收为侍妾，宠爱难言，因而遭到众妾嫉妒。崇祯五年，周道登去世，影怜十五岁，被赶出周家大门。
　　孤身一女，开始飘流四方。影怜久经世故，极有主见，因仰慕复社领袖之一陈子龙的大名，便一身女扮男装的儒生打扮，千辛万苦找到松江陈子龙家，递上名片，自称“女弟”。这位在称呼上不称“妾”而称“弟”的女子，明显有追求男女平等的志向和决心，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柳如是。柳如是被赶出周家后，流落松江，主动登门拜访陈子龙，有意结交，从而展开了两人之间一段扑朔迷离的难解情缘。
　　王国维有题柳如是《湖上草》为下绝句，其第三诗云：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过去女人写信作文，不是自称为“侬”，就是自称为“妾”，这里换上了一个“弟”字，在三百年前，可实在非同小可，难怪士大夫们要目瞪口呆，为之哗然了。
　　在古今妓女中间，这样毫不气馁地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蔑视一切的，柳如是是仅有的一例。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更字卧子，号轶符、大樽，晚号於陵孟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陈子龙“生有异才”，“年弱冠，而才高天下。”列名复社，并参与创立几社，为“几社六子”之一。因与同郡李雯、宋徵舆时相唱和，又有“云间三子”之誉。他擅长诗文，当时与钱谦益和吴伟业齐名。因忧愤国事，指斥时政，风流放达，才情操守为士林所重。
　　一些后人认为陈子龙之所以能够大名鼎鼎，是托了他和柳如是之间一段情缘的福。但柳如是贸然造访陈子龙时，柳如是还并非名妓，而陈子龙当时已经是复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掌握、操纵着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着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许多人推测柳如是看重的绝非只是陈子龙的才华，她更关心的，还有陈子龙在当时士大夫中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这是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从柳如是留下的大量诗篇可以看出，她对陈子龙的感情是真挚的，甚至一生难以忘怀。
　　明末名妓选婿的故事，人们是并不陌生的，像“杨云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戏里还保留着这样的节目。她们大抵最倾向于选择的对象，大致说来，不外乎官僚和名士。柳如是曾经和徽州巨商汪然明交往过一段时间，写过大量情辞并妙的情书，但她终于不曾“委身下嫁”，乃是因为当时商人并不具有读书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差了好几个等级。
　　陈子龙曾经在宰相周道登家中见过影怜，对她出众的才貌留有深刻印象，见她突然前来投奔自己，有些意外，但也十分高兴。才子佳人，情才投机，因而对酒当歌，联诗咏志，一时美不可言。
　　但陈子龙对影怜爱其色更爱其才，在交往中，仅止于互相赠答诗词以表达友好的感情，从未有肌肤之亲的欲求与举动。陈子龙这种行为，让影怜忌俗愤世，认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观念，因而改变不少，当然爱慕之心更是日积月累的聚增。
　　投奔陈子龙后，影怜离群幽居在松江城南门的南楼，改名为柳隐，又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陈子龙比柳如是年长十岁，当时已经有妻有妾、还有两个女儿。陈妻张孺人精明过人，以为陈子龙一心在柳如是身上，怒火中烧，时刻为难柳如是，家中因此不和。
　　在当时，男人们三妻四妾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读书人另辟别室狎妓，人们就认为不太光彩了。陈子龙的祖母对此事大为恼怒，就曾指使儿媳妇们，领着一帮女眷冲到南楼，叫嚷着要撵走那个野娼妇。此事搞得陈子龙既伤了心，又伤了面子，处境极为尴尬。
　　崇祯六年，柳如是劝陈子龙进京会考，柳如是在临别前写了《送别》诗两首给他。
　　其一：“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沈；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其二：“大道固锦丽，郁为共一身；喜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困。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
　　陈子龙一见这倾吐真情，寄托期待的诗篇，不禁喜出望外，立即解下腰悬的玉佩作为临别赠物，并即写下《道别》诗一首，许下了“永为皓首期”的诺言，怀着满心的喜悦，踏上了去北京争取功名的行程。
　　陈子龙走后，张孺人放肆整治柳如是。柳如是大度宽容，也不去计较，只是苦苦忍耐而待陈子龙归来。不想陈子龙因是复社巨子，正逢朝中党争，虽文章盖世，朝中并不肯容陈子龙，故名落孙山。
　　崇祯八年初，陈子龙又添了一个儿子，使他心中设想娶妾传宗的理由，被孩子落地的哭声给打破了。柳如是又备尝过作妾的滋味，这一对正如胶似漆的恋人，各自心中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清醒的柳如是曾在一首词中写道：“留他无计，去便随他去。算来还有许多时。人近也，愁回处。”正是相聚时难别亦难，表现出她既无计挽回爱情断裂的危局，又不忍与情人割舍的复杂心情。但张孺人日日进逼，不久就借故把她赶出陈家。
　　同年夏天，这对恋人正式分手。
　　柳如是流落松江后，虽得众名士称赏，与李待问、宋征舆也有过短暂情缘，但并没有找到最终的归宿，这与当时松江民风相对保守有一定关系。故而陈子龙在外虽诗酒风流，但却也不敢因此破坏整肃的家庭气氛。
　　据王澐《三世苦节传》记，张孺人“生而端敏，孝敬夙成”，被“三党奉为女师”。家里有了这样严肃精明的妻子，陈子龙自然不能毫无顾忌。虽然张孺人并不反对陈子龙纳妾，甚至主动为丈夫择妾，但她是以“良家子”为选择标准。柳这样的娼家女，她自然不能接受。更何况，张孺人还有陈子龙的祖母撑腰。陈子龙由祖母抚养长大，对祖母十分敬重。他虽然个性豪放磊落，与柳如是也情真意切，但为一个娼家女，破坏家庭的安宁，背上违拗祖母的不孝名声，甚至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也是他所不愿的。
　　明末，个性解放的高潮已过，思想界沐浴着实学之风，再加上松江原本保守的社会风气，陈子龙在处理情感问题时不具备有“东林浪子”之称的钱谦益那样惊世骇俗的勇气，摆脱礼法，给柳如是嫡配的地位和充分的尊重。崇祯六年，陈子龙和柳如是已经交往密切，但同时又纳蔡氏为妾。并且这年冬天他北上赴礼闱经过扬州的时候，还想挑选自己更中意的女子，可见陈子龙的风流多情。所以他虽然欣赏和爱恋柳如是，但决不会有钱谦益以一六十岁皤发老翁，得到青春貌美、多才多情之柳如是时那种如获至宝、惊喜非常的心情。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心怀大志。而柳如是本身的个性追求独立自主，她喜欢女扮男装，与众名士应酬交往，在当时被冠以“放诞”之名，这也是拘于礼法、以传统道德要求女性的陈子龙所不能接受的。个性以及观念的分歧，是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不过柳如是和陈子龙虽然分道扬镳，两颗心却互相牵系着，彼此都写了不少诗词，以寄寓跟对方的深切怀念。
　　崇祯八年夏初柳离开之时，陈子龙相思成病，作《江城子·病起春尽》一词：
　　〖一帘病枕五更钟。晓云空，卷残红。无情春色，去矣几时逢。添我千行清泪也，留不住，苦匆匆。
　　楚宫吴苑草茸茸。恋芳丛，绕游蜂。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舞东风。〗
　　词写得绮丽婉转，凄迷婉丽。“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更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在陈子龙后来的诗歌词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与柳如是分手之后，陈子龙还曾经为她的诗稿《戊寅草》作序，与钱谦益也仍有交往，颇有谦谦君子之风。
　　柳如是有《梦江南·怀人》词二十阕，联章叠唱，如同一首叙事长诗，深切地怀念了他们缱绻温馨的爱情生活和分离的伤感。
　　两人分手后，陈子龙回到家中，伏案苦读，打算透过科场施展自己远大抱负；柳如是无路可走，只好返回盛泽镇徐佛妈妈的妓院。
　　盛泽镇为江浙交接处，是明末党社文人会聚之所，青楼如云，名妓无数。柳如是此时正是二十年华，诸事俱晓，才气过人，一回妓院，便轰动一方，遂成为秦淮名妓，文学和艺术才华列为“秦淮八艳”之首，成为众多才子高士一睹而快的翘楚。三年后，徐佛妈妈嫁人去了，柳如是独立门户，富贵甲一方，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常与江南名士聚酒文会，诗词酬酢。到后来她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成了忘年情侣，已经是崇祯十三年的事了。关于柳如是，在谈到钱谦益的时候还会讲到她。
　　崇祯十年，陈子龙中丁丑科进士，选授惠州司李。但不久因母亲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孝期满后，授绍兴府推官。1644年国变前，陈子龙参与平定许都起义，立了功，正在巡视绍兴。这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兆，努力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让他郑瑄上书北京，接皇太子南下陪都南京。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
　　『注：1643年，在浙东东阳爆发了许都领导的反对贪官的运动，很短时间就攻克了附近几个县，明政府束手无策，绍兴府推官陈子龙凭借个人关系对许都进行了招抚，承诺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不料许都投降后却被巡按御史左光先处死。许都的生死之交郑遵谦在东阳起事后准备响应，被其父关在房里，才未能实现。1645年，郑遵谦起兵于绍兴，抗清而死。』
　　随即，陈子龙打算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义军。1644年三月，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这时候，他不知道崇祯已经于煤山上吊自杀，北京落入了李自成之手，于是先回到家乡松江去看望生病的祖母。
　　国变后，南明弘光政权以原官任命陈子龙，陈子龙在言路五十日，上章奏三十余。
　　陈子龙向弘光皇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他主张南明应该立即举兵北上，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
　　陈子龙自然也看到马士英把持朝政的祸害，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说：“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
　　但弘光皇帝昏庸无道，朝中马士英当政，士大夫们忙着争权夺利，搞得乌烟瘴气，就连督师史可法都仅仅只想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陈子龙这些极有远见的建议不仅仅没有得到采纳。
　　不久，南明朝廷党争再起，马士英为了阮大铖的任命与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大打口水仗。陈子龙的父亲曾经和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颇有交情。陈子龙为了平息党争，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任命阮大铖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党争重演。时势不可为，陈子龙的预言很快实现，他本人也很快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出朝廷。
　　陈子龙心灰意冷地离开南京前，叹息说：“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之期不远矣。”表明他已经明显感到将有覆国灭祀的危险。
　　归隐松江后的陈子龙是相当郁闷的。他的《山花子》一词写道：
　　〖杨柳凄迷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
　　读此词，很容易让人想到李后主，因为流露出强烈的悲叹，但李后主后期少用如此艳丽的词句。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子龙在词中表达的只是那一种绝望。什么都完了，彩衣没了，而玉楼也被虫子蛀空了，唯有无情的燕子得意洋洋，庆幸春天的到来。陈子龙自己恐怕也知道，尽管还有南明弘光政权，但以南明的腐朽，灭亡是早晚的事了。当时陈子龙的心中，恐怕也在滴血吧。
　　1645年夏天，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满清一面派员招降江南未下各地，一面严令推行剃头改制。在这种民族危难关头，江南的士大夫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考验。
　　江山骤然易主，士大夫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部分文武官员于无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发归顺，其中有的是企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图谋，“发短心长”。另一部分人则拒不剃发，更多的人则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为复兴明朝而献身。
　　历史的进程是极为复杂的，士大夫们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作出的选择并不能真正反映当时的政治倾向。许多降清明朝文官官员后来在不同场合中都各自展开反清复明的活动。
　　弘光政权覆灭后不久，陈子龙在故乡松江和好友夏允彝一起举事，“设太祖像誓众，称监军给事中”，并联络拥有一支水军队伍的江南副总兵、威虏伯吴志葵（夏允彝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但因为吴志葵不肯听从陈子龙的建议，结局就像陈子龙所预料的那样，吴志葵因为船队太长而首尾不能相顾，义军很快失败。吴志葵战死。夏允彝赋绝命词，投河自尽，以身殉国；而陈子龙以为家中尚有祖母，未可立死，在混乱中逃脱。
　　第一次松江起义失败后，陈子龙披发入缁，躲藏在嘉善陶庄之水月庵，法名信衷，字瓢粟，又号颍川明逸。
　　这时候他写下了一首《秋日杂感》，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吴伟业因此说他，“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不久后，隆武授陈子龙兵部左待郎、左都御史，鲁监国授陈子龙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
　　陈子龙祖母去世后，他冒险返回华亭广富林家居。这个时侯，他遇上了旧识李雯。
　　我们在前面提过，李雯也是复社成员，后来充当了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起草了许多针对南明的文书。但李雯心中一直受着道德的折磨，他这次是特意告假回华亭老家。李雯和陈子龙还是同乡，加上另外的宋徵舆，有“云间三子”之称。
　　陈子龙对李雯的出现非常意外，但他仍然热情地招待了李雯。尽管两人谈论的都是旧日话题，跟当今时局无关，但李雯还是强烈地感到了陈子龙对他无言的指责。他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李陵。后来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将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
　　这次会面结束后不久，李雯在极为压抑的情况下害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陈子龙这时候已经是松江地区抵抗力量的最为著名的人物。他应友人戴之俊之请，秘密策动已经投降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一切都非常顺利，吴胜兆同意反清复明，鲁王政权也预备派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胜兆领导的松江起义。
　　起义前两天，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密信。杨之易是著名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关键的时候向洪承畴告了密。洪承畴立即下令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胜兆的家人，随即做好了应变准备。
　　这时，吴胜兆也得知了消息，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
　　但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和戴之俊等首事者都被杀害。戴之俊的老师杨廷枢也被怀疑而遭逮捕。当时杨廷枢尚未剃发，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即文天祥。杨廷枢在吴江的泗州寺前被处斩。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也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
　　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陈锦是辽东袁崇焕旧部，1633年投降皇太极后，一直对满清忠心耿耿，此次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
　　陈子龙随即以首谋被全力追捕，环绕着他的罗网便收紧了。起初他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捕，押送南京。到了南京，洪承畴亲自劝降。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被牵连之人达千人之多，“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
　　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东躲西藏，易姓李，号车公，辗转逃亡，终于于昆山被捕。清兵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此时还留着长发。史书上记录的他在人世间最后的话是：
　　〖陈锦：“何不剃发？”
　　陈子龙：“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
　　1647年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松江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清兵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清兵割下了陈子龙的首级，然后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
　　陈子龙不仅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才子，更是一个以身许国的志士。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
　　〖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
　　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
　　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
　　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
　　明末清初，许多明朝遗民不愿为新朝效力，有积极地反抗的，如陈子龙、张煌言；也有消极地避世的，如张岱、屈大均。屈大均的诗比词好，张岱的文比诗好，张煌言则更关注政治，他诗词的成就不能算很高，只有陈子龙，诗词都有相当的地位。
　　1776年，乾隆下诏为陈子龙平反，还追谥为“忠裕”。陈子龙墓在现松江县余山镇广富林村，1988年重新修竣。墓地为花岗石平台，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有陈子龙画像碑，刻有传略。墓门额为李一氓书。
　　【三 桃花扇】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桃花扇》《入道》出下场诗）
　　写《桃花扇》的孔尚任出生于1648年，已经是国变之后了，所以他未亲身感受到亡国之痛，但他耗尽毕生精力的《桃花扇》却写出了兴亡之恨。
　　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的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当时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论语》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康熙赏识，被封为国子监博士。后来他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结识了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桃花扇》。
　　《桃花扇》一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也是清代成就最高的一部戏剧。全剧以明朝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一个政权，一旦“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三次易稿，写作时间达十年以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问世。《桃花扇》一出，轰动京城，人人争相抄阅，一时洛阳纸贵。孔尚任在这部《桃花扇》里，用了许多春秋笔法，“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因此，次年孔尚任被康熙罢了官。
　　《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最浪漫最销魂的题材，自然是与侯方域与李香君本身动人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桃花扇原是秦淮河名妓李香君身边时时带着一把绢扇，因为洁白的素绢扇面上绘着一幅色彩浓艳的桃花图，故称之为“桃花扇”。这扇面上的桃花，并非染料所画，而是以李香君的鲜血写成，上面凝结着她与情郎侯方域缠绵哀艳的爱情故事，也是她此生全部的希冀所在。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他出生在世宦之家，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祖父侯执蒲是明朝的太常卿；其父侯恂，做过明朝户部尚书；叔父侯恪，任国子祭酒。侯朝宗少年天赋异禀，自幼随家乡名士倪元璐学习诗书，敏慧多才，长进极快。他读书的速度与悟性都胜于同辈，行文奇特，落笔气势不凡，结尾则出人意外。
　　崇祯五年（1632年），十五岁的侯方域中了秀才，被誉为少年名士。他读书甚多，又博闻强记，少时即能辨忠奸，遂有“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之誉。崇祯六年（1633年），侯恂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与当时俊才登高赋诗，激浊扬清，品评人物，并加入了复社，深得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的赏识，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时人将侯方域和湖广巡抚、桐城方孔炤之子方以智，都御史、宜兴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副使、如皋冒起宗之子冒襄合称为“复社四公子”。
　　侯方城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任湖广总督与农民军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侯方域因其文章锋芒毕露，批评崇祯帝用人不当，主考官为私欲而不取。但侯方域名落孙山后，文名反而更盛。
　　也就是在这次崇祯十三年的会试中，“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进士及第。而在会试前，方以智还在表面上对侯方域信誓旦旦地说，他无心于功名，但实际上却暗中应试。
　　史书上记录了侯方域曾经向父亲献破贼之计：方恂之督师援汴也，方域进曰：“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徵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於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恂叱其跋扈，不用，趣遣之归。
　　侯方域回到家乡后，既负才无所试，不久，因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前往南京避难，从此“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
　　崇祯十五年（1642年），侯方域在南京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等人重逢，喜出望外。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灯红酒绿、流彩溢香，自然免不了要涉足一番风月场所。于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复社公子们整日聚在秦淮楼馆，说诗论词，狎妓玩乐。孔尚任还在《桃花扇》中借道士之口讽刺这些名士道：“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吴敬梓也曾经记述自己在秦淮歌楼里放荡的生活情形，“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回。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从中也可以想象，四公子当时在秦淮歌楼里颠痴狂笑之姿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侯方域经杨文骢（字龙友）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
　　在南明覆灭中，李香君是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悲剧人物。从李香君身上，可以看到南明悲剧的一个缩影。
　　李香君是秦淮河畔媚香楼里的红姑娘。媚香楼临水而立，站在楼上凭栏而望，烟水澄碧、画舫织彩的秦淮河尽收眼底。媚香楼的主人是李大娘，她年轻时也是秦淮河边的红妓女，年长后用自己的积蓄建了这座媚香楼，收养了几个干女儿，以诗酒歌舞待客，在南京城里颇有些名气。
　　李香君自幼跟人习得艺家诸艺，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一不精通，她尤擅南曲，歌声甜润，深得四方游士追慕。李香君身材小巧玲珑，肤理玉色，慧俊婉转，颇有韵味，时人誉之“香扇坠”。因她娇小而香艳，名字里又带个香字，所以客人们都戏称她是“香扇坠”。
　　李香君第一次见到侯方域并一见倾心时，才十六岁。侯方域也倾慕李香君的才貌，作诗一首，送给李香君作为初次相见的礼物，诗云：
　　〖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
　　玉山半峰雪，瑶池一枝莲。
　　晚院香留客，春宵月伴眠；
　　临行娇无语，阿母在旁边。〗
　　一种欣赏倾慕的情怀已在诗中表露出来，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一个是娇柔多情、蕙质兰心的青楼玉女，接连几次交往之后，便双双坠入了爱河之中，缠绵难分。
　　按当时的风尚，如果哪位客人中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这套手续称为“梳拢”。梳拢所需资金，因梳拢对象名位高低而不同，象李香君这样一位名妓，梳拢必须邀请大批有头有脸的风流雅士，宴会的级别自然要高，还要付一笔丰厚的礼金给鸨母，才不至于失面子。如今侯方域是逃避战祸来到江南，身无多文，有心想梳拢李香君，却又无能为力。
　　李香君却劝慰侯方域说：“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李香君的人格气节由此可见一斑。孔尚任的《桃花扇》，把那么多的南明学士文人放在了一个歌妓下面，却照出了他们灵魂的卑琐。堂堂大明，无论是侯方域，还是吴伟业，士子已沉，气节怎不终？
　　正在侯方域犯难之时，友人杨文骢雪中送炭，给了他大力的资助。有了资本，梳拢仪式很顺利地办了下来。
　　后来侯方域偶然得知杨文骢出的那笔钱并不是杨文骢自己拿出来的，而是阮大钺通过杨文骢赠送给侯方域的一个人情。阮大钺得知侯方域在南京城正缺钱用，马上打通关节，设法让杨文骢把钱送给了侯方域，为防止被侯方域拒绝，开始还让杨文骢暂瞒实情。阮大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拉拢侯方域而缓和与复社名士们的关系。
　　阮大钺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多年在朝中为官，为人阴险诡诈，后被朝廷削籍免官，退到南京闲居。失位的阮大钺并不甘心就此埋没，他在南京广交江湖人士，暗中谋划，准备伺机东山再起。复社名士陈贞慧、吴应箕等人察觉了阮大钺的不轨之心，曾经作“留都防乱公揭”对他的阴谋进行了揭露，阮大钺既恼怒又害怕，只好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只与马士英暗中往来。
　　侯方域了解真象后十分气愤，他素来痛恨阮大钺的人品和奸行，曾为陈贞慧等人的口诛笔伐拍手称快，如今不知不觉中竟用了阮大钺的钱，怎不让他恶心难忍呢！他决意立即把钱退还阮大钺，以断绝奸人的不良用心。李香君变卖了几件心爱的首饰，又从姐妹们那里借了些钱，总算凑够了数，交给了侯方域。
　　那些钱又经杨文骢之手退给了阮大钺，阮大钺见状，大感脸面丢尽，咬牙切齿地说：“老夫有意与他们攀交，这些小子们竟如此气傲，看老夫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大明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时局果然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护下，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新皇朝，马士英成了执政大臣后，立即启用阮大钺为兵部侍郎，继而又升为兵部尚书。
　　大权重握，阮大钺得意之极，马上着手清除异己，陈贞慧、吴应箕等转眼被捕下狱，正要拟罪逮捕侯方域之时，杨文骢及时报信。李香君挥泪送侯方域离开金陵时，侯方域将一柄上等的镂花象牙骨白绢面宫扇送给了李香君，作为订盟之物，并且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
　　春溪尽是莘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孔尚任的《桃花扇》正是依此而展开的，但孔尚任是借用这把桃花扇比喻前朝的。孔尚任写作《桃花扇》时，几下扬州，在扬州梅花岭南明抗清名将史可法墓前徘徊，寻找《桃花扇》的灵魂。桃花扇底送前朝，儿女浓情何处消，看似浪漫，但在孔尚任的笔下，这把桃花扇底却扇来了前朝多少萧瑟。“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道出了一个汉人对前朝眷念的苦心。
　　侯方域离开金陵后，投奔扬州史可法为幕府。李香君则洗尽铅华，闭门谢客，天天凝视着那把订情的绢扇，一心等候侯方域归来。此时，杨文骢由亲戚马士英荐举，做了南明王朝礼部主事。但杨文骢却被马士英所逼，为马家亲戚田仰来向李香君提亲。
　　田仰时任佥都御史，他督运漕粮由扬州来到南京，为弘光皇朝帮了一个大忙，成了弘光帝器重的红人。马士英与阮大钺举行盛大的酒筵，为田仰接风洗尘。席间，田仰表示久闻秦淮名妓李香君艳名，此行想顺便把她收为侍妾。这一下可让阮大钺逮住了机会，他早就想报复侯方域和李香君了，可惜侯方域闻风远走，害得他无从下手；如今若把李香君送给田仰为妾，一方面讨好了田仰，一方面也撕散了他们那对鸳鸯，聊泄心中积愤，岂不是一箭双雕！
　　李香君毫无商量余地地一口拒绝，她说：“侯公子虽然飘泊在外，但总有回来的一天，以前我就拒绝了很多人的盛情，今天当然也不可能接受田大人的聘礼。”又公开宣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但马士英仗势欺人，威逼李香君屈从，李香君一头撞在石柱上，鲜血滴在侯公子的香扇上，给爱情抒写了一曲纯洁之歌。杨文骢大为感动，灵感勃发，抓起笔将血点染成一朵傲骨桃花。“溅血点作桃花扇，比作枝头分外鲜”。
　　娶亲的人见闹出了人命案，吓得不敢再纠缠，一声不吭地抬着花轿溜回去了。伤后的李香君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治，伤势总算痊愈了，这时田仰已离开南京，娶妾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桃花扇》里面说侯方域最后却背叛了他的初衷，投降了满清，穿着清廷官员的衣服出现在李香君面前。李香君深为失望，江山已换，家国何在？于是李香君当着侯方域的面，撕毁了那把桃花扇，桃花乱落如红雨，抚心茫茫泪如珠，随后出家做了尼姑。在孔尚任的笔下，李香君虽然出身低微，却有可贵的抱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国家危亡的时候，能全大节，轻生死。她的一生与民族斗争紧密相连，历史记住她的很大原因是她的民族气节和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之精神。于是《桃花扇》使经过艺术加工的李香君与秦淮江山永远长存了。
　　但事实是，1645年，南京沦陷时，李香君在混乱中逃出南京，几经漂泊，流落到栖霞山，随另一秦淮名妓卞玉京在葆真庵为尼。但第二年秋，她与在“扬州十日”中大难不死的侯方域相见，悲喜交加，随后侯方域就领着李香君一起回到了河南老家。李香君更名换姓，住在了侯府翡翠楼。这期间，侯方域应该与李香君过了几年好日子。
　　其后，满清政府为巩固其政权，举行会试。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大都不予理睬，方以智出家，杨文骢殉国，陈贞慧隐居，冒襄四处流浪，陈子龙自沉，但侯方域却耐不住寂寞，做了平生最大恨事，一心想“龙门三尺浪，平地一春雷”，参加了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尽管侯方域的文章见解不凡，但“为忌者所阻斥，置副车（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传》）侯方域得知后羞愧无比。他这次参加考试，又引起许多人非议。方以智当年曾以“美才而豪，不耐寂寞”八字来评点侯方域的文章，不想此论后来果然应验。
　　这是公认的看法。
　　侯方域的弟弟侯方夏已经于顺治三年（1646）年中进士，如果侯方域真地要仿效弟弟追求功名，汲汲于干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顺治八年才应乡试呢？所以，陈寅恪先生考证后认为侯方域于顺治八年应乡试，实是为保护父亲侯恂，逼不得已，跟吴伟业的被逼出仕如出一辙。
　　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还与本地文人贾开宗等人结成“雪苑六子社”。这决非是一种巧合。1645年后，复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消失了，如果像“雪苑六子社”这样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复社再现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正是吴伟业出仕前受钱谦益委托调和社事的根本原因。大动荡下的历史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当时形势、处境的微妙之处，远非我们后人所能完全揣测。
　　顺治九年，侯方域再游江南，一面写了一系列不忘明朝的诗文，一面后悔应清朝乡试，这说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合乎情理的。侯方域应试不是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情势所逼，内心痛苦，但又不能明言，只能含糊地说“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
　　就在侯方域在江南的时候，“祸不单行”，独自在家的李香君歌伎身份暴露，不为侯府所容，被赶到了城外的侯氏庄园（今李姬园，在商丘睢阳区西南七公里处）居住。李香君因被侯氏族人歧视，爱人又不在身边，终日郁郁寡欢，日久成病，终于含恨而死。年仅二十七岁。而此时侯方域并不在她身边。
　　侯方域回家后，闻李香君死，伤心至极，大哭了一场，最后只能勉力承受。侯方域在李香君墓前立了一石碑，上面写着“李香君之墓”五个大字，下有“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的小字。碑前有一石桌，石桌前有一石礅，上刻“愧石礅”三字。侯方域经常坐在愧石礅上，忧思爱妾，久久不去。
　　这一年，三十五岁的侯方域忆起自己的坎坷遭遇，感叹平生可悔者多，于是把自己的书斋更名为“壮悔堂”。
　　两年后，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侯方域因郁郁寡欢、心情郁闷而病逝，仅三十七岁，盛年而逝。
　　如单纯以文来看，侯方域擅长散文，文承韩愈、欧阳修之气韵，可以跟吴伟业、陈子龙、张溥相匹敌。他的后期文章主要源于唐宋古文的传统，作品以人物传记类较为出色，有较多司马迁、韩愈的活跃笔法，也讲求辞采之美。从《与任王谷论文书》云：“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可以看出，他很注意文章的生动感人。他在为文上从“烂漫”转向“矩矱”，这其实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增长、多历变故而逐渐趋向平稳，更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意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立足点。
　　侯方域聪捷又有悟性，他不忘明朝，又不能不表面上顺从清朝，这是他的软弱性。所以他不能成为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那样的烈士。
　　吴伟业有一首《怀古兼吊侯朝宗》：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
　　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
　　死生终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两人的悔恨如出一辙。
　　如今，秦淮河畔“媚香楼”还在，座落在金陵栖霞山上，那座“桃花扇亭”每年都会在桃花一片灿烂里陪春风笑一程。只是，“问秦淮旧日窗寮，当年粉黛，何处吹萧？白鸟飘飘，渌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四 董小宛与冒襄】
　　董小宛原名叫董白，字青莲，是苏州“董家绣庄”的大小姐。董家乃是苏绣世家，到董小宛这一代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活计做得极其精细，多少达官贵人欲求一副刺绣而不得。后来董家没落，董白不得已才到南京秦淮河畔的画舫中卖笑，改名小宛。她天资巧慧，自幼学得家传刺绣之法，在秦淮河上有“针神曲圣”之称，说的便是她不但曲子唱得好，擅长抚琴，更是擅长刺绣。
　　『注：其实董小宛多才多艺，她还善制菜蔬糕点，尤善桃膏、瓜膏、腌菜等，名传江南。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均为她所创制，董小宛因此还被列入古代十大名厨之中。』
　　因为容貌秀丽，气质超尘脱俗，董小宛很快就在秦淮河出了名。
　　“复社四公子”中的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江苏如皋人，幼有俊才，负时誉，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才子。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冒襄来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在闲谈中，他听到方以智、侯方域对董小宛赞不绝口，不禁对这位传说中的冰清玉洁的“冷美人”大感好奇。冒襄已经是屡试屡败，这次也名落孙山。冒襄在沮丧中，慕名到秦淮河去寻访董小宛。不料董小宛已经受人之邀游太湖去了。
　　之后冒襄又接连去了好几次，都无缘见到董小宛，直到准备离开金陵的前夕，冒襄由方以智引见，终于得以与董小宛相晤。
　　这是一个深秋的寒夜，董小宛刚刚参加酒宴归来，正微带醉意斜倚在床头。见来了客人，她想挣扎着起身，无奈酒力未散，坐起来都有些摇晃。冒襄自我介绍后，董小宛称赞说：“早闻四公子大名，心中倾佩已久！冒公子果然是异人！异人！”
　　之后董小宛话语不多，冒襄见她娇弱不堪，怜惜伊人酒后神倦，坐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匆匆离去。就是这半个时辰的交谈，却使董小宛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冒襄在他《影梅庵忆语》中记录了与董小宛的初次见面：“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余惊爱之。惜其倦，遂别归。此良晤之始也。”但这个事后，冒襄并没有对董小宛动真情。
　　董小宛其实早已经从李香君处听说了冒襄的才名，和许多秦淮女子一样，她心中企慕不已。此时董小宛才十六岁，是秦淮乐籍即南礼部教坊司的官方歌会，正希望脱籍择婿。而复社名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正二十九岁，当是合式的人选。自从那一次见面后，她便开始了对冒襄的期盼和含而不露的追求。虽然董小宛多次向冒襄表示过倾慕，但均未得到他的首肯。后来众人才知道，风流多情的冒襄早已属意吴门名妓陈圆圆。
　　董小宛仍然很倔强地保持着身体的洁净，对南京城朱统领的威势不屑一顾，拂袖而去，蛰居苏州。秦淮八艳中，董小宛最像一个女人，她的一生郁结着很多“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痴情。在她身上也有爱国的情怀，却不似柳如是、李香君那般彰显，她更多地保留着一颗多情的女儿心，更多地为自己的爱寻觅，等待，守候。
　　第二年春天，冒襄顺路苏州访董小宛，却又听说她陪钱谦益、吴伟业游览西湖去了，而且准备游完西湖再转道黄山观赏奇峰苍松，不知何时方能归来。吴伟业有一首诗写董小宛穿白夹衣游黄山：“细毂春郊斗画裙，卷帘都道不如君。白门移得丝丝柳，黄海归来步步云。”极力赞叹董小宛的艳丽风采。
　　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冒辟疆因省亲湖南再到苏州半塘，想会见董小宛，但董小宛这时仍滞留黄山。
　　董小宛藏在黄山一年，大概名山佳丽风光能为自己增色？正像吴伟业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黄山丹崖绿树、奇石古松际，飘浮淡淡白云间，小宛穿着细柔白缎夹袄，彩色画裙，年轻风采动人，谁人能比得上她？黄山，增加了她在情人心目中的份量？
　　也就是在这一年，冒襄与陈圆圆“订嫁娶之约”。但不久后，陈圆圆意外被选入皇宫。陈圆圆惊慌下求冒襄出面周旋，冒襄不敢得罪权贵，眼看着陈圆圆被抬进了皇宫。佳人远去，加上科场失意，冒襄怅然若失，怀着悒郁的心情只身雇舟前往虎丘，打算独自去践曾经与陈圆圆许下的虎丘之约。
　　小舟沿着半塘河缓缓而行，到半塘的时候，冒襄突然想起董小宛就住在此处，于是立即前去寻访。
　　与上次一样，董小宛也是斜卧床头，只是上次带着淡淡的笑容，这次却是满脸的凄怆，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冒襄大有同病相怜之感，满怀同情地将她宽慰一番，并且说了自己寻访佳人不遇的经过。董小宛露出一丝歉意和欣慰。见她病体虚弱，冒辟疆几次提出早早归去，董小宛却殷勤挽留，两人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冒襄不知道董小宛移居苏州半塘后，闭门谢客，专等冒襄。这份痴情的劲儿恐怕是一般俗女子无法企及的，爱之深切一览无余。
　　第二天一早，冒襄忍不住又雇舟来到董小宛家，两人并没有约定，董小宛却笑盈盈地站在门外相迎。一夜之间病竟好了大半，也似乎料定冒襄今天会来。董小宛将冒襄迎进了屋，奉上茶，小宛幽幽地自言自语道：“此番公子前来，妾身的病竟然不药而愈，看来与公子定有宿缘，万望公子不弃！”冒襄听了不甚欢喜，又怕对方是一时之兴，便探试道：“小生与姑娘交浅言少，姑娘难道不为此话后悔吗？”
　　董小宛心意坚定地说：“风尘打滚，阅人不少，如蒙公子不弃，妾身算是跟定公子了！”冒襄刚刚痛失陈圆圆，又得美人青睐，兴奋得一把搂住她。
　　之后，通过柳如是和钱谦益从中周旋担保，冒襄终于以三千两银子的代价将董小宛赎身，历经沧桑变故的董小宛终于如愿以偿。董小宛嫁给冒襄以后就来到江苏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的水绘园。
　　冒家十分通情达理，顺利地接受了董小宛这位青楼出身的侍妾。这时冒襄的父亲已从襄阳辞官归家，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冒襄的原配妻子秦氏体弱多病，董小宛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理家主事的担子来，恭敬柔顺地侍奉公婆及大妇，悉心照料秦氏所生二男一女。冒家的全部帐目出入全由她经手，她料理的清清楚楚，从不私瞒银两。董小宛还烧得一手好菜，善做各种点心及腊味，使冒家老少大饱口福，在众人的交口称赞中，董小宛得到了无限的满足。
　　董小宛是秦淮八艳中最温婉灵性的女子，她做了一个女子所能做的一切，她的付出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这是一种华丽的哀伤，是一种夺目悠远的无悔。
　　但好景不长。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冒襄在如皋得知北京陷落、崇祯上吊的消息。当时人心惶恐，当地士绅担心江北不保，纷纷离开了如皋，但冒襄一家却留下未走，一直到听说当地明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冒襄一家四处逃亡、颠沛流离，大部分财产流失殆尽；好不容易回到劫后的家园，却又缺米少柴，日子变得十分艰难，多亏董小宛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他坚辞不赴。冒襄一生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这是他最闪亮的地方。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
　　明亡后冒家生活艰难，冒襄大病了三次，全靠董小宛悉心照顾才保住了性命。这种劳累的生活，最终吞噬了董小宛年轻的生命。在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一代名妓董小宛病死在水绘园影梅庵家中，年仅二十八岁。
　　冒襄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以哭之，家人和亲友都哀悼不胜。《影梅庵忆语》云：“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捞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行举止，均异常大，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仆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必拱立坐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
　　这是董小宛从良后与冒襄一家的家庭关系。《影梅庵忆语》又云：“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改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这是董小宛教育子弟、管理家务的情况。
　　《影梅庵忆语》还说到冒襄几次大病，全赖董小宛侍候照顾，例如有一次大病一百五十天，“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爆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
　　董小宛的这几句话，体现出她对冒襄的深厚感情。冒襄在《影梅庵忆语》通篇中都称她为“姬”，就是妾的意思。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写他和董小宛的同居生活，缠绵悱恻，是颇为著名的笔记文章。然而，在董小宛活着的时候，冒襄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他在《影梅庵忆语》中写得那么动人。一个女子一生的痴爱以及伴随而来的苦难，换来的《影梅庵忆语》真的不过是一册微而又薄的纪念。
　　许多后世传奇都将顺治皇帝眷恋的董鄂妃说成是董小宛，其实据《清史稿》中的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小宛去世的时候，祖籍在辽宁佟佳江流域的董鄂氏才年满十三岁。顺治十年，十五岁的董鄂氏入选秀女，被指配给了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顺治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一直在清宫里服务，被顺治尊称为“爷爷”。汤若望在笔记中这样写道：“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顺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说的这位满籍军人，就是襄亲王。在清宫皇室家谱《玉牒》中可以看到襄亲王死的时候才十六岁。也就是说，董鄂氏刚刚嫁给襄亲王不久，就被顺治夺去了。
　　董鄂氏入宫后，住在承乾宫。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册立为贤妃，九月，又被立为皇贵妃。这个位置，已经仅次于皇后了。这一年，顺治十九岁，董鄂妃十八岁。后来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皇太后以自己身体欠安为理由，传下口谕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照顾孝庄。她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董鄂妃新生的孩子只有两虚岁，实际活了不到三百天，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就突然夭亡了。这件事对于董鄂妃来说，更是致命的打击。从此，董鄂妃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终于在顺治十七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二十二岁。
　　董小宛与董鄂妃是不一样的美女，却是一样的命运——一抔黄土掩风流。
　　董小宛死后，冒襄又多活了四十二年，晚年结匿峰庐，以图书自娱。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冒襄还具有营造园林的高度才华，据《游冒氏水绘园记》中所述，冒襄的父亲历任吴楚，“辟疆不时省亲，所过名山大川，往往按图考记，留连不忍释去，其故衡湘诸胜，雄览博采，咸得备于简编”。而于浙江兰亭，烟雨楼，西湖诸胜，他也加以研集。明亡或他“结庐乡国”，追忆向之所历者，乃构石为山，因川为池，家中有朴巢、水绘园、深翠山房诸胜，擅池沼亭馆之景，交会四方文士，读书酬唱。
　　冒襄文章写得好。他的古文，笔调秀逸，陈名夏称他：“笔锋墨秀，玄旨微情。俱在有意无意、可想不可到之境”。他的游记文接脉于柳宗元。“清音奔赴，灵想超忽”，“一笔一洞壑，一转一绝境”，但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不光冒襄，四公子和复社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他们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但就是不能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
　　冒襄曾于1627～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从此明朝的官不当——史可法曾推荐他当监军，后又特用司李，他都没有接受——清朝的官也不当。冒襄还是四公子中唯一一个在秦淮河有房产的人。复社聚会多在淮清桥桃叶渡冒襄的寓所举行，大概是“名士风流”的天性如此。
　　【附：古代十大名厨资料】
　　〖伊尹，为商朝辅国宰相，商汤一代名厨，有“烹调之圣”美称，“伊尹汤液”为人传颂千年不衰。
　　易牙，也名狄牙，为春秋时期名巫、著名厨师，精于煎、熬、燔、炙，又是调味专家，得宠于齐桓公。
　　太和公，为春秋末年吴国名厨，精通水产为原料的菜肴，尤以炙鱼闻名天下。
　　膳祖，为唐朝一代女名厨。段成式编的《酉阳杂俎》书中名食，均出自膳祖之手。
　　梵正，为五代时尼姑、著名女厨师，以创制“辋川小祥”风景拼盘而驰名天下，将菜肴与造型艺术融为一体，使菜上有山水，盘中溢诗歌。
　　刘娘子，为南宋高宗宫中女厨，历史上第一个宫廷女厨师，称为“尚食刘娘子”。
　　宋五嫂，为南宋著名民间女厨师。高宗赵构乘龙舟西湖，曾尝其鱼羹，赞美不已，于是名声大振，奉为脍鱼之“师祖”。
　　董小宛，明末清初秦淮名妓，善制菜蔬糕点，尤善桃膏、瓜膏、腌菜等，名传江南。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为她所创制。
　　萧美人，清朝著名女点心师，以善制馒头、糕点、饺子等点心而闻名，袁枚颇为推崇她，《随园食单》中盛赞其点心“小巧可爱，洁白如雪”。
　　王小余，清代乾隆时名厨，烹饪手艺高超，并有丰富的理论经验。袁枚《随园食单》有许多方面得力于王小余的见解。〗
　　【五 方以智】
　　侯方域是复社四公子中才华最突出的，他的散文当时推为第一，但却也是唯一不能全节而终的。这自然是因为其他三公子的表现跟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比较才有鉴别。冒襄一生平平无奇，除了能文，能广为人知，确实是因为他大名鼎鼎的小妾董小宛。另外一位公子方以智，则是四公子中立场最坚定的一个，也是四人当中唯一参加过反清复明活动的人。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姑姑方维仪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维仪颇有才气，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桐城（在今安徽）人。少时参加复社活动，成为著名的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讼冤，方孔炤这才得释。一时传为佳话。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皇帝推荐方以智，崇祯召对德政殿，方以智“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此后，方以智出入禁宫，有机会结交了汤若望，受“西学”的影响而对人体生理以及自然兴趣极大，但对仕途却不大感兴趣。
　　1644年国变时，方以智在东华门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明史稿·方以智传》），但他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后，从此对人生的感悟又深了一层。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
　　南明弘光政权立，方以智本想谋个一官半职，但党争很快再起，复社人士受到阮大铖迫害。方以智更因为1644年北京城破时跟农民军“打过交道”，百口莫辩，不得已流离岭表，改名吴石公，堂堂复社名士，以在市集中卖药为生。
　　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应，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间。
　　顺治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由于父执瞿式耜的引荐，方以智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入阁。方以智很快便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名不符实，内则门户纷争，奸人当道，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桂王更是胆小如鼠，稍稍闻风鹤即奔走靡常，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挂冠离去。
　　方以智后来一直漂泊岭南，在平乐为清军捕获。清军在方以智的左边放了一件清军的官服，右边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让方以智选择。方以智毫不犹豫，立即奔到右边，表示宁死不降。满清将领相当欣赏他的气节，于是将他释放，听其为僧。方以智更名为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1671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在半道卒。
　　方以智其学博涉多通，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认为事物都是“相捄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方以智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他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但这个宏愿未得实现。
　　另一公子陈贞慧字定生，宜兴（今属江苏省）人。明末诸生，又中乡试副榜第二人。父亲陈于廷是东林党人，官左都御史。贞慧也是复社成员，文章风采，著名于时。他曾与吴应箕共议声讨阮大铖，后来受到阮大铖迫害，曾一度入狱，被送到镇抚司百般折磨，后来虽然得脱，却已经是九死一生。入清后，陈贞慧一直隐居在家乡，埋身土室，十余年不入城市。
　　【六 少年英雄夏完淳】
　　夏完淳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胥），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是一位“学务经世”，“独处一室，志常在天下”（《明史稿·夏允彝传》）的学者、志士。夏完淳诞生的时候，夏允彝已经是名满海内的几社（复社分社）领袖，主持清议，纠弹时政，同张溥等人的复社同气相求，极得人望。夏完淳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
　　夏完淳五岁时，讲述《论语》精义，老儒不及；六岁时，接待父执，应对如流；九岁时，撰《代乳集》，其中《五贤祠》等诗流传至今；十二岁时，和人谈论九边烽警和攻守形势，娓娓可听，并拜其父之友陈子龙为师；十三岁时，效法父辈的结社活动，与杜登春等有志少年组织西南得朋会，成为几社后继。
　　不平常的时代，造就出不平常的人物。国家民族的危难，促使早熟的完淳，提前进入社会，投入波澜壮阔的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洪流。
　　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淮，弘光政权迅速瓦解，清兵兵不血刃地占领南京、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夏完淳随父夏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在投军前夕，夏完淳匆匆与钱秦篆结婚。
　　当时，太湖沿岸，苏南、浙东各地，义师并起。夏允彝等商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发动江南副总兵、威虏伯吴志葵的水师，直取苏州，然后由浙东义师攻克杭州，由苏南义师恢复南京和吴淞，一举将清兵赶出江南，并乘其半渡伏击而全部歼灭。夏允彝和吴志葵有师生旧谊，他作书召吴志葵进兵，并亲至军中制定进军方案。这时，十五岁的完淳，刚刚草草完婚，也和父亲一起投笔从戎了。
　　先锋队攻进了苏州城，但是吴志葵临阵犹豫，没有及时增援，听说入城孤军全部牺牲后，便准备登舟撤退。夏允彝父子流涕遍拜诸将士，吴志葵碍于情面，才在城下停留几天；但苏州终未攻下，吴志葵的主力在城外也被击败。
　　兵败之后，夏允彝决心以死激励将士。他将所著《幸存录》手稿授予完淳，嘱为续写，又嘱毁家饷军，以期再起，然后自沉松塘，以身殉国。他留下遗书说：“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
　　父亲的死更加激励了年轻的夏完淳。1646年春，夏完淳上书监国鲁王，鲁王授以中书舍人的官职（《南疆逸史·夏允彝传》）；同年夏，隆武政府“赠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给与祭葬，諡曰文忠”（《思文大纪》卷五）。这些，都给夏完淳以极大的鼓舞。
　　夏完淳和陈子龙秘密回到松江后，准备再组织起义军。这时候，他们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易领导的抗清义军，正在重整旗鼓。夏完淳将家产全部变卖，捐献给义军做军饷，到吴易军中当了参谋。
　　吴易，吴江县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复社社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史可法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在扬州兵败时，他得以死里逃生。弘光朝廷覆亡后，吴易和举人孙兆奎同入太湖起兵抗清。他们利用清军不擅水战的弱点，凭借太湖辽阔的水域和四通八达的水上航路同清军作战。
　　吴易精通兵法、水性过人，在几天里就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并笼络了原太湖地区的一批绿林大盗，其中就有在当地远近闻名的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在这之前，赤脚张三等人因为绑架乡绅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但这些草莽好汉们后来都投到了吴易麾下，并且都死战到底。
　　吴易组织起来的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不久，吴易的白头军大败清兵于分湖。吴易知道清军不习水战，事先派部下操舟好手混于民间，清军果然抢掠百姓船只载兵追击，这些装做百姓的吴易部下即扮成水手为之操舟。行至湖中，吴易部下纷纷跳入水中，取出工具把船只凿沉，“斩伪将二十三员，歼敌三千余级，获船五百余只”（《思文大纪》卷七）。这一仗，打得“水流尽赤，草腥不绿，兵威褫其三蘗，雄名振于七郡”（《湖隐外史》）。太湖义军一时声势浩大，隆武朝廷和鲁监国政权都给吴易加官晋爵，以示鼓励。清军也视吴易为心腹之患，想尽办法予以摧毁。
　　此间，吴易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邀请大名鼎鼎的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了邀请，带着两名弟子来到太湖，在一个小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陈子龙就对吴易领导的白头军的前景不抱幻想了，他的一个弟子后来说：“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大概的意思就是吴易有勇无谋，手下人不得力，军队都是乌合之众，不足以成大器。陈子龙迅速离开了太湖，果然，不久后，威风一时的白头军就烟飞云散了。
　　1646年（顺治三年）六月，吴易听说满清任命的嘉善知县打算反正，吴易立即与那位官员联系，两人约好在嘉善见面。吴易随即赴宴，中了埋伏，被清兵擒获。嘉善知县将他交到了杭州府，知府即刻在草桥门外处死了吴易。
　　过了一年，陈子龙和夏完淳又秘密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这次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被杀害，陈子龙也被清军逮捕。陈子龙不愿受辱，在被押解到南京的船上，挣脱绳索，跳河自杀。
　　夏完淳正在为失去他的老师而悲痛，因为有人向清军告密，他自己也被捕了。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南京。夏完淳在皇城中一所原先属于太监的宅院中被关押了八十天。他是个感情丰富的诗人，永别故乡和亲人，自不免心情激荡，思绪翻腾；他又是个大节凛然，对猝然而至的变故早有抉择和准备的英雄，因而临难不惊，视死如归。
　　在生离死别的时刻，他留下了许多高唱入云的诗篇：“家仇未报，匡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土室余论》）；“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别云间》）；“一片银铛影，还同剑佩看”（《被羁待鞫在皇城故内珰宅》）；“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柬半邨先生》）。后人读到这些和血含泪、掷地有声的篇章，禁不住地热泪挥洒、热血沸腾。
　　对夏完淳的审讯开始了，主持审讯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用一副温和的语气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给你官做。”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的字）先生，是个豪杰人物，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
　　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兵士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提醒他说：“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设祭，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
　　说完，他指着洪承畴骂个不停。洪承畴汗如雨下，坐不安席。
　　1647年九月，十七岁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就义于南京西市；临刑时，昂首挺立不跪，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过了很久，才持刀从喉间断之而绝（杜登春《童心犯难集》）。
　　夏完淳的骸骨，由友人杜登春等运归松江，袝葬于城西北的小昆山下荡湾村允彝墓侧。
　　清康熙年间，人物画家徐璋将朱明一代、松江一郡各方面的著名人士，一一描摹、写照，汇为一集，因松江古称云间，就名为《云间邦彦图》；光绪间，据以描摹刻石。除序跋外，共有画像石二十八方，每方大多分四格，每格一般画一人。独有一格，合画了两人，一位是仪容端方、正襟危坐的有须长者，身后站立着一位眉清目秀、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英俊少年，正是夏允彝夏完淳父子。这就是松江名胜醉白池南廊壁间的《云间邦彦画像·石刻》。
　　【七 秦淮八艳】
　　秦淮八艳是远逝的年代里与美丽、与爱情有关的风景。八位艳丽的女子曾经飘然站在秦淮河畔，影影绰绰间浅唱低吟，她们以千种姿态，万般风情调出了酽酽的秦淮河水。
　　秦淮八艳中的陈圆圆、柳如是，顾眉，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已经分别在前面的篇章中讲过，这里顺带提一下另外两艳——马湘兰和寇白门。
　　马湘兰是秦淮八艳中的前辈，生活在万历和天启时期。她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渐渐称她为马湘兰，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谁也不了解马湘兰的身世底细，只听说她本是湘南一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至于为何只身流落到金陵，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卖笑为生，则不得而知。
　　当时的秦淮河一带，楼馆画舫林立，红粉佳人如云，是金陵的烟花柳巷之地。马湘兰算不上是个绝色美人，她纤眉细目，瘦弱如柳。凭着她这只是中等的姿貌，能在步步美人的秦淮河畔崭露头角，主要得力于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她除了能吟诗作画外，还善谈吐，与人交谈，音如莺啼，神态娇媚，依依善解人意，博古知今，每能引人入胜。就这样，她在秦淮河畔渐渐成为红人，门前宾客穿梭如织，而且多是些有身份，有教养的文雅客人。
　　马湘兰画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画，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的一幅“墨兰图”至今藏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墨兰图”上还题着一首诗：
　　〖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偶然拈笔写幽姿，付与何人解护持？
　　一到移根须自惜，出山难比在山时。〗
　　马湘兰的一生也象一株空谷幽兰，吐芳于世，却又遗世独立，痴心恋系情郎王百谷，终又未成婚嫁，正如题画诗中所述，“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但马湘兰也是秦淮八艳中最有市井率性的女子，有时候表现得毫无内敛之气。她对自己不想见的客人可以厉声呵斥，会很本真地骂上一句粗话：“这个老贼想的倒美，让姑奶奶给他画兰，姑奶奶就是……”她在对付权贵的时候，自有一套交织着委婉和粗鄙的方式。魏忠贤曾经求兰花画于马湘兰，马湘兰自是千万个不愿意，却又考虑到自己的情人王百谷的安危，于是在痰盂里撒了一泡小便，然后用自己的尿研磨画兰，画完后又在纸上洒了一些用茉莉花、夜来香等浓香花煮的香水。头日闻着还真是香喷喷，但几天以后，尿臊味便散发了出来。魏忠贤天天嗅着，自然适应了，而外人来哪受得了啊，可又有谁敢对太监、阉人提个“臊”字呢？这就是一个有着市井狂放性格的青楼女子恶意的戏弄。
　　马湘兰与大才子王百谷曾是名噪一时的神仙爱侣，吟诗做画，许下无数海誓山盟，早有终身之约。马湘兰痴恋，终身未嫁，至数十载后仍未忘情。然而王百谷终究碍于物议和前程，始终不敢娶青楼女子为妾。
　　王百谷七十寿诞时，马湘兰抱病赶到姑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宴会上，她重亮歌喉，为相恋三十余年的王郎高歌一曲，王百谷听得老泪纵横。马湘兰返回金陵后，伤感而逝，悄悄地走完了她五十七岁的人生。
　　马湘兰是秦淮八艳中唯一没有经过1644甲申、1645乙酉国变的女子。
　　寇白门又名寇湄，金陵人，其寇家是著名的世娼之家，她是寇家历代名妓中的佼佼者。寇白门风姿绰约，容貌冶艳，才成年便名噪秦淮。“今日秦淮总相值”，是钱谦益对寇白门的才与貌的赞誉。余怀的《板桥杂记》也说她：“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相知拈韵，能吟诗，然滑易不能竟学”。这一段文字概括了寇白门的美丽和才干，文学、诗词、音乐、美术，她无不精通，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但由于寇白门为人单纯不圆滑，决定了她在婚恋上的悲剧。
　　崇祯十五年暮春，声势显赫的功臣保国公朱国弼，在从人的前呼后拥下来到了钞库街的寇家。三十岁的朱国弼表现得斯文有礼，温柔亲切。几次交往后，寇白门对他留下了良好印象，所以在朱国弼提出婚娶时便一口同意。
　　是年秋夜，十七岁的寇白门浓妆重彩地登上了花轿，出嫁之时朱国弼聘金二万。
　　明代金陵的乐籍女子，脱籍从良或婚娶都必须在夜间进行，这是当时的风俗。朱国弼为了显示威风和隆重，特派五千名士兵执降纱灯迎娶，从武定桥开始，沿途肃立到内桥朱府。寇白门的出嫁队伍声势浩大，一路吹吹打打，唢呐震天，礼炮惊空；夜幕下的活动成为大张旗鼓的盛事，一个青楼歌女的婚礼竟超过了豪门千金。如此盛况绝世，成为整个明朝一代南京最盛大的一次迎亲场面。
　　朱国弼实际上是一个圆滑狡黠、逢场作戏的官僚，他极尽排场地迎娶寇白门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和面子需要，他其实并不是真心爱这一青楼女子；而且对于朱国弼这样的纨绔子弟来说，根本不懂得爱情为何物，所以数月后他那薄悻寡情的嘴脸便逐渐暴露，后来干脆把将寇白门丢在一边，依旧走马于章台柳巷之间。时人叹息寇白门的命运说：“尝得聘钱过十万，哪堪重论降纱灯！”
　　1645年清军南下，朱国弼投降了清朝。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在爱情上不专一的人通常都是软骨头。不久朱国弼全家被迫迁入京师，被清廷软禁起来。为了活命，朱国弼想把包括寇白门在内的所有歌姬婢女一起卖掉，来赎他的性命。寇白门对朱国弼说：“若卖妾，所得不过数百金……若使妾南归，一月之间当得万金以报公。”朱国弼思忖后就同意了寇白门的意见，反正他现在一点出路也没有，还不如赌博一把。寇白门短衣匹马带着婢女斗儿归返金陵，很快在旧日姊妹的帮助下，筹集了2万两银子，将朱国弼赎出并释放。
　　这时朱国弼看到寇白门如此神通广大，便想重圆好梦，但被寇白门严辞拒绝了。她说：“当年你用银子赎我脱籍，如今我也用银子将你赎回，咱们这叫两不亏欠。”
　　寇白门重归金陵后，由于她不计前嫌，义救朱国弼于满人的牢笼，被人称之为女侠，她“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暮，嗟红豆之飘零”。如此浪迹数年后，寇白门嫁给扬州李孝廉。但觉他不够丈夫气魄，又只身返金陵，重新流落乐籍。虽已徐娘半老，但气韵犹在，故依然在少年狂士队中潇洒自如，每日笙歌诗酒，不知老之将至。
　　顺治六年，由于放荡过度，寇白门病倒了。她让婢女请来一向相好的韩生，酒后向他哭诉往日恩爱，夜里留韩生宿，想再续少年时恩爱凤鸾之梦。不想韩生不念旧情，以有急事为由不肯与她同宿。寇白门情急，按着他的手不放他离去。
　　韩生勉强与寇白门混了半晚便出去了。半夜里，寇白门猛听见韩生与自己年轻的婢女在隔壁房中调笑。寇白门不胜悲愤，至此病愈急。不几日，一代侠义艳情的青楼女子就这样凄楚地撒手人间归仙了，终于闭上了她那双凝聚了太多忧伤的眼睛。
　　钱谦益作《寇白门》一诗，以示追悼，诗云：“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寇女侠三字对于寇白门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青楼女子也是人，她们也有正常人的情感、向往与追求，她们自叹堕入烟花，命运多舛，总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落籍从良，有正常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这可以说是历代妓女的普遍心理，明代的青楼女子也不例外。
　　寇白门一生的爱情悲剧代表了绝大多数青楼女子的命运。秦淮八艳是青楼女子中最出色的人物，能像柳如是、顾眉、陈圆圆那样挤上士大夫阶层的人极少。对这些青楼女子来说，不但难以找到真正的幸福，而且难以摆脱红颜薄命的宿命，青楼女子青楼老，青楼只能是她们唯一的归宿。


　　第三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一 张煌言】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击溃李自成义军，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大清帝国，然后挥戈南指。在消灭南京福王的弘光政权之后，遇到了南明流亡君臣和各地广大人民的顽强抵抗：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浙东、唐王朱聿键立隆武帝号于闽南，桂王朱由榔建永历帝号于西南，分别拥有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及李过、高一功等强悍的抗清义军，为之竭诚转战。
　　终顺治一代，在江南半壁江山中，清军和义军一直进行着频繁的、激烈的流血战斗。直到公元1662年，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即位时，唐王早已就义，桂王与李定国已经前后殉国，郑成功与鲁王也相继病死，在全国范围内，仍旧高举抗清大旗的，只剩下闽浙沿海和台湾了。
　　当时，据守台湾的为郑成功之子郑经，此人庸庸碌碌，只知道据守一方，无所作为，不足为清廷虑。清廷所担心的，就是纵横浙海的张煌言。当时张煌言虽然势孤力单，但因为人忠义，素得军心民心，构成清王朝在东南的心腹大患。
　　张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出身士绅家庭。张煌言十一岁丧母，父亲到北京担任小官吏，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当时，满洲贵族的后金政权（后改称清朝）派兵绕道进入直隶。敌骑蹂躏当地人民的惨况，给张煌言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由于明朝政治日益腐败，张煌言的父亲辞官回乡，课子读书，并请人教习武艺。张煌言十六岁参加县试，加考骑射，他三箭皆中，与试者无不惊服。
　　据说张煌言年少时放荡不羁，喜好赌钱，赢了钱后就呼酒买醉。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社祠中，梦中有个神仙对他说：“君宜自爱，他日成大事者，君也。”张煌言从此感悟，开始努力读书。（《海东逸史》）
　　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煌言考中举人，还没有来得及去京会试，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一年，明朝军队在松山（锦州附近）和清军决战，再吃败仗，洪承畴投降满清，山海关外土地全部丧失。紧接着，1644年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取北京。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竟勾引清兵入关，联合镇压农民军，迫使李自成撤出北京。清军铁骑乃长驱直入，践踏中原大地，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年仅二十六岁的张煌言听说后，“愤不欲生”，为了挽救民族危难，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抗清的战斗生涯。
　　当清兵入据北京之初，明朝一些官员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它仅仅存在了一年时间，就被清朝灭掉。清兵趁势进犯浙江。浙江人民没有屈服，各地纷纷起义，保卫家乡。张煌言参加了宁波举义，并迎鲁王朱以海来绍兴监国。
　　与鲁王政权建立的同时，唐王朱聿键也被福建军阀郑芝龙拥立称帝。1646年，清兵进犯闽浙，郑芝龙降清，唐王被俘，绝食而死。张煌言匆忙辞别父亲妻儿，追随鲁王泛海出走。
　　鲁王在福建长垣再建临时政权，声威复震。奉鲁王之命，张煌言与定西侯张名振重返浙东，招集散亡，筹建军队，并图收复长江下游地区。这时候，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政权桂王朱由榔的军队，正在西南与清兵战斗。原张献忠部将李定国率军队攻克桂林之后，又攻入湖南，在衡州大败清兵，准备顺长江东下，特地约会张煌言东西夹击。
　　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张煌言一战攻克崇明，然后与张名振溯江直上，在镇江登陆，并在镇江西北的金山驻扎了几天。但由于西南方面军队未按约定时候赶到，只好暂时撤回崇明岛。
　　两个月后，清兵大部分调离南京去迎战李定国，长江下游兵力薄弱。张煌言决定再攻南京，一路攻打重镇镇江，他自己则直捣南京。但由于福建郑成功方面的主力没有出动接应，同时，镇江方面的战斗失利，张煌言在战略上既处于不利地位，只得放弃攻城，撤回舟山。
　　这之前天下的局势是：李定国率军八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孙可望派刘文秀出击四川，克复川南；张煌言此时也接受了永历封号，也发动了攻势。按照实现计划，三方应该在长江会师，假若实现的话，江南一举可以收复。十分可惜，这次以钱谦益为核心精心策划的大行动失败了！
　　郑成功不出兵是因为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而西南方面军队迟迟不到，则是因为这时候永历政权正忙着搞内部争斗。孙可望大权在握，逐渐滋长称帝之心，挟永历朝廷以自重。永历帝如坐危城，为了自保，与朝臣合谋，偏偏在这个东西会师的关键时刻，两次召李定国统兵入卫。于是本来要赶去与张煌言会师的李定国从湖南匆匆回师广东，但不料永历帝谋泄，孙可望派人到安龙问罪，意图找出每一个参与策划以及与李定国联系的人；但永历皇帝禀性难移，不愿承认他自己的责任。于是孙可望将十八名朝臣下狱、杀害，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之狱”。这一史事，《明史》、《清史稿》和《永历实录》、《安龙纪事》等历史著作均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也不会派刘文秀出师援助张煌言。
　　不久，李定国和郑成功在广东会师的计划也失败了，于是他率军亲赴安龙，打算从孙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历帝朱由榔。孙可望派人阻截李定国军北上，甚至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1656年，李定国拥永历帝至云南，次年又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次年初，下昆明，永历帝出逃缅甸。李定国率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失败。1661年，吴三桂率军入缅，索回永历帝，次年四月在昆明将其处死。7月，李定国在勐腊得知永历帝死讯，亦忧愤而死。
　　如此，自己人跟自己人斗了个翻天覆地，真是“亲者痛，仇者快”！纵观南明历史，这样的事情真是数不胜数。
　　就这样，钱谦益等人精心策划的长江会师计划由于南明政权内各怀心思，各自为战，忙于内耗，不幸而失败了。张煌言两次进军长江，尽管都不得已撤退，却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清斗志。
　　第二年，张名振“中毒卒，遗言以所部属煌言”（《清史·卷224·张煌言传》）。当时传闻纷纷，都说张名振之死是由郑成功下毒所致，“名振遇毒，议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将士心”（邵廷采·《东南纪事》）。
　　1658年，永历帝朱由榔自西南遣使，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张煌言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于是，闽浙两处加紧备战，共图大举。
　　1659年春，清兵分三路攻入云南。为了牵制清兵，保住永历朝廷，再图恢复，张煌言驰书郑成功，请他火速出兵，北入长江。五月，郑成功率十七万精兵出发。张煌言率领本部将士六千人，与郑成功会师，并充任先头部队，挺进长江口。
　　瓜州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清兵南下增援的要路。在这里，清兵设下拦江铁锁，两岸又设西洋大炮数百门。狭窄的江面上，清兵还扎就巨大的木筏，筏上建筑城堡，浮泛水面，称做“木浮营”。真是水下鱼难过，天上鸟难飞。
　　张煌言率军担当突破江面封锁的任务，郑成功则派陆军去夺取江岸炮台。潜水士兵截断了拦江铁锁，张煌言立即指挥舰队进攻。这时，两岸炮台发炮如雨，清兵的木浮营也从水面顺流而下，万箭齐发。张煌言命令自己所乘的舰船直冲向前，将士们见此情景，更加拼力死战，一举夺下三座木浮营，江岸炮台的清兵竞相溃逃。随后，郑成功大军开到，全歼守敌，攻克瓜州。一时江浙大地憾动，湘赣鲁豫等省志士纷纷前来联系，准备响应。清廷上下震惊，顺治帝甚至准备“东还”了。
　　瓜州大捷后，郑成功率陆军攻取镇江，以阻遏敌人增援。张煌言则带水军直捣南京北面的观音门。不久，镇江克复。张煌言闻讯后，一面写信要郑成功加速从陆路直趋南京，以争取时间；一面命令部队昼夜行军，赶赴南京。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的水军抵达观音门。
　　当时，南京守备疲弱，士兵情绪低落。这时，如果郑成功大军及时赶到，南京一攻即破。可惜郑成功仍取道水路，行进迟缓，而清兵却从滇黔方面撤回一部分兵力，日夜兼程赶来，攻城良机终于失去。
　　五天以后，郑成功大军抵达南京城下。这时，张煌言派往上游的部队已攻取江浦城。芜湖的清将也请求投降。芜湖，是沿江关键重镇。郑成功请张煌言驻军芜湖，经营上游军事。
　　七月初七，张煌言抵达芜湖。他分兵四路：东出溧阳，西镇池州，北取和州，南入宁国。自己则驻节芜湖，总理军务。
　　长江两岸人民热望故国的军队，已有十五年了。张煌言这次率军到来，百姓争相传告，喜悦万分。地方官员也纷纷归顺投诚。旬日之间，光复城池竟达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部下水陆军也增至万余人。这时，湘赣鲁豫等省志士，纷纷前来联系，或提供敌军情报，或约期起兵响应。张煌言面对这一连串辉煌胜利，更是无比欣慰。他日夜部署诸军，拟直取九江，打通与滇黔联系的道路。一时江淮半壁为之震动。
　　就在这时，郑成功大军在南京遭受了严重挫折。原来张、郑分手后，郑成功疏于警戒，误中敌人缓兵之计。他没有分兵攻取周围城邑，而只是屯兵南京城外，静候清兵投降。七月二十三日，守城清兵倾城而出，发动突然袭击。郑成功仓促接战失利，大将余新、甘辉被俘，士兵伤亡惨重。
　　南京战败消息传到芜湖，张煌言立即写信给郑成功，要他切勿全军东撤，只要坚守镇江，自己还可保有上游各城，“天下事尚可图也”。可是，这封信已经无法送达了。郑成功在突遭失利之后，已放弃镇江，并撤出驻长江流域的军队，回师金、厦去了。
　　郑成功军队既撤，清兵便专一对付张煌言。张煌言孤军深入，兵少粮缺，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最后全军溃散。张煌言身边只剩下一个僮仆，在各地百姓们的掩护下，他辗转跋涉二千余里，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脱险回到浙东。随后，张煌言一面重整军队，一面总结经验教训，写下了《北征得失纪略》一文。1660年，张煌言率部回到临门。
　　这时，清廷企图乘张煌言和郑成功新败之际，一举消灭浙闽抗清力量。于是分兵数路继续扫荡。他们逮捕了张煌言的妻子和儿子，接着，下令沿海居民一律迁入距海三十里以内的地区，严禁舟船出海，企图断绝人民群众与抗清队伍的联系。
　　1661年冬，吴三桂带兵进入缅甸，俘永历帝父子，南明彻底灭亡。在云南边境艰苦转战的李定国次年病死军中。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病故。其子郑经，在清兵扫荡下，被迫放弃沿海岛屿，撤往台湾。不久，鲁王病死在金门。
　　“国仇家难转相仍”，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张煌言深深感到复国事业的艰难，却更加坚定了他至死不屈的决心。如今只有张煌言一支孤军屹立在临门。
　　在艰难危急的处境面前，有人建议退往台湾，依附郑经。张煌言认为，与其“偷生朝露，宁以一死立信”，坚持不肯撤退。张煌言和鲁王都有曾经为郑氏所制的切身体会，这恐怕是真正的原因。
　　张煌言和旧日部将阮春雷合军，集战舰百余艘，准备攻取福宁沿海。不料遭到阮部叛徒出卖，未能如愿。而清廷又纠集数倍于张的兵力前来偷袭。众寡不敌，这支抗清队伍伤亡惨重，只好退驻舟山岛。由于清廷强迫舟山岛居民全部撤离，再加上对沿海的封锁，使张煌言面临绝粮断炊的新困难。
　　当时浙江总督赵廷臣通过多种渠道，一再以帛书向张煌言招降，而张煌言也两次以坚贞的气节、铿锵的言辞拒绝了赵的诱惑。这里有一点殊可注意，那就是张煌言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
　　张煌言在后一封信的开头就提出“古今来何代无废兴”，认可改朝换代是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有志之士，尚谓人定可以胜天”，表现了自己“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接着，他又表示：“即使历运推移，朝市迁变，兴王每每宾礼胜国君臣，录用前朝宗室”，这种做法，不失为使“忠臣义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国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与天下更始”，那就会出现“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这些言简意明的表达，足以证明张煌言已经看到了满清治下的成果，也看到了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
　　自从在鲁王病死后，张煌言已经对前途感到完全绝望，尽管还有不少明朝遗民在四处奔走，郑氏还雄居台湾，但人心思定，大势已去；天下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自己要以身殉国就硬要天下人陪自己也去殉国。这个时候的张煌言是相当沮丧的，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解散了余部，自己隐居到南田的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张煌言始终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这是他解散自己部下的军队后仍然没有像其他士绅那样去台湾的原因。
　　但满清并不十分了解张煌言的心思，他的销声匿迹在敌人眼中看来是在酝酿更大的行动，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极度不安，他们要竭力拔除这一颗“眼中钉”。满清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个张煌言的旧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脚僧，在舟山探寻张煌言的踪迹。
　　一天，张煌言手下的几个士兵驾船去舟山买米，被徐元撞见。他抽刀威胁众人供出张煌言的住址。几个士兵宁死不讲，被徐元一一杀死。最后剩下的一个船夫，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悬岙岛的处所。
　　七月十七日，张杰派出兵卒，乘坐张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他们从岛后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张煌言从睡梦中惊醒，伸手抽剑，但已经迟了。一窝蜂冲进屋内的清兵紧紧地把他捆缚住。他们搜出了永历帝颁发的“视师兵部”银印和九枚关防、张煌言诗文稿以及他与中原豪杰志士的来往密信两大箱。
　　十九日，张煌言被押到宁波——他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故乡。他头戴明朝的方巾，穿着葛布衣服，神情依然是那样的平和、坚毅，给聚集在大路两旁围观的百姓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张煌言拒绝了，只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别无一语。
　　十几天后，张煌言被押往杭州，宁波人民闻讯赶到码头送行的竟有数千人之多。一出城门，张煌言下了轿子，向故国、家乡揖手告别，向送行的人们拱手致意。围观的人们都泣不成声。
　　在钱塘江畔，张煌言写下了“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壮诗句。他早已经明白复明无望，对满清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但依旧不失气节，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士大夫们最可贵的舍身成仁的精神。这精神不因失败的结局而减色，它将永远光照千秋！
　　到了杭州，浙江总督赵廷臣再一次劝张煌言降清，并保证清廷以兵部尚书原职起用，遭到张煌言拒绝。在狱中，张煌言大书《放歌》一首于狱壁，歌词有云：“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风霆，余之精魂兮化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禩兮，垂节义于千龄！”
　　九月初七，清廷刑部公文到达杭州。这一天阴霾遮日，杭州城岗哨林立，一队骑兵押解张煌言来到弼教坊。他昂首遥望凤凰山一带，叹道：“好山色！”接着索来纸笔，口占绝命诗一首，命书吏抄录：“我今适五九（按：指四十五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然后，端坐就义。他的妻子董氏和儿子张万祺一直被羁管在杭州，已经在三天前被害。
　　与张煌言同死的还有幕僚罗纶、僮仆杨冠玉等。监斩官见杨冠玉长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无邪，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十五岁。见者无不落泪。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当时张煌言已经由一介书生成长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夏燮认为：张煌言一死，而明运也随之山河日下，“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残山之局，其所系岂浅鲜哉！”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张煌言表明死后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宁波同乡万斯大、仁和张文嘉与和尚超直于是葬张煌言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
　　由于清朝对政治犯律令严苛，所以张煌言的坟墓仅黄土一抔，连墓碑也没有。但是，他的墓前常有“包麦饭而祭者”，“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百姓们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怀念自己的英雄。
　　张煌言在众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后人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为淡妆浓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铁马之色。
　　张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人，曾经受教于陈子龙。据《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为诗歌，既使军旅余闲，也不辍吟诵。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尽。但他一生为反清复明四处奔走，屡有倾厄，劫后所存，不过全鼎一脔，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则为其隐居于悬山岛后所作，附以被执后蒙难诸诗。张煌言的不少诗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艰苦卓绝的抗清历程和东南抗清史事，有着厚重的历史内涵，故有“诗史”之称。由于张煌言的诗文在清一代被严厉禁止，流传甚少，又为其勋名所掩，故鲜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张煌言死后二百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一样反抗清廷统治的革命党人秋瑾被满清政府杀害。秋瑾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吴芝瑛冒着杀头的危险，将秋瑾的遗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桥畔，附近就是岳飞和于谦祠，埋在西冷桥畔的还有著名的“何处结同心，西冷松柏下”的苏小小。不久，秋瑾的儿子王沉德将她的遗骨取出，归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胜利，一九一二年，革命党人将秋瑾的遗骨重新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柳亚子写有《吊鉴湖秋女士》：“漫说天飞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须伤。已拼侠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又号稼轩，又字亚子。后为了统一名号，便用亚子。柳亚子十七岁至上海，入爱国学社，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谈革命。他是南社的发起人。南社在形式上颇似明末的复社，是晚清的革命文学团体，成立于1909年苏州虎丘。南社具有浓厚的反满色彩，会员多为同盟会员；取名南社，就含有反对北庭的意思。柳亚子深受顾炎武、张煌言和夏完淳思想的影响，在诗歌上成就很高。他有《题张苍水集》：“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苍水为张煌言的号。柳亚子在诗中借“胡尘惨淡汉山河”，号召抗清革命。1949年二月，柳亚子应毛主席的电邀，由香港启程进入解放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注：张煌言一生栖山横海，波澜壮阔，史学界素将他与郑成功、李定国并举。在这本书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中，笔者本人也最喜欢张煌言。按照正常的编排，张煌言应该放在第二编第二篇中，因为他虽然也是个文学家，但更多的是一个儒将，文艺上的成就远不及本篇中的其他人。不过因为笔者的私心，为了突出他个人，特意将他放在第三编本篇中的第一位。』
　　【二 傅山】
　　梁羽生的名著《七剑下天山》中有位武功精绝、医术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在武林中深孚众望。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历史上明清之际的仁人志士——傅山。
　　傅山的事迹生平于正史记载极为简单，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寥寥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柄于后。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于大同，后徙于忻州（今山西忻县），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时，移居太原阳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代人评价他“学究天人，道兼仙释”，“博极群书，时称学海”。
　　1644甲申年，傅山已经三十九岁了，他当时正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对于一个山西人来说，满族人入关的威胁虽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经兵临黄河，准备入晋的李自成农民军。所以，当东阁大学士、曲沃人李建泰号称要以“家财佐军”，并自请提兵督师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请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韩霖为“军前赞画”的时候，估计傅山是非常着急地就去与之会合了。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傅山刚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经传来，并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河津、绛县、曲沃等地。虽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认为只要太原还在，就可以逐步收复汾河以南的地方，并且，只要山西河北还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证，甚至有更进一步收复失地的可能。但是，本来就是希望带兵保护自己在曲沃的家产的李建泰却令他失望了。李建泰闻听“曲沃已破，家资尽没”后，竟然又惊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刚走到井陉固关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并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他这时估计心情是很郁闷的。曾经在诗中以战国时著名的义士“晋鄙”自况，被天下称为“山右义士”的傅山还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厦于即倾的幻想就被现实击碎了。
　　事态的发展远比傅山想象的更为严重，腐朽的明政府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义大军又经宁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岁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明朝亡了。
　　作为一个明朝的知识分子，傅山肯定会有天翻地覆的感觉，因为他所要维护的那一整套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被称为“流贼”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这个世界成了个什么世界？仍然滞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闷，觉得天下之大，似乎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诗中写到“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
　　家国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灭亡可能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况且，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还少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闷后，只要社会能稳定下来，傅山也会逐渐走出亡国的阴影。可是，更大的打击还接着就会来到。
　　四月，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带着清兵直入山海关，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没几天皇帝的李自成仓皇南下，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宣布定鼎燕京。“华夏”亡于“夷狄”了。
　　这年五月，傅山潜回还被起义军占领的太原，把他的母亲和儿子接到了寿阳县一个好友的家中。经过一段时间在归隐和抗清间的选择，他当然还是选择了抗清。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满洲人仍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离散的兄弟同胞，况且，历史也已经证明了，清朝的皇帝虽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从来没有的屈辱和磨难，但毕竟也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了近两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还是要好不少，但那时的人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可不这么想。他们终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环境下生活，亡国尚可接受，但被异族还是野蛮的异族统治却无异于“亡天下”。还有一点，就是“气节”，即使在现在看来，满洲人当皇帝是大势所趋，但像洪承畴、吴三桂那样出卖自己民族的人，毕竟是可耻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时的心情可以用他写的诗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时。”另一方面，傅山也写了不少奋发准备抗清的诗，比如“仰天看怒云，惊如义旗移”。
　　这年中秋，对于傅山来说，势必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他出家为道了。傅山本来便与道士们颇多交往——这种活动的思想根源是与古代读书人一贯的自命清高、遁世无为的“隐士梦”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下，这样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实现。
　　他拜的老师是寿阳县五峰山的还阳子郭静中，郭静中是当时有名的道士，颇多神异的色彩。傅山出家后，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只不过是表明一个忠君爱国、不与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态度，而且也不用剃发留辫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个身份的掩护，傅山可以方便地四处从事抗清复明活动——道士云游是不犯罪的。
　　现在更可靠、确实的傅山反清活动的资料已经不好找了，如果从他写的诗来看，他的行踪大致是在盂县、平定、寿阳、祁县和晋源这一带，反清活动的效果怎么样，事实上，很有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阳节，傅山还在盼望着反清的义师的到来或者是起义的爆发。依靠读书人要反抗一个政权，希望实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个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经秘密地收养了一个明朝宗室的后裔，但发现他竟越来越傻，于是感叹朱明王朝的气数果然完了，从此就消沉下去。傅山虽然不会这样消极，也一直在做实际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动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失望。在那个甲申年将要过去，乙酉年将要来到的时候，傅山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纵说今宵旧岁除，未应除得旧臣荼。摩云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交织着对故国的留恋，对复国的希望，当然还有无可名状的忧愁和无可排解的失落。
　　傅山三十九岁那年就这样过去了，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应该是充满困惑的。
　　1644年确实是相当混乱的一年，不仅对于傅山是这样，对于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迫选择自己的路，选择的结果在360年后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在这选择中，历史的沧桑一晃而过，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身影，让后人评说。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但他还未能积极有效地响应时，弘光政权和唐鲁政权相继覆灭，最后只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断的希望中反复失望，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山养成了喝苦酒的习惯。《清史》中说傅山“喜苦酒，自称老糵禅”（《清史·卷501·傅山传》）；其实，傅山哪里是喜欢那种干涩的苦酒，他只是要借苦酒来提醒自己，时刻不忘天下为满清所苦。
　　终于，在顺治十一年，傅山为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谦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门人弟子们又多方奔走，“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清史·卷501·傅山传》），于是清廷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傅山闻听郑成功、张煌言屡屡战败清兵的捷报，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松庄，开始了“松庄烟树十余年”的“侨居”生活。
　　松庄在太原东南。《双塔寺雅集记》曰：“出太原郡城东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双塔巍然，其下为松庄傅隐君青主所居也。”松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条漫长的沙河滩，每当雨季便有山洪从东向西流去。
　　傅山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其含意是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虽居故乡，如居异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
　　康熙二年（1663年），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顾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晋地、比他年长的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莫逆之交，自此过从甚密。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均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傅山与顾炎武除了谈政论文、诗歌唱和外，还一起创办了一些实业，组织票号，以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
　　据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考《明史》称：李自成陷京师得勋戚文武诸臣巨金。吴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还京师，火容金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即以骡车纟困载运归西安。敌追甚急，骡马疲惫，沿途埋藏，至西安时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饼“遂多为晋人先后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赀财。世传傅山与顾亭林（顾炎武号亭林）先生友善，两先生密计经营票号，操纵金融，以图举大事，惟忌招祸败事，故其法只凭口授而不传一字。
　　梁启超《清代学术史》也说：“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章太炎《顾亭林先生轶事》亦云：“近闻山西人言晋人得李自成金，由顾、傅设票号，立新规，天下俗从……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如此可见，顾炎武与傅山是盛极全国二百余年晋商票号的首创者。
　　票号之前有镖局。据有关史料载这也与顾、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学者姚映川在《中国的帮会》一文中说：帮会的组织除西北堂、东南堂……而外尚有顾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组织，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为标局，后因此而产生山西的票号。顾炎武在江南谋革命不成，在山东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县人，其父戴运昌与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败退，赠白银若干给戴运昌，戴运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于反清事业。戴家又以拳术鸣世，故戴廷木式便与傅、顾密议设立镖局，为商人运送现款。当时山西人多在东北、蒙古、新疆经商，携运现款要雇用拳术精通之武人保镖，成立镖局既可赚得可观的佣金，又可掩当局耳目，还可以聚拢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对反清复明的大业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傅山与顾炎武参与其事的目的即在于此。
　　顾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顾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来，一直飘泊在外，二十多年来一直过着形单影只的羁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无子嗣。傅山十分关心友人的命运，作为医学国手他为友人诊脉，诊得“断可得子”，于是便多方为其物色配偶。顾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对他的关心，但他已过惯了这种萍踪浪迹的生活，而且已把这一生交给了献身的事业，就诙谐地写了一封《谢友人规纳宠书》，婉谢了老友的好意。
　　在顾炎武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惦记着傅山，他在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隐者“商山四皓”，愿意永远和他“相随拾芝草”。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送往北京。
　　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只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却又被康熙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乡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经验。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山西至今还有傅山医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傅山与儿子感情很深，两人经常卖药四方，共扶一车。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傅山悲痛异常，再也经受不得如此打击，不久则撒手人寰，与世长辞，时年七十七岁。
　　但傅山强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学性情，数百年后仍使后人的心弦为之颤动。
　　【三 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八字名言为顾炎武所创，激励了无数后人。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正始》里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东南的一个叫千墩的江南小镇。那是一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顾炎武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明朝灭亡以后改名炎武，号蒋山佣，昆山（今属江苏，历史上这个城市以生产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人。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从十岁起，顾炎武跟随嗣祖父读书。他的嗣祖父顾绍芾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二百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顾炎武的嗣母王氏还给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俱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宗主，是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顾炎武年仅十四岁时就加入了复社。由于顾炎武博雅独行于乡里，和同乡挚友归庄为乡里人不容，有“归奇顾怪”之称。
　　『注：归庄是归有光的长孙。归有光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人称震川先生，官至南京太仆寺丞。他的作品很有感染力，我们中学时读过的文言文《沧浪亭记》即为他所作。归庄是复社成员，是当时出色的画家和文人。归庄的弟弟为史可法的幕僚，在扬州十日中英勇殉难。明亡后，归庄隐居，贫困以终。他穷得没有田地，反而乐观地庆幸自己因此不用向满清政府纳粮：“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五载输粮女真国，天全我志独无田”。归庄作有长篇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远古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慷慨悲歌，格调苍凉。据说顺治皇帝曾经在紫禁城的大殿中一边吃饭，一边特意让人唱这首《万古愁曲》。』
　　在青少年岁月里，顾炎武广泛接触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也不走科举之路，经历两个朝代均没做官，只用心研学实用之学。顾炎武最恨一般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直接对当时文人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之风做了无情的批驳。这种沉痛与气魄，真是古今罕有。
　　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年轻的顾炎武对此忧心如焚，他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十分注意身体锻炼，一边和好友们操练刀枪棍棒等作战武器，一边刻苦地练习骑术。有时被烈马一连摔落三次，肩背负伤，仍然坚持练习，终于骑术也练得颇为精熟。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顾炎武和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
　　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二十一天，因为兵力悬殊，终于失败。七月，清兵陷昆山。归庄装扮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之后他改名为“祚明”，以示不忘明朝之意。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
　　昆山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四万多人死难。
　　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
　　『注：清兵在昆山的屠杀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是大学士顾鼎臣曾孙，也是昆山人。他是崇祯十六年进士，授钱塘知县，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潞王朱常淓投降了满清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顾咸正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胜兆领导的松江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顾家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
　　起义失败后，顾炎武再回到家乡，发现他的生母被清兵斫断了右臂，而他的嗣母王氏已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没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顾炎武痛哭一场后，葬了他的继母，离开了他的家乡。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还没有出发，鲁王政权已经覆灭了。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没能成功。
　　不久就发生了顾炎武溺杀家仆案。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顾炎武的嗣祖父顾绍芾去世时，他为了筹集丧葬费，不得已抵押了八百亩地产给同郡富豪叶方恒。叶方恒乘人之危，图谋仗势侵吞。
　　清顺治二年（1645年）后，清兵占领了江南，但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满清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顺治十二年（1655年），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买通顾家的仆人陆恩，策划以勾结海上抗清武装的罪名告发顾炎武。顾炎武闻讯于当年五月潜回昆山，秘密溺杀了陆恩。于是叶方恒借机将顾炎武绑架，必欲置之于死地。后来，幸亏友人归庄等人及时营救，将这一案件告到满清松江府，但顾炎武也因此被满清官府逮捕，以杀人罪下狱。
　　顾炎武的朋友们为了搭救他，去找钱谦益帮忙。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就能顺理成章地保顾炎武出狱。因为钱谦益投降过满清，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一定不肯那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算做拜钱谦益为师了。钱谦益果然以老师的身份出面周旋。钱谦益当时虽然已经不在朝为官，但他名气极大，许多门人都在朝为官；松江府见他出面，不得不卖了人情给他。
　　顾炎武被释放出狱后，知道了事情究竟，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朋友去找钱谦益讨还名帖。朋友不肯讨还，顾炎武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白，声明那张拜钱谦益为师的名帖是假的，反而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顾炎武出狱后，叶方恒派遣刺客尾随不舍，于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门外将他杀伤；同时派人洗劫他在昆山的故宅，“尽其累世之传以去”。时局的险恶，豪绅的陷害，迫使顾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北方去游历，从而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顾炎武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顾炎武的旅行治学，并不是简单的游山逛水或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抱着“纪政事，察民隐”的目的，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寻求经世致用的有补于国计民生的道理。凡社会风俗，民生利弊，必亲历体察；于地理考证，不完全依赖文字记载，而重视实地调查。一年之中，他有一半时间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后，仍然继续活动，足迹几乎踏遍了北京郊区各地。
　　顾炎武不肯乘车或骑坐马匹，他牵的两头大骡子，驮满了图书资料，每到一处，就把实地考查结果和书本上的记载对照参看，做出科学而又详细的记录，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从河北到山西、陕西游历。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游历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这时候，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
　　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他暗结遗民，曾经与台湾郑成功联络，可惜郑氏退守台湾后，私心自用，一心只想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并无进取中原之心。
　　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幸免于文字狱“庄氏明史案”，但其好友潘柽章、吴炎等人惨遭杀害。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在山西拜访完傅山后，出了雁门关，与曾三年前在代州订交的友人李因笃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节录》“逆诗”案（即山东“黄培诗案”）中受到牵连，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济南投案。满清政府不由分说将他关进监狱。后来还是由李因笃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狱。
　　之后，顾炎武精心撰写的《日知录》已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重视，纷纷向他提出转抄的要求，于是顾炎武于康熙九年（1670年）将已写好的《日知录》八卷公开刊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举起反清旗帜，顾炎武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在《哭归高士》诗中怀写道：“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虽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的汉奸。
　　康熙十七年（1678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
　　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熊赐履的助手。顾炎武毫不迟疑，“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从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侄孙。你如果在黄泉遇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特意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史书记载，顾炎武“貌极丑怪，性复严峻”。他擅长理财，很懂经济，在山西创办了票号、钱庄，经营成绩卓越，在晋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顾炎武虽然一生羁旅生涯，但并不贫困。他每游览到一地，大买庄园，大买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弃之而去，“终已不顾”。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顾炎武由华阴往曲沃，县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进士韩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韩宣设宴会亲，他还应邀出席，风采依然。八日早，他拟去答贺县令熊某及在官诸君，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于是“疾作，竟日呕泻”，第二天凌晨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使他既留恋又厌恶、既热爱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岁。因为生前长年孑然一身，死后无子无嗣。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离1644年整整两百年，由何绍基、张穆等人策划，发起修建顾亭林祠，得到学子们的响应，由儒臣学士们集资，于顾炎武在北京寓居时间最长、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地方——报国寺之西南隅，修建了亭林先生祠（现宣武门南广内大街）。
　　顾祠于次年春天落成，架屋三楹，分南中北三个院落。1845年5月28日顾炎武先生生辰之日，举办了顾祠落成典礼仪式并开展亭林先生公祭活动。此后顾祠也成为儒臣学子们聚会、社交及讨论学术的地方。
　　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忧外患，国势每况愈下，京城无人顾及文化事业。顾祠在十几年中破败萧寂。
　　咸丰皇帝即位后曾思励精图治，咸丰六年（公元1857年），恢复科举以网罗人才，京城文坛一派热闹，亭林祠也香火重燃。1863年十月，名儒学士们又于顾祠公祭亭林先生，与会者议论重修顾祠，纷纷捐资，由报国寺住持负责操办，工程竣工后公推御史朱琦写《顾亭林先生祠记》一文，由书法家王锡振挥墨，刻碑石嵌于游廊东墙。
　　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末代名臣张之洞建议朝廷发明诏，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人从祀文庙。顾炎武去世260年后，又被他竭力抵抗的满清政府神圣化了，这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于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十年，徐世昌继袁世凯之后任大总统，为标榜自己有别于北洋军阀，是文治派，提倡尊孔崇儒。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参议、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式通，住家离报国寺不远，发现动乱中顾祠已破败不堪，倡议筹资重修顾祠。1920年修葺，请大总统徐世昌亲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记”，勒碑石于顾祠东墙。
　　三百年里顾祠虽几度兴衰，但都完整地保存了顾炎武的一批书稿、遗物，以及何绍基、张穆等人的字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了报国寺和顾祠，文物全部丢失。这大概是顾老想不到的又一件恨事。
　　【四 黄宗羲】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素，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是有名的“东林党人”，在朝任山东监察御史，次年，为宁国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启三年（1623年），黄宗羲十三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宦官和权贵，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
　　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腐败，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又疯狂迫害正直官员，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时人斥之为“阉党”。黄尊素是站在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一边的，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刚直人士。
　　天启五年（1625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七名官员。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诏狱。黄尊素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仅四十三岁，时黄宗羲十六岁。
　　当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无比悲愤。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母亲姚氏对儿子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黄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立志卧薪尝胆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黄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但他做贼心虚，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其对证不追究他。黄宗羲严正拒贿，上疏说：“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据邵廷采所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记载：“当是时，先生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
　　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明崇祯元年（1628年）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灵柩南归，办完丧事，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
　　『注：刘宗周后来曾经上书南明弘光皇帝，请求抑制江北四镇的势力，四镇中的将领高杰和刘泽清因而怀恨，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1645年明亡后，刘宗周以六十八岁的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
　　此后两年间，黄宗羲四出交游，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陈子龙、吴伟业、周镳、钱谦益、陈贞慧等，并于崇祯三年（1630年）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幾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还同时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还乡。于是，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发愤攻读经史著作，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此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他自己家中的藏书不够读了，就“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由此，黄宗羲名声大振，“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声名，“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
　　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复社的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就是由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当时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余人。
　　1644甲申年春，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北京。接着，清兵入关，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至杭州，召募义军，以谋复明之计。五月，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起用刘宗周任左都御史，黄宗羲随之到南京。但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排挤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在《留都防乱公揭》一事后为东林和复社党排挤，蛰伏多年，自然要修怨报复。阮大铖编造了《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根据《留都防乱公揭》的名单捕杀复社志士，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故意拖延审讯。
　　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黄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但此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滨十死”的艰险岁月，却仅仅是个开头。
　　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黄宗羲渡海到舟山，依附鲁王，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其间满清悬榜缉拿黄宗羲，黄宗羲带着全家到处避难。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句。
　　康熙三年（1664年），张煌言殉难，黄宗羲感到恢复明朝事业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黄宗羲学识广博，他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倡言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造诣。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最著名的就是他在54岁时写的划时代的《明夷待访录》。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霭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他对叶氏举荐之事，“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而“喜兄（指锡嘏）之知我也”。又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霭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北上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点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但他在赋诗送行时告诫他们“太平有策莫轻题”，表明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但他这时亲眼看见满清的统治卓有成效，他对康熙帝恐怕已经不太反感了，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较之《留书》中骂清统治者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虽不应聘，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黄宗羲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从俭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他长逝后，葬在家乡余姚城东南十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这一带三面青山环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正如黄宗羲诗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儿孙们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萧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
　　“文革”中，黄宗羲墓被毁。
　　这里提下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和《明史》的修撰。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万斯同。
　　【五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所以人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叔父、兄长都是饱学之士，他自幼受家学薰陶，从小颖悟过人。四岁入私垫读书，七岁读完了《十三经》，十四岁时，王夫之一方面跟父亲王朝聘学习经义，另一方面又大量阅读各类书籍，成为一少年才子。
　　1638年（明崇帧十一年），十九岁的王夫之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当时担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是颇负盛名的吴道行。书院内书声朗朗，聚集了一批志向远大、刻苦勤学的青年士生。王夫之在这里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为以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传统学风的影响，王夫之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学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为“行”，含意是它的宗旨绝非空谈，而是关注社会，切于实行。第二年，他又与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组建了匡社，“匡”是纠正谬误的意思。这是一个以东林、复社为楷模，讨论学术，纵谈国事，进行爱国活动的团体，从中体现出了王夫之心忧天下的精神风貌，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品格主要是在长沙奠定的。
　　1643年（明崇帧十六年），王夫之考中举人，北上会试不成返回家乡。不久，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清兵入关，明朝灭亡。王夫之悲愤欲绝。
　　1645年，清军下湖南，王夫之与管嗣裘等于衡山起兵抗击，事败逃亡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又赴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落，瞿式耜死，王夫之隐遁山林，流落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隐居写作了《周易外传》等书。
　　1675年，他在衡阳湘江西边的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度过了自己晚年的十七个寒暑。这时期，王夫之贫病交加，还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监视，常常早晨起来发现纸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窥视他的行动。在艰难的处境中，王夫之毫不丧气懈怠，发孤愤以著述。
　　他的儿子王敔在《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扰时置楮墨于卧蹋之旁，力疾而纂注。”
　　在湘西草堂的十七年，是王夫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刻苦撰著，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后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王夫之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品质，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达一百余种，四百多卷，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发挥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世界是以“气”为物质始基而构成的，并由此出发，坚持“道”（规律）必须依存于“器”（客观事物），一旦“器”变，“道”也就必定变化。这是一种唯物的自然观。
　　王夫之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动，动是绝对的。他提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的见解，认为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而死”。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三代”，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赞成随历史的变化而进行社会变革，他强调：“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对现今适用，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加以变更，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统一的观点。他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从这重“行”出发，王夫之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显然，这是对湖湘学派务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于“礼”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王夫之身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特别强调夷夏之别，把它提到“古今之通义”的程度，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但绝不能落入“夷类”之手。于是，王夫之把几千年来传统的大汉族中心观发挥到了极至。抗清复明失败后，就隐居石船山的“湘西草堂”从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后以明遗臣终生。
　　正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两百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但搜集不全，流传亦不广。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它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从而对近代长沙和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
　　在湖南古代史上，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是王夫之。在王夫之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德乡先贤是周敦颐；道光年间，王夫之的著作由新化邓显鹤为之刊布流传，于是王夫之便取代了周敦颐，成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周敦颐生当太平，王夫之身历世屯，两人生平经历大有不同。王夫之的出现，不只是结束了过去那种空疏的高谈理性不切实际的学风，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一种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的新的学风。于是，湖湘文化便因王夫之而发扬光大。
　　近代梁启超曾经说：“近世的曾文正（即曾国藩）、胡文忠（即胡林翼）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维新志士谭嗣同更称王夫之的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被誉为明未清初学术界的“三先生”。三先生辉煌的学术成就，对后世造成极大的影响。


　　后话 朱姓皇族后来的下落及汉人的光复运动
　　庞大的明朝皇族——朱氏数十万成员，绝大部分在第一场劫难中被农民军屠杀了，一小部分又在抗清保国的战争中殉国了。除了这两部分外，在这场空前浩劫中侥幸逃生的皇族成员，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生活。
　　据历史记载，在明清鼎革之际，有一部分皇族成员，如皇太子朱慈烺、崇祯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秦王朱存枢、晋王朱求桂等，先被李自成农民军俘虏至北京。清军攻陷北京后，这部分被俘皇族在兵荒马乱中失踪，生死不知，下落不明，一直成了历史疑案。
　　民间传说的朱三太子即定王朱慈炯，他长期隐姓埋名，以充当私塾教师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东汶上县被清政府捕获，全家处斩。
　　而在广东梅县地区也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是北京沦陷后下落不明的太子朱慈烺，其实与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读的嘉应人李七淳一起潜回了李的家乡梅县。后为躲避清廷，太子也削发为僧，并在梅州阴那半山中人迹罕到之处，建了一座庙，名叫“紫殿”，又叫“圣寿寺”，后便老死在此深山中。死后，他被当地人尊为“太子菩萨”。
　　为了躲避满清的迫害，一部分皇族成员，在国破家亡之后，纷纷隐姓埋名，或窜伏山林，或辗转流徙，开始了艰难的逃亡生活。如出自宁藩的宗室八大山人，在明亡后，便自动放弃了朱姓，后来干脆出家当了和尚，只是把明朝灭亡的日期，偷偷地组成花押签在他的画里，以志不忘自己是大明子孙。
　　周藩分支安昌郡王朱肃渣，在安昌沦陷后，逃往浙东，投奔鲁监国以海。舟山失败，他战死，其子安昌长子朱某年幼，被母妃携带逃出，后为躲避清廷迫害，来到杭州杭净寺，出家拜豁堂和尚为师，做了和尚，后来到松江一个荒野破庵中偷生。母妃临死时将王印交给儿子，庵中僧人走漏了消息，结果安昌王长子仍被官府抓捕处死，同庵僧人受牵连而死者数百人。
　　《清稗类钞·姓名类》记载，明亡后，“天潢贵胄，转徙流亡，无不改姓自晦”。《罪惟录·楚昭王桢传》也记载，楚藩分支祁阳王朱某，在明末楚藩沦陷后逃到福建。后福建沦陷，他与一个叫严炜的书生一起“更姓名入瑶中自保”。因此，今瑶族中，也应有明皇族的血统。
　　《罪惟录》还记载，有某支宗室出生的诸生，明亡后绝望出家，初在无锡太子庵做和尚，后又在界灯寺做住持，法号个纳，能诗会画，在当时颇有名气，但从不与人讲起旧时故事。
　　还有一部分明朝宗室成员，则被迫投降了清朝，接受满人的统治，以使家族免遭绝嗣断代之劫。前期投降清朝的有潞王朱常淓，其后裔不明。最后也是最大一批投降清朝的是逃到台湾的那一批。当年国姓爷郑成功父子收复台湾后，优礼宗室，所以1661～1663年间，有大批宗室成员渡海来到台湾。这些宗室皇子王孙们受到郑氏父子礼遇，在台湾留居几十年。但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施琅攻陷台湾，郑氏政权降清，逃到这里的明朝宗室大都被俘，被迫投降，接受满清统治。据说当年施琅来到台湾，立即收缴这些皇族宗室的谱牒和印信。清王朝至此一统全国，大局稳固，便假示宽仁，没有再杀害这批明朝宗室遗民，而是将他们强迫内迁大陆，安置于山东、河南等郡县。这部分宗室后裔因此能够传递下来。
　　在台湾失陷时，宁靖王朱术桂不忍做亡国奴，上吊自杀殉国。他没生子，以比他低一辈的益王朱怡镐之子为嗣，取名朱俨珍，当年才七岁。据史书记载，这位朱俨珍被强迁回到大陆后，于1693年被清王朝安置在河南开封府杞县，后裔遂居于此。
　　又据资料表明，宁藩的一部分宗室后裔，明亡后仍留居江西，直到今天，仍是江西朱氏中的重要一支。这支家族在清末民国时还续修了《江西八支朱氏宗谱》，至今仍保存在江西省博物馆。另湖北沔阳一带，今天也有明朝宗室后裔存在。
　　每当朝代鼎革时，新建的王朝总要铲除前朝皇族。但没有哪一个政权像满清王朝一样，因为自己是异族入侵，做贼心虚，对明朝宗室怕得要命，所以清初对明宗室实行血腥的屠杀政策。这给朱氏带来了比明末农民起义更残酷、更可怕的灾难。直到康熙时期（公元1662～1722年），情况才稍有变化。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康熙皇帝才下了这样一道圣旨：“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令悉归田里；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复旧。”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帝南巡时，又两次到南京拜祭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葬地孝陵，并下令求访明朝后裔，使奉守朱氏世祀。但因无法访察，没有结果。再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正式访查出明宗室后裔朱之琏，封为一等侯，入正白旗令世袭，以奉明孝陵的春秋祀事，这样，明皇族后裔又有一支加入满族。
　　至此，明宗室后裔才结束逃亡生活，恢复了普通平民的身份。
　　中国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雍正七年（1729年），距离1644年已经八十五年，曾有过这样一道上谕。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
　　曾静是湖南人，读浙江吕留良之书，非常感动，派弟子张熙往说岳飞的后人岳钟琪叛清，钟琪将其事举发。吕留良其时已死，因此遭到了剖棺戮尸之祸。曾静、张熙暂时免死拘禁，后亦被杀。
　　这件事，向来被列为清朝的文字狱之一，但其实是汉族图谋光复的实际行动，并非仅仅是文字狱而已。可见明朝虽然已经灭亡八十五年，但一部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始终未曾屈服。
　　清朝最大的会党，北方为哥老会，南方为天地会，都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今在香港仍极为活跃的三合会的前身便是天地会。
　　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因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会员同为兄弟姐妹，故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对内称“洪门”，隐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洪武”年号之意。洪与红同音，红与朱同色，还有寓明朝国姓的意思。
　　有人说三合会就是三点会，南方的清水、匕首、双刀等会都是它的支派。据他们的传说：在福建莆田县九连山中有一个少林寺，僧徒都有武艺，曾经为清廷征服西鲁国。后来为奸臣所谗，清廷派兵去把他们剿灭，四面密布火种，缘夜举火，想把他们尽行烧死。有一位神道达尊，派使者朱开、朱光将十八个和尚先引导出来。这十八个和尚，且战且走，十三个战死了。剩下来的五个，就是所谓前五祖。又得五勇士和后五祖为辅，矢志反清复明。
　　天地会的举事，连续不绝。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天地会林爽文的起义。而北方的白莲教徒的反清，起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著名的有女将王聪儿一支，至嘉庆九年（1804年）后才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各地天地会及其支派纷起响应。和太平天国同时的，北方还有捻党。
　　这些各党各派，都以反清复明为志向，属于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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