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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期间,道、佛成形,道家讲玄理,佛家讲空理。宋明理学虽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也借鉴了佛学和道教思想,讲的则是「性理之学」。宋明儒者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教条,慢慢培养了对经书怀疑的态度,从疑经走上了改经的道路。

  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  南宋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受程颢影响,并引述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全祖望评价:“宋干、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

  元代在全国大规模兴建书院,极大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与传播。延祐复科后,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由此走上理学正统地位。

  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明末刘<unk>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是真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偷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理学在明朝推行八股文以后逐渐走入空谈,读书人只懂寻章摘句皓首穷经,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在清代更是成为衡量读书人的唯一标准。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读了崔蔚林的文章,说“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又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使如此,康熙帝为了博取士大夫的支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诏令,以朱熹配享孔子庙,成为孔庙十哲之一,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学术。  清初发扬了汉学旗帜与宋理学对立,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认为宋学偏离儒之本法太远,应该回归远古考据「凡古必真,凡汉必好」。

  现当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学,而其中又分为程朱理学派及陆王心学派。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理学家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自视为「天民之先觉」,以天下为己任,要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  理学参照佛教禅宗而调整自己的思想结构,在修养方法以至世俗伦理都吸收了禅宗的成分,但理学又批判并超越了禅宗。程颐的「存养工夫」便从六祖慧能得来,理学强调超越之「理」,即自佛教的超越的「心」转移而来。  理学相信有「天理」,「理」在事上又在事中,人生在世必须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即尽本分。佛教只强调「静」的存心养性,理学则强调「敬」,「敬贯动静」,不但是通向价值之源的超越境域,也是成就此世之事的精神凭借,是入世做事的行动原则。敬就是一种全神贯注的心理状态,演变成中国社会的「敬业」精神。理学强调勤劳勤学,爱惜光阴,认真把事做好,反对闲反对懒,也有类似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伦理观念。
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