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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回复内容由袁志刚教授撰写您认为城镇化是否能减低内部与东部省份间的差距? 中央政府如何减少城市间的相互竞争? 中央与地方政府如何打破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土地的依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对于改善区域的不平衡有较为积极的影响，若户籍制度和跨区域土地流转等要素市场改革能更深入推进的话，这种正面的影响将更为显著。中国的本身的幅员辽阔，珠三角、长三角之间的禀赋也存在诸多差异，区域间直接的竞争关系不明显，竞争更多的存在于各区域的内部之间，如广州和深圳，这种竞争目前尚未有比较好的协调机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些重复建设和资源错配的情况。在中西部，部分县市存在着过度开发、超前开发的情况，短期而言，中央政府可以在资金供给和项目审批等方面进行调控；长期来说，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扩大地方政府发债的权限，由市场来为基础建设投资指路，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您认为现阶段的保障房实施办法有何问题与挑战?近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所公布的保障房实施办法均表示将把非户籍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但对于非户籍人口的申请条件往往较为苛刻，非户籍人员需要出具纳税证明、社保证明并满足工作达一定年限等准入条件。然而保障房面临更大的问题在于空间分布的不合理，最新的数据显示保障房新开工套数东中西部的比例为30:34:36，作为人口导入地的东部地区新建的保障房数量偏低。即便是针对户籍居民中的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也还须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设计让人讲真话的机制。有时这种机制很冷酷，例如廉租房要建的很小很简陋，从而保证它落到真正需要帮助者手里。您认为城中村的根本解决之道?我国的“城中村”是在城市快速蔓延的过程中出现的——由于开发主体为了规避高拆迁成本而采取 “征地不征村”，造成“城市包围农村”。受城市化的增值效应带动，“城中村”中存在着活跃的农房租赁活动，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贫困人群。村民的逐利意识更随之空前觉醒，对土地资源进行了掠夺性使用，对社区居住环境、卫生、治安带来极大负外部性，形成“城中村痼疾”。为贫困人口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可以引流走部分城中村租客，但远不是根本解决之法。城中村问题的根源是极不稳定的土地产权关系——村民随时面临拆迁的可能，因此其行为有短期性的特点，对房屋或社区的投资严重不足。因此，根本解决之道是转变城中村土地性质和农民身份。结合城市土地利用升级的需要，城中村的“清理——重建”是一条路径，但是，城中村的推倒必须同时为其廉租屋功能寻找到替代实现之法，否则城市可能出现新的流动的贫民窟。而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主导的廉租房体系还远未形成。目前中国部分城市已开放申请城市户籍，但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些农民更改户籍的意愿不高，您如何看这个现象?解放后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的目的是固定人口、维持社会稳定，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城市化与市场化要求要素的流动性，因此产生了户籍制度改革的需求。但需要清楚的是，户籍制度改革是为人们提供选择权，而不是剥夺。户籍关联了本地福利和特权，所以人们的户籍落在哪里，是经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的。我们通常只看到由于城市财政压力过高而难以放开户籍制度，却忽视了农业户口也有附加值。一方面，农村集体成员权与保障挂钩，在当前土地制度下，农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都有福利分配的性质；另一方面，农村集体成员权与其财产权利挂钩，一旦放弃农业户籍，就得放弃土地、房屋等财产，也得放弃获得集体经济组织分红的权利。所以很容易理解，某些农民亦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袁志刚教授近期出版书籍包括: «城乡统筹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国家竞争力研究», «中国居民消费前沿问题研究» 等书，其他有关袁志刚教授的著作请点击此连结&#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