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精准施策激发活力
text: 向晓梅
  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塑为关键，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和调节作用，兼顾效率与公平。
  11月，国家反垄断局挂牌成立后，集中处罚互联网等行业的市场垄断行为，引起广泛关注。
  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为各类主体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正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手段之一。从行业层面看，适应新经济发展，既要监管平台经济，又要鼓励创新；扩大到市场层面看，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高质量发展须“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
  那么，如何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如何“管得住”也“扶得好”，让各类市场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发展空间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向晓梅近日接受南方日报专访表示，企业家像鱼，水质水温适宜就会游过来，珠三角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集聚地，需要向市场厘清强化监管和反垄断与创新并不矛盾的概念，稳中求进且精准施策，加强预期引导，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将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与注重社会公平分配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为高质量发展培育优秀企业。
  ●南方日报记者  苏力
  对新经济监管和扶持并重
  南方日报：互联网行业是目前新经济中较为活跃的行业，也是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的重点之一，珠三角当前存在何种问题？
  向晓梅：珠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B2B平台经济正在萌芽，这个区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等领域成效卓著。但也面临新科技革命引致的一系列新科技治理挑战。
  首先，外包、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一批新的就业模式、产业组织重塑劳资关系，这种貌似“灵活”“自由”且廉价的雇佣形式实现了所谓的“去劳动关系化”,劳动者工伤保险、劳动保护等权益难以保障。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数字劳动者的个人技能积累，劳动者被“去技能化”，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在与资本博弈中的谈判地位。
  其次，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容易形成“赢家通吃”的垄断竞争格局，也引发了反平台垄断规制的“相关市场界定”难题。平台寡头以垄断定价、恶性竞争等方式扭曲市场价格，削弱创新活力。
  再次，数据安全不仅涉及个人隐私泄露和保护，而且波及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维护，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影响甚大。特别是垄断性平台企业滥采滥用个人信息数据的商业模式，导致了数据垄断、数据泄露频发，造成个人财富窃取、人身攻击和网络暴力。
  南方日报：面对这些问题，应如何既加强对新经济的监管，又鼓励其共享和创新发展？
  向晓梅：当前需要厘清概念，加强预期引导，尤其是两组需要思辨性看待的概念。
  一是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与创新不是矛盾体，以激发创新为目标的管理对中小微企业更有利。只要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创新基础上的反垄断，其一方面加强了监管，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迈出新的步伐，同时符合国际规则。另一方面放宽了市场的竞争空间，让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有机会成长，让要素合理流动，扩展创新空间。
  二是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既是打击，也是保护。其打击的是大数据通吃和数据垄断对实体经济的限制，以及平台经济利用资本的力量不计成本无序扩张造成的价格失真，否则价格失真最终将导致市场失灵，进而又会伤害实体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让市场走向规范，才能既保护生产者也保护消费者，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此基础上，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将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与注重社会公平分配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以应对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挑战。
  首先，加快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安排，提高数字要素配置效率。
  其次，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治理，合理把握权益保护和市场价值发挥的平衡。
  第三，缩小数字鸿沟，倡导普惠式的机会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数字发展成果，必须做到全民共享。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并积极应对数字化和老龄化时代叠加下老年数字鸿沟治理难题。
  第四，政府建立健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风险识别机制、权利保障机制、社会保险机制和政府规制机制，缓解数字经济下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
  精准施策引导预期
  南方日报：要想“管得住”也“扶得好”，政策是关键。近年珠三角各市创新施政形式，推行“迭代式”政策，取得良好成果。为进一步更深刻理解社会心理特点，了解市场关心，加强预期引导，你认为政策制定有何优化方向和新的侧重点？
  向晓梅：第一，方向上，加强预期引导值得再次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需要打牢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当前为了加强预期引导，政策制定应一“稳”二“组”。一“稳”是指稳中求进，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让企业在较长的平稳预期中组织生产。二“组”是指政策保持长短期组合、系统成套组合，方能在不断变化的新经济领域保持足够灵活性、时效性和全面性。
  第二，侧重点仍然是制造业。珠三角新经济方兴未艾，部分城市还将其作为主导产业，近期“元宇宙”概念甚至出现过热现象。但是应该看到，“元宇宙”目前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概念层面，打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之后，只有游戏等少数产品能满足需求。珠三角发展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培育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抓手仍将来自具有优势地位的制造业，珠三角的制造业优势和传统产业对平台经济的需求和蕴含的爆发潜力，要比消费类平台经济更强。应对制造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打通产业和消费，实现产业数字化，让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真正融合发展。
  比如工业互联网平台让中小微企业能够低成本、个性化地实现智能化改造。又如制造业借助工业互联网还能与广东，特别是广州的商贸业结合，通过大数据匹配生产和消费，形成数字供应链。
  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南方日报：在新形势下，要执行和落实好政策，需要新理念和新思路，政府应有何种思路的变化？
  向晓梅：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四个理念变化。第一个理念变化是政府官员应当多些“本领恐慌”意识，仍需进一步熟悉经济规律，了解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发展模式，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的角色，更好地充当“服务员”角色，有序引导，顺应市场规律施政。
  第二个理念变化是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要以共同富裕的理念谋划当地的发展思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就要求政府引导企业在推动本地区长远发展方面扮演好企业社会角色，做大蛋糕，做好分配，助力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生共赢。
  第三个理念变化是更加清晰认识到高质量发展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处理好普遍性政策和个别性的关系，确保绿色发展政策的市场公平性，引导企业实现生产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企业绿色低碳技术取得突破。
  第四个理念变化是从以前招商引资的政企关系，向帮助企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政企关系转变，推动企业中长期布局，稳定产业链，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最终落脚到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信任、依靠和尊重企业家，发挥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