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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靖主义是在1937年至1938年间,通过持续让步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施的政策,旨在使独裁者愿意加入国际合作。希特勒无视他在慕尼黑所作的承诺,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而此前拥护绥靖的首相张伯伦决定采取抵抗德国进一步侵略扩张。  ——《企鹅政治词典》,1939年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源于国际联盟的失败和集体安全的失败。国际联盟于一战后成立,希望以当时的国际合作和对侵略扩张的集体抵抗可以防止另一场战争。联盟成员如果受到攻击,有权获得其他成员的协助。集体安全政策与实现国际裁军的措施同时进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对侵略者的经济制裁为基础。当面对独裁者的侵略时,它似乎是无效的,特别是德国对莱茵兰的军事化,以及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行动。

  尽管希特勒已经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在1935年的这一公约中,英国允许德国开始重建其海军,包括U型潜艇。

  凡尔赛条约后,莱茵兰进行了非军事化。德国接受了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所规定的这一安排。希特勒声称它威胁到德国,并于1936年3月7日将德国部队派往莱茵兰。他打赌英国不介入,但不确定法国会如何反应。他的许多顾问都反对这一行动。如果他的军官遭到法国抵抗,他们将下令撤离。法国咨询了英国,并向联盟提出抗议,但未采取任何行动。首相斯坦利·鲍德温说:英国缺乏支持其实现对法保证的力量,无论如何,舆论都不允许这样做。在英国,人们认为纳粹德国只是走进他们自己的后院。工党议员休·道尔顿通常主张坚决抵抗德国。希特勒应邀进行谈判,他提出了与西方的不侵略条约。当被要求提供详细信息时,他没有回答。希特勒对莱茵兰的占领使他相信国际社会将不会反抗他。

  1937年,斯坦利·鲍德温辞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接任。张伯伦奉行绥靖和重新武装政策。张伯伦的绥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1938年与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进行的谈判。

  尽管一战的战胜国禁止了德国和奥地利的联合,但其对德奥合并的反应是温和的。国际社会对1938年3月12日事件的反应使希特勒得出结论,认为他可以在纳粹德国扩张计划中使用更具侵略性的策略。德奥合并为1938年9月的慕尼黑事件铺平了道路,

  

  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绥靖政策原因,现在有多种解读:

  

  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初,美英对日本侵华不加反对,一般认为,美英是在指望日本北上进攻苏联。1932年美国虽然宣布“不承认主义”,反对日本破坏门户开放政策和《九国公约》,但同时,美国并没有对日进行经济制裁,因此美国国内的私营企业依然可以畅通无阻的把废钢、石油等物质销往日本。美国这种既指责又不采取制裁行动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个月,直到1941年7月才冻结日本在美资产,8月才签署贸易制裁法令,该项法令被认为是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原因。英国也一再容忍日本,如英法控制下的国际联盟,也未对日经济制裁,在国际联盟通过决议指责日本后,日本单方面退出国际联盟,法西斯国家的强硬和英法的软弱对比鲜明。1939年7月,英日更是直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议,这一协定可说是慕尼黑阴谋在远东的前奏曲。

  绥靖政策在欧洲的推行,以英法对德绥靖为主要内容,英国为主导。  1935年3月,德国退出裁军会议,由原先的秘密扩军转变成公开且大规模地扩军备战。英国与德国缔结《英德海军协定》。  1935年1月,法国与意大利签定,怂恿意大利于10月挑起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英法操纵国联虽然不得不宣布对意大利经济制裁,但没有实施两项重要措施,即禁运石油和封锁苏伊士运河。1936年5月,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  1935年8月通过的美国中立法,在1939年11月作了修改之后是绥靖政策的变种。  1936年3月,德军进入莱茵非武装区,英法按兵不动。8月德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英法则推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是纵容干涉者,结果,共产主义领导的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德国借西班牙战场完成了军事实验。  此时,考虑到苏、法、捷三国彼此签订了互助条约,加上英法之间也有互助义务,斯大林曾建议,建立一个英、法、苏、捷反对纳粹德国的联合阵线,并制定一项对付德国的联合军事计划。可是,英法因为斯大林是共产主义者的缘故,不仅对此不热心,而且于1938年10月,把慕尼黑协定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让德国获得了苏台德地区,史称慕尼黑阴谋。慕尼黑阴谋是绥靖政策最极端的表现。英法企图利用纳粹德国抑制苏联,达到祸水东引的目的。  此后,英法相继同德国发表了带有互不侵犯性质的《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而希特勒则得寸进尺,1939年3月,德国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9月1日,德国扬言进攻波兰,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英法依然采用绥靖政策,没有及时干预。最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但英法依然在前八个月宣而不战,使得波兰快速沦陷,而且德国在占领波兰后得以重整军队。

  

  大多数保守党议员表示支持绥靖政策,尽管丘吉尔说他们意见分歧。1936年,丘吉尔与保守党政治家代表团表达了对德国重新武装的速度的警惕。在保守党中,丘吉尔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德国威胁自由和民主,认为英国的重新武装应该更加迅速地进行。  丘吉尔在慕尼黑的前一周警告说:在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于完全是把西方民主国家投降到纳粹德国的武力威胁之下。他和其他一些拒绝对慕尼黑事件投票的保守党人遭到当地选区政党的不欢迎。

  在英国,皇家海军一般都倾向于绥靖主义。1937年的意大利阿比西尼亚危机中,皇家海军表示有信心在公开战争中轻松击败意大利海军。但是,皇家海军赞成绥靖政策,因为它不想将其大部分海军力量用于地中海,从而削弱其对德国和日本的立场。1938年,皇家海军允许了对慕尼黑的绥靖行动,因为它计算得出当时英国不干预仍将保持英国在防御能力上的政治和军事资源。  1930年代的英国媒体强调了直接对抗的危险,他们的普遍共识是对一支纳粹部队防御是不可能的。皇家空军在1938年10月向战斗机部门发出警告,称德国轰炸机可能造成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中肯定不会令人满意。  在法国,空军情报部门仔细检查了德国空军的实力。纳粹德国每月生产1000架战机,当时的法国空军认为纳粹德国具有决定性的空中优势,因此对1938年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能力感到悲观。法国航空部长乐观地告诉政府,空军有能力制止一支纳粹德国空军。但是,空军参谋长约·维耶明将军作出警告,他一贯反对与德国交战。

  英国的工党原则上反对纳粹德国,但直到1930年代后期,其也反对重新武装,并拥有重要的和平主义派别。克莱门特·艾德礼最初主张在国际联盟的指导下废除国家军备和建立世界维和部队。然而,由于纳粹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国际联盟的效率低下,这项政策最终失去了信誉。

  英国的舆论在1930年代初一直强烈反对战争和重新武装,尽管这种情况在十年中开始有所改变。在1933年牛津大学的一次辩论中,一群大学生通过了一项动议,说他们不会参战,这使德国的一些人说英国永远不会参战。鲍德温告诉下议院,由于该国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他在1933年无法实行重整政策。1935年,有一千一百万人对国际联盟的和平投票作出反应,承诺通过国际协定支持削减军备。另一方面,同一项调查还发现,有58.7%的英国选民赞成针对侵略者的集体军事制裁。随着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即使是和平运动的左翼也开始迅速转向,许多和平选民开始赞同抵抗希特勒。1937年,大多数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已经改变了看法,接受了战争可能纳粹德国的合理回应。  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回到英国后,向人群发表了他著名的「我们时代的和平」演说。该协议得到了大多数媒体的支持,只有雷诺新闻和一家倾向于工党的报纸表示反对。工党在议会中反对该协定。一些保守党人投了弃权票。但是,唯一提倡战争的国会议员是保守党达夫·库珀(Duff Cooper),他为表示抗议该协议而辞职。

  绥靖主义的正面观点部分是由媒体塑造的。伦敦时报的德国通讯员诺曼·埃布特(Norman Ebbutt)指控,他关于纳粹军国主义的持续报导遭到编辑杰弗里·道森(Geoffrey Dawson)的压制。理乍得·科克特(Richard Cockett),威廉·希尔(William Shirer)和弗兰克·麦克唐纳(Frank McDonough)等历史学家都证实了这一主张。 1938年10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86%的公众认为希特勒对自己未来的领土野心撒谎,这是倾向于张伯伦的出版商在最后一刻从《新闻纪事》中删掉的。  张伯伦对BBC的直接操纵是持续和令人震惊的。例如,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广播制作人不要冒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通过审查工党的反纳粹德国评论来遵守。张伯伦展示了当时的民主政体在试图操控新闻界时的影响。对于张伯伦而言,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他宁愿忘记自己发挥了如此的影响力,而越来越多地将当时的新闻界误认为是真正的公众舆论。  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天,记者赫拉·格兰特·达夫(Shiela Grant Duff)的《企鹅特别版》,由捷克人与欧洲人出版并分发给每位议员。她的书是对捷克民族的热情捍卫,对英国政策进行了详尽的批评。它具有影响力并被广泛阅读。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一致认为绥靖主义是负有责任的。工党国会议员休·道尔顿等人与保守党人和对希特勒持反对态度的贵族王室确定了新政策。三名英国记者迈克尔·富特,弗兰克·欧文和彼得·霍华德出书并以「加图」的名义写作,呼吁将15位公众人物免职,其中包括张伯伦和鲍德温。据说,绥靖政策促成了保守党在1945年大选中的失败。  历史学家戴维·戴克斯(David Dilks)认为,绥靖主义的目的是以他人的代价购买暂时的和平。

  历史学家在事后以各种方式解释了张伯伦的政策。可以说,他真诚地相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目标是有限的,解决他们的不满将保护世界免受战争的侵害;为了安全,应该加强军事和空中力量。许多人认为这种信念是谬误的,因为独裁者的要求不受限制,绥靖使他们有时间获得更大的力量。  A·J·P·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的论点(有时被称为修正观点)在当时遭到许多历史学家的拒绝,在英国和美国对他的著作的评论普遍风评不佳。然而,他的一些见解受到关注。他被认为试图证明绥靖是一项受欢迎的政策,并且英国外交在1933年以后具有连续性,打破了普遍观点:一个小型的堕落集团,面对公众的强烈反对,在1930年代的某个时候神秘地劫持了英国政府。他试图将1930年代的领导人描绘成尝试解决问题者。  在1990年代初期,由于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绥靖可能是1930年代英国政府的唯一选择,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绥靖理论。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借用绥靖主义,解释了他决定参加1950年的朝鲜战争。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迈克尔·约翰斯(Michael Johns)在1987年写道:“罗纳德·雷根抵达华盛顿后七年,美国政府及其盟国仍然以绥靖文化为主导。

  1938年8月,慕尼黑阴谋发生之后,苏联对英法更加不信任,于1939年8月,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可以集中应付西线攻略,而苏联争取了时间备战,同时把德国侵略矛头引向西方国家。1939年9月,德军对波兰发动突袭,波兰国土大片沦陷,苏联以保卫「西部边界安全」为借口与目的,陆续侵略东欧诸国,建立战争防备缓冲带,称为“东方战线”。1941年6月22日,德国没有继续袭击英国,反而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苏联的绥靖政策也最终破灭。
绥靖主义(英语:Appeasement),又称为姑息主义,是一种外交政策,通过对侵略扩张势力作出政治或物质让步,以避免战争冲突。这术语最常指内维尔·张伯伦在1935–1939年间对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