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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内容由孟健军教授撰写刊出城镇化过程也是工业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从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角度来观察日本的城镇化，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日本的城镇化曾经历了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痛苦过程。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各种产业公害对于大气、水、土壤等产生了非常恶劣地影响。1963年日本政府指定了13个新产业城市和6个工业整备特别地域。由此，“基础产业型”环境污染的发生源集中到了沿海工业地带，成为严重的产业公害发生的区域。水质和土壤的污染的进一步加剧，以硫氧化物为主的大气污染范围扩大，污染程度也日益严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四大公害（九州南部水俣病、四日市市哮喘病、富山痛痛病、新泻第二水俣病）。但是以四大公害的四日市市哮喘病问题不断深刻化社会化为契机，1970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召开所谓的“公害国会”，全面解决当时已经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这成为了日本强化公害规制的转折点。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终于开始转向重视环境的产业政策。即便如此，日本为环境公害问题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仅看一下北九州市的数字，从1972年到1991年的20年间投入治理环境公害的费用超过了8000亿日元（约合640亿人民币），其中政府的资金投入约占70%。笔者在几次访谈中，北九州市政府的负责人都表示，如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产业化初期意识到环境问题的话，之后就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税金去治理环境。这对日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在针对公害污染的措施取得稳步进展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日本的城镇化加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了汽车时代。这个时期以“城市生活型”污染为核心的环境问题也愈加显著。其发生源除了工厂和企业之外，城市机动车的快速大量普及也成为了大气污染的移动发生源。而主要大气污染物质也从二氧化硫废气变为氮氧化物废气。同时，以城市普通垃圾污染为代表的区域性环境问题也在不断地激化。但是，城市生活型污染与产业型污染相比，其影响不容易显现出来，处于一种慢性持续的污染状态。此外，在产业型污染中可以区分污染者和受害者，但是在城市生活型污染问题中每个人都是污染者，同时也都是受害者。在今天的城镇化过程中，克服这种类型的环境污染迫切需要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模式。笔者认为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可以并行。但其前提条件是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为环境政策的出台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比如：高收入条件下充裕的资本保障了减少污染的投资增加等。从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但我们可以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看待这一情况。随着工业化进程，环境所承担的负荷越来越大，但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社会思想也从注重经济发展转为重视环境保护，再加之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等等，这些因素最终都会使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压力变小。严格的环境规制也将进一步引起经济结构向低污染转变。笔者认为，与过去的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环境痛苦相比，中国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将会在城镇化过程中比发达国家环境负荷相对较低，并且在比较快的阶段经历环境问题的高峰。21世纪的城镇化过程，使得产业和环境问题进一步全球化。今天国际社会已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只有“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才是现在以及未来最基本的形态。面对这样的人类城镇化过程中的共同环境问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齐心协力应对。孟健军教授近期出版文章包括: «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走势», «人口政策是否转变—关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等文章，其他有关孟健军教授的著作请点击此连结&#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