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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远古至约三千年前,世界各地民族(包括古希腊)的思想仍然处于很愚昧(即民智未开)的状态,他们对各种天神地祇十分迷信和充满敬畏。这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不容易改变的。事实上,直至十五世纪欧洲历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仍然保留着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祖先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古希腊人最初与其他古代民族一样,认为部落中一切行为的规范都是神所制定,是神圣不可犯侵犯的。到了约公元前700年,当古希腊人开始从不同部落和城邦的实际情况中反思这些规范可能有神以外的基础的时候,他们便开始走出愚昧的状态,并进而发挥理性的力量,那时以自然法作为道德和法律基础的思想才能有出现的机会。阿那克西美尼(公元前586至526年)是古希腊第一个学者提出在各城邦所制定的个别的成文法之外,还存在着普遍的不成文自然法的观念。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5至475年)继而在这个崭新的观念中注入实质的内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要把个人和社群的生活从属于永恒规范与和谐的普遍法则,人们制定法律正是尝试把这普遍法则实现于世上。由此可见,无形的普遍法则是一切有形法律的基础的观念这时开始出现。后来,这自然法的雏形思想逐渐获得很多城邦采用,成为它们立法的理念。到了公元前450年左右,很多被称为智辩家的知识分子猛烈批评当时的城邦制度。他们虽然赞同自然法是法律的基础的观念,但是却批评现有的法律实际上只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并不能达到统治者宣称的理想。此外,他们提出以下两个影响深远的观念: 1) 政治组织和它制定的法律并不是必然存在,而是由人民有意识地建立的。人类才是永恒存在的,当政治组织未建立之前,人类是处一个自然状态,遵行自然法。 2) 根据自然法,所有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因此,人权的观念逐渐随之出现,超越城邦界限的和较优越的世界政治组织的观念也开始萌芽了。  与智辩家强调自由以脱离束缚的新思维不同,柏拉图(公元前428至347年) 继承并发展传统的自然法思想。他认为正义的根本含义不是自由,而是整体的井然有序以及内部各部分的和谐协调。柏拉图的哲学基础是理型论,他认为人类所见的事物并不是真实的,而只是它们的完美理型(Forms或Ideas)的投射。所有的完美理型都存在于一个外在但看不见的完美世界中,是永恒不变的,并且只能被思想所理解。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世界的正义只是反映完美世界中的正义理型,人们制定的法律也只是反映完美世界中的法律理型,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法律,也是衡量前者的标准,当人们制定的法律违反完美的法律理型的时候,便会失去法律的效力。立法者必须努力寻求这永恒不变的完美法律理型。然而,柏拉图认为只有充满理性的哲学家才能获得这样的智慧。柏拉图也反对智辩家所提倡的政治组织和法律不是必然存在的观念,他认为政治组织和法律对充分实现人类的完美本性是不可或缺的,它们肩负神圣的使命,教育人民各种美德,使他们获得道德、正义和幸福快乐。  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至322年) 都认为每种事物都有一个普遍形式,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赞同柏拉图的理型论,他认为普遍形式并不是存在于一个外在的完美世界中,而是在每个具体的事物内,并且独立于人的思想地存在。像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继承并以自己的哲学思想发展传统的自然法思想,他认为每一条法律都有两种形式:特殊的和普遍的,前者是由人们运用理性制定的,而后者则是自然法,是前者的目的和理性基础。人为的特殊法律都是或多或少地实现了普遍的自然法,因此是人民应当遵守的。相应地,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有两种形式:法律的和自然的,前者是以人们的观念为基础,而后者则是以独立于人类思想的自然法为基础,是普遍有效的,并且是前者的目的和理性基础。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他认为自然法是存在于每个具体的特殊法律之内,因此是包含着变化原理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柏拉图提出的政治组织和法律对充分实现人类的完美本性是不可或缺的观念,他认为人类的自然天性是参与政治活动的,因此按照自然,城邦是先于个人存在的,立法的目的是要维持良好的秩序,使人民得以实现他们的自然目的。  西塞罗(公元前106至43年)继承传统的主流思想,认为自然法是宇宙的根本原理,是全人类和所有国家都必须遵从的。他主要在人性方面发展这传统思想,他认为自然法需要在人性中寻找,而人性中最重要的是理性,因为这是人与神的共性。神以理性通过自然法统治万物,人类则借着理性得以与神联系。按照人性,每一个人一方面都获得理性的恩赐,得以认识自然法和自然正义,另一方面也必须遵守自然法以达成人生的最高目标,即进入与神相同的状态,成为和谐的宇宙秩序或神的国度的一分子。此外,西塞罗认为按照人性,人类是政治动物,但是任何政治组织和法律都必须以永恒不变和普遍的自然法和自然正义为基础。人们制定的法律不能违反自然法,因为自然法是真正正义的基础,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益处都不足以作为立法的充足理由。  中世纪思想以基督教神学为主体,政治和法律思想只是神学的附属品。奥古斯丁(354-430)是中世纪前期最重要的神学家,他认为由于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为了使天性自私的人类能最低限度地和平共处,就必须有政府的设立,以强制性的法律,以及对违法者加以惩罚的手段,以收阻吓之用。由此可见,奥古斯丁与古希腊的哲学家相反,认为政府和法律只有消极的减少罪恶的功能,并没有后者所说的引导人民向善的积极功能,因此自然法则的观念在他的法律思想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在中世纪,被人遗忘的古希腊哲学著作逐渐消失于基督教世界中,其中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幸好,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得以传到回教世界中,并翻译为亚拉伯文。到了十二世纪中期,欧洲人开始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亚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中世纪后期最重要的神学家是阿奎那(1225-1274),他身处亚里士多德大部分著作已经翻译为拉丁文的时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融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神学体系。阿奎那把法规定义为掌权者为共同的益处所颁布的命令,他认为真正的法规(其中包括法律)必须是为了共同的益处,而不是少数人的益处。他把法规分为三个阶层: 虽然阿奎那赞同奥古斯丁的原罪论,但是他认为人在今生可以达到一个有限度的自我完善的状态。因此,他认为人法的功能不仅限于负面的制止邪恶,也包括正面的帮助人民培养某些美德。虽然立法者不能期望人民能成为完美的人,但是却应期望他们付出一定的努力以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秩序,这包括促进社会正义、维护婚姻和家庭制度、敬重教会和学术机构等。他认为公共益处应较个人益处优先,理由是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秩序井然的社会能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使人民得以充分实现他们的潜能,并获得美好的生活。  在十四世纪,中世纪神学出现了知性主义和意志主义的辩论,后来延伸至对自然法本质的不同理解上。前者认为自然法的本质是理性,极端的知性主义者甚至认为自然法是完全独立于神的意志的。后者则认为自然法的本质是神的意志,极端的意志主义者甚至认为自然法完全是神的自由意志,而与理性不相干。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 (1548-1617) 在十七世纪初提出的中间路线对后来的格老秀斯影响甚大。一方面,他虽然赞同理性是自然法的重要基础,但是却进一步指出两者最终都来自神,因此自然法是反映神的意志的。另一方面,他虽然也赞同神的意志是自然法的重要基础,但是却进一步指出神的意志也不能否定自己,因此祂不会禁止那些以神的意志为基础的自然理性。  格老秀斯(1583-1645)是中世纪最后的重要自然法学者,也是现代自然法理论的先驱。他指出拉丁文ius或jus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意思:  很多人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因此没有所谓自然法,所有法规都是人法。格老秀斯反对这个见解,他认为人也有利他的倾向,他特别指出人不仅是群居的动物,更有渴望有和平和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天性,而这天性正是自然法的基础。因此,自然法可以理解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生活习惯和规则的总和。由于这天性使全人类联合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大社区,所以自然法规的效力也是超越国界的。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的首要原则是保存自己的生命、身体健全、人身自由和财产。然而,当以上的东西获得保障后,人们便会按照他们的天性追永更高的目标,即和平和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只顾私利,而不顾别人的利益。因此,自然法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互相尊重以上的自然权利,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其他主要自然法包括补偿对别人造成的损失、遵守承诺和惩罚犯规者等。由此可见,与之前的中世纪学者把自然法视为人类获得一切美好生活的普遍原则不同,格老秀斯特别强调自然法的主要原则是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以及尊重彼此的自然权利,他的目标不是要获得一切理想的美好生活,而只是维持和平和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而已。这崭新的观念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格老秀斯明显反对神授君权的见解,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管治自己的自然权利,而国家的主权最终是来自人民的共同协议,为了和平地享有他们的基本自然权利和其他共同利益,他们愿意把这管治自己的权利给予国家,并互相承诺接受它的管治。因此人民有完全的自由选择政府的形式,例如君主或民主政体。然而,虽然格老秀斯认为主权最终是来自人民,但是却指出人民不能运用主权,反而有责任服从国家,甚至是当它不正当地运用主权的时候也应如此,可见他仍然欠缺近代政治理论的人民拥有完全主权的观念。  到了17世纪,自然法遭到了来自部分人群的义正词严的批判。托马斯·霍布斯独创了一套符合众人意志的自然法理论:何为众人所寻求的(指幸福)乃是争论的焦点,然而在谈到他们惧怕的事物(例如凶杀)时,却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自然法反映并代表了理性人趋利避害的表现。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要求人们服从君主的支配。这意味着君主所命令的一切都具有法律效力:自然法的权威禁止实在法对它的申诉。杰里米·边沁关于这一论题的修缮成为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原理。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将自然法融入了他的许多理论学说与哲学体系中,尤其是在《政府论》一书中。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描述“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亦引用了自然法理论:

  罗马天主教会将自然法理解为造化中无所不在的规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时也通过萨拉曼卡学派得以传播扩散。  该哲学系统认为人类是由躯体和精神组成的,并且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也许指灵魂)部分间紧密相连。按照这种理论,人类被描述为具备美德的物种。我们可以追求的这种美德,拥有许多具体表现,例如,生殖对于所有动物来说都是普遍与寻常的,然而对真理与智慧的崇尚和追求,却倾向于人类特有的才智。存在于我们躯体与精神之间那难解难分的联系,要求我们的行为不能仅仅受原始本能的影响,而更应该为高尚的理性所指引。

  

  自然法主义坚信,「在统治者和主权人民之上,在全体人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律。」自然法思想不仅是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石,也是文明的根源,深植于西方思想,表现于《大宪章》、《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及美国宪法,提供了是非对错、公私行为的基准,成为对抗专制和暴民政治的根据,促进并保护自由民主体制的成长。但在20世纪,自然法主义趋向式微,人们认为观念和信念是个人主观的事情,没有公共理据,不再坚持法治的理想。

  自然法体系如今正经历着一场蜕变(如同法律实证主义那样)。许多美国哲学家,包括吉麦恩·戈瑞塞斯、约翰·芬尼斯、罗伯特·P·乔治,以及加拿大哲学家约瑟夫·波义耳,都已经创立了一套引人瞩目的,这一宝贵传统的崭新注解。在功利主义与康德哲学之外,自然法学说浸润着道德标准,也是分析哲学中第一原理伦理学说的时兴选择。“新自然法”理论正如它有时被理解的那样,是起源于戈瑞塞斯的理论,它集中关注“人类基本的善”(basic human goods),例如生命、知识、审美经验等(这样的善具有“不证自明”的固有价值),以及这些善显示出的,与其他事物不可比较的性质。

  在法学中,自然法的学说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这可以解释为发现,而不是如同《权利法案》一样的发明),以及(或者)在解决冲突的自然过程中显现的规律(具体化为习惯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对立或弥补,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这两者依赖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而不似人为设计的正义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个方面,自然法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起源自法律系统的戒律。鉴于法律实证主义会说,一部无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许会回应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论之(即恶法非法)。法律解释主义(Legal interpretivism,在英语世界,罗纳德·德沃金对它的捍卫是十分著名的)坚持要有一个区别于自然法或实证主义的立场。

  17世纪胡果·格老秀斯将他的国际法奠基于自然法。特别他论海洋自由和正义战争理论的著作更是直接诉诸自然法。关于自然法本身,他写道:「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变或废除」自然法,「即使我们假设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它不关心世人之事,它都将保持其客观的有效性」()。这就是有名的「假设上帝不存在()」的论证,使得自然法不再必然地连结于神学。

  自然法的概念在英裔美国人的习惯法发展史上,据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议会与君主政治的斗争中,议会方面时常从英国基本法中引经据典,而英国基本法有史以来便蕴含了自然法的精神,并且对于君主的权力做出了限制。自然法原理在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中表露无遗,此外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法理学家莱桑德·斯普纳也对自然法做了明确表述。

  法学上与自然法相对应的是意定法,既合意达成利益平衡而形成的法律,但意定法的制定也离不开自然法。二者分别相对应于“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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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英语:Natural law, Laws of Nature;),为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历史上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根据自然法的道德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则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经典意义上的自然法是指从社会和个人角度、运用理性分析人性,并且演绎出个人道德行为背后所遵循的规律。自然法本质上不是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而是追求自我利益时的理性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