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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在上台前就曾根据苏联国家组织和领导文学工作的经验,而在1949年7月就通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建立了完备的文学体制,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学的前进方向。在文学体制方面,第一次文代会所建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及其在1953年所更名的中国作家协会正是脱胎于苏联的作协体制。作家协会的组织方式、基本纲领、机构设置、内部运作及党组负责的权力结构,甚至是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基本任务、管理模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等方面,也处处显示出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突出影响。  1950年前后的苏联文坛,正处于日丹诺夫时期,为了加强文学控制,联共(布)中央曾对具体的文艺问题颁布了一系列决议,比如《关于〈鳄鱼〉杂志》、《关于〈旗〉杂志》和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些决议和报告都曾被作为应该学习的“先进经验”及时地翻译成中文,从而为1950年代的文学批判运动提供了忠实依循的基本模式,比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分别于1954年12月8日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和1955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胡风问题的“决议”。1952年,《文艺报》刊发了主编冯雪峰撰写的《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中的最先进的东西”,“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为实践党性原则而努力,这是我们文学艺术创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确定的苏联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规范。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确认“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则更是正式确认“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中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中共中央曾转发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  中共上台后,全国掀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高潮,把苏联管理新闻工作的方法全盘搬过来。当时的中宣部,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的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做“哨兵”,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陆定一强调,“宣传部不能只管党校、出版、地方报纸等具体业务,应该管整个思想战线。”强调文学和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和组织原则,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任务。1944年,周扬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其中在第四辑的“无产阶级文艺”部分,摘编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在1952年说: “斯大林同志关于文艺的指示,联共中央关于文艺思想问题的历史性决议,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以及最近联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中关于文艺部分的指示,所有这些,为中国和世界一切进步文艺提供了最丰富和最有价值的经验,给予了我们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指南。”“‘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1954、1955年间,中国思想界、文艺界在全力批判俞平伯、胡适等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以政治斗争替代思想和学术论争,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反革命"的运动造成了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  1948年,米丘林遗传学派的李森科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了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苏联的做法很快传入了中国,在当时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也采取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压制摩尔根学派,当时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人认为摩尔根学派的基因说是唯心主义,科学家竺可桢就因为信奉摩尔根学派而不被允许开设遗传学课程。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首先提出对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批判和改革,打破了以往的个人崇拜、政治专断和经济管理上的部门壁垒,多年来禁锢的思想领域开始"解冻"。苏联从1955年后期开始的对待知识分子态度解冻,为改善苏联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团结一切愿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一批在19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8期发表了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的有关说法提出质疑。1955年底时,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随着舆论开放和政治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1951年,在中国国内关于京剧的发展问题的争论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主张,即对待历史流传下来的戏曲艺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1953年,毛泽东就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又提出要“百家争鸣”。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陆定一提出中宣部重点做好500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力主形成尊重知识、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他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这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决不要戴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并使新一代得益。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

  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作了长篇发言:“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有人提出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他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他说:“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包括苏联李森科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的事情。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我们所需要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高教部联合在山东青岛召开了一次遗传学座谈会,针对遗传学界存在的不同学术观点展开自由讨论,去除之前强加在不同学派头上的政治标签,使持摩尔根学说的学者和持李森科学术观点的人一样,拥有教学、研究和出版的权利。1957年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强调对待知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中共中央指示地方党委: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仅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于5月1日转发了这篇文章,在转发时,不仅加了一个新的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5月22日,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章伯钧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6月1日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各地的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指示》强调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指示》要求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而各级党组织要“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正式发动反右运动。6月16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 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导致了随后的“大鸣大放”。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响应“双百方针”的许多人被打成右派,遭到灭顶之灾。接下来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得这一方针完全没有得到实施。  1962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中指出: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放宽了对文化界、科学界的钳制。这时期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代表的各类文艺流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然而1989年的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的限制又有所加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1956年中国共产党推出的一项政策,是指“对艺术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学术工作主张百家争鸣”,中共宣称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繁荣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方针提出一年后,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响应“双百方针”的许多人被打成右派,遭到灭顶之灾。1957年《人民日报》曾撰文称“双百方针”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因此这一方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并没有得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