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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克莱·德托利1761年11月27日出生于立窝尼亚的帕穆希斯,是在Žeimelis(今立陶宛北部)的一家教堂受洗的路德宗教徒,祖先是从17世纪迁来立窝尼亚的说德语的苏格兰贵族家庭的后代,他的祖父是里加市长,他的父亲博格丹·巴克莱·德托利受承认为俄国贵族。

  年轻的巴克莱在1767年5月13日加入了普斯科夫卡宾枪骑兵团,1778年5月成为小号手。1788—1789年巴克莱参加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并在奥恰科夫和阿卡曼攻城战中有杰出的表现。1790年参加了俄国与瑞典的战争,四年后,巴克莱跟随苏沃洛夫元帅前往波兰镇压柯斯丘什科起义。1794年巴克莱作为一名在近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中担任多位高级军官的杰出副官,被晋升为中校。同年,他被任命为艾斯特兰猎兵军指挥官,三年后改任第四猎兵团指挥官直到1799年,随后出于对他在1794年波兰战役中的优秀表现,巴克莱获晋升陆军少将。  在1806年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巴克莱在东普鲁士的(1806年11月)中表现杰出,并在之后的艾劳会战(1807年2月7日)中负伤,两次会战中巴克莱的表现使他升为中将。  伤愈后,巴克莱于1808年回到军队指挥了对瑞属芬兰的军事行动。1809年巴克莱迅速而勇猛的穿越冰封的波的尼亚湾的行动使他的名声哄传欧洲,此举使得俄军出敌不意的占领了瑞典的于默奥。对于这一战术的运用,巴克莱的事迹被俄国著名诗人Baratynsky(曾被普希金称赞过的某人)写入其不朽的诗篇中。巴克莱在此战后晋升陆军上将,并被任命为芬兰总督。一年后,巴克莱回到京师担任战争大臣直到1813年。

  在整个1812年拿破仑征俄战争中,巴克莱一直担任西部第一军团的最高指挥官,该军团是当时俄军用以抗击拿破仑的最大军队。他提出了如今相当有名的焦土战术,将敌军一步步引入本国的领土,率军撤退到Tsaryovo-Zaymishche(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之间,维亚济马西面)。在战局初期,巴克莱率俄国第一军团从维尔纳退往德里萨,继而转向维捷布斯克,再退向斯摩棱斯克,巴克莱和第二军团的指挥官巴格拉季昂亲王一直凭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与拿破仑周旋,避免正面交锋,拒不实施富耳将军制订的2B作战计划(富耳想让巴克莱固守德里萨而巴格拉季昂进到法军主力背后),最终两军在斯摩棱斯克会师。  但无论如何,俄国人相当反对一个外国人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巴克莱的竞争对手甚至到处散播巴克莱是拿破仑的代理人的谣言,连随着俄军不断撤退的俄国民众也指责他的懦夫行为。巴克莱承受着下属和皇帝的压力下开始了斯摩棱斯克会战(1812年8月17—18日)。拿破仑威胁了巴克莱唯一的退路以致巴克莱不得不率军从斯摩棱斯克撤退。丢失了俄国的圣城斯摩棱斯克,巴克莱遭到了将领和俄国人的强烈抗议,以致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也无法再置之不理。其时巴克莱已几乎无威信可言,如巴格拉季昂亲王之类的同僚和康斯坦丁大公等下属,甚至是士兵、平民,都公开表达对统帅撤退战略的不满。出于违背亚历山大一世本身意愿的决定,皇帝任命了曾在奥斯特里茨败于拿破仑之手的库图佐夫上将为俄军总司令,尽管皇帝与库图佐夫完全无法相处,但库图佐夫在朝臣和人民中却有极高人气。卸任后的巴克莱继续担任了西部第一军团的指挥官。  在博罗金诺战役(1812年9月7日)中巴克莱勇猛而冷静的率领俄军右翼,出于对巴克莱个人品德的信任,巴格拉季昂在战况危急时不经过库图佐夫直接向巴克莱求援,巴克莱闻讯后立刻派出6个防卫团、8个掷弹兵营、24门12磅炮全速支援。在战后的菲利军事会议上,尽管总司令库图佐夫在会前就已经意识到坚守莫斯科只会将军队和古都一并葬送,但却不敢面对放弃莫斯科可能招致的巨大愤怒和谴责,此时巴克莱主动提出放弃莫斯科的建议,并以决定性的劝说分担了责任,展示了慷慨无私的精神。随后由于巴克莱染病而不得不离开军队静养。  拿破仑在俄国战败后,巴克莱的战术所带来的最终胜利将他塑造成了一名被同时代的人们误解、遭到宫廷排挤的浪漫主义英雄,他遭到不公正的恶言中伤,人们普遍认为他在战争初期胆怯懦弱、不敢应战,但却忽视了正是他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在战争初期同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拿破仑展开决战,并通过焦土战术削弱法军脆弱的补给,逐步瓦解法军斗志,为博罗季诺战役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在8月17日成功击退法军的进攻后决定放弃圣城斯摩棱斯克这一点上,他需要极大的决心、无私和道德上的勇气来对抗全军将领的施压以及未来可能来自沙皇本人的恼怒,事实证明当时对他的撤退决策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和嘲笑都是愚蠢至极的。在博罗季诺战役后养病期间他暂时离开军队,但却继续遭受羞辱,他在卡卢加的住所遭人砸坏窗户,此外,由于他非俄国的血统,他亦遭到俄国同僚们的排挤,在冬宫的宴会上更是无人理睬他。但很快,他收到了沙皇的来信,肯定了他在战争初期的正确决断,而库图佐夫也正是继承他的战争策略取得胜利,他的名誉得到恢复,在俄国的声望急速上升。

  巴克莱重返战场并参加了在德国的战役,在随沙皇抵达维尔纳后,他既不像库图佐夫那样保守(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以及对英国的不信任,这位老帅不愿意将拿破仑彻底击败并拉下皇位,他不愿意看到俄国人流血牺牲最后却由英国独享胜利的果实),也不像叶尔莫洛夫等俄裔将领那样激进地想要立刻展开追击,他建议在德国整顿军队后再同法军开战。  库图佐夫死后,继任俄军总司令的是1812年的“圣彼得堡守护者”彼得·维特根施坦,但由于其在吕岑会战(1813年5月2日)、包岑会战(1813年5月19—20日)中接连失利而被撤职(尽管这两次会战中,由于法军新军皆为新兵且缺少骑兵部队,损失比联军多一半),巴克莱再一次被启用担任俄军总司令,他上任后坚持要求联军在3个月的停战期间后撤并进行修整,之后他参与德累斯顿战役(1813年8月26—27日),(1813年8月29—30日)和莱比锡战役(1813年10月16—19日),在第六次反法联盟后期的战斗中,巴克莱有效地指挥了反法盟军中的主力军团,因此亚历山大一世授予巴克莱伯爵头衔。  巴克莱参加了1814年联军入侵法国的行动并指挥了对巴黎的劫掠,这使他得到了陆军元帅权杖作为奖赏,成为著名的冬宫六十四元帅之一。1815年,巴克莱再次担任西征俄军总司令准备入侵法国,未几拿破仑于滑铁卢败绩,巴克莱班师回朝。战争结束后,巴克莱获封为亲王。单单是劫掠巴黎和未成行的远征,就能让巴克莱分别获封元帅和亲王,这也只能说明亚历山大一世在尽力补偿在1812年战局时无法保护巴克莱的愧疚吧。  战后不久,巴克莱的健康状况便开始恶化。他只好离开军队回到他在Jõgeveste(在今爱沙尼亚南部)的庄园。1818年5月26日,巴克莱逝世于东普鲁士的因斯特堡,此时他正想从他在立窝尼亚的庄园前往德国养病。  他的妻子Helene Auguste Eleonore von Smitten'在对他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后于1832年放入由Apollon Shchedrin 和 Vasily Demut-Malinovsky 设计的陵墓中。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即位后,下旨于首都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前面建立一个壮丽的巴克莱的雕像。在里加也有元帅的雕像,在因斯特堡有Vladimir Surovtsev设计的巴克莱元帅青铜全身塑像,在塔尔图有个半身像,以及被“巴克莱最爱的屋子”(在其死后由他的遗孀接收)。  巴克莱·德托利亲王的儿子Magnus于1871年10月29日去世后,亲王的男性后嗣便断绝了,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下诏由元帅的姐姐的外孙Alexander von Weymarn继承亲王的世系,幷于1872年6月12日继承巴克莱·德托利—魏玛恩亲王的头衔。

  1880年Nesvizhskiy第四掷弹兵团(伟大的元帅、亲王巴克莱·德托利,米哈伊尔·博格达诺维奇专属)以亲王的名字命名。

  巴克莱·德托利并不算是一位被遗忘的名将,在战后他的荣誉得到了恢复,在这一点上远比同是外国人但一直是伯爵、上将的本尼格森幸运得多,甚至据传这两人都曾遭库图佐夫打压。在之后的日子里,库图佐夫作为拿破仑的实际击败者地位不断升高,在苏联时期,为了营造民族意义上“俄国人的卫国战争”这一概念,对外籍将领功绩的忽略以及对库图佐夫的吹捧都达到了顶峰,以至于苏联学者几乎不关注1813年至1814年俄国在欧洲战场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事实上是列夫·托尔斯泰那个时代对外籍将领们偏见的延续,例如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作者托尔斯泰也借主角鲍尔康斯基之口对巴克莱做出评价:“巴克莱·德托利是个好大臣,但不是个好将军。”而事实上巴克莱·德·托利在战前同沙皇拟定的战争策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1812年的战争中他也坚定不移的执行了这一策略直到他被撤职,尽管他不是俄国人(民族意义上),但他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对沙皇、对军队的忠诚,以及道义上的无私、慷慨,承担责任的勇气,遭受屈辱时所表现出的气度,是大部分俄国将领都难以企及的。
米哈伊尔·博格达诺维奇·巴克莱·德托利亲王(Mikhail Bogdanovich Barklay-de-Tolli,西里尔字母: 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 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1761年-1815年),俄罗斯帝国陆军元帅、亲王,冬宫六十四元帅之一,芬兰总督(1809—1810),战争大臣(1810–1813),及第六、第七次反法同盟中的帝俄皇家陆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