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記者課堂結緣 合作出書推生死教育
活於香港這個繁忙都市，每日都為口東奔西馳的您，可曾停下來，思考過「死亡」這個問題？

近日在高錕效應下，「預設醫療指示」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但當要切身面對自己或親朋好友的離開，中國人卻又大多都只會採取忌諱、迴避的消極態度。正因「死亡」這個題目是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不應但卻又偏偏被忽視的，獨立記者陳曉蕾出版了共分上下兩冊《見棺材》及《流眼淚》的調查報導《死在香港》，引起很大迴響。原來出書是緣起自一位社工的邀請。本來素未謀面，但兩位在社聯學院舉辦的「機構刊物寫作」工作坊上互相認識，更展開了社工與記者合作的契機。

社聯工作坊撮合合作
正當聖公會聖匠堂護慰天使計劃的社工梁梓敦接到機構任務，要出版一本討論生死議題的書，不知如何入手之際，聽曉蕾在課上講解寫作理念和出版技巧，發現「她正是我想找的人！」，於是便主動聯絡她。可是，曉蕾對出書也有要求，「我一生人能做的深度報導很有限，也許只能寫十本書，要是我答應這次合作，就少了一本。」她沒有立即答應這位社工的邀請，倒是覺得議題重要，便出席他主講的生死教育地區講座。

講座中，她看到在場市民聽著本來可能是「禁忌」的生死議題，反應格外認真，不斷提問和思考，有些人更由於觸及切身經驗而情緒激動。不過，令她真正考慮合作可能性的，是這位社工看待議題的認真：「梓敦雖然代表機構，但也以議題為重，落力解答觀眾的疑問。最後見發問踴躍，竟抽起機構的服務宣傳，延長討論時間。我才發覺，與這人合作也未嘗不可。」

事先溝通 目標一致
梓敦並不善長於寫作和報導，知道要做好出書工作，不得不找有經驗的作者協助。他在社聯的工作坊上認識曉蕾，也看過她的文章，相信透過曉蕾的文字，可以讓「死亡這個『冷門』的議題接觸到一群以前無法接觸的人」。向機構介紹這位記者前，他們已經多次交換這次出書的想法，建立默契，目標一致：「不只是出一本書，而是做一件事：推動香港的生死教育，讓市民關注、引起討論，並且一起帶來改變。」

「出書不單是為機構宣傳服務，更重要的，是令讀者認識議題。」最終，沒人當這是一本宣傳書，而是關於香港生死教育的二十一萬字報導，透過展示真實的故事，令讀者明白喪親人士的需要，更能實在地理解到機構工作的重要。整書舖排不少機構義工的親身經歷和工作都散落在報導篇章裡，使書末介紹機構、徵求義工及捐款的獨立篇幅，更顯成效。

同理感受 給議題一個「重量」
為了深切體會生死議題，整個出版團隊曾到訪沙嶺，拜祭無人認領的公墓。當日一行九人，手執白玫瑰，親身走到無家可歸者的最終地；他們又採訪真實的喪親個案，了解喪親者面對的困難，過程中，曉蕾也很受感動，但「我不只是想寫一本讓人流淚的書」，她更想做到的，是令社會反思背後牽連更廣的社會問題，「把情緒帶到值得關心的議題上，才不讓眼淚變得廉價。」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社會更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議題報導，以全面的資料採集，呈現議題的真貌。曉蕾形容她的工作是「翻譯」社會議題。透過互通情感的文字，展示真實的故事，引起讀者對議題的疑問和關心，讓議題在讀者心中建立「重量」。

影響深遠 出書力量不可取締
曉蕾和梓敦異口同聲：「出書的影響是長遠而多方面的。」就像這次出版《死在香港》後，有不少媒體找他們做生死議題的訪問，又有市民看完書主動捐助機構推廣生死教育。他們都相信，一本深入而詳盡地探討議題的書，所引起的討論和共鳴，不是現今轉眼即逝的報紙雜誌或者社交媒體所能做到的。「有一次在外開會，贈書給對方，對方實實在在拿著一本書，不得不面對書中所承載的社會問題。當他看著書，心裡有所反思，就是影響。」梓敦仍然感受深刻。
<s>[INST] <<SYS>> 你是一個專業的博主。請用繁體中文就指定主題撰寫一篇不少於 400 字的粵語博客。你的博客應該包括引言、正文和結論。 你應該將正文分為幾個段落。您要把博客的內容寫得豐富且有趣。博客內容必須切合打工仔的興趣。如果您不知道指定的主題或沒有足夠的信息來編寫該主題，則應使用指定主題的前十個 Google 搜索結果來編寫它。 <</SYS>> 社工、記者課堂結緣 合作出書推生死教育 [/INST] 活於香港這個繁忙都市，每日都為口東奔西馳的您，可曾停下來，思考過「死亡」這個問題？

近日在高錕效應下，「預設醫療指示」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但當要切身面對自己或親朋好友的離開，中國人卻又大多都只會採取忌諱、迴避的消極態度。正因「死亡」這個題目是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不應但卻又偏偏被忽視的，獨立記者陳曉蕾出版了共分上下兩冊《見棺材》及《流眼淚》的調查報導《死在香港》，引起很大迴響。原來出書是緣起自一位社工的邀請。本來素未謀面，但兩位在社聯學院舉辦的「機構刊物寫作」工作坊上互相認識，更展開了社工與記者合作的契機。

社聯工作坊撮合合作
正當聖公會聖匠堂護慰天使計劃的社工梁梓敦接到機構任務，要出版一本討論生死議題的書，不知如何入手之際，聽曉蕾在課上講解寫作理念和出版技巧，發現「她正是我想找的人！」，於是便主動聯絡她。可是，曉蕾對出書也有要求，「我一生人能做的深度報導很有限，也許只能寫十本書，要是我答應這次合作，就少了一本。」她沒有立即答應這位社工的邀請，倒是覺得議題重要，便出席他主講的生死教育地區講座。

講座中，她看到在場市民聽著本來可能是「禁忌」的生死議題，反應格外認真，不斷提問和思考，有些人更由於觸及切身經驗而情緒激動。不過，令她真正考慮合作可能性的，是這位社工看待議題的認真：「梓敦雖然代表機構，但也以議題為重，落力解答觀眾的疑問。最後見發問踴躍，竟抽起機構的服務宣傳，延長討論時間。我才發覺，與這人合作也未嘗不可。」

事先溝通 目標一致
梓敦並不善長於寫作和報導，知道要做好出書工作，不得不找有經驗的作者協助。他在社聯的工作坊上認識曉蕾，也看過她的文章，相信透過曉蕾的文字，可以讓「死亡這個『冷門』的議題接觸到一群以前無法接觸的人」。向機構介紹這位記者前，他們已經多次交換這次出書的想法，建立默契，目標一致：「不只是出一本書，而是做一件事：推動香港的生死教育，讓市民關注、引起討論，並且一起帶來改變。」

「出書不單是為機構宣傳服務，更重要的，是令讀者認識議題。」最終，沒人當這是一本宣傳書，而是關於香港生死教育的二十一萬字報導，透過展示真實的故事，令讀者明白喪親人士的需要，更能實在地理解到機構工作的重要。整書舖排不少機構義工的親身經歷和工作都散落在報導篇章裡，使書末介紹機構、徵求義工及捐款的獨立篇幅，更顯成效。

同理感受 給議題一個「重量」
為了深切體會生死議題，整個出版團隊曾到訪沙嶺，拜祭無人認領的公墓。當日一行九人，手執白玫瑰，親身走到無家可歸者的最終地；他們又採訪真實的喪親個案，了解喪親者面對的困難，過程中，曉蕾也很受感動，但「我不只是想寫一本讓人流淚的書」，她更想做到的，是令社會反思背後牽連更廣的社會問題，「把情緒帶到值得關心的議題上，才不讓眼淚變得廉價。」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社會更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議題報導，以全面的資料採集，呈現議題的真貌。曉蕾形容她的工作是「翻譯」社會議題。透過互通情感的文字，展示真實的故事，引起讀者對議題的疑問和關心，讓議題在讀者心中建立「重量」。

影響深遠 出書力量不可取締
曉蕾和梓敦異口同聲：「出書的影響是長遠而多方面的。」就像這次出版《死在香港》後，有不少媒體找他們做生死議題的訪問，又有市民看完書主動捐助機構推廣生死教育。他們都相信，一本深入而詳盡地探討議題的書，所引起的討論和共鳴，不是現今轉眼即逝的報紙雜誌或者社交媒體所能做到的。「有一次在外開會，贈書給對方，對方實實在在拿著一本書，不得不面對書中所承載的社會問題。當他看著書，心裡有所反思，就是影響。」梓敦仍然感受深刻。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