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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盛衰之交》
作者：吴蔚

　　内容简介：
　　盛衰易势，治乱更迭。风流盛世，演绎悲情。为君者，盛极而骄，德消政易，纵声色；为臣者，宠高则傲，包藏祸心，造乱世。
　　祖孙贞观开元为盛世，则天玉环集宠命不同，贤相权臣当政世迥异，开元节度天宝乱中华，乱世英雄功高不盖主，诗仙诗圣相轻更相重……
　　本书以历史人物为核心，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人：一类是直接引导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比如唐玄宗、安禄山等；一类是其选择能局部影响历史的人，比如张巡、哥舒翰等；另一类是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人，比如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通过这三类人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命运，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大动荡中的芸芸众生相。
　　全书分为两编，以安史之乱为大背景，以人物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唐朝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的演变。通过详略得当的记述，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力求将人物、事件和背景、社会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盛衰变化的根源。


　　自序
　　唐朝从公元618年建国，到公元907年灭亡，一共延续了289年，历经20个皇帝，是公认的中国封建王朝鼎盛的朝代。唐朝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等，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唐朝连同宋朝，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之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而唐帝国超越罗马帝国的，显然还不只是国力强盛如此简单。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之后还有宋代、元代等朝代延续。这显然能引发我们更多对唐朝的关注和思考。
　　唐朝强盛的顶峰是在唐玄宗手中实现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全盛”景象。“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百官各有职守，诸事各有仪程，唐玄宗每日临朝审断是非曲直，如同流水一样顺畅，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有杜甫律诗为证：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然而，好景不长。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达8年之久。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唐玄宗也由此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一半明一半暗”（毛泽东语）的皇帝。他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唐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安史之乱爆发，“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叛军一时如入无人之境。随即潼关失守，两京迅速沦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历史潮流中人的变化，与人在历史棋局中的作用，在这一年彰显得格外明显。举例来说，倘若不是杨国忠一逼再逼，安禄山也许并没有真正谋反的意志；倘若不是唐将张巡死守睢阳，扼一城而安天下，甚至付出了吃人的代价，江淮必然沦陷在叛军之手。这两种假设前提任何一种成立，历史必然改写，必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朝廷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可以说，公元755年是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从安史之乱后，从整体文治教化的辉煌而言，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曾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与盛唐不可比拟的。
　　这一段治乱兴衰的历史，历来为后世所重视。不过迄今为止，由于受到民间戏曲、小说的影响，后人对于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脸谱化、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倾向，如把唐玄宗称为“昏君”，把李林甫等权臣一概视为“奸臣”。实际上，开元和天宝年间，那些对时局产生了影响的人物，其作用和行为是各各不同的。后人对于这些人物的评价，可以有忠奸善恶，有是非褒贬，但在这些人物的政治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所不能企及，而是由当时的局势和环境所决定的。这就是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因此，盛唐的迅速衰败并不是某一两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两人所能挽回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综合而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便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来探求历史的本质。
　　本书以历史人物为核心，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人：一类是直接引导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比如唐玄宗、安禄山等；一类是人物的选择将能局部影响历史的人，比如张巡、哥舒翰等；另一类是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人，比如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通过这三类人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命运，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大动荡中的芸芸众生相。
　　本书分为两编，选择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大背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唐朝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的演变。通过详略得当的记述，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力求将人物、事件和背景、社会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的根源。
　　吴蔚
　　2006年10月于北京


　　第一编 两极之间
　　楔子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长安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国力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景象，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可以说，开元盛世不仅在唐朝，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也被认为是最黄金的时代。然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繁荣强盛的表面下，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随着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而日益激化，最终演变出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


　　第一章 踏血而来的唐玄宗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8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4人，在位多则5年有余，少则不足20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以致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在笼罩血腥当中。开元之后，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终于结束。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其间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不断，成为玄宗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并对他之后处理国事的方式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一 天宝惊变】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冬意笼罩了唐帝国京师长安，萧萧落叶中，佛寺浑厚沉重的钟声在京城中回荡。常年住在深宫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终于出城了。他带着一刻也离不开身的贵妃杨玉环以及跟杨贵妃有关的诸杨，依照皇室惯例，前往华清宫（天宝六年以前称温泉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县南骊山上）避寒。
　　队伍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吸引了众多长安士民的视线，但这些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尊敬与崇拜，更多的是厌恶和嘲讽。此时的玄宗，早已经不是当年意气风发、处处果断的临淄王，也不是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了。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岁月如歌，在黑发变华发的过程中，“人君德消政易”，由此导致了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对唐帝国普通百姓来说，却要默默承受明君变昏君所带来的苦难后果。
　　那具有绝世美貌的贵妃，在人们眼中不再仅仅是一个绝世美人，还是红颜祸水。她的叔父兄弟都因她而位列高官，封侯加爵，远房堂兄杨国忠更是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她的姐妹，都加封为“国夫人”，富比王侯。杨家人可以随意出入皇宫禁院，无人敢过问，京师长吏都侧目而视。所以当时天下有歌谣传唱道：“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人们既羡慕杨家的显赫权势，又痛恨奸臣玩弄权柄所带来的祸国殃民的灾难。
　　玄宗却没有丝毫觉察。他此时已经是70岁的老翁了，但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显得格外容光焕发，这使他看上去年轻了不少。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身边的杨贵妃，哪里还会留意到百姓目光中的深意！玄宗已经忘记了，他曾经在洛水之滨奋笔疾书了《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一诗，其中就有“视民当如子，爱人也如伤”的句子。爱民如子？或许以前他爱过他的子民吧，但现在，他只爱眼前的杨贵妃，以及跟杨贵妃相关的一切。
　　杨贵妃真是肤若凝脂，艳如天人，娇媚不可形容。此时此刻，玄宗的一颗心仿佛已经飞到了华清宫中的温泉，看到了华清池中“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一幕，沐浴中的杨贵妃雪肤玉肌，宛如婷婷出水的芙蓉。在玄宗看来，温泉不但掩映着胴体的美丽，还象征着爱情的热力。
　　骊山除了温泉吸引着玄宗外，还有梨园。梨园原是都城长安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玄宗喜欢音乐歌舞，特意在梨园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戏剧学校。并挑出300人，专门在梨园学习音乐，这些人号称“梨园弟子”。后又有宫女数百名，均居于宜春北院，也被称是梨园弟子，还专为她们配置了三十余人的乐工队伍。众人丝竹音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能觉而正之，跟三国时周瑜的“曲有误，周郎顾”很相似。玄宗先后建有四大梨园。骊山绣岭下的华清宫梨园不算最早，却是最盛，仅“坐部伎”弟子，就选有300人，可见规模之大。
　　『注：梨园后来成为专门表演歌舞戏曲的地方的代名词。因为是工音律、善戏剧的玄宗首创，玄宗也就成为梨园的祖师和圣人，被尊为“老郎”，受到后世梨园弟子、梨园会馆虔诚的礼拜。』
　　于是，本来平静无波的华清池畔，又多了鹤发红颜，身影双双。玄宗与杨贵妃朝夕相伴，比肩施乐，或乐舞于梨园教坊，或贪欢于芙蓉帐里，或醉饮于沉香亭下。种种画面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得到了鲜活的描绘：“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他们的爱，如梦如幻。
　　唯一的遗憾是，这个时节没有荔枝。杨贵妃生于蜀地，爱吃蜀地的特产荔枝。荔枝多产于巴蜀和岭南，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洁白如冰雪，浆液甘甜如醴酪，味道极其鲜美。然而，荔枝采摘以后，保鲜非常困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味俱失。为取悦于杨贵妃，玄宗在每年夏天专门派人前往四川涪州运输荔枝，往往是先把即将成熟的荔枝连根一起装船运输，待计算好了成熟日期，再派专人由特设的贡道飞马进贡到长安。如此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劳民伤财，只为了将荔枝保鲜运到长安。一路上马不停蹄，越山涉水，沿途践踏农田、伤害禾稼无数，至于人僵马毙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有一次，玄宗游幸骊山，正逢杨贵妃的生日，便命乐工在长生殿演奏乐曲。当时因奏的是新曲，还没有名字，正好南方派人来进献荔枝，于是便命名新曲为《荔枝香》。玄宗命乐工黄幡绰撰拍板谱，其他乐工奏乐，热闹非凡。看起来不仅是“独乐乐”，而且是“群乐乐”。只是这个群，仅仅限于玄宗身边的人。
　　『注：后来晚唐诗人杜牧经过华清宫时，慨叹昔日唐玄宗、杨贵妃淫糜误国，作了一首《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讥讽的便是这段“千里送荔枝”的往事。现广东有荔枝品种名曰“妃子笑”。』
　　有“解语之花”杨贵妃陪伴在身边，玄宗的日子如诗般美好，他真是恨不得自己再年轻些。然而，惊天动地的消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谎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万，号称20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指长安与洛阳）。十一月十五，安禄山起兵反唐6天后，消息才传到骊山华清宫。
　　此时，正值华清宫梅花怒放，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击羯鼓赏梅，杨国忠直奔进来，大叫：“安禄山反了！”竟然是一脸兴奋之色。玄宗毫不惊讶，但并非他已经预料到安禄山谋反，而是根本不信，天真地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杨贵妃也在一旁帮腔：“陛下待禄山甚厚，几似家人父子一般，他若恃宠生骄，习成狂肆，或未可知。至如造反一事，他未必敢然。他子庆宗，尚主留京，他若造反，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三个人的态度各有不同，极见微妙之处。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
　　朝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
　　皇帝确实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
　　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5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话。
　　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任宰相李林甫阴狠毒辣、老谋深算，每次会见安禄山，必定先派人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揣摩安的意图，所以，安禄山一见李林甫又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有隙”。
　　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19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
　　安禄山一见到玄宗，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500余人，为中郎将的有3000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
　　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立即进谏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怎么可以为宰相呢！制书如下，恐四夷有轻我大唐之心。”玄宗一想有理，这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注：唐初制度，诏敕制书都由中书省和门下省有文才者草写。乾封（666年～668年）以后，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之。因为这些文士经常在北门候进止，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中宗在位时，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专门负责草写诏敕制书。唐玄宗即位后，设置翰林院，在禁中延引文章之士，下至僧人、道士，及书、画、琴、棋、数术之士皆置之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张垍当时皆供奉于翰林院。』
　　安禄山逗留在京城两月，玄宗恩宠无比，杨国忠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安禄山将回范阳的时候，玄宗在望春亭为他饯行，亲自斟酒三杯，赐给安禄山。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就叩头谢恩。玄宗此时还对安禄山有极高的期望，说：“西北二虏，都委托你镇驭啦！你，休负朕望！”安禄山得意地说：“臣蒙皇上厚恩，怎敢怠慢！只要有我安禄山一日，外敌就决不能入侵一步。”玄宗听了十分高兴，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亲自披到安禄山身上，这是无上的恩宠。玄宗还对众臣说：“你们这些官员，如果都能像安禄山一样为朕效忠，朕就高枕无忧了。”
　　安禄山心中却是相当警惕，生怕杨国忠奏请玄宗把他留在京师，赶紧谢恩拜辞。他一走下望春楼，便立即上马，疾驰出关。玄宗远远看见，不但不怀疑，还认为这是安禄山为人憨厚，受宠则惊。为了抚慰“憨厚”的安禄山，玄宗又命高力士赶去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安禄山饯行。玄宗不曾想到的是，这，是他与安禄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面。此后不久，他们就由温情脉脉的君臣变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
　　高力士送行回来后，玄宗特意问他：“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看上去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大概是愤恨没有当上宰相。”预备任命安禄山为相一事当时没有外人知道。杨国忠在一旁阴险地说：“这肯定是预备起草制书的张垍泄露了消息。”玄宗大怒，贬黜张均为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张垍为卢溪（今湖南泸溪）司马，张垍弟给事中张俶为宜春（今江西宜春）司马。
　　张垍娶玄宗女宁亲公主，为玄宗女婿，之前一直亲贵无比。玄宗因为杨国忠一句挑拨的话便如此不近人情，对安禄山的宠信由此可见一斑。张垍为此怀恨在心。他后来投降安禄山，与玄宗轻率地处理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安禄山这次来京，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杨国忠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因此一旦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骑马飞奔出了潼关。出关后，早有心腹接应，然后到淇门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还嫌船太慢，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的惊惧。
　　平安返回范阳后，安禄山仍然心有余悸，忧虑不自安。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指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下决心起兵叛乱，进攻唐朝。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被杨国忠逼着走到了这一步。
　　而长安的玄宗却没有丝毫怀疑，因为杨贵妃喜欢这个安禄山胡儿（大杨贵妃许多岁的安禄山称杨贵妃为母），甚至杨国忠告“安禄山欲反”时，杨贵妃还为安禄山辩解。公平地说，杨贵妃并不像之前的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那样有勃勃的政治野心，她自始至终没有干涉过朝政，然而，玄宗对她无以伦比的宠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以致她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著名的“红颜祸水”。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玄宗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玄宗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玄宗，二人还没有说话，玄宗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玄宗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玄宗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琳回京后，对玄宗盛言安禄山是如何的竭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
　　杨国忠、韦见素为了削弱安禄山的兵权，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玄宗也未采纳。
　　当杨国忠正在想方设法除掉安禄山时，安禄山也针锋相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预谋叛变。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指使京兆尹李岘（不久便被杨国忠排斥出朝）包围了安禄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当时杨国忠杀李超并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打算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激怒安禄山，期望对方赶紧造反，以表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好取信于玄宗。而玄宗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安禄山最喜欢的长子安庆宗当时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义郡主，住在京师长安。玄宗一直不相信安禄山要造反，安庆宗在京城为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庆宗见杨国忠日夜催逼，便秘密派人将京师的种种情况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心中大为恐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玄宗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不再上当，均置之不理。
　　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3000匹，每匹牵马夫2人，以蕃将22人护送，车300辆，每辆车夫3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玄宗，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玄宗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玄宗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它小错将辅璆琳处死，但对安禄山竟没有采取丝毫戒备的措施。
　　即使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玄宗还是几乎无法相信安禄山起兵谋反的事实。他是何等信任安禄山呀！许多人都说过安禄山将要谋反，可玄宗是怎么做的呢？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而如今，血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安禄山果真反了！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曾经一举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稳定大唐动荡政局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能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50年的太平天子后，昔日威风的李隆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 是耶非耶武则天】
　　唐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政治斗争的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以“大义灭亲”的政变方式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逼下台，到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被杀，血腥的宫廷斗争和政治阴谋不断。因此也有人说，唐朝是“家事”最多的一个朝代。
　　“家事”从唐朝立国就开始上演，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在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几个儿子身上。唐朝能够建立，李渊次子李世民功不可没，因此李渊称帝后，封其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公之上。李世民由此建立天策府，并自己设置官属，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世民内兄）、虞世南、张亮、阎立本、高士廉（李世民舅）、张公谨、侯君集、尉迟恭、秦琼、程知节（原名程咬金）、段志玄等名重一时的文臣武将均是李世民的幕僚。
　　李世民有如此声势，自然引起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忌恨，尤其是太子李建成，感受到深重的危机和威胁。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勾结起来，联合唐高祖李渊宠爱的妃子张婕妤、尹德妃等人，在高祖面前大进谗言。李世民确实有功高盖主之嫌，高祖自此开始猜忌李世民。李世民的至交好友刘文静时任兵部尚书，最先成为牺牲品，以谋反罪被杀，李世民本人也时时身处险境。有一次，太子李建成夜宴李世民，暗中在酒中下了毒。李世民喝酒后，突然心痛如绞，吐了很多血。他自知中了暗算，急忙回到秦王府，幸好解救及时，才不致毒发身亡。
　　李世民为人深谋远虑，为了防备不测，打算先派人占有洛阳，以作为基地。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派工部尚书温大雅、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多人前去镇守洛阳，并命他们广散金帛财物，结交各路豪杰，罗致亲信。李元吉大为恐慌，上书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因此被逮捕下狱，但审讯时张亮一言不发，未牵连出任何人，李元吉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张亮不得不被释放，重新回到洛阳。
　　高祖对李世民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所察觉后，深为苦恼，最后决定让李世民出居洛阳，将陕州以东划给他统辖，想以此来调解李世民兄弟的猜忌。李建成与李元吉担心李世民到洛阳后，独霸一方，“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便暗中唆使近臣向高祖陈说利害，高祖昏庸不堪，于是改变主意，不让李世民前往洛阳。
　　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了铲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还大肆拉拢秦王府的骁将。李建成先派人赠给尉迟恭一车金银器具，尉迟恭没有接受，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元吉便派杀手前来刺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知消息，便故意将家门大开，自己安卧在床上不动。杀手多次来到庭院，却始终不敢走进寝室。李元吉见行刺不行，又在高祖的面前谮毁尉迟恭。高祖下诏擒拿尉迟恭，准备处死，李世民坚决请求，尉迟恭才保住了性命。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同样的手段对付程知节和段志玄，并设法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京师。
　　太子与秦王积怨益深，势同水火，秦王府僚们人人自危。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力劝李世民铲除太子一党，但李世民迟迟不能下决心，先后问计于名将李靖、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本姓徐，因功赐姓李），二人均表示愿意效力。
　　武德九年（626）夏，朝廷突然盛传突厥将要入侵，太子李建成推荐由李元吉领兵出征。李元吉趁机请求让尉迟恭、程知节、秦琼、段志玄随行，并挑选李世民手下的精兵充实军队，想借机夺去李世民属下的兵将。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密谋，等到饯行之日，便在昆明池设宴，乘机刺杀李世民。不料太子宫中的率更丞王晊将这一计划泄漏给李世民。李世民知道事情紧急，立即入朝将太子的阴谋告诉了高祖。高祖一时愕然，难以相信，只说：“明天上朝时我要问问他们。”叫李世民次日早朝时再说。然而，此时的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杀掉李建成、李元吉。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在入朝的必经之地玄武门设下伏兵，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正要入朝时，伏兵四起，二人没有防备，均被当场杀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这时，高祖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恭全副武装地入见（按照惯例，这已经是杀头的大罪）。高祖见尉迟恭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恭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当时裴寂、陈叔达等人均在场。高祖十分惶恐，便问裴寂等人：“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高祖见一旁的尉迟恭手按剑柄，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勉强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算平息了这场事变。
　　高祖又召见李世民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高祖趾头，恸哭许久，虽有做作的一面，但也显示他心中着实难安。高祖顺水推舟，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便很识相地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其实，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权，高祖禅位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让不让位恐怕由不得他了。高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名声，只给人平庸的印象。实际上，这是因为他夹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皇帝之间的缘故，他之前有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他后面则有鼎鼎大名的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进行了一场大清洗，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其他同党同谋一概不予问罪。太子洗马魏徵、太子中允王珪常劝李建成早些除灭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他们，问道：“你们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徵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李世民素来重视人才，立即改容道歉，于是本来属于敌方阵营的魏徵、王珪也成为李世民的亲信重臣。由此可见李世民在封建帝王中，确实有出类拔萃的广阔胸襟和用人气度。
　　值得注意的是，高祖李渊退位后不久，便从太极宫迁到大安宫（当时大明宫尚未建成）。史书上虽然没有表明高祖此举是被迫的，但一定也是并非情愿。太宗李世民一上台，就罢免了高祖最重要的朝臣裴寂，还为被高祖杀掉的兵书尚书刘文静平反。历史上很少有后一任儿子皇帝推翻前任老子皇帝处理案件结果的事，太宗这样做，自然是有所意味。之后，高祖感觉不妙，主动提出迁居。
　　自古以来，皇帝宝座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要么死于龙榻，要么被另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武力赶下台。活着让出皇帝宝座的——哪怕是让给自己的儿子，也非常少见。而唐朝则更具有代表性，开国之君便做了太上皇的，这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览整个唐朝，在李渊的后世子孙中，做太上皇的还不在少数，玄宗便是其中一个。
　　跟太宗一样，玄宗李隆基也是踏着鲜血才登上了皇位。要讲述玄宗的一生，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传说中的武则天美貌诱人。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人，在高宗李治在位的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高宗之后的几十年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可以说，在唐王朝289年的历史中，有将近半个世纪是由武则天所主导。对玄宗而言，如果不是武则天大肆诛杀李姓皇子，包括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本来是没有多大机会当上皇帝的。从这点上说，玄宗应该好好谢谢他这位手段果敢毒辣的祖母。
　　如果仔细比较的话，就不难发现，这祖孙二人其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果敢，武断，无情；都是经过权力的斗争，踏着鲜血脱颖而出的皇帝；都一样地崇拜权力，但晚年却都溺爱内宠，有着相同的昏聩。若非崇拜权力，武则天怎会大肆屠戮李氏皇室，不当太后非要当女皇帝？若非崇拜权力，李隆基怎么会杀婶婶、诛姑妈，甚至变着法子逼迫父亲退位为太上皇？若非昏聩，武则天怎么会在没有安排好继承人的情况下被逼退位？从而直接导致了唐朝血腥而动荡的局势。若非昏聩，李隆基怎么会为边将所轻，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甚至中国的文明从此向衰。
　　武德七年（624年）十一月的某一天，距离公元755年整整131年，神秘人物袁天罡来到利州都督武士彟家。袁天罡是当时有名的星相家，极善看相，曾做过隋朝资官令和唐初火井令，后隐居民间。也就是在这一天，袁天罡看到了尚在强褓中的男孩衣束的武曌，当即大吃一惊说：“这孩子龙眼凤颈，是贵人中的最贵之相。如果是女孩，不可窥测，会成为女皇。”
　　这武曌就是日后的武则天。后世流传有《李淳风袁天罡推背图》。其中，关于武则天的图谶如下：“日月当空，照临天下。扑朔迷离，不文亦武。参遍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遗枝拔尽根犹在，喔喔晨鸡孰是谁？”谶中暗示武则天不善诗文，却以武幸，为天下之主后，铲除李氏子孙，但是李氏皇族还会复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
　　袁天罡知识渊博，号称能预知未来，在当时声震朝野，被誉为神人。后来，他在九成宫拜见太宗李世民时，替许多大臣看相，无一不验证。太宗的宠臣高士廉（太宗长孙皇后的舅舅）当堂问他想做何官。袁天罡说，他不能做官，他的命当在当年四月将尽。百官听了无不惊骇。果然，袁天罡于当年四月故世。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太宗李世民颁诏：内职空缺，选良家有才行的女子充实。十一年（637年），太宗听说武士彟的女儿美貌出众，便召入后宫。太宗得知她叫武曌，觉得名字不好，便赐名武媚，宫人们都叫她媚娘。这时的武媚才只有13岁。
　　入宫前，母亲杨氏恸哭悲泣，与武媚相别。武媚却从容自如，说道：“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夫？”（《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武皇后传》）意思是见到天子谁知道不会有福，何必儿女情长，悲悲切切。杨氏为女儿的话惊诧不已。武媚的冷静性格和不凡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入宫以后，武媚的心机与胆识在“三物降烈马”一事中表露无遗，她也因此闻名宫中。当年太宗有一匹烈马“狮子骢”，又肥又大，无人能够驾驭。武媚进言说：“妾能驭之，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铁锤锤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马供人骑，若不能驯服要它何用。”武媚非凡的胆识引起了太宗的注意，随即召幸，封为才人。
　　才人是级别很低的嫔妃，是后宫中三夫人、九嫔以下二十七世妇中品级最低的一类。由于武媚性格刚硬倔强，不善于施展女人的温柔手段，而太宗却喜欢风雅、文弱的女子，喜欢温情似水、柔婉娇媚的那类，两人并不合拍，所以自那以后，太宗没再理会武媚。武媚进宫12年，封号始终只是最低的才人，也没有为太宗生育过一男半女，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对她的冷落。
　　不过，“三物降服烈马”一事，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他便是太子李治。李治是在前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以后立为太子的，性格文弱，因而对风格强硬的武媚印象深刻，甚至开始由惊讶到佩服到着迷。有一些野史说武媚用美色有意勾引太子，按武媚当时的性格，这似乎不大合理。后宫佳丽无数，武媚也绝非倾国倾城，否则好色的太宗为何仅仅召幸她一次？以李治软弱的性格，吸引他的仍然是武媚的性格，这是致命的吸引力，比美色之类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才有了后来感业寺的那一幕。但无论如何，武媚与李治二人在太宗生前便已经暗通款曲必然是事实。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去世，时年51岁。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英主，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打天下和治理天下取得双重成功的帝王，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时人和后世无不称道有加。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英武的帝王，也有自己的难处，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中。
　　太宗皇后长孙氏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8岁时被立为太子；四子李泰，封魏王；九子李治，封晋王。太子李承乾长大后，放荡不羁，经常做些荒唐无耻的事。侍从官于志宁、张玄素等经常规谏，但李承乾不但毫不悔改，还派遣亲信纥干承基去刺杀于志宁。幸好纥干承基一时良心发现，不忍下手，于志宁才逃过一难。而四子魏王李泰多才多艺，深得太宗喜爱，两个儿子一比照，高低立分，太宗便起了废立之心。
　　李承乾知道后，大为恐慌，便勾结李元昌（太宗庶弟）、侯君集等人，预谋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皇位。刚好此时太宗第七子、齐州都督齐王李祐起兵作乱，结果兵败被杀。李祐造反一事牵连出太子李承乾的亲信纥干承基，纥干承基为了求生，主动揭发了太子一伙的阴谋，计划中的政变因而胎死腹中。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李元昌、侯君集等参与者均被处死。
　　这时候，魏王李泰开始谋求太子位，太宗也有此意。但李泰为人张扬，不知道收敛，引起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臣的不满。这些重臣提醒太宗说，若要立李泰为太子，就必须先杀掉第九子李治，否则日后必然会引发夺位之争。而朝臣均主张立李治为太子，太宗认为九子李治“懦，恐不能守社稷”，心中犹豫不决，烦恼不堪之下，竟然有一次抽刀欲自刺，幸好被长孙无忌等人抱住，夺下了佩刀。最终，太宗还是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将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徙往外州，以消除隐患。
　　李治性格柔弱，太宗一直不能放心，随时都要教诲他，李治吃饭时，太宗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李治骑马时，太宗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气力，你就常常能骑它。”李治乘船时，太宗则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水，君犹舟，不可不慎。”太宗临终前，将太子郑重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要求二人“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后，长孙无忌以元舅身份辅政，但很快就露出了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以铲除异己，吴王李恪便是其中的牺牲品。
　　吴王李恪为太宗第三子，杨妃（隋朝公主）所生，英俊不凡，文武全才。太宗生前很喜欢李恪，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因为是长孙皇后的兄长，“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知道长孙无忌的真实心意，他立即反对是因为吴王不是长孙皇后所生。然而，太宗到了晚年，当时健在的开国功臣已经不多。长孙无忌兼有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威权日隆，已经有左右朝政之势。像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在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虽然没有被后宫所干扰，却不得不遵从重臣的意见。所谓“形势比人强”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相当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虽然太宗最后按长孙无忌的意愿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但吴王李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卷七十六·吴王恪传》），长孙无忌“深所忌嫉”，等高宗一即位，立即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诬陷吴王李恪参与谋反，“遂因事诛恪，海内冤之”。吴王李恪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紧接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又诬陷17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并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将其流配象州，李道宗在途中病死。后世史学家多认为，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嫉贤妒能，“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旧唐书·卷六十·江夏王道宗传》）。
　　『注：“房遗爱谋反”事件指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和妻子高阳公主（太宗第十八女）阴谋发动的宫廷政变。高阳公主骄傲专横，曾与著名僧人辩机（玄奘高徒）私通，事发后，辩机被腰斩而死，高阳公主也受到太宗的责骂，并不许再进宫，高阳公主一直心中不平。高宗即位以后，高阳公主、房遗爱便联络与高宗不和的薛万彻（娶高祖第十五女丹阳公主）、柴令武（柴绍子，娶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打算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荆王李元景（高祖第七子）为帝，但是事不机密，计划被泄露，一干人都被逮捕。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案，长孙无忌借此机会将吴王李恪也牵连进来，李元景、李恪、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被杀。』
　　高宗性情本就懦弱，在元舅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的包围和控挟之下，既然不能总决朝政，便只能移情于后宫。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西汉时王氏专权，汉成帝刘骜便寄情声色，宠爱赵飞燕姐妹。可是不幸的是，后宫也是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不断。高宗宠爱萧淑妃，喜欢萧淑妃所生的儿子素节，还要经常受到王皇后、长孙无忌的干涉。无奈之下，窝囊的高宗只得转而寻求另外的精神寄托。这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性格刚毅的武媚。结果，之前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因为高宗对一个女人念念不忘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完全没有按照太宗的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了他所始料不及的结果。这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许多因素的合力，并非高宗本人贪恋美色一个原因。
　　太宗去世后，按照皇宫惯例，那些没有为他生育过子女的嫔妃必须出家做尼姑。于是，一大队穿着黑色丧服的宫廷美女，垂头丧气地踏上了通往感业寺的道路。她们不得不为自己凄凉的命运悲哀，因为她们走向的是一座没有任何希望的活坟墓。武媚也在这黑色的队列之中，时年25岁，芳华正茂。她的心中也是一片萧瑟，万般沉重，不由得将目光投向西边的太宗别庙。
　　感业寺地处长安城朱雀门外西大街第四坊，在安业坊的东南角。此处原为隋朝申国公李穆的别墅，李穆死后，其妻将此地修为僧寺。西二街第四坊是崇德坊，有济度尼寺，新改称为太宗别庙。崇德坊在西，安业坊在东，两坊左右为邻，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长街。如果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也许会顺道感业寺。这，便是武媚的一线希望，也是她最后的希望，除非她想在感业寺终老。
　　永徽元年（650年），太宗周年忌的时候，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随后，果然驾临感业寺，武媚充分把握住了机会，以涟涟泪水打动了高宗。高宗难忘旧情，竟然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与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相拥而泣，甚至回宫后也一直心神不宁。
　　皇帝与先皇女人情深似海的一幕，很快传到高宗皇后王氏的耳中。王皇后颇为酸楚，但同时又心中暗喜，生出一计：何不让武媚进宫，“以间淑妃之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王皇后，并州祁地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是魏尚书左仆射王思政，其父王仁佑封魏国公。王家与李唐皇室世代姻亲。唐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嫁隋州刺史王裕，王皇后便是同安公主的从孙女。同安长公主赞赏王氏婉淑，让太宗聘为晋王妃。晋王李治为太子以后，王氏就升为太子妃。李治入主帝位以后，王氏被立为皇后。然而，王皇后入宫多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不能生育成了她无法弥补的大缺陷。而美艳动人的萧淑妃却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因而就成了王皇后的心腹大患。
　　就在高宗与武媚相拥几天后，武媚被王皇后神秘地接回宫中，名分依旧为才人，只不过由太宗的才人变成了高宗的才人。这样，武媚在感业寺只呆了10个月，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回到皇宫。但她也知道，在这政治与权力的中心，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了这一步，她已经别无选择。如果说太宗的英武曾经压抑了她的锋锐，那么，高宗的懦弱更加激发了她心底最强烈的雄心。
　　高宗得知武媚入宫后大喜过望。此时，高宗因为钟爱萧淑妃之子素节，预备立为太子。王皇后大为恐惧，立即与长孙无忌结盟，群起反对。高宗不得不按长孙无忌之意，立宫女刘氏之子李忠为太子。刘氏位微而无宠，不会对王皇后的地位造成威胁，王皇后这才完全放心下来。高宗身为皇帝，在立太子的事上内外交困，不免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于是转而投向善解人意的武媚，以寻求精神与心理上的安慰。自此，武媚开始宠冠后宫。
　　历朝历代均有因妃子争宠而引发的立嗣之争。当皇帝宠爱某一妃子时，爱屋及乌，便想到立妃子的儿子为太子，这就是所谓感情与政治的统一，也是出于为妃子将来打算的考虑。但立嗣关系到国本，众所瞩目，皇帝即便是权倾天下，往往也不能如意。关于这一有特点的历史现象，不但在高宗身上，甚至在之后风格强硬的武则天、无所作为的中宗，甚至果断英武的玄宗身上都能看到。这就是作者一直强调的观点：历史人物始终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即便是皇帝，也有许多事情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力所不能及。关于这一点，作者将逐篇论述。
　　武媚入宫后，感激王皇后的照顾，侍奉皇后一直非常周到，但这只是在暂时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时候的武媚，也许还没有要当皇后的野心。能走出死气沉沉的尼姑庵，重新回到华丽的皇宫，她已经心满意足。而武媚在后宫能够专宠，完全是魅力和性情使然。
　　高宗宠爱武媚，恩及武氏家族，封武氏死去的父亲为太原郡公，母亲杨氏为太原郡君，在长安城内赐给府邸一区。不久，武才人晋升为昭仪。昭仪是九嫔中的第一位，是正二品的级别，在后宫中仅次于皇后和贵妃。
　　当武媚已经生下两个皇子时，王皇后这才惊醒过来：萧淑妃已经没有任何威胁，真正致命的威胁是来自令皇上神魂颠倒的武昭仪。曾经的盟友竟然演变成了新的敌人，而曾经的敌人也能成为新的盟友。于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结成了联盟，预备共同对付武媚。皇后执掌后宫，对后宫嫔妃有生杀予夺大权。此时，对武媚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失不失宠那么简单，甚至还面临生命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武媚不得不奋力自保。这时候，她已经意识到，除非她自己当上皇后，否则后宫的争斗与威胁永远不会休止。
　　武媚开始行动了。她拿出所有的财物，暗结宫中上下人等，密察王皇后、萧淑妃两人的行动，并巧妙地将王、萧两人对她的怨愤和谩骂告诉给高宗。史称“武氏巧慧，多权数”（《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武媚的心计智谋远远超过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果然，高宗日益对王皇后不满。到了这个时候，朝野上下差不多都已经知道，王皇后被废势在必然，只是早晚而已。
　　不久，武媚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公主白胖美丽，极得高宗的喜爱。有一天，王皇后来探视小公主，离去后不久，高宗来到，发现小公主死了，大惊着喝问宫人：“刚才谁来过？”宫人回答：“王皇后。”武媚闻讯赶来，放声大哭。高宗不明真相，便认为是王皇后杀了小公主，大怒说：“皇后杀我的女儿，以前就常和昭仪（武媚）过不去，如今又这样！”
　　后世普遍认为是武媚扼杀了亲生女儿，然后嫁祸给王皇后。从武则天日后大杀亲生儿子以铲除通往皇帝宝座的障碍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一个女人，为了自保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到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手，再加上美貌和智慧，就无往而不胜了。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于志宁四位元老于内殿（李勣称病未至），正式提出欲废王皇后、立武为后。褚遂良当即坚决反对，理由是：“王皇后出身名门望族，又是先帝为陛下所娶，未闻有所过失，怎能轻易废掉？”
　　高宗天性仁厚，少有主见，很容易受他人操纵影响，唯独在立武媚为后这件事上锲而不舍。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既有他对武媚浓郁的爱，也有他对王皇后强烈的恨，更多的却是他要发泄长久以来被一干重臣挟制不得自主的怨气。
　　第二天，高宗又召元老商谈。褚遂良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甚至以辞官来谏阻。此时，武媚正躲在帘后偷听，见褚遂良公然揭自己的短处，忍不住大声说：“为何不杀死这老家伙！”朝堂气氛顿时为之一变。高宗下令将褚遂良拖下去，长孙无忌等重臣立即上疏劝阻。反武派前仆后继，来势汹汹，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样子。武媚事先笼络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亲信自然不甘示弱，雄辩滔滔。反武派和拥武派在朝堂闹得不可开交，双方精兵强将一一亮相。
　　奇怪的是，元老重臣中只有李勣始终一言不发。高宗觉得有些蹊跷，便特意留下李勣询问。李勣已经预料到武氏封后不可逆转，但他身为先帝重臣，不好公然支持儿子夺老子的女人，便圆滑地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可谓是一语点破梦中人，高宗恍然大悟，武媚也茅塞顿开，马上派许敬宗四处放话：“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
　　形势立时急转直下。褚遂良被贬出京师，发配往谭州。接着，高宗下诏，以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谋杀武媚女婴，废为庶人。为武媚封后奔走效力的许敬宗、李义府都得以加官。李义府表面谦和恭顺，与人说话必面带微笑，但心计深刻狠毒，时人称他“笑中刀”，这便是成语“笑里藏刀”的来历。
　　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高宗临朝，命李勣、于志宁为册立皇后正、副使，奉玺绶进武昭仪为皇后。文武百官、四夷酋长朝贺皇后于肃义门，三呼皇后千岁。内外命妇入谒。历史上百官、命妇朝见皇后，自此而始。次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封为梁王，武媚的长子李弘被册为太子。
　　至此，武媚由才人到昭仪，再到皇后，并立自己的儿子为大唐储君，一切目的均已达到，终于实现了当年“见天子庸知非福”的理想。随即，武媚劝说高宗流放长孙无忌到黔州（今四川彭水），高宗欣然照办。可见长孙无忌一度弄权对高宗所造成的伤害，已经远远大出了血肉亲情。不久，武媚逼长孙无忌上吊自杀，其姻亲大多皆谪徙，党羽或杀，或流放。
　　这场重大变故，由后宫波及朝廷，牵涉到后宫嫔妃和众多朝廷重臣，可以说是白热化的交锋，血雨腥风，触目惊心。而这一切并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仅仅由武媚一手导演。当时形势一片混乱，朝野上下沸沸扬扬，情势汹汹，局面并非某个人所能完全左右。武媚只不过成为这场争斗中唯一的受益者和最终的胜利者。无论如何，登上皇后宝座是武媚一生成败的关键环节，她辉煌的政治生涯也由此正式开始。
　　高宗长期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从显庆五年（660年）起，便由武媚替他管理朝政，文武百官的奏章，全部由武媚裁决。她办事果断，裁决政事有条不紊，高宗很是满意。但到后来，武媚逐渐大权在握，渐渐骄姿，高宗又情不自禁地想起王皇后、萧淑妃的好处来。有一天，高宗趁武媚不在，偷偷到冷宫看望王、萧二人。武媚知道此事后，派人将王、萧二人的手足砍去后，投入酒瓮中，王、萧二人哀号了好几天才相继死去。武媚还不解恨，改王氏姓为蟒氏，改萧氏姓为枭氏。
　　高宗的举动意志皆为武媚掣肘，难免不胜其忿，一度想收回皇权。麟德元年（664年）十月，高宗密召西台侍郎上官仪废后。上官仪奏道：“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上官仪草诏废后。当时武媚的心腹遍布宫内外，心腹侍臣告诉武媚后，武媚大惊，急忙跑到高宗跟前哭诉。武媚的眼泪软化了高宗的立场，高宗竟然忸怩说：“此本上官仪教我。”（事见《大唐新语·卷二》）就这句推脱责任的话，将上官仪推上了死路。
　　『注：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唐贞观初举进士，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转起居郎。他常参加宫中宴会，又曾参预《晋书》的编撰工作。高宗时，为秘书少监。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位居宰相。上官仪以诗名显于当世，曾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事见明人蒋一葵所著《尧山堂外纪》。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便是他的孙女。』
　　应该说，高宗的懦弱性格决定他最终要败在武媚这个强硬的女人手中。当然，他还是爱武媚的。否则，只要他稍微坚持，武媚被废只在呼吸之间，毕竟，他才是大唐的天子。这件事后，武媚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不久，武媚指使人诬上官仪谋反，下狱处死。自此，凡高宗临朝视事，武媚垂帘在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旧唐书·卷四·高宗纪》）。
　　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余下的事就是要防止不被人夺权。作为母亲而言，武媚心足够狠，手足够辣。她生有4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又名李哲），老四是李旦（又名李轮）。李弘先被立为太子。他为人忠厚，谦虚忍让，高宗和众大臣对他都很满意。因为身体不适，高宗一度想把皇位提前传给太子李弘，此举引起了武媚的猜忌。萧淑妃死后，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被武媚幽禁，过了30岁也不准出嫁。李弘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上书请求让她们出嫁。武媚非常生气，便故意将两位公主许配给下等侍卫。
　　上元二年（675年），武媚用鸩酒毒杀了年仅24岁的亲生儿子李弘。次子李贤随即被立为太子。但不久武媚又感到了权力的危机，于是指使人诬告李贤谋夺皇位。李贤知道母亲的毒辣手段，为了保住性命，还特意作乐章，暗中叫人唱给武后听，歌中唱道：“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想以骨肉亲情来感动武后，但还是被废，贬为庶人，被迁到巴州。三子李显被立为太子。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去世，李显以太子身份即皇帝位，是为唐中宗，武媚为皇太后，总揽朝政。两个月后，武媚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睿宗终日居于别殿，不管朝政，朝政尽归武媚裁决。武媚废除中宗李显后第三天，派人赶到巴州，将次子李贤杀死，许多人牵连被杀。
　　皇太后总揽朝政，犹自不满足。公元690年的重阳节，即九月初九，年近古稀的武媚改元天授，正式建立了大周王朝，自称“圣母神皇”，改名则天，正式将李唐天下变为武氏天下。文武百官皆顺其意上表进劝，只有右卫将军李安静正色拒绝，因而被杀。这一年，武则天67岁。同时，降睿宗李旦为皇嗣，降太子李成器为皇太孙。一时间，唐宗室人人自危，李氏贵族几乎被屠杀殆尽。
　　当了皇帝后，武则天亲理朝政，驾驭天下，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她虽是女流之辈，却是个开明的皇帝，能听忠谏，从善如流。武则天情欲不尽，想选取美貌少年供自己享用。右补阙朱敬则为此进谏，说：“陛下宠爱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就足够，不要再选美少年。”武则天竟然没有动怒，反而下令嘉奖朱敬则的忠直。
　　因为武则天出身并非名门望族，她执掌大权后，开始对一贯反对自己的陇西世族大力排斥。由此，她大力提倡科举，扶植新兴的庶族阶级。这里有数据可以说明：有功名的宰相在高祖时为7％，太宗时上升约23％，高宗和武后时升至35％，武周朝上升至40％。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和教育的普及，因为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官的人则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于东都洛城殿亲自策问贡士，持续数日。贡士殿试自此开始。
　　武则天还大力推动文学的发展，喜欢赐唱文学宴，宫中诗唱十分热闹。她本人能写诗，有一首《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友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即使是反对她的人看了，也不得不承认写得情意绵绵。
　　然而，武则天做女皇本身就是对礼制的破坏，以至她在历史上声名一直不大好。在纳男宠方面，也让许多以卫道士自居的大臣耿耿于怀。武则天比较有名的男宠是薛怀义。薛怀义原名冯小宝，人生得伟岸淫毒，被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发现后如获至宝，特意送进后宫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对冯小宝十分满意，替他改名为薛怀义。为了掩人耳目，又命薛怀义剃发为僧，担任白马寺主持，可以自由出入宫禁。在薛怀义最得宠期间，人人对他侍奉唯谨，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以父礼事奉薛怀义，武则天的至亲、权倾朝野的武承嗣和武三思也对他毕恭毕敬。武则天还命薛怀义指挥数万人，建造明堂。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又借机封薛怀义为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大凡皇帝都容易喜新厌旧，武则天也是如此，渐渐开始厌倦薛怀义。薛怀义失宠后，心怀怨愤，竟然放火烧了明堂，借此来发泄怨气。他还四处散布女皇的流言，都是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武则天听说后大怒，决意除掉薛怀义，于是密诏太平公主，选一些体格健壮的女子，在殿中侍立，等薛怀义一到，便一拥而上，把他绑了。接着，命壮士将薛怀义击杀，然后用畚车将尸体载还白马寺。
　　薛怀义死后，武则天继续广求美男子，恣意淫乐。晚年时，武则天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专门为张氏兄弟专设机构控鹤府，以张易之为府监，位三品。张易之小名五郎，张昌宗小名六郎。有朝臣赞誉张昌宗说：“六郎面似莲花。”内史杨再思马屁拍得更加无耻，竟然说：“不然，是莲花似六郎！”
　　人不免一死，武则天也不例外，她不得不考虑自己死后，究竟该将天下交付给谁，是诸武，还是李氏子孙？武则天身份复杂，既是李氏的家长，又是武氏的族长，在亲子和族侄间，一时难以抉择，便询问宰相狄仁杰的意见。狄仁杰说：“皇嗣是陛下亲子，陛下临御天下，当传之子孙，岂可以侄为嗣？母子与姑侄孰亲？陛下稍加思量，不难自明。”明确指出儿子比侄子更亲，涵义不言而喻。武则天十分看重狄仁杰的意见，于是下定决心将皇位传给儿子。坐贬多年的第三子李显也被迎回洛阳。李显刚刚回来，第四子李旦便立即请求退位，于是武则天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封第四子李旦为相王。
　　因为当年曾经大杀李氏宗室，武则天担心她死之后，李氏宗室为了报复，也会躏藉屠戮武氏，便用心良苦地让诸武和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太子李显一起宣誓，告天地于名堂，铭之铁卷，藏于史馆，永相和好。从血缘上来说，李氏和武氏都是近亲，但后来事实是，这些人最终还是为了权力互相杀戮，多次血溅大明宫。
　　长安四年（704年）八月，已经81岁的武则天终于卧病不起，居住在迎仙院。一向狐假虎威的张氏兄弟眼见靠山将倒，便图谋作乱。宰相张柬之经过周密部署，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三日发动了兵变，羽林将军李多祚率兵杀入玄武门，将张昌宗、张易之斩杀在迎仙院院左。武则天听到变故发生后，阻止已经来不及。这时候，张柬之等人入见，请求武则天传位给太子，武则天闷闷不乐，重新回到床上躺下，一言不发。显然，她不愿意放弃权力，但也深知大势已去，局面已经不由她所控制，是以只能以沉默对之。
　　在张柬之等人的拥戴下，太子李显即位，复为中宗，恢复唐国号，徙武则天于上阳宫。至此，长达15年的武周王朝告终。中宗复位后，将朝廷从洛阳重新迁回了长安。
　　同年十一月，武则天病死于上阳宫的仙居殿，终于结束她奋斗而传奇的一生。临终前，武则天神志异常清醒，立下遗嘱，内容包括去掉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和高宗合葬在乾陵等。并叮嘱只许为她立碑，不许立传，这就武则天无字碑的来历。
　　中国有两块著名的无字碑：一块是汉武帝在泰山立的。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时，登上山顶，感觉泰山太伟大了，“蔑矣！尽矣！无以加矣”，因为无法表达，于是立无字碑；另一块便是武则天的无字碑，为一块完整的大石头，高达7米。关于立无字碑的目的，武则天本人并无说明。后人猜测很多，有人认为她觉得自己功劳太大，难以表达；也有人认为她知道自己死后一定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议论，所以干脆不写墓志，任由众人评说。
　　【三 血腥笼罩大明宫】
　　显赫一时的武则天终于走了，生前无比显赫，死后相当凄凉，人们庆幸大唐终于又恢复了李姓。然而，谁也不会料到，在武则天以后，唐朝廷开始陷于动荡之中。两个权力欲望极大的女人，正野心勃勃地注视着李姓的天下，她们就是中宗皇后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四月，武则天第三子李显（当时封英王）的王妃赵氏因得罪武后被下诏废黜，并关进内侍省的大狱。同时，赵氏的父亲赵瑰被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母亲长乐公主被勒令迁出洛阳，和丈夫一同去边远的括州。
　　长乐公主是唐高祖李渊最小的女儿，年龄与侄子高宗相近，并且相处融洽。长乐公主身份尊贵，瞧不起并非名门望族出身的武则天，尤其是后来武则天通过控制懦弱的高宗，执掌朝政大权，网罗亲信朝臣，更让长乐公主愤恨。只是这时的长乐公主，还没有机会领教武则天的厉害，说话也不知高低。她常常带着女儿赵氏进宫看望病重卧床的高宗，有时候激动起来，也会说些对武则天擅权不满的话。武则天的亲信遍布朝野，自然，这些话不折不扣地传到了武则天的耳里。以武则天的性格，必定要实施严厉的报复。
　　按唐宗室规定，公主下嫁以后，若丈夫为地方官，公主仍可留在东京洛阳过着舒适自在的生活。长乐公主此时已经是大长公主，名分尊贵之极，却依然祸从口出，被迁到外地。而赵氏则被幽禁在一间四周都是墙的黑牢里，活活饿死。后来赵妃的父亲赵瑰连坐，与越王贞一起被杀，长乐公主也被连坐而死。
　　最令人惊讶的是，李显竟然对于妻子赵氏的惨死无动于衷。李显与两个能干的哥哥李弘、李贤不同，他既无才学、武艺，又庸弱无能，甚至连外貌都比不上两个哥哥。他的无能也是后来武则天立他为帝的主要原因。李显同赵氏结婚以后，关系一向不融洽，后来竟然发展到视若陌路。赵氏被饿死后，李显立即立另一侍妾韦氏为王妃。从这点上说，韦氏是应该感激武则天的，若不是她手段毒辣地除掉了赵氏，以赵氏出身的显赫，韦氏是没有多大机会当上王妃以至后来的皇后的。
　　韦氏，长安人，祖父韦表在贞观年间担任太宗第十四子曹王的属官，父亲韦玄贞为普州（今四川省）参军。虽然祖、父两代都没有做过较大的官，但韦家却是关陇大族，韦氏也算是出身名门了。韦氏不但聪明美丽，而且好胜心极强，性格果断有主见，这正是李显的个性中所缺少的。韦氏初进英王府做女官，就很得李显的宠爱。被立为王妃后，李显对她言听计从。这情形，倒与高宗跟武则天的情形颇为类似。高宗晚年，李显被立为太子，韦氏也水涨船高，成为太子妃。高宗病死后，李显继位，是为唐中宗，尊母后武氏为皇太后，封韦氏为皇后。
　　李显排行第三，所以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当上皇帝，何况两个哥哥先后被立为太子，结果都没有登上帝位就被废黜。现在，他真的做起了至尊无上的天子，心情十分兴奋。韦氏也是如此。中宗即位后，韦氏的父亲韦玄贞立即从一名小官一跃而升为豫州刺史，充分应验了“一人荣贵、全家高升”的老话。但韦氏仍不满足，在她的要求下，中宗又准备升韦玄贞为侍中。中书令裴炎不同意，他觉得韦玄贞并无大功，只是以皇后父亲的身份一下子晋升高位，未免太快了一些。他向中宗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中宗不听。裴炎再三劝谏，惹得中宗火起，怒道：“我是天子，只要我愿意，就是把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裴炎听了，心想自己身为首相，倘若中宗真这样做了，万一太后怪罪下来，担当不起，便把中宗的话去告诉了太后武则天。结果，中宗立即被武后废黜皇帝位，改封为庐陵王。中宗还愕然问道：“我有何罪？”武则天说：“你想把天下让给韦玄贞，还能说无罪？”中宗这才明白过来，登时无言以对。这样，中宗只做了40多天的皇帝。韦氏怎么也没想到，皇后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就被拉了下来。
　　李显和韦氏被幽锢在宫中，失去了人生自由，韦氏的父亲韦玄贞等家属则被流放到岭南。李显心情郁闷，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韦氏精明而坚定的性格在逆境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经常教导安慰李显说：“现在保命要紧，你绝对不要流露出丝毫怨恨的表情，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应该好好忍耐，等待机会，我不信将来永无出头之日。”
　　3个月后，武则天下令将庐陵王李显一家流放到均州（今湖北郧阳）。还没走到均州，在半路上又接到诏书，要他们再迁到房州。房州地处武当山，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既贫瘠又闭塞。李显一家人到这里后，待遇也不好，过着凄苦的生活，还时时担心会有大祸临头。
　　不久，传来李勣的儿子徐敬业以“匡复唐室”为号召、兴兵造反的消息，李显更加惊恐不安。房州刺史也受命加强了对李显的监视，朝廷三天两天都有特使来到房州，显然是担心李显与徐敬业勾结叛乱。李显生怕武则天借故处死自己，日夜忧惧不安，甚至想自杀一死了事。韦氏很是生气，怒气冲冲地训斥丈夫道：“你这样懦弱无用，将来怎能成大事？”接着，她分析了局势：“依我看，徐敬业如能得胜，我们的性命就难保；如他兵败，我们倒还有生路。”
　　这时的韦氏已经怀孕，但一家人的吃穿漱洗还得由她一人操劳，生活过得十分辛苦。但她却一直相信艰难的处境总会过去，将来总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这一方面说明了她天性乐观，但也流露出与众不同的野心。此时的韦氏，不仅是李显的贤内助，还是李显的主心骨，“备尝艰危，情爱甚笃”（《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
　　两个月后，徐敬业兵败身死，一切重新安定下来，李显和韦氏总算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不久，韦氏生下一个女儿。堂堂皇子落难，竟然连婴儿用的衣物都没有一件，李显便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女儿裹用，顺便替女儿取小名为“裹儿”。生于患难之中，又是父母亲自抱养长大，这个小女孩自然特别受到李显和韦氏的疼爱，她就是后来的安乐公主。
　　韦氏的期望果然没有落空，武则天经过权衡，最终还是决定将皇位传给儿子，并派人去房州接李显一家回京。李显被放逐十余年，时时为性命担忧，猛然间峰回路转，被风光地接回洛阳。他重新见到武则天后，心中又是畏惧又是激动，竟然跪伏呜咽，泣不成声。
　　从房州召回后，李显重新被立为皇太子，韦氏也被立为太子妃，她的内心开始再度充满渴望。经过了前面太多的苦难后，韦氏已经变得极有心计，开始懂得在朝中暗结势力。当时朝中有几个人最有权势：一是武则天最宠爱的太平公主，其次是武则天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再次是武则天的两个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另外还有一人，是武则天所信任依赖的贴身女官兰台令史上官婉儿。
　　韦氏冷眼旁观，看清形势后，便劝李显尽量亲近讨好太平公主，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资本。太平公主本来就是李显的亲妹妹，这对李显来说倒还不算困难。
　　在极力讨好太平公主的同时，韦氏还主动与武氏兄弟结成姻亲，她将长女永泰公主嫁给武承嗣的儿子魏王武延基，幼女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如此一来，就同武氏兄弟成为了一家人。
　　但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令李显和韦氏悲痛的事。李显与韦氏所生的儿子邵王李重润风神俊朗，孝友好书，与妹夫武延基性情相投，引为知己。两个年青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朝政，很看不起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以男色侍奉武则天，在外趁机招权纳贿的行为，说到激愤之时，还说总有一天要杀死这两个人。结果，这些话被张氏兄弟知道了。其实，李重润和武延基任何一方，都代表着不可小觑的势力，如果张氏兄弟会做人，应该主动去与其结盟，这样才能为将来武则天死后留下保命的资本。但这两个面首毫无政治头脑，恐慌之下，便向武则天告状，诬陷李重润与武延基想谋反。武则天也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李重润、武延基以及永泰公主杖死。李显韦氏亲眼看一对儿女被活活打死，却不敢求一句情，内心的痛苦和恐惧可想而知。武承嗣因儿子惨死，不久抑郁病死。
　　一样醉心于权力的韦氏，虽然恨武则天入骨，但内心深处却相当佩服婆婆的手段和才干。她经常想：“阿武能做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做呢？”她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她更希望像婆婆那样，有朝一日能成为君临天下的女皇。
　　又过了5年，多年的苦媳妇熬成了婆，韦氏终于登上了皇后之位。韦氏先是学武则天的样子，中宗上朝时，她就坐在帝座斜后方的帐幕中垂帘听政。中宗一向对她敬爱有加，当然言听计从。大臣桓彦范上书反对，奏道：“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参闻政事。愚臣历选列辟，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事者，无不破国亡家，倾朝继路。以阴干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书》称‘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干政也。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以苍生为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叙，鼎命惟新矣。”（《大唐新语·卷二》）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凡是有让女人参与政事的帝王，无不破国亡家。中宗感念韦氏患难情意，言听计从，当然不肯听从桓彦范的劝谏。桓彦范后被武三思害死。
　　武则天死后，形势急转直下，武三思失势。但他极有心计，通过上官婉儿搭上了韦后。韦后为了自己利益，竭力向中宗建议重用武三思。于是，中宗下诏，拜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这对张柬之等拥立中宗的定鼎功臣不啻是个重大打击。张柬之等人秘密求见中宗，劝中宗不要养虎为患，应时时想到恢复李氏江山来之不易。这话不但没有说动中宗，反而惹动中宗的怒意，认为张柬之自恃拥戴有功，有要挟之意。张柬之从此失宠。事实上，中宗也不可能听从张柬之的劝谏，违背韦后的意思。在长期的幽禁生活中，他与韦氏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感情相当深厚，甚至许下“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的诺言。现在他重新坐上天子龙椅，拥有了天子的权威，怎么能不对妻子施报呢？
　　『注：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因反对武则天持政被杀，累及家族，儿子被斩，儿媳郑氏抱着上官家唯一的后代——年仅1岁的上官婉儿没入掖庭为奴。上官婉儿长大后，她的才华很快在宫人中显露出来。她精通经书史籍，诗词文章也很出色，甚至书法、数术、奕棋等无所不精。上官婉儿的才名传到武则天耳中，武则天召见了她，她的才识见解，以及用一手遒劲的蝇小楷当场一挥而就的诗作，无一不使武则天赞赏，感叹说：“此女才智非凡，赛过须眉！”立即命上官婉儿到身边来当秘书。上官婉儿接到杀父仇人的诏令，憎恨、感激、紧张、恐惧，各种滋味交织心头，真有说不出的烦恼。但是一两年之后，上官婉儿就成了武则天最信任的贴身女官，武则天命她起草并掌管诏令文书，有时还代替武则天裁决朝臣们的奏章。中宗即位后，也十分重视并信任上官婉儿处理政事的才干，仍委任她为自己的秘书。不久，又进封上官婉儿为婕妤，纳作嫔妃。』
　　神龙二年（706年）十月，洛阳流言四起，说“当今皇后与武三思有通奸行为”，中宗因谣言不息，觉得有失颜面，决定迁回西京长安。这一年秋，中宗立第三子李重俊为太子。韦氏因李重俊不是自己亲生，劝阻过中宗，但中宗在这件事上没有听从韦氏的意见。
　　武三思的儿媳、中宗和韦后最宠爱的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骄横，而且她有着同母亲一样的性格——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她竟然异想天开地想做“皇太女”，这样将来就能继承皇位做女皇帝。她常常说：“连侍妾出身的阿武尚能做皇帝，我是公主，为什么不能当皇太女？”然而，中宗虽历来对女儿百依百顺，却唯独不肯答应她这个离奇的要求，还是坚持立李重俊为太子。中宗是好丈夫，好父亲，但他却有他最后的尺度，他再溺爱妻子和女儿，却不敢在违背礼法和祖制的路上走得太远。
　　不过，形势却因安乐公主而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安乐公主对庶出的哥哥李重俊很看不起，她和丈夫武崇训经常辱骂太子，背后都称其为“奴”。李重俊听说安乐公主与武崇训背后骂他小子或是“奴儿”时，怒火中烧，决心也像当年他的祖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一样，诛灭武三思，逼中宗退位。他经过仔细分析，觉得满朝文武中唯有辽阳郡王李多祚（即斩杀武则天内宠张昌宗、张易之的那位）忠诚爽直，值得信赖，便去向李多祚寻求帮助。李多祚为皇室宗族，对武三思的擅权也很愤慨，此时见太子流泪向他倾心诉说，很受感动，决定帮助太子起事。李多祚还联络了部将李思冲、李承况、独狐之等人协助太子。
　　神龙三年（707年）七月某一天的半夜，太子李重俊和李多祚、李思冲等人假称奉皇帝紧急诏令，率羽林宫300多人袭击武三思的府第。武三思此时正拥着侍妾饮酒作乐，儿子武崇训也陪坐一旁，安乐公主进宫去还没有回来。羽林军一拥而入，见一个杀一个，把武三思父子牵到太子李重俊马前。太子李重俊骂了几声，拔出佩剑刺死二人，又下令杀尽武三思全家。随即命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及其儿子天水王李禧分兵把守各处宫门，自己同李多祚一起杀入肃章门，直奔中宗、韦后的寝殿。
　　中宗与韦后、上官婉儿以及安乐公主等人夜宴方罢，忽见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飞奔前来报告，说太子李重俊谋反，已带兵杀入肃章宫。中宗吓得浑身发抖，韦后大骂：“我早说过你这儿子不是个东西，不听我的话，死路一条！”还是上官婉儿镇静，她说：“玄武门坚固可守，请皇上皇后立即登上玄武门楼，一来可暂避杀身之祸，二来可宣布紧急诏命，征调兵马讨逆。”
　　中宗、韦后便跟着上官婉儿慌慌张张来到玄武门，上了门楼。中宗和韦后都没了主意，上官婉儿老谋深算，便以中宗的名义令刘景仁立即率领在玄武门值夜的一队飞骑百余人，严密守在门楼下，抵御叛兵。这时，李多祚已经领兵来到玄武门，见中宗在门楼上，又有飞骑守卫，不敢贸然行动。
　　此次事变中，李多祚为人耿直，不敢轻易对中宗无礼，导致目的不坚定明确，当断不断，已经注定了将要失败的结局。
　　中宗在门楼上斥责李多祚说：“朕待你不薄，为何助太子谋反？”李多祚回答说：“武三思淫乱宫闱，臣等奉太子令，已将武三思父子正法，太子与臣等并无谋反之意，只是请求陛下准许肃清宫闱之乱，臣立即退兵，再向陛下请罪。”一听武三思父子已被杀，韦后、上官婉儿以及安乐公主都大哭起来（野史记载说韦后、上官婉儿都与武三思长期有染）。李多祚又高呼：“上官婕妤勾引武三思入宫，是第一等罪犯，请陛下速速将她交出来！”中宗还没有答话，上官婉儿已是泪水满面，跪在中宗脚下，说道：“臣妾并无这等事，请陛下明察。臣妾死不足惜，只恐叛贼们先是索要臣妾，再索要皇后，最后索要陛下。”中宗一时没有了主意。上官婉儿上前指点了几句，中宗这才向城下大声宣道：“叛军们听着，你们原是朕的亲信宿卫，为何跟从李多祚谋反？若能立时反正，杀死多祚，朕不但不计前罪，还另加封赏，保证你们的荣华富贵！”
　　羽林军本来以为太子和李多祚是奉诏令起事的，现听到中宗的亲口宣告，方知自己跟着李多祚成了叛逆。各人都有老小家口，未免动心，大家一时沉默。当时，宦官宫闱令杨思勖主动请求出战，先斩杀了李多祚女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羽林军随即一齐拥向李多祚，将他乱刀砍死。李思冲、李承况等将领也被杀死在乱军中。杨思勖从此以宦官身份为将，以嗜杀善战出名。
　　太子李重俊带领几十名侍从突围而出，逃向终南山。兵部尚书宗楚客调动兵马，迅速平息了这场叛乱。太子李重俊在终南山树林中休息时，被手下士兵刺死，割下首级献给了朝廷。中宗闻报后，毫不痛惜，反将儿子的首级献入太庙，并奠祭武三思和武崇训的灵柩，甚至还把儿子的首级挂在朝堂示众。对于中宗的这种做法，大臣们既气愤又寒心，但谁也不敢多说什么。李隆基后来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堂兄李重俊的失败。
　　官职卑微的永和县丞宁嘉勖路过长安，见到被悬挂示众的太子李重俊首级，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包住首级，伤心得号啕大哭。他哭的不是素昧平生的太子，而是痛心大唐骨肉相残的血腥，伤感动荡不安的局势。此事被宗楚客知道后，立即要求中宗把宁嘉勖流放到岭南。宁嘉勖后在岭南病死。睿宗即位后，追念他“忠义而重名节”。
　　太子李重俊死后，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的愿望越发强烈了。她恃宠骄恣，开府置官，“皆出屠贩，纳赀售官”，“侯王柄臣多出其门”。甚至伪造诏敕，掩住文字，让中宗“署可”。
　　中宗的4个儿子中，长子重润、三子重俊已死，次子重福获罪流放去均州，剩下的幼子重茂，年仅10岁。中宗很想立重茂为皇太子，遭到韦后的反对，她想让安乐公主当上皇太女，对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李重茂根本不放心。
　　这时，武三思的门人宗楚客因平叛有功已进位宰相，他有很大的野心，主动讨好韦后与安乐公主，为安乐公主当上女皇帝担任参谋，这样，一旦安乐公主真的当上女皇帝，他便“佐命”有功，可以控制朝廷大权。在宗楚客的指使下，安乐公主与韦后向中宗进谗，说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串通李重俊谋反，想一举铲除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中宗起初有些相信，命御史中丞萧至忠审查此案。萧至忠先是大哭道：“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然后大谈相王当初如何主动地让出帝位，现在决不可能参与夺取帝位的谋逆。中宗深为感动，疑虑这才一扫而光。萧至忠后来因为归附太平公主而被玄宗捕杀。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使一向对韦后信任的中宗也开始产生了怀疑。先是定州（今河北定县）人郎岌冒死上书，揭发韦后与宗楚客勾结，企图谋反。中宗阅书后还没有任何回应，韦后便走了过来。看见郎岌的上书后，韦后大怒，一定要中宗下令杀死郎岌。中宗只革去了郎岌的官职，命郎岌在家里反省。但韦后却不肯罢休，派人将郎岌活活杖死。
　　接着，又有许州参军燕钦融上奏：说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安乐公主、武延秀以及宗楚客等人交相勾结，朋比为奸，危害社稷国家，应予以严惩。中宗既感到震惊，不愿意相信，却又心有疑虑，心情之复杂难以言喻。之后，中宗瞒过韦后，将燕钦融悄悄召入宫中，当面质问。燕钦融毫无惧色，揭发了皇后及其他人的丑行，有凭有据。中宗一直沉默不言，过了好半天，才神色惨淡地说了一句：“朕日后再召你进来。”燕钦融退下，从内殿直出，到宫院外时，两厢忽然拥出一帮武士。为首的宰相宗楚客手持敕书，说奉有皇上诏命，立将燕钦融杀死。
　　事发后，中宗没有责罚宗楚客伪诏一事，但燕钦融所言显然已经影响了他对韦后的信任。中宗总是闷闷不乐，不像平时那样亲近韦后，甚至常常有意无意地躲开她。中宗这样子，不仅使韦后恐慌，连安乐公主也不安起来。母女二人担心地位会发生动摇，商量的结果，竟然定出了一条恶毒的计谋——杀死中宗，由韦后登位做皇帝，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
　　历史总是会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中宗的父亲高宗，在皇后武则天的挟制下度过了大半生。而中宗也始终受到妻子韦氏软硬兼施的钳制。不同的是，高宗总算是有寿终正寝的结果，中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中宗很喜欢吃饼。一天，他坐在神龙殿批阅奏章，韦后亲手为他做了一笼饼，命宫女送去。中宗取来便吃，越吃越香，竟一连吃了七八个。谁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发出一声惨叫，两只手猛抓胸部，倒在榻上翻来滚去。内侍们慌忙入报韦后。等到韦后慢慢走来时，中宗已是两眼翻白，说不出话来了。他瞪着韦后，思维还在回忆。此刻，内心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痛苦。
　　他的一生，好日子并不多，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人吧？母后那样对他，他也从来没有怨恨过。后来得势，他对武姓也没有大加屠杀，力排众议说：“杀别人可以，武氏之族，系我中表之亲，不可滥杀！”在这个血腥的宫廷中，他是少数几个还念着骨肉亲情的人。然而，对不起他的人却很多，只是最不该的就是眼前这个女人。他又一次地想起了与韦后共患难的日子，他那时候真是一刻也离不开她呀。他是如此感激她的患难真情，所以才会对妻子发誓说：“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承诺。他当了皇帝后，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虽然碌碌无为，但在“信诺”二字上却做得非常好。可惜他如此待她，视他为自己至亲的人，最后竟然是她杀了自己。真是太可悲了。
　　中宗痛苦地挣扎了一会儿，便咽气了，享年55岁。这个糊涂了一世的皇帝，到死又作了一个尸横灯影的糊涂鬼。
　　韦后显得非常冷静，她一面指挥宫女们料理中宗的尸身，一面严令左右，任何人不得走漏皇帝暴崩的消息。然后，她假传中宗命令，让韦氏子弟掌握的禁军，分兵把守长安各城门，另派一支军队前往均州，阻止被贬的中宗次子李重福入长安。一切布置停当后，她才发出丧报，在中宗的梓宫前，立中宗幼子李重茂为皇帝，尊韦后为太后，临朝称制。于是，韦后变成了另一个武则天。
　　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相王李旦和女儿太平公主已经成为韦后称帝专权的最大障碍。韦后准备铲除掉李旦和太平公主，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联络羽林军，抢先发动政变，一举杀死韦后、上官婉儿以及安乐公主，肃清了韦氏家族及宗楚客等一帮佞臣党徒。李旦随即复位为唐睿宗。
　　唐朝自高宗李治之后，便呈现出阴盛阳衰的局面。中宗李显的软弱，皇后韦氏的专权自恣，造成了又一个“女主”君临天下。韦后一心想学武则天，但她的才识和处理政事的能力，以及必要时的谋略和手段，同武则天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最后她非但没有实现“女皇梦”，反而死于乱刀之下。不过，相比于她自取灭亡的悲剧，中宗死在妻子女儿之手的悲剧更加惨绝人寰，也更加令人震撼。
　　【四 时势造就唐玄宗】
　　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降唐睿宗李旦为皇嗣。李旦此时有五个儿子：老大成器，刘氏未立后时所生；老二成义，掖廷宫人柳氏所生；老三隆基，窦氏所生；李隆基后面还有三个弟弟，隆范，崔孺人所生，隆业，王德妃所生，隆悌，宫女所生，晚出早亡。李成器当时已经被立为皇太孙，李成义被封为恒王，李隆基为楚王，李隆范为卫王，李隆业为赵王。兄弟五人，“尝号五王，同开邸第”（《旧唐书·卷九十五·睿宗诸子传》）。李隆基因排行居三，被亲切地呼为“三郎”。五兄弟之中，李隆基“生而聪明睿哲”，自小深受祖母武则天的喜爱。
　　不是皇帝了，李旦便带着一家人从皇宫中搬了出来，单独“开府置官属”。每月朔（初一）、望（十五），李旦一家都要前往朝堂拜见武则天，李隆基的车骑最为“严整”，相当威风，引人瞩目。禁卫宫廷的金吾将军武懿宗是武则天的叔伯侄子，每每“欲折”李隆基之威。有一次，武懿宗故意不准李隆基在宫中通过。李隆基大声责骂说：“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这时候，李隆基才7岁。武则天听说后，觉得这孩子很不平常，“特加宠异”。可惜在武则天的高压下，李氏宗室都是朝不保夕，就连她的亲生儿子也是如此，不久后，更大的灾祸便降临到李旦一家人身上。
　　长寿二年（693年）正月，武则天在万象神宫举行祭祀活动。隆重的仪式结束后，第二天一早，太子李旦的太子妃刘氏和德妃窦氏一起进宫，向武则天贺年。武则天微微露出一点笑容，简单地问了两句话，就命她俩退了出去。但是，侍从们在宫外等了好久，却一直不见两位妃子出来，询问武则天左右的宫人，也没有人知道。侍从们只得回到东宫。但是，一直等到天黑，连两位妃子的影子都不见。太子李旦通宵未眠，天刚亮，就带了一些人去武则天接受二妃朝贺的嘉豫殿寻找。但是武则天不许太子进殿，命内侍传话说：“两位妃子早已离开嘉豫殿，以后不曾来过，请太子出宫去寻找。”太子李旦只得退出。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刘、窦二妃的音讯全无。太子李旦逐渐明白，二妃多半已经遭了毒手。凶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那热衷于权力的母后。武则天不动声色地处死两位无辜的妃子，目的就是为了警告他。尽管悲愤不已，李旦还是告诫自己：不管如何悲愤，都不能将怨恨流露出来。他还严禁东宫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情，要求几个儿子也都保持沉默，保持平静。两位妃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害死，连尸体都没有下落。
　　当时武则天正为将来把皇位传给武氏还是李氏而犹豫不决。当时李旦一直戴有太子的头衔，武后的侄子武承嗣为了夺取皇太子的地位，千方百计想害死李旦，他指使武后身边的一个名叫团儿的宠婢，事先做好两个木人，刻上武则天的姓名，钉上一枚大钉子，分别放在刘妃和窦妃的床下，然后由团儿向武则天诬告，说二妃同谋，施行法术咒诅皇上。第二天，刘、窦二妃进宫朝贺，便离奇地失踪了。
　　太子妃刘氏，是刑部尚书刘德威的孙女儿，她父亲刘延景任陕州刺史。刘氏以宫女的身份进入当时的相王王府，不久，生下长子李成器。文明元年（684年），李旦曾即位为睿宗，刘妃册为皇后。不久，睿宗让位于武后，还称太子，刘氏仍为太子妃。
　　窦德妃出身高贵，为唐太宗的母亲窦皇后的堂兄、窦抗的曾孙女。她祖母则是高祖李渊的二女儿襄阳公主。李旦当相王时，窦氏以宫女的身份进王府，不久，就因德容兼备受到李旦的宠爱，生下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以及两个女儿。当她离奇失踪时，两个女儿都还未谙世事。李旦处处谨慎，没有流露丝毫的悲愤之情。武则天杀死二妃后，还派人暗中观察李旦，见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异样，才放下心来。
　　但是武承嗣仍不甘心，还想将太子李旦置于死地。他再次指使团儿去向武则天进谗，说太子自二妃失踪之后，疑是皇上所杀，表面上装作不经意，实际上心怀怨怒，图谋报复。武后信以为真，命有名的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立即把太子李旦全家老少、连同侍役下人等统统抓起来，并严刑拷打。下人们起初还替太子李旦喊冤，后来禁不起酷刑摧残，只得胡乱招供画押。
　　本来太子李旦一家包括李隆基已经难逃此厄，但事情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来俊臣取得不利于太子李旦的口供后，得意洋洋，正准备退堂，忽然有一个人闯入公堂，大声叫道：“大堂之上，严刑相逼，什么口供取不到？太子并未造反，为何诬陷他？我是一名乐工，本不愿干预此事，但事关国家社稷，怎能不辨个明白？我愿剖心表明心迹！”说完从怀中掏出匕首，撕开自己的衣服，照着胸口用力一划，顿时，鲜血喷涌，立时昏倒在地。事出突然，来俊臣不免惊慌，走到堂下一看，只见那人的胸膛已被划开很长一道口子，五脏六腑都可看到。摸摸他的口鼻，尚有一丝气息。来俊臣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这情景刚好被武则天派来的人看见。原来武则天想到此案关系重大，担心来俊臣滥用酷刑逼供，所以特地派人来察看。当武则天听说有人剖心呼冤后，大为震动，命御医全力救活自剖之人。
　　御医先将这人的五脏放回原处，再用桑皮线缝好创口，涂上药。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见这人睁开眼睛，御医再用人参汤灌入他口中。到午后，这人完全清醒过来。武后亲自前去探望，询问他叫什么名字。这人答道：“臣名安金藏，长安人氏，系太常寺乐工。”然后说了一通太子无辜的话。武则天听了黯然伤神，说道：“我自己的儿子尚不知他好坏，连累了你，真是忠心可鉴！”让安金藏安心静养。武则天回到宫中，当日便下诏：“立即停止追查，将太子左右家臣、侍役尽行释放！”一场即将酿成的大狱，便因为安金藏的义举而意外平息。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
　　但从此之后，李旦“止于宫中朝谒，不出外朝”，“公卿以下皆不得见”（《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李旦、隆基父子，实际都被幽闭宫中，完全丧失了行动自由。年不及9岁的李隆基，失去了亲生母亲，“幼失所恃，为窦姨鞠养”。窦姨即窦德妃的亲妹妹。
　　过了5年多，武则天的三子李显被迎回立为皇太子，皇嗣李旦于圣历二年（699年）正月辞去太子位，复为相王。李隆基兄弟五人结束了长达6年的幽闭生活，在东都洛阳积善坊相王府侧“分院同居”，称为“五王子宅”。这一年，李隆基15岁，伯父李显为皇太子、父亲李旦为相王，重新回到自由的天地，李隆基感到有如鱼得水一般欢快。
　　大足元年（701年）十月，在东都洛阳住了将近20年的女皇武则天带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宗室子弟及文武百官西入关中，回到京师长安。17岁的李隆基，初次来到西京长安，被赐宅兴庆坊，在京城东隅。此间，李隆基历任右卫郎将、尚辇奉御等职。
　　神龙元年，李隆基21岁，武则天传位于中宗李显。二月，复国号为唐，礼仪制度皆如高宗在位时旧制。李隆基生父李旦加号“安国相王”，李隆基姑母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李隆基迁卫尉少卿。
　　然而，太子李重俊兵变事件后，韦后对相王及李隆基兄弟起了戒心，出李隆基为潞州别驾、李隆范为陇州别驾、李隆业为陈州别驾，让李隆基兄弟离开了京城这个权力中心。李隆基自京师来到潞州（今山西长治）后，并没有安于享乐，而是潜识英豪，暗结亲党。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李隆基自潞州返回京师。在长安的半年时间，“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王毛仲传》）。万骑是宫廷禁军，隶属左右羽林军。李隆基把目光盯住这支禁卫力量，正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结果，万骑帅长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都被他拉了过来。李隆基还争取到了太平公主的支持。太平公主是中宗、相王的亲妹妹，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韦后等虽然“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李隆基“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
　　这时候，有个会望气的方士对中宗奏道：“隆庆坊五王子宅中，有帝王之气。”再一次引起中宗对李隆基兄弟的疑忌。
　　隆庆坊五王子宅，共有5座宅第，为相王李旦5个儿子的住处，位于隆庆池北面。这个隆庆池大有来历，原来只是百姓家中一口普通的水井，后来竟天然扩至占地数十顷的大池。一口井变成一个大湖，不费丝毫人力，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奇事。朝廷也认为这池是吉祥之物，特地赐名“隆庆”。
　　中宗一直不大放心，便借游幸隆庆池为名，驾幸五王子宅。中宗此行，名为游乐，实为祭天消灾，想以自己真龙天子的身份，压住这里所谓的“帝王之气”。几个月后，中宗突然暴病而亡，不过并非隆庆坊的“帝王之气”把他压死，而是他的妻子韦氏下手把他毒死的。
　　韦后毒死中宗后，秘不发丧，立中宗16岁的幼子李重茂为帝，自己为太后，临朝称制。又怕朝臣们反对，让上官婉儿出面同太平公主商量，想取得太平公主支持。太平公主提出必须让相王李旦辅政，才能让韦后临朝，想以此牵制韦后。韦后装作同意，等敕令发布，她正式临朝听政后，又以相王与韦后叔嫂之间、难以在朝堂为礼的理由，要求相王李旦退出辅政地位。
　　相王李旦常年在武则天的高压下生活，养成了淡泊自守的个性。韦后不让他参与朝政，他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却引起了李隆基的不满。李隆基见韦后等人浊乱朝政，料到将来必为祸患，便秘密交结羽林将佐及京中豪杰之士，相约伺机起事。
　　而韦后也预感到威胁将来自相王李旦家中。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她与女儿安乐公主及其他亲信密商，计划杀少帝李重茂，就此嫁祸于相王李旦，乘机发动一次大清洗，将所有异己一并铲除。
　　兵部侍郎崔日用获悉韦后的阴谋后，密遣宝昌寺僧人深夜至李隆基府中告密。李隆基不敢延迟，连夜赶去太平公主府中，对太平公主说：“如今事已危急，时不我待，若姑姑再犹豫，大家都死无葬身之地。”太平公主听了勃然大怒，决定支持李隆基联络羽林军重要将领，发动兵变。太平公主还命儿子薛崇简相助，去说动羽林营总监钟绍京作内应。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庚子之夜，即中宗死后的第18天，李隆基同羽林营中几十个心腹豪杰，从南苑潜入羽林营，将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杀死，提着两颗人头，向羽林营全体将士示众，并宣布道：“韦氏鸩杀先帝，妄想篡国，当共诛诸韦及逆臣贼子，为先帝报仇。”韦氏一伙人一直不得人心，李隆基一番话，引起了羽林军士中大部分人的共鸣，表示愿意听从调遣，支持李隆基。于是，众人一起涌出军营，兵分两路，一路攻玄德门，一路攻白兽门。几路人马在凌烟阁前会合后，一齐杀向太极殿。
　　正在睡梦中的韦后闻变后从床上惊起，披发跣足逃出太极殿，想逃到飞骑营（皇帝的心腹卫士）避难。半路遇到乱兵，立时便被杀死。将士们割下她的首级献给了李隆基。安乐公主则被万骑营斩首。此刻，上官婉儿已由婕妤进为昭容，闻知事变后，立即见风使舵，主动带领宫人去迎接李隆基，却被李隆基立斩于旗下，死时46岁。禁卫宫中的诸韦和韦后亲信，全部斩首。第二天，李隆基下令紧闭宫门和长安城门，分派万骑搜捕诸韦亲党，尽诛诸韦。
　　『注：上官婉儿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她的诗文创作一洗江左萎靡之风，力革南朝以来四六骈俪的章法，挣脱六朝余风，使文风为之大变。与其说开古文复兴气运的是韩愈、柳宗元，无宁说是上官婉儿已经早为盛唐的文学面貌绘出了清晰的蓝图。她的诗对唐诗的辉煌发展也有极大的启导作用。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追念上官婉儿的才华，下令收集其诗文，辑成20卷。张说为她写序：“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成同宿构。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上官婉儿）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她在险恶的宫廷环境下长大，善于逢迎，懂得随波逐流的生存之道。是以被后人评价为“有才无德”。』
　　等到大事已定，李隆基立即亲自赶到相王府向父王叩头谢罪，说明为形势所迫、不能预先告知父王的苦衷。相王还能说什么呢，老泪纵横，一把抱住儿子道：“我的儿，社稷之祸由你平定，拯救天下百姓，全仗你大力，你还有什么罪呢？”父子相抱而泣。由此也可见李隆基谋定后动的冷静性格。
　　事变后第二天，李重茂照例出视早朝，登上皇帝宝位就座，对重大变故毫无知觉，群臣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此时，太平公主走进大殿，大声说道：“嗣君（指李重茂）准备让位给叔父（指李旦），各位大臣以为如何？”大臣中有人事先早已与太平公主通气，立即大声赞成，说理应立长君，群臣自然一片附和声。太平公主走到李重茂面前高声说道：“人心已经都归向相王，这已经不是你这小孩子的座位了，快快下来吧。”李重茂木然呆着，不知所措。太平公主却不由分说，走上前去，亲自动手，强行将少帝李重茂从皇帝宝座上拉了下来，此时，距离他初登皇位仅仅16天。相王李旦顺理成章地走上皇位坐下，恢复帝位，即为唐睿宗。太平公主的果敢性格由此可见。她与母亲武则天相同的果断性格和对权势的热烈渴望也注定了日后必定要与精明能干的李隆基发生激烈的冲突。
　　李重茂被拉下皇位后不知该如何应变，只能流着眼泪走到下首站着，随即被降封为温王，又改封楚王，史称殇帝，又称少帝。不久，李重茂兄谯王李重福不服相王，拥兵占据洛阳，自行称帝，并封李重茂为皇太弟。不过，李重福不久便兵败身死，李重茂则不知所终。
　　睿宗复位后，依旧不忘17年前妃子离奇失踪一事，下令将刘妃和窦德妃二人失踪的嘉豫殿全部挖掘一遍，却始终未发现两位妃子的遗体或任何蛛丝马迹。睿宗只得在洛阳南郊建造了两座空陵，并追赠刘氏为肃明皇后，窦氏为昭成顺圣皇后。
　　李隆基立下大功，先是被封为平王，拜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被立为皇太子，风头一时无二。诛灭韦后亲党一举将李隆基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然而，他一踏上政治舞台，便处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
　　睿宗得以复位，太平公主也出了不少力。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这对兄妹，性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睿宗是个萎靡不振和胸无大志的人，而太平公主却继承了她母亲武则天的坚强性格。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
　　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阴谋废除他的太子之位，另立一位老实听话、便于控制的人为太子。她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耳目，要他们暗中监视李隆基的行动，随时向她汇报。李隆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太平公主都了如指掌。她还在睿宗面前搬弄是非，挑拨他们父子关系。没有主见的睿宗不由得有些怀疑李隆基。
　　这时又有人上言，说5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时，张说指出：“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大唐新语·卷一》）姚崇、宋璟、郭元振等重臣也都赞成张说的意见。
　　宋璟又与姚崇上奏，建议对太平公主干政加以限制。但睿宗不听：“朕更无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见。卿勿言，余并依卿所奏。”（《大唐新语·卷一》）太平公主知道后大怒。李隆基暂时惧怕太平公主的势力，于是上奏说宋璟、姚崇离间骨肉，请加罪黜。于是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宋璟被贬为楚州刺史。李隆基身上具备的帝王权术可见一斑，即使是他的支持者，必要的时候，他会随时牺牲。
　　一山不容二虎。姑侄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矛盾日益激化，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新的宫廷内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睿宗性情散淡且懦弱，对妹妹和儿子都很爱惜，开始还大搞平衡，后来再也无力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心力交瘁下，便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生怕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一向软弱，却在这件事上坚持己见，可见他已经预料到骨肉相残的悲剧将再一次上演，既然他无力阻止，那便眼不见为净吧。
　　景云三年（712年）八月，太子李隆基在武德殿登上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唐玄宗。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除三品以上官吏的任免和大案要政仍由太上皇亲自上理外，其它一切庶务悉数由玄宗督办。
　　玄宗即位之后，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增无减，“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因此而导致政局不稳，政事昏暗。太平公主甚至阴谋废杀玄宗。玄宗身边的亲信宫人元氏为太平公主亲信崔湜收买，暗中在玄宗服用的“赤箭粉”中放毒药，欲置玄宗于死地。
　　崔湜，字澄澜，定州人，太宗朝宰相崔仁师之孙。崔湜少年以文才闻名于世，青年时期便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左补阙。为官期间，他善于见风使舵，武则天时巴结女官上官婉儿，成为上官婉儿的面首，臭名远扬。中宗朝，他巴结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一路青云直上，当上了宰相。韦氏倒台后，他又投靠太平公主。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玄宗抢先动手，尽杀太平公主同党，派王毛仲和高力士前往拘捕太平公主，逼迫她自杀，亲族也连坐被诛，崔湜等都被赐死。唯独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因多次劝谏母亲，特旨免死，赐姓李，官爵照旧。后世史学家认为太平公主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她之后，再也没有如此多的女性能够长久地影响中国的政治了。
　　十二月，玄宗大赦天下，改元开元。直到这个时候，玄宗才成了名实相符的君主。通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而获得皇冠的玄宗，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唐朝廷的殿堂上。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八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4人，在位多则5年有余，少则不足20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以致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笼罩在血腥当中。开元之后，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终于结束。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其间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不断，成为玄宗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并对他之后处理国事的方式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睿宗的“难得糊涂”可以说糊涂得非常及时，之后，他便安详地在宫中颐养天年，于开元四年（716年）病死于长安宫中的百福殿。“弃天下如敝履”，自古以来，皇帝中只有睿宗一人真正做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玄宗定年号为开元，取的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也就意味着唐朝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开元元年这一年，玄宗29岁，雄姿英发，正要大展宏图。谁能料得到呢，42年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骤然爆发，泱泱大唐因此由盛而衰。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达到了盛极，又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而衰。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喜剧，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却以失败者的形象降下了最后的帷幕。


　　第二章 东方的传奇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是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节度使统辖的军队过于强大而内地军备废驰，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而促使伏因爆发的，并非只有一个人。
　　【一 贞观之治】
　　隋朝末年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可见唐朝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歌舞升平的治世局面形成了。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社会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谷价低廉，太平世界，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懂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宗出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当时“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游幸无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看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也懂得了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帝王行动的好坏，因而励精图治。他曾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有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太宗甚至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耕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京畿地区曾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庄稼大受损伤，太宗亲自视察灾情，还气愤地抓起一把蝗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举起蝗虫要吃掉。身边的大臣急忙阻止说：“恶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吃了蝗虫。正因为太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太宗继位以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认识到天下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徵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并为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之后，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这一举措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集京师，甚至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均遣子弟来长安留学，“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太宗还对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士民进行重奖，以鼓励发展科技文化。李淳风通晓天文、历法、阴阳学说，曾制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经失传的浑天仪，并著《法象书》，受到太宗的重视，授官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注：李淳风，岐州雍县人。父李播曾为隋朝高唐尉，后弃官为道士，有文才，通天文，曾著《天文大象赋》。李淳风自幼俊逸豪爽，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于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他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占星大家，史载其人“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太宗曾看过一本《秘记》，上面记载说：“唐朝三世之后，会有女主武王代替唐室拥有天下。”太宗大惊失色，便秘召李淳风闻讯。李淳风回答说：“这件事的征兆已经形成。而且这个人也已经出生，就在陛下的宫内，30年后，将拥有天下，并将唐氏子孙诛杀殆尽。”太宗问：“如果把疑似此人的人都杀掉，会怎么样呢？”李淳风答道：“这是天意，根本没有躲避的方法。况且有王命者不会被杀掉，恐怕只会枉杀无辜。况且根据天上的星象显示，这件事已成定局，此人就在宫内，已经是陛下的眷属。再过30年，此人就年老了，老了就会仁慈了，虽改换朝代，但对于陛下的子孙，她可能不会过份伤害。现在如果杀掉此人，就会结下仇恨，那么她必定会重新转生出世，年轻时就会心狠手毒。如果这样，她杀戮陛下的子孙，必定会一个不剩。”太宗认为李淳风说的有理，便没有再追究此事，但他心中却并未真正放下。当时朝中有个武官名叫李君羡，军功极高，封武连郡公，累任左武卫将军，宿卫玄武门。有一次，太宗召集武官在内廷喝酒，行酒令时让众人各报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太宗愕然，又因为李君羡封邑及属县中有“武”字，从而怀疑李君羡就是那个将要代唐的女主，不久便借故将其处死。但后来武则天还是以周代唐，验证了李淳风的话。武则天登基后，下令以礼改葬李君羡，追复其官爵。中国预言中最为著名的奇书《推背图》便是由李淳风和另一曾为武则天相过面的奇人袁天罡所著。《推背图》全集一卷，凡六十图像，以卦分系之。每幅图像之下均有谶语，并附有“颂曰”诗四句，预言后世兴旺治乱之事。书名是根据第六十图像（最后一卦）中的颂曰“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而名。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一千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十二级。』
　　太宗另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勇于求谏，从谏如流。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徵。魏徵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魏徵刚正不阿，敢于谏诤，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其实就是谏官。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因此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当然，对魏徵的犯颜苦谏，有时太宗也忍受不了。有时太宗大发脾气，魏徵却神色不变，太宗也只好收敛怒气。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愤怒地喊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便问他要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羞辱我，当然要杀他。”长孙皇后当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才恍然大悟，怒气顿平。
　　魏徵前后谏事200余件，大多违犯太宗意旨，然而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世许多谏官也多以魏徵为榜样。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唐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著名的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
　　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太宗集中了大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太宗的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善于用人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太宗善辨君子、小人，能够举贤任能，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涌现出众多的文武奇才，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还进一步完备了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实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也可以集中更多意见。
　　不过，太宗也是一个性情容易冲动的人物。他曾任命卢祖尚任交州（今越南河内）都督。卢祖尚，字季良，隋末豪杰人物，据扬州起兵称刺史，后来归附唐朝。卢祖尚开始答应赴任，但后来嫌交州太远，向太宗推辞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再三劝说，卢祖尚坚决推辞不就。太宗大怒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即将卢祖尚斩杀在朝堂。这件事为太宗的英明蒙上了一层阴影，被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以致不少人认为太宗纳谏等英明举措不过是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杀兄杀弟逼父篡位的形象。但无论如何，贞观朝的成就不容抹杀，可以说，贞观之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唐王朝之后一百多年经济繁荣的基础。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盛唐的繁荣，也不可能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
　　太宗即位时，中原虽然已经统一，但四邻边境并不太平，为了维持中原的宁静，太宗在边境上发动了几次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突厥的战争。
　　中原与突厥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朝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斗争。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在汉军的军事压力下，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另外，匈奴还有一些别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公元546年，铁勒部将伐柔然汗国，突厥首领土门率众击败铁勒，实力大增。土门以为有功，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阿那环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内地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内地忙于混战，对北方的威胁无能为力。本来，这是突厥进攻中原最好的时机，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进攻最佳机会——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为有利。然而，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却却因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突厥的意外分裂，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对峙发生了根本改变。
　　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隋朝对突厥的战争基本上还是防御性的。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开始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中原政治谋略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但到了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加上隋军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势力又开始崛起。隋炀帝北巡时，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倚突厥为外援，大都向其称臣。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俯首称臣。当时突厥号称“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随后统一了中原。突厥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关中因此而震动，京都长安被迫戒严。唐高祖李渊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前去抵抗。当时关中已下了许多天雨，粮道受阻，将士疲惫，武器受雨，朝廷上下及军队中都很忧虑。同年，突厥颉利和突利可汗进军豳州（今陕西彬县），唐军与突厥在豳州五陇阪遭遇，双方布阵，准备大战。李世民单骑来到突厥阵前，先责备颉利同意和亲而今又违约，又上前对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无手足之情！”借此来离间二位可汗的关系。当夜，李世民趁雨夜突厥军营，并派使臣再次前去劝说突利休战。李世民的分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颉利欲与唐军决战，而突利坚决不同意。最后颉利不得不派突利与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并与突利结为兄弟。突厥在与唐结盟后撤兵。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兵10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大震，长安戒严。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于是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订立盟约。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结盟也不足为信，促使太宗决定要彻底铲除突厥。渭水之盟后，太宗加紧了备战，甚至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东突厥突利可汗突然派人来唐，主动请求唐朝援助。原来当时突利可汗在幽州北部建立牙帐，统治东部地区，其治下奚、霄等数十部大多叛变突厥投降唐朝，其叔颉利可汗因此而责备突利可汗。当时薛延陀、回纥打败了欲谷设，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前去讨伐，突利可汗战败，单骑逃回，颉利可汗大怒，将突利可汗囚禁了10多天，并处以鞭挞之刑，突利可汗因此而怀恨在心。不久，颉利可汗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不给，于是颉利可汗带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便顺势倒向唐朝一边。突利可汗后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爵北平郡王。
　　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熟，而漠北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国势大衰，正是进攻突厥的有利时机。这一年的冬天，太宗命李靖和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率领10万大兵，兵分六路，北出雁门关。
　　李靖和李勣都是战功卓著的大唐开国名将。他们的敌人，则是称雄漠北的突厥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名将李广雄风犹在，这一幕何曾相似！700多年前，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北逐匈奴，由此创下了不朽的军功。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感慨。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亲自率领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可汗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定襄。颉利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还没有等到唐军正式发起攻击，突厥兵先乱了起来。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活动，说服颉利一个心腹将领康苏密投降。颉利一看形势不妙，就偷偷逃跑了。这一战，李靖出奇制胜。太宗因此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注：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官方五史，还是稗史小说，都有他色彩丰富的一笔。野史小说把他与红拂女、虬髯公并称为风尘三侠。而历史上真实的他却是一个功绩不亚于卫青霍去病的名将。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典。』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刚好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降东突厥部众5万余人。颉利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此时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不得不派执失思力入唐朝请罪，请求内附。其实，颉利可汗内心尚犹豫未决，不过是想借此来拖延时间，以等待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7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
　　『注：义成公主为隋朝宗室女，公元599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后，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始毕可汗与隋朝翻脸，曾围隋炀帝于燕门，还与北方各地反隋势力结交，一点也不顾及义成公主的情面。唐朝立国后，义成公主数请颉利可汗出兵攻唐，以为隋朝报仇，是以唐朝视她为大敌。』
　　东突厥就此被太宗从地图上抹去，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历。
　　自隋朝以来，突厥一直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人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高祖与太宗曾经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特地在凌烟阁设宴庆祝。李渊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也闻乐起舞。欢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献俘后，太宗并未加害，反而优待有加。颉利可汗住不惯房屋，经常住在自己设置的帐篷中，心情也非常不舒畅，常与家人相对哭泣。太宗为了安抚他，以虢州（今河南灵宝）糜鹿很多，可以射猎，便委任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没有接受，太宗又以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给很多良田。贞观八年（634年）正月，颉利可汗病死长安，追赠归义王，谥曰“荒”，太宗命突厥人按照突厥风俗将尸体焚烧后下葬。
　　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将大量突厥降众安置在内地，保持了他们的部落和习俗，又在颉利故地设都督府和都护府。一直陷在突厥军中的隋炀帝皇后萧氏和幼孙杨道政被李靖接回长安，太宗经常将萧氏召入后宫，让她谈一些隋朝的故事。
　　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从太宗起，唐朝就开始了打通西域的斗争。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
　　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当年突厥内讧失败后归附了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参与征龟兹之战。太宗死后，突厥开始复兴，阿史那贺鲁听说新皇帝高宗懦弱，远不及太宗英武，立即起了异心，数次骚扰掠夺西域，与唐为敌，并自号为“沙钵罗可汗”。唐军力战多年，终于逐个击破西突厥的联盟或附属各部，形成孤立之势。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将苏定方统军出征，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经过激烈的战斗，西突厥军大败。此时，天气骤变，开始飘降鹅毛大雪。片刻，雪深达二尺。唐军士气高昂，踏雪追击。阿史那贺鲁慌乱中跳入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后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平定西域及西突厥后，唐朝设置了“安西四镇”，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又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至此，突厥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腹地，唐朝的致命威胁消除了。
　　太宗虽然对突厥用兵，但却很注意民族关系，不轻易用兵，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他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松赞干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自任吐蕃赞普（国王）后，以逻娑（拉萨）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吐蕃国势蒸蒸日上，称雄雪域高原，威慑着周围的小国，泥波罗（今尼泊尔）国鸯输伐摩国王甚至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以此来换取和平。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好的同时也伴以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也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不过，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贞观八年（634年），他主动遣使入贡。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太宗非常高兴，特意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抚慰。
　　当时不少边疆少数民族首领都向唐朝请求通婚，唐朝公主下嫁是非凡的荣耀，太宗曾将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将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松赞干布也希望与唐朝结亲，他派使者跟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宝，以奉表求婚”。太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
　　吐蕃使者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回去后又不敢说是唐朝不许婚，怕伤了松赞干布的自尊。恰好吐蕃出使唐朝时，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吐蕃使者便编造谎言，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可汗的头上，说他刚到唐朝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松赞干布大怒，立即发兵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场兵灾，无力抵挡，逃到青海湖以北，其子民和牲口多为吐蕃所掠。松赞干布又乘胜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松赞干布觉得唐朝廷不肯下嫁公主，是因为不重视自己，为了炫耀武力，又发兵攻打松州（今四川松潘），还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结果被唐军所败。
　　松赞干布退兵后，派相国禄东赞为使者，入唐谢罪。禄东赞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献给太宗，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太宗考虑到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没有计较松赞干布之前的侵犯，并答应考虑通婚的请求。
　　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松赞干布再次派遣相国禄东赞到长安，向太宗献黄金5000两，以及数百件珍宝做聘礼，请尚公主。太宗终于答应以宗室女子文成公主（一说是江夏王李道宗亲女）出嫁吐蕃。
　　禄东赞逗留在长安期间，多次受到太宗召见。太宗见他聪明机智，很是喜欢，想将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配给他为妻。不料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禄东赞的深明礼义反而赢得了太宗更大的信任。
　　次年（641年）初，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伴随下，出长安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十分高兴，亲自带人马来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和学识风度令他大为倾倒。松赞干布以婿礼见李道宗，欢天喜地地说：“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我今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然后与文成公主同返逻娑。
　　松赞干布后来果然守诺，特地按照唐朝的样式，为文成公主建筑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成之时，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曾毁于雷电、战火，后来经过两次修建，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礴。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如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逻娑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
　　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
　　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逻娑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唐装，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且下令禁止吐蕃用赭涂脸的习惯，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得藏族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此，唐与吐番一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最难得的是，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直至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她逝世时，吐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
　　『注：文成公主之后，入藏和亲的还有金城公主。与文成公主家世不详不同，金城公主是真正的宗室之女、金枝玉叶，为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她的祖父是武则天掌权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李贤文武双全，是武则天4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李贤的才干和在朝臣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她不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当了5年太子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李贤太子位，幽禁在巴州。这是很奇怪的罪名，李贤身为太子，天下早晚是他的，他为什么要谋反？又有个厉害无比的母亲，他敢谋反么？武则天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狠手辣真是不亚于杀兄杀弟的唐太宗李世民。李贤被废3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废除。第四子李旦即位，也是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李贤的3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祖母派遣大臣悉薰热来唐朝献方物，为其孙请求通婚，当时赞普年仅14岁。唐中宗许嫁金城公主。景龙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开始派侍中纪处讷为使者，护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后，纪处讷推辞不就。唐中宗又命中书侍郎赵彦昭护送金城公主，赵彦昭也坚决推辞。最后还是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勉强充任了使者，杨矩因此而升任鄯州（今青海省西宁乐都一带）都督。唐中宗本人亲自送金城公主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悲泣歔欷良久，才命身边的大臣赋诗饯别。始平县也由此沾光，赦始平县死刑以下，百姓免赋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当时金城即今兰州，距吐蕃境甚近，故以始平拟之）。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拉萨）。唐玄宗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不过，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30年，此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甚至有的唐朝公主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天宝四年（745年），奚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用“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难得的是，太宗并未因贞观之治的重大成就忘乎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创业难，守成也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连年丰收，他认为是一喜，边境平安，是二喜，但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太宗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世子孙玄宗李隆基取得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却没有保持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后日益腐化，结果引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大动荡，形势急转直下，盛唐由此而衰，此时，距离太宗的贞观之治不过106年。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施政样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了后世如元朝忽必烈、满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贞观之治由此成为中国历史有力的政治象征，其政绩一直为后世传颂。时至今日，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称“唐人街”，便是来源于此。
　　【二 开元盛世】
　　从开元到天宝，大唐政治舞台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历史人物往往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剧，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先天二年（713年）三月，玄宗即位后半年多后，晋陵县（今江苏常州）一个从九品的县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提出：“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大唐达官贵戚竞相浮华、奢靡成风的现象提出的。
　　韦后乱政时，安乐公主奢侈惊人，命人织成百鸟毛裙两件，自己一件，韦后一件，计价百万。这两件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下为一色，影中为一色，仿佛百鸟并见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成此裙，百官之家多仿效，致使“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太平公主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唯一的女儿，自小倍受宠爱，除遍占京畿“膏腴”田园外，“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事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太平公主传》。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虽然先后伏诛，但奢靡之风仍在，“互相夸尚，浸成风俗”。
　　玄宗看了杨相如的奏疏后，“览而善之”，针对“风俗奢靡”的社会流弊，断然采取了措施：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形成的奢靡之风。玄宗在行动上遵循曾祖父“太宗抑欲而昌”的做法，抑情损欲，刻厉节俭，屡禁奢靡，以求“返朴还淳，家给人足”。
　　玄宗深知“文质之风，自上而始”的道理，首先从自己做起。前面提过王皇后之父王仁皎病死后，玄宗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筑高坟大塚。宋璟、苏颋二相进言制止，玄宗急忙改过，对宋璟等表示：“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至于妻子，情岂有私？”（《旧唐书·卷九十六·宋璟传》）司马光认为玄宗这一“抑欲而昌”的举措对后来实现“大治”非常重要，称赞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至于玄宗晚年奢侈糜烂，“晚节犹以奢败”，则是后话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元年间的大多数宰相都以“清俭”著称。开元初，玄宗用姚崇为相。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因天晚不能及时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由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姚崇临终前留下遗嘱，告诫子孙“各守其分”，还特别“属以薄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乂安。”（《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宋璟、张九龄等人，都是历史上的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树。
　　正因为开元君臣严于律己，自上而始，使得大唐的奢靡风俗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逐渐形成“返朴还淳”的气象。可以说，“开元之治”的实现，实际上是以“返朴还淳”为起点的。
　　玄宗即位时，李姓王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篡位和血腥的苦难。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果断地将武氏、韦氏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将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的人数由睿宗时的十余人减少到两三人。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玄宗恩礼优待，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根本上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而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比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人，则坚决予以贬斥。这样，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本来已经衰落的皇权，在坚强果敢的玄宗手中又重新达到了顶峰。
　　要强调的是，玄宗初期的得力大臣都是武则天遗留下来的人才，武则天在位时大力推行科举制度有效地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精英为朝廷效力。而玄宗即位初期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过这些精英人才进行的。
　　这个时候的玄宗，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开元四年（716年）正月，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与御史大夫李杰有过节，约同妹夫杨仙玉在里巷伺机殴打李杰。李杰气愤之极，也不管对方是不是皇亲国戚，上表陈诉说：“大臣被打，实为辱国。”李杰这帽子扣得很大，而且相当高明。玄宗大怒，下令处斩长孙昕、杨仙玉等参与者。散骑常侍马怀素认为正月不宜行刑。于是玄宗改判斩刑为杖毙于朝堂，以谢百官，并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旧唐书·卷一百·李杰传》）同时下敕书慰问李杰。处置长孙昕等人后，“由是贵戚束手”。
　　玄宗此时不过30岁出头，掌权不过几年时间，还没有忘记他登上政治舞台的艰辛，所以，这件事的处理，应该出于玄宗的本意，而并非所谓的帝王权术。玄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天下人表明了“励精求治”的决心。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是最为人们称道的盛世典范之一。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24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榭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泻千里，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取得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他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辉煌的丰碑。
　　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因为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大唐声威撒播四海。
　　盛唐内政与外交、军事以及诗歌等方面，在后面的篇章中将会陆续论述，这里重点谈谈唐朝的乐舞。
　　玄宗仪表非凡，性情英断，本人多才多艺，能书法，谙熟音律，在生活和志趣方面的丰富，丝毫不亚于他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罕见的集政治家与艺术家于一身的帝王。在玄宗的大力推崇下，音乐舞蹈艺术乐舞艺术在玄宗一朝达到了古代中国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玄宗加强了乐舞机构的设置，本人甚至直接参与创作，极大地推动了乐舞创作的繁荣。
　　唐代宫廷的乐舞机构，著名的有教坊、梨园、太常寺。这些地方不但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还培养了不少专业艺人。就连各地的官伎、营伎、家伎，也多是经过严格的选拔和培训，能歌善舞，具有出众的才能。当时，中外各民族乐舞的交流融合蔚然成风，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灿如繁星，光彩夺目的乐舞作品层出不穷。下面略举几例——
　　唐朝的剑舞脍炙人口。剑舞隶属健舞，舞姿英武，气势宏伟。唐代擅长此舞者，首推公孙大娘。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是“西河剑器”和“剑器浑脱”结合演出。“西河”地属民风剽悍的西北，而“浑脱”则本是西域舞蹈。与南朝沿袭下来的“采莲曲”、“后庭花”等软舞不同，此健舞淋漓顿挫，紧张激烈，充满战斗气氛和生命活性。陈肠《乐书》载：“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唐天后末年，剑气（器）入浑脱，始为犯声之始。剑气宫调，浑脱角调，以臣犯君。”可见浑脱舞之伴奏音乐是相当雄壮热烈。杜甫有诗称赞公孙大娘的舞技：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开元三年（715年），杜甫在郾城亲自见到公孙大娘舞剑器。这时候的杜甫才只有十几岁，见到如此精彩的舞技，印象极为深刻。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又于夔府别驾元持宅，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舞艺深得其师风范。杜甫观舞生情，抚今追昔，想起了52年前的往事，写下了《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著名诗篇。
　　诗中极力称赞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声震四方，表演时观者如山，人人争看。当她起舞时，光芒四射，有如后羿射落了9个太阳。那矫健迅捷的舞姿又像群仙乘龙飞翔。随着那隆隆的鼓声，奔放急速的舞蹈动作如雷电袭来；而那稳健沉毅的静止姿态，又如江河湖海凝聚着青光。观众为之色变，天地似乎还在旋转而低昂不定。
　　公孙大娘籍贯、身世、生卒皆无考，生平事迹仅寥寥见于所观者的笔记数则。古来圣贤皆寂寞的命运，很好地应验在公孙大娘身上。开元盛世之时，公孙大娘方值青春年华，才貌过人，佳人舞，动四方，何等的恣意。彪悍的剑器舞，雄浑的大唐风，竟由一个灵秀女子舞出了神韵。而天宝之乱时，整个大唐帝国天昏地暗，连帝王都弃京而逃，许多名人和非名人们都在大动乱中失去了生命和身影。公孙大娘也自此杳无踪迹，剑舞沉寂，不知所终。这大概也是花甲之年的杜甫见到李十二娘剑舞英姿时无比激动而感慨、怆然而涕下的主要原因。在历史的大动荡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始终是不能自已，在历史的棋局中始终只能充当棋子，而非棋手。
　　大唐书法名家张旭的书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黄山谷语）。另一书法名家颜真卿甚至两度辞官，专门向他请教笔法（颜真卿的故事后面还会提到）。张旭书法的成名，是从公孙大娘的剑舞得到启发的。张旭曾对学生说：当初看到公主与一位挑夫在路上相遇争道，悟出了笔法上的争让之理；后来又见到公孙大娘舞剑，这让他彻底领悟到草书的神韵。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序中说：“昔有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据说怀素也是得益于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若真是如此，唐朝“草书二圣”都可算得上是公孙大娘的弟子了。
　　『注：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饮中八仙”。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常于酒酣之后，乘兴而书，一边挥毫一边大叫，有时竟以头发蘸墨纵情大书，时人称之“张颠”。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二人并称“颠张醉素”。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当时以剑舞闻名的还有将军裴旻。裴旻武艺高强，擅长舞剑，“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李白传》）。裴旻丧母后，特请吴道子在东都洛阳天宫寺作壁画，以为亡母超度。吴道子是壁画创作大家，据说他曾在一座寺庙中画了十八层地狱的画面，市场中的屠夫鱼贩观后害怕下地狱后受到大刑，再也不敢杀羊宰鱼。传说吴道子作画靠的是一股气，讲究一气呵成，与舞剑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废画已久”，吴道子便请裴旻舞剑一曲，以观豪壮气概，助己作画。裴旻当场脱下孝服，欣然起舞。唐代《独异志》描述其表演道：“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怵。”如此精湛而惊险的舞技，观者无不哗然惊叹。当时大诗人王维有一首《赠裴旻将军》诗：“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军。”对裴旻的剑舞赞誉极高。吴道子观舞后奋笔作画，当即而成，“为天下之壮观”。此壁画由张旭题字，成为所谓“一日之中，获睹三绝”的千古佳话。
　　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自开元十七年（729年）起，这一天被定为法定节日“千秋节”，全国都要放假，大肆庆祝。“千秋节”的时候，玄宗在勤政务本楼下举办宴会，同时还在楼前的大型广场上举办歌舞表演，以助雅兴。
　　有一年“千秋节”，汇集到广场上的人很多，争着往前挤，然而，众人争相拥挤的原因却不是要争睹天子玄宗的尊容，而是要看一名叫做念奴的宫伎的风采。念奴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艺人，歌技出色。她的歌声激越清亮，被玄宗誉为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元稹称赞其“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每当念奴出场时，便是万众喝彩，道路为之拥塞，声势相当浩大。可见追星一事，古已有之。“千秋节”一般是3天欢庆，念奴的表演结束后，还会有很多人聚集在广场，要求继续听念奴唱歌，导致事先安排好的其他演出无法正常进行。到了这个时候，朝中官员无法应付躁动的人群。玄宗不得不让高力士出面宣布：“念奴将会再为大家演唱，希望大家安静下来。”现场喧闹声即刻消失了，人们开始静静地等待。那架势，绝对不亚于当今任何的追星场面。
　　念奴所唱的曲调后来演变成词调，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宋朝苏东坡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名垂千古。当后人乐道于“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时，是否曾想到，这个词调其实出自天宝年间的一个出色的女歌伎？
　　宋词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高峰，但词的起步和发展其实都是源自唐朝。这点从词牌名便可以看出，许多宋词的词牌名实际上都是唐朝的乐曲名。唐朝民间有著名乐舞《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苏幕遮》在后来也发展成为著名的词牌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霓裳羽衣舞》，在讲述杨玉环的时候还会再提到。此乐曲由玄宗本人亲自创作而成，为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
　　此舞首次公开推出，是在玄宗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的庆典上，因为声势浩大，乐舞精妙，一经面世便轰动天下。文学雅士争相赞咏，擅艺之人多方肄习，传授各地，可谓空前的繁盛。不过到了晚唐，屡经战乱，几乎灭绝。虽有残存的舞曲，也已难复旧观。
　　南唐后主李煜之妻大周后也是个音乐天才，曾经得到《霓裳羽衣舞》残谱，还将之改编为琵琶弹奏。《南唐书》载：“后主昭惠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尤工凤萧琵琶。唐朝盛时，霓裳羽衣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大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复传于世。”及至宋代，舞曲虽有开发，而舞蹈部分已逐渐丧失。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艺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
　　【三 贤相应时而生】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实际上是许多微力因素聚集成合力的结果。提到因素，首先要从大唐的宰相说起。
　　国家动乱依赖于良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百官办理国家大事的最重要职位，它对整个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实行多宰相制度。唐太宗时，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唐高宗以后，侍中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他官员的官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也是宰相。四品官员以下，只要加平章事名号，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参议国政，只是权柄要轻一些。这套制度终唐之世不改，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西汉初年相权太重、君权反而被架空的情况再次出现。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开始考虑任命宰相一事。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经久不息的宫廷政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这样的局面，非能人不能治。这时候，玄宗想到了姚崇。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玄宗时为避“开元”字讳，改名崇。他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几年后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武则天后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深受赏识。圣历三年（700年）春，狄仁杰向武则天荐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凤阁侍郎兼知政事。
　　姚崇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当时武则天病重，他积极参与了复辟李姓唐朝的活动。复辟成功后，武则天被迫移居上阳宫，众人都欢呼雀跃，唯独姚崇为武则天掬了一把同情泪。毕竟，他曾经长期效忠于这个风格强硬的女人。复辟的组织者张柬之与姚崇交好，特意提醒道：“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答道：“元之事则天皇帝久，后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从公佚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姚崇因为此事被排除在新复辟的核心权力圈之外，出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但中宗复位后，武三思等残余势力勾结韦皇后，卷土重来，张柬之等参与复辟的人或被贬，或被杀，唯独祟幸免于难。这确实应验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睿宗即位后，因姚崇作风务实，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即召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迁中书令。当时李隆基还是太子，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姑侄二人斗得不可开交。姚崇和宋璟都站在太子一方，为李隆基出谋划策，建议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以防太平公主谋反。太子李隆基为避免触怒太平公主，反而罢免了姚崇和宋璟。姚崇在棋局中最终还是可怜的棋子，成为了李隆基的牺牲品。
　　然而，姚崇能先后在武则天和睿宗朝中为相，确实是有过人的才干。凡军国要务，皆了若指掌。他为相且兼兵部长官，凡军队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精熟”（李贽《藏书·智谋名臣姚崇》），是众所周知的能人。所以，玄宗铲除了太平公主完全掌握了局势后，便立即想到了姚崇的可用之处。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召姚崇入朝议论国事，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玄宗听完后，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注：唐承隋制，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钞。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太宗李世民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都是宰相，他们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再后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姚崇初为宰相时，有一次向玄宗奏事，玄宗却仰视大殿的屋顶，不加理睬。姚崇说了好几遍，玄宗始终充耳不闻。姚崇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讪讪退了出去，心中忐忑不安。高力士也觉得姚崇挺委屈，劝谏玄宗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说：“朕任元之（指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资治通鉴卷·卷二百一十》）意思是嫌姚崇奏报的事情太小，以后这类的事都不必上奏，宰相直接处理就行了。高力士立即到中书省传达玄宗的旨意。姚崇转忧为喜，感激之余，放手施为，当断即断。
　　姚崇没有辜负玄宗的信任。他兢兢业业，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干不及姚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于是，紫微舍人齐瀚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只是，这救时宰相没有当得长久。姚崇善于治国，却不善于治家。开元四年（716年），姚崇的两个儿子招权揽贿，招来了非议，给姚崇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不久，姚崇的幕僚中书省主书赵诲又因为受蕃人贿赂而入狱。玄宗亲自审讯，定为死罪。姚崇却因为念旧，千方百计地营救，玄宗因此很不满意。姚崇为此忧惧不安，数次申请辞退相位。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姚崇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姚崇罢相后，玄宗仍命他五日上朝一次。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征询姚崇的意见，待遇甚厚。开元九年（721年），姚崇去世，享年70岁。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成都，当得知儿子肃宗任命房琯为相时，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姚崇的“宏才远略”（《大唐新语·卷八》）。后房琯出军收复长安，果然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接替姚崇宰相职位的是姚崇大力推荐的宋璟。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姚崇的举荐，颇受后世史家好评。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容斋随笔》卷五）
　　关于宋璟，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宋璟素以清廉正直和刚正著称。武则天当朝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贵宠用事，颇有野心。有人在长安右卫西街公然张榜揭发说：“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当时宋璟为御史中丞，认为榜中所揭发的事情严重，要求调查张易之、张昌宗。武则天自然不同意，宋璟坚持力陈。武则天很不高兴，命宋璟退出。宋璟慨然说道：“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这时候，左拾遗李邕说：“宋璟所奏，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武则天这才有所醒悟，传命张氏兄弟配合调查，并命张氏兄弟向宋璟辞谢。宋璟拒而不见，让使者转告张氏兄弟：“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法有私也。”当时满朝文武称呼张易之、张昌宗为五郎、六郎，以表示亲热，唯独宋璟称呼官名。天官侍郎郑杲觉得奇怪，问道：“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宋璟回答说：“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故，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郑杲大惭而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武三思通过上官婉儿攀附上韦后，重新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韦月将不堪愤激，上书揭发武三思与韦后的奸情丑事。中宗不听，命立斩韦月将。此时宋璟为黄门侍郎，认为应当“按而后刑”。中宗听说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从侧门冲出，催促宋璟赶快将韦月将斩首，一副生怕韦后的奸情传闻被更多人知道的样子。宋璟当场拒绝，说：“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臣恐有窃议。故请按而后刑。”中宗勃然大怒，宋璟却丝毫不惧，大义凛然地说：“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碰到如此强硬、以生命要挟的臣子，中宗也无可奈何，只得改判韦月将岭南流配。不过后来，韦月将还是在岭南被人暗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宋璟在玄宗朝为相期间，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被玄宗称为“吏治之才”。他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后宋璟以年老为由退休，隐居洛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卒于洛阳，次年迁葬沙河先茔。
　　『注：唐大历五年（770年），宋璟去世33年之后，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应宋璟后裔之托，撰文并书写了碑文。碑的正面、阴面和左侧刻有颜真卿书写的盈寸楷体，洋洋3000余言，叙述了宋璟这位中唐政治家的政治经历和他一生的伟绩。宋璟碑文，字体端庄，气势开张，用蚕头磔尾的隶法于捺笔首尾，结体字大充格，磅礴大气。颜真卿书写宋璟碑文时，时年65岁，书法艺术炉火纯青，成为他的传世名作之一。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看到宋璟墓碑时称赞道：“如忠臣烈士，首先君子庄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不忍弃也。”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所著的《金石录》，推崇宋璟碑为上上品。明代学者都穆称宋璟碑“人文字，真足三绝”。清朝王昶编撰的以著录历代石刻为主的《金石萃编》一书，也将宋璟碑列为上品。此碑至今尚存。』
　　古代宰相的职能非常重要，国家政治的好坏，经济发展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宰相是否得人。玄宗任用了姚崇和宋璟，天下因而大治。姚崇和宋璟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为了皇权的巩固，没有任何劳民伤财的行动。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作为宰相，这二人不但才华出众，而且政绩斐然，是相当成功的。“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二人无愧于名相的称号。
　　大唐近300年，“房（玄龄）、杜（如晦）”与“姚（崇）、宋（璟）”并称四大贤相，前二人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后二人则在开元之治中功不可没。姚崇和宋璟二人的罢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时，天下已经大治，大唐都城长安生机勃勃，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神采飞扬。唐王朝已进入到一个传奇而辉煌的时代，海内晏然，天下太平。天下人为生在盛唐而自豪，玄宗也为此而骄傲。需要克制的时代结束了。
　　【四 哥舒夜带刀】
　　在玄宗一朝，随着默啜可汗的出现，东突厥再次崛起。此时玄宗刚好醉心于曾祖父太宗“天可汗”的威风，十分热衷于开边。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
　　『注：默啜可汗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一度对唐朝廷形成威胁，武则天甚至让侄子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娶默啜之女为妻，以此来笼络默啜可汗。当时不少大臣反对，张柬之直言不讳，说：“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并因此被贬斥出朝。』
　　玄宗曾经派大将薛讷（薛仁贵之子）出征，此次西征即为演义小说《薛丁山征西》的原型。默啜可汗面对强大的对手，避实就虚，先与归附唐朝的拔曳固部会战，大胜而归。但在半路，默啜却突然被拔曳固手下的一个小兵颉质略刺杀。默啜的军队大乱，竟然就此一哄而散。颉质略则从容割下默啜首级，交给了唐军。历史的传奇性，丝毫不亚于小说的戏剧性。而在史书中，偶然性决定历史走向的事例更是随处可见。
　　经过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毗伽成为东突厥的可汗，并且在与唐军第一轮大规模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声名鹊起，成为突厥人心目中的偶像与民族英雄。之后，东突厥与唐朝就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时战时和，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定。毗伽可汗几次要求娶唐朝的公主，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东突厥于天宝四年（745年）彻底灭亡，完全是因为内部争权夺利所导致。毗伽可汗的妻子率众归顺了唐朝。与此同时，吐蕃开始兴起，对河西走廊地区和西域及剑南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提到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就不得不提到哥舒翰。哥舒翰，西突厥哥舒部落人。突厥习惯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所以这个部落的人都姓哥舒。哥舒翰出身富贵，父亲哥舒道元为哥舒部落的首领，做过唐朝安西大都护府的副大都护。母亲尉迟氏是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王之女。
　　哥舒翰父亲为部落首领，母亲是于阗公主，家中有钱有势，养成了他豪爽、好侠纵酒的性格。他为人仗义疏财，义气重诺，又喜欢饮酒赌博。他的整个青年时期就是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度过，一直是无所作为。当哥舒翰40岁的时候，父亲哥舒道元在长安去世。哥舒翰遵从中原习俗，到长安为父守孝三年。因他整日无所事事，长安尉很瞧不起他。哥舒翰这才“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一气之下跑到河西，投在河西节度使王倕门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官。
　　不久，善于发现人才的王忠嗣接替王倕担任节度使，将哥舒翰提拔为衙将。哥舒翰好读书，对《左氏春秋》、《汉书》尤其感兴趣。由于他通晓大义，仗义疏财，为人又重义气，所以颇得士兵拥戴。
　　天宝六年（747年），王忠嗣再次提拔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同时还提拔契丹人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共同负责经略吐蕃。大斗军驻防在大斗拔谷（在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那里是河西走廊通往青海的捷径。因防守有功，哥舒翰被晋升为左卫郎将。当时吐蕃骚扰边境地区，哥舒翰率军与其战于苦拔海。吐蕃军分成三队，从山上依次冲下出击。哥舒翰手中长枪折断，便持半截枪迎击，奋勇冲杀，连破三路吐番军，所向披靡。从此，哥舒翰威名远扬。战后，哥舒翰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
　　陇右，就是今天甘肃的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关西，就是今天的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的地段。在哥舒翰到任以前，每到麦熟季节，吐蕃便出动大批兵马到积石军（今青海贵德）来抢夺麦子，并且还狂妄地把积石军称做“吐蕃麦庄”。因吐蕃势大，加上行踪出没不定，唐军当时无人能够防御。哥舒翰听说后非常愤怒，立即作出了精心部署。先派部将王难得、杨景晖等率兵马至东南谷设伏。到了收获季节，吐蕃果然派出5000骑兵前来抢麦。到积石军营垒后，吐蕃以为唐军跟以往一样，依旧缩在城中不敢出战，便大大方方地放马脱甲，开始入田割麦。这时候，哥舒翰亲率精锐骑兵，从城中突然杀出。吐蕃军猝不及防，匆忙上马迎战，结果死伤过半，余者夺路而逃。当逃至东南谷时，王难得、杨景晖等伏兵四起，一举将吐蕃残军全歼。此战大获全胜，吐蕃5000骑兵，竟无一人逃脱。从此，吐蕃再也不敢来抢麦。
　　哥舒翰有家奴名叫左车，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却是膂力过人。每次出战，他都紧跟在哥舒翰身边。哥舒翰擅于使枪，每当追上敌人时，先用枪搭在敌人的肩膀上，然后大叫一声。当敌人惊然回头，便趁机直刺咽喉，顺势挑起敌尸五尺多高，再摔在地上。左车立即下马，斩敌首级。主仆二人一直如此配合，甚为默契。敌军见此，无不心惊胆寒。事见《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宋朝大学者苏轼对此有诗吟道：
　　“路旁拾得半段枪，何必开炉铸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魂。”
　　哥舒翰曾率兵追击敌军，但由于战马受惊，陷于河中。这时3名吐蕃将领前来刺他，他大喝一声，三将吓得都不敢动。不久救兵赶到，将三将全部斩杀。哥舒翰威名由此可见一斑。有一首假托“西鄙人”所作的《哥舒歌》在陇右一带广为流传：“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充分地反映了一方的黎民百姓对哥舒翰的信赖和赞颂。这首五言绝句后被选入蘅塘隐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中。
　　玄宗在位期间，极喜边功。天宝六年（747年）七月，诏河西、陇右节度使（治鄯州，今青海乐都）王忠嗣去攻打战略要地石堡城（又名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但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边为己任，认为：“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旧唐书·卷一百零三·王忠嗣传》）王忠嗣的态度引起了玄宗的不满。
　　同年十月，好大喜功的玄宗改派将军董延光攻打石堡城，让王忠嗣配合。王忠嗣不得已出军，但不积极相助。董延光因到期未能攻克石堡城，担心皇帝责罚，便将责任全部推到了王忠嗣身上。宰相李林甫一直忌惮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王忠嗣会入朝拜相，早就开始“日求其过”，这时候便趁机落井下石，诬陷王忠嗣“欲奉太子”。玄宗最恨朝臣与太子结党（他自己没有想过，太子是他的亲生儿子，皇位早晚是太子的。关于皇权下父子的微妙关系，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闻奏大怒，立即将王忠嗣召回朝中，下狱审问。
　　玄宗召王忠嗣入朝后，因久闻哥舒翰大名，又召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入朝前，并不知道玄宗召见他的真正目的，还以为是因为上司王忠嗣下狱一事。有人劝他随身多带一些金帛，以相机营救王忠嗣。哥舒翰坦然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这话说得大义凛然，极为慷慨，周围人深为他的气度折服。于是，哥舒翰一个人只背了一个包裹，前去长安。
　　进京途中，哥舒翰的心情一定不会很好。老上司下狱待审，而他自己也是前途未卜。
　　天宝六年（747年）十一月，唐玄宗在华清宫召见哥舒翰。二人谈得非常投机，玄宗决定用哥舒翰取代王忠嗣。于是任哥舒翰为鸿胪卿（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官职），兼西平（治西都，今青海乐都）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陇右节度事。
　　不久，审讯王忠嗣的官员为迎合上意，判王忠嗣死刑。哥舒翰听到消息后非常吃惊，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根本不听，站起来打算走入内宫。哥舒翰在后面叩头相随，“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地为王忠嗣申冤。玄宗看到哥舒翰赤诚之心出自肺腑，颇为感动，于是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将王忠嗣贬为汉阳（今湖北汉阳）太守。一年后，王忠嗣在任上忧郁而终。经过这件事，朝廷上下都对哥舒翰称赞不已，夸赞他是个忠义之人。哥舒翰不但救了王忠嗣的性命，还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他也从此成了权势极大的封疆大吏。
　　天宝七年（748年），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镇策略，在青海湖建神威城。因为城就修在吐蕃军前，使吐蕃军倍感压力，因此倾全力进攻。不久，神威城被吐蕃人攻破并毁之一旦。哥舒翰重新夺取神威城后，又在青海湖的龙驹岛上修筑应龙城，与神威城遥相呼应。随后，哥舒翰一改唐军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一举攻克战略要地石堡城。然后以石堡城为前沿阵地，继续将战场推向吐蕃腹地，终于收复了失陷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而吐蕃在与哥舒翰的交战中，开始时尚能发动反击，到后来只能是疲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最后只能是“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了。吐蕃当时是大唐最难对付的邻国。最终哥舒翰使唐朝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哥舒翰治军严厉，“三军无不震慑”。在攻打石堡城时，负责攻城的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因没完成任务，险些被哥舒翰斩首，后来二人在宽限日期内攻占了石堡城，方保住性命。哥舒翰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其严格治军是分不开的。
　　哥舒翰的驰骋英姿及辉煌战绩，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元稹都有吟诵。李白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天宝十二年（753年），玄宗封哥舒翰为凉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并正式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封为西平郡王。此时正值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杨国忠得知哥舒翰与安禄山有矛盾后，就想方设法扩大哥舒翰的职权，以与安禄山抗衡。天宝十三年（754年），由杨国忠大力举荐，玄宗拜哥舒翰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杨国忠与劲敌哥舒翰的联盟，确实让安禄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直接促使他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天宝十四年（755年），吐蕃王病死。吐蕃派出使节，要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也派出使节去吐蕃，吊唁故王，册封新王。此时，在中国西部边境，吐蕃的威胁似乎都已经被遏制。哥舒翰对此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大量军队内调，又即将揭开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后来对唐朝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神策军也是由哥舒翰所创。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奏请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皆今甘肃临潭西）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在这个时候，神策军还只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驻守临洮城的军队，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神策军奉命入援，参加了平叛战斗，战乱平定后，神策军因原驻地已经被吐蕃占领，不得不留在朝廷，逐渐发展成唐朝的禁军。之后，神策军屡次参与平定藩镇割据，抵御外族的侵略，成长为唐朝劲旅。但由于神策军军权为宦官所控制，由此引发了宦官擅权的局面，甚至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
　　唐朝为了有效防范突厥和吐蕃，大力加强了边防驻军。尤其开元中期以来，军事的胜利助长了玄宗对外扩张的野心，他早已经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唐朝建国后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为北魏宇文泰所创建，唐朝的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相当罕见。关于这一点，可以与汉朝的兵制作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
　　唐朝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将全国人口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保卫京师，防守边境，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府兵制多少能减轻民众服兵役的劳苦，对生产的影响不大。那么，府兵制是怎么破坏的呢？
　　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代，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前面提过，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唐朝以绢作币），这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由于边将贪污，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大批府兵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政府有财力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说，随着府兵破坏，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的为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彍音廓，各令习射，一律张弓的意思）。戍边的称健儿，长期服役，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则有团结兵。
　　实行府兵制，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骑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结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自开元至天宝元年，共增至十大镇，如下：
　　（一）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属之，捍御突厥。
　　（二）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塞吐蕃突厥往来冲道。
　　（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后期，更演变出一人身兼任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的边将策略更加重了这一危机。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玄宗进奏：“凭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的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并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玄宗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这不得不说是玄宗在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在这些蕃将中，玄宗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历史学家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这无疑成了其后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内部边防的势力。天宝元年，全国军队57万人，49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外重内轻的局面，成为大唐最危险的暗流。这暗流，到安禄山恩遇最浓时，便开始蠢蠢欲动了。


　　第三章 风流多情李三郎
　　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往往是罪恶的一个起因。正是因为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使国家大权旁落，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帝国从此急转直下，盛衰易势，迅速地走向没落。可以说，杨玉环的温柔乡直接导致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剧变。这场剧变，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不可与盛唐比拟的。而玄宗对杨贵妃的招致不幸和灾祸的感情则成为中国文学上最有代表性的悲剧主题，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争相演绎。
　　【一 糟糠之妻忘得快】
　　一般来说，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微弱，尤其是在像玄宗这类英主的光芒下。但帝王与后宫的感情纠葛往往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另一条辅线，即使英武的皇帝也不能例外。于是，某些后妃通过控制和影响有权势的帝王，在历史发展中的起到了“点睛”的作用，甚至直接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哪怕是不经意的。尤其在唐朝，妇女相对开放独立，皇宫中的后妃能够与宫外的亲属保持密切的接触，在通常的情况下，她们的近亲便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之中。
　　这里要特别提到玄宗生命中的4个女人——王皇后，武惠妃，梅妃，以及杨贵妃。这4个女人在玄宗身边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按照三类人的划分来看：王皇后参与了历史，最终却是为历史潮流所左右的人；梅妃则是典型的女人命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之舟，最终死于安史之乱；武惠妃和杨贵妃则是属于局部改变了历史的人。无论她们最初的动机如何，争宠也好，爱情也罢，因为她们的丈夫是大唐天子，她们对丈夫的影响势必将影响到国家的命运。
　　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使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受了艺术作品的影响，后人总以为玄宗是个对爱情十分专一的多情男子。其实，这个风流天子是个典型的好色之徒，不但朝秦暮楚，而且寡恩薄情。糟糠之妻王氏曾与玄宗风雨同舟，虽是患难夫妻，但还是落得个十分悲惨的下场。
　　王氏出身于山西望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后。李隆基还是临淄王的时候，王氏被纳为临淄王妃。当时李隆基一家并不显赫，在武则天的高压下，甚至时常有生命危险。王氏一进入李家的大门，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的风浪之舟。
　　李隆基与父亲一家一度被武则天幽禁，行动不得自由，经济上也极为拮据。有一次，李隆基过生日，堂堂大唐藩王，竟然家境艰难，无以为贺。还是王氏的父亲王仁皎脱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去换了一斗面，做了一顿汤饼，才勉强为李隆基过了个寒酸的生日。
　　在李隆基当上皇帝之前，王氏很好地扮演了贤内助的身份。李隆基计划铲除韦氏之时，特意把与太平公主商定的计划告诉了王妃王氏。王氏不免为丈夫担心，倘若事败，不仅李隆基性命不保，合家老小也会牵连受诛。但她深明大义，竭力赞成丈夫的大事，表示愿与丈夫共生死。只是想到公公相王年迈，禁受不起这般折腾，便向丈夫提出，不要把这事告诉父王，万一事败，以免连累父王，再说假如父王不同意反致走漏消息，坏了大事。李隆基深以为然。夫妇俩又对起事过程的一些环节反复进行了谋划讨论。这就是《旧唐书》中记载所说：“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王氏超乎一般女人的坚强性格由此可见，李隆基对她的见识显然是十分看重的。
　　李隆基在当藩王的时期，府中除了正妻王氏外，还纳有不少美貌的姬妾，相比之下，姿色平常的王妃就不那么受宠了。但王氏是结发妻子，李隆基对她一直很是敬重。加上当时李隆基忙于经营政治，女人再如何美貌，在他心目中也都处在次要位置，所以王府中妻妾之间也都相安无事。
　　李隆基即位为玄宗后，共过患难的王妃王氏立即被册立为皇后，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进为太仆卿（属于地位较高但并不重要的职位），兄长王守一擢为尚乘奉御。然而，这并非王皇后好运的开始。玄宗天性风流，生性好色，容貌普通的王皇后必然要面临色衰爱弛的厄运。
　　即位初几年，玄宗尚能尊崇皇后，以礼相待，对皇后的外家也颇能优待。皇后的兄长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的密谋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势时，便与他交往甚密，后特意将睿宗第七女薛国公主嫁给他为妻，结为至亲，并封其为驸马都尉。皇后的父亲王仁皎，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国公。不过，王氏家族从未得到任何重要的有权势的官职。玄宗在任用外戚这方面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后来当他遇到了杨玉环后，便完全改变了）。甚至他对待自己的亲弟兄也是如此，只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荣誉性职务。新即位之初，玄宗显然不希望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分享他的权力。但到了晚年，他对政务产生了极大的厌倦，反而愿意将权力交给亲信的人，比如李林甫和安禄山。
　　王仁皎病死后，玄宗准许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为岳父王仁皎修筑高达五丈一尺的坟茔。大臣宋璟、苏颋坚决不同意，劝谏说：“官居一品，坟只高一丈九尺，先朝开国元勋，坟高亦不过三丈许。从前窦太尉坟，已逾越礼制，怎可再蹈前辙？万望陛下遵守朝廷成制，成全中宫美德。”（《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玄宗这才作罢。
　　但是，婚后多年的王皇后一直没有生育，随着后宫妃嫔宠姬越来越多，她愈发受到玄宗的冷落。玄宗早年在潞州任职时曾纳一名赵姓娼家女，长得妖冶迷人，能歌善舞，性格温婉可人，颇得玄宗宠爱。玄宗即位后，册立赵氏为赵丽妃。此外，后宫中还有皇甫德仪、刘才人、杨妃、钱妃等，经常有十分香艳的一幕：“帝每后宫春宴，使妃嫔各插艳花，亲捉粉蝶放之，蝶止者幸焉”（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天子的多情，也感染了身边的人。玄宗曾经组织宫女们为边塞军士缝制衣服。有个兵士穿上了这批衣服，还在短袍中发现了一首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畜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读了颇为神往，便将这件事报告了主帅，主帅报告了玄宗。玄宗十分感动，找出了写诗藏于袍中的宫女，将她嫁给了发现诗的兵士。边塞士兵听闻后都十分感动，一时传为佳话。事见明人蒋一葵所著《尧山堂外纪》。
　　开元二年（714年），朝野上下盛传当今皇帝将广选民间女子，以充后宫。玄宗听到风声后，立即命有关部门准备车牛，将后宫多余宫女从内朝正殿南面的侧门崇明门遣送回家。为此，玄宗还专门下了一道敕旨，表示“往缘太平公主取人入宫，朕以事虽顺从，未能拒抑”，如今人颇喧哗，“以为朕求声色，选备掖庭”，“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改而更张，损之可也”（宋·王溥《唐会要·卷三》）。显然，这道敕旨是出于平息舆论，表示不求“声色”。玄宗的“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这两句话，表达了他损情抑欲的决心。但实际上，他是热爱女人的，而且，在挑选女人的眼光上，他极为独到而挑剔。天子风流好色的这一点，日益显露了出来。后宫开始不那么平静了。
　　因为王皇后无子，赵丽妃所生的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之后，皇甫德仪、刘才人也各自喜得贵子。王皇后越来越感到玄宗的冷落，危机感也越来越强烈。这时候，光彩照人的武氏出现了。她一出现，顿时使王皇后由不幸沦入了绝境，赵丽妃等人也由有幸沦入了不幸的行列，色衰爱弛后的厄运一并降临在这些不幸的女人们身上，甚至由此而祸及已经被立为太子的赵丽妃的儿子李瑛身上。
　　【二 要当皇后的武惠妃】
　　中国古代的后宫是一个无声的战场。和其他战场不同的是，战争的起因是君王的宠爱，这里没有硝烟，只有脂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美貌的武器必不可少，但并不能够长久，最后的胜利往往属于一种人——貌美，且工于心计者。
　　玄宗继位之后，励精图治多年，眼见社会一片太平景象，难免开始洋洋自得起来，以为盛世难逢，国事无忧，便想在后宫逍遥自在地欢度春秋。他生性渔色，一生纳妾无数，据说后宫养有宫女4万人，见诸史册的著名嫔妃，除杨贵妃外，还有刘华妃、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武惠妃、高婕妤等人。这些人中，武惠妃是最受李隆基宠爱的妃子之一。
　　武惠妃为恒安王武攸止（武士彟哥哥的孙子，武则天的堂侄）的女儿。她本是金枝玉叶，但因为年幼时父亲病逝，按惯例被送入宫中由武则天抚养。然而风光的日子没过几年，武则天一手创立的武周王朝垮台，这个小女孩也变得一钱不值，无人理睬，由此沦落为一个小小的宫女。到玄宗即位时，小宫女已经长大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五六岁，芙蓉颜面，豆蔻年华，有着姣丽可人的容貌与流光溢彩的风情。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天生有种贵族气质，举手投足间有武则天的风范，气度逼人，一下子就引起了玄宗的注意，由此得幸。武氏性情乖巧，善于逢迎，很快就博得玄宗的欢心，逐渐变成专宠专房，日夜陪侍在左右。不过，武氏虽得玄宗的宠爱，当时朝廷上下却正处在一致反武的高潮下。武氏身为武三思的侄女，难免受到牵连，她想得到“妃”的名分，也一直是困难重重。直到开元十二年（724年），始赐号惠妃。
　　武氏一连生下了4男3女，为玄宗嫔妃中生育最多的人。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她完全占据了玄宗的后宫生活。武氏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叫李嗣一，为玄宗第九子。“嗣一”这个名字代表着玄宗无比的重视，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是自己所有儿子中最好的。可惜，这个长相秀美的男孩在襁褓时就夭折了。玄宗十分悲痛，追立为夏王，赠谥号为悼。李嗣一死的时候，玄宗还住在东都洛阳，因此被葬于龙门东岑。
　　不久，武氏又生下了一个“貌丰秀若图画”的儿子李敏（玄宗第十五子），但同样在襁褓中死去，被追立为怀哀王。其后武氏又生上仙公主，仍是早死。及生李瑁（玄宗第十八子）之后，玄宗生怕他再早死，不敢留在宫中养育，而让宁王李宪（玄宗长兄）的妃子收养在宁王邸，由宁王妃元氏亲自哺乳，并对外宣布李瑁是宁王与元氏之子。李瑁后来被封为寿王，寓意就是玄宗希望他长寿不要夭折。顺便提一句，就是这位寿王李瑁，长大成人后娶了杨玉环为寿王妃，从而为杨玉环走上历史舞台埋下了伏笔。
　　之后，武氏接连生下儿子盛王李琦、女儿咸宜公主、太华公主，开始恃宠而骄，不但不把赵丽妃等嫔妃放在眼里，就是对王皇后也颇有失礼怠慢之处。王皇后好面子，时常当面训诫武氏。武氏怀恨在心，便经常在枕边向玄宗哭诉，说皇后如何因妒忌生嫌，如何故意欺辱她。玄宗此时的心思全在武氏身上，自然很生气，痛斥了王皇后一顿，并打算废除王皇后。他召秘书监姜皎（李林甫的舅舅）商议此事，预备以皇后无子为借口将其废黜。
　　不料姜皎虽为玄宗心腹，却很同情王皇后，向王皇后私下泄露了此事，过早地暴露了玄宗的意图。王皇后知晓后立即跑到玄宗面前，哭着说：“妾不过得罪了陛下的宠妃，并未得罪陛下。陛下不念结发之情犹可，难道竟忘了当年太上皇被幽之时，家无隔宿之粮，妾父脱下衣衫换来米面，为陛下作生日汤饼的事么？”（《新唐书·卷七十六·王皇后传》）原话为“陛下独不念阿忠（阿忠为王皇后对其父王仁皎的称呼）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玄宗听到这话，总算天良发现，便不再做声了。
　　从这一点上看，玄宗比他的伯父中宗李显差远了，中宗感激患难之妻韦氏，虽然因此而酿成大祸，但从情感上来说，他更值得赞扬。
　　姜皎泄密一事后来被人检举出来，玄宗非常生气，但一时又找不到处置姜皎的借口。当时的宰相张嘉贞迎合玄宗的旨意，便罗织姜皎的罪名，称“姜皎妄谈吉凶之事”。姜皎是帮助玄宗登上皇位的大功臣，却依旧被处以杖刑六十，流放钦州。姜皎之弟吏部侍郎姜晦也受到牵连，被贬为春州司马。姜皎在赴钦州的途中死去。姜皎死后，玄宗回忆曾经与姜皎同生共死的往事，颇为思念，废后之事暂时搁在了一边。
　　又过了几年，武氏越加骄横，常向玄宗搬弄是非，使玄宗重又生出废后之念。然而，王皇后为人相当不错，在宫中深得人心，除了武氏外，无论是嫔妃，还是普通宫女，都与王皇后相处融洽。玄宗想罗织王皇后的过错，竟然找不到一个人说她的坏话。这使得玄宗相当惊讶，一时下不了废后的决心。王皇后的兄长王守一见妹妹中宫地位动摇，心中很是不安。他想，皇后要是能生一个儿子，就可以避免被废的厄运。于是，他在自己家中设坛祈神。有一个叫明悟的僧人，知道了王守一的心思，便向王守一建议说：“皇后若想求子，应先祭拜南北斗，然后取一段霹雳木剖开，在里面刻上天地字以及玄宗的名字，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于当如则天皇后。’便可得子。”（《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废后王氏》）王守一不辨真伪，立即信以为真，进宫告诉了王皇后。王皇后求子心切，也不辨好歹，一切照办。谁知这事被武惠妃探知，立即向玄宗告发。
　　自汉代以来，历朝皇宫最忌行巫蛊之术。玄宗一听，马上跑到中宫王皇后处，亲自搜查，果然在王皇后身上搜到了证物。王皇后分辨说：“此物实为求子所用，并非咒诅厌胜之物。”玄宗哪里肯听，他正愁找不到废后的把柄呢。
　　这事在后来者看来，僧人明悟出现得蹊跷，后来也不知所终。因此，有许多人推测，这僧人多半是受了武惠妃的指使，故意设好圈套，引诱王皇后上当。
　　开元十二年（724年）秋，玄宗亲手起草敕书，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华而不实。造起狱讼，朋扇朝廷，见无将之心，有可讳之恶。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可废为庶人，别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为国大计，盖非获已。”（《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废后王氏》）又逼迫皇后兄长王守一与薛国公主离婚，随后赐他自杀。
　　王氏弄巧成拙，丢了皇后位置不说，还害得兄长丧命，又懊悔又伤心，在冷宫恹恹成病，于当年十月便死了。有野史记录说：“王庶人死因成谜。”
　　王氏善于抚下，在后宫极得人缘。后宫上下念及王氏的为人，大多为她不明不白的死悲痛流泪。玄宗听到发妻死讯，追忆往事，也有些后悔，下令以一品之礼将她安葬于长安无相寺，但仍然没有恢复王氏的皇后名号，也没有追查王氏死因。大概他心知肚明，知道追究起来，势必牵扯出武氏。38年后，即宝应元年（762），代宗李豫即位，王皇后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复尊王氏为皇后。
　　王氏死后，玄宗一心想要册立心爱的武氏为后，他先册立武氏为“惠妃”。这个名份是玄宗的首创，表示位居后宫诸妃之上，与当年高宗为武则天独创的“宸妃”有异曲同工之妙。随后，玄宗又封武惠妃的生母杨氏为郑国夫人，弟弟武忠、武信也分别越级提拔。
　　在古代，皇帝立后是国家大事，玄宗命群臣庭议，但意外遭到了以宰相张九龄为首的群臣的反对。大多数人认为武惠妃是臭名昭著的武三思的侄女，不能立其为后。这其中，措辞最激烈的要数御史潘好礼。他上书谏言说：“臣闻诸礼，父母仇不共天。《春秋》‘子不复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惠妃为后，何以见天下士？妃再从叔祖非他，三思也；从父非他，延秀也。二人皆干纪礼常，天下共嫉。夫恶木垂荫，志士不息；盗泉飞溢，廉夫不饮。匹夫匹妇尚相择，况天子乎？愿慎选华族，以称神祇之心。……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因有子，若一俪宸极，则储位将不安，愿陛下详察之。”（《新唐书·卷七十六·王皇后传》）大意是：武惠妃不是太子生母，如果立为皇后，她因自己有儿子，势必想法动摇储位，改立她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群情汹汹，众臣反对得十分激烈。众怒难犯，这时的玄宗还不算十分昏聩，见大臣们多不赞成，也不好逆流而上，只得将立后之事搁置起来。但他仍然下令在皇宫之内，武惠妃享有与皇后同等的服秩品级待遇。这样一来，武惠妃便成了不是皇后的皇后。
　　武惠妃却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一心想当上皇后，又想为儿子寿王李瑁谋取储君之位，对受阻一事很不甘心。但她人在后宫，武姓外族尽被杀戮，没有娘家势力可以依靠。正苦于无门之时，时任吏部侍郎的李林甫想方设法地托人带话给深宫中的武惠妃，表示：“愿为寿王立储效力。”
　　李林甫为唐高祖李渊六弟李祎的第四代孙，论其辈份来，比玄宗还高了一辈。不过，这身份到了李林甫这里，因为血缘太远，已经没有了什么特别的作用。然而，李林甫极善于钻营，适时地把握住了武惠妃的心态。从此，二人开始了通力合作。可以说，李林甫后来能当上宰相，武惠妃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眨眼间时间过了11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七月，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下嫁杨洄。杨洄为隋朝皇族后人杨慎交和长宁公主（中宗李显与韦后所生）之子。杨玉环是杨家的远房亲眷，也参加了这场盛况空前的婚礼，大概就是在这场婚礼中，她那“姿色冠代”的美貌给寿王李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咸宜公主出嫁后五个月，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十二月，17岁的杨玉环成为寿王妃，从此走进了大唐朝廷权贵的中心地带。接受杨玉环叩拜的婆婆武惠妃这时不过38岁年纪，正当盛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丰艳的儿媳妇将来会成为她丈夫最爱的女人。这个时候的武惠妃，也没有精力去想儿媳妇的事情，因为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改易皇储，并让自己当上皇后。此时，她正让李林甫暗中伺察太子的过失，以便乘机进谗。
　　太子李瑛是玄宗为藩王时的宠姬赵丽妃所生。玄宗刚即位为帝时，赵丽妃宠冠后宫，玄宗便立李瑛为皇太子。这时候的太子李瑛，已经年近30，聪明好学，有才识，一向安份守己。但他有时看见生母赵丽妃受武惠妃的气，不免愤恨，背地发几句牢骚怨言。李林甫听到后，立即去报告武惠妃。武惠妃向玄宗跪下哭诉：“太子阴结党羽，意欲害我母子。”玄宗不问青红皂白，第二天上朝，立即提出想废黜太子及两个弟弟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宰相张九龄谏道：“陛下践祚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谮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炀帝，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玄宗无言以对，脸上露出愠怒之色。
　　武惠妃知道后，深恨张九龄，与李林甫串通一气，设法向玄宗进谗，大力排挤张九龄。玄宗本来很赏识张九龄的文才，但禁不住武、李二人的内外夹击，加上张九龄经常直言进谏，为玄宗所不喜，便渐渐对张九龄冷淡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李林甫终于找到了机会，促使玄宗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张九龄罢相后，李林甫被任为中书令，坐上了宰相第一把交椅。
　　张九龄为人十分豁达，晚年以文史自娱。玄宗虽然因信任李林甫而放逐了张九龄，但常常念及张九龄风范，每每用人，必先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这便是“九龄风度”的来历。晚年经安史之乱的磨难之后，玄宗才彻底悔悟自己不该贬黜张九龄。
　　张九龄离朝之后，武惠妃与李林甫更无顾忌。两人密商如何加紧谋害太子。太子李瑛这时候已经感到了极大的危机，心里忧愤而恐惧，但却无能为力，只好经常借酒浇愁，愁闷之色一览无遗。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境遇相同，便与太子走到了一起。三人常在一起游乐，借酒私下议论武惠妃。酒的力量让三位皇子的情绪变得激昂，言语之间无不对武惠妃充满仇恨。武惠妃得知后，自然要加紧下手，以除后患。
　　一天，武惠妃派人对太子和鄂王、光王诡称玄宗宫中有贼，要三人穿上衣甲，入宫防卫。三人关心父皇，信以为真，依言入宫。武惠妃立即报知玄宗，说太子与二王串通谋反，已身裹衣甲。玄宗派内侍去探察，果如所言，大为震怒，立即废李瑛、李瑶、李琚三子为庶人。不久，又赐三子自尽于长安城东驿，并牵连三子舅家数十人。
　　唐朝之所以频频出现父子、手足相残的家庭悲剧，皆起自于太宗李世民以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太宗杀建成、武则天杀子、韦后杀夫、玄宗诛韦后和平定太平公主之乱，都是不会令人轻易忘记的。太宗和玄宗未得政权以前，都是亲冒白刃，出生入死，历尽艰险，而当上皇帝后没有安全感，必然经常在流言中经历着犹豫和痛苦。这也是皇权所带来的特有的人性的扭曲和悲哀。
　　至此，武惠妃已经实现了她的野心，悉数铲除了竞争对手，为儿子李瑁册立太子和自己册封皇后扫清了道路。她原以为这样就能如愿以偿，谁知她的胜利非常短暂。玄宗风闻太子之死有冤，且朝臣对武惠妃颇多异议，一时不敢轻易册李瑁为太子，便借故把立储册后之事一推再推。武惠妃日夜焦虑，积忧成疾，竟然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她心中有鬼不安，每每梦见太子三人冤魂向她索命，便像一个狂人，常常大叫：“三庶人饶命！”（三庶人即为太子李瑛和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闹得宫中鸡犬不宁，最终导致精神失常。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二月，武惠妃病势越来越重，如癫如狂，语无伦次，没挨过残冬就死了，死时才40岁，距“三庶人”冤死仅7个月时间。事见《旧唐书·卷一百零七·废人瑛传》。
　　武惠妃之死使玄宗十分悲痛。他自登基以来，武惠妃在宫中陪侍了他20多年，几乎经历了整个“开元盛世”。这20多年的感情，非一言一语能够说清，也非一朝一夕能够忘记。由于难忘旧情，玄宗特追封武惠妃为“贞顺皇后”，下制曰：“奄至沦殁，载深感悼，逐使玉衣之庆，不及於生前，象服之荣，徒增於身後，可赠贞顺皇后。”（《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废后王氏》）将武惠妃以皇后礼葬于敬陵。武惠妃生前没有得到的名分，死后终于得到。玄宗如此而为，大概也是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而且从此以后，玄宗再也没有考虑过封后一事。之后的贵妃杨玉环虽然备受恩宠，但生前死后都未曾得到玄宗正宫皇后的名号。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玄宗对武惠妃的用情之深，以及内心难以名状的纠缠。
　　玄宗的后宫美女如云，武惠妃能够在其中成为佼佼者，并独宠后宫达20年之久，绝非是仅仅凭色相就能做得到的事情。若是仅论容颜，一个生育过多次、死时已经40岁的女人，无论如何也是比不过青春少女的美貌。如此推断起来，武惠妃一定有其超乎常人的特长，才能令玄宗对她深深眷念。不过，遍查史书，也未能找到这方面的记载。
　　武惠妃死后，52岁的玄宗精神萎靡，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他退朝以后，经常一个人站在武惠妃生前居住过的寝宫，沉默不语，寝食难安，显然内心感到十分孤独。玄宗对武惠妃的真情和眷念，也由此可见。
　　武惠妃虽然生前死后享尽恩宠，她绝对想不到的是：忠王李玙（后改名为李亨）因“长幼有序”、“推长而立”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被立为太子。她生前辛苦经营的一切都化作了泡影，仅仅为他人作了嫁衣裳。而她宝贝儿子李瑁的王妃杨玉环在不久后更成为玄宗的新宠。这真是人世间绝大的讽刺。武惠妃若是地下有知，一定会死不瞑目。
　　【三 孤傲梅妃江采萍】
　　武惠妃一死，玄宗终日丧魂落魄，郁郁寡欢。随侍玄宗左右的宦官高力士猜知皇帝的心思，奏请出使江南，寻访美女。开元年间，高力士来到闽中莆田县时，选得一位佳人名江采萍。父亲江仲逊，是位郎中，世代行医。江采萍7岁时，能朗诵《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两组诗歌，对父亲说：“我虽女子，当以此诗为志。”父亲感到十分惊奇，于是给她起名为采蘋。高力士出使福建时，江采萍已经到了盘发插簪的年龄。高力士看到她容貌才学出众，把她选中，带回皇宫献给玄宗。
　　江采萍不仅有倾国倾城之貌，更兼擅长文艺，能诗善赋，举止轻盈，丰神飘逸。玄宗一见，大为赞赏，认为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及东都（洛阳）大内、上阳两宫，所蓄数千佳丽均不及江采萍秀媚。因江采萍喜爱梅花，玄宗便派人在她的住处四周都种上梅花。玄宗亲自在匾额上题写“梅亭”二字。在梅花开放时，江采萍作赋赏梅，半夜还徘徊花下，不忍离开。玄宗因此戏称她为“梅妃”。
　　梅妃个性文静含蓄，深沉高雅，不喜欢铅华粉饰，每日只是素妆雅服，更显得神骨秀姿，自饶风韵。她善于写诗文，作有《萧兰》、《梨园》、《梅花》、《凤笛》、《玻杯》、《剪刀》、《绮窗》七篇赋，自比东晋才女谢道韫。
　　玄宗五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亲密，经常在一起闲聊。玄宗曾在一篇《鹡鸰颂》的赋中写道：“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每听政之后，延入宫掖，申友与之志，咏棠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因梅妃跳惊鸿舞时更能使满堂生辉，玄宗得意地向兄弟们夸耀她为“梅精”，经常让梅妃在兄弟聚会的宴席上侍候。有一次欢宴的时候，玄宗命梅妃切开橙子，去送给各位亲王。当时宁王李宪（玄宗长兄）已经喝醉，见梅妃送橙子来，起身要接，谁知脚下不听使唤，误踩了梅妃的鞋子。梅妃大不高兴，发了一顿嗔，自行回到梅院去了，然后打发人告诉玄宗说：“臣妾肚子不好受，因此不可以见风。”（事见唐人曹邺所著《梅妃传》）玄宗怏怏不乐，便撤掉宴席，不欢而散。梅妃性格之孤傲倔强可见一斑。
　　刚好这个时候，有人向玄宗推荐了杨玉环。玄宗大喜，立即派人去接杨玉环进宫来，果然一见倾心。从此以后，“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杨玉环初入宫时，玄宗仍然宠幸梅妃，还经常去看她。两个女人之间开始还有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梅妃虽然容貌清秀，但性格清高孤僻，孤芳自赏。公平而论，杨玉环外貌、才艺、风情，都远胜于梅妃，她的出现，使梅妃的人生急转直下。玄宗感情的砝码逐渐倾向于杨玉环。在争夺丈夫恩宠的争斗中，梅妃只能节节败退。
　　开元末年的元宵晚会，梅妃与杨玉环各自前去赏灯，在街上不期而遇。当时，杨玉环尚无封号，只是一名寄居内宫的太真女道士，按礼节应该给梅妃施礼。梅妃平素恃才而矜，只因杨玉环将自己比压下去，内心早就酸溜溜的。当晚借此机会，讥笑杨玉环的丰腴：“看你身材丰硕，可算是一个肥婢呀！”杨玉环受此羞辱，自然心存芥蒂，之后得势封为贵妃后，便恃宠排挤梅妃，最终将她贬到上阳东宫。
　　一天，玄宗在梅园闲坐，睹物思人，便派常侍高力士去召梅妃到翠华西阁会面。高力士飞奔到上阳东宫叩见梅妃。梅妃到翠华阁拜见玄宗，哭道：“贱妾罪该万死，自知永远被抛弃，没想到今日能重见龙颜！”玄宗说：“朕也是哪一天不想念你呢？看你面容消瘦了许多。”梅妃说：“浮云遮蔽明月，暴雨惹恼春花，面对如此情景，怎能不消瘦！”玄宗说：“妙就妙在身体瘦削。”梅妃笑道：“比那个肥粗老胖的人（指杨玉环）如何？”玄宗也笑道：“各有各的好处。”二人叙说往日的情爱，均感到不胜悲凄。
　　第二天，杨贵妃在后宫听说皇帝与梅妃昨晚睡在翠华阁，怒气冲冲地赶去兴师问罪。看门的太监惊慌地奏报玄宗：“妃子已经来到阁前，该怎么办？”玄宗赶紧披上衣服，将梅妃藏到帷幕的夹层中。杨贵妃一进来就问：“梅精在哪里？”玄宗堂堂天子，竟然怕杨贵妃吃醋，不敢说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只说：“她在东宫。”杨贵妃说：“请陛下把她召来，今天要同她一起到温泉洗澡。”玄宗说：“这个女子已被打入冷宫，不能一同前去。”杨贵妃若无其事地说：“太阳已经出来了，请陛下出去上朝，接见群臣。我留在翠华阁，等待陛下回来。”玄宗自然不能让杨贵妃留下来，便拉过被子，重新躺下，假装生病的样子，说：“今天有病，不能上朝！”到了这时候，杨贵妃已经看见床下女人的鞋子，妒火中烧，再也忍不住了，立即将头上戴的金银首饰拔下来扔在地上，怒气冲冲地走了。
　　玄宗见杨贵妃赌气走了，还想找梅妃重叙余欢。不料小太监见杨贵妃生气，怕另起风波，已经悄悄将梅妃送回她的住处去了。玄宗正一腔莫名之火，听说后大怒，拔剑斩杀了自作主张的小太监。但他还是舍不得杨贵妃，生怕杨贵妃生气，最终还是放弃了梅妃。
　　不久，梅妃不耐寂寞，便用千两黄金贿赂高力士，让他请词人仿汉代司马相如的作品作《长门赋》，以献给玄宗表达自己的心愿。高力士虽然怜悯梅妃，但考虑到杨贵妃受宠日深，权势渐隆，只能推脱道：“找不到能写出这种赋的人。”梅妃便自己作了一篇《楼东赋》，追忆往日的岁月，感叹今昔的独守空房，情深意重，颇为感人。
　　杨贵妃听到梅妃作赋这件事，非常嫉妒，生怕玄宗旧情复燃，便对玄宗说：“江妃平庸下贱，用隐语发泄她的怨恨，希望陛下命她自杀！”玄宗沉默不语。杨贵妃虽然多次进梅妃的谗言，要求玄宗杀死梅妃，玄宗始终不应。大概在他心中，还是不能忘记梅妃曾经给他的心灵带来过巨大的慰藉。
　　梅妃在冷清中度日如年，无限幽怨，顾影徘徊，偶然看到岭南的使者回京，便问身边的人：“什么地方的使者来了？”身边的人回答说：“是诸侯国给杨贵妃进贡水果的使者。”梅妃听了大有楼东失宠之叹，不禁悲泣泪下。
　　玄宗在花萼楼上偶然思念梅妃，命人把一斛珍珠密封送给梅妃。梅妃没有接受，写了一首诗转交给玄宗：“柳叶双眉久不描，残装和泪污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红绡一句暗指杨玉环。杨玉环初次奉召入宫时，与父母泣别，时天寒，泪结为红冰。杨玉环体肥怯热，每至夏月，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于巾帕上，色如桃红）玄宗看过诗后，对梅妃的孤傲和清高很不满意，却又喜欢诗的清妙，便叫乐府谱成新曲歌唱，曲名就叫《一斛珠》。
　　梅妃始终斗不过杨贵妃，只好独处寂寞。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匆匆出逃，将梅妃遗忘在长安。乱兵杀入长安时，梅妃为贼兵所害。传说玄宗回来后，偶到梅亭，曾经依稀见梅妃入梦。但若是杨贵妃此刻尚在身边，断然梦也没有了。
　　近代有《梅妃》一剧，金仲荪编剧，程砚秋于1925年首演。剧中集中笔墨刻画了梅妃的悲剧性格。几段唱腔非常动听，尤其是那段：“别院中起笙歌因风送听，递一阵笑语声到耳分明。我只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惨凄凄闻堕叶空廊自警，他那厢还只管弄笛吹笙。初不信水东流君王他薄幸，到今朝才只道别处里恩新。”特色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意境。
　　人生多恨事，古今一样。梅妃的一生，可以说代表了后宫绝大多数女子的凄凉命运，她们无法自主命运之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然后被风浪悄无声息地湮没。
　　【四 杨家有女名玉环】
　　杨玉环，祖籍蒲州永乐人（今山西永济），开元七年（719年）六月一日出生于蜀郡（今四川成都）。她的高祖杨汪系隋朝名臣，曾拜国子监祭酒，唐初被太宗李世民所杀。父亲杨玄琰是蜀州司户，负责掌管户籍、计帐、道路、商旅、婚姻、田宅等事务。杨玉环10岁时，父亲早亡，由任职河南府士曹的叔父杨玄珪收养。叔父对她极为溺爱，视为亲生女儿，叔侄欢洽，以“父女”相称。在叔父家生活的这几年，杨玉环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在舞蹈方面有极高造诣。杨玄珪官职级别虽然不高，但却在东都洛阳做官，社交范围相当广泛，这就为日后杨玉环出嫁名门望族提供了机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玉环越来越出挑得与众不同。她天生丽质，举止高雅。尤其是她自幼擅长歌舞，有着极高的音乐天分，更增添了她的魅力。“杨家有女”的美名渐渐传播开来。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七月，武惠妃所生的女儿咸宜公主出嫁。杨玉环获邀在婚礼上陪伴咸宜公主。咸宜公主同母弟寿王李瑁看见美丽的杨玉环，一见钟情。经过与母亲武惠妃商量，并征得玄宗同意，于当年十二月纳玉环为寿王妃。婚礼由当时的宰相李林甫和黄门侍郎陈希烈主持，排场非常大。杨玉环从此迈进了唐皇室的生活圈子，开始了与李氏父子的感情纠葛。
　　杨玉环嫁入寿王府一年后，便与丈夫随玄宗与武惠妃一行回到了长安。小夫妻都还相当年轻，日子倒过得轻松写意。杨玉环的风姿与温婉不但赢得了寿王的百般欢宠，也得到了婆婆武惠妃的格外关照。武惠妃当时有中宫皇后之实，在她的庇护下，虽然宫中皇储斗争尖锐复杂，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寿王李瑁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只是与杨玉环沐浴在安适悠闲的小家庭生活中。
　　然而，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二月暴病身亡。次年，忠王李玙（后来改名李亨）得立为太子。失去了母亲的呵护，寿王李瑁的地位不但急剧下降，而且还时刻担心一些人会把对母亲武惠妃的仇恨发泄到他身上。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玄宗照皇室惯例到骊山温泉避寒，听人提及杨玉环艳丽无双，便立即派最亲信的妹妹玉真公主远赴寿王府，召寿王妃杨玉环随侍华清宫。皇帝只召儿媳不召儿子，寿王夫妇都明白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杨玉环性格单纯，此刻心情凄惨，对寿王说：“臣妾侍奉殿下，共订白头偕老之盟，发誓永不变心，谁想皇上下诏迎见。臣妾料想，此去一定与殿下永别了。”自古君命难违，寿王虽然感情上和心理上都接受不了，却只能忍气吞声。夫妻二人含泪而别，各自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谁也料不到，这不仅仅是一对年轻夫妻的惨别，历史也自此而改写。
　　杨玉环辞别寿王后，随玉真公主来到华清宫。杨玉环仪范出众，风采动人，“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玄宗一见倾心。此次骊山相会，对于22岁的杨玉环和56岁的玄宗来说，各自的生活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玄宗在相会当夜便赠予金钗细盒，以为定情信物，又拿着靡磨金步摇（古代妇女的一种首饰名，着于发簪，上有垂珠，走路时便会来回摇动，故此得名），亲自为杨玉环戴上，还兴高采烈地对高力士说：“朕得玉环，如获至宝，实是平生第一快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又特意制作了一支新曲，取名为《得宝子》，又叫《得子》。
　　历史上最令人难以忘怀、最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从此开始上演。谁也不会想到，给李杨之恋画上句号的将是无比悲惨的结局。
　　像一个被重新点燃青春之火的年轻人一样，玄宗开始陷入近乎疯狂的痴迷之中。他开始计划如何能给杨玉环一个名分。
　　古时候，少数民族一直有子纳父妻、弟纳兄妇的习俗。西汉与匈奴战争时期，汉朝使者曾经讥讽匈奴这种习俗是乱伦行为，匈奴人对此辩解说：“父子兄弟死后，妻子如果另嫁，便是绝种，不如娶为己妻，还可保全种姓。所以匈奴虽乱，其实是出于立宗种的考虑。中国总说伦理，但亲族日疏，互相残杀，屡见不鲜。”唐朝建国以来，民风开放，父子兄弟争妃的事情也不乏先例。太宗李世民夺取江山后，曾纳弟弟齐王李元吉的妃子杨氏（前隋朝公主）为妃。高宗李治所立的皇后武则天，原本是太宗李世民地位低下的才人（侍妾）。但玄宗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杨玉环是寿王李瑁之妃、玄宗的儿媳妇，原丈夫寿王李瑁还活蹦乱跳地活着。玄宗生怕直接册杨玉环为皇妃，为世人所讥，失了天子的颜面。于是，采取了“曲线”立妃的道路。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杨玉环上书，请求自度为女道士，担任宫中女官，为玄宗已故母亲窦太后祈福。玄宗赐号太真，居于宫内的太真宫。
　　入宫不到一年的时间，杨玉环便赢得了异乎常人的宠幸，玄宗日夜围着她转，其地位上升之快，就连之前的武惠妃也无法相比。当时，宫中上下都尊称她为“娘子”（杨玉环见玄宗称梅妃为“爱妃”，对自己却称作“太真”，不伦不类，因而颇感不满，玄宗为了讨好她，便改称她为“娘子”，杨玉环这才笑逐颜开），待她的礼仪规格和皇后一样。
　　天宝四年（745年）七月，玄宗册命左卫中郎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寿王李瑁自从老婆杨玉环被父皇夺走后，便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现在有了新老婆，表明父皇不会拿他怎样了，这才略微放了心。同月，玄宗在凤凰园册立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自王皇后被废后，玄宗再没有册立过皇后，贵妃已经是后宫中最高的名分，杨玉环成了事实上的大唐后宫之主。
　　这时候，谁也不会料到，10年后，将会有一场安史之乱。它成为唐朝盛衰易势、治乱更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大唐王朝从如日中天的巅峰上一下跌如谷底，并从此犹如残阳晚照，江河日下，而后世将祸乱的根源归咎在被封为贵妃的杨玉环身上。
　　对于女人而言，如果只有外貌，以色事君，总会有人老色衰的一天，那时候，君王的恩宠便要移情别恋，赵丽妃便是典型的例子。只有出众的才华和才智，才能使女人拥有真正而长久的魅力。这一点，在杨玉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杨玉环是幸运的，不仅美貌出众，而且具有极高的舞蹈天份，是历代后妃中不可多得的舞蹈家。骊山初会时，她当场即兴为玄宗表演了《霓裳羽衣曲》的舞蹈。《霓裳羽衣曲》阵容庞大，乐师众多，仅配曲而歌的宫女就同时需要10人，共18章，分三大部，每部六曲。不仅乐器种类多，而且节拍先散后慢再快，对舞者的要求极高。然而，杨玉环一听就能领会曲中的意境，随兴为这部恢宏大曲配出完美的舞蹈来。她对乐曲的领悟之深，表现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玄宗将她引为人生第一知己，甚至亲自击鼓伴奏。当时，大臣张说有《华清宫》云：“天阙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
　　『注：《霓裳羽衣曲》为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时所作。唐诗人刘禹锡曾作诗道：“拜阅玄宗皇帝《望女儿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驿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玄宗曾经研习印度佛曲《婆罗门曲》，深有领悟，加上他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创作了《霓裳羽衣曲》，用以咏唱众仙女翩翩起舞的意境，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为玄宗生平得意巨作。《霓裳羽衣曲》是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今已失传。不过，唐代诗人们在诗歌中多有提及，且都对它赞叹不已。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对杨玉环的舞姿，大诗人白居易写诗形容道：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
　　当年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以擅长歌舞出名，赵飞燕体态轻盈，成帝担心她随风飘去，便为她做了一个水晶盘，令宫中的人用手掌擎着它，并让赵飞燕在盘中唱歌跳舞。基于这个典故，玄宗对杨玉环戏言说：“你却不管多大风，都能禁得住！”意思是笑杨玉环体态丰腴。杨玉环回应玄宗的玩笑说：“我舞《霓裳羽衣》一曲，可以盖过千古。”可见她对自己的舞技才华也是相当引以为傲的。
　　顺便提一句，唐朝妇女以丰腴为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体肥的杨玉环宠倾后宫所致。
　　除了歌舞，杨玉环还精通音律，能将好几种乐器演奏得出神入化。《谭宾录》中记载道：杨玉环擅弹琵琶。她所用的琵琶，是中官白秀贞从蜀中所采，其木“温润如玉，光辉可见，用金缕红文，做成双凤”，成为乐器中的精品。这只音色清亮的琵琶在杨玉环的手指弹奏下，如同天外仙音一般动人。诸王、公主、以及内外命妇听过曲子后，都争相要做杨玉环的弟子，跟着她学弹琵琶。杨玉环琵琶技艺之高，可见一斑。《开元往信记》中还记载杨玉环擅长另一种乐器：磬。据说在她的敲击下，磬声“泠泠然”，“多新声”。即使是梨园中专业的击磬艺人，也比不上她的技艺。
　　玄宗之爱杨贵妃，与汉高祖刘邦之爱戚夫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汉高祖刘邦好歌以述志，根据《西京杂记》记载：“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场面极为壮观感人。可见戚夫人高唱入云的歌喉不但征服了刘邦，而且征服了整个后宫。而杨玉环性格活泼，擅于歌舞声乐，各方面可以说与玄宗非常投契。因为这位皇帝本身就是“梨园祖师”，而且在这方面有造诣相当高。他这种音乐才华不光是天分，更是下苦功而来。著名的乐师李龟年善击羯鼓闻名天下，他自己也很自负地说：“为了练习，我打折了五十只鼓杖。”谁知玄宗听了却只是轻轻一笑：“你这哪里算是用了功夫？我的鼓杖打折了三柜。”
　　晚年玄宗对女性的迷恋，已经由年青时那种单纯迷恋女子美貌和肉体的情欲，过渡到了对情趣的追求。他非常看重彼此间感情与志趣的投合。史书记载杨玉环“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传》），表明杨玉环不仅仅美貌出众，而且善于揣摩玄宗的心意，努力迎合其爱好，自然令玄宗有心灵相通的感觉。玄宗对杨玉环情有独钟，是出于品貌才情的全面考虑，既有惜香怜玉的成分，更有志同道合的因素。杨玉环最初不过是因为玄宗的帝王身份而不得不曲从。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发现这个白发老翁比她从前的小丈夫更有才华，她开始真正爱上了玄宗，不仅把玄宗看成是人间至尊的皇帝，而且把他看成是可托肺腑的挚友。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由最初的玄宗一厢情愿而演变为两人相互依赖，相互眷恋，两颗心实现了真诚地碰撞与交流，一个“吹龙笛，击鼍鼓”，一个“皓齿歌，细腰舞”，成为古代帝后爱情传奇的代表。
　　杨玉环性格随和，完全没有一般人沉湎权势自抬身份的行为。例如她为身边的宫女张云容做诗云：“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成之后，她还配以曲谱，亲自为云容配唱助舞。
　　杨玉环在入宫后十几年间，循规守法，基本上不妄谈国政，史书中鲜见她干涉朝政、恃宠弄权的记载。玄宗晚年虽昏庸荒唐，但对后宫乱政的危害还是心存警惕。杨玉环对政事没有丝毫兴趣，反而加大了玄宗对她的信任。她的志趣只在歌舞，与玄宗极为投契，这是她得以固宠的重要原因。
　　杨玉环以她的才华与性格，使玄宗神魂颠倒，很快就达到了“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程度。从此，玄宗把后宫其他嫔妃统统丢在一边，天天守着杨贵妃，形影不离，百官宴会，朝廷大典，无不把杨玉环带在身边。二人情爱弥笃，难舍难分。
　　杨玉环得宠后，由于玄宗对她百依百顺，开始变得有些蛮横好妒。天宝五年（746年）七月，玄宗领杨玉环等一行人巡幸曲江。玄宗与杨玉环二姐虢国夫人在酒宴后私下幽会，被杨玉环得知。杨玉环盛怒之下独自回宫，连玄宗令其随侍左右的诏书也置之不理，这是犯了抗旨不遵的大罪。玄宗大怒，立即命高力士用一辆单车将杨玉环送回从兄杨銛的府第。然而，到了中午时分，玄宗开始烦躁不安，又想起了杨玉环的种种好处。此时，整个皇宫都被恐怖的死寂所笼罩，宫人们无不垂手肃立，生怕一时不慎踩到了马蹄上。不久，玄宗开始无端挑剔，不断有人受到他的怒声责骂和无情惩治。
　　高力士善于揣摸皇帝心思，总能在关键时刻给玄宗排忧解难。他察觉出玄宗此时的心境，不失时机地向玄宗奏道：“贵妃出宫时行色匆忙，换洗的衣物及日常用具皆未及携带，可否让我出宫，把这些东西给贵妃送去？”高力士的提议正中玄宗下怀，当下命人给杨玉环送去衣物酒馔，竟然有一百多车。
　　此时，杨玉环一家正因担心遭到大祸而抱头痛哭，见到玄宗派人送来的赏赐后，才松了口气。入夜，高力士又请玄宗召杨玉环回宫，玄宗当即同意。于是高力士深夜出宫，将杨玉环接回皇宫。天明时分，彻夜未眠的玄宗见到杨玉环出现在自己面前，欣喜万分。二人相拥而泣。
　　天宝九年（750年），杨玉环因喜爱宁王李宪的玉笛，于是向宁王借来一吹。这于礼不合。结果，玄宗看见玉笛便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命杨玉环出宫。杨玉环哭着对送她出宫的中使张韬光说：“请您转告圣上，我罪该万死。我除了肌体发肤是父母所生，其余都是圣上赏赐的，我只有一死，以报圣上的恩德。”随即剪下一缕头发给张韬光转交给玄宗，以明心迹。玄宗闻讯大惊失色，却又不知道该如何下台。高力士见玄宗为难，立即为杨玉环大说好话，玄宗当即命他召杨玉环回宫。高力士又一次化解了玄宗与杨玉环之间的危机，成为二人之间的调停、斡旋的一个重要角色。
　　经过这两次分别后，玄宗与杨玉环的感情反而更加弥笃，杨玉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
　　天宝十年（751年）七月七日乞巧节的夜晚，夜阑更深，玄宗与杨贵妃携手到华清宫长生殿赏月，遥望夜空牛郎织女二星，双双跪拜相盟，誓约生生死死，永不分离，大有超越封建礼法、回归人间真爱的意味。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誓罢，两人又都极其虔诚地对着星空施行三拜首礼。这对老翁少妇的浪漫情史，因为他们的凄凉结局，后来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情，长期在民间流传。
　　因为拥有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古代帝王后妃间的爱情生活，从来都离不开豪华奢侈的背景。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后，为了讨她的欢心，玄宗可谓费劲心机。杨玉环喜好打扮，当时，宫中专门为她织造锦绣的工匠就达700余人，雕刻器物配饰的又有好几百人。杨玉环日常生活也极其奢糜，一顿饭要做上千种食物，花销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每当杨玉环乘马出游，玄宗宠臣高力土亲自执辔援鞭，沿途阿谀之吏纷纷进献珍玩异宝。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和广陵长史王翼因贡品多而精美，先后得以加官晋爵。于是，大小官吏争相进贡美味佳肴、珍异珠宝，巴结逢迎杨玉环成为一时的风尚。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下令在骊山大兴土木，增辟温汤为池，修造亭台楼阁和曲径幽林，筑罗城，置百司。王公贵族们也纷纷效仿，在骊山周围买地建宅，骊山行宫实际上成了又一个政治中心，甚至连一些重大的朝贺也在这里举行。大唐奢侈之风越来越盛。而当年玄宗初即位时，深恶痛绝的正是这股奢靡之风。
　　玄宗日益耽于声色，荒废国事，致使盛唐政治迅速滑坡。客观上来讲，杨玉环的专宠与追求奢华的享乐，加快了大唐帝国的由盛转衰的进程。这是后世史家、文学家常把杨玉环作为安史之乱罪魁之一的原因所在。
　　由于古代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其婚姻生活有其特殊性，这是由封建政治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有句俗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建宗法制度在家族方面历来有推恩的惯例。一旦某个嫔妃得宠，其家族成员极易借裙带关系享有皇帝赋予的各种特权，轻而易举地进入核心权力圈，从而形成庞大的外戚势力，轻则干涉朝政，重则危害整个国家。外戚专政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西汉时的霍光专权，势力之大，连当时的宣帝（皇后为霍光之女）都感觉到“芒刺在背”。尽管有不少惨痛教训，历代君王却极少能制止它的滋生蔓延，以致外戚与宦官一并成为中国封建政治体系的两大毒瘤。
　　外戚势力的滋生，也毫不例外地发生在唐玄宗身上。杨贵妃的兄弟姊妹借助皇帝的恩荫，在政治上、经济上日渐强盛起来。其亡父杨玄琰被追赠为太尉、齐国公；亡母李氏为凉国夫人；叔父玄珪为光禄卿银青光禄大夫；兄长杨銛为殿中少监；堂兄杨锜则与玄宗女太华公主成婚，为驸马都尉。杨氏一门自此贵盛，荣宠一时无二。连杨玉环的三个姐姐亦获夫人封号，大姐为韩国夫人，二姐为虢国夫人，三姐则为秦国夫人。玄宗亲切称呼她们为“姨”，表示亲近之意。三位夫人还每月享受国家的俸禄，钱10万，名义上是给她们买脂粉的花销。虢国夫人经常不擦粉就去朝见皇帝，表明自己是天生丽质。杜甫为此作诗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后来玄宗又赐给虢国夫人夜明珠、秦国夫人七叶冠、杨国忠锁子帐，这些都是绝代珍品。每当玄宗得到四方进贡的珍玩玉器，都忘不了给三国夫人和杨氏兄弟各一份，“五家如一”。在京师长安城中，杨氏五兄妹的宅第连成一片，装潢的豪华精美，堪与皇宫相配。杨氏五家竞相攀比排场，每造一屋动辄花费千万，一旦有谁家的殿堂卓然超群，其他几家便都拆旧建新，致使“土木之工”不分昼夜。
　　五家之中，尤以虢国夫人最得圣宠，势力也最大，格外霸道。有一次，她相中了大臣韦嗣的宅基，便带领工徒闯入韦家，问道：“听说你们家的房子要卖，准备卖多少钱？”韦家人回答并无卖房之意。虢国夫人不管卖与不卖，立即命令工匠动手拆屋，改建新房，仅拨给韦家10亩空地补偿。中堂建好后，她又刻意克扣工钱，命人捉来蝼蚁、蜥蜴放在屋中，声言若走失一只，则不给工钱。
　　为了炫耀权势，杨家兄妹每次上朝，都要争先恐后地抢在百官之前。玄宗与杨玉环冬幸华清宫，杨氏兄妹五人同行，路上每家编为一队，着一色服装，车马人员皆盛装打扮，远远望去，如“百花之焕发”。杨玉环姐妹的珠翠首饰钿簪等物五彩缤纷，坠落途中无数。事见《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传》。
　　杨氏家族还倚仗皇权欺压官民，就连公主也不放在眼里。天宝十年（751年）正月元宵灯节，京城中人流如织，分外热闹。五杨在家奴簇拥下出门观灯，一路上横冲直撞，百姓为之侧目。恰逢广平公主（玄宗女）同驸马一行也出来赏灯，双方因为争抢道路互不相让。杨氏家奴竟倚仗主子施威，挥鞭乱抽，将公主惊落马下。驸马程昌裔向前携扶公主，也被抽打数鞭。广平公主遭此污辱，去向父亲玄宗涕泣告状。玄宗先下令杖杀杨氏家奴，后又罢免程昌裔的官职，表面是将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其实明显是偏向杨氏。杨门气焰之盛，可见一斑。
　　当时长安城中有歌谣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做门楣。”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则写道：“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杨姓一家位势显赫，权倾天下。杨家有嘱托请求，台省府县等各级官府，就都像奉了圣旨一样去照办。四面八方的珍品奇货、童仆驼马，每天都如流水般运送到杨家。
　　不过，杨氏五兄妹虽然飞黄腾达，势焰熏天，但对唐朝廷的政治直接影响还不算太大。玄宗对他们的恩宠，多半限于声色犬马，宫宴欢娱。对朝政起重大影响并直接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人，实际上只是杨玉环的一个远房兄弟杨国忠。天宝十一年（752年），不学无术的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当了宰相，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其中当然包含着玄宗取悦杨贵妃的意思。
　　杨国忠本来只是罪恶的一个无赖赌棍，由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得以平步青云，执掌国政后，大搞贪污腐败，只短短数年，就使唐朝朝政陷入巨大的混乱，朝廷失去民心，威信一落千丈，朝中大臣离心离德。尤其是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杨国忠不但不能有效地控制，反而推波助澜，终使矛盾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可以说，杨国忠一手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佚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唐纪三十三》）司马光认为，安禄山感激玄宗恩德，本来是要等玄宗死了以后再动手，然而由于杨国忠兴风作浪，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加快了天宝之乱的爆发。
　　而这一切，归根溯源则要追到杨玉环身上。后代史家指出：“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陆贽传》）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杨玉环并没有直接参政。但对一个历史人物而言，个人是无法脱离群体的，也无法脱离阶级与社会。杨玉环作为玄宗朝后宫中的妃子，必然要对她周围的群体以及她所代表的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玄宗后期的政局完全是由于杨玉环的专宠所造成。杨玉环对于大唐政治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她占据了玄宗的全部精力；其二就是导致了外戚乱政。杨玉环的内宠，杨国忠的外宠，都要求双方最大限度地互相利用，彼此依靠。然而，杨国忠却是个大大的庸才，他利用杨玉环这一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后，非但没有着力治理天宝时期“天下之乱”的政治弊端，相反却蠹政害民，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促成了天宝之乱。
　　当然，这之中有杨玉环个人的责任是偶然性的，更多的却是皇帝专政和外戚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的错杂性，充分体现在杨玉环个人与大唐朝政的关系上。
　　对于玄宗本人而言，他自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奢欲和怠政逐渐将玄宗推向了绝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纵观他的一生，玄宗可说被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自古以来，帝王之家难得有真情，所以古代帝王常常自称“寡人”，也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意味着帝王必然要在孤独寂寞中走过一生。当一代帝王要刻意追求理想中的爱情并甘愿为之舍弃一切时，山河必将为此动摇。
　　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往往是一个起因。正是因为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使国家大权旁落，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帝国从此急转直下，盛衰易势，迅速地走向没落。可以说，杨玉环的温柔乡直接导致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剧变。这场剧变，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唐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虽然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与盛唐却是不可比拟的。而玄宗对杨贵妃的招致不幸和灾祸的感情则成为中国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悲剧主题，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争相演绎。


　　第四章 隐蔽的危机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一 最难当的是宰相】
　　“宰相，国之名器”。作为大唐的中枢，宰相对政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李林甫为相19年的时间，之前的宰相相对来说换得极为频繁，这自然是玄宗的策略。如果说前期玄宗在宰相的任免上还是出于为了社稷考虑，后面则完全改变了初衷。越到后来，在宰相的任免上越体现出玄宗的权术。尤其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之时，玄宗已经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的目的了。
　　重新回到宰相的话题。宋璟罢相后，接替他的是源乾曜和张嘉贞，源乾曜为正，张嘉贞为副。但实际上，张嘉贞刚愎自用，遇事决断，而源乾曜性格宽厚，加上之前长期担任姚崇的副手，虽名为正，实际上反而成了张嘉贞的副手。后世多认为，这是玄宗的权术所在，有意如此安排，好让二人互相制衡。
　　两位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二人也很好地行使了守成的职责。不久后，张嘉贞受弟弟金吾将军张嘉佑贪赃牵累，被免去相职，外放为刺史，姚崇的老对手张说被起用为宰相和兵部尚书。
　　『注：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文学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然而当上廷作证时，张说却慷慨陈词，对武则天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气急败坏，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因此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流配钦州。
　　中宗复位后，召还张说。睿宗朝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有人上言，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众人都知道这事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李隆基地位，然而却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唯独张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大唐新语·卷一》）睿宗听后十分高兴，这才下旨让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旨让太子即位。
　　玄宗开元初，拜张说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姚崇为相。姚崇任相后，张说私自到岐王李范（玄宗四弟）府邸申述诚意。姚崇知道后告发了此事。玄宗最忌讳宗亲与大臣相结，尤其是自己的儿子和兄弟，这是皇权下特有的对亲情巨大的扭曲。张说本来难逃此劫，但因人求情，只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他之所以逃过一劫，其中还藏有一段佳话。
　　张说之前有个门生叫贾全虚，与他十分宠爱的美妾宁怀棠私通。张说发觉后，想依法处置贾全虚。贾全虚大声叫道：“贪色爱才，人人通病，男子汉死何足惜？但明公何惜一女子，竟欲杀死国士，难道明公长此贵显，不必缓急倚人么？从前楚庄不究绝缨，杨素不追红拂，度量过人，古今称羡，公奈何器小至此？”张说对他的话暗暗称奇，就将宁怀棠赐给他，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打发他们走了。没想到贾全虚后来机缘巧合下到内廷机要处任佣书，所有大臣的密奏，往往先人得知。他看到姚崇告发张说的奏章后，立即奔来相告。张说听说十分着急，苦无计策。贾全虚便送给张说一幅夜明帘，请他献给九公主。张说依计而行。九公主在玄宗面前为张说求情，张说才免于遭祸。
　　在外放期间，张说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的政绩相当卓著。这也是玄宗又想到张说的主要原因。
　　此次入相，张说本人感受却是相当复杂。几经宦海沉浮后，在他看来，相位是天堂，但也是地狱，是个荣耀与危险并存的地方。然而，对张说来说，荣华与权力太有吸引力，以致他明知道潜在的威胁，却仍然踏上了这条危险的路。
　　张说任宰相后，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他有才智，却好受人贿赂。他与姚崇关系不好，二人勾心斗角，互相排挤。姚崇临死时，怕张说将来报复自己的儿子，就对儿子说：“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一计，可在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俟说来吊奠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纪念前仇，很是可忧，汝等可速归乡里！倘若他逐件玩弄，有爱慕意，汝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料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照此办法，他必追悔。汝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后想郤寻仇报复，不免自相予盾。”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崇的儿子姚彝已经按父亲的义演，将珍玩摆列灵前。张说见了珍玩，立即起了贪财之心，忍不住上前摩挲玩弄。姚彝趁机上前说：“先父有遗言，说同僚中肯作碑文，就将遗珍赠他，您是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图报，微物更不足道。”张说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回去后，立即写了篇为姚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也信守承诺，将珍玩送到张家。姚家得到张说所作碑文后，连夜让人刻碑，还特意将底稿呈上玄宗皇帝。玄宗看了，也极口称赞，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张说事后才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连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张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张说贪小的性格由此可见。
　　张说脾气暴躁，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崔隐甫不通文学，难以胜任。玄宗没有听张说的意见，坚持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崔隐甫得知事情经过后，心里记恨张说。
　　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张说又极力抑止。宇文融愤怒至极，决心报复张说。
　　在唐朝，得罪御史台的大臣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因为御史有权弹劾任何大臣，不管对方的地位有多么显赫。这时候，在张说手下任职的张九龄已经看到了危险，劝说张说立即采取自卫措施，但张说不听，竟然还说：“鼠辈何能为！”
　　张九龄的忧虑不幸应验。不久，宇文融联合崔隐甫、李林甫，三人共同弹劾张说。罪名是：向术士问吉凶，滥用职权谋求私利，受贿。玄宗十分愤怒，命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进行调查。结果罪名成立，昔日无限风光的宰相顿时沦落为阶下囚。幸好高力士为张说求情，玄宗只是免去他的宰相职位，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之后，张说专文史之任。
　　玄宗虽然免去张说的相位，却对他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以征询张说的意见。可见玄宗此时还很清明，他清楚地知道张说的优点和缺点。张说的缺点令其不足以再任宰相，其优点却依然可以为朝廷上佳的顾问。
　　张说前后三次为相，掌文学之任凡30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张说“喜延纳后进”，张九龄、王翰等等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上是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张说最著名的代表作为《邺都引》：“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粗率，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
　　张说同时还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李肇《唐国史补》）。张说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充分展现出大时代的特征。
　　张说后，玄宗以清廉正直闻名的李元纮接替了张说的宰相位置。李元纮是名门之后，父亲李道广曾任武则天的宰相。因为李元纮是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世人多认为他是靠荫庇进入仕途。杜暹也被召入中枢，与李元纮、源乾曜形成了所谓的三驾马车。
　　李元纮早年做雍州司户参军时，曾审理过一件争夺产权的案件。当时太平公主与人争夺磨坊，李元纮秉公判还给原主。太平公主权倾朝野，百官都趋奉她。雍州长史窦怀贞便促令李元纮改判。李元纮不仅不同意，还在判决书上写道：“南山可移，此判难改！”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
　　杜暹则是因为善于绥抚将士入相。李元纮与杜暹一文一武，本是很好的搭配。然而，两个人都是刚直之人，意气之争逐渐演变成了中枢的不和。玄宗对宰相之间经常的争吵感到厌烦，将二人都贬为刺史，同时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
　　『注：源乾曜先后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朝。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不去主动揽事，只是跟着在下发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当举荐他的姜皎因王皇后一事获罪时，源乾曜却没有替姜皎说一句话，因而受到人们的非议。玄宗曾经私下里问高力士：“你知道朕为什么提拔重用源乾曜吗？”高力士深谙侍奉帝王之道，直接回答说：“臣不知。”玄宗说：“那时因为源乾曜的容貌谈吐都很像萧至忠。”萧至忠因为归附太平公主而被玄宗捕杀。高力士继续虚心请教：“萧至忠不是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还深深地记着他？”玄宗解释说：“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萧至忠传》）这句话大有意味。』
　　萧嵩替代了源乾曜，宇文融和裴光庭替代了李元纮、杜暹。裴光庭不久后病死，萧嵩此时已经跟天子结成了亲家（玄宗女儿新昌公主嫁给了萧嵩的儿子萧衡），便举荐好友王丘（妻子为中宗女）代替裴光庭。萧嵩想不到的是，正因为他这一举荐，引出了许多事端，也直接导致了他日后的罢相。王丘谢绝了相位，改为举荐韩休。韩休当时以文才著称，一直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为尚书省右丞。
　　韩休性情正直耿介，入相后坚持原则和道义，玄宗有了过失，总是直言谏争，毫不让步。而萧嵩恰恰相反，总是顺从玄宗。有一次，玄宗在照镜子，显得闷闷不乐。左右内侍说：“韩休为相以后，陛下消瘦了，何不将他罢官算了。”玄宗严肃地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地顺从我，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不踏实。睡觉也很不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我一人。”
　　韩休如此峭鲠性情，自然看不惯萧嵩一味顺从皇帝的行为，二人起了剧烈的冲突。这让玄宗相当不快。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这句话很好地应验在玄宗身上。玄宗已经不是当年的求治心了，骄侈心占据了他全部的思想，这个变化明显地应验在大唐宰相的人选上。韩休入相7个月后，两个宰相都被撤换，韩休被调任工部尚书，萧嵩调任尚书省右丞相。玄宗随即任命裴耀卿和张九龄代替韩休和萧嵩。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
　　离开大明宫的李林甫红光满面，踌躇满志。入相是他的目标，却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在心中开始谋划下一步的行动。张九龄被任命为中书令，坐上了首席宰相的位子。他却忧心忡忡，与李林甫的喜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九龄闷闷不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李林甫也进入了宰相行列。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自小聪颖，7岁即能为文。张说被谪贬岭南之时，遇到张九龄，一见如故。后来张九龄被擢为进士，步入仕途。张九龄入相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九龄敢于直言，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时玄宗正迷恋武惠妃，打算废掉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武惠妃也派人传话给张九龄，说如果他出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继续担任宰相。张九龄却站在了太子李瑛一边，并为保住太子的位置而据理力争。于是武惠妃转而与李林甫结成联盟。
　　玄宗日益怠于问政，很不喜欢张九龄这样动辄直言批评的大臣，君臣二人多次为一些政事而争吵。不久，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罢免了张九龄和裴耀卿的相位，旋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为人儒雅，风度翩翩，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诗颂美他。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与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歌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诗中展现出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张九龄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张九龄曾预断安禄山“必反”，后来果然应验。玄宗追思张九龄的卓见，悔恨不已。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成为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宰相，成为大唐盛世隐蔽的危机。至此，表面的歌舞升平，已经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
　　【二 庸相的价值】
　　为什么玄宗接受姚崇提出的“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了频繁宰相轮换的制度，到了李林甫这里却因人而废呢？这个李林甫，后世公认的庸相和奸相，到底有什么本事，能霸居相位19年？
　　李林甫，小字哥奴，唐朝宗室子弟，唐朝初年长平肃王叔良的曾孙。论起辈分，他还比玄宗高出一辈。不过，因为血缘关系疏远，到了李林甫这里，已经没有世袭的爵位了，宗室血统丝毫没有给他带来辉煌。李林甫能够步入仕途，还是要感谢他的舅舅姜皎。姜皎在玄宗为藩王时即诚心结交，玄宗登基后，姜皎被授秘书监，恩宠无比。后宫宫殿之前种有一棵珍贵的果树，玄宗经常在其叶繁花盛之时前去玩赏。有一天，姜皎叹息道：“真乃嘉树也。”玄宗听后，立即笑容满面地说道：“卿既爱此树，那就植入府中玩赏去吧！”将这棵无比珍贵的果树赏给了姜皎。姜皎先后接受玄宗的赏赐有马匹、珍玩，不可胜数。李林甫因为舅舅所喜爱，一直养在姜府，他从小就看到了权势的魅力，对权力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当时宰相源乾耀执政，与姜皎联姻。李林甫趁机巴结源乾曜的儿子源絮，通过源絮走后门，代求司门郎中一职。源乾耀却不大看得起李林甫，认为：“郎中之职需才德俱佳者为之，哥奴一无赖尔，岂能担当此任？”
　　李林甫谋官一事大受挫折，不仅是因为源乾耀为人清廉正直，还与当时的体制和历史背景大有关系。当时政治清明，玄宗十分注意整顿吏治，裁减了许多冗官，改变了滥封爵位的恶习。对官员的任用看重才识，在开元二年（714年）还规定，选择京官中有才识的，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在地方任职的都督、刺史如有政绩，则调到京城任京官。改变了历朝历代重京官，轻外任的恶习。玄宗还在殿廷之上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考试，对其中不合格的45人当堂罢免，并把主持选官的两个官员予以贬职。在这样的风气下，李林甫遭受挫折就并非偶然了。他只能暗中蛰伏，静待时日。
　　李林甫受此打击，并没有停止他的钻营。几年之后，被提拔为国子司业，官品从四品下，为国学中的行政事务官。开元十四年（726年），在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提携之下，官至刑部侍郎，有了生杀大权。接着升迁至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官品为正四品上，专门掌管官吏的任免，很有实权。
　　史载李林甫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但却“阴中伤之，不露辞色”。时人认为他精通权术，已经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尤其是他在外表上装得对人极为友善，暗中却加以中伤竟然一点也不露声色，世人谓其“口有蜜，腹有剑”。这就是“口蜜腹剑”成语的来历。
　　李林甫钻进吏部后，玄宗皇帝的哥哥宁王李宪曾私下求见李林甫，拿出10个人名单，要他优先考虑选补这些人入官。李林甫不问优劣，一口答应下来，只对宁王提出一条要求：“愿绌一人以示公平。”发榜之日，李林甫特意选出一人，张榜宣布：此人作风不正，托王讲情，留待下次冬选。这样一来，李林甫不但赢得了“公正”的美誉，而且趁势巴结了宁王李宪。可谓是一箭双雕。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
　　当时武惠妃宠倾后宫，企图立自己的儿子寿王为太子。李林甫探知内情，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露：“愿护寿王为万岁计。”（《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李林甫传》）两位野心勃勃者走到了一起，李林甫也很好地把握了历史的契机。之后，武惠妃常在玄宗面前赞扬李林甫，玄宗由此对李林甫印象很深，为他以后当上宰相打下了基础。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宰相裴光庭死。李林甫立即通过裴光庭的夫人出面，谋求相位。裴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儿，武三思曾经对高力士有恩。野史记载说裴夫人与李林甫有染，裴夫人在高力士面前为李林甫苦苦哀求。高力士当时权倾朝野，对旧主人不好一口拒绝。不过，高力士为人谨慎，选相又是大事，他不敢轻易向玄宗提起，只是暗中等待机会。不久，玄宗决定任用韩休为相。高力士立即把消息告诉了裴夫人。李林甫知道后，马上向玄宗上奏，推荐韩休为相。
　　韩休当上宰相后，听说是李林甫举荐他，异常感激，于是向玄宗推荐：“吏部侍郎李林甫为宗室之后，才德兼备，且有宰相之才！”武惠妃经常在玄宗那里吹耳边风，玄宗对李林甫印象很好，现在又有新宰相推荐，于是任命李林甫为黄门侍郎，随后便升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进兵部尚书。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李林甫空手套白狼，竟然真的入阁拜相了。梦想实现得如此轻易，这让李林甫又瞄上了宰相中位置最高的首辅之位。
　　当时的宰相还有张九龄和裴耀卿。张九龄知道玄宗预备任命李林甫为相时，直谏劝阻说：“陛下今日若以李林甫为相，他日恐怕国无宁日了！”此时玄宗在位已久，沉迷于武惠妃的温柔乡，不免怠于政事。然而，每当商议政事时，张九龄和裴耀卿两位宰相事无巨细，都要与玄宗据理力争。这让玄宗相当不快，不过也不好表露什么，但对待张九龄和裴耀卿的建议就不那么听得进去了，依旧坚持任命了李林甫。天子对待肱股重臣微妙的情绪变化被李林甫捕捉到了，他一面巧伺上意，一面开始寻找机会排挤张、裴二相。
　　每次上朝时，张九龄，裴耀卿两位宰相对李林甫稍稍谦让，李林甫则居于中间，眉宇之间露出得意之色。时人看到这种场面，惊呼“一雕挟两兔”，认为他们二人终究要遭李林甫的陷害。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治军很有政绩。玄宗知晓后，欲以牛仙客为尚书，还准备给其封户。张九龄听说此事之后，与李林甫商议道：“封赏乃国之大事，只能给予名臣大功者。牛仙客，只是一边将，不过工作做得好些，就能马上封赏吗？愿与李大人在朝廷争之！”李林甫一口答应下来。次日上朝，张九龄据理力争。李林甫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张九龄的固执激怒了玄宗，20多年的承平天下，天子已经听不进任何逆耳的话语。大怒之下，玄宗罢朝而去。而李林甫却趁机上奏说：“仙客有宰相之才，尚书之职乃大才小用，有什么不可以的？九龄乃一文吏，过于囿于古义，有失大体；再者，天下者，陛下的天下，陛下用一官吏，有何不可？”玄宗见有大臣支持自己，大喜，就加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并且夸赞李林甫为相而不专权。从此，玄宗便有意与张九龄疏远了。
　　李林甫曾引荐萧旻为户部侍郎。萧旻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同行庆吊”时，当众错读一字。严挺之深感遗憾，就对张九龄发了几句牢骚。张九龄凡事认真，便以不学无术弹劾萧旻，贬为歧州刺史。李林甫由此怨恨严挺之，刚好有件事主动撞上门来。
　　严挺之曾经休妻，前妻后来改嫁给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贪赃下狱。前妻无奈之下，只好求严挺之相救。大概出于补偿的心理，严挺之立即全力设法营救王元琰。李林甫使人奏告玄宗，说严挺之私袒王元琰，应该连坐。张九龄为严挺之辩解，认为其中不应会有私情存在。玄宗却道：“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皇帝这样说了，张九龄不便再求情，只好请裴耀卿代救严挺之。李林甫却乘机上言：“耀卿、九龄都是朋党。”玄宗早已经有疏薄张九龄之意，乐得有个借口，于是借此案将张、裴两人罢相，贬严挺之为洛州刺史。
　　『注：天宝元年（742年），玄宗重新想到了严挺之的才干，便问李林甫查询：“严挺之现在何处？此人应该重用。”李林甫立即召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到府“叙故”，貌作亲密状，说：“皇上很惦念尊兄的近况，现在应作一计策，以求晋京觐见，必有重任。”并出了一主意，让严损之替兄长写一状纸，“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严损之很感激地照办了。李林甫拿着状纸，告诉玄宗说：“严挺之年事已高，近来又得了风疾，陛下可以给他个闲职，以便就医。”玄宗嗟叹良久，只好授严挺之以员外詹事，命去东都洛阳养病。』
　　罢朝之后，李林甫目送远去的二位老相，得意万分，阴阳怪气地问：“左右丞相何在？”一旁的诸位大臣听见，无不心寒，且胆颤心惊。李林甫旋即升为中书令，终于成为群臣之首。
　　不久，李林甫协助武惠妃构陷太子李瑛。玄宗尚迟疑到底要如何处置太子，便召来宰相李林甫商议。李林甫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此乃陛下家事，臣等不宜介入。”李林甫做作的话，反而促使玄宗作出了决定。不久，便将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废为庶人并赐死。天下人为之痛心，号之为“三庶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惠妃因数见三庶人的冤魂作祟，忧怖成疾，于当年死去。武惠妃的死，使得李林甫在废太子李瑛事件上所立的大功顷刻化为乌有。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加紧促使玄宗立武惠妃之子寿王为太子。玄宗却因为太子冤死而迟疑不决，寝食难安。高力士察知其难，进言说：“立嫡以长，谁敢言者！”终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立三子忠王李玙（后改名为李亨）为太子。李林甫错失一着，但并未就此罢休，之后发生了多起构陷太子李亨的事件，将会在后面的篇章中论述。
　　再讲几个关于李林甫的有趣故事。
　　李林甫有6个女儿，他在客厅的墙壁上开了一个横窗。每当有贵族子弟到他家来，他就让6个女儿在窗内窥视，自由选婿。这既表现出一个封建家长的大度与宽容，也是与大唐盛世自由奔放的风气一脉相通。
　　李林甫的表亲中有人得了儿子。幼儿初生，照例要表示庆贺。《诗经·小雅》“斯干”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的描写，所以后世就将生男称为“弄璋之喜”，生女称“弄瓦之喜”。李林甫粗鄙无文，在信中称“知有弄獐之庆”。堂堂宰相，以“璋”为“獐”，一时传为笑谈。
　　李林甫在家中设有一个专用厅堂，形如弯月，号称“月堂”。每当要排斥陷害某位大臣时，李林甫就住进“月堂”，绞尽脑汁地思考，任何人不得打扰，如果他欣喜若狂地从堂内出来，则肯定是有个政敌将要“家碎矣”。李林甫出于打击异己的需要，还蓄意培植一批酷吏为亲信。他举用了曾被玄宗批评为“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的吉温和“为吏深刻”的罗希奭作为心腹。吉温、罗希奭两人审理狱案，完全按照李林甫的意旨进行，制造了许多冤案。凡是落入吉、罗两人之手的李林甫政敌，没有一个能逃脱厄运，所以时人称之为“罗钳吉网”。
　　李林甫为人奸险，但却藏而不露。若与之初次接触，还觉得可敬可亲，天长日久，便会发觉他深不可测。李林甫每次上奏时，必先贿赂宦官和后宫嫔妃，连皇宫的伙夫、宫女也委以重金，作为耳目。如此，玄宗的一动一静，李林甫便了如指掌。为了自己能够无所顾忌地行奸作佞，李林甫采取指施，竭力做到“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他曾经召集朝廷所有的谏官，明目张胆地讽喻谏臣缄口。补阙杜琎偏不理睬，坚持上书言政。李林甫为了杀一儆百，当即将其贬为下令。自此，“谏官皆持禄养资，无敢正言者”。
　　李林甫还“善养君欲”。玄宗自武惠妃死后，霸占了儿媳寿王妃杨玉环。李林甫身为首辅，却缄口无言，任其所为。当玄宗信奉道教以求长生之术时，李林甫又“舍宅为观以祝圣寿”，讨取皇帝的欢心。为了保证玄宗的奢靡消耗，李林甫甚至不惜改变经济法令，以增加赋税的措施来聚财。此时，玄宗皇帝年事已高，怠于国事，将政务全部交托给李林甫。李林甫长期的为所欲为，倒行逆施并没有招致政敌们有力的反击，相反他却能把持权柄直至终老相位，这与他“柔佞多狡数”、善“迎合上意”的政治权术有关。
　　李林甫结怨甚众，他儿子李岫对此非常忧虑恐惧。一天，李岫陪李林甫游后花园，看到有个下人正在拉很重的东西。李岫指着下人对父亲说：“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比此人得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李林甫听了，很不高兴，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还能怎么办呢？”可见他本人心里非常清楚，因此每每担心遭刺客暗算。以前的宰相“驺从不过数人”，到了李林甫这里，“出则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他晚上睡觉也不踏实，“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瓮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把自己家里搞得机关重重，神秘莫测，甚至连家人都防范，其内心的虚弱可见一斑。
　　这个时候，玄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温柔乡中，对政治感到倦怠。从而导致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前任宰相们全面。天宝三年（744年）十二月的一天，玄宗一时高兴，对亲信宦官高力士炫耀地说：“自开元二十四年至今，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清闲处之，把政事全委任于李林甫，你看如何？”高力士感到玄宗不理政事而任凭李林甫独断专行不正常，对朝廷不利，便善意地提醒道：“天子巡狩，古之制也，陛下应当坚持。再说，天下大柄，不可转于他人。李林甫威势既成，谁敢对他怎样？谁能奈他何？”高力士对李林甫并无恶感，他一切的出发点只是要保护玄宗的地位，他已经机警地看到李林甫独揽大权的潜在威胁。但玄宗却不以为然，反而接受不了高力士对李林甫的评判。高力士一看，知道自己说话不合皇上的心思，得罪了皇上。他立即跪倒在地，自责道：“老臣狂痴，说出妄言，真是罪该万死。”从这件事中，高力士接受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深言天下之事，不敢深言玄宗之得失。
　　『注：唐朝最终是亡于藩镇之手，然而，直接原因却是宦官专政。高力士则历史上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第一人。高力士，潘州（今广东茂名）人，本姓冯，名元一，“冯盎曾孙也”（《新唐书》）。冯盎因武略过人，被隋文帝杨坚授为金紫光禄大夫，官拜汉阳太守。隋亡之后，岭南一带地方势力多被冯盎收伏，归于其麾下。时有人向冯盎提出说，大唐初建，尚无力顾及僻远的岭南地区，不如自封南越王，独霸一方。这个建议即被冯盎拒绝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冯盎率自己的兵马归附唐朝。唐高祖李渊对冯盎甚为器重，让他仍旧管辖当地事务，并授冯盎上柱国、高罗总管之职，晋封为吴国公，不久改封为越国公。他的两个儿子也分别被授予春州刺史、东合州刺史。冯盎全家此时可谓显赫一时。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家道逐渐中落。嗣圣元年（684年），冯家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取名为冯元一，他就是后来的高力士。论辈分，他是冯盎的曾孙。唐长寿三年（694年）二月，有人诬告岭南流人谋反，武则天派司刑评事万国俊以监察御史衔前去查处。万国俊到广州后，将流人300多人驱至水滨全部斩杀。与流人有来往的也受株连。潘州刺史冯君衡（冯元一之父）因受此案牵连而被抄家。冯元一时年10岁，免死被阉，改名力士，圣历元年（698）入宫。力士年幼时行事聪慧、口齿伶俐，很得武则天赏识，让他留在身边，给事左右。后力士因犯小过，被鞭挞后逐出宫。老宦官高延福收养了他，作为螟蛉之子，从此，力士改姓高。高延福出自武三思门下，高力士因此也常往来于武三思家。通过武三思的说情，武则天把高力士重召回皇宫。经过这一番挫折，高力士体会到宫廷生活的险恶。此后，他待人处事更加谨严、慎密，遇事三思而后行，果然再没有出什么纰漏，重新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此时高力士已经成年，身高六尺五寸，性格谨慎缜密，办事精明干练，善传诏令，受任宫阉丞，掌管宫内的法纪制度，出入管钥。景龙二年（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在藩邸集才勇之士图谋帝位，高力士倾心巴结，李隆基把他引为知己。四年（710年），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睿宗复帝位，立李隆基为皇太子。高力士参与谋划有功，擢升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百事，常侍太子左右。太极元年（712年），高力士协助已经是玄宗皇帝的李隆基，再一次发动宫廷政变，诛杀了太平公主及其死党。高力士因功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开元初（714年）加封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天宝初（742年），玄宗加封高力士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年（748年），加封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至此，高力士的权力和地位达到了顶峰。玄宗对宦官的倚重较前朝尤甚，高力士地位的上升就是明证。虽然高力士仅仅充当着皇帝心腹的角色，未曾越位擅权，但唐朝后期宦官专宠乱政的局面，却正是因此而起。唐代初期，唐太宗李世民曾定下制度，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着黄色服，由官府给以粮食，所干之事仅看守门庭、传递诏命而已。中宗时，宦官受宠，官秩七品以上者有千余人，但能够穿红官服的还很少。唐制规定，文武官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绿，五品服浅绿。唐玄宗因高力士平息太平公主叛乱有功，破格授予三品官阶。此例一开，再也无法抑束，三品官阶授予宦官，逐渐成为常事。以至于到了后来，宫中3000多个宦官中，拥有三品将军称号者极多，能够穿戴紫色和红色官服的竟达千余人。宦官的得势也从此时开始。可以说，唐中后期宦官得以猖獗甚至把持朝纲，同他们受到皇帝太多的信任、拥有太高的官职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唐玄宗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玄宗宠信高力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力士在，我寝乃安。”意思是有高力士管事，他才能睡得安稳。高力士权倾朝野后，常宿禁中。“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由此开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先例。因高力士有能力一言兴人，一言废人，投机钻营之徒皆投其门下。朝廷内外大臣也纷纷讨好高力士，就连显赫一时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宇文融、韦坚、杨慎矜、安思顺等人也不例外，全部是因为巴结了高力士，才能爬上将相高位。高力士身为宦官，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但为了显赫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仍娶妻纳妾。河间人吕玄晤在京师长安为小吏，有个女儿吕国姝颇有姿色，且躬行妇道，高力士遂娶来为妻。吕玄晤随即升为少卿刺史，吕国姝的兄弟也都做了高官。后来吕玄晤的妻子去世，高力士为岳母操办了隆重的葬礼。朝中的官员也争相交赠祭礼。从吕府到吕夫人墓地之间的道路上，送葬的官员车马相接，相望不绝，排场绝不亚于王侯将相的葬礼。高力士是历史上第一个公然娶妻的宦官，自从他开了这个先例，其后，宦官纳妻者不在少数。高力士家产之富有非王侯能比，但他仍然利用机会大加敛财。他经常以为皇室采办之名，派小宦官到各地掠取财货，派出的人每次都是大获而归。高力士及其同党的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几乎占去京城的十分之六七。高力士还不满足于既得的财富，想占有得更多。有一年，高力士出钱在长安建造了宝寿佛寺，在兴宁坊建造了一座道士祠，都是巧工雕凿，镶金挂玉，就连朝廷建造的寺观也为之逊色。高力士特意在宝寿寺内铸了一大钟。钟铸成之日，广宴宾客，京城的达官贵人、豪商富贾都应邀赴宴。在宴会上，高力士提出新钟铸成，每杵一下，需要纳钱10万作为礼钱。在坐的人为讨得高力士的欢心，争先纳钱扣钟。多的人击至20杵，少的也有10杵。仅这一次宴请宾客，高力士的收入就难以数计。他还拦河筑坝，修建了5座水力推动的碾子，每天可磨300斛麦子。真是生财有道！高力士平素谨慎，善于观察时势，从不随意开口讲话。又因为在宫中时间已久，见到过各种危险和阴谋，所以就明哲保身。就是他自己亲近的人，如果受到皇帝的斥责处分，他也不轻易相救。所以，玄宗始终对他有信任，君臣二人的私人感情很好。加上高力士“性格淳和，处事周谨，少有大错”，观时俯仰，轻易不敢骄横，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与诸王公大臣都能保持和谐的关系，当时朝中的大臣也并不讨厌他。但他对玄宗晚年用人行政有颇大影响，尤其在李林甫任相上，高力士起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他对后来的政治腐败有一定的责任。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危及两京。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避乱入蜀，高力士随往，玄宗另一个贴身宦官转而投奔了安禄山。行至马嵬坡，将士哗变，杀杨国忠，并胁迫玄宗杀杨贵妃。玄宗犹豫不决，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从旁进谏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遂命高力士缢杀杨贵妃，最终以贵妃之死解决了马嵬坡兵变。至成都后，高力士因护驾有功，受封齐国公。高力士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最精彩一出戏，是他一手撮合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旷世姻缘，是他成就了杨贵妃，也是他在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杨贵妃成也力士，败也力士。真是美人一笑媚千古，空留长恨在人间。』
　　可以说，李林甫已经是权倾朝野，朝堂上无人能与他抗衡，就连太子李亨都畏他如虎。不过，有一个人正开始崛起，并且迅速威胁到李林甫的宰相地位。这个人就是后来改名为杨国忠的杨钊。
　　杨钊未发迹前嗜赌如命，多有劣行，因与杨贵妃的姐姐（即后来的虢国夫人）私通，为族人所不齿。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时，杨钊正在赌场豪赌。当时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闻知此事，派人急召杨钊。杨钊心生疑惧。章仇兼琼以上宾之礼接待杨钊，称杨钊为“兄”。杨钊受宠若惊，一时不知所措，后来知道是自己的堂妹封了贵妃，表他为官，不禁喜出望外。
　　杨钊一到京师长安，便被授以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章仇兼琼也因为杨钊斡旋被召回朝廷，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由于杨钊经常出入赌场，工于计算。每逢禁中传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常常锱珠不差，令玄宗刮目相看，赞道：“真乃度支郎之才也！”这样，杨钊到长安不久，便被提拔为监察御史，日渐得到玄宗的宠信。
　　天宝七年（748年），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他经常告诉玄宗，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八年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便赐杨钊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九年（750年）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李林甫构陷太子李亨时，杨国忠十分尽力，以讨李林甫的欢心。其实，李林甫对杨国忠这样的无赖之徒，是非常厌恶的，因杨贵妃的关系，才对他比较客气。二人一唱一合，互相利用。在虢国夫人的帮助下，杨国忠对玄宗的动静、喜好了如指掌，每每行事，必合玄宗心意，深得玄宗喜爱。在不到一年的工夫里，已身兼十五余职，成为朝廷之中仅次于李林甫、王鉷的重臣。杨国忠的崛起，李林甫始料不及，等他觉察已太迟了，李林甫便与杨国忠开始了权力之争。
　　李林甫老谋深算，杨国忠内心不自安，生怕李林甫陷害自己。便上表请自领剑南节度使，却留在京师长安。吉温本与罗希奭同为李林甫的心腹，人称“罗钳吉网”，此时他见杨国忠日渐受皇上恩宠，便投靠了杨国忠，为之出谋划策。杨国忠便与吉温策划陷害依附于李林甫的王鉷。
　　王鉷事母至孝，也非常喜爱弟弟王銲。但王銲长期在哥哥的庇护下生活，内心阴暗，对哥哥的权势十分忌恨，发誓有朝一日要超过王鉷。王銲与武将刑縡友善。天宝十一年（752年）四月，野心勃勃的王銲与刑縡密谋，准备率右龙武军万余人发动政变。不料计划泄漏，玄宗让御史大夫王鉷处理此事。王鉷得知自己的弟弟王銲被牵扯进去，便故意缓办此案，只派万年、咸宁两县县尉前去捕其余党。这时，杨国忠率军前去镇压，邢縡亦率同党持弓箭大刀与之格斗。正在酣战之际，高力士率领400名飞龙甲骑赶到，形势急转直下，刑縡在混乱之中被官兵斩杀，余党死伤无数。王銲被擒获，后被杖杀，其兄王鉷受到连累，也被赐死。
　　王鉷死后，所任之职全部落在了杨国忠身上，杨国忠一时权倾天下，正如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杨国忠借助机会穷追不舍，多次向玄宗密奏李林甫与王鉷结党营私，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李林甫极为痛恨。在吉温的策划之下，李林甫的亲信萧炅、宋浑皆被借故逐出朝廷，李林甫竟无计可施。在杨贵妃和杨国忠的内外夹击下，李林甫的失败不可避免。但他实在不甘心，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最后竟然败在一个以裙带关系发家的无赖小儿手里。
　　不久，形势竟然出现了转机，开始向有利于李林甫的局面发展。南诏侵犯唐王朝边境。杨国忠当时领剑南节度使，应该前去平定叛乱。李林甫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以借此机会把杨国忠外遣。
　　这也正是杨国忠所担心的事情，他生怕出征在外，李林甫趁机进行诬陷，使他无回朝之机。杨国忠在退朝之后，跑到后宫向玄宗推辞此事，连杨贵妃也亲自出面求情。杨国忠本以为能够推辞掉此事，不料玄宗认为杨国忠出征立下战功后便可封其为宰相，安慰杨国忠说：“卿暂到蜀地处置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朝。”（《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杨国忠无可奈何，只好踏上征战的路途，一路上惴惴不安，始终放心不下长安的局势，生怕有变。因为他很清楚，李林甫在才能和手腕上比他高一筹。
　　老天爷帮了杨国忠！在杨国忠离开长安不久，李林甫便一病不起。玄宗派御医前去诊治，并赐给李林甫许多美味佳肴。李林甫触景生情，不禁落下泪来。玄宗想看望李林甫，就来到降圣阁上，手执红巾遥望，召唤李林甫。又派快马召回杨国忠。杨国忠见诏大喜，立即掉转马头奔回长安，一路之上如坐春风，和出征时的心情迥然不同。杨国忠回到长安之后，拜见了玄宗，不及更衣洗尘，先到李林甫床前。一见到李林甫，不觉双腿一软跪在地下。李林甫闻知杨国忠前来，企图挣扎坐起，最终没有成功，只好躺在床上接见杨国忠。杨国忠生怕李林甫心有奸诈，不敢抬头正眼看他。只见李林甫有气无力地说：“我是将死之人，我死之后公当入相，请公善待我的儿孙，身后之事就托付你了！”说罢，潸然泪下。杨国忠慌忙推谢，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这件事颇为生动地展现了李林甫、玄宗和杨国忠三人之间的关系，及种种微妙之处。
　　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在痛苦中死去。在与杨国忠这一回合的争斗中，李林甫失败了，败给了他最看不起的人，或许他死也不会瞑目吧。
　　翌年正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和安禄山合谋，告发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安禄山还让阿布思部的降将来朝作证说李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玄宗信而不疑，“下吏按问”。李林甫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怕受牵连，便按照杨国忠的意图出了证言。二月。玄宗决定“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并且还劈开李林甫的棺材，挖取含在口内的珠玉，剥下金紫朝服，另外用小棺按庶人的仪式埋葬。曾经位极人臣的李林甫，只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李林甫做了19年宰相，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权。他曾召集谏官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顺从不过来，用不着多说话。你们不见仪仗中的马，吃的是三品的马料，但是不能叫，一叫就给牵一边去，悔之何及！”天宝六年，玄宗下诏广求天下之士，有通一艺以上者都可到京师应试。李林甫令郡县严加拣试，报上来的人又让吏部严加复试，结果没有一人及第。李林甫竟然还向玄宗祝贺说：“野无遗贤。”意思是天下能干的人都已经在朝中为官了。唐朝设三省六部，做宰相的通常是五六人到十几人不等，李林甫却排斥他人，独自专权19年之久。
　　安史之乱后，玄宗逃到四川避难。当时肃宗已经称帝，奉玄宗为太上皇。肃宗每任命宰相等重要大臣，总要派人向玄宗汇报。玄宗闲来无事时，便和身边郎官裴士淹品谈肃宗新任命的这些人物，逐渐谈及以前的旧臣。玄宗评论历任宰相，从姚崇、宋璟以下几十人，都很允当。当时在许多人的眼中，都认为玄宗已经老糊涂了。裴士淹大概也是这种看法，想不到玄宗还能目光如炬，所以又是惊讶，又是佩服。后来，裴士淹试探问玄宗对李林甫的看法。玄宗愤愤地说：“此人妒贤嫉能，举世无比。”裴士淹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愣了半天，才问道：“陛下既然知道，又为什么要任用他？”玄宗沉默不应，表情极为复杂。
　　中国有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宰相的才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胸襟和气度。李林甫这样妒贤嫉能的一个人，何以为相19年，恩宠不衰呢？固然，李林甫工于权术，以善于“口蜜腹剑”著称于世，为了求官保位不择手段。然而，归根到底的原因，却是在玄宗本人。可以说，李林甫在天宝年间的专权，正是玄宗所要求的。天宝初年，玄宗年事已高，对国家和朝廷中的政事逐渐厌倦，一心想追求享乐。当高力士以防止大权旁落为由劝阻后，玄宗还发了怒。之后，高力士在政事上不敢再轻易表态。由此可见，玄宗的“君王从此不早朝”是对李林甫姑息养奸的直接原因。重要的历史人物，既不能不受当时实际情况的制约，但又能起到加速或延缓历史过程的作用，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玄宗不理政事20余年，对朝廷中的大事却依然是十分清楚的。他倦于政事，但并不糊涂，只不过是实在不愿意大力整顿，以免耗费了他沉迷于声色的时间。宰相李林甫独断专权，为天下人所厌恶，玄宗心中相当清楚。但他仍然坚持任用李林甫，表明李林甫有相当的利用价值。李林甫专权时，确实起到了代理玄宗、总摄百官、镇摄朝廷的客观作用。
　　与裴士淹谈论时，玄宗始终没有提令李林甫身败名裂的反叛一事，可见他很清楚，李林甫仅仅是一个权臣，并非叛臣。李林甫在位期间，迎合上意，杜绝言路，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深为文人士大夫所痛恨。不过，李林甫身居相位，凡事勤谨，处理公务，增修纲纪，各有法度，朝中一般的政事，李林甫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安禄山个人非常畏惧李林甫，这种关系对维持朝廷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到杨国忠诬陷李林甫谋反，天下人都认为李林甫冤枉。而这些事，玄宗再清楚不过。他对李林甫的感受相当复杂，要评价李林甫，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所以才沉默不应裴士淹的话。
　　李林甫诚然是庸相。庸相如同贤相一样，也是应时而生，自有他的价值。只不过，对帝王来说是价值，对百姓和国家来说则是灾难。李林甫专政所带来的恶果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19年来，朝廷上下已习惯于他的强硬控制。他死了，大唐再没有一个能控制全部朝廷的大臣。而玄宗，这个曾经的英主，依旧不想管事。在当时的情势下，由于李林甫大力的排挤，朝中确实没有堪任宰相的人。玄宗已经懒惰了很久了，不想再费心劳力去为大唐选一位能干的宰相。权衡之下，玄宗便选择了一条最省事的道路——任命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为宰相。这一令皇帝省心省力的决定，无疑将大唐带进了更痛苦的深渊。
　　关于杨国忠，他连庸相都称不上。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权术，以及因为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对玄宗个人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才干却根本不能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曾经说过：“我本微寒，以女宠得进，非有功绩。在我有生之年，既然已不可能得到好名声，就只有穷奢极欲，及时行乐！”这话和西汉时主父偃的“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如出一辙。在玄宗一朝中，杨国忠是最该否定的政治人物。他为官期间，只忙于跟两大政敌斗争，一是李林甫，另一个是安禄山。李林甫死后，他便将矛头对准了安禄山。以一己之忿，无事生非，扰乱朝政。这里不再用专门的篇幅讲述他，在后面讲述安禄山时还会陆续提到。
　　李林甫死后3年整，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诛杨国忠”的名义谋反，史称“安史之乱”。李林甫倘若不死，势必还将继续在相位当下去。以他的手段，安禄山势必不敢谋反。而杨国忠，应该继续忙于与李林甫斗法，没有多大机会去撩拨安禄山造反。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三 安禄山的发迹】
　　安禄山，营州柳城（治龙城，今辽宁朝阳）杂胡，小名扎荦山。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安禄山随其母到突厥部落不久，该部落发生内讧，部众四散逃生。安禄山与其继父哥哥的儿子安思顺一起逃到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先经营小生意，因懂得6种民族语言，很快就当上了互市牙郎（贸易居间人）。任互市牙郎期间，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时恶少争斗，因此不久就以勇敢善斗闻名于幽州。同时担任互市牙郎的还有安禄山的同乡和好友窣干，窣干日后改名为史思明。不久，二人觉得担任互市牙郎没有什么前途，便一起投军效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担任捉生将。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算正式加入了大唐军队的编制，开始食君俸禄。这个时候，连他自己也想不到，20年后，他会将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注：互市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通常是在边境选取进行通商贸易的地方。唐代互市的基本内容是丝绢贸易和茶马贸易。突厥等游牧民族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必须向中原农业社会寻求畜牧业所无法生产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战争掠夺的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朝贡和互市来解决。』
　　在任捉生将期间，安禄山经常带领轻骑兵袭击与唐王朝为敌的契丹人。因为熟悉边境一带的山川地形，安禄山经常能立奇功。他曾经率手下三、五名骑兵出去活捉契丹人数十名而回。节度使张守珪对此大为惊奇，此后对他另眼相看。加上安禄山狡黠奸诈，善于揣度人心，张守珪青睐有加，便收他为养子，以军功加官为左骑卫将军，担任平卢讨击使。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月，奚和契丹反叛，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禄山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奚、契丹人的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安禄山只身单骑逃回幽州。张守珪依军法要处斩安禄山。临刑前，安禄山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
　　张守珪性情慷慨，亦爱惜安禄山骁勇。只是军令如山，沉吟下就写了一纸呈文，将其解送长安，任由朝廷处置。张守珪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住安禄山的性命。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天子非但不昏聩，反而被广泛认同是位出类拔萃的统治者，态度亲切，体贴臣属。
　　安禄山被押送到京师后，先遇上了当时的中书令（宰相）张九龄。早在3年前，张守珪派安禄山入朝奏事，张九龄就对安禄山印象不佳，认为他有反相，曾经对侍中裴光庭说：“将来乱幽州者，必定是这个胡人。”此时既然有机会除掉隐患，张九龄自然不会放过，便在张守珪的奏文上批道：“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批示按军法处斩。
　　然而，事情果然如张守珪所料：玄宗看了张守珪的呈文后，认为安禄山是个少有的人才，应该赦免，让他带罪立功，所以只是下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作为一般的士卒在军前效力，“以白衣将领”。张九龄又上奏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坚持请求杀掉安禄山。玄宗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
　　实际上，玄宗用来反驳张九龄的例子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历史上“王夷甫识石勒”的典故中，王夷甫并没有看错人，事实证明他的确眼光独到。晋朝石勒少年时有大志，曾随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物品，王衍惊异于他的声貌，认为此“胡雏”有奇志。王衍字夷甫，时任太尉，喜谈老庄，所论义理，随时更改，时人称为“口中雌黄”。石勒起兵后，王衍为石勒所俘，甚至劝石勒称帝，以图苟活，结果为石勒所杀。
　　之后虽然张九龄多次固争，玄宗最终还是赦免了安禄山，为后来的天宝之乱留下了隐患。这样一来，安禄山反倒因祸得福，虽然暂时丢了官，却在天子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朝野中也成了知名人物，为其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回到幽州后，张守珪对安禄山更加另眼看待，给他创造了各种机会立功赎罪，还让他负责接待朝廷派往幽州的各方面人员。安禄山生性圆滑，谄媚巧言，善于窥伺人情，使出浑身解数，曲意巴结、贿赂朝廷来的官员。不久，安禄山就赢得朝廷各方面的一片赞誉之声。
　　就在同一年，窣干也跟安禄山一样，开始时来运转。
　　窣干，突厥人。据史书记载，窣干从小瘦弱不堪，头发几乎全部脱落，而且驼背弯腰，单肩上耸，眼睛鼻子长得都不是地方。长大以后，他的相貌变得好看一些，以作战勇猛、足智多谋而闻名远近，也因此与安禄山结为好友。
　　不久，窣干因欠官府债款，走投无路下，逃到了北边的奚族地区，被奚族人抓住。奚族人一向排外，预备杀死这个外来人。窣干急中生智，大声说：“我是大唐派来与奚王和亲的使者，你们杀了我，就惹下了灭族的大祸。”此时唐朝军威虽然不及太宗时期，但依旧十分强大。奚族人见窣干一本正经的样子，信以为真，不敢轻易得罪大唐的使者，就送他去见奚王。窣干见到奚王，竟然长揖不拜。奚王虽然十分恼怒，却畏惧大唐的势力，不敢对窣干无礼，还以贵宾的礼节接待他，并决定派人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窣干对奚王说：“你派去的人数目虽然不少，但多是浅薄之徒，这样的人怎能去见大唐皇帝呢？我听人说，你手下有一个才干超群的琐高，何不让他去呢？”奚王听从了窣干的意见，派琐高带着300人跟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这一行人快到卢平的时候，窣干暗中派人先去通知卢平守将裴休子，煞有介事地报告说：“奚族人派来的精锐将士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嘴上说是朝拜天子，实际是来偷袭卢平，你应该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干掉他们。”裴休子相信了窣干的话，预先布下埋伏。等奚族使者进入卢平后，唐伏兵一拥而上，将奚族一行人杀了个一干二净，单单留下琐高。
　　窣干把琐高押送到张守珪那里。张守珪见奚族人中号称最有才干的琐高被抓来了，欣喜异常，认为窣干为唐朝立了大功，当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窣干大加赞赏。在张守珪的全力保荐下，玄宗召见了窣干，交谈后，称他是世间奇才，当场授予他大将军、北平太守的职务，并赐名思明。
　　史思明能够临危不惧，随机应变，这份胆气，即便在猛将如云的唐军中，也是不多见的。史思明的才能和计谋之深也由此可见。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便成为大唐仅次于安禄山的第二号劲敌。
　　安禄山和史思明各自有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后，官运就开始一路亨通起来。而发现二人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则开始走下坡路。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六月，降附于东突厥的奚、契丹部落，不断进犯唐边。幽州镇将赵堪与白真陀罗假借张守珪之令，让平卢军使乌知义率兵攻打潢水（今西辽河，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之北）上游北的奚部。乌知义不愿出战，白真陀罗又矫称皇帝制书，迫其出战。乌知义被迫领兵出战，先胜后败。张守珪闻讯，竟隐瞒败状，奏报获胜。事情泄露后，玄宗命内给事牛仙童前往调查。张守珪重重贿赂了牛仙童，将败责归于白真陀罗，迫其自杀。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此时牛仙童深受玄宗宠信，为其他宦官嫉妒，共同联合起来揭发了此事。玄宗得知真相后大怒，诏杀牛仙童。另一名宦官杨思勖负责行刑，将牛仙童“缚于格，箠惨不可胜，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尽乃得死”。（《新唐书·卷二百零七·宦官杨思勖传》）死状十分悲惨，五代后晋主修唐史的张昭远和贾纬在描写这段史实的时候也毛骨悚然，发出了“其残酷如此”的感叹。张守珪则因旧功减罪，被贬为括州（治今浙江丽水东南）刺史，到任没几天，背部生疽而死。
　　『注：杨思勖和高力士为玄宗最信任的两名宦官，“思勖屡将兵征讨，力士常居中侍卫”。杨思勖为历史上著名的宦官将领，70岁高龄还在驰骋沙场，忙于镇压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不亚于“老当益壮”的东汉名将马援。但杨思勖性情残忍，“鸷忍，敢杀戮好杀”，加上是宦官身份，历史上获评不佳。据说被他抓到的战俘，大部分都被先活剥下了面皮，然后再拉出去示众。他手下的将士们都对其相当地敬畏，无人敢正眼看他。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杨思勖死，此时他已经80有余，距他残杀牛仙童还不到一年时间。』
　　张守珪是开元年间唐朝著名的边帅，他长期戍边，戎马倥偬，多次与突厥、吐蕃、契丹作战，从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将领，史书上称赞他是“立功边城，为世虎臣。”（《旧唐书·卷一百零三·张守珪传》）张守珪上任幽州节度使不到两年，便以军事打击和离间相结合的手段，屡败契丹，极大地稳定了幽州以北边境的局势，使幽州多年来的混乱局面稳定下来。玄宗对张守珪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稳定局势非常满意，准备封他为宰相，“上美张守珪之功，欲以为相”（《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但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玄宗不甘心，欲“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张九龄又劝阻说：“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玄宗这才作罢。张守珪虽没被封为宰相，但他在皇帝和大臣们心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有《燕歌行》，其中“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之句即是吟诵此事。
　　张守珪死后，安禄山一路青云直上。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任平卢军兵马使。二十九年（741年）三月九日，加官特进。当时，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到了平卢。安禄山刻意逢迎张利贞，极尽贿赂之事。张利贞归朝上奏，盛赞安禄山，于是，玄宗就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知左厢兵与使及度支营田水利、陆运副使，兼任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和顺化刺史。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初六，分平卢另立为节度使镇，任命安禄山为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柳城郡太守，持节充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二年（743年），安禄山入朝，“奏对称旨”，玄宗重重奖赏，加为骠骑大将军。三年（744年）三月，授安禄山范阳长史，充任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使，其他职务如旧。胡人任将帅、领节度使，进而兼领节度使等，自安禄山开始。同月，安禄山赴任，玄宗敕令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绪司侍郎、御史中丞于鸿胪寺亭子祖饯。五年（746年），吏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出巡归来，上表称赞安禄山公直、无私、严正、奉法。六年（747年）正月二十四日，加授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安禄山到京师朝见玄宗，百计谀媚，外似愚痴，内实奸狡。上朝后，安禄山先说：“臣生长蕃戎，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没有回答，但私下却非常喜欢。
　　玄宗又命太子出来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对太子不下拜行礼。玄宗左右的人因此责问，安禄山回答道：“臣子是胡人，不懂法度，不知太子是何官职？”玄宗说：“是未来的皇帝。”安禄山说：“臣是愚笨之人，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左右令安禄山赶快拜见太子，安禄山这才下拜。玄宗认为安禄山老实，忠君志诚，更加喜欢，赞赏他纯朴。事见唐人姚汝能所著《安禄山事迹》。
　　天宝七年（748年）元月，玄宗赏赐安禄山铁券。天宝九年（750年）五月，玄宗又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从此开唐朝将帅封王的先例。
　　安禄山到了晚年，身体相当肥胖，据说体重达350斤，肚皮垂到膝盖下面。有次安禄山朝见，玄宗指着他的大肚皮笑着说：“你腹中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没有其它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您的赤心。”玄宗听后更是无比喜悦。
　　因为体重，安禄山走路的时候，总要左右用肩膀抬挽起他的身子才能移步。而玄宗每次叫他跳《胡旋舞》时，他的动作又能敏捷得像风一样快，令人惊讶。安禄山骑驿马赶赴京师，一路上各个驿站中间都要筑台以供他换马用，叫做“大夫换马台”。不及时换马，他所骑的马就会被他的体重压死。驿站的人为了买安禄山骑的马，就用五石重的土袋来试验，如果能驮的，就用高价买下来，饲养好了等候安禄山来骑。并且还要在马鞍前再连着放一个小鞍，用来放安禄山的肚子。
　　安禄山多次到长安，参加宫廷和官场的活动，这使他充分了解到朝廷的腐败和虚弱。安禄山每次入朝经过龙尾道时，总是南北侧目窥察，很久才进殿去。可见他心中对大唐的锦绣河山，已经开始有蠢蠢欲动的念头，感到天下可图，朝廷可欺，不免暗生异志。
　　『注：唐朝主要宫廷为大明宫，正殿为含元殿，是举行重大庆典和朝会的地方。殿基高出平地10多米，由此可以俯视整个长安城。殿前向南伸出三条平行的阶道，长78米，称为“龙尾道”。武官上朝的时候，走西边的龙尾道；文官上朝的时候，走东边龙尾道。』
　　前面已经提到，唐王朝建立之初，实行强干、弱枝，强本弱末的统御朝臣、将帅策略。选用忠诚厚道的名臣坐镇边关，以防拥兵自重，而且规定，朝臣不得久任某一边关大帅，更不准在朝为臣者遥领边关大帅，或此一边关大帅兼任彼一边关大帅。那些在任边关任大帅期间立了战功，且享有较高声誉的大臣都可入朝担任宰相。至于蕃将，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既具备统兵用将的才能，又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还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也不能独当一面担任边关大帅，而必须由朝廷派一个汉族大臣做大帅，让他们当副手，以此来防蕃将循东晋五胡十六国之先例，另立江山。
　　到了开元年间，玄宗意欲征服边疆各异族，为使边关大帅了解情况，形成强有力的征讨军事集团，连续十余年都不调换边关大帅，并让皇子、宰相等遥领边关军队。等到李林甫揽政时，为巩固相位，杜绝像王忠嗣一类的文武兼备的边关大帅入朝为相，夺去己宠，向玄宗建议任命蕃将担任边关大帅，理由是蕃将既熟习边疆其它异族的生活、战斗习俗，又勇猛善战，可以使朝廷及早完成统一大业。好大喜功的玄宗认为李林甫言之有理。就打算放手任用蕃将担任边关大帅。玄宗作出这一决定时，安禄山刚刚才被任命为平卢兵马使。
　　李林甫此举，固然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位，不过也透露出他对蕃将的轻蔑，认为胡人不能举大事。而李林甫与安禄山之间，关系也是相当微妙的。
　　安禄山初见李林甫的时候，仗着玄宗的恩宠，态度怠慢，相当不恭敬。李林甫瞧在眼中，却不动声色。当时大夫王鉷也专权用事，和杨国忠齐名，李林甫托故把王鉷叫来，让安禄山站在一旁。当时王鉷身兼二十余职，恩宠无比，见了李林甫也只能卑词趋拜，满脸媚笑。李林甫向王鉷问对，十分精审，王鉷对答，百倍地恭敬。安禄山在一旁不觉瞪大了眼睛，态度也恭敬起来。王鉷说话越谨慎，安禄山的态度也就越恭敬。李林甫看见安禄山态度的转变，这才胸有成竹地对安禄山说道：“安将军此次来京，深得皇上欢心，可喜可贺。将军务必好自为之，效命朝廷。皇上虽春秋已高，但宰相不老。”安禄山听了李林甫的话，心中深惧。
　　天宝九年（750年）八月，玄宗册封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出外巡边，以便自己在宫中与杨贵妃安享太平。意得志满的安禄山，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京都长安回镇。回镇不久，为了逢迎唐玄宗的好大喜功，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宠幸，安禄山又苦思冥想出一条诡计：用安抚奚族和契丹为幌子，召部落首领到军营宴饮。在宴饮的酒中放入麻醉药，当喝了药酒的奚族和契丹人毫无反抗力时，让一群如狼似虎的伏兵突然杀出，切瓜砍菜般地对奚族和契丹人大加砍杀。并将十几个部落酋长的首级割下，装在盒中送往长安，向唐玄宗报功请赏。玄宗见状，更加感到，有安禄山一日在边关，他便可高枕无忧，在京城安享清福。
　　玄宗好大喜功，间接助长了边境将领好战风气。安禄山为了邀功请赏，邀击两蕃，肆意侵掠，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边关许多部落自危，也开始对唐朝有二心。
　　在玄宗招抚、重用、拉拢安禄山的过程中，杨贵妃扮演了一个颇为热闹的角色。安禄山听说杨贵妃宠冠六宫，知道她在玄宗身边的重要作用，便竭力巴结，请求拜杨贵妃为养母。当时杨贵妃年仅29岁，而安禄山已经45岁。
　　安禄山入朝拜见，总是先拜杨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便问他是何缘故。安禄山回答道：“胡人先母后父，所以我先拜贵妃。”玄宗听后龙颜大悦，认为他憨厚耿直，心无城府，对他竟不戒备。每次入宫，不但让杨贵妃亲自陪坐，还诏令杨氏五兄妹与他结为兄弟，以示亲近。
　　为了慰劳“劳苦功高”的安禄山，玄宗还特命朝廷给安禄山在京城修建一座府第。这座为安禄山临时修建的府第中，全部选用上好的材料制造器具杂物，金银器皿占了大半。既使这样，玄宗还怕安禄山不满意，谆谆告诫具体督造安府的官员说：“你们一定要供应充足，胡人眼光颇大，不能让他笑话我们。”
　　当安禄山带着8000奚契丹降俘、运着几十车珍禽异宝到达长安之际，玄宗亲自前往望春宫，专候安禄山入谒。而杨氏兄弟姐妹更是率领众多的仆从、驾着无数豪华的车轿在戏水迎候。以至当日皇宫到戏水之间，冠盖蔽野，从者塞道，掀起了一股常胜将军凯旋班朝的热潮。
　　欲壑难填的安禄山乘机启奏玄宗说：“儿臣久在边关，多得京中诸臣照应。今蒙父皇赐宅，意欲借机在新邸宴客，报答诸公恩德。但又怕群臣不肯赏脸。望乞父皇诏命群臣赴宴，以酬儿臣之愿。”于是玄宗又亲自下达手谕，命宰相李林甫以下的所有朝臣，尽行赴宴。安禄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百官显示：“李林甫虽然执掌你们生杀予夺的大权，然而跟我也只不过平分秋色，你们也该怕我吧。”
　　李林甫迫于唐玄宗的诏命，虽然不得不勉强赴宴，但在宴会中又对安禄山不时冷言冷语，像老妪剥笋一样，在漫不经心之间将安禄山的伪装层层剥落，把安禄山的野心一一揭穿。安禄山觉得如坐针毡，如芒刺在背，心惊胆战，冷汗淋漓，不敢再向李林甫夸耀。但李林甫并不愿与安禄山为敌，只是想煞一煞他的威风，让他俯首听命于己。所以，宴会结束后，又单独与安禄山交谈，对其倍加抚慰。虽然李林甫赴宴灭了安禄山的威风，使其不敢过分地飞扬跋扈，但唐玄宗的特别恩宠，又确实使安禄山权倾朝野，想入非非。
　　此后李林甫每次和安禄山讲话，都能猜透安禄山的真实心思，安禄山心里暗暗惊服。安禄山善于拍马屁，将玄宗哄得服服帖帖，对满朝文武倨傲无礼，任意侮慢朝臣，唯独畏惧李林甫一人。只要李林甫开口说话，虽值盛寒之时，安禄山也不免冷汗淋漓。李林甫问安禄山任何事情，安禄山丝毫不敢隐瞒，将李林甫奉若神明。
　　李林甫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并不敢轻易得罪安禄山，见安禄山意屈，也不免暗自得意，之后便恩威并施。慢慢地，二人关系亲密起来，安禄山亲切地称呼李林甫为“十郎”。安禄山人在范阳时，每逢派人向朝廷奏事，便叮咛问候李林甫。奏事之人从长安回来，所问的第一句话不是别的，而是问“十郎何如”。安禄山曾对亲近之人说：“我安禄山出生入死，天不怕地不怕，当今天子我也不怕，只是害怕李相公。”对李林甫的忌惮之心可见一斑。这话也道出了当时的局势：天子忙于享乐，朝政尽为李林甫把持，他能不怕吗？鉴于此，后世不少人认为，安禄山后来的谋反，是与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不能像李林甫一样，对他既拉、又打，恩威并用，只知道一味靠强力相逼关系很大。
　　安禄山虽是胡人，却深知“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他派其心腹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城长安，负责窥探侦察朝廷的一举一动，并及时地将朝廷的各种动态飞马通报。李林甫的奏本与玄宗准备起用蕃将担任边关大帅这一重大举动，当然也很快被通报给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这一情况后，喜出望外，一面加紧贿赂张利贞等出巡幽州的朝廷命官，一面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给玄宗和李林甫进献战俘、各类杂畜、各色珍禽异兽、珍珠宝物。并及时入朝向玄宗表白自己的忠贞不二：向李林甫倾诉自己只愿作宰相的骁将，不敢想给宰相捧书、献墨的心声。因此进一步使玄宗感到称心，李林甫觉得放心。这样，安禄山一路平步青云，直至被赐铁券、封王爵。
　　安禄山能够快速起家，既与安禄山本人性情阴险狡诈、善于逢场作戏，外表却给人一种憨直、诚朴的印象有关；又与宰相李林甫的自私、狭隘、嫉贤妒能分不开；更与玄宗的好大喜功，偏听偏信直接相关。在当时的局势下，安禄山出现得正逢其时。谁又能料得到呢，唐朝廷一手捧上来的宠儿，竟然会造成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势态。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一日，是安禄山的生日。玄宗赐予的生日礼物有金花大银盆、金镀银盖碗、金平脱酒海、马脑盘、玉腰带等36件器物，杨贵妃赠金平脱装、内漆半花镜、玉合子、玳瑁刮舌篦、耳篦、犀角梳等物品多件。又召安禄山进宫，杨贵妃用锦绣做成的大襁褓裹住安禄山，让宫人用彩轿抬起，欢呼声震天动地。玄宗派人去问在干什么，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是贵妃为儿子安禄山三天洗身，洗好了之后又把他裹了起来，所以欢笑动地。”玄宗亲自去观看，十分高兴，因此赏赐给杨贵妃洗儿金银钱物，尽兴而散。从此，官中都叫安禄山为禄儿，允许他自由出入，不受禁制。自此，安禄山经常出入于后宫，与杨贵妃对饮、同食，有时竟然整夜在后宫与杨贵妃欢笑嬉闹。
　　安禄山与玄宗及杨贵妃的关系，在荒唐闹剧之后又亲近了一层，以致于常有野史杂谈说安禄山与杨贵妃关系暧昧，通宵戏狎。明人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记录说：有一次杨贵妃喝醉了酒，将衣服掀起来，“微露乳，帝扪之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安禄山在傍曰：‘滑腻凝如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儿，只识酥。’”三人亲昵之情由此可见。据说后来安禄山起兵造反，争夺杨贵妃也是主要的目的之一。
　　安禄山刻意伪装讨好玄宗与贵妃，玄宗也被他忠诚、憨厚的假象所迷惑，日夜沉溺于轻歌曼舞之中，对安禄山的包藏祸心毫无知觉。
　　【四 蠢蠢欲动的暗流】
　　安禄山仕途顺利，常蒙玄宗越格、超常赏赐，但并不知足，反而又要求兼任河东节度使。为满足安禄山的这一要求，玄宗特调原河东节度使韩休珉为左羽林将军，而让安禄山代他兼任河东节度使。至此，安禄山就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成为拥兵割据一方的封疆大吏。他手中领兵20余万，占全国镇兵总数的近一半。
　　安禄山的受宠使当时朝中一些想继续向上爬的官员也纷纷曲意逢迎。担任郎中的吉温用尽心机讨好安禄山，并想方设法与他结拜为兄弟。吉温本来是依靠巴结李林甫才步入仕途的，但此时他认为李林甫年老多病，无法长期依附，于是就与安禄山私自结交。安禄山也愿意结交吉温为心腹，经常借谒见玄宗之便，夸奖吉温如何如何有才干。因此，当安禄山兼领河东节度使，要求吉温担任副使、知留后，具体管理河东节度府事务，玄宗立即允诺。吉温又保荐大理寺司直张通儒担任留后判官，协助他理事。如此一来，安禄山就开始交结心腹，壮大自己实力。
　　当时连担任御史中丞的杨国忠也常在安禄山上殿、下殿时搀扶、导引，有意讨好。这使得安禄山有些忘乎所以，但朝中还有一个令安禄山寝食难安的人——这就是李林甫。安禄山派驻长安的心腹部将刘骆谷经常去探李林甫的口风。如果刘骆谷转告说李林甫说安禄山的好话了，安禄山必然会兴高采烈。反之，如果刘骆谷说李林甫说了，要安大夫好自收敛一些，安禄山一定会双手按床叹息说：“唉，我命休矣！我命休矣！”
　　安禄山身边一些有野心的谋臣干将看到如此情景，便想将赌注下在安禄山身上。他们假托图谶符命，劝安禄山说：“您现在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兵多将广，刑赏由己，为何还要受李林甫的控制呢？我们测解图谶符命，都表明您当代唐为帝。请您不要有违天命！”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成为势倾北国的显赫人物。“赏刑己出，日益骄恣”，又见唐朝内外“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不过，安禄山此刻的还是相当感激玄宗，毕竟他平步青云、位极人臣，全仗了大唐天子的恩宠。只是他担心玄宗年事已高，万一有变，将来太子即位，而他过去为了讨好玄宗，曾经见太子没有下拜，大有嫌疑，因此十分惧怕，便开始为自己准备后路，于范阳筑雄武城。表面上是表示抵御敌寇，暗地里却贮藏了大批兵器。
　　安禄山豢养了同罗以及投降的奚、契丹曳落河8000余人为亲信，称为“曳落河”，胡语中是“壮士”的意思。还有家僮教习弓箭100余人，对他们给予恩赏信任，丰厚供给，使他们感恩涕零，竭诚效忠，骁勇善战，一可当百。又畜养了战马数万匹，牛羊5万多头。
　　在安禄山的阵营中，确实有不少才华出众的汉族文人与武将。安禄山的主要谋士张通儒，是贞观年间著名监牧张万岁的后裔，因受唐朝廷排挤，被迫投靠了安禄山。武将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但治军有方。在一个大雪天，安禄山巡视诸军，到田承嗣营寨，静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安禄山大为惊讶，田承嗣遂得安禄山器重。武将孙孝哲、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将领无一不是久经沙场、骁勇善战，都非等闲之辈。
　　安禄山还刻意笼络各路人才，为己所用。比如高尚，本名不危，范阳无清人，有才，曾“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而活邪？”（《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他作了安禄山的高级幕僚后，竭力效命，“出入卧内”，备受安禄山的重用。
　　据《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叛唐主要是在高尚、严庄等人煽动下组织起来的。因为安禄山是一介武夫，大字也不认识几个，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远见，政治能量也很有限。后来安禄山叛唐组织部署、出兵口号、策略、发动叛乱时机的选择等具体事项，无疑都是其文武谋士炮制的。
　　但此时的安禄山虽然大力为自己的小算盘作准备，却还没有真正谋反的打算，他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对付外番上。安禄山多阴谋诡计，经常引诱奚人和契丹人的首领参加宴会，动辄数十人。事先却在酒里下毒，在鸿门宴上毒死这些部落首领，然后把这些人的头颅砍下来，装进盒子里，献给朝廷报捷。安禄山此举虽然有些残忍，非大丈夫所为，但却是个省事省力的法子，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玄宗听说后大喜，愈发认为安禄山是大唐边关的长城。
　　为了保持战功，安禄山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俘虏、牛羊、驼马，还有珍禽奇兽，珠宝异物，络绎不绝。进贡几乎每个月都有，经过的郡县疲于转运，因此弄得民不聊生。
　　天宝十年（751年）秋天，安禄山出兵大举进讨契丹，调集三镇士兵6万余人，用奚族骑兵为前锋。然而事不凑巧，当大军行至平卢时，突遇大雨，弓箭和弩机都湿透了，松弛而拉不开。大将何思德向安禄山请示：“军队兼程远道而来，一定疲劳困顿，战斗力不足，不如暂时休兵，张开阵势来威胁敌人，不出三天，敌军必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怒，要杀了何思德来号令三军，何思德于是请求为先锋报效死力。据说何思德的长相很像安禄山，契丹人看见何思德，以为他就是安禄山，于是疯狂拥上，何思德瞬间被肢解。
　　此时，担任前锋的2000奚族骑兵不愿攻打自己的亲人，乘机全部叛逃，反与契丹兵马合兵一处，反过来进攻安禄山。安禄山的马鞍被射中，马鞭、弓箭都丢了，发夹和鞋子也掉了，仅与部下20个骑兵逃走。上山的时候，因为匆忙慌张，安禄山掉进了泥坑中。他的儿子安庆绪和部将孙孝哲死命才把他拉了出来。又跑了数十里，天已经全黑，敌骑这才停止了追击。安禄山投奔平卢城而来。平卢骑将史定方领精兵3000来救援。契丹兵知道援兵已到，就解围而去，安禄山才得以逃脱。
　　天宝十一年（752年）三月，安禄山又发动蕃奚步骑20万进攻契丹，以报去年秋天的兵败之耻。玄宗诏派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发兵协助禄山共同讨伐奚、契丹人。
　　李献忠是突厥人，原名阿布思，是九姓胡人的首领。开元初年，阿布思被默啜打败，请求投降唐朝内附。天宝元年，阿布思到京师朝见，玄宗对他礼遇有加，赐名李献忠。阿布思美貌英俊，多才而有胆略，代理为蕃人首领。他厌恶安禄山的人品，不与安禄山往来，安禄山因此怀恨在心，出兵，特意奏请朝廷命阿布思为将，共同讨伐契丹。阿布思此次接到出兵诏命后，既不敢违抗朝廷诏命拒不发兵，又怕安禄山乘机暗害自己。因此，他决定在出兵途中乘机带领部众逃归漠北。不想，事不遂人愿。阿布思在率众逃归漠北途中，正好与回纥兵相遇。回纥人早知道阿布思投降了唐朝，以为他是奉唐朝之命前来征讨的，不由分说，便同阿布思的部众进行鏖战。阿布思无心抗敌，也没有解释的机会。结果混战中阿布思被杀，部众四散。
　　安禄山却因此拣了个大便宜，乘机坐收渔人之利，收容了逃散的阿布思部众，军力得以壮大。从此，安禄山的精兵无敌于天下。另外，安禄山还动员他统辖区的少数民族商人到全国各地从事贸易活动，趁机收罗大量的珍奇异宝，集中了成千上万的各种刀、枪、剑、戟等军需物品。
　　安禄山每次提出的要钱、要粮、要兵马的请求，玄宗从不拒绝。在玄宗皇帝的眼中，只有尽力满足安禄山的要求，才能牢牢地将他笼络在身边。后人总说安禄山是逆臣，到底是谁给了逆臣权力？在用人的眼光上，晚年的玄宗是相当昏庸花聩的。然而，安禄山却是一只狡猾而精明的狐狸，加上他身边有一批野心十足的政客，皇帝的恩养只能促使他更快地羽翼丰满。
　　凑巧的是，正当安禄山摩拳擦掌之时，曾使安禄山危惧不已的奸相李林甫于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死去。志大才疏的杨国忠凭借杨贵妃之力，继任右丞相兼管财赋收支，权倾天下，专横跋扈。公卿以下的官员，都怕他如怕李林甫。至李林甫死后，安禄山的军政实力已十分强大，更加肆无忌惮，不把杨国忠放在眼内。杨国忠没有能力控制安禄山，便只能“屡言禄山有反状”，总对玄宗说：“安禄山威权太盛，必为国患。”可安禄山已然是“恩宠日深”，玄宗相当不以为然。他也知道杨国忠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只是看在杨贵妃份上，懒得多管了，只想怡然度过晚年。但玄宗表面上依然安抚杨国忠说：“禄山有禄山的权，你也有你的权。你们二人，一个主内，一个管外，互不相犯。再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相互间理应精诚合作，共商大事！”
　　可杨国忠并不死心，一心要对付安禄山。他继任为相后，既无威服安禄山的手段，又无制衡安禄山的气度，唐朝兵权的内轻外重以及政治腐败，已使君臣上下对边境节度使的飞扬跋扈束手无策。杨国忠自己都不会想到，他这样一个赌徒，竟然会成为引导历史走向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之后针对安禄山的种种措施，竟然会在关键时刻起了巨大的作用，直接触发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动乱，导致了大唐国势江河日下。
　　杨国忠得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和，便想拉拢哥舒翰来对付安禄山。
　　哥舒翰与安禄山同为胡人，却一向不和，这起因还要从安思顺说起。安思顺为安禄山族弟，二人少年时关系密切。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与哥舒翰分别控制河西、陇右两地，经常有纷争。安禄山恨哥舒翰，也是因为安思顺的缘故，动静闹得连天子都知道了。玄宗把安禄山和哥舒翰视为国家栋梁，常常劝他们和解以兄弟相称。
　　天宝十一年（752年）冬天，安禄山和哥舒翰同时入朝参拜，玄宗想找机会使他们二人修好，因此就命高力士在驸马崔惠童府上的池亭里设宴款待二人。安禄山领悟玄宗的意思，便在席间跟哥舒翰套近乎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您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二人的血统、族类基本相同，为何不能深交厚爱、共图大业？”哥舒翰当时也看出皇帝的意图，不好不领情，便回答说：“古人曾经说过：山野中的狐狸向着自己的洞窟嚎叫礼拜，是因为它不忘本的原故。老兄如果能够与我亲善，我怎么敢与您不同心呢？”然而，知识浅薄的安禄山并没有理解哥舒翰引经据典的真实含义，反而认为对方是借此讥讽自己是胡族人，极为愤怒，当场发作，对着哥舒翰叫骂道：“你这个突厥杂种竟敢如此无礼！”哥舒翰闻言大怒，站起来就预备回敬安禄山。而此时在一旁作陪的高力士连使眼色，暗示哥舒翰不得肆意妄为。哥舒翰强压心头怒火，佯假酒醉，提前退席。如此一来，二人从此积怨愈深。杨国忠得知此事后，喜出望外，决定利用哥舒翰来压制安禄山。
　　天宝十二年（753年），趁哥舒翰新近收复九曲部落之机，杨国忠向玄宗保奏哥舒翰兼领河西节度使，并赐封西平郡王爵位。与哥舒翰结援后，杨国忠自以为有恃无恐，屡次在玄宗面前提到“安禄山必反”。此举无异于撩拨安禄山造反。玄宗却不相信，杨国忠就煞有介事地说：“陛下若不信臣言，试遣使征召禄山，看他敢不敢来。”于是玄宗就派使者征召安禄山。
　　安禄山因提前得到留在京师的耳目的通报，所以一接诏令，便立即进京。这件事使杨国忠在玄宗面前的信誉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此玄宗更加相信安禄山，对杨国忠所说的“禄山必反”类的话，根本不听。
　　然而，安禄山在京城逗留期间，杨国忠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安禄山自长安返回范阳后，一进军门就笑对诸将说：“此次入京，如入虎穴。今幸脱险归来，可谓万幸。将士们，你们也升官了！”将士顿时欢声雷动。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忧虑不自安，反意渐露。大唐最有权势的将领和大唐宰相之间的对抗无法扭转，一个手握重兵，控制了北方和东北的边镇，一个控制着京师和朝廷，于是，便向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对抗演变。
　　可笑的是，安禄山族弟安思顺此刻已经看到形势不妙，担心安禄山日后造反连累了自己。此人与安禄山一样，心计甚深。有一次，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立下战功，玄宗任命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以代替安思顺。安思顺暗中操作，让一群胡人用刀割掉耳朵划破脸皮的方式请愿，请求留下安思顺。玄宗又下制书，仍让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为了日后不被连坐，安思顺接连上奏朝廷，说安禄山将来必定会反叛的。虽然玄宗当时没有相信，但当安禄山叛乱真的爆发时，因为安思顺有奏在先，玄宗没有连坐他。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安思顺日后还是死在了死对头哥舒翰手中，这将在后面一章中提到。
　　对于杨国忠进言说“安禄山谋反”，玄宗不为所动。实际上是因为玄宗也知道杨国忠是个草包宰相，所以，他宁可相信安禄山，也不愿意去相信不学无术的杨国忠。为了诓骗安禄山进京，好收集谋反的证据，杨国忠联合吏部侍郎韦见素上奏，提出让安禄山为相，派贾循去镇守范阳，派吕知海去镇守平卢，派杨光翙去镇守河东。
　　玄宗想到安禄山能入朝为相，朝夕相见，大为兴奋，就立即予以批准。但诏书草就后，玄宗又留中不发，先派宦官辅璆琳去窥探禄山是否愿入朝为相。辅璆琳带着玄宗赐赠禄山的珍奇异宝到范阳去见禄山。禄山事先接到长安密报，早知辅璆琳的来意，于是以厚礼贿赂辅璆琳。辅璆琳回京复旨，大说安禄山赤心为国、三镇防务任重难离之类。玄宗也明白过来，杨国忠此举无非是要对付安禄山，便拂然不悦，对杨、韦二人说：“朕推心置腹地对待禄山，禄山为人诚朴，绝不能反叛。你们这些人就是心胸狭隘，容不得禄山。今后，你们就不用管安禄山的事了，省得忧虑，由朕独自决断。”杨国忠和韦见素只好唯唯而退。
　　从此以后，杨国忠打定主意，要采取一切极端的手段，逼迫安禄山谋反，以造成既成事实，取信于玄宗。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唐丞相，为了一己私恨，开始把大唐带向一个更加苦难的深渊。
　　玄宗想高枕无忧地终其天年，但也觉察出有些不对头的地方，担心会有大乱子，心里没有底，便对高力士说：“我现在老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又有什么忧虑的？”高力士明白玄宗话后面的意思，小心地说：“我听说在云南的军队屡遭挫折。而且边将拥兵大盛，一旦有变，陛下如何制之？”玄宗说：“你不要再说了，让我慢慢想一想。”他想的结果也只能是自欺欺人，尽量维持下去。但大势所趋，无论玄宗还是高力士都无法挽回了。盛唐的没落，均田制的破坏，政府财政开支的膨胀，禁军的腐化，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所有这些都由来已久。
　　关于安禄山谋反一事，玄宗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他愿意相信安禄山，内心却始终有些忐忑，但这复杂的心意无法向外人表露，便问杨贵妃道：“杨国忠屡次进言禄山欲反，妃子你说，安禄山待我们如此忠诚，会谋反吗？”杨贵妃此时正为最喜爱的白鹦鹉“雪衣女”死了而伤心难过，摇头叹息说：“您看，我哪有心情管这个，别问我了！”玄宗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唉，真闷！”堂堂大唐天子，竟然在“安禄山反与不反”如此重大的事上只说了“真闷”。从此，凡是有再言“安禄山谋反”者，玄宗便命执送于安禄山处，任安禄山处理。
　　此时，身在范阳的安禄山收到身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密报，得知杨国忠派人包围了自己在京的住宅，暗中处死自己的门客李超，既恨且惧。唐朝廷再派使者来时，总是以生病为由，不出门迎接。即使相见也是盛陈武备，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玄宗曾派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裴士淹到范阳后，一直等了20多天，才见到安禄山。裴士淹宣读诏书时，安禄山也不下跪修人臣之礼。
　　天宝十四年（755年）六月，玄宗以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在长安与荣义郡主成婚为由，亲手发诏征召安禄山入京观礼，安禄山称病，拒不入京。
　　不久，辅璆琳收受安禄山厚贿之事被人揭发，还查出了许多辅璆琳与安禄山来往的信件。玄宗极为震怒，本要将辅璆琳斩首示众，以儆效尤。高力士担心因此激怒安禄山，劝阻了玄宗，于是改以“采办不力”的罪名，赐辅璆琳死于内庭。
　　此刻，玄宗已经开始坐不住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一向信任的忠厚憨直的安禄山并非是个忠心耿耿的臣子。思虑了很长时间，玄宗没有采取任何军事上的防范措施，只派中使冯神威带着手谕去安抚安禄山，顺便探听一下情况。
　　冯神威日夜兼程赶到范阳，不料安禄山事先已得到消息，知道辅璆琳受贿事泄被处死，心中极为恼怒，“及闻诏至，竟不出迎”。冯神威不见安禄山前来接诏，只好直抵他的府邸。安禄山大排兵仗，杀气腾腾。冯神威宣读诏书时，安禄山端坐在床上，毫无敬意，言辞也倨傲无礼。冯神威见势不妙，不敢多说一句。几天之后，冯神威回到京师，向玄宗复旨说：“好险啊，臣险些不能再见到大家了。”便把整个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安禄山谋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玄宗却还是将信将疑，他也曾想过要收回安禄山的兵权，但安禄山羽翼已丰，难以制服，唐朝廷已经进入极度危险的不稳定状态。最重要的是，玄宗始终不能想象安禄山会谋反，此时的他，年老体衰，不想再节外生枝，只想安安静静地与杨贵妃度过晚年，把乱摊子留给儿子去收拾。杨国忠却无时无刻不想除掉安禄山，干脆据此大动干戈，先贬了安禄山亲信吉温的官，又派人逮捕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
　　大唐天子的无意进取，杨国忠的节节进逼，都被安禄山的亲信飞报范阳。安禄山本来一直感激玄宗的厚遇，想等玄宗死后作乱，但见到杨国忠一心想置自己于死地，觉得已经危在旦夕，他自恃强兵，终于下定了决心，要背弃那个给了他一切尊荣的大唐天子，决定立即起兵谋反，以死求生。
　　“有皇上密旨，令禄山率兵入朝讨伐杨国忠，各位将官要速作准备，马上随我出兵讨贼。”（《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众将官都大惊失色，但谁也不敢有异议。于是安禄山就调集本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兵马15万人，号称20万，擂鼓南进。大军出发前，安禄山阅兵誓师，声称奉令讨逆贼杨国忠，“如有人胆敢异议并煽动军兵闹事，要诛灭三族”。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自此，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安禄山手掌大于常人，后人用“禄山之爪”来形容手掌大的人。就是这只大手，将盛唐拉到中衰的道路。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
　　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第二编 安史之乱
　　楔子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达八年之久，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朝廷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755年因而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从安史之乱后，从整体文治教化的辉煌而言，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曾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不足道的。


　　第五章 忘战必危
　　【一 大将未死敌手】
　　自天宝十四年（755年）八月以来，安禄山屡飨士卒，厉兵秣马，准备起兵叛唐。但安禄山起兵一事，事先极为隐秘，只有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蕃将阿史那承庆以及安庆绪等少数几个心腹知道。刚好这时候有奏事官自京师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便假造了一封皇帝的敕书，召集部下将领，将敕书拿给大家看，说：“有皇上密旨，令我率兵入朝讨杨国忠，请大家立即跟随我进兵。”众将领惊愕异常，觉得无法相信，但却没有人敢有异言。安禄山便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副使吕知海留守平卢，别将高秀岩留守大同（今山西朔县），其他各将领均要率军连夜出发。
　　正式出兵前，安禄山还特地搞了个仪式，以讨杨国忠为名阅兵誓众，又专程到范阳城北去向他祖父和父亲的坟墓辞别。苏县的耆老寿星李克劝谏安禄山，认为出兵无名必定要失败。安禄山为了收取人望，就派人回答李克说：“如果有利于国家，专断也是可以的。利于主上，安宁家邦，正在今日，我有什么可害怕的？”表示打着“奉诏”的名义。但老百姓却私下议论说：“一百岁的老太公都没有看见过范阳的兵马向南走的。”人们开始恐惧担忧。事见唐人姚汝能所著《安禄山事迹》。
　　事前，安禄山派将军何千年、高邈率奚骑20余人，谎称要向朝廷献捷，乘驿车到太原。太原副留守杨光翙出城迎接，何千年等趁机劫持劫杨光翙而去。太原守军这才知道，安禄山真的反了。然而，当太原向朝廷飞报杨光翙为安禄山所俘获，玄宗还怀疑这是敌视安禄山的人故意捏造出来的诽谤之言，还不相信真有其事。
　　杨光翙被押到安禄山面前，安禄山当众数落他的罪状，责骂他依附杨国忠，然后斩杀了他。杨光翙稀里糊涂的死表明了安禄山与大唐势不两立的决心。这一天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阴风凄惨，传闻观看的人都感到心寒。
　　之后，安禄山大举挥师南下。“部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戳，无敢拒之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中原100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气势汹汹过境，沿途百姓都惊恐万分。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却发现大部器械已腐朽败坏，不能使用，唐军士卒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部下均是唐军精锐，能征善战，郡县守军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无力抵挡，各郡县便都纷纷打开城门，延纳敌人。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也不可胜计。河北地区本来就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因此叛军所到郡县，唐朝军队没有组织任何有效的抵御，几乎是望风瓦解。
　　而还在华清宫的玄宗确认安禄山真的谋反后，惊疑不定，他相信了杨国忠说的“反者只是安禄山本人，所部将士并不愿意随其叛，过不几天，就会败灭”，只派特进毕思琛至东京（今河南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至河东（今山西中部北部地区），各募兵数万，随团练兵拒叛军。
　　刚好这时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封常清入见，封常清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战场的猛将。玄宗如同看见了救兵的稻草，立即向他问讨叛方略。此时，朝中一片混乱，人心浮动，连玄宗也失去了往日的天子气度，格外惶恐不安。封常清为了安慰玄宗，便夸口说：“现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指洛阳），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封常清传》）
　　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所言固然有大话的成分，但却在当时的形势下安稳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封常清久任边将，深知士气对战争的作用。然而，皇帝更关心的是战果，这安抚人心的大话就为封常清后来悲惨的结局埋下隐患。
　　封常清即日辞行，乘驿马日夜兼程赶赴洛阳，开府库取出兵器，招募新兵，准备迎击叛军。10日之内，封常清设法召募到军兵6万。但这6万人，并非精兵强将，全是市井百姓，不习兵事，所以战斗力相当弱。要以这样一批乌合之众去抗击安禄山的十几万骁勇之众，还想“拨马渡河，决取逆胡首级”，谈何容易？封常清久经沙场，不会不明白敌强我弱的局面，在这样的局势下，只能采取守势。为此，封常清下令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州西南），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阻止叛军从北面进攻洛阳。然后进军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注：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他外祖父因犯罪被流放到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充军，担任胡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东）南门的守军。封常清少年时与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外祖父喜读诗书，常在城门楼上教他读书。在外祖父的指导下，封常清“多所历览”。外祖父死后，封常清年纪尚幼，无所依靠，从此过着清贫的生活。他身体瘦小，眼睛有点斜，而且跛足。当时高丽人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每次出军时，派头声势搞得很大，身边的随从就有30多人，而且个个衣服光鲜，十分引人注目。封常清颇为羡慕，也想成为高仙芝的随从，便慷慨激昂地向高仙芝投书一封，毛遂自荐。高仙芝嫌他相貌丑陋，拒绝了他。封常清就每天在高仙芝的军府门口等候他出入，数十天都不离开，高仙芝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留下。适逢奚部落反叛，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派高仙芝率兵出击，大获全胜。封常清在帐中私下写好捷报，捷书中详细地陈述了他们如何“次舍井泉，遇贼形势，克获谋略”，文书中所写正是高仙芝所要说的。由此，“仙芝大骇异之”。从此，军府中的人都对封常清另眼相看。封常清有才学，办事果断，而且治军极严。高仙芝被任命为节度使后，即任命封常清为节度判官。每逢高仙芝出战征讨，总是命封常清为留后。高仙芝奶妈的儿子郑德诠为郎将，高仙芝待他如亲兄弟，使他掌管自己的家事，而且在军中颇有威权。郑德诠却不大看得起封常清。封常清有一次出门，郑德诠“自后走马突之而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显然是有意如此。封常清派人把郑德诠召来，并让人把各道门关死，不许人进来。封常清对郑德诠说道：“我本出身低微，这是你所知道的。现在高中丞任命我为留后，你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凌辱我呢！”并喝斥他说：“我要立刻把你打死，以严肃军纪。”郑德诠来不及辩解，便被杖刑。高仙芝的妻子和奶妈在门外号啕大哭，想要救郑德诠。封常清却坚决不让人开门。郑德诠因此被杖死。高仙芝知道后非常惊讶，看到郑德诠的尸体，只吃惊地问了一句：“已死邪？”好像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之后，高仙芝见到封常清时，根本不提这件事，封常清也不主动谢罪，好像就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从此以后，军中士卒都十分畏惧封常清。』
　　直到这个时候，大唐才开始了正式的调度，以应对叛军的挑战。玄宗先批准了杨国忠的建议：斩安禄山之子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荣义郡主奉旨下嫁给安庆宗还不到半年时间，又奉旨意自尽。这个可怜的宗室女子死得枉然。在历史的棋局中，她从始至终只是一颗受人摆布的棋子，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
　　接着，玄宗召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提拔朔方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特派卫尉卿张介然为新开置的河南节度使，统领陈留一带十三郡；任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所有郡县，凡是贼兵必经之处，都设置防御使；另外，又以荣王李琬（玄宗第六子）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新成立“天武军”；由高仙芝领兵5万，往屯陕州。
　　此时，朝廷为了平叛，开始在内地（主要是叛军南下的必经之地）也设置节度使。结果就是，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之后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节度使才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玄宗还不放心，生怕大将再起异心，专门派宦官边令诚作为监军。宦官监军的历史自此而开。
　　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的政局都产生重大影响，东汉、唐朝、明朝最为严重，这里就多扯几句。宦官是中国古代称呼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不过，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非常严重的淫乱丑闻。秦国嫪毐冒充宦官入宫，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诏改立胡亥为帝，直接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当时的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处宫刑可以用来代替死罪，司马迁便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判了死罪，之后甘愿受宫刑代替了死罪。西汉前中期，宦官受到抑制，没有形成大的势力。汉朝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着皇帝的视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局。加上其时外戚势大，皇帝想利用宦官牵制外戚，但结果却往往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唐朝时，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多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一大批宦官身居高位，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他们如果当上将军，权力比节度使还大，得到的赏赐礼品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的一大痼疾。
　　宋朝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朝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到了明朝，宦官干政达到了顶峰。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曾铸铁牌立在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特命廷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据《明会要·职官十一》引《明政统宗》载，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有一个内侍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当即被太祖斥遣归还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当时有个御用监名叫杜安道，以镊工侍太祖数十年，朝中许多机密计议他都知道，但他个性慎密，严遵太祖的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漏机密。太祖对他很宠爱，但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
　　惠帝朱允炆嗣位，一遵祖训，对内臣的限制更加严格。据《明史·宦官传序》载，建文帝诏内臣“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就是说朱允炆对宦官的管束和控制比朱元璋还要严格。
　　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明史·职官志三》载，朱棣曾说：“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这些禁令全部破坏了。
　　靖难之役时，许多宦官因为惠帝朱允炆对待内臣太过苛严，左右内侍常常因小过而被诛杀。宦官们心里都怨恨不已，或与燕王暗通消息，或干脆跑到燕王朱棣军中，向他报告朝庭的虚实。燕王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后，才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认为这些宦官忠于自己，慢慢便重用起他们来，太祖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被打破了。之后，在明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宦官在起着重要作用。
　　成祖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今泰国），这是宦官开始涉足外交。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成祖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率兵2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视甘肃，开了宦官监军、巡视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后，镇守安南的是宦官马骐。
　　成祖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将宦官的管理权转归内廷后，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成祖朱棣重用司礼监宦官，授予其“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隘事”等大权，使其与内阁的权势相抗衡。迁都北京以后，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用来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成祖朱棣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所以让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地位在锦衣卫之上。
　　朱棣开此先例后，他的后世子孙争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儿子仁宗皇帝朱高炽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朱高炽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太祖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甚至特赐金英、范弘等宦官免死诏，这简直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从此，宦官威慑朝臣，权倾内外。例如英宗时之王振，宪宗时之汪直，武宗时之刘瑾，熹宗时之魏忠贤，更是作威作福，独擅朝政。至于神宗时之矿税使，简直无处不受其害。
　　宦官不仅有权有势，仗势欺人，而且可以荫弟、荫侄、封伯、封公。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正德二年（1507年）九月，武宗曾严申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由于当时宦官格外受到宠幸，愚民不受其禁，不少人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的一村中自宫者数百人。嘉靖、隆庆以后，自宫的人数越来越多。
　　宦官权势日张，操持国柄，为祸酷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宦官魏忠贤家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皇帝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色变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满清入关后，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但始终没有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重新回到安史之乱的话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安思顺，他因为事先反复上奏说安禄山将要谋反，所以虽然为安禄山族弟，这次没有受到牵连。但玄宗还是不放心，削去了他的节度使兵权，改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以为这下该高枕无忧了，哪知道大对头哥舒翰尚在一旁虎视眈眈。后哥舒翰驻守潼关，主掌天下兵权，就肆意报怨，诬告安思顺与安禄山暗中串通，还让人伪造了他们互通的来往文书，故意扔在关门外。然后抓了安思顺，献给朝廷。玄宗也不问青红皂白，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一并被杀。
　　叛军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兵不血刃地横扫蹂躏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叛军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西南）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黄河水浅，为了迅速渡过黄河，叛军用长绳系结破船、草木等横于黄河之上，一夜寒风冰冻后，结如同一座浮桥。借助这座浮桥，叛军轻而易举地踏冰越过黄河天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偷袭了灵昌郡。至此，安禄山叛军进入了河南道境内，进逼重要关隘陈留郡（今河南开封）。
　　刚升任河南节度使的张介然前脚刚进陈留，后脚就被安禄山大军包围，闻叛军已至，遂匆忙率兵登城，坚守要害之处。然而，陈留守城士兵大都是临时招募，这些人不但从未上过沙场，就连刀剑都没好好摸过，一听到叛军震天动地的号角鼓噪之声，顿时吓得胆战心惊，全身发抖，连盔甲也无法穿上。等到叛军一攻城，守军立刻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声势浩大，难以与其抗衡，竟出城投降，张介然被俘。
　　此时，安禄山得到来自长安的消息，得知儿子安庆宗被唐朝所杀后，为痛失爱子而捶胸顿足，恸哭不已。为泄私恨，他竟把张介然和陈留降将、降卒上万名全部残忍杀死，血流成河。陈留太守郭纳也未能幸免。陈留为运河的重要港口。它的失守，直接导致唐朝廷的南方供应线被切断。
　　十二月初八，叛军到达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诐领兵拒守。然而，叛军鼓角之声一响，守城唐军见识到叛军声势，吓得纷纷从城头上跌落下来，即所谓“众闻鼓声，自坠如雨”，无人敢战。荥阳因此沦陷，太守崔无诐被俘，为安禄山杀害。
　　荥阳为洛阳的东面门户，荥阳失守，洛阳门户洞开，危在旦夕。安禄山率军进入河南道以来，屡战屡胜，军心大振，气焰更加嚣张。所以在攻下荥阳之后未及休整，安禄山留其部将武令珣守荥阳，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径直进袭洛阳。
　　当时负责保卫洛阳的唐军主帅正是封常清。封常清因为部下都是新招募的白徒新兵，没有战斗力，便将部队屯于武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拒叛军。封常清先率骁骑出战，杀数百人。不久，叛军主力赶到。封常清虽然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前锋部队，多是骁勇善战的精锐骑兵。而叛军通常一上阵就首先用骑兵冲锋，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叛军铁骑冲垮。叛军横冲直撞，势如破竹，唐军大败。封常清收拾残部，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遭惨败。封常清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受重创。
　　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安禄山纵兵鼓噪，叛军自四门入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封常清且战且退，率残部与叛军在洛阳城内展开惨烈巷战，先血战于都亭驿，大败。退守宣仁门，又败。最后，封常清只好忍痛率领败兵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撤走。为了防止叛军追击，于途中“伐大木塞道以殿”。
　　这样，东都洛阳便落入安禄山之手。河南尹达奚珣，曾经在几个月前上书提醒玄宗，怀疑安禄山献马一事有异谋，然而叛军一到，便立即投降了安禄山。可谓是典型的“识时务者”。
　　然而，并非每个官员都如同达奚珣。东京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都受朝廷恩惠，虽力不从心，但应为国战死！”卢奕亦点头称是，表示愿与李憕共赴国难。之后，李憕收拾残兵数百，准备与叛军决以死战。然而，还未交战，早已被叛军吓得胆战心惊的士兵就各自逃命，四散而去。李憕便穿好朝服，独自平静地端坐于府台公堂之上。卢奕安排妻子怀揣着官印，从小道逃往长安，自己则正襟危坐在御史台中。其属吏早已影踪皆无。李憕、卢奕及采访判官蒋清3人被叛军捉住。卢奕见到安禄山，骂声不绝，还对叛军说：“凡为人者当知事有顺逆，我虽死但不失臣节，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安禄山勃然大怒，当即命人把3人残酷地杀害，并枭首示众。
　　当时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安禄山不久就会兵败，就连老百姓都对唐军极有信心。可见玄宗昏昏噩噩20年，大唐却始终未失人心。但叛军南下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起兵一个月，便陷东都，逼近潼关。人们开始对大唐将士深深失望，忧惧不安。封常清则被认为是最大的败军之将，饱受骂名。封常清以6万乌合之众力抗强敌，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气馁，还能屡败屡战。比起许多望风而逃或者索性投降的大臣，不知强出多少倍。当时情况凶险万分，放眼唐朝上下，任何一位名将到了封常清的处境，都不可能比封常清做得更好，结果之糟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时人看不到这一点，天子也看不到这一点。
　　在兵败将亡之际，封常清只得渡谷水，西奔至陕郡（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投奔驻守该地的高仙芝。陕郡太守窦廷芝听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已逃往河东避难。城中吏民皆已逃亡，作鸟兽散。
　　陕郡是潼关的前沿阵地，而潼关则是拱卫京师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城防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过此时高仙芝将兵力全部集结在陕郡，而对军事要塞潼关却未设重兵把守。他见到封常清率残兵败将从洛阳前线溃不成军地败下阵来，感到事态的严重，不禁忧心如焚，焦虑不安。封常清则一眼看出高仙芝布兵的不妥，向高仙芝劝说道：“我连日与叛军血战，其士气旺盛，难以阻挡。现在潼关无兵守御，如果叛军入关，长安就十分危险。陕郡无险可守，我们不如率兵至潼关据险以守。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高仙芝仔细思考后，认为封常清说得在理，于是封、高二将兵合一处，放弃了无险可守的陕郡，退而据守潼关。叛军闻讯派军追击，唐军狼狈逃窜，队伍散漫，士马互相践踏，死者甚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退入潼关后，立即着手修缮守备。刚及在潼关布好城防，安禄山部将崔乾祐率部骤至，即刻向潼关守军发动猛攻。封、高二人率领5万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白徒”，据险拼力作战，终于将叛军击退。
　　安禄山派部将崔乾祐率兵屯于陕郡，河南的临汝、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济阳、濮阳和云中（今山西大同）等郡都向安禄山俯首称臣。当时，唐朝廷所征发的朔方、河西、陇右诸道兵尚未抵达长安，关中震动，长安汹惧，害怕安禄山会攻入潼关。幸好安禄山滞留在东都洛阳，准备称帝，因此未全力进攻。加上高仙芝、封常清及时退守潼关，抢修守备工事，加固城防，作好拒守准备，遏制了叛军攻势，关中军民慌恐之情才得以稍安。
　　事实证明，封常清退保潼关的战略十分正确。潼关自古为雄关要塞，为进入关中和京城长安之前的最后一个可守之地，此时对于长安安全更是至关重要。如果封常清的计划得以完整实施，战争绝不会旷日持久达8年。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任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正当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发生了。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边令诚平日寸步不出宫门，哪里懂得军事。高仙芝自然没有听从，边令诚却因此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意思是封常清夸大贼势，动摇军心；高仙芝擅离陕州，又私吞军粮，都不堪重任。玄宗此时已经是一个老人，长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极度不信任，尤其高仙芝还是高丽人，听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辞后，登时大怒，不假思索地派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成为了战局始终难以扭转的根本原因。
　　最初封常清兵败后，曾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叛军的形势，但玄宗都不接见。封常清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封常清只好亲自骑马入朝报告，行至渭南，得知玄宗已下敕书剥夺了他的官爵，并让他回到军中，以白衣的身份自效。封常清只得返回潼关。此时，他已经预料到即将到来的风暴。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准备坦然接受败军之将该接受的一切，甚至写好了遗表。表曰：“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他知道朝中大臣以杨国忠为首，都认为安禄山狂傲叛逆，用不了多久就会失败，于是专门上表告诫玄宗。封常清草写遗表之时，边令诚正在赶往潼关杀他的路上。
　　边令诚到了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向他宣示了敕书。封常清说：“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封常清传》）在临刑前把自己草写的遗表交给边令诚，请他呈送玄宗，之后从容引颈就戮。
　　封常清死后，尸体被陈放在一张粗席子上面。边令诚随即命人绑来高仙芝。高仙芝说：“我遇贼即退，罪固当死，但谓我偷减粮赐，我何尝有这等事情。”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这时被招募的新兵皆排列在外，对高仙芝非常信任。高仙芝申诉无门，只得大声说：“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旧唐书·卷一百零四·高仙芝传》）士兵皆呼：“枉。”声音震天。但边令诚不听。高仙芝转而注视封常清的尸体，叹息道：“封二，你从微至显始终相随于我，初引你为判官，后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你同死于此，岂非命运！”言毕被杀。
　　大敌当前，潼关却冤气冲天，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封常清和高仙芝均是当朝名将，长年担任边关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都死非其罪。玄宗因宦官之言擅杀大将，不仅自毁长城，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引起了军心的动摇。当时潼关将士相继呼冤，只因敕命煌煌，不敢反抗，但心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可笑的是，这个深得玄宗信任的边令诚，后来投降安禄山比谁都快。
　　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充任封常清的判官。他的很多边塞诗名作都是歌颂封常清的，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已成为边塞诗的经典之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二 潼关内讧】
　　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兴乱，仅用了短短35天的时间便攻陷了东都洛阳，几乎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河北地区，虽然在河南地区遭到一些抵抗，但亦是所战皆捷，屡创唐军。此时对唐朝来说，形势十分严峻，各地勤王之师尚未赶到京师，长安守备空虚。因此，长安城中人心惶惶，躁动不安。然而，叛军进入洛阳后，热衷于掠夺财物和妇女，未能抓住有利时机乘胜攻打长安。而安禄山本人则忙于登基称帝，无暇顾及战事。安禄山的短视给了唐王朝难得的喘息机会。各路勤王之师相继赶到长安，相比与一个月前京畿附近无兵可调的状况，守备大为加强。
　　看到叛军如此锐不可挡，玄宗才开始忧心如焚。他年青时也曾经经历过出生入死的冒险生涯，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和骄人的成绩，是个奋斗型的人物。追昔往日的风华正茂，所向披靡的雄图伟业，那残留的一点热血在这个老人身上重新躁动了起来。玄宗决定亲征，于是下诏，急令朔方、河西、陇右三镇劲旅除少数留守部队外，其余悉数由本镇节度使率领，在20天内务必会师于长安。廉颇虽老，依然能食。他要大展雄风，让世人知道，他依旧是那个威风凛凛的大唐天子。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十七日，玄宗不知怎么突然雄心勃发，决定率兵御驾亲征，下诏由太子李亨监国。玄宗对宰相杨国忠说：“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只要看看在这之前玄宗对高力士说过的话：“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便可知道玄宗此时说传位给太子的话是言不由衷的。皇权下皇帝与太子关系微妙，这其中的利害玄宗还是太子时已经亲身经历，所以他宁愿将朝政托付给宰相。而且，他也从未明确地表示过想要传位于太子李亨。既然玄宗是故作姿态，那么御驾亲征自然也就是虚张声势了。
　　杨国忠却因此而心惊肉跳，惊恐万状。杨国忠专权前，为了讨好巴结李林甫，充当了李林甫的“打手”，极尽陷害打击太子李亨之能事。二人之间的积怨极深，非死方能化解。杨贵妃姐妹恃宠飞扬跋扈，极大影响了朝政，太子李亨早对杨氏家族深恶痛绝。倘若太子李亨真的从此主持朝政，对于杨氏家族来说无异于大祸临头。所以杨国忠急召杨氏姐妹，神情紧张地说：“太子素嫉我家，若一旦监国，我等兄妹，都危在旦夕了！”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由杨贵妃出面，劝说玄宗收回成命。
　　杨贵妃当然晓得此中利害，为了维护其家族的整体利益及其自身的地位，于是脱去簪珥，口衔黄土，匍匐至玄宗前，叩首哀泣，即所谓的“衔土请命于上”。此时的玄宗已非开元年间那个英姿勃发、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一代贤君明主，而堕落成倦怠朝政、沉溺声色、偏听偏信、亲近邪僻奸佞的昏君。他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决心躬临前线，更乏传位于太子李亨的诚意，见杨贵妃如此“恳请”，令人心疼，便顺势作罢。
　　大唐王朝正值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倘若此时玄宗能以国家社稷的安危兴衰大局为重，毅然统领大军讨伐安禄山，无疑会使朝廷上下振奋精神，同心同德。亦会使前线将士士气倍增，无不视死如归，英勇杀敌，这对扭转整个战局，加速平叛进程，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玄宗为了讨一个妇人的欢心，抑或他只是顺势下台，轻而易举地放弃足以改变大唐王朝命运与前途的重大举措。这件事后，朝廷上下更加痛恨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与祸国殃民。
　　在这一场好戏中，最失望的人大概就是太子李亨。他从这件事上应该能够看出，不除掉杨氏兄妹，他或许永远登不上皇位。太子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多年的压抑生活造成了他隐忍的性格，但到了这个时候，几近生死存亡，他再也忍不住了，心中开始酝酿新的计策——不是对付叛军，而是如何对付杨氏兄妹。上天眷顾了他，6个月后，他如愿以偿，计划顺利实现了。
　　就在大唐最高统治者上演御驾亲征的闹剧时，安禄山看到洛阳宫阙尊雄，心情急欲僭号。于是，他在洛阳苑中的凝碧池旁大宴百官，迫不及待地称帝僭位了。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任达奚珣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还设置了百官。安禄山身穿衮袍头戴珠冕，由侍从官簇拥，登上宝座。安庆绪、安庆恩两个儿子侍坐两旁，文武官员、各部酋长左右分席，依次列坐。一切看起来都有模有样。
　　因为安禄山长子已经为唐朝所杀，二子安庆绪在同一天被立为太子。但是，他的宠妾段氏和段氏所生第三子安庆恩却因为此事相当不高兴。各人的心思各有不同，祸根却也因此在这天埋下了。
　　安禄山称帝后，便一直滞留在洛阳，醉心于花天酒地的享乐。而唐朝廷的勤王军逐渐集结到潼关，据守天险，唐军与叛军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就在这期间，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唐军在河北接连取得大捷，截断了叛军的后路，唐军士气大振，叛军军心开始动摇。安禄山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时见唐军开始了反攻，而三军统帅正是他的大仇人哥舒翰，不禁开始惊慌起来。他后悔不该起兵造反，招来谋士高尚、严庄，斥责说：“几年来，你们一直劝我起兵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西进之军打潼关，几个月也打不进去，北归范阳之路也被截断。朝廷的军队从四方云集，我们所占者只有汴州、郑州等几个州郡，困守在这里，叫什么万全！你们的谋略何在？自今以后，不要再来见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高尚与严庄之后极为害怕，好多天都不敢去见安禄山。这时刚好田乾真从潼关回来。田乾真小名阿浩，文武双全，是叛军中有名的骁将，很受安禄山器重。田乾真知道事情经过后，便为高尚、严庄说话，劝安禄山说：“自古以来，凡是要成就大事业的帝王，却都有胜有败，怎么能够指望一举成功呢！现在朝廷军队虽多，都是新募的乌合之众，没有经过战阵，根本敌不过我们的劲锐之兵，用不着忧虑。高尚与严庄都是佐命元勋，你如果与他们断绝关系，诸将领知道后，就会上下离心，情况就会更危险。”安禄山听后高兴地说：“阿浩，你真懂得我的心事。”于是重新把高尚与严庄召来，摆投宴席招待。安禄山还为他们唱歌以劝酒，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们。
　　安禄山很快忘记了这件事，但严庄并没有忘记。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安禄山起了异心，将主要精力用在奉承太子安庆绪上。正是此人，在后来叛军的内讧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此时安禄山的处境非常困难。潼关久攻不下，他既不能进入关中，又无法向南面突破。而唐军一占领河北，就会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他经过认真的考虑，计划放弃东都洛阳，北逃回范阳老家去。但又舍不得洛阳的花花世界，所以还没有彻底下定决心。
　　唐朝廷这时明显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安排得当，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平定叛乱。这是天赐良机。十分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朝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玄宗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后，各地的援军不断赶至京师，但主帅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时，玄宗想起了正在京师养病的哥舒翰。
　　哥舒翰生平好纵酒，官场得意后又开始恣情声色，以至身体非常不好。一次，他到土门军中视察，竟然体力不支，在洗澡时晕倒，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这件事让哥舒翰感慨很多。之后，他回到长安，抱病不出，在家中静心修养。这时候，他已经50多岁，以为戎马生涯从此结束，预备好好颐养天年。然而，天不遂人愿，安史之乱爆发了。
　　对于此时的哥舒翰来说，他只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再无当年提枪跃马的英姿。他也看到了名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连连失败，非常清楚唐军的失败不可避免，因为安禄山的叛军是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哥舒翰还能做什么呢？他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够安享晚年，但他的内心，却隐隐有不详的预感。
　　圣旨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玄宗拜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元帅由太子李亨挂名），要他统领20万大军出征御敌，去前线镇守潼关。哥舒翰不愿意接管这样一个乱摊子，以身体不适坚决推辞。但玄宗想凭靠哥舒翰的威名号令三军，又因哥舒翰一向与安禄山势同水火，怨恨极深，任用他对付安禄山，玄宗也觉得放心，因此迫令哥舒翰一定要出征。为表示恩宠，玄宗同时任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可以执行宰相的职权。玄宗又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荡、苏法鼎、管崇嗣为属将，以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麾下，又将调集来的河陇、朔方兵马及蕃兵、高仙芝旧部统归哥舒翰指挥，号称20万，进驻潼关。同时还令各地四面进兵，会攻洛阳。圣旨大如山，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接受副元帅的称号，扶病上马，率军前往潼关。
　　出师的那天，场面极为壮观，哥舒翰一生的荣耀达到了顶峰。玄宗亲自在勤政楼犒劳哥舒翰，为他饯行，并命满朝文武百官至郊外相送。
　　当哥舒翰跨上马的那一刹那，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毕竟，前途不容乐观。再一次回望长安，他的心头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丝悲壮。出于对强敌安禄山的了解，他相当清楚，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这座天下最繁华最宏伟的城市。于是，为了让自己没有任何遗憾，哥舒翰想到要趁皇帝恩遇正浓时做一件事：除掉不共戴天的仇人安思顺。只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潼关迅速失守，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唐以及他个人的最大灾难。
　　潼关在商代时隶属定国，称桃林。周代时为畿内地，隶虢国，称渭。春秋隶晋，称桃林塞，战国时隶魏。秦惠文王六年（前332），设宁秦县，潼关为宁秦县辖地。汉高祖五年（前202）设船司空衙门，专管黄河、渭河的水运事项及船库工作。之后就以官名设县称船司空县。新莽建国元年（9年），改船司空县，为船利县。东汉时又复名船司空县，属华阴。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属华州华山郡的定城县。西魏时撤定城县，改属敷西县，直到北周。
　　潼关在东汉以前还没设关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改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并废弃函谷关。有记载说：“自渑池西入关有两路，南路由回阪，自汉以前皆由之。曹公恶路险，更开北路为大路。”始有潼关。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
　　隋大业七年（611年），移关城于南北连城间的坑兽槛谷，即禁沟口。唐天授二年（691年），又迁隋潼关城于黄、渭河南岸。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正如后世诗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潼关是唐帝国首都长安的大门。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哥舒翰微微舒了一口气，开头总算还是不错。初战大捷后，哥舒翰立即将矛头指向了长安的安思顺。
　　前面提过，安思顺此人在安禄山谋反前便多次奏报族兄安禄山将要谋反。安禄山起兵反叛后，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安思顺此时已经被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有矛盾，此时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同时还列举了安思顺的7条罪状，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让二人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此时正值需要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杨国忠，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际，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20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甚至连安禄山起兵也是以讨杨国忠为名，可见杨国忠声名狼藉到了何等地步。部将王思礼力主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安禄山起兵是以诛杨国忠为名。我们应该用汉挫七国之计（指汉景帝杀晁错一事），您只要留兵3万守关，率领其余精锐回京师诛杀杨国忠，大事可成！公以为如何？”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给皇上上表请求诛杀杨国忠，皇上未必会同意。我愿意率领30骑人马，回长安劫取杨国忠到潼关，如此，公可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于是，王思礼不敢再说。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注：王思礼，高丽人。青年时入居营州（今辽宁朝阳），以功授右卫将军、关西兵马使，曾跟随哥舒翰征九曲。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加金城郡太守。翌年，兼太常卿，充元帅府马军都将，从讨安禄山叛军。关于此人，在马嵬驿事变中还会提到。』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现在朝廷重兵都在哥舒翰之手，如果哥舒翰回军西指，你的性命就难保了。”杨国忠闻言后大为恐惧，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潼关虽有重兵把守，但后面再无兵，万一失利，京师就很危险，请选监牧小儿3000于苑中训练，以防万一。”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3000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分别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10000人屯兵于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但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也因此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政大事委托给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则忙着争权夺利，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宦官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10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
　　这期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曾向玄宗建议：发兵北取范阳，迫使潼关、洛阳一带的叛军主力回师援救范阳，以减轻潼关叛军重兵临关的巨大压力。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能够使唐军实现转守为攻。但玄宗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同意郭子仪的建议。
　　自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一刹那，玄宗便开始一杆子打死地不相信手握重兵的将领，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根本原因。之所以重用哥舒翰，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哥舒翰有多么能干，有多大的威名，而是因为哥舒翰是安禄山的死对头，他绝对不会转身跟安禄山联合。对人事的任命竟然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足以证明玄宗本人完全失去了盛唐时期的英锐。而郭子仪本人后来的几经沉浮，也充分说明皇帝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生怕统兵的将领们兵权和功劳太大，以致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也直接导致了唐朝廷开始任用宦官来执掌兵权，成为后来唐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于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西进一步，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4000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20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兵事，现在公开叛唐，欲攻长安，不可能不设防。一定是用羸弱之兵来引诱我们，如果出兵，正中其计。再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扼之，利在坚守。何况叛军残虐，失去人心，兵势日蹙，将有内变，那时乘机攻击，可不战而胜。现在诸道兵还未集，形势对我们并不十分有利，应该缓以待之。”
　　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哥舒翰传》）主张派大军直捣安禄山老巢范阳，俘获叛军妻子以为人质，叛军内部必溃。颜真卿也上言道：“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其它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也如雪片般飞向玄宗的案头。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不久，又下手敕严厉指责哥舒翰说：“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青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掣肘，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六月初七，哥舒翰军与叛军崔乾祐部遭遇在灵宝西原（在今河南省西部）。六月初八，两军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自领老弱病残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以为诱敌之计。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为前锋，庞忠等率10万大军殿后，哥舒翰自己率领3万人在黄河北边的山头上观战，并击鼓助威。两军一交战，叛军故意示弱，偃旗息鼓而逃。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散散漫漫，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土兵见此境况，不由地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唐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此时，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竹筒中装满的豆子，只能一个挨一个前挤后拥地向前滚。
　　此时，叛军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兵力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用毡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为了活命，唐军将士开始夺路冲锋，队伍一下子全乱了套。哥舒翰指挥失灵，人心涣散，士无斗志。
　　到了下午，天气骤变，东风劲吹。崔乾祐眼见时机到了，急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顿时烈焰腾空而起，浓烟弥漫，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天黑时矢已射尽，才知道烟雾中并没有敌人。
　　这时，崔乾祐命同罗精锐骑兵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顿时乱作一团，互相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号叫之声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只带数百骑得以逃脱，从首阳山（今山西永济）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当时潼关关外挖有三条大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唐军人马坠落壕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后面的人踏着他们得以通过。
　　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到了此刻，即便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无足够的兵力可守。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陷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5天时间。
　　灵宝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叛将崔乾祐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凭借有利地形，取得大胜。而玄宗迫令哥舒翰过早出关反攻，使唐军完全丧失了有利的局面，成为由主动变为被动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此战的失败及潼关的失守，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他战场唐军的失利。此前，由于潼关驻有唐朝近20万大军的牵制，尽管河北史思明连吃败仗，安禄山也不敢大量抽调部队增援，南阳、雍丘唐军也得以固守。哥舒翰大军失败后，叛军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大量抽调精锐支援其他战场。在河北战场，郭子仪、李光弼部被迫退出河北，河北诸郡得而复失，叛军后方得以巩固。唐军的士气也因为灵宝之战的失败而大受影响。之后，唐军在各战场之间难于互相呼应与支援。自灵宝之战后，唐军完全陷于被动的局面。
　　哥舒翰逃到关西驿站后，张贴告示，收集残兵败将，打算重新夺回潼关。然而，其部下蕃将火拔归仁等人见唐军大势已去，便暗中商议劫持哥舒翰以投降安禄山。之后，火拔归仁率百余心腹围住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谎报说：“叛军已到，请你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火拔归仁率部下叩头说：“你所率领的20余万大军被叛军打败，有何面目去见皇上。难道看不见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们还不如向东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同意，说道：“我宁可像高仙芝一样死。”说完便要下马。火拔归仁立即将哥舒翰的双脚捆绑在马腹上。凡是不愿意投降的将领，也都捆起来。此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顺势投降了他，与哥舒翰等人一起被送往洛阳。
　　安禄山见到哥舒翰后，骂道：“你平常看不起我，现在如何？”此时的哥舒翰，不过是一个风霜残雪中的老人，饱受了病痛的折磨、权臣肘制的愤怒、皇帝不信任的寒心，心中的愤懑无处可泄，已经气慨全无，面对多年的仇人，再无半分锐气与争雄之心。为了活命，当即伏地谢罪说：“臣有眼不识圣人。但现在天下还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今山东郓城），鲁炅在南阳，请让我写信招之，他们就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喜，立即拜哥舒翰为司空、同中下门下平章事。火拔归仁自夸其功，安禄山大怒说：“你叛主，不忠不义。”将其斩首。
　　哥舒翰果然写信招降其他将帅。但诸将接到书信后，都复书责骂哥舒翰不死节，有失国家大臣的体面。安禄山早知道哥舒翰招降其他唐将不会有什么效果，只不过要借此炫耀征服哥舒翰的胜利而已，便把哥舒翰囚禁于禁苑之中。
　　哥舒翰屈节求生，也仅仅多活了一年。至德二年十月十月（757年），安庆绪为唐军所败，逃跑时将哥舒翰等30余名被俘的唐将全部杀死。
　　哥舒翰晚节不保，令无数人无比惋惜。史书上因此评价他说：“丑哉舒翰，不能死王。”（《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但他是胡人出身，对汉人所谓的气节之类并不是特别看重。无论如何，瑕不掩瑜，哥舒翰依旧是天宝中后期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早年战功赫赫，无人能及，所以同时代大诗人李白认为名将卫青与他相比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唐朝廷也没有因为哥舒翰被俘投降而将他一棍子打死，为哥舒翰追赠太尉，谥曰武愍。唐朝廷为哥舒翰追谥一事，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大唐开放、宽宏、博大的精神。然而，安史之乱后，大唐这种一览天下的气质便逐渐远去了。
　　潼关失陷了。纵观潼关内讧的经过，几乎就是大唐王朝衰落的一个缩影。
　　此刻，日已西落，险峻如铁的潼关模糊了刀剑的铿锵和马嘶，只剩下死者的浓血，生者的眼泪。关墙巍峨，在群山拱卫之下显得雄壮而悲凉。在它怜悯的目光中，似乎已经看到长安华丽的金宫银殿，即将化作一捧焦土。开元的千秋伟业，将要一朝烟消云散。自古多难的山河，又开始了万千哀愁。
　　【三 仓皇出逃的大唐天子】
　　潼关是京城长安的门户。唐朝制度，从潼关到长安，每30里设一烽堠，日晓日暮，各放烽火一次，称为“平安火”。哥舒翰驻守潼关后，每晚都在关头燃起烽火，通过沿途的烽火台一座接一座地传到长安，以报潼关尚在，长安“平安”。这平安火，自安禄山起兵南下以来，便成为京城中人人翘首以盼的烽火。
　　潼关失守后，关内再无险可守，长安门户大开，京师沦陷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潼关到长安之间的河东，华阴、冯翊（今陕西大荔）、上洛（今陕西商县）等郡防御使皆弃郡逃走，唐军守兵也斗志全无，纷纷弃城逃命。长安已经是危在旦夕。
　　潼关失守的当天，主帅哥舒翰的部下到长安报告潼关情况危急。当时唐朝廷对前线的战况还不十分了解，玄宗还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竟然没有召见信使，只是草草派李福德等人领监牧兵开赴潼关增援。到了晚上，一天都没有看到报告平安的烽火，玄宗这才感到惧怕。平安火不燔，显见不平安。这不是官方所能掩盖得了的事实。于是，长安城中开始人心浮动，人人感受到山雨欲来的沉闷，开始心神不定地交换着道听途说的种种传闻。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十，从潼关溃败的唐军已经逃回长安报信，说哥舒翰军全线败逃。玄宗吓得魂飞天外，急召宰相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因为杨家出自蜀地，在那里有大批产业，便劝玄宗逃到蜀地去，还洋洋自得地说：“我曾经兼任剑南节度使，安禄山反叛后，即命令节度副使崔圆暗中准备物资，以防备危急时到剑南使用。眼下远水难救近火，不如先去蜀地暂避。”堂堂大唐天子出逃，必将是千古笑话。玄宗踌躇了很久，才说：“明日再议！”
　　杨国忠回家后，连夜通知妹妹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收拾一切细软，准备西逃。同时派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进宫面见杨贵妃，由杨贵妃出面，劝说玄宗到蜀中去避难。
　　六月十一，杨国忠召集百官于朝堂，问他们有什么计策。百官神色惊惧。有大臣建议玄宗调兵亲征，有大臣建议宜征兵勤王，却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对策，无法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可笑的是，杨国忠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痛哭流涕，还义正严词地责怪玄宗说：“人告禄山反状已10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意思是：人们告安禄山的反状已有十年了，但皇上总是不相信，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是宰相的过错。杨国忠言语中明显暗示是玄宗的错。玄宗听了，无语。百官亦无语。
　　这时候，长安士民已经得知潼关失守的确切消息，人人惊扰奔走，不知向何处去，市里萧条，乱成一团。
　　六月十二一大早，彻夜未眠的杨国忠赶去宫中。此时，朝堂中空空荡荡，一个大臣都没有。等了好久，才有几个大臣稀稀落落地到来，上朝的官员不及平时十分之一二。其他的大臣们都忙着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为自己谋取后路去了。到场的大臣也都惊惶失色，问宰相有何对策。杨国忠推说不知。不久后，玄宗派太监单独召杨国忠到内殿，密谈许久。之后，玄宗亲自登上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征讨安禄山。又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宦官边令诚负责掌管宫殿的钥匙。
　　文武百官对玄宗的这般安排有些莫名其妙，不免暗中议论。得知制书内容的人，都不相信玄宗会亲自出征。就在当天，玄宗从平日居住的兴庆宫移居到大明宫。
　　六月十三，少数大臣入朝。宫前漏声依旧，仪仗队的卫士们仍然整齐地站在那里。然而，宫门刚刚打开，里面的宫人们便乱哄哄地一拥而出，神色仓皇之极。文武百官这才知道，皇帝和贵妃等人已经不知去向。前一天还表示要亲征的大唐天子丢下他的臣民独自出逃了！怪不得，玄宗事先要移居到大明宫，只因为兴庆宫临街，人来人往地引人注目，不方便逃跑。
　　文武百官明白过来后，登时，内外抢攘，无比混乱。消息飞快地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这座繁华的城市立即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四出逃命。山野小民争着进入皇宫及王公贵族的宅第，盗抢金银财宝。还有人纵火焚烧了左藏大盈库。甚至还有人骑着毛驴跑到大殿里。这人大概对皇宫神往已久，想借机看看神秘莫测的皇宫到底是什么样。在众人争相逃命的混乱中，此人还能有这样的念头，一心想满足心中的愿望，也可谓奇人一个了。可惜史书上并未记录此人的姓名来历。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有些公子王孙猝逢大变，惊慌无措，竟然只会站在路边大声哭泣。杜甫有诗《哀王孙》，便是叙述此事：
　　〖长安城头白头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又向人间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大将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鱼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春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
　　窃闻太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厘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诗中先写安史乱起，玄宗仓猝逃往成都的情景，再记叙王孙亲贵避乱匿身，后写国家乱极将治。杜甫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亦无法遮顾，实为可悲可叹。此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后人评这首诗说：“通篇哀痛顾惜，潦倒淋漓，似乱似整，断而复续，无一懈语，无一死字，真下笔有神。”
　　此时，崔光远为京兆尹，也就是长安城的最高行政长官，边令诚则为宫廷最高长官。二人听到消息，急忙带人赶到左藏大盈库救火，又召募人代理府、县长官，分别守护。局面混乱下，崔光远不得不杀人立威，一直杀了10多个人，局势才勉强稳定下来。眼见叛军大兵压境，崔光远立即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边令诚也把宫殿各门的钥匙献给安禄山。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注：京兆尹特指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一职位设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所谓京，是极大的意思，兆则表示数量众多。定名京兆，显示出一个大国之都的气派与规模。』
　　边令诚便是在玄宗面前进谗言、导致玄宗怒杀封常清和高仙芝的宦官。当时他诬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而他本人，在叛军行将到来之际，主动投降献媚。边令诚深得玄宗信任，安史之乱起后，一直担任军中监军。只是不知道玄宗知道边令诚投敌后，再想想当初因边令诚之言而杀封常清和高仙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关于崔光远此人，后面也还有极为精彩的好戏上演。
　　大唐的皇帝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原来，玄宗公然发布亲征诏书的同时，还有密诏给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命他整军待发，同时选良马900余匹，夜半待用。六月十二夜半时分，长安城尚在一片寂静之中，玄宗率同杨贵妃并杨国忠兄妹、太子李亨等皇子皇孙、同平章事韦见素、御史大夫魏方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宫监将军高力士等重要人物，暗中潜出延秋门，向西逃去。除了六军士兵外，随行的官员、亲友不过百余人。大部分臣僚和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弃而不顾，甚至包括住在宫外的皇妃、公主及皇子、皇孙等。玄宗一度宠爱的梅妃江采萍便是属于这类被遗忘的人之一。之后，她死在了杀入长安的叛军之手。
　　大唐天子竟然要如做贼一般悄然离去，生怕被人发现。当年玄宗东封泰山时，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扈驾从行，车马列队，延续百里，盛极一时。如今落魄至此，可叹！盛唐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却是如此无情。
　　一行人路过左藏大盈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将库藏烧毁，以免大批库存布帛为叛军所得。玄宗心情凄惨，长叹道：“叛军来了没有钱财，一定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过了便桥，杨国忠又命人将桥烧毁，以阻挡叛军的追击。玄宗知道后，说：“官吏百姓都在避难求生，为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呢！”立即派高力士带人将火扑灭，留着桥梁给后面的士民逃命之用。
　　玄宗事先已经派太监王洛卿先到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到了咸阳，派出的太监王洛卿和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走了。再派太监去征召，官吏与民众都没有人来。逃难的皇帝饥锇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随行太监好不容易找到当地百姓，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百姓们送来了一些粗饭，其中参杂有麦豆。皇子皇孙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样的饭，但是实在饿得慌，也顾不得什么体面，没有碗筷，便用手捞着吃，一下子就吃得精光，还没有吃饱。
　　玄宗命人给这些送食的百姓按价给了金钱，并好言抚慰。百姓们眼见自己的天子落难至此，都痛哭失声。玄宗无限感慨，老泪也是纵横不止。这时候，一个叫郭从谨的老人挤到车前，对玄宗说：“安禄山包藏祸心，预谋反叛已经很久了，其间也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的阴谋，而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使安禄山奸计得逞，以致陛下出逃。所以先代的帝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为了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作宰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得以平安无事。但从那以后，朝廷中的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于陛下，所以对于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陛下都不得而知。那些草野之士，有想进谏者，但九重严深，无路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反叛，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能够见到陛下而当面诉说呢！”玄宗无言以对，好半天，才垂头丧气地叹息说：“这都是我糊涂所致，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随行的军士都还没有吃饭，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便让军士们各自到附近村落求食。军士们无不深怨杨国忠，认为他是这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陈玄礼也对杨国忠是敢怒而不敢言。
　　然而，他们所有人的恨，都比不上太子李亨的恨意更强烈。太子正在想什么呢？他最多地是回忆，回忆自己贵为太子，竟然两度被迫离婚以求自保的悲惨境遇。
　　玄宗多子嗣，有59个子女，其中29个儿子，30个女儿。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下令在皇宫东北角专门为诸王建立一座王宅，史称“十王宅”。这样，当皇子在宫内长大，得到封号后，不是像从前的皇子出宫自立门户，而是住在十王宅中，日用所需等由朝廷统一供应。玄宗这一措施，能够有效地管理监督皇子们的行动，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之后，因为皇子皇孙太多，十王宅不够住了，又在十王宅附近建了百孙院。（《旧唐书·卷一百零七·玄宗诸子传》）
　　玄宗如此对待自己的子孙们，是生怕他们干政，当然还不仅仅是担心干涉朝政那么简单，关键的还是怕这些子孙夺他的皇帝位。玄宗集中管理的这一招，确实彻底防止了有实力、有野心的亲王造反的可能。然而，有一点玄宗没有想到。安禄山造反后，玄宗仓皇出逃，十王宅和百孙院中的大部分皇子皇孙们都没有来得及逃走，被攻入长安的叛军屠杀一尽。
　　在玄宗严密的监管下，当时作为太子的李亨，日子更加不好过。天宝五年（746年），对于太子李亨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李亨相对安宁的生活被打破。身为大唐太子，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住，不得不用离婚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事情还要从皇甫惟明说起。
　　皇甫惟明为唐朝大将。开元十八年（730年）九月，吐蕃因为屡屡被唐军打败，便遣使请和。皇甫惟明知道后，便向玄宗面陈和亲之利。玄宗却说：“赞普尝遗吾书悖慢，此何可舍！”意思是赞普曾经写信，言辞无礼，无法原谅。对此，皇甫惟明解释道：“赞普当开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为此书！殆边将诈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
　　这话分析得合情合理，玄宗听了大悦，于是派皇甫惟明和内侍张元方一同出使吐蕃。二人到了吐蕃，对赞普赤德祖赞和王后金城公主（唐中宗养女）说明来意。赤德祖赞欣然同意，唐朝和吐蕃两国遂修旧好。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蕃双方派使会盟，并在赤岭（今青海湟源日月山）树碑定界，刻盟文于碑上。唐蕃会盟碑至今还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
　　和谈后不久，皇甫惟明因功任左卫郎将，后摄侍御史，充长春宫使（《唐会要·卷五十九》）。之后一路升迁，开元末年，出任陇右节度使。
　　天宝元年（742年）十一月，吐蕃大军进犯陇右地区，皇甫惟明立即率军迎击，在青海大获全胜。十二月二十七日，吐蕃大将莽布支再率3万余人马，与皇甫惟明部交战。唐军先锋骑将王难得率先出阵，与吐蕃赞普之子琅支都交锋。琅支都被其枪挑于马下。吐蕃军阵脚大乱。皇甫惟明趁机指挥唐军乘势掩杀，斩获5000余人。
　　不久，皇甫惟明发现吐蕃每次进犯陇右地区，都以洪济城（今青海贵德西）为前哨阵地，决心除去这个隐患。天宝二年（743年）四月，皇甫惟明亲自率领兵马自西平郡（今青海乐都）出发，长途奔袭千余里，突然向驻守洪济城的吐蕃军发起了进攻。由于唐军远道而来，出其不意，很顺利地占领了该城。
　　天宝初年，唐玄宗喜好边功，边帅常以抗击吐蕃有功而获官爵。皇甫惟明在与吐蕃军作战中连战连捷，立功心切，决定率军向吐蕃所占重镇石堡城（又称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发起攻击。
　　石堡城是吐蕃的战略要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其实早在开元十七年（729年）三月，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采用远程奔袭，就已经攻占了石堡城。可是到了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由于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防务疏忽，吐蕃又重新攻占石堡城。
　　皇甫惟明兵至石堡城后，立即开始攻城。吐蕃守城将士凭险据守。吐蕃闻讯后，派大军兼程往援，与守城将士里应外合，重创了唐军。唐军副将褚诩战死，皇甫惟明只好退兵。
　　不久后，皇甫惟明进京向唐玄宗献对吐蕃作战中的战利品。皇甫惟明曾经担任过太子李亨的幕僚，颇为念旧，当他发现宰相李林甫专权、正大力排挤太子李亨时，心中对李林甫大为不满，便趁叙职时劝唐玄宗罢免李林甫。并提出刑部尚书韦坚有宰相之才，可以起用。皇甫惟明的介入，使李林甫和太子一方的暗中较量一下子成为公开的秘密。
　　『注：韦坚，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郊区），是太子妃的哥哥。原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以办事干练著称。玄宗让其督办江淮租运，每年收益都有大量增加。在长安东郊广运潭（南方租赋漕运总码头）落成典礼上，韦坚还特意为到场的玄宗安排了歌舞节目，一百多人齐声唱道：“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由此可见，韦坚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玄宗听到他的乳名“三郎”出现在歌词中，龙颜大悦，认为韦坚能干，所以立即升官加以重用，由此引起了李林甫的嫉妒。韦坚的妻子是李林甫舅舅姜皎的女儿，算得上是很近的亲戚关系。在韦坚未被玄宗宠信之前，韦坚和李林甫的关系甚为亲密，随着韦坚的日益见宠，李林甫害怕危及自己的宰相地位，对其非常厌恶。出于对自己的利益考虑，韦坚不得不与太子李亨结盟。』
　　李林甫得悉皇甫惟明的言行后，怀恨在心，决定报复。他利用宰相的有利身份，开始布置反击，并加快了行动的步骤。这时候，杨慎矜成为李林甫对付太子集团的一员干将。
　　杨慎矜，乃隋皇族一脉，隋炀帝杨广的嫡系玄孙。按说隋被唐灭，杨李二姓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但在唐玄宗时，由于国力强盛，政权巩固，观念开放，在任人为官时不拘一格，很少顾及门第出身，杨慎矜因“沉毅有材干”充太府出纳，颇以政能知名。李林甫觉得此人可用，破格将他擢升，并有意让他取代太子集团中的韦坚。
　　天宝五年（746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之夜，风清月朗，太子李亨出游，借观灯的机会，在市井之中匆忙与韦坚见面。玄宗忌讳皇室人员与外臣相交，曾经发布敕命：“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太子李亨与韦坚的碰头也是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原因。之后，韦坚又匆匆与皇甫惟明相约夜游，一同前往位于城内崇仁坊中的景龙道观。
　　一直在后面紧紧跟踪的杨慎矜立即上奏弹劾，说韦坚与边将私会，违反了国法。李林甫也立即上奏，说韦坚与皇甫惟明将要支持太子发动政变。皇甫惟明与韦坚因此锒铛入狱，李林甫又让杨慎矜、杨国忠、王鉷、吉温等人一起出来做证。玄宗也怀疑韦坚与皇甫惟明结谋，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二十一日，玄宗下制书责备说韦坚因谋求官职地位，存有野心，定了个“干进不已”的罪名，由刑部尚书贬为缙云郡（今浙江缙云）太守。数十人受到牵连，韦氏家族被清洗一空。皇甫惟明则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解除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职务，贬为播川郡（治今贵州遵义）太守，并籍没其家。天宝六年（747年），皇甫惟明被杀。
　　玄宗没有轻易涉及太子，这一处理，只是限于惩治韦坚、皇甫惟明的个人过失，并未有任何针对太子李亨之处。皇甫惟明的兵权则移交给朔方、河东两道节度使王忠嗣。王忠嗣与太子李亨关系亲密，朝廷上人人皆知。这一结果，导致太子李亨有惊无险，李林甫也无奈何。
　　然而，事情却突然有了变化。原来，韦坚被贬后，他的弟弟韦兰、韦芝上书替兄长鸣冤叫屈，二人为了达到目的，还援引太子李亨作证。这样一来，事情一下复杂起来，唐玄宗龙颜震怒。太子李亨担心遭祸，惶惶不可终日，立即上表，表明与韦坚兄弟毫无干系，并以与韦妃“情义不睦”为由，坚决请求离婚，表明了“不以亲废法”的态度。唐玄宗听任太子李亨与韦氏离婚。韦氏被废为庶人，出家为尼，据说之后与李亨偶然相遇，也是形同陌生人。
　　在这一回合的争斗中，李林甫虽然成功铲除了韦坚等人，但太子的不得已离婚之举，使野心勃勃的李林甫一时受挫。他借机对韦坚一案大加株连，江淮一带大批无辜的漕吏、船夫都被打进大狱，监狱人满为患。地方官趁机敲诈，导致许多犯人死在牢中。这件大案牵扯广泛且时旷日久，直到天宝十一年（752年）李林甫死后，方告结束。在扳倒韦坚一案中立了首功的杨慎矜看到李林甫怨满天下，有意与之疏远，却不知由此犯了政治上的大忌，不久便被李林甫寻隙诬陷，全家被迫自尽。
　　天宝五年（746年）年底，太子李亨的姬妾杜良娣（东宫的内官有妃、良娣、宝林三级，还有诸多宫女。良娣是地位低于太子妃的姬妾，秩正三品）的父亲杜有邻惹上了官司，酝酿成另一起大案。杜有邻时任为赞善大夫，正五品官，为太子东宫官属。杜有邻有一女（杜良娣的姐姐）嫁给左骁卫兵曹柳勣。曹柳勣生性狂疏，不拘小节，喜欢交结豪俊之士，与淄川太守裴敦复、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等皆结为好友。李邕性喜豪侈，不拘小节，任职期间纵求财货，驰猎自恣，多次因贪污被人告发，屡遭贬斥，但才艺出众，人争睹其风采。他擅作碑颂，精于书法。许多人手持金帛拜访，只为求取他的文章和书法。
　　丈人杜有邻和女婿曹柳勣性情大不相同，杜有邻接受不了曹柳勣的轻傲狂放，而曹柳勣则讥笑杜有邻的迂腐胆小。这样，二人积怨越来越深，甚至相互仇视。有一天，为了一件小事二人又争吵起来。杜有邻凭借自己的长辈资格，狠狠地训斥了曹柳勣。曹柳勣一贯心孤气傲，一气之下，他就写了一篇诬告状，诉状刚好落到李林甫的手里。
　　曹柳勣状告杜有邻的罪名是“亡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这项罪名很重，宰相李林甫借口案情重大，直接由其委派人员审讯。曹柳勣告发丈人杜有邻，起因简单，不过是挟怨报复，谁知事情被李林甫揪住不放，将李邕、王曾等一批人都牵扯进去，最后太子李亨也被牵连进来。玄宗听说涉及太子，立即令京兆府会同御史台官员审问。案情很快明朗，原来都是曹柳勣搞鬼。但李林甫授意手下指使曹柳勣诬告，先将案情扩大，又引李邕作证，使案情一下子扩大到地方官员，大有废太子李亨于朝夕之势。
　　玄宗有鉴于祖母武则天之后朝政动荡，所以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但他对下级官员的告密未加宽贷，因曹柳勣、杜有邻等与皇室有亲戚关系，特予免死，判杖决，贬往岭南。但执行杖刑的过程往往因人而异，在李林甫授意下，杜有邻、曹柳勣均在重杖之下丧命，积尸大理寺，妻儿家小流徙远方。由于牵连出李邕，李林甫特命人奉敕往北海将其杖死。李邕时年已70多岁。之前曾经有人对李邕说：“君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想不到果然应验。
　　杜有邻一案使太子李亨十分不安，他眼睁睁地看着岳父等人冤死却无可奈何。命运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非常残忍。李亨非常喜爱杜良娣，却不得不解衣避火。他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无私，即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去宣布他与杜良娣离婚的决定。杜良娣被迁出东宫，废为庶人。此时，杜氏家人已是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境遇十分凄惨。据野史记载说，李辅国揣摩到太子不能忘怀杜良娣的微妙心思，悄悄为无家可归的杜良娣做了一番安排。这雪中送炭的举止令太子李亨格外感激，以致太子当了皇帝后，立即赋予李辅国至高的权力。
　　两次大案，两次婚变，太子李亨身心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逐渐变得神色萎靡，形容枯槁。有一次，太子入宫觐见，玄宗发现尚未到中年的儿子已经有花白的头发，显得苍老而憔悴，仿佛已经进入暮年。玄宗非常震动，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免产生了几丝恻隐。太子退出后，他向高力士闻询太子的情况，高力士如实说了朝廷上的一些针对太子的情况，并大力赞赏太子亨的仁孝与谨慎。玄宗听了若有所思。
　　之后，玄宗为了安慰太子李亨，给太子李亨安排了一次新的婚姻。从这件事上看，玄宗即使不满意太子，但也还没有废除太子的心思，这大概是太子能在李林甫的几次构陷中都死里逃生的真正原因。
　　太子李亨续娶的张氏是一位很有背景的女子，她就是后来那位干政的张皇后。张氏出身国戚之家。祖母窦氏是玄宗母亲昭成太后（即睿宗之窦德妃，睿宗复位后被追封为昭成顺圣皇后）的亲妹妹。玄宗小时候，母亲窦德妃无故失踪（其实是被武则天暗中处死），尸骨无存，是这位窦姨抚养他长大。因此，玄宗一直对窦姨怀有特殊的感情，登基后立即封她为邓国夫人。窦姨的5个儿子也都封为高官，最小的儿子张去盈还娶了玄宗的女儿常芬公主。
　　张氏先是被选立为太子良娣。张良娣巧言善辩，因此获得了太子李亨的欢心。从这次婚姻中，太子李亨也多少感受到玄宗的暗示，不像之前那样萎靡不振了。但他依旧谨慎，处处小心。有一次，宫中专门负责膳食的尚食局做了一桌丰盛的菜，其中有一只烤羊腿，玄宗就让太子李亨去割羊肉。李亨割罢羊腿，手上都是油渍，他就顺势将油渍揩在旁边的饼子上。玄宗看到后很不高兴，但没有当场发作。李亨看到了玄宗的不快，但装作没有意识到。等到他用饼将手揩拭干净之后，又不紧不慢地把擦过油渍的饼子拿起来，大口地吃起来。玄宗大出意料，不禁喜上眉梢，对李亨道：“福当如是爱惜。”因此对太子的态度大为改观。
　　然而，李林甫对太子的态度却依然如故，一心要除掉太子而后快。玄宗虽然对太子大有好感，却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可见他内心深处，还是对太子不放心。如此放纵李林甫对付自己的儿子，其实也隐有警告太子的意思。
　　天宝十年（751年），张良娣生下儿子李佋（后封为兴王），太子李亨的脸上才多了几分喜色。不久，李林甫病死，李亨少了一个最大的对手。可惜，太子李亨还没有高兴多久，杨国忠继任宰相，仍旧是太子李亨的死对头。此后，李亨与杨国忠之间长期明争暗斗，表面貌似平静，实则险象环生。这种状况，一直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才有所改善。一直有一种说法，马嵬驿兵变受到了太子李亨的暗中支持。
　　从根本上说，玄宗对权臣好几次诬陷太子的事并不相信，因为李亨为太子之日尚短，加上他一直不允许太子与朝臣来往，所以太子并没有在朝中形成一股势力。但玄宗之所以对与事者处置极重，一般均予处死，也是为了警告的太子和朝臣，让他们断了相结的念头。
　　玄宗还改变了皇太子居住在东宫的制度。自东汉以来，东宫就是皇太子的代名词。然而，玄宗东封泰山以后，不再让太子居住在东宫，而是移居于皇帝起居所在的“别院”，改变了数百年来沿袭的旧制，这自然对李亨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李亨在如履薄冰中度过了自己的太子生涯。虽说是权臣屡屡发难，但如果不是唐玄宗态度暧昧，那些权臣如何敢对太子下手？在李亨的内心深处，对父亲除了畏，还是畏，而如今，连一点点敬都没有了。他永远也忘不了爱妃韦氏出家为尼时哀怨的表情。那无辜而无奈的神态，时常刺着他的心，让他终生不得安宁。
　　在这次西逃中，太子李亨越来越意识到，目前的时机对杨国忠极度不利，稍有不慎，便有大祸降临到这个草包宰相头上。可笑的是，那自以为是的杨国忠丝毫没有意识到利剑就悬在头顶，还整天对军士呼来喝去，摆出一副宰相的样子。不满和愤怒写在陈玄礼将士的脸上。这一切，自然落在了太子李亨的眼中。
　　快半夜时，逃难的玄宗一行到达金城馆驿（今陕西兴平），县令和县民也早逃走，但食物和器物都在，士卒才能够吃饭。当时跟随玄宗身边的官吏中，借机逃跑的人很多，宦吏内侍监袁思艺就趁夜色逃走了。金城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互相枕藉而睡，也不管身份的贵贱地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
　　这一夜，从潼关逃回的王思礼赶上了玄宗一行。玄宗这才知道哥舒翰已经被俘，于是就地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命令他立刻赴任，收罗散兵，准备向东进讨叛军。
　　关于王思礼这一夜除了晋见皇帝外，还干了些什么，正史上没有记载。然而，就是王思礼这个人，曾经极力怂恿主帅哥舒翰杀掉杨国忠以谢天下，甚至主动请缨要求亲自动手。而杨国忠早知道密谋一事，之后一定会设法谋害王思礼。王思礼心中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到了这个时候，王思礼对杨国忠的切齿痛恨，就从以前的为天下人请命而转变为自保。王思礼进出金城，势必要遇到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种种的证据表明，这二人必然就杨国忠的话题有过秘密交谈，也许还谈到具体对付杨国忠的计划。一些野史甚至绘声绘色地记录了王思礼与陈玄礼的对话，并认为太子李亨的亲信家奴李辅国也参与了这次秘密会谈。就在王思礼离开的第二天，以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为首，发生了兵变，从而让默默无名的马嵬驿成为千古名地。
　　【四 梦断马嵬驿】
　　走走停停中，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玄宗逃难的队伍到了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嵬，音wei维），随行的将士又饿又累，心中越想越气：好好的长安呆不住，弄得到处流亡，受尽辛苦。想到杨国忠专权误国，致使他们受苦，就怨恨异常。
　　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决定杀掉他以平民愤。陈玄礼有此心思，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及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旧唐书·卷一百零六·陈玄礼传》）。只是陈玄礼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至马嵬，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惧乱，先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六·杨国忠传》）。然而，毕竟事关重大，陈玄礼决定动手前还是心有顾虑，于是就让东宫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李亨，想事先取得太子李亨口头上的支持，寻找到一座大靠山。然而，“太子未决”（《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这里要特别提一句，陈玄礼为玄宗最亲信的心腹。陈玄礼初任果毅都尉，与当时还是藩王的李隆基交好，并跟随李隆基起兵除韦后。玄宗在位期间，陈玄礼一直宿卫宫禁，备受信任。陈玄礼为什么在动手杀杨国忠前，还要特别征求太子的意见呢？这件事是非常微妙的。李亨当了多年太子，不但没有一天有过实权，还一直生活在宰相的倾轧重压下，生命都没有保障。太子李亨与杨国忠是生死对头，陈玄礼不是不清楚这一点。这只能说明，太子李亨事先就除掉杨国忠一事与陈玄礼有过交流。而当陈玄礼真的来征求意见时，太子李亨表面上并没有表态，以他的微妙身份以及对玄宗的畏惧，他也不可能表态，只能是“太子未决”。后世当然不可能看到太子李亨迫不及待地高兴得跳起来的记叙，事实上也不会如此。太子李亨一直生活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相当知道分寸。但实际上，李亨一定有什么动作，事先或者当时给了陈玄礼以暗示，坚定了陈玄礼的决心，因为事变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当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旧唐书·卷一百零八·韦见素传》）。其时，众将士的愤怒犹如干柴，发难只需要一个导火线了。
　　陈玄礼带头挡住了杨国忠的马头。刚好这时有吐蕃使节20余人，正向杨国忠诉说没有吃的东西。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有人高声喊道：“杨国忠与胡人谋反！”然后立即有人用箭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
　　这个射第一箭的人据说叫张小敬，只是个普通的禁军骑兵。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张小敬在这一重大历史事变中挺身而出，历史上没有记载。既然是禁军骑兵，箭法肯定相当不错，距离如此之近，竟然只射中马鞍，也许这射箭的张小敬还不敢真的要了杨国忠的命，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毕竟，杨国忠是大唐的宰相，事后万一追究起来，必定要追究首者。毕竟，人人想杀杨国忠，只是无人敢第一个动手，这可是灭族的大罪。然而，这第一箭射出后，事情就变得难以预料了。群情难免汹汹，一旦众人一哄而上杀了人，事后追究，也是法不责众了。分析起来，用这一射不中的箭作为导火索的安排，思虑非常周密，应该事先有过详细的计划，陈玄礼作为禁军的统帅，一定亲自参与了谋划，而张小敬也定然是他的心腹。
　　果然，军士们满腔的怒火立即被这没有射中的一箭撩拨了起来，众人一拥而上，要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杨国忠大惊失色，仓皇逃命，逃至马嵬驿西门内，被军士追上杀死。军士还觉得不够解恨，乱刀肢解了他的尸体，割下首级，挂在矛上，插于西门外示众。随后，众军士又杀了杨国忠的长子户部侍郎杨暄与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御史大夫魏方进听见外面吵闹，跑出来一看，立即怒气冲冲地说：“汝曹何敢害宰相！”（《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意思是你们这群人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魏方进显然是个没有眼光的人，到了眼前的形势，竟然还要摆出御史的架子来。激愤的将士们立即上前杀死了他。同平章事韦见素听见外面大乱，也跑出驿门察看，立即被乱兵用鞭子抽打得头破血流。幸好韦见素名声还不算坏，有人高声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韦见素这才免于一死。
　　军士们又包围了玄宗和杨贵妃休息的驿站，喊杀声震天。玄宗听见外面的喧哗之声，就问出了什么事。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是将士哗变，都说是杨国忠谋反。由此可见，杨国忠的不得人心，已经得罪尽了天下人。
　　玄宗得知杨国忠被杀后，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原因。陈玄礼出面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高力士跟在玄宗身边多年，深知贵妃对玄宗的重要性，当即为难地说：“这我不好去奏告。”四周军士一听大怒，大声喧嚷说：“不杀贵妃，誓不护驾。”一面拥上前去，要痛打高力士。高力士见大势不妙，慌忙逃回驿站奏告。
　　玄宗听了，神情暗淡沉闷，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进入驿站，拄着拐杖垂首而立，默不开口。十几年来，杨贵妃是他最为宠幸的掌上明珠，两人又曾在长生殿立过生死不离的海誓山盟。如今落到这般弃京流亡的地步，政治上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唯有贵妃或许还能使他忘却心灵上的伤痛。他怎么能忍心处死杨贵妃呢？
　　这时候，外面喧哗声更响，局势即将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任京兆司录参军，上前说道：“现在众怒难犯，形势十分危急，安危在片刻之间，希望陛下赶快作出决断！”说着不断地跪下叩头，以至血流满面。玄宗说：“杨贵妃居住在戒备森严的宫中，不与外人交结，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呢？”一直冷眼旁观的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兵士的气愤，万一军士冲了进来，杨贵妃照样被杀，连玄宗自己也将处在危险之中，便劝说道：“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就会安全。”玄宗深知大势已去，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这才流泪说道：“赐她自尽吧。”
　　贵为天子，坐拥天下，却无法保住心爱女人的性命，玄宗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体会到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无奈呀，在历史的长河中，再大的人物，也无力抗拒巨流的力量。随波逐流也好，逆流而上也好，最终还是被卷入洪流中，抗争只是徒然无功。
　　杨贵妃接到圣旨后，惊倒在地，良久，才哭着请求见玄宗一面。高力士引她来到玄宗面前。杨贵妃涕泣呜咽，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便说：“愿大家保重！妾实在有负国家对我的恩惠，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只有乞求容允我礼拜神佛。”玄宗说道：“祝愿妃子到善地，再得新生。”（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说到“生”字，已是不能成语。不忍心看杨贵妃的惨容，只是以袖掩面哭泣。
　　高力士生怕玄宗一时心软，另生枝节，导致士兵闯入，忙将杨贵妃带到佛堂。杨贵妃朝北拜了几拜说：“妾与陛下永别了！”随后，高力士把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这就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云：“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白居易《长恨歌》的高明就在于，它用绚丽的色彩淡化了悲剧的气氛，让美好的爱情掩盖了政治的阴谋，这使得李杨之间的爱情格外美好，以至为后世所传诵。
　　之后，高力士将杨贵妃的尸体抬到驿站的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意有验尸之意。驿站外的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欢声雷动。陈玄礼等人验尸无误后，这才脱去甲胄，去向玄宗叩头谢罪。此时的玄宗尚且镇定，好言好语安尉他们，并命告谕其他的军士。陈玄礼等人都高喊万岁，拜了两拜而出，然后整顿军队继续行进。
　　事后，玄宗让高力士将杨贵妃的遗体，裹以锦衣，胸前放上香囊锦袋，草草葬在西郭外一里多远的道路北坎下。其时，杨贵妃年38岁。
　　后世题咏马嵬坡的诗句极多，宋人杜真卿有一诗被认为最为婉丽。诗云：“杨柳依依水拍堤，春晴茅屋燕争泥。海棠正好东风恶，狼藉残红衬马蹄。”（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刚刚埋葬完杨贵妃，南方进贡的荔枝送到。玄宗触物思人，不由得放声大哭，即命人以荔枝祭于贵妃坟前。张祐有诗吟咏此事：“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
　　杨贵妃以前患有一种肺渴的疾病，因此常含着玉鱼儿疗治。一次，杨贵妃齿痛，无法含玉鱼儿。玄宗见她颦眉泪眼，更加怜爱，对杨贵妃道：“朕恨不能为妃子分痛呢。”后来有人专门据此事画了一幅《病齿图》。曾有名士在画上题道：“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这三句话，极其精妙地概括了杨贵妃的一生。
　　受马嵬之变株连而死的，还有杨国忠的其他家人与亲属。杨国忠被杀时，他的妻子裴柔、幼子杨晞，及虢国夫人、夫人裴徽和一女，已先行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陈仓县令薛景仙听到消息后，立即亲自带人追捕。虢国夫人等人还不知道是自己人要杀自己，还猜想是逆贼作乱，便扔下马逃进树林。眼看追兵已到，无路可逃，虢国夫人先拔剑杀死儿子裴徽，又刺死了自己的女儿。杨国忠夫人裴柔喊道：“娘子为什么不给我方便！”虢国夫人于是又上前把裴柔杀了。杨晞脚快，抢先逃跑，但还是被官军追上一刀杀死。虢国夫人挥剑自杀，但未伤到要害，一时没有断气。追兵赶到后，将她抓住，送进陈仓监狱关押。虢国夫人为此大惑不解，问狱卒道：“是国家要杀我们，还是逆贼作乱？”狱卒恨恨地说：“都是。”虢国夫人听了，又惊又气，当夜伤发死去。陈仓县令薛景仙命人将死去的杨家人胡乱埋在东城外十几步道北的杨树下。
　　杨国忠有4个儿子，长子和幼子都在马嵬驿事变中被杀，二儿子杨昢被安禄山叛军杀死，三儿子杨晓逃到汉中郡后，被汉中王李瑀杀死。杨国忠的心腹翰林学士张渐、窦华和吏部郎中郑昂，后来都被唐朝廷处斩。另一个亲信中书舍人来昱本来已经逃脱，却因为舍不得丢下家产，偷偷返回长安，也被乱兵杀死。
　　历史上著名的美人杨贵妃死了。美女总是令人联想翩翩，给人无限的暇思，所以关于她的传闻远没有结束。有个开店的老太婆在杨贵妃被缢死的梨树下拣到了一只锦袜，便说这是杨贵妃穿过的袜子，凡是想看的人，都要“出百钱”（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无数人争睹为快，老太婆竟然因此成为了大富婆。
　　后来玄宗回到长安后，派宦官来改葬杨贵妃，却发现杨贵妃的尸体已经没有了，坟中只剩下一个香囊（事见《旧唐书》）。这就是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因此后世许多人推测当时被缢死的并不是杨贵妃本人，而是玄宗用了偷梁换柱之计，真正的杨贵妃东渡去了日本。按当时的情况看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可能。马嵬兵变以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为首，他对杨贵妃的体貌再熟悉不过。杨贵妃死后由陈玄礼验尸，他不亲眼见到尸体，如何能继续安心在玄宗身边？至于杨贵妃尸体不在了，应该解释尸体为民间好事者所盗。杨贵妃美貌盛传天下，连袜子都有那么多人抢着看，有人想看看尸体到底是什么样儿，悄悄挖掘出来，也毫不稀奇。
　　关于马嵬驿事变的真正主谋，历来众说纷坛。史书上说：“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列传》）其实就暗示马嵬驿兵变是由太子李亨主持和谋划。然而，反对杨国忠，固然有太子李亨以及宦官势力，同时还有广大军士和百姓。这一事变在当时的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大唐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马嵬驿事变以后，玄宗继续西逃。太子李亨却被当地的百姓留住，主持抗叛大局。从此，太子李亨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从马嵬坡一路收拾残兵北上，臣民争相前来归附。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至此，玄宗统治时代结束，唐朝最漫长和最光辉的开元之治到此结束了。


　　第六章 山河犹在
　　长安气势相当宏博。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更是达155米，比起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都毫不逊色。不难想象，当时来自世界的各国使臣，沿着如同广场一样宽广的朱雀大街前往大明宫朝觐大唐皇帝的时候，大唐无以伦比的强盛与国力，将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何等的震撼。然而，在大唐玄宗皇帝仓皇出逃后，这座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
　　【一 长安沦陷】
　　长安为大唐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的中心，又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人口众多，建筑规整，名胜林立，繁华富庶。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一诗中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写出了宫城中早朝场面和大唐天子君临万邦的盛大气势。
　　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以著名建筑家宇文恺为都城建设总设计师，在汉长安东南修建宫城和皇城。第二年完工，定名大兴。唐王朝建立后，仍以大兴城为首都，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永徽五年（654年），唐高宗委派工部尚书闫玄德负责，在春、秋两季，先后修建唐城外部城墙和东、西、南三面的9座城门及城楼。其时，全城面积84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明清都城北京的4倍。且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全城划分109个坊和东、西两市。正如白居易在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长安气势恢宏。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更是达155米，比起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都毫不逊色。不难想象，当时来自世界的各国使臣，沿着如同广场一样宽广的朱雀大街前往大明宫朝觐大唐皇帝的时候，大唐无以伦比的强盛与国力，将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何等的震撼。
　　然而，在大唐玄宗皇帝仓皇出逃后，这座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
　　叛军攻下潼关后，安禄山命部将孙孝哲率兵，由潼关进逼长安。因为玄宗等早已离开长安，逃往蜀地，叛军如入无人之境。关中形势一片大乱，大唐开元盛世的长安气象一去不返。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七，长安留守官员崔光远、边令诚等人，开城纳降，孙孝哲率叛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京长安。这样，两京全部陷落入叛军之手。回想唐将封常清奋勇保护东都洛阳屡败屡战的往事，天下人这才意识到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哀。
　　安禄山一开始没有料到玄宗会如此之快地西去避难，所以进兵迟缓，占领潼关后，推迟10天进兵，好做攻打长安的充分准备。想不到长安不战而下，安禄山自然喜出望外。至此，安禄山尽数虏掠了长安府库中的兵器甲仗、文物、图籍，宣春云韶乐队、犀牛大象、舞马，以及掖庭后宫也都被劫掠一空。安禄山窃据河、洛地区，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仍任命崔光远为京兆尹，派安守忠总领部队镇守西京。
　　孙孝哲是安禄山最宠信的心腹，喜欢专权用事，常常与严庄争权。安禄山派孙孝哲监督关中诸将帅的军队，张通儒等人都受他的节制。孙孝哲性情粗犷，处事果断，用刑严厉，叛军将领都十分害怕他。安禄山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数百人时，就派兵护送到洛阳。
　　到了这个时候，大臣们主动投降安禄山的不在少数，也有不少臣子是被胁迫投降。主动投降的臣子中，以唐故相陈希烈和驸马张均、张垍兄弟地位最为尊崇，自然也最为引人注目。陈希烈因为晚年失去玄宗的信任，一直心怀怨恨，叛军一到，就与同样不满玄宗的张均、张垍兄弟等人投降了叛军。
　　『注：陈希烈，宋州人。他精于玄学，无书不览，声名远播。开元年间，他进入禁中，为玄宗讲解《老子》、《庄子》等书，深得玄宗的欢心，大大地助长了玄宗对道教的兴趣。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看到陈希烈受到玄宗的宠爱，且为人柔弱圆通，无实际政治经验，容易控制，便举荐陈希烈为宰相。从此一切政事都由李林甫决定，陈希烈只有点头答应的份儿。按照朝廷惯例，宰相在午后六刻退朝回家。而李林甫上奏说现在天下太平，没有大事，宰相巳时就可以回家，军国大事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决定。玄宗有时不上朝，朝廷各个部门就都集中到李林甫家中办事，朝中为之而空。陈希烈虽然也是宰相坐在府中，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谒见他。李林甫死后，陈希烈为杨国忠所嫉，罢宰相位，改任太子太师。当时玄宗想让武部侍郎吉温代替陈希烈。杨国忠却担心吉温是安禄山的心腹，坚决不同意，又见文部侍郎韦见素随和听话，便举荐韦见素接任了陈希烈的位子。』
　　『注：张均、张垍兄弟均为唐名相燕国公张说之子。张说文章写得极好，人称“大手笔”。张垍娶玄宗的女儿宁亲公主为妻，宠信无比，赐珍玩不可胜数。当时张均、张垍兄弟均在翰林院任职。张垍常常拿玄宗赐的东西在张均面前炫耀，张均说：“此妇翁与女婿，非天子赐学士也。”（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玄宗甚至允许张垍在宫中建设宅第。陈希烈罢相后，玄宗曾经到张垍的宅第，问他谁可以当宰相。张垍当时没有回答，实际上是想推荐自己，却不好意思这么直白。玄宗多少看出了张垍的心思，当即笑道：“都不如我的爱婿。”这话更多的是玩笑的成分，不过是应景之言。张垍听了，却立即当了真，拜伏在台阶下，表示感激之意。但是之后玄宗并没有拜张垍为宰相，所以张垍一直心怀怨意，因此叛军一到，便毫不犹豫地投降。后来唐军收复了长安，玄宗愤恨地要杀投降叛贼的张氏兄弟，幸好肃宗感激张说曾对他有救命之恩，下旨赦免了这兄弟二人。陈希烈则被赐自尽。张垍后死于流放之所，妻子宁亲公主改嫁给裴颍。』
　　六月十八，安禄山听说杨贵妃姐妹在马嵬坡被杀，大为遗憾。又想到儿子安庆宗被唐朝处死一事，不禁无比痛恨，传令孙孝哲说：“除陈希烈，张均、张垍等已经投诚，应即来洛阳授官之外，其余尚在长安的皇亲国戚，全部处死，一个不留。”在中国的历史上，报复和仇恨似乎总是新政权的主要动机。
　　孙孝哲本来就杀人不眨眼，他接到安禄山的这一命令后，立即加倍执行，把搜捕到的皇亲国戚、王侯将相以及相关人员全部押到崇仁坊。先在崇仁坊设置安庆宗的亡灵，然后将这些人一个个剥光衣服，挖出心肝，用来祭奠安庆宗。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均遇害，就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杀得一个不留。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都被杀掉，总共83人。有的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以至血流满街。过了几日，叛军又杀死搜捕到的皇孙及郡主、县主20余人。
　　安禄山任命投降的陈希烈、张垍为宰相，其余投降的朝臣都授以官职。至此，叛军的势力大盛，向西威胁陇州（今甘肃陇县），向南侵扰江汉（今湖北），向北占领了河东（今山西）道的一半。安禄山大有代替唐王朝、横行天下之势。
　　然而，叛军将领都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既已攻陷长安，便志骄意满，日夜纵酒取乐，沉湎于声色珍宝财物，再也没有向西进攻的意图。安禄山也心恋洛阳，纵情酒色，贪图行乐，不思进取。这就为唐朝保存实力，伺机反攻提供了良机。
　　安禄山未能得到杨贵妃姐妹，便着力搜罗唐宫中的梨园弟子。天宝年间安禄山留住长安，玄宗每逢大宴，先设太常雅乐助兴。雅乐班分坐、立两部。坐部乐工坐在堂前演奏，立部乐工站在堂下演奏。雅乐过后，以敲击吹奏为长的番乐登场。接着是教坊新声和府县散乐杂戏，千姿百态，陆续毕呈。有时，宫女各穿新奇艳丽的衣服，出到筵前，清歌妙舞，媚态撩人。绝佳之处在于，每当酒酣意悦之际，司农卿就命御苑管象的牧人，引驯象入场，表演奇妙的象舞。
　　安禄山当年经常参加玄宗举办的各种宴会，也颇好这一套，飞觥畅饮后，便叫乐工们协奏献技。为了逼迫乐工们就范，还下令采取了“露刃持满以胁之”的卑劣手段。于是玉箫凤笛，金钟玉磬，羯鼓琵琶等器乐齐鸣。或吹或弹，或敲或击，实在是清音亮节，悦耳动人。
　　安禄山大乐，说：“我当日在唐宫侍宴，也曾听过几次雅乐，只是前番作客，尚受拘束，比不上今日作主这么快活。可惜李三郎（指玄宗）有美人儿（指杨贵妃）陪着，我却不及他那么风流。”有人阿谀说：“皇上要选美人儿还不容易？然而，如今娘娘（指安禄山小妾段氏）德容均备，比起杨氏姊妹还要好得很。”安禄山摇头摆手说：“不，不，未必，未必。”言语中充分流露出对杨贵妃美色的垂涎。后人因此说安禄山起兵作乱，一是要当皇帝，二是想得到杨贵妃。
　　段氏聪明美貌，向来受安禄山宠爱，他的三子安庆恩便是段氏所生。她听了这话，隐隐有些不安。此时，安禄山二子安庆绪已经被封为太子，这让段氏更加心中不快起来。
　　酒至半酣，安禄山又夸奖乐工说：“真好看，真好听。孤家向来虽蓄大志，只因李三郎待我甚厚，所以不忍，意欲待他宴驾了方始举事，我想杨国忠这厮屡次发我隐谋，激我做出这些事来，正所谓富贵逼人。一起兵时，呼吸间得了二十四郡。想李三郎不知费了多少钱粮，用了多少心机，教成这班梨园子弟，自己不能受用。倒留与我们作乐，岂不是个天数。”这话是安禄山踌躇满志时说出来的，应该是真心话，可见杨国忠确实在促使安禄山谋反一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梨园乐工听了安禄山的话，一个个眼泪汪汪，低头伤感，不觉间歌不成声，舞不成态。乐工雷海清更是当殿痛哭，大骂安禄山恩将仇报，罪恶滔天，并将手中琵琶向安禄山掷去。可惜未中，遂被乱刀砍死，并“肢解以示众”（《明皇杂录》）。后来清人洪昇作传奇剧本《长生殿》，其中有一出《骂贼》，便是讲述雷海清骂贼这段历史故事。当时享有盛名的大诗人王维闻此事而赋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而王维自己，也没有逃脱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灾难。此时此刻，他正被迫在安禄山手下为官。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王维感伤下吟诵雷海清事迹的这首诗竟然会成为他日后的救命稻草。人的命运亦如同历史的发展，某位意外和不经意的所为往往起了关键性的所用。关于王维，在后面还会有专门的篇章叙述。
　　玄宗抛弃臣僚子民，自己率先落难而逃，长安兵不血刃沦陷于叛军之手，标志着盛唐的时代正式结束，但大唐江山的梦魇还远没有结束。
　　被乐工激怒的安禄山，立即以长安百姓曾乘乱盗抢国库为名，命叛军在长安进行大搜捕。叛军将卒乘机抢掠，百姓多数因此而家徒四壁。安禄山还认为难解心头之恨，于是又下令对百姓进行严刑逼供，连引搜捕。结果搞得长安人心惶惶，百姓们更加思念唐朝。民间经常流传着太子李亨要领兵夺回长安的小道消息。有时只要一人大呼“太子的大军来了”，长安城中的人就会四散奔逃，街市为空。叛军一旦看到北方有尘土飞扬，也往往以为是唐军到了，惊慌失措，随时准备逃走。长安中的一些江湖豪侠，也时常暗中袭击叛军官兵，令叛军人心浮动。安禄山诏令南不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北不过云阳（今陕西富平东），西不过武功（今陕西武功），这让他更加气急败坏，下令史思明、阿史那承庆等挥兵攻打唐军控制的城镇。
　　叛军每攻破一城，便把城中的妇女、财物甚至衣服抢夺一空。把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给他们担运货物，而把那些老、弱、残、病、幼都用刀挑死，并以此取乐。叛军兵威所到之处，无不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大多官僚、士绅、老百姓一听到太子李亨在灵武郡登基，都争相前去投奔，“相继于路”。而一些被叛军攻陷的州郡，叛军一来，军民无力抵抗，便一起投降，表示为安禄山守城。而叛军一走，军民就奋起杀死留守的叛军部队，重新归顺唐朝。如此反反覆覆十几回，以至城镇已经都成了废墟。如此可见，天下的人心依然向着唐朝。
　　后来唐朝能够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人心所向。对于天下的百姓们来说，回首往昔的繁华，唐朝依然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朝廷，他们期待朝廷能重新回到辉煌的顶点。然而，这一天再也没有到来。
　　【二 太子终于当上了皇帝】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杨贵妃被缢死后，玄宗即将从马嵬驿出发。此时随行的大臣只剩下韦见素一人，其他人都不知去向。玄宗伤感不已，于是就任命韦见素之子韦谔为御史中丞，并兼任置顿使。但随驾人员却为前往何地而发生了分歧。大多数将士们都说：“杨国忠谋反被杀，而他的部下亲信都在蜀中，不能去那里避难。”有人提议去太原，有人建议去陇右，也有人主张去朔方，还有人请求回京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左右争执不一。
　　玄宗想去蜀中，又恐怕违背众心，所以沉默不言。韦谔说：“如果要返回京师，就要有足够的兵力抵御叛军。而现在兵力单薄，不要轻易回去。不如暂时到扶风郡，再慢慢考虑去向。”玄宗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去扶风。
　　只有高力士最了解玄宗心意，他一板一眼地向众人分析说：“四川地方虽小，但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山水相依，内外险固，我看还是去四川为上策。”玄宗表示赞许。于是，便决定到扶风稍作休整，继续南行四川。
　　等到出发时，当地的父老乡亲担心皇帝一去不回，将他们扔给叛军，于是集体拦在路中，请求玄宗留下。并恳切地说：“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意思是说：森严宏壮的宫殿是陛下的家室，那些列祖列宗的陵园是陛下先人的葬地，现在都舍弃不顾，想要到那里去呢？
　　这番话说得相当悲壮，玄宗虽然骑在马上一言不发，却在原地停留了很长时间。由此可见，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许久后，玄宗才命令太子李亨留在后面，安慰这些父老乡民。百姓们见玄宗执意西去，便对太子李亨叩首哀泣：“皇上既然不愿意留下来，我们愿意率领子弟跟随殿下向东讨伐叛军，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皇上都逃向蜀中，那么谁为中原的百姓们作主呢？”不一会儿，闻讯赶到太子跟前的百姓达到数千人，众人苦苦哀求太子李亨留下。
　　经历了马嵬事变后，太子李亨的心思已经起了极大变化。他看出眼前的形势对他极度有利：玄宗一意孤行，已经失去了人心。若是他肯留下来，只要振臂一呼，天下必定云集。到那个时候，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的地位就相当稳固，决非任何人所能撼动。
　　太子李亨心动了，但他又担心不随驾会落个不孝的名声，还是有些犹豫，便故意说：“圣上远冒险阻，我不忍朝夕离开左右。再说我还未面辞父皇，我现在去告诉皇上，听候吩咐。”东宫宦官李辅国是太子亲信，最了解太子李亨的心思，便进谏说：“安禄山举兵反叛，进犯长安，以至四海沸腾，国家分裂，如果不服从民意，怎么能够复兴大唐天下呢！现在殿下随从皇上入蜀中避难，如果叛军焚烧断绝了通向蜀中的栈道，那么中原大地就拱手送给叛军了。人心既已分离，就难以再聚合，到那时就是想要有所作为，恐怕也不可能了。不如现在收聚西北边防的镇兵，再加上郭子仪与李光弼在河北地区的兵力，与他们合兵东讨叛贼，收复两京，平定四海，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使大唐的基业得以继续，然后再打扫宫殿，迎接皇上返回京师，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孝顺行为吗！何必因为区区温情，而作儿女之恋呢！”
　　李辅国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太子李亨终于下定了决心，派长子广平王李俶前去禀告玄宗。玄宗一直在等待太子，却久久不见，派人去看，才知内情。知子莫如父，玄宗看出了太子李亨的心思，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也勉强不来了，叹道：“人心如此，就是天意。”于是下旨留下太子李亨在关陇一带，以鼓舞抵抗叛军的军民之士气。玄宗又让高力士将太子妃张良娣送给李亨，并代传口诏：“希望你好自为之。”
　　六月十七，玄宗一行到达岐山（今陕西岐山）。此时随行人员大为减少，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有人传言说叛军的前锋立刻就到。玄宗听到后不敢有丝毫停留，继续前行，晚上宿于扶风郡（今陕西凤翔）。随驾的军士都在暗谋出路，甚至公然对玄宗出言不逊。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也无力控制，玄宗深以为患。
　　刚好这个时候，成都进献给朝廷的10余万匹春织丝绸运到了扶风，玄宗下令将这些丝绸陈放在庭中，召来随从将士，大声对他们说：“因我年老昏庸，任用非人，致使逆胡叛乱，两京失守，须远避其锋。知道你们皆是仓促跟从我出奔，来不及告别父母妻子，跋涉艰难，十分劳苦，我愧对你们。去蜀中道路阻长，郡县狭小，我们人马众多，难以供给，现在听任你们各自还家，我只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避难。现在就与你们诀别，把这些春彩分给你们以备资粮。你们回去见到父母及长安父老，请代我致意，各好自爱！”万民涂炭，天子蒙尘，这番话确实是玄宗的肺腑之言，他自己说着已经是泪流沾襟。
　　将士们听完玄宗的话后，大受感动，都哭着说：“臣等生死在所不惜，愿意永远跟随陛下，不敢有二心！”玄宗说：“去留听从你们自愿。”命陈玄礼将丝绸分给了军士。军士自然争相效力。自此，军心才稳定了下来。
　　后世有人认为这是玄宗的权术。无论是否帝王权术，此事充分说明大唐仍然未失去人心。任何一个当时的子民，不可能忘记开元盛世的辉煌，自然也不会忘记玄宗的功劳。天下人确实怨玄宗，怨归怨，然而，玄宗在民间仍然享有巨大的威信。这也能充分说明为什么后来回到长安后，已经登基两年的肃宗李亨还生怕玄宗复位。
　　玄宗到达普安郡后，宪部侍郎房琯从长安逃脱后，一路追来晋见。玄宗从长安出发时，绝大多数大臣都不知道。在咸阳的时候，玄宗曾与高力士谈论：“你认为朝臣中谁会赶来，谁不会赶来？”高力士回答说：“张均、张垍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张说受陛下的恩惠最深，并且张垍还是驸马，与陛下连亲，所以张氏兄弟一定会先赶来。大家都认为房琯应该拜相，而陛下却不加重用。安禄山曾经向陛下推荐过房琯，说明非常看重他，所以他很可能不来。”玄宗当时只说：“事情难以预料。”
　　房琯赶到后，玄宗就问张均、张垍兄弟的情况，房琯答道：“我曾约他们一起来追随陛下，而他们却犹豫不决，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玄宗看着高力士，意味深长地说：“朕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实际上，在长安城陷的当天，张均、张垍兄弟便已经投降安禄山，张垍还被安禄山封为宰相。当天，玄宗任命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而另一路被百姓留下来的太子李亨此时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因为太子李亨遥领过朔方节度使，便有人提议去朔方。太子李亨同意了，于是一行人往朔方而去，在渭河边刚好遇上潼关战败后退下来的唐军士卒。太子一行人逃出长安后，一路风声鹤唳，早已经是惊弓之鸟，竟然将唐军败卒误以为是叛军，双方大战一场。直至死伤了许多人后，才发现搞错了对象。于是收罗散兵，选择了一处水浅的地方，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匹的人只好流泪而返回。自己另谋出路。
　　太子李亨一行从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一夜行进了300里，到达新平（今陕西彬县）时才停下来。清点士卒和武器装备，已丢失大半，所剩将士不过数百。新平太守薛羽刚要弃郡逃跑，被太子李亨下令杀掉。当天到了安定郡（今甘肃平凉、庆阳和宁夏固原等地），安定太守徐珏也正要逃跑，同样被太子李亨杀掉。
　　太子李亨到了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彭原（今甘肃宁县）太守李遵出来迎接，并献上衣服和干粮。之后到了平凉郡（今宁夏固原），这里有监牧所养的数万匹马，尽为太子李亨所得。又就地招募士卒500余人，军势才稍微得到加强。
　　太子李亨到达平凉数天后，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与盐池判官李涵等人得到消息，均认为应该将太子迎到朔方。这些人中，目的各有不同。也许有人是真心为了国家，希望能借太子之名号令天下，挥师南下，平定中原；也许有人是为了一己私利，如果辅佐太子登基，那么必然将成为肱股之臣。经过紧急磋商，由盐池判官李涵为代表，持笺表前往平凉见太子，将朔方镇的士卒、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帐籍一同奉献给太子，迎太子前去灵武。
　　太子李亨听说后非常高兴。刚好这时河西司马裴冕入朝为御史中丞，路过平凉入见太子，他也认为灵武兵强粮足，奉劝太子去朔方。太子当场同意。
　　太子到达灵武前，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大力修治宫室，就连所用的帐幕都极力模仿皇宫的样子，所备的饮食水陆之物俱全。
　　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初九，在萧瑟的秋风中，太子李亨一行到达灵武。李亨见到宫室豪华，立即下令将奢侈品全部撤去。
　　太子李亨一到灵武，裴冕、杜鸿渐等人立即向太子上笺表，请求他即皇帝位。太子李亨没有立即同意。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不同意。于是，裴冕等人对太子说：“殿下所率领的将士都是关中人，日夜思念着家乡，他们之所以跟从殿下艰难跋涉至塞外者，都是希望能够立战功。如果离散，难以再集。希望殿下能够顺应人心，也为国家着想！”一连五次上笺奏，太子李亨终于半推半就地同意。他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慎之又慎的太子生涯终于结束了。君临天下，果然快哉！
　　当天，李亨于灵武城南楼即帝位，是为唐肃宗。群臣跪拜，肃宗也流涕欷咽。尊称玄宗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天宝十五年为至德元年。肃宗任命杜鸿渐、崔漪为中书舍人，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把治所迁到安化郡，任命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节度使。又任命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乂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
　　宋代史家范祖禹评论肃宗灵武称帝，是“太子叛父”，是“不孝”。也就是说，肃宗即位是擅立。平心而论，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肃宗即帝位是大势所趋，玄宗一味自顾逃命，已经失去了人心。而肃宗却适时留了下来，振臂一呼，确实给了中原军民极大的鼓舞，对于安定人心起了巨大作用。肃宗即帝位后10多天内，中原军民争相前来归附，很快就组织起一支有效的与叛军对抗的军事力量。
　　肃宗即位后，一面布告天下，一面遣使上表玄宗。
　　值得一提的是，避难成都的玄宗此时还不知道太子李亨已经称帝，在太子李亨称帝前三天下制：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节度使兵马；又诏永王李璘为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的兵马；此外，盛王李琦负责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地的事务；丰王李珙负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的事务。诸皇子皆封都督，各有地盘。
　　天下人早知道潼关失守，但都不知道皇帝去了何处。直到玄宗这道制书颁下后，人们才知道天子原来逃到了蜀中。
　　这样一番人事安排，是玄宗精心考虑后的结果，也充分表明玄宗入蜀后要亲自遥控全国的举措。谏议大夫高适以为不可，曾竭力劝谏，但玄宗不听。这样推断下来，玄宗没有任何要让位给太子李亨的意思。然而，太子李亨心中早就打起了小算盘。玄宗的制书刚刚发出去后不久，肃宗的表奏就到了。转眼间，他这个皇帝就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
　　玄宗听到肃宗即位的消息，心头滋味复杂。他惆怅了半天，这才装出高兴的样子对高力士说：“我儿应天顺人，改元为‘至德’，没有辜负我的教导，我还有什么可以忧烦的呢？”他知道儿子当了皇帝，一定就没有老子什么事了。当年，他不也是这样对待他的父亲睿宗的么？即便他想“忧烦”，恐怕也没有这个权力了。
　　一向了解皇帝心思的高力士这次却没有真正明白玄宗的意思，还以为玄宗认为天下已定，不用再担心，当即反驳说：“现在两京失守，生灵涂炭。黄河以南、汉江以北地区战火纷飞，人们为之痛心疾首。可陛下却以为万事大吉了，我实在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呢？”
　　玄宗自然不便明说，只有长长叹息几声。年迈的皇帝已经被杨贵妃之死折磨得筋疲力尽，面对支离破碎的山河，面对风雨如晦的政局，面对儿子僭越帝位的既成事实，他也只好顺水推舟，接受了“太上皇”尊号，并派韦见素、房琯、崔涣三人奉传国宝玉册赴灵武正式传位。
　　然而，肃宗登基，那些跟皇位有关系的人却都有了心病。玄宗的尴尬自不必说，最难过的人却是永王李璘。李璘为玄宗的第十六子，郭顺仪所生，幼年丧母，为兄长李亨抚育长大。李璘从小在深宫中长大，不谙人事。他的儿子襄城王李玚倒是有勇力，武功高强。当时，李璘的幕僚薛缪等人认为：安禄山反叛，天下大乱，只有南方完富，而李璘手握有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可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王朝。李璘听了幕僚话，动了割据之心，因此在兄长李亨即位为肃宗后，继续按照玄宗分置制诏的意图，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经营长江流域的军政事务。当时江淮租赋皆积于江陵，李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迅速成为长江流域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隐隐有不承认兄长肃宗的意思。新皇帝肃宗当然不能容忍弟弟李璘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存在。他令李璘回到成都侍奉玄宗，李璘拒绝了。一场兄弟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只是个时间早晚而已。
　　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冬，永王李璘以平乱为号召，擅自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起兵，引水师东下。大诗人李白应聘下庐山，入永王军为僚佐。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永王东巡”。东巡既可解释为抗敌，也可视之为扩张势力，准备与肃宗分庭抗礼。肃宗立即下诏讨伐，结果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浔阳狱，后流放夜郎，在巫山途中遇赦。
　　国家有了新的天子，新皇帝周围自然要出现一批新的政治势力。李亨的侍妾张良娣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按照唐制，东宫的内官有妃、良娣、宝林三级，良娣是地位低于太子妃的姬妾，秩正三品。张氏虽为良娣，但自从李亨与前太子妃韦氏离婚后，再未立太子妃，张良娣已经是实质上的太子妃。她性情乖巧聪明，善于讨人欢心。既是身在乱世，李亨身边的卫士又不多。张良娣以防万一，每每在李亨就寝前，先行留意寝室动静，以防人暗算。睡觉时，张良娣总是睡在李亨的前面。李亨说：“抵御敌寇不是妇人的事情。”张良娣却说：“如果遇到危险，我可先用身体抵挡一阵，以便殿下可以从容逃脱。”李亨听了非常感动。后来李亨抵灵武，张良娣临盆诞下皇子，还没足够休息，3日后便起床为军士做衣服。李亨以产妇虚弱为由阻止，可是张良娣坚持，并说：“现在是危险关头，不是我养身体的时候。”李亨因此对她更加怜爱。李亨即位为唐肃宗后，除了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外，还同时册封张良娣为淑妃，封其父张去逸为左仆射，母窦氏为义章县主。乾元元年（758年），又册淑妃张氏为皇后。
　　『注：这里多讲几句张皇后后来的故事。张皇后野心勃勃，和肃宗亲信太监李辅国结为一党，持权禁中，干预政事。她因肃宗太子李豫（前名李俶）不是自己亲生，一直有易储的念头。肃宗太子李豫为肃宗当太子时的侍妾、如今早已亡故的吴氏所生。张皇后素来忌惮太子，曾有以亲生子兴王李昭或定王李侗为储的念头，只因兴王幼殇，定王还年幼，而李豫又平乱有功，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谈及张皇后与太子李豫的嫌隙，不能不说建宁王李倓之事。李倓是肃宗第三子，与兄长太子李豫素来感情深厚。张后谋易皇储一事，为建宁王李倓得知。为了维护兄长的太子地位，他几次在肃宗面前揭发张后的阴谋。张皇后由此怨恨日深，便进谗言说李倓身怀异心，欲夺储位。刚好这个时候，安庆绪杀死父亲安禄山自立为帝。肃宗大受刺激，惊疑不定下竟然下旨处死了李倓。太子李豫对此不敢多言，只好以后事事谨言慎行，令张皇后计谋无法得逞。宝应元年（762年），肃宗病危。张皇后恨曾经的盟友李辅国专权，欲谋立越王李系为嗣君。张皇后召见太子李豫说：“李辅国久掌禁兵，权柄过大，他心中所怕的只有我和你。眼下陛下病危，他正在勾结程元振等人阴谋作乱，必须马上先诛杀他们。”太子李豫性格仁厚，流泪说：“父皇病情正重，此事不宜去向他奏告，如果我们自行诛杀李辅国，父皇一定震惊，于他身体不利，我看此事暂缓再说吧。”张皇后送走太子后，马上召肃宗次子越王李系入内宫商议。越王李系当即命令亲信宦官段恒俊，从太监中挑选了200多名强健者，发给兵器，准备动手。有人将此事飞报宦官李辅国，李辅国和程元振决定支持太子李豫登基，带人到凌宵门探听消息。刚好遇到太子李豫要进宫探望父皇。李辅国谎称宫中有变，阻止太子李豫入宫，太子李豫坚持要进去。李辅国命令手下将太子李豫劫持进飞龙殿，监视起来，随即假传太子的命令，领禁军将越王李系及亲信段恒俊等人抓住，投入狱中。张皇后闻变，慌忙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辅国带兵追入寝宫逼张皇后出宫。张皇后不从，哀求肃宗救命。肃宗受此惊吓，一时说不过话来。李辅国乘机将张皇后拖出宫去。肃宗因受惊而病情陡然转重，又无人过问，当天便死于长生殿。太子李豫即位为代宗后，便将张皇后废为庶人，不久后赐死，张后余党亦全数伏诛。李辅国因拥戴之功进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从此居功自傲，狂妄跋扈，甚至对代宗说：“陛下只要在宫里待着就行，不管什么事情都有我处理着呢。”代宗对此很愤怒，但顾念到李辅国有诛杀张后、帮助自己即位的功劳，没有明目张胆地对李辅国治罪，而是暗中派杀手在夜里悄悄潜入其卧室，将他杀死，并砍下脑袋和一支胳膊。然后，代宗又出面痛悼，追赠李辅国为太傅，处置得相当高明。因此，后世有史学家说代宗是阴鸷之主。然而，李辅国死后，先后有宦官程元振、鱼朝恩执政，造成了宦官乱政的严重局面。』
　　就在肃宗在灵武建立朝廷，预备重整旗鼓、收复河山的时候，长安城中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此时的长安城中虽然在叛军控制下，但对叛军而言，一切都是陌生而茫然的，人心依旧向着唐朝。城中经常有流言说，留下主持大局的太子李亨已经亲率大军杀向京城。消息越传越广，绘声绘色，真假难辨。叛军一时间也难免人心惶惶，上下离心。
　　跟随安禄山一起举兵反叛的同罗和突厥部落军队一直屯驻在长安的禁苑中。这一天，酋长阿史那从礼突然率领5000骑兵出走，还偷走了禁苑的2000匹好马，逃回朔方，预备联合其他胡人部落，趁中原内战的大好时机，占领土地，扩展自己的地盘。肃宗闻讯后，立即派使者去安抚，归降唐朝者极多。
　　阿史那从礼率部出走一事在长安城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城中开始一片混乱。众人不明真相，均以为阿史那从礼出城投奔唐军去了。安禄山任命的各级官吏们也都以为叛军大势已去，唐朝大军即将杀到，纷纷躲藏起来。连监狱也无人看守，囚犯全部自行出逃。就连已经投降安禄山的京兆尹崔光远也判断失误，认为这是安禄山大军撤退的前兆，准备派人包围叛军主将孙孝哲的住宅，好擒住孙孝哲，立下一大功。孙孝哲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将此事告诉了安禄山。
　　崔光远出身于博陵崔氏。博陵崔氏属高门望族，是山东四大姓之一。在唐代，博陵崔氏任宰相的就有12人之多。崔氏之女大多嫁给了当朝显贵。据说《西厢记》中女主角崔莺莺也是博陵崔氏之女。唐代官员的初仕，有门荫、科举等途径。无论门荫，还是科举，抑或其他，世家大族子弟都占有相当的优势。崔光远的祖父崔敬嗣在武周时期曾任房州太守。房州自古以来就是被废黜皇室成员的流放地，当时的太子李显也被武则天下放到房州。对于政治上失意的李显，崔敬嗣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落井下石，而是尽自己的能力给与关照。
　　李显东山再起重登帝位为中宗之后，没有忘记在危难时期帮助过自己的人。他在官员任免的名册上看到益州长史崔敬嗣的名字后，当即提笔批示，要求破格提拔此人。御笔钦点一共进行了4次。等到中宗和被点名重用的崔敬嗣见面后，才发现搞错了对象。此崔敬嗣不是彼崔敬嗣，不过是同名而已。中宗立即派人去寻访原房州太守崔敬嗣，此崔敬嗣已经去世，只留有一子名崔汪。中宗对未及向崔敬嗣报恩大为痛惜，特别指派中书令韦安石为崔汪授官，务必善待恩人之后。崔汪却嗜酒如命，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不堪职任”。于是韦安石任命崔汪为中散大夫，挂职洛州司功，只拿俸禄，不用坐衙门当值。
　　崔光远便是崔汪的儿子，史书上记载他“虽无学术，颇有祖风，勇决任气，身长六尺余，目睛白黑分明”（《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崔光远传》）。高个子的崔光远步入仕途时，中宗早已去世，祖上的这一层渊源已不复存在。但崔光远却因为好赌博而结识了杨国忠，从而为日后的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崔光远和杨国忠都爱好樗蒲，因而成为极好的樗友。
　　樗蒲是一种以掷骰决定胜负的赌博，据说传自上古，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后来盛行于三国与晋代。杜甫还特意在《今夕行》中记录了此事：“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肖成枭庐。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杨国忠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青云直上后，樗友崔光远自然也成为受益者，立即调入京师，任左赞善大夫。赞善大夫为太子东宫的属官。此太子便是后来即位为肃宗的李亨。于是，崔光远在原本险恶的仕途上又捞到了一张王牌。
　　重新回到京兆尹崔光远的话题。现在根据史籍的寥寥记载很难判断当时崔光远的真实心意：他到底是如同颜杲卿一般假意投敌，人在曹营心在汉，然后伺机报唐？还是首鼠两端，如同墙头草般随风而倒？历史人物因为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与局势，已经很难完整复原。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来，崔光远投降叛军时为情势所逼，并不一定心甘情愿，但是为了性命和前程，只得如此。之后阿史那从礼出走，长安满城风声鹤唳，盛闻唐军即将进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崔光远立即派兵包围了孙孝哲府邸。更像是迫于形势之举，担心唐军得胜后，自己因降贼而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他真的是有心向唐，为何不趁此机会杀掉孙孝哲，振臂一呼，号召长安军民抗贼？可见，崔光远所谓的“义举”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依旧不过是左右逢源的墙头草而已。
　　崔光远弄清阿史那从礼出走的真实情况后，不由得惊慌失措，但事已至此，情势不可逆转，杀身之祸转瞬即到，便与长安县令苏震一起杀掉两名曳落河（胡语“壮士”之意），率领府、县官吏十余人，直奔城门而去。
　　苏震也是名门之后，其爷爷是中宗、睿宗时期的名相苏環，其伯父是开元年间“燕许大手笔”中的苏颋（当时朝廷著述多出张说与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
　　崔光远先派人赶去西行要道开远门，假传“尹巡诸门”。此时，崔光远依然是京兆尹的身份，城门守官自然不敢怠慢，“门官具器仗以迎”。列队完毕，预备迎接京兆尹大人的巡视。崔光远一行赶到，手起刀落，“皆斩之”。崔光远一行快马冲出城去，“于京西号令百姓，赴召者百余人”（《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崔光远传》），夜过咸阳，直奔灵武投奔肃宗。因为事出仓促，不及带走家属，崔光远和苏震家人尽为叛军所害。
　　一行人到达灵武后，肃宗闻之大喜。崔光远早先便是太子属官，肃宗极为信任，也不追究崔光远和苏震曾经投降叛军之罪，立即擢拜崔光远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派他去渭水北岸招集逃散的官吏民众。同时任命苏震为御史中丞。
　　崔光远重新回归唐朝廷后之后还有一些辉煌的战绩。安禄山的叛军曾经到泾阳一带大肆抢掠，所获颇丰后，便得意忘形，在一座寺庙中杀牛烤肉，连夜酣饮。当时崔光远部就在离寺庙40里处驻扎。得知消息后，崔光远亲率士兵两千余人，“夜趋其所”。当时叛军大多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根本就无力作战。崔光远率领百名骑兵扼守在出入寺庙的要道，同时派骁勇之士手持长刀，大呼杀入庙中。这一仗杀敌两千有余，缴获战马一千余匹，还俘虏敌酋一名。只此一战，崔光远威名赫赫。“贼中以光远勇劲，常避其锋”。渭北一带，凡是崔光远所到之处，叛军纷纷躲避。与其先前投降安禄山的形象判若两人。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崔光远和苏震出走长安一事在当时颇有影响力，之后一些本已投降的官员相继赶来灵武投奔肃宗。可见叛军兵锋虽健，却始终不得人心。之后，安禄山任命心腹田乾真为京兆尹。但此时叛军的种种暴行已失去了人心，长安附近义军四起，田乾真疲于应付。
　　关于崔光远，唐军收复长安之后，他便一路青云直上，先后任河南节度使、凤翔节度使、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等要职。到了晚年，他愈发喜好樗蒲和饮酒，不再亲理戎事。上元二年（761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叛乱，崔光远依靠部将花敬定的力量，协助东川节度使李奂讨平了段子璋。叛虽平，但乱更甚。花敬定部下的士兵趁机对百姓肆行抢劫，甚至断人手腕，以掠取金钏。
　　杜甫曾为花敬定写过两首诗，其中《赠花卿》极为有名：“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诗写得极好，尤其是后两句堪称千古名句。只是受赠人花敬定太过臭名昭著，引来众人对杜甫写此诗意旨的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杜甫当时是真心称颂花敬定；有人认为是违心赞誉花敬定；有人认为是成心讽刺花敬定。杨慎《升庵诗话》云：“（花卿）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还有人认为此诗“似谀似讽”（《杜诗镜铨》）；更有人认为这是杜甫赠歌妓之作。《唐风怀》提到：“南村曰：少陵篇咏，感事固多，然亦未必皆有所指也。杨用修以花卿为敬定，颇似傅会。元端云是‘歌妓’，于理或然。”《网师园唐诗笺》也说：“不必果有讽刺，而含蕴无尽。”
　　历史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局势，后人无法一窥全豹。正如笔者一直所强调的，在历史人物的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力所不能及的。实际上，当时的杜甫并没有像后世所誉“诗圣”的地位，他的声名远不及李白、王维，甚至不及孟浩然、贺知章等人。在四处流浪的生活中，杜甫为了生计，确实迎合过他所不耻的一些官吏。后人与其人为地为杜甫掩饰，不如真实地还原杜甫当时的处境，便能知道他为花敬定作诗的真实目的。无论如何，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杜甫才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杜甫。关于杜甫，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花敬定纵部抢掠一事在当时影响极大，肃宗专门派特使前往调查。作为花敬定的直接上级，崔光远自然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因此而忧郁成疾，于上元二年（761年）十月卒。在崔光远身上，很好地反映出在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下，历史人物所呈现出来的多面性。由此可见，在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人物均受时代的制约，无法摆脱当时具体局势的控制。
　　【三 收复两京】
　　至德二年（757年）二月，肃宗从彭原（今甘肃宁县）进至凤翔（长安西300余里），向长安逼近了一大步，并召集诸道兵马，谋取收复长安。长安人听说肃宗到达凤翔后，纷纷从城中逃出归顺唐军。
　　当时，协助肃宗指挥全局的李泌主张先派安西及西域兵进军东北，从归州（今河北怀来）、檀州（今北京密云）南攻范阳，先夺取叛军老巢，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这样，唐军便能以逸待劳。肃宗求胜心切，说：“现在大军已集，江淮庸调也到，应以强兵直捣叛军腹心。如果派兵至东北数千里，先攻取范阳，则是舍近求远。”李泌说：“如果现在以所有的兵力收复两京，虽能攻下，然而叛军一定会东山再起，我军又将陷于危急境地。现在我们的精兵主要是西北边镇和西域诸胡的军队，性耐寒而畏暑，如果利用其士气，进攻叛军疲劳之师，一定能够攻克。而现在两京已到春天，叛军收其残兵，逃归范阳老巢，关东暑热，官军忍受不了，一定要回西北。这时叛军休兵秣马，将会卷土重来。那样就会征战不休。不如先用西北之兵攻取叛军巢穴，其退路已断，然后再彻底消灭之。”但肃宗急于收复长安、洛阳两京，没有耐心等待，没有听从李泌的建议。
　　不过，还没有等到肃宗正式开始收复两京的调度，便先经历了一场惊吓。当时，唐军关内节度使王思礼驻扎在武功，兵马使郭英乂驻扎在武功东原，王难得驻扎在西原。二月十九日，叛军大将安守忠突然率军进攻武功，郭英乂军迎战，不料唐军大败，郭英乂本人也中了一箭，狼狈而逃。而王难得见死不救，自己率军撤退。王思礼孤掌难鸣，便率军退到扶风一带。叛军骑兵一度赶至大和关（今陕西岐山南），距离凤翔只有50里，肃宗大惊，下令凤翔戒严。
　　幸好叛军只是虚晃一枪。实际上，此时叛军内部矛盾重重。自从安禄山占据洛阳后，大肆享乐，他原本就极为肥胖，以至患上了目疾，双目几乎失明。又生有疽疮，经常疼痛难忍。他本来就很暴躁的性情，变得格外残暴，遇事稍不称心，轻则呵斥、谩骂，重则鞭挞，甚至杀人，弄得身边的亲信人人自危。安禄山身边的宦官李猪儿挨打最多，由此心生怨恨。而安禄山称帝以后，深居禁中，大将难得见其一面，一切大事都由严庄（怂恿安禄山起兵之人）传达。即使是如严庄这样的心腹重臣，也经常被安禄山鞭打。安禄山平日宠爱小妾段氏，段氏见安禄山如此状况，料来命不长久，便想为自己打算，让亲生儿子安庆恩取代安庆绪的“太子”地位。安禄山也颇为此意，因此造成安庆绪的自危，使父子矛盾激化。严庄为了自己的利益，乘机唆使安庆绪和安禄山的贴身宦官李猪儿杀安禄山以求自保，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深夜持兵立于房外，李猪儿持刀入房，猛砍睡梦中的安禄山的大肚子。一连几刀，血流如注，连肠子也流了出来。安禄山从睡梦中惊醒，连忙去摸枕旁的护身佩刀，佩刀却早已经被李猪儿藏了起来。安禄山摇动帐竿说：“一定是家贼杀了我。”最终因失血过多痛苦地死去。
　　安禄山死透后，安庆绪、严庄才进入房内，用毡毯包裹好尸体，埋在床下。严庄对外宣称说安禄山得了急病，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于是庆绪即帝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安庆绪昏庸懦弱，言辞无序，严庄生怕众人不服，便不让安庆绪见人。安庆绪也日夜纵酒为乐，称严庄为兄，事无大小，皆取决于严庄。
　　安庆绪杀父自立后，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今河北正定）军事，封妫川王。然而，当初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将大量掠夺来的财帛珍货都运往老巢范阳，所以安禄山一死，这些财物都落入史思明之手，他不满安庆绪弒父自立，开始拥兵自重，不听安庆绪的命令。安庆绪的声望本来就不及其父，对此也无可奈何。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迫不及待的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召其率军赴凤翔，预备发起总攻，一举攻克长安。叛军大将李归仁闻讯率领骑兵5000至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郭子仪事先派部将仆固怀恩（铁勒部人）、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在白渠留连桥埋伏，结果叛军中了埋伏，全军覆没，李归仁跳入白渠水中，才逃得一命。
　　郭子仪首战告捷后，随即与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合兵，向长安进军。叛军大将安守忠、李归仁率大军在京城西清渠抵挡唐军，双方相持7天，唐军无法前进一步。安守忠假装撤退，郭子仪立即下令全军追击。叛军派出9000骁勇骑兵，摆开一字长蛇阵，唐军上前进攻的时候，长蛇阵首尾突然变化为两翼，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唐判官韩液、监军孙知古都被叛军俘虏，军资器械丢弃殆尽。郭子仪不得不退军，并上书肃宗，请求自贬。
　　肃宗见唐军一败再败，认为叛军精锐难敌，一直忧心忡忡。郭子仪认为回纥骑兵精锐，可与叛军匹敌，便劝肃宗请回纥派援兵。肃宗与回纥怀仁可汗定约：“收复京师之日，土地和百姓归唐，金帛与子女尽归回纥。”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饮鸠止渴，同时将灾难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怀仁可汗欣然同意，立即派儿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率4000精锐骑兵来到凤翔，要助唐军一臂之力。肃宗十分高兴，盛情宴劳赏赐叶护，惟其所愿。回纥军的伙食也优厚于唐军，每天供应羊200只，牛20头，米40斛。肃宗之子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即为后来的唐代宗）还与叶护对天盟誓，约为兄弟，叶护大喜过望，主动称呼李俶为兄长。
　　至德二年（757年）八月二十三日，肃宗犒赏三军，准备发起总攻长安、收复京师的战斗。郭子仪依然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广平王李俶挂名天下兵马元帅），负责总指挥。肃宗对郭子仪说：“事情成败，在此一举。”郭子仪回答说：“如果这一战不能收复长安，臣当以死来相报。”
　　八月二十七日，御史大夫崔光远（即前面那位反复无常的京兆尹）首先出战，大败叛军于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随后，唐将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率2000人马进攻中渭桥（今陕西咸阳东北），杀叛军守桥兵1000余人，并乘胜攻至长安苑门，形势一度对唐军有利。当时驻扎在武功的叛军听说渭桥失守，担心腹背受敌，便急忙弃地而逃，奔回长安，刚好遇到唐军进攻长安苑门，于是与守城叛军内外夹击唐军，唐军溃败，唐主将王伯伦战死，另一主将李椿被叛军俘虏。
　　九月十二日，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俶率领朔方诸道唐军及回纥、西域来援之军共15万，号称20万，从凤翔出发。回纥军到达扶风之时，郭子仪专门为叶护设宴，热情款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叶护竟然慷慨说：“国家有难，我才率兵从大老远赶来相助，国难未消，何以食为！”宴会一结束，便立即率军出发。
　　九月二十七日，唐大军到达长安城西，在沣水之东的香积寺（位于今陕西长安南）以北摆开阵势，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回纥兵马由叶护率领作为机动部队，唐军绵延横亘30里，要与叛军决一死战。叛军10万人在北部列阵，叛将骁将李归仁首先出阵挑战，唐军前队迎战，逼近叛军阵前，叛军突然开始大反扑，唐军阵势大乱，开始溃败。在最危急的时候，李嗣业说：“今日如果不以身饵敌，则官军非败不可。”于是卸下铠甲，光着膀子，抡起长刀，大声呼叫，冲向敌阵。李嗣业勇猛砍杀，所向披靡，共杀数十人，叛军一时惊骇，竟然被其英勇所震慑。唐军见主将身先士卒，士气大振，阵势得以稳定。
　　当时，叛军事先将精兵埋伏在东面，想袭击唐军的背部。唐军得知后，派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回纥兵回击，回纥兵锐不可当，叛军望而生畏，死伤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叛军由此锐气大受挫折。李嗣业又与回纥兵从叛军阵后出击，与唐大军两面夹击，共杀死叛军6万余人，填于沟堑死者不计其数。这场血战一直从午时持续到酉时，直到夜幕降临，叛军大败之下，不得不收拾残兵退入长安城中。
　　这时候，仆固怀恩对广平王李俶说：“叛军肯定要逃离长安，请让我率两百骑兵追击，这样一定能俘获叛军大将安守忠、李归仁等人。”李俶却不同意，说：“将军战已疲劳，暂且休息，等明天再说。”仆固怀恩说：“李归仁、安守忠等都是叛军中的骁将，今天被我们骤然打败，这是天赐给我们的好机会，为何要纵之而逃呢！如果使其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将是我们的大祸患，到那时后悔就迟了！兵贵神速，为何要等到明天！”广平王李俶却坚持不让追击，让仆固怀恩回去。仆固怀恩料到叛军必无守志，一定会弃城逃跑，又去向李俶请求，往而复返，一晚数次，但李俶始终没有同意。
　　果然如仆固怀恩所料，当天半夜，叛军大将李归仁、安守忠与张通儒、田乾真均弃城逃走。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唐军才得知消息，然而追击已经来不及。九月二十八日，唐大军进入长安，长安由此收复。
　　李俶率军进入长安时，城内的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迎。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肃宗与回纥背后的交易差点让他们遭到灭顶之灾。长安收复后，回纥叶护便要履行前约，预备大掠长安，索掠城中的金帛、女子。广平王李俶见百姓正欢天喜地，喜悦难言，于心不忍，拜于叶护马前，劝说道：“现在刚刚收复西京（长安），如果大肆虏掠，则东京（洛阳）城中的人皆为叛军固守，就难以攻克了，愿收复东京后再如约。”叶护见李俶对自己下拜，非常吃惊，急忙跳下马答拜，跪下捧着李俶的脚说：“我立刻率兵为殿下收复东京。”随后与仆固怀恩率领回纥、西域兵由城南绕行，到浐水以东安营扎寨。
　　长安的百姓得知真相后，拜泣李俶说：“广平王真是华夷之主！”李俶由此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后来肃宗听说此事，感慨地说：“我不及也！”
　　长安收复后，叛军军心动摇，叛军大将张通儒等逃出长安后东走，率残兵退守陕郡。李俶、郭子仪又率大军进攻洛阳。安庆绪集合全部精锐，以御史大夫严庄为指挥，与张通儒合兵，步骑共15万，抗拒唐军。
　　十月十五日，广平王李俶率大军至曲沃（今河南灵宝东）。回纥叶护派麾下将军鼻施吐拨裴罗率军依南山设伏，郭子仪等率军与叛军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交战，叛军依山结阵，郭子仪初战不利，开始败退，叛军趁胜下山追击。事先埋伏在南山的回纥兵突然冲出，袭击叛军后方。叛军一直畏惧回纥兵，当时回纥兵尚未追及，于滚滚尘埃中先射出了十几支箭，叛军一见是回纥的箭矢，惊呼道：“回纥兵来了！”军无斗志，竟然由此而溃散。唐军趁机杀了个回马枪，与回纥兵两面夹击，叛军大败，死伤遍野。
　　安庆绪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兵仓皇逃往河北。在离开洛阳之前，安庆绪将俘获的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30余人杀死。
　　十月十八日，广平王李俶率军入洛阳。至此，两京均已收复，平叛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洛阳百姓却再次遭受不尽的苦难，欢迎唐军的人群还没有散去，回纥兵已按捺不住，直冲向库府收取财帛，在洛阳市井及村坊之中大肆抢掠3日，且理直气壮，毫无顾忌。广平王李俶也无法阻止其剽掠行为。洛阳民众出于无奈，主动募集罗锦万匹献给回纥，回纥才停止抢劫。为了安抚回纥，肃宗任叶护为司空，封忠义王，并规定每年赠回纥绢2万匹，从朔方军领取。
　　十月二十三日，肃宗重回长安，城中百姓出国门奉迎，20里不绝，均舞跃呼万岁，喜不自胜。之后，肃宗大赦天下，只有与安禄山同反者及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子孙不在赦免之例。立广平王李俶为楚王，不久又被封为皇太子，加郭子仪司徒，李光弼司空，其余李嗣业、王思礼、仆固怀恩（铁勒部人）、鲁炅、张镐等有功之将各进阶赐爵，加食邑不等。死节之士李憕、卢奕、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皆加赠，并封其子孙官。战亡之家，免两年赋役，郡县明年租、庸免三分之一。唯有肃宗最重要的谋臣李泌归隐衡山。
　　当时有不少大臣投降了叛军，如东京就有受叛军官者陈希烈、王维等300余人，这些人均被逮捕下狱治罪。肃宗还专门任命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湮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同审理陈希烈等人降叛军之罪。吕湮、崔器认为诸陷叛军官员皆背国从伪，按律都应该处死。肃宗也想如此，以杀一儆百。但李岘却说：“叛军攻陷两京，天子走保蜀中，人们各自逃生。这些陷贼官都是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现在一概以叛逆罪处以死刑，恐有乖于仁恕之道。并且叛乱还没有最后平定，河北未下，群臣还有许多陷于叛军。如果从宽处置，是开其自新之路，如果全部诛杀，是坚其叛逆之心。《尚书》有言：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吕湮、崔器只是死守律例，不识大体。希望陛下深加考虑。”
　　双方意见不一，争论了好几天。最后肃宗还是听从了李岘的建议，将陷贼官分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达奚珣等18人被斩于城西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7人被赐自尽于大理寺，应受杖者皆杖于京兆府门。只有安禄山所任命的河南尹张万顷因为在叛军中保庇百姓而被免罪，大诗人王维则因为在洛阳时写诗表达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也被免罪。
　　『注：李岘，字延鉴，李唐宗室子弟，为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李恪孙，曾任京兆尹，宽政惠民，勤政廉洁，为百姓办了很多的实事。天宝十三年（754年）秋，大雨成灾，玄宗深为忧虑。宰相杨国忠因为李岘不肯依附自己，便将灾荒归咎于李岘，贬其为长沙太守。李岘当京兆尹时，由于治理有方，粮价低而稳，百姓欢心，结果李岘一走，粮价飞涨，百姓恐慌。于是长安流传“欲粟贱，追李岘”的说法，意思是要想使长安粮食价格低廉，最好是把李岘追回来。杨国忠为了隐瞒灾情，故意找到了一穗饱满的稻谷，拿给玄宗看，胡说道：“雨下得虽然很大，但决不会影响庄稼收成。”当时杨国忠擅权，无人敢站出来说出实情。玄宗心中其实也不大相信，退朝回宫后，见左右无人，便问心腹宦官高力士：“淫雨连绵不断，天下怎么会没有事呢？你不妨据实告诉我真实情况。”高力士叹了口气，说道：“自从陛下把朝政大权交给杨宰相后，赏罚无章，法令不行，以至阴阳失度，天灾人祸不断，天下怎么还能太平呢？群臣都不敢直言，我也只好不再多说什么了。”玄宗听后默然无语。高力士表面上是不再多说什么了，潜台词是明显的。满朝文武，无人敢揭露杨国忠的劣行，偏偏高力士说出了实话。但玄宗太过宠爱杨贵妃，对杨国忠也就听之任之了。可见高力士确实得到唐玄宗的充分信任，也因此获得了令人畏服的权力，但没有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李岘与妻子独孤峻的墓志于2000年在西安出土，为唐代著名书法家徐浩所书。』
　　而那些死也不肯投降的名士则受到表彰。汲郡（今河南汲县）青岩山有个名叫甄济的隐士，因为操行高尚而名声在外。安禄山没有谋反之前，聘请甄济为采访使和掌书记。甄济感觉到安禄山有反叛之心，便假装中风，辞官回家。安禄山称帝后，念念不忘甄济，派心腹蔡希德带领两名刀斧手来召甄济，倘若甄济抗拒，便就地处死。结果甄济自己伸着脖子，等着刀斧手行刑。蔡希德颇为不忍，于是没有杀他，回去告诉安禄山说甄济患了重病。但即便如此，后来安庆绪即位后，也派人强行把甄济抬到洛阳。幸好一个多月后，广平王李俶就率军收复了洛阳。肃宗任命甄济为秘书郎，让他住在三司馆舍，令那些受叛军官爵的大臣对其列拜，以此来让那些人心中惭愧。
　　两京收复后，安史之乱进入另一个阶段，留守范阳的史思明逐渐替代安庆绪成为另一主角。安庆绪逃出洛阳后，惶惶不可终日，一路奔至邺郡（今河南安阳），才算安定下来。但其最得力的大将李归仁率领精兵曳落河及同罗、六州胡兵数万往范阳而去，沿途路过之处，大肆劫掠，人物无遗。留守范阳的史思明对此很是惊惧，先埋伏下精兵，再派人去招李归仁部，曳落河与六州胡兵都就此投降了史思明，只有同罗兵不肯听从，结果被史思明打败，财物被史思明夺走，剩余的同罗兵逃归其国，史思明一时实力大增。安庆绪畏惧史思明势力强大，派部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到范阳调遣史思明的军队。史思明心中不平，范阳节度判官耿仁智趁机对史思明说：“你现在位高势重，别人不敢进言，我愿冒死进一言。你为安氏父子尽死力而战，是迫于其凶威。现在唐王朝中兴，天子仁圣，你如果能率所部归顺朝廷，必转祸为福。”其裨将乌承玼也说：“现在唐朝复兴，安庆绪朝不保夕，你何必为其卖命而死！如果归顺朝廷，以赎前罪，易于反掌。”于是，史思明决意归顺唐朝。肃宗闻讯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继续担任范阳节度使，他的7个儿子都封了高官。
　　史思明投降唐朝后，河北郡县除安庆绪据相州外，其它州县都重新为唐所有。不过，史思明只是出于利益考虑，不愿受制于安庆绪，投降唐朝不过是权宜之计。半年后，史思明再次反叛，并与在邺城的安庆绪遥相呼应。唐大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为了保命，不得不以出让皇位作为交换条件，向史思明求助。史思明利用唐军指挥不一的弱点，解了邺城之围，但叛军再一次发生内讧，史思明杀死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留守邺城，自己引兵北还，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并且在半年以后重新攻陷洛阳。唐朝方面再度陷入被动局面。就在这个时候，叛军再度发生内讧，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代父自立。唐帝国此时已经是代宗执政，见叛军势力依然强大，便再次向回纥借兵。
　　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与回纥联军开始进攻。史朝义与部下商议应对之策，部将阿史那承庆说：“如果只是唐军来，我们应该拼力与其战，如果与回纥兵一起来，则兵锋不可抵挡，应退守河阳以避其锋。”由此可见回纥兵的精锐确实在相当程度上震慑住了叛军，但史朝义没有听从。唐军到达洛阳北郊后，在横水列阵，叛军以数万人马应对，并立栅自守。唐将仆固怀恩在西原摆开阵势，派骁勇骑兵与回纥兵一道，从南山出栅东北，内外夹击，大败叛军。史朝义听说后，亲自率10万精兵来掠阵。叛军阵势严整，唐军几次冲杀，均巍然不动。唐将镇西节度使马璘说：“事情危急。”竟然单枪匹马地冲入敌阵，夺得叛军两面盾牌，左右突击。叛军阵势开始松动，唐军趁机进攻，叛军大败，之后一蹶不振，一败再败。史朝义北逃至范阳，遭到守军拒绝，走投无路，自缢而死。长达7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注：马璘，岐州扶风（今陕西扶风）人。他出身将门，祖父马正会为右威卫将军，父亲马晟为右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不过，马璘自幼父母双亡，家道中落，他成了孤儿后，整天到处游荡，无所事事。20岁时，马璘偶然读到《马援传》，名将马援的事迹对他有很大的触动，尤其是读到“大丈夫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归”一句时，马璘情不自禁慨叹道：“岂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于是投军，在安西都护府（治龟兹都督府，在今新疆库车东郊皮朗旧城）效力。由于屡建奇功，累迁至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安史之乱后，马璘率3000精兵至凤翔护驾勤王。肃宗见马璘谈吐不凡，甚奇之，当即寄予厚望。后马璘因功出任镇西节度使。』
　　可叹的是，唐军收复洛阳后，回纥兵在城内大肆烧杀劫掠，死者多达数万人，大火几十日不熄。而唐军方面的朔方、神策军也认为东京、郑州、汴州、汝州都是叛军所据之地，也大肆虏掠，3个月才停。这些州县均被荡尽，士民不得不以纸为衣。
　　安史之乱无疑是唐朝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也被认为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一个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安史之乱甚至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后果。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原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特别是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尤其是肃宗、代宗为了早日平叛，均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在原地任官，继续为唐朝效力，因此，最后唐朝廷平定叛乱实际是以妥协的方式来解决的。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中央的力量被严重削弱了，方镇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在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唐朝廷既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又不能调动军队。节度使的职位，或者父子相袭，或者部将相继。他们手握重兵，互相攻伐，对唐朝中央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此后，唐帝国一直处在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皇室急剧衰微，再也没有振兴起来。在封建社会，皇室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皇室的衰微就是国家的衰微。一个辉煌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四 长恨歌】
　　至德二年（757年）十月，距安禄山起兵叛乱两年后，唐军经过苦战，相继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唐肃宗李亨涕泪交加，立即派中使啖庭瑶持表入蜀奏报玄宗，并请太上皇玄宗从四川回长安。表中提到要让出皇位，请玄宗复位之类的话。
　　肃宗其实并不愿意如此，但身为人子，不得不如此。他心中忐忑不安，着实担心玄宗一旦回到京师，自己的皇位是否还能保住。在矛盾的心理下，他故意对心腹谋士李泌说：“朕已遣使持表请太上皇回来，我应当让出皇帝位，又回东宫做太子。”没想到李泌听了就问：“表还能追回来吗？”肃宗愕然，说：“使者早已经去得远了。”李泌当即说：“太上皇一定不会回来。”肃宗惊问其故，李泌说：“理势自然。”
　　肃宗当即明白，他们父子之间的猜忌已深，他越是说要让出皇位，反倒越是引起玄宗疑忌。他泣不成声地说：“朕原先是真诚以帝位让于上皇，现在听了先生的话，才知其失。”李泌便出主意说：“现在请立刻为群臣贺表，说从马嵬请留，灵武即位，及今日成功，陛下都思恋上皇，请上皇速还京师以尽孝养，这样说就可以了。”肃宗立即照办，再派使者奉群臣贺表入蜀。
　　果然，第一个使者啖庭瑶到成都后，玄宗看了表，很是不快，命人写了一道诰书给肃宗，其中说：“给我剑南一道自奉足够了，不再回京师。”肃宗读后忧惧，不知如何办才好。几日后，第二个使者兴高采烈地回来说：“太上皇起初看到陛下请让帝位的表后，心中彷徨不食，想留蜀不归。及见群臣贺表，才高兴，命备食作乐，并下诰命定行日。”肃宗大喜过望，从此更加看重李泌。
　　仅从这一件事，便可以看出玄宗与肃宗父子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出蜀道时，玄宗对乐工张野狐说：“此去剑门，乌啼花落，水绿青山，无非添朕悲悼妃子的愁绪。”（《杨太真外传》）这妃子自然是指杨玉环了。到了斜口栈道的时候，霖雨连日。玄宗耳闻马铃声不断，勾起了往事。长于音律的玄宗在无限惆怅下，采其声为乐曲，命名“雨霖铃”，以悼念杨贵妃，寄托哀思。曲子悲怆低回，令人凄楚欲绝。事见王灼在他的《碧鸡漫志·卷五》中引《明皇杂录》及《杨贵妃外传》。
　　『注：《雨霖铃》这一词调后来成为唐代教坊大曲，宋朝词人柳永用为词调，又名《雨霖铃慢》。』
　　车驾进入剑门，仰望雄关险道，玄宗豪气忽生，无限感慨地说：“自古到今，败亡者接踵相继，岂唯是德行的缘故。”（《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玄宗仍然不认为是他自己的错误，而是天意的安排。
　　到达成都时，玄宗随行官署及军士只有1300人，宫女只有24人。一日，玄宗登临成都都督府雕楼，当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玄宗心情舒畅，便对身边的随侍女伶说：“你不是我梨园中的旧人么？随意唱一支曲给我听。”女伶就依《水调歌》的曲式唱了一首《汾阴行》，其中几句说：“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曲终，玄宗已流下眼泪，左右也无不感伤。玄宗问女伶：“谁为此词？”女伶答：“李峤。”玄宗说：“真才子也！”不欢而去。
　　十一月二十二日，玄宗到达凤翔。当时玄宗身边有护卫兵600余人，为了表示诚意，玄宗下令全部将武器送至郡库。肃宗则派了3000精锐骑兵前去护送玄宗。父子之间关系的微妙再一次得到表现。
　　到了咸阳望贤宫（今陕西咸阳东），玄宗与前来迎接的肃宗终于相见。肃宗还特意脱去了黄袍，穿上紫袍。劫后重逢，父子二人抱头痛哭，不能自胜。肃宗请求归政。玄宗也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人心，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再回到皇位上了。何况，眼前的儿子身边文臣武将如云，有了强大的势力和支持，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畏自己如虎的太子了。当即长叹一声说：“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馀齿，汝之孝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意思是现在天数、人心均已归了肃宗，只要能使玄宗过上安稳的晚年，就是儿子的孝心。还要来黄袍，亲自为肃宗重新披上。肃宗自然顺水推舟应承了下来。然而，玄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只是他们父子最后的感情流露，安稳的晚年和儿子的孝心，他以后再也没有得到过。
　　一行人启程，玄宗上马，肃宗亲自执鞚。走了几步，玄宗就开始有了不祥的预感，他不敢再要儿子执缰。于是肃宗上马，为玄宗引道。玄宗颇为激动，说：“我当了五十年天子，不知贵，今天看见我子为天子，才知贵。”（《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左右人皆高呼万岁。回到长安后，玄宗从开远门入城至大明宫，临含元殿，慰问百姓。然后至长乐殿谢九庙主，失声恸哭。当天即移居兴庆宫。十二月二十一日，玄宗在宣政殿把传国玉玺交给了儿子肃宗，在兴庆宫正式开始了他的太上皇生活。
　　太上皇，辞书的解释是：皇帝的父亲，也叫太上皇帝，简称上皇。太上皇的称号源自于秦朝。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称始皇帝，追尊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太上”就是无上的意思，蕴有道家的意思，表明比皇帝还要尊贵。当时盛传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无论嬴政有没有相信过这种说法，他还是表现出帝王的狠毒和果断，大权在握后，立即罢了吕不韦的相位，随即迫之自杀。汉高祖刘邦即位后，专门搞了套皇帝的礼仪，目的是要确定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每天清晨，群臣都要向刘邦行三跪九叩大礼。有一天上朝的时候，刘邦忽然发现自己年迈的父亲太公也跟着大臣向自己行礼。他慌忙走下宝座，扶起白发苍苍的父亲，立即颁旨封父亲为太上皇，免去每天的朝拜。当然，这个太上皇只是一个礼仪上的名称，除了名号，什么都没有。上面提到的两个太上皇，和后来的由皇帝转变成太上皇退居二线的情况完全不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是实行世袭和终身制的。一个人一旦黄袍加身，就要做一生一世的皇帝。除非是被推翻，一般一定要等他驾崩之后，才允许由新皇帝接位。这就是“天无二日，国无两君”的道理。但也有少数例外，皇帝的身体还是好好的，就宣布退位，并成为所谓的太上皇。
　　延和元年（712年），也就是44年前，玄宗顺天应人地将父亲睿宗尊为太上皇。中书舍人贾曾为睿宗作传位册文，睿宗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而44年后，同样是中书舍人的贾至为玄宗作传位册文。极为巧合的是，贾至是贾曾的儿子。对此，玄宗不胜感慨，对贾至说：“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继美。”（《新唐书·贾至传》）贾至听了，当即伏倒在地，泣不成声。
　　『注：贾至，字幼邻，洛阳人。贾至以文著称当时，甚受中唐古文作家独孤及、梁肃等推崇。贾至的传位册文写得典雅华瞻，在当时被誉为“历历如西汉时文”（李舟《独孤常州集序》）。贾至还写过一首《早朝大明宫》，全诗是：“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满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在当时极为引人瞩目，杜甫、岑参、王维都曾作诗相和。贾至性格颇为刚直，当时富平县有个叫王去荣的人，因与县令有仇，竟然杀死了县令。按照律法，王去荣是死罪，但他却善于用炮，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于是肃宗特下敕免其死罪，让他以白衣使的身份到陕郡唐军中效力。敕书该由贾至拟写，贾至却坚持不肯下敕，上表说：“《周易》说：‘臣杀其君，子杀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果放纵去荣这样做，可谓生渐。”坚决要求将王去荣处死。肃宗无奈，只好命百官廷议。当时太子太师韦见素等人均赞成贾至的主张，建议将王去荣处死。但肃宗认为正当用人之际，仍然坚持赦免了王去荣的死罪。』
　　贾至曾受玄宗信任，出入宫廷，甚为显赫。自然，他也亲眼见过当初玄宗如何对待太子，即如今的肃宗皇帝。他痛哭如此，只能说明，他非常清楚玄宗当了太上皇以后的结局。本来，玄宗成为太上皇并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是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试问，有哪个皇帝愿意将手中的权力交出去呢？自古以来，皇帝宝座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要么死于龙榻，要么被另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武力赶下台。活着让出皇帝宝座的——哪怕是让给自己的儿子，非常少见。而唐朝则更具有代表性，唐朝开国之君李渊便做了太上皇的，这在历史上前无古人。纵览整个唐朝，在李渊的后世子孙中，做太上皇的还不在少数。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打出的却是“志在尊隋”的旗号，其策略为：立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攻下长安，即迎13岁的杨侑即皇帝位，改元义宁元年，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己则谦逊地称唐王。此时隋炀帝远在江南，浑然不知李渊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太上皇”的帽子。第二年三月，隋炀帝为部下所杀。消息传来，李渊还假惺惺地遥祭，随后逼杨侑禅位，自己做了皇帝，是为唐高祖。但唐高祖本人不久也被儿子李世民逼着退位，以开国皇帝的身份成为太上皇。
　　公元710年，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起兵杀掉毒死唐中宗李显的韦后，拥立父亲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唐睿宗登上龙椅，得力于太平公主和儿子李隆基二人。缘此，太平公主权倾内外，而李隆基则以功高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与太子姑侄斗法，矛盾日益凸现，朝臣亦分为对立两派，双方明争暗斗，不可开交。面对亲人重臣之间的纷争，睿宗亦莫知所从，深感烦恼，最后，他采纳了一道士“无为”的建言，回避矛盾，一退了之，只当了两年皇帝，便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睿宗做了5年太上皇，在孤寂中死去。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多的朝代，唐朝后期还出过两个太上皇。唐顺宗李诵，突然中风失语，无法处理军国大事，继位仅8个月，便传位于太子李纯，做了太上皇。唐昭宗李晔是在宦官刘季述等拥戴下做的皇帝，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刘季述以“废昏立明”为由，突然发动宫廷政变，将昭宗及皇后锁进少阳院，随即拥立太子李裕嗣位，尊昭宗为太上皇。昭宗这个“太上皇”其实与囚徒无异。被囚禁一个多月后，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杀死了刘季述，拥戴昭宗重新复位，诏令太子重回东宫。
　　在最高权力的争夺中，父子和兄弟的亲情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世上最残酷和最惨烈的事情，大概要算皇家这类父子或兄弟之间为了夺取皇权而手足相残的斗争了。
　　『注：历史上的太上皇不在少数，因篇幅所限，这里讲述几个有代表性的太上皇。
　　北宋和南宋300余年的历史中，出现过好几个太上皇。头两个是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公元1125年，金兵借口宋朝君臣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对北宋都城汴京形成合围之势。兵临城下时，朝内一些当权大臣以非帝退休不足以平金人之怒为由，逼迫宋徽宗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但金朝并没有因此而罢兵。公元1127年，太上皇宋徽宗与宋钦宗赵桓双双被金兵俘虏，史称“靖康之耻”。不久，宋高宗赵构即位，遥尊在金国俘虏营里的兄长宋钦宗赵桓为“孝慈渊圣皇帝”，也是类似太上皇的荣誉称号。宋徽宗父子被掳至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先后客死他乡。二人也因而成为历史上下场最为凄惨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本人晚年也当了太上皇。赵构没有亲生儿子，立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昚为太子。由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将位传给弟弟赵光义（一说赵光义杀兄篡位，因而有著名的“斧声烛影”的故事），因此开国200余年赵匡胤的嫡系子孙一直没有人做过皇帝，为此朝野中常常有各种议论。尤其是金兵压境、局势危急之时，满朝文武大臣越来越倾向于尽快让赵匡胤的后裔担负护国重任，坐了35年皇位的赵构在各方压力下，不得已宣布禅位于太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做了27年皇帝后，因精力不济，在内忧外患中将位传于赵惇，是为宋光宗。宋孝宗自己也做起了太上皇。宋光宗赵惇惧内，皇后李氏妒悍跋扈，宋光宗因得病不能履职，当时政事多决于李后。宋孝宗病殁后，宋光宗因病竟不能为父执丧。于是，朝臣商议后，奏请太皇太后下诏，传位于太子赵扩，尊宋光宗为太上皇。宋光宗成为太上皇的原因，纯粹是由于健康问题。
　　明朝只有过一个太上皇——明英宗朱祁镇。公元1449年，蒙古族瓦剌部进犯明朝北部边疆，前锋很快逼近大同。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瓦剌。明军由于指挥不灵，行动迟缓，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被瓦剌军包围，明英宗被俘，这就是“土木之变”。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一片恐慌，许多大臣都主张向南逃跑，只有兵部侍郎于谦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迁都。为了杜绝瓦剌利用明英宗向朝庭要挟，在皇太后的支持下，于谦立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是为明代宗，史称明景帝，并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一年后双方议和，明英宗被送还北京。瓦剌首领也先放走明英宗时，还特地问前来迎接太上皇的明朝使者杨善：“你们太上皇回国，还会再次登基吗？”杨善答道：“天位已定，不便再更改。”也先又问道：“中国古时有尧舜，称为圣主，究竟事实如何？”杨善答道：“尧把帝位让给了舜，我们太上皇把帝位让给弟弟，古今同出一辙呢。”杨善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即便是亲生的兄弟，在争夺皇位的大事上一样会撕破了脸皮。明英宗回到北京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他弟弟明代宗朱祁钰吝啬而又猜疑地对待他，只派了一舆两马，将太上皇迎入。短暂的仪式之后，明英宗被软禁在南内，开始了7年的软禁生活。即便如此，明代宗还是不放心。他命人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因为人无法出入，食物只能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明英宗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一些女红，托人变卖了以补家用。明代宗为了避免有人与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就这样，身为太上皇的明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闲庭草长，别院萤飞。据野史中记载，这时候还记得明英宗的竟然是瓦剌的也先，可谓是对明朝极大的讽刺。也先时时念及太上皇，经常派人来送一些礼物。据说他听说明英宗的情况不好，生怕他孤单寂寞，还曾经派人将自己的妹妹送来给明英宗（只不过瓦剌公主没还送到明英宗手里，就被手握兵权的五清侯石亨的侄子石彪强占了。明英宗复辟后，才知晓了瓦剌公主的事，石彪因此被杀）。明代宗见也先如此念旧，心中很不是滋味，派人送信给也先说：“前日朝廷遣使，未得其人，飞短流长，遂致失好。如果太师有使，朕当优礼待遇！”意思是说明英宗和王振当政时与也先失和打仗，现在是他朱祁钰当政，一定会好好对待也先的使者。实际上也是暗示也先的使者应该送礼物给他朱祁钰。明英宗不甘心就此下去，他积极地谋求复辟，一些野心家也准备把赌注下在他身上。公元1457年，明代宗病重，明英宗在“夺门之变”中复辟，重登大宝。明代宗则没有当太上皇的运气，很快被幽禁病死（一说被明英宗所杀）。而在“土木之变”中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于谦以“谋逆”罪被杀，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风波亭冤案。
　　历史上最后一个太上皇是清高宗弘历，即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乾隆25岁登基时，曾经烧香祷告上天，他如果能做60年皇帝，就把皇位自动禅让给儿子。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表示尊重祖父康熙皇帝，因为康熙当了61年皇帝。乾隆于公元1735年登基，到1795年，刚刚坐够了六十年皇位。于是乾隆立十五阿哥颙琰为皇太子，次年（1795年）元旦，正式宣布禅位给颙琰，是为嘉庆皇帝。乾隆自封为太上皇，可是仍然牢牢地把握着朝政大权，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太上皇。嘉庆还在做阿哥的时候，就着手调查和珅的罪行，可是当登上帝位之后，根本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死，嘉庆始亲政，立即铲除贪赃枉法蠹国肥私的权臣和珅，使人心大快。上面的例子中，除了乾隆，其他的太上皇无一不是迫于形势，在国事艰难下离开了皇帝宝座。至于历史上皇帝由于受到武力胁迫、不得不称太上皇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成为了太上皇的玄宗，是非常清楚历史上太上皇的典故的，他当然也不会忘记当年他逼迫他父亲睿宗让出皇位的往事。此时，他唯一的希望，只是想跟高祖李渊那样，有个平安的晚年。这希望并不渺茫，但却完全取决于他的儿子肃宗李亨。
　　迎接太上皇回京后不久，肃宗御丹凤楼，赦天下，“惟与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子孙不在免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李林甫、杨国忠都是玄宗所信任倚靠的人。从这里，玄宗应该看出了一些端倪，他曾经对父亲和儿子的伤害，将要如数加在他自己的身上。
　　玄宗被迎回京城后，不再过问政事。他居住在兴庆宫，偶尔也去大明宫。肃宗有时候也从夹城来兴庆宫问候。侍卫玄宗的仍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另有玄宗的亲妹妹玉真公主与旧时宫女仙媛，还有梨园乐工为他娱乐。
　　玄宗未当皇帝前，与兄弟五人住在隆庆池北面，号称五王宅。后来玄宗当上了皇帝，玄宗的兄弟们认识到自己继续住在皇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不合适的，就将他们的住所献出建兴庆宫。开元十六年，兴庆宫建成，玄宗正式迁到兴庆宫起居办公。兴庆宫在大明宫之南，因而被称作南内，同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并立为三内。
　　为方便玄宗出行，沿兴庆宫东墙还专门修建了秘密通道，就是所谓的夹城复道。夹城从大明宫开始，沿长安城的东城垣到达兴庆宫，再由兴庆宫通向曲江芙蓉园。杜甫《秋兴》诗中有“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一句，说的就是这条夹城。
　　自从大明宫建成，大明宫一直是唐朝的政治中枢，直到玄宗，才改中枢到兴庆宫。兴庆宫见证着历史的兴衰与命运的无常。安史之乱后，和它的主人一样，兴庆宫失去了最高的地位，沦为闲宫，成为太上皇、皇太后们养老送终的地方。元和元年正月，唐朝历史上第四个太上皇顺宗死在兴庆宫。唐宣宗大中二年，宪宗的正妃，历经宪、穆、敬、文、武宗五朝的郭老太后试图从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上跳下。当晚，兴庆宫中传出郭太后的死讯，引来无数猜议。只有兴庆宫默默地站在那里，逐渐荒废，目送着主人与他的王朝走完生命的历程。
　　玄宗对杨贵妃之死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从成都回来后，立即派人去祭悼她。后来，又想改葬，好让杨贵妃离自己近些。但宦官李辅国坚决反对，礼部侍郎李揆也说：“龙武军将士因为杨国忠有负于皇上，招致祸乱，所以替天下人杀掉杨国忠，逼死贵妃。现在改葬贵妃，恐怕将士们会因此疑虑不安。”玄宗不得已只好作罢。又担心天下人恨杨家而冒犯贵妃遗体，密令宦官准备好棺木，将贵妃遗体移葬他所。宦官挖开坟头，贵妃的尸骨已经不在，只香囊犹存。宦官回来献上了香囊。玄宗泪如泉涌，立即把香囊珍藏在衣袖里。又让画工画了贵妃的肖像，张挂于偏殿，“朝夕视之而欷歔焉”（事见明·冯梦龙《情天宝鉴·杨太真》）。
　　玄宗表面上在兴庆宫里过着悠闲的太上皇生活。梨园子弟天天到此奏乐跳舞，供玄宗消遣。但国运已经变了，由太平盛世变成了山河破碎；皇帝变了，由玄宗变成了肃宗；年号变了，由天宝变成了至德，又由至德变成了乾元、上元。
　　时间推移，往事已成云烟，乐极总是悲来。无论是在阳光明媚的春日，还是寒冷漫长的冬夜；无论是在池塘中莲花怒放的盛夏，还是在宫中槐叶飘零的深秋，每当梨园弟子管弦齐奏《霓裳羽衣曲》时，玄宗便神色不悦，悲从中来，左右亦随之流泪。
　　兴庆宫里有座长庆楼，南靠宫外大道。玄宗常在楼上饮酒，有时也向楼下徘徊观望，百姓经过这里，看到垂垂老矣的玄宗皇帝都非常激动，欢呼“万岁”。玄宗有时也在楼上宴请宾客。有一次，剑南道的奏事吏经过楼下，上楼拜见玄宗，玄宗置酒宴请了他。后又召见将军郭子仪等，赏赐给他们礼物。这些事虽小，却引起了肃宗的顾虑，他担心太上皇复位，开始十分警惕。从此，兴庆宫成了肃宗一直无法排遣的一块心病。
　　李辅国此时深受肃宠宠信，由一个普通宦官一跃成为朝中显贵，骄横显赫，又勾结皇后张良娣，持权禁中，干预政事。他猜出肃宗的心思，便向肃宗进言道：“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每日与外人接触，陈玄礼、高力士给他出谋划策，对陛下很不利。如今六军的将士，都是在灵武护驾的有功之臣，都惴惴不安，臣不敢不让陛下知道。”肃宗早就在担心，李辅国的这番话使他疑窦更重，但他不好直接指责自己的父亲，便故意流着泪说：“圣皇行事慈善仁爱，怎么会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呢？”李辅国答道：“太上皇固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架不住手下人蛊惑。陛下应当为社稷大业着想，把祸乱消灭在摇篮中，怎能效法平民百姓的孝心呢？更何况兴庆宫太暴露，不是至尊的人所居住的，皇宫戒备森严，接他回来居住，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他向肃宗献计，将玄宗迁往西内，彻底隔绝太上皇同外界的联系。肃宗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当时没有接受李辅国的这个建议，却将原来兴庆宫原有的300匹马减去290匹。玄宗对此事无可奈何，只好对高力士说：“我儿受李辅国蒙惑，不能再尽孝了呀。”（《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
　　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辅国为了立功以固其恩宠，乘肃宗患病之机，矫诏诈称肃宗请太上皇游西内。当玄宗一行途经夹城时，李辅国率500射生手（唐肃宗至德二年，选拔善于骑射的人，成立衙前射生手千人，也称供奉射生官、殿前射生手，分为左、右厢，号为英武军）拦住道路，亮出刀刃，气势汹汹地对玄宗说：“当今圣上因兴庆宫地势低洼，迎太上皇迁居西内。”玄宗见对方剑拔弩张，大有加害之意，不由得胆战心惊，几乎坠下马来。这时，高力士挺身而出，急步上前，指斥在马上耀武扬威的李辅国道：“太上皇是五十年太平天子，你李辅国想干什么，竟如此无礼！”李辅国见状只得下马。高力士又代玄宗宣谕众将士：“诸将士好自为之。”众将士纷纷收起兵器，翻身下拜，高呼万岁。高力士又回头对李辅国说：“李辅国可为太上皇牵马。”李辅国无奈，只好与高力士一起将太上皇拥簇到太极宫甘露殿。
　　风波平息后，玄宗皇帝握着高力士的手说：“如果没有将军，我就成为乱兵刀下之鬼了！”李辅国在高力士面前出了个大丑，把高力士恨之入骨。高力士本是李辅国的老前辈，又自恃得太上皇宠信，故在李辅国面前常摆架子，甚至有不礼行为，因此高、李二人结怨，李辅国寻机打击高力士，以固其宠。
　　『注：玄宗当政时，高力士在宫中的地位很高。唐肃宗李亨做太子时，称他为二兄。其他诸王、公主、驸马，则“尽呼力士为翁”。玄宗不叫其名而称之为“将军”。』
　　高祖迁居的事，再一次在玄宗身上重演，只是，肃宗相比于太宗的表演，手段就拙劣多了。
　　玄宗皇帝迁居甘露殿后，心情更加忧郁。这时玄宗和高力士都已是70多岁的垂垂老翁了，他们终日无所事事，郁郁寡欢。时隔不久，玄宗的几个亲信也相继遭到了贬黜。上元元年（760年）七月二十三日，有制下达，称高力士潜通逆党，心怀异志，本当就戳，念其久侍帷幄，颇效勤劳，免其一死，除籍，长流巫州（今湖南黔阳县西南黔城）。此时，高力士正患疟疾，接到谪制后，对李辅国说：“我早该死了，只是因为圣上仁慈怜悯才苟活至今。我请求再拜见一下太上皇的龙颜，那样我即使死了也心无遗憾了。”李辅国当然没有同意。
　　『注：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巫州后，无可奈何下，只得带着满腹的凄凉来到巫州。巫地多荠，但不食。高力士感伤而赋诗云：“两京作芹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这首诗既感慨了时世的巨大变化，又抒发他虽被贬流，但对玄宗的忠诚却没有丝毫改变的心意。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有诏书颁行天下：流人一律放还。随即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太子李豫在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的拥立下登基，是为代宗。六月，“二圣”的遗诏传至巫州，高力士闻知“二圣”的死讯，呼天叩地，哭得死去活来。他为“二圣”持丧，由于悲痛过度，忧伤成疾。七月，高力士离开巫州返京。八月，行至郎州（今湖南常德），病情加重。高力士对身边的人说：“我已年近八十，可谓长寿了，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也可谓显贵了，一切我都无遗憾。所恨的是‘二圣’仙去，我竟无缘一见圣容。我这个孤苦游魂，到何处寻找我的依靠呢？”言毕，泪如雨下。闻者无不心酸落泪。八月十八日，高力士病死于朗州龙兴寺，时年79岁。代宗念高力士是数朝老臣，护卫先帝有功，诏令恢复高力士原有官职，追赠广州都督，由皇家出面操办丧礼，并陪葬于玄宗泰陵，“没而不朽”。高力士生前未能见玄宗最后一面，死后却得以长伴玄宗于地下，如果九泉有知，也应该不会再有遗憾了。高力士在唐宫廷中长达60年，参与了多起重大历史事件，并对局势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纵观高力士一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他更多的是在努力做一名谨小慎微的忠于皇帝的忠臣，并非专权祸国、颠倒善恶的奸臣。』
　　玄宗另一亲信陈玄礼被勒令致仕；玉真公主也出居玉真观。剩下玄宗单身一人，茕茕独处，形只影单，极为凄凉。因为心中悲痛，对杨贵妃的思念之情更加强烈。他常常想：如果不是755年那场变乱，他们也不会生死相离。4年多来，他没有一刻停止过对杨贵妃的思念，希望能在梦中相见，但始终杳杳不见她的倩影。朝思暮想下，形神憔悴。
　　迁居事件发生后，李辅国与六军大将，穿素色衣服向肃宗请罪。肃宗说：“卿等防微杜渐，是为安定社稷，有什么可惧怕的？”不但没有责怪李辅国矫诏，反倒对他大加抚慰。之后，肃宗另选宫女宦官百余人，后宫百余人，以备西内宫扫除之事。并令万安、威宜二公主（都是玄宗的女儿，肃宗的妹妹）侍候玄宗衣食。玄宗心情不快，便不吃荤不进食。加上怀念往日的尊荣，目睹眼前的凄凉，伤感叹息，愁苦郁闷，渐渐成病。肃宗开头几天还亲自去请安，后来自己也身体欠安，只打发人去问候。对此，玄宗也无话可说。做父亲的不行为父之道，又靠什么去端正家风？
　　之后，玄宗的大部分光阴都是静坐在宫中，老态龙钟，心如死水，生命在无边的寂寞中已渐渐麻木。他偶尔还会想起来他所填的那首名叫《好时光》的词：
　　〖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
　　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回首前尘往事，他的好时光可还真不少。杨贵妃不就是倾国貌，嫁取了他这个有情郎么？如果不是安史之乱，他的好时光应该还会继续吧？大唐的好时光应该还会继续吧？
　　根据记载，玄宗临死前只是不住吟诵这几句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舞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开元天宝遗事十种》）这是唐诗人梁锽所作的《傀儡吟》，显然，太上皇的心早已如枯槁。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玄宗在极度郁闷与愧恨中溘然逝世，终年78岁，庙号玄宗。死前的一天，他还吹了几声紫玉笛，声调极其悲凉，然后命令名叫宫爱的宫女为他沐浴更衣，卧于床上。当晚，他在室内还传出笑声。第二天黎明，宫爱进入卧房，玄宗已经双目紧闭，四肢僵硬而死。
　　作为唐代在位最久的皇帝，玄宗统治时期曾锐意改革，使唐朝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骄惰怠政，奢侈淫靡，酿成了天宝之乱，从明主堕落为昏君，正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而对玄宗来说，最痛心的有两大恨事，一是杨贵妃之死；二是老来晚景凄凉。历来的帝王宫廷，一直都是天下是非最多、人事最复杂的场所。尤其皇室中父子兄弟、家人骨肉之间权势利害的悲惨斗争，真是集人世间悲剧的大总汇。可叹，政治与权力压倒了伦理！不光唐朝皇室中有这些骨肉相残的恩恩怨怨，就连官宦人家也不少见：安禄山便是被儿子安亲绪所杀，而史思明也被儿子史朝义所杀。
　　玄宗死后葬于金粟山泰陵（在今陕西蒲城县境），庙号玄宗。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幽远”。《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同年，肃宗病死（有野史记载，肃宗为李辅国所气死）。此时，距离755年还不到7年，狼烟未灭，可惜父子二人都没有活着看到安史之乱平定的那天。
　　至此，盛唐这一段的兴衰及主要历史人物的种种表演，在悲凉的气氛中谢幕。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冬，35岁的白居易被授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尉。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用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唐玄宗、杨贵妃虽然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但诗人并没有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陈鸿还专门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正是“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不仅是玄宗与杨贵纪的爱情悲剧，也是唐朝盛世转衰的时代悲歌。


　　第七章 乱世英雄
　　中国自古就有“乱世出英雄”一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群雄逐鹿的大战乱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诸如孔子、老子、墨子这样的伟大圣哲，也出现了一大批诸如商鞅、孙武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期。
　　【一 白面书生奋义旗】
　　唐代开元中期，颜杲卿在范阳（北京）任户曹参军。后又任管田判官。他以性情刚直、不畏权贵，办事公正、不谋私利而闻名，深得同僚们的赞誉，范阳百姓传颂他是清官。当时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见颜杲卿深得民心，就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初破例任颜杲卿为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太守。一时间，范阳城内都传颂安禄山惜才爱贤，任人唯贤。而此时距离安禄山起兵反唐已经不足10个月。
　　安禄山起兵后，前锋部队直指藁（音gao，同搞）城。担任常山太守的颜杲卿见叛军来势凶猛，仓促之下无以防备，只得与长史袁履谦开城诈降。安禄山自以为颜杲卿有知遇之恩，倒也没有起疑，当众赠给颜杲卿、袁履谦每人一件锦袍，命继任原职，多征集粮草、招募兵丁，以备调用。还派叛将高邈、李钦凑领兵5000驻守井陉关（今河北井陉），一是把住西进要道，二来还可以监视颜杲卿行动。尽管如此，安禄山心中仍然有些不放心，便将颜杲卿的儿子、侄儿带到自己军中做人质。
　　颜杲卿表面上接受安禄山的命令，暗中却厉兵秣马。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颜杲卿知道反击叛军光自己一人不行，就请长史袁履谦吃饭，席间试探问道：“安禄山为何给你我赠袍？”袁履谦答：“拉拢你我为其效命。”颜杲卿进而问道：“当如何对待？”袁履谦心有成竹地说：“穿他的袍，走我们的路。”颜杲卿高兴地说：“正合我意。”于是二人联合起来，修城浚渠，招丁壮，实仓廪，矢志讨贼。颜杲卿还派人去告知堂弟平原（治今山东平原北）太守颜真卿，约定联合起兵，互相响应，“约与连兵断禄山归路，以缓其西入之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颜真卿所统辖的平原郡属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颜真卿跟堂兄颜杲卿一样，都隶属于安禄山。安禄山蓄谋反唐，招兵买马，积草屯粮，颜真卿对此早有察觉。为了防变，颜真卿借下大雨之机，修城挖壕，加固城池，并暗中征丁壮，贮屯粮食，表面上却佯装无事，整日与文士饮酒赋诗，挥笔泼墨。安禄山曾经派人侦察平原郡的动静，认为颜真卿是白面书生，不足为虑，所以并未放在心上。而安禄山举兵后，因平原郡不在叛军南下的大道上，所以只檄令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今山东聊城）军屯7000人防河津。颜真卿将计就计，借口执行安禄山的命令，征募士卒，其实是准备反击叛军，“旬日间募得勇士万余人”。他对这些士卒涕泣陈诉，晓谕众兵奋起抵抗叛军。众人为之感动，齐声拥护。
　　颜真卿还暗中派亲信平原司兵李平持着安禄山所发的伪檄赶赴长安，上报玄宗。玄宗正为河北二十四郡县尽归附安禄山而发愁，还长叹道：“难道二十四郡就没有一位义士吗？”等到李平至朝廷，非常高兴地说：“朕还未见过颜真卿是什么模样的人哩，他却能如此为国效忠，难得！”于是赏赐李平，让他归报颜真卿：“讨贼立功，定当重赏！”
　　安禄山渡过黄河、攻下洛阳之后，颜真卿召募勇士，几天就招募到1万多人马，便公开宣布举兵讨伐安禄山，士卒皆感愤异常。此时。刚好安禄山部将段子光奉命带着唐朝忠臣李澄、卢奕、蒋清的人头，传示河北，令郡县速纳粮款。传到平原郡时，颜真卿下令将段子光绑在城头，腰斩示众。又将李澄、卢奕、蒋清三人的首级续以蒲身，用棺材收殓埋葬。全城军民哭祭吊唁，忠义传及四邻。
　　颜真卿是已沦为叛军之手中原地区向第一个公然反抗叛军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打响了抗贼的第一枪。之后，饶阳（今河北饶阳）太守卢全诚据城抵抗安禄山，河间（今河北河间）司法李奂杀安禄山所任命长史王怀忠，济南太守李随派其游弈将訾嗣贤过黄河杀安禄山所任命的博平（今山东聊城）太守马冀，几方各有军众数千或万人，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军事上由其统一指挥，共同抗击叛军。颜真卿立即派人跟颜杲卿联络，让堂兄尽快攻占要塞井陉关，以截断安禄山的后路。
　　当时驻守井陉关的叛军将领李钦凑是安禄山的干儿子，嗜酒如命，是个出名的酒鬼。此时刚好年关临近，井陉关另一叛将高邈去范阳见安禄山述职。颜杲卿得知消息后，趁机写信给李钦凑，说自己有病，不能亲到井陉关，邀请李钦凑和高邈到常山商议年关劳军的事情。李钦凑早听说颜杲卿一直有病在床，近来没有异动，便放心地带了几个随从到了常山。李钦凑到常山的时候已经是晚上，颜杲卿假称入夜不开城门，让李钦凑夜宿城外焦同驿，同时派人盛情接待。李钦凑落座后不久，便喝得酩酊大醉，在醉梦中稀里糊涂地被推出斩首。颜杲卿又派人杀死其副将潘惟慎，投尸于滹沱河中，随即连夜调动军队，包围了井陉关。第二天天亮时，袁履谦带人提着李钦凑的人头到井陉关招降。叛军见主将已死，井陉关又被唐军包围，便开关投降。于是，颜杲卿兵不刃血地收复了井陉关。
　　事有凑巧，第二天藁城县令崔安石便派人来报，说叛将高邈已经从范阳回来，天黑将到藁城。颜杲卿当机立断，在藁城设下埋伏，捕捉高邈。天黑时，高邈带着一队随从来到藁城县衙，结果被伏兵捉住。高邈还不明所以，大叫：“为何捆我？”崔安石冷笑问他：“你为何叛国？”高邈这才无言以对，当即打入囚车，押往常山。
　　不几日，安禄山的心腹何千年奉命到赵郡（今河北赵县）一带巡视，又被颜杲卿趁机抓住。当时，安禄山正派大将张献诚1万余兵围困饶阳，饶阳十分危急，颜杲卿正想要前去营救。何千年为了活命，便给颜杲卿出主意说：“现在你要为唐朝廷效力，既善其始，亦应慎其终。你召募的军队皆是乌合之众，难以拒敌，应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不可与张献诚争锋。等到朔方军（指名将郭子仪的军队，郭子仪时任朔方节度使）到，再一同进击，传檄河北郡县，断其后路。现在你应该四处放出风声说：李光弼（时为郭子仪部下，任朔方军左兵马使）正率步骑一万出井陉口。又派人对张献诚说：你所率领的军队多是团练士卒，无坚甲利兵。难以抵挡李光弼所率山西劲兵。张献诚听后，必解饶阳之围而去，这是一大奇计。”颜杲卿采纳了何千年的计谋，张献诚果然因惧怕李光弼而退兵，饶阳之围因此而解。
　　颜杲卿随即派长子颜泉明和贾深、翟万德带着李钦凑的人头，押解何千年、高邈去长安，一是向朝廷报告战果，二是要求朝廷早日发兵平叛。这时候，内丘（今河北内丘）县尉张通幽请求同行，哭着说：“我兄通儒陷贼为叛将，请许我与泉明一起至朝廷，以救宗族。”颜杲卿很是同情，于是同意了张通幽的请求。
　　其实这是因为张通幽怕因哥哥张通儒投降了安禄山而被连坐，祸及家门，想找机会为自己留条后路。当一行人路经太原时，张通幽听说太守王承业与宰相杨国忠交好，“欲藉以为援”，便怂恿王承业留住颜泉明，由他代为押解叛贼，窃功归己。王承业欣然接受了建议。
　　王承业此人也幼稚得很，试想这样的事如何能轻易冒功？不过当时朝政混乱，玄宗昏聩不堪，王承业也是图个侥幸。由此也可以看出，玄宗的英主形象在臣民心中早已经荡然无存。后来叛将何千年、高邈在长安被斩首。玄宗非常高兴，封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因为张通幽和杨国忠在其中捣鬼，这件事一直到两年后才真相大白。
　　颜杲卿却对这些毫不知情。他派郭仲邕带一队骑兵，马尾栓上树枝在树林中奔跑，使尘土飞扬，造成千军万马之势。又派人四出张贴文告，称朝廷已发兵30万，平息叛乱，已收复井陉关。并说，受安禄山胁迫叛变的，趁早投降，可以受到重赏；如果顽抗，罪加一等。一时间，一传十，十传百，人人皆知。这一举动极大鼓舞了整个河北军民的士气。短短几日，博陵、文安、上谷、乐安等17个郡县闻风归附，纷纷派人联络，表示接受颜杲卿号令。常山和平原两郡成了河北抗击安禄山叛乱的中心。只有范阳、北平、密云、渔阳、汲（今河南南部）、邺（今河南南部）六郡尚在犹豫。
　　颜杲卿又秘密派人到范阳招降叛将贾循。贾循迟疑不决。部将马遂暗中劝他说：“安禄山负思悖逆，不得人心，虽然占领洛阳，但终归要灭亡。将军如果能够杀其叛将，以范阳归国，倾其巢穴，将会立盖世之功。”贾循虽然觉得有理，但一时下不了决心，只说：“让我再思考思考。”不料事不机密，二人的秘谋被别将牛润容听到。牛润容为安禄山心腹，当即将这一情况飞马报告了安禄山。
　　此时，安禄山在洛阳自立燕国，自封为帝，正准备亲自率军向潼关方向进兵，忽听到常山颜杲卿杀了李钦凑，活捉了高邈、何千年，后方动荡不稳，大为震惊，便紧急返回洛阳处理。安禄山一面派大将韩朝阳到范阳来召贾循。韩朝阳到范阳后，谎称有紧急事务要告诉贾循，趁贾循不备，突然缢杀了贾循，枭首示众，并灭其族；一面急抽兵力，由最得力的史思明、蔡希德率领，兵分两路，突袭常山。
　　颜杲卿预料安禄山大军即到，便叫夫人和儿子出城躲避，谁知夫人坚持要和他守城杀敌。太守府上下人等见太守和夫人一心为国为民，都表示愿随太守抗击叛乱，与常山共存亡。城中百姓听说后也纷纷要求守城。众人的热情，鼓舞了颜杲卿等人的斗志，更加坚定了抗击叛乱的决心。
　　贾循的死讯先传到常山，颜杲卿大惊失色，连忙下令军兵加紧修城挖壕，准备战斗，并马上派长子颜泉明前往太原，请发救兵。袁履谦说：“贼兵未到，太守何必紧张？”颜杲卿说：“贾循这人首鼠两端，我等必受连累。”袁履谦又说：“既然如此，何不向平原（指平原太守颜真卿）求救？”颜杲卿说：“真卿是我同族兄弟，贼人岂不提防？若向真卿求救，不但没好处，反而害了真卿。”
　　此时史思明领兵1万，日夜兼程，已经兵临常山城下。史思明极有计谋，是叛军将领中的佼佼者，有“常胜将军”的称号。他想只要颜杲卿投降，河北也就会停止反抗，便派人送信，约他城下相谈，劝其投降。但是颜杲卿都以历数安禄山叛国作乱、分裂江山之罪作回答。史思明见劝降无望，就下令攻城。不料，城墙坚固，守军英勇，久攻不下。史思明又派人到蔡希德处调兵。
　　颜杲卿早已经派儿子颜泉明到太原王承业处求救兵，约定在常山城下夹击叛军。谁知王承业不顾国家安危，只想保存实力，拒不出兵。颜杲卿只好派次子颜季明到平原求救，因有叛军围困，救兵又迟迟未到。常山成了无援的孤城。叛军援兵到后，便日夜攻城不止。颜杲卿和袁履谦等爱国将领和守城军民一起日夜奋战，打退叛军数次进攻，城下叛军尸体累累，守城军民也伤亡惨重，直战到箭矢用尽，刀刃卷缺，战况极为惨烈。正月初九，在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常山城破。颜杲卿、袁履谦等被俘。叛军进城肆意杀戮，尸横塞路，血流满地。
　　鉴于颜杲卿在河北的影响力，史思明以高官厚禄引诱颜杲卿投降，但遭到严词拒绝。史思明恼羞成怒下，便把刀架在颜杲卿次子颜季明的脖子上说：“你若降，就不杀你的儿子！”想以此要挟颜杲卿投降。颜杲卿说：“死不降贼！”史思明大怒，挥刀杀死颜季明，将颜杲卿等人押送洛阳。
　　安禄山命令兵士把颜杲卿押到他面前，责问颜杲卿说：“你本来只是个范阳户曹小官，是我奏请朝廷任你为营田判官，后又为太守，你为何要负我而反呢？”颜杲卿怒气冲冲地骂道：“你原来不过是营州（今辽宁朝阳）一个牧羊的小子，国家让你做了三镇节度使，恩幸无比，有哪一点负于你？而你起兵反朝廷。我世为唐臣，禄位是朝廷所给，怎么能与你一起反呢！我是为国讨贼，恨不得杀了你，怎么能说是反呢？”安禄山恼羞成怒，命人把颜杲卿、袁履谦拖到洛阳天津桥的柱子上绑起来，使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们。颜杲卿神色凛然，一面忍受着酷刑，一面仍旧痛骂安禄山。叛军兵士用刀割了颜杲卿的舌头。颜杲卿满口鲜血，还发出含糊的骂声。袁履谦看到颜杲卿受刑的惨酷情景，气得自己咬碎舌头，连血带舌喷在旁边一个叛将的脸上。颜杲卿、袁履谦被凌迟而死，却始终骂不绝口，一直到他们咽气。颜氏一门，当时死义者共30多人。洛阳百姓无不垂泪流涕。
　　颜杲卿被杀后，史思明、蔡希德等叛将又陆续攻下了响应颜杲卿的各郡县，河北形势再次面临危急。玄宗一面令颜真卿率部坚守平原，一面调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向洛阳进军。郭子仪一路攻下了云中、马邑，打开了井陉关，矛头直指洛阳。
　　颜杲卿被杀后一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1万多人、太原弓箭手3000人出兵井陉关，打退叛军，收复了常山，被关押在常山的颜杲卿夫人因此得救。接着，郭子仪也带领精兵到常山和李光弼会合。
　　河北的一些百姓受尽安禄山叛军掳掠的痛苦，听到郭子仪、李光弼大军打过来，自发集合起来，修筑营垒，抵抗叛军。等郭、李大军一到，就参加了大军队伍。郭、李两支大军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接连打击安禄山叛军，河北十几个郡重新回到唐军手中。
　　至德二年（757年），颜真卿泣涕诉堂兄颜杲卿事迹于肃宗李亨，并转诉太上皇玄宗，当年王承业冒功一事才真相大白。不过这个时候，王承业已因其他事被罪而死，张通幽因此被杖杀。肃宗为表彰颜杲卿，追封颜杲卿为太子太保，其妻为清河夫人。
　　之后颜真卿派颜泉明去河北寻访颜杲卿父子遗骨及流散家人，仅寻得颜季明头骨带回。颜真卿缅怀堂兄一门忠烈，“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国难家仇，一齐涌上心头，怀着“抚念摧切，震悼心颜”的悲愤心情，和着血泪写下了《祭侄文稿》的祭文。此帖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被认为是“天下奇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颜杲卿死时65岁。他从起兵到失败，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他的抵抗延缓了叛军对长安的进攻，为唐王朝调兵遣将争取了时间。尤其他誓死抵抗的精神，鼓舞了更多的人抗击叛军。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兵俘虏，押往大都时路过滹沱河畔的真定城，不禁感慨万分，挥笔写下《颜杲卿》一诗：
　　〖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
　　胡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
　　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鋋。
　　人世谁不死，公死千万年。〗
　　元代诗人陈普有《石堂诗稿》传世，其中也有一首《颜杲卿》：
　　〖骊山歌笑入青云，曾识常山有战尘。
　　忠骨已澌余发在，因人得见梦中人。〗
　　据《正定府志》所载：颜杲卿遇害后，有个叫张凑的人暗中收其齿发，后来设法交给了颜妻欧阳氏。颜夫人初有疑，凭床而哭，忽听有鞭打床声，只见杲卿遗发跳箱而前，夫人方信。“忠骨”一句即指此事。
　　颜杲卿死后，堂弟颜真卿奋力坚守平原，联络清河、博平兵马五千，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在堂邑（今山东聊城西北）附近击败叛军2万余，克复魏郡。随后，北海郡太守、平卢游奕使等均与真卿联络，共同抗敌。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授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使。肃宗急于收复京城长安，不纳李泌之计，放弃在河北的攻势，将兵力集中于陕，使叛军在河北势力复张，颜真卿远处敌后，孤立无援，只得于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十月弃城撤出，辗转江淮、荆襄等地，于至德二年（757年）四月北上到达凤翔（今陕西风翔县）谒见肃宗。肃宗授他宪部尚书，加御史大夫。
　　德宗建中三年底（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唐。当时宰相卢杞嫉恨颜真卿，向德宗建议派颜真卿去安抚李希烈，目的是要借刀杀人。这时颜真卿已经70多岁，年老体衰。同僚劝他向皇帝辞职不去，但他毅然领命前往。颜真卿到达淮南汝州（今河南临汝）后，对李希烈晓以大义，劝其息兵罢战，让人民免受战祸之苦。李希烈不听劝告，反而要挟颜真卿协助他反唐。建中四年（784年）十二月，李希烈攻陷汴州后称王，有叛将提议要颜真卿任李希烈的宰相，颜真卿厉色说道：“尔等可知颜杲卿否，是吾兄也。安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叛将不敢再劝降。李希烈便把颜真卿拘押起来，还在他住的院子中挖了一个大坑，声言要坑杀他。颜真卿毫无惧色。不久，唐军征讨李希烈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希烈在失败前夕，派人在颜真卿的住处堆上柴草，泼上油，对颜真卿说：“不能屈节，当自烧。”颜真卿毫不迟疑，投身赴火，被人拦住。事隔不久，颜真卿最终被李希烈缢杀于汝州，终年77岁。
　　颜真卿是中唐时期的书法创新代表人物，他的祖辈三代皆工书法，其母亲写得一手好字。颜真卿自幼受家学熏陶，热爱书法。一方面接受家传，一方面学习前代书法名家的艺术特点，初师褚遂良的笔法，后来又接受张旭的指导。经过长期的辛勤磨炼和精心研究，他创造了独具一格的“颜体”书法。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舒和，神彩飞动。他的书法，既有以往书风中的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突破了唐初的墨守成规，自成一幅，称为“颜体”。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有诗赞颜真卿的书法造诣：“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等名家都是学颜体。
　　【二 扼一城而捍天下的张巡】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张巡正担任真源（今安徽毫州西）令。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位身高七尺、须髯一怒尽张的男子，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以其英雄的胆略和闪耀着光辉的智谋，坚守孤城睢阳达两年之久，大小战斗400余次，杀敌12万人，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后世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其大气磅礴的《正气歌》中，热情地讴歌了十二位英雄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张巡便是其中之一。
　　张巡，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自幼便聪悟有才干。他不但博览群书，通晓阵法，而且才华出众，记忆力惊人，读书不过三遍，便终生不忘，写文章不用打草稿，落笔成章。张巡守睢阳时，士兵有万人，城中居民百姓却有数万人。张巡每见一人，便询问其姓名，一遍过后，满城没有他不认识的人，遇人便能直接叫出名字，满城军民无不为此惊讶而感动。张巡为人气志高迈，喜欢与有学识的长者交流，不屑与庸俗之辈为伍，以至“时人叵知也”。玄宗开元末年，张巡进士及第，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当时其兄张晓任监察御史，兄弟二人“皆以名称重一时”（《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
　　天宝中，张巡调授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令。他为人倾财好施，扶危济困。在任期间，由于公正廉明，体恤民情，不仅政绩出众，且深受百姓爱戴。当时，杨国忠执掌朝政，权倾朝野，有人劝张巡去走杨国忠的门路，为自己找个好出路。但被张巡严辞拒绝，说：“是方为国怪祥，朝宦不可为也。”（《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
　　不久，张巡调任真源（今河南鹿邑）令。真源地处中原，多豪强地主。他们与官府相互勾结，鱼肉百姓。其中以华南金最为横暴，当地人称“南金口，明府手。”张巡到任后，果断地将华南金依法处决，然后赦免其党羽，威恩并施，从此人人向善，莫敢违法。张巡为政简约，以使百姓安居乐业。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从声色迷梦中惊醒，仓促布置抵抗时，叛军的铁蹄已踏过河北诸郡，气势汹汹地直奔河南杀来。并快速南下，预备夺取江淮富庶之地，进而取洛阳，进逼长安。由于大唐承平日久，百姓累世未经兵戈，加之朝廷重文轻武，武备松驰，很多郡县无兵可用，毫无应变准备。地方官吏被叛军的嚣张气焰吓得手足无措，闻叛军将至，或弃城逃跑，或开门出迎。叛军长驱南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率众从灵昌渡过黄河，接连攻陷陈留、荥阳，大败封常清部于武牢（即虎牢关）、葵园，进占洛阳。东都沦陷，天下震动。
　　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以叛将张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率精骑数千，向东进军，唐郡县官吏大多数望风逃走或者干脆投降，因而叛军气焰极为嚣张。但叛军进至山东时，遭到东平太守吴王李祗与济南太守李随的抵抗。有人带头后，山东其他各地官民纷纷举兵响应，起兵抗贼。
　　当张通晤往东南掠地时，谯郡（今安徽亳县）太守杨万石见叛军势大，打算献郡降敌。杨万石为张巡的顶头上司，他一向看重张巡的才干，便委派张巡为代表，到西边迎接叛军。当时，杨万石手下剑拔弩张、虎视眈眈，四周刀光剑影，所以张巡当场没有表示反对，而是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然而，事情却突然有了变化。天宝十五年（756年）二月，单父（今山东单县）县尉贾贲率吏民攻克了睢阳，斩杀了叛将张通晤。
　　当时，雍丘（今河南杞县）令令狐潮想以城投降叛军。为了增大自己的政治资本，令狐潮主动率军出击，击败了淮阳方面赶来的唐军援兵，并俘获百余人。令狐潮将唐军俘虏押回雍丘，准备处死。刚好这时候令狐潮出城办事，唐淮阳士兵乘机挣脱绳索，杀死看守，闭城拒纳令狐潮。令狐潮无奈，只得丢下妻儿逃走。随后，唐淮阳士兵迎贾贲入城。
　　西迎叛军的张巡行至真源后，大哭于真源玄元皇帝庙（唐高宗乾封元年，高宗过真源，诣老君庙，追尊为玄元皇帝。事见唐人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一·道教》），宣布起兵讨叛。群情激昂，吏民中愿意相随者达数千人。张巡从中选取出精兵1000人，西去雍丘，与贾贲会合。贾贲、张巡兵合一处，入雍丘后，首先杀令狐潮妻儿，相约共同守城。东平太守吴王李祗闻讯后，即授贾贲为监察御史。
　　令狐潮为报杀妻儿之仇，率叛军精兵15000人攻打雍丘。当时守城的唐军总共也不过3000人，兵力对比悬殊，但雍丘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抗击。贾贲率军主动出击，不幸战败而死。张巡率众继续力战，击退叛军。面对唐军的顽强抵抗，令狐潮无计可施，不得已带着残兵败将恨恨而去。
　　张巡因作战勇敢，赢得了军民的信任，被奉为主帅。张巡率军民继续守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击败了叛军的多次进攻，使其伤亡过半。东平太守吴王李祗得知战况后，将兖州以东的战事委任给张巡。从此，张巡自称吴王先锋使，担负起保卫雍丘的重任。
　　此时，与先前叛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情形不同，局势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洛阳失守后，唐朝廷迅速调集和组织兵力，在洛阳南、北两个方向抗击叛军，以保卫京师长安，阻止叛军西进。而在安军后方河北，有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东平太守吴王李祗、济南太守李随、饶阳太守卢全诚等，皆以兵讨安禄山，阻击和牵制了安军。此时，唐军逐渐形成了两大战场：一是阻止安军西进的作战；二是阻止安军南下江淮的作战。江淮地区为大唐的财赋供应之地，一旦被叛军攻占，后果将不堪设想。而雍丘则是从洛阳通往江淮地区的要道，战略意义不可估量。
　　张巡虽然官职不高，但却能清醒地看到坚守雍丘的重要意义。所以，他知道尽管令狐潮初次攻打雍丘失败，但叛军绝不会就此甘休，一场大仗已经是迫在眉睫。为此，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果然，距第一次攻城不过10日，令狐潮与叛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率兵4万余人争夺雍丘。叛军来势汹汹，人多势众，而城中守军不足两千人。面对强敌，城中军民大为惊惧，皆无守城的信心。张巡分析说：“贼兵精锐，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击之，彼必惊溃。贼势小折，然后城可守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诸将听后皆表示同意。张巡立即分派千人登城防守，自率千人，分成数队，突然打开城门直冲叛军阵营。此时叛军刚到，人数虽众，还立足未稳，加上事出突然，遂惊骇后撤。
　　第二天，叛军再次攻城，环城安置百门石砲轰击，城楼及城上女墙全部被毁坏。张巡派人在城上设立木栅，挡住了叛军石砲的进攻。叛军只好采取强攻，沿城墙攀登而上。张巡用蒿草束灌上油脂，点燃后从城墙上投下。叛军被烧得焦头烂额，无法登城。强攻不行，叛军便采取了围困的策略。张巡足智多谋，并没有一味采取死守。有时他观察到叛军松懈，便出兵突然袭击；有时夜深人静，叛军睡意正浓之时，趁机偷袭敌营。这样坚守60多天，经大小300余战，带甲而食，裹伤再战，终于将叛军击退，并乘势追击，歼灭敌兵两千余人，差点活捉令狐潮。
　　令狐潮败逃后，回望茫茫黑幔中的雍丘，恨恨地说道：“我若不取下此城，尽屠城中之众，誓不为人！”
　　至德元年（756年）五月，令狐潮再次领兵围攻雍丘。叛军轮番猛攻，双方相持了40多天。此时，长安已经失守，玄宗逃往蜀地。由于雍丘长期被围困，早已经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张巡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令狐潮以为有机可乘，他与张巡过去相识，于是亲至城下，想劝张巡投降。令狐潮说：“本朝危蹙，兵不能出关，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无所立，盍相从以苟富贵乎？”大意是说：唐王朝已亡，你还坚守危城，不知是为谁。张巡回答道：“古者父死于君，义不报。子乃衔妻孥怨，假力于贼以相图，吾见君头干通衢，为百世笑，奈何？”（《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讽刺令狐潮以往常以忠义自许，现在却投靠了安禄山。令狐潮听后深感惭愧，竟然因此而退兵。
　　但张巡手下有6名将官认为天子都已经出逃，形势不妙，心动欲降，劝张巡说：“敌强我弱，众寡过于悬殊，实在难以取胜，再说天子存亡不知，不如早降。”张巡表面上装作答应。第二天，张巡把玄宗画像挂在堂上，率将士朝拜行礼，一时间人人皆哭。然后张巡引六将官于堂前，责以大义，斩之，坚定了众人守城的决心。
　　当时雍丘粮食所剩无几，城中开始缺粮，张巡打探到叛军有数百艘装运盐米的船只即将运往前线，便亲自率兵夜出城南。令狐潮闻讯立即领兵前来迎战。而张巡其实是采取声东击西之计，正希望令狐潮如此，他另派勇士到河边夺取了叛军的粮饷。
　　《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但那不过是小说。而在张巡手中，上演了一场真正的“草人借箭”的精彩好戏。由于叛军不断攻城，雍丘城中的箭矢用完了。张巡仔细思虑后，命士卒做了1000多个草人，给草人穿上黑衣，半夜的时候，将草人吊在绳子上放下城去。叛军发现城墙下人影绰绰，以为是前来偷袭的唐军，顿时箭如飞雨。一直到天亮，叛军才发现是草人，此时唐军已得箭数10万支。
　　几天之后，张巡选了500名勇士，在夜色中悄悄缒下城去。叛军发现后，以为这次仍是草人，都大笑不止，没有任何防备。500勇土乘机冲杀令狐潮军营，叛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焚垒幕而逃。唐军一直追击10余里而还。
　　令狐潮接连中计，恼羞成怒，继续增加兵力围城，发誓要攻下雍丘，一雪前耻。当时唐军郎将雷万春站在城头，与令狐潮对话，叛军趁机用弩机射雷万春。雷万春脸上被射中6处，却依然巍立不动。城下的令狐潮见此，怀疑雷万春是木头人。经侦察得知确实是雷万春，令狐潮十分惊异，在城下仰头对张巡说：“见你们的雷将军如此，才知你的军令严厉，然而这样残酷，实在不符合天道！”张巡回答说：“你叛君附贼，不识君臣人伦，哪里还知天道！”
　　雍丘被围日久，城中的薪柴全部用完，张巡便对令狐潮说：“欲引众走，请退军二舍，使我逸。”（《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令狐潮一心想攻下雍丘，不知是计，果然引兵后撤。张巡立即率领全部军民，分四面出城，拆屋取木，运回城中。
　　令狐潮得知真相后大怒，重新带军围城，并指责张巡言而无信。张巡表示为难，对令狐潮说：“君须此城，归马三十匹，我得马且出奔，请君取城以藉口。”（《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令狐潮便送来战马30匹。张巡将马分给部下骁将，并要求他们说：“贼至，人取一将。”
　　第二天，令狐潮责问张巡为何还不出城投降，张巡说：“吾欲去，将士不从，奈何？”令狐潮这才知道又中了张巡之计，大怒之下，便开始列阵攻城。阵还没有布好，张巡事先安排的30名骁将突然从城中杀出。叛军大溃而逃，收兵入保陈留，再不敢出来交战。
　　张巡总是能临机应敌，出奇制胜。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始终能够以忠义激励将士，率千人之众，抗击数万叛军的进攻，坚守孤城雍丘4个月，取得了每战皆捷的惊人战绩。自此，张巡名扬天下，四周军民争相前来投奔，雍丘的实力得以补充。
　　八月，安禄山任命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亲率大军2万进攻雍丘。叛军距城东30里安营。张巡趁叛军扎营未稳，率精兵3000出击。叛军大乱，被斩杀大半。李庭望收军后连夜逃走。
　　十月初四，令狐潮与王福德又率领步、骑兵万余人进攻雍丘。张巡领兵出击，再次大败叛军，斩杀数千人，叛军败逃而去。
　　十二月，令狐潮率兵万余人扎营于雍丘城北。张巡领兵出击，又大败叛军，叛军逃走。
　　令狐潮、李廷望先后率叛军数万围攻雍丘，不仅数月未能攻下，反而连续吃了败仗，于是不敢再直接进攻雍丘，但却在雍丘四周开始了一系列坚壁清野的行动，以断绝雍丘的粮草援助，让雍丘不攻自破。十二月，叛军在雍丘以北筑城，设置杞州。又遣兵攻陷鲁郡（今山东兖州）、东平（今山东东平西北）、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叛将杨朝宗率兵2万，准备袭取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以切断张巡后路。
　　在这种情况下，雍丘已经陷入绝境，决计守不住了。张巡审时度势，主动放弃雍丘，率马300匹、兵3000人转守宁陵，与睢阳太守许远、城父令姚訚等合兵。
　　当天，叛将杨朝宗率兵进至宁陵城西北后，张巡、许远派部将雷万春、南霁云领兵迎战。经过一昼夜的激烈厮杀，杨朝宗部大败，损兵折将万余人，死尸塞满汴水，顺流而下。杨朝宗收集残部，连夜逃去。
　　此时，身在灵武的肃宗也听到了张巡的大名以及辉煌战绩，下敕书任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指挥江淮方面的作战。张巡认为部下将士有功，派遣使者向虢王李巨请求给予空名的委任状以及赏赐物品，而虢王李巨只给了折冲都尉与果毅都尉的委任状30通，没有给予赏赐的物品。为此，张巡写信责备李巨说：“宗社尚危，围陵孤外，渠可吝赏与赀？”（《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李巨不听。
　　此时，大唐整个平叛的形势经过几起几落，始终不够明朗。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六，安禄山被杀，形势似乎向有利于唐的方向发展。可笑的是，杀死安禄山的人，不是唐朝派去的武功高强的刺客，也不是战场上的某位英雄，却是安禄山的亲生儿子安庆绪。安庆绪杀父后，自己在洛阳称帝。唐军未能抓住这次叛军内讧的良机一举消除叛乱，反而让叛军史思明部重新夺回河北诸郡。史思明随后进围孤城太原，预备夺取河东，进而长驱直取朔方、河西、陇右等地。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率兵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然后进一步向江、淮方向发展，夺取财赋重地。这样一来，双方争夺的焦点遂转移到太原和睢阳。唐军据守的这两个战略要地如有一处被攻克，其后果都不堪设想。
　　睢阳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在战国时为宋国，两汉时为梁之封国，汉文帝时增强梁和淮阳二国实力，广其封地，使“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汉书·贾谊传》）。七国之乱爆发后，梁王坚守睢阳，牵制叛军西行，使得名将周亚夫得以有机会袭击叛军的后路，从而一举击破。由此可见，睢阳在南北对峙格局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安史之乱后，叛军势力极盛，北方残破，河北河南均为叛军所据，唐军的补给完全依赖于长江、淮河流域，守住睢阳，便能阻遏叛军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证江南的完整。睢阳如若失守，运河便被堵塞，后果不堪设想。可谓一城危，天下危也。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二十五日，尹子奇率妫（今河北怀来）、檀（今北京密云）二州及同罗、突厥、奚等兵，与另一叛将杨朝宗会合，共计13万大军，进攻睢阳。睢阳太守许远（许敬宗曾孙。昔日唐高宗欲立武则天为后，众大臣谏阻，惟许敬宗促成其事，许敬宗因而被认为是奸臣）闻讯后，急忙派人到宁陵向张巡告急。张巡认识到坚守睢阳可屏障江淮的重要战略意义，立即亲自率军3000余支援睢阳，与许远合兵后，共有6800人。
　　叛军一到，便投入全部兵力大力攻城，势头极为凶猛，大有一战便取城之意。张巡鼓励将士，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之内就能打退叛军20余次进攻。连续激战16昼夜后，叛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也相当疲惫，终于退军。唐军初战告捷，士气大增。
　　许远以前只听过张巡的大名，此时亲眼见到他智勇兼备，便说：“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公请为远战。”（《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于是二人便做了分工，许远负责调拨军粮、修备战具、居中应接等后勤保障工作，张巡全面负责战斗筹划，保卫睢阳。二人密切配合，胆肝相照，在危难中结下了生死之情。之后，肃宗下诏拜张巡为御史中丞、许远为侍御史。
　　三月，叛军大将尹子奇又率大军来攻睢阳。张巡对守城将士说：“吾蒙上恩，贼若复来，正有死耳。诸君虽捐躯，而赏不直勋，以此痛恨！”（《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意思是说，我受国恩，死所不辞，但念你们与我一起为国捐躯，而所赏不足以酬功，所以十分痛心。将士听后纷纷请求出战，情绪高昂。于是，张巡杀牛设宴，犒劳将士后，率全军出战。叛军看见唐军兵少，不以为意，都大笑不止。张巡亲手执旗，率将士直冲叛军大营。叛军其实兵多将广，但见到唐军来势凶猛，个个奋勇向前，一副不怕死的样子，惊骇之下竟然大溃。这一战，张巡杀叛将30余人，杀士卒3000余人，一直追出数十里之外。
　　五月，尹子奇增加了围城兵力，攻城更加猛烈。张巡见对方人多势众，便采取了疲敌之计，他经常半夜在城中鸣鼓，好像要整队出击的样子。城外叛军听到城内动静后，大为紧张，严加戒备。结果，一直等到天亮，也没有看到城中唐军杀出。叛军惊扰了一夜，已经疲惫之极，于是解甲休息。张巡立即与勇将南霁云、雷万春等10余将领，各率50骑兵，突然从城中杀出，直冲敌营，一直冲到尹子奇麾下，叛军大乱。就这样，张巡采取虚虚实实的办法，指挥兵士每每伺机出击。时而化假为真，时而化虚为实。时而又化无为有，神出鬼没，叛军经常一夕数惊，惶惶不安。
　　叛军中有一胡人酋长披甲，“引拓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巡”。（《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张巡暗中派数十名勇士从城上沿绳索而下，躲在城外的护城壕中，每名勇士都配有钩、陌刀、强弩等兵器，并事先约好：“闻鼓声而奋。”胡人酋长带着人马，又到城墙下来耀武扬威，劝说张巡投降。此时，城上鼓声忽然响起。数十名勇士听到鼓声，立即跃出沟壕杀出。胡人酋长及其随从来不及抵抗，全部被擒获。后面的叛军还不知道前面的胡人酋长怎么莫名其妙地就出事了，还赶来想要救人，但被城墙上的强弩射退。过了一会儿，藏在护城壕中的唐军勇士顺城墙绳索爬回女墙。叛军这才知道其中的原由，大为惊愕，从此不敢轻易靠近城墙。
　　张巡见睢阳久被围困，想到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决定射杀尹子奇，以此来解睢阳之围。不过，唐军方面没有人认识尹子奇。张巡心生一计，命人将蒿草削作箭头，射向叛军。被射中的叛军诧异自己没有受伤，发现箭头是蒿草后，十分高兴，以为城内箭已经用完，立即拿着箭去向尹子奇报告。站在城头观察的张巡因此认出了尹子奇，让神箭手南霁云放箭。南霁云弯弓搭箭，正中尹子奇左眼。尹子奇几乎摔下马来。主将受伤，叛军顿时乱作一团。张巡趁势率军杀出城去，叛军大败，尹子奇带伤败退，差点被活捉。睢阳之围因此而解。
　　『注：南霁云，生于魏州顿丘（今清丰县）南寨村一个农民家庭。因排行第八，人称“南八”。他平时收工后总要习文练武。传说他会七十二路枪法，善骑马射箭，能左右开弓，百步之内箭无虚发，是颇为传奇的人物。因家境贫寒，年青时不得不弃家外出谋生，后来投奔张巡部下，被委以重任。』
　　睢阳是通往江淮的咽喉，对叛军来说，有无比重要的意义。虽然暂退一时，势必会卷土重来。七月初六，尹子奇再一次集中数万兵力围攻睢阳。此时，百战百胜的张巡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危机，因为睢阳已经开始断粮。
　　在此之前，许远在睢阳囤积了6万石粮食，可供城内军民一年之用，但虢王李巨坚持将其中的一半分给濮阳（今山东鄄城东北）、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二郡。许远拒理力争，却无济于事。可叹的是，济阴在得到粮食后，并没有继续坚守，而是投降了叛军。睢阳城却因此粮食奇缺，唐军将士每人每天发给米一合，杂以茶纸、树皮而食。士卒没有足够的口粮，战斗力因而大减，不少军士虚弱的连弓弩都拉不开。但守军在张巡的率领下，仍然顽强战斗。由于外无救援，士兵饥病不堪，守城兵力锐减至1600余人。
　　此时叛军重新开始攻城。因为视张巡为劲敌，叛军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制作了各种攻城器械。有一种专门用来攻城的飞云梯，高大如半个彩虹，上面可以容纳200精兵，推到城下后，云梯上的精兵便可以跳入城中。张巡事先在城墙上凿了3个洞，等叛军将飞云梯推到城下，从一个洞中伸出一根大木头，上面设置铁钩，钩住云梯，使其无法后退；又从一个洞中伸出一根木头，顶住云梯，使其无法前进；第三洞中伸出一根木头，在头上安置一个铁笼，笼中装着火，焚烧云梯。结果云梯从中间被烧断，梯上的叛军全部被摔死。
　　一计不成，叛军又制作木驴来攻城。张巡用熔化的铁水浇灌木驴，木驴当即被销毁。叛军无计可施，便在城西北用土袋子、柴木做成磴道，想借此登城。张巡白天坚守不出，到了夜晚，暗中派人把松明、干藁等易燃物投进蹬道中。叛军对此毫无察觉。10多天后，张巡突然率军出城大战，并派人顺风放火烧蹬道。火借风势，烈焰熊熊，叛军甚至无力相救。大火一直烧了20多天才熄灭。
　　张巡指挥作战都是临敌应变，应机立办。他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计谋智慧，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先后导演出了火烧叛军、草人取箭、出城取木、诈降借马、鸣鼓扰敌、削蒿为箭、火烧蹬道等一幕幕精彩好戏，计谋已经达到《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的境界。他用兵不依古战之法，而是令部将各以其战法教士卒。有人问其原因，巡说：“现在是与胡兵交战，云合鸟散，变化无常；数步之间，势有不同。随机应变，在于仓促之间，而使部下动皆请示大将，事或不及，这是不知战争形势的变化。所以我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入战场，如手之使指。兵与将相习，人自为战，这不是很好的战法吗！”
　　自张巡守睢阳城以来，器械和甲仗都是缴获敌人的。每当战时，如果有将士退散，张巡总是立于阵前，对将士说：“我绝不离开此地，请你们回去为我与敌决一死战。”将士听后，不敢退却，皆向前死战。他以诚待人，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与部下同甘共苦，所以部下皆为其效死力。不仅唐军将士为其所折服，连叛军也对其智谋敬佩不已。尹子奇无计可施，不敢再轻易进攻，只好在城外挖了三道深壕，并置立木栅，打算就此围困睢阳。张巡也在城内挖了壕沟，以应对敌军。
　　八月，睢阳被围攻已经达7个月之久，城内守军死伤之余，已经锐减到600人。主动出击已经不再可能，张巡与许远便转入全面防守，把全城士兵分为两部分，张巡率一部守东北，许远率一部守西南。二人与士卒同甘共苦，昼夜守备不懈。
　　对于攻城的叛军，张巡还经常对他们晓以大义，结果叛军中有200余人先后倒戈。当时叛将李怀忠在城下巡逻，张巡在城上问他：“君事胡几何？”李怀忠答：“二期。”张巡又问：“君祖、父官乎？”李怀忠答：“然。”张巡又问：“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从贼，关弓与我确？”李怀忠答：“不然，我昔为将，数死战，竟殁贼，此殆天也。”张巡又问：“自古悖逆终夷灭，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并诛，何忍为此？”（《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李怀忠闻听此言，掩面流泪而去，随即率数十人投降张巡。
　　可叹的是，张巡死守睢阳，唐军将领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张巡见城中日益艰难，便派南霁云突围。向许叔冀求援兵。但许叔冀拒绝出兵，只送了数千端布。南霁云怒不可遏，在马上大骂许叔冀，要与其决一死战。许叔冀理亏，不敢相应。随后，张巡又派南霁云率骑兵30人，突出重围，向驻守临淮的贺兰进明求救。南霁云出睢阳城后，叛军数万前来阻击。南霁云率骑兵直冲敌营，左右驰射，叛军纷纷溃退，由此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后，仅仅损失了两名骑兵。
　　南霁云到达临淮，见到贺兰进明，说明来意。贺兰进明嫉妒张巡声威远播，又担心一旦出兵有人趁机夺自己的地盘，竟然决意袖手旁观，还故意说：“现在睢阳不知是否已陷落，出兵有什么用处呢！”南霁云说：“我敢以死来担保睢阳没有陷落。再说睢阳与临淮近在咫尺，两地相依为存，若睢阳失守，临淮危在旦日，请大夫三思。”贺兰进明不但不发兵，见南霁云骁勇善战，还想将南霁云留为己用，于是设置丰盛的酒宴招待南霁云，还伴以歌舞为乐。南霁云见此情景，慷慨涕泣说：“我突围出来时，睢阳守城将士已断粮一个多月。现在我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实在难以下咽。你坐拥强兵，眼看睢阳陷落，而无出兵救难之意，这难道是忠臣义士所为吗！”说罢咬掉了自己的一根手指。一时间，在座众人皆惊，无不为之泪下。然而，贺兰进明仍然不说话，态度一目了然。南霁云便抽箭射向佛寺浮图的墙壁，发誓道：“叛军平定后，必杀进明，此箭乃我志也！”（《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
　　贺兰进明手下几员临淮部将看着南霁云拍马而去，站出来对贺兰进明说：“太守，我等随你多年，今想来，竟惭愧万分，告辞！”从后追赶南霁云而去。贺兰进明看着他们的背影，冷汗止不住地往下淌。
　　南霁云愤然离开临淮后，先到真源，真源令李贲送给南霁云马百匹。到宁陵时，又收罗了城使廉坦的步骑3000余人。闰八月十五日，南霁云返回睢阳，叛军因南霁云曾经突围外出，日夜加以提防。南霁云一在城外出现，便被叛军团团围住。经过一场大战，南霁云杀开了一条血路。然而所带兵马，入城者仅千余人，余者皆战死在城外。
　　睢阳城中将士闻知救兵未至，一齐恸哭数日，声音震天动地。这哭声，不但令人心酸，而且令人心寒。到了此时，城中人人已经抱了必死之心。
　　尹子奇知道城中粮尽援绝、且无救兵后，便加紧攻城。至十月时，睢阳已经没有一粒米。将士们只好吃树皮，树皮吃光后，被迫宰食马匹，马尽，便掘鼠罗雀。但这样仍然无法满足每日所需，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发展到食人的悲惨境地。张巡将自己的爱妾带到众人面前，对大家说：“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张巡传》）于是将爱妾杀死，煮熟后犒赏将士。将士见后，无不哭泣。张巡强令大家吃下。
　　不久，许远也将奴僮杀死，用来充饥。随后将城中妇女捆束起来，既尽，又将老幼男子用来充饥。至城破之日，所吃掉的人口达二三万，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吃人事件。百姓们知道城破必死，竟然无人相叛。此情此景，无比悲壮，令人心酸落泪。最后，睢阳城中只剩下400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议论弃城突围而走，但张巡、许远却坚持认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意思是说，睢阳是通向江淮的咽喉，如果弃城而去，叛军必然长驱南下，侵占江淮地区，况且城中将士因饥饿羸弱，难以突围，古时战国诸侯，还互相救援，何况睢阳周围不远还有许多官军，不如坚守以待援兵。话中对救援不到没有任何抱怨，也始终没有丧失信心，于是决定继续坚守待援。只是，援兵始终没有到来。
　　这一夜，张巡登上城楼，极目远眺，夜色苍茫，心情无比复杂。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突然隐约传来一阵笛音，这个真性情的血性汉子心中的琴弦也被感伤拨动，他忍不住热泪盈眶，挥笔写下了《闻笛》一诗：
　　〖岧峣试一临，虏骑附城阴。
　　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
　　营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
　　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音。〗
　　此时，张巡已经知道睢阳无力再守，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沮丧，豪气中带着柔情，悲壮得几近凄凉。张巡还有《守睢阳作》一诗：
　　〖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
　　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
　　文辞悲壮惨烈，堪与后世岳飞的《满江红》媲美，读者无不哀之。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初九，叛军再次攻城，唐军将士断粮多日，均没有力气再作战，睢阳城终于陷落。城破之时，张巡向西遥拜道：“臣已力竭，不能保全睢阳城，生时既不能报陛下之恩，死后当为厉鬼以杀叛敌。”城陷后，张巡、许远被俘。部下见到张巡，无不恸哭，张巡安慰大家说：“安之，勿怖，死乃命也。”
　　尹子奇见到张巡后问道：“听说你每战时眦裂齿碎，是为什么？”张巡答道：“我志在吞灭逆贼，但苦于力不足。”尹子奇大怒，命人用刀将张巡的嘴划开，只见里面的牙齿只剩下三、四颗。尹子奇相当佩服张巡的智谋与气节，有意将他释放。这时有人说：“彼守义者，乌肯为我用？且得众心，不可留。”（《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张巡传》）意思是说，张巡是守节之士，终不会为我所用，再说他又得士卒之心，不杀必为后患。于是尹子奇改变了主意，用武力逼张巡投降，但张巡宁死不屈。于是叛军又劝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表态。张巡以为南霁云意志动摇，大呼道：“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南霁云笑道：“欲将有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不肯投降。
　　同日，张巡与南霁云、姚訚、雷万春等36位将领被杀，许远被执送洛阳，于途中被杀。张巡死时年49岁，史称：“以寡敌众，以饥御饱，食尽救不至，终以身殉国。从来战斗之苦恶，临难之壮烈，孰有过于张巡者？”对张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睢阳陷落之前，唐宰相兼河南节度使张镐得知睢阳危急的消息后，率军昼夜兼程赶来救援，并传檄浙东李希言、浙西司空袭礼、淮南高适、青州邓景山、四节度使及谯郡太守闾丘晓等共同出兵救援。谯郡太守闾丘晓距离睢阳最近，竟不遵张镐命出兵。等张镐赶到睢阳时，城破已经3日。张镐击退叛军后，将闾丘晓召至睢阳，杖责而死。闾丘晓死前请求饶命，说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张镐冷笑说：“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闾丘晓曾经杀死著名诗人王昌龄，所以张镐才有如此说法。
　　当时肃宗指挥平叛，财力全靠江淮地区来支撑，而安禄山派兵东进的主要目的是要占据运河沿线，进而占据整个江淮地区，所以首先就向睢阳推进。睢阳陷落的时间是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初九日，而唐军在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全面反攻，二十八日收复长安。十月十六日安庆绪退出洛阳，北走河北，河南一带叛军也纷纷北撤。睢阳陷落与安庆绪北走相距仅7天。也就是说，叛军大将尹子奇虽然打下了睢阳，但来不及继续沿运河向东南推进，就被迫北撤。正是因为张巡、许远死守睢阳，蔽遮东南，拼死抗击叛军达两年之久，使叛军延误时机，整个江淮地区才能安然无恙，所以“唐人以全江淮为巡、远功”。实际上，张巡不仅护卫了东南半壁河山，也护住了唐帝国的经济命脉，进而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在芸芸众生的乱世中，张巡是一抹独特的亮色，尤为鲜艳，尤为浓厚。而在张巡死后，竟然还引出一段公案。在朝廷追功封赏的时候，有人议论说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而保全人命。友人李翰听说后，为张巡作传记，上奏肃宗说：“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唯其令名是其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诚可悲焉！臣敢撰传一卷献上，乞编列史官。”（《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众人看了李翰为张巡作的传，了解到其中的种种惨烈与无奈之处，无不心惊而感动。从此，再也没有人非议吃人一事。
　　肃宗由此下诏，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诏封为邓国公，因张巡在初拒尹子奇军时，被诏封为御史中丞，故后世称其为“张中丞”；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南霁云为扬州大都督；并重用这些忠臣的子孙；同时还免除了睢阳、雍丘的3年徭税。大中年间，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的画像被置于凌烟阁。
　　『注：凌烟阁是原本皇宫内三清殿旁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楼。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命人在凌烟阁内描绘了24位功臣的图像，皆真人大小，时常前往怀旧。』
　　张巡的事迹一直为后人颂扬，后人在睢阳、杞县、南阳等地为他建立祠庙，并把他与张衡、张仲景并誉为“南阳三张”。至今，江淮、台湾、东南亚等地居民仍供奉张巡像，尊他为“唐代岳飞”、“张王爷”，象敬神一样敬奉。
　　【三 郭子仪功盖一代】
　　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历任绥州、渭州、桂州、寿州、泗州五州刺史。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郭子仪从小无论读书还是习武都刻苦认真。郭子仪身材魁梧，体魄健壮，相貌秀杰。
　　据说，郭子仪20岁时，在河东当兵，曾经因触犯军纪，按律处斩。当他被捆绑起来押赴刑场时，被当时著名的大诗人李白发现。李白并不认识郭子仪，只是见他相貌非凡、临刑不惧，认为这个年轻人不同凡响，应该大有前途，便以自己的官职担保，将郭子仪救了出来。后来，李白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受牵连下狱，郭子仪上书请求以官职替李白赎罪，便是要报答李白当年的救命之恩。
　　之后，郭子仪不负李白所望，参加武举考试后，便获高等补为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之职。因屡立战功，多次被提升晋职。天宝八年（749）便出任安塞军使，拜左卫大将军。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受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节制。
　　『注：武举制度是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年）始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除，历时1200年，可以说是开创于唐，完备于宋，衰亡于清。武举考试的程序与文举基本一样，只是内容与时间不同。唐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规定有武举考试的内容。』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悍然起兵叛唐，叛军所向披靡，唐军根本不能抵挡，东都洛阳很快陷落。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玄宗见唐军一败再败，盛怒之下，处斩了大将封常清和高仙芝。由于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跟安禄山是族亲，为了防止他们互相勾结，玄宗召安思顺入京师为户部尚书，起用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负责讨伐叛军。可以说，郭子仪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间。
　　当时叛军已经占据河南大部地区，郭子仪先出兵河北，袭击安禄山的后路。朔方军在右玉（今山西右玉县）初战获胜，打败叛军高秀岩部，歼敌7000余，收复了云中（今山西大同市）、马邑（今山西朔县东）、东陉关（在今山西代县东）等地。当时唐军的朔方军与太原军被叛军分割开，各自孤立，马邑的收复使东陉关得以重开，朔方军与太原军重新联系起来。这样，安禄山下太原、入永济、进而夹攻关中的军事行动无法快速实现，唐军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朔方军捷报传到京城长安后，一直惶惶不安的人心得以稍安，郭子仪因功加御史大夫。这时候，河北还需要一员大将，郭子仪便推荐李光弼任河东节度使，这之后还发生了一则有趣的故事。
　　李光弼和郭子仪曾经同在朔方镇为将，都是当时名重一方的将领，但是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好，有些互不服气的意思。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立即提升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位居李光弼之上。李光弼害怕郭子仪趁机刁难他，一直想调去别的方镇。这时，唐朝廷让郭子仪挑选一位得力的大将，负责平定河北。郭子仪出于公心，推荐了李光弼。李光弼却以为郭子仪是借刀杀人，想让自己去送死，可是朝廷的命令又不能不服从，便在临行前对郭子仪说：“我甘心赴死，只是请求你不要再加害我的妻子儿女。”郭子仪听了才知道对方误会了自己，流着眼泪对李光弼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器重将军，才力荐你为大将。我愿意与你共赴疆场讨伐叛贼，哪里还记得什么私忿呢？”李光弼听了非常感动，二人握手相对跪拜，尽释前嫌。
　　唐朝廷想将朔方军作为反攻的主力军，命郭子仪回到朔方，补充兵员，从正面战场出击叛军，以图收复洛阳。郭子仪认为：必须夺取河北各郡，切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系，绝其后方供给线，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
　　史思明占领常山后，原来被常山太守颜杲卿所收复的州县，又全部陷入叛军手中，河北一带的叛军又恢复了元气。为了挫伤叛军的气焰，郭子仪一面派李光弼迅速向常山进军，一面亲率大军从背后袭击叛军。
　　李光弼由太原出井陉口，一连收复了河北7个县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常山。史思明闻讯，率5万大军从西包围李光弼于常山。双方展开激战，对峙40多天。李光弼部消耗很大，寡不敌众，被迫困守。郭子仪闻讯后，率领轻骑1万多人星夜赶来援救，与李光弼会合后，在九门（在今河北藁城县西北）打败叛军史思明部。唐军追至恒阳（今河北曲阳），与史思明大战于嘉山（在曲阳县东），歼敌4万余人，俘千余名，获战马5000匹，取得反击叛军的第一个大胜仗。河北的许多郡县纷纷迎接唐军，郭子仪由此威名传扬。
　　安禄山听闻史思明败报，恼羞成怒，从洛阳选拔最精锐的骑兵两万人，由谢希德率领，北上增缓。又发范阳老巢的精兵万余人，由牛廷蚧率领，南下会合史思明。叛军三军和一，准备卷土重来。
　　郭子仪此时驻扎恒阳（今河北曲阳），他见叛军人多势众，来势汹汹，便利用叛军急求决战的心理，一面挖沟筑垒，据险坚守，积极作好备战，一面采取“敌来则守，敌去则追；昼则耀兵，夜袭其营”（《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的扰敌战术。叛军整日提心吊胆，不得安宁，无法休息。当叛军被拖到相当疲劳的程度时，郭子仪认为消灭叛军的时机到了，分左右两翼向叛军冲杀。叛军士气低落，阵势混乱，一触即溃，四散溃逃。史思明见败局已定，吓得慌不择路，又被飞箭射中，从马上跌了下来，散发跣足，狼狈不堪地逃回博陵，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挑战。此战唐军大获全胜，计杀死叛军4万人，活捉5000人，缴获战马5000匹。郭子仪乘胜前进，进围博陵，唐军声威大振。
　　这一战，对河北军心民心产生极大的影响。河北10多郡均自发地组织武装，支援和响应唐军，地方军民纷纷诛杀叛兵叛将，归迎唐朝。叛军丢失河北，则后方交通线被切断。叛军将士家在范阳者，都惶惶不安，忧虑后退无路。
　　正当郭子仪拟挥兵北进范阳时，叛军攻破了潼关，玄宗弃京出逃蜀地，郭子仪撤兵退守太原。不久后，太子李亨逃至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肃宗即位后，便图谋收复两京，诏令郭子仪班师。
　　京城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洛阳是陪都，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叛军占领长安、洛阳后，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唐王朝摇摇欲坠。人民受尽蹂躏和剥削，生活异常艰难，洛阳附近竟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从当时情况看，收复两京对挽救危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郭子仪与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5万人从河北来到灵武。这时，肃宗的新朝廷刚刚建立，兵少且弱。郭子仪、李光弼全军来到灵武后，军声顿振，兴复之势才形成，天下人才觉得唐朝复兴有所希望。肃宗当即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军节度使。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正当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东、西两京之际，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严庄矫称安禄山传位给安庆绪。安禄山一死，唐朝廷便想趁叛军内讧，大举进攻。
　　肃宗到彭原郡检阅六军时，宰相房琯请求领兵1万人，自任统帅，去收复长安。房琯出战前夸下海口，军队刚开到陈涛，便被叛军兵打败，全军覆没。
　　到了此刻，郭子仪的朔方军已经成为国家的根本。肃宗求胜心切，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的条件，向回纥借兵，并任命自己的儿子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负责收复两京。
　　郭子仪从房琯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认为要收复两京，必须先夺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因为河东郡居于长安和洛阳之间，扼叛军要冲，得河东才可收复两京。肃宗同意这个意见，命令唐军遵照郭子仪的军事部署。当时叛将崔乾祐（在灵宝击败哥舒翰之人）据守河东蒲州。郭子仪率兵从洛交（今陕西富县）向河东进发，又分兵攻取冯翊（今陕西大荔）。
　　此时，唐官吏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韩曼、司土徐炅、宗子李藏锋都被叛兵关押在蒲州，4人听闻唐军已经开始了反攻，密谋为内应。当郭子仪进攻蒲州时，赵复等人竟然传奇般地杀死了守城的叛兵，打开城门，迎接郭子仪进城。叛军大将崔乾祐逾城以身免。
　　崔乾祐逃到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安邑的百姓假装投降，放崔乾祐的军队进城。军队进城快一半时，城上的悬门突然落下，将叛军分隔在城内外，进入城内的叛军都被安邑军民杀死。崔乾祐此时没有进入城门，得以脱身，从迳岭（今运城东北）逃跑。郭子仪趁机收复了河东。
　　至德二年（757年）闰八月底，肃宗命元帅广平王李俶发兵攻长安，郭子仪率领中军。回纥可汗派遣儿子叶护率领精锐骑兵前来，帮助唐朝讨贼。郭子仪与叶护太子在宴会上亲近修好，共同发誓要平定国难。
　　九月二十七日，唐军进抵长安城南、沣河以东香积寺北。长安城的叛军将领安守忠、李归仁等自恃兵多将广，倾巢而出，与唐军交锋。唐军声势不及，初战即败。叛军刚要乘胜追击，唐将李嗣业策马飞奔阵前。李嗣业是出名的猛将，善用陌刀。他拼命挥刀砍杀，所向披靡，刀光过处，叛军不死即伤。唐军军心这才稍定。刚好这时候，郭子仪率领大军赶到，同李嗣业合军，猛击叛军。双方激战大半日，叛军死伤6万余人，大败而回。当夜，叛将张通儒见大势已去，主动放弃长安逃跑。
　　九月二十八日，元帅广平王李俶（肃宗李亨之子）与郭子仪等入城，京师就此光复。城中男女老幼近百万人，夹道欢呼，流着泪说：“没有想到今天又见到官军。”肃宗在凤翔得到捷报，群臣称贺。
　　郭子仪收复了都城长安后，又奉命率军乘胜东进，直指东都洛阳。安庆绪听说唐大军前来，派大将严庄、张通儒带领15万大军阻击。唐军得回纥铁骑援助，大败叛军，安庆绪等人逃往相州（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洛阳收复后，郭子仪返朝，肃宗非常欣喜，亲自出迎，拉着郭子仪的手说：“国家再造，卿之力也！”（《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郭子仪传》）
　　长安和洛阳的相继收复，河东、河南的大部郡县平定，使唐朝廷和安史叛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唐朝廷已摆脱了一度岌岌可危的境地。
　　而此时叛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安庆绪担心史思明日渐强大，命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到范阳征兵，欲乘机除掉史思明。史思明先发制人，拘禁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并向唐朝投降。唐朝廷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命他率军讨安庆绪。河北重新复为唐朝廷所有。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肃宗从成都迎回玄宗。
　　乾元元年（758年），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要叛乱，劝肃宗笼络乌承恩，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促使他与阿史那承庆共同对付史思明。但此事后来被史思明查出，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等待时机再次起兵。
　　同年九月，唐肃宗命令9个节度使出兵，围攻盘据在相州的安庆绪。这次出兵不设主帅，只以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视各军将领。史书上对此解释是，“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其实并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等元勋谁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得肃宗心有余悸。他既想利用节度使来平定叛乱，又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更不放心将几十万唐军单独交给某一个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节度使。这样，造成的结果却是：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矛盾重重。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朝廷与节度使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最严重的问题。
　　十月，郭子仪率本部人马与其它八路兵合围卫州（今河南汲县）。临战之时，郭子仪先安排好伏兵，一交战便假装不敌而败退。等到叛军追击时，事先埋伏的3000唐军弓弩手突然发箭射叛军。箭矢如雨，叛军大为惊恐。郭子仪趁机挥兵掩杀，收复了卫州。
　　之后，唐军各路人马共六十万，共围相州邺城（今河南安阳市）。郭子仪命部队引漳河水（《通鉴》写为漳河，唐书写为安阳河）淹邺城，城中粮尽。困守在城中的安庆绪日子相当不好过，邺城中开始缺粮，一斗粮食需要七万钱，而米价最便宜的时候不过几文钱。粮食吃完了，连邺城的老鼠都值钱起来，一只要数千钱。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邺城中有人想要暗中投降，却因为城中被淹，水太深，无法轻易出去。此时的局面对唐军极为有利，然而唐军没有主帅，没有统一的指挥，彼此牵制，错失了良机。安庆绪派人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发兵五万南下，在邺城外与唐军相遇。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部率先与史思明激战，双方各有死伤。
　　郭子仪率军赶到，预备从背后袭击史思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然而，形势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郭子仪刚要布阵，突然狂风大作，刹那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史书中记载说：“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飞扬的尘土中，只见人影憧憧，来回移动奔跑。交战双方都大惊失色，均以为是对手追来，纷纷逃散，溃不可止。唐军往南逃跑，史军则往北逃跑。敌我双方均遭受重大损失，甲仗、辎重委弃于路。唐军九路人马，大多溃逃，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由此可见当时天气之恶劣，着实令人胆战心惊，声威绝不亚于今日的沙尘暴。
　　郭子仪一军退到河阳（今河南孟县），但是这天夜晚，军营中士兵莫名其妙地彼此惊扰，然后全军开始集体逃散，一直退至阙门，军心才稳定下来。郭子仪重新派兵去守河阳。
　　这一战唐军出动六十万人马，却遭受重大损失，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扔掉。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因为指挥紊乱、将令不统一所导致，实际的主帅鱼朝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逃过这一难呢？鱼朝恩为皇帝心腹太监，非常清楚肃宗的心思：有过安禄山拥兵自重的教训后，肃宗此时已经对郭子仪“拥兵太盛”心怀戒惧。鱼朝恩素忌郭子仪功高，立即将邺城之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郭子仪一个人身上，估计还添油加醋了不少，加上了“功高盖主”之类最为皇帝所忌的话。果然，鱼朝恩这一宝押对了。肃宗立即将郭子仪召还京师，解除兵权，改命李光弼统领朔方军。
　　郭子仪走后，李光弼来到洛阳朔方军中就职。他知道郭子仪在唐军中深孚众望，生怕朔方的将士反对他，白天一直等在洛阳城外，直到夜里才敢进入。郭子仪在军中威望由此可见。郭子仪的部将张用济屯兵河阳，果然不听李光弼的指挥。他明确表示希望郭将军再回来。有人对张用济说：“你这样做，不是给朝廷找借口来迫害郭将军吗？”张用济这才硬着头皮迎接李光弼。
　　与此同时，史思明以“杀父夺其位”的名义杀了安庆绪，吞并其军队，在范阳自称为“大燕皇帝”。在这次内讧中，安庆绪的诸多心腹，谋士高尚、骁将孙孝哲、崔乾祐等人都被史思明杀死，叛军实力大为削弱。
　　不久，史思明听说郭子仪被唐朝弃用的消息，自觉得天下再没有对手，便在乾元二年（759年）五月发兵南下，先打败李光弼，重新占领了洛阳，形势急转直下。当时，宦官鱼朝恩也带领一支人马，还没看到叛军的影子，就吓得退到了陕郡，不敢应战。
　　唐朝廷十分恐惧，有人向朝廷建议：“郭子仪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又善于用兵，为什么放着良将不用，让叛军逞凶呢？”肃宗认为很对，决定起用郭子仪为兵马都管使（警备守卫京城的长官），诏令刚传下，便被鱼朝恩拦住。
　　鱼朝恩这个人很是奇怪，郭子仪为人谨慎，从未与他结怨。他却一直把郭子仪看成眼中钉，常想算计对方。大概他天生是那类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郭子仪还没有被免职前，一次立功回朝，鱼朝恩邀请他游章敬寺。有知情人事先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想加害于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郭子仪不听。将士们请求随身护卫，郭子仪拒绝了，并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不敢杀我。”只带着家童数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一见之下，大吃了一惊。郭子仪将旁人的话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听了，羞愧难当，不但不感激郭子仪的大度，反而更加怀恨。
　　之后，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整个长安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众人都明白这肯定是鱼朝恩暗中指使人干的。满朝的公卿大臣对此事都很忧虑，生怕郭子仪盛怒之下，闹出事端。郭子仪入朝时，皇帝甚至主动问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盗墓之事才不了了之，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也消除了。天下人知道后，无不对郭子仪的坦荡和宽厚钦佩有加。郭子仪始终不居功自傲，不以势压人，所以始终没有因功致祸，得以在凶险的宦途中立于不败之地。
　　史思明统兵南下后，屡被唐军击败，遂各取守势，相持年余。肃宗不顾史军锋锐正键，命令李光弼反击洛阳，结果李光弼被史思明击败。史思明随即派儿子史朝义攻打潼关，结果史朝义在陕郡被唐军击败。史思明大怒下，打算用军法处置史朝义和作战失败的将领，结果反被史朝义所杀，取而代之。
　　郭子仪被罢黜后，一直闲住在京师。宝应元年（762年）正月，朔方镇军士因粮饷长期不足而怨恨不已，突将王元振趁机作乱，发动兵变，杀死朔方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河东驻军闻风骚动，河东节度使邓景山也被部下所杀。之后，绛州（今山西新绛）诸军也剽掠不已。唐朝廷对此很忧虑，生怕他们和洛阳叛军连成一气，因为后辈的将帅没有能力弹压，逼不得已，肃宗只得起用郭子仪，任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泽、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
　　『注：河东兵变缘由：名将王思礼担任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军资储蓄丰衍，除供养军队外，还积有米百万斛，还曾主动输送五十万斛米到京师。王思礼死后，管崇嗣任节度使，但他为政宽驰，信任左右，以至在几个月之内，便将之前王思礼积蓄的米耗散殆尽，仓库中只剩下万斛余陈腐米。肃宗听说后，罢了管崇嗣的职，改任邓景山为节度使。邓景山一到任，便下令清查核实米的出入，河东将士多牵连其中，均因此而惧怕。结果先查出一裨将有问题，按罪当死。众将都为他求情，邓景山没有答应。裨将的弟弟请求代兄死，邓景山也不同意。这时候；有人交了一匹马出来，说要以马赎裨将死罪。态度一直强硬的邓景山竟然同意了，不料却因此激起众怒，众将说：“我们的生命难道还不如一匹马值钱吗？”于是作乱杀死了邓景山。』
　　三月，郭子仪将要辞朝赴镇。当时肃宗有病，群臣皆不得进见。郭子仪见朝中宦官专权，感觉到局势动荡，便请求说：“老臣受命，可能要死于外，如果不见陛下，死不瞑目。”肃宗听了很是感动，于是命人将郭子仪引到卧室内，恳切地说：“河东军乱之事，就靠你镇服了。”郭子仪呜咽流涕而出。
　　郭子仪来到绛州后，擒拿杀害李国贞的突将王元振等数十人，将他们处死。河东都知兵马使辛云京听说郭子仪诛杀王元振后，也将杀害邓景山的人诛杀，辛云京由此升任河东节度使。朔方、河东的兵变由此而平，河东诸镇兵皆奉法。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肃宗病死，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宦官程元振因有拥立之功，升任大将军，统率禁军，由此开始干预朝政。八月，郭子仪由河东入京。程元振向代宗进谗言，诬陷郭子仪。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朝廷对统兵的将领都是将信将疑，所以，程元振的谗言往往都能得逞。久经沙场的郭子仪在什么危险境地都能冷静沉着，却被一小小的宦官程元振弄得整天坐卧不安，胆战心惊，于是主动要求代宗解除了他的兵权。
　　次年，唐朝再借回纥兵，在洛阳北郊大败叛兵，收复洛阳。史朝义败走河北，唐将仆固炀又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取胜。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败走范阳，叛军内乱，史朝义穷困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方告结束。当时唐朔方、神策等军和回纥均大肆掳掠所过州县，灾难后的士民被迫以纸为衣。
　　战乱过后，皇权急剧衰落，盛世不复再来。安史之乱前，玄宗还只是缘边设置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而安史之乱时，唐朝廷为了平叛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多为掌兵的刺史），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节度使或者观察使。结果，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又称方镇）林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此起彼伏，形成割据局面，雄据一方，直接导致后来唐朝的灭亡。
　　就在唐帝国沉浸在平乱的喜悦中的时候，西北边境又面临严重的威胁。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吐蕃乘机步步深入，尽占河西、陇右之地。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向中原进攻，十月，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一带，长安告急。代宗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凤翔抵抗。郭子仪久不带兵，部下早已散去，只带身边二十余骑赶往咸阳原御敌。而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多万人，弥漫山野几十里。因兵力悬殊甚大，郭子仪派中书舍人王延昌回长安请求救兵，可宦官程元振不仅不召见，还百般阻止。结果，吐蕃径直向长安杀来，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带领两千精兵迎战，打了一个胜仗。但毕竟寡不敌众，最后兵尽被擒。看到吐蕃军队越来越近，代宗无计可施，仓皇出逃，文武百官也都作鸟兽散。吐蕃军队杀入长安，大肆劫掠，烧毁房屋，士民们纷纷避乱逃入山谷，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幸好郭子仪从商州到武关一路收集了四千人马，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白天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作出声势浩大的样子，让吐蕃起了疑心，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人。当地百姓也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长孙全绪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半夜里在朱雀街上敲锣打鼓地大喊。吐蕃军队不知底细，还以为郭子仪的军队已经进城，连夜撤出长安西逃。代宗闻报，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郭子仪入京，派将分屯畿县，表请代宗回朝。代宗慰劳郭子仪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这件事后，朝中大臣群起上书，要求惩治程元振。代宗也觉得程元振非常过分，竟然导致堂堂天子出逃，于是将程元振削官为民，放归田里。然而，程元振却不甘心就此消沉，他穿上女人的衣服，打扮成老妇模样，从老家三原潜回京师，住在同党司农卿陈景诠家里，暗中有所图谋。此事被御史大夫王升检举。代宗便将程元振长期流放冷州。到江陵时，程元振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杀死。因为他得罪的人极多，其中包括不少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世人也无法揣测到底是仇家杀了他，还是皇帝派人杀了他。
　　不久后，又发生了朔方镇将仆固怀恩的叛变。仆固怀恩，铁勒族人。公元646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唐，唐朝廷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以仆骨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后讹传为仆固氏。仆固怀恩是其孙，世袭金微都督，自幼骁勇善战。安史之乱爆发，他任朔方左武锋使，跟随名将郭子仪开始了平叛的战斗生涯。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其中“女嫁绝域”一句，是说仆固怀恩因有功于唐朝，代宗将其幼女收为养女，接到宫中抚养。此女长成后，被封为崇徽公主，嫁回纥牟羽可汗。仆固怀恩一直不满意朝廷的封赏。尤其是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与仆固怀恩有隙，经常找机会陷害他。仆固怀恩一怒之下，调兵围攻时在太原的辛云京，辛云京趁机上奏说仆固怀恩反叛，代宗急忙调派郭子仪去河东镇抚仆固怀恩。
　　可以说，仆固怀恩最初的意图不过是要了结私怨，但却被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诬陷为反叛，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反了。后来仆固怀恩死后，代宗才有所悟，竟然发出“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的“悯然”之叹。
　　仆固怀恩所领将士多为郭子仪朔方军旧部。郭子仪人还没到，仆固怀恩的部下听说郭子仪要来，立即发生了分化，互相攻杀。仆固怀恩无奈，只率三百亲兵逃往灵州。郭子仪人一到达汾州，仆固怀恩的部下纷纷投归，河东局势不战而定。代宗加升郭子仪为太尉，兼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坚持没有接受太尉的头衔。
　　仆固怀恩在朔方收集亡散士卒，又煽动吐蕃、回纥出兵内犯。唐边境边防空虚、兵力不济，连连向朝廷告急。骠骑大将军、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竟然闻报不奏。十月，吐蕃、党项已进至邠州、凤翔一线，长安告急。代宗急忙请郭子仪出任副元帅。
　　郭子仪早先被皇帝猜忌，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因久不带兵，部下早已散去，只带身边二十余骑赶往咸阳御敌。到咸阳以后，郭子仪派人去朝廷发兵增援，程元振却拒不召见。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将领二十多万人，队伍浩浩荡荡数十里一路杀来，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带领两千精兵迎战，打了一个胜仗。但毕竟寡不敌众，最后兵尽被擒。看到吐蕃军队越来越近，代宗无计可施，仓猝间离京出逃，文武百官也都作鸟兽散，六军奔散，长安城大乱。
　　吐蕃军队进入长安后，拥立金城公主（嫁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为王后）之侄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任命原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宰相，摄理朝政。随后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财物，焚毁房舍。士民们纷纷逃入山谷避乱，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萧然一空”。
　　幸好郭子仪从商州到武关一路收集了四千人马，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兵出发，白天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作出声势浩大的样子，让吐蕃起了疑心，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人。当地百姓也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长孙全绪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半夜里在朱雀街上敲锣打鼓地大喊。吐蕃军队不知底细，还以为郭子仪的军队已经进城，不战而走，连夜撤出长安西逃。陷落十五天的长安被唐军收复。
　　代宗闻报后，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郭子仪入京，派将分屯畿县，表请代宗回朝。郭子仪伏地请罪，代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回到京师，完全是郭子仪的功劳，因此慰劳郭子仪说：“朕没有及早用卿，所以才到这种地步。”便赐给他铁券（相当于免死牌），在凌烟阁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怀恩谎称代宗和郭子仪都已死去，联络回纥、吐蕃几十万大军进攻长安，一直打到长安北边的泾阳，长安再次震动。代宗忙命郭子仪屯兵泾阳防守。
　　郭子仪到达泾阳后，手下只有一万兵力。回纥和吐蕃人多势众，将泾阳合围起来。郭子仪便命令将士加强防御，不许出战。这时候，仆固怀恩病死，吐蕃和回纥都抢着要做统帅，争执不下，于是就分营驻扎。
　　郭子仪知道后，立即派人去见回纥首领，说要与他们联合攻击吐蕃。回纥人一向很尊敬郭子仪，但由于事先听了仆固怀恩的谎言，不相信郭子仪还活着，一定要亲眼见了才肯相信。于是，郭子仪带上几个随从，准备去回纥军营。郭子仪之子郭晞担心父亲的安全，拉着父亲的马不让走。郭子仪大怒，用马鞭抽过去。郭晞一缩手，郭子仪已经提马冲了出去。郭子仪到回纥营前，卸下盔甲走进营去。回纥首领们认出老将军，纷纷下马参拜。郭子仪向回纥大帅药葛罗说明情况，晓以大义。药葛罗本来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已经死去，现在亲眼看见郭子仪还活着，才知道上了仆固怀恩的当，于是与郭子仪当场歃血盟誓。吐蕃得知消息后，担心受到唐朝与回纥的联手攻击，连夜撤退。郭子仪派精骑追至灵台（今甘肃灵台）西原，大败吐蕃，西部边境暂告安定。
　　大历四年（769年），代宗听取元载的建议，改命郭子仪镇守邠州。八年（773年），吐蕃十万众寇，被郭子仪击退，保护了关中和京城免遭吐蕃洗劫。十四年（779）五月，代宗病卒，遗诏命郭子仪在治丧期间代理朝政。德宗即位，建中元年（780年），郭子仪为中书令，加封太尉，尊为“尚父”，罢所任各军职。从此，征战一生的郭子仪结束了戎马生涯，在朝为相。
　　郭子仪既富贵而且长寿，后代繁衍安泰。他有八子七婿，都是朝廷重要官员。孙子、外孙们有数十人之多，当小辈们前来问安，他都无法分辨谁是谁，只是点头而已。
　　有一出著名的戏《打金枝》，讲的就是郭子仪第六子郭暧的故事。郭暧被代宗招为驸马，娶代宗女升平公主为妻。升平公主为代宗与沈后所生。当年潼关失守，玄宗匆忙出逃，当时还是广平王的代宗李俶（后易名为李豫）未及带上沈氏。沈氏沦入叛军之手，被押送到洛阳。后来唐军收复洛阳，广平王李俶在东都掖廷中重遇沈氏，本打算迎归长安，却因广平王准备北上破贼事宜而依旧把沈氏留在洛阳。不久，史思明再度举兵叛乱，重陷东都洛阳，沈氏就此下落不明。代宗即位后，派人四处寻访沈氏，并立沈氏之子李适为太子。李适登基为德宗后，尊沈氏为皇太后，继续派人寻访母亲的下落。当时至少有四名女子自称沈氏，却为人识破属假冒之人。德宗虽多次受骗，却始终不愿放弃追查沈氏的下落。直至德宗之孙宪宗李纯在位之时，才彻底放弃希望，正式为沈氏举哀，以祎衣一副下葬。
　　代宗对沈氏如此念念不忘，对沈氏唯一的女儿升平公主自然是骄宠有加。升平公主也自恃金枝玉叶，不把丈夫放在眼里。郭家的规矩很多，升平公主偏偏不理郭家的那一套。郭暧虽心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一天，郭子仪做寿，郭暧兄嫂因升平公主不来拜寿，嘲笑郭暧惧内。郭暧气愤之下，赶回家打了公主。还斥责道：“你不就是仗着你父亲是皇帝吗？我父亲还看不上皇帝的位子呢！”升平公主气得回宫去找代宗告状，代宗听了却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啊。如果郭子仪真的想要做皇帝，天下早就不是我家的了。”于是劝公主回去和郭暧好好过日子。一向小心谨慎的郭子仪知道儿子不但打了“金枝”，还说了那样大逆不道的话，大惊失色，立即绑了郭暧，去向代宗请罪。代宗反而对郭子仪说：“不痴不聋，不作家翁，怎么能把孩子们拌嘴的事情太当真呢？”郭子仪谢过皇恩，回家后把儿子痛打一顿。经历此事，郭暧和升平公主反而感情好了。
　　建中二年（781年），郭子仪病重去世，时年八十五岁。德宗皇帝为之废朝五日，文武百官前往吊唁。按律令规定一品官坟墓高一丈八尺，特下诏给他增高一丈，以示尊祟。安葬之日，德宗率朝臣到安福门送别。朝野上下为失去一位中兴名将而痛惜。
　　郭子仪少年从武，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他东征西战二十余年，雄才胆略名闻四方，“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吐蕃、回纥称他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呼他的名字，甚至有些安史叛将也很尊重他。安庆绪的骁将田承嗣占据魏州后，蛮横无理，飞扬跋扈。郭子仪派遣自己的部将去见他。田承嗣倒很规矩，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遥望叩拜，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李灵曜盘踞在汴州，对路过汴州的财物，不管公私，一律扣留，唯独对郭子仪名义下的粮饷、武器等，不但不予抢夺，还主动派人护送。郭子仪麾下的老将军数十人，都是王侯显贵，在郭子仪面前却像奴仆一样，甘受驱使。
　　【四 白衣山人李泌】
　　至德二年（757年），安史之乱爆发一年多，唐军开始了大反攻。郭子仪率朔方军攻下了河东。固守太原的李光弼也一举歼灭围困太原之敌七万。两名主将配合默契，南北呼应，控制了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的战略要地。
　　这时候，叛军的兵力分布在安禄山老巢范阳、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这一条弧线上。因为无以伦比的政治意义，这三个地方都是叛军非守不可的地方，为叛军要地。当初叛军占领洛阳和长安，天下震动，唐朝一时风雨飘摇，历史的天平已经明显倾向于叛军。占据洛阳和长安，对安禄山来说，确实是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但战争局势从开始的速战速决演变到目前的对峙局面，因三点兵力过长，洛阳和长安便成了巨大的包袱。尤其自从郭子仪、李光弼两军控制山西之后，叛军这道半圆形的兵力分布曲线，就变得相当要命了。只要一看地图便知，联结范阳、洛阳、长安这条弧线两端的弦，正是山西。
　　唐军从山西奔袭叛军三大要地中的任何一个，只需要走圆的半径。相反，前去援救的叛军则要绕路跑上半个圆圈，方能到达目的地。而唐军此时并不急于与叛军决战，但只要稍微做出点决战的样子，叛军就不得不当真，从而作出大范围的兵力调动。举例来说，太原的李光弼只是作势要攻范阳，洛阳的叛军主力就得立即千里奔援；郭子仪的河东军只需向洛阳的北面门户河阳移动数十里，范阳、长安两地的叛军也非得赶来救援不可。这样，郭、李二将便以山西为弦，时而作势佯攻范阳，时而佯攻洛阳，时而佯攻长安。结果就是：叛军的千军万马都被牵动了起来，精兵强将沿着这道数千里长的弧线不住地往返奔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虽然，安禄山的军队号称当时天下最强的精兵，但是再强的精兵如果只是疲于奔命地话，也非拖疲、拖垮、拖散不可。事实充分证明了这点。
　　这一战略实际上就是兵法中所说的“以逸待劳”。可以说，这一战略决策高瞻远瞩，从根本上扭转了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军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挽救了大唐朝廷岌岌可危的命运。制定这一战略决策的人，便是号称“白衣山人”的李泌。
　　肃宗当时一心想回到长安，便向李泌问策：“现在叛军如此强大，不知何时才能平定？”李泌回答说：“我观叛军所掠子女金帛，皆送至范阳，知其并无雄据四海之志。现为禄山所用者皆胡人，中国之士不过高尚数人，以臣所料，不过二年，天下就可以平定。”肃宗觉得很惊讶，便问原因。李泌说：“叛军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几人而已。现在如果让李光弼率军从太原出井陉，郭子仪从冯翊（今陕西大荔）入河东，这样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这是以两军絷其四将。跟从安禄山者，只有阿史那承庆一人。希望下敕使郭子仪不必攻取华阴，使两京道路相通，陛下以所征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叛军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叛军往来数千里之间，疲于奔命。我军则以逸待劳，叛军至则避其锋锐，退则乘其弊而击之，不攻城，不遏断路。明年春天命建宁王倓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光弼南北犄角以攻取范阳，覆禄山巢穴。禄山退则归路已断，留也不得安宁，然后集合大军四面攻之，这样就能够一举消灭叛军。”
　　李泌给肃宗定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军事计划，暂缓收复长安，派郭子仪、李光弼分两路进军河北，攻打叛军老巢范阳，叫叛军进退两难，再发动各路官军围攻，把叛军消灭。这是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决策，兵家经典性的论对。事实证明，李泌这一计策深谋远虑。他在军事上帮助肃宗出谋划策，以智力决胜千里之外，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居功卓著。然而，这样一位奇士，却在历史上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旧唐书》上却称他“长于鬼道，随时俯仰，无足可称”，这多半是因为李泌“视权位如无物”的另类做派为时人所不容的缘故。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他这个人，在历史上声名并不显赫，倒是很好地应验了李白那句名诗：“古来圣贤皆寂寞。”实际上，他不仅有功于唐朝，而且是个诸葛亮和刘伯温似的传奇人物，满腹经纶，为肃宗、代宗、德宗三个朝代实际上的宰相。
　　开元十六年（728年），京城长安举行了一次全国神童选拔，玄宗亲自登台观看。城楼下设有高座，供神童们登台答辩。只见一位叫员俶的九岁孩子率先登台，舌战群童，击败了所有的对手。玄宗非常高兴，将员俶叫到身边问：“还有比你更聪明的孩子吗？”玄宗的意思是夸奖员俶聪明，无人能及。不料，员俶却令人意外地回答说，他的表弟李泌年方七岁，才学比自己更高。玄宗大吃一惊，立刻派人飞马把李泌接来。
　　李泌到的时候，玄宗正与燕国公张说对弈。玄宗见李泌还是个小小孩童，有些不以为然，便让张说以象棋为题，试试李泌的才学。张说出句道：“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稍假思索即对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玄宗听后觉得答得别致，寓意深刻，连忙把李泌抱在怀里，大加爱抚，之后还说：“因为你年纪还小，如果七岁就封官，不利于才智的发展。”又嘱咐李泌的父母要用心教子，使其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李泌与张说对句一鸣惊人后，张说特意将李泌请到自己家里，让儿子张均、张垍和他在一起，就象师友那样。张九龄、贺知章等当时的大名人，一见了李泌也都非常喜欢器重他。贺知章曾经说：“这小子目如秋水，将来一定能做卿相。”
　　李泌曾经赋《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柯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诗成之后，人们争相传抄，无不称赏。唯独张九龄见了之后不以为然，还特意警告李泌说：“过早有了好名声，一定会带来损失。你只应该作诗赞赏风景，咏叹古贤，不要自己表现自己才好。”李泌表示接受。
　　张九龄尤其喜欢李泌小小年纪，便极有心计，总说他前途不可估量。李泌也曾经用忠直的话语规劝过张九龄。张九龄很感激他，于是就叫他是“小友”。张九龄出任荆州时，还特意把李泌请到郡府里住了一年多。
　　玄宗也时常将李泌召入禁中，诏令李泌和太子及王子们是布衣之交，供奉东宫。所以，李泌与太子李亨一起玩耍长大，李亨常常称他为先生。
　　杨国忠当政时，李泌写了一首诗，其中有“青青东门柳，岁宴复憔悴”之句。杨国忠认为“柳”是暗合“杨”，李泌是在写诗讽刺他身居宰相而不得人心，还特意跑到玄宗面前告状。玄宗不以为然地说：“赋柳为讥卿，则赋李为讥朕，可乎？”（唐·尉迟枢《南楚新闻中》）但后来李泌还是被杨国忠想方设法排挤出了长安。李泌见大唐政局混乱，索性做了隐士，“潜遁名山，以自隐自适”。
　　肃宗从马嵬驿北上即位后，身边缺少谋划大局的谋臣。他立即想起了李泌，派人去寻访李泌。虢王李巨派人在嵩山少室找到了李泌，立即准备车马，把他送到灵武。
　　李泌在灵武晋见肃宗。肃宗十分高兴，当场要任命李泌为宰相。李泌坚辞不受，并说：“陛下像对待宾客朋友那样对待我，比任命我为宰相还要高贵，何必要违背我的意愿呢！”肃宗见不能勉强他，这才作罢。
　　李泌在乡间隐居的时候穿的是布衣，到了灵武，还是穿着自己的旧衣服。肃宗经常与李泌并马而行。兵士们看见后，在后面指指点点说：说“穿黄衣服者是圣人（皇帝），穿白衣服者是山人。”肃宗听到兵士们的议论，觉得这样太显眼了，就给李泌一件紫色的官服，硬要他穿上，还说：“现在是艰难之时，不敢屈从你的意志委以官职，暂衣紫袍以绝群疑。”李泌不得已，只好穿上。肃宗笑着说：“你既然穿上了官服，还能没有个官衔？”说着，从袖里拿出一份诏书，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相当于军师）。李泌坚决推辞。肃宗说：“我不敢以你为相，只是想要渡过此艰难时机。待讨平叛军后，随你的意愿。”李泌这才同意。
　　当时灵武已经成为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朝廷要指挥全国的战事，军务繁忙，四方奏报，从早到晚不断。肃宗将元帅府设在禁中，命令把收到的文书一律先送到元帅府给李泌拆看，有紧急大事才送给肃宗。事无大小都要先征求李泌的意见，而且言听计从，甚至将相的任免都与他商议。宫门的钥匙由肃宗太子李俶和李泌两人负责掌管，可见肃宗对李泌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肃宗在灵武的时候，曾经与李泌谈论：“现在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如果收复两京，平定叛乱，则无官以赏其功，怎么办呢？”李泌回答说：“古时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然推行的是郡县制，但有功者仍赐以土地，可以传给子孙，至于周、隋仍然没有改变。本朝初年，关东还未平定，所以封爵都是虚名，其食实封者，只是给缯布而已。贞观年间，太宗想要恢复古制，分土为王，由于大臣异议而止。所以赏功臣多以官。但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所以有功之臣居大官者，都因为不能传之子孙，皆乘有权之时以邀利，无所不为。过去如果使安禄山有百里之国可以传给子孙，就不会反叛了。为今之计，待天下平后，不如分爵土以赏功臣，就是大国，也不过几百里，与现在的小郡差不多，也不难节制。对于人臣来说是万世之利。”肃宗深以为然。李泌却突然说：“至于我所希望的，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对禄位和土地都没有欲望。我为陛下运筹帷幄，收复京城以后，只要能枕在天子的膝上睡一觉，让钦天监来奏报客星侵犯帝座，能动一动天上星宿就满足了。”肃宗听了大笑不止。李泌的疏放性格由此可见。但正是这样的人，对权力名利无所图，反而更得天子信任。
　　后来有一天，李泌因为太累，在院子里睡着了。肃宗刚好来到，不让人惊动李泌，然后把李泌的头捧到自己膝上。好长时间后，李泌才醒。肃宗笑道：“天子的膝你已经枕了，攻克敌营收复失地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可以缩短时间酬报我。”李泌急忙起来谢恩。
　　肃宗曾经叫来颖王等三个弟弟，与李泌一起，几人在地炉地毯上进食。肃宗亲自烧了两个梨递给李泌。颖王却不干了，硬要吃那梨。肃宗不给，说：“你吃了一肚子肉，李先生不吃肉（李泌修道，不吃荤），为什么你要争这点东西？”颖王说：“我们只是要试一试皇上的心，为什么偏向李泌？要不然，我们三个人共要一个梨也行。”肃宗也不答应，另外让人拿来别的果品送给他们。三个弟弟又说：“我们因为那梨是皇上亲自烧的所以才要，别的果品要来又有什么用？”接着又说：“李先生受到如此恩宠，请允许我们联句，作为以后的故事。”颖王先开头：“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信王接着说：“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益王接道：“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然后三王请皇帝完成此诗。肃宗便说：“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李泌要站起来致谢。肃宗坚决不让，还说：“你住在山上，隐居在幽林之中，不参与人间的事；你住在宫内，秘密地谋划救国大计，把握神妙的机宜，你是镇守社稷的人。”李泌在肃宗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李泌受到的如此恩宠，所以宦官李辅国等人非常嫉妒他。李泌颇谠直而通权变，他也知道这点。李泌与肃宗之间有一段“五不可留”的对话。一天，李泌夜间与肃宗饮酒宫中，然后同榻而睡。李泌突然说：“臣今儿个报答了皇上的恩德已足够，此后重新回到民间，该多快乐呀！”肃宗大吃一惊：“朕与先生很久以来同甘苦共患难，如今正在同享欢乐，为何要骤然离去？”李泌说：“臣有五个不可留的理由。臣遇见陛下太早，陛下用臣太重，宠臣太深，臣的功劳太高，谋略也太奇，这些就是我不能留下的理由。”肃宗由此大为称奇。
　　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唐军收复东京洛阳，李泌立即请求到衡山隐居。肃宗很不能理解，说：“我和你同忧患，现在正好同享乐，你怎么说要走呢？”极力挽留不成，只好下敕令郡县为李泌筑室于衡山山中，给三品禄。代宗立，复召李泌，舍蓬莱殿书阁。又为元载等人所嫉。出历楚州、杭州刺史，皆有政绩。德宗幸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骑常侍，旋拜中书侍郎，同平章政事。遇事多所匡救。后累功封邺侯。
　　李泌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不娶妻，不吃肉。喜欢谈佛论道，经常以鬼神讽世，为当时的正派人士所不容。时人也将他视作另类。但李泌与肃宗、代宗、德宗三个皇帝都能很好地维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肃宗“出陪舆辇，同榻而寝”；李泌不荤不娶，代宗还强使其娶妻食肉；对德宗，则指其为桀纣而无妨。尽管李泌因遭权臣忌嫉，四次下野流放，但新帝每一即位，便立即征召李泌。连为四帝所宠幸，史所罕见。
　　李泌习儒工诗文，却喜欢谈论“神仙诡道”，在衡山也与僧人结交，留有“懒残煨芋”的佳话，可谓集三教于一身的奇人。他屡次推辞高官厚禄，出入于朝廷与名山之间，既能对朝廷政治施加影响，又能明哲保身，“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穿梭在山中隐士和帝师宰相的双重身份之间，可谓进退自如，其思想性格、生平行事可以使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士人遭遇产生许多遐想。宋人徐钧有《李泌》一诗：“衣白山人再造唐，谋家议国虑深长。功成拂袖还归去，高节依稀汉子房。”


　　第八章 大诗人们的命运
　　安史之乱发生后，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代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兵荒马乱的局面下，苦难的人大有人在。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历史潮流中人的变化，与人在历史棋局中的作用，在转折关头总是彰显得格外明显。这里面，既有个人的性情与命运，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一 万事不关心的王维】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唐帝国皇帝玄宗仓皇逃往蜀中，京师长安兵不血刃被安禄山叛军占领。此时，长安城中还滞留有不少王公大臣，这些人自然落入了叛军之手，一些声名显赫的文化名流也在其列，这其中，便有王维、张璪等人。大诗人杜甫也被叛军逮住，押送回长安。神奇的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杜甫竟然又设法化装逃出了京师，写下人生中最惊险传奇的一笔。而王维和张璪则因为名气太大，属于当时的知名人士，都被押送到洛阳安禄山处。安禄山爱惜他们的才华，将他们关押在洛阳普施寺，逼迫二人做了“伪官”。
　　『注：张璪，字文通，吴县人。擅长文学，为“时之名流”。又善画松石山水，其山水画，重在运用“破墨法”，表现水墨韵味，历代绘画论著对他的“破墨法”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作画时重视灵感，保持激昂情绪，下笔时若流电激空，毫飞墨喷。他爱用紫毫秃笔，甚至有时以手蘸墨作画，不求巧饰，画中山水高低秀丽，咫尺重深，具有感人的魅力。与他同时代山水画家毕宏向张璪求教绘画技艺，张璪答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思是说，以大自然为师，长期观察世上万物，使物在心中，才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这句话后来成为画坛的不朽名言。毕宏细细玩味张璪的话，又佩服又感叹，说：“张员外画松，非他人所能及，我辈从此可以搁笔了！”
　　有句成语叫“双管齐下”，讲的便是张璪的故事。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故事拾遗》中记载说：“唐张璪员外画山水松石名重于世。尤于画松特出意象，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干，势凌风雨，气傲烟霞。”是说张璪在绘画创作上，有一绝技，能两手各握一支笔，同时画两棵松树：一支笔画的松树“润含春泽”，生机盎然；另一支笔画的松树“惨同秋色”，憔悴干枯。两种不同的形象却一样地生动传神，他这“双管齐下”的本领，人们无不叹服。安史之乱前，张璪官至祠部员外郎、盐铁判官。』
　　王维，字摩诘，因后来官至右丞，世人称其“王右丞”，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后随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的祖父是个管音乐的官，父亲去世较早，母亲虔诚奉佛。王维从小天资聪明，九岁时即能写文章。十七岁时，便写出了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名噪一时，显示了王维超群的才华。
　　因受家庭的影响，王维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岐王李范（玄宗四弟）将他当成伶人（即乐工）使用。开元九年（721年）春，岐王李范在九公主的府邸举行宴会，王维独奏了琵琶新曲《郁轮袍》，“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大加称赏。王维便向公主献上了自己的诗作。公主大为惊骇，说：“皆我素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为之乎！”（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意思是说，公主非常喜欢这些诗，经常吟诵，她还一直以为是古人所写。于是命王维换掉伶人的衣服，坐在客人席上。之后，公主召试官至第，举荐他为解头，一举进士及第。
　　王维因文才出众，得以以文士身份出入王侯将相家，同唐室亲王交往较多，还曾经发生过他写诗助人团圆的故事，被传为一时佳话。宁王李宪为玄宗长兄，因为曾经让贤，支持立三弟李隆基为太子，玄宗登基后感恩图报，对兄长宠幸无比。有一次，宁王李宪在逛街的时候，发现有个卖饼人的妻子长得纤白明媚，一见之下大为心动，便许给卖饼人重金。卖饼人利欲熏心，竟然同意将妻子卖给宁王李宪。宁王李宪将卖饼人妻带回府中为侍妾，“宠爱逾等”。但卖饼人妻始终郁郁寡欢。宁王李宪有所觉察，便问道：“汝复忆饼师否？”卖饼人妻默然不答。宁王李宪便派人将卖饼人召来。卖饼人妻不能忘记旧情，目视着前夫，当场泪如雨下。当时多文士在宁王府作客，见到此情此景，都觉凄然。王维当时也在场，就此赋诗一首道：“莫以今时宠，难忘异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诗一出，满座皆惊。宁王大为感慨，命其他文士赋诗，竟然无人敢应，均担心被有王维珠玉在前，会被王维诗比下去。于是宁王将卖饼人妻还给了卖饼人，“以终其志”。自此，王维以诗书驰名于公卿之间。
　　之后，王维通过了吏部释褐试，授官太乐丞。唐朝设有太乐署，负责主持国家祭祀宴会时的歌舞奏乐，并管理乐工伶人。太乐丞是太乐署的副长官，主管音乐。这个官职倒是与王维志趣和长处吻合，但不久后便出了一件意外，王维署中的伶人擅自舞黄狮子，因为黄狮子舞是天子所用乐舞，一定要有皇帝在场观看才能舞，擅舞即是越格，王维为此受到牵连，被贬为济州（今山东济宁）司仓参军。
　　开元十四年（726年）春，王维离开济州，来到洛阳候选。当时韦抗知选事，见王维才学过人，于是辟举他到朝廷任职。在洛阳期间，王维三十岁的那年，妻子因病去世。他对妻子感情很深，之后终生未娶。妻子去世后，王维感觉“一生多少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于是开始学佛。王维的字“摩诘”，便是来源于《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又号金粟如来，据说才智超群，享尽人间富贵，又善论佛法，深得佛祖尊重。王维视维摩诘为心中的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维，有着盛世之人所具备的抱负和热情，对政治还是相当热衷的，他也希望能为国家出力。这从他所创作的许多首关于边塞、游侠的诗歌中便能看出来。或写少年豪迈，或写大将英武，或写征戍之苦，或写凯旋之乐，无不表现出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如《陇头吟》：
　　〖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
　　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
　　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
　　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尽海西头。〗
　　他的一些边塞诗气势豪迈大气，昂扬奋发，反映了盛唐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气魄，在艺术上造诣都很高。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维献诗《上张令公》、《献始公》二首，受到张九龄的赏识，举荐为右拾遗。这期间，他结识了到长安谋求出路的孟浩然。
　　『注：右拾遗是谏官官名，也就是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这种官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的言官。拾遗为唐朝首创，“拾遗”的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出错。秦汉时已经有谏官的设置，到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朝，谏官系统趋于完备。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进谏任务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同承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补阙和拾遗两个新创官职则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唐朝著名诗人杜甫和元稹（即《西厢记》中张生的原型）均曾经做过拾遗。』
　　孟浩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在四十岁之前，他一直过着隐士的生活。不过，孟浩然选择当隐士，其实是类似求仙访道的“终南捷径”。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可以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孟浩然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但却始终没有接到朝廷要他出力的诏书，这让他有些坐不住了。于是，他到长安寻找机会。京师文人荟萃，孟浩然出口成章，立即语惊四座。文人竞相与之结交，其中就有张九龄和王维。
　　王维与孟浩然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有一天，王维邀请孟浩然到内署作客。两人正聊得兴起，玄宗突然到来。如此大好机会，孟浩然竟然慌作一团，匆忙间躲到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屋里的情况不太对劲，便责问王维。得知是孟浩然在此时，玄宗高兴地说：“我听说过此人的诗名而没有见过面，为什么要躲起来呢？”说完叫孟浩然出来。孟浩然拜见了皇帝。玄宗让孟浩然朗诵他得意的诗作。决定前途的关键时刻到了，拜侯封相的希望就在眼前。孟浩然又是兴奋又是紧张。仔细想了想，他选择了寓意深刻的《归终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这首诗是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孟浩然的本意，是表明求仕之心未灭，希望皇帝重用。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入仕做官的美好愿望就在这首诗中断送了。玄宗听到“不才明主弃”那一句时，勃然变色道：“卿不求朕，朕岂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遂放还，不复见录。
　　经历此事，孟浩然大受打击，觉得掉了隐士的身价，因而心灰意懒，形骸也开始放浪起来。后来采访使韩朝宗入京，决定带上孟浩然一起去，以便向朝廷推荐。但孟浩然因为与人喝酒，错过了出发的时间。韩朝宗大为生气，独自而去。“浩然亦不悔也”。也许到此时，他总算明白了，写诗和做官是两码事。
　　不过，张九龄没有忘记这位极有诗才的“孟夫子”。他被免去了丞相职务，贬为荆州长史后，还聘请孟浩然为幕府。幕府相当于从事现在秘书之类的文案工作。
　　孟浩然后来壮年病故，却是因为吃错东西的缘故。当时盛唐最负盛名的诗人王昌龄来到襄阳，听说孟浩然欲仕而遭黜后，立即前来拜访，有惺惺相惜之意。王昌龄当时被誉为七绝圣手，名满天下。他有名作《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意境高远，气势雄浑，格调高昂，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有一谚语“活剥王昌龄”（《大唐新语》），专门用来讽刺那些偷窃名士文章的俗人，可见当时王昌龄七绝之盛名。
　　两位名诗人一见如故。孟浩然不顾大病初愈，与王昌龄浪情宴谑，多吃了些生猛鲜腥之物，竟然因此引发旧病而亡，时年五十二岁。
　　王昌龄，字少伯。开元十五年（727年），以进士擢第，授秘书监校书郎，历江宁丞。因王昌龄为人不拘小节，故屡见贬斥，后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闻其遭贬，写过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颇有同病之惜。诗曰：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王昌龄的结局极为悲惨，也是间接死在了安史之乱的兵锋下。至德二年（757年），王昌龄为了避安史之乱的刀兵之祸，弃官回乡，不料被濠州（今安徽凤阳）刺史闾丘晓所杀，年约六十。
　　史载闾丘晓为人“素愎戾，驭下少恩，好独任己”。闾丘晓杀王昌龄，不知道是因为旧怨，还是因为忌才。这个闾丘晓后来不肯出兵救睢阳张巡，导致睢阳被安禄山叛军攻破，张巡等人壮烈殉城。河南节度使张镐一怒之下，杖杀了闾丘晓。闾丘晓临死前，以家中尚有亲人请求免去一死。张镐冷笑说：“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意思是说，你闾丘晓当初杀王昌龄时，怎么没想到王昌龄家中还有亲人呢，闾丘晓这才哑口无言，闭目受死。
　　重新回到王维的话题。王维受张九龄提拔后，意气风发，正准备大展宏图。这时候，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但改变了王维的人生，整个唐朝的政局也因此而改变。监察御史周子谅不满李林甫专权，牛仙客阿私，便上书弹劾牛仙客，结果触怒了玄宗，“令于朝堂决杀之”（《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张九龄也受到牵连，以“坐引非其人”的罪名被罢相位，左迁为荆州长史。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周子谅这样的例子——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就使得一些人刻意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周子谅被杀和张九龄罢相事件对王维的影响相当大，他因为这件事也完全变了一幅脸谱。
　　王维非常尊重张九龄，对张九龄的风节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后，王维有《寄荆州张丞相》诗：“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断南飞雁，何由寄一言。”王维为张九龄所提拔，张九龄失势后，李林甫控制了朝政，王维自然受到了冷遇。
　　建功立业是中国文人们的最大心愿，而忠君报国不过是这个心愿的符合内在伦理观念和外在道德评价的代言形式，当文人们在仕途不能一帆风顺后，便只能在时代的边缘自怜自嗟，而边缘情绪的副产品往往便是诗文。这点在王维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政治上失意后，他的诗歌内容和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那类劲挺雄拔的诗句如“叠海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这类与世无争的山水诗。
　　为了躲避现实的政治斗争，王维还开始潜心向佛。他在京师时经常与名僧来往，经常捐赠钱粮给寺庙僧人，日日只“以玄谈为乐”。而他本人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在京师的居第，只有茶铛（煮茶器皿）、药臼、经案、绳床，其他一应豪华物事一概没有，与他的名士身份极不匹配。每当退朝之后，则点起香，独自一个人静坐，以诵读经书为事。妻亡后也不再续娶，没有子女，一直是“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王维传》）。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王维的人生可以说是波澜无惊了。他对国家和人民已经不抱有任何责任感，所以即使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掌权，政治斗争你死我活，也没有再波及到他。他的一生，本来可以就此安逸地度过。然而，万事不关心的王维，还是逃脱不了时代动荡的冲击——安史之乱爆发了。
　　至德元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玄宗仓皇逃往蜀中。王维当时在京师为给事中，来不及逃出长安，为叛军所俘获。他故意服下泻药，假装喑哑。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伪给事中。
　　有一次，安禄山在洛阳凝碧池大宴，召玄宗的梨园弟子奏乐。时国破沦丧，梨园弟子歔欷泣下，无心奏乐。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恼怒，把他“缚于试马殿前，支解之”。王维听到此事后很悲恻，便写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表达了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这首诗后来传到肃宗的耳朵里，大为感慨，因此成为王维后来的救命稻草。
　　唐军收复了东都洛阳后，王维因为接受过伪官，有过“失节”的行为，被唐军囚禁在宣阳里杨国忠旧宅，等待处理。王维不免惊慌失措。宰相崔圆知道王维善画，召王维等三人于其私第作壁画。当时崔圆功勋很大，深受宠幸，王维指望崔圆解救，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所以作画时“运思精巧，颇绝其能”。
　　唐朝廷收复两京以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是出仕安禄山伪朝廷的官吏，或贬或杀。只因肃宗曾读过王维的《凝碧诗》，加上他弟弟王缙大力营救，王维未受任何处罚，仍授太子中允。其他陷“贼官”者，十八人被斩，七人赐自尽，余则杖刑。跟王维一起落入叛军之手的张璪便被贬为衡州司马、移忠州司马。但越是如此，越是突出了王维，王维惭愧得无地自容，终生引以为耻。
　　乾元中，王维迁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不久再迁给事中，转尚书右丞。虽然如此，但王维经历乱离的局面之后，变得更加消极避世了。他名义上还是唐朝廷的官，实际上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曾得宋之问的蓝田别墅，位于辋川（在今陕西蓝田县境），绿树环绕房舍，为风景胜地，有华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诸景点，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寄情山水，遁入空门。又将诸友聚集在其田园所作的诗搜集成编，号《辋川集》，所作多为田园山水诗。王维后期的作品基调大多消极低沉，因为艺术性极高，反倒容易感染读者，尤其容易被那些失意的文人所欣赏。
　　王维兄弟均奉事佛道，平时只吃蔬菜素食，很少吃荤腥，不穿文彩锦绣衣服。
　　上元二年（761年），王维病卒，时年六十一岁。在临终之时，王维忽然有感，向左右索求笔墨，写信给时在凤翔的弟弟王缙诀别，还写了数张诀别书信给生平亲故好友，其中内容“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丝毫不提及政事、家事，写完后郑重搁笔而死。此时他的心中，应该是平静如水吧，六十年的苍茫岁月，他梦想过，追求过，抗争过，放弃过，最终一切都如云烟一般飘逝了。
　　『注：王维有个经常唱和的好友丘为。丘为的诗风和王维、孟浩然相似，因而深得王维赞许。他长年为官，一直作到太子右庶子。告老还乡后，一直闲居养老。每次县令来访，他都要恭恭敬敬到门口迎候，以表示对朝廷礼法的尊敬。丘为性格宽厚，平静恬淡，他也因此而长寿，一直活到九十六岁。』
　　王维死后不久，当政的代宗爱好文学，对已经当上宰相的王缙说：“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上奏说：“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王维传》）于是将王维诗篇上奏。代宗对王维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天下文宗”。
　　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他长年在京师做官，多与亲王贵主交结往来，文名盛极一时，被公认为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宗，有诗佛之称。他擅写五言诗，因为精通音律，所作五言诗容易合乐，所以传播既广，声名亦高。到了唐朝末年，梨园弟子仍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其影响之深。他写的风景诗多是情景并胜。殷璠评价他的诗说：“维诗辞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
　　王维多才多艺，精通音乐，又工草隶书法，尤其以诗画著称。中国画的最高境界，表现为“山水”，而“山水”则是由王维开创了新生命。王维首先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新意境，初步奠定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基础。“破墨”是指一种用浓淡墨色相破、渗透掩映，以达到滋润鲜活效果的用墨技法，此法所作山水，叫做“破墨山水”，最早见于南朝萧绎《山水石松格》。王维的水墨画风几乎影响着中唐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全部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占据中国古代山水画主流的文人画都受到了王维的巨大影响。宋朝大学者苏轼盛赞王维是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代董其昌推之为南宗山水画的开创者。
　　【二 红尘中的谪仙人】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大诗人李白正在漫游各地，游山玩水。山水虽好，这时候的李白，心情却不大好，已经没有了他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的豪放的气概和热烈的感情。因为他并不是真心想过目前这样自由自在的游乐生活，而是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是，他两次入长安，都是无功而返，这叫他如何不郁闷呢？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代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当时属于唐王朝所建置的安西都护府）。五岁时，随父亲迁居蜀中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因为家境富裕，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这其中有个著名的传说，据说李白最初读书并不专心，他父亲把他送到眉州象耳山读书，他经常逃学。有一次他逃学下山，经过一条溪流，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在溪边的石头上磨舂米的铁杵，心中颇感奇怪，便问老妪磨铁杵干什么，老妪回答说：“磨成绣花针。”李白听了备受感动，从此回到山中刻苦读书。
　　李白十五岁时，开始醉心于学习剑术。据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由此可以推断，李白的剑术应当相当不错。他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就因为好打抱不平，与一群当地的无赖动起武来，伤了几人，还因此被地方官打了一顿。
　　李白二十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跟随友人学习纵横术。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在二十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李白豪放的性格。
　　开元八年（720年），礼部尚书苏颋出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长史。李白得知，便带着自己的诗文在半路上拜谒，请苏颋予以指教。苏颋当时文名盖世，与张说并称为两大手笔，李白以弱冠之年，敢以自己的诗文求教，可见他已十分自信。苏颋读后，果然大加称赞：“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给予了李白极高的评价，李白由此而信心百倍。
　　致仕建功立业是历代文人的最大心愿，中国传统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最后的目标是“一朝闻名天下知”，飞黄腾达，封妻荫子。李白受到纵横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着极强的名利心，希望能够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他少年时正赶上“开元之治”的盛世，当时的玄宗励精图治，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充满了勃勃生机。朝廷重视人才，广开人才之路，这更让少负才名的李白激奋不已。他在《别匡山》里这样写道：“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这便是少怀大志的李白，一心渴望实现经世治国、辅弼天子的宏伟理想。
　　不过，李白又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热切地向往着求仙学道，希望能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这种思想在李白的许多诗歌中都能得到体现。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在李白身上最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可惜的是，“功成”的命运始终没有降落到李白头上。
　　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怀抱“四方之志”，离开蜀中，外出漫游。年轻的李白携带巨金，腰悬长剑，慷慨自负，傲岸不俗。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他先是顺江而下，东游金陵和扬州。
　　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李白也希望能大展宏图，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普通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终南捷径。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晤。年轻气盛的李白在赋中以大鹏自诩，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挥霍完所携带的巨金。
　　开元十六年（728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期做过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这其间，李白广事交游，同时也从事干谒活动，希望通过引荐步入仕途。
　　李白三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长安，又因为打抱不平和一群市井无赖动起武来，幸好有朋友相助，才没有出什么乱子。之后，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贵族的引荐。当时玉真公主（玄宗之妹）的别馆就设在终南山，经常有文人雅士前去作客，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著名诗人。李白也曾经去拜访过玉真公主。他原来以为来到京师，靠近大唐的政治权力中心，应该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谁知却到处碰壁，未能如愿以偿。于是李白怏怏离开长安，至河南游历。此后，一直过着漫游的生活。
　　『注：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均为唐玄宗亲妹妹，地位尊贵，却虔诚地信奉道教，二位公主都在二十出头的风华正茂时请求出家为女道士。此时当政的唐睿宗不但同意，还下旨为两位公主在长安西北部建造两座豪华的道观。这两项工程需要拆毁大量民屋，耗资甚巨。当时散骑常侍魏知古和中书侍郎李乂对此事提出异议。李乂字尚真，唐睿宗时任吏部侍郎，在选拔、录用、任免官吏时，任人唯贤，评判公正，调用恰当，且不任人唯亲，不吃请受贿，时人谓“李下无蹊径”（意思是说没有后门可走）。尽管大臣们都反对建道观的计划，但唐睿宗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完成了这两项工程，并分别取名为金仙观和玉真观。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的入道，大概是性情上的“性安虚白，神融皎昧”，颇似《红楼梦》里的惜春，“堪破三春景不长”。据说玉真公主后来对名道士张果（即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产生过感情。张果听说玄宗想将妹妹嫁给他，立即说：“俗语有言，娶妇得公主，平地升公府，人以为可喜，我以为可畏呢。”然后倒骑着他那头著名的毛驴，一溜烟地跑去恒山躲了起来，从此不知所终。
　　李白潇洒不羁的才气、倜傥风流的性格无疑是极有魅力的。有野史记载说，本已出家当了道士的玉真公主也由此对李白产生了感情。玉真公主晚年在安徽敬亭山修炼。李白也住在安徽，他曾经七上敬亭山，写下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诗。超脱和淡泊跃然纸上。宝应元年（762年），玉真公主死于敬亭山，终年七十一岁。同一年，李白在敬亭山下的安徽当涂县病逝，终年六十二岁。』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白夫人许氏病逝，李白带领全家搬到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广泛结交，希望能寻找到新的政治出路。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十二岁的孟浩然。二人一见如故。当时孟浩然正在当隐士，李白很欣赏孟浩然不愿做官的人生态度，专门写了《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称赞孟浩然品格像高山一样，仰望不到。当他们临别分手时，李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全诗中除了叙事便是写景，没有一字书写离情别绪，然而全诗之中，却透露出真切的依依不舍。
　　其实，孟浩然归隐，是一种无奈，并不是不想做官。他自上次到长安谋官失败后，心灵上受到巨大的打击，感到掉了隐士的身价，失了诗人的脸面，自此心灰意冷，开始有点自暴自弃、不求上进的意味了。李白也经历过一次入长安不仕的打击，但与孟浩然的人生态度不同，他依旧是满腔热情，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他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一直保持至死。
　　诗文有时能成为扬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到了唐朝，诗文被真正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天宝元年（742年）秋，李白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经道士吴筠推荐，玄宗连续三次下诏，征召李白入京。半生夙愿得以实现，李白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踌躇满志地来到长安。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
　　第二次到长安，李白文章风采，名动一时，由此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因而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据说贺知章与李白相见恨晚，当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事不凑巧，贺知章刚好当天身上没带钱，便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带的金龟（当时大臣的佩饰物），用金龟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从而留下了“金龟换酒”的佳话。事见唐人孟棨《本事诗》。
　　贺知章，字季真，会稽永兴人。年轻的时候就以文词知名，书法也很好，擅长草书和隶书。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进士及第后，一直在京城任职，历官礼部侍郎、集贤学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读、检校工部侍郎和秘书监等职。贺知章性格爽直，豁达而健谈，自号“四明狂客”，生活放诞不羁，往往因饮酒作乐而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太子宾客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丞相李适之、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书法家张旭、诗人李白、布衣焦遂等嗜酒成癖，被时人戏称为“饮中八仙”）。贺知章后来告老还乡时，还有一则趣事。玄宗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便要求玄宗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以“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玄宗道：“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曰：孚。”便以“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贺知章却怀疑玄宗讥刺他的儿子是爪子，说：“皇上为什么戏弄我呢？我是吴地人，家乡的人都说‘孚’是‘爪下子’，这不是叫我儿为‘爪子’么？”（事见唐人高择《群居解颐》）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一再推荐，李白受到玄宗的隆重接见。据说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唐·李阳冰《草堂集序》），意思是说，玄宗见李白潇洒地朝金銮殿走来，远远望去一副飘然若仙的风采，一时心仪不已，竟然忘记了皇帝的尊威，不自觉地从御座上走下来迎接，并请李白在御座旁边的七宝床上坐下，亲手调了一碗羹汤，赏给李白喝。随后，李白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的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其实是个闲差，但玄宗表面的礼遇使李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他以为皇帝对自己恩宠有加，自己的地位就在王公大臣之上。
　　李白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类文人。这类文人都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并试图将文学才华转化成政治资本，在朝廷中取得要位。诚然，有些文人确实集文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有着了不起的政治才干，比如名相张九龄。然而，对于大多数的文人来说，他们政治才干相当欠缺。但这些人却往往因为文学上取得的巨大名声而自视甚高。李白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尤其是玄宗对他的隆重礼遇，更让李白误以为这表面的浮华便是他的政治舞台。能够得到天子的赞赏当然是一种荣誉，但得到赞赏并不意味着就会得到官职。
　　李白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多次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李白甚至一改傲岸的常态，阿谀奉承玄宗。本以为如此，他的旷世功业将要建立，辅明君、安社稷。然而，此时玄宗正沉溺在盛世明君的自我陶醉中，痴迷于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尤其是他新得杨贵妃不久，正是如胶似漆之时，嫌国事繁琐，将所有的政事都交给宠信的李林甫。玄宗看重李白，看重的是他的才华。当玄宗发现李白好言政事时，颇为反感。最重要的是，玄宗认为李白终非“庙堂器”。在玄宗心目中，李白始终只是一个诗人，一个相当优秀的诗人。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却成天在天子面前指手画脚，着实令玄宗反感，便逐渐疏远了李白。
　　政治家有可能是出色的诗人，但诗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白性格直率天真，与朝廷中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阴谋诡计格格不入。加上他一身傲骨，难以与现实世界妥协，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于是，他对官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厌倦，孤独与寂寞无法掩饰。
　　天宝三年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不是不爱才，但这时候他耽于声色，不想听到有人在他耳边成天谈论国家大事。他没有挽留李白，而是“赐金放还”。此次李白到长安，待诏翰林，前后不到两年时间。但这两年却对李白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玄宗对他政治主张的冷淡，几乎打碎了李白一生济世的理想。但此时的李白仍然相当自负，将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归咎于朝廷中的小人，常有“浮云蔽日”的感叹。在他的身上，很好地应验了那句话：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
　　离开长安后，李白重新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他先是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刚好此时比他小十一岁的诗人杜甫因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从洛阳赶来奔丧，二人由此结识。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抱负远大，与李白意气相投。二人一见如故，相互推崇，结为知交好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并同游今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携手探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次年，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此后再未会面，但彼此都写下了感情深挚的怀念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重”的千古佳话。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梁国（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之后，李白以梁园为中心，又开始了漫游的生活，“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伟业、成为非凡人物的理想。在旅行的过程中，努力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但此时朝政大权为权相李林甫所把持，国事日非，李白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他心中总是有所失落，并通过反复空吟壮志来抒发这种失落的情绪。无论就其才能、还是机遇来说，他都不可能成为功臣名将，而这正好促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据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乘醉骑驴入华阴县，县令呵止之。李白要了纸笔，写道：“曾使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许骑驴？”（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县令大惊谢罪。可见李白对长安的那段生活是相当留恋的，对天子曾经的礼遇也一直沾沾自喜。
　　其间，李白还曾到长江南岸漫游，登武昌黄鹤楼，览江山胜迹，本欲赋诗，忽然见到崔颢题诗《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此诗写得意境开阔，气魄宏大，令人叹为观止。李白竟然也为之敛手，慨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表达了珠玉在前、难以超越的满腔遗憾。事见《唐才子传》。
　　『注：崔颢，汴州（今河南开封）人。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崔颢其人有才无行，好饮酒赌博，因而他宦海浮沉，始终不得志。但其所作边塞诗，慷慨豪迈，雄浑奔放。其《黄鹤楼》等脍炙人口，为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李白后来所作的《鹦鹉洲》前四句：“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句法极为相似，其《登金陵凤凰台》诗亦如此，显然是受了崔诗《黄鹤楼》的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宗氏到江南避难。这时候的李白，心中又怒又恨。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这时仍然没有放弃雄心壮志，“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永王李璘不服兄长肃宗李亨，打算在江陵起兵。李璘得知李白正在庐山屏风叠隐居后，立即想将这位誉满天下的名士罗致旗下，以壮声威。于是派心腹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以平定安史之乱、复兴大业的名义，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
　　李白虽然才华横溢，在政治上却没有任何经验。他一生自视甚高，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但当年玄宗一见之下便认为他“终非庙堂器”。以玄宗阅人无数的眼光，这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才华是一回事，政治才能则是另外一回事。此时，历经沧桑后的李白根本没有看出李璘的真实目的，便是很好的验证。李璘不过是以抗敌为名，实际上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要与兄长肃宗争位。而年迈的李白只看到了国家正值生死存亡之秋，“感愤时艰”，他入世的热情被重新点燃了，以为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在《永王东巡歌》第二首中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李璘，平定叛乱。夫人宗氏竭力劝阻，李白不听。
　　当时江陵长史为高适，高适一眼看出永王李璘有对抗唐肃宗之意，感觉大势不妙，便借口有病，偷偷离开江陵，投奔了肃宗，详细介绍了江东形势，说明李璘必败之状。肃宗于是设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任命高适为节度使。又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节度使，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来瑱曾经任颍川（今河南许昌）太守，安禄山叛军多次攻颍川，都被来瑱率军民击退，因此被时人称为“来嚼铁”。可以说，肃宗已经抢先下手，对弟弟永王李璘做了严密防范。
　　『注：高适还有更显赫身份——即是与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那句广为人知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便是他的名句。高适，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他早年生活困顿，随父旅居岭南。高适性情狂放不羁，好交结游，但也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开元中他曾入长安求仕，又北游燕赵，希望能从军立功边塞，但却毫无结果。不过，就是在这次边塞经历后，他写出了极负盛名的边塞诗力作《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首诗表达出诗人极为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的英雄气概的赞颂，也有对战争给征人家庭带来痛苦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对战士浴血奋战而忘我的崇高精神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将领帐前歌舞作乐的不满。此诗文采并不华丽，却纵横豪放，雄浑有力。之后，高适寓居宋中近十年，贫困落拓，以耕钓为业。他与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是很好的诗友，三人曾相与唱和，成为盛唐诗坛一段佳话。天宝八载（749年），高适因宋州刺史张九皋的举荐，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三年后，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安史乱起后，他跟随玄宗入蜀，拜谏议大夫。此后官运亨通，做过淮南节度使和蜀、彭二州刺史。代宗即位后，他入朝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在盛唐诗人中，高适是唯一做到高官并且封侯者。《旧唐书》本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李璘以平乱为号召，擅自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起兵，引军东下，军容威盛。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派人诘问永王李璘，问其擅自引兵东下到底是何用意。永王李璘大怒，派大将浑惟明进攻李希言，李希言则派大将元景曜和丹徒太守阎敬之抵挡。结果李希言军大败，阎敬之被杀，元景曜投降了永王李璘。永王李璘又派大将季广琛攻击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李成式派大将李承庆抵挡，李成式军也大败，李承庆投降了永王李璘。江淮为之震动。
　　这时候，肃宗事先专门任命的防范永王李璘的高适、来瑱与韦陟三人在安陆（今湖北安陆）会合，结盟誓军讨伐永王李璘。之前吃了败仗的广陵长史李成式决定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一起讨伐永王李璘。李铣率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西南）一带；李成式派判官裴茂率兵三千人马，布军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一带。裴茂甚有心计，为了壮大唐官军声势，便制作了许多旗帜，插在长江沿岸。永王李璘登上城楼，看到旗帜遍布江边，唐官军声势浩大，心中开始恐惧。
　　永王李璘的部将季广琛也起了私心，想为自己留好后路，于是召集诸将说：“我们跟从永王到此，形势已十分危急，当早图出路，不然战败身死，则永为逆臣。”于是季广琛率部逃往广陵，浑惟明逃往江宁，冯季康逃往白沙（今江苏仪征）。
　　至此，永王李璘身边无兵无将，已经是穷途末路，无计可施。长江北岸的唐官军又故意多点火把，火光照在水中，李璘仓皇中不辩真伪，误以为官军已经过江，连夜带着家属逃跑。一直到天亮的时候，才发现根本没有人过江，这才重新入城收兵，乘船而逃。
　　永王李璘一路逃窜，打算南逃到岭南一带，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派兵穷追不舍追击，终于生擒了永王李璘。至德二年（757年）二月二十日，皇甫侁暗中派人杀死了永王李璘，其家属被送往成都。肃宗听说弟弟被杀，还大发雷霆说：“皇甫侁既然俘获我弟，为何不送来而擅自杀之？”于是罢了皇甫侁的官。
　　这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显然，皇甫侁擒获永王李璘是大功一件，但以他的身份，要杀永王李璘，他既没那个份量，也没有那个胆量。除非说，他得到了某人的指示，必须要杀死永王李璘。到底是谁要杀死永王李璘呢？这其中嫌疑最大的自然是肃宗本人，弟弟公然对抗，挑战他的权威，他早已经恼羞成怒，心中应该早就期盼弟弟死在乱军之中，但偏偏是被俘了。以他兄长的身份，到底是杀，还是不杀？这实在是两难的境地。公开杀弟，虽然事出有因，但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不杀，不能杀一儆百，他心有不甘。于是，再没有比暗示手下人动手更好的办法了，只不过皇甫侁当了替罪羊。联想肃宗还是太子时，为了明哲保身，他几次主动与妻子离婚，表示坚决划清界限，如此之为人，暗示皇甫侁杀死永王李璘也就不在话下了。对自己骨肉手足下手狠毒，一贯是李唐王朝的传统。
　　永王李璘兵败后，李白逃至彭泽时被捕，被关进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监狱。幸好早年曾受李白恩惠的郭子仪出面求情，以免去自己的官职作为条件，保李白出狱。李白由此幸免一死，改判为流放夜郎（今贵州正安西北）。还有一种说法是由于御史中丞宋若思的鼎力相救，李白才得脱困。此时的李白已经是花甲之年，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流放途中，行至巫山时，遇到朝廷大赦，李白才重新获得自由。他随即雇船东归，千古名作《早发白帝城》便是在这个时候写成：“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诗笔调明朗轻快，反映了李白遇赦获释的欢快情绪。
　　上元元年（760年），李白从江夏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夫人重聚。李白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中，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但他对时局的变化还是始终关心的。
　　上元二年（761年），史朝义叛乱，唐朝廷派李光弼出镇临淮（今安徽泅县），追击史朝义。已经六十一岁高龄的李白，仍不肯放弃这最后的报国机会，打算赶往临淮从军入幕，参加李光弼的军队，有“一割之用”，可是走到半路就病倒了。此时，李白已经是穷困潦倒，无所依靠，无奈之下，只得抱病去投奔时为当涂（今安徽马鞍山）令的族叔李阳冰。李阳冰比李白小十一岁，擅长书法，其篆书在当时极有名气。开始李阳冰还不知道李白已经窘迫得无路可走，李白也不好意思明说，直到李阳冰看到李白所作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后，才恍然大悟，主动挽留李白。一代诗人沦落至此，实在让人唏嘘感叹。之后，李阳冰一直对李白妥善照顾，为了给李白治病，还变卖了不少字画和家当。李白感激之余，特意作《当涂李宰君画赞》，称赞李阳冰“缙云飞声，当涂政成”。
　　第二年早春，寓居当涂的李白身体略见好转，而且他的子女此时也来到了当涂，在他身边照顾陪伴（见《游谢氏山亭》）。然而，此时李阳冰卸任，离开了当涂，李白在当涂立即变得无所依靠，处于“天涯失归路”的彷徨孤独之中，心情相当抑郁沉闷。这年重阳节，李白再登龙山，举觞赋诗，怅咏悲凉一生。登高归来，又写《九月十日即事》，借花自惜，自伤自悼。入冬，李白沉疴日亟，自知康复无望，病中长吟《笑歌行》、《悲歌行》，终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撒手西去，临终前还赋有《临路歌》一首，时年六十二岁。后人谣传他是为了水中捞月而死，虽然很符合李白的浪漫作风，但却并非事实。
　　李白病逝后，先安葬于当涂县南十里处的龙山东麓。儿子李伯禽因此也在当涂定居，一家人生活相当贫困。李伯禽于贞元八年（792年）不禄而卒。儿子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两女为了生计，嫁给当地农民，“一为陈云之室，一为刘劝之妻”。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距李白死后五十四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从父亲的诗文中发现自家与李家有“通家之旧”，便想方设法查访到李白两孙女的下落，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李白墓迁至青山之阳。
　　范传正找到李白两孙女的时候，见她们“衣服村落，形容朴野”，唯独举止闲雅，“儒风宛然”。他觉得大诗人的孙女嫁给农民有些辱没，于是便劝两女改嫁给士族，但是两女答道：“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即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祖父李白骨子里的高贵与骄傲也遗传到了孙女身上，这是真正的贫贱不能移。范传正听了大为感动：“余亦嘉之，不夺其志。”（唐·范传正《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还特意免除了两女的赋税和徭役，算是对她们先人的敬意。
　　李白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多类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可以说是旷古奇人。他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却不得志，最后在贫病中死去。李白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他以杰出的诗歌创作，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继屈原之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素有“诗仙”之称，其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扬奋发的典型基调。在波澜壮阔的盛唐诗潮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便是李白的诗作，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的诗歌影响十分深远，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一代诗仙，走完了他生命的全程，但是他那一千多首惊天动地的好诗，却一路追随着不死的诗心翻山跨海，流传后世，让人读后怦然心动，仍然可以感觉到李白当年多感的心绪和天纵的才气。
　　【三 杜甫愁何在】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睿宗太子李隆基在武德殿登基，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而在文坛上，大文学家宋之问因曾经依附武三思，被睿宗赐死；大文士苏颋袭封许国公；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科为左拾遗。开元盛世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这一年陆续登场，一场雄伟壮丽的历史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杜甫出生于巩县（今属河南）。杜家为官宦世家。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被人称为“杜武库”。他不仅善战，而且多才，注释过《左传》，是杜甫最尊敬的家族人物。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后来任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为“文章四友”，又是与宋之问、沈佺期齐名的诗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者。所以杜甫很引为骄傲地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
　　杜甫有一个叔父叫杜并，是杜审言的次子。十六岁时，因父亲被人诬陷关押，杜并孤身杀了仇家，为父亲报仇雪恨，结果自己被人当场打死。这种极端的复仇行为，在当时为人们所嘉许。杜并因此被称为“孝童”，名士苏颋亲自给杜并作墓志，刘允济作祭文。叔父这一悲壮的义举，一直让杜甫有无尽的遐想。
　　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母亲崔氏是清河世家大族崔家的女儿，正如杜甫所说的“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崔氏在杜甫尚未记事时便故去。杜甫字子美，排行第二。哥哥早夭，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杜甫幼年时一直寄居在东都洛阳建春门仁风里二姑母家。他少小体弱多病，二姑母为人贤德，对杜甫关爱备至，胜过亲子。有一次，杜甫和表兄弟都染上时疫，二姑母总是先照顾杜甫，然后照顾自己的孩子。结果杜甫的病一天天好起来，而二姑母的儿子却病死了。杜甫长大后从仆人口中听说了这段故事，非常感动，还为这位“先人后己”的姑母写了一篇墓志。
　　杜甫少年时代长时间居住在洛阳。洛阳为唐代东都，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并不亚于长安。洛阳的繁荣昌盛、物阜民安令杜甫激动，洛阳的声名文物也熏陶渐染着杜甫，他从小就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杜甫在十四、五岁时，已在洛阳文坛崭露头角，小有名气。大文豪李邕、诗人王翰、进士崔尚和魏启心等人都非常重视他，后二人还把他比作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和文学家扬雄。他还经常出入达官贵人的府邸，结识了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并因此结识了著名的梨园人物李龟年。杜甫有诗《壮游》回忆当时的生活：“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欲物多茫茫。”
　　年轻的杜甫生性豪爽，嗜酒如狂，嫉恶如仇，经常藏否人物，褒贬是非。这是才高者的共同习性，也是才高者的共同悲剧。杜甫的这一性格特征，为他后来的困顿失志、颠沛流离埋下了伏笔。
　　当时正是“开元全盛日”，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即所谓“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如此盛世，为爱好旅游的诗人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尤其是四海平定，四方来朝，大统一的版图使得文人们的远足范围大为扩大，能够游历于漠北、岭南、大河上下。漫游被广泛认为是惊险而浪漫的经历，因此成为盛极一时的风尚，文人们无不争相趋之。当时的名诗人们大都有过游历的经历，如孟浩然曾往来京洛，纵游吴越，西抵巴蜀，南下湘桂；李白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五岳寻仙，名气更大；岑参多次赴边塞，远至安西北庭等绝域，鞍马风尘，刀光剑影。
　　杜甫的第一次漫游除了受当时风尚的影响，也是希望能通过漫游结识各地名流，干谒行卷，彼此揄扬，造成声名，以便科考时较有希望录取，或能被有声望有势力的州郡长官及边帅举荐，为将来步入仕途做些准备。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到东都洛阳去参加进士科考试。他当时狂放不羁，极为自负，连历史上的屈原、贾谊、曹植、刘桢等大文学家也没放在眼里，满以为凭着他的才学，功名唾手可得，从而施展抱负，平步青云。但结果却是科场落第，懊恼之情，难以名状。于是，他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的名作《望岳》便是在此期间写成。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的不凡气度，以及开阔的胸襟。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结束了漫游生涯，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修筑了陆浑庄土室，在这里住了好几年。这期间，他与司农卿杨怡女结婚。婚后，夫妻二人伉俪情深，相濡以沫，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夫人杨氏一直陪伴杜甫走完人生的历程。
　　天宝三年（744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两人一见如故，一反文人相轻的千古陋习，倾心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和诗人高适相遇。三人一同登上单父（今山东单县南）的琴台，感慨万分，发思古之幽情。然后又同去梁园（今河南开封）酒楼开怀畅饮，即兴赋诗，指点江山。不久，杜甫和李白、高适分别，李白南下江东，高适回到梁宋，杜甫则打算西去长安。杜甫与李白依依惜别，但从此以后两人便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来到魂牵梦萦的长安。希望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此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称的李林甫。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开始，有皇帝面试取士的办法，渐而形成制度。天宝六年（747年），玄宗遵循祖制，下诏“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应试，对策听选，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主持面试，然后授以官职。宰相李林甫忧惧士子在面试时会揭发自己贪权不法之事，想阻塞天下言路，便对玄宗说：“这些人都是贫贱寒士，不知道忌讳，只能以狂妄的语言污浊圣上，还是让尚书省长官考他们吧。”建议首先由各郡县长官进行初选淘汰，然后再由尚书省长官试问。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经过李林甫的精心安排，结果，全部应试者没有一个人通过。这样一次全国性的公开招贤考试，居然没有一人合格。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舆论哗然，李林甫却上报称贺，说是政治清明，“野无遗贤”。杜甫也因此在仕途上遭遇了第二次遇挫。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经常饥寒交迫。他的族孙杜济当时住在长安南郊，杜甫时常厚着脸皮去打秋风。杜济生活也不富裕，对杜甫老来蹭饭十分不快。他表面不说什么，但打井水淘米，便故意摆动水桶；到园中摘菜，也放手乱摘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陈述自己的困境，或明或暗地请求对方给予提携，但却是无功而果。于是他又想效法汉代杨雄、司马相如，通过献赋来求仕。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举行大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李唐王室宗庙）、天地。杜甫趁机献了《三大礼赋》，终于得到玄宗的赏识，诏令由李林甫出题，在集贤院试杜甫的文章，等待朝廷任命。这一等，便是四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县尉的官阶为从九品，主管一县治安，杜甫拒不赴职，又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京城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小官，官阶是从八品下，略高于县尉。杜甫哭笑不得，十年奔波，仅获此微职。但迫于生计，他只好屈就。就是这么个小官，他也没当几天。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杜甫正回家探亲，在奉先与家人团聚。杜甫先带着妻小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打算前去投奔。但举家行动不便，杜甫安顿了家属，独自一人赶去灵武。他先来到延州（今陕西延安），在城南七里的小河（后改名杜甫川）稍作停顿，在从延州往灵武途中，被安史乱军俘获，并押解回到长安。
　　大劫难后的长安，满目疮痍，遍地狼藉。叛军四处劫掠，滥杀无辜，城中无时无刻都弥漫着血腥味。杜甫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春望》便是在这期间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里面既有纯属个人的心绪，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洛阳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合谋杀掉。消息传来，长安城中人心浮动。这一年的二月，肃宗进驻凤翔，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叛军开始处于不利的位置。许多被押在洛阳的唐官员趁机逃跑，有些人潜逃回长安，带来了最新的消息。于是，长安城中的人纷纷投奔到凤翔。杜甫也决定逃走，他来到怀远坊大云寺，寺主赞公和尚赠给他盘缠和衣服。杜甫化妆后悄悄溜出金光门，直奔凤翔。
　　经历了千辛万苦，杜甫终于在凤翔见到了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样子相当狼狈。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谏官，是给皇帝的政事提意见的，官阶为从八品上，官品虽低，却是属于所谓的“近臣”。肃宗还在授官诰文中写道：“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杜甫当时入仕不满一年，之前不过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官，遭遇战乱后，能够担任相当于天子近臣的谏官，心情相当激动。他感激皇恩浩荡，连请假去探望家人的愿望也没有说，就意气风发地投身到中兴大业中，但是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卷入到房琯事件中。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名臣房玄龄第五代孙，父亲房融是武则天时宰相。房琯少年时在陆浑伊阳山读书十多年，与杜甫是“布衣之交”，清人熊宝泰《杜甫》诗云：“千秋诗史有谁知？房杜交深患难余。”由此可见房琯与杜甫关系非同一般。房琯在当地方官时能除暴安良，所到之处多有遗爱。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幸蜀，房琯闻风追赶，当日就被拜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一步登天，当上了宰相。房玄龄、房融、房琯是历史上有名的房氏“五代三宰相”。
　　至德元年（756年）八月，玄宗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便派宰相韦见素、房琯到灵武册封肃宗。肃宗记恨韦见素原来依附杨国忠，因此对其相当冷淡，却故意对房琯虚心以待。房琯见到肃宗后，大言国事，慷慨激昂，肃宗大为感动，之后军国大事多与房琯商议。
　　房琯喜接宾客，好发议论，多方引荐提拔知名之士，但其为人轻鄙庸俗，群臣多对其不满。当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灵武来拜见肃宗。贺兰进明曾在张巡、许远守卫睢阳时拥兵自重，见死不救，但这样的人却能得到肃宗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贺兰进明与房琯曾是政敌，便利用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诬陷房琯说：“晋用王衍为三公，崇尚浮虚，以致中原板荡。现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引用之人皆是浮华之辈，与王衍无不同。陛下用琯为宰相，恐非国家之福。再说房琯在成都辅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且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其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用意是不管上皇哪一个儿子得天下，他都不失富贵，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吗？”意思是说，房琯是墙头草，既忠于玄宗，也效力于肃宗。从此，肃宗开始疏远房琯。
　　房琯见自己失势，便想立下盖世奇功来赢回肃宗的信任，于是主动请求率军出兵，从叛军手中收复长安洛阳。肃宗同意了。房琯不懂军事，便任命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军务全部委托于李、刘二人，但偏偏这二人也都是书生，不谙军事。出兵前，房琯大放豪言说：“叛贼曳落河（胡语，壮士的意思）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至德元年（756年）十月，房琯兵分三路：裨将杨希文率南军，从宜寿（今陕西周至）进军；刘贵哲率中军，从武功进军；李光进率北军，从奉天（今陕西乾县）进军。房琯自己自将中军，为前锋。房琯先在陈涛钭（今陕西咸阳东）遭遇叛军大将安守忠。房琯仿效古书上的兵法，用战车阵，以牛车二千乘，步骑夹之。叛军则顺风鼓噪，牛皆被惊骇，叛军又纵火烧之，人畜大乱，唐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人。
　　之后，房琯又率领南军与叛军大战，结果又大败，唐将杨希文、刘贵哲均投降了叛军。肃宗听说房琯战败后，勃然大怒，幸好有李泌为其求情，才保住了性命。而房琯战败后，觉得没脸见人，经常称病不去上朝，每天只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大谈释迦、老子，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不久，有御史弹劾董庭兰有赃贿事，肃宗借机将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其实就是个闲职。
　　房琯的仕途升沉，也关系到至交好友杜甫的命运。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杜甫立即上疏营救，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认为房琯对国家是忠诚果敢的，不能以“细罪”“免大臣”。肃宗正痛恨房琯，立即迁怒于杜甫，立即下令将杜甫逮捕审问。幸好新任宰相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出面说：“杜甫言论虽然狂妄，却不失谏臣大体。”此时国难当天，一切以平叛为要务，肃宗这才没有穷究治罪，只下了一纸墨制，放杜甫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
　　就在杜甫探亲期间，郭子仪率领唐军和回纥的骑兵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也回到了长安，十一月，杜甫带着家眷回长安。
　　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意识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不久，张镐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房琯贬为邠州（今陕西彬县）刺史，与房琯交好的国子祭酒刘秩贬为阆州（今四川阆中）刺史，京兆少尹严武贬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大云寺主持赞公和尚也被流放秦州，杜甫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司功参军，主管地方文教事务。房琯后来被贬到新设置的慈溪县任县令，因而成为慈溪县历史上第一任县令。
　　杜甫离开京城时心境悲凉，但仍然忍气吞声，不敢埋怨皇帝，对朝廷依然留恋。他心灵的深处，纠缠翻腾着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也是封建时代大才子们的通病。李白、杜甫均是如此。
　　乾元二年（759年）的秋天，关中大饥。杜甫官职卑微，对此一筹莫展，干脆弃官而去，举家迁往秦州（今甘肃天水）。杜甫客居秦州时生活很窘迫。便寄诗给族侄杜佐，希望能换来一些米和菜。隐士阮昉是他新结识的朋友，曾送给他三十束韭菜。贬居于此的前大云寺主持赞公和尚也曾领他到南山相地看址，计划卜筑居住，可是限于资财，没有如愿以偿。所以他就靠采药、种药、卖药谋生。杨氏夫人也帮他晒药。
　　这一年的十月，杜甫从秦州又投奔同谷，因为族侄杜佐没有能力帮助他，而同谷县令此时又写信欢迎杜甫。杜甫还专门写诗对此表示感激。然而到了同谷后，县令并没有像来信中所说的那样热情慷慨，甚至见死不救。杜甫全家几乎陷于绝境，在荒郊野外拾橡栗生活。杜甫这一年仅四十八岁，但已是两鬓斑白了。在同谷呆了一个月，杜甫一家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便南投成都。
　　乾元二年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这艰苦奔波的一年，是他思想变化最大的一年。有位哲人说过：“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从心灵的变革开始的。”所以这一年，更是杜甫创作最丰硕、成就最高的一年。
　　乾元二年末，杜甫一家辗转到了成都，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草堂寺。草堂寺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边，历史悠久，是南齐时的一座古刹，殿阁俨然，古木遮天蔽日。杜甫一家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生活。第二年，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开始经营草堂住宅。至此，杜甫才算有了个安定舒适的家。
　　宝应元年（762年）正月，杜甫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严武忙完公务时，常携酒至草堂与杜甫诗酒酬唱。在严武的资助下，草堂又进行了扩建整修。
　　同年四月，肃宗驾崩，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依依惜别，一直远送至绵州，并赠诗给严武说：“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一方面期望严武要以国事为重，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仍寄情朝廷，时刻想重返长安。
　　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杜甫回不了成都，便到梓州（今四川三台）避难，依靠梓州刺史李某。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迁到梓州来。
　　广德元年（763年）春天，杜甫在梓州听说唐军大败安史叛军，史朝义兵败自刎，叛将纷纷投降，沿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捷报传来，诗人喜不自胜，老泪纵横，手舞足蹈，纵酒放歌，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时，朝廷任命杜甫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因吐蕃侵扰，北上交通阻断。京兆功曹微职，与杜甫理想距离很远，足见朝廷并非诚心重用他。所以杜甫拒不赴召，而是又回到了成都。
　　不久，严武重新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又几次寄信挽留杜甫，所以杜甫举家迁回浣花溪草堂。严武拉杜甫到节度使幕府任职，又表奏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故杜甫被后人称为杜工部。
　　杜甫在幕府供职半年多，心情很不舒畅。他衰老多病，对同僚间的互相排挤、尔虞我诈和幕府生活的严格枯燥很不习惯，“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于是，在永泰元年（765年）的春天，干脆辞职回到了草堂。
　　这年四月，严武又病卒于成都。他在蜀中的亲友或离任，或病逝。杜甫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感到自己无所依靠，只好举家东下。大历元年（766年），杜甫一家到达夔州（今四川奉节）。夔州依山傍水，气势雄壮，是长江三峡的起点。历史上闻名的白帝城雄峙江岸，瞿塘峡也高踞江腹。夔州在唐代属山南东道，设有都督府，州治就在鱼复浦和西陵峡之间，瞿塘峡周围，与白帝城相连。由于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关照，杜甫在这里寓居一年零八个月。他刚到时住在山腰的客堂，入秋后搬到城里的西客，第二年年初移居赤甲山，三月又搬到瀼西草堂，秋天移到东屯，先后搬迁了五次。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离开夔州，到达江陵，住在族弟杜位（李林甫女婿，时任江陵行军司马）家中。杜甫拜见了荆南节度使卫伯玉，还与礼部尚书原太子宾客李之芳、江陵少尹郑审游宴酬唱，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提携。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推荐他，就连江陵府衙中的小吏也因他的老病而轻视他。杜甫贫困无依，决定南行到岳阳。
　　年关将近时，杜甫来到岳州。登上岳阳楼，俯览壮阔的洞庭波涛，不由得心潮澎湃。孟浩然、李白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著作。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写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诗则说：“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杜甫凭栏远眺壮丽水景，写下了自己不亚前贤的名作《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相比杜诗的宽广深沉，孟诗似乎有些功利，李诗则有些轻狂。这就是杜甫的秉性所决定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国计民生。他的执著，已经到了可悲可叹的地步。
　　岳州的裴使君并没有热诚照顾杜甫一家，杜甫便决定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韦之晋是他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后，韦之晋调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刺史，与他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杜甫非常悲痛，只好折回潭州。
　　杜甫生活无依、四处流落的时候，还意外遇到了著名乐工李龟年。玄宗喜爱音乐，曾经在宫中养有大批艺人。乐工李龟年、李彭年、李鹤年三兄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兄弟三人都有文艺天才，李彭年善舞，李龟年、李鹤年则善歌。李龟年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他们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玄宗的赏识。由于李氏兄弟演艺精湛，王公贵人经常请他们去演唱，每次得到的赏赐都成千上万。李氏兄弟在东都洛阳建造宅第，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公侯府第。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
　　杜甫少年时代正是开元盛世，曾与李龟年相熟。后来他也一度流落到江南，在一次宴会上听到了李龟年的演唱，穷途相遇，抚今追昔，感时伤世，当场写了一首《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首诗也是杜甫绝句中最晚的一篇。岐王是唐睿宗的第四子李范，爱好文艺。崔九名涤，中书令崔湜之弟，为玄宗的宠臣，任殿中监。“落花时节”四字写得深沉而含蓄，既是明叙相逢的季节，作为人生的岁月，两人也到了落花时节的暮年，又暗喻唐帝国由盛入衰的局面。清朝蘅塘退士因而评说道：“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
　　李龟年后来流落到湖南湘潭，在湘中采访使举办的宴会上演唱王维的五言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燕来时数附书。”表达了希望玄宗南幸的心愿。李龟年作为梨园弟子，多年受到玄宗的恩宠，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然而，此时的玄宗已是风烛残年。唱完此歌后，李龟年突然晕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浑身冰凉，只有耳朵还有热气，其妻不忍心殡殓他。四天后，李龟年又重新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死。
　　大历五年（770年）四月，潭州发生兵乱，兵马使臧蚧杀死刺史兼观察使崔瓘，城内人声喧乱，火光冲天，一片混乱。杜甫匆忙带上妻子儿女逃难，打算去郴州投奔任录事参军的舅父崔伟。船行到耒阳方田驿时，江水大涨，无法前进，杜甫一家人被困，竟然挨了五天的饿。耒阳县令聂令得知杜甫的困境后，专门派人送来牛肉白酒，解救了陷于饥寒交迫中的杜甫一家。
　　因为水势不退，船无法南行，杜甫只好回舟北上，过洞庭，打算先到汉阳，再回京洛。大约就是这年的冬天，一代诗人病死在由潭州到岳州的小船上。
　　杜甫死的时候无声无息，相当寂寞凄凉，甚至后人不能确切地了解他的死因和地点。他一生忧国忧民，希望能成为“王者师”，辅佐天子，效用天下，结果却颠沛流离，贫困潦倒一生，连自己一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最后抱憾而终。
　　杜甫死后，家属无力将他的灵柩运回故乡，只得就近殡葬在岳阳。四十三年后，杜甫孙杜嗣业才将祖父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首阳山，并请当时的名诗人元稹作墓志铭。
　　与李白和王维活着的时候就享有盛名不同，杜甫的诗并不显于当世，一直到很多年后，在韩愈、元稹的大力提倡，才逐渐为世人所重视。韩愈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元稹则说他“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杜甫是“集大成者”的意思。杜甫才赢得了“诗圣”的称号，其诗作被称为诗史。
　　后世还有个关于杜甫诗的故事。宋朝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官名，协助国子监祭酒，负责监务），与正学（官名，相当于府学的教授）彭仲举游天竺，一起饮酒论诗。两人谈到杜甫诗的妙处时，彭仲举已经有些醉了，觉得杜甫的诗实在是太好，就大呼说：“杜少陵可杀！”刚好隔壁有个人听到了，四处去告诉人说：“有一怪事，林司业与彭正学在天竺谋杀人。”有人问其所谋杀者谁？答：“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无不笑倒。事见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


　　创作缘起及后记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骄傲，了解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在情绪。我自小爱好历史，构思写一套非学术角度的历史读物已经很久了。汉、唐、宋、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著的四个朝代，加上明之后的清朝，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历史的全进程。而汉、唐、宋、明作为汉人自主统治的政权，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巅峰状态。
　　汉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平民所开创的基业，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文化，即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制度，对之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汉声威便是在这一朝代开始崛起，甚至汉朝的国号延续成为中国人的代称至今。
　　唐朝由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陇西贵族开创，以自信和开放的姿态取得了封建历史顶峰的辉煌，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宋朝由武将开创，却重文轻武，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中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时代。这样一个辉煌的朝代，却先后在与辽、金、西夏、蒙古的战争中连连败北。终宋一朝，外患最强烈，一直处在外族的危胁之中，其局面始终是“一切苟且而已”。
　　明朝在元朝与清朝之间，夹在两个非中原民族政权之间，本身就具有引人瞩目的一面。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历代皇帝中出身最为卑贱的，他虽然起于草泽，却是熟知政治，创造了历史上最专制的中央集权，其所制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均为清朝所沿袭，有效力达六百年之久。最为奇特的是，明朝的十六个皇帝绝大多数死在四十岁之前，而且大多荒淫滑稽，历朝历代皆不能及。
　　本书为关于唐朝前期的历史随笔，选取了公元755年这个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讲述了唐朝由建国到贞观之治，再到开元盛世，达到了中国封建王朝最鼎盛，却突然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安史之乱，境况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
　　这本书与之前出版的《880年：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晚唐）、《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晚明），同步出版的《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宋），以及即将出版的汉代、中明等，一起组成了我与文脉堂所共同策划构思的“汉唐宋明大历史系列”。
　　在这个大的构架下，我力图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展现汉、唐、宋、明四朝的波澜壮阔，其中既有精彩的故事，又有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对人性的剖析。
　　在“汉唐宋明大历史系列”中，主线视角各各不同，但我一直着力突出两点：一是人性对历史的影响，二是历史环境下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作用，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崩溃。
　　很感谢朋友们和读者们长期以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使得我这样一个历史爱好者在写作的艰难道路上坚持了下来，也请你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吴蔚
　　2006年11月于北京


　　本书大事简要年表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隋炀帝被杀，隋亡。
　　公元621年，李世民平定东都。
　　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即位。
　　公元630年，唐灭东突厥。各族君长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公元649年，唐太宗死，唐高宗即位。
　　公元655年，唐高宗册武则天为皇后。
　　公元660年，武则天开始涉政。
　　公元683年，唐高宗死，武则天临朝。唐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豫王李旦即位为唐睿宗。
　　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
　　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同年死。唐中宗李显复位。
　　公元710年，中宗李显被毒死。韦后被杀。唐睿宗李旦复位。
　　公元712年，唐玄宗即位，次年任姚崇为相。杜甫出生。
　　公元724年，唐玄宗皇后王氏被废。
　　公元733年，李林甫入相。
　　公元737年，武惠妃死。
　　公元740年，杨玉环进宫。
　　公元752年，李林甫死，杨国忠任宰相。
　　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颜杲卿、颜真卿发兵抵抗。
　　公元756年，马嵬驿兵变。唐肃宗即位。
　　公元757年，张巡、许远守睢阳；郭子仪等收复长安、洛阳。
　　公元761年，王维死。
　　公元762年，唐玄宗死。同年，唐肃宗死。李白死。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
　　公元770年，诗人杜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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