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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德里安出生于现于波兰境内的普鲁士西边维斯瓦河旁的库尔姆("")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是1名陆军营级军官。母亲是克拉拉·基尔霍夫("Clara Kirchhoff")。  1894年,六岁的古德里安在阿尔萨斯州科尔马入学读书,1901年-1902年,进入位于巴登的卡尔斯鲁厄军校。1903年-1907年,入读位于柏林附近的大利希特菲尔德("Groß Lichterfelde")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的第十汉诺威轻步兵营,担任见习军官。随后被晋升为中尉并在1911年被分派至隶属普鲁士陆军通信兵团的第三通信兵营。1913年10月古德里安迎娶了妻子玛格丽特·格尔纳("Margarete Goer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古德林先后历任电台台长,团部参谋以及营长等职。并参与过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虽然古德里安出身于轻步兵,但是却命中注定地一直与“摩托化”问题发生密切关系。1922年1月,古德里安意想不到地被调往国防部运输兵监察处担任参谋。正是在这里古德里安开始了坦克与装甲兵作战理论。  1922年4月,于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实习数月后,古德里安到柏林向奇施维茨("Gen. Erich von Tschischwitz")将军报到,然而古德里安获得的工作不过是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他所期盼的如何运用为作战部队。  在踏上这个技术性军职的生涯后,古德里安只好奋力寻找出路。在经历了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计划后,他意识到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性并全心投入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约束,不得拥有超过100,000人的军队,莱茵河以东50公里不得设防。因此,倘若新的战争发生,德国无险可守。古德里安认为,德国必须依赖机动性防御,而机动战中又需要对运输部队进行保护,进而引起对装甲车辆的需求。在与军中相关专家讨论和研究英国同行如富勒、李德哈特的著作后,古德里安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运用并因在军事刊物中发表相关文章而出名。  1925年,古德里安陪同运输兵总监纳茨默尔("Col. von Natzmer")参观军事演习时,向运输兵总监建议在将来可以把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成战斗兵种时,这位总监却很粗鲁地回答到:“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1929年夏季演习中,虽然古德里安构想的装甲兵概念被拒,但是数月后却有机会出任第3摩托化营营长。在这里,他集中全力进行各种训练,然而摩托化运输仍然受到相当多的阻力,甚至连与同区其他部队演习也被拒。随后,古德里担任新总监鲁兹将军的参谋长,并与骑兵派系发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为摩托化部队赢得一席位置。之后,他便着手装甲兵的装备,训练和战术制定等问题,经过古德里安多方奔走,并在希特勒的直接支持下进行开发后,小型坦克1号坦克("Panzer I")面世并于1934年投入使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种原本作为训练之用的小型坦克一直都是德军装甲兵的标准装备。

  德军在一战后期发明了渗透战术。这种战术依靠专门的突击部队以松散队形前进,而非集团冲锋,从而突破敌方的堑壕防线,绕过敌方据点,并渗透到敌方纵深处进行破坏。德军在1918年皇帝会战里采用了这种战术,但机动性不足导致德军无法即时扩大战果,深入敌后。由于德军不能保持攻势的冲击力,它始终无法收获任何决定性的战果。  机械化部队是在敌军战线上维持一个缺口的关键。但做到这样所必要的高度机械化在1920年代之前都无法实现。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也在探索纵深作战的理念,但他本人却在1937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之中遭到处决。  在德国,古德里安是机械化,坦克,和利用装甲部队进行纵深作战的首要倡导者。他被视为德国装甲师的首席建筑师。古德里安开发了将装甲部队在集中在突破口一点以及纵深突破的战略,并大加发扬。他在著作“注意——坦克!”一书中描述了装甲攻击的成功要素:出其不意,兵力集中,和有利地形。古德里安提倡步兵和砲兵和坦克在装甲师里协同行动,以发挥更大作用。他在回忆录“装甲指挥官”里写到他早在1929年已经“深信将坦克编入步兵师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融合了所有必要支援兵种的装甲师”。希特勒掌权以后德国重新建军,这恰恰赋予古德里安把思想投入实践的权力。  古德里安相信成功的要素之一是机动部队的指挥官需要能彼此沟通,也要能和属下部队沟通。古德里安在1933年坚持让德国坦克装备无线电、对讲机和喉麦,以便每一位坦克车长和手下的乘员,以及连排内其他坦克通话。每辆德国坦克的乘员都是一个紧密合作的队伍,而车长能够和每一位成员沟通。此外,德国坦克也能协同作战,彼此掩护并提升总体火力。赫尔曼. 巴尔克说:“古德里安带来了现代军事思想的决定性革新,其体现不只在装甲部队上,还在通讯之上。”巴尔克认为古德里安的其中一项重大贡献是包括了专门的通信兵的五乘员制,以及组织师级通讯兵,以便师长无论身处那个部队都能指挥整个师。由此,师长能够在前线统领全师,这样在机动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德军在1939到41年之间的胜利并非源自装备优势,而是源自运用这些装备的优良战术,以及优异的指挥体系让德国装甲部队实现更高的机动性与速度。

  

  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古德里安担任费多尔·冯·博克辖下的第19装甲军军长(含第3装甲师),9月1日参加了波兰战役。第19装甲军作为德国北方集团军的开路先锋,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在随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古德里安和保罗·路德维希·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的装甲军的高速前进就使战术落后的波兰人陷入重围,德军步兵所起的作用就是俘虏包围圈里的敌军。在会战开始一个月又一天后波兰战役结束,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在整个战役中只阵亡150人,受伤700人。  古德里安于此役中首次实现了他装甲兵作战的战术理念,即在合适地形的战术方向上,以装甲集群作为火力,机动与防护三位一体的突击手段,集中于敌防线的某一点进行突破,成功后即向敌纵深迅猛发展,致敌无法重整集结,以再次构筑防线。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他不无骄傲地声称,他很有可能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位坐在装甲指挥车中利用无线电指挥部队,并随同一线战斗部队一起冲过敌人防线的高级指挥官。

  1940年5月古德里安参加法国战役,并且再次成为攻击矛头:担任A集团军辖下第19装甲军军长。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的建议下,希特勒赞同并采纳了这位时任A集团军参谋长的攻击计画。计画中德国人将主要攻势从右翼费多尔·冯·博克上将率领的以比利时北部列日地区为攻击目标的B集团军转移到了中央地区的A集团军手中。并以阿登山脉:这个被认为是机械化部队无法通过的地区为突破口。他的第19装甲军仅用两天时间便成功穿越了阿登山脉110公里长的峡谷地带。在战役中优异的表现也令古德里安重塑了以往被认为只会纸上谈兵的印象。他的进攻速度不仅令对手,甚至他的上级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和希特勒都胆战心惊:在渡过马斯河后,古德里安就不再将坦克当自走火砲使用,而是尽可能地发挥其高速特性向纵深地区运动,从色当直到滨海的阿布维尔、 格拉沃利讷, 完成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巨大包围圈。这个包围圈把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所有盟军都装进了口袋。在行军期间古德里安的部队甚至没有时间俘虏敌军,而是通过扩音器大叫:「我没有时间俘掳你们,你们要放下武器并且离开道路以免阻碍我们前进」,以此他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最快的进攻速度,即在不到6天的时间里他的装甲军长驱直入400多公里横贯法国,将坦克开到了大西洋岸边。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决定以3个集团军群对苏联发动迅速的攻击战,他们分别是勒布元帅所率领的北方集团军群、博克元帅所率领的中央集团军群以及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古德里安则是隶属于中央集团军费多尔·冯·博克元帅辖下的第2装甲兵团(2nd Panzer Group)指挥官(1941年10月,第2装甲兵团更名为「第2装甲军团」(2nd Panzer Army))。  7月9日上午,统辖第2装甲兵团的第2军团司令克鲁格元帅,因为听说古德里安准备强渡第聂伯河而赶到他的驻地,准备阻止这个行动,但古德里安成功说服了克鲁格批准其渡过第聂伯河以向斯摩棱斯克发动攻击。到了7月11日,德军已经几乎占领了白俄罗斯全境,向东推进了约450至600公里。7月12日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包围了前往救援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红军第13军团的4个师和第20机械化师的部分力量。次日苏军进行了猛烈反击,苏联中央方面军总司令铁木辛哥下令在戈梅利附近的总计20个师兵力向古德里安发动攻击,处在包围圈内的苏军亦开始了突围行动。激烈的战斗后,第2装甲兵团击退了反攻的敌人,得以继续向斯摩棱斯克前进。7月15日凌晨,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第71步兵团在天色掩护下经一条乡间小路占领了位于斯摩棱斯克外围防御圈中的砲后阵地。7月16日古德里安攻下了斯摩棱斯克,次日希特勒在古德里安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上加授橡叶。  斯摩棱斯克战役结束后,古德里安建议陆军总部以莫斯科为目的地发起合围攻势。陆军总部并没有采纳古德里安以及博克元帅等人的建议,而是由希特勒亲自批示采用伦德施泰特的构想-首要攻击目标为苏联红军布琼尼的西南方面军以及乌克兰首府基辅。随后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兵团被借调往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以协助基辅会战。9月26日基辅会战结束,德军虽然赢得胜利,却同时给时间予苏联人构造以莫斯科为核心的纵深防御阵地。他们在莫斯科附近构筑了3条防御工事:维亚济马附近的维亚济马防线全长320公里、莫斯科以西的莫扎伊斯克防线全长140公里、最后则是沿莫斯科环城公路的4条弧形防线。原本莫斯科驻军500,000人,却缺少重型武器以及战斗经验,随后斯大林下令在西伯利亚与日本关东军对峙的25个步兵师以及9个装甲旅回防莫斯科。这些长期驻扎西伯利亚的军队对于恶劣的天气尤其适应,并在日后的反击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即莫斯科保卫战全面展开,战斗持续到10月中旬时,苏德都损失严重。苏军防线后撤30公里至50公里,德军几乎所有步兵师都减员2,500人,装甲部队则只有不到50%的正常兵力。古德里安的部队尤其严重,每个团都减员500人以上,步兵部队的连队平均人数只剩下50人。即使手下的王牌装甲旅艾贝尔巴赫装甲旅亦只剩下60辆坦克,这也是满编时超过600辆战车的第2装甲兵团仅剩的战车。在面对恶劣的天气以及对苏军T-34战车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不久德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战败。古德里安因建议撤退遭到希特勒拒绝,12月26日古德里安被调回陆军统帅部候命,职务则由鲁道夫·施密特中将接任。

  在莫斯科保卫战战败1年多之后,古德里安出任装甲兵总监,负责装甲部队的生产、训练、战术制定及整编工作。上任后古德里安将德国原600辆不到的坦克与装甲车月产量提高到了1,955辆,其中包括当时德军的装甲主力4号战车、最新式的5号战车豹式及6号战车虎式。  1943年,希特勒不顾古德里安对于豹式坦克可靠性的忧虑,将刚换装成豹式的第1装甲师投入到代号卫城作战的库尔斯克战役中。这场战役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重大攻势,也是德军为了夺回战略主动权的另一次企图。然而,苏军早已获悉德军的作战计画,并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建立了严密的纵深防御体系,以图逐步削弱来犯的装甲力量。德军的作战计画违背了古德里安在《注意——坦克!》一书内提出的装甲作战原则。其一,地形必须开阔,且战场内不能筑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其二,攻势必须实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苏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可见这次作战是对装甲力量的滥用,其结果是古德里安费尽心血重建的装甲部队受到重创。古德里安曾经向希特勒反映库尔斯克作战毫无意义,并劝其放弃在东线战场发动战略攻势。古德里安也曾驳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首脑凯特尔赋予库尔斯克的政治意义,他说:「你认为有多少人知道库尔斯克在哪里?全世界丝毫不重视我们守不守得住库尔斯克!」  按原定计画,攻势将在五月开始,但却被推迟到七月。攻势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因为苏军在北方向奥廖尔突出部施压以及西线盟军登陆西西里岛而结束。苏军得以夺取主动权,并从此掌握战略主动。  古德里安建议在转入战略防御姿态时,应当选择用反坦克砲替代坦克成为防御主力,他得到希特勒的同意,可以自行安排反坦克砲的生产和分配。不过由于时间及工业、经济、人事等因素在1944年苏联发动反击时仍只有33%的战防部队装备了突击砲。同时古德里安建议自东线战场撤回装甲部队,予以重新整编,遭到希特勒拒绝后又建议自西线战场撤回装甲部队得到批准。在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时,古德里安已经重新整编出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对于担任大西洋堡垒主要负责人隆美尔的防御计画,古德里安提出了异议,认为隆美尔将机动部队置放的位置与前线部队空间过大而与之发生争执。  在战争后期,古德里安与希特勒在战术战略见解上的分歧愈来愈大,由是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愈形激烈,并多次发生争吵,但古德里安出于对德国效忠的军人誓言,始终未加入政变推翻希特勒的密谋当中。1944年7月20日事件发生,古德里安参与负责审理工作的荣誉军人法庭,并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而在1945年3月于德国战败前夕再次被希特勒以6星期病假作为健康疗养的名义斥退免职。被免职当天,古德里安回到家时,他的妻子对他说:「今天你出去的时间真是长得可怕呀」,他回答说:「是的,而这也就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被免职了」。1945年5月10日向美军投降后被关押3年,因为在战争期间并未虐待战俘和屠杀平民而没有被列为战犯,于1948年被释放,之后一直在家中休养并撰写回忆录《一个士兵的回忆》。  1954年5月14日古德里安因病去世,埋葬于最早担任军职的戈斯拉尔。他所用的密码机陈列于英国CHICKSANDS的情报处博物馆。  他的儿子海因茨·君特·古德里安(Heinz Günther Guderian,1914-200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第116装甲师参谋,在鲁尔口袋内投降,战后加入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少将身份退伍。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1888年-6月17日-1954年-5月14日)也译古德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位著名的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阶为一级上将。古德里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对于将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使用于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提倡者,在他的组织与推动下,德国建立了一支当时作战最具效率的装甲部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以新型战争型态「闪击战」的形式屡屡击败敌军。古德里安也是联合兵种作战和前线指挥等战争型态发展的推动者和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