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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敏认为「书」字泛言图书。尚书之「书」,则指朝廷诏令,即公文书。尚书原本只称为《书》,向伏生学习《书经》的欧阳生家,以其为上古之书,取「尚」字上古、久远之义,而称名为《尚书》。

  《尚书》本是上古档案资料的汇编,孔颖达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马融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  「尚书」最早只被称为「书」,而「尚书」之「尚」最早见于《墨子》:“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此时所指《尚书》也包含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就是收集左史所记的言论或命令。实际上,《尚书》不仅记言,也有史实。  《纬书》记载古代《尚书》凡3240篇,至孔子删定为120篇,遂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尚书》又称《书经》,为五经之一。《尚书》又分成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西汉末造,开始有所谓今古文之争,古文学派日盛,官派的今文学派主流地位备受挑战。今古文之争一直延续到清朝末造。

  按《汉书·艺文志》的说法,经过孔子整理编纂,形成了有百篇的《尚书》。秦末兵祸大起,伏生流亡;待西汉建立,天下重新安定下来,他返回故乡,发现所藏“亡数十篇”仅剩下29篇(纬书说28篇)。之后朝廷派遣晁错去听伏生(当时已九十多岁)讲授,以汉代当时使用及流通的官方文字隶书来纪录,所记录下来的本子就称为《今文尚书》。另外,有河间女子献《太誓》(《泰誓》)一篇,被并入伏生所传之29篇中。  伏生将他对《尚书》的解释传授给欧阳生(欧阳和伯)与张生,张生将之传授至欧阳高、夏侯胜(大夏侯)、夏侯建(小夏侯),为今文尚书授受之三家。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立欧阳氏为学官;汉宣帝石渠议奏之后,三家皆立为学官。  东汉之十四博士包括了欧阳氏、大小夏侯三家,如今均已亡佚失传,今日可从熹平石经残石与复原去推测欧阳氏本的面貌。

  《汉书·艺文志》提到:「《古文尚书》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这批尚书以先秦蝌蚪文记载,难以解读。后来孔安国取得这本子,与官方已有的《今文尚书》29篇对照,多出16篇,异文七百多处,是真正珍贵的先秦文献。汉武帝时,孔安国的后代或学生将此本交给了官方,刘向称之为「中古文」,史记中的孔安国本应该就是指这一版本。  《古文尚书》开始传习于民间,势力较小。汉平帝时,刘歆对比了古文和今文区别之后,倾向古文学,建议朝廷把各种古文经书都立于国学,引起了古文和今文的大论战。东汉时,完整的孔安国本已失,杜林在河西获得了《古文尚书》之漆书1卷,这一古文本其篇数和今文尚书篇数相同皆29篇,但没有孔安国传本所多出的16篇。东汉末年起,贾逵、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家为漆书本作注积极提倡,学习者逐渐增多而在学术界逐渐取得优势。

  早时就有东莱张霸集结《左传》等书,造《一百零二篇尚书》,事发张霸入狱,本书亡佚。  西晋永嘉之乱时《今文尚书》经文、注疏均失传,于是郑玄所注《古文尚书》流行。东晋元帝时,豫章太守梅颐自称得到失传多时的孔安国《古文尚书》(后被称为《伪孔传》),比今文经又多了25篇《古文尚书》的篇目,隋代南朝经学流入北方,后这部《伪孔传尚书》自此代替了郑玄注本,影响千余年,而真正来自孔壁本的《古文尚书》(郑注漆书本)最终完全失传。  然而,自宋朝开始,朱熹、吴<unk>等学者都对于梅献《伪孔传》怀疑,到了明代中期梅<unk>撰《尚书谱》、《尚书考异》,系统性批判其可疑之处。清初黄宗羲亦举其疑点,后阎若璩以三十年光阴写成《尚书古文疏证》,列举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认定梅献《伪孔传尚书》所多出的二十五篇,都是后世魏晋时代所伪作。现代已经断定为伪造。  虽然多数人认为《伪古文尚书》并不是流传自上古的《尚书》,但其中亦有部分较为优秀,如《五子之歌》中提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

  2008年7月,清华大学获赠两千余战国竹简,是由校友赵伟国从香港购买捐赠给清华,经过专家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应出土于楚国境内。内中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unk>》、《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例如《尚书》中的名篇《傅说之命》,即先秦文献引用的《说命》,和传世伪古文就并不相同。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有三分之一的“清华简”已被初步浏览。目前相关单位公布其内容的有二:《保训》及周武王时期的乐诗。《保训》原无篇题,由专家根据篇文内容而定名,内容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周武王)的遗言。乐诗为周武王于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中,饮酒时所赋诗歌,疑为《乐经》原文。  清华简中,目前整理出来,疑为尚书类文献的有:  其中的《厚父》篇,孟子曾引用当中一段「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并明确提到这段话出于尚书。然而,伪古文尚书将之编入《周书》的《泰誓》。

  《尚书》属于记言体,内容以言为主。记载的内容,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包括了夏、商、周三代。陈梦家《尚书通论》第一章先秦引书篇统计《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九本先秦经典引用尚书一百六十八处。《尚书》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尚书》以古奥难读著称,其中“诰”体文献特别生涩难懂,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往往都有多种解说,《汉书·儒林传》谓:“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像是“曰若稽古”仅四字,却有多种解释方式,据称达三万言,郑玄解释为“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王肃解为“顺考古道而行之”。都言之成理。因此韩愈称:“周诰、殷盘,诘屈<unk>牙。”司马迁写《史记》时,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如《尚书·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扬雄亦言:“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国学大师王国维称《尚书》所不能解者近半。  《虞书》记载中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顾炎武《日知录》卷二:“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日知录集释》载孙氏志祖之言曰:“按《左传·文十八年》明云《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谓之‘有《夏书》无《虞书》’乎?窃意古人盖以二典为《虞书》,《大禹谟》以下为《夏书》也。”《夏书》的《禹贡》记载了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历代研究者极多,《甘誓》一篇已出现于战国时期《墨子》的著作中,《左传》中已出现过《虞书》。《周书》记载周朝的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尤其是周公本人的记载最多。  孟子曾说《尚书·武成》一篇的纪事不可尽信,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极多,梅<unk>作《尚书考异》,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惠栋作《古文尚书考》都堪称传世之作。清代学者孙星衍历时二十余年完成《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孙星衍则表示“必多疏漏谬误之处”。近人曾运干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亦是不错的读本。顾颉刚及其弟子刘起<unk>的研究著作《尚书校释译论》是集大成之作。

  篇名中的不同用字之间主要为通假关系,也有其他情况,甚至错误用字。如今本第五十七篇《费誓》、东汉本第三十一篇《<unk>誓》、西汉本第二十八篇《鲜誓》为同一篇;“鲜”、“<unk>”二字有通假关系,乃同一地名,“费”亦地名,两地接近而并非一处,故篇名不应该写成“费”。

  以下为尚书的相关参考论著资料:
《尚书》,原称为《书》,为先秦时代政事文献的汇编,内容以上古及夏、商、周的君王重臣进行宣示布告的讲话记录为主。《尚书》为中国文学散文创作之祖,文风质朴。不过对后人来说,由于其年代极其久远,其用语「诘屈<unk>牙」,颇为难读。