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單價值準備金強制執行之研析
保險法;強制執行法
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編號：2171
        

        
            議題研析
        

        1、 
            題目：保單價值準備金強制執行之研析
        

        2、 
            議題所涉法規
        

        保險法、強制執行法

        3、 
            
            背景說明
        

        所謂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人壽保險在平準保費制[footnoteRef:1]下，要保人於各年度所溢繳保險費累積而形成之保單現金價值，當要保人負有債務無法清償時，債權人得否聲請強制執行保單價值準備金，向有爭議。對於此一問題之討論，105年11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論採否定說，其主要理由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乃保險人之資金，並非屬要保人之責任財產。再者，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屬附停止條件之債權，而人身保險係以人格上法益為基礎，故保險契約之終止權專屬於要保人一身之權利，執行法院或債權人均不得代位要保人即債務人終止人身保險契約，從而保險契約仍存續中，停止條件自未成就，尚難認要保人對保險人有解約金債權存在。 [1:  與之相對者為自然保費制。人身保險保險費之計算，係以被保險人於各保險年度之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依各年度不同之危險發生率計收保險費，即為「自然保費制」。由於危險多隨年齡增長而增加，為避免每一保單年度應繳之保險費數額遞增，致降低保險契約之繼續率，實務上在設計保險商品費率時，將保險期間內應收之保險費總額予以平均化，此即「平準保費制」。換言之，在平準保費制下，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初期繳付之保險費必然高於該等年度之自然保費，此等平準保費與自然保費所生差額，即係用以填補保險期間後期實繳平準保費之不足。] 


        上開法律問題之研討結論作成後，司法實務見解仍紛陳[footnoteRef:2],關於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金得否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最高法院大法庭於111年12月9日作成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該裁定基本上肯定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債權性質，且不具一身專屬性，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惟其裁定理由亦強調「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並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俾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2:  詳情請參閱葉啟洲，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權利歸屬及強制執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論及審查意見評析，台灣法學雜誌，第336期，107年1月，頁9-11。] 


        4、 
            探討研析
        

        （1） 
            研議執行法院依職權調查執行標的即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必要性
        

        按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為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1項所明定。前開規定雖將「債權人查報」及「執行法院職權調查」並列，然實務見解向來將「債權人查報」解為優先，以致強制執行程序之債權人須先提出證據釋明債務人在何保險公司投保，執行法院才願開啟後續執行作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3號研討結論參照）。尤以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後，對於個人資料之管制更為嚴格，保險公會以與相關系統建置之目的不符[footnoteRef:3]為由，拒絕已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以個人名義查詢債務人之投保狀況。因此，即便最高法院大法庭承認保單價值準備金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然實際上受惠者，終究只有執掌國家公權力、可調查債務人投保狀況之行政機關而已（即行政執行程序），一般民眾因無法查悉債務人之投保狀況，致無從開啟強制執行程序，是關於	執行標的即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陳報，實有併行檢討之必要。 [3:  壽險公會投保紀錄查詢常見問答FAQ之申請人相關第2題，網址：http://www.lia-roc.org.tw/indexs/other/%E6%8A%95%E4%BF%9D%E7%B4%80%E9%8C%84%E6%9F%A5%E8%A9%A2FAQ.pdf，瀏覽日期：112年7月25日。] 


        （2） 
            德、日法制之參考—介入權
        

        為避免要保人將其財產藏匿於保險契約，以脫免債權人之強制執行，造成不公平結果，德、日法制均肯認執行法院得以執行命令終止保險契約，命保險人償付解約金[footnoteRef:4]。然前開執行結果將致保險契約失效，保險契約之保障因而喪失，並使要保人過往繳付保險費所累積之保險利益付諸流水，故有「殺雞取卵」之譏。是為平衡上述執行結果所造成之不利益，比較法上德、日立法例有所謂「介入權」之規定，當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遭受強制執行時，得由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行使「介入保險契約」之形成權，得於提供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清償債權人後，代替原要保人繼續維持保險契約之效力[footnoteRef:5]。惟應注意者，對於要保人利用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權利，我國保險法除第119條之終止契約償付解約金外，尚有第120條之保單質借，該規定係仿自法國保險法第77條第2項，德、日法制並無類似規定，故論者有謂此乃德、日不得不採行「介入權」制度之故[footnoteRef:6]。 [4:  郭宏義，保單價值之強制執行—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之商榷，月旦律評，第13期，112年4月，頁66。]  [5:  卓俊雄，	人壽保險契約強制執行，	月旦法學教室，第163期，105年5月，頁23。葉啟洲，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受益人之平衡保障—德國保險契約法上受益人介入權之借鏡，月旦法學，第255期，105年8月，頁96-105。梁玉芬，再論保單價值之強制執行，司法週刊，2006期，109年6月5日，第2版。]  [6:  郭宏義，同註4，頁70。] 


        

        撰稿人：吳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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