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LGBT群體用法律為自己發聲 把廣電總局、京東都告了
生於1997年的西西是一名女同性戀者，初中時就發現自己喜歡女生。 在大學的一節辯論課中，她發現一些同學對同志群體懷有惡意，“同性戀是變態，怎麼能允許他們結婚？”“同性戀是性心理障礙，這些不都是明擺在教科書上的？”西西認識到，這些同學的知識仍然十分陳舊，這些知識的來源是被公眾認為絕對正確的教科書。 2016年4月，她發現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將同性戀劃分為“性心理障礙”和“性變態”，並稱同性戀是“性愛方面的一種紊亂或性愛現象的倒錯”。她致信要求出版社改正、多番交涉不果後，西西委託律師向法院提起“產品質量糾紛”訴訟，指該書存在錯誤、誤導等明顯編校、內容質量問題，將出版社與販售平臺江蘇圓周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京東）告上法庭。 西西認為，暨南大學出版的《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一書“汙名同性戀” 西西的律師於麗穎認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因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兩被告出售質量不合格的書籍，應承擔相應責任。 該案本將於去年10月在江蘇省宿遷市宿豫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但已兩次延期，目前仍在等待法院的開庭通知。 對決廣電總局 利用法律手段維權的同志並不只有西西一人。去年12月，上海白領小五（化名）則對中國廣電總局提起了行政訴訟。 去年6月，廣電總局主管的中國網路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網路視聽節目內容稽核通則》，稱同性戀屬於“表現和展示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是“渲染淫穢色情和庸俗低階趣味”。 去年5月，臺灣大法官宣佈禁止同性結婚是違反憲法，使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區。圖為2009年臺灣同志遊行 看到這項通則後，小五“覺得被侮辱了”，“臺灣剛宣佈同性婚姻合法化，馬上又看到這個訊息，落差很大”。 小五向廣電總局遞交了資訊公開申請，要求公開《通則》將同性戀界定為“表現和展示非正常性關係、性行為”的法律、政策依據等。總局回覆稱，小五要求公開的一些資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中所指的政府資訊。小五再申請行政複議，廣電總局回覆說“適用依據正確，程式合法”，指申請人不服可提起訴訟。 去年11月，小五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判決撤銷廣電總局發給他的政府資訊公開告知書和行政複議決定書，並要求廣電總局重新作出資訊公開告知。 幾周後，小五收到了法院的立案告知書，目前在等待法院開庭。 中國民眾如何看待性少數群體？ 70% 受訪者不贊同將同性戀視為病態 80% 受訪者認為法律應明確保護性少數人群權利 85% 受訪者支援同性婚姻合法化 官方滯後民間 2016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釋出的一份中國性少數群體生存報告顯示，大部分受訪者都對性的多元持開放、接納的態度。 三萬多個受訪者中，有70%不贊同將同性戀視為病態，近85%支援同性婚姻合法化。超過80%的受訪者認為，法律應明確表示保護性少數人群的權利。 社會學家李銀河認為，相較於社會的包容性，“官方的意識形態還有點滯後，像《通則》把同性戀等同於淫穢，就是落後的表現”。 李銀河說，在立法方面，當局未立法保護LGBT群體；在聯合國反對根據性取向進行歧視的決議中，中國投了棄權票；在影視文化方面，同性戀題材網劇《上癮》被下架，這些都是官方滯後的表現。 1997年中國修訂《刑法》，刪除了可用來懲處同性性行為的“流氓罪”和“雞姦罪”，2001年新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不再將同性戀劃分為病態，但之後中國一直沒有制定保護LGBT群體的法律。 無奈策略 同志平等權益促進會負責人燕子（化名）指出，LGBT群體在面對歧視時，不能直接引用某條有關平等權益的法律，只能利用跟其沒有直接關係的法律打官司，“是一個無奈中的策略選擇”。 “侵權或對同性戀的歧視行為是透過不同形式表現出來的，所以可以從不同的法律關係中去尋求救濟，”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振宇說。 最近幾年的幾起案例包括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一般針對的是政府部門，包括廣電總局、教育部，起訴大多是因為要求政府部門進行資訊公開，而政府的回覆未讓申請人滿意，如小五參與的案子；民事訴訟主要是起訴對LGBT群體存在歧視的公司或進行同性戀扭轉治療的醫院，如西西的案子。 王振宇舉例說，他所代理的中國導演範坡坡訴廣電總局一案中，範坡坡因為其導演作品《彩虹伴我心》被各大網站刪除，向廣電總局寄出資訊公開申請信詢問刪除理由，但廣電總局的回覆並未讓範坡坡滿意，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條例》起訴廣電總局。 在民事訴訟方面，王振宇指出，不同的案件可以引用不同的法律，比如涉嫌就業歧視的案子，可以引用民法中的名譽權、人格權以及勞動合同法，如果是扭轉治療的案子，就可以用民事侵權法。 訴訟能帶來改變嗎？ 小五說，他參與的這起案件可能不會勝訴，但結果已不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在同志群體圈內外有影響，“讓大家都能關注到這個事情，意識到我們這個群體”。 西西則十分看重輸贏。她認為，案子一旦勝訴，可以用勝訴的結果去影響與教材有關的利益相關方，促使他們作出改變；如果輸了，可能會讓大眾認為同性戀在中國還沒有去病理化，從而加深歧視，也可能讓LGBT社群喪失信心。 而在王振宇看來，這樣的訴訟雖然有勝訴有敗訴，但影響力很大，可以向公眾宣示這個群體的存在，宣示他們的權利，同時促進法律和政策的改善。 “一般學生都會相信教材，如果看到教材說同性戀是病，同性戀會覺得自己有問題，不是同性戀的會歧視同性戀。經過訴訟，反覆強調這個教材是錯的，不是同性戀的學生就不會再歧視同性戀，同性戀也不會再自卑，”他說。 王振宇曾代理女大學生秋白訴教育部一案。他認為，雖然案件敗訴，但讓更多人關注到了教材存在的問題，傳播的資訊能讓出版社和作者有所反思。 秋白訴教育部案敗訴後，她與全國各地多名志願者一起整理出全國47本“錯誤描述同性戀”的高校教材，向全國20家出版社、79名編者寄出郵件，要求修改書中的言論。據秋白統計，將有20本得到修正。 西西說，之前秋白的訴訟主要是針對教育部，而出版社和編者都沒有被追責和討論。 “希望透過我的案子讓出版社和編輯這兩個相關責任方關注到這個事情，”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