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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Wang Shihua is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currently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of Anhui History (历史学会),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n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中国明史学会). He is the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Collection of Anhui Merchants’ Inform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徽商研究 (A Study on the Anhui Merchants), 富甲一方的徽商 (On the Rich Anhui Merchants), and 中国十大商帮 (The Ten Major Merchants in China).This interview was originally in Chinese,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will be published in May 2014.1. 在韦伯命题中，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您是如何看徽商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王世华: 韦伯命题曾在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但他对中国的分析我是不大赞成的。首先我们要知道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它是指包括勤俭、诚实、讲信用等等美德，同时把赚钱当成人的“天职”，而新教伦理正是这种精神的源头，这种精神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他把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余英时先生早就指出从唐代韩愈以后新儒家出现，这与旧儒家有很大不同，道教也非一成不变，两宋之际全真教以及后来的真大道教、太一教出现后，道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宗教伦理上说新儒教、禅宗和道教的变化都是向入世苦行的方向转变，这又和新教伦理是一致的。从整体上说，虽然儒家学说是保守的，但儒教中的很多因素却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很多徽州人当初就是在大儒王阳明“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四民异术而同道”的思想指导下走上经商之路的。至于徽商的勤俭、诚信、重教兴学、社会责任感等等无不是受到儒学的影响。我想这些都不会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徽商的一些做法也很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比如徽商早就采用“伙计”制，就是中国经营管理阶层的前身。近代还出现经理制。股份制经营在明代就出现了，理性经商更是比较普遍。因此，虽然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的那种资本主义，但徽商的发展决非与资本主义背道而驰。2. 您曾经撰写过徽商、晋商比较研究，您认为这二个商帮对封建势力的关系的何差别?王世华: 徽商与晋商都是封建性质的商帮。他们都仰攀皇帝，依附政府，交结官员。我们大可不必对他们进行道德谴责，因为只要是专制社会，只要商人在市场上还没有取得主人地位，只要一切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商人要想生存，要想追求更大的利益，只能如此。只能向封建势力屈服低头。就这两个商帮而言，徽商与封建势力的关系更紧密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徽商“贾而好儒”，是有文化的商帮，在这一方面超过晋商，因此他们更容易与官员接触、沟通、交友，与官员交往更深、更广；二是徽商更注重培养子弟读书，让他们参加科举，走入仕之路，所以明清两代徽商子弟中进士、中举人、成秀才的人数，晋商子弟望尘莫及，这些人做了官自然加深了徽商与封建势力的关系；三是徽商致富后非常重视宗族建设，他们拿出钱来建宗祠、修宗谱、置族田，大大巩固了封建宗族制度，强化了与封建势力的关系。而这一点又是晋商无法相比的。3. 在儒家看来，个人的慈善活动与政府的仁政是不能并存的。因为个人慈善活动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政府没有负起应当负担的责任，因而不是一个好政府。因此，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对民间慈善活动有很大的排斥性，但是徽商很积极在慈善事业上，您认为这背后的意义为何 ?王世华: 从理论上看，个人的慈善活动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政府没有负担起应当负担的责任，但我认为儒家并不排斥个人的慈善行为。早在北宋皇祐二年（公元一○五○年），朝廷大官范仲淹被贬后就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助田地1000多亩设立建立“范氏义庄”，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范氏订立义庄章程，其后代继续维持，虽然朝代更迭，历经战乱，但一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共持续了八百多年。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范氏家族的慈善行为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时期，很多徽商就是在范氏影响下，致富后大量从事慈善事业。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封建政府的反对，反而得到封建官员的嘉奖，官员为他们赐匾、赐记，甚至建立牌坊。如清代盐商鲍漱芳向政府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嘉庆皇帝赐建“好善乐施”牌坊。徽商善举思想根源还是儒家思想，如：“积而能散”。明代歙商黄崇敬在扬州业盐致富后就说过：“积而能散，礼经明训。”于是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天命观。鲍士臣说：“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 绩溪章策说：“造物之厚人也，使贵者治贱，贤者教愚，富者赡贫，不然则私其所厚而自绝于天，天必夺之。”义利观。舒遵刚说：“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满招损”。闵象南说：“扑满有入无出，吾惧其扑，故不敢满，且吾子孙固未尝贫也，使至于扑，欲求为中人产得乎？”徽商积极从事慈善事业说明民间义行是对政府职能缺失的有效补充，它有利于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因而政府不但不反对，反而给予支持和鼓励。由于封建社会的愚民政策，百姓对政府的职能并没有清醒的认识，民间义行不会激起人们对政府的反感，所以政府不反对这种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