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nundfünfzigste Tagung Tagesordnungspunkt 65 l) Resolution der Generalversammlung [auf Grund des Berichts des Ersten Ausschusses (A/59/459)] Einzelstaatliche Rechtsvorschriften über den Transfer von Waffen, militärischem Gerät sowie Gütern und Technologien mit doppeltem Verwendungszweck Die Generalversammlung, in der Erkenntnis, dass Abrüstung, Rüstungskontrolle und Nichtverbreitung für die Wahrung des Weltfriedens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Sicherheit unabdingbar sind, daran erinnernd, dass eine wirksame einzelstaatliche Kontrolle des Transfers von Waffen, militärischem Gerät sowie Gütern und Technologien mit doppeltem Verwendungszweck, einschließlich der Transfers, die zu Verbreitungsaktivitäten beitragen könnten, ein wirksames Instrument zur Erreichung dieser Ziele ist, sowie daran erinnernd, dass sich die Vertragsstaaten der internationalen Abrüstungs- und Nichtverbreitungsverträge dazu verpflichtet haben, den größtmöglichen Austausch von Materialien, Gerät und technologischen Informationen zu friedlichen Zwecken im Einklang mit den Bestimmungen dieser Verträge zu erleichtern, in der Erwägung, dass der Austausch einzelstaatlicher Rechts- und sonstiger Vorschriften und Verfahren bezüglich des Transfers von Waffen, militärischem Gerät sowie Gütern und Technologien mit doppeltem Verwendungszweck zum gegenseitigen Verständnis und Vertrauen zwischen den Mitgliedstaaten beiträgt, überzeugt, dass ein derartiger Austausch für die Mitgliedstaaten, die derzeit solche Rechtsvorschriften ausarbeiten, vorteilhaft wäre, in Bekräftigung des naturgegebenen Rechts zur individuellen oder kollektiven Selbstverteidigung nach Artikel 51 der Charta der Vereinten Nationen, 1. bittet die Mitgliedstaaten, die dazu in der Lage sind, unbeschadet der Bestimmungen in Resolution 1540 (2004) des Sicherheitsrats vom 28. April 2004 innerstaatliche Rechts- und sonstige Vorschriften und Verfahren zu erlassen oder zu verbessern, um eine wirksame Kontrolle über den Transfer von Waffen, militärischem Gerät sowie Gütern und Technologien mit doppeltem Verwendungszweck auszuüben, und gleichzeitig sicherzustellen, dass diese Rechts- und sonstigen Vorschriften und Verfahren mit den Verpflichtungen der Vertragsstaaten aus den internationalen Verträgen übereinstimmen; 2. legt den Mitgliedstaaten nahe, dem Generalsekretär auf freiwilliger Basis Informationen über ihre innerstaatlichen Rechts- und sonstigen Vorschriften und Verfahren bezüglich des Transfers von Waffen, militärischem Gerät sowie Gütern und Technologien mit doppeltem Verwendungszweck und über daran vorgenommene Änderungen zu übermitteln, und ersucht den Generalsekretär, den Mitgliedstaaten diese Informationen zugänglich zu machen; 3. beschließt, mit der Angelegenheit befasst zu bleiben. 66. Plenarsitzung 3. Dezember 2004 Vereinte Nationen A/RES/59/66 Vorauskopie des Deutschen Übersetzungsdienstes, Vereinte Nationen, New York.
暂定项目表* 项目25、58(n)和107 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联合国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 人民自决的权利 2004年3月16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此转递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州内和周边的冲突所涉法律问题的备忘录（见附件），供审阅。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将列入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的暂定项目表项目25、58(n)和107下的大会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 A/59/50和Corr.1。 2004年3月16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州内和周边的冲突所涉法律问题 可以不夸张地说，就其后果和延续时间而言，始于1980年代末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已成为20世纪末最残酷的一场冲突。 这场战争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成千上万人伤亡，一百多万人成为难民、流离失所，失踪者达数千人。 经过国际社会的调停努力，曾数次尝试找出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均未成功；在军事方面，这场冲突的主要后果就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领土被占领，并就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可能的地位进行讨论，此种讨论仍在以不同的紧张程度进行。 然而，这场冲突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它比人们初步想象的要深刻、复杂得多。 认真研究一下冲突的根源，就会发现：首先，双方对它们之间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持截然相反的立场。 尤其是双方都视对方为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新户，并认为这片领土自古以来即为己有。 尽管如此，本分析特意绕过冲突所涉的许多历史问题，让学者和历史学家去探讨这些问题。 本分析选择从法律方面阐述这一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即使对谁先进入现在有争议的地区的问题作出毫不含糊的回答，也不会对这片领土的法律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否则，世界上的现有边界就要重划个没完没了。 我们还要强调：这一方法绝不意味着某一方的论点站不稳，也不是要避免今后对该问题和其它问题进行讨论。 常常有人试图辩称：该冲突体现了国际法两大原则（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和人民有权自决原则）之争。 事实上，本分析的最后结果显示，就本案而言，这些原则之争是不真实的。 这一结论首先是基于目前有效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组织就该冲突所作的决定。 亚美尼亚方面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作为阿塞拜疆领土的地位提出争议；他们主要的法律论据为：斯大林1921年把该地区移交给阿塞拜疆是非法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据称受到歧视，因此，从法律上来讲，他们就有理由行使自决权、退出阿塞拜疆。 这样做显然有两大目标：第一，援引“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这一违宪和未经授权的党机关武断作出的决定”，1 从而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第二，初步确保大家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在据信得到群众广泛道义支持的基础上实际脱离阿塞拜疆予以理解和容忍，并以此为最低目标。 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红军第十一军入侵阿塞拜疆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20年4月28日宣告成立；独立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也就不复存在。 后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由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领土要求，高加索局确实讨论了该问题，并在1921年7月5日的会上决定，把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留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 同时，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议给予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广泛的自治权。 高加索局的决定表明它决定把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留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而不是——如亚美尼亚方面现在所坚称的那样——把它交出来。 兹摘录该决定执行部分内容如下：“鉴于穆斯林同亚美尼亚族之间需要民族和平，鉴于上卡拉巴赫和下卡拉巴赫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同阿塞拜疆的牢固联系，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应留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同时享受广泛的区域自治权……”2。 关于组成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法令是1923年7月7日发布的。 应当指出，其时聚居在亚美尼亚境内的阿泽里人并不少于亚美尼亚族人，但却未获得类似权利。 统计资料显示，1918年，在现在的亚美尼亚境内的阿泽里人有575 000人。 然而，在苏联时期的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族与阿泽里人口比例每年都有改变，而且后者人数越来越少。 当时执行的政策就是这个目的，直至最后一名阿泽里人离开亚美尼亚领土。 负责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秘书长代表弗朗西斯·登先生在其题为《流离失所问题概述：阿塞拜疆》的报告中，就双方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争议作了以下评估：“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是一个与它们有着几个世纪历史联系的地区。 不过，目前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 俄国革命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两个新独立的国家为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领土诉之武力。 1919年的巴黎和会承认阿塞拜疆对这片领土的所有权。 当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归入苏联的版图后，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领土的这一安排也被保留下来，但把位于阿塞拜疆与其最西部的领土纳希切万地区之间的赞格祖尔地区划给亚美尼亚。” 必须指出，亚美尼亚方面的领土要求并不限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 因此，由于苏联时期多年密室交易的结果，除赞格祖尔外，迪力占、盖察、纳希切万的数个村庄和阿塞拜疆凯得别克区和哈萨克区的土地都“和平”移交给了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受到歧视的说法是经不起调查的。 苏联宪法第86条规定，自治州属于加盟共和国或领土的一部分。 关于自治州的法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提出，由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 苏联共有八个自治州；均列入宪法第87条。 根据该条的规定，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是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 按照《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法律地位由《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法》规定；该法先由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提出，后经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 自治州作为国家领土的一个单位，享有一定的行政自治权，因而就拥有若干权利；这在实际上确保能满足人民的具体需求。 按照前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宪法第110条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法》第4条——笔者），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有该自治州的5名代表。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有该自治州的12名代表。 另外，按照《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13条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法》第6条，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名副主席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选举产生。 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代表苏维埃——州政府当局——拥有广泛的权利。 它根据居住在该州的公民的利益并参照其民族特征和其他具体特征，就所有地方问题作出决定。 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代表苏维埃参与讨论同全共和国有关的问题并就此提出建议，实施上级政府机关的各项决定，并指导下级苏维埃的工作。 所有政府机构、行政和司法机构及检察机关在工作中，以及在教育方面，也都使用亚美尼亚文，这体现了自治州多数人口的语言需要。 在1971年至1985年期间，向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发展投入4.83亿卢布的资本投资，这比前15年期间多出2.8倍。 在前20年间，人均资本投资几乎翻了两番（由1961至1965年的59卢布增至1981至1985年的226卢布）。 在前15年间，全阿塞拜疆的人均住房建设达3.64平方米，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达4.76平方米。 居民每万人拥有的医院病床数也比共和国其他地区高出15％。 虽然在共和国各地区中，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现有学前教育名额是相对较高的，但1971至1985年间，该州居民每万人所拥有的儿童教育名额的增加量是共和国平均数的1.4倍。 居民每万人所拥有的普通学校名额也一样，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超出其它地方1.6倍。 该州在提供住房、货物和服务方面优于共和国，这一点典型地反映了该州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 该州公寓楼人均居住面积几乎比共和国平均值高出三分之一，而农村居民的居住空间也比全共和国的农民大1.5倍。 该州人口可以得到较多的中等医护人员的护理（多出1.3倍），可利用的医院床位也多（多出3％）。 它有提供文化和信息服务的广泛机构网络（电影院和俱乐部数量比别处多出两倍余，图书馆数量高出一倍多），每百名读者可阅读的图书杂志多出1.6倍。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该州7.7％的儿童上初、高中，而全共和国这一比例为25％；37％的儿童可就读于常设学前机构（而共和国该比例则为20％）。 事实上，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比全阿塞拜疆发展得更快。 例如，1970至1986年间，共和国工业产出增加了三倍，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则增加了3.3倍（该州的增长率要高出8.3％）。 1986年，在自治州投入使用的固定资本资产比1970年增加3.1倍；而共和国同期则增加2.5倍。 就基本社会发展指标而言，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生活质量标准平均值超过整个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自治州以及全共和国，文化机构的发展都有长足的进展。 有五种亚美尼亚文的独立期刊。 与远离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的偏远山区的其他行政地区不同的是，该州装备有接收电视和无线电广播节目的技术基础设施。 如上所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在阿塞拜疆的存在和发展也证实：逐步形成的自制形式充分体现了自治州人民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族特征以及自治州的生活方式。 可以认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间的现冲突始于1988年2月20日；这一天，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苏维埃决定向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提出请愿，要把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由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联宪法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了改变加盟共和国边界的程序。 故依照苏联宪法第78条，在未经一加盟共和国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改变其边界。 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可由所涉共和国相互达成协定加以改变，但须经苏联批准。 13国家基本法的此项规定也纳入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 针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苏维埃1988年2月20日的决定，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88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同意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加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并批准该州由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分别于1988年6月13日和17日通过的决议中，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宣布，根据苏联《宪法》第78条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70条，把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划给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能接受、也是不可能的。 根据当时执行的苏联《宪法》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自《基本法》条款，这个问题本来可以说是已经了结了，特别是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讨论更改加盟共和国之间边界的可能性。 1988年7月12日，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州苏维埃自行通过了一项关于把该自治州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分离出来的非法决定。 这项决定不但违反苏联《宪法》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基本法》的相关条款，而且还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法》第42条背道而驰。 根据该《法案》，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代表苏维埃可在苏联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法授予的权限范围内通过决定。 此外，该条款规定，如果州苏维埃的决定与法律相悖，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可宣告其无效。 为此，1988年7月13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依循苏联《宪法》第87条、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14条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法》第42条，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代表苏维埃1988年7月12日作出的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单方面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分离出去的决定为非法且无效。 1989年8月16日召开的所谓“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全权代表大会”单方面宣布拒绝承认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作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治州的地位。 与此同时，“大会”宣布该州为“独立的加盟领土”，即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和共和国其他法律不再适用于该自治州。 “大会”成立了一个“国家苏维埃”，并宣布它为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中惟一的人民权力机构。 如人们所料，阿塞拜疆方面很快做出了反应。 1989年8月27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所谓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人民全权代表大会”的决定为非法决定。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也积极参与通过立法把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攫取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合法化的企图。 除1988年2月20日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做出的上述决议外，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还通过了其他很多违反宪法的决定，最有名的就是1989年12月1日通过的关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统一的决议。 该决议指示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国家苏维埃主席团根据决议采取一切措施，把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切实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和政治体制。 我们已经指出，亚美尼亚方面提出的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要求分离具有合法性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把该州非法划归给阿塞拜疆的决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90年2月13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1921年7月5日的决定为非法决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并且亚美尼亚议会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作出了其他很多决定，公开试图把一个加盟共和国非法攫取另一个加盟共和国部分领土的做法合法化，并煽动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建立一个违宪实体，因此，至少可以说，埃里温发表的关于亚美尼亚不参与阿塞拜疆境内敌对行动的声明自然会令人惊讶。 显而易见，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获得独立以及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引起国际组织重视之前，苏联中央当局担任的是仲裁员的角色。 前苏联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多次审议并就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危机局势通过了若干决定。 在所有这些决定、包括1990年1月10日和3月3日的决议中，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宣布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上述决定违背宪法。 苏联最高立法机关的这些决定可被视为是其后在国际舞台上完全回避亚美尼亚在就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采取立场的开端。 使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分离合法化的又一次企图发生于1991年9月2日，在这一天宣布成立“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共和国”。 亚美尼亚方面认为，此步骤合法性的依据是前苏联1990年4月3日“关于处理因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引起问题的程序”法案。 该法案授权自治实体和聚居的民族有权自己决定国家的法律地位。 亚美尼亚方面深信，从国际法标准角度出发，建立“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共和国”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它认为，从阿塞拜疆共和国得到承认之日起，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已经不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然而，通过对这些论点进行简单分析就可以看出，正是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无可指责性”是非常可疑的。 例如，“关于处理因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引起问题的程序”法案是以前苏联《宪法》第72条为依据的；该条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从苏联分离。 因此该法案的目的是在苏联的框架内规范相互关系，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在从苏联分离时应采取的具体程序。 具体地说，一个加盟共和国做出的分离决定必须要以该共和国人民通过公民投票自由表达的意愿为基础；法案的大部分涉及举行这种公民投票的程序。 当然了，该法案第3条需要特别重视。 该条规定，包含自治共和国，州或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必须在每个自治实体进行单独的公民投票。 这保留了自治共和国和其他自治实体独立决定是留在苏联内还是留在准备脱离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以及提出关于其国家法律地位的问题。 尽管如此，由于著名的《别洛韦日协定》产生之后，苏联已经停止存在，因此该法案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为没有任何加盟共和国、包括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曾经采用过其中为分离规定的任何程序。 如果阿塞拜疆曾在苏联存在期间试图从它那里分离出来并遵守了“关于处理因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引起问题的程序”《法案》，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才有权进行单独的公民投票，以决定以下三种可能性：留在苏联，与阿塞拜疆一道分离，或提出其国家法律地位问题。 把该《法案》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1991年8月30日通过的关于恢复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独立宣言相结合的企图也经不起详细审查。 显然，该宣言并不涉及从苏联分离的问题，它只是要恢复从1918年至1920年的国家独立，该宣言获得通过，但没有提到加盟法案中规定分离的程序。 这样，如果遵守1990年4月3日法案的文字和精神直至其结论，那么通过上述宣言也不能成为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区域提出其国家法律地位的依据。 此外，根据该《法案》，该宣言对苏联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苏联最高苏维埃1990年4月3日的“关于处理因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引起问题的程序”《法案》的决议第2段规定：“……与一个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引起问题相关的任何行动如果违背了苏联“关于处理因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引起问题的程序”《法案》，则不论是在该法案生效之前或之后采取的行动，对苏联或加盟共和国都没有法律效力。” 在审议与苏联1990年4月3日《法案》相关的问题时，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细节，即通过该《法案》的原因。 显然，制定这一法律是因为加盟共和国越来越多地坚持要求从苏联分离出去。 经过仔细研究法案案文之后，人们自然可以看到，通过该法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要规范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的程序，而是要阻碍它们行使苏联《宪法》第72条保障的自由分离的权利。 这一想法也体现于下述事实：《法案》不仅规定各自治共和国以及其他自治实体应进行单独的公民投票，并且给予在加盟共和国领土上聚居、构成一个特定地点人口大多数的民族群体类似的权利。 假设一个加盟共和国遵从1990年4月3日《法案》规定的程序，不难看出其从苏联分离的努力会有什么结局。 因此，听说该《法案》被坚决主张人民自决的人所援用，这就更加奇怪，因为该《法案》所限制的正是自决。 此外，穆勒逊（Mullerson）认为，苏联领导人在通过这个充满争议的《法案》时采用的策略不仅未能解决苏联解体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局势。 大多数人开始把少数民族（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视为是克里姆林宫的第五纵队。 此外，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1991年11月26日通过的《法案》，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作为国家的一个领土单位已经被取消了。 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1923年7月7日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区域组成问题的法令以及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81年6月16日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法案被宣布无效。 应当指出的是，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建立加深了阿塞拜疆族与亚美尼亚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这是做出该决定的特别动机。 因此，在独立之前和自独立以来，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就是并仍然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 1992年7月8日，亚美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任何提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共和国”为阿塞拜疆一部分的国际或国内文件对亚美尼亚共和国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提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的国际文件显然比埃里温在通过上述决议时预料的要多。 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永远驱除了有朝一日可以改变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法律地位、使之脱离阿塞拜疆的幻想。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获得了独立，它们同时于1992年1月30日正式加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并于1992年3月2日加入联合国，这标志着双方的理论辩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辩论的结果尽管令一方不满意，但却断然打破了另一方想要取得有利结果的希望。 从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角度审议安全理事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的决议和文件时，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声称在领土完整原则与人民自决权之间存在冲突的问题。 总之，人们的印象是，就这个问题而言，这两个原则是被别有用心地联系在一起的。 《联合国宪章》两次提到人民权利平等和自决权原则。 根据《宪章》第一条第2项，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宪章》第五十五条把这项原则视为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的依据。 应当指出，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宪章》中关于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意味着自决、而不是分离的权利。 随着《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大会第1515（XV）号决议）于1960年12月14日签署，自决原则得到发展，并被给予了大为广泛的解释。 《宣言》第2条指出：“人民有自决的权利,由于这项权利，他们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追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17 同时，《宣言》第6条包含一项重要的限制性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凡以局部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于1966年通过。 两份文书的第一条包含类似的关于自决权的条款：“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 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19 在最重要的国际文书中纳入这些条款推动了一场广泛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这项集体权利实际上逐步被视为一切其它人权的基础，这一情况必然对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实际政治进程产生影响。 发展和阐释民族自决权原则的下一个重要阶段，是大会于1970年通过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 关于民族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的部分指出，“所有民族有权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其政治地位，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且每个国家有责任依照《宪章》的规定尊重这一权利。” 然而，宣言中还载有重要的限制性条款。 首先，宣言指出，“每个国家有责任通过共同或单独行动，依照《宪章》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 。 第二,宣言提供了一份简短而颇为清晰的自决权执行方式清单，例如，“建立主权和独立国家、与独立国家自由联合或合并、或按照民族的独立决定形成任何其它的政治地位。” 。 第三，《宣言》不仅确认了一项根本要求——即不采取任何全部或部分地肢解或损害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团结的行动，而且明确指出了一些如果得到遵守，则会对自决权本身造成实质限制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不一定使国家遭到肢解或使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团结遭到侵犯。 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存在一个“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 世界人权会议（1993年，维也纳）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 依据这个权利,各民族自由地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其经济、社会和文化。 尽管《维也纳宣言》实质上重申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早期国际法渊源，但并没有在第2条第2款中对于自决权的主体这一最复杂也是最为争执不下的问题作出较为重要的贡献：“考虑到受殖民统治或其他形式外来统治或外国占领的人民的特殊情况，世界人权会议承认各民族有权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合法行动，实现他们不可让与的自决权利。 世界人权会议认为拒绝自决权是违反了人权，强调有效实现自决权的重要性。” 《维也纳宣言》第2条第2款还重申了《国际法原则宣言》的一项重要限制性条款，根据该项条款，自决权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面或局部地肢解或损害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一统，只要这些主权和独立国家是遵从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的原则行事，因而拥有一个代表无区分地属于领土内的全体人民的政府。 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成员阿斯布乔恩·艾德认为，本条款中“民族”一词，是指居住在非自治领土或被占领土的任何居民群体。 艾德在其题为“促进以和平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各种办法”的报告中指出，在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之前，“关于把`人民'理解为`自决权'的受益者的争议”变得更为激烈。 由于人们试图把越来越多的理解加入自决的内容，这一争议变得更为复杂。 “在解释所引用的《维也纳宣言》关于居住在主权国家境内群体的案文时，可以提出以下看法。 “主权国家应该`拥有一个无区分地属于领土内的全体人民的政府'。 “`人民'一词显然是指全体人民，即`民众'，而不是指独立的`种族'或宗教团体”。 人们有时候认为少数民族不拥有自决权，穆勒逊认为这是错误的。 较为正确的说法是，少数民族作为人口的一部分，与有关国家人口的其余部分一道实现自决权。 欧安会/欧安组织文件也提到了民族自决原则。 例如，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作了以下陈述：“参加国将尊重民族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权，在任何时候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相关国际法规范，其中包括与国家领土完整有关的规范。 “由于民族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原则，各民族始终有权以完全自由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愿望，而且在没有受到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地位，并根据自己的愿望追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参加国重申，尊重并有效行使民族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权对于参加国之间和所有国家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具有普遍意义；它们还回顾了消除以任何形式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的重要性。” 但在后来的文件中，参加国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而且各国境内存在武装冲突，因此在界定自决原则时更加重视尊重国家领土完整。 这一态度在1990年的《新欧洲巴黎宪章》以及次年通过的人的方面会议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得到明显体现。 《巴黎宪章》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相关国际法规范，其中包括与国家领土完整有关的规范，我们重申民族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权”。 在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参加国强调，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及《新欧洲巴黎宪章》，民族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权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包括与国家领土完整有关的规范在内的相关国际法规范受到尊重。 因此，除了联合国规定的非自治领土和被非法占领领土这两种情况之外，自决权并不包括单方面独立或脱离的权利。 然而，必须强调，自决权属于1945年《联合国宪章》通过之后，居住在被外国占领领土上的民族。 至于自决权的主体这一问题，如果由于各共和国自愿统一而成立的各联邦在各自宪法中明确规定，共和国有权从此类联邦中退出，那么这种联邦也应包括在内。 28 在考虑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及其周围发生的冲突时，这一点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并不符合上文提到的任何标准。 然而，尽管国际法对自决权的适用作出较为明确的限制，应该认识到，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可能出现最大的问题：拒绝多元化——一个主权国家对居住在该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或族裔实行严厉的歧视性政策；另一种情况是，少数民族受外部势力——主要是“母国”——的煽动，即使在主权国家愿意采取广泛的措施来实现多元化时，仍拒绝继续留在较大的组织结构中。 一种典型的情况是，某个群体聚居住在一国境内某个地理区域或飞地，而该国的多数人口属于另外一个种族群体。 如果前一个群体声称它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而是一个民族，并要求通过分离或改变边境获得自决。 这个民族或族裔群体必须证明，他们有权根据国际法进行分离。 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向国际社会证明这一点，外国就没有权利鼓励或支持实现自决的努力。 阿斯布乔恩·艾德认为，不仅应注意人口或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观点，还应注意少数群体的政治观点。 他们当中一些人强烈支持种族民族主义，其支持之强烈即使没有超过其所居住国家的大多数人口，至少也是一样强烈。 假如他们奉行种族民族主义政策，就有可能提出自决要求，并企图进行所谓的“清洗”，除掉居住在该地区的其他族裔群体的成员，从而实现族裔构成的“纯洁性”，或者，他们可以试图重定边界，以期成为大多数人口属于同一族裔群体的邻国的一个部分。 艾德接着指出，找到富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有赖于所有相关各方。 有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即只有政府或多数族裔对既有局面负责，而且只有他们能够作出改变。 然而，对世界目前的状况略加审视就会发现，有许多少数族裔奉行一种极其具有挑衅性和极端暴力的政策。 他们有时断定，假如他们的挑衅行动导致与多数族裔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从而危及其生存的根本基础，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某个外部强国——或者是“母国”，或者是某个外部实体——将会前来帮他们。 这种政策十分危险。 有意思的是，这些观点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局势的相关性很大，唯一不同点是，亚美尼亚作为“祖国”在与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中有着重大作用。 而且，亚美尼亚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没有多元主义可言。 亚美尼亚一方面要求给予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独立，同时却在其本国领土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清洗”阿塞拜疆人，人们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在亚美尼亚看来，自决问题的解决只有两种可能性，那就是，要么单方面分离，要么通过“种族清洗”办法。 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其中第8条第4款指出，“本宣言的任何内容都不得解释为允许从事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任何活动”。 正如阿斯布乔恩·艾德编纂的宣言评注中指出，“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不同于人民自决权。 后一项权利在国际法中有明确规定，尤其是两项国际人权盟约中相同的第1条，但权利的范围以及`人民'和`自决'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仍是模糊不清而且非常有争议的。 这一点对《少数群体权利宣言》没有影响，因为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无异是个人权利，即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权利只能与他人一起共享。 而人民权利则是集体权利”。 对《宣言》第8条第4款的评注进一步阐述了区分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与人民自决权的问题。 作者特别强调指出，“少数群体的权利不能成为要求分离或支解国家的依据”。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1994年通过的一般性评论23（50）也述及这一问题。 该委员会特别指出，“在按照《任择议定书》提交委员会的一些函文中，受第27条保护的权利与《盟约》第1条所赋的人民自决权被混淆在一起”。 在此方面，委员会强调指出，“盟约区分了自决权与受第27条保护的权利。 前者被定义为属于人民的权利，在盟约中单列一部分（第一部分）阐述。 自决权不在《任择议定书》所认知的权利之内。 而第27条涉及给予个人的权利，因此与涉及给予个人的其他权利的条款一样列入《盟约》第三部分，且在《任择议定书》认知的权利范围之内”。 国际社会日益关切这样一个不公正、但却广泛提倡的倾向，即把自决权解释为任何民族或族裔的分离权，有鉴于此，联合国秘书长在“和平纲领”中指出，“如果每个族裔、宗教或语言群体都提出建国权，那么四分五裂局面便不可遏制，世界每个人的和平、安全和经济福祉都将更难实现……国际制度框架所确定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与人民自决权原则均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不能允许两者之间起反作用”。 分别于1994年和1995年通过的《保护属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少数民族者的权利公约》和《欧洲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也反映了少数群体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 根据此项独联体公约第12条，缔约国根据该公约承担的任何义务都不能被解释为任何不符合国际法普遍公认原则和准则的活动或行动的依据，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 而且，属于少数民族者在行使该公约所赋权利时必须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并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欧洲委员会框架公约》第20条指出，“任何属于少数民族者在行使根据本框架公约原则所赋的权利和自由时须尊重国家法律和其他人的权利，尤其是属于多数群体或其他民族的人的权利”。 《框架公约》第21条指出，“本框架公约的任何条款都不得理解为有权参与任何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活动或从事任何此类行动，尤其是违背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原则的活动或行动”。 有意思的是，欧洲委员会在对《框架公约》第20条的评注中触及这样一个情况，即有的属于少数民族者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少数群体，但在国家某一地区内则占多数。 至于涉及分离问题的国家领土完整原则与人民自决权之间的关系，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自决权是次级权利，但前提是国家遵守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的原则，而且必须有一个包括全体人口各方面代表、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的政府。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一般性建议21（48）从人权领域论及自决权问题。 委员会除其他外还认为，“自决原则的落实需要每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通过共同和单独行动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并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委员会认为，“关于人民自决权，必须对两个方面加以区别。 人民自决权具有内在方面，即所有人民有权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实现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在这方面，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5条(寅)项提到的每个公民参加各级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是相联系的。 因此，政府应代表全体人民,而不分种族、肤色、出身或民族或族裔。 自决的外在方面意味着所有人民有权根据权利平等的原则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体现这一方面的具体实例是人民摆脱殖民主义而获得解放和禁止将人民置于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之下”。 41 委员会并认为，“国际法并未承认各民族单方面宣布脱离一个国家的一般权利”。 在莫斯科举行的独联体成员国独立专家和法学家会议就当代国际法中的自决与分离问题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尤其指出，分离权并非自决权的要素，存在于自决权框架之外。 会议并强调指出，分离权并不延伸给予人口中的民族、种族、语言和宗教等少数群体或任何其他群体。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之一Y.列舍托夫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在起草人民自决权公约时认为，某一民族或种族可通过一国相关各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和平协定，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或与另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与其合并。 他又指出，某一民族或种族的分离权及随后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或与另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的权利可由各个国家的宪法赋予，并根据国家相关程序及国际法准则予以实现。 在他看来，如果一国政府在遵守基本人权和自由及不歧视的基础上，允许全国人口参与国家政治和公共生活，那么，任何支解国家和损害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的企图都是非法的。 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独立专家和法学家会议及Y.列舍托夫得出了一个相同结论，那就是不得承认一个违背各族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而建的国家为国际法主体。 M.马哈穆德也持相同观点，他指出，“不符合自决权原则的政权是不合法政权，它自称的名号在现代国际法意义上并非国家，因为它缺乏合法性要件，缺乏在所称的国家内行使主权的合法领土。 这一所谓的国家是一个`杜撰的国家'”。 可能会出现这一问题：如果一个群体声称某一特定政府并不代表所有人民，并正在对该群体实行歧视政策，怎么办？ 阿斯布乔恩·艾德认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或共同紧密地生活在某一国家的一个行政单位中，或分散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如果他们声称该国不拥有一个无任何差别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府，那么这一要求可以在国际一级由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结合其对该国报告的审查进行审查，因为以种族原因对政治权利的歧视问题包括在《消除种族歧视公约》第5条内，也可由人权委员会进行审查。 如果该国是欧洲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这个问题也可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并结合第一号议定书来加以处理。 在这些情况下，补救措施必须是终止歧视并使该国政府真正有代表性，以便允许该群体全体成员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政治进程。” “只有在该有关群体代表合理地证明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期内该政府没有任何希望代表全体人民时，它才有权要求独立并得到支持。 如果能够说明多数正在对该群体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时，这必须被看作是要求独立的十分有力的证据。 仅仅是多数和少数之间发生暴力行为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存在有全部或部分消灭该群体的意图。 即使有这样的意图，也必须要证明多数方对发生的暴力行为的责任大于少数。” 上文所述《人民自决权公约》草案的编写者也持同一立场，该公约认为，如有关政府拒绝执行国际机构有关民族或族裔群体声称国家政府不代表其领土内所有人民，且不允许他们参与该国的政治和公共生活问题的建议，这一拒绝则可被视为有关政府不愿给予该民族或族裔群体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权利的证据。 然而，应该承认，目前缺乏可供审议民族或族裔群体所提要求之用的明确的国际法律基础，人权条约机构的建议仅可充当对政府施加适当影响的一种手段，不能当作决定领土问题的一种方法。 毫无疑问，国际组织审议和就有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作出决定时，它们主要考虑到了上述关于人民自决权和属于少数族裔的个人的权利的国际法准则以及这些权利与国家领土完整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 1993年，这一武装冲突升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审议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四项决议：1993年4月30日第822(1993)号决议、1993年7月29日第853(1993)号决议、1993年10月14日第874(1993)号决议和1993年11月12日第884(1993)号决议，从其法律后果方面来看，这些决议完全可称作历史性的。 考虑到这些决议中使用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的措辞，而联合国大会就联合国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合作通过的各年度决议中也习惯性地包括了这一措辞，这些决议重申了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这一切使得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州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以前和后来的各种争端以及有关分离背景下其人民自决权的虚假幻想完全毫无意义。 可以充满信心地指出，考虑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的决议确认了国际疆界不容侵犯，不能容许使用武力夺取领土以及谴责占领属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另一方的行动只能被视作是对《联合国宪章》众所周知的条款的侵犯。 欧安会/欧安组织的有关决定为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述决议解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的现有谈判进程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机制。 在1992年欧安会理事会赫尔辛基后续会议上，欧安会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及其周围地区的武装冲突的不断升级深表关切，并请欧安会理事会轮值主席尽快在明斯克召开欧安会主持下的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的会议。 1994年在匈牙利首都召开的欧安会首脑会议重申要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并决定欧安会应更加积极地处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 同时，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请欧安会当值主席指定明斯克会议的共同主席，以便为谈判创造一个统一和商定的基础，并确保充分协调所有调解和谈判活动。 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宣布，他们有政治意愿，在各方就停止武装冲突达成政治协定之后提供欧安会多国维持和平部队。 但是，从理论上探讨在分离背景下人民自决权原则对解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的适用性问题的角度来看，1996年在里斯本举行的欧安会首脑会议的成果非常重要。 1996年里斯本文件的附件一和附件二载有欧安会轮值主席的有关声明和亚美尼亚代表团的答复声明，值得特别注意。 欧安会轮值主席在其声明中表示：“大家知道，过去两年在解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以及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土完整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我感到遗憾的是明斯克会议的共同主席为调和双方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的观点所作的努力一直不成功。” “明斯克小组的共同主席提出了应构成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的三项原则。 这些原则得到明斯克小组所有成员国的支持。 - 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 在一项以自决为基础的协定中界定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法律地位，其中要让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在阿塞拜疆内享有最高程度的自治； - 保证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及其所有人口的安全，包括确保各方遵守解决方案的各项条款的相互义务。” “我感到遗憾的是一个参加国不接受这一点。 这些原则得到所有其他参加国的支持。” “这一声明将包括在里斯本首脑会议的文件中。” 阿塞拜疆代表团在其答复声明中表示不同意上述解决方案原则，并称“可以在国际法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规定的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在自决原则基础上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 46 这样，亚美尼亚方面一如既往地显示出，国际社会的观点不符合它本身对国际法原则和标准的理解和解释。 亚美尼亚在里斯本首脑会议上阐述的立场并不能停止持续多年的战争，这一立场不是该国无视多数意见的仅有例证。 在里斯本首脑会议前两年，亚美尼亚是唯一未签署《维持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宣言》的国家。 1995年独联体国家元首签署《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维护和平与稳定备忘录》时，亚美尼亚宣称，亚美尼亚认为《备忘录》第7段和第8段不适用于亚美尼亚，其内容如下： “7. 独联体成员国应根据其国家立法和国际标准在境内采取措施，制止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任何表现。 “他们应促进传播有关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客观信息。 “8. 如果其他成员国境内出现分裂运动和分裂政权，成员国应约束自己不予支持；不同他们建立政治、经济和其它关系；不允许他们使用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领土和通信系统；不向他们提供经济、财政、军事或其它援助。” 亚美尼亚随后提出自己对人民自决权原则的解释，其结果是在独立国家联合体内部提出关于平等权和人民自决权的宣言草案。 凡熟悉该草案的人都可轻易看出，该草案是根据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这一具体问题拟订的。 尽管在草案导言中承认，“始终如一地执行平等权利原则和人民自决权原则使独联体所有成员国能够宣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但实际上提案国在执行部分自相矛盾，纳入了关于以下内容的条款：每个国家人民都有权“提出甚至涉及到独立国家分离和成立或分离成另一国家的自决问题”；成员国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为强留人民在国内而采取的暴力行动”。 此外，也没有必要对宣言草案以下条款发表评论：“尽管人民明确表达了希望，而且也在媒体和公共会议或公民投票中表达了希望，但仍以暴力强留人民在国内，这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虽然提案国对草案做出实质性修改，但独联体国家专家仍一致拒绝接受，他们已在明斯克两次开会审议亚美尼亚的提议。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也是欧洲委员会审议的主题。 1997年，欧洲委员会议会通过关于“外高加索冲突”的第1119（1997）号决议，其中宣称政治解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应成为各方谈判的主题，尤其是考虑到边界不可侵犯原则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的广泛地位。 因此，即使同意上述看法，即有关群体的代表只有能够确实证明政府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成为全体人民的代表，有关群体才能有权要求追求独立并获得支助，因为国际社会审议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的结果表明，亚美尼亚方面未让国际社会相信其要求的有效性，也未证明另一方对暴力行为承担更大责任。 当然，提出如何能够最终解决冲突的问题是很自然的。 要答复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承认“国家应该是全体居民平等相处的共同家园。 各群体若要保留其特性，可在能够发展其特性的条件下得以保留。 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无权维护自己的特性而不许他人这样做或导致他人在共同家园受歧视。” 因此，主要应在恢复和严格维护阿塞拜疆领土完整及保护和鼓励阿塞拜疆境内亚美尼亚少数族裔特性的基础上解决冲突。 目前，关于各群体在成员国内是否根据自决权享有某种程度上的地方自治或自主权意见不一。 就本案而言，必须铭记，如上所述少数族裔个人的权利是个人权利，人民自决权是集体权利。 考虑到这一点，国际法未强行规定承认少数族裔个人的自决权或自主权。 欧洲委员会议会曾提出《欧洲人权公约》附加议定书草案（第1201（1993）号建议），就该草案进行的讨论很有意思。 草案第１１条中的一项条款规定，“在他们是大多数的地区，根据特定的历史和领土情况及国内立法，少数民族应有权建立适当的地方或自治当局或享有特殊地位”。 在如何处理草案第11条方面意见分歧很大，因此征求通过法律实现民主威尼斯委员会的意见。 该委员会在其评论意见中特别强调，“原则上国际法不能将少数族裔问题的领土解决办法强加给成员国，也不要求成员国以任何形式向少数族裔下放权力。” 然而，某些形式的领土划分在一定情况下无疑是确保民族特性或族裔群体存在的实际办法。 根据这一办法，阿塞拜疆方面多次在最高级别表示愿意给予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在阿塞拜疆境内的最高度自治。 如上所述，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在欧安组织里斯本首脑会议上的声明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 在国际惯例中有足够的领土划分协定，可利用它们制订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地位的实质性内容。 当然，在本案中几乎不可能百分之百照搬世界上现有的任何模式，但如果就有争议的领土地位这一主要问题达成协定，则谋求彼此接受的恢复和平生活的办法不应遇到严重障碍。 显而易见，试图强加任何不符合尊重阿塞拜疆领土完整原则的决定都会导致进一步推迟解决冲突，从而无限期推迟实现该地区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 关于世界上冲突之一的形势分析，总言之似乎很自然得出以下结论：为每个族裔群体建立自己“纯粹”的国家或“半国家”不能也不得成为解决少数族裔问题的办法。 不能允许这一威胁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应加强而不应分裂成员国，应加强国际机构在普遍捍卫和促进人权方面的影响。 注 1 亚美尼亚按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40条提交的初次报告（CCPR/C/92/Add.2），第6页。 2 Kistorii obrazovania Nagorno-Karabakhskoy avtonomnoy oblasti Azerbaijanskoy SSR. Dokumenty i materialy. Iz protokola zasedania plenuma Kavbyuro TK RKP(B)（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成立史。 文件材料。 取之于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全体会议记录）（1989年，巴库），第92页。 3 负责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秘书长代表弗朗西斯·登先生题为《流离失所问题概述：阿塞拜疆》的报告（E/CN.4/1999/79/Add.1），第8页。 4 苏联宪法，第十一章“自治州和自治州域”，第86条。 （1977年，莫斯科），第13页。 5 同上，第87条，第13页。 6 阿塞拜疆按照《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9条提交的第二次报告(CERD/C/350/ Add.1)，第7页。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第8页。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苏联宪法，第9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78条(1977年，莫斯科)，第13页。 14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问题”《法案》第二章，“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域人民代表苏维埃”第42条（巴库，1987年），第38至39页。 15 亚美尼亚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40条提交的初次报告（CCPR/C/1992/Add.2）,第8页。 16 R. Mullerson, 《自决，分离或享有民主的权利？ 》（伦敦和纽约，1994年），第63页。 17 《国际文书汇——人权》（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XIV.1(第一卷，第一部分)），第56页。 18 同上，第57页。 19 同上，第8和第20页。 20 《大会正式纪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8号》（A/8028），第123页。 21 Y. A. Reshetov,“Provo na samoopredelenie i otdelenie”(自决权与分离)，Moskovsky zhurnal mezhdunarodnogo prava, No.1（1994年，莫斯科），第9页。 22 同上，第9至10页。 23 同上，第11页。 24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A/CONF.157/23）,第4页。 25 UniDem关于地方自治、领土完整和保护少数民族问题研讨会，1996年4月25日至27日，洛桑（1996年，欧洲委员会），第283页。 26 E/CN.4/Sub.2/1993/34，第17至18页。 27 Mullerson，同前，第73页。 28 E/CN.4/Sub.2/1992/37。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33 《人权：国际文书汇编》（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XIV.1(第一卷，第一部分)）第143页。 34 E/CN.4/Sub.2/AC.5/2000/WP.1，第3页。 35 同上，第18页。 36 CCPR/C/21/Rev.1/Add.5，第2页。 37 “和平纲领”。 援引于E/CN.4/Sub.2/1993/34，第18页。 38 欧洲委员会（95）010号文件。 39 同上，第27页。 40 A/51/18，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第125页。 41 同上。 42 同上。 43 引自Nii Lante Wallace-Brown, Claims to statehood in international law。 纽约，1992年。 第69页。 44 E/CN.4/Sub.2/1993/34，第84段。 45 OSCE Doc.S/1/96，第7页。 46 同上。 47 E/CN.4.Sub.2/1993/34/Add.4，第1段。 48 1996年《威尼斯委员会年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