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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利玛窦出生于教宗国马切拉塔城(现属意大利马尔凯大区)。那时尚是文艺复兴时期,半岛上城邦林立,他的家族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当地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的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明隆庆五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隆庆六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1577年(万历五年)利玛窦获准赴远东传教。1578年(万历六年)3月24日,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乘船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一起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经过6个月的航行,终于在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达果阿前,船上来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隶死了13名。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之前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万历八年),他在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在精神上非常振奋。  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支那传教四年。其间在果阿的神学院还学习了人文学科,在1580年(万历八年)7月26日晋升为司铎后,又学习了神学。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这也是利玛窦进入明朝后所持的态度,并终其一生一直维持这个看法。罗光所写的《利玛窦传》中说,这是“他能赢得我国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1581年(万历九年),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脱下洋装,换上汉服,学习粤语、北京话,还阅读大量中文书籍。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利玛窦在广州住在怀远驿,在这期间结识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为表敬意赠予王尚书一册世界地图。到了1582年9月10日,他沿西江来到肇庆,见这湖光山色,民众宽厚,便立定主意留下来,开展传教。

  1583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获得两广总督郭应聘制台和肇庆知府王泮太守(正式官名是知府)的接待。。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更组织当地几位知识界人士共同译出汉文版,先后在广州、韶关等地讲授。这是国人研究西欧几何学的开端。利玛窦还将交流思想和学术经验的心得和知识作成《天学实践》一书。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unk>花寺”(<unk>即仙),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而改挂了基督像。  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绘制了《大瀛全图》。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天主经》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unk>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的一个派系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1589年(万历十七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刘继文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并以利玛窦的宗教为「邪教」,把他驱逐出肇庆境域,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这些强盗很快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1591年(万历十九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出租车人瞿汝夔(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借着瞿汝夔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其间他还被瞿汝夔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玛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汝夔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才知道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22日,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章潢等儒士权贵,曾登堂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并受到建安王的热情款待。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他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这一年利玛窦为了练习用汉语写文章,写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而意外的获得士人的欣赏。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于是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抵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爆发万历援朝之役,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万历二十七年)2月6日再度到达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unk>、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中国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出租车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史册记载:「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到了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8岁。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逝世前指定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

  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借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庞迪我在奏章里称: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万历皇帝赐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至19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外国神父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红卫兵平埋于地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墓碑更是无人照管。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共中央领导「批准」重修利玛窦墓。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如今公墓东边墓碑数十块。西边有墓碑三块:面向墓穴,中间为利玛窦,左右首分别为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拉丁文、汉文并列:

  

  中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元朝时天主教进入中国,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后,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宗教,利玛窦本人更穿着中国士大夫服饰;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以来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词汇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华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华文化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利玛窦在晚年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又有着不同的记载:

  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拉丁文:Deus;意即「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并无分别。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追思先人与缅怀哲人的仪式,与信仰并无什么干涉;只要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康熙时代,道明会传教士为了排挤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向教宗申诉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道明会传教士建议教宗派特使到中国晋见康熙帝,要求更改利玛窦规矩以排除容许中国传统的传教方式,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不可理喻」,强令传教士遵从,否则逐回。此即中国礼仪之争事件。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百年后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庇护十二世废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斋旨》、《乾坤体义》等著作。  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1910年,汾屠立神父()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刊行,共上下两卷。1942年,德礼贤神父()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

  

  长期以来,西方许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将他视为令人景仰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而东方却将他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也因此,有人将他视为一位汉学家。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阐述利玛窦的学问时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而余乃亟传其小者”。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 《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英语: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对于日后康熙帝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利马窦的传教手法亦要负上部分责任。故日本学者中村久次郎在《利玛窦传》一书中说:「以基督教之本义密观之,利氏之调和法,乃功过相半。」
马泰奥·里奇(,,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汉名利玛窦,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在明朝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